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8 17:15: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收和税法的区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abstract: tax accounting is a new arising interdispline whic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accounting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it． influenced by it，51lunwen.com/ tax accounting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but i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financial accounting in principle，checking． it has a shor会计专业毕业论文t history in china an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hich need perfecting in practice．
key words: tax account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difference
摘 要:税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与传统的财务会计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络，在受财务会计影响的同时，税务会计自身又具有一定的特质，在准绳上、核算办法上，明显区别于财务会计，在我国开展时间比拟短，在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中央，需求不时在理论中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关键词:税务会计; 财务会计; 区别
税务会计是以财务会计为根底，以税法为准绳，运用会计学的根本理论和办法，对征税人的征税活动所惹起的资金运动停止核算和监视，维护国度和征税人合法权益的一种专业会计［1］。目的在于征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足额精确及时向税务机关交纳税款的同时，经过合法谋划使征税人获得合法利益，公平税负以确保企业涉税零风险。
税务会计最主要的特性是征税双方都必需承受税法的标准和限制，税务会计在一切税款的核算和交纳过程中，必需严厉根据国度税收法规请求办理，当财务会计与税法的规则不分歧时，必需依照税法的请求停止调整。税务会计是融税收法令和会计核算为一体的特种会计。随着我国经济开展以及财政、税收体制的不时完善，税务会计从传统的财务会计中别离出来是必然趋向，税务会计固然从财务会计中别离出来，与财务会计有着实质的区别，但在本质性的工作中并不是孤立的，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络，财务会计是税务会计的前提，两种会计核算办法既有联络又存在着一定区别。
一、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联络
税务会计脱胎于财务会计并依赖于财务会计运转中的众多环节和内容。
1． 二者效劳的运营主体相同
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不是笼统理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详细理论操作的部门和人员，其效劳具有特定的指向性，只要二者处于效劳于同一主体时，才具有实践的关联意义。
2． 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工作核算内容相同
以财会中的会计分期( 时间性) 、货币计量( 数量性) 、持续运营( 持续性) 为根底，共同施行对效劳主体的效劳。
3． 工作准绳根本分歧
以财会工作中的核算办法、收益配比、支付才能等为权衡规范。
4． 工作按照的方式内容根本相同
以财会的凭证、账簿、报表为参照，除征税报表以外，无需另设会计报表，更无需设置特地税务会计机构，毕业论文税务会计的全部核算融于财务会计之中。但这种高度类似性和关联性并不能消弭现代经济开展过程中在管理上使二者别离的必然性，不能消弭二者在实质上的区别。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准绳上不分歧
1． 相关性区别
财务会计的相关性准绳，请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运用者的经济决策需求相关，有助于财务报告运用者对企业过去、如今和将来的状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强调的是“有用性”; 而税务会计中的相关性准绳重在计算所得税时，强调同期扣除的费用要与同期的收入相关联，二者字面上同属于相关性准绳，却有实质的区别。
2． 配比性区别
财务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准绳突出表如今费用确实认上，为了分别核算不同的产品，需求将直接费用、间接费用、期间费用汇总归集，然后在不同的产品之间停止分配。而税法中的配比准绳思索的是，对不同的税收项目停止分类配比，比方，税法规则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的投资收益不计入应征税所得额，那么境内的投资损失与其消费运营无关，也不能在当期应征税所得额中扣除，只能从投资收益中得到补偿。所以，税法对财务会计上的配比准绳持认可态度，允许征税人将发作的费用，经过合理配比在征税的当期扣除，同时为了避免税款的流失，税法对征税人税款的申报做了严厉的限制，不允许征税人在一个征税年度提早或滞后申报征税费用的扣除［2］。
3． 本质重于方式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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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重于方式准绳是财务会计中的一项重要准绳，请求企业应当依照买卖或者事项的经济本质停止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买卖或者事项的法律方式为根据。一项买卖或事项的本质在其外在方式或法律表现方式有时是不分歧的。比方，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售后回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编制兼并报表等问题都属于本质重于方式的运用，这些在《企业会计制度》中都有明白的规则［2］。财务会计的“本质重于方式准绳”依托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别，税法对征税事项确实认依托的是法律根据，不能靠经历估量，必需有据可依，从某种意义上讲税法的“本质重于方式准绳”表现的是“本质至上准绳”，目的为了避免征税人应用《企业会计制度》允许的估量偷逃税款。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核算上不分歧
1． 目的不同
税务会计的目的是征税人向税务会计的信息运用者提供有助于税务决策的会计信息，税务会计信息运用者首先是各级税务机关，它们依据此信息停止税款征收、检查、监视，并作为税收立法的主要根据。其次是企业的运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他们依据此信息理解企业征税义务的实行状况和税收担负，以做出正确的运营决策和投资决策。同时，这些信息也是企业停止税务谋划必不可少的根据。而财务会计则是经过对经济业务事项确实认、计量记载和报告提供真实、精确、牢靠的会计信息。向信息运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情况、运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3］，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义务实行状况，有助于会计信息运用者做出正确的运营决策。
2． 根据不同 &nbs会计毕业论文范文p;
财务会计核算的根据是《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原则》，力图会计信息真实、有用、完好。税务会计根据的是税收法律法规，契合税法的会计准绳，税务会计给予确认，但凡不契合税法的会计准绳，不给予供认。正由于两者核算根据不同，致使会计利润与税法上的利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财务会计收入减去本钱费表现会计利润，而税务会计必需依据税法请求停止收入和本钱费用的列支，超出税法规则的收支项目即使在财务会计上得以表现，税法也不允许列为征税所得的构成要素。
( 1) 收入确认上二者的处置不同: 例如，国债利息收入财务会计作为投资收益记入收入，而税务会计不把国债利息收入列为收益，不作为应征税所得额的构成要素。征税人在根本建立、专项工程及职工福利等方面运用本企业商品的，或将企业自产、拜托加工和外购原资料、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用于捐赠，以及以非现金资产赔偿债务，在财务会计中不计入收入，列为相应支出，而税务会计均应视同销售，确认销售收入。
( 2) 本钱费用列支二者的不同:财务会计可据实列支而税务会计不允许扣除的项目，如征税人的消费、运营因违背国度法律、法规和规章，被有关部门处以罚款，以及被没收财物的损失，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超越国度规则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等，一切这些支进项目是税务会计所不供认的，税务会计规则了严厉的列支规范。关于超出的局部作为调整事项，将会计利润调整为应征税所得额。
3． 根底不同
财务会计采用的是权责发作制，强调的是收入的实践发作与费用相配比，会计上已确认的收入并不代表实践的现金流入量，实践发作的费用也不代表现金的流出，会计利润与净现金流量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税务会计由于本身强迫性的特性，采用了权责发作制与收付完成制相分离的核算办法，在实践核算中常呈现与财务会计相偏离的现象，给征税人形成不利的影响，企业财务会计采用的权责发作制是树立在应收对付根底上肯定当期收入与费用，应收对付可以真实客观地反映收入、费用、会计利润; 而税务会计即使从财务会计中别离出来，在实践的核算过程中依然以会计要素为底本，所以，致使采用的收付完成制在外延上要小于权责发作制，这里的收付完成制与权责发作之间产生差别是不可防止的。
三、我国税务会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税务会计在我国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处于初级阶段，税务会计还要依赖于财务会计，财务会计的凭证、账簿和报表是征税核算的主要根据，如今的会计人员同时统筹会计核算和税务核算任务，担负着多项职能，由于缺乏系统的税务学问，对一些政策的了解存在着偏向，经常在税款的计算和交纳申报时呈现少缴或多缴的状况，给征税人和征收机关形成不用要的损失。
其次，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脱节，1994 年 1月 1 日开端执行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置的暂行规则》只是相对的调整，而 2006 年公布的新会计原则，使财务会计曾经成为独立的体系，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导制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多，这种差别表现在所得税前调整项目日益复杂，增加了会计核算工作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征税人本钱的支出。
再次，税务会计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国度税收的完成，却无视了征税人的实践支付才能，税务会计当期的收入不思索实践现金能否流入，均计入应征税所得额，当企业赊销业务量大的状况下资金周转不畅通，形成征税艰难［4］，许多企业为了征税以至要举债，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本钱，企业的营运才能降低，这种恶性循环限制着企业的开展。
四、处理财、税会计体制问题的开展思绪
以税法为根据树立独立的税务会计核算体系。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原则是财务会计核算的主要根据，包括资金运转的全部过程，税法是税务会计核算的根据，核算的也只是涉税事项，这些经济事项也作为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只是并不详细，在制定税务会计的核算办法时应加以补充，税务会计的记账凭证、账簿与财务会计根本分歧，两者能够共用，税务会计只需单设应交税金和差别额账簿。同时要经过培训考核进步税务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作为一个合格的税务会计，只要控制税收法律法规和征管制度，才干在日常的核算中做到合理合法负税［5］。
一
--> 个新兴学科降生之初必然会存在着许多缺乏之处，这显然不顺应经济高速开展的需求，但还要看到它的开展将来，置信经过不时的变革和完善，一定能树立一套独立完善的税务会计体系，更好地效劳于企业、国度经济的开展。
参考文献: 会计毕业论文
［1］宁健． 税务会计［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盖地． 税务会计准绳、财务会计准绳的比拟与考虑［j］． 会计研讨，2006，( 2) ．
［3］王鑫．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联性探析［j］． 四川会计，2001，( 6) ．
［4］张转玲． 论我国企业税务会计［j］． 现代商贸工业，2009，( 9) ．
下面，就《税收征管条例》和《税收征管法》中对偷税与漏税、欠税抗税、漏税与欠税、偷税与抗税的界定来分析它们在表述中存在的不足。
1.偷税＝漏税
根据前述的解释，漏税是“并非故意”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造成漏税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办税人员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不健全，或工作粗心大意，因而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应税数量、错算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造成少缴、未缴税款，或漏扣应扣税款等。而偷税是“以欺骗、隐瞒、弄虚作假等方式逃避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其目的是为了少缴纳或不缴纳应缴纳的税款。仔细比较偷税和漏税，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是在于纳税人是否“故意”。然而，这是否“故意”恰好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至于说到；“未缴纳或少缴税款”，到底是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而漏报、少报，还是有意“弄虚作假”而少报、瞒报，就更是只有纳税人自己心里才明白的事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国家税法本身也是经常在不断改革和补充的，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熟悉税法，这样怎么区分偷税与漏税呢？在执法中根据《条例》的解释，既可将偷税视作漏税，也可将漏税视作偷税。
2.欠税＝抗税
从前述规定来看，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抗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限内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法律上讲，这两者都同是“应作为而未作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应该纳税，而在纳税期限内没有自觉地到税务机关去履行纳税义务，那便是抗税行为。有些人总是把抗税与纳税人“聚众闹事，威胁、冲击税务机关和殴打、围攻、侮辱税务干部等行为”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由于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所以，当发现某个纳税人超过了纳税期限而“未缴纳税款”，或者说“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又怎样进行政策鉴定呢？这时是应该认定纳税人的行为为欠税呢？还是认定它为抗税呢？如果依据《税收征管条例》中的定义来判定，执法者既可认定纳税人欠税，亦可认定为抗税。
3.漏税＝欠税
