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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法的法定解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信守承诺并诚实为之，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不得以已经完成的言行是错误的为由而反悔。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目前学说上有肯定否定二说，分述如下：
1.肯定说。肯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的主要理由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所得的结论。租税债务关系说系主张国家处于租税债权者地位，有请求给付的权利；人民处于租税债务者的地位，有履行给付的义务，租税实体法的租税法律关系，即为公法上的租税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这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相似。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才能达到公平、公正之法律目的，从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得以适用。换言之，租税债权的行使及租税债务的履行，与私法上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本质上并无不同，都要合乎公平正义，为谋个人与个人间利益的调和，并求个人与团体间利益的衡平，任何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均需适用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应否适用于税法领域，在德国一直是租税法学界的问题，但是大约从1927年左右开始德国联邦财政法院(BFH)，即不断地加以适用，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诚信原则与国库主义(indubioProfisco)、即“有疑则课税”之意相结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库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思想没落，信赖保护原则、权利保护思想抬头，以非国库主义，即民主主义(indubiocontrafiscum)有疑则不课税之意的观点来解释租税法的目的成为了潮流，诚信原则开始为判例学说所肯定，促使租税法目的的进步。
瑞士虽然在联邦税法中并没有加以明文规定，然而在实务上瑞士联邦法院(BG)，很早就承认了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适用。在州税法中已有明文规定，1944年3月14日关于国税及地方税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法的规定，应依诚实信用而加以适用和遵守。”1945年12月16日的州税法亦设有同一旨趣的规定。1947年瑞士租税基本法草案，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租税法依诚信原则加以适用和遵守，当解释租税法时，应考虑所有瑞士国民的法律平等性。”前述瑞士的州税法及租税基本法草案的规定，比德国的更为优越，因其已明文规定诚信原则，而并非只是法律解释原则而已。
日本多数学者对诚信原则是否适用于租税法多持肯定的态度，如田中二郎在其租税法一书中写道：“当做解释原理的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主要系在私法领域发展而成，是否在租税法领域中加以适用，其又是否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抵触，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实不能作为否定以诚信原则解释租税法的理由，因为这个原则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法理存于所有法律领域中的，因此很难以此做为在租税法上排斥其适用的根据。”
我国台湾行政法院的判例也曾明确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进而将诚信原则引用于租税法。该法院五十二年判字第三四五号判例称：“公法与私法，虽各具特殊性质，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规定之表现一般法理者，应亦可适用于公法关系。依本院最近之见解，私法中诚信公平之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对于各该法令公布施行前已发生之同样情形之事业，其课税处分尚来确定者，若弃置不顾，任其负担不合理之税捐，不予救济，当非政府制订各该法令之本意，而与各该法令施行以后之同样情形事件相比较，亦显有违税法上公平之原则，原处分未考虑物价上涨幅度，以重估原告三十九年购进之该两轮账面上残余价值，不能不认为有违诚信公平之原则，亦即难谓适法。”这个判例明确表明租税法上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
2.否定说。否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租税法之理由者，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所得的结论。主张租税权力关系说的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而且德国租税法学者Longhorst认为诚信原则为民法所规定，仅为直接当事人之间的信赖保护，而租税法却是规范国家与国民间的关系，因而其不能加以适用，同时在租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特别是在租税程序法上，尚欠缺一种独立的判断标准。
此外，德国学者Geerlng认为对于侵害国民财产的课税处分，从合法性的观点而言，国家是直接由法律而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因此在租税法上从法理及法律解释原则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余地，如果租税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领域上藉诚信原则这不明确的标准以决定课税与否，显然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容易因租税法解释而扩大纳税义务的危险，综上所述，Geerlng不愿因诚信原则的适用而引起纳税义务人的不利益。
私法上诚信原则的成立根据是导源于对契约当事人间的信赖保护，其信赖是出于当事人间的约束。规范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是契约，双方当事人形成契约前必须充分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保护对方的信赖；而在租税法上，国家的课税权行使与纳税义务人间并非出于当事人间的契约或协定所成立，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依凭租税法来明晰其是否应课税，课税权的行使仅基于法律，纳税义务人不过依法纳税，如果利用诚信原则将租税法的解释扩大，实际上是假借租税法解释之名，行租税立法之实，显然有违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在租税法中并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
3.针对以上两种意见的评述。就我国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里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租税法，目前国内外通说皆采肯定的观点。
就我国的租税法律关系而言，依我国通说采二元论，在租税实体法上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此说认为租税关系虽然具有公法性质，但并不是非常浓厚，系在对等的关系上，依法律的规定，当然成立公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因而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因此诚信原则于租税实体法上有其适用的余地。而租税程序法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国家是直接由法律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若租税程序法依其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将产生不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结论，但须注意在适用诚信原则时，如果这个法律行为符合诚信原则的下位概念，也就是符合依诚信原则而已类型化的“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情更原则”、“禁反言原则”、“附随义务原则”及“诈欺及不正当方法之禁止”等的下位概念，应依据各该下位概念的内容，决定其法律效果，因而如果符合下位概念的内容，应该仍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国内也有学者大多主张诚实信用适用于租税法，而我国台湾学者也有持相同意见的，如施智谋教授曾说:“诚信原则为公法与私法应行共同遵守之原则，无庸吾人置疑，故租税法之适用，亦同样遵守诚信原则，换言之，无论纳税义务人或税捐稽征机关，均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
远在罗马法时代，诚信原则已露其端倪，后来法国民法扩充它的内涵，以诚信原则为契约上的原则；德国民法更进一步，以诚信原则为解释契约与履行债务的原则；直至瑞士民法承认诚信原则为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其适用的范围也更加得以扩充；各国学说与法例，均承认其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然而诚信原则在私法上较早得到适用，再加上受条文主义的影响，以为成文法没有做出规定的，不能视为法律上的根据，而诚信原则仅在私法上有明文的规定，因而长久以来只认可诚信原则为私法的原则。然而法律的任务在于实现正义，私人与私人间要实现平均正义，固然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个人与国家间为实现分配正义，同样有适用诚信原则的理由。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预防发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求国计民生的均衡发展，实现分配正义，可见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尤其在税法上是不可或缺的。
二、诚信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间的衡平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能造成对税法的解释或扩大或缩小，这显然与税收法定主义精神相背，将对税收法定主义产生挑战，因此，租税法适用诚信原则之下，应如何与税收法定原则间取舍与调整亦为重要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指的是征税与纳税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税收法定原则的建立，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现代各国大多以其作为宪法原理加以承认。其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根据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征及其程序等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且规定的内容要尽量明确不产生歧义，还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切都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强调和追求的是形式上的法定性。而诚实信用原则追求的是具体的妥当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基于这些不同，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可从以下方面努力：
1.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税收法定无疑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其在税法的原则中处于什么地位，与税法其他原则的关系如何，学界上有分歧。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正如上文提及，税收法定原则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taxationwithout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这是最早的税收原则，并为现代各国宪法与法律（税法）加以承认，因而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表现，是地位最高的税法原则；第二，形式主义的法是可以预计的。税收法定原则强调严格的程序、形式和制度的确定性，最易于执法和司法。
2.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税法时，应把诚实信用原则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税法的对纳税人财产权限制的性质决定了在对税法进行解释适用时，须严格按照法律文本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进富认为，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之精神，依法律之目的，衡酌经济上的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但是，毕竟租税法律主义是一切租税法解释所奉行的第一原则，且不容轻易地以租税公平原则或实质课税原则为由来加以动摇。因此，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税法进行解释时，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不能轻易以诚实信用为由加以动摇。
3.以上两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维护。然而这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可优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表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第二，其是值得保护纳税人信赖的情况；第三，纳税人必须信赖税收行政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这主要是因为税法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税收法定原则应兼顾的价值目标，而诚信、公平、正义亦是征纳税需要考虑的内容。税法以限制征税权力、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取向。如果税收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了减轻纳税或免税义务的决定，而纳税人基于此种决定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信赖行事，因此获得了利益，就应得到保障。如果这一信赖结果被纠正，势必影响到法的安定性，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因信赖而产生的税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对其税负的加重，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此，不应坚守机械的形式主义，而应体现实质合理性和公平性，使纳税义务人基于信赖产生的税法地位不至于因溯及既往而动摇，即便在某些方面与法律冲突，亦应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按利益情况在法的安定性和合法性原则两种价值的较量中，即使牺牲了合法性原则也还需要对纳税人信赖加以保护的情况下，适用于个别救济法理的诚信原则是应该被肯定的”。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中存在争议。本文持肯定态度，认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符合法理。同时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的二者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本文就如何协调进行探讨。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税收法定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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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69）
关键词：交易定性；税法；分析
税法的特质主要体现在构成要件理论中，其独特的构成要件是税法的基本概念，但是税法学之中，仅仅只有税收的构成要件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借鉴民法和刑法的理论构造，并且在实质的内容上，我们不难发现税收学之中的税收要素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总而言之税法学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分析理论或是工具，并没有进入深层的研究之中。
1 交易定性的理论前景
在税收实务之中，要想合理合法的解决纳税主体的认定或是税收客体的有无、定性及量化，都离不开法律分析的技术，还要将综合法学考虑到税收实务当中，与其他的法学门类相比，我们不难发现税法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所以税法具有挑战性和独特性，在商事之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在实质课税主义之中，我们可以在简单的合约交易场所进行实质课税主义的贯彻，也可以在复合交易、交易定性和法律关系相违背的时候呈现出来，这样就能够体现出税法的公平和正义，将税法的精神彰显出来。现如今的中国税法学，需要面对的是进行学术破局，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我们不能将中国税法学停留在介绍域外税法学术观点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国进行本土的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检验知识的累积是否存在误差，税法存在多学科和跨部门的特性，因此税法一定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及刑法之后形成的，但是随着税务问题的不断出现，其法律属性的不完整也就导致了税法学在掌握交易定性理论之后，必然会成为一项强实践性的活动，在逻辑方面能够自给自足，不断的完善自身。
2 交易定性对税法分析的意义
在交易定性的理论之中，若是一旦发生了民商事交易，那么就一定存在客观的交易性质。交易定性主要就是对税法的原理和原则进行借助，认定的交易性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说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过程。在交易定性理论之中，我们主要是讲税收构成要件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所以税收构成要件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贯穿交易定性理论，我们通过立法来确定税收的构成要件，因此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交易定性与税收法的定义是紧密相连的，不可进行分割。然而在税收中的各个构成要件之中，不可能自动的对税收实务进行呈现，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交易类型的时候，税法和企业双方都要对经济交易的具体形态来进行磨合，有利于在税法之中达到共识，寻求和解。当我们在面对税法实务的核心环节、疑难环节之中，税法中的交易定性理论从静态演变成动态，具有实践的形态，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交易的形式和实质在整体上并非一直处于一致状态，在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要遵守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就是指税法实质课税原则，从该原则出发把握交易定性，因此需要在税法分析之中渗入交易定性理论，与税法的实质相连，并且为研究实质课税原则提供分析的范畴，为税法理论奠定基础。
