时间：2023-09-07 17:41: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美国家庭资产的结构中，美国家庭资产中的储蓄平均比例保持在资产总量的10％以上，房地产的比例基本保持在总量三分之一的水平、而高风险的股票股权、基全和非公司股权的比重在25％-30％左右，其中有45％以上的家庭持有基金，以对资产进行保值增值。保险资产在近20年增长最快，在全额上增长了10倍左右。
与美国相比，我国家庭资产的投资结构相对较保守，现金与存款比重过高，而对理财产品的配置较低，对资产的增值保值作用不足。随着国内高净值人群投资理财理念的日趋成熟，财富目标更加多元化，资产配置和服务需求的多元化趋势，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趋势将会更加丰富，而现金和存款的高存量也为财富向高收益的股票、基金等理财产品的转移提供了可能。
发展基础――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
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基础来自于居民对财富保值和增值的需求，因此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是，二业的生存土壤。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的程度还限于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财富积累，也就无从谈资产管理。而改革开放至今，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为国家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同时，居民也沉淀下个人财富，这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为行业发展奠定广袤空间。
国际经验显示资管规模与GDP呈正比关系。在人均GDP在3万-4万美元的日本，资产管理规模在15-20万亿美元之间，资产管理规模已达到其CDP近3倍的水平2009年美国人均GDP在5万美元左右，GDP为14.25万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则达到30万亿美元，是其GDP的2倍左右，其中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达24万亿美元，是资产管理最主要的财富来源。2008年欧洲国家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资产与GDP的比重平均在80％，其中英国和法国超过了100％。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在4000美元左右，资产管理规模约为GDP的30％，相当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根据国际经验，在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后，资产管理规模将以大幅超越CDP的增速迅速膨胀。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家庭财富得到了巨大的积累，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对资产管理的需求。1990年至201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财产的绝对值由1515元增长到了1.7万元，增幅达11倍，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改革开放初年的461元增长到2009年的1.95万元，增长了42.4倍。逐渐积累的财富使国内居民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且开始寻找与风险相匹配的资产收益回报，将进一步促进人们对资产管理的需求。
客户群体――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
富裕人士成为高端财富管理的基础。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0年我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已达到62万亿人民币，较2009年同比增长了19％。以1000万人民币为衡量标准，中国的富裕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均持有财富约为3000万，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人民币。其中30％以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规模接近4万亿人民币，这部分客户主要是私人银行、私募投资等高端财富管理公司争取的对象。
就基金、券商资管和银行理财等中端理财市场而言，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持续壮大也为行业发展提供支撑。根据BCG的数据，2007年我国资产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占比为55％，管理资产总额在1.75万亿美元左右。这部分家庭即是当前中产阶级的主体，也是资产管理需求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
在财富增加的同时，我国富裕人群对财富管理的观念也有显著变化，其中现金和存款在传统类别资产中比例减少最为明显：两年时间内，由25％降至约1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通胀高企，银行推出的通胀挂钩产品保证了投资者绝对收益，并针对高净值人士推出了订制化产品设计服务，使得银行理财产品在过去两年间高净值人群资产占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仅次于现金存款和股票成为第三大投资资产。根据贝恩的调研，60％以上高净值人士倾向于减少或维持不变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并将由投资住宅等转向房地产信托，房地产基金等其他投资方式。随着监管政策开闸，在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纷纷推出相关产品的同时，许多金融机构针对高净值客户推出各具特色的其他类别产品，例如基金的专户理财、信托的集合式理财、券商的集合理财等，这都推动了其他类别投资的迅速增长(见图)。
要知道，A股已经熊了5年，券商赖以生存的三条腿（经纪、自营、投行业务）都已重度残疾，所以一年暴增近700%的资产管理业务就成为券商的“翻身本”，不过，这也预示着大资管“战国时代”的正式来临。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1年券商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还未过3000万元，然而截至2013年初却一举突破2万亿元大关，一年多时间规模暴涨近7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券商备战资管“战国时代”广集“粮草”。《英才》记者统计发现，去年18家上市券商（未计算去年刚上市的西部证券）中15家通过定向增发、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实现融资，占比高达83.33%。其中3家完成定向增发、5家等待审批、1家发行H股、6家发行短期融资券或公司债。
有业内人士向《英才》记者表示：“现在所谓的资产管理业务只是换汤不换药，规模膨胀还是依靠通道业务做起来的，含金量很低。”
但这并不能浇灭券商“豪赌”资产管理业务的热情，手握重金的券商们已经开始备战大资管时代。
尽管2012年10月间，国金证券才刚刚成立资产管理分公司，但国金证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石兵对《英才》记者直言，“未来，国金证券重点确定发展债券（投资、承销）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尤其是资产管理业务作为公司战略性发展业务投资比重会大一些。”
传统单一依靠发行集合理财产品的方式显然难以满足投资者的胃口，石兵认为，未来资产管理业务还将包括资产证券化、融资（股权质押贷款）等类似银行功能的创新业务。
部分市场人士认为经纪业务佣金率的降低，将使运营成本很高的券商营业部成为券商的包袱，券商营业部未来肯定向轻资产化发展，如淘宝开店。但这显然仍无法解释，2012年19家上市券商为何新设61家营业部及23家分公司。
经纪业务利润的降低将使券商更加重视财富管理业务，为了大力发展财富管理，渠道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英才》记者与多位券商人士了解到，把营业部打造为财富管理中心，给投资者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现在是券商打造资产管理最看重的一环。
截至2012年，仅拥有27家营业部且74.07%的营业部位于四川省境内的国金证券却略显被动。国金证券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公告显示，今年2月初，国金证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新设不超过20家营业部。
“国金证券的营业部也在向财富管理中心，甚至发行中心转换，实现金融一站式服务。”石兵表示，未来银行支行、券商营业部、期货公司营业部都会向财富管理中心转换，这是一个趋势；国金证券资产管理部力争5年内无论从管理规模还是营收上进入行业前20名。 7倍 在2011年券商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还未过 3000 万元，然而截至2013年初却一举突破2万亿元大关，一年多时间规模暴涨近7倍。
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展望
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动力强劲。“十三五”期间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发展动力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居民财富扩张，资产管理需求扩大，需求引致资产管理行业大发展。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下，“十三五”期间居民财富将大幅增长。居民的资产管理需求显著提升，将推动资产管理行业高速发展。2015年末资产管理行业规模93万亿元，以未来年均增长15%保守估计，五年内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将轻松突破150万亿元。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恿Ρ浠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管理市场作为支撑。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趋势下，相比间接融资市场，资本市场更能承担起为创新创业型企业配置资源的角色。而一个强大资本市场发展需要一个强大资产管理行业作为支撑。三是影子银行风险的弱化使资产管理业务没有历史包袱地健康发展。在“四万亿”出台之后，巨量债务累积、各种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业务衍生形式使得主要存在于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子银行风险急剧上升。经过近几年监管的引导，影子银行风险积聚的高峰已经度过，例如银行理财中投资于“非标资产”的比例已降至30%以下。影子银行的风险弱化使资产管理业务轻装上阵，没有历史包袱地向前发展。
刚性兑付矛盾将进一步化解，信用利差扩大将提高资产管理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随着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等的逐步完善，刚性兑付也将弱化。刚性兑付的弱化将压低无风险利率，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意识，纠正长期以来影子银行信用风险定价体系的错配问题。随着宏观经济增速下台阶，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债务的违约风险逐步提升，刚性兑付的打破将使金融市场风险利差扩大，从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将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风险等级的资产管理机构形成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机构投资者群体发展壮大，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更加激烈。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将是一个泛资产管理的时代。资产管理市场横跨银行、信托、基金、证券、保险、私幕、互联网金融等不同门类。资产管理创设机构多样化、机构投资者群体发展壮大将导致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一是灵活管理的私募基金，特别是阳光私募的爆发式增长，将冲击传统资产管理行业。二是以BAT为背景的大资管机构，依托互联网技术优势，有着贴心和个性化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吸引80后、90后的资管需求，会搅局已有资产管理市场。