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而漏税是“纳税人并非故意不依照税法规定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从定义来看，漏税与欠税都是逾期未缴税款的行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欠税的定义中多了“因故”两字。从字面上看，漏税是“并非故意”，欠税是“因故”。实质上两者都是纳税人未缴纳或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那种将欠税理解为“纳税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的，应当向当地税务机关报告，申述原因，请求缓期缴纳，待批准后，方可按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限缴纳税款”是不妥当的。因为，税务机关新批准的“缓缴期限”也就是新核定的“纳税期限”，它已经否定了税务机关原来核定的“纳税期限”。只要纳税人在“缓缴期限”内履行了纳税义务，也就不再属于违章欠税行为了。而如果是纳税人事先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缓期缴税，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又直接成了偷税和漏税行为了。因此，税收征管执法中，可将漏税视为欠税，亦可将欠税定为漏税。
4.偷税与抗税
前面已经提到，偷税是指“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的行为。”而抗税则是指“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定义来看，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即都同样是直接抗拒纳税的行为。特别是从两者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偷税是明知要缴税，故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和记账凭证，等等。抗税是拒不依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以各种借口抵制接受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不履行纳税义务，拒不依照税法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拒不接受税务机关进行纳税检查，聚众闹事、威胁、殴打税务干部，等等。可见，偷税与抗税也只是抗拒纳税的形式不同而已。事实上，“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本身，也就是纳税人直接和故意抗拒国家税收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抗税形式，而“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其最根本的目的也就在于偷逃国家税收。所以，偷税与抗税的区分，同样也是不很严格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立法的不严密，使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界线被模糊了，四者成了等同的关系，这将会导致执法的随意性。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准确执法。而准确执法必须建立在国家严密立法的基础之上。只有严密立法才能准确执法。因此，国家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税收征管法》，重新明确界定各种税务违章行为，改变“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状况，以确保税收征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切实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偷税＝漏税
根据前述的解释，漏税是“并非故意”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造成漏税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办税人员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不健全，或工作粗心大意，因而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应税数量、错算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造成少缴、未缴税款，或漏扣应扣税款等。而偷税是“以欺骗、隐瞒、弄虚作假等方式逃避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其目的是为了少缴纳或不缴纳应缴纳的税款。仔细比较偷税和漏税，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是在于纳税人是否“故意”。然而，这是否“故意”恰好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至于说到；“未缴纳或少缴税款”，到底是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而漏报、少报，还是有意“弄虚作假”而少报、瞒报，就更是只有纳税人自己心里才明白的事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国家税法本身也是经常在不断改革和补充的，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熟悉税法，这样怎么区分偷税与漏税呢？在执法中根据《条例》的解释，既可将偷税视作漏税，也可将漏税视作偷税。
2.欠税＝抗税
从前述规定来看，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抗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限内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法律上讲，这两者都同是“应作为而未作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应该纳税，而在纳税期限内没有自觉地到税务机关去履行纳税义务，那便是抗税行为。有些人总是把抗税与纳税人“聚众闹事，威胁、冲击税务机关和殴打、围攻、侮辱税务干部等行为”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由于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所以，当发现某个纳税人超过了纳税期限而“未缴纳税款”，或者说“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又怎样进行政策鉴定呢？这时是应该认定纳税人的行为为欠税呢？还是认定它为抗税呢？如果依据《税收征管条例》中的定义来判定，执法者既可认定纳税人欠税，亦可认定为抗税。
3.漏税＝欠税
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而漏税是“纳税人并非故意不依照税法规定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从定义来看，漏税与欠税都是逾期未缴税款的行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欠税的定义中多了“因故”两字。从字面上看，漏税是“并非故意”，欠税是“因故”。实质上两者都是纳税人未缴纳或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那种将欠税理解为“纳税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的，应当向当地税务机关报告，申述原因，请求缓期缴纳，待批准后，方可按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限缴纳税款”是不妥当的。因为，税务机关新批准的“缓缴期限”也就是新核定的“纳税期限”，它已经否定了税务机关原来核定的“纳税期限”。只要纳税人在“缓缴期限”内履行了纳税义务，也就不再属于违章欠税行为了。而如果是纳税人事先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缓期缴税，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又直接成了偷税和漏税行为了。因此，税收征管执法中，可将漏税视为欠税，亦可将欠税定为漏税。
4.偷税与抗税
前面已经提到，偷税是指“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的行为。”而抗税则是指“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定义来看，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即都同样是直接抗拒纳税的行为。特别是从两者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偷税是明知要缴税，故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和记账凭证，等等。抗税是拒不依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以各种借口抵制接受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不履行纳税义务，拒不依照税法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拒不接受税务机关进行纳税检查，聚众闹事、威胁、殴打税务干部，等等。可见，偷税与抗税也只是抗拒纳税的形式不同而已。事实上，“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本身，也就是纳税人直接和故意抗拒国家税收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抗税形式，而“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其最根本的目的也就在于偷逃国家税收。所以，偷税与抗税的区分，同样也是不很严格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立法的不严密，使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界线被模糊了，四者成了等同的关系，这将会导致执法的随意性。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准确执法。而准确执法必须建立在国家严密立法的基础之上。只有严密立法才能准确执法。因此，国家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税收征管法》，重新明确界定各种税务违章行为，改变“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状况，以确保税收征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切实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 旧企业所得税法 优惠政策
一、税收优惠的含义
税收优惠是指政府在征收税收时，给部分纳税人给予的税收的照顾和鼓励。税收优惠政策一般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主要有税收减免、税收豁免、税项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等几种方式。且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中。为了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旧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于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有不同的征收水平，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一定的疏漏和不公平现象，新企业所得税法针对旧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不足，借鉴国际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标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重点突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科技进步，鼓励国家农业发展，鼓励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照顾弱势群体等原则。
二、 新旧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政策之间的比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2008年我国开始实行新企业所得税法，新旧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于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了较大的区别，整体来说，税收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优惠对象发生了改变。旧企业所得税法中主要的优惠对象是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农业发展企业等。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不仅强调企业更强调企业从事的项目。二是优惠的形式更加多元化。旧企业所得税法中税收优惠的形式主要是税收减免，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税收减免变为替代性的优惠政策，如减计收入、投资抵免等多种形式。三是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第一次界定了“免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的概念。免税收入是政府暂时放弃征税的权利，在以后的发展中会根据需要进行征收；不征税收入在从税收原理上是指不应列入企业所得税征税范围的收入。四是内外资企业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旧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进行了统一。
结合以上新旧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分析，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第一，针对科学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不少行业内，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都远远低于发展国家，不少关键技术都需要依靠发达国家，企业创新能力较低，为了促进企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新企业所得税采用了多种优惠政策来促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一方面针对技术转让所得优惠依然保留旧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减免税收政策，促进企业较快将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于高新技术企业重点采取税率优惠的方式，扩大了税率优惠的对象范围，旧企业所得税法中仅对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优惠，新企业所得税中则是开发区内外统一享受15%的税率优惠。同时对于企业的研发费用也给予一定的优惠，对于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倍进行摊销，进入可以增加企业税前扣除的成本，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税负，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第二，针对农业问题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业发展是我国政策支持的重点，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对于从事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中药材的种植，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牲畜、家禽的饲养，林产品的采集，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及远洋捕捞等与人民生活必需品直接相关的所得均列入免税范围。同时对于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等非生活必需品的企业所得也实行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第三，针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旧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所得免征五年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则是允许按90%计入收入总额，不限制优惠年限。同时，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增加了节能减排的优惠政策：对从事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项目的，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均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同时，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于弱势群体也给予了重点照顾。旧企业所得税法中只对特定的福利企业减免税收，新企业所得税中则是规定：对于企业安置的残疾人员工资可进行100%的加计扣除，使得鼓励安置残疾人的优惠政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加符合现实。