在税法的评价和处理之中，我们将纳税主体和客体、客体的量化和税收管辖权等等认定为税收的构成要件，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因此在面对不同的交易类型的时候，税企双方都要对具体形态的经济交易进行工具的分析，利用交易定性来对具体税案进行分析，以此来达到共识。所以我们在进行税法事实认定和税法解释的时候，利用税法评价。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通过规范性的文件呈现的，而在某些时刻是通过税企争议双方的论争呈现的。不伴税法规则是针对竞技活动之中比较复杂且比较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税法的评价和处理的，而不是对法定构成要件进行突破。所以我们要将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交易定性和处理的具体规则称为部颁税法。在交易定性的理论意义上，将创制税法规则的作用发挥出来。而绝大多数未进行改变的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定属性都称之为未突破税收法定注意。部颁税法的规则是一件事一种争议，所以在部颁税法之中，具有判例法的形式和功能，在交易定性之中提供具体的交易类型判定规则，将中国税法的内在结构和判例属性以及未来的格局揭示出来。
从中国税法的经验中我们发现，商事的交易在逐渐的复杂化和深刻化，税收在法律层级之中，是无法对商业交易的类型和环节进行预知和前瞻的，所以商事交易的税法规制只可能存在挂一漏万的情况，所以若是税法出现不严密或者出现漏洞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增加将会凸显出来，所以将长期的存在税法缺欠。部颁税法的规则之所以存在，其合理性就在于制定法的有限性，所以无法对复杂的交易类型进行有效应对，面对多种多样的交易类型，难免出现整齐划一的法规制的制定落空。商人之所以成为商人，就是因为他们走在法律的前面，所以税法规制也一直的处于商务交易类型的后面，尤其是在反避税领域之中，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因此我们应该将税法研究的重点放在复杂的交易类型之中，面对比较复杂的交易类型，我们需要深入的阐释交易定性和税法处理，以此来积累税法法理。由于现如今的税法学理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们不应该将重点放在提升税收的立法层级上，也不要在一般学理或是原理之中对税收法定主义进行强调。根据税法实务经验中我们发现，大量的税企争议的展开，都是围绕着纳税主体和税收客体的，而在某些时候也围绕着税收管辖权的争议展开的。所以在实务之中，我们不应将税企争议局限在程序法的层面之中，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税收实体法的适用和解释来展开争议。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交易定性在税法分析中的地位，探讨了交易定性的理论前景极其意义，以此来奠定交易定性的地位，不仅凸显了税收活动之中的法律属性、交易定性和法律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还体现出了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精神气质。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摘 要 作为私法领域“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伴随着公法、私法的相互融合，这一原则不可避免地在税法上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不仅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而且是对纳税人信赖利益进行法律保护的需要。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实现其合法权益和合理预期，促进我国税收事业向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含义 理论依据 对策
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这一基础性道德准则和基本法律原则在税收中的作用，对于限制征税权力的滥用、平衡国家与纳税人权益、实现税收的实质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含义
诚实信用原则又称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所谓诚实信用，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违背对方基于合法权利的合理期待。该原则已被奉为民商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规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体，即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的社会道德规范①。从司法实践上看，该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因此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个案中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补充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
当这一原则适用和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时，该原则的适用就意味着对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税收行为的完成实质上就是基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使得双方都具有了信赖利益。为保障这一信赖利益的实现，就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格守信用，遵守规则，充分披露信息，诚实地履行义务，不得以违反法律为由而损害纳税人因信赖其之前对税法的解释或税收要件的认定而获得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正是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支持和规范良好税收秩序的形成。
二、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依据
（一）公私法的融合与渗透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域分为公法与私法以来，自划分以来就不断遭到挑战②。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为当代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法性规范不断侵入私法领地，同时大量的私法规范也被引入公法当中，这种公私法的相互融合弥补了彼此的缺陷。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愈演愈烈，作为私法重要原则的诚信原则也被引入到公法之中，并被广泛适用。进入20世纪以后，诚信原则开始大规模进入公法领域。
税法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部门，在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法化的现象，该现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代位权与税收撤销权；（2）税务担保；（3）税务制度。这些制度都曾是民法上的私法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这些制度逐渐的被应用在税法领域，为税法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领域扫清了障碍，并且为以后更多的私法原则应用于公法规范具有借鉴意义。
（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提供了学说支持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一直存在着三种观点：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和二元关系说。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经济观念也有所改变，目前就税收法律关系通说采债务关系说，“税”即“债”，只不过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发生在私法领域上平等主体之间，而是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法律关系就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法律上的税收债务关系，国家和是法律上的债权人而纳税人则是对应的债务人。就此观念来说国家不再是以往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国家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虽说税收法律关系具有行政性质，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也包含着等价交换的规则，因此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共通之处，必然也应受到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
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法，具有“公法”的特征和很强的“私法”色彩③。这些特征决定了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引入税法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在实践过程中这一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都应该讲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并且还可以平衡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地位，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因此这一原则引入税法领域不仅是必要还是可行的。
（三）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的现实需求
目前，当代中国信用缺失问题严重，当然在税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偷税逃税、恶意拖欠税款等行为普遍存在；征税机关不依法执法、执法犯法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使用税款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纳税人的角度讲，诚信纳税观念还很淡薄。“依法纳税光荣，偷税逃税可耻”的纳税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诚信纳税意识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公民对诚信纳税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并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许多纳税人对税收强制参与其收人分配的利益调整机制仍有明显的不适应，因此许多纳税人出现偷税、逃税、避税和恶意拖欠税款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
其次，从征税诚信方面看，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收税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强化。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也是有发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无视纳税人权利并且随意侵害纳税人利益的事件。同时在收税、减税、免税等治税环节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且还有个别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贿减税加上税务机关违章办事，这些直接恶化了诚信税收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违反法律的规定减免企业税收以招商引资，因此造成税负人为不公，也使政府的诚信度在民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最后，用税诚信问题。有的政府部门在税款的使用透明度方面不够，造成纳税人对税款使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难以服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税收领域的不诚信，危害了国家的发展，表明现有制度存在缺陷需要及时修补，这也说明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现实意义。
（四）诚信原则的功能决定了其在税法适用中的作用
1．对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指导作用。诚信原则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人们行为的评价、指引、规范、调整和保护等方面。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当事人要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税务机关在纳税关系中合法合理行政、不得滥用权力、不得规避法律；纳税义务人要不隐瞒、不欺诈、守信用、重承诺。只有征纳双方心存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纳税义务更可靠的保障。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能够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有力的规范和指导，从而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不受损害，保障国家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2．对纳税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作用。诚信原则在民法领域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交易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交易各方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使这两种利益关系统筹兼顾，实现最佳的利益平衡。而这一原则在税收领域同样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因为纳税主体总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存有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动机，而征税主体则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情形，征税和纳税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为了平衡纳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借助诚信原则来调整利益关系，缓解利益冲突。诚信原则引入税法领域就显的十分重要了。
3．对税法适用的解释、补充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还表现在对法律和具体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评价以及弥补法律的漏洞上。由于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满足具体鲜活的税收事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税法规范本身较为模糊或事实性质难以认定的情况下，更需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进行解释或者补充。
同时由于税法作为法律当然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缺陷，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给予补充，从而彰显税法的公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对税法规范的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需要。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通过诚信原则的运用，使案件得到公正之裁决，以阐明事实之应有的法律含义，体现法律应有之价值含义。
4．能够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信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保证交易安全，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如果能够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交易安全，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税收中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纳税人担心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而征税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存在未合法行政或者合理行政的现象，双方存在诚信缺失，这些都增加了征税的社会成本。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创造安全稳定的税收环境，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收效率。
三、诚信纳税原则贯彻对策
（一）加强税收立法，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存的税收制度体系
依法征税是诚信纳税的前提。要做到依法纳税，首先必须要有法可依，即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完善法规的作用有于为纳税人提供正确而全面的税法指导，为征税机关依法治税、依法行政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其次，要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在税收征管法中还没有确立诚信这一基本原则，应当在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加以确定。第三，建立诚信纳税奖惩机制。在征税中可以对积极足额纳税的纳税人给予减免百分点的奖励，对于恶意不缴少缴的纳税人也要规定违反诚信纳税的法律责任，以保证对诚信纳税这一法定义务的积极履行。
（二）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使全体公民充分认识到依法纳税和诚信纳税的重要意义，使“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建立以诚信原则为核心的道德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道德体系和诚信法制建设。
（三）严格执法，诚信征税
我国税务机关及相关政府，在代表政府征税过程中，自身要树立公正廉政形象，要做依法诚信征税的典范。做到以诚征税，以诚管理，把诚信征税作为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地一种自觉行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营造良好地氛围。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在税法上引入并妥当适用，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有益地补充。税收诚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既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又是遵守公民道德规范的具体体现。有了诚信原则，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将会更完善；有了诚信原则，政纳双方的关系将会更融洽；我国的投资环境将会更完备，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苏如飞.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税法适用.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②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③曹杰,李应虎.浅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廖开富主编第1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版社.2004:180.
[2]徐孟洲,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适用.刘隆亨.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施正文.诚信纳税的法理与制度.经济与法.2003(21):1.
「关键词预先定价税制，实践动因，理论动因
问题的提出
