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7:43: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法基本原则核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 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 。”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 。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 。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 。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主权和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 。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 。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 。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 。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 ：（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程度，征税必须使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 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
法告诉我们，一项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法设计；基本原则
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也是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其核心是使税收法律关系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点。虽然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现行税法的某些规定难以适用，并形成了一些税收征管中的盲点，但其并未对生产关系和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离以下几项税法的基本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与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点。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与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现状，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与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措施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承，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与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现状，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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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免税政策目前大多数对银行业实行增值税税收政策的国家，对银行业核心业务都实行免税政策，这是因为国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增值税是一种消费税，而银行业中存贷业务等比较核心的业务都不属于消费者的消费过程，而是资源跨空间跨时间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不存在增值的过程。欧盟就是典型的实行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区域，并对这种免税政策的应税范围做了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存款和贷款业务、人寿保险业务、金融证券买卖和发行业务、货币结算业务、金融担保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信用卡业务、汇兑业务、银行支票业务等。南非借鉴了欧盟基本免税法制度，但是做了必要的修正。相比较于欧盟的基本免税法只对部分显性项目征税，南非对几乎所有向国内客户提供的直接或显性收费服务均课征增值税，其免税的项目和范围大大缩小。新加坡在借鉴欧盟基本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创新，创制了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免税法，即对核心金融业务免税，同时相应业务对应的成本允许进项抵扣。
2．增值税标准政策金融业的许多非核心业务，比如保险箱的保管业务、理财咨询服务、融资租赁业务等，是典型的消费型金融服务，必须征收增值税。欧盟国家将此类业务按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这类附属金融业务是指金融企业的附带业务，包括记账(法律、财务顾问)服务、金融数据处理服务、古钱币交易服务、保险箱租赁服务、融资租赁服务、信托服务、债务追偿服务、保管服务以及其他可以识别的服务。阿根廷创造了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毛利息征收增值税的毛利息课税法，这种课税法规定对银行贷款的毛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但不允许抵扣存款利息支出，同时考虑到贷款的毛利息收入中包含了借入资金的成本，避免加重银行业税负，阿根廷规定对贷款利息收入适用10．5%的较低税率，相当于标准增值税税率的一半。
3．增值税零税率政策零税率政策是比免税政策更为优惠的政策，这是因为零税率政策允许进项抵扣。为了使出口型金融企业能够在全球更好地拓展业务，取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避免重复征税，欧盟国家对出口型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政策;澳大利亚允许对免税服务部分抵扣25%的进项税额。
二、银行业增值税改革的原则
结合我国“营改增”改革目标、试点经验、国情以及国际经验，首先银行业增值税改革应是健全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发挥税收中性作用是改革首要目标。其次银行业增值税改革要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适应未来金融环境的变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银行业增值税税制设计要在我国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现行征管技术和银行业特点，确保政策平稳过渡、顺利实施。一是税收中性原则，增值税改革应努力实现抵扣链条的贯通和完整;二是适应性原则，增值税改革设计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外部环境变化对银行税负和发展能力的影响;三是国际化原则，增值税改革要顺应金融国际化趋势，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业现代流转税制体系;四是可操作原则，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要便于税收征管和具体操作;五是税负平稳原则，税制设计应保障税改前后银行业税负基本持平，减少改革阻力;六是财力可承受原则，税制设计应避免短期内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保障地方财力的稳定。
三、我国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测算和评估
(一)银行业业务分类
本文根据我国银行业务取得收入方式的不同，将银行业务划分为金融中介业务、直接收费业务、间接盈利业务、投资增值业务和一般商品买卖业务等五大类。金融中介业务是指银行作为资金所有人向资金使用人提供资金所产生的中介服务，包括贷款、票据贴现、透支及垫款等各种信贷业务，属于银行的核心业务。直接收费业务也称中间业务(除结、售汇以外)，是指银行不占用自身资金，利用网点、网络技术、信用和人才等优势，为客户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主要包括结算与清算、顾问与咨询及各项业务等。间接盈利业务主要是指银行有偿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及其他金融商品的业务，主要目的是赚取买卖价差。投资增值业务是银行从事投资活动、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各项业务总称，范围上涵盖了金融同业往来、购买金融商品行为和回购业务等。一般商品买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般货物买卖性质的行为，包括实物金银业务、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及其他货物买卖业务，上述行为具有货物买卖属性，目前已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
(二)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及税收测算
现行的增值税计税方法包括简易计税方法和一般计税方法。简易计税方法是指按照单一税率对银行业的全部收入进行征税;一般计税方法是指用当期销项税额抵减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额。根据税制设计理论，增值税方案设计主要有四个环节:征收模式、进项抵扣模式、销项计税方法、对外开具抵扣凭证，每一环节有不同的方案，将四个环节的不同方案排列组合，就会得到各种增值税征收方案。结合银行业务分类和经营特点，基于抵扣和核算便利化的处理，对各种方案进一步筛选，最终得到六种银行业增值税方案，分别为简易计税法(毛收入计税)、一般计税法(全额抵扣)、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一般计税法(利差征税)、一般计税法(核心业务免税)、一般计税法(零税率)。同时，选取16家上市银行2013年年报数据对各个方案下的应纳增值税、税负变化等进行测算，从样本代表性看，16家上市银行缴纳营业税占2013年银行业营业税的84%，具有较高代表性。下文将从销项税、进项税、开票方式、优缺点、税负变化等多个角度对六种方案进行说明。
1．简易计税法。该方案是指以单一税率对银行业的全部业务进行征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通过对16家上市银行的测算，6%或11%税率下，银行业税负均明显上升。简易计税法在征管上易于操作，并且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但没有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违背增值税中性原则，与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初衷相悖。
2．一般计税法(全额抵扣)。该方案是指对银行业的全部业务进行征税，并由银行按照实际税率给下游企业开具销项税票，存款利息支出按照核定的抵扣率计算可抵扣额，同时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银行购买各项设备、设施及服务所对应的成本凭票抵扣。测算显示，在该方案下银行采用6%的税率可保持税负的基本平稳。该方案打通了银行与上下游企业间的税收抵扣链条，体现了增值税的制度优势，符合税改的政策目标。
3．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该方案在计税原理、税基设计方面与前一种方案相同，主要区别在于不单独对存款利息支出核定抵扣，仅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银行购买的设备及服务等实际发生的成本凭票抵扣。根据测算，在6%和11%税率下，银行税负均大幅上升。该方案完善了抵扣链条，使下游企业获得了合理抵扣，可以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但存款利息支出占营业成本比重最大，不能进入抵扣范围，从而导致税负上升。
4．一般计税法(利差征税)。该方案与第2种方案(全额抵扣的一般计税法)的设计原则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对存款利息支出抵扣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该方案下，税基按照金融业务不同包括两类:一是对于金融中介服务而言，按照利差收入(贷款利息收入减去存款利息支出的余额)计算销项税额;二是其他业务按照业务收入全额计算销项税额。对有进项税票的成本或支出，全额凭票抵扣。测算表明，6%的税率下银行税负变化较小。该方案更易于计算增值税额，也较顺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但该方案发票开具方法有别于传统的发票管理方式，操作难度加大。5．一般计税法(核心业务免税)。该方案仅对银行的直接收费业务、一般商品买卖业务征税，其余业务均免税。该方案的税基是银行直接收费业务的全部收入，银行按实际税率给企业开具发票。测算显示，采用6%或11%的税率都会使银行税负水平明显下降。该方案与国际金融业增值税惯例接轨，优点是可以消除征税中确定服务价值的技术难题;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免税范围较大，造成抵扣链条断裂，存在重复征税，难以达到税改效果;二是核心业务(特别是贷款利息收入)占比高，免税后将导致银行税收收入明显下降，对财政收入影响显著;三是进项抵扣率的核算比较复杂，增加操作成本。6．一般计税法(零税率)。该方案是对银行的全部业务免税，同时允许能获得进项税票的成本或支出全额凭票抵扣。测算结果表明，采用6%和11%的税率下银行税负水平均大幅下降。零税率法计算简单，操作难度上小于其他的一般计税法，从理论上讲，可使银行以不含税价格提供金融服务，能够消除重复征税，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但是，在该方案下，银行利息支出作为最重要的成本开支，无法进入抵扣范围，造成了存款成本环节的抵扣链条中断。同时，该方案会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减收。
(三)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选择
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的优劣应以实现改革目标的程度为评判标准，本文根据各个方案对不同改革原则的满足程度，采取多因素法对各个方案进行评估、排序，得到最优、次优及第三、第四次序方案。
1．改革原则权重设计。为评估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优劣性，先对6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进行权重设置。银行业“营改增”是增值税扩围的重要内容，首要目的应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同时应适应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需求，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在国际接轨、操作难度和成本、银行业税负变动等层面，要统筹兼顾，调动各方特别是银行机构的积极性;再次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基于此，本文将税收中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国际化原则、可操作原则、税负平稳原则、财力可承受原则的重要性依次减弱，6项基本原则的权重分别设定为25%、20%、15%、15%、15%、10%。
2．方案评分。方案评分采取10分满分制，根据方案对改革原则的符合程度，分成4档进行考核，即不满足、较低程度满足、较高程度满足、完全满足等4个档次，对应分值分别为0、3、6、10分。最后，根据每个方案在不同原则下的得分、6个原则的权重，加权平均获得综合得分。
摘 要 作为私法领域“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伴随着公法、私法的相互融合，这一原则不可避免地在税法上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不仅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而且是对纳税人信赖利益进行法律保护的需要。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实现其合法权益和合理预期，促进我国税收事业向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含义 理论依据 对策
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这一基础性道德准则和基本法律原则在税收中的作用，对于限制征税权力的滥用、平衡国家与纳税人权益、实现税收的实质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含义
诚实信用原则又称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所谓诚实信用，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违背对方基于合法权利的合理期待。该原则已被奉为民商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规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体，即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的社会道德规范①。从司法实践上看，该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因此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个案中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补充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
当这一原则适用和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时，该原则的适用就意味着对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税收行为的完成实质上就是基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使得双方都具有了信赖利益。为保障这一信赖利益的实现，就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格守信用，遵守规则，充分披露信息，诚实地履行义务，不得以违反法律为由而损害纳税人因信赖其之前对税法的解释或税收要件的认定而获得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正是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支持和规范良好税收秩序的形成。
二、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依据
（一）公私法的融合与渗透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域分为公法与私法以来，自划分以来就不断遭到挑战②。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为当代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法性规范不断侵入私法领地，同时大量的私法规范也被引入公法当中，这种公私法的相互融合弥补了彼此的缺陷。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愈演愈烈，作为私法重要原则的诚信原则也被引入到公法之中，并被广泛适用。进入20世纪以后，诚信原则开始大规模进入公法领域。
税法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部门，在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法化的现象，该现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代位权与税收撤销权；（2）税务担保；（3）税务制度。这些制度都曾是民法上的私法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这些制度逐渐的被应用在税法领域，为税法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领域扫清了障碍，并且为以后更多的私法原则应用于公法规范具有借鉴意义。
（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提供了学说支持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一直存在着三种观点：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和二元关系说。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经济观念也有所改变，目前就税收法律关系通说采债务关系说，“税”即“债”，只不过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发生在私法领域上平等主体之间，而是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法律关系就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法律上的税收债务关系，国家和是法律上的债权人而纳税人则是对应的债务人。就此观念来说国家不再是以往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国家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虽说税收法律关系具有行政性质，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也包含着等价交换的规则，因此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共通之处，必然也应受到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
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法，具有“公法”的特征和很强的“私法”色彩③。这些特征决定了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引入税法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在实践过程中这一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都应该讲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并且还可以平衡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地位，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因此这一原则引入税法领域不仅是必要还是可行的。
（三）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的现实需求