参考文献：
［1］曾莉.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解读.上海国资，2008（01）
从前述规定来看，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抗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限内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法律上讲，这两者都同是“应作为而未作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应该纳税，而在纳税期限内没有自觉地到税务机关去履行纳税义务，那便是抗税行为。有些人总是把抗税与纳税人“聚众闹事，威胁、冲击税务机关和殴打、围攻、侮辱税务干部等行为”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由于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所以，当发现某个纳税人超过了纳税期限而“未缴纳税款”，或者说“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又怎样进行政策鉴定呢？这时是应该认定纳税人的行为为欠税呢？还是认定它为抗税呢？如果依据《税收征管条例》中的定义来判定，执法者既可认定纳税人欠税，亦可认定为抗税。
2.偷税＝漏税
根据前述的解释，漏税是“并非故意”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造成漏税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办税人员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不健全，或工作粗心大意，因而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应税数量、错算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造成少缴、未缴税款，或漏扣应扣税款等。而偷税是“以欺骗、隐瞒、弄虚作假等方式逃避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其目的是为了少缴纳或不缴纳应缴纳的税款。仔细比较偷税和漏税，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是在于纳税人是否“故意”。然而，这是否“故意”恰好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至于说到；“未缴纳或少缴税款”，到底是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而漏报、少报，还是有意“弄虚作假”而少报、瞒报，就更是只有纳税人自己心里才明白的事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国家税法本身也是经常在不断改革和补充的，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熟悉税法，这样怎么区分偷税与漏税呢？在执法中根据《条例》的解释，既可将偷税视作漏税，也可将漏税视作偷税。
3.漏税＝欠税
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而漏税是“纳税人并非故意不依照税法规定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从定义来看，漏税与欠税都是逾期未缴税款的行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欠税的定义中多了“因故”两字。从字面上看，漏税是“并非故意”，欠税是“因故”。实质上两者都是纳税人未缴纳或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那种将欠税理解为“纳税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的，应当向当地税务机关报告，申述原因，请求缓期缴纳，待批准后，方可按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限缴纳税款”是不妥当的。因为，税务机关新批准的“缓缴期限”也就是新核定的“纳税期限”，它已经否定了税务机关原来核定的“纳税期限”。只要纳税人在“缓缴期限”内履行了纳税义务，也就不再属于违章欠税行为了。而如果是纳税人事先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缓期缴税，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又直接成了偷税和漏税行为了。因此，税收征管执法中，可将漏税视为欠税，亦可将欠税定为漏税。
4.偷税与抗税
前面已经提到，偷税是指“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的行为。”而抗税则是指“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定义来看，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即都同样是直接抗拒纳税的行为。特别是从两者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偷税是明知要缴税，故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和记账凭证，等等。抗税是拒不依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以各种借口抵制接受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不履行纳税义务，拒不依照税法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拒不接受税务机关进行纳税检查，聚众闹事、威胁、殴打税务干部，等等。可见，偷税与抗税也只是抗拒纳税的形式不同而已。事实上，“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本身，也就是纳税人直接和故意抗拒国家税收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抗税形式，而“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其最根本的目的也就在于偷逃国家税收。所以，偷税与抗税的区分，同样也是不很严格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立法的不严密，使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界线被模糊了，四者成了等同的关系，这将会导致执法的随意性。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准确执法。而准确执法必须建立在国家严密立法的基础之上。只有严密立法才能准确执法。因此，国家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税收征管法》，重新明确界定各种税务违章行为，改变“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状况，以确保税收征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切实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如：产品、劳务销售，货物运输后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等；收益实现后才缴纳所得税等。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
3.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低税负，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是滞延纳税时间，即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的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综合性。由于多种税基相互关联，某种税基缩减的同时，可能会引起其他税种税基的增大；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或不缴税款可能会在另外一个或几个纳税期内多缴。因此，税收筹划还要综合考虑，不能只注重个别税种税负的降低，或某一纳税期限内少缴或不缴税款，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
税收筹划与偷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因此，不论是站在纳税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上，准确地判断“税收筹划”与“偷税”都是很有必要的。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结果与偷税一样，在客观上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但不属于违法行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有：①偷税是指企业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少缴或漏缴税款，而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纳税义务发生前，通过事先的设计和安排而规避部分纳税义务；②偷税直接违反税法，而税收筹划是在税法允许的前提下善意利用税法的有关规定，并不违反税法；③偷税行为往往要借助于犯罪手段，如做假账、伪造凭证等，而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的行为。
当前，一些企业避税心切，或者受到一些书籍的误导，以至于良莠不分，把偷税行为当成了税收筹划，直至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蒙在鼓里。其主要原因：一是不懂得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把一些实为偷税的行为误认为是税收筹划；二是明知故犯，打着税收筹划的幌子进行偷税。
笔者认为，只要企业的财务人员切实掌握了税法，税收筹划与偷税的区别是不难分清的。
三、税收筹划的应用
税收筹划是基于不违法并且运用税收法律、法规以及财务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运用税收法律、法规、财务会计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法规的过程。税收筹划在企业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企业组建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在组建过程中，可选择恰当的组建形式来进行税收筹划：
(1)公司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的选择。当前我国对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实行差别税制。比如有限责任公司与合伙经营相比较：有限责任公司要双重纳税，即先交企业所得税，股东在获取股利收入时再交纳个人所得税；而合伙经营的业主或合伙人只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在组建企业时，采取何种形式必须认真筹划。
(2)分公司与子公司的选择。设立分公司还是通过控股形式组建子公司，在纳税规定上就有很大不同。由于分公司不是一个独立法人，它实现的盈亏要同总公司合并计算纳税，而子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母、子公司应分别纳税，而且子公司只有在税后利润中才能按股东占有的股份进行股利分配。一般说来，如果组建的公司一开始就可盈利，设立子公司就更为有利。在子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可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税收优惠和其他经营优惠。如果组建的公司在经营初期发生亏损，那么组建分公司就更为有利，可减轻总公司的税收负担。
2.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因此，在国内进行投资时，应适当选择这些税收优惠地区。另外，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
3.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4.对外筹资的筹划。企业对外筹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股本筹资，二是负债筹资。虽然两种筹资方式都可以使企业筹集到资金，但由于这两种方式在税收处理上不尽相同，选择不同渠道筹集资金，就会形成不同的筹资成本。根据税法规定，企业支付的股息、红利不能计入成本，而支付的利息则可以计入成本。因此，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筹资方法。一般而言，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获得税收利益，从而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降低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
5.利用会计核算进行税收筹划。这表现在：①存货计价方法筹划。由于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材料成本在期末存货与已售产品之间的分配金额就不同，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企业所得税。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以对存货的计价方法进行选择，以达到节税或缓缴税款的目的。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出存货采用实际成本核算时，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进行核算。根据各种核算方法特点，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最有利于企业的方法，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②成本费用核算中的税收筹划。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通过选择恰当的存货计价方法、折旧计提方法等有效合理地控制成本，以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例如计提折旧方面，在税法允许的情况下可选择加速折旧法，适当的折旧年限等来达到节税目的。另外，当企业预计近期利润较高时，也可适当安排购置和更新设备。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依法可以选择加速折旧法时，应尽量使用加速折旧法。此外，企业可依据有关法规和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折旧年限来达到节税的目的。
6.股利分配过程中的税收筹划。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个人股东获得现金股利，按规定的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取得股票股利却不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可以对现金股利的发放比例进行筹划。