预先定价最早是在美国于1990年初开始试行[1].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许多国家纷纷出台预先定价税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预先定价制亦颇为推崇，它先后两次分别于1995年7月和1999年10月在其转让定价指南中专门论述了预先定价。我国也于近年开始了这方面的试行工作，我国税务主管部门在1998年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中在第七章调整方法的选用中，大胆引入预先定价[2]，厦门市国家税务局亦于当年首先开始了试点，他们与有关企业签订了我国的第一个单边预约定价协议，后来，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等税务部门相继跟进，在预先定价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我国全面引入预先定价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2002年10月15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与纳税人预先约定有关定价事项，监督纳税人执行。根据此条规定，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起草的预先定价[3]的具体管理办法将于近些时候出台。因此，从税法理论角度探寻预先定价税制产生的实践与理论动因，研究预先定价税制与传统转让定价税制的不同，为即将开展的我国预先定价税制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储备，应是不无积极意义的尝试。
从制度层面论，“预先定价税制”一词能够较好地概括预先定价所包含的一系列制度，预先定价税制可定义为跨国纳税人与一个或多个具有税收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内税务主管部门就其与关联企业间受控交易涉及的转让定价的原则和方法等涉税问题事先进行蹉商、达成协议、执行协议、跟踪监管及相应调整等一系列活动和安排的制度总称。
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论，预先定价法律关系是指签订预先定价协议的纳税人与税务主管当局在整个预先定价安排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预先定价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纳税人与一个或多个具有税务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根据主体数量的不同，预先定价可分为单边预先定价、双边预先定价和多边预先定价。单边预先定价是指纳税人与一个具有税收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内的税务主管当局签订预先定价协议，而双（多）边预先定价则是纳税人与多个税务当局签订的预先定价协议；单边预先定价协议有可能出现重复征税问题，双（多）边预先定价协议则能够有效解决此问题。
预先定价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受青睐，是有着其深刻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动因的。通过分析，可以从中发现预先定价税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预先定价税制相对于传统转让定价税制的先进性，由此推动预先定价税制在中国的实际运行。
预先定价税制产生的实践动因
预先定价税制的产生最直接的实践动因是为了解决传统转让定价税制面临的困境。
转让定价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能够优化整个跨国集团内部的资源组合，实现集团整体效益最大化，但是与此同时，转让定价直接影响到利润乃至税收利益的转移，尤其是跨国集团国际转让定价更关乎国家之间税收权益的让渡，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针对此制定专门的转让定价税制，以规制关联方之间以避税为目的的转让定价行为。
从总体上说，对转让定价进行规制可以分为两种原则思路，一种是公平交易原则（Arm‘sLength Principle），简言之，即是独立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原则；另一种是所谓的“公式法”（Formulary Method），它是指一个税收管辖权之内的应税所得总额由综合管辖权内外关联方所得乘以一参数，该参数为管辖权内的薪金总额、财产和销售额除以整个的薪金总额、财产和销售额[4].但很多国家认为该方法过于武断和任意，所以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公平交易原则对转让定价进行税法上的规制。
但在实务中，运用公平交易原则有许多困难。首先，所谓公平的市场价格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很难找到，经济主体之间的完全竞争几乎是不存在的，倒是独占或寡占的情形相当普遍[5].其次，有些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在非关联方之间很难找到，比如某些无形资产的交易。第三，对税企双方来说，要找到合适的独立交易方面的信息是很困难的。
公平交易原则的适用本身就有上述困难存在，而传统的转让定价税制在适用公平交易原则时，又是采用事后审计的模式，这种事后的判断一般要追溯3至5年，长一些要追溯10年甚至无限期。因此，无论是纳税人还是税务机关，在时过境迁之后，要证明当时的交易是否符合当时的公平交易价格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模式给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双方带来管理上的沉重负担，尤其是，这种事后的判断是对实际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因此很容易造成双方各执一词的局面；另外，税务机关经常困扰于纳税人的不愿意提供资料，因此无法有效地进行转让定价的调查、审计和调整。基于转让定价事后调整模式遭受的困境，与其说转让定价是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
近些年来，为了打击愈演愈烈的国际避税，不少国家改变了过去认为转让定价行为合法，只能对其进行调整不能进行处罚的看法，纷纷出台了规制转让定价的罚则，罚则中强调纳税人不按规定提供资料将受到重罚。从1994年美国率先制定处罚条款以来，截止到2001年已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跟进，合计共有11国已在本国转让定价税制中加入了处罚条款[6].在加大处罚的风潮中，人们对转让定价税制的改良又前进了一步，一种新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模式—预先定价制浮出水面，引领着转让定价的最新发展。
由于传统的转让定价税制本身的复杂性，且属事后调整模式，缺乏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无利于避免双重征税且审计过程繁琐冗长充斥敌意，预先定价税制应运而生，它将传统转让定价审计变成了事先的协议，并配之以相应的管理制度，从而使税收义务更具有预测性和确定性，不仅有利于增强跨国纳税人对其商业活动的合理预期，更好地保证交易安全；而且能更好地避免或消除对跨国纳税人的双重征税，降低征纳双方的税收成本；对防范跨国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监控手段和资源。这就是预先定价税制产生并流行的实践层面的直接动因。 预先定价税制产生的理论动因
从上述实践层面的分析看，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结论：预先定价只是将转让定价审计从事后搬到了事前，因此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时间上（Timing）的不同制度安排而已。笔者认为，预先定价的产生除了上述实践层面的动因，更有其深刻的理论动因。
（一）对纳税人的尊重导致传统转让定价税制向预先定价转变传统转让定价税制中，纳税人是潜在的、先验的公平交易原则的破坏者的形象，纳税人在其实际交易完成后，须接受税务机关认为其交易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的审计。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很难感受到尊重，且对这种事后戴着有色眼镜的转让定价调查很难怀有好感。在这种氛围下，税企双方的合作较难达成。实践中经常出现纳税人不愿意向税务机关提供转让定价证明文件的情形，成为困扰税务机关的痼疾。纳税人不合作的原因，除了纳税人有可能的避税动机之外，很多是出于传统转让定价事后审计的模式缺乏对纳税人的尊重使然。
预先定价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预先定价中，纳税人被假定为诚实守信、愿意与税务机关合作的纳税人。在纳税人实际受控交易发生之前，税企双方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经过协商，将有关转让定价原则和方法谈妥并签订协议，并保证如果纳税人执行协议，则不再对其进行转让定价调整。正是在这种尊重纳税人的基础上，纳税人才愿意交出过去不愿意交给税务机关的自家的商业秘密，税企双方才能在这种合作的气氛下得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预先定价对纳税人的尊重还体现在纳税人掌握预先定价的主动权，纳税人是整个程序的发动者和启动者，只要符合条件，纳税人可以申请预先定价甚至有权申请双（多）边预先定价。
在预先定价税制中，税务机关更多地是充当了服务者的角色，只要纳税人提出预先定价申请，税务机关就须与之纳税人甚至和有关国家税务当局进行蹉商、谈判并签订协议；并且，预先定价协议是一家企业一份协议，有多少家企业提出申请，税务机关就得签订多少份协议，充分体现了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精神。
另外，如果纳税人不是出于自愿，税务机关不能强迫纳税人申请预先定价。
（二）对税收效率原则的偏重导致了预先定价的产生 税收制度的设计经常在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之间取舍，选择税收公平，可能会影响效率，反之则影响公平。传统的转让定价税制似更倾向于税收公平原则，对不按公平交易原则进行的转让定价进行调整重在一个事后的合理判断，尤其是这种调整涉及到国家间税收利益的调整，更要力求公平，因此转让定价调整的周期相对都比较长，少的一二年，长的可达十年，甚至数十年，成本高、效率低。 预先定价则加重税法效率原则的运用。它缩短了传统转让定价审计的时间，一般预先定价协议一二年时间即可谈成，并降低了纳税人税收遵从的成本，大大缩减了税务机关事后审计的成本。
（三）税收法定原则对实质课税原则的影响导致了预先定价税制的产生 实质课税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又称之为实质课税法、实质课税主义、经济观察法、反滥用税法[7]；英美法系亦有类似的说法，如实质重于形式（Substance over form）、反伪装（Sham）、商业目的条款（Business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Purpose）[8].日本税法学者吉良实将实质课税主义定义为：在解释税法及认定课税要件事实之际，在有所谓“法形式或名义、外观”与“真实、实况、经济性之实质等”出现差异时，应首重实质甚于形式，以此作为课税基础之原则[9].实质课税原则是解决税收规避、非法收入等税收难点问题的有效武器。在转让定价领域内公平交易原则的运用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具体适用。但实质课税原则在转让定价领域的适用，与其在其它领域内的适用一样，容易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造成对税法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冲击，尤其是容易与税法最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相冲突，这也正是实质课税原则经常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体说来，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前者侧重追求实质正义，后者侧重追求形式正义；税收法定主义强调税法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实质课税原则需要税法的灵活性和弹性；再有，税收法定主义强调限制征税主体的权利，偏重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而实质课税原则重在防止纳税人对税法的滥用，偏重于赋权与征税机关等等。
但在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发生矛盾冲突的表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者具有深层次的统一性，如两者都追求正义，都保护正当权利的行使并防止权利的滥用，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所有纳税人乃至国家的税收权益等等。因此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相互影响的，当然在这种相互影响中，税收法定主义更占据主导与统率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预先定价对传统转让定价税制突破和改良上得到证明。首先，预先定价协议使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课税原则得到体现，税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得到保证，使得只要纳税人按照预先定价的协议进行转让定价的安排，其纳税义务就是明确的可预知的，从而减少其税收遵从的风险和成本，而这正是税收法定原则所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实质课税原则在预先定价中还保留其“英雄本色”，预先定价税制遵循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正常交易原则，是实质课税原则在转让定价领域中的实际运用。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预先定价的产生具有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双重动因。在实践中，它针对传统转让定价税制的事后审计带来的低效、税企双方合作难等难点问题，以事先协商的模式予以相当程度的突破和解决。在理论上，预先定价再现了纳税人权利的税法主旨，说明尊重纳税人、强调税企合作、突出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服务意识是解决传统转让定价困境的有效出路；同时在税法原则的层面上，凸现了税法效率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体现了效率与公平、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影响和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
「注释
[1]美国当时用的预先定价一词英文是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 意为预先定价协议，后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将其改良为预先定价安排（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s），意为预先定价安排，显得更为科学合理一些，因为预先定价还包括协议之前的蹉商、协议之后的跟踪执行、监管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2]尽管将预先定价作为转让定价的一种调整方法在学理上不一定完全说得通，但在当时缺乏立法支援的情况下，能将预先定价通过“其它合理的调整方法”引入到我国，实在也是大胆而巧妙的制度设计，这使我国在引入预先定价方面起码提早了5年（从1998年至2003年）。
[3]本文在此用预先定价而不用预约定价，理由如下：第一，从英文直译过来，用预先比用预约更符合原意，英文“Advance”一字没有预约但有预先之意，如预先付款；第二，汉语中预先与预约意义不同，预约是指约定一个确定的时点做某事，预先是把原先某个确定时点要做的事提前做了；第三，目前《征管法实施细则》用的词是预先约定，简单地缩写成预约似不可行，因为预先与预约词义不同。
[4]参见Richard L. Doernberg，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 nutshell， 4TH Ed， West Group， ST. PAUL，MINN.1999， P227.
[5]参见Dr. Barry Bracewell-Milnes等著：《国际租税之规避》，（台）郑锦城译，《世界租税名著翻译丛书》之五，第23、258页。
[6]资料来源：David Lewis， Ernst Yong transfer pricing specialist， “ reports on the riseand of 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
[7]参见前引Dr. Barry Bracewell-Milnes等著：《国际租税之规避》，（台）郑锦城译，《世界租税名著翻译丛书》之五，第212页。
[8]同上引，第212页。
一、正确认识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是企业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自身经营、投资、筹资等涉税事项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少缴纳或推迟缴纳税款目的的一系列谋划活动。从活动的性质看,纳税筹划是企业的一项合法的理财活动。
(一)现实法律环境使企业纳税筹划成为可能
1、税法规定上的差异性是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法律基础。为了支持、引导某些地区、行业和项目的发展,对其规定了低税率甚至实施免税措施,形成了同一个经营项目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经营者以及经营项目之间高低不同的税率,为纳税筹划提供了条件。例如,企业作为增值税纳税人,选择作为一般纳税人和选择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对于同一个纳税人而言会产生不同的纳税负担;对于某种经济业务是选择一种经营方式,还是选择另外的一种经营方式,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税收计算与缴纳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基和税额;对于同一种经济活动,不同的经济总量适用的税率也可能不同。企业可以利用税法规定的差异性和各种优惠政策,达到节约税收支出,取得税收利益的目的。
2、税法本身的不完备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纳税筹划机会。法律自身的不完善以及法律形成后保持相对稳定的要求,会使某些涉税经济行为在纳税上出现空白或缺陷,从而被纳税人在纳税筹划中利用。这种情况下的纳税筹划虽然不能体现政策导向,但由于它没有违反税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也不会受到惩罚和制裁,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
3、会计职业判断拓展了纳税筹划的空间。我国企业会计核算中存在着大量的需要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情况,使企业的纳税筹划活动除了利用税法外,还可以借助于会计制度与准则的相关规定,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筹划的空间。例如,在固定资产有多种折旧方法可供选择时,不同折旧方法的选择会影响不同期间的会计利润,从而影响各会计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正是由于会计职业判断的存在,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有利于减少企业税收支付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达到节约税款或推迟纳税的目的。
(二)纳税筹划是企业的一项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纳税人在履行依法纳税义务的同时,也拥有相应的纳税人权利。
纳税人权利的确认应当遵循税收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纳税主体的纳税行为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对税法的解释只能采用字面解释的方法,不得任意扩张和类推来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当税法存在欠缺或漏洞时,不得采用补充解释的方法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纳税义务。只要是没有违反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之处,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
我国《税收征管法》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做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规定。”这一规定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使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税收法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完善。
