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6 06:01: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信息社会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谢俊贵认为信息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某种关系、某种特征,还需要研究信息社会的社会规划、社会规范和社会管理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研究,信息社会学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只能成为一项课题或一个问题[5]。胡昌平[3]认为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必将丰富信息、情报科学的研究内容,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正作用于社会学及信息、情报科学领域;从发展观点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成果本身的价值。赵保佑等人则认为研究情报社会学的理论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二则为情报学研究的深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情报社会学的实践意义表现在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对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研究情报社会学的教育意义在于情报是一种重要的智力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6]。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信息学角度来进行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对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近况的了解和研究,也不难发现一些诸如在研究方面更注重理论而轻实践、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等问题。这些都是信息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信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1信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1.1信息社会学的发展速度加快
网络环境下,信息向社会的传播是全方位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已连接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府以至私人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以公布、获取和传播信息,网上信息资源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信息社会化的理论研究将得到普及,社会信息意识普遍提高,从而把信息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推动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且这一浪潮还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2信息社会学理论体系走向完善和成熟
信息社会的实质是高新技术社会,它的发展和成熟需要各个领域高新技术的协同支持。因此,信息技术革命将把全球高新技术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引发一场巨大的产业革命,有力地推动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目前信息社会学正在总结社会信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不断升华为理性认识,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
2.1信息社会学研究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科学研究取得成效的基本方式。信息社会学理论作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网络化环境下,信息社会实践正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从而确保信息社会实践的科学性和方向性,不断地推进信息社会学理论向着更加完善、系统和成熟的方向迈进,为人类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三、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进展
1研究主体趋于成熟
目前,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存在着研究主体成分单一、结构松散、兴趣不够专一等缺憾。这些情况明显制约着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在下一阶段必将受到我国信息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信息社会学研究主体在多方面推力的作用下,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并具有研究主体成分齐备化、研究主体单位组织化、研究主体成员逐步专业化等特点。
2研究内容趋于深化
尽管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重要发展,但目前的研究内容仍不够深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信息社会学尚处于初建阶段,且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对象尚不成熟。下一阶段,我国信息社会学必将其研究内容的深化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深化和务实研究将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经过10多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信息社会学研究已经有了深化发展的可能,务实性、具体性、实用性的研究将迅速增多。
3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
通过分析过去10多年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发现,信息社会学研究方法不无缺憾。这些缺憾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者多,实地研究者少;定性研究者多,定量研究者少;主观理解者多,客观解释者少。这些缺憾必然严重影响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下一阶段必将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届时,各种信息社会学基本方法将结合使用。
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其主要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开篇即言：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更深。可以说，这也是米尔斯在对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给出了一种颇具反讽和批判的警醒。接着，他又指出，造成现代人跌入陷阱感觉的原因往往是那些社会变革进程中一般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个人性因素所致。所以，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历史相互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其处境。
然而，要成功达到这一目的，并非易事。因为生活中每个人太习惯于局限在自己的视野，并受种种习俗、偏见乃至信仰的束缚，于是就容易缺乏一种对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成的认知和判断。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这些社会事实和关系网络愈发复杂多样，面对如此情境，只是依赖所谓的经验性常识，似乎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一种超越常识之上的知识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米尔斯看来，这就是要给予人们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是一种心智的品质，它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以增进理性判断力，进而理解世故，不再局限于个人性的焦虑不安，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当中。
这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主要体现为一种思想性的整体观。通俗点说，就是指每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变革中，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并掌握自身的命运，只有通晓自己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也才能明了自己的生活机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质上就是一个由常识到知识的心智成长过程。很显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正需要用这样的新思维方式来反思和感受个人与时代何以会发展至此。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数学家香农就首创了信息论；60年代，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了信息产业和信息化的理念；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了迎接信息社会的第三次浪潮；几乎同一时期，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斯潘思首次提出了“分享经济”的概念。
然而，为什么信息社会如此姗姗来迟，分享经济也一直悄无声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是信息经济还是分享经济，都必须建立在普及、通畅、便利、廉价、开放的网络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切正在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
从铜到光，铺就信息高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的通信网虽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基于铜线的电信传输网的宽带速率，一直停在每秒钟64K的铜线时代。铜资源的紧缺和铜线复用技术的落后，带来了速率的瓶颈，导致了传输成本的高昂、资源的紧缺和资费的居高不下，大大束缚了信息交换的“便”“利”。但是，随着光纤通信的勃兴，这一瓶颈已被彻底打破。
1976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在亚特兰大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光纤通信实用线路，采用波长850nm的红外光；接着于20世纪70年代末又研制成功单模光纤，从此显示了光纤大容量、长距离传输的优越性。光纤的发明是人类通信发展史上最为耀眼的里程碑，它引起了全球通信技术的一大革命。如今，实验室传输速率已可达到10Tb/s，几乎用之不尽，它的发展前景万分辉煌。
由于光纤的发现与普及，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就是一个高速度、大容量、多媒体的信息传输网络。其速度之快，比传统网络的传输速度高1万倍；其容量之大，一条信道就能传输大约500个电视频道或50万路电话。
互联网为分享经济提供应用环境。要支撑信息经济、分享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实现信息的“自由交互”，而这在1.0（模拟自动交换）、2.0（数字程控交换）时代那种点对点、点对面的时代，无论成本（昂贵）或是功能（封闭），都不能适应。现在，“互联网”解决了这个问题。
互联网的大众应用始于互联网黄页。相对于N对1的用户单向“浏览和下载”、1对N的用户可“参与、展示和互动”，N对N的核心理念是客户服务的“个性、精准和去中心化”，以滴滴快的类的分享经济企业为代表。基于N对N的区域信息传输，是不同机构和个人整合提供符合用户偏好的个性化聚合服务，满足以用户为中心的一体化、系列化、个性化的需求。简单来说，N对1的本质是联合，1对N的本质是互动，N对N的本质是个性化聚合，去中介化。互联网逐步走向个性、精准和智能的发展趋势，实现了一场交互方式的革命，有助于分享经济的供需双方实现快速匹配，是分享经济从理想走入现实的重要推手。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分享经济创造了应用平台。要想促进分享经济的规模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而移动互联网创造了这个条件。
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实现了广域范围内的随时随地连接，更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解决了用户身份认证的问题，商业化应用得以开展。当手机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通过移动互联平台，需求和被需求可以实现完全匹配。
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输保障，使用户不必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网络连接。用户能够借助移动终端，轻松将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提交到移动网络平台上，实现即时的供需匹配。
网络开放成就各行各业的网络分享。分享经济的兴起，需要有足够的开放性，而开放的网络环境，造就了一个有利于应用创新的生态环境。
一位网名为“姜小羊”的中国80后女孩，在网络日记中这样记录自己的“宅女”生活：“除了上班以外，几乎不外出，和朋友见面少之又少，所有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在网上玩游戏、购物、看小说等。”她的个人主页有几万人访问过，其中不乏有对“姜小羊”的这种生活方式表示认可，或同样以“宅男宅女”自居的人。
那么，中国女孩“姜小羊”属于“宅人”吗?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宅人”呢?“宅人族”一词是由日本传到中国的。“宅人族”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及消费文化发达的欧美地区，在亚洲首先出现在日本，是指过分专注于某物或某件事，因而足不出户、依靠电脑与网络生活的一群人。日本社会学家冈田斗司夫的《“宅人”学入门》，将日本的“宅人族”定义为当代信息社会中出现的新型人类，他们虽然很少接触外界，却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是对信息格外敏感的新生代；他们虽然足不出户，厌恶上班或上学，但有着自己独立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社交圈，是视野广阔、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的新人类。
在日本，人们长期以来对这类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着很多非议。进人90年代后，人们才开始理性地看待这一人群，更多的人开始对他们表示理解乃至认可。当今的日本社会，对“宅人族”的生活方式虽仍存有异议，但已很少有人对他们公开表示否定或批判了。
实际上，中国的年轻人错误或者说过于片面地理解了“宅人族”一词。研究日本文化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王建新教授说：“像姜小羊这样的年轻人只是厌烦社会交往、奋斗精神较弱的年轻人的典型，他们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宅人族。”
真正意义上的“宅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甚至更为便捷的社交方式。前两年在日本红级一时的连续剧《电车男》中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宅男”，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却在网友的帮助下，追到了漂亮的女主角。不仅如此，事实上“宅人族”还有很强的引领社会风尚的能力，因为他们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收集，阅读来自全世界的各类信息，最先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类新鲜事物，对新事物有特殊的敏感。足不出户的他们，思想却走在社会的前沿，甚至在很多方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很多学者认为，虽然“宅人”常常会发表一砦非主流的社会言论，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多是健康向上、积极进步的。一些“宅人”虽然在人际交往上不是非常擅妊，但他们有着很强的构建社会关系的能力，只是他们采取的方式不是我们迄今所熟知的。
针对最近几年中国都市新出现的“宅人族”，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表示了担忧：这样一群缺乏奋斗精神的“宅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正在逐渐退化，将会越来越被动，难以有个人的发展，更不用说对社会做贡献了。
小幽默
省钱有道
丈夫的信用卡被盗。一个月后他收到了小偷用该卡付费的购物账单。
“你为什么不冻结信用卡?”妻子愤愤然问丈夫。“因为小偷花钱比你少得多!”
噎住
一家自助餐馆里，一个男人忽然大叫：“我的儿子被噎住了!他吞了一个25美分硬币!谁来救救我儿子!”