跨境资产管理大发展。未来五年将是跨境投资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一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产能相对过剩的企业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强烈。二是出于追求高收益资产、分散风险、移民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更多地配置境外资产。企业和个人资产“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将加速我国居民的离岸财富积累。据波士顿《2015全球财富报告》预测，我国离岸财富到2018年底将达到12.4万亿美元，大约70万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全球资产配置中，固定收益类、房地产和股票是跨国的主流投资类别。
高端资产管理业务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在工业化完成之际，产业资本已初步完成积累，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阶段顶峰。根据波士顿咨询估计，到2020年，介于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之间的中国富裕消费者将达到2.8亿人，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5%、中国总人口的20%。这部分人群的消费额将增至3.1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如表1所示，预计2020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将达73万亿元，高端资产管理行业的收入将超过5000亿元。高端资产管理业务有两个特征需要高度重视：一是财富传承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我国高净值人群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这些高净值人群在“十三五”期间将呈老龄化特征。在实现财富稳健增值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开始思考和规划如何将物质财富有效、有益地传递给下一代。二是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模式的需求。我国高净值人群以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管理层为主。这类人群实业投资经验丰富，但金融投资能力整体不强，因为关注主业、精力有限等原因亟须专业化资产管理服务，以实现其财富的多元化和国际化配置。
存在的问题
“刚性兑付”问题依然存在。由于银行理财账户与银行支付账户存在天然关联，其预期收益的形式发行与存款一致，银行理财成为存款的替代性极强。在理财法律规范清晰、风险承担责任厘清之前，商业银行事实上承担了理财产品的兑付风险。商业银行在顾忌商誉风险的情况下，“将错就错”地强化了理财产品在投资人眼中储蓄替代品的倾向。理财产品在透支银行信用中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解决了吸存等问题，但也扭曲了理财业务的本质，危害未来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首先，从投资者角度看，它会导致投资者只关注投资收益而忽视风险。对风险的不敏感使投资者难以形成风险收益匹配的投资观念。其次，从资产管理者角度看，刚性兑付会使其较少地重视风险约束，刺激其过度冒险，盲目提高杠杆率，偏好于高风险、表内信贷禁投的行业，甚至不严格履行受托人义务，放松对项目的尽职调查及存续期管理等。最后，从更大范围来看，刚性兑付会不断强化社会公众对银行兜底的预期，进一步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定价体系，引发更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银行理财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分业经营和刚性兑付的约束，各银行没有差异化设计理财产品的动力，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类型主要为类存款型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期限、风险特征描述均高度雷同。资产配置上，投资品种主要集中在债券、信贷资产等。发行模式多为按预期收益模式发行，净值模式占比很小。
“资产池”模式流动性风险隐患仍未完全化解。“资产池”运作，是通过滚动发售不同期限的理财产品，持续募集资金以保持理财资金的来源和理财资金运用平衡，通过产品及其资金运用之间的期限错配或项目错配，以获取收益的理财业务运作模式。因为没有对冲手段的期限错配是一种非常冒险的投机行为，“资产池”运作模式隐藏了一定的流动性风险。用滚动的短期理财资金去对接长期投资项目，在多数情形下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货币资金价格来赚取错配带来的期限息差。但是，这种操作面临流动性风险和再融资风险，当短期利率大幅上行或流动性紧张时，就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银行理财法律关系不明确。目前，广受诟病的银行理财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以及背后的理财产品投资运作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其产生根源之一就是银行理财的法律关系不清晰。银行理财的性质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目前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委托关系”，有人认为是“信托关系”。“委托关系”论的支持者主要依据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答记者问中明确界定“个人理财业务是建立在委托关系基础之上的银行服务”。言下之意理财业务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委托法律关系。委托论观点在一个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即银行理财在管理资产时以商业银行自己的名义进行，有悖于委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在履行受托义务时，对外应以委托人的名义。“信托关系”论的支持者主要依据银行理财业务具有“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现代信托制度的含义，契合我国《信托法》关于信托的定义，认为银行根据受托合同帮助客户投资理财，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客户的名义进行投资，资金管理与处分权在银行手中，这属于信托关系。但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业务。并且保证收益理财产品银监会要求纳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管理，即银行与保本产品的法律关系为债务关系，有悖于信托法理，受托人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对受益人所付的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任。
银行理财市场发展展望
银行理财将达到成熟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银行理财已成为国内资产管理的中流砥柱，是国内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已拥有稳定的客户来源和相对稳健的风险控制手段。但是这一阶段的银行理财大多因承担监管套利功能，如规避贷款规模管理、在存贷比的限制之外多放贷款、超越利率浮动限制吸收存款等，整体仍处于资产管理的初级阶段，即推销和财务咨询阶段。
未来五年，在利率市场化、刚性兑付矛盾减弱、银行理财与银行“风险隔离”明确的基础上，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将迅速迈向成熟阶段，即财富管理阶段。银行理财在成熟阶段，将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根据不同客户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求，通过科学和专业化的资产配置，为客户提供包括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税收和遗产规划、信托服务、离岸金融、研究分析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一是银行理财的定位将由替客户投资获取收益迅速转变为以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为核心的大资管业务。二是银行理财产品品种将从偏重固定收益领域，延伸为涵盖了融通股权、债券、物权、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多市场标准化和非标领域。三是银行理财的角色也从单一的产品提供者上升为产品设计者、交易参与者、客户需求引导者等多种角色，将承载投资、融资、资本中介、通道等全方位功能。
银行理财将承担银行转型的重要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将真正迈向利率市场化时代。伴随着混业化和金融脱媒，商业银行将逐步向全能型转变。理财业务将肩负着商业银行未来转型发展，跨界、跨业布局资产的重任。一是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空间巨大，足以支撑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目前，银行理财余额已经突破25万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国内仅零售资产管理市场的潜在规模就将达到80万亿～120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机构理财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带来的巨量境外人民币理财需求。如果按照国际市场理财业务创造的平均1%左右的中间业务收入比率测算，仅80万亿～120万亿元的零售理财市场能够为银行创造的中收就将达到0.8万亿～1.2万亿元。以2016年银行业2万亿元左右利润为基数，加上每年5%的利润增长水平测算，由理财创造的中收将在银行业未来利润的占比中超过40%，足以支撑银行业的经营转型。二是理财业务是银行混业化、盈利模式中间业务化的重要突破口。理财业务因为不占用银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财富驱动、分层服务等，仍将延续突破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模式，引导投行业务、托管业务、私人银行等中间业务的发展。