二、客观评价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的直接后果是在企业税收支出减少的同时,国家的税收收入也相应减少,从短期来看减少了国家可以支配的财政收入的数额。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纳税筹划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纳税筹划,企业可以获得的筹划效益或是直接减少税收支出,或是推迟税收的支付时间,或是减少企业的涉税风险。无论是那种形式的筹划效益,都会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地位,使企业更具活力和发展潜力,更有利于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要考虑涉税风险,因此必须规范和完善自己的会计核算工作,提高会计管理水平,以应对税务机关的税收检查。纳税筹划的结果是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纳税筹划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实质上是对税收政策信息主动的吸收和能动的利用。如果国家的税收政策能够被纳税人很好地利用,使纳税人的行动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其结果将有助于国家政策意图的实现。
(三)纳税筹划有利于优化社会法制环境
首先,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有利于促进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
其次,企业的纳税筹划活动有利于培养企业的依法纳税意识。要进行纳税筹划,筹划人必须熟悉国家的税收法规和政策,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和研究国家相关的税收法律与政策。只有纳税人意识到必须依法纳税,必须接受税务部门的管理与监督,意识到该缴的税一分不能少缴,不该缴的税一分也不必多缴时,纳税人才能够自觉地按照税法规定及时办理税务登记,及时足额的上缴税款。当纳税人知道企业节约税收支出的唯一合法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纳税筹划时,他们就不会冒着被处罚的风险去从事偷逃税款的活动。
三、科学引导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是一面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但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会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科学地引导企业的纳税筹划行为。
(一)正确划分纳税筹划与偷逃税款的界限
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必须划清纳税筹划与偷漏税款的界限,不做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
(二)恰当处理纳税筹划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关系。
纳税筹划成功与否,不在于筹划方案使企业少缴了多少税收,更重要的要看它是否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收益,实现了价值最大化。许多纳税筹划活动失败的原因是纳税筹划方案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纳税筹划的成本效益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为获得收益而支出的成本,否则所进行的纳税筹划活动就不经济、不可行。
(三)充分认识纳税筹划面临的风险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相关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实现经济一体化，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如税种、税率）互相接近或统一，以减轻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行为。[1]国际税收协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全球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
目前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有三种形式：WTO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协定约束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下的税收协调是目前最高水平的国际税收协调（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而欧盟则代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水平，因此，研究欧盟的国际税收协调对于各国发展国际税收协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欧盟（包括作为前身的欧共体）的税收协调主要包括对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个别财产税的协调，另外也包括对所得税领域的协调。关税领域的协调是欧盟税收协调的主要内容，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其关税协调主要包括对内关税协调和对外关税协调两个方面。根据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第9条的规定，欧盟的关税协调采取的是关税同盟的形式，即建立一个各成员国统一的关税，一方面完全废止成员国相互之间涉及一切商品交换的进口税与出口税，另一方面，在同第三方国家的相互关系上，采取共同的关税税率。在增值税和消费税领域则是根据共同体条约第90—93条禁止采用歧视性国内税保护国产品的相关规定来达到协调的目的。欧共体于1977年5月提出了统一增值税计税依据的意见。1996年7月又公布了新的增值税方案，基本内容为实行单一征税地和单一税率。关于统一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适用税率的问题，已由欧共体在80年代分批陆续协调完成。[2]但增值税与消费税领域的一体化程度远不及关税领域，欧盟15国仍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征收。在所得税领域，欧盟各国税法的差异仍很大，依然阻碍成员国间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主要是根据欧共体法第293条关于消除双重征税的规定，以及第94条关于理事会可以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的规定，通过颁布指令的方式来进行所得税领域的协调。目前所颁布的指令主要包括成员国主管机构在直接税领域相互协助的指令、关于公司合并的指令和关于母子公司的指令。另外，在1990年7月，共同体还通过了《消除关联企业利润调整中的双重征税的公约》（ConventionontheEliminationofDoubleTaxationinConnectionwiththeAdjustmentofProfitsofAssociatedEnterprises），也称为《仲裁公约》以避免一个共同体成员国的税务当局根据正常交易原则（arm‘slengthpricingprinciple）对在另一成员国的关联企业的利润进行调整时所可能导致的双重征税。
欧盟的税收协调对于欧盟内部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于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
在欧盟的税收协调中，欧洲法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欧洲法院（CourtofJustice）设在卢森堡，是欧盟的司法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对欧盟法律作出解释，监督和保证各成员国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一致，监督和保证欧盟的组织机构和官员遵守欧盟条约所规定的法律，同时，为各成员国的法律机构执行欧盟的法律法规提供指导和帮助。[3]由于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方式，特别是欧盟包括了西方两大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因此，统一执行欧共体和欧盟的法律法规是一个缓慢而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欧洲法院的职权可以归纳为两个：诉讼管辖权和先行裁决权。其所管辖的诉讼形态包括成员国之间的诉讼、成员国与委员会、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委员会与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和个人与共同体（欧盟）之间的诉讼等，诉讼的形式主要包括撤销之诉（ActionforAnnulment）、不作为之诉（ActionAgainstFailuretoAct）、违约之诉（PleaofIllegality）和关于非契约性责任（Non-contractualLiability）与罚款抗辩之诉（ActionAgainstPenalties）。先行裁决权是基于欧盟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相分离的原则所设计的制度，也就是在某些方面，欧盟法的解释权归于欧洲法院，而其适用权则归于成员国法院。当成员国法院发生的诉讼与欧盟法的解释或者效力有争议时，可以由条约所规定的人向欧洲法院申请裁决，以确保欧盟法在各成员国的统一解释和适用。[4]依据《罗马条约》第177条规定，欧洲法院对于下列事项有权进行先行裁决：对本条约的解释；对共同体机关制定的法令效力的解释；根据理事会制定的法令而设置的机关章程中已规定其宗旨的章程的解释。
欧洲法院对欧盟（共同体）税收协调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通过判例确立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和最高效力原则。直接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律规范能够直接为个人创设可在成员国法院执行的权利。共同体条约所规范的是国家行为，所设定的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共同体条约中找不到直接效力原则的依据，这一原则是通过欧洲法院判例确定的。[5]
在VanGendenLoose案[6]中，欧洲法院第一次阐述了直接效力原则的含义。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律秩序，成员国的因此受到限制。该法律秩序的主体不仅包括成员国，还有成员国国民。独立于成员国立法的共同体法不仅为个人施加义务，还为个人创设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产生于共同体条约的字面上，还存在于条约所明确施加于个人、成员国、共同体机构的义务中。[7]在该案之后，欧洲法院还通过一系列案例发展了直接效力原则和条约条文具备直接效力的条件。
最高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的效力优于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内法。最高效力原则在VanGendenLoose一案中就已经被提出，欧洲法院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秩序，成员国的因此受到限制，成员国不能通过国内法来改变共同体法。在FlaminioCostav.ENEL案[8]中，欧洲法院指出，共同体条约创立了新的法律秩序，也是成员国法律制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员国法院在诉讼中有义务适用共同体法。当成员国法与共同体法不符时，共同体法优先，不论国内法是在共同体条约生效之前或之后颁布的。总体来说，共同体法的最高效力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共同体条约、二级立法（规则、指令、决定）、共同体法的一般原则、共同体与第三方签订的国际协定，不论它们是否有直
接效力，都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而适用。[9]
欧洲法院所确立的这两个基本原则，为欧盟进行税收协调奠定了法律基础。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起的第二个大的作用就是在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
欧盟关税协调的依据主要是共同体条约第23条和第25条，第23条规定建立关税同盟，适用于所有货物，第25条强调“禁止在成员国之间征收进口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这种禁止也应适用于具有财政性质的关税。”这里的“货物”、“关税”以及“捐税”的具体含义是由法院通过判例予以明确的。在Commissionv.Italy案[10]中，意大利对文物出口征收关税，并认为文物不属于“货物”。欧洲法院认为，“货物”应理解为可用金钱标明价值并用于商业交易的物品，文物具有这样的特征，属于货物。在SociaalFondsvoordeDiamantarbeidersv.SACh.Brachfeld&Sons案[11]中，比利时要求进口钻石缴纳相当于其价值0.33%的款项到一个为工人设立的社会基金中。欧洲法院认为，虽然该基金的目的既不是为财政获取收入，也不是保护国内产业，但这并不能使其规避第25条的管辖，其对进口货物征收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禁止征收关税或类似税收问题上，也存在例外，包括（1）成员国为进口国提供服务而就此收费；（2）作为成员国国内法的一般制度，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基于相同的标准都征收的税费；（3）履行共同体法所施加的检验义务而就此征收税费。[12]欧洲法院虽然原则上同意这些例外，但在审查时非常严格。在Brescianiv.AmmisintrazioneItalianadelleFinanze案[13]中，意大利对进口的生牛皮实施强制卫生检验并为此收费。欧洲法院认为，成员国政府实施卫生检验是为了公众利益，不是为进口商提供服务。在Commissionv，Germany案[14]中，德国政府对进口的活动物收费，这种收费是为了弥补履行共同体第81/389号指令下检验义务的成本。欧洲法院认为，该案中的收费是履行共同体法施加于成员国义务的经济性补偿，不能视为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法院判断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看其是否阻碍了商品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
共同体条约第90条还禁止成员国采取歧视性的国内税保护国产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第23—25条的规定被成员国的歧视性国内税所破坏，因为歧视性国内税同样可以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从而达到和征收关税相同的效果。第90条的规定是这样的：“成员国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超过对类似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成员国不得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具有间接保护其他产品作用的国内税。”在FirmaFruchtGmbhv.HauptzollamtMunchen案[15]中，欧洲法院对“类似”（similarity）产品解释为，属于财政、关税或统计上的相同分类的产品。在AmministrazionedelleFinanzev.EsseviSpAandCarloSalengo案[16]中，意大利政府对一种酒给予税收优惠，但其条件是该酒在生产过程中应当能在意大利境内检验。这样，意大利境外生产的酒由于不能满足这一条件而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欧洲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是歧视性的，违反了第90条的规定。在Commissionv.KingdomofDenmark案[17]中，丹麦法律对白兰地酒（Aquavit）和其他酒采用不同的从量税率。由于Aquavit酒的销量远较其他酒大，而且该酒大部分为丹麦生产，因此，欧洲法院认为Aquavit酒和“其他酒”属于竞争产品，丹麦的税收安排具有歧视和保护作用。
欧洲法院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成员国税法的直接和具体的规定，因此，欧洲法院就借助于共同体条约关于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和原则来消除成员国内直接税法对共同市场的阻碍。其核心在于消除对成员国国民国籍的歧视。[18]共同体条约第39、43、48、49、56条分别规定了人员、开业、服务和资本等方面的自由流动和限制禁止。Commissionv.France案[19]是欧洲法院处理的第一个所得税案件。欧共体委员会认为，法国不给予另一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以股东归集抵免（avoirfiscal）优惠的做法违反第52条。欧洲法院认为法国税法的规定构成了在其他成员国注册的保险公司开业自由的限制，违反了第52条的规定。在FinanzamtKoln-Altstadtv.Schumacker案[20]中，欧洲法院认为，在另一成员国居住的该国居民，在一成员国工作并获得其几乎全部所得，但在其居住国没有足够所得使其个人和家庭情况为居住国考虑，如果工作国对其征收比从事相同工作的居民为重的税收，就为第48条所禁止。在Wielockxv.InspecteurderDirecteBelastingen案[21]中，欧洲法院认为，尽管直接税的调整属于成员国的权限，但这种权限的行使应不违背共同体法并避免任何形式的基于国籍的歧视。由此可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所得税远没有统一，当前仍然主要借助四大自由来逐步消除这方面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显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了，税收协调并不仅仅是政府及其税务主管当局的事情，各国法院在税收协调中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税收协调只是税收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在整个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就是欧洲各国法院在税法实施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在税法的贯彻执行、税法的完善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我国而言，研究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所发挥作用的意义，就不是简单地说，应当发挥法院在我国税收协调中的作用，而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法院在税收执行、税收司法、税法的完善以及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税法的解释与适用似乎仅仅是税务机关的事情，而税法也似乎很难进入法院的视野之中，税法的可诉性问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税务诉讼都是非常重要的诉讼，在把税务诉讼归入行政诉讼的国家，也是占据行政诉讼案件比重非常大的诉讼。[22]更有众多的国家专门设置了解决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税务法院等。而在我国，税务案件的数量还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简单的行政案件，真正具有“法律味”的案件很少，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更是凤毛麟角。法院在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中基本上被搁置了。而发达国家税收法治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不充分发挥法院的作用，要想实现税收法治是根本不可
能的。
我国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被动地位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缺乏真正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只有不予适用的权力而没有撤销的权力。我国法院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也非常弱，特别是税法领域，法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解释工作。[23]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解释法律和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职权。欧洲法院有权审查各成员国法律是否违反欧盟法，对于违反欧盟法的成员国法律可以拒绝适用，从而间接废止了相关成员国的法律。其实，如果我国法院能充分利用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也能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权审查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规章或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院都有权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如认为违反，就可以不予适用，从而对税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未有法院否定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的判决，可见，法院尚不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