目前，当代中国信用缺失问题严重，当然在税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偷税逃税、恶意拖欠税款等行为普遍存在；征税机关不依法执法、执法犯法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使用税款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纳税人的角度讲，诚信纳税观念还很淡薄。“依法纳税光荣，偷税逃税可耻”的纳税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诚信纳税意识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公民对诚信纳税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并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许多纳税人对税收强制参与其收人分配的利益调整机制仍有明显的不适应，因此许多纳税人出现偷税、逃税、避税和恶意拖欠税款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
其次，从征税诚信方面看，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收税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强化。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也是有发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无视纳税人权利并且随意侵害纳税人利益的事件。同时在收税、减税、免税等治税环节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且还有个别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贿减税加上税务机关违章办事，这些直接恶化了诚信税收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违反法律的规定减免企业税收以招商引资，因此造成税负人为不公，也使政府的诚信度在民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最后，用税诚信问题。有的政府部门在税款的使用透明度方面不够，造成纳税人对税款使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难以服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税收领域的不诚信，危害了国家的发展，表明现有制度存在缺陷需要及时修补，这也说明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现实意义。
（四）诚信原则的功能决定了其在税法适用中的作用
1．对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指导作用。诚信原则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人们行为的评价、指引、规范、调整和保护等方面。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当事人要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税务机关在纳税关系中合法合理行政、不得滥用权力、不得规避法律；纳税义务人要不隐瞒、不欺诈、守信用、重承诺。只有征纳双方心存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纳税义务更可靠的保障。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能够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有力的规范和指导，从而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不受损害，保障国家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2．对纳税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作用。诚信原则在民法领域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交易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交易各方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使这两种利益关系统筹兼顾，实现最佳的利益平衡。而这一原则在税收领域同样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因为纳税主体总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存有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动机，而征税主体则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情形，征税和纳税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为了平衡纳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借助诚信原则来调整利益关系，缓解利益冲突。诚信原则引入税法领域就显的十分重要了。
3．对税法适用的解释、补充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还表现在对法律和具体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评价以及弥补法律的漏洞上。由于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满足具体鲜活的税收事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税法规范本身较为模糊或事实性质难以认定的情况下，更需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进行解释或者补充。
同时由于税法作为法律当然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缺陷，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给予补充，从而彰显税法的公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对税法规范的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需要。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通过诚信原则的运用，使案件得到公正之裁决，以阐明事实之应有的法律含义，体现法律应有之价值含义。
4．能够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信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保证交易安全，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如果能够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交易安全，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税收中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纳税人担心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而征税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存在未合法行政或者合理行政的现象，双方存在诚信缺失，这些都增加了征税的社会成本。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创造安全稳定的税收环境，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收效率。
三、诚信纳税原则贯彻对策
（一）加强税收立法，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存的税收制度体系
依法征税是诚信纳税的前提。要做到依法纳税，首先必须要有法可依，即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完善法规的作用有于为纳税人提供正确而全面的税法指导，为征税机关依法治税、依法行政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其次，要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在税收征管法中还没有确立诚信这一基本原则，应当在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加以确定。第三，建立诚信纳税奖惩机制。在征税中可以对积极足额纳税的纳税人给予减免百分点的奖励，对于恶意不缴少缴的纳税人也要规定违反诚信纳税的法律责任，以保证对诚信纳税这一法定义务的积极履行。
（二）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使全体公民充分认识到依法纳税和诚信纳税的重要意义，使“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建立以诚信原则为核心的道德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道德体系和诚信法制建设。
（三）严格执法，诚信征税
我国税务机关及相关政府，在代表政府征税过程中，自身要树立公正廉政形象，要做依法诚信征税的典范。做到以诚征税，以诚管理，把诚信征税作为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地一种自觉行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营造良好地氛围。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在税法上引入并妥当适用，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有益地补充。税收诚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既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又是遵守公民道德规范的具体体现。有了诚信原则，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将会更完善；有了诚信原则，政纳双方的关系将会更融洽；我国的投资环境将会更完备，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苏如飞.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税法适用.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②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③曹杰,李应虎.浅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廖开富主编第1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版社.2004:180.
[2]徐孟洲,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适用.刘隆亨.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施正文.诚信纳税的法理与制度.经济与法.2003(21):1.
关键词：比例原则、税法、征税裁量权
一、比例原则的渊源、内涵和适用条件
比例原则又叫过度禁止原则，是公法上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它是指公法主体在行使公权力时，要在保护与平衡的意义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仔细进行斟酌，尤其是要具体斟酌国家与公民利益在冲突状况下的失衡度，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结果，防止过分、错误的立法与行政决定。换言之，公权力行使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的方法，即公权力行使的手段与目的间应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德国学者奥托？梅耶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性，即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①]在现时的德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比例原则的运用较为广泛，对其理论研究也十分重视。我国对比例原则的研究并不重视，少数学者在谈及比例原则时，也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合理性原则。因此，研究比例原则的内涵、渊源和适用条件，对于正确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比例原则从其内涵的发源上来看，是合比例性或合度的思想，其源头可上溯到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中关于犯罪与处罚应具有衡平性的规定。由于要求国家行使刑罚权处罚人民时，应取决于人民具体犯罪的严重性而定其刑度，因此可以说是出现权力行使应合度的合比例性思想的雏形。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合比例性思想的发展与正义理念息息相关。“习惯上正义被认为是维护或重建平衡或均衡”，因而，“正义思想在功能与内涵上已覆盖了比例原则所显示的内涵，即通过调节目的手段的关系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均衡”。[②] 从权力具体运作的形式出发，合比例性思想的正当性基础也可自个案正义的观点来思考。“由于法规范秩序于形成对现实生活之规范过程，无法避免地必然须运用许多抽象性规范以涵纳各种各样的生活事实，并谋求能适应个案中的关系。像这样必然内蕴有抽象规范的法秩序，若欲主张其已充分地考虑并且实际上照顾到正义理念的话，那么必然得肯认以像比例原则思想这样的调节性工具的地位，以便藉此以针对个案而进行微调”。[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比例原则最先适用于包括行政处分与强制执行在内的警察法领域中，而后逐渐发展成行政法领域中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因为抽象性的法律规定再严密，也无法完全事无巨细地掌握现实中种种具体的样态，尤其无法详尽地规定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的具体行为方式及内涵。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为了避免法律规定挂一漏万时，人民的权益反而无法获得充分保护的后果；另一方面，亦不可过分地对于以公益为考量的行政行为予以不必要的掣肘，导致行政权运作上的无效率，所以，立法者势必无法全然以构成要件、法律效果明确的方式为法律规范，而须容许一定程度的以开放式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为内涵的法律规范存在，藉此释放出一定的行为自主性空间予行政机关，以确保权力分立体制下，权力分工的理想能达成。由此，立法者于法律效果的部分视情况而给予行政机关裁量权遂难以避免。同时，鉴于法律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仅能作目的性规定，无法指示执行机关于具体个案中应采取的手段或措施的情形，在依法审判的要求下，法院为了对约束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把关，当然要有一套可以检控执行机关是否“实质”遵守法律所容忍的对人民自由权限制的范围。这就使得在权力分立体制下，比例原则成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具有实体和程序两种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外的侵害，它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
不过，虽然德国是比例原则的最早倡行国，但其《联邦行政程序法》并未明确规定比例原则，而深受其影响的葡萄牙、西班牙及我国台湾地区却给予比例原则较高的关注。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5条规定了适度原则：“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7条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行政行为，应依下列原则为之：一、采取之方法应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二、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之方法时，应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者。三、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
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法领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否可将其扩大适用于宪法领域，在德国曾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宪法位阶上的比例原则可能危及法的安定性。然而随着德国联邦法院持续用比例原则作为法律违宪审查的判断标准，学说上的质疑已无法挑战比例原则在宪法场域应用的现实，其依据是根据联邦宪法第22条所确立的法治国家原则推导出来的。我国台湾地区在其“宪法”的第23条中规定了比例原则在宪法上的根据。宪法意义上比例原则的确立，其意义在于，不仅在个案情形上限制人权的法律规定必须有公共利益需要作为前提，而且在立法目的上，如果没有公共利益需要而限制人权，则会产生立法违宪的问题。
从逻辑上说，合比例性的要求无非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要素，根据某些既定且具有恒常性的标准而进行评估后，就其相对关系作一论断的要求。这就是说，国家权力的行使与因此对自由权的侵害或限制间，应具有某种衡平性的要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进行内涵的精致化与分化工作，则可得出目的与手段间、各种可选择的手段间、受牺牲的自由权与欲实现的公共福祉间等三种对照性要求。因此，传统行政法上比例原则在内涵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适合性。它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行政措施的采取，必须是适于达成某一法定目的，即所采取的手段对达成目的是有效的。第二，必要性。又叫“最小侵害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针对同一目的的达成，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人民损害最小的手段。第三，合比例性。又叫狭义比例原则，它是针对所欲实现的公共福祉与因此被牺牲的自由权领域两者间的关系而言的。合比例性要求行政机关采取的行政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的行政目的的利益明显失衡。换言之，不能为了小小的公益，使人民忍受很大的损失。
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比例原则是作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而使用的，因此，存在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空间的有关法律规定是基本前提。二是比例原则一般是在个案中适用的，法院藉由比例原则对行政机关于个案中适用法律的行为加以审查。
二、比例原则在税法上的适用
税收征纳的任务不仅在于保障税法的实施和国家税收收入的实现，同时，基于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征税权的行使，与国民和法人的财产权、工作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在法治国家原则要求下，必须为纳税人提供以程序正义为核心内容的法律程序保障。所以，作为公法上的核心原则的比例原则，理应成为税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以使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与人民财产和自由权之间维持合理的关系，防止征税权的滥用及其对人民财产权的侵害。比例原则不仅成为征税机关在行使征税权时应当恪守的基本准则，也是纳税人监督征税权理性行使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更是司法机关对征税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极为有效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一个基本前提问题是，在税收征纳活动中，比例原则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加以运用，或者说何种征税行为需要接受比例原则的控制。由于比例原则是在“裁量行政”中适用的原则，因此，只要征税机关行使征税权的行为属于裁量行为，就应当遵守比例原则的要求，这是比例原则在税法上适用的总的要求。那么裁量征税行为的范围有哪些呢？在税收法治和税收法定原则下，征税机关的任务不能以完成税收收入的多少为依凭（国库收入的多少只能算作职责之一），[④]而是应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依法核定税收债权，以实现纳税人间的负担公平，使其市场行为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这就是说，比例原则一般不适用于直接以税款的确定、征收行为为内容的羁束征税行为。但是，反复、大量、形式多样的应税事实行为及征纳行为的客观存在，使得裁量征税行为在税收征纳活动中并不少见，这无疑给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概括来讲，应当适用比例原则的征税裁量行为主要有：（1）对征税原因事实的有无及证据证明力如何的认定行为。它们虽属于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范围，但其与纳税人基本权益密切相关。（2）在适用类型化征收和推计课税时，有关应税所得额等课税基础事实关系的判定与调整行为。（3）裁量减免税行为。（4）税收检查行为。征税机关在实施税收检查的时间、措施、范围等方面有裁量决定权，这些检查行为直接涉及到科以税收程序参加人予协力义务。（5）税收处罚行为。征税机关在处罚形式的选择和罚款的幅度上有裁量决定权。（6）税收强制行为。征税机关在选择强制措施的种类、财产的处置方法等方面有决定权。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比例原则在税法中的适用。
1.征税行为的行使应当具有适合性
在适合性的要求下，目的与手段间须有可联结的关系存在，即征税机关所使用的手段必须能达到所追求的法定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对法定目的来说应当是有效的，这一要求突出地体现了依法征税原则的基本内涵。如果一个征税行为违反了这一要求，便丧失了其合法性。例如，在对课税资料进行调查时，与课税原因事实或课税不相干者，不得为之；调查应当在营业处所或办公场所进行，不宜在住所进行调查。