银行理财差异化、专业化竞争格局会日益清晰。当前各商业银行理财同质化现象严重。未来五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市场将使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机制更加复杂。追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会使各银行理财业务逐渐呈现分化格局。通过差异化的体制及模式创新，各具特色的内外部合作，以及不同优势资源的整合，有些银行理财业务会做大类资产配置，强调平台化建设，而有的银行理财业务会在优势领域形成自己独有的品牌优势。从组织架构上看，不同银行的理财业务将差异化地实施集中经营、事业部制、子公司制等组织架构探索转型。由于设立理财资管子公司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同规模的银行会根据自身理财的发展阶段和战略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的组织架构。大型商业银行将会积极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采取公募基金的管理模式，推动海内外分支机构设立，并争取早日上市。中小银行将以理财事业部制的管理模式，定位于特色化服务，保持在区域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从管理模式上看，不同规模的银行理财业务将定位于综合服务商模式、核心服务商模式或专业服务商模式。大型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将倾向于综合服务商模式。基于之前积累的投资管理能力和客户规模，通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协同，为客户提供三位一体的服务。中小银行则倾向于核心服务商模式和专业化服务商模式。通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或“资产管理+投资银行”模式，集中优势资源，突出特色化服务，重构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银行理财参与资本市场的紧密度增强。未来五年，银行理财将成为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改变目前投资标的主要集中于固定收益领域的现状。随着监管放松，未来将允许以理财产品的名义独立开立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等相关账户。一是扩大直接融资，积极布局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先股发行、新股发行、管理层收购、员工持股、定向增发、股指期货投资、杠杆融资、并购贷款、券商两融等资本市场的品种。二是形成完全市场化的净值类投资组合。通过资产管理的组合投资，包括不同类别、不同久期的资产，实现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组合管理。三是积极配置金融衍生品，达到套期保值、单边投机的配置需求，实现金融工程组合投资和风险对冲，为熨平理财投资资产负债表的波动以及分散收益风险提供支持。
跨界合作仍是银行理财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资产管理是多元化、多市场、多层次的投资和风险管理。跨市场、跨国境、跨基础资产的多元化投资和风险管理带来的挑战将促进资产管理理念和方法论的创新。未来五年，银行理财会实现从监管跨界迈向互联网跨界和投行跨界合作的转变。一方面，积极跨界互联网，探索全新的服务内容、业务模式和销售模式。利用互联网便利的平台化优势，从原来标准化产品服务向社区平台服务转变。通过数字云、模块化的服务，把灵活单元投资和多元组合相结合，为每个单一客户提供更精确的基于目标投资组合的资产管理配置计划。这种目标的实现需要技术服务、技术更新，通过模块化组合加以达成。另一方面，积极跨界提升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协同效应。通过投行跨界，将中观层次资产配置理念与微观层次的金融创新或者企业融资工具创新相结合，使得银行理财的投资与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结合得更加密切。
银行理财法律关系将归入信托关系。“十三五”期间将完成《商业银行法》的修改。预计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将明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信托性质。一是运用信托制度统一调整和规范资产管理市场投融资行为，同时推动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迈进。二是明确商业银行在代客理财中的角色定位，以有效界定商业银行在代客理财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边界，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促使其回归资产管理本质。
净值型产品将占据主流。银行理财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净值型，一种是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是监管部门力推的产品类型，它可以像公募基金一样定期公布净值，投资者根据净值选择申购赎回，有信息透明度高的优势。净值型产品的比重会逐渐增大。银行做净值型产品最大的困难是非标投资品的估值依据。现在各银行理财产品均投资了较大比例的非标债权。中国信用风险违约率曲线没有形成，信贷资产和非标债权缺乏流动性，其公允价格就很难及时获取。交易是评估定价的基准，未来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扩展，在活跃的、流动性充分的市场环境下，非标投资品可以通过证券化市场交易，定价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过渡时期的预期收益型产品也将不会是现在刚性兑付的预期收益型，而是围绕业绩基准波动的预期收益，是将预期收益作为收益的参考基准或参考范围，而不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预期收益的计算是以市值评估为基础的，这将是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改造的方向。
管理费模式将成为新的收费模式。无论是净值型还是预期收益型，在收益的分配上，实行管理费模式取代利差模式将是大趋势。“基本管理费+业绩管理费”的收费模式，可以约定：如果产品达到预期收益，银行只收取基本管理费；如果超过预期收益，则在基本管理费的基础上加收业绩管理费。该模式既可以激励管理人为投资者尽可能多的获取收益，也可以保证投资者分享大部分投资所得，符合资产管理业务规律的产品设计思路。
理财事业部制改革后将迈向资产管理子公司。从国际先进银行同业来看，资产管理规模与表内业务规模的比例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事业部制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模式，是资管业务发挥信息科技、专业人才和研发能力优势的关键。对于我国当前银行理财而言，银行理财与银行的“风险隔离”是银行理财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近来监管部门颁发的一系列规范文件均在“栅栏”原则的指导下引导银行理财创新，要求做到归口管理、单独核算、行为规范。银监会下发的银监发[2014]35号文《关于完善银行理财业务组织管理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资产管理业务事业部改革，契合了银行经营转型的节奏，为银行理财转型的组织架构调整指明了方向。理财事业部制的重点在于强调拥有充分的经营和管理授权，强调财务、人力资源和风险管理等独立，强调资源支配权与责任相匹配，为银行理财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提供组织架构支持，为银行将来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奠定基础。
y行资产管理子公司将迈向多牌照经营。在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宣布申请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后，预计各大银行将纷纷申请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通过独立经营的组织架构，实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银行理财与银行的“风险隔离”，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资产管理子公司的组织模式是资管业务发挥信息科技、专业人才和研发能力优势的关键。预计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将在两个方面积极进取：一是在独立法人模式下，积极扩展经营牌照，如养老金、企业年金等的管理牌照；二是伴随着差异化发展的需要，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并购重组也会随之风起云涌。
（文中观点不代表作者单位立场。）
（作者单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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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显示，在百强另类投资管理公司中，不动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居榜首（占比34%，突破1万亿美元），其后依次为直接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占比23%，达7170亿美元）、直接对冲基金（占比20%，达6120亿美元）、私募股权母基金（PEFoF）（占比10%，达3150亿美元）、对冲基金母基金（FoHF）（占比6%，达1760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占比4%，达1280亿美元）及大宗商品（占比4%，达1180亿美元）。调查还列出了各个领域中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管理公司。在更为广泛的调查中，有数据显示，全球另类资产管理总规模目前已经达到5.1万亿美元，其中各资产类别的占比与百强另类投资管理公司内的比例相似，但有两个例外，分别是不动产和直接对冲基金，前者的占比降至26%，后者则升至26%。
韬睿惠悦中国区投资咨询总经理毛晓佟称：“十年来我们的调研显示，各个领域的投资者投入另类资产的资金配比几乎每年都在增长。随着另类资产吸引力大大增强，保险公司和财富基金纷纷加入，其投资范围也不再仅限于不动产和私募股权之类，更是增加了直接对冲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及大宗商品。因此，另类资产投资占全球养老基金总额的比例从 15年前的5%上升至19%左右，也不足为奇。近年来，亚洲基金和公共养老基金也开始加大另类资产规模，特别是私募股权和不动产。我们预计，亚洲地区还会涌现出其他的大型机构投资者，为实现资产类别多样化、获得更高受益，而增持这两类资产。”
调查在研究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机构投资者后，结果显示，在百强另类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资产中，养老金资产占到了三分之一强（36%），其后依次为财富管理公司（19%）、保险公司（9%）、财富基金（6%）、银行（5%）、母基金（3%）及捐赠金与基金会（2%）。
毛晓佟表示：“养老基金一直并将继续是百强另类投资管理公司的一大客户群，但未来非养老金投资者（如：保险公司、捐赠金与基金会、财富基金）的需求必将增加。”
研究显示，百强管理公司会继续将北美视为另类资本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占比46%），唯一例外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一资产类别更多地投入到了欧洲。整体来看，有37%的另类资产投入到欧洲，10%投入到亚太地区，剩下7%则投入到世界其他地区。
在百强资产管理公司中，养老基金资产规模增长了约8%，达到1.3亿万美元。不动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养老基金资产规模仍然最大，达到39%，其后依次是私募股权母基金（20%）、私募股权（14%）、对冲基金（9%）、基础设施投资（9%）、对冲基金母基金（7%）及大宗商品（1%）。同比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公司、私募股权管理公司和私募股权母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养老基金资产分别增加了14%、12%和7%。与此同时，在2012年间，最大的对冲基金母基金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养老基金资产分别增加了3%和12%。
2012年，不动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养老基金资产则下滑3%。