7.职工工资的筹划。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职工工资的办法有两种：一是计税工资法，发放工资总额在计税标准以内的据实扣除，超过标准的部分不得扣除；另一种是工效挂钩法，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国际税法（InternationalTaxLaw）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其基本范畴与基本理论尚处在形成时期，关于国际税法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性质、基本原则、体系与地位等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观点。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对国际税法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予以评述与研究，以期能推动中国国际税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一）国际税收的概念
国际税法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现象，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国际税收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探讨国际税法的概念就不得不首先从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Taxation）的概念入手。
税收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税收属于一国范围内的事，对于他国的人与事无权行使课税权。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不断发展与各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技术、贸易、投资、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使得税收关系也突破一国领域而形成国际税收关系。
关于国际税收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分歧。第一个分歧是国际税收是否包括涉外税收，在这一分歧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凭借政治权力对从事跨国活动的纳税人征税时所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关系。该观点严格区分国家税收与国际税收，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不论其涉及的纳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涉及的课税对象位于本国境内还是位于本国境外，都是该国政府同其本国纳税人之间发生的征纳关系，应属于国家税收的范畴而排除在国际税收概念之外，即国际税收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收。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收除了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税收利益分配关系外，还包括一国对涉外纳税人进行征税而形成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即国际税收除狭义的国际税收外，还应当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
关于国际税收概念的第二个分歧是间接税是否应包在国际税收的概念之内，关于这一分歧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只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而不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涉及的税种范围除所得税和财产税外，还应当包括关税等间接税税种。
通过考察国际税收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国际税收产生的基础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或者说是跨国经济活动；（2）各国政府对跨国经济活动的税收协调，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税收利益的分配”，而且在于通过税收协调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3）对商品税的国际协调也是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4）国际税收协调最终是通过一国政府与跨国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国际税收的概念理应包括一国的涉外税收，国际税收不能脱离一国的涉外税收而单独存在，没有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会出现国家间的税收协调关系。[1]
（二）学界关于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
理论界对国际税法概念的分歧与上述国际税收概念的分歧是直接对应的，即也存在两大分歧，而每种分歧中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关于国际税法是否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狭义说认为，国际税法仅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而广义说认为，国际税收既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也调整国家与涉外纳税人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关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间接税，狭义说认为仅仅包括直接税，广义说认为涉外性质的关税等间接税也包括其中。
纵观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观点，主张纯粹狭义说的学者已经基本没有了，所谓纯粹狭义说，是指既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又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商品税法。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际税法包括涉外税法，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税法包括商品税法。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包括涉外税法，但所涉及的税收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商品税领域只要存在国际税收协调，同样属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2]
（三）界定国际税法概念的出发点
我们这里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学观点，认为国际税法既包括涉外税法也包括商品税法。之所以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观点，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国际税法学是研究调整国际税收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学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的问题并推动国际税法的发展与完善。而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各国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离开了各国的涉外税法，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同样，国际税收领域中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在直接税领域，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领域也存在国际税收问题，一样需要解决。因此，为了更好的解决国际税收领域中的法律问题，我们主张把所有与解决国际税收领域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划入国际税法的领域。
（2）从部门法划分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国际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个子部门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税法也属于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而且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划分，特别是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的划分，其标准很不统一，学界也存在众多分歧，把这些分歧全部拿到国际税法领域中来看，一方面根本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国际税法自身理论问题的发展。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一问题上暂时不争论，而是把这些问题留待国际税法发展的实践去解决。为了不束缚国际税法的发展，我们认为主张最广义的国际税法更符合国际税法发展的自身利益。
（3）关于税法，我们一直主张把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3]同样，我们也主张将国际税法视为一个综合法律领域，而不是把国际税法视为一个严格的、纯而又纯的部门法。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与概念并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最后解决的问题，即把国际税法的基本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再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首先就给国际税法限定一个概念和范围。应当是概念符合实践的需要，而不是用概念来限定实践的范围。
（四）国际税法的定义
关于国际税法的定义，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国际税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因跨国纳税人的所得而产生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2）国际税法是对国际税收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协调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国际法律原则、规则、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和；[5]（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关系，即各国政府从本国的整体（综合）利益出发，为协调与国际经济活动有关的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与跨国纳税人或征税对象（商品）之间形成的征纳关系的国际法和
国内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6]（4）国际税法是适用于调整在跨国征税对象（即跨国所得和跨国财产）上存在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7]（5）国际税法是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在协调它们之间的税收关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8]（6）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9]
根据我们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的概念，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能够体现出国际税法的两个调整对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与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其次，国际税法的定义应当体现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局限于直接税，还包括间接税。上述定义有的没有包括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的没有体现商品税关系。因此，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应当是：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相关税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0]
（五）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相互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很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11]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和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二、国际税法的性质
国际税法的性质，是指国际税法区别于其它法律领域的根本属性。关于国际税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尚没有学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性质是与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国际税法的性质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法律渊源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国际税法的概念、渊源、体系和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性质总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研究国际税法的性质也要放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根据学界讨论法律规范性质所使用比较多的参照系，我们选取了公法和私法、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三个参照系，分别探讨国际税法在这三个参照系中的性质。
（一）公法兼私法性质