（2）缺乏专业的税务法官，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税法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法，没有经过专门的税法训练很难胜任处理税务案件的工作。[24]我国目前的法官大多都没有专门学过税法，即使在本科学过一点税法的基础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法院在处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往往求助于税务部门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对税法一知半解的法官如何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提高法官税法素质的重要途径就是设置税务法庭，培养专门的税务法官。有了专门的税务法庭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进行最后的监督，相信一定会促进我国税收立法（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税收执法的水平不断提高，也一定会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25]
（3）税收宪法、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欧盟法或共同体法的存在，而且它们的效力是高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的。而我国税法领域缺乏一个高层次的法律，在宪法中只有一条涉及到税收的条款，而且是规定人民纳税义务的条款，宪法没有赋予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也没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税法领域的法律目前只有四部，[26]《税收征管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点税收基本法的作用，但远远不够，而且税收征管法是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定位于法院监督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税收征管法也很难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不敢对税务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审查也就不足为怪了。扭转目前的状况必须进行税收立宪，[27]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通过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尽快制定税收领域的几部主要税法，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推动中国的税法建设和税务行政尽快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将来随着我国加快国际税收协调的步伐，我国所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会越来越多，我国税务主管当局与其他国家的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税务合作也会越来越深入，单边预约定价（APA）和双边预约定价也会越来越频繁，相应的，国际性的税务纠纷也会越来越多，这些纠纷的一部分将有可能进入司法解决的轨道。因此，我国法院在将来的国际税收协调中也是大有作为的，但这种大有作为必须以我国法院在我国国内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为前提，就目前我国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水平来说，即使有国际税收协调中的案件进入法院，法院恐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难以胜任处理案件的需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让法院成为推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注释
[1]参见苑新丽：《国际税收协调的发展趋势》，载《财经问题研究》002年第10期。
[2]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491页。
[3]参见张荐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经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页。
[4]参见朱淑娣主编：《欧盟经济行政法通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1—64页。
[5]SeePavlosEleftheriadis，TheDirectEffectofCommunityLaw：ConceptualIssues，YearbookofEuropeanLaw1996（10），p205.[6]Case26/62，NVAlgemeneTransportenExpeditieOndernemingvanGendenLoosev.NederlandseAdministratiederBelastingen[1963]ECR1.[7]译文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8]Case6/64，[1964]ECR585.[9]SeeAlisaKaczoroska（edited），EuropeanLaw：150LeadingCases，OldBaileyPress2000，p130.[10]Case7/68，ECR[1968]423.[11]Case2and3/69，ECR[1969]211.[12]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3]Case87/75，ECR[1976]129.[14]Case18/87，ECR[1988]5247.[15]Case27/67，ECR[1968]327.[16]Case142and143/80，ECR[1981]1413.[17]Case171/78，ECR[1980]447.[18]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19]Case270/83，ECR[1986]285.[20]CaseC-279/93，ECR[1995]I-225.[21]CaseC-80/94，ECR[1995]I2493.[22]比如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百分之六十以上为税务案件。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页。
[23]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近十年来所解释的案件，以税法案件为最多，所占比例还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8页。
[24]台湾著名税法学家葛克昌先生认为，财税法庭的设
置是财税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5页。
[25]关于设立税务法庭的设想，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关键词】税收代位权 公法之债 行使条件 保障税收 保障合法权益
代位权是民法中债权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权利。
2001年我国在修订《税收征管法》时引用了该制度，《税收征管法》第50条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用以保障税务机关进一步追缴税款、减少税收损失和防范纳税人与相对人进行的危害国家税收债权的不法行为，这一规定是公法借鉴私法制度的一大突破。但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中笼统的规定没有考虑到税收代位权的特殊性，给税务机关具体的执行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税法中引入代位权制度的意义
将代位权制度引入税法作为其他税收征管手段的补充，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防止税款流失。虽然现行的《税收征管法》规定了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多种实现途径，但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往往存在纳税人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其所欠税款，而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现象，这时税务机关能够采取的税收征管手段就失去了可执行的对象，国家税收就有无法实现的危险。而税收代位权的引进允许税务机关通过向纳税人的债务人行使代位权来救济国家的税收权力，这项制度是私法对于公法上的弥补，完善了税收征管的法律手段。
另外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在税务机关日常的税收征管过程中有机会了解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熟知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关联企业的业务往来等众多信息，便于税务机关在代位权诉讼中对于纳税人对其债务人存在到期合法确定的债权等事实进行举证证明。
因此，税法中引入代位权制度在现实中是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2.代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税收代位权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代位权，法律允许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代位权制度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理，延伸了债权的效力，是对债权的积极保护。
代位权制度作为保护债权的制度引入税法中，就是把税收视为公法之债。其理论基础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债务关系说”。认为国家提供给公民安全和公共服务，而作为对价，公民的纳税义务即为对国家承担的债务。因为债权人是国家，所以属于公法上的债权。这样就为运用私法债权上的措施保障税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税收债权理论并不能普遍应用。税收债权理论把税收视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而税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征纳双方属于相互隶属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从这方面来讲，税收并不是一种对价，而是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强迫纳税人服从的制度。
由上述理论得知，公法和私法的理论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税务机关在行使代位权征税时还不能简单套用民法规则，如何协调理论上的冲突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税收代位权制度的法条中的笼统规定让税务机关的具体执行无法可依。因此，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如何解决税收代位权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完善税收代位权立法，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3.税收代位权的行使条件
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合同法》中的债权代位权的行使条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称《合同法解释（一）》）第11条）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已较为成熟。我们就以债权代位权的行使条件为基本的法律依据，来探讨税收代位权的行使条件。
3.1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税收债权合法、确定，且未超出追缴时效
所谓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债权合法、确定，是指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存在合法的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即税务机关在自己的管辖权限范围内向纳税人行使税收征管权，税收征纳双方对应缴纳的税额税款的数额相互认可、无异议。
税收债权未超出追征期是指，我国《税收征管法》中对追缴税款的期限有具体的规定，如果超出了这一期限，税务机关就无权进行追缴。这与债权代位权中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未超出诉讼时效的规定相一致。《税收征管法》第52条规定针对未缴或少缴的税款的追征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享有的税收债权都应适用税法中有关追征期的规定，而不是民法中诉讼时效为两年的一般规定。
3.2纳税人须有欠缴税款的事实
纳税人有欠缴税款的事实，即纳税人超过应纳税期限而仍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税款。纳税期限是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最后时间限制，这对应行使债权代位权时须满足“债务人的债务已到期”的要求。我国实行的是限期申报、限期缴纳的征税制度，如果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已经形成，但在允许的纳税期限内尚未缴纳或足额缴纳税款，纳税人只是未缴税款而不是欠缴税款，所以无法确定纳税人是否有欠缴税款的事实，税务机关无权行使代位权。
3.3纳税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
纳税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该行为中的法律关系是纳税人与其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应当适用民法中的规定。《合同法解释（一）》的第13条已经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作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行使要件，这里重点讨论“造成损害”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只有税务机关对欠税人穷尽了税收强制措施之后仍然有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强制措施失去了可供执行的对象，欠税人怠于行使债权才可能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如果欠税人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那么税务机关有权采取强制措施追缴税款，其怠于行使的债权对国家税收并不能造成损害。因此代位权只能作为税收追缴的保障性措施。这样规定也有利于防范不法纳税人利用税收代位权制度假意怠于行使到期债权，迫使税务机关为其充当讨债人。
3.4纳税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纳税人自身的债权
这条规定是对债务人专属于自身的债权的保护。最高法院的《合同法解释（一）》的第12条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解释为：“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费、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债务人专属的债权往往与债务人的人格权、身份权相关，这些权利的所有与债务人最最基本的生活密不可分，即使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税务机关也不能代位行使纳税人的专属债权。
4.完善税收代位权立法的总结建议
从立法上完善税收代位权制度符合税收法定原则，使税务人员在行使该权力时有法可依。同时也要防止税务机关，注意保障纳税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代位权的行使主体是具有征税权的国家机关，且涉及税收征纳关系的第三方，如果在程序上不严格地规范和限制，难免会导致行政权力过分干预民事权利，扰乱民事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因此应当从程序上严格把关，对税收代位权制度立法进行完善，明确规定出税收代位权行使的条件、行使中应当遵守的具体规则和应当注意的问题，规范税收代位权的行使，一方面，给税务机关的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导，另一方面也能够防止税务机关，侵害纳税人和第三人的民事权利。
综上所述，税收代位权制度利用私法手段实现公法权力，是公法借鉴私法的一大突破，对完善税收征管手段，保障国家税收有着重大意义。由于公法和私法理论上的冲突使其无法简单套用民事法律规则，我国税法在引进该制度的同时也未对其在税收领域的应用做出相配套的具体规定。因此应在立法中完善税收代位权制度，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规范该制度的执行，使这一制度的引进既能够有效帮助国家追缴税收，又能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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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税法；价值；分配；公共财产；纳税人权利
中图分类号：D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97-03
一、为何要提炼财税法的价值
无论是作为规范的法律，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都内含着相互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关系。法律规范中。既存在大量的“技术性法律规则”，又存在为数不少的带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原则。而一般说起法学的研究方法，最核心的便是规范分析和价值分析；与之相对应，规范分析法学和价值分析法学则是法学流派中的两大“门派”。客观言之，规范和价值二者，都是法律、法学的重要组成.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单打一”，可“偏”而不可“废”。
在法理层面研究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并发挥财税法价值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是很有好处的。价值取向的法学研究，在法学流派层面主要表现为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自然法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处于低潮，热衷于规范分析的法律实证主义者试图将法学的探究范围严格限制在对国家制定和执行实在法进行技术分析的方面，对法律调整的目的和理想进行的研究趋于消失。随着规范和价值二者关系被重新认识，在20世纪末，出现了自然法和价值取向法理学的复兴。拉斯韦尔和麦克杜格尔认为，法律如果欲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价值的民主化和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就应当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性法律原则的作用。由此出发，应当根据民主生活的目标和重要问题来阐释关键的法律术语，法律判决则应成为“对社会进程中价值变化的突然事件的回应”，整个法律和法学都应当“对所选择的解决方案给整个社会模式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目标思考’和功能考虑”。简单说，便是一定的价值指引，能使法律生活当中的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更契合社会生活（变化着）的实际，并对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现法律和法学的社会担当。当然，这其中也要注意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若是矫枉过正。仅仅从价值出发而忽略了作为逻辑起点的规则本身，会使法律成为一张普罗透斯式的脸，无法琢磨。