征税行为的适合性是从“目的取向”上来规范征税权力与行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在相对清楚的法定目的指导下，征税机关取得一定程度的自行选定适合手段的空间时，只要其所选定的手段能有效达成所欲追求的目的，即属于初步符合了适合性要求。较有疑问的是，司法机关对适合性的要求进行审查时，其重点在何处？根据适合性的要求，对征税行为的审查是针对选择手段所植基的种种事实性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又是对征税机关于个案中所为“预测”的审查。由于所有的预测行为都含有主观价值评断的成份，如果某一事项的发展在发生争议时仍未结束，就容易产生以司法判断者的主观价值取代征税机关的主观价值的弊病。这很容易使征税权的运作丧失独立与自主性，而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工作的权力运用只能是完全消极的执行机关，其结果必然是司法机关凌驾且取代了征税机关的角色。因此，在适合性要求下，应当或可以对征税行为实施者的预测进行何种程度的审查，这是一个在理论和立法上需要加以明确的问题。
2.征税行为的行使应当具有必要性
必要性要求征税机关在众多可以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的手段中，必须选择对纳税人权利侵害最小的一种。换句话说，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能给纳税人造成更小侵害的措施来取代该项措施，因此，必要性又叫最小损害原则或不可替代性。例如，调查征税资料，能依纳税人要求提供时，即无须向金融机构调查资金往来记录。需要注意的是，征税行为的必要性是以列入考虑的各种手段都能符合适合性为前提，亦即这些手段都同样能达到法定目的，但各自所造成的对纳税人权利的侵害程度不同时，才有进一步以必要性的要求进行审查的余地。所谓的“必要”，指的是不可避免的侵害而言，即征税机关只能选择最小、为达目的已无可避免的侵害手段来实施征税权。可见，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是从“法律后果”上来规范征税权力与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
3.征税行为的行使应当具有合比例性
合比例性要求一项征税措施虽然为达到征税目的所必要，但如果其实施的结果会给纳税人带来超过征税目的价值的侵害，那么，该项征税权力的行使就违反了比例原则。也即是说，征税机关在行使某项征税权力前，必须将所采取征税措施欲达到目的的国家税收利益与给纳税人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证明征税目的重于所侵害的纳税人权利时才能采取；反之，则因该等措施违反比例原则而构成违法。此即所谓以“大炮打小鸟”。[⑤]若从权利受影响的纳税人角度来观察的话，也可将这一要求视为纳税人“可合理忍受度”：即使是为了保护国家税收利益所为，征税行为也不能逾越纳税人可合理忍受的程度。例如，对纳税人科协力义务应以期待可能性为界，要求执行特殊机密任务的纳税人不顾生命安危，提供相关资料即属违反比例原则；纳税人只有小额欠税，征税机关却禁止其处分巨额的所有多笔不动产，甚至一并限制离境，也属违反比例原则。
合比例性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征税权力与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因此，在合比例性或相称性的要求下，必须要进行法益或利益间的“衡量”工作。而与适合性和必要性的审查相比较，合比例性审查要求是以对立的双方或多方关系存在为前提的，即前者都是针对单一的法益关系作单方面的观察，仅考虑某一针对特定目的所欲采行的措施是否能达到法定目的以及是否对纳税人利益的危害程度最小，并不进行任何法益间的轻重比较工作；后者却是对具体个案中所涉及的对立性利益-所欲侵犯的及所欲保护的法益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评估工作。在具体审查时要分两步进行：首先必须特定出受到征税行为所具体干预或妨碍的纳税人法益，以及藉此所欲追求的国家税收利益，并对此等对立的法益进行一抽象的意义评价工作。例如，纳税人的生命健康、维持生存权的财产等是纳税人最高价值的法益，我国税收征管法即规定了在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时，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实施这些征税强制措施的范围之内。其次，要以这一抽象的评估为基础，于具体案例中厘出各自所受侵害或受影响的强度，并相互比较。因此，在适用相称性要求时，法益间的位阶或优劣顺序如何决定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这关涉到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以便指导衡量活动的进行。但在信奉税收法定主义的理念下，征税机关仍只可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考虑。
此外，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一方面，它甚至还部分地被运用于私法领域中；[⑥]另一方面，比例原则的适用也突破了传统的规制性行政行为，而被认为可适用于授益性行政行为。[⑦]所以，征税机关在实施减免税、退税、税收奖励等授益性征税行为时，也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即如有几种程度不等的行为可予选择，征税机关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对纳税人授益最大的征税行为而为之。因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大，应当成为现代税法比例原则的应有内容。
三、小结
在税收征纳活动中适用比例原则时，首先要考察手段的适合性，再选择对纳税人利益最温和的手段来实现同样可以达到的目标，最后还必须进行利益上的总体斟酌，考察此手段实现的目标价值是否过分高于因实现此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对纳税人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损害价值。在税收法治要求下，这实际上是以法律为中介下的受依法征税要求的征税权与受依法审判要求的司法权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征税权不能主张享有外于法律的自主空间的存在，一般性、抽象性的法律要对实质、具体的征税权的运作进行有效的支配，必须有赖于司法权的把关，但司法权在把关时也必须紧扣法律的规定，非可恣意而为。在这种意义上，税法上的比例原则的重要功能，就在于提供税收司法权得据以主张其对征税行为的审查系依法而为的重要工具。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税收征纳活动过程中选择和决定的理性化是程序正义的一个基本要求。而正像税收法定原则在对羁束征税行为审查中的重要性一样，比例原则是对裁量征税行为进行规制和审查的主要法律手段，是税收程序与实体共通的一项核心原则。它通过考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尤其是考察征税目标价值的实现不能过分损害纳税人的基本人身财产权利这一方面，来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的均衡。因此，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压缩征税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过程中恣意与专横的空间，制约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征税裁量权的行使理性化的重要保障。我国税法应尽快确立比例原则，以规范征税权的合法理性行使，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税收法治的发展。
注释：
[①] 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范剑虹：《欧盟与德国的比例原则》，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
[③] 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载《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
[④] 将国库收入作为征税机关的任务，是来源于误将私法债权人的思维模式套用到公法债权之中。私法债权人的任务在于争取其个人利益。
[⑤] 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关键词：税务筹划 基本途径 核心环节 风险防范
企业税务筹划的含义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获利，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创造成本优势便是基本手法之一。而税收负担的轻重是直接影响其成本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就必须在考虑其生产经营战略的同时，综合考虑税收这一成本因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在宏观调控的影响以及竞争日趋公平和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通过税务筹划的手段达到企业税收负担最小化，从而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打造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目前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方法之一。这就对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税务筹划（tax planning或tax saving），是纳税人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投资、收入分配、组织形式、经营等事项的事先安排、选择和策划，以期达到合理减少税收支出、降低经营成本、获取税收利益为目的的经营活动。税务筹划的主要内容是：采用合法的手段进行节税筹划；采用非违法手段进行避税筹划；采用经济手段，特别是价格手段进行税收转嫁筹划。简单地说，如果将个人或企业增加收入、利润等称为“开源”，那么税务筹划就是进行“节流”。由于税务筹划所取得的是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所以它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企业的一种财务活动。
企业税务筹划的基本途径与核心环节
（一）企业在创建过程中的税务筹划
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领域进行税务筹划。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划及产业导向，对不同产业制定了差别税收政策。投资者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差别规定，通过对投资产业的选择即可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同时又体现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通过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务筹划。许多国家对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实行不同的纳税规定。公司的营业利润在企业纳税环节课征公司税，税后利润作为股息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还要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而个人合伙企业则不作为公司看待，营业利润不交公司所得税，只对个人分得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通过选择不同的注册地进行税务筹划。为实现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往往制定出一系列针对不同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就给纳税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税务筹划机会。比如我国对经济特区的优惠，对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优惠和对西部开发的优惠等等。投资者可以通过选择上述具有优惠政策的地方进行投资，就会达到节省税金支出的目的。通过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进行税务筹划。企业融资渠道主要有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权益融资需要支付股息，股息要从税后利润中支付，成本较高；债务融资要支付利息，利息可纳入管理费在税前支付可以起到抵税的作用。当税率较高时，债务融资的抵税功能就更为明显，但债务融资存在较高风险，因此，企业根据不同需要来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融资方式也是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税务筹划的核心环节
对于任何一个纳税人来说，其实际应缴纳税款的计算方法为：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实际应缴纳税款=应纳税额-应抵扣税额
这里所说的应抵扣税额是指直接减少纳税人应缴纳税款的各种抵扣项目，包括税额扣除、退税额、免税额、盈亏互抵、减税额等。在税率既定的条件下，减少计税依据就意味着减少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从而减少了实际缴纳的税款；在计税依据既定的条件下，降低适用税率也意味着减少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从而减少了实际缴纳的税款；在应纳税额既定的条件下，增加抵扣税额就意味着减少了纳税人实际缴纳的税款。除此之外，从相对节税的角度考虑，推迟税款的缴纳也意味着节税。因此，节税从基本方案看，分为四种：
第一，减少计税依据。计税依据，或者称为税基，是指计算纳税人应纳税额的依据。在税率既定的情况下，减少计税依据就意味着减少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减少计税依据是节税的最基本方案。不同的税种，其计税依据各不相同，因此应当根据各税种计税依据的具体情况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计税依据，从而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而减少计税依据最常用、最普遍的方法是扣除法。扣除法是指在确定税额时，将按照税法规定能从中扣除的项目予以扣除，从而减少实际应缴纳税额的方法。采用扣除法进行税务筹划的基本要领归结为两点：一是完全，即凡是税法规定的准予扣除的项目都予以扣除；二是充分，即按照税法规定的最高标准充分地予以扣除。 这就要求税务筹划人员要充分了解和掌握税法中关于准予扣除项目及其标准。
第二，降低适用税率。降低适用税率是指在同一税种存在不同税率的情况下，通过各种筹划方法，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从而减少应纳税额的方法。采用降低适用税率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合理的安排，在计算企业应纳税额时选择较低的税率，以减少企业应纳税额，从而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其具体思路包括：
纳税人选择。由于不同的纳税人适用不同的税率，因此税务策划时，只要可能，就应当通过比较分析，选择税负较低的纳税人身份，从而降低企业的适用税率。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消极的身份选择，另一种是积极的身份选择，从而降低企业的适用税率。计税方法的选择。在有些税种中，税法规定可以采用不同的计税方法，而不同的计税方法的实际税负往往是不同的，因此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本着税负最小化原则进行选择。征税项目的转换。同一税种的不同征税项目，往往适用不同的税率；即使税率相同，由于存在多种税费，其实际税负也不相同。分劈技术。将收入分劈成若干次、若干时期或若干份，从而达到降低适用税率，减轻税收负担。比如按照税法规定，奖金收入属于工资薪金所得，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于一次奖金收入较高的，可以通过分劈技术分劈成若干次收入计入工资，这样就可以降低适用税率。转移技术。将同一利益集团内的一个企业的收入、成本、 费用和利润以及财产、行为转移到其他企业，以降低实际税率，从而减轻整个利益集团的税收负担。转移技术的前提是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企业的适用税率存在差异。转移技术的核心或者要点是将计税依据从税率较高的企业转移到税率较低的企业，降低整个利益集团的整体税收负担，从而绝对地节税。
第三，增加应抵扣税额。主要包括：税额扣除。税法规定纳税人在计算缴纳税款时，对于以前环节缴纳的税款准予扣除。税额扣除可以避免重复征税，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并对纳税人的某些经济行为加以鼓励和照顾。盈亏互抵。税法规定纳税人在计算缴纳所得税时，准许纳税人在某一年度发生的亏损，以以后年度的盈利去弥补，从而减少以后年度的应付税款。税收饶让。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其在境外已经缴纳的税款，准予在合并纳税人时予以扣除，这就叫税收饶让，在具体扣除时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分国不分项抵扣；另一种是定率抵扣，即企业可以通过计算分析，确定采用哪一种方法抵扣的金额大则采用哪一种方法。 跨国经营企业在合并纳税时应当充分考虑税收饶让因素，以减轻其税收负担。
第四，推迟税款缴纳时间。推迟税款缴纳是相对节税的方法，由于税收的重点是流转税和所得税，流转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税收入，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它是纳税人的收入减去费用后的余额。推迟税款缴纳的方法尽管有很多，但基本思路可以归结为两种：
一是推迟收入的确认。收入既涉及流转税，又涉及所得税，所以从纳税的角度看，收入确认总是越晚越好。首先，企业可以通过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合理安排，如合理地安排交货时间、结算时间、销售方式等，从而推迟营业收入实现的时间，从而推迟税收的缴纳。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财务安排来推迟收入的确认。这主要是指在会计上通过合理安排确认营业收入实现的时间来推迟税款的缴纳，或者说合理安排营业收入的入账时间以推迟税款的缴纳。二是费用应当尽早确认。费用不涉及流转税，只涉及所得税，所以从纳税的角度看，费用确认的基本原则是宜早不宜晚。具体而言，对于费用确认，应当遵循如下原则：凡是直接能进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和损失的不进生产成本；凡是能进成本的不进资产；能预提的不待摊，能多提的就多提，能快摊的就快摊。
企业税务筹划风险及其防范
所谓税务筹划风险，是指税务筹划活动因各种原因（如税收政策调整和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失败而付出的代价。企业如果无视这些风险的存在而进行盲目的税务筹划，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一）企业税务筹划风险
首先是投资扭曲风险。投资扭曲风险是指企业单纯为了达到节税目的，选择次优而放弃最优投资方案给企业带来的机会损失的可能性。建立现代税制的一项主要原则就是税收的中立性，即中性原则，纳税人不应因国家征税而放弃或改变其既定的投资方向。如果纳税人因税收因素而放弃最优投资方案而改为次优投资方案，就会面临投资扭曲风险。因此，税收非中立性越强，投资扭曲风险程度越大，相应的扭曲成本也就越高。
其次是忽视成本风险。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是有成本的，并非是毫无付出的。很多税务筹划方案，理论上虽可以少缴纳或降低部分税款，但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这与税务筹划中忽视成本有关。税务筹划成本是指由于采用筹划方案而增加的成本，包括潜在成本和显性成本。潜在成本是指税务筹划失败时的罚款；显性成本，即人工成本，是一种物化劳动成本，是向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进行税务筹划咨询或委托进行税务筹划时所支付的报酬和费用。
第三是经营损益风险。政府课税（尤指所得税）体现为对企业既得利益的分享，而并未承担相应比例经营损失风险的责任。尽管税法规定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用以后实现的利润（税前利润）补偿前期发生的经营亏损，但这种“风险”是以企业在以后限定期间内拥有充分获利能力为假定前提，否则一切风险损失将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以税后利润弥补亏损）。由于弥补亏损的来源并非来自企业以前年度盈利时已缴纳税款的返还，而是企业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这意味着税款是预缴，企业税负的相对加重。这就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时的经营损益风险。
第四是税款支付风险。纳税作为企业对政府负债的偿还，具有单向、强制、完全现金（会计上定义的狭义现金）支付的外性约束。比如，其他债务偿还具有非完全现金支出的特点，有时可不动用现金却可结清所欠债务，如双方互为债权债务关系，新旧债务调换等。而企业所负担的税收债务，不可能采取与政府间债权债务互抵的途径予以结清，企业必须无条件履行纳税义务，按期申报，缴纳税款，不经特别批准，不得延期缴纳，即使对已经获取延期纳税申报的企业，也必须按照税务机构核定的额度预缴税款，各项税款的支付必须全部以现金缴付。企业一旦现金不足而无法融通时，不但要接受税务机关的经济惩罚，而且要承担因企业信誉降低而可能导致其市场价值潜在的有形、无形损失。如果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把握程度不高，税务筹划很有可能失败，很有可能因涉嫌偷税，触犯刑律。这些风险的存在，都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损失。
（二）企业税务筹划风险的防范
坚持合法性。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进行税务筹划也是纳税人享有的权利。但是税务筹划应该合法，这是税务筹划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税务筹划的合法性，既包括税务筹划必须符合国家税收的引导趋势，使得企业在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意图；同时还包括税务筹划在操作过程中注意度的把握，划清税务筹划与偷税、漏税等其他减税方法之间的界限，坚持合法筹划，防止违法减税、节税。
力求综合性。从根本上说，企业的税务筹划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他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实现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决定的，企业开展税务筹划也应当符合这一总体目标。税务筹划首先应当着眼于整体税负的降低，而不是个别税负税种的减少。这是由于各税种的税基相互关联，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某种税税基的缩减可能会致使其他税种税基的扩大。因此，税务筹划既要考虑带来的直接利益，也要考虑减少或免除处罚带来的间接收益；既要考虑某一税种的节税利益，也要考虑多种税种之间利益抵消关系。另外，税务筹划利益虽然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利益，但他并不是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投资项目税收的减少并不等于企业整体利益的增加。如果有多种投资方案可以选择，最优的方案应是整体利益最大的方案。而并不是税负最轻的方案。从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样就避免了投资扭曲风险。
