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5 17:40: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事案件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 民事强制执行 财产调查权 执行程序
一、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权定位
在法院进行判决中涉及到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关系到法院民事判决的质量,因此,要不断提高法院民事财产调查能力,提高法院对民事财产调查权的重视程度,积极做好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
在进行民事财产调查中,要加强对民事财产调查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执行权是一项行政权力而不是司法权,因此,法院要科学定位民事财产调查权的性质,在执法过程中,民事强制执行的主体是国家,个人只能申请代行强制执行权,只具有强制执行的请求权,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制执行权行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法国的强制执行权的执行机关设置中,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法国正式制定并实行了司法执行制度,其中包括执行法官制度和司法职达员制度,该制度规定,在民事事件上,执行法官集中管理和处理相关的执行案件,执行法官作为一类法官而存在,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执法人员,在进行民事案件处理中,执行法官由法院院长任命,他有对案件的决定权,同时具备执行事务的垄断权,执行法官具备民事财产调查权。
在执法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员要向法律部门提供有效的财产线索,这是他的义务,同时也是责任,执行官具备对被执行人员进行财产状况调查的权利,这使得执行官能够充分了解被执行人员的财产状况,为法院执行提供有效的参考。
二、我国民事强制执行财产调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申请执行人员提供方式的问题
我国法院在进行民事案件执行时,完全依靠相关的申请才能够启动的,即要先经过法院立案,然后法院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事实调查,分析,进行执行申请的人员要向法院提供有效支持执行的相关的财产线索以及证据,然而,在这一环节进行中,常常存在以下问题,严重影响了法院执行效率的提高。
1.调查手段缺失
在民事执行中进行财产调查时,申请执行的人员缺失有用的调查手段,调查过程中,被调查者往往以没有法律规定。或工作保密等理由拒绝调查工作的进行,更甚至部分被调查者直接忽视申请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这些现象使得申请人员的民事财产调查工作难以正常进行,调查活动受阻,效率十分低下。
2.申请执行人员不具备专业的财产调查技能
在进行财产调查时,由于申请执行的人员不是专业的财产调查人员,缺乏专业的财产调查知识、技能,对相关的财产认识不足,在进行调查时,往往不能够准确分辨出哪些是法律规定的财产调查对象,哪些不是,这一现象使得申请执法人员不能够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进行科学、准确的调查,从中不难看出,申请执行人员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员完整的财产调查报告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申请执行人员在进行财产调查过程中,会受到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的威胁。
此外,由于申请执行人员难以向法院及时提供准确的财产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执行时机,严重的会使得法院执行难以进行,执行过程难度加大。为有效提高申请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工作效率,我国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在申请执行人员进行财产调查时,被调查人员有向申请人员提供财产资料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我国鼓励检举、揭发,在申请人员进行财产调查时,知情人员可向申请执法人员提供相关的资料,对被执法者隐瞒的财产进行揭发,对于故意隐瞒财产状况的行为,法院可以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对隐瞒人员、单位、个体进行一定程度的财产处罚和拘留。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在我国民事财产调查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缺乏对民事财产调查的申报内容及程序的法律规定;相关的法律过于简单,可操作性较低;对于故意隐瞒财产状况的行为、现象处罚力度过低,不能够对被执行人员起到威慑作用;对检举、揭发人员保护的法律立案不重视,使得检举、揭发人员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举证负担,这严重降低了财产调查质量;另外,财产调查趋于形式化,法院对财产调查的重视程度过低,全面财产申报难以及时有效的推行。
(二)法院财产调查方式的问题
由于我国法院的财产调查是在申请人员申请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十分被动,不利于案件的实时进行,降低了案件实行的时效性,在法院进行执行过程中,常常会由于申请执行人员难以准时有效提供有力的财产报告而耽误执行时间,严重的会导致执行中止,在申请执行人员进行财产调查时,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在执行财产调查中处于十分低的位置,这个财产调查工作带来的巨大的难度。
另外,在我国法院调查取证权的施行过程中,权责过于模糊,对财产调查范围、时间、方式等缺乏必要的规定,这严重影响了财产调查工作的进行,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法院执行的正常进行。
三、民事强制执行中财产调查权的设置
(一)明确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权
国家规定,在进行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相应的执法机关具有民事强制执行权,执法机关可运用民事强制执行权对相关的被执行人员进行民事调查、执行,在一般情况下,执法机关要积极、主动的运用这项职权,加强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不断提高财产调查科学性,提高财产调查数据的准确度,进而有效推动民事执行的进行。