一位男子走了过去，两臂环住男孩的胸部并用力挤压。硬币被吐了出来。
信息伦理学是由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传统伦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在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土壤中产生的。它以传统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研究现代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在当代社会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它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授W.曼纳首先提出并使用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个术语以来，信息伦理学一直受到发达国家学者的重视。
1.信息社会的信息伦理准则
西方学术界对信息伦理的研究是同信息技术应用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冲突和失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伦理学家认为，计算机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或金融的革命，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场社会和道德的革命。因此，在开发和利用信息系统的同时，必须明确考虑到这些系统的发展带来的伦理学问题，必须有一种新的伦理学来为即将到来的赛伯社会提供指导和决策工具。信息伦理是指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加工、分析、管理和利用等信息活动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发达国家由于信息技术起步早，发展快，其所涉及到的信息伦理问题要比我们更多一些，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保证信息安全，各国政府和相关的机构都纷纷寻求对策，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1.1美国
美国业界行为规范的典型代表之一，可以说是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ofComputingMachinery,ACM)的伦理守则：①对社会和大众的福利要有所贡献；②避免伤害他人；③诚实和值得信赖；④行为要公平且不能有歧视；⑤尊重财产权；⑥保护知识产权；⑦经授权后再使用电脑和通信资源；⑧尊重个人隐私；⑨保护信息使用者的机密；®遵守专业有关的法律法规；⑪了解电脑系统可能受到的冲击，并能进行正确的评价，包括风险分析；有助于大众对电脑的计算及其结果的了解。
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规定了计算机用户在网络系统中应遵守的10条行为准则：①不应利用计算机去伤害他人；②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③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④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⑤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⑥不应使用或拷贝你没有付钱的软件；⑦不应未经许可而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⑧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⑨应该考虑你所编程序的社会后果；⑩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络伦理协会则是利用逆向思维指出了6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类型：①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人网络及其相联的系统；②商业性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③盗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④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⑤在公共用户场合做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为；⑥仿造电子邮件信息。
1.2日本
1992年2月，日本电子网络集团（ElectronicNetworkConsortium)了《网络服务伦理通用指南》，旨在促进国内网络服务健康发展，避免毁誉、诽谤及与公共秩序、伦理道德有关的问题发生。
1.3英国
英国计算机学会（BritishComputerSociety,BCS)由电脑从业人员组成，强调要发展电脑并有效地利用电脑。其信息伦理准则是：①信息人员在对雇主及顾客尽义务时，不可背离大众的利益；②遵守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财政、健康、安全及个人资料的保护规定；③确定个人的工作不影响第三者的权益；④注意信息系统对人权的影响；⑤承认并保护知识产权。
2.关于信息伦理学研究的相关思考
2.1注重学科理论的研究
美国教授曼纳认为，应该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到“因计算机技术而产生、改变或突出了的伦理问题”，他提出的计算机伦理学是指在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技术时所出现的伦理问题，是伦理学理论的应用。
大量信息伦理学论文和专著涌现出来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1985年，J.H穆尔在況哲学》杂志上发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的文章，对计算机技术运用中发生的一些“专业性的伦理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成为最早的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同年，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斐尔卡普罗教授发表了题为“信息科学的道德问题”的论文，研究了电子形式下专门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和使用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信息伦理学的问题，包括信息研究、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是最早的以信息科学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论文。1986年，美国南部卫理公会大学管理信息科学专家RichardO.Mason在发表的《信息时代的四个伦理问题)〉中，就提出了著名的“PAPA”理论，EP: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正确权（Accuracy)、信息产权（Property)、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
到了90年代，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冲破了计算机伦理学的束缚，将研究的对象更加明确地确定为信息领域的伦理问题，并直接使用了“信息伦理学”这个术语。但仍然没有脱离信息技术与伦理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即研究的重点仍是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在90年代的中后期，这种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信息伦理学的研究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996年，英国学者R.西蒙和美国学者W.B.特立尔共同发表题为“信息伦理学：第二代”的文章。他们认为，计算机伦理学是第一代信息伦理学，其所研究的范围有限，研究的深度不够，只是对计算机现象的解释，缺乏全面的伦理学理论，对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这正是第二代信息伦理学形成的真正的和直接的原因。1999年，拉斐尔卡普罗教授“数字图书馆的伦理学方面”，对信息时生巨大变化的图书馆方面产生的伦理问题加以分析和论述。2000年，他又“数字时代的伦理与信息”。这篇论文的主题还是论述数字时代图书馆的伦理问题，但他提出：“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信息伦理学揭示了一种权利结构。这种权利结构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信息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态度产生影响，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理论，信息伦理学开创了对道德态度和道德传统的批判。”随后他又发表了“21世纪伦理学对信息社会的挑战”的论文，专门论述了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特别讨论了网络环境提出的信息伦理问题。拉斐尔卡普罗教授的信息伦理学观点的变化及其对计算机伦理学和信息伦理学差异的论述，反映出信息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将信息伦理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水平。
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世界上共出版了：《信息伦理学原理}(RichardJamesSeverson,1997)、《信息伦理学：图书馆与信息产业的考虑》（ArnieP.Mintz,1990)等几十部信息伦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而关于信息伦理学的论文则难以统计。麻省理工大学、匹兹堡大学、长岛大学等许多高等学府分别开设了“电子前沿的伦理与法律”、“信息伦理学”等相关课程。信息伦理学自形成以来不过短短几十年光景，其发展之快是有目共睹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信息伦理学的形成是满足信息社会伦理需要的，是符合信息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值得专家学者们研究探讨的。
2.2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国际性
经过国内外学者近3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伦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伦理理论研究的深人，信息伦理学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具有国际性。特别是20世纪末期，大型的国际性信息伦理学会议和活动比较频繁（表1)。
特别是2000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伦理学第三届国际大会，将会场分别设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使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这次国际会议总的精神是强调公平、公正地进人信息社会。与此同时，在与信息技术、计算机伦理学、网络及法律有关的各种国际会议也安排了信息伦理学的内容。信息伦理学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占据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成果可见一斑。
频繁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对加强世界各国信息伦理学研究与交流，帮助信息伦理学学者共同探讨解决信息时代伦理问题的策略，促进信息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2.3重视理论在行业上的应用
图书馆是从事社会信息服务的专门机构，其职业伦理属于信息学伦理的范畴。服务方式及内容都直接受到信息伦理学的影响。首先，信息伦理学最著名的PAPA理论均与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特别是网络信息服务的开展，更需要用职业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行业的行为。可以说，图书馆伦理属于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在图书馆管理活动中能够发挥凝聚、导向、操作和激励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环境变化和信息道德问题的增加，一些信息团体开始检讨和重视信息伦理，图书馆信息服务伦理亦受到图书馆职业团体的重视，成为信息活动职业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行业组织制订了伦理准则。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图书馆伦理守则的协会。早在1938年，ALA就公布了它的第一份职业伦理守则：《图书馆馆员伦理守I®,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环境的演进以及图书馆职业角色的改变，先后进行了三次修订（1975、1981、1995)。现行使用的伦理守是1995年颁布的第四版，正式名称为〈漢国图书馆协会伦理守则>。该守则既强调了图书馆职业价值，又陈述了图书馆职业之伦理责任。
英国图书馆协会的伦理守则于1983年公布，其全名为淺国图书馆协会职业行为守贝©。该守则是一份相当严格的职业伦理守则。不仅其内容里含有惩处性规定，而且其协会还设有纪律委员会负责监督与执行。
日本图书馆协会于1980年了名为個书馆员的伦理纲领>的伦理守则。该守则通过12条纲领条文详细阐述了图书馆员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伦理规范。
2.4用立法来保证学科的发展
发达国家非常注重用立法的途径来保证其各项政策的实施。对于信息伦理的研究仍是如此。特别是美国，为了使该国的信息化建设稳步向前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1990年6月，美国国家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委员会制定了一套指导政府信息政策的原则，即《公共信息准MK其目的是保护公共信息的传播权、利用权以及相关的法律权利。美国还以立法的形式制定了《1996年电信法毅、m信正派条例K络环境下保护隐私权的新法案)、《电子传播隐私法毅、個特网保护法毅等相关法律，以减少或避免信息技术带来的一系列信息伦理问题对国家信息政策的冲击和国家信息政策与信息法律产生的冲突，继而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保障正常的信息交流和传播秩序。
信息伦理学的研究是全球性的。各国的反映本国国情的信息伦理都能够在本国内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但它未必能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的人们所接受。信息伦理尽管是一种新伦理，但它的出现却并不意味着传统伦理的断裂，而是传统伦理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伦理，贯穿着西方文化传统中固有的自由意识和民主精神。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其儒学传统伦理源远流长。中国古人历来重视“慎独”的道德功能，甚至称其为“入德之方”。“慎独”源于《礼记.中庸》中的一段话：“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系，这种伦理规范体系产生于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土壤之上，依赖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之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觉为行为的动力和依靠，重私德胜于讲公德，因而较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复杂化，传统伦理越来越受到挑战。因此，如何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吸收和发扬传统伦理中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合理元素，是当前我国信息伦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当前信息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网络课程,顾名思义是网络教育的课程。美国新教育百科辞典“课程”条目说:“所谓课程是指在学校的教师指导下出现的学习者学习活动的总体,其中包含了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乃至评价方法在内的广泛的概念。”[1]因此网络课程具有课程的一般特性,又要考虑到网络教学的特性,考虑到教育信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还要考虑到教育方法与模式等方面的改变。
关于网络课程的定义,何克抗教授从网络学习特征方面定义网络课程,认为“网络课程是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基于Web的课程,其学习过程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开放性、协作性和自主性等基本特征。”武法提教授认为:“网络课程是在课程论、学习论、教学论指导下,通过网络实施的课程,是为实现某学科领域的课程目标而设计的网络学习环境中教学内容、学习资源、教与学活动的总和。”
网络课程的社会学分析范式
(一)社会互动的分析范式
社会互动理论创立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美国学者霍兰德认为,社会相互作用指的是存在于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个体的行为是互相依赖的。[2]在传统的班级当中,存在两大类互动,即师生间的交往与互动和学生间的交往与互动。这种互动教学中,主要是以教师为主,老师讲,学生听,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便于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但这种互动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不利于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也不利于创造型人材的培养。而网络课程打破了这一互动方式,打破了传统课程教学的局限。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台与因特网相联的计算机,学习者可随时进行在线学习网络课程。