坚持成本收益原则。税务筹划可以使企业获得一定的利益，但是无论是由企业内部设立专门部门进行税务筹划，还是由企业聘请外部专门从事税务筹划工作的人员来完成，都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解决企业忽视成本的风险，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时还应当遵循成本收益原则。既要考虑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同时还要将税务筹划方案选择比较中所放弃的方案的可能收益作为机会成本来加以考虑。只有当税务筹划方案的收益大于支出时，该项税务筹划才是正确的、成功的。对于税务筹划成本中显性成本，企业可以与中介机构进行反复磋商，降低费用、成本。只有当费低于税务筹划节约的税负时，这项税务筹划方案才是可行的。
争取当地税务机关的支持。税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企业税务筹划的目的是节税，即减少向国家纳税的数额，这与政府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企业要想进行税务筹划，必须取得当地税务机关的支持，以确保合法性。企业税务进行筹划的许多活动是在法律的边界上运作的，税务筹划人员很难准确把握其确切的界限，有些问题在概念的界定上本来就很模糊，况且各地税务机关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也是不一样的，税收执法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要求进行税务筹划的企业在正确理解税收政策的同时，还要随时关注当地税务机关税收征管的特点和具体方式。进行税务筹划的企业只有从当地税务机关那里及时取得最新的税收政策信息，才可以对经营策略、税务筹划等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企业经营和税务筹划的正确运行，最大限度的增加经营收益，降低经营损失，才可以使经营损益风险降到最低。
筹划方案应具有实用性。税务筹划的方法必须符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客观要求，具有可行性。作为企业的财务决策者应当能够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完成税务筹划过程，不能因为税务筹划而破坏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流程。税务筹划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量合法地推迟纳税，据此有人提出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等外购货物应当尽早购进，这样企业在早期就可以多发生一些进项税额，少纳增值税，尽管企业后期的外购货物会减少，进项税额下降，从而企业要多纳一些税，但企业仍可以从上述推迟纳税中得到利益。这种税务筹划办法确实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上的好处，但由于税法对进项税额抵扣的时限有明确的规定，所以通过上述办法进行增值税的筹划很可能给企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税法规定：“工业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商业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购进的货物付款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在分期付款购进货物的情况下，必须在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才能申报抵扣）”。由于有上述规定，企业如果想用尽早购货的办法推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就可能面临库房紧缺、存货占压大量资金、管理费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这种税务筹划办法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
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税务筹划虽然有一些普遍原则，但因各国的税法不尽相同，所以，照搬国外企业税务筹划的方法在我国是往往行不通的。例如，许多国家的税法允许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因此，在这些国家，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一个很普遍的做法就是利用加速折旧的办法来推迟所得的实现。因为在加速折旧的情况下，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缴纳的所得税总额虽然不会减少，但由于企业前期计入成本费用的折旧额较大，应税所得额较小，税款主要被推迟到后期缴纳，所以各年缴纳税款之和的现值会有所降低。但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一般为直线法；对促进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国家鼓励投资的关键设备，以及常年处于震动、超强度使用或受酸碱等强烈腐蚀状态的机器设备，确需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须由纳税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逐级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方可实行。可见，在我国，企业如果要实行加速折旧，最终要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这就决定了利用加速折旧手段进行税务筹划在我国一般不具有可行性。
结论
总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的案例都可以说明，合理税务筹划能显著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助于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对国家来说，虽然暂时的税收减少了，但从长远看，企业得以发展壮大后，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税务筹划对企业、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但为了正确地应用税务筹划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避免出现税收风险和税收滥用，有必要明确有关税务筹划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使税务筹划这一有效方法在我国得以健康推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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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上各个阶段税收原则的内容，结合税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从社会、经济、财政、管理四个方面将我国现行税收原则归纳为“公平、效率、适度、法治”四原则，这是政府征税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应在我国税收立法和实施过程中得以体现。
（一）税收公平原则
是指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确保公平，这是税收的基本原则。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分配，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在征税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利益的对立和抵触，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如果政府征税不公，则征税的阻力就会加大。在现代社会，税收公平原则是各国政府完善税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税收公平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公平转变到相对公平，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经济公平的发展过程。
（二）税收效率原则
是指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讲求效率。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的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认识的提高。
（三）税收适度原则
是指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到取之有度。“需要”是指财政的需要，“可能”则是指税收负担的可能，即经济的承受能力。遵循适度原则，要求税收负担适中，税收收入既能满足正常的财政支出需要，又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和同步，并在此基础上，使宏观税收负担尽量从轻。适度原则是从财政角度对税收的量的基本规定，是税收财政原则的根本体现。
（四）税收法治原则
是指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以法律为依据，依法治税。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税收的程序规范原则和征收内容明确原则，前者要求税收程序（包括税收的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法定，后者要求征税内容法定。税收分配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和规范性，都是以税收的法定为基础的，只有税收法定，以法律形式明确纳税义务，才能真正体现税收的“强制性”，实现税收的“无偿”征收，税收分配也才能做到规范、确定和具有可预测性。
二、我国现行年终奖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关于年终奖计税方法的现行规定为2005年1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以下简称“国税发［2005］9号”），对年终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主要有三项规定：纳税人取得的年终奖，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发放奖金当月工资薪金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直接把全年一次性年终奖金除以12个月，再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发放奖金当月工资薪金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先将个人取得的年终奖金减去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以12个月，再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尽管“国税发［2005］9号”对年终奖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作出了上述硬性的规定，并给出了具体的计算公式，但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且对某些概念如速算扣除数的界定模糊不清。笔者认为，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问题”的立法宗旨和“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以及我国现行的“公平、效率、适度、法治”税收原则角度，我国现行年终奖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因发放时间（或发放方式）不同而导致纳税结果差异，违背税收公平原则
首先，以全年总收入为42000元的员工A为例进行分析，如果按每月工资3500元发放，全年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按新税法规定计算，不考虑三险一金等费用扣除因素，下同），公司为了便于考核，现每月发放工资2500元，年终奖1.2万元，按年终奖计算，应纳个人所得税330元［（12000-1000）×3%］，显然，按“年终奖计税”比按“全年月平均工资计税”多交了税款330元。其次，以两员工B、C为例，假定其年终奖都是18000元，其每月收入分别为4500元与1000元，B员工的年终奖纳税540元（18000×3%），其全年的工资收入应纳税360元［（4500-3500）×3%×12］，全年的总税负为900元；C员工的年终奖应纳税465元［（18000-2500）×3%］，其全年的工资收入应纳税额为0，全年的总税负为465元，显然，B员工的全年总收入是C员工的2.4倍，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额却仅为C员工的1.9倍。由此可见，同样数额的工资，只是因为发放时间（或发放方式）不同而导致纳税结果差异，并且支付能力与税负水平不成正比居然成了反比，这样人为地设定纳税筹划的空间，违背了公平这一税收的最基本原则。
（二）出现“多劳不能多得甚至少得”的不合理现象，有悖于劳动激励机制和经济发展规律
“国税发［2005］9号”从出台之日起，被业内人士批评得最多的便是其年终奖计算中存在的不合理的临界点现象，即年终收入增加一元，个税会增加上千甚至几万元，这种现象在每一级的临界点周围都存在，在第七级上的表现达到了极致。按照2011年9月改革后的新税率，这样的无效纳税区或称年终收益的雷区一共有六个，分别是［18001，19283.33］、［54001，60187.5］、［108001，114600］、［420001，447500］、［660001，706538.46］、［960001，1120000］，在这六个区间内的税后所得均不高于上一级临界点的税后所得，这导致纳税人多得的奖金不足以纳税，税后实际收入比少得奖金的人还少，促使这部分纳税人拒绝取得更多收入，以避免缴纳比多得收入还要多的税收。“多劳并不一定多得甚至少得”的不合理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也有悖于劳动激励机制和经济发展规律，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显而易见：一是影响社会的快速发展，过高的边际税率会使高收入者对闲暇的偏好加强，相应减少工作热情；二是加大征管难度，增加征税成本，过高的边际税率会加强纳税人的逃税动机，征管部门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征收税款。
（三）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背离个税调节
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基本精神毋庸置疑，“国税发［2005］9号”在总体上降低了年终奖的税负水平，这是在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整体税负较重情况下，税收适度原则在个人所得税立法和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但其在计算方式设计上存在的重大缺陷，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背离了“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问题”的立法宗旨和“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立法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收入者（工资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之下），全年的全部收入平摊至每个月可能根本达不到个税的月起征点，应该不用就工资薪金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如果他们这部分人的收入在年终发放，按照现行规定却要缴纳一定的个人所得税，并且随着年终奖收入的提高税负不断提高，使之背负了更重的负担；二是对低收入者的年终奖采用比全年月平均工资高的方法计税，而对高收入者的年终奖，采用比全年月平均工资低的方法计税，其结果是导致高收入者少交税，低收入者交了不应该交的税款，也就是工资收入越高的人受益越多，年终奖收入越高受益越多，违背了超额累进纳税的立法意图。
（四）现行规定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错误，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笔者认为，“国税发［2005］9号”中关于年终奖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如果这个速算扣除数只是一个《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会计类核心期刊税收与税务茛COMMERCIALACCOUNTING月的速算扣除数，是对“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的误读，更是对超额累进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等概念的曲解，存在明显的矛盾和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既然税率采用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中的税率，那么在计算时就应该遵守税法中规定的超额累进税率，严谨的计算办法应该是按税率表逐级累进，如果采用速算扣除数来简化计算过程，就应该保证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一致，显然采用月度速算扣除数计算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应该采用年度速算扣除数。因此，为避免误读和混乱，应纠正这一明显错误，并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即使将计算公式调整为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从道理和逻辑上也比现行计算公式说得通。
三、对我国年终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改革建议
年终奖纳税表现出来的问题，其实质是工资薪金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年终奖纳税现行规定存在的诸多问题，违背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违背了税收的立法精神和政策导向作用，应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调整年终奖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
从短期看，应将现行规定中关于年终奖个人所得税纳税规定调整为：“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可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税法规定的适用税率，然后以其商数及适用税率计算出应纳税额后，再乘以12个月，即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应纳税额。”也就是将年终奖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调整为“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12×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2”。这种方法，可以完全有效避免“多劳不能多得甚至少得”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消除对工资薪金收入较低者的税收不公平，也使高收入者方便计税，明明白白纳税，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制度建设的良性循环，既遵守了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及奖金按月计税的征收制度，又体现了个人所得税鼓励勤劳致富、调节高收入的政策。以第七级的临界点为例，如果按照调整后的计算公式，年终奖为420000元的纳税人年终应纳税额为92940元［（420000/12×25%-1005）×12］，而年终奖为420001元的纳税人年终应纳税额为92940.30元［（420001/12×30%-2755）×12］，增加一元后税额增加了0.30元，更好地体现了税率设计中超额累进的特点。当然，运用这种方法计算与现行方法相比，除年终应纳税所得在18000元以下的纳税人不受该“调整”影响外，其他有年终奖纳税义务的纳税人都将从中受益，显著降低纳税人的年终纳税金额，从而减少政府当期的税收收入。但从根本上看，这符合大众民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税收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在累进税制下，个人所得税必然会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源源不断的增长，同时因税负减轻，偷逃税款的人少了，纳税的人多了，国家税收总体上可能还是增加的。
（二）全面实行“按年计算、综合征收”的科学征管办法
论文内容提要：财税作为国民收入集中分配的主要渠道和经济社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财税法制建设，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财税分配关系，加强财税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财税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税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充分发挥财税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现阶段必须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正确处理深化改革开放、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税法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一)法治原则
民主法治既是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服务功能和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阶段我国必须推行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是法治原则在财税领域的具体体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伟大方略，也必须严格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在财税领域坚持法治原则主要包括：一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强依法理财、依法治税为标志，加快公共财政收支法制建设，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增强公共服务功能，尽快健全完善财税法律体系，为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奠定重要的法律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分配关系，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强化财税宏观调控，加大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的调节力度。三是在财税法制体系建设中，要根据轻重缓急，急用先立，当前加快财税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调整规范收入分配、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上，从法治上促进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二)协调原则