财产调查权是民事执行部门的基本的行政权力,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执行机构要主动运用该项权利,对民事被执行人员进行财产调查,执行机构在进行民事执行时,有调查被执行人员财产状况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进行民事案件执行时,要明确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权,加强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力度,确保充分掌握被执行人员的财产状况,结合相应的财产状况,科学执行,不断提高法院执行的科学性,推动人性化执行。此外,我国相关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执行机构在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权,同时,将财产调查作为了了解被执行人员财产状况的主要的途径。从我国日常民事案件处理情况来看,为有效加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权,要求法院要不断提高对财产状况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法院的权威性,尽量处理掉一切可能妨碍财产调查的因素,同时对申请执行人员进行法律保护,确保其财产调查的安全,不断促进民事强制执行中财产调查权的正常运用,不断提高民事案件的处理质量。此外,为有效提高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工作的效率,立法机构可以组织当事人举行听证会,让被执行人员充分了解到财产调查的作用,这有利于财产调查工作的全面高效进行,同时,可以对被执行人员进行财产核对,通过举证、调查、分析、辩论等环节,有效掌握被执行人员的财产状况。
在进行财产调查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员要充分结合抗辩机制,积极寻找与该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参与到财产调查工作中来,充分确保每一个与该案件存在财产关系的人员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在调查中,积极寻找对执行有利的证据,不断提高财产调查的质量。
(二)有效利用财产调查权进行财产调查
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对于那些不配合财产调查的被执行人员,执行人员要积极使用财产调查权进行财产调查、分析,提高财产资料的真实度,充分了解被执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而根据相应的财产状况进行有效的民事执行,提高执行质量和科学性。
在运用财产调查权进行财产调查过程中,要积极推动排期调查制度的实施,并制定科学的财产调查标准,定期组织执行人员对被执行人员进行财产调查,积极落实排期调查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可极大提高财产调查的时效性,有利于证据的搜寻。例如在立法中规定:执行人员在接到民事案件后,要在三十天之内完成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执行人员在财产调查中,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财产调查程序,规范财产调查,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进行科学的调查,提高财产调查质量和效率,此外,财产调查结果要能够承受被执行人员的质证。确保调查的质量和真实性。
为有效确保对被执行人员财产调查质量,要求科学制定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线人制度,加强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监督,对被执行人员隐藏的财产进行检举、揭发,对进行财产揭发的线人进行一定的物质鼓励,补充执行人员在对被执行人员财产调查中的不足,有效提高对被执行人员的财产调查的质量。
(三)建立法律程序,规范财产调查活动
关键词：老虎 伤人 诉讼管辖
今年7月23日，八_岭野生动物园东北虎园老虎袭击下车的自驾游游客，导致一死一伤的惨剧。案件尽管发生四个多月了，但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
据中国经济网2016年12月13日转载京华时报讯（记者张淑玲），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中，受伤的赵女士近日将该动物园所属的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诉至法院，索赔155.7万余元，并以该案社会影响较大、担心延庆法院不能公正审理等为由，向延庆法院提出异地管辖。记者昨日获悉，“提级管辖”申请被拒绝。
据了解，今年12月8日，延庆法院法官召集赵女士、赵女士父亲及其3名律师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法院明确拒绝赵女士及其父亲的提级管辖申请。该次申请的主要内容是赵先生父女想通过延庆法院向上递交申请，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审理该案。
因为被拒绝提级申请并且没有出裁定，该案律师白小强称，当初其也向北京高院申请立案，但是北京高院要求从延庆法院逐级上报，“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
该案发生后，笔者一直非常关注，对于该案的诉讼管辖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与人民法院不同的看法。
一、级别管辖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第十九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这样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何谓“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民诉法和民诉法解释没有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这通常给上一级法院管辖该案件提供了依据，上一级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直接受理或者提审某些案件，但是正因为规定的模糊性，上一级法院也可以不受理或者不提审很多人认为在上一级法院辖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此引来级别管辖或管辖权转移的纠纷。
所谓本辖区，应是指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所辖的地区，即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权可及的地域范围。所谓有重大影响，应是指案件本身在本辖区范围内涉及面大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影响大。很显然，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其涉及的范围，一定要超过某一个或某几个基层法院的辖区范围，因此，其影响也必然扩展至中级或者高级人民法院所辖的区域范围的大部分。对此类案件，应定性为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中级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不过，在具体认定上，还需要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把握。审判实践中，判断案件是否具有重大影响时一般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案情的繁简程度；2.诉讼标的的金额大小；3.在该地区的影响等情况，具体的，比如涉案人数众多，或者可能引起的，又或民怨较大的等。