公法与私法是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首先提出，后来广泛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分类方法。乌尔比安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12]当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系统阐述，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作出区别。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法律体系一直都是以私法为主，但17、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公法的发展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在当代，又出现了公法与私法互相渗透结合的趋势，即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因此，法是否应当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以及划分标准如何确定，这些问题争论颇多，没有定论。[13]纵观这些分类标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利益论（目的论），认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目的的法为公法，维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为私法；（2）主体论，认为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代表公共权力的法为公法，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的法为私法；（3）服从论（权力论），认为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14]现代法学理论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标准都不足以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因此，一般采用综合标准，即凡涉及到公共权力、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凡属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5]
国际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学界尚没有学者讨论，[16]我们认为这与学界对于国际税法概念的理解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部门，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只能是纯粹的公法。[17]但如果把国际税法定位于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涉外法规范的综合领域，那么，国际税法就有可能具有私法的性质。广义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和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分配税收利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虽然涉及的主体是国家，涉及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但其中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私法关系有诸多类似之处，而且其所涉及的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因此，调整这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公法，但其中蕴含有较多的私法色彩。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纯粹属于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就转化为税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税法学界讨论的也比较少，但一般认为由于税法在主体上涉及到国家这一公共权力组织，在保护的利益上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具有强烈的权利服从关系色彩。因此，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税法也体现出较多的私法色彩，如课税依据私法化、税法概念范畴私法化、税收法律关系私法化、税法制度规范私化法等等。[18]综上所述，广义国际税法在总体上属于公法，但兼具私法的性质。
（二）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根据法律规范的创制主体和适用主体的不同而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国内法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由特定国家法律创制机关创制的并在本国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国际法则是由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通过协议制订或认可的，并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法律，其形式一般是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等。[19]
关于国际税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性质与学者对国际税法的界定具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把国际税法严格界定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认为国际税法就是包含财政内容的国际公法
，[20]即不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纯粹的国际法。如果认为国际税法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那么，国际税法的性质就是兼具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性质。目前，中国国际税法学界基本持后一种观点，即国际税法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三）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同为标准对法律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规定和确认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为实体法，以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主的法律为程序法。[21]
关于国际税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税法只能采用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只包含冲突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既可以采用间接调整手段，也可以采用直接调整手段，即国际税法既包括冲突规范也包括实体规范。[22]目前，后一种观点为中国国际税法学界的通说，即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23]
「注释
[1]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2]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3]参见刘剑文、熊伟：《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剑文主编：《税法学》（第2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4]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参见邱文华、蔡庆：《国际税收概念与国际税法概念新探》，载《北方经贸》1999年第5期。
[7]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8]参见翟继光：《新国际税法论论纲-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载《法商研究》2002年专号。
[9]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0]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是“最适合本书所主张的广义国际税法概念的定义”，而并不是强调最正确或最科学的国际税法定义，也不强调是唯一正确的定义，主张其他国际税法概念的学者，也有最适合于他们的定义。
[11]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12]参见朱景文：《比较法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程信和：《公法、私法与经济法》，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
[15]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6]严格来讲，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不适用于国际法的，但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税法并不仅仅包括国际法，而且包括国内法，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税法性质的讨论准用国内法的讨论模式，并把国际法在整体上归入公法，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法不同于国内法意义上的公法。
[17]其实，国际法也有私法的性质，正如著名法哲学家凯尔森所言，国际法通常归入公法领域，但它几乎毫无例外地符合自治的原则，而自治的原则正是私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8]参见刘剑文、熊伟：《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趋势》，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1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20]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关键词：税务会计 财税模式
随着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完善和会计职能的变革，税务会计与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再加上我国税法越来越健全、税收管理越来越严格、计算要求越来越细化。使得税务会计核算方法日趋复杂而财务会计无法满足税务核算需要；另一方面税务会计又起源于税务核算的需要，税务会计本属于财务会计的一部分，因此再复杂的税务会计核算方法都要以财务会计资料为基础。它们二者是既联系着又相互区别的。所以我认为我国应选择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的模式，但并不是采取英美国家的税务会计模式，而应考虑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采用以财务会计为主税务会计为辅税务协调发展的一种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税务会计模式。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然性
1、宏观方面。我国经济环境的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如果完全合一就会使会计核算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因为市场时刻在变，企业的经营要适应这种变化，会计核算也要适应，与财务会计完全合一的税务体系会对企业的核算规定太不灵活。使企业税务会计只能成为财务会计的简单附属，二者互相牵制，影响了各自职能的充分发挥。
2、在制度上的差异。依据制度不同，税务会计核算的依据是相关税法法规，按照税法规定的计算所得税额并向税务部门申报；财务会计是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通则》的要求核算的。而且各自制度中的相关规定也有差异，比如，财税分流模式下，税法规定的应税收入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营业收入；税法规定的扣除项目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经营成本和费用；还有应纳税所得额在税法中规定的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企业税前利润。
3、特殊业务核算方法不同，这也是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因为我国税法越来越完善，相关规定越来越细致，对原来的财务会计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财务会计无法满足税务核算需要时，就得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一些特殊业务的核算。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核算方法、处理方法等，企业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并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加以选择。但作为企业税务会计，必须严格按照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不能任意选择或更改。例如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在固定资产的折旧上、可在现行财务制度规定的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总和法等几种方法中选择，采用其中一种；但企业税务会计只能依照税收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方式及存货核算方法进行核算，并需报税务机关批准或备案。所以说，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涉及到税务问题时，应以税收规定为依据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收规定要求不一致时，应以税收规定为准绳，而不能只考虑财务会计方面的规定。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联系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联系着的，彼此相互影响。
第一，税务会计的信息以财务会计的信息为基础，税务会计所需的资料都是从财务会计报表和账簿中的数据得来的。
第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最终将反映在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上，企业的任何税务会计处理都会对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例如，在企业所得税会计中，为了处理时间性差异，企业要设置“递延所得税”科目，该科目或作为企业一项“负债”列示，或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列示。与此同时，递延所得税也对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也产生影响。
而且在我国，企业会计核算上要求使用税务发票，包括普通税务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借助于会计手段来实现对税收的管理；以权责发生制对税法的影响为例，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这也反映出会计对税收的影响。
三、我国应建立的税务会计模式
一国的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都在不同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由不同的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除了国家利益与纳税人利益，经济体制、会计管理体制、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环境，甚至国际会计，税收环境都会对税务会计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选择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模式，但是通过以上分析，两者完全分离的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国应实行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适度分离，以财务会计为主税务会计为辅的税务会计模式，同时要注意协调二者存在的差异：