协调是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财税法制建设必须在财经领域坚持协调原则：一是从其实现的目标来说，不应局限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而应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为核心，坚持“五个统筹”协调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构建经济与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的和谐社会。二是从其实现途径来说，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要将财税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向社会公共服务，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强化公共服务功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三是从加强财税法制建设的整个体系来说，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若干分系统组成，如财政收入系统、财政支出系统等，分系统下又有若干子系统，如财政收入系统由税收收入系统、行政收费系统、国债收入系统等组成。不仅在整个系统内部，无论是母系统、分系统、子系统的各自内部，还是这些系统上下左右、互相之间都应是协调的，而且在财税法律体系外部，它与其他法律体系也应是互相协调的。
(三)效率原则
效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石和内在要求。在公共收入方面，讲求效率原则在税收上体现为讲求税收效率原则：一是从资源配置来看，税收要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从可用资源中获取最大的效益。二是从经济运行来看，税收要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尽可能保持对市场机制运行的中性影响，一方面政府征税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应以征税额为限，另一方面不能超越市场调节成为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三是从税务管理来看，要降低管理费用，提高税务效率，适当简化税制，节约征纳费用，使既定条件下的税收收益最大化。在公共支出方面讲求效率，重点放在提高财政资源配置使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是由公共支出实现的资源总量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必须符合全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客观比例性要求。二是在公共支出领域中，应当按照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公共需要的客观比例，合理分配财政资源，使财政支出与公共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三是公共支出在使用时，要统筹兼顾，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讲求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四)公平原则
公平既是小康社会的显著标志，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在公共收入方面，公平原则体现在税收上应按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原则进行纳税：一是国家课税应以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为主要依据，公平税收负担。二是不仅注重横向公平，对支付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征收同等的税款，而且注重纵向公平，对支付能力不同的纳税人课税有所区别，支付能力低者少纳税，支付能力高者多纳税。这样可使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均衡，还使个人收入在纳税后的边际效用趋于相对均衡，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在公共支出方面，讲求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支出的目的要体现政府为社会公共需要而向全体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二是财政转移支付要以提供社会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能力为主要目标，并以财政均等化服务能力的高低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三是要加大公共支出对低收入者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四是公共支出在预算分配中尽可能做到公开透明、公正合理。
(五)适度原则
适度就是适时有度，正确处理各种比例关系。适度既是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办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财税部门来说，必须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不仅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国家建设投资规模要适度，而且财税收入、公共支出也要适度，科学合理处理好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坚持可持续协调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强化财税宏观调控职能，既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企业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一是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国家税收负担一定要适中，既能满足财政支出的正常需要，又使宏观税负尽量从轻，减轻企业和纳税人的负担。二是从生产建设来看，发展速度要适度，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搞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三是从建设规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分配要适度，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原则，坚持投资分配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严格控制发债规模和财政赤字，防止和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内容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范围主要包括：一是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行政、国防、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基础建设等。二是调节收入分配，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从宏观上理顺分配关系，调控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均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兼顾公平与效率。三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施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保证充分就业，防止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构建政府间和谐的财政关系
理顺财政分配关系，首先必须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特别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额分配关系。
1.及时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一要按照集权和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地方政府主要负担地方性的事务。二要按照受益范围原则、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划清由中央政府承办的事务、由地方政府承办的事务、由中央承办地方协助的事务、由地方承办中央资助的事务，在此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经济管理权限、科教文卫等事业发展方面的权限。三要按照财权、财力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财力，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确保各级财政正常履行相应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需要。
2.抓紧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以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改革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适当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在理顺分配关系的基础上，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规范化、法制化。
(二)制定公共财政法和财政支出管理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定公共财政法和财政支出管理法。
1.及时制定公共财政法。从总体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确定公共财政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坚持五个“统筹”发展，理顺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促进财政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功能，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特别要加大财政对科学、技术、教育和国民经济薄弱部门的公共投入，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转变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经济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增强公共财政的法定性和透明度，加强公共财政监督，促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加快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2.抓紧制定财政支出管理法。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明确财政支出管理体制，划分财政支出管理权限，规范财政支出的方向范围、原则要求、方式方法和监督管理，综合运用财政支出、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财税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支出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型向高效集约型转变，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二要实行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财税倾斜政策，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升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大力开发和使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适用技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三)全面修改预算法，制定部门预算法和财政监督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理顺分配关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是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关系的必要途径。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修订预算法和制定部门预算法。
1.全面修改预算法。一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按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国民收入再分配注重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理顺预算分配关系，调整预算收支结构，通过预算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加大对“三农”、低收入部门和贫困地区的投入，运用财政支出、税收、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多种财税杠杆，调节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过大的收入差异，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由少数先富转向共同富裕。二要将新的预算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精简预算级次，提高预算效能，改进预算编制办法。三要加强人大对预算的审批监督，明确预算调整内涵，加强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监督，强化预算监督管理，严格预算约束，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四要增强预算公共服务功能，加大对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的公共投入，使人民群众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
2.抓紧制定部门预算法。将部门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明确部门预算的适应范围、原则要求，将预算内外收支综合起来，统一编制到部门预算中来，增强部门预算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严格人大对部门预算的审查批准，调节部门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加强监督管理，增强部门预算的透明度，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参加各部门、各方面全面持续协调发展。
3.及时制定财政监督法。明确财政监督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规范财政监督的实施主体、主要内容和运行程序，加强财政监督管理，严格依法理财，强化财经法纪，整顿财经秩序，堵塞收入流失，严厉打击非法暴富活动，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乱纪活动，为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和财政补贴法，规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和财政补贴法。
1.尽快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一要抓紧改革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将“基数法”改为“因数法”，采用规范化、公式化的计算方法，测算出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及其差额，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核定各地转移支付的规模，健全规范转移支付办法，减少转移支付的随意性，提高透明度。二要在规范转移支付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促进财政转移支付的规范化、法制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三要逐步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以加强地方政府自主使用财力的能力，增强欠发达地区财政的造血功能，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2.及时制定财政补贴法。抓紧改革财政补贴管理制度，划分财政补贴管理权限，规范财政补贴的方向范围、原则要求、方式方法和监督管理，调整优化财政补贴结构，加大对“三农”和中西部地区的补贴力度，严格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五)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
1.及时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倾斜力度，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促进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以商业保险、慈善事业为补充，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同时加强人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查监督，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益，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社会稳定。
2.制定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度及其社会救济资金、失业救济资金、职工养老资金、医疗资金、优抚安置资金等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调整国家在社会救济资金、失业救济资金、职工养老资金、医疗资金、优抚安置资金等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理关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强化资金监督管理，保证社会保障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三、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重点内容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职能范围主要包括：一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为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提供资金保证。二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矛盾，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税制改革，调整税制结构，强化服务功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制定物业税法和遗产与赠与税法，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必须公平收入分配，注重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为了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加大对收入分配不公的调节力度，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重点制定和修改以下税收法律：
1.全面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一要科学调整税前费用扣除标准，以不能影响广大纳税人的基本生活，特别是不能降低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为基本要求，完善税前费用扣除办法。二要实行综合与分项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将经常性、收入多的主要项目合并汇总计算，并课以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加大收入调节力度。三要合理调整级距及其税率，以适当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加大高收入者税负为主要原则，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缓和个人收入分配不公。
2.抓紧制定物业税法。开征针对房产和其他资产合并征收的物业税，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集中起来，由企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房产保有者缴纳，重点是多套房产保有者和豪华别墅保有者，加大对社会贫富悬殊、居民收入过大差距的调节力度，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
3.及时制定遗产与赠与税法。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增强对继承人继承遗产而获个人所得的调节，同时防止被继承人生前通过赠与方式转移财产非法避税，摒弃不劳而获观念，倡导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作为个人所得税的重要补充，不仅加大对社会贫富悬殊、收入过大差距的调节，而且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二)制定资源税法、增值税法和环境税法，促进资源节约使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需要制定资源税法、增值税法、环境保护税法。