虽然该案的标的额不算大，只有150多万元人民币，达不到中级以上法院的立案标准，但是该案案情看似简单，实际比较复杂，可以达到中级以上法院的立案标准。
延庆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认为本案不属于安全责任事故，游客擅自下车应自负责任。这个报告是否公平？能否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
由此看来，该案的经营者是否充分保护了消费者的安全存在很多争议，该案的消费者有过错是不是要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责任都有争议，可以说案情比较复杂。
而且，该案发生以后，引起了北京市甚至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开始讨论规则意识以及经营者义务与消费者权利问题，也高度关注着该案的审理结果，案件的公正审理对经营者和消费者权利义务的厘清有重大指导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该案属于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甚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不宜有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原告方首先可以直接到中级以上法院去提讼，法院不予受理的话原告方可以提起上诉。上诉请求被驳回了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管辖。
二、管辖权转移问题探析
据北京晚报（2016-11-23）记者了解到，原告一方曾向北京市高院提出“提级审理”的想法，被告知“要向延庆法院提出申请”。伤者之父赵先生告诉记者，昨天下午（即2016年11月22日），这份申请已经交到法院，接收申请的书记员表示，法院需要进行研究，看“提级审理”的理由是否合理合法。
根据《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由此可以得知，上级法院可以直接决定提审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不一定要下级法院报请上级法院提审。该案已经先在基层法院了，但原告方对级别管辖有异议，可以正式向中级以上法院申请提审，不一定要向基层法院申请其报请提审。该案诉讼实践证明，原告方向基层法院申请其报请上级法院提审，而其不向上级报请提审，当事人在理由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希望上级提审的愿望也很难实现。
三、指定管辖问题探析
该案原告欲通过诉讼的方式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根据《民诉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侵权行为地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地处延庆区，被告住所地也在延庆区，延庆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根据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查询到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八达岭实业总公司是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而前者是延庆区八达岭镇人民政府的国有独资企业，延庆法院容易受到延庆区政府的行政干预；此前的类似判例，法院均判决受害游客承担较大比例的责任。
有管辖权的延庆区人民法院由于以上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应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而这种情况下的指定管辖，《民诉法》并没有规定必须由下级法院报请上级法院，也就是上级法院可以不用下级法院的报请而直接指定其他法院管辖，这样可以防止因不适宜审理某案的下级法院不主动报请而使此种指定管辖规定形同虚设。据媒体报道，近日，原告方向延庆区法院提出指定管辖申请，被法院口头驳回，延庆区法院没有向上级法院报请指定管辖，因而上级法院也没有指定其他法院管辖。笔者认为这样适用指定管辖规定是不妥当的，上级法院知道该案殊原因后应当主动指定其他法院管辖，而不是等着下级法院报请。下级法院不报请上级法院难道就不能指定管辖吗？
综上，笔者认为，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案不宜由延庆区人民法院审理，而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或者由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适宜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一、制度化的州县官批饬调处
州县官批饬调处，亦有学者称为“官批民调”。⑤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州县官批饬调处”这一术语，一方面是追求与清代相关文献表述的吻合，⑥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该纠纷解决方式的官方属性。作为清代民事诉讼中普遍运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州县官批饬调处原非国法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对州县官批饬调处似有明确禁止之意。《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所附乾隆三十年修订条例明确规定：“民间词讼细事，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不得批令乡地处理完结。如有不经亲审批发结案者，该管上司即行查参，照例议处。”[7]乾隆三十年“民间词讼细事，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不得批令乡地处理完结”条例的出现表明当时司法实践中州县官批饬调处已相当普遍并带来了一些弊端。然而从前文笔者对清代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的考察来看，该条例所能发挥的实际效果不无疑问。①清朝后期，州县官对批饬调处的运用可能较乾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载：“寻常民事诉讼，如婚姻、田土、债账等案，惯例上必经团保调处，不服始得控诉，否则地方官亦必发交团保调处或却下之。”