首先，坚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模式，就要坚持以独立的思路分别考虑财务会计与税法规定的核算方法，因为税务会计和企业会计各自以其特殊的原则、目标、方法已自成体系。由于在我国，国家在整个经济中投资比重大占主导地位，投资利益主要集中于国家利益，财务会计法规必然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这与税收法规的服务目标一致。同时我国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这些也为实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协调提供了可能；
其次，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不能完全任其自由发展，而必须有意识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适应我国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会计管理体制、法律法制等因素的特殊需要。
参考文献：
[1]秘林. 刍议财务会计[J]. 北方经济，2007，(2):65-68.
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有什么区别？公安机关、审计部门为什么不能介入税收检查？多重检查、多头检查究竟错在哪里？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往往是基层税收工作中的难点。本文试图从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素入手，来解释以上问题。
税收法定是一项基本的税法原则。它要求税收行政过程当中所涉及的各方主体都必须依据法律事先确定的规范行事，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由于历史的原因，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收检查领域并未得到很好的确立，在我国实行多年的财政、税收、物价大检查，使人们在习惯上把税务机关依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税务检查与审计、财政等部门涉税监督活动混为一谈，统称为税收检查。观念上的混乱，导致在实践中部门间相互越权，呈现出了多主体介入、多种法律关系混杂的局面。同时，在税务机关内部，稽查部门与征管部门关于检查权限的划分也是因地、因时而异，处在长期的震荡与不懈的探索之中。
形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征管法学习读本》一书中多次提及的“部门利益”之争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税务检查所内含的多种法律关系缺乏系统的、学理上的分析。本文拟以税收法定原则为基准，探讨税收监督权与管理权、以及税收合法性原则与诚信原则等税收检查所涉及的多项法律关系。
一、
从程序法定看课税调查与违法行为调查的区别
《税收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检查权的目的，一是为了复核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申报行为是否真实，监督纳税人据实申报，依法纳税；二是调查有违法、犯罪嫌疑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无违法事实，为打击、惩处税收违法行为收集证据、依法追究违法分子的法律责任。因此，《税收征管法》中所规定的税务检查，包含了针对所有纳税人的普遍意义上的“课税调查”与针对税收违法行为的“违法行为调查”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主要是以确保依法征收为主要目的，而后者更侧重于对违法行为的惩处。
由于在《税收征管法》中，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检查统一规定在“税务检查”这一章节当中，所以有的学者误认为，这两种调查适用相同的法律程序。其实，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当中，尽管规定得不太明显，但二者的适用程序还是有所区别的。税收违法案件的调查是以课处行政处罚为目的，所以首先得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有关程序，并且，在《税收征管法》的第54条第6款和第58条，也单独就“调查税务违法案件”设立了不同于一般的程序和权限。
并且，按照现行《税收征管法》第11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稽查、行政复义的人员的职责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以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的规定，在税务机关内部，实施这两类检查行为的主体是相对独立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税发[2003]124号）对日常检查定义为“是指税务机关清理漏管户、核查发票、催报催缴、评估问询、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等不涉及立案核查与系统审计的日常管理行为，是征管部门的基本工作职能和管理手段之一”。并且就实施检查的主体进行了以下原则性的区分：“征收管理部门与稽查部门在税务检查上的职责范围要按照以下三个原则划分：一是在征管过程中，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日常性检查及处理由基层征收管理机构负责；二是税收违法案件的查处（包括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由稽查局负责；三是专项检查部署稽查局负责牵头统一组织”。由此可见，“违法行为调查”的案件查处职责，主要由稽查部门负责实施。
在手段的应用上，《税收征管法》对“调查税收违法行为”作出了持别的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违法行为调查时，除拥有了一般的税务检查时的诸多权限之外，还依法拥有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查询权和录音、照相等取证权。另外税务机关还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所赋予的调查权，同时也要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
对税收工作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关于证据保全的规定。例如在调查当中发现了违法嫌疑人私自记载的账外账、假发票、造假工具等等的物证，如果不及时控制，仍然留在违法嫌疑人手中，很可能被违法嫌疑人销毁证据，使得日后的行政处罚因证据不足而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依据这一条款，经税务机关负责人批准对这些证据先行登记保存。但必须注意的是证据保全的期限不能超过七天，税务机关必须在七天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正如有的学者误认为课税调查与税务违法行为调查适用相同的程序一样，在税务实务当中，确实存在忽视各条款的适用对象，错认为只要是税务检查，就可以把税务检查章节中的所有权限都拿出来行使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与基层人员对《税收征管法》的理解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立法的当初未就课税调查与针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检查从行政目的、二者之间执法措施上的相互关系（比如课税调查当中的执法措施能否适用于税收违法行为的检查）、这两类税收检查的外在区分标准等问题作出清楚的规定，至少是在条文上区分不太明显。尽管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有《税务稽查工作规程》这样的内部工作制度对以上问题进行调整，但这种工作制度只能对内部的税务人员产生约束力，而不是约束纳税人和法官的普遍意义上的法，所以有必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对这一部分内容加以完善。
二、从主体法定看税务检查与刑事犯罪调查的区别
税务检查是一种行政执法活动，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是否正确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的事实所作的单方面强制了解的行政执法行为。它涉及面广，直接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由法定机关遵守法定的程序进行。《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明确授权税务机关为法定的税务检查实施机关，因此，除税务机关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依据《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扣缴行为进行检查。
税务检查与涉税刑事犯罪调查的区别。在涉税刑事犯罪案件和调查过程当中，公安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情况、扣缴税款情况拥有强制调查的权力，但公安机关所进行的刑事调查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进行，并且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税务人员所进行的税务检查是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行政责任、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目的，而公安机关进行的犯罪调查是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打击犯罪为目的的，所以这二者之间在执法主体、法律依据、适用对象、调查的程序、手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不可相互替代。税务检查所适用的是纯粹的行政程序，检查中所收集到的资料只能作为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或课加行政处罚的依据，而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中判罪定刑的证据，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可以证明当事人犯罪的资料，必须依法移交给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依法核实后才可以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
而税收犯罪调查是以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为日的，调查取证围绕着怎样把偷税分子送上法庭、最终定罪判刑而展开，所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调查只能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不能针对一般的纳税人。另外，审计部门顺进行审计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涉及纳税人的税收问题，但同样这种活动也必须严格按照审计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不能把审计机关的涉税审计活动理解为税务检查。税务检查过程当中一些税务机关所独有的权限，比如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就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审计部门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三、 从义务法定看越权检查
接受税务检查的相对人只在法定的范围内负有接受、配合检查的义务，超出法定范围的检查，当事人有权拒绝。《税收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当中，拥有账簿、凭证检查权，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的实地检查权，邮政、交通企业的查证权，存款账户检查权、询问权，责成提供资料权，采取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权等多项权力，但在具体的检查过程当中，税务机关必须区别不同的对象依法行使这些权力。
《税收征管法》规定，账户检查权和采取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权就只能针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行使，而不能针对所有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对个人储蓄存款的检查权就只能针对税收违法案件的涉嫌人员和个体工商户行使；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进行的托运、邮寄商品、货物查证权就只能针对纳税人行使，而不能针对扣缴义务人行使。
这些区别，尽管在《税收征管法》的条文上表现得非常清楚，但在实务当中，往往受到执法人员的忽略。不仔细区分对象，笼统地认为，只要是《税收征管法》所列出的，就是自己可以行使的执法手段，而不认真体会每一法条的立法宗旨。
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接受税务检查的相对人依法负有如实提供资料、如实回答有关问题、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等义务。税务检查不同于征税行为或处罚行为，不直接对相对人的财产权利作出调整，但税务检查必然要求相对人在时间上、人力上、场地占用上给予配合，会对相对人的正常经营或其他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法学上把纳税人的这种配合称之为忍受的义务，既然如此，这种义务就必须是依法规定，并要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相对人只服从依法拥有检查权的税务机关的检查，对其他不具有税收检查权的部门、单位或个人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相对人有权拒绝。
税务机关实施税务检查，必须和被检查的纳税人之间存在法定的管辖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依照税法确定的征收与缴纳关系。有权实施税务检查的机关一般是指办理税务登记的所属税务机关及其上级税务机关和纳税行为发生地的监管税务机关及其上级税务机关。在特殊情况下上级税务机关根据工作的需要，有权指定检查机关，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多见的交叉检查，就属于因上级机关授权指定而发生的检查权的暂时转移。但交叉检查中非税收管辖税务机关取得的检查权来自于上级机关的授权，是临时取得的，只在上级机关授权的期间和授权事项的范围内有效，随着交叉检查活动的结束，非税收管辖机关就无权再进行检查，否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就有权拒绝。
四、 从诚信原则看多重检查
诚信原则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能否适用、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日本的税法学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在税法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合法性原则，税务机关的使命在于严格贯彻执行税法、无权减免纳税人的税收。因此，即使是已经生效的税收决定，如果在事后发现是错误的，也应当立即纠正，而不能使在保护纳税人方面已经形成的合理期待或信赖有丝毫影响，从而使诚信原则在税收执法领域的存在遭受质疑。
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诚信原则是一项公法和私法领域都应当遵从的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与诚信原则是一对相互对立但又统一于税收法定原则之内的法律关系，是税收法定原则两个不同的侧面，都是服务于维持税收法律关系的稳定、保障良好的税收秩序、体现法律正义这一目的的。是否适用诚信原则，取决于在个案当中，合法与诚信这两大价值哪一方更能体现法的正义，更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税收秩序。
在我国的税法学说当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为了保障公平正义，进行个别救济，可在个别情况下，对合法性原则的适用给予必要的限制，诚信原则优先适用。