毛晓佟说：“从全球来看，养老基金对另类资产的信心依旧，期望其能帮助整体基金实现更可靠的风险调整后收益，这些增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资产组合中会增加更多的另类资产，我们预计养老基金将继续占据较大比重，投资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持有这些资产。特别是随着直接投资管理公司的结构不断完善，我们预计投资者将会继续选择通过直投管理公司而非母基金进行投资（尤其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这些直投管理公司也被看成是比母基金工具更有效的渠道。”
更广泛的调查数据显示，到2012年底，财富管理资产领域排名前25的公司共管理4260亿美元，保险资产领域排名前25的公司共管理2440亿美元，银行资产领域排名前25的公司共管理，财富领域排名前25的公司共管理1540亿美元，母基金领域排名前25的公司共管理1180亿美元，捐赠金与基金会领域排名前25的公司共管理720亿美元。
截至2011年底，我国信托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4.8万亿元，几乎两倍于基金规模，信托已与银行、证券、保险并列成为四大金融支柱，并逐渐成为高净值财富人士投资理财的首选。
“创业难，守业更难。财富最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长期复利是战胜通胀的重要武器，因此对于高净值资产家庭来说，财富管理的目标是财富保值增值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外贸信托副总经理范华表示。
稳健的资产管理需要在稳健的基础上去获取相对好的收益。“现在很多观点认为2012年资本市场的前景很浑浊，难以找清方向。近一两年来，A股的波动性加剧。目前A股已经回到了10年以前，底部的讨论仍在持续，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熊市尾部如刀口舔血’。”范华对于目前的市场感慨并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相对稳健的每年有9%、10%的收益的信托产品，是高端客户投资者的首选。”
信托产品相对较高的收益背后有着严谨的风险控制措施作为支撑：项目的优选、全面的尽职调查、严格的风控流程、超值抵押。超值抵押是信托风控的重头戏，“比如对于一个项目规模为10亿的产品而言，作为其到期还款保障的抵押物一定在20亿以上。”范华解释道。另外，信托制度赋予了信托理财可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体市场的广阔平台优势，其投资领域与市场的多元化，让投资者可以在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信托产品之间进行配置。不仅如此，信托还具有财产独立与破产隔离的功能，委托人以及受托人的破产都不会波及到信托财产。这些都是信托理财成为高端客户首选的原因。
外贸信托于2011年2月28日成立了财富管理中心，致力于为高端客户提供专业的投资管理、专属的私密服务和专享的增值服务。在投资管理方面，外贸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凭借其强大的资产管理能力，为高端客户提供了涵盖不同期限、不同投资领域、不同风险收益组合的信托产品。在环境的营造和服务上，外贸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元素与金融投资相结合，倡导文化与金融相生相辅的财富管理理念。“按照中国传统的物质观，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的运动变化而形成，那么我们理解财富生活也是由各个方面形成的。”在谈及五行元素的创意时，范华说道。
财富是一个广而大的概念，包括物质财富、健康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人更为重要的财富。因此，外贸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将五行的文化理念与客户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结合，以“金、木、水、火、土”为活动主题，为客户提供了包括子女教育、健康养生、艺术品鉴赏、时尚运动、金融投资等在内的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并建立了“五行财富·财富私塾”的精神文化品牌。
中国信托业的财富管理刚刚起步，外贸信托的财富管理也是刚刚经历了这一年的探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外贸信托将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财富管理服务。
转型财富管理机构的战略机遇
随着新《基金法》的实施，公募基金行业面临快速扩容的压力，金融牌照的放开一方面使基金公司将与券商、保险、信托、阳光私募等资产管理机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保险系基金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相继成立，现有基金管理公司也将迎来压力与挑战。
对于这种状况，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正是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向财富管理机构转型的战略机遇期。王志伟认为，从表面上看，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加，公募基金行业的业务和渠道都会更加拥挤；但从更高的层面来分析，这种影响反而是正面的。
“我们乐于见到这种现象，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大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处，对投资者也有好处”。即便目前放开牌照，在财富管理领域，公募基金也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人才储备、投资经验、投研能力与完善的投研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基金公司在各类资产管理机构中，有一套健全且有效的投资研究体系，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后续服务、中后台建设的优势也较为明显，相信在未来的大财富管理行业当中，传统的基金公司仍会占有重要的地位。
转型财富管理机构的实现途径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财富管理已经成为海外各大投行重点开展的业务之一。在摩根斯坦利新近的二季度财报中，财富管理在摩根斯坦利的净收入中占比已经超过41%。
在国内，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已经在财富管理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招商银行在大力拓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国内尝试家族财富管理业务。
而对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提供多元化的业务，多元化的产品，多元化的服务，打造多元投资能力，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未来公司将以多元化、集团化、国际化、股份化作为发展的战略核心，围绕这“四化”目标，按照向财富管理转型的要求，坚持改革，培育多元投资管理能力，形成公司的特色业务。”王志伟告诉记者，广发基金将持续强化自身优势，即专业的投资能力与专业的人才队伍，以投资作为“发动机”，以服务和产品创新作为“双轮”，通过良好的投资业绩和专业化的服务水准回报客户的信赖。
而基金公司未来如何实现多元化发展？王志伟认为，基金公司向财富管理机构转型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投资能力，二是融资能力。前者是基金公司的传统业务，也就是权益类、固定收益类投资等业务，立足于资本市场；后者是新《基金法》允许基金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开展的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如类信托或以后可能开展的类贷款业务，服务于实体经济。融资服务为基金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打开非常好的大门。
据悉，海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基金公司是全能型的公司，为客户提供综合的资产管理服务，主要有三类业务：一是投资服务，主要是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机构委托基金公司进行投资管理，比较类似中国基金公司的专户或私募业务；二是财富管理业务，面对高净值个人客户提供的理财服务，有点类似国内一对一专户理财或私人银行业务；三是资产管理业务，类似国内的公募基金业务。海外很多大型基金公司在这三类业务均有发展，只是在某些业务上更加精通一些。“广发基金公司未来的方向也是向综合的资产管理公司转变，向全方位多元化发展”，王志伟已然勾画好了广发基金的发展蓝图。
金融互联网助力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目前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前者如“余额宝”等各种“宝”、微信平台开通基金交易等日新月异；后者如招商银行推出“手机钱包”业务、广发基金推出“钱袋子”信用卡自动还款功能等创新手段层出不穷，为方便投者进入财富管理领域又打通了多条快捷通道。
王志伟认为，与基金公司等金融企业的互联网业务相比，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起到其三方销售渠道的作用，本身并不对金融产品进行投资管理，也不能直接给投资者带来收益，都是通过其渠道为投资者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理财服务。但互联网金融帮助客户实现碎片化零散资金理财。
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基金公司等金融企业的金融互联网还是电商的互联网金融，都对目前的金融市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作为试点的货币基金首先享受到这两个变革所带来的福利，广发钱袋子、汇添富现金宝、淘宝余额宝所对接的都是货币市场基金。
路林表示，中城投资在发展路径中，已经完成了从房地产投资公司向房地产专业类资产管理公司的升级，正在向多类别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此外，路林还透露：中城投资正在构建新三板+红筹的上市模式，其中国内新三板的挂牌将在年内完成。
成长历程：“联合融资、联合投资”落地生根
中城投资成立于2002年，由中国著名房地产企业――如万科、万通、龙湖、建业、华远等――组成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成员企业发起成立，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专业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目前有股东55家。中城投资的成长和发展使得这些企业之间“联合融资、联合投资”的想法逐步落地，并越走越远。
发展路径中，中城投资立足于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基础，不断扩展业务板块：从联合融资、联合投资拓展到联合财富管理。“中城投资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比‘互联网+’的历史还要长，这也是中城投资今天最宝贵的财富。”路林表示，联合投资是中城投资“成立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在创业投资中互相给力、给信心，在成长投资中互相给赚钱的机会。”
2013年，中城投资改制成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12亿股，吸收资本超过16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资本金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中城投资随后启动资本市场上市进程，海外红筹架构和国内新三板均是中城投资考虑的上市途径。在路林看来，以上这些动作直接推动中城投资“进入高速成长的轨道”，业务领域拓展至房地产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VC/PE）与资产管理、证券投资与资产管理及海外投资与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
新三板+红筹：中城投资的资本路径