(二)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范式
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受到社会文化影响有关世界和社会的观念体系,是指导人们实践、行动的思想准绳或纲领。在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车可斯基提出信息素养这个概念,他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情感意识、信息科学知识、信息处理能力及信息伦理道德等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也是一个整体素质的一部分,是未来信息社会生活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网络德育课程是实施品德教育的主要媒体,它概括和浓缩了特定社会所积累的道德规范、价值以及行为模式,这些信息在性质上和社会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三)社会控制的分析范式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和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不同,网络课程只是社会控制的软工具,它是观念性的社会控制的形式。尽管人类的教育理想是追求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但是教育一直也没有脱离其为社会控制服务的根本特征。人类的教育活动也一直在控制与反控制,解放与奴役的两极中挣扎。[3]
网络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政府、商业机构、乃至学科、个人等权力与利益的分配。统治者对网络课程设置一些规范和标准,通过网络课程而产生的信息来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约束力,使人们接受并内化为一整套行为准则,并由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样进行网络学习者,就会按规范行事,整个社会关系就能表现出结构完整、有序的状态,整个社会机体就会运转灵活。
(四)社会文化的分析范式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大多单指社会精神产品,如社会思想道德、艺术、文学、教育、宗教、习俗等。[4]文化是人类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任何国家、种族、社群都有自己文化。数据通信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得以广泛开展推广,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在改变知识学习,接受和创造的方式,在对知识进行传播和扩散时,网络课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对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社会分层的分析范式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教育分层是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分层,是将社会职业、财富、权力、文化和地位等按照社会成员具有的不同教育程度进行重新分配,使原来的阶级或阶层得到补充和延续,同时也形成新的阶级或阶层。通过网络课程的学习,可以增加全社会学习机会,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普及程度,亦可在经济上降低教育成本。当计算机技术运用到教育中来时,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将得以实现。但是,网络课程在解决原来的一些不公平的同时,又促成了新的不公平产生。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实施信息技术教育的起点不同,信息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以及人们对信息知识所掌握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有着“贫”“富”之分,这种不平等表现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
参考文献:
[关键词]信息公平 本体论 信息权利 信息资源 利益平衡
[分类号]G201
1 引 言
信息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是当前信息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公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有关的实践问题。从目前研究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对“信息公平”的研讨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
关于信息鸿沟问题。与信息技术革命及发展相伴生的信息分化的急剧凸显，加之社会信息鸿沟及其所导致的信息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使得“信息鸿沟”、“知识沟壑”、“数字鸿沟”等现象与话语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与重视。
关于信息资源不均衡问题。信息鸿沟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信息资源不均衡，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主体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传播、利用和对信息技术的掌握与应用以及信息资源区域分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关于信息权利失衡问题。随着对信息不公现象的细致了解和深入研究，人们将信息不公的实质归结为主体间信息权利的不平等／失衡，并认为各方主体在对信息权利的分配、占有、表达、保障与救济等方面所形成的不均衡态势导致信息公平的产生与恶化。
关于信息公平价值的深层次讨论问题。如信息公平与多文化社会中信息伦理的建构，“以信息公平为视角，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信息环境的关系，在人文、社会领域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探讨”，等等。
关于信息公平保障问题。信息不公的多重表象，注定了“维护与保障信息公平”是一个带有学理色彩和实践特质的复杂性议题。因而，从事研究与实践的人们以经济、政治、社会等多视角对这一议题展开论证与探索，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完善信息法律制度，等等。
实现与保障信息公平对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与深远意义，本文通过建立信息公平研究的本体论图式，一则有利于深化对信息公平内涵架构的多元认知；二则为信息公平理论的方法论建构提供价值与认识依据。
2 信息公平本体论的理论指向
本体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它通常被界定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存在的一般理论”，或是研究世界本原与存在依据的学说。一般而言，本体论作为重要的理论体系基石存在于每一个研究体系之中。“信息公平”的本体论是关于“信息公平存在”的科学，或是关于“信息公平之存在作为存在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为信息公平如何存在，以何种方式、原则、标准存在等问题。法学家张文显指出，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因而，本文将信息公平本体论的理论指向界定为：①信息公平的内涵架构，即信息公平是如何存在和如何表现的；②认知和实现信息公平的基本原则。
3 信息公平的理论内涵
3.1 关于“信息公平”的若干表达
时下，许多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视角、立场对“信息公平”进行了学理上的定义或描述。诸如，美国有学者认为信息公平是描述“信息在个人、群体、地区、类别(性别、种族等)以及其他社会单元之间的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即人们在生活中都有机会获得之于他们至关重要的或有意义的信息”。蒋永福先生认为：“信息公平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分配过程中所体现的平衡和对等状态”。莫惠认为信息公平是每个信息主体在获取和分配信息资源的过程中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是社会公平价值在信息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肖希明先生认为信息公平主要是指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平等地获取各种信息，包括公平地享有社会文化资源、文明成果和知识信息。笔者曾认为信息公平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及物质条件下，处于信息活动中的人们以公平、正义、平等理念为价值尺度来反映社会主体间信息关系的平衡状态的价值／话语表述。
3.2 信息公平内涵的学理阐释
在一定意义上，信息公平理论架构及其价值取向和运作范式既是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高度凝聚，又是社会变迁的民主化、制度化产物。因此，受社会情境规度，信息公平的内涵唯有在多元语境中才能被揭示或被表征。
3.2.1 信息公平是什么 信息公平在多元语境中呈现着多维面相，如视它为一种价值理想、一种意识表达、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关系样态、一种制度理念或是一种伦理规范，等等。
价值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信息社会在地位和权力的这个方面，是按信息富者、信息强者统治的逻辑发展的，是以信息精英居优先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汇集。这使得“信息贫富与强弱的位差”趋于常态，但在客观上“信息分化”过大，导致了信息不公的出现。信息公平观念正是在此种社会态势中形成，它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内在需要或价值诉求，也体现了人们对信息资源价值的普遍性重视与肯定。作为一种价值，信息公平是人类公平、正义、平等思想在信息活动领域中的反映，是关涉全社会领域的基本价值和重要理念，更是实现信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实际中，信息公平往往是作为一种倡扬价值而存在，大多情形下表现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当其被融解于具体制度中，即有权利保障或制度依托时，才可能转化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此外，信息公平还作为一种价值评价结果，是我们每个人在信息活动中对自身所处的情境与遭遇的事件的“描述”与“理解”。
意识维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马克思语)信息公平是信息社会个体或群体为了“理解”自己的情境而形成的，作为一种意识建构而“真实的存在”。它是处于信息活动中的人们，彼此间意识、行为互动的“创造产物”。根据行为哲学理论，主体间客观上存在着相互的社会比较，就必然会在主体思想、心理上产生公平或是不公平的问题。在意识建构意义上，“信息公平”的重要社会功能不在于它到底指称了什么客观事实或客观条件，而在于它以话语行事的方式促使人们对当前社会存在的“理解”，即促使人们将“信息公平”的理念／思想纳入个体或群体意识中，并在实践中建构他们所理解的”信息公平”社会。
制度维度。信息公平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影响社会政策或制度设计的理论”’。在实际中，纯粹意义上的信息获取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而信息获取机会的公平却是可以实现的。信息公平往往是通过信息权
利、信息义务以及相关责任的规定体现出来的。申言之，信息公平主要是从信息主体间关系的维度，以一定的伦理、制度规范以及原则规制人们信息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使其与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信息义务联系起来，在遵循机会均等和信息利益均衡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某种“应然”的秩序。信息公平一般表现为对所有人接受信息的权利和机会的基本平等与对个体信息能力发展差异性的尊重，并要求每个人都应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并获得同等的社会认可与尊重。如信息公平强调图书馆提供信息／知识服务的平等性，强调政府、图书馆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应履行或承担的义务与责任。
关系维度。从信息社会学角度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的影响，使得信息资源分布不平衡、信息主体间信息权利的不平等对待以及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获取与利用差距日益加大，导致信息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形成了各种信息不公现象。以此，信息公平可视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体在信息活动领域中合理地分配信息利益和责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状态。正如蒋永福先生指出，信息权力与信息权利的某种平衡状态，即信息权力不限制、不剥夺信息权利的状态；信息垄断(信息独享)与信息共享之间的某种平衡状态；信息强者与信息弱者之间、信息富者与信息穷者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就是信息分化的不严重或信息歧视的不存在。于是，他将信息公平的实质归结为信息权利的平等。
伦理维度。信息公平是生态发展观在信息文化(活动)领域的理念或表达，是科学发展观在信息域中的一种衍生形态。这里“生态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指向是“信息主体间关系的和谐”、“信息资源共享与循环利用”以及“信息利益均衡状态的可持续”。因而，信息公平作为一种信息伦理的内在道德诉求，体现着对信息社会人们的主体性的认可与尊重，以及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支持，同时，也彰显了人与人、人与信息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伦理精神。
3.2.2 信息公平有什么 从上，可将信息公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
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平配置。它主要有三层含义：①人人获取公共信息的机会均等，即保证不同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在公共信息资源获取上的公平；②人人在信息活动中享有同等的尊重，且有尊严地获取自己所需的公共信息；③政府、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在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建设上的公平对待。
信息权利的合理配置与表达以及有效的信息权利救济。信息公平的实现程度依托于民主法治的建设，并直接／间接地反映在社会主体信息权利的表达方式及程度上。因此，信息公平与民主法治的实现过程具有内在的价值耦合。
主体信息素质的公平教育和对信息弱势／贫困群体的信息与知识援助。这一内容主要是信息公平对社会主体的信息能力方面的要求。其一，实施信息素质的公平教育与培养，它关涉信息主体在信息活动中的现实位势与客观境遇，即信息位势的强与弱、信息状态的富与贫。其二，由于信息条件的复杂性，使得社会主体间必然存在一定的“信息差”，但当“合理／可容许位差”成为“信息鸿沟”或“知识沟壑”之时，便是“态势”恶化，形成“信息不公”。在这种情势下，出于“人道”、“和谐”、“生态发展”意义上的“信息公平观”考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就需要对信息贫弱群体施以必要的信息／知识援助，在某种意义上，信息／知识已经成为消减“信息沟壑”、“信息两极分化”等的最强有力手段。
至此，我们可从“价值”与“资源”两个层面审视“信息公平”内涵，前者是基于对“信息公平”的价值认知角度，把握“公平”本身的深层多维面相；后者是关注与把握“信息公平”在诸“资源”领域的应然样态，即对信息资源、物质资源、权力与权利资源、教育资源以及其他制度性资源等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公平考量与制度选择。
4 信息公平的基本原则
一般而言，每一原则都是在一定条件(历史的、现实的或是预设的状态)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富有指导性、稳定性的价值标准。有学者指出信息公平标准本身是根据社会关系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原则来判断的。确认或评价信息公平应遵循差别性原则、历史性与客观性原则以及合理性原则。诚然，梳理和厘定信息公平基本原则，离不开对信息公平多元内涵和“基本原则”本身的认知和把握。所谓“基本原则”，一是在理论意义上，对信息公平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的确立，以及对信息公平内涵进行界度划定；二是在实践层面对促进与保障信息公平实现起到理论支撑与价值指导之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信息公平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4.1 “人是目的”原则