关于诚信原则的适用条件，日本的一个权威判例指出，诚信原则的适用实质上是以牺牲其他纳税人在税法适用上的公平与平等为代价的，所以必须慎重，除非满足以下四点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才能提及是否考虑适用。（1）构成纳税人信赖对象的是税务机关“正式的意见”；（2）纳税人因基于对该“意见”的信赖进行了相应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3）随后税务机关所作的课税行为违背了先前表示的意思，并且该行为会给纳税人带来经济上的不利后果；（4）在这一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可以归责于纳税人的事由。在满足以上要件的情况之下，税务机关的课征行为就应当对已作出的意见及规范不得更改，或者，如果要更改就要对由此给纳税人带来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诚信原则对税务检查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制多重检查，二是对检查结果的处理应当考虑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目前，我国税法学界关于诚信原则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信赖利益的保护展开的，关于这一点，尽管学者们参考外国税法的有关学说，提出了多种适用标准和原则，但按照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及其实施细则第80条的规定，目前对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仅以“不得加收滞纳金”为限，从原则上是否定纳税人以信赖利益为由对抗税务机关的征收权的。
与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是，官方对诚信原则的实践重点放在了如何限制重复检查这一点上。正如同一份文件所指出的“税务检查政出多门，多头指挥，互不协调，层层纵向检查，同级横向检查，各自为政，互不认可；检查缺乏规范性，工作方法简单，有的检查同一问题，结论各异，处理不同，甚至相互抵触”。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已经给税收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种危害不仅仅表现为加重纳税人负担这样一种物质的损失上，更为严重的是，频繁的检查无疑会动摇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信赖，使税收法律关系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稳定状态，这是与税收法定原则的宗旨相违背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针对现状的反思，政府部门逐渐认识到诚信是构筑良好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宝贵资源，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限制检查的次数。199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以及国这有税务总局等10个部委，联合下文，要求“税务机关对同一企业的税务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两次。”2002年9月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85条也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
2003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下文推行纳税信用等级评定，提出要“加强税收信用体系建设”，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地把诚信原则作为税法当中的一条重要原则确定下来。并且该文件的第十一条规定，对A级纳税人，除专项、专案检查以及金税协查等检查外，两年内可以免除税务检查，把免除税务检查作为彼此诚信的主要标志。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税法对诚信原则的接受，主要是通过限制检查次数来进行普遍的，预防性的诚信保护。但这些避免多重检查的规定仅仅是税务机关内部的工作制度，它可以成为税务机关的义务（相对于上级机关的服从义务）性条款，但并不能由此成为纳税人的权利性条款。也就是说，对于纳税人来说，这并不能上升为法定的权利，纳税人并不能因为自己已经接受了两次检查，就可以抗拒第三次的、第四次的检查。而且，造成多头检查、多重检查的根本原因在于税务机关内部职责设计、税收任务管理等等体制性的因素，过错的责任很难定到某个税务机关或者是某个人身上。简单地说，在多个税务机关的检查都于法有据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是不是有鼓励“先下手为强”之弊？
既然税收信用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诚信原则对征纳双方的约束也就应该是双方的。如果纳税人的行为与诚信原则相违背，就会被取消税收优惠，或者受到行政、刑事的制裁，也就是说，纳税人遵守诚信的义务是由相应的法律手段来确保履行的。与此相对，我们也应当在税务检查中肯定纳税人的诚信利益，规定对同一事项，在纳税人申报之后经过税务检查的，在此之后的税务检查中除非发现新的可以归责于纳税人的原因之外，税务机关不得再作出加重处理的变更。也就是说，在纳税人无过错的条件之下，重复的税务检查只能意味着国家税收的减少。这样进行检查的税务机关事先就明白他所将要进行的最终不能有所“成果”的话，其检查的动机就会有所克制，选案工作因此会较为慎重。税务检查的行政目的在于确保税收秩序和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决不能偏离这一目的无休止地探求合法的界限，因此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长期的信赖关系也是一项重要的执法资源。承认纳税人对第一次检查拥有有的诚信利益，是从根源上防止多重检查的“防洪堤“。
只有可诉的权利才是真实的。我们在看到限制检查次数的相关制度对于保护纳税人的诚信利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应当认识到，肯定纳税人对于初次纳税检查所产生的诚信利益，让诚信利益上升为可诉的权利，才是解决多头、多重检查问题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资料目录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2、《新征管法学习读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3、施正文著《税收程序法论——监控征税权运行的法理与立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4、（日）北野弘久《现代税法讲义》（三订版），（日）法律文化社2001年出版。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行税务检查计划制度的通知》（国税发[1999]211号）。
1.在中小企业内部开展纳税筹划，有助完善现代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生产经营决策和利润分配决策是现代企业财务决策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决策的成功与否，都受到税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纳税筹划是财务决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贯穿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领域。若各项决策不考虑税收因素，决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纳税筹划的开展
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经营风险、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而纳税筹划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的促进力。进行纳税筹划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它也离不开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这必然要求企业会计人员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促使企业的会计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
3.纳税筹划是中小企业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法律特征，因此税收是企业一项不可避免的经营成本，必然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它与企业的利润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通过纳税筹划，企业就可以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不纳税或少缴税，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同时也可以同样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
二、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现状和风险
（一）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现状
由于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法规定性的边缘操作，而税收筹划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纳税人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这必然蕴涵着较大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认真分析各种可能导致风险的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风险，避免落入偷税漏税的陷阱，从而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
中小企业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发展的希望，也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还是解决就业的重要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有450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3%，中小企业利润额占所有企业利润额的66.8%，税收占54.3%左右，专利占了全国专利的65%，中小企业新产品占全部新产品的80%，解决的就业人口占城镇净增就业人口的77.9%，无论是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还是在信息咨询、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中小企业的创新都十分活跃，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税收环境的日渐改善，我国企业的所得税纳税筹划也在不断发展、完善。随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对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中开展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情况不普遍，水平也不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以后，中小企业在所得税纳税筹划方面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税收环境的日渐改善，我国企业的所得税纳税筹划也在不断发展、完善。随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对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中开展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情况不普遍，水平也不高，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以后，中小企业在所得税纳税筹划方面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
1．中小企业对税收筹划认识不足
（1）认为与税务机关搞好关系是主要的，税收筹划是次要的。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加上征管机制不完善，税务机关在执法上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一定程度上存在税收执法上的随意性，造成纳税人把与税务机关搞好关系作为降低税收支出的一条捷径。
（2）认为税收筹划就是避税，钻税收制度的空子。很多人将税收筹划与避税等同起来，其实这是一种误判。税收筹划会涉及到一些避税措施，但是并不等同于避税，它是纳税人在事前通过对企业的注册地点、组织形式、投资方向，筹资方式、业务流程、财务制度等涉及的经营活动的合理安排，用足税收优惠政策，达到节税的效果。
（3）认为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少缴税。税收筹划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税收负担，但在税收筹划方案的选择时，并不能认为缴税最少的方案就是企业最优选择。税收筹划的目标应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总目标，有助于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
2.中小企业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缺乏
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高层次、高智力型的财务管理活动，是事先的规划和安排，经济活动一旦发生后，就无法事后补救。
3.中小企业税收筹划水平不高
企业税收筹划水平可以从深度上划分为三个层次：初级筹划立足于规避额外税负；中级筹划立足于综合考虑不同方案的税负差别，选择最佳经营决策；而高级筹划指通过反映、申诉、呼吁等措施积极争取对自身有利的税收政策。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中小企业水平低下是不容置疑的。
（二）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
1.税务行政执法不规范导致的风险
税收筹划与避税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它是合法的，是符合立法者意图的，但现实中这种合法性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在确认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由于税务行政执法不规范从而导致税收筹划失败的风险。因为无论哪一种税，税法在纳税范围上，都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只要税法未明确的行为，税务机关就有权根据自身判断认定是否为应纳税行为，加上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和其他因素影响，税收政策执行偏差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其结果是：企业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可能由于税务行政执法偏差导致税收筹划方案成为一纸空文，或被认为是恶意避税或偷税行为而加以处罚；或将企业本属于明显违反税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暂且放任不管，使企业对税收筹划产生错觉，为以后产生更大的税收筹划风险埋下隐患。
2.税收政策变化导致的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税收政策总是要作出相应的变更，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税收政策具有不定期或相对较短的时效性。税收筹划是事前筹划，每一项税收筹划从最初的项目选择到最终获得成功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在此期间，如果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就有可能使得依据原税收政策设计的税收筹划方案，由合法方案变成不合法方案，或由合理方案变成不合理方案，从而导致税收筹划的风险。
3.税收筹划目的不明确导致的风险