1.尽快制定资源税法。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抓紧制定资源税法，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分类从价计征，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
2.抓紧制定增值税法。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完善增值税转型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增值税法，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3.及时制定环境税法。尽快制定环境税法，及时开征环境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降耗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企业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上下功夫，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三)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开征社会保障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
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制定社会保障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严格规范的税收征管办法取代社会保障费征集办法，切实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高效征收和稳定来源，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有效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严格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管理，促进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使用，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四)制定税收基本法，修改税收征管法，促进税制改革向民生倾斜，使税收更好服务民生
税制法制建设应当体现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改变过去税收偏重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忽视调节社会经济、分配功能的倾向，税制改革要向民生倾斜，使税收更加贴近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
关键词：C2C电子商务 可税性 税收立法
在电子商务的众多模式当中，普及率最高的C2C模式成为目前是否征税争议最大，如何征税管理最难的一种，给各国税收法律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然而，我国对C2C电子商务的税收缺乏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这导致了大量税收的流失。因此，研究个人网络经营的税收法律问题，对于网络购物推动的健康发展，解决税收负担不公平，国家税收流失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C2C电子商务的可税性分析
可税性从税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是指某一对象或者行为满足税法规定的条件，具有适合税收及其征管的性质。是否满足税法规定的条件，是衡量某一对象是否具有可税性的核心要素。根据我国税法的规定，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就应该纳税。网络购物实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与建立在有形商品基础上的传统贸易相比，C2C电子商务只是在交易的方式上有所改变，其本质仍然是商品和劳务的贸易。因此，个人网络经营不属于税法意义上的免税范畴。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网络购物的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务模式，C2C模式的电子商务取得了飞速发展（见图1）。然而，在相关法律出于真空状态的情况下，我国大多数从事网络贸易的个体商户很少向税务机关缴纳网店经营的收入，这意味着我国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因此，在促进网络购物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应当加紧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C2C电子商务进行科学合理的税收规范。
我国C2C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现状
面对飞速发展的网络购物，为了加强管理，规范发展，我国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政策。2004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这是我国首部真正意义下的信息化法律。2005年，我国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专门规定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但是，我国目前仍然缺乏专门针对网络购物的税收法律法规，只是在现有的税制框架中针对网络贸易中的一些应税行为规定相应的税务处理方法（见表1）。与此同时，由于各地税务机关对电子商务交易行为和交易物的属性在认识上有差异，导致同一应税行为各地在执行中差异很大，具体差异如表2所示。针对C2C电子商务，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其税务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加上大部分从事网络贸易的个体商户没有进行相应的工商和税务登记，所以各地税务部门对这一类型的电子商务未能进行有效的税收征收管理。
C2C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核心问题分析
（一）是否对C2C电子商务开征新税
针对个人网上经营行为是否应该开征新税是C2C模式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和前提。主张开征新税的重要代表是加拿大财税法学教授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的“比特税”方案，即以通过因特网进行传输的电子数据流量作为计税基础对网络贸易征收新的税种“比特税”。然而，这一新税单纯依据电子数据的“字节数”征税，并不能区分电子信息的价值高低，同时也容易把非电子商务的数据传输纳入征税范围，违背了税法的公平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根据税法的规定，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前提是已出现了新的征税对象。由于个人网上经营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其本质仍然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只是实现交易的方式有所改变，因此，为了维护传统税制的稳定性，并不适合对其开征新税。
（二）C2C电子商务适用的税种
如果不对个人网上经营开征新税，就必须解决如何适用现行税种的难题。对于在线销售有形商品，尽管交易中的部分流程比如合同的订立、货款的支付是在网上完成，但是货物最终仍然通过邮政等传统方式交付，与传统的商贸活动并无本质区别，因此，这类C2C电子商务可以按照“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而对于在线销售数字化产品或者服务，各国争议较大。笔者认为，C2C电子商务的税种应当包括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对于在线交易，包括无形商品（如电子图书、视频、软件等）的销售和网上服务（如远程教学、医疗咨询等）两种，可以按照提供应税劳务征税。如果是提供音乐、电子书籍、软件产品下载，属于营业税-文化体育业，适用3%的税率；如果是提供网络游戏下载，属于营业税-娱乐业，适用20%的税率。
（三）C2C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
网络购物的出现也给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方面，纳税人难以确定。与传统个体工商户零售业相比，网上个人卖家数量多、分布广、没有店面、没有特定经营场所，因此，工商部门很难对广大网上个人卖家进行监察并对其进行登记注册。另一方面，网络贸易过程中所订立的合同、支付的凭证等都以数字化形式呈现，而且这些电子数据容易被修改而无法发现，这就大大增加了税务征管的难度。因此，要通过完善电子税务登记制度、建立专门的部门、使用电子发票、确立电子申报纳税方等实现对C2C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
C2C电子商务税收立法建议
（一）明确C2C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总体思路
我国C2C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总体思路应是：在现有税收制度框架内，根据网络购物的特点和规律，同时借鉴各国有益的经验，对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解释和完善。一方面，以现行税制为基础，明确规定个人网上经营的税务处理办法，是当前制定C2C模式电子商务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要参鉴美国、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网络贸易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保证个人网络经营的税收政策与国际接轨，促进网络购物的健康发展。
（二）确定C2C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总体原则
我国的C2C电子商务税收立法中，除了遵循传统税法中的税收中性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外，还应着重突出这样几项原则：其一，适当优惠原则。C2C电子商务具有传统商务无法比拟的优点，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我国C2C电子商务刚刚起步，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持。因而，国家要对C2C电子商务采用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二，易于征管、便于缴纳的原则。在制定C2C电子商务的税收法律时，对于相关的税收规则应尽量在法律中予以明确，便于征纳双方执行和操作。同时，要充分考虑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和诸多优势，利用各种先进的电子技术来提高办税效益和税务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税收效率。其三，前瞻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化之中。新的C2C电子商务课税机制不能仅仅能够解决现阶段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而且必须具有适当的超前性和灵活性，这样才能使相关立法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
（三）加快明确个人网上经营的税收规定
对于C2C模式的电子商务，应该尽快明确个人网上经营行为属于应税行为，要按照税法规定纳税。另一方面，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网络贸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规模和速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当前可以给予C2C电子商务规定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其发展。具体而言，可以针对个人网上经营规定三到五年的免税期，这不仅可以从政策角度促进网络购物的发展，推动就业，而且也给国家开发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技术系统提供了一定的缓冲期。
（四）完善适应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法
针对我国网络贸易的税收征管方式滞后、效率低下等问题，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不断加强C2C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平台建设。首先，要制定严格的个人网上经营税务登记制度。要求网上经营的个体商户进行相关的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同时进行非强制性的税务备案。税务部门要与工商部门、电子支付平台合作，定期进行数据交换，从而实现有效的税源管控。其次，要加快实施电子发票制度。要以法律方式确定电子发票的效力和地位，同时利用先进科技研发电子发票管理系统，使其成为电子商务税收征收管理的重要依托。再次，要推行个人网络经营税款代扣代缴制度。税务部门可以考虑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网站对其管理平台上从事网上经营的主体（即网上店铺）实行统一管理，对达到税收起征点的店铺代扣代缴税款。最后，要建立社会化协税护税体系。税务机关要全面联合财政、金融、工商、海关、外汇、银行、外贸、公安等部门，建立全面的数据管理系统，共享与网络贸易有关的所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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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6-000-02
摘 要 经济以效率为目标，法律以公平为价值追求。公平可以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实质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不是万能的，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实质不公平是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之一。对实质不公平的矫正，需要依靠经济法来进行。
关键词 经济法 实质公平 基本原则 市场失灵
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范畴，在任何一个部门法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法律的创制上，基本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对法制改革也有导向作用 。通常认为，经济法有三大基本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整体效益原则和实质公平原则，其中最能体现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就是实质公平原则。
一、公平与法律
经济与法律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效率是经济的唯一价值追求。效率意味着增长，而增长是原始意义上的发展的核心。与经济对效率的追求相一致，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以效率为核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关注公平问题。事实上，很多经济学文献对公平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与法学对公平的研究不同，经济学对公平的研究不是以公平为终极目的的，而是将公平作为促进和提升效率的工具。我国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发展经济而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如今，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公平问题的严重恶化，如果再过分地强调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将不仅无助于社会的和谐，还有可能会减损多年来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实际上，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最近召开的人大会议将“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调低至7%，并强调对收分配公平的重视，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党和政府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效率的提高，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是开始注重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律以维护和促进公平为目标。历史上各种思想家和法学家对什么是公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公平可以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起点的公平，指无论身份与地位，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和机会，而结果公平是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强调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权利和照顾，以避免出现对弱势群体的待遇上的不公平。公平还可以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形式公平是指无论主体间存在的什么样的差异，在法律上都一律平等。形式公平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公平，但其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公平，而实质公平则是在追求形式公平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上对弱势体的特殊照顾，而使其尽量在实质上处于与其他正常群体相平等的地位。就其联系而言，机会公平与形式公平是相近的，而结果公平在本质属于实质公平的范畴。法律不仅追求机会公平与形式公平，还追求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
二、市场失灵与公平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系统地提出自由放任思想至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的一个半世纪中，经济学界大都认为，要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因而在实践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致上都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为自由放任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工人失业、经济周期波动、污染、垄断等现象。经济学家把这些现象称为市场失灵。说一个东西失灵，意味着它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经济学家传统上把效率（帕累托效率）作为市场的目标或衡量标准。若市场达不到效率，就会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也有译为市场不灵、市场失败、市场失效、市场缺陷）。在传统效率标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后来又引入了公平标准，将市场机制导致的不公平也纳入市场失灵的范围 。
市场失灵范畴中的不公平指的是结果不公平，市场失灵在宏观上的另一重要表现――失业也可以纳入结果不公平的范围。结果不公平是实质不公平的表现之一。实质不公平的另一表现是实质上的机会不公平。市场失灵理论将实质上的机会不公平纳入垄断的范畴之中，从垄断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关注公平，但是研究的侧重点却不相同。法学家主要是从公平与法律的关系来研究，而经济学家主要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来研究。就法律而论，不同部门法所强调的公平的含义是有差异的。行政法强调的是程序公平，以程序公平来促进实体公平。民法强调的是形式上的机会公平。传统民法所体现的机会公平，是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在法律上规定按照统一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经济主体，给每一个经济主体以同等待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自身天赋等方面的实际差异，使民法所规定的机会公平沦为形式上的机会公平。换言之，民法所追求的公平是一种高度的和抽象的公平，它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具体的差异，比如，贫与富、高与矮、美与丑、强与弱、等等。这样的公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最为淋漓的表达，是人类对封建社会的特权思想的直接反击。经济法所强调的是实质公平，包括结果公平和实质上的机会公平。要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市场失灵而导致的实质公平，只能通过经济法来进行。
三、经济法与实质公平
这里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并以经济法中的企业法、反垄断法和税法为例来说明经济法为什么应该追求实质公平。