[8]作为在司法实践被普遍运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州县官批饬调处在运作程序上已具有相当的规范性。在此特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中“同治十三年尚永德告谢仕仲换约累赔事”为例，具体展示州县官批饬调处纠纷机制的运作程序：②案情简介：尚永德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呈控称其将三契地土作一契卖与谢仕仲，共应完纳熟粮六升，谢仕仲私自换约，约内只载粮四升，致原告连年粮被累赔。县令于三月十四日谕饬保约等查明调处。保约等人调处成功，具禀恳息。三月十一日县令批尚永德呈词：候饬该管保约、甲长等即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据实禀覆。如谢仕仲不认粮则将老契缴案；如谢仕仲不交契，则即唤究。三月十四日县令发给保约的调处谕饬：谕高桥保长田生玉，乡约张正德等知悉：案。据尚永德以换约累赔等情具控谢仕仲一案，据此除词批示外，合行谕饬，谕到，该保约甲长等，即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如谢仕仲不认粮，则将老契缴案；如不交契，即据实禀覆，以凭唤究。毋得偏袒玩延干咎，速了。特谕。三月日保约禀覆及县令批词：具禀内权河保长监生田生玉、乡约张正德为奉谕禀覆事：情，尚永德以换约累赔告谢仕仲一案，蒙谕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遵即邀质。缘尚永德于咸丰六年，将业卖与谢仕仲，契载熟粮四升，谢姓照契过粮，无换契之情。是时尚永德业未卖完，全凭老约管业，老契未付谢姓。嗣后尚永德将业卖完倒户，纵有遗粮，更不与谢姓相涉，今尚永德尚有地土所遗之粮作为墓粮，仍归尚永德承还，均皆允服，为此禀乞大老爷案下审核息销施行。紫阳县令批词：准息销。据该案例可发现州县官在将案件批饬调处时，除在当事人呈词上直接作出批示外，也向保约族邻等受委托调处人发出调处谕饬。保约族邻等人如调处成功，则向州县官如实禀覆，请求州县官批准；如调处失败，保约族邻等受委托调处人亦应向州县官如实禀覆，由州县官将案件转入审判程序。③保约族邻等人的调处方案经州县官批准，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明确记载：“由官发交团保族邻调处之案，既经了结禀覆，应即作为确定，两造均不得听唆翻控。”[9]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的启动始于州县官谕饬，程序的终结亦由州县官决定，调处方案经州县官批准具有官方权威性，州县官批饬调处的官方属性与法律效力毋庸置疑。批饬调处作为州县官贯彻息讼政策的重要方式，虽非国法的制度设计，却以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普遍性、运作程序的规范性、调处方案的法律效力性俨然成为清代民事诉讼中相对独立、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与制度化州县官调处的缺失
在无讼法律文化背景下，州县官对民事诉讼纠纷“可息便息”，即使不得已通过堂审以裁判方式结案，亦无须严格按照律例裁判，可以秉持息讼理念劝谕双方互谅互让，带有鲜明的调处色彩，这是中外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传统主流观点有着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等充足史料的支撑。方大湜曰：“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10]汪辉祖曰：“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11]“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12]刘衡曰：“如审系被告理曲，但非再犯，其杖笞以下罪名，不妨宽免，只令对众长跪已足示惩。盖予负者以改过自新之路，即留胜者以有余不尽之情，亦长官造福之一端也。”[13]黄六鸿甚至提出：“负者实贫，力难归结，尤须婉劝借人量为减免，以留余惠而资福善可也”。[14]在前文笔者所提及的随机抽取的紫阳档案24例经州县官审判的案件中，有5起案件的判词明确载有宽免败诉者之语。卷2-2-83“同治八年高其才告龙自珍笼勒串谋事”一案判词：“至今数载高其才始行翻控，殊属非是。本应责处，姑念高其才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84“同治八年罗永昌告罗玉典瞒税骗价事”一案判词：“迅悉前情，罗玉典不应瞒税骗价，殊属非是。本应深究，姑念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87“同治十一年徐明耀告谢朝聘串寡吞买事”一案判词：“徐明耀不应捏情妄控，希图拖累，殊属非是。本应重责，沐念徐明耀年幼无知，从宽免究。”卷2-2-105“光绪元年庞泰和告凃士党等串买漏骗事”一案判词：“庞泰和不应捏控。本应掌责，姑念庞泰和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217“同治九年刘仁兴告福等笼翻伙讹事”判词：“讯悉前情，查此福不应匿契不交捏词具控。本应深究，姑念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在另外5起案件的判决中知县可谓忠实地贯彻了黄六鸿“负者实贫，力难归结，尤须婉劝借人量为减免”的原则。卷2-2-80“同治六年李长清告龙子贞屡卖屡卡事”一案判词：“断令还龙子贞市钱四十千文，余钱俱行让免。”卷2-2-160“光绪五年全兴德告夏万崇、涂世臣恃刁抗骗事”一案判词：“本应照一本一利偿还。姑念远年陈帐，断令涂世成还给本钱三十六千文，所有利息概行让免。”卷2-2-160“光绪六年贺三春告唐学朝等贪谋卡勒事”一案判词：“限本年内共还唐学朝当价钱二百千文，所有利息包谷唐学朝一概让免。”卷2-2-163“光绪五年唐泰兴唐泰德告马世元等卡买勒贱事”一案判词：“查马世元契明价足，并无勒贱等情。再唐泰兴母亲年老无有棺木。断令马世元外给唐泰兴寿枋一付，嗣后，均不得滋生事端。”卷2-2-214“光绪五年康景福告康俊儒等笼买抗庄事”一案判词：“康袁氏欠有当账二百余串，售业不敷又无度用，实属可悯。断令康景福再加补钱二十千文，陈学清让当价钱二十千文以资康袁氏贫难。”近年来黄宗智教授提出：“清代的审判制度是根据法律而频繁地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的”。[15]这一观点虽然颠覆传统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黄宗智本人亦不得不承认：“在民事案方面，知县作判决时很少援引具体的律例条文”，[16]“我对各个案件涉及的律例的排列，都出于我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县官的直接引用”。[17]不过黄宗智教授由州县官的审判严格按照律例进行的论点出发而否认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存在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的观点对笔者颇有启发。中国学者在论述清代民事诉讼制度或考察中国悠久的调解传统时普遍认为存在与州县官批饬调处和州县官审判相并列的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①清代州县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确实存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导的情形，在方式上与调处颇为相似，如果仅仅用“调处”一词来指称这样一种事实状态，或者作为清代民事审判区别于近代民事审判的特点，应该说基本符合史实。