信息公平是人的一种文化观，是肯定人，尊重人，服务人的价值观，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实践理念。人们从事各项信息活动总是围绕“人――信息――环境”的关系图式拓展延伸的，其核心始终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即在信息环境中，信息为人所控制、所服务、为人创造价值，信息主体间只有实现价值融洽、利益均衡，才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前文诸多定义指出，信息公平是信息主体间在获取和分配信息资源过程中所形成信息利益关系上所处于的均衡状态。由此，人们是以“人是目的”这一逻辑思维和价值预设对信息公平内涵进行阐释的，进言之，“人是目的”作为信息公平价值出发点，是建构其理论内涵和制度体系构架的理论基石。同时，“人是目的”作为一项信息公平的基本原则，它体证了信息公平内涵的核心价值，也是实现信息公平的实践指导性原则。诚如它要求能够解决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实质公平与公平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学理上，它有多种衍生表达，如人权优先原则、信息自由原则，等等。
4.2 “正义之平等”原则
正义之平等是公平的基本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正义之平等”原则是指正义框架下的平等理念在信息活动领域的价值反映与理论延伸，同时，也是对正义与平等在信息公平价值体系中核心地位的确认。申言之，该原则有三层含义：①这里的“正义”作为信息公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价值框架，它体现为公众得其应得的信息资源(形式正义)和法律具体规设的信息权利(实质正义)。由此，可将信息公平理解为社会制度对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主体对信息权利的正当表达，且这种“配置／表达”要照顾社会信息活动中的“少数人”，即对贫弱群体的信息利益给予有效的制度化保障。②在此正义框架下。人们在信息活动中的制度规程上要体现“信息面前人人平等”，即保证信息主体资格的平等和信息主体间所受标准／规则的同等。置于权利话语中，它指向的是信息权利的平等，即人人享有平等的信息权利。在公平关系中，信息权利的平等不仅仅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认可与尊重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到公平关系中的其他各要素的问题。因为它不但直接关系到建构信息公平关系的方
式，而且关系到维持公平关系的方式。所以，信息权利的平等是实现信息公平的首要条件。③正义之平等是践行信息公平过程中的根本价值判断依据。信息公平的存在和实现无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信息实践活动。信息公平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展开的，一方面。它要求社会的发展水平及其所提供的相应条件，如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工程的推进，等等；另一方面，在具体信息公平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都需要诉诸于现实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利益平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信息公平是程序正义的价值基础，公正程序是实现信息公平的制度保障。
4.3 利益平衡原则
利益乎衡作为信息公平内涵与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人们在信息活动中要合理配置信息资源与制度性资源，恰当平衡信息主体间的信息利益。若信息资源或信息权利配置不合理，会造成信息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利益矛盾与信息不公便随之产生。信息利益平衡是一种信息公平状态，更是一种正义制度框架下的信息主体间关系的现实反映与公平价值的判断依据。法学家耶林指出：“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来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在信息公平的法制层面上，利益平衡原则往往表现在对权利平衡与权利限制方面，在此意义上，“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人权优先原则”也是信息利益平衡原则的具体化表现。
5 结 语
综上，信息公平本体认知图式可描述为“多元内涵――主要表现――基本原则”，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不同国家地域、不同社会阶层对信息公平及其标准的理解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人们所处的信息活动中存在所谓的“信息公平悖论”。另外，此“悖论”还表现在对多元境遇中信息公平与信息效率的价值判断与制度选择等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它可表述为：在达到一种信息公平状态的同时，也伴之另一种信息不公现象的出现。实现信息公平的过程，就是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信息公平本身就是一种处于矛盾之中的均衡状态。人类在追求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阐释公平之内涵，并创造出新的公平标准，在各社会主体的竞争博弈过程中，其价值诉求又走向一种新的均衡。
与信息经济时展相适应的信息公平理论，必须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新精神，并充分表达信息公平所代表的社会主体的合理的、正当的信息利益需求。
信息公平作为信息社会人们求索的基本价值，应是信息及相关制度性资源分配的价值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维护信息公平成为信息时代国家与民主政府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它体证了人们在信息活动领域对公平、正义、平等理念的现实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它折射出民主政治进程中公共权力正当性的价值承载与制度选择，如倡导“阳光下的政府”、实施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完善信息权利救济制度等，这些都印证了这样一种目的，即“不仅要让信息公平实现，而且要让信息公平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工院校；就业竞争力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如何使专业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如何使理工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出路、使毕业生有就业竞争力，这些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通过15年的教学探索，笔者认为，理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只有办出特色才有助于专业的生存发展和毕业生的较好就业。为此，本文以成都理工大学社会学本科专业为例，对特色专业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以此为文科专业建设和就业提供借鉴。
一、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状况
目前我国有社会学本科专业共77个，分布于重点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之中。成都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社会学本科专业开设于1995年，属一般本科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毕业生800余人，在校生267人，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从毕业生的就业追踪信息中获取就业和专业办学情况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为此于2010年5月至8月从1999至2010年毕业的学生中选取80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80份。男生占42.5%（34人），女生占57.5%（46人）；最大年龄32岁，最小年龄23岁。
就业竞争力是一种获取就业机会并适应职业发展的综合能力，包括基本求职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两个部分。基本求职能力是发现和利用就业信息并获得相应职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测量指标有三个：对就业形势的评价；第一份工作单位的时间、业务、职务；找到工作的途径。职业适应能力是工作过程中取得成绩和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能力，测量指标有三个：现在工作状况；工作变动情况；工作满意度。根据就业竞争力的测量指标，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状况调查结果如下。
1.基本求职能力
（1）就业形势的好坏是客观存在，但对就业形势的评价能够反映毕业生就业信息发现与获取能力，认为就业形势好的比例越高，越证明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强。认为自己毕业那年就业形势“非常好（1.3%）和比较好（26.3%）”合计为27.6%，“说不清”占30.0%，“不太好（38.6%）和非常差（3.8%）”合计为42.4%，这表明多于1/4的毕业生对当年就业形势作出好的评价，这部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强。但有超过四成的毕业生在就业信息发现方面的能力较低。
（2）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单位情况反映求职的起点，以每年7月底为分界线，之前的为毕业当年，之后的为延迟就业，毕业当年找到工作的学生比滞后找到工作的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强。从调查可见，近年来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当年就业的比例为90%，滞后就业比例为10%，高于全国大学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2001年6月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超过80%，2002年为80%，2003年为75%，2004年为73%，2005年72.6%，近几年为70.6%左右。[1]从第一个就业单位来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26.6%，在企业工作的占62.5%，在学校工作的占9.4%，自主创业1人，占1.5%。从具体业务来看，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41.3%，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58.7%。从职务来看，担任初级职务的占95.2%，担任中级职务的占4.8%。
（3）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是通过人才市场竞争获得，就业竞争力越强。调查表明，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就业的占65.6%，通过家庭、亲戚朋友就业的占34.4%。近2/3毕业生通过市场就业，就业竞争力较强。
2．职业适应能力
（1）经过若干年职业生涯的磨砺，截至2010年7月，毕业生的职业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32.8%，在企业工作的占53.1%，在学校工作的占10.9%，自主创业的占3.2%。可见，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比例上升了6.2个百分点，在企业任职的比例下降了9.4个百分点。现在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57.8%，上升了16.5个百分点，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42.2%，下降了16.5个百分点。从职务来看，现在担任中级职务的占25%，上升了20.2个百分点，担任初级职务的占75%，下降了20.2个百分点。
（2）从工作变动次数来看，60.9%的毕业生工作变动1次以上，39.1%的毕业生至今没有变动工作。就变动工作的原因来看，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占30%，通过变动工作积累经验的占25%，其他原因的占45%。没有变动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稳定，有预期的升迁机会。凡是工作稳定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变动都被视为就业适应力强的表现，可见毕业生的职业适应力较强。
（3）工作满意度是衡量职业适应力的重要标志，从现在工作满意度来看，“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57.7%，“一般”的占34.3%，“不太满意”的占8.0%。这表明毕业生的职业适应能力较强。
可见，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总体就业能力较强，尤其是市场就业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较为显著，能够凭借专业素质在人才市场上获得就业就会，并在职业实践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实现职务上升，由执行职位提升为管理职位，毕业生普遍对现在的工作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在最近几年的就业市场上，我校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就业素质进一步优化，就业更有信心；二是就业方向更明确，能够根据职位提供相应的学习和技能简历，使学习和就业职位的相关性更高，就业成功率提高。三是一半以上的毕业生赞同我校社会学专业可以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方面办出特色。
二、特色专业与就业竞争力的关系
特色专业是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备独特风格和个性特征的专业，其培养的学生在某些素质方面优于其他学校该专业学生，得到社会认可，具有较高声誉。特色专业的“特色”有三种表现形式：“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我校社会学2009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其特色归结为：（1）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有机结合，克服了社会学专业职业属性模糊的缺陷；（2）就业指向明确，应用性特征显著，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涵盖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以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会工作为特色的学科专业教学体系；（3）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变通和社会适应能力。特色专业建设对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1.彰显就业方向
高等教育大众时代已经来临，高等教育扩招导致专业趋同现象突出，专业特色成为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件，也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特色专业划分了人才市场的层次和功能分区，使得用人单位能够根据特色专业的优势选择到最佳的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提供了选择毕业生的直观标准。在明晰社会学专业一般属性的同时，增强了专业的就业指向，既使学生明确了专业的就业方向，也使用人单位对社会学专业有明晰的认识。
2.造就毕业生独特的就业素质和优势
特色专业独特的定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方法使得自己与其他同类专业有差异，形成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重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同时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更加了解，有助于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学到实在的知识，培养过硬的技能，知晓专业优势，为就业方向打下坚实基础。
3.形成品牌效应
在专业趋同背景下，特色专业凸显高校之间的差异，特色专业就是学校的品牌，对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促进作用，也会吸引更多的用人单位到这类学校挑选毕业生。
三、社会学特色专业形成的路径
1.特色专业形成的内外环境分析
（1）就业市场行情分析。就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专业方向、数量和质量影响特色专业的选择方向。人才需求状况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技术和产业发展状况。我国目前奉行科学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会学专业以其特有的调查研究技术、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积极介入新型发展模式之中，就业需求和前景广阔。教育部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郑杭生教授2004年组织全国社会学系开展了关于社会学专业现状与前景的调查，结论是：未来社会发展对社会学人才培养的需求量将大大提高，人才分布的行业领域将更为广泛，人才质量层次也将大大提升。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具体分布领域是：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学校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各级政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劳动管理、妇女工作、青少年工作、工会工作、老年工作以及犯罪矫治等具体社会工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企业或公司等经济活动部门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