我国从经济性质上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在法律和政策上区别对待。这使各企业在起点上就处于了实质的不公平状态。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应该是提供公共物品。我国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遍布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于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成份有各种特殊权利的保护，其竞争起点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无疑造成了实质上的起点不公平，或者说，实质上的机会不公平。因此，这一分类虽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种以基于企业所有者身份的立法显然不符合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程，必然会谈出历史舞台。实际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取混合所有制，所有制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另外，随着我国相关企业立法的完善，企业的法律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法律上，根据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形式，企业被分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竞争的前提之一是竞争者在竞争机会上的平等。自由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会产生垄断，垄断的产生意味着新一轮竞争开始时机会上的不平等。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即竞争需要机会平等，而竞争又最终导致机会上的不平等。因此，自由放任的竞争最终必将消灭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之源，因为竞争会产生效率，完全竞争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经济要持续地发展，需要竞争的长久存在。但是，如果不打破竞争的怪圈，竞争是无法长久地进行下去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国家来干预经济来打破竞争的怪圈，矫正因竞争而产生的实质上的机会不平等。竞争只有在国家规制之下才能长久地进行下去。国家规制对于竞争就像空气和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
传统民法所追求的形式机会公平可以使竞争存在，但无法使竞争长久地存在。只有依靠隶属于经济法的反垄断法才能维护竞争中实质上的机会公平，使竞争长久地存在下去。故而在反垄断法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中，需要将实质公平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
不公平在市场失灵理论中指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经济学家主要从收入分配不公平对效率的影响来分析这种不公平的不合理性。庇古指出，一国的经济福利是国民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的总和，而每个人的经济福利由他所得到的物品的效用构成。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学说，货币对于不同收的人有不同的效用，货币收越多，则货币的边际效用越少。例如，穷人手头的一英镑的效用比富人手头一英镑的效用大。这样，如果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收转移给穷人，将会增加效用，从而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 。阿瑟•奥肯在其1975年出版的《平等和效率：巨大的交替》一书中，这样分析道：如果“平等”和“效率”都得到重视，那么在二者发生冲突的地方，应当达成妥协。在这种场合，某种“平等”将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而某些“效率”将以牺牲“平等”任务代价。但其中任何一项的牺牲，必须被判断为可以得到更多的另一项的必要手段 。适度的公平可以增加效率，不公平则有损于效率。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公平指的是实质公平中的结果公平。起点和结果的关系是相对的，是在发展中相互转换的。上一轮结果的不公平意味着下一轮起点的不公平。而起点的不公平又会加剧结果的不公平，如此以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的动荡。这种循环的动力是市场机制，市场自身无法阻止这种恶性循环。要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必需有外力的作用。这样的外力就是国家的干预。
国家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干预主要是通过以税收为中介的转移支付来进行的，因此，在有关税收的立法和司法中应该始终坚持实质公平的原则。
总而言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并最终导致市场经济自身的瓦解。民法所规定的形式起点公平不仅无助于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实质不公平的产生。只有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才能肩负起实现实质公平的任务。为此，应该将实质公平原则确立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经济法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中始终贯彻维护实质公平的思想。
四、实质公平原则与经济法其他原则间的关系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税法价值 代内公平 代际公平
税法的价值直接决定了税法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每一部税法都应当是对税法价值的记载和表现。然而我国税法的价值问题研究滞后，成为制约税法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税法的传统价值理论
税法的价值，是指普遍的税法主体从实在税法本身的既存价值的非理想性出发，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希望待订或待改的税法应当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税法主体的实践和努力不断地得以实现，同时又不断地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进行超越。
税法的价值研究应当将重点关注于所谓“税法的主观指向意义上的价值”或是“税法对其主体的绝对超越指向”。税法的应有价值也正是在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调适过程中而逐渐得以实现的；同时，税法的应有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使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成为人类税法实践永远追求、不断完善的动力。研究税法的价值理论，从实质上看，在于将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注释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建构解释的更高层次，以深化税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关于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两种：效率为主导，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首先，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合理性欠缺而且效率不高，因此，将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应该尊重“无形之手”的作用，按照社会效率最大化为宗旨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及该种税的构成要素，由此将社会效率放在第一位是无可厚非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将社会公平作为税法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为指导来架构本国的税法体系，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社会分配极端不公的趋势却越来越凸显，因此，发达国家不得以采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来解决社会分配走向极端的问题。因而，该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较这些国家滞后，贫富差距在社会分配中存在且呈拉大的趋势，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不会构成任何威胁。所以，社会效率为主就是强调目前应该以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分配公平属于次重点来考虑是较为合理的。
其次，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因为法的正义价值是法的基本价值名目，而正义通常又可以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因此，从一般的意义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以，公平（正义）应是税法最至上的价值目标。另外，税法存在的功用之一就是确保税收的各项职能最大化的实现，而现代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调节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有效地解决，势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同时，该观点还认为，税收的效率价值要求“税收中性”得以保持，即税收在运作时，不能超越基础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而对公平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税法的价值应当以公平为上位的概念，而效率是属于次要的位置，这种税法的价值排序被认为符合我国社会现阶段和长远发展需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税法的价值理论研究中，效率与公平并存且地位此消彼长。
税法传统价值的解析
法的价值研究对于法学研究相当重要，税法的价值研究之于税法学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同时“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正是基于税法价值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笔者认为上述我国传统税法价值的确立与表述存在不当。首先来看第一种观点：效率为主导，兼顾公平的税法价值。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税法价值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现有模式下，将社会效率当作首要价值目标，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其他价值目标处于次要或虚无的地位。这种价值判断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和心理因素的误导，其更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同时这种价值观让人想起工业文明时期的单纯经济增长论，它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采取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实证评判的方法，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与可持续发展却是背道而驰的，由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异化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局限，容易将人们导向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牺牲公平的歧途，导致“有增长无发展” 的恶果。客观地讲，税法确实注重效率价值目标的追求，但是，税法的注重效率应该“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税法的效率为主的价值观只侧重于眼前，无视该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其次，传统的税法价值论的第二种观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法学自从诞生之日就同公平、秩序之类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公平总是与人类文明同步前进的。因为“没有公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会落空，而被特权（即特殊的自由和权利）所取代，法律的秩序也就不可能得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更无从谈起。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现象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税收对分配格局的再分配调整和影响也只能是在一个合理限度内尽量缩小收入差距，而不可能使收入毫无差距。人们必须突破这种“心理障碍”，重新对税法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公平主导，效率兼顾的税法价值取向成为主流是必然的。
但是，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这与理性人追求利益和欲望的无限膨胀等非理性行为之间形成了“二律背反”。当然要求人们与生态自然隔绝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制定各种规范来界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度”，能否实现法律的生态和形态辩证统一，其“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文化的”，“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对传统法律重新审视时，应该将法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置于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因为生态或者自然环境危机从根本说是文化危机，因此如何使人类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是生态环境保护及现代性问题缓解中最根本的层面。只有通过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文化理念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态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从而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
因此，不难看出，上述占主流地位的公平为主导、效率为辅的传统税法的价值取向中“公平”所体现的均为当代人的“秩序、公平、自由”，其价值目标在反对和破除封建神权观念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是它与可持续发展是相悖的，具有外延上的不完整性：只关注代内公平（当代人的公平），即满足当代所有活着的人的基本需要并给予机会以满足其追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而对于代际公平即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的公平有所忽略，所以在公平的全面性和延展性即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缺憾，该缺憾造成的后果主要表现为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链条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代际（宇宙）的无限性之间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助长了人类无限度的掠夺生态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
现代税法价值确立及体现
从本质上来说，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把关注点放在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的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法价值的研究上”。在这个层面上，可持续发展就是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
从理论上讲，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税法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 因为“公平是法律所应当始终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其认为，“在公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命令才具有法律效力。在人类事务中，与人类理性一致的，才能称其为公平。而理性的规则，就是自然法。因此，每一种由人所制定的法，只要与自然法相一致，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在任何一个方面与自然法相抵触，那么，它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堕落”。但是，可持续发展观覆盖下的公平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不同于以往的、更深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它除了上述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即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征纳双方间的公平、纳税人与国家间的公平，还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公平：
（一）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即“在任何时候的地球居民之间的公平”，是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均有平等的权利。就国内而言，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人公平地获得当地对于生存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共有的环境资源；同时，也要为公平的目的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不允许以破坏环境资源的形式使用自己的财产。在一国内部由于穷人比富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穷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其他自然资源，便会更快地消耗这些自然资源，那么，一国内部的这种不公平性也会助长经济、社会、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对自然资源的要求，是建立在不惜以掠夺的方式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而将人类推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量的边缘，就构成了全球性的现代性问题。那么，这种非理性发展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这是国家间不平等的本质体现。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代内公平包括国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也包括国与国之间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享用上的公平。代内公平与传统税法的公平既有竞合，又有延展，其外延大于传统税法价值取向中公平的外延。
总之，代内公平意味着活着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满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代内自然资源利益分配的公平，可见，代内公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环境法学家、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华盛顿大学的爱迪•布朗•韦丝提出来，其基本含义是世世代代之间的公平。韦丝认为，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是各代（前辈、当代和后代）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在人类家庭成员关系中有着一种时间的关联。代与代之间的公平为各代人提供了底限，确保每代人至少拥有如同其祖辈水准的行星资源区；如果当代人传给下一代不太健全的行星，即是违背了代间的公平。同时，韦丝提出了组成代际公平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保存选择原则，即每一代人既应为后代人保存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多样性，以避免不适当地限制后代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价值时可得到的各种选择，又享有可与他们的前代人相比较多样性的权利；第二，保存质量原则，即每一代人既应保持行星的质量（指地球的生态环境质量），以便使它以不比从前代人手里接下来时更坏的状况传递给下一代人，又享有前代人所享有的那种行星的质量的权利；第三，保存接触和使用原则，即每一代人应对其成员提供平等的接触和使用权。基于此，她提出了“行星托管”的理论。 该理论主张，“我们，人类，与人类所有成员，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掌管着被认为是地球的我们行星的自然资源。作为这一代成员，我们受托为下一代掌管地球，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世展的过程，人类各代都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都对地球上所禀赋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财富拥有均等的享用权。前代人的发展不能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维持。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过度的消耗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造成生态危机，这就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因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的机会，当代人有权使用资源并从中受益，也有责任为后代保护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相同的地位，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希望能继承至少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一样良好的地球，并能同上代人一样获得地球的良好生态环境与资源。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后代人还应该拥有同当代人同等乃至更好的发展机会。未来不是以往的重复，也不是现在的简单延伸，它是人类的选择，后代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前代人所作的知识以及财富的积累。代际公平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当代人为后代人代为保管、保存地球生态环境资源的观念。可见，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可持续”的内核所在。