对投资机构而言，未来行业前景如何？在中城投资策略报告会上，中城投资总裁路林表示，“过去十年是开发的黄金十年，而未来十年是投资的黄金十年。”
“资本市场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是经济的发动机。”在路林看来，资本市场，包括“私募和公募、场内和场外聚集的资本力量”，正在改变中国经济――“以改革预期和资本市场充足的流动性能够盘活存量资产，能够以权益资本重组债务资本、整合过剩产能。”
路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城投资“正在利用资本市场的机会抓住下一个投资的黄金十年。”
路林评价，新三板能给中城投资带来双重机会：一方面“企业借助新三板，可以实现新的定向增发、做市交易，包括转板交易，帮助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新三板为中城投资“提供了批量的股权投资机会，为资产管理机构新的业务类别提供了直接动力。”因此，中城投资将在新三板私募股权基金产品上“有更大的投入。”
在资本运作方面，路林表示，在国内资本市场，“中城联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邀请中介机构进场，制定了详细的方案，今年将在新三板挂牌。”
中城投资于2014年9月在开曼群岛设立了“中城联盟国际投资管理控股有限公司（中城联盟控股CGI）”，由中城投资55家股东在BVI分别设立的SPV共同组建，这将成为中城投资在海外红筹上市的主体。
投资+：梦想家、探险家、行动家
“无论是面对下一个十年，还是下一个大市场、大事件、大周期，中城投资都是从投资开始起步，我们叫‘投资+’。 ”路林如此描述中城投资的使命。“‘投资+’首先是个梦想家，也是个探险家，更是个行动家。”
如何才能利用好未来的黄金十年？路林给出的答案是“创新、升级、转型”――这正是中城投资2015年投资策略报告会的主题。
“创新就是试错、就是探险。没有试措、没有行动、没有历险，就谈不上创新。”这是路林对“创新”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口头，停留在关键词上的创新，没有任何意义。”路林转述中城投资董事、万科企业总裁郁亮的观点，“一个企业如果能够生存10年以上，它就有巨大的试错机会和改错机会，在不断试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升级和转型。”――成立于2002年的中城投资正是在不断的创新、升级中发展前行。
对于“升级”，路林认为，“不仅仅是中城投资业务的升级，也是企业战略的升级和产业型态的升级。而对于“转型”，路林强调从开发行业向投资行业的转型――“从宏观经济甚至全球动力来讲，下一个十年是投资的黄金十年，是转型驱动的黄金十年。”
如何实现“创新、升级与转型”？中城投资的策略一是“以新谋旧”，二是“以外促内”。前者强调引入新技术，使用新方法，进入新领域，适应新周期；后者强调“以外延促进内生”，例如通过合资合作、兼并收购、海外战略等外来力量的引入促进成长和发展。
转型与升级：多类别综合类资管公司
“多类别的综合类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城投资给自己的定位：“多类别就是从一到十的过程，意味着中城投资从房地产投资与资产管理，逐步走到股权投资与资产管理、证券投资与资产管理、海外投资与资产管理上。”
路林用数字来描述中城投资走过的历程：“过去的13年中，在自有投资只有1个亿的情况下，滚动到2013年，中城投资累计投资超过100亿。2013年，在定向增发和业务的升级转型之后，现在的累计投资规模达500亿，余额超过200亿。”
“中城投资已经完成了从房地产投资公司向房地产专业类资产管理公司的升级。”路林如此概括中城投资的升级。“在500亿投资总额当中，在200亿的管理余额当中，90%是受托投资管理，拿到圈内外、行业内外委托人的资金。”资产管理客户的来源是什么？路林的答案是“来源于中城投资的私人财富管理、特定圈层的客户，也来自于产业转型资本的客户。”
在中城投资的战略定位上，中城投资作为资产管理公司，路林强调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在中城投资的资产管理中，“大类方面有房地产基金和房地产以外的股权基金、证券基金；在流动性方面，有货币基金和股票基金；在区域上，有国内基金和海外基金。”
路林将中城投资“有限多元化”的行业支撑点确立在“投资行业中”，认为“大类决定发展”：“在行业、主题的轮动和波动面前，中城投资会按照投资的规律，走向相对多元化的大类资产配置，而不是停留在单一产品、单一业务、单一周期和单一市场中。
关键词：家庭金融 资产投资组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家庭需求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需求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金融消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增加和种类的不断丰富，居民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家庭金融理论研究也成为国内外金融学者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般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管理的研究是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投资者组合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决策的发展过程。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n&Morgenstern。1944)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标准化决策公理。该公理表明，投资者关于最终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凹的(concave utility function)，家庭将选择投资组合使得其最终消费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效用函数的某种凹性度量，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会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需求；而当家庭财富增加时，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将会提高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将时间引入组合策略中，Mossin(1968)，Merton(1969)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常数相对风险(CRRA)效用函数的假定下，静态最优组合选择也是动态最优选择。如果效用函数不是CRRA的，则意味着家庭可以选择时变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家庭投资者可以平滑一生的消费，达到分散生命周期中的风险目的。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一个是流动性限制，另一个是家庭可能面临着不可保险的风险，如影响其人力资本的风险。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家庭会减少风险资产投资。
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一)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值得借鉴。随着欧美各国关于资产组合微观数据库的建立，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加。以John Heaton(2000)和Guiso，Haliassos&Jappelli(2003)为代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并不高，平均的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的份额很低。不同国家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风险投资比例最高的美国、瑞典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大约为50％，英国的比例是1／3，而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15％～25％之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中，平均风险金融资产只占家庭总资产的5％，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还要低一点。
其次，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教育效应以及一定程度的年龄效应。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将低收入家庭阻挡在风险投资门外，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才有利可图。收入越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大。在欧美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只持有很少的金融资产，几乎不考虑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家庭占有总风险投资价值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持有很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对是否参与股市投资的家庭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家庭中，那些成员最高学历都不够高中程度的家庭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涉足股市，而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有近半数参与股市投资。年龄构成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再次，虽然不同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很相似，不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够分散，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将家庭财富投资于极少数品种的风险资产上；2、投资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范围，比如国内资产甚至更小范围的区域性资产，很少拥有国际化金融产品；3、一些家庭财富中，很大比例投资于家庭成员受雇的企业股票，虽然部分归因于公司的各种政策(如薪酬激励、养老保险政策)，但有的家庭则是基于历史业绩和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而过多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
(二)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方面的统计指标，只是在某些年份，一些地区做了局部调查。笔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加以整理，概括出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家庭之间的金融资产数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6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金融资产占有全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48％，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4％，两者相比为12:1；而2002年的相应比例分别是66.4％、1.3％和51:1(赵人伟，2003)。199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总家庭金融资产中的60.4％，其中1.3％的最富裕家庭占有31.43％；而43.73％的最贫穷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2.99％，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孙学文，2004)。