但如果将“州县官调处”视为清代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则有待商榷。虽然中国学者多认为存在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举出了一些案例作为论据，然而颇让人困惑的是在一系列清代官箴书中，虽不乏有关州县官息讼及州县批饬调处的论述，却难以找到论述州县官调处纠纷解决方式的只言片语；②而在清代司法档案中更无法从形式上辨别出所谓的“州县官调处”。如前文笔者所列举的紫阳档案中的5起知县作出明显偏袒一方判决的案例，可谓存在明显的“劝和”行为（当然对当事人而言实质上可谓是“命令”），但这些案件的判词形式及相关结案形式与其他知县堂判案件并无区别。综合清代官箴书的记载与司法档案的记录来看，笔者以为，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州县官主要通过寓调于批与批饬调处的方式来贯彻息讼政策；虽不乏州县官在堂审中亲自对双方进行劝和的案例，但并没有发展出独立于州县官审判的结案方式，故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实不存在独立的州县官调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点也可以从清末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中的记载得到印证。《甘肃调查局法制科调查各项子目》、《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等清末法制习惯调查书中，在诉讼习惯部分“调处和息”项目的调查问题设计上均开列了州县官批饬调处及保约族邻等公正人主动调处，但却未列州县官调处一类。《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稿本）》记载了当时山东省民事诉讼中存在的各类调处和息：“有由审判员批示调处者，有由原案仲裁人调处者，有由村长族长地保或戚友自请出为和解者，有由两造均愿罢讼商请仲裁人为之了结者，又有原告或被告自知理屈请求仲裁人设法和息者”，[18]唯独没有提到州县官调处。不少学者之所以认为清代民事诉讼中存在州县官调处的制度安排，可能受两方面的惯性思维影响：一方面是清代民事诉讼中调处解纷方式大量存在，且州县官堂审裁判具有鲜明的调处色彩；另一方面是在今天民事诉讼法中法庭调解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相并立。
三、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
在“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词断辟，劝农赈贫，靡所不综”[19]可以便宜行事的体制下，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化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对州县官而言，可以将相当一部分民事案件的解决转移给保约族邻等人，减轻自身繁重的工作压力，营造出“讼清人和”的政绩表象；对诉讼当事人而言，可以较好地维持双方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并可适当减轻讼累等。然而若置诸历史长河，我们却会发现清代民事诉讼的双重纠纷解决机制从制度本身到其内在的理念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第一，从制度本身而言，州县官批饬调处与州县官审判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衙门绝对性地强调纠纷必须经调解程序或强行令大量纠纷经调解结案，甚至拒绝受理案件，无形中限制甚至取消了司法权力在纠纷解决中的应有作用，妨碍了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和司法权力的正确行使。”[20]第二，从其内在的理念而言，清代民事诉讼的双重纠纷解决机制以无讼为基本价值追求，然而这本身却无异于缘木求鱼。从相关史料来看，清代州县官苦心经营的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实际发挥的息讼效果颇为有限，对无讼社会理想的追求更远未达成。清代知县黄六鸿的一番表述颇代表了当时州县官徘徊于无讼理想与健讼现实之间的无奈与尴尬：“地方官纵能听讼，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夫息讼之要，贵在平情，其次在忍。虽然，平情乃君子之行，容人亦非浇俗所能。惟恃上之有以劝之耳。然劝之道，亦甚微矣。世风媮薄，嚣兢成习，三尺童子，皆有上人之心；一介匹夫，每多傲物之态。苟若区区文告而日相勉导焉，彼亦文告视之而已！”[21]
四、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终结
社会中矛盾本无处不在，对国家而言，与其追求虚无缥缈的“无讼世界”，不如冷静面对“健讼”现实思考如何建立更加专业、权威、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冲击下，近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伴随清末变法修律的开展被引入中国，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传统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宣告终结。在清末变法修律中，沈家本等修律者曾有过以传统州县官批饬调处构建新式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尝试。在沈家本等人所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近代诉讼法典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规定的和解制度主要内容如下[22]：第一百八十五条：凡两造争讼，如有可以和平解释之处，承审官宜尽力劝谕，务使两造和解。第一百八十六条：如两造情甘和解，俱应出具切结，声明愿遵守公正人决词，在公堂存案，由承审官将案内已讯及未讯各项事宜，委派公正人公议，持平决断。第一百八十九条：凡公正人或中人所定决词，即认为完结该案之决词。如有不得已之处，可由承审官责令两造遵守。该种和解制度与传统的州县官批饬调处如出一辙：承审法官仅劝谕两造，使其达成和解意向，纠纷的具体解决则完全委托给公正人；公正人所做出的纠纷解决方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予以遵守。然而这种以传统州县官批饬调处为原型的“和解”制度在中国民事诉讼法近代化过程中如昙花一现，自此再无踪影。宣统二年，沈家本等奏上《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中亦规定了和解制度：[23]第二百八十四条：受诉审判衙门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于言词辩论时试行和解。审判衙门得因和解命当事人本人到场。第二百八十五条：和解成立，审判衙门应将事由记明辩论笔录。第二百八十六条：受命推事或受托推事，得以受诉审判衙门之命令、或嘱托、或因职权试行和解。《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和解制度由承审法官亲自主持进行，这与此前《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所规定的由公正人主持的和解制度判然有别。日本1890年《民事诉讼法》第221条规定：“不问事件至何程度，裁判所自身或受命判事、受托判事于诉讼或某争点有试为和解之权。欲试为和解，得命当事者亲自出头。”[24]《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和解制度直接移植于此，从本质上说是移植于西方近代民事诉讼法。《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由承审法官主持的和解制度为后历次颁行的诉讼法所继承。①法院审判与法院调解并立的近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最终确立，传统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成为历史陈迹。