（2）相关高校专业情况分析。要了解其他高校相同专业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准确定位，实行差异化建设。目前四川省有社会学类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12个，其中本科专业11个，专科专业1个。有社会学硕士点的高校1所（四川大学），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2所（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省级社会工作特色专业3个，我校社会学专业是四川省第一个社会学本科专业，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单位，在全国具有一定专业知名度，综合实力在四川省内高校位列第五，处于中上等水平。
（3）学校区位和学科优势情况分析。学校区位是影响专业建设的地理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总称，对特色专业建设具有导向功能。每个高校社会学专业都要在一般属性基础上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注重法律社会学的特色建设。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着重发展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转型社会学3个方向。沈阳师范大学设立社会学学院，在社会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方面在辽宁已开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确立了以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学和信息社会学为重点的研究方向。优势学科和专业是影响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因素，对特色专业建设产生晕轮效应。结合我校资源环境、能源、地质灾害防治等优势学科和地处西部的区位特征，确立了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和科技社会学的教学科研方向，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社区调查、企业行政、市场开拓等方面培养学生实务能力。
（4）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分析。从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中获取专业建设信息，从中知道专业人才的职业适应状况。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访问，从中了解毕业生职业胜任状况，为专业建设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
2.特色专业建设规划与实施
（1）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结构。在内外环境调查分析基础上确定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和方案。1）我校确定社会学专业建设的思路是：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心，增加专业属性和职业属性，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2）在190个学分中，必修课学分144.5，占76.0%，选修课学分45.5，占24.0%。理论学分139.5，占73.4%，实践学分50.5，占26.6%。3）优化课程设置，取消4门存在重复内容的课程：“管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人际关系学”、“法律社会学”。增设2门实务性和职业属性强的课程：“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压缩理论课时，增加应用型课程课时：“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时由72减为56，“心理学”学时由56减为48。“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学时由32增加为40。4）在课程体系方面形成了有机联系，凸显了社会学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的结合。设置了教育部社会学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定的11门课程，奠定了社会学专业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在特色方向上初步形成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公共关系模块由“公共关系学”、“公关策划”、“公关心理学”、“广告学”、“组织行为学”等组成；社会调查模块由“高等数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等组成；社区服务模块由“社会工作概论”、“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社区概论”、“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组成。
（2）加强实验室、实习基地和第二课堂建设。建有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实验室，在专业主干和方向课程中设有实验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课程设计等环节增强学生应用能力。建有实习基地，使得学生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检验和运用。设立认知实习、科学研究、学年论文、教学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前后相继的实践环节，增强了大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另外，社会学专业所在的文法学院还有相应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环节，如演讲比赛、暑期实践、志愿者服务、文化艺术节、魅力文法晚会、大学生记者站、勤工俭学、国旗班、心理驿站、农民工子女结对服务、党员服务队等，这些活动对大学生接触社会、感知人情世故、培养人际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与第一课堂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互补结构，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就业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3）促进教学与科研互动。本科教学质量是生命线，通过科研促进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般规律。为此，充分发扬社会学专业教师科研优势，有意识地通过吸收学生参与科研、指导学生科研立项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研究能力。学生课外科技立项数量和质量近几年大幅度上升，并获得四川省和学校大学生科技成果多项奖励。学生在就业和工作中显著感受到科学研究和调查研究训练带来的好处。社会学专业教师在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优势领域开展研究。申报各种科研课题，提高学术水平。鼓励教师把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编写特色教案、特色教材，通过校教学骨干和科研骨干培养计划，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注重科技哲学与本科相关课程的贯通，达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
（4）开展社会服务以增强专业的应用性。建立社会学专业渗入社会相关领域的通道，在公共关系、社区服务、市场调查、新闻广告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锻炼学生能力。社会学专业教师承接“成都市工会县级工会工作社会化评估”项目，承接大足、安岳、乐至3县联合工作组办公室横向委托“关于修建成渝城际铁路的对策建议”，与四川省妇联合作开展留守妇女调查工作，参与成华区和谐社区建设调查工作，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学以致用的能力得到锻炼。
关键词：国际信息科学峰会；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6008806
一、会议背景
当今世界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信息业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不同的学科背景使得学者们对于信息问题各抒己见，因此，为了促进各学科的信息研究能够有效沟通与合作，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IS4IS）应运而生。2015年6月3～7日由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tudies）和多国机构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在维也纳技术大学举行，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是举办单位之一，此次峰会的总主题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的回应与责任。”此次峰会包括了三个分会：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ICPI 2015）、第六届国际信息科学基础大会（FIS 2015）和第五届国际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学术研讨会（ICTS 2015）。该峰会吸引了全球300多名信息领域的研究学者参加，我国有涵盖的30多名学者参会，其中邬j教授所带领的信息哲学团队阵容庞大，由邬j本人及其十多名博士生组成。不仅如此，由邬j教授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收获颇丰，共收录论文33篇，内容横跨科学、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每一场讨论都十分热烈。邬j教授作为首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主席团成员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并作为“第二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主席在分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
邬j教授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指出，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中国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而世界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研究也正在走向中国。人类信息社会的发展正在打通世界各国的壁垒，同时，也把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更为广泛地联合了起来。当今世界的哲学、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信息范式的转换过程，信息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组织模式。正是信息范式在哲学、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层面所呈现出的这种统一性，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正面临着在信息范式基础上的重新融合与统一。
在此次峰会闭幕前夕，相关组织机构还召开了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的执委会，邬j教授全票当选为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同时，执委会公布成立了国际信息科学联合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中国分会，并决定下一届国际信息科学峰会（2017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学承办，届时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仍将是会议承办方之一，第三届国际信息哲学研讨会也将成为峰会的分会议之一。
二、信息本质与信息转向
邬j教授作了题为《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互动与融合》的大会特邀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关于存在的哲学是哲学的元理论，哲学的根本性变革应当基于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的变革，并依此对哲学的几次重大转向予以了总结。邬j教授认为，最开始存在被分割为三大领域：上帝（客观理念）、物质、个体精神，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上帝的存在被证明是虚设的，于是上帝便被剔除在存在领域之外，最终，存在领域的范式被归结为：“存在=物质+精神”。更进一步，邬j教授基于信息科学的最新成果，将存在领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并提出了“存在=物质+信息”的新的存在论范式，在此，邬j教授从最抽象的哲学范畴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存在领域――信息，信息包括主观信息和客观信息（精神）两大领域，并认为“存在=物质+信息”这一新的存在论范式还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规定了精神的本质。同时，邬j教授认为，哲学的这一信息转向是在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发生的变革，是根本性的转向，而所谓的认识论、语言学、现象学转向、生存论转向、价值论转向、实践论转向、身体哲学转向等都是非根本性转向，并由此断定，信息哲学给人类哲学带来了第一次根本性的转向。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也通过一个公式定义了信息：I=Q+A。他认为，信息就像回答问题一样：人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信息（知道问题并知道回答），人们不十分确信他是否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确定（知道问题但不知道回答），人们甚至连他不知道本身都不知道就是无知（既不知道问题也不知道回答）。他还将信息和权利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史前阶段（没有信息与通信技术）、历史阶段（个人与社会福利与信息与通信技术有关）和超历史阶段（个人与社会福利依赖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并认为，人类在超历史阶段就进入了成熟的信息社会，成熟信息社会的权利不仅仅是与事物有关或者与关于事物的信息有关，也和不确定性有关，在成熟信息社会谁制造不确定性控制问题并塑造答案，谁就能控制现实的人。
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在《量子信息的追问》一文中首先梳理了经典信息概念之所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一是可以用概率表示的可能事件集；二是信息是不确定的消除。进而对量子信息进行了考察，认为量子信息满足类似如经典信息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量子信息描述微观事物的可能，并且量子信息是波函数的表达；二是量子信息也是通过编码、传递、解码来处理信息，量子信息是量子不确定的消除（量子信息Ⅰ）。他认为，量子信息与经典信息之间的这种家族类似性，使得量子信息可以归属于信息概念。最后，吴国林教授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得出结论：量子信息是量子状态的显示（量子信息Ⅱ）。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罗伯特・ K・洛根（Robert K. Logan）教授立足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对信息进行了定义。他在《什么是信息？为什么它是相对的？它和物质、意义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文中首先分析了申农信息理论的局限性，认为依据申农的信息定义，一组结构化的数据比一组随机数据包含的信息要少，并以此推出，随机有机化学物质原汤比结构化生物组织包含更多的信息；活体随着越来越结构化和组织化，所包含的申农信息也就越少；但是，这是违反生物学家直觉的。因此，罗伯特・K・洛根教授认为用申农信息理论来描述生物系统是失效的。他认为，从生物信息的角度来看，机体中的信息等同于约束性组织，它有助于机体从环境中获得能量来促进自身的增长和复制。生物体进行约束性组织的增殖，就是在进行信息构建。约束就是信息，信息就是约束，而这种约束就是生物组织，所以生物组织也是信息，反之亦然。生物信息不是象征性的，不像抽象性的符号信息，它不能和实在之物相分离，是实体化的，内嵌于生物体，作用于生物体。并认为，人类主要处理三种信息：遗传信息、认知信息和概念信息（符号）。