其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但是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在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之前，家庭金融资产只限于银行存款，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家庭的金融资产从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金融资产到各种较低风险的债券、保险金以及股票、期货和外汇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品种日益多样化，但资产配置仍然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收益很低的“安全”资产占据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太大比例。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近七成是储蓄存款，其中定期存款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在2006-2007年股市高涨期间，大量家庭金融资产由银行转移到股市时，城市家庭储蓄存款仍然不低于五成。另外，在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还存在有效保险需求不足的矛盾(魏华林，杨霞，2007)。
再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和配置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至2008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的2％(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从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看，黑龙江200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孙丽颖，2008)，
该省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拥有不到2.2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而江苏省江阴市农村家庭2005年的平均金融资产达到5.66万元(符国华，2006)。区域差异不仅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上，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也不同。2002年广东省居民金融资产中，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金融资产总额的92.2％，证券投资占5％，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为2.8％(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下同)；云南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3.6％，证券投资占比16.4％，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0.19％；河南省居民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1.3％，证券投资占比10.1％，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8.6％；辽宁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为88.8％，证券比例7.7％，其他金融资产为3.6％。这些省份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情况。
最后，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教育效应。2002年，我国对广东、山东、天津、河北、江苏、甘肃、四川和辽宁8省份的22个城市家庭做了金融资产抽样调查，按照家庭金融财富将城市家庭分为5个层次，从最贫穷的20％家庭到最富裕的20％家庭，拥有全部家庭股票总价值的比例分别是0.4％，3.0％，62％，15.4％，75％。可以看出，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拥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显著增多。将家庭按照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以上等7个文化层次，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48222,51994,56910、64460、106338、160176,220032元，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资产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一)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降低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
通过欧美各国家庭资产组合的国际比较来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家庭更多间接地投资于风险性资产，金融中介可运用风险管理功能，辅助一般投资者参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更有效的使用创新型金融工具，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此外，应重视加强金融中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水平，因为他们的职业信誉会通过影响家庭的信任度而间接影响到参与股票的程度。
(二)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使得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因此，发展家庭金融需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尽快缩短贫富差距
收入是决定家庭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上述研究也表明，家庭的收入(财富)对股票参与决策和投资比例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总量虽然快速增加，但总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低。因此，经济稳定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家庭财富水平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才能有更健康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自《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出台后，保险资金投资开疆辟土，进一步拓宽了投资渠道，目前包括证券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基金、海外投资等多个渠道。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客户主体和投资范围的多元化将构成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两大主题。一方面，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走出保险行业，与市场上其他投资管理机构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保险资金投资于海内外股权、债权市场，迈上了国际化道路。
受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已历时两年多牛市的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资产管理者更需应对多个投资市场的风险。1月14日，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接受《财经金融实务》记者专访，结合人寿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实践，细解现阶段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机遇、挑战和对策。
「第三方业务起步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寿资产）成立于2003年11月，是国内最早获准成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注册资本10亿元。2006年，国寿资产获中国保监会批准，将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原先的保险资金管理扩大至对保险之外的资产的管理，打开了进入社会财富管理的通道。
财富管理逐步成为中国金融机构趋之若鹜的领域。2007年初，国寿资产重新审视自身定位，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走向保险、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其中“走向保险”和“走向社会”意指从原来的人寿集团内保险资产投资管理拓展到第三方代客资产管理业务，大大拓展了客户主体范畴。
缪建民认为，全球金融业发展呈现两大趋势，即金融综合经营和全球化。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正是基于此选择了市场定位：一方面，要扩大客户主体；另一方面，要走出去，国际化，“走向世界”即为此意。
目前，中国保险行业共有九家资产管理公司和一家保险资金运用中心，其他保险公司在股票投资方面有限制，需进行委托投资。因此，对于保险系资产管理公司而言，保险公司是首要的第三方客户群体。
“而向社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是我们下一步发展战略的重点，通过拓展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业务、投资咨询业务及其他第三方委托投资业务，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参与社会财富管理。”缪建民对《财经金融实务》记者表示。
国际上，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保险金融集团重要的利润来源，也是银行、保险、证券等各路机构的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也进入了保险、银行、基金、券商多主体竞争的阶段。公募基金业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管理的资产规模从3000多亿元增长到超过3万亿元。
在过去的五年中，保险业也取得了爆发式增长，每年保费收入和资产规模的增幅都在GDP增幅两倍以上，国寿资产管理的资产规模也一路扩张，并且保持了中国最大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地位。不过，在其管理的一万多亿元资产中，绝大部分来自人寿集团之内。
“保险资金是内部资金，所以，这一领域的资产管理业务市场化竞争程度并不高。”缪建民深有感触地说，“涉足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之后，市场竞争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争取企业年金业务，我们要跟基金公司、养老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竞争，这是很好的锻炼。”
缪建民认为，“走向社会”的最大挑战来自公司自身。“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否则，走不出家门，做不大，更做不强。”核心竞争力既包括前中后台一体化的IT系统，更表现在资产管理和风险管控的能力上。
目前，在国寿资产管理的上万亿元资产中，来自第三方客户的资产约40亿元。缪建民表示，虽然第三方资产规模很小，但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目前，国寿资产旗下的第三方账户数量已达到约40个，其中包括中国人寿以外的其他保险公司、企业年金等第三方客户的账户。