作者：江兆涛 单位：宁夏大学
在我国，尽管迄今为止的民事司法改革主战场在于诉讼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ADR方法，相反，我国的调解、国际商事仲裁等ADR实践还相当成功，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特别是，新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推进中国的ADR实践方面有了重大举措，前者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后者通过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调解，特别是调解组织、调解程序问题作了规定，这表明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在推进ADR实践方面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必将把ADR实践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英国民事司法改革
英国启动民事司法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现行民事司法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根据欧文勋爵的介绍，英国民事司法制度存在五个主要缺陷：案件审理过分拖延；诉讼成本过高；不适当的复杂性；诉讼中对可能花费的时间与金钱的不确定性；不公正性，即财力强的当事人可利用制度的所有短处击败对手。[1]据此，对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一项针对1000家公司法律事务负责人的调查表明，9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进行民事司法改革。[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关于英格兰及威尔士民事司法制度的两份调查报告的相继公布为标志性事件，[3]英国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事司法改革。以上述两份报告为基础并作为其法律化形式，英国于1998年10月公布了《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新规则）。新规则于1999年4月26日起正式实施。
根据《最终报告》的设想，民事司法改革应该实现以下目标：尽可能避免采取诉讼；减少诉讼的对抗性，增加合作；简化诉讼；缩短诉讼时间，并且使其更具确定性；诉讼费用变得更具可支付性与可预见性，与个案的价值及复杂程度更相称；经济拮据的当事人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进行诉讼；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在民事司法制度中的职责分工更为明确；设计法院的结构与法官的配置以满足诉讼的需要；有效地配备法官，以便使其能够根据新民事诉规则和议定书管理诉讼；民事司法制度能够对诉讼需求作出反应。[4]根据新规则第1条的规定，新规则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统一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的诉讼规则；为加强法院对诉讼的控制，重点推行案件管理制度；为防止诉讼过分迟延，采取在快速程序中制定确定的时间表等措施；通过|完善“早期卸除”(frontloading)程序，严格控制诉讼费用；鼓励当事人采用ADR解决纠纷。[5]可见，促进ADR实践是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1年3月，英国大法官办公厅公布了《初现端倪：民事司法改革的初步评估》(EmergingFindings:AnEarlyEvaluationoftheCivilJusticeReforms，下称《初步评估》)，对1999年以来的民事司法改革做了冷静、客观和开放式的评估与展望。《初步评估》认为，总体上说，两年来民事司法改革受到了普遍欢迎。根据纠纷解决中心（CEDR）所做的一次调查，80%的受访者对新规则表示满意，其中“十分满意”和“相当满意”的比例分别占7%和73%。具体来看，两年来民事司法改革在减少诉讼数量、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周期、重构诉讼文化等方面都取得明显成就。当然，在某些方面，特别在法律援助方面尚未取得明显成效，在降低诉讼费用方面目前则无法作出结论。
有学者认为，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最令人吃惊的，也是最伟大的成就是诉讼文化的根本性转变，即强调当事人间的合作，[6]而这完全与ADR运动兴起的文化基础相契合。
二、英国的ADR实践
（一）民事司法改革前的ADR实践
对于ADR，长期以来，英国立法者、司法者以及法律服务阶层基本上是持一种怀疑，乃至排斥的态度。就法律服务阶层而言，长期以来，英国律师对ADR不屑一顾，认为它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7]与此同时，英国的立法者和法院似乎也不赞成ADR，仲裁法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英国，立法者和法院长期固守所谓的司法权的“不容剥夺原则”(thedoctrineofouster)，即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排除法院对特定法律问题的管辖权。比如，根据1950年《仲裁法》第4、10条及第21条的规定，法院有权裁定仲裁条款无效，有权下令特定案件必须由法院作出判决。施米托夫教授(CliveSchmitthoff)感慨地指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法律制度像英国那样特别强调司法因素。”[8]基于此，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下称《示范法》）的通过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借鉴《示范法》完善既有的仲裁制度给英国的仲裁制度造成强大的压力。有学者认为，《示范法》是导致英国制定1996年《仲裁法》的直接原因。[9]