税收筹划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税后利润最大化也只是税收筹划的阶段性目标，而实现纳税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才是它的最终目标。因此税收筹划要服务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实现企业战略管理目标服务。如果企业税收筹划方法不符合生产经营的客观要求，税负抑减效应行之过度而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理财秩序，那么将导致企业内在经营机制的紊乱，最终将招致企业更大的潜在损失风险的发生。
三、 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现状的措施
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现状，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一）外部环境方面的措施
1.税法及税收制度的完善
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税法，制定一些与税收筹划相关的法律条款，提高立法级次，修订税法语言表达不清或不明确之处，明确税收筹划定义，避免出现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税收筹划”认识上的分歧；明晰税收征管范围，明确税务机关职能，真正做到纳税、征税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升税收征收监管力度，保障税收征收的统一、严肃、公正和公平。切实转变税务执法人员观念，提高税务人员业务能力；努力培养一批税务专门律师，完善税收筹划争议解决途径，更好地保障广大中小企业税收方面的权益。
2.建立健全税收筹划机制
首先，应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践，制定《税务法》、《税务师法》等，以明确税收的性质、宗旨、范围、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将税务资格考试、资格认定、执业范围、管理协会的规章制度、后续教育、业务监督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中去，从立法的高度确立税收的地位和作用，为税收提供法律依据，为税收市场的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其次，提高人素质。
（二）内部环境方面的措施
1.积极树立税收筹划意识
税收筹划是企业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保护属于中小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小企业应当首先树立依法纳税、合法节税的筹划意识。加大税收筹划宣传力度。通过电视、电台、报纸、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宣传企业税收筹划，重点介绍税收筹划的概念、特点、原则，介绍税收筹划与逃避缴纳税款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区别，介绍税收筹划可能带来的收益及存在的风险。税务征管人员也要在执法活动中让纳税人了解其享有的税收筹划的权利。税务中介机构要通过对企业税收筹划的成功案例的介绍，对比筹划与不筹划的区别，从而增强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收筹划意识，提高企业财会人员的税收筹划水平。
2.提高税收筹划人员素质
第一，提高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加强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会计、财务方面的知识培训，使之熟悉会计法和会计准则，在企业内部能够建立完善规范的财务制度。同时加强对财务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思想教育，使之熟悉现行税法，在法律允许范围进行税收筹划设计。
税收法律责任在税法上是具有保障地位的税法要素，是税收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本文从比较的角度，论述了广义上税收违法行为的种类、税收法律责任的形式、税收罚则的适用等理论问题，并结合我国现行税法中有关税收法律责任规定存在的问题，就完善我国税收法律责任制度，建立税法运行的保障机制提出了建议。
（一）关于税收违法行为。税收违法行为应当具备三个要件：行为人具有相关的法定义务、行为人有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一般要有过错。是否以主观过错为要件，反映了立法者在提高行政效率与维护人民权利二种价值上的权衡，“折衷说”不失为一种平衡的方法，即对法律明确规定需具备故意或过失要件的，应以过错责任为要件，以满足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要求；对违反税法义务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的，采取“过失推定主义”，允许当事人举证其无过失而免责，以兼顾征税效率。
对税收违法行为的研究应当有系统和整体的观点，多角度的分类研究是重要的理论方法，可以按税收违法行为的主体类型、性质、对象、范围、程度等标准进行分类。
（二）关于税收法律责任的形式。由于违法行为的主体不同，违法行为的性质不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责任能力等各不相同，在责任的追究机关和程序、承担责任的方式或处罚的形式上也会有所区别。文章对征税主体的责任形式、纳税主体的责任形式、税收程序违法的责任形式、抽象税收行为违法的责任形式、税收刑事责任的形式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法律责任形式的意见。
（三）关于税收罚则的适用。追究税收法律责任和适用税收罚则时，应当考虑相关的政策因素，协调好处罚规范之间的衔接与冲突问题。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税收免予处罚制度；要对征税机关的处罚裁量进行控制；要采取“吸收主义”，对违反税收管理行为与违反税款征收行为择一重进行处罚；对税收行政处罚与税收刑事处罚，应当实行“有限并罚”原则；在没收违法财产和物品时，应当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调和公私法利益关系，并为其提供正当法律程序保障。
施正文
关键词：税收控制 节税 合理避税
企业要实现对税收的有效控制，必须进行税务筹划。在遵守和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的权利，减轻税负，更好地实现财务目标。节税与避税是税务筹划的主要途径。节税与避税都能实现税收规避，但二者之间存在区别。本文拟从节税与避税的含义以及原因、动机出发，分析企业节税与合理避税的措施，为实现企业税收的有效控制提供借鉴。
一、节税与合理避税的概述
（一）节税
节税对企业来说就是纳税人利用税法提供的优惠政策以及政策空白，通过税收筹划实现税收控制。首先，节税不能违反法律，是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的最优化选择。其次，企业节税符合政策立法意图，是优惠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的的载体。第三，节税是在合理筹划基础上进行的；另外，节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随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二）合理避税
避税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对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精心安排，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避税往往是利用税法的不健全，或者是规定模糊之处，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方法达到减少应承担的纳税数额的目的。合理避税的前提同样是要合法，也需要进行严密的策划，与节税不同的是，要进行合理避税必须对企业自身适用的法律必须十分熟悉，通过了解、研究，找出其中的漏洞，加以巧妙安排，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
（三）节税与合理避税的异同
节税与避税的主体都是纳税人；方式是缩小课税对象，减少计税依据；目的都是纳税人想减少纳税义务，达到不交税或少交税的目的。合理避税的结果就是节税。
但节税是顺应立法精神的，而避税是违背立法精神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用不违法的手段逃避了纳税的义务，一方面会减少国家的税收，另一方面扭曲了税法征管的本意。
（四）节税与合理避税的动机与原因
首先是市场竞争与利益的推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总利润空间往往有限，净利润等于总利润减掉税收后的余额，既定的利润总额下，减少税收能够提高净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其次税收政策的差异为避税提供了条件，再者就是税法规定的不完善性使节税避税成为可能。
二、企业节税与合理避税的依据与方法
（一）企业节税与避税的依据
1、依据税基
企业通过缩小税基的方法减轻税收负担或者免除纳税义务。在适用税率一定的条件下，税额的大小与税基的大小成正比。税基越小，纳税人所负有的纳税义务越轻。缩小税基主要途径是增加营业成本与营业费用。
2、依据税额
这常常与税法中的税收优惠相联系。包括的全部免征、减免等。有些企业本来不符合免税或减征的条件，但是通过转变企业所属经济性质或者改变内部组织结构等办法，使其符合免税或减征税的条件，从而减轻税收负担或免除纳税义。
3、依据税率
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合法途径，使其所拥有的课税对象直接适用于较低的税率计税，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这主要是基于纳税主体的地位不平等引起的，同一种税，课税的地区、行业不同，税率也不相同。
（二）节税与合理避税的途径
1、利用固定资产折旧
折旧费用提取比例和期限不同，会对所得税的课征时间与数量产生影响。企业可以选择适当的折旧政策规避税收。一方面可以利用延长折旧年限而产生的时间差进行节税，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缩短折旧年限而产生的时间差进行节税。刚刚起步的企业可以利用延长折旧年限的方发达到税后规避的目的，成熟的企业可以利用后者达到避税和节税的目的。
2、利用税收优惠
这种方法是通过研究法律政策的规定，而采取措施达到节税和避税的目的。税法里面每一种税收都有相应的减免、优惠政策，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成立地、所属行业等方面入手考虑税收的优惠政策，并利用相关的优惠政策进行管理经营的决策。例如企业加大高新技术研发的支出，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抵税；改变企业的注册经营地点，在西部地区建立分公司享受税收的优惠；引进国家扶植产业、生产线、技术创新等获得税收优惠。
3、收买亏损的公司
通过此种方法进行节税和合理避税同样是利用了税法的规定，只不过这是对税法政策的一种灵活运用。税法规定，企业合并后亏损准予结转，这样有盈利的公司就可以与有亏损的公司合并，将利润转移到亏损公司的账上。按照税法的规定，这是一种亏损的冲抵，但实际上是隐蔽了盈利公司的利润，减少了所得税数额。在合并之前，盈利公司需要交纳税收，亏损企业不用交纳，合并以后的企业不用或者少交税收，这样便达到了避税与节税的目的。
（三）节税与合理避税的具体应用
节税与合理避税的方法众多，节税与合理避税的具体方法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和经营过程中。
1、生产环节中的节税与避税
我国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时期，国家大力支持高新技术创新型、环保型及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清洁能源受到社会的青睐，国家为这些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以电力企业为例，电力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传统的煤炭发电难以享受税收优惠，电力企业可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发电，在生产环节将自身的性质由传统企业转到新型环保型企业这一类型，享受税法带来的税后优惠。同时可以在政策优惠区域创办新型能源生产基地，同样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国家支持为支持新创办企业的发展，在政策上给予了优惠，新创企业为了更好的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可以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广告费用，打造自己的品牌产品，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得到提升，在所得税减免限期内充分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同时也相应多给国家作贡献。另外，企业产品原材料的选择上也可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实现节税的目的，例如，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里面规定了能够获得税收优惠的资源，相关企业如果以优惠目录列示的资源作为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来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那么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可以获得税收优惠。
2、投资决策中的节税与避税
企业的投资决策应该充分考虑税收政策在不同的企业类型、投资区域、投资期限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要了解国家对哪些区域，在哪个具体时期内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国家在西部地区、灾后重建地区投资有较好的优惠政策，国家往往明确规定企业向灾区捐款、投资税收扣除等一系列灾区重建的减免政策，如果企业在此时能够抓住有利时机，便可以使企业少交税款。
其次，在选择投资行业时，应关注税收政策的导向，合理选择所投资的行业。例如，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成“十二五”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国家目前支持鼓励节能环保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过相关部门认可后，其所得税可按15%的税率缴纳；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所得税方面有较高的优惠，可以免征两年；另外，国家为支持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企业有效利用“三废”、保护环境的行为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第三，投资方式应尽量选择实物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利用设备投资，不但能减少实际投资金额，而且可以用设备折旧费或无形资产摊销作为税前扣除金额，达到避税与节税的目的。例如，国家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税收入手进行宏观调控，税务部门公布了《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了企业采购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设备在税收方面获得的优惠。如果企业能够抓住这一机会，顺应国家政策并合理筹划，便可以实现节税的目的。
3、财务核算和财务成果分配中的节税与避税
最终财务成果核算中，可以运用相关财务技巧实现节税与避税。比如在财务核算中，成本费用能够冲减利润，可以通过提高成本费用来降低应交税款；可以灵活运用固定资产折旧，通过选择快速折旧或者增加折旧年限的方法达到节税的目的；兼营不同货物的企业可以分别核算分别计税，防止合并后按较高的税率计增值税。
三、结束语
节税与合理避税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二者都可以达到税收规避的目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应该充分重视节税与合理避税的作用，通过合法手段达到税收规避的目的，提高自身的利润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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