同样是和法治社会“规则之治”的基本要义相悖。我国目前的财税法律规范和财税法学研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则”的意味太浓厚而“价值”因素则往往处于“缺位”状态，表现形式有二：其一，财税领域的制度规范中，大量的都是杂乱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而且所规定内容明显缺乏核心价值的指引，从而使得政策性特征太过突出，缺乏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稳定性，常常随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相当随意：其二.财税法学研究更多停留在解释财税规范性文件的层面.而且这种“解释”多表现为文义解释，没有自觉运用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阐发，缺乏对下一步立法的指引。这两者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使得我国落后的财税立法和财税法学研究相伴相生，在恶性循环中打转。因此，加强对财税法价值的提炼和研究，无论是从提升财税法学学术品格，还是指导财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说，都大有裨益。
二、提炼财税法价值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注意区分财税法的价值和财税的价值。财政、税收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概念范畴，而财税法是调整财税现象的法律规范，二者有不同的价值导向。财税现象本身主要是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现象，而且最需要考虑的是“效率”因素；而财税法作为具有现代性的部门法之一，首重是“公平”的实现，而且在规范设计过程中，并非单纯考虑“国家”，同时也投入相当多的精力于和国家相对应的纳税人群体，以及具体的纳税人个体。
其次，应认识到财税法价值的多元性，在凝聚共识的前提下可以存在“各自表述”。财税法调整的财税关系本身就是具有多维度的概念体系，既有发生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通过税收、财政补助等体现出来的取予关系，又有发生在国家机关之间的财政收支划分、财政转移支付关系。即便是在纳税人内部，财税法也要发挥自己的影响，比如，通过税率设计、税收特别措施，意欲达致税收公平。这种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财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保护的有价值事物也是丰富多彩的，从而学者们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歧异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对一些“核心价值”的认识，还是很需要形成一致认识的，这有利于财税法功能的实现。
再次，财税法的价值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价值；但是，也应当把握不同历史阶段财税法价值体系和精神内涵中的共通成分。从发展的角度看.财税法经历了一个从更侧重于保护国家财政利益，演变为注重国家财政权与纳税人财产权平衡，并进而向更强调纳税人权利保护演进的历史过程，这体现了财税法价值的“历史性”。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财税法价值，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不应隔断它们之间的联系，将其孤立起来。财税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是古已有之的，而财税法的产生则更多被认为是和财税法之“帝王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相伴而生的，进而便联系上了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之酝酿、产生与成熟，从而和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等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财税法在其产生之初，便或多或少隐含保护纳税人权利之价值追求。只是这一价值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受到强大“国家主义”的压制，隐而不彰。一旦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发生变化，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价值之花便会茁壮成长。
最后，提炼财税法的价值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注意回应现实需求。作为部门法律规范的财税法是“法律”，而提炼财税法的价值，则属于“法学”研究的内容。财税法是“现代法”、“高级法”，自然应该和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失衡等等，都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这其中很多问题，都和财税法联系紧密，学者们应当在研究财税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回应社会需求；在提炼财税法价值的过程中，也应以社会需求作为重要导向。这不但不会削弱财税法学的理论基础，使之沦落为“对策法学”，反倒会提升其学术品格，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财税法价值论的内容
财税法作为宏观法律系统的一部分，有与其它法律部门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部门法，财税法有其独有的“个性”，基本价值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也有自身的形式和特色。
1.调节财富分配
财税法乃“财富分割利器”。财税法首先是“分配法”，然后才是“调控法”，而且“调控”也是建立在“分配”的基础上，甚至其本身就是“分配”的一个维度。本质上看，财税活动先要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三大主体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财税法，就是对这一财富分配过程的规范，使之有规、有序、有责，用法学术语表述就是要合宪、合法、合理。在总体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先决定国家、公民以及企业各取多少，然后确定国家内部（主要表现为横向和纵向的财力划分）、公民之间（初次分配中各生产要素占比，如当前热议之“劳动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在分配中的权重问题）如何划分。只有当财富在这些主体之间都已分配确定之后，才存在宏观调控的问题。否则，国家宏观调控之物质基础何来？其通过税收手段将一定财富从此纳税人处收取并以税式支出等形式转移至彼纳税人处，合法性又何在？现代财税法所强调的财税民主、财税法定，首先是强调要由纳税人选举出的代议机关决定各财税事项，而财富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怎么分、分给国家的规模有多大，怎能不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关所决定呢？因此，财税现象首先可以界定为一种分配概念，而强调财税法治就是强调通过法治这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来保证所有分配环节的公平、正义。
在财富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财税法还要扮演宏观调控的重要角色，利用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税收补助、财政转移支付等规范化的财税行为，来缓解和改善前一阶段分配中存在的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不公平分配的现象。而这种宏观调控，本身也被人们称作“二次分配”，同样属于财富分配的范畴。
2.规范公共财产
财税法不仅是一种宏观调控、分配收入的经济手段，还能对公共财政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从而获得了“公共财产法”的精神内核。作为公共财产法，财税法与私人财产法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区分，通过对国家公款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的监督，通过对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对公众生活的关照，展现了法治思维，也实现了其特有的法治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法律传统中受到公法、私法二元对立的影响，形成了以物权法一私法和行政法―公法为核心的两大法律体系来规制公共财产的法律问题。这种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我国公共财产权的保护。因为这种以学科发展体系化为标准的法律进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众多的死角。加之我国素有的权利意识不彰、为权利斗争的观念疲软等现实因素，对于个体的财产保护尚且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何况于位于公用领域的财产？在这方面，体系化思维所存在的痼疾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被动一面相结合，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暴露出更大的困境和难度。
但是对于公共财产的管理，依旧是政府的职能之一。如何以法律张扬之空间来弥补前述法律体系思维遗留下的“法治飞地”，财税法在其间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罗尔斯所代表的“新契约论”认为，一个正当社会是建立在其成员同意基础之上的社会，当契约的自律性与互惠性发生冲突时，互惠性必须服从于自律性，因为自愿契约的自律性是至高无上的，自愿进入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成员，“他们所接受的责任是自我给予的”。财税法则为“自我约束与执行”的有效行为模型提供了理想实验田与既有范本。对于公共财产的规范不再单方面依仗国家的严格管控与市民社会的纯粹以利益交换为纽带的经济性契约，而在财税法领域形成了两者相互结合的较为中庸但是极为有效的混合形态。以我国主流财税法思想中的债权债务关系学说为典型例证，其反映的就是国家―公民二元结构框架中形成的共识，债权债务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契约创立了国家一公民在公共财产管理过程中的形象与共识，契约由相互性构成，契约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理念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在很大程度上，交换是一个奠基于利己和互惠基础上的自我强制的制度，财税法对于公共财产的规范价值也就生发于此。
3.限制政府权力
财政、税收现象本身具有鲜明的国家性，比如其中的财政收入活动，便是政府汲取收入的主要基本形式。但若要论及财税法，则主要是在规范政府财政权力的运作。需要格外强调，财税法从其刚刚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不仅仅是在“限制”政府的财政权力，同样有“保护”财政权力的意蕴。以最早孕育和产生税收法定主义的英国为例，在税法规范出现之前，国王主要从自有土地和其封臣处获得收入，而随着国王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其臣属，其自身拥有的土地数量锐减，因此维持王室运作的收入来源，主要便依靠从臣属处获取的收入。由于没有相对稳定的制度规范，国王不得不经常和其臣属就此问题进行磋商、谈判，而其臣属经常利用该问题“做文章”，争取更多的权利，不按时缴纳税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使得国王难以获取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制度规范形式出现的财税法，即便对于国王来说，也不能谓其完全没有“保护”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国家早已逾越“必要的恶”的程度，政府也不再仅仅扮演“守夜人”角色，而是积极地扩张自己的职能范围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对于弱小的个体而言，政府显得太过强大，而且政府权力的运作也主要是通过政府中具体的个人来实现的，而只要是人，便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利倾向。虽然由于社会需要，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是很有必要的，但仍然应当有一种规范手段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这种手段应当是制度化的、常态化的，而非过去曾出现过的那种“运动式”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式。控制财权，便是一种较优的制约手段。
4.保护纳税人权利
[关键词]双基四实 教学方法 高职教育 中国税制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88-03
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应用性，强调高职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性，这既是高职教育教学特色的基本保证，也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为此，笔者通过多年高职教育的浸染体验和亲身实践教学方法的探究，在吸收他人先进教学方法的基础上，首创了“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环节上强调“实”字当头，以“实例”为始、“实务”为重、“实用”为主、“实效”为本，实现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和基本技能的灵活运用。
一、“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基本原理
“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的基本原理（见图1）是通过选取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教学实例（并不仅仅穿插几个案例），通过“实例、实务、实用、实效”的牵引，巧妙设计教学任务和教学路径，将实例所要揭示的内容于适时融入的提问、讨论等互动方式中层层展开，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然后再通过实务和习题加以验证和巩固，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双基四实”牵引教学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整个过程呈逻辑性递进式地周而复始。
（一）实例牵引——激活问题
实例牵引就是以实例导入来激活教学内容。教学中的实例应紧扣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并具有真实性、新颖性和吸引力。实例牵引包括收集实例、提炼实例、设计教案三个环节。
（二）实务牵引——阐释基础
实务牵引是指以实务来加强基础知识的讲解。实务牵引主要强调“三多”，即授课教师对课程的基础知识进行精确细致的“多讲”，教学中进行多种方式提问的“多问”，强求学生参与到基础知识融通到实例中的“多思”。
（三）实用牵引——培养技能
实用牵引是指结合实例和实务，体现互动性，着重基本技能的培养，把学业与就业、创业紧密结合，突出教学的实用性，注重职业素质的培养，努力使学生通过实训教学获得就业的技能。
（四）实效牵引——检验总结
实效牵引是指通过总结，检验教学效果如何。总结分三个层次，即授课教师对阶段性授课内容和对实例教学情况得失进行总结；同行（教学团队）通过研讨、公开课、互相听课等方式对一段时期的教学情况进行总结；由学生对教学情况进行评价总结。通过总结，完善“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提升教学效果。[1]
二、“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适用于《中国税制》的教学
《中国税制》是一门系统反映税收政策、制度和管理内容的课程，由税收基本理论和现行税制两部分组成，是一门兼有专业性、实践性、技术性、时效性于一体的多重复合型财经类课程。[2]而运用“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来教授《中国税制》这门课程，正是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通过双向交流机制的构建，体现了教学相长，变“赶鸭子上架驱动式”的教学方式为“牵着牛鼻子牵引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通过“四实”的牵引，自我思考、互相讨论和交流，强化以实例说税，以实务强化实践操作性，逐渐将实用与实效落到实处，全方位地掌握我国现行税制及其基本原理。
三、基于“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下的《中国税制》第一讲教学范例
第一步：拟定教学方案和教学设计
教师在课前要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习惯，并应用“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对《中国税制》第一讲（2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总体实施方案（见表1）的安排和缜密的教学设计（见图2）。
表1 《中国税制》第一讲教学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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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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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下的教学设计
第二步：基于“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下的具体教学示例
1.实例牵引、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一般，针对开篇之说，主要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认识逐渐向课程教学牵引，然后，再重点地进行专业术语的解释，最后对疑难点和易混点进行分析、澄清。
师：何为“税”？如何看待“税”？平时了解到哪些“税”？等等（不要求学生准确作答，学生可凭自己的直觉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了解多少就回答多少）。
学生：税就是钱，就是交钱给国家；知道的税有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给出五花八门的回答）……税务局是收税的；我们学生不用交税，只有那些经商的老板们才用交税……
对这些回答，教师暂不置可否，不予评价，并鼓励学生多说，对学生的认识多加肯定。然后对学生的认识总结出两点：一是学生对税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认识；二是说明税与我们密切相关，比如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离不开税收，就老百姓而言，我们的吃（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穿（增值税、消费税）、住（房产税、契税、印花税）、用（增值税、营业税）、行（车辆购置税、车船税）都有税收的影子。可以说，税收已经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师：从另一层面也说明学习税是“有用的”。因此，同学们要有税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本学期的税收知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法制经济也将得到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习相关税制就有了深远的意义。
下面再看两个实例，牵引学生对“税”的学习兴趣。
实例1：从造字角度看如何直观解释“税”？
教师启发学生“税”是由“禾”和“兑”组成，“禾”和“兑”分别代表什么呢？学生自然会联想到“禾”代表禾苗，“兑”表示兑换。然后进一步追问学生禾苗要兑换什么？为什么要去兑换？学生回答后，教师可进一步补充或解释。
师：“禾”代表禾苗，代表农民种的庄稼，农民将粮食（因为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以上交的粮食作为农业税）交给国家，这样就可兑换出“和平的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生活等”。
实例2：现在还有很多词语都与古代的财税历史文化有关（举例：“敲竹杠”——在中国古代，为了不使盐税流失，国家对盐实行专卖。但有些人动歪脑筋，把竹杠节头打通，把盐藏在里面，偷偷摸摸贩卖私盐。当时国家缉私人员就先拿木棍敲一敲竹杠，听听是实心还是空心，这就是“敲竹杠”的来历）。
教师利用幻灯片的形式将我国近年（期）的有关税收情况给学生浏览一下，并进行简单分析，让学生明白，学习《中国税制》不仅是要学习税收的计缴与征管，还需要会应用分析。
实例3：我国税收收入情况及2012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资料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这部分内容可作为课外阅读材料提供给学生。
2.实务牵引，详解本节课的知识点，并融合于实用牵引和实效牵引之中