三、信息理论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在《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在开拓中》一文中对信息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首先，他对申农、维纳、惠勒以及邬j的信息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申农的信息理论回避了语义信息，为通信技术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申农信息论的优点也造就了他理论的局限性，认为申农信息论有待突破。苗教授认为维纳信息理论突破了申农信息论的框架，并指出了突破方向：抛弃机械唯物论，承认宇宙存在既非物质、亦非精神的信息，建立信息时代的唯物论。认为惠勒的信息观也有助于突破机械主义论，但是惠勒信息论是唯信息主义，是唯心论在信息时代的反映。苗教授对邬j教授的信息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邬j教授既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又对传统存在领域发出挑战，将存在领域重新划分为物质和信息，并认为邬j教授以这种本体论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对信息时代的哲学回应。此外，苗教授还在文章中以信息概念为核心对辩证法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构建信息时代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课题。文章最后，苗教授对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也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的信息研究起步于1960年代，在1980年代出现研究，并认为此次研究得益于钱学森的推动，即“三论热”中的信息论热。苗教授还认为，钟义信教授、邬j教授、闫学杉教授三人的工作大体代表了当前中国信息研究的学术水平，并认为，在中国只有邬j教授形成了一支信息研究队伍。苗教授也肯定了中国其他一些信息理论研究学者的贡献，认为信息研究的中国路径正在开拓中。
还有一些学者从信息这一词的构词以及词义的流变来研究信息，来自于德国国际信息伦理学中心的拉斐尔・卡普罗（Rafael Capurro）教授从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希腊语νóησιζ到阿拉伯语tas・awwur，再到希伯来语z・iyyur，再到拉丁语（in）formatio，讨论了一系列信息构词以及词义的复杂历史流变过程。卡普罗教授还认为，拉丁语的信息概念已经接近我们现代意义的信息概念，Informatio和 informo在整个中世纪被普遍用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教育学等相关文献之中，其中信息概念在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卡普罗教授还认为，在拉丁语中（in）formatio第一个含义代表着“不可分之物”，第二个含义被用来对名字或符号构成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现代英语所用的information更多地保留了信息这一词的认识论上的含义，信息主要用来表示“告知”、“沟通”、“思想的形成”，20世纪随着信息理论的发展，信息概念开始紧密地和知识、科技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肖峰教授在《许多信息“主义”》一文中梳理了众多的信息“主义”。肖峰教授认为，信息主义主要是通过“information+ism”的形式来形成的，包括四种：informationalism，informatism，informationism，informatilism。肖教授认为，informationalism最早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大卫・莱昂的著作之中，被用来描述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后来被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泛化了，在他的著作中直接用“information”代替“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此时“informationizationism”等同于信息时代，周理乾和索伦在文章中用“Paninformationalism”（泛信息主义）来表示一种哲学命题。肖峰教授还认为，“informatism”比“informationalism”一词出现得更早，被用于文艺领域，包括信息艺术、数据艺术、电子艺术等，主要用来描述那些借由电脑、新媒体、网络、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艺术形式，“informatism”也应用于哲学，拉斐尔・卡普罗用“dialectical informatism”（辩证信息主义）来评价沃尔夫冈的信息进化论方法，用以区别“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主义）。Informationism被理查德・普莱斯用于表述一种新的哲学趋势。中国学者沈新曦单独把“informatilism”当作一种哲学范畴来使用。
四、信息科学探索
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教授在《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的定律》一文中深入分析了阻碍信息科学发展的原因，钟教授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信息科学研究者学术背景的差异，这些背景包括了图书馆科学界、计算机科学界、通信科学界、信息哲学界、社会信息学界、生物信息学界、艺术学界等，这些不同的学术背景使得相关研究人员对信息科学的理解不甚相同；二是信息科学研究者视角的差异，不同的视角使得研究者对于相同的信息产生了不同看法；三是信息科学研究者的方法论的差异。钟教授认为，方法论上的差异是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方法论已经不适应于信息科学的研究，而应当将“转而创之”的方法应用于信息科学的研究。钟教授认为，“转而创之”就是“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信息手段来实现智能创生。文章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和公式推导，研究了“信息转换与智能创生定律”，并认为这一定律是信息科学的核心定律，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包括人、生物、非生物和人造机器等。
中国科学院大学颜基义教授深入挖掘了申农信息理论中的关键理念，使得申农信息理论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突显。颜教授认为，从信息去意义化方面来看，正是由于申农信息理论没有考虑信息的意义才使得他的理论和“communication”紧密相联，由此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不确定性方面来看，由于“不确定性”现象的普遍存在，而“不确定性”又是申农信息的基本属性，这就使得信息能够和自然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纷繁现象建立起联系；从冗余度方面看，申农的冗余度概念有利于当今的通信实践和“大数据”工作的发展；从点对点的关系方面来看，申农通信理论中的点对点关系抽象为当今的通信应用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从逆向推断过程方面来看，申农信息论中的解码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逆向推断过程，对于许多技术都有所启发，比如机器翻译；从communication方面来看，尽管申农的信息论去意义化了，但是毕竟是一种通信理论，人类社会离不开communication，所以申农信息论从一开始就同时踏入了科技和社会领域。此外，颜教授还认为莫比乌斯带应当是我们的时代图标，在信息时代，人们自由地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转换着，他还发现此次国际信息科学峰会的图标正是莫比乌斯带。
北京大学闫学杉副教授在《统一信息科学的三种实现方法与三种可能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统一法、级进统一法和特别统一法等方法来建立统一信息科学，并认为无论采取哪种方法，统一信息科学的前景都不超过三种：大信息科学、小信息科学、类信息科学。紧接着，闫学杉副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三种方法和可能的三种前景：直接统一法就是将各种信息学科的共同信息特性和问题进行直接统一；级进统一法就是首先将性质相近的信息学科进行统一，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统一，一步步最终达到统一的目的；特别统一法就是采取一套特别的方法对信息学科进行一步到位的统一；大信息科学是指有常规科学性质的科学，包含许多子学科；小信息科学是指有交叉科学和跨科学特点的科学；类信息科学是指包含有若干类的信息学科群。
五、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的互动融合
西安交通大学邬j教授认为，信息哲学和信息科学是互动融合的。首先，人类的普遍理性认识方式是哲学和科学内在融合的根据。哲学是追求普遍理性的活动，但是科学并不是单纯的感性活动，也应当包含普遍理性，哲学和科学在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基础上可以融合。其次，普遍理性的层次性导致了哲学和科学划界的相对性和相互规定性。普遍理性是有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只有普遍理性层次差异，而无有无的区别，并且高层次普遍理性和低层次普遍理性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是彼此规范、融合的，所以哲学离不开科学，哲学也应是一种科学，科学也离不开哲学，科学也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哲学。此外，哲学和科学之间不仅能够融合，还能实现科学对哲学的改造，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哲学的自我批判。邬j教授将科学对哲学的改造看成是普遍理性的层次跃迁，将哲学对科学的批判看成是低层普遍理性局限性的剔除，哲学的自我批判看成是高层普遍理性结构的改变。邬j教授通过信息维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哲学和科学的范式，并提出了“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看法。
来自法国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布伦纳（Joseph E. Brenner）教授在《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的融合》一文中，首先对邬j教授的信息哲学理论以及邬j教授所做的努力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认为邬j教授的信息哲学思想对科学和哲学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信息哲学与信息科学相互融合的相关看法，认为信息对科学的影响不应当只被认为是影响到了单一的“科学”学科，而应当有更广范围的影响。他认为科学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硬件”和“软件”的方向上，大约可以分为实验性的科学和概念性的科学；第二，两种不同科学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内在的结合是依据于它们的信息特性。由于信息的多种二重性（物理性和非物理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使得信息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哲学上都难以定义，但是信息的特性是科学和哲学都共有的。信息的认识论性质体现了它的科学性，信息作为一种意义的载体体现了它的哲学性。布伦纳教授还指出，跨学科是一种新的理论，这一理论将不同的学科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交织”有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信息和巩固信息科学的基础。并认为，信息哲学作为科学和哲学融合的成果也应当加入到跨学科的进程当中。
来自日本国际教养大学的麻生（Marcin J. Schroeder）教授采用新的范畴来定义信息，将信息看作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点。麻生教授首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弗朗西斯・培根等人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依据，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学科划分方法无法解决现代科学中的相关问题。并认为，信息既不能用具体的科学理论，也不能用具体的哲学体系对它进行定义，它是超越科学与哲学的。麻生教授指出，信息的概念涉及到东方哲学中的“一”和“多”这一对范畴，这对范畴超越了一般的科学和哲学的划分原则，通过“一”和“多”来定义信息才能彰显出信息的独特地位：信息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点。麻生教授认为，“多”中选“一”就是信息的选择表现，生成许多的“一”就是给“多”一个限定结构，是信息的结构表现。选择的程度能用作信息的数量特征，结构的程度能被用来描述信息的集成水平，这两种表现可以共存，是信息不同的载体。
六、信息社会
奥地利贝塔朗菲系统科学研究中心的沃尔夫冈（Wolfgang Hofkirchner）教授在《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信息――大分岔势在必行》一文中提出，信息科学将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兴旺，并用自己创立的信息理论分析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性挑战中所形成的危机，且提出了相关对策。他首先探讨了进化的路径模型，然后指明了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GSIS）的进化方向，接着分析了全球性、可持续性、信息化等概念及其对于实现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作用，并指出信息是影响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实现的重点。沃尔夫冈教授接着借助于自组织系统给出了信息的3C模型，即：认知（cognition）、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并将这一模型用于分析全球可持续信息社会的社会特征，同时指明了人类最终会实现世界主义大同社会。
The Summa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ummi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WANG 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关键词]社会信息福利 公共信息需要政府信息公开
[分类号]F061.4
1、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福利水平的增加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阶段。社会福利的充分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资源的开发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福利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一些更崇尚低福利供给、高市场竞争的社会，比如美国，也对社会信息福利给予了高度重视。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资源免费进入公共领域范围最广的国家，拥有成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一个社会的信息福利表现在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改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以1991年到2000年左右的美国“新经济”时期最为显著。但是，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信息贫困、数字鸿沟问题也比较严重，弱势群体在信息获取与利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又反过来拉大了人们在教育、经济、精神与文化方面的福利差距。在联合国的倡导下，世界各国对于数字鸿沟与信息贫困给予了高度重视，也有些国家提出了构建信息福利社会的倡议。
信息供给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由于信息福利不像经济福利与其他社会福利那样与人们的基本生存直接相关，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要讨论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构成及其实现途径。
2、社会信息福利概念发展的理论回溯
2.1 关于社会福利的研究
福利是人类需要得到满足的状态，既包含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包含心理与精神上的幸福感。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认为，个人的福利因自己的满足而产生，这种满足可能是因为财物的占有，也可能因其他方面(如知识、情感、欲望)而产生。福利可以分为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从狭义来看，主要是一种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指通过政府政策干预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从而满足人们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的需要，实现社会公正；而从广义来看，除了指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外，还指人类社会的幸福状态，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标准，也可以从社会成员主观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衡量。在一个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之外，人们对于爱、尊重与自我实现也有更多的需要。因此，社会福利除了体现为货币和实物形式之外，还应包括对社会成员的情感、精神以及发展提供救助。