缪建民认为，成立保险系基金管理公司，对于保险集团提高综合经营能力，开拓零售资产管理市场会有一定的帮助。“一直在关注这些方面的进展，也期待早日突破。”他说。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了澳大利亚最大金融保险集团安保集团旗下安保资本投资公司的QFII业务境内投资顾问，还担任澳洲主要的不动产投资人AMPci及美国最大海外房地产基金AETOS的投资顾问。今年，他们计划在FOF产品的投资顾问服务和QDII产品的开发销售上加大力度。
「变革管理模式
尽管在力推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但国寿资产管理的绝大多数资产仍旧是中国人寿的保险资金。固定收益产品、上市权益类投资和一部分非上市股权投资是中国人寿资产组合的主要品种。
保险资金的性质决定了保险资金投资管理讲求资产和负债的匹配，特别是资产与负债在收益、期限上的匹配。历史上，资产负债不匹配问题给了国际保险业深刻的教训，从1997年到2000年，日产生命、东邦生命、千代田、东京生命等七家日本寿险公司和第一火灾产险公司，由于资产负债不匹配带来的利差损问题先后倒闭。而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保险公司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形成了大规模的利差损。不过，中国的保险公司较日本公司远为幸运，随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及复苏的资本市场帮助中国公司极大地缓解了利差损负担。
随着保险业管控水平和保险集团经营模式的演变，尤其是独立账户规模的增加，在保险资产管理业务中，资产负债管理正逐步替代简单的久期匹配管理模式。
缪建民解释说，久期匹配主要目标在于防范流动性风险，但机械地看久期匹配，就有可能错过良好的市场时机，不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例如，2006年初发行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8％，而现在发行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比其高出了150个基点。2006年初购入十年期国债与十年期的负债相对应，久期匹配无碍，但收益显然很差。
在中国保险行业大发展和资本市场繁荣的大背景下，缪建民认为，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为客户争取长期稳定回报。
“现在，每年新增保费大大超过到期保费，因此，期限匹配在现阶段不是一个突出矛盾，在没有流动性风险时，久期一定程度的错配是允许的。”缪建民判断，中国未来几年出现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国寿资产更关心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情况，尽量创造超额收益。
国寿资产的投资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不仅要做到资产负债的匹配，还要为股东创造价值；二是坚持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相统一；三是战略配置和战术操作相结合，强调战略配置高于战术操作；四是国内配置和全球配置相结合，通过全球配置分散风险，应对市场周期。
2007年，国寿资产对主要委托方的资产采取了一种兼顾风险控制与收益回报的管理方法――用固定收益类投资匹配负债，用权益类投资匹配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净值。这样，在权益类市场出现大波动的时候，负债仍有固定收益类投资支持；而权益类投资虽然风险更高，但却可能抓住良好的市场机会并实现更高的收益。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国寿资产因此对固定收益类投资作了一些调整。
一方面，加大了浮息产品的新增配置，把握了升息周期机遇；另一方面，连续加息、市场收益率上升，会造成存量固息产品的部分浮亏，对此，则通过积极的债券投资策略和对存量债券的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资产组合结构，以提升整体资产组合的到期收益率。
「多元化探索
受美国次贷风波的冲击，欧美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均出现了大幅度下跌。缪建民认为，这为中国人寿扩大海外投资提供了好时机。
2005年11月，国寿资产出资3000万港元在香港设立中国人寿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07年5月，又引入富兰克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股香港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充实了海外投资机构的实力。
“我们自2006年开始介入香港市场，主要以香港市场的股票投资为主，下一步，希望通过香港进入国际市场。今年想抓住境外风险重新定价中的结构性机会，寻找那些风险被市场高估的企业。”缪建民说。2008年，国寿资产将会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以此应对国内市场周期。“国内外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周期。国内现在防过热，货币政策从紧，A股估值较高；国外特别是美国则担忧经济衰退，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许多资产的风险正在重估。”
目前，中国人寿可以将上年末总资产的5％投资到境外。据缪建民透露，他们已经向中国保监会递交了申请，希望将海外投资的额度提高至年末资产的15％。不过，缪建民也表示，境外投资主要还是取决于公司是否已经准备充分，“既要抢抓历史性机遇，也不能盲目冒进，不打无把握之仗。”
除了海外投资，国寿资产还在寻找国内战略性的投资机会。缪建民说，由于国寿资产管理的资产规模比较大，资产战略配置的任务比较重，小项目对整体收益率帮助不大，“我们必须寻找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匹配的项目，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未来有成长性而且估值合理。”
关键字：美林 投资银行 业务结构 资产管理
美林（Merrill Lynch）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投资银行，为全球范围内的私人客户、中小企业、机构和公司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2008年9月，已有94年历史的美林同意以约440亿美元出售给美国银行，成为其全资子公司，称为美国银行美林公司。
一、美林的业务部门结构
（一）全球财富管理（GWM）：为个人、中小企业以及员工福利基金提供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包括全球私人客户（GPC）和全球投资管理（GIM）。GPC为高净值个人客户和中小企业提供财富管理咨询服务，为财经顾问提供市场支持。GIM为个人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提供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
（二）全球市场和投资银行（GMI）：为公司、政府和机构客户提供证券销售和交易、投资银行咨询、融资服务等。GM通过债券和股票市场为客户提供流动性、定价和增值服务以及相关的分析。IB为公司、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政府机构提供战略性咨询、融资、重组和风险管理服务。
从2004年到2008年对美林各部门结构以及收入情况做出如下归纳，见表1：
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前GMI收入贡献稍多，利润率达30%以上，但危机后亏损严重；而GWM利润率一直稳定在20%左右，均衡性很强，可见其盈利情况一直良好。从部门分支来看，GPC创收最多，唯一亏损的是FICC（固定收益部门）。由财务报表附注知是该部门产生大额资产减记，包括债务抵押债券（CDO）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减记。
二、美林主要业务收入对比
基于1993年和2006年的数据来对比分析：
（1）主要交易收入。参与股票、债券、外汇及掉期、衍生投资工具交易而得的收入。2006年下降了8%。（2）佣金收入。来源于上市证券交易、基金销售、货币市场交易及场外交易等。1993年佣金收入达28.9亿美元，2006年达59.52亿美元。（3）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包括承销各类证券和提供策略 的收入。因美林在1996年单独成立了自己的并购策划部，2006年其比例降到14%。（4）资产管理收入。包括管理资产、托管、咨询、保险以及信托活动等。2006年比1993年增长了4%的份额。（5）净利息收入。是指利息股息等收入与支出的差值。2006年，净利息收入比例提高了3%。
综上所述，美林相隔十余年的各主要业务收入比例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业务情况一直较为稳定，各业务收入占比也一直都比较均衡。
三、与我国投行业务情况对比
通过上述关于美林投行业务结构及收入情况的探讨，可以发现我国投行业务的一些局限之处：
（一）业务模式单一， 非传统业务发展缓慢
目前，我国投行的核心业务主要是承销、经纪和自营，在利润结构中占绝对比重，其收入一般占到总收入的80%以上。而其他业务发展相对缓慢，造成了我国证券公司利润结构单一的局面。
（二）对交易手续费依存度过高，收益结构不稳定
我国投行主要收益来自交易手续费，这使我国投行的利润水平受制于二级市场的繁荣程度，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周期性，加大了经营风险。当佣金下调和市场下跌时，证券公司的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导致证券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大减弱。
（三）资产管理业务薄弱，缺乏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美国投行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呈上升趋势，2011年收入比重达27.6%，已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资产管理业务能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帮助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我国投行的资产管理业务相对较少，甚至没有，缺乏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有关影子银行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影子银行既是金融创新的表现，推动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同时由于较少受到监管而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推动了危机的爆发。借用这一西方话语体系，中国是否存在影子银行或影子银行体系呢？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理财产品市场发展非常活跃，发行主体各异，几乎涵盖信托、银行、证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产品结构各有千秋，规模之大，种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从这些理财产品的运作中，我们看到了影子银行的影子——具有银行的传统功能但较少受到监管。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兼财富管理中心主任殷剑锋研究员、财富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增武博士主编的《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中国理财产品市场发展与评价2010～2012）》一书，则直接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把以理财产品市场为主的结构性融资安排视为影子银行。尽管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少数，但将内在的逻辑和机理进行详尽系统论述的并不多见。尽管国内就影子银行和理财产品的论述不少，但大多支离破碎，要么是有关某些单项业务的描述，要么是用国内的实践来验证国外文献的论述，像该书这样从理论到实践充分揭示其中运行模式、存在逻辑和银行业影响的著述很少见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财富管理中心近年来一直跟踪以理财业务为主的各种资产管理类业务的发展，每年都发表相应的研究报告，如果说以前的报告偏重于理财产品市场的描述和银行理财产品评价的话，那么该书则更加系统、更加宏观。