师：通过上面的实例牵引后，进入实务牵引阶段，进行本节课知识点的介绍，本节内容偏向于概念的阐释和辨析，重点要解决税收、税法、税制三个基本概念及相互间的关系。下面是授课内容提要。
一、税收（通过开篇实例牵引，学生对税收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可给出税收的含义，然后解释）
（一）税收的含义理解
税收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货币或者实物的一种特定分配。（含义的表述不是唯一的）
含义理解（依据上述概念填出关键词，并设置5个实务问题）
实务问题1：税收的职能怎么理解？税收与国家有着怎样的关系？
1.税收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是国家实现职能的（物质）基础。（解释税收与国家的关系，即国家的产生就需要税收的产生，将来国家消亡了，税收也就跟着消亡，税收与国家相伴而生；税收具有财政职能、经济职能及监督经济活动职能，这也解释了“国家为什么需要税收”的问题，也是对“税”字兑换的进一步理解）
实务问题2：国家凭什么收税？
2.国家征税的依据是（ ）。（政治权力是唯一依据）
实务问题3：纳税人纳税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3.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的分配对象是（ ）。（财政收入通常有税、费、利、（债）；（v+m）构成分配对象）
实务问题4：税收征收涉及两方，这两方是何种关系？
4.在征税过程中形成一定的（ ）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实务问题5：税收的特征是什么？
5.税收的形式特征：（这是税收区别于其他如金融、国债、规费等经济术语的本质所在，只要具备这三个特征，就一定是税收，这三个特征中有一个不满足，都不能称之为“税收”）
强制性——凭借政治权力；无偿性——不支付任何报酬；固定性——预先规定的标准。
（二）税收的产生
1.税收的产生条件
经济条件：剩余价值产生；政治条件：国家的产生。
2.我国税收产生的过程（参看教材）
二、税法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税制
税收制度的简称，是国家各种税收法令和征收办法的总称。税制既是国家向纳税人征税的法律依据和税收工作的规程，又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定准则。狭义上指各种税法法律、税收条例、实施细则、征收管理办法等。广义上包括税收法律制度，税收管理体制，税务机构和人员制度，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工作制度。
（一）联系
税收与税法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如何体现二者间的紧密联系？采用对对联的方式来描述，提供上联：有税必有法，如何对出下联呢？启发：“有”对“无”，“税”对“法”无法不成税）
（二）区别
1.表现方式不同：税法是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税收则是税法所确定的（具体内容）。
2.体现关系不同：税法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3.所属范畴不同：税法是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税收是经济活动，属于经济基础范畴。
五、税收法律关系
（一）含义：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税收法律制度所确认和调整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各级政府之间在税收分配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体现为各级征税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
（二）构成：主体——客体——内容
1.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
2.客体：主体双方共同指向的标的，客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征税对象。
3.内容：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征税方权利：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违章处罚。如代位权、税款追征权等。
征税方义务：宣传税法、辅导税法、纳税咨询辅导、出示税务检查证等。
纳税方权利：保密权、延期缴纳税款请求权、延期申报请求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等。
纳税方义务：办理税务登记的义务、缴纳税款的义务、接受税务检查的义务、接受违章处理的义务等。
六、小结
本次课是《中国税制》课程的开篇之说，帮助学生对《中国税制》课建立一个全面、初步的认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整个课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本节课主要阐释了税收、税法、税制的含义及相互间的关系。通过本节学习，学生能认识到税法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学生们应树立法制的意识和观念，遵纪守法，有了收入就要及时缴税，绝不偷税漏税，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 参 考 文 献 ]
[关键词]税法，权利，除斥期间，制度
除斥期间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的期间制度，①是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不在此期间行使权利，预定期限届满，便发生该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原来的法律关系继续有效，即法律预定某种权利于存续期间的届满。故有的学者又将其称作预定期间。法律创立除斥期间制度的价值在于：（1）促使表意人及时纠正意思表示的瑕疵；（2）促使当事人及时纠正行为标的显失公平；（3）促使当事人及时确定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4）促使当事人因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发生时及时行使救济权。
与民法相同，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此，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税法中也规定了除斥期间制度。例如日本税法就对可以进行更正、决定、课赋决定等行为的期间作了限制，称之为确定权的除斥期间。[1]但对这一概念并没有作具体的阐述。
比照民法关于除斥期间的概念，笔者认为，所谓税法上的除斥期间，是指税法规定的某种税收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不在此期间行使权利，预定期限届满，便发生该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那么，税法上设立该项制度的合理性如何？我国现行税法是否存在该项制度的相关规定？以及在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税法上除斥期间制度之法理基础
除斥期间制度原本是民法上的一项制度，其适用的前提是实体性的民事权利。而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国家政权体现者的身份，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2]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历来有权力关系说和债权债务关系说之争。如果将税收法律关系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力关系，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制度在税法中的直接适用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但如果将税收法律关系看成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则该项制度的适用就存在有法理上的基础。因为作为具有强力属性的国家“权力”是否应当像权利那样对其存续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制，这在现有法理学上目前还是一个空白。②税法学研究表明，单一的权力关系说还是债权债务关系说都无法从理论上对税收法律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教授从区分法实践论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只有从法实践论出发，将租税法律关系统一地理解为债务关系，从法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则在整体上将租税法律关系把握成权力关系才是正确的。”[3]即从税法实践论的角度，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单一的权力关系说和债权债务关系说所带来的理论困惑。根据这一学说，尽管从整体上讲应该把税收法律关系把握成权力关系，但也不妨从实践的角度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债务关系，以丰富税法解释学的内容。税收既然可以被当作一种债权债务来理解，那么以权利为基础设定的除斥期间制度自然在税法上就存在有妥当的基础。
此外，除斥期间是与形成权密切联系的，是指形成权的存在期间。在民法上除斥期间主要是针对撤销权、追认权等形成权而言的。所谓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依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与他人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如撤销权、解除权、追认权等。[4]民法设立除斥期间的目的在于撤销已经成立的民事行为，或确立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那么，税法上是否存在这样类似于民法的形成权呢？笔者认为，如果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成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存在有税收当事人得依其单方的意思表示，使已经成立的税收法律关系之效力发生、变更或消灭之可能。如对多征多缴税款和未缴少缴税款的补救，其实质就是税收当事人（包括税务机关）使自己与税收相对人之间的业已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发生变动。这里纳税人的申请退税权以及税务机关的补征和追征权符合形成权的全部形式特征。事实上，税法上上述形成权的设立不仅是税收当事人各方请求对方正确履行税收债务之基础，也是除斥期间制度在税法上得以存在的又一重要基础。
二、日本税法上的除斥期间制度
日本税法上设立了较为完善的除斥期间制度，称之为租税确定权的除斥期间。不仅规定了普通除斥期间，还有特别除斥期间的规定。[5]
（一）普通除斥期间
普通除斥期间分为更正、决定的除斥期间和课赋决定的除斥期间。
1、更正、决定的除斥期间。日本税法规定，更正（包括再更正，但对决定的再更正除外），原则上，与该更正有关的国税法定申报期限（退还请求申报书有关的决定，该申报书提交之日）经过3年后，不得再进行。但是下列更正，即使是法定申报期限后5年仍可进行：（1）减额更正；（2）为增加纯损失等金额或退还金额的更正或将上述金额作为内容的更正；（3）减少纯损失金额的更正；（4）对以虚伪或其他不正当行为为逃避课征的全部或一部分税额，或者取得的全部或部分税额的退还的国税所进行的更正；（5）法定申报期限经过3年后，提交了期限后申报书的国税的更正等。决定及对此进行的再更正，自法定期限5年以后，不得进行。
2、课赋决定的除斥期间。如为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与该提交有关的课赋决定（包括再课赋决定）自该申报书提交期限经过3年后，不得进行。但是，（1）减额的课赋决定；（2）对以虚伪或以其他不正当行为逃避课征的全部或一部分税额作出的课赋决定，自课税标准申报书提交期限后5年内仍然可以进行。如属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纳税义务人未提交该申报书，自其提交期限起5年后，不得再进行与该行为有关的课税决定。不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自纳税义务成立之日起5年后，不得进行课赋决定。
（二）特别除斥期间
所谓特别除斥期间是指对于一定事实迟发的情况，法律上规定在普通除斥期间经过后也可以作出更正决定的处理的期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因裁决、决定或判决而使原处分发生变动或因更正而使课税标准及税额等产生变动的国税进行更正、决定等，可以在作出裁决当日起6个月内进行。
2、对采取申报纳税方式征收的国税，由于在作为其课税标准的计算机基础的事实中，根据无效行为产生的经济成果因其行为无效而丧失，或者该事实中包括的应取消行为被取消，基于上述理由而作的更正，可以在该理由产生之日起3年内进行。
二、我国税法上的除斥期间制度
我国税法是否也有除斥期间的规定？目前国内税法学者尚没有人对此问题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第51条关于纳税人多缴税款申请退税期限的规定，以及《税收征管法》第52条关于税务机关对未缴或少缴税款补征或追征期限的规定，就是我国税法除斥期间制度的主要内容。
1、我国税法上关于退税期限和补征（包括追征）期限的规定。
税款征收的原则应该是将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及时、足额地征缴入库，这是对税款征收在时间上和数量上的要求。所谓及时，是指纳税人要按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所谓足额，是指必须依率计征、应收尽收，保证应收税款收齐，既不能多收少收，更不能不收。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纳税人缴纳税款是一项政策性强、技术难度高的经常性工作，在征纳税款的过程中，由于理解税法错误、计算错误、错用税率、调高税额或财务技术处理失当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多征多缴税款和未缴少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这部分多征多缴的税款或未缴少缴的税款应当如何处理呢？
为了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一直对多征多缴的税款实行退税的制度。按照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第51条的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
对于实际工作中由于征纳双方的疏忽、计算错误等原因造成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依法来征少征要补、未缴少缴要追征。对此，税收征管法第52条明确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来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这是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补缴和追征期的规定。
（2）关于退税期限和补征（包括追征）期限法律性质之分析
因税款本属无偿、非处罚性征收，对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多征多缴之税款，自应予以退还；对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因本属国家的既得利益，自应收归国库，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如果规定允许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则既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会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因此，许多国家的税收法律对此只规定了有限的补缴和追征期。例如法国规定为4年，但属税务欺诈行为的，可延长2年；英国规定为6年，但对偷税或欠税而犯罪的，则追溯无限期，对纳税人漏税而犯罪的，税务机关可追溯20年；日本6年；我国香港地区的规定也是6年。[6]
事实上，无论是多征多缴税款的退回还是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的追征，都是要对业已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予以变更，因此，税法上纳税人的申请退税权和征税机关的补征权、追征权，形式上符合形成权的特征，为了促使税收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税法相应地规定了退税期限和补征（包括追征）期限，其性质属于除斥期间应该是有道理的。
但与日本税法较为丰富、完整的除斥期间制度相比，我国税法上的除斥期间制度相对来讲较为简单，所涉及的范围也比较狭窄。例如日本税法除了规定有普通除斥期间外，还有特别除斥期间的规定；其次，在普通除斥期间规定方面，除了有一般情况下3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外，还有特殊情况下期间可以延长到5年的规定；在这一制度涉及的范围来看，不仅包括了税款征收环节的退税、补征与追征，几乎涵盖了对税收债务确定进行更正的各个环节，而且是围绕征税机关及时行使课税权为主设立的。
三、对《税收征管法》第52条第3款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在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有限追征期以外，还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追征期作了特别规定。例如该条第3款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由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来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的追征，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这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前述的英国，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妥当性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偷税、抗税、骗税行为即使构成了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刑事责任的追诉期最长期限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刑事责任是所有法律责任中最为严重的，刑罚也是最为严厉的惩罚方法。税收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本身不具惩罚性，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所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实行追征，本质上属于经济责任的范畴，与犯罪嫌疑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比，毕竟较轻，如果将较轻的经济责任的追征期规定过长，甚至超过刑法上的最长追诉期，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无限期的追征在实际操作上也很困难。正如前所述，税法上的法律关系如长期处于不稳的状态中，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规定允许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则既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会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问题。事实上，对偷税、抗税、骗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来讲，我国刑法都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处罚，罪犯在被处以极刑或者在长期服刑以后，无限期的补缴和追征很难取得实际效果。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其追征期规定为20年是切合实际的选择。
综上所述，除斥期间制度作为私法上的一项重要的期间制度，在税法上也有设立的必要和基础。与日本税法一样，我国税法实际上也已经有了除斥期间的相关制度规定，但与日本税法上的这一制相比，我国相对来讲不仅内容相对简单，而且适用的范围也比较狭窄，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①法学上关于期间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期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期间指包括时效和期间等在内的法律上所有关于时间的限定，而狭义的期间仅指诉讼法上的期间。这里采广义。
②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区别与联系，法理学家多有论述，本文不作赘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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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318-319.