对于精神福利的关注已不仅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进入了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的因素，也包括人均寿命、卫生、教育与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胡象明认为广义的社会福利包括政治福利与经济福利(2002)，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考虑公共经济产品之外，还应考虑公共政治产品和公共文化产品的建设。所谓公共政治产品包括优良的政治制度、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强大的公共治安和国家安全能力，而公共文化产品则包括健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节目等。
2.2 与社会信息福利相关的研究
在信息社会，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社会福利，都与信息的接受和利用密不可分。关于信息福利的研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学科领域：
一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交易中信息状态改变对交易双方福利的影响，集中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可以粗略地分为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分别对参与人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共信息的福利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私人或人的福利影响，二是对社会的福利影响，两者常常相互矛盾。Jin与Troge(2002)的研究表明，在特定产业，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对于公司利润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是相互冲突的。政府过早地提供需求信息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会降低公司的利润。在一些高度敏感的市场中，公共信息的某些属性使它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成为双刃剑。人对于公共信息过度反应，使得一些未经认证的新闻或错误报道可能引起巨大损害。如果信息提供者预期到这种效果，就会降低公共信号的精确性，从而使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不再相互替代，而是聚合。
二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关于信息的社会福利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在组织交流或人际交流中，弱关系是有力的，因为它可以充当信息传递的桥梁。通过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人们扩大社会交往，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福利。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信息传递对于个人或组织扩大社会联系、获取社会福利资源是重要的。
三是关于信息福利社会与信息福利国家的研究主要指在信息社会中，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其基础设施本身作为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公民的福利水平发挥作用。
最早明确提出的信息福利概念包含在“信息福利社会”的概念之中。MIT出版社出版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项目的视点与政策设计》(1997)一书中包括An―nemarie Munk Riis题为“信息福利社会：丹麦政府为信息时代所做准备的评估”的章节，明确地提出了信息福利社会的说法。vigdis Finnbogad6ttir女士(1998)在国际信息伦理学会议的闭幕词中，提到了在大学之间建立免费的信息交换系统的可能性，并且指出“我们需要考虑建立一个信息福利国家，或者将信息融人福利国家哲学的可能性”。她所指的信息福利国家实际上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可以免费获得的信息服务系统或制度。Floridi，L.(1999)指出提高信息福利需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在信息圈中扩大信息数量、提高信息质量、丰富信息种类。
在信息化发展最快的阶段，一些研究将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联系起来，讨论由于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丹麦、芬兰等福利国家居多。《虚拟威胁、信息福利与关键设施的保护：保卫美国本土》(Anthony＆Cordesman.2001)一书认为美国正处于信息福利之中，这里所说的信息福利主要指美国在计算机、电子数据存贮与转换以及与通讯网络的高度整合中处于领先地位及其所带来的便利。Castells与Himanen(2002)研究了芬兰模式。芬兰是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相结合的典范，被称之为芬兰模式。诺基亚与Linux是芬兰信息产业的支柱。芬兰模式的特点是它尽力将技术、经济成功地与社会公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对芬兰模式的研究表明芬兰
创造了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之间的“良性循环”：成功的信息社会给予福利国家以持续不断的财政支持，反过来福利国家又为信息社会的持续成功造就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
四是社会福利意义上的信息福利研究。此类研究大多蕴含于数字鸿沟、信息贫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信息福利与信息贫困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明确针对信息福利的研究远不如关于信息贫困的研究那样常见，这可能与福利概念的广泛含义以及对福利制度的争议性看法有关。近年来关于信息贫困与信息鸿沟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际电信联盟(ITU，2002)指出：“数字鸿沟可以理解为，由于贫困、教育设施中缺乏现代化技术以及文盲而形成的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经合组织(OECD)认为，数字鸿沟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在获得信息通信技术的机会及在互联网的使用上存在的差距。Johannes J.Blitz(2004)从伦理学的角度，将信息贫困界定为：个人或团体在给定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或物质条件来有效获取、正确理解与应用信息的状态。其特征为重要信息的匮乏与信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针对全球信息贫困与数字鸿沟问题，联合国曾经声明：“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对基础通信与信息服务的广泛接入，以帮助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建立有效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我们特别关心用于弥补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之间鸿沟的资金需求”。
关于数字鸿沟与信息贫困的研究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福利思想，但明确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文献很少。韩国教授金文朝与金锺吉提出了信息福利权的概念，认为信息福利权主要包括信息接人权、信息利用权与信息接受权三个方面的内容：“努力消除由数字鸿沟造成的新不平等背后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个信息基础上的福利社会。……在信息时代，社会的全体成员应该被保证具有平等的权利去接入信息、获得有用信息并且自主地享受信息。换言之，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作为公民权，国民应该被保障具有接人信息媒体的权利、接受信息服务的权利、信息的利用权利以及信息福利的权利。”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信息供给的丰富程度与被社会公民接受和利用的程度作为社会福利度量的含义日益明确，提出社会信息福利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代社会由信息供给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增加，方便人们考察此类福利在各国的分布不均状况。这个概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它比信息贫困或数字鸿沟概念具有更多的建设性和能动性，将会成为信息社会与社会福利两大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创新。
3、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与概念模型
3.1 社会信息福利的内涵
从福利的基本含义出发，社会信息福利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从广义上来讲，社会信息福利是指社会中的公民或组织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产品、信息服务及其所带来的物质收益与精神愉悦。广义的社会信息福利来源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改进，其具体的提供渠道包括公共部门、市场、家庭和个人。其获取方式包括有偿获取和无偿获取两种。
从中义上讲，社会信息福利是指公共或非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公益性机构、企业)以公益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不包括从市场获得的信息福利。中义的社会信息福利主要包括：政府将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向社会提供，以保证公民能够平等地接入、利用和接受到相关的信息服务；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公益性信息服务；企业以公益方式向社会提供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中义层次的社会信息福利以免费获取为原则，包括基本的成本补偿收费方式。
从狭义上讲，社会信息福利即指政府的社会信息福利保障制度，主要是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方式，为“社会信息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的信息服务保障和救济。狭义的信息福利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信息权利，使得公民能够通过利用最低限度的信息资源获得基本的生存、发展与精神愉悦的机会，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最低社会信息服务保障线。狭义的社会信息福利以完全免费为原则。
3.2 社会信息福利的理论模型
在广义的社会信息福利的理论框架中，共有三个核心概念以及一系列属性特征，这三个核心概念是：社会信息福利、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与社会信息福利的接受者。由于社会信息福利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复杂，根据前文所做的文献综述，借鉴信息化水平度量等相关理论的分析视角，将三个概念间的关系用模型进行描述，见图1。由于图1状如卡车，本文将之称为社会信息福利理论的“卡车”模型。
图1抽象描述了社会信息福利从提供者到接受者之间基本的实现过程。关于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属性特征需要从八个方面来分析，包括四个内容特征与四个形式特征。社会信息福利的传递形式包括其技术形式与经济形式。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范围广泛，而部分社会信息福利的接受者同时也是社会信息福利的提供者。
3.3 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属性分析
要想充分把握社会信息福利概念的含义，需要从它的历史性来源、作用、内容、效用层次、载体形式、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以及测度属性来考虑。一些属性如载体形式、时间特征、空间特征与信息产品或服务的基本特征相重合，而其历史性来源、作用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人类精神福利的增加有关。
根据提供者的不同性质以及接受者不同的信息需求，可以把社会信息福利分为：情感信息福利、经济信息福利、教育信息福利、科技信息福利、卫生信息福利、文化信息福利与政治信息福利。从微观层面来看，这些信息福利满足了人们不同方面的需求。
受接受者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信息技能等因素的影响，接受者所接受的信息福利，具有不同的效用层次，包括：可能得到的信息、可以接人的信息、可以获取的信息、可以理解并利用的信息。可能得到的信息指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信息与知识资源，它既包括可以接入的信息，也包括由于一些原因暂时不可接人但将来可能会接入的信息，比如尚未解密的政府信息或者价格过高的教育信息。可以接人的信息意味着在法律和技术上均已经不存在障碍，这个层次的信息已经具有了福利特征。可以获取的信息意味着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信息检索能力，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可以理解的信息意味着在所有相关的信息中，接受者具备了语言、时间和知识准备来充分理解所获取的信息。可以利用的信息指接受者真正利用或储备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并取得回报的信息。
从提供者到接受者，不同效用层次的信息福利其信息内容不断减少，所蕴含的福利价值量却不断增加。从提供者的角度来讲，可以接入的信息就是信息福利。但是对于接受者而言，只有运用了相关信息并获得回报的才是福利。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从提供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
4、广义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途径
社会信息福利的实现包括非制度途径与制度途径。所谓非制度途径主要指从家庭与社会关系获得的信息保障，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而制度途径主要指政府通过建立相应的信息福利法规、进行转移支付与收入再分配、投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建设等方式，保障公民的信息福利权利，为信息弱势群体提供救助。制度性途径具有普及面广、稳定性强、保障力度大等优点。两种途径在功能上有所不同，两者互为补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性信息福利保障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1 社会信息福利保障的非制度途径
在人的基本安全感与幸福感中，来自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失去了这一层信息保障，人们就会感到孤独与抑郁，甚至影响身体健康。一些老弱病残者和儿童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因此更加依赖于家庭信息传递。专家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号传递，对维护心血管功能有益。研究发现，患有冠心病及高血压病症的老人，单独生活者再次发病的概率是有同伴患者的2倍”。上海已经出现了专职为老人提供谈心服务的“聊天护士”。
在传统的社会交流网络中，除核心家庭之外，社会关系(指各种亲戚网络与邻里关系)是人们最为普遍的信息交流途径。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关系”信息交流的不断强化，具有传统社会相对保守、不够开放的特点，不利于人们拓展自己的“弱关系”，从而获得更多有益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在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交流网络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已有较大的改善。
4.2 社会信息福利保障的制度途径
制度性供给途径为公民提供更为正式、更为普遍、层次更高的社会信息福利保障，包括公共性供给与市场供给两种途径。
4.2.1 公共领域的信息福利供给 公共领域的信息福利首先表现为公民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平等接入，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两种形式。
政府是社会信息资源最大的生产者、采集者和拥有者，政府信息公开将大大提高公共领域信息资源的种类与数量，从而增加公民可获取的信息资源。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信息公开法律规定公民可以免费或以成本价格获取政府信息，这对于提高公民的信息福利水平有重要的意义。
由非营利组织提供的社会信息福利规模较小，但形式多样。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机构是由政府主导的重要公益性非营利信息机构，在为公民提供信息知识、记载历史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公民信息福利保障的重要来源。