从系统性来说，该书不仅对中国的影子银行及银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分析，较为系统地分析了银行理财市场的发展规模及相应的信用扩张机制，并且分别就中国现有的影子银行作了专题研究：银行同业业务、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信托业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特定资产管理业务与股权资基金业务。由于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融资和房地产融资有着巨大的关系，该书专门对地方债务规模进行了测算和偿债能力分析。这种系统的分析，让我们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各类理财市场的发展规模、主要结构、运营特点以及风险特征。
从宏观性来说，在以往的报告中，虽然对中国银行产品市场进行了综述，但聚焦于银行自主的理财产品，重点是对各种理财产品和各行的理财产品进行评价，放在比较微观的层面。而该书不仅展示了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态势，介绍了信托、基金、保险等其他资产管理业务（财富管理）的发展，涵盖主要的理财市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分析其运作流程，揭示了对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宏观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也更加符合中国社科院作为国家智库的身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揭示了在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业务中，我们看到了无处不在的“银行的影子”，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大量的影子银行业务中，都有银行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是关键角色，这既说明中国银行业积极开展银银、银信、银证和银保等跨机构、跨行业合作的良好适应能力，但同时说明中国金融体系中银行的主导性。这些创新给银行带来收入结构变化和盈利增长的同时，也增大了信用总量、杠杆率，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隐藏着巨大的系统风险。这使得银行自身和相应管理部门不得不引起重视。
该书向我们充分揭示了中国影子银行背后的秘密，肯定了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本身是金融创新的一部分，具有正面意义。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创新能力，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表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中国金融改革激发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同时，该书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其形成机理和风险结构。这种创新也充分体现了现行中国金融体制下巨大的政策套利和监管套利空间。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长期的跟踪研究，即使影子银行这个话题很有卖点，也无法全方位地以影子银行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财富管理市场）。
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理财业务或资产管理业务都是影子银行，也不是只要是影子银行我们就要反对，就要取缔。理财业务或资产管理业务代表着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有着自身的供求逻辑，并不是控制得住的。即使是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在影子银行比较普遍的欧美发达国家，其所关注的也只是说将其纳入监管范畴，强化信息披露，让其在阳光下运行，而不是禁止这类机构或业务的发展。加强监管的提前则是深刻理解其中的运行机理和风险结构，而该书可以在这方面起到相应的揭示作用，也需要包括中国社科金融所财富管理中心在内的研究团队继续长期深入的研究。然而，市场是千变万化的，金融机构的创新是层出不穷的，相对于快速的金融创新，我们的监管部门总是显得滞后和迟钝，总是显得不那么自信。因此，监管者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上说，中国式影子银行都处在相应监管部门的严密监管之下，不能说没有受到监管，也不能说我们的监管部门没有作为，他们也推出了一系列规范办法。但事实是，这些机构的业务不断突破相应的监管控制，除了与监管者的认知和监管套利有关之外，监管者也可能被俘获了。因此，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还得需要变革我们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文化。
面对层出不穷的理财产品和其他金融创新产品，究竟如何来掌握监管的度，制定相应的监管标准呢？ 对于国家金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来说，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标准，以这种标准来分析各类金融创新活动。这正是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我国金融业发展重走“一乱就管，一管就乱”的老路，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私募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募集艰难、信心低迷、私募明星陨落、投资者信心丧失、清盘潮来势汹汹……一波波“寒潮”让行业措手不及，深陷迷思。2013年6月1日即将实施的新基金法能否扭转逆袭、力挽狂澜？带给公募、信托、券商及保险资管的机遇能否大过挑战？又是否会加速财富管理行业的整合？
私募告别“野蛮式”生长
修改后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共15章，155条，除了对公开募集业务作出管理人持股激励、允许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等放松管制的变化外，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将阳光私募基金纳入监管，填补了监管法律空白。新基金法规定，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非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完毕，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行业协会备案；专门从事非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的基金管理人，其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经营期限、管理的基金资产规模等符合规定条件的，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可以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周兵解释：“公开发行、公开受到监管，这就意味着承认私募的市场地位。但是目前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运行机制并不十分相同。公募基金是可以面向老百姓公开进行宣传，通过银行、券商或者是基金本身的渠道向非特定对象公开募集的一个集合理财产品，而私募基金则是向特定对象私下募集的。另外，公募基金认购门槛很低，而私募规定的最低认购金额不能少于100万元。新基金法正式实施后，私募基金公开发行产品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是否与目前的公募基金一样，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则出台。”
事实上，新基金法公布两天后，证监会出台了《资产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称《暂行规定》），拟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三类机构直接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作为新基金法中对于从事非公募业务机构的第一个配套法规，《暂行规定》要求，私募基金申请开展基金管理业务，除具有3年以上证券资产管理经验、最近3年连续盈利、最近3年在监管部门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等要求外，还应当符合实缴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最近3年资产管理规模均不低于30亿元两个硬性条件。
对此，周兵称：“私募机构将可以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但目前这对于大部分私募而言仍是‘水中月’、‘镜中花’，因为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仍有较高的门槛，实缴资本不低于1000万、连续3年盈利、近3年的资产管理规模均不低于30个亿，从目前私募基金的运作情况来看，能满足这3个条件的私募机构凤毛麟角。目前只能说，新基金法为私募基金公开发行产品打开了口子，承认了私募的法律地位。短期内，私募基金进军公募市场的可能性还很小，暂时不会引起私募PK公募的局面，但从长远角度出发，此举有利于我国基金市场的多元化。”
“去信托化”机遇与挑战
新基金法规定，阳光私募或将不再需要信托渠道，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自身即可从事公募业务，这也意味着，私募正式迎来了“去信托化”时代。
此前，为了增强公信力和透明度，私募借道信托牌照发行产品，信托发挥监管作用，私募仅作为投资顾问。但是高额的信托账户使用费和管理费用降低了私募利润。周兵说：“私募发行产品需要借助某个信托公司，托管在某家银行，并在证券公司实现交易，总共涉及3个合作方，私募基金仅作为投资管理人。前3个合作方收取一定比例的‘通道费’，其中包括每年150万元信托账户使用费、0.1%～0.2%的银行托管费，以及券商的佣金，私募的利润主要集中在投资收益提成上。”周兵表示，尽管目前新基金法尚未正式实施，但信托账户使用费已从每年150万元将至每年50万元，可谓“坐地跌价”，待新法实施后，亦可全部免去，私募基金固定管理费用每年约可节约1%左右。
不过，2013年只是私募“去信托化”的开始。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型产品短期内不会马上大幅减少。星石总裁杨玲认为，在目前信托模式下，阳光私募仅需要做好投资管理，而信托则承担了产品开发、风险控制、后台运营、法律合规等多方面的工作。如果绕开信托，私募公司要独立承担这些经营内容并非易事。
上海平易基金董事长张为民对记者说：“新的市场环境下，基金和信托行业都会呈现新的格局。然而，信托作为一种稳定的业态，不会在短期内被基金取代。与此同时，基金行业的优化与整合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所谓‘大洗牌’的最终局面的形成并不是新基金法出台的结果，它的实现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化。”
对此，周兵表示，目前影响到的只是证券信托业务，新基金法对于房地产信托、矿业信托等信托业的主营业务不会产生影响。脱离信托管理后，对于私募基金的运营、合规及风险管理的细则亟待出台，“目前，私募发行公募产品的门槛较高或许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周兵坦言。
迎来混业经营时代
事实上，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各个参与主体的快速发展，财富管理行业已逐渐呈现多头角逐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