【摘 要】本文就新会计准则中涉及的有关辞退福利的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如果内退计划符合本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时，按照内退计划规定确认为预计负债，一次计入当期损益；辞退福利不应在辞退计划制定的当期全额计入“管理费用”，而应根据辞退计划的实际执行进度计入当期损益；辞退福利中涉及的相关税务处理，可以按照“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纳税。
【关键词】辞退福利；当期损益；个人所得税
根据2014《CAS―职工薪酬》定义：辞退福利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本文就与辞退福利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第一，企业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根据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辞退计划条款的规定，合理预计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企业做相应的会计处理，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应付职工薪酬”。准则解释就“职工”作出了解释，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有员工，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如独立董事。准则规定享受“辞退福利”的员工包括两类人：一是合同期限未满的员工提前辞退；二是鼓励退出的部分员工。但是在企业实际执行时，完全扭曲了准则的原意。为了降低因辞退而产生的费用，往往将以下几类人员列入辞退范围：①距离劳动合同期限届满较长的员工，原因是这类员工在企业就职时间较短，故而相应的补偿较少。②距离退休年龄较近的员工提前退休，在从辞退到实际退休日的期间，给予较少的生活补贴，退休后直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将矛盾转移给社会。③临时进入企业打短工的人员，许多企业采用季节工解决临时用工短缺问题，这类人员工资低，无需缴纳社保，随时可以辞退，无需辞退补偿。
第二，新准则进一步明确辞退福利与职工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不直接相关。由于被辞退的职工不再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因此，对于所有辞退福利均应于辞退计划满足负债确认条件的当期一次计入费用，不计入资产成本。对于企业实施的职工内部退休计划，由于这部分职工不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否可以比照辞退福利处理，准则中未予反映。笔者认为，如果内退计划符合本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时，按照内退计划规定，将自职工停止提供服务之日至正常退休日期间，企业拟支付的内退人员工资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确认为预计负债，一次计入当期费用，不能在职工内退后各期分期确认因支付内退职工工资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而产生的义务。
第三，新会计准则增设了离职后福利一章，完整地规范了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准则定义的“离职后福利”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在职工退休或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根据定义可知，离职后福利并不包括辞退福利，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离职后福利定义中涉及的“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与辞退福利中定义的“企业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劳动关系”，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离职后福利中包含有社会保险金，辞退福利中是否也应包含有此内容？准则未规定。
第四，新会计准则规定，辞职福利预计在其确认的年度报告期结束后12个月内完全支付的，应当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辞退福利预计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12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的，应当适用本准则关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有关规定。例如：某公司管理层2015年11月1日决定停产某车间的生产任务，提出职工没有选择权的辞退计划，规定拟辞退生产工人100人，总部管理人员5人，并与2016年1月1日执行。该辞退计划已经通知相关职工，并经董事会批准，辞退补偿为生产工人每人5万元，总部管理人员每人20万元，该公司2015年的会计处理为：借记“管理费用”600万元，贷记“应付职工薪酬”600万元。辞退福利必然导致企业现金流出现短缺，企业在具体实施时，并未按照准则规定操作。由于现金流出现问题，很多企业在辞退计划制定的当期，全额将辞退福利计入“管理费用”，但是推迟计划的执行，导致计划当期的“管理费用”激增，借以调整会计利润，同时也未在财务会计报表附注中做出任何说明解释。笔者认为，不应在辞退计划制定的当期全额计入“管理费用”，而应根据辞退计划的实际执行进度计入当期损益。若已做计划期的当期损益，在下一报告期年度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应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并应当在报告附注中披露支付的因解除劳动关系所提供辞退福利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
第五，辞退福利中涉及的相关税务处理，企业在支付辞退福利时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法中未有针对“辞退福利”的涉税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按照“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纳税。若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部分的一次性收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平均计算。例如：王先生在甲公司工作了15年，2015年10月该单位因裁员提前解除了与他的聘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120000元，甲公司所在地上年平均工资为20000元，王先生的补偿收入应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具体做法是：以超过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部分的一次性补偿收入，除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超过12年的按12年计算），以其商数作为个人的月工资、薪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找税率：（120000-20000×3）÷12=5000元，适用税率3%，应纳税额（5000-3500）×3%×12=540元。
第六，前述中提出的内退计划如果符合本准则规定，会计上的处理与“辞退福利”相同，但是税务处理却截然不同。具体方法：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月份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提前办理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月份数。例如：2015年11月李某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距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2个月，取得一次性补贴收入48000元。李某就一次性补贴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48000÷12-3500）×3%×12=180（元）。
第七，辞退福利预计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12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的，应当适用本准则关于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应考虑折现。折现率可以选择同期限国债利率或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例如：假设一位55岁管理人员于2015年1月1日被辞退，辞退计划补偿30万元，但是分5年支付。此时应考虑折现率，最终该管理人员取得的补偿收入应多于30万元。企业应以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计入当期损益的辞退福利金额。同时，由此而产生的税务问题亟待商榷。
【关键词】财税法课程；特殊性；改革对策
【正文】
一、财税法课程的特殊性分析
财税法是一门比较特殊的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法学和经济学两者融为一体，而且不同质的知识特性相互渗透的深度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难以比拟的，以至于在笔者所亲历的几所各具特色又颇具代表性的高校中，财税法本科教学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1．财经类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财经类学科、教学、科研等方面比较丰富的资源。不仅有财经类师资力量、专业图书和刊物、实践场所、设施设备等都具有极强的学科专业特性，而且将财税法纳入财经专业，尤其是cpa、财税专业的课程设置及其结构体系之中，财税法课程就不得不在经济的氛围中，被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数理逻辑、数学模型、计算公式、技巧、方法等工具进行全方位的翻来覆去地梳理与解读，使初来乍到本不具有专业方向及定位的知识背景的本科生，不仅因其激情、兴趣与偏好，还与经济霸权脱离不了情感瓜葛，更源自于经济学的话语，理论与学 术氛围，似乎到财经校园，时时都能呼吸到流动清新的经济气息，处处都能觉察到财富的价值形态变幻无穷的奇妙，财经类本科学生早已在一个被设计成固定模式的财经类专业知识框架体系里被熏陶，使其思维方式无不打上经济或算计的烙印。因而，财经学校之财经专业本科生在理解财税法时，其思路似行云流水般对财税法的认知也能充分扩充其价值损益的想象空间和来龙去脉。
当然，财经专业本科学生对经济的悟性和敏感，并不能掩盖其对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之技术和技巧同样深地介入财税法之中给财经专业学生造成的艰涩与困惑。即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地感到财经学校财经类专业的本科生对法、法律及其规范的理解和反应就较之本校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迟钝，这使得他们在把握法律主体及行为的界定上比较困难，这类学生追询的问题，大都是涉及法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不过，同一所学校，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在财税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其进度相对明显地慢于前者，效果也明显不如前者。由此可见，财经学校内的财经专业与经济法
学专业的本科生在财税法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因为在校园踏内同一块草皮而相得益彰和发展得比较平衡，这里当然涉及到教学计划的设计与课程的科学合理安排问题。
2．政法类高校拥有法科教学与科研的最高话语权。在高校复招之初，政法类财税法意识形态化，其教材及理论体系，课程内容、设置、教学计划等基本要素与眼下的财税法理念截然不同而无法相提并论，前者更多的是人治和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后者系法治和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前者的内容被后者所替代其形式的表象也就失去了内力的支撑。为此，一方面，如今政法类高校的财税法教学应追逐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理念，将法权的人人享有和应有的公平、正义道德基础价值贯穿其中，不仅要有描述，更应该增加评价和倡言驳论。虽然，财税法只是税收、预决算等法律关系的行为规范，但解读现代法治自古罗马法漫长的进化历程所构建的实存法律的有机整体，并不能孤立地去看待某一法律规范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否则“设想美国法律实际上或者可以不受财政权衡的影响，这种设想只能使我们对权利保护的政治现实熟视无睹。尽管让人心痛，但是很现实，权利的成本意味着提取和再分配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实质上影响着我们权利的价值、范围以及可行性”。[1]所以，尤其是法理性解读财税法需要旁征博引去揭示和充实纳税义务背后的东西——权利。
另一方面，如今政法高校之财税法课程的开设不必复言是法治经济的要求，而不可不说的是政法高校的财税法讲授仍停留在法律基本概念、原则、理论等抽象的话语上，至少于市场对税务人才的需求是格格不入的。财税法贯穿始终的计算公式、技术、技巧设计，不可能因为重复千万次公平、公正原则就能使公平赋税、纳税人的权利得以保障、税收征管等诸多问题迎刃而解。他们必须接受经济学思维方式和计算的技术技巧等方面的强化训练。否则，如果说只懂计算，不知概念，就可能是那种自己被卖了还帮别人数票子的人；那么只懂概念，不知计算，则无异于那种被“忽悠”之后还如数奉送谢意。在教学实践中，法学专业的学生对财税法中有关法的东西耳热能详，对钻文字、概念牛角尖有浓郁的兴趣，每逢阐释、界定之内容，他们总是眼亮嘴快，津津乐道，然而一遇到实务性、操作性问题，就明显感觉到一脸茫然，思维瞬时停顿。培养这样的学生，一旦步入社会难免不背上“光说不练”、“动手能力差”之骂名。当然，这与学校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内容要求、师资的知识结构和素养是否合理和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学科交融，资源互补，财税法的教学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不论是财经类大学，还是政法类大学概莫如此。
二、财税法本科教学平台的市场定位
相同的财税法教材和课程，不同的区域、学校、学科、教学资源配置、市场需求和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不同专业学生对财税法课程的反应是不同的。综合分析上述元素，可以梳理出财税法需要明确的与wto全面接轨的方向和市场经济的定位，以及因应的教学改革对策。
财税法本科教学平台定位于何方?换言之，财税法本科教学之内容虽属国内法的范畴，但他的理念却理应是以人为本的，而不应被区域和专业学科个性化所分割出现明显的差异。从资源配置上，不应存在严重的“瘸腿”现象。自我国引入和确立“公共财政理论”和“纳税人”概念，以及加入wto时起，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遵循国际规则的法治经济之路，而不能让传统意识形态成为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的桎梏。由此，在实务上应尽可能扩展眼界，多了解别国的经验和操作办法，在比较和分析研究中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理论讲授上，则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应在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的结构组合上，采取兼容并包的不同理论流派并存的差额选课制度，而且还应提倡良好的学术批判精神。毕竟，理论只有在批判中，才能确立其自身的恒久价值。
纳税人的普遍性及其义务和相应的权利的法定化便注定了财税法制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广阔的未来前景。纵使不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也至少不能不为其提供全面履行纳税义务和主张相应权利所需要的精通专业知识人才的储备，而且，法治经济对这一专业人才资源的需求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增强，因而，财税法本科阶段着眼于培养社会应用型人才，其教学定位当是法治经济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统一。
一国财税法之效力及于本国疆界之内的所有不同区域之公民，除了国家根据宏观层面的特殊情况在财税法中作出差异性制度安排之外，作为纳税人的国民对财税法的受用并不存在因文化而出现的实质性差异，故而在社会层面普遍适用且属于应用型和操作性的本科财税法，不仅应有法意和法理学的规定性，而且还要有可操作性，前者遵从税收征纳法定原则，而后者则取向于立法之规范层面上技术技巧的合理安排和运用。
不论本科生自己的偏好怎样，对财税法的感受如何，原本就不影响财税法作为普适性的法律应用于企业、集体和公民个人将产生的征纳法律关系，财税法知识结构及其深度的特殊性亦不会也不应该因难度而被削弱，尽管纳税人的义务还有待其他权利的伸张、落实和保障来支撑，但即使是这种实然性状况，也反证了财税法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足以达到或上升到具有民主国家公民纳税人意识的思想境界，而要建立良好的财税法法治秩序，作为本科段凡开设财税法课程的专业教学计划的设计，无疑都应当身体力行地承担起传播和应用财税法，服务于税收法治的重任。从实然走向应然。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其规则对国内各主体具有约束力，国内不仅要扬长避短、强其自身、增强国力，而且还要努力提升本国国民的国民待遇，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不仅要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平等，而且应当纳入财税法教学内容，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否则，在国内的垄断或非公平竞争，何谈树立作为义务主体的纳税人意识呢?
三、财税法本科教学改革的对策
综观财税法本科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培养既有一定财税法学理论功底，又侧重于娴熟自如地运用财税法技术技巧的实务人才，财税法本科教学改革应有以下对策。
1．财税法所涵盖的知识结构。财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及法律渊源意义上的界定、概念，规范、解释等抽象的知识及体系结构，而且税作为国家向企业、集体或个人征收的货币或实物，其表现形态并不像一般人们所理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体，而是要在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化形态中去作纷繁复杂的甄别与计算才能得出赋税的量化指标，这个量化指标无疑是本科法学专业学生倍感困扰之所在。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财经专业的学生在税法法理学的知识结构中没有迷惑或偏好劣势，只是因为法律的规范性较为客观和稳定，而不显得不可捉摸而已，因而财税法本科教学照本宣科是对学生隐性知识结构失衡缺乏认知的表现，这意味着财税法本科教学的起点，就应针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学科环境形成的不 同偏好或差异性取长补短，强化应对其环境可能存在的“软肋”的教学计划设计，适当增加其辅助课程、课时、教学和实践环节，以达致“扭亏为盈”的知识结构的平衡。
2．财税法课程的教学长期陷入困境。皆因财税法自身独特而又要求较高水准的法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而国内长期缺乏基于财税法专业人才及师资的培养所致。实际上，不论是财经类大学的财经专业，还是政法类大学的财会专业，或是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专业，都存在着缺乏法理学及部门法学方面的专门训练的思维单一的问题；相反，不论是政法类大学的法律专业，还是财经类大学的法律专业，或是综合性大学的法律专业，同样免不了存在经济学及财税知识的短缺问题。现有的财税法师资均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施以“恶补”之后转化而成的，即使如此，实践中也很难否定有带着“一条腿”上讲坛的。因此，财税法师资的培养，不仅应从高校中自身培养财税法专业的知识结构兼具的专门人 才，而且还应当引入相关实务部门培训师资(高级人才)的议事计划，以矫正现有财税法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最终使财税法师资队伍形成一支知识兼备、年龄、层次结构合理的独立的力量，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3．财税法教学潜在的要求是财税经济知识与法学知识的架构，而实际上不同类别的跨学科知识领域的进入是存在壁垒的。笔者认为，进入壁垒是随着年龄和某一类别的专业知识的积累而增高的，其深层原因是两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异，因而财税法本科阶段，财税经济知识和税法学知识的齐头并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眼下并没有给予财税法专业应有的重要地位，两个不同专业学科的知识体系不能融会贯通自成体系，致使专业性较强的人才需求只能通过拾遗补缺或嫁接来满足，所以，建议规范就业渠道，创设财税法学(本科)专业，以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4．尽管拥有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知识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但社会实践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够提供栖身于注册会计师、评估师、注册税务师、证券期货业务高级管理人员、各类大中小型企业财务经理等进行培训、接触和互动交流，想必会受益匪浅。实务部门业务人员将会将实践中遇到的大量疑难问题抛置于讲坛之上，使人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之中穿梭，不厌其烦地梳理问题之中的线索，在潜移默化中增长见识，于苦苦觅思中寻求问题解。有鉴于此，建议学习财税法切忌纸上谈兵，一定要深入实践，学校开设财税法课程有必要安排实习，例如，到事务所、税务机关或企业等进行调查研究。只有这样，高校本科财税法教学才能为社会推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注释】
[1]史蒂芬;霍尔姆斯．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i．毕竟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