4.2.2 信息福利的市场供给 除了公共领域的信息保障之外，信息市场的不断完善对于提高社会信息福利具有重要作用。信息产品具有高固定成本、低复制成本和一定的公共品特征，随着使用规模的扩大成本会不断降低。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使用成本的不断下降，这使得全社会的信息福利水平大大提高。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提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免费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以及互联网上百度、G00GLE等搜索引擎、众多的商务网站、门户网站和数据下载服务等，使得公共信息资源空前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的信息接入、接收和使用水平，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信息福利水平。
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概论》中写道：社会互动形成了社会网络“社会互动是社会形成的机车，人们在互动中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社会网络，结成社会群体，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正确理解社会公正论对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坚持经济建设，提高效率，加强制度建设，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公正；“我们要清醒的意识到我们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制度建设滞后现象，应努力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学所积累的知识与技术，加快建立健全与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读完这本书，上面所列文字留给我的印象和感触颇深。不仅是因为这些内容本身能够精湛的剖析社会特征和社会本质，更是因为我的职业特征。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学教育，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的能力，理解我国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暂时性问题，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具有非常重要现实意义的。通过与学生的接触，我深刻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很爱国，他们的爱国情怀很浓烈，但同时他们的爱国之情又很幼稚，很盲从。他们时而会因为国家的某一个政治举措而对祖国赞叹不已，时而又会因为社会上的某些负面时事而对祖国愤恨不已。他们并不了解，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网络存在的必然性；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我国前进道路的崎岖与坎坷；作为一个养活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如此短时间内脱贫致富，赶超先进国家的中国，在成长道路上存在一些暂时性问题的必然性……书中在最后一章提出，为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女里扩大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范围，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
作为青年人，在大学中的所学不仅局限在专业技能方面，更大一个层面是在大学中要学会明是非，辨事理，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最后能够服务于社会。正所谓，国家是大家，大家好方能成全小家。郑教授在本书中，用非常简单的辞藻阐述了社会的特点、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研读，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对社会的认识，对祖国的认知更加上了一个台阶。
作为东软人，作为艺术系的思想政治辅导员，我时常将自己置身于学生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希望能够更加近距离的理解学生所思所想，更加有效的引导学生朝向正能量的方向成长。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舍去家庭因素的影响不提，我的人生价值观主要形成于大学阶段。对于国家概念的进一步了解，民族文化的理解也主要形成于大学时代。由此可见一斑，大学是青年人形成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我体会到，很多学生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差异。当他们不能够正确理解文化差异性的普遍性时，常常会滋生矛盾，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郑教授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中阐述了文化的结构及其特征，他在书中这样讲：“任何文化都是人们后天习得和创造的……人类文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群体，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种族、国家和社会都有着文化的独一性。但宏观的来讲，完全不同的人类文化形式又是几乎不存在的。在大学里，学生们脱离了以往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模式，开始了集体生活。作为一个即将走向社会，扮演社会不同角色的成年人，学生们在大学中应该学会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正确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避免出现排异现象。
郑教授在第五章关于文化的章节中还大篇幅的提及到了文化的分类和文化的功能。文化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软环境，正确的认识本国文化，理性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是滋养爱国情怀的有利因素。当今社会，国际化交流日益广阔而深入，大量的媒体资讯介绍并且推广着外来文化，虽然大多数资讯是正面的、客观的，但也不排除一些媒体资讯故意夸大外来文化的优质性，而过分贬低我国文化。在这样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很多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或是一些亚洲先进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由于一部分青年人对文化本身的理解不够深入，对我国文化的认识不足，加之比较方式的简单粗暴，进而形成了片面的哈韩、哈日、崇尚洋文化。对西方国家不理智的崇拜，而贬低自己国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这些青年人没有对“文化”本身拥有正确的理解。郑教授在书中这样写道，撇开国家的概念不提，就不同民族文化比较而言，我们可以讲文化分为评比性文化和非评比性文化。前者是指有好坏之分的文化。也就是说在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时，能够评出高低上下。中性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比较紧密，它是我们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不同民族的自我标志。中性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统一，加强民族内在凝聚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思想政治辅导员，应该深知这一点，重视加强教育学生对我国中性文化的认同，这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长远和稳健。教育学生在接触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注意维护我国的传统文化，这将有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我们在教育或教学中，介绍外来文化的时候，也没有比较大张旗鼓的提倡某种外来文化的中性文化，同时也不应该采取禁令的方式阻止对外来文化的接触。
读完《社会学概论新修》这本书，我发现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抽象的学科，它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为我认识问题，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社会是人赖以生存的集体，人又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单元，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辅导员是大学教育工作者队伍中的特殊群体，我们与学生接触最为紧密，可以说是高校教育的第一线。日常工作比较琐碎，而且相对于科研教学来说不容易出成果。但在完成高等教育的环节中，在为社会培养全面、合格的有用人才的总目标下，辅导员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并且也是无法替代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加重视与学生的交流，与学生们建立融洽、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根据不同的学生个体选用不同的方法，尤其是要重视不同家庭背景、性格的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在教育中，摒弃空谈大道理，采用简单、实际的语言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自身素质的提升，做好党的“近卫军”。
进入21世纪，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工作与学习方式。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和应用能力将成为人们基本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标志，作为未来国家栋梁的小学生更迫切需要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2000年12月国家教委将信息技术课程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学生从单纯学习计算机操作转化成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工具，学会信息的吸收、处理、利用等，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
【关键词】
学生 信息技术 能力 培养
《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中指出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了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等问题，负责任地使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信息技术课随着信息时代的变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越来越被重视，它是一门基础课程其特点是：实践性强、内容更新速度快、应用广泛。从这些特点来看，信息技术教育应该是实现创新教育的领头羊。在我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前提下，我们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以课堂为阵地，以新课标为指导，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善于思考、学会独立思考，怎样才能使学生学好信息技术这门新兴的课程呢？我认为应该注意学生以下几种能力的培养。
一、动手能力的培养
在现代教育中，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信息技术这门课，是知识性与技能性相结合的技术课程，而其中技能性，也就是操作性，则占据主要地位。在教学中，上机时间应不少于80%。动手操作是领会、巩固和运用理论知识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培养技能的基本途径。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体验，对于有些操作，讲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学生实际操作中却觉得非常笨拙。比如：鼠标的单击、双击和拖动等。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创造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机会。例如：学习鼠标的操作，我们可以让学生练习windows中的纸牌游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掌握鼠标的各种操作。
对于常用的操作，如指法练习，我们要引导学生持之以恒地进行练习。指法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操作，但它是熟练操作计算机的关键。通过日积月累的训练，配合打字软件的使用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指法，熟练了操作。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鼓励学生敢于动手，勤动手。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信息技术基本技能。
二、应用能力的培养
要注意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对其他课程进行学习和探讨的能力。学习信息技术是非常注重学习实践应用这一环节，对于计算机，不动手，不上机实践，不将知识应用在实际环境中，是很难学会的。我们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例如，我在教学“画图”这一程序时，让同学利用画图中的工具，随心所欲地画出美妙的图画；教学“word”后，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字体、段落、艺术字，图画的插入等等动手制作电子报刊；在学习“Internet Explorer”后，让他们动手上网去搜集学习资料，进行上网学习。
三、自学能力的培养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一个人一生都是处在不断学习的过程，自学是获得知识的主要来源。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是我们素质教育的需要，是学生将来发展的需要。在信息技术课中如果一位学生还继续坐在教室里等老师来传授知识的话，恐怕只能坐以待毙。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代，就必须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学习方法。努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积极主动地去获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否则将被淘汰。作为教师我们要多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自学一些有用的知识。
四、创新能力的培养
《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中也明确指出：“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可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我们素质教育的需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技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只能受制于人，更不能缩短差距”。因此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一代，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二十一世纪需要的是有创新意识、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然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需要通过后天的有目的培养才能获得，为了培养具有“计算机信息”素养的21世纪创新型人才，我们信息技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潜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善于思考、学会独立思考，突出创新意识的培养，强调创新能力的提高。
1.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
心理学研究表明，要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首先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积极思考，给他们提供充分的心理自由。教师要热爱学生，在课堂上营造一个宽松、和谐、民主、充满信任的氛围，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计算机的心理自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
在教学中注意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和谐、民主的学习氛围。针对计算机学科中某些比较抽象的知识，可以采取讲故事、游戏、竞赛等形式，把抽象变直观，使学生学而不厌。
2.鼓励学生多问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学生的好奇、好问、好动，是一种求知，善于提出问题，是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重要方面。
3.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