随着诉讼费用高昂、诉讼迟延的问题日趋突出，寻求通过诉讼外方式解决纠纷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法院角度看，1994年，商事法院首次了《诉讼实务告示》(PracticeNote)，[10]要求律师提醒当事人考虑使用ADR，并且要求在所有案件中法律顾问应该“(1)和客户及其他当事人共同考虑试图通过调解、调停或其他方法解决特定纠纷的可能性。(2)确保向当事人全面告知解决特定纠纷的最有效的方法。”由于这一《诉讼实务告示》仅仅规定律师负有与其客户和其他当事人考虑采取ADR的强制性义务，而并未规定当事人在法院程序中负有采取ADR的义务，因此该《诉讼实务告示》后来被废止了。[11]但在1995年的《诉讼实务告示》中，法官创造了一种“劝导”当事人使用ADR的所谓“劝导性命令”(persuasiveorder)，尽管该“劝导”并不是强制性的，但考虑到如果拒绝使用ADR或在使用ADR过程中从事不当行为，则法官在裁定诉讼费用时会予以考虑，毫无疑问，当事人都会认真考虑这一“劝导”。[12]
商事法院的上述立场全面体现于1995年高等法院的《诉讼实务告示》中。该《诉讼实务告示》首次明确了法官在案件管理中的作用，法官据此可以要求法律顾问至少必须在审判前两个月提供一份清单(checklist)，清单必须涉及如下问题，比如法律顾问是否与客户及其他当事方探讨使用ADR的可能性、是否考虑使用某种ADR帮助解决或缩小争议等。[13]
从民间角度看，民事司法改革前ADR实践的主要成就体现在ADR组织的逐步建立，从而为ADR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在这方面，英国三大ADR组织，即专家协会(AcademyofExperts)、ADR集团(ADRGroup)以及纠纷解决中心(CEDR)的作用尤其重要。这些ADR不仅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在ADR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专家协会在培训中立第三人方面成就卓著。[14]另一方面，ADR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实效尚不显著。以CEDR为例，自1990年成立后的五年内，CEDR仅受理案件约1000件，年均不过200件。与CEDR相比，ADR集团虽然在受理案件的数量方面表现略好些，但许多案件仅仅是由于当事人不了解ADR而最终无法达成和解。但到了1994-1995年，ADR集团不仅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而且至少60%的案件进入调解审理阶段，其中的90%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15]
总之，民事司法改革前，英国ADR的实践是初步的，其主要成就体现在ADR组织化建设和ADR人力资源建设方面。
（二）民事司法改革与ADR
（1）英国司法当局对ADR态度的转变：从《中期报告》到《最终报告》
应该指出，在《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中，ADR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二者对于ADR的态度不尽相同。
《中期报告》指出，在诉诸法院前的任何时候，当事人针对他们之间的纠纷实行和解（不管是全部或是部分的纠纷）都是合理的；如果存在着与法院程序相比更为经济、更为有效的、适当的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法院不应鼓励当事人启动法院程序，除非当事人已经使用该机制；在启动法院程序之前以及法院程序进行中，当事人应该能够了解并且应该被充分告知可能的诉讼成本和诉讼结果，以及所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16]总体看，《中期报告》对ADR的态度是一种期待性的，没有制定促进当事人使用ADR的措施，比如利用诉讼费用杠杆促使当事人采取ADR。如下所述，这一措施广泛见诸于《中期报告》以及《民事诉讼规则》。
《最终报告》指出，鼓励人们只有在用尽其他可资利用的、更为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后才诉诸法院程序解决纠纷；所有民事法院均应提供有关替代性纠纷方法的来源的信息。[17]可见，《最终报告》仅仅要求法院提供有关ADR的信息，而并未要求法院直接提供ADR程序，这与1998年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法》第3条明确规定联邦地区应该制定并实施相应的ADR计划有着显著差别。据说，司法改革的领导者沃尔夫勋爵本人不赞成法院设立附设ADR程序。[18]尽管如此，《最终报告》在促使当事人采取ADR方面也并非毫无作为，与《中期报告》相比，《最终报告》对ADR的态度已经不局限于一种敦促或期待，而是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特别是如下两类措施，其一，法律援助资金同样可以适用于诉前解决争议以及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解决争议。[19]其二，一方当事人在提讼前，可以就全部或部分争议提出和解要约，如另一方当事人不接受的，诉讼费用将适用特别规则，承担的利息适用更高的利率。[20]如果当事人在案件管理阶段以及审前评估阶段不合理地拒绝使用ADR或者在使用ADR过程中从事不合理行为，法院可以对此加考虑。[21]可见，《最终报告》已经考虑通过经济杠杆，包括法律援助和诉讼费用促进当事人使用ADR。据此，可以认为，司法当局对ADR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2）《民事诉讼规则》对ADR的支持：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
新规则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对ADR实践给予了有力支持。
从基本原则层面看，新规则第1.1(1)条规定，民事诉讼规则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第1.1(2)条规定，公正审理案件应切实保障当事人平等；节省诉讼费用；应该根据案件金额、案件重要性、系争事项的复杂程度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采取相应的审理方式；保护便利、公平地审理案件；案件分配与法院资源配置保持平衡，并考虑其他案件资源配置之需要。
从具体制度层面看，首先，法院通过案件管理制度促使当事人采取ADR。根据新规则第1.4条规定，法院在认为适当时，可以鼓励当事人采取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并促进有关程序的适用(第5项)，以及协助当事人就案件实现全部或部分和解(第6项)。新规则第26.4条规定，当事人在提交案件分配调查表时可以书面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但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中止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尝试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解决争议。特别是，法院可以通过诉讼费用杠杆，根据当事人的不同行为给予诉讼费用补偿或惩罚。