但是，代际之间的公平在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是有所忽视的，在税法学研究中也是如此。这是传统社会发展观中的公平价值目标与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目标的根本区别。而恰恰就是这种区别的存在，人类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无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片面强调“以人为中心”，而这里的“人”仅仅指涉当代人，忽略了后代人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应当享有的均等权利，在经济发展中心论的传统发展模式下，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税法的价值必须进行重构，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税法的价值取向仍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但是这里的公平不再是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必须强调是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公平，即全面公平。当然不能只强调公平，忽略效率，因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既然有发展就不能没有效率。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
税法价值的重新确立使税收调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经济发展，也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对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有了理念性的指导，为我国税法的外在结构性制度构建提供了责任共负的伦理意识和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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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蒂格利茨著，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污染；法律的思考
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使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严峻挑战，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目前我国较多采用的是直接管制措施，例如规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费，这些措施将污染者置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不利于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有效的刺激措施，能够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取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我国现阶段还没有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本文将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收法律制度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一、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
（一）外部性理论
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学依据〔1〕（P29）。外部经济效果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2〕(P569)。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得其他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的福利减少，形成外部不经济；同时，在代际之间也存在外部效应，上代人对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污染，也会造成下代人福利的减少。按照庇古的分析，自然环境为生产者提供的服务，并未在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中反映出来，因而会造成生产企业花费的成本与社会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异，这种边际净私人产品和边际净社会产品的差额即私人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这种以危害自然为表现形式的外部性成本发生在市场体系之外，因而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只有政府采取税收形式，才能把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假定政府征收等于边际污染成本的税收，那么可以使污染者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即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2〕(P576)，使其面对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没有内部化，一些行为的经济成本就不会被考虑，如果外部费用没有成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因素，就会引起严重的市场扭曲。〔3〕理论上把对单位污染所征的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此后，学者西蒙斯进一步发展了外部性理论，提出“社会成本”概念，认为企业应当承担其所造成的外部社会成本。因而，降低资源的社会成本，需要把外部性转移至企业内部，提高私人生产成本，促使其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一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而使之内在化的设想，构成了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基本理论框架。
（二）“稀缺资源”论
与环境保护税有关的另一种经济学理论是“稀缺资源”论。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才需要研究社会如何从各种可能的物品与劳务中进行选择，不同的物品如何生产和定价，谁最终消费社会所生产的物品。〔2〕(P15)法国人布拉马基等把价值的起源归结为稀缺性，这种价值观的典型观点是：凡世上过份多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的财物，无论它们怎样有用，谁也不愿意花代价来取得它们，因而，数量多较数量少的东西价值小〔4〕（P69）。因此，一项资源只有稀缺时才具有交换价值，当环境资源不具有稀缺性时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较少时，土地、空气、水等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可以同时体现，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增强，环境资源多元价值之间发生矛盾及环境资源稀缺性的特征逐渐显露。一是由于环境要素的多元价值难以同时体现而导致某种环境功能资源产生稀缺性，即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环境要素如果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就难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求；二是环境净化功能难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排放污染物需要的问题特别突出，环境容量资源特别稀缺。但是长期以来，环境资源往往被认为是公有的、无价的，可以无偿占用，结果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对稀缺资源索取费用有助于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2〕(P494)。环境保护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环境资源补偿费，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贯彻“谁污染谁付费，谁利用谁补偿”的生态环境开发保护原则。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上采用环境保护税来改善生态环境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保护税的使用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例如，瑞典的硫税（1991年开征）使石油燃料的硫含量降低至法定标准的50%，引进燃料税，每年CO2Z的排放量降低了19000吨。在挪威，1991年引进的CO2Z税使一些固定燃烧工厂的CO2Z降低了21%。在丹麦，对无危害废物收税已经使垃圾填埋成本翻倍，在1987～1993年间，家庭垃圾减少了16%，建筑垃圾减少64%，其他各方面的垃圾也均减少22%〔5〕。一般而言，环境税能取得如下几方面的积极效应。
（一）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
环境保护税可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来源，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通过环境保护税筹集的经费通常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直接返还给纳税人，包括直接把税款退还纳税人治理污染或鼓励其投资于环境保护领域；二是由政府投入到相关领域，如部分来自固体废物税的税额返还到废物管理和处理领域。当环境税被用于除改善环境以外的其他目的时，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双倍效益”。第一层效益是能改善环境，第二层效益是利用环境税去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西方学者认为征收所得税会抑制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税收的超额负担，因而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扭曲性税制。运用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其他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即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益。促进经济合理化发展。〔6〕关于第二层效益即减少经济事前扭曲的争论很大，但是，环境保护税能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获得了普遍认可。不少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已形成较规范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并占有一定的财政地位。如荷兰，其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入的14%，占GDP的3．2%。〔7〕
（二）环境保护税具有经济杠杆的功能
一方面，通过税收差异和优惠政策，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如对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和资源回收利用的产品给予一定期限内的免缴部分或全部税款的优惠措施，而对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加收环境保护税，这样的措施有利于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能推动清洁工艺的创新，因为生产者有动机去发现可供选择的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在征收环境保护税的情况下，生产者会比较保持现有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与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技术创新成本小于税收，那么污染就会减少，一直减少的污染控制成本等于税收时，达到污染减少的最优水平。假设所有污染者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将会最小化。例如瑞典对含有硫磺的柴油燃料征税，这促使人们开发了新的清洁燃料。
（三）环境保护税能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少的污染产品
尽管环境保护税有的征税目标是消费者，有的是生产者，但是最终，所有税收引起的费用都会转嫁到使用有害环境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身上。消费者购买污染产品将要多付费，承担额外的环境污染成本，而选择清洁产品则没有额外费用的产生，例如，消费者使用含铅汽油就需要比使用清洁燃料多付费。因此，环境税能刺激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的消费，从而改变消费方式，最终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四）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能减少污染控制的成本
环境税减少了污染控制的成本，因为征收环境保护税不需要承担政府失察的成本。所有的行为决定都掌握在污染者手里——决定是继续污染并支付相关税收还是采用新的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做生意，污染者可以通过比较两种选择的收益来加以决定。在这种机制下，减少污染措施所需成本过大的污染者会倾向于支付环境税，而那些减少污染所需成本很低的就会倾向于减少污染。因此，没有政府的监管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3〕。环境税收与基于企业协商和直接管制的政策措施相比，具有更大的透明性，较少受到“管制俘虏”的影响，因而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三、建立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中都有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例如，我国的增值税税法中规定，对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泥土生产的再生沥青混泥土，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政策；资源税法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消费税法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小汽车和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对小汽车按照排放量的大小规定了高低不同的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作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上述税种和政府的其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税种的设立并非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对环境保护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有必要在完善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规定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污染环境的行为或产品为课税对象的专门性税种——环境保护税。
（一）构建环境保护税法的基本原则
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防治任务繁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发展又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构建环境保护税法首先需要明确其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若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应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1、公平原则。由于每个纳税人对环境的占用是不均衡的，因此在环境税制设计中应体现出“谁使用、谁付费”的基本原理。从而使污染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就能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平。2、效率原则。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与排污种类、数量、浓度等环保专门知识紧密联系，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测量、对固定大排放源进行定期监测等，都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的投入，因而要避免为求准确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而设计过于复杂的环境税，税务机关应与环保部门密切合作，提高征管效率。3、循序渐进原则。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仍是重中之重，因而开征环境保护税应遵循渐进原则，分类分期实施，以给污染企业留下足够的时间，便于其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削减污染技术，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
（二）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
国际上通常把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污染的产品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对象。但目前我国尚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管经验，因而在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期，征税范围不应过宽，应根据国家当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和环保目标，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征税对象入手。根据我国当前的环境状况，应首先将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这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而且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又有大量的外国经验可资借鉴。其次，待时机成熟时，可以将那些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的、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物纳入征税范围。
（三）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
一般来说，环境保护税的课税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二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三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8〕。第一种税基的核算比较简单，但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只有减少产量才能减少税负，这既会妨碍防污技术的采用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二种税基只要生产要素和消费品中含有污染物就需纳税，而不管其最终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相较而言，第三种税基最为可取。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税基，污染企业在维持和增加产量的同时，只要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就能减轻税负。这既不会妨碍污染企业自由选择污染防治办法，又能促使其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增强了企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四）环境保护税的税率
税率既要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又不能抑制社会生产。从理论上讲，厂商的理性选择是将污染削减到边际控制成本等于税率这一水平上。所以各个企业的污染控制程度不同，控制成本高的企业削减较少的污染量，而控制成本低的企业将大规模削减污染。环境保护税的一个难点是制定合理的税率，理想状态下，它应当等于污染削减的边际收益，这时效率最高〔9〕（P44）。此外，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人口密度以及对环境清洁度的要求不同，因而环境保护税率不能高度统一，应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适合自己的差别税率。其次，环境保护税率最好采用动态税率，即根据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所需资金不断调整具体环境保护税目的税率，动态税率的实行，是税负和污染相适应原则的最直接体现。最后，环境保护税率以采取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为宜，即按照污染物排放的一定计量单位，规定定额税率，这能使税制简化、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