其次，法院利用诉讼费用制度促使当事人采取ADR，这主要是通过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含诉前行为和诉讼中行为）并结合诉前议定书制度得以实现的。新规则第44.3条和第44.5条规定，在裁定诉讼费用时，法院可以考虑当事人的所有行为，特别是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任何有关诉前议定书的行为及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为试图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比如提出和解要约或向法院付款。具体说，新规则第36.10条就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启动前提出和解要约的，法院在作出有关诉讼费用的命令时，应该考虑有关当事人提出的和解要约。新规则第36.13条规定，原告承诺接受被告提出的要约或付款的，有权获得最高至承诺通知书送达之日止的有关诉讼费用。第36.14条规定，被告承诺接受原告提出的要约和付款的，其有权获得最高至被告送达承诺通知书之日止的有关诉讼费用。第36.20条规定，如果原告不接受对方的和解要约或付款，并且在其后的诉讼中没有取得比该要约或付款更好的结果的，原告应该补偿对方的任何诉讼费用以及附加利息。不过，有学者对新规则未能采纳1995年商事法院《诉讼实务告示》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因为与后者不同，新规则未直接规定当事人拒绝使用ADR或在使用ADR过程中从事不当行为的，法官在裁定诉讼费用予以考虑，而统称为“当事人的所有行为，特别是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行为，特别是当事人遵循任何有关诉前议定书的行为以及在诉讼程序前以及在诉讼程序进行中，为试图解决争议所作的努力”。[22]
（三）新规则实施后的ADR实践
如上所述，新规则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为ADR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除了积极实施新规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外，以此为基础和依据，英国在促进ADR实践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
首先，法院积极利用民间ADR资源。比如，法官在当事人之间缺乏有关协议时可以命令ADR提供者，比如CEDR有权任命调解员。在KinstreetLtd.v.BalmargoCorpnLtd.(1999)案中，法官就作出了此类命令。[23]从一定程度上说，与直接提供ADR产品相比，法院通过积极利用民间资源无疑也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可谓殊途同归。
其次，消除了某些阻碍ADR实践的消极因素。在这方面，当以法律援助资金扩大适用于ADR程序最为重要。长期以来，法律援助资金只适用于诉讼当事人，而不适用于ADR当事人，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当事人采用ADR的积极性。1998年10月，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下属诉讼费用与上诉委员会作出Wilkinson决定，确认在计算报酬时应该把作为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之人的律师为参加调解而花费的时间计算在内。新规则实施后，Wilkinson决定的适用范围扩大了。目前，法律援助资金同样可以适用于包括调查、仲裁、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在内的ADR方法。[24]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实践表明，在新规则及其后续有关措施的推动下，晚近英国的ADR实践取得明显的进展。上述《初步评估》认为，新规则的实施使得英国诉讼文化中的对抗性有所降低，而合作性有所增强。比如，在使用快速程序审理的案件方面，统计结果表明，在新规则生效前后，此类案件开庭前实现和解或撤诉的比例有着明显差别，即从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的50%提高到1999年11月至2000年12月的70%，而同期实际审理的比例则从33%降低到23%。不过，在使用多极程序审理的案件方面，统计结果表明，在新规则实施前后，此类案件开庭前实现和解或撤销的比例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即仅从1998年7月至1999年7月的63%提高到1999年11月至2000年12月的72%，而实际审理的比例从22%下降到20%，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法院做出相关的命令是促使当事人采取ADR的重要措施。《初期评估》披露，从1999年4月26日到2000年6月间，商事法院做出的ADR指令超过130个，而一年前这个数字仅为43个。对法律服务机构的调查也表明ADR实践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Lovells事务所中71%的诉讼律师承认，他们的客户现在把法律程序视为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据统计，自新规则实施后，商务调解的数量增加了141%。《初步评估》预计，随着当事人对ADR方法的逐渐熟悉以及信任，以后运用ADR方法将更为普遍。
（四）英国ADR实践的基本特点
可见，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尽管立法与司法部门都大力支持发展ADR——这从新规则第1条的规定即可管中窥豹，从法院授权ADR组织（如CEDR）在特定情况有权指定调解人也可略见一斑，但它们都不倾向于直接提供ADR产品（但这不排除法院向当事人提供有关ADR的信息，如提供ADR机构的清单），即设立法院附设ADR，而主要试图通过经济杠杆，包括法律援助资金和诉讼费用促使当事人自觉地采取ADR。这表明，由于仍然努力维持其作为裁判机关的纯洁性，英国法院不愿意过多地介入ADR机制，如直接提供ADR产品，而主要着意于为ADR的自足性与自治性运行提供间接但却有效的支持。为此，从立法与司法部门角度看，不妨把英国的ADR实践模式称之为“大力支持，谨慎介入”模式。如下所述，这种ADR实践模式与美国的ADR实践模式——不妨称之为“大力支持，积极介入”模式，即法院通过直接提供ADR产品，即设立法院附设ADR（包括任意性和强制性法院附设ADR）的方式推动当事人采取ADR有着显著差别。
三、英国ADR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诚然，目前我国尚未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所谓的“司法危机”，但ADR的推行与“司法危机”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尽管其司法制度运行良好，但德国也开始大力推行ADR。直言之，发展ADR是实现法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5]因此，英国的ADR实践对我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认为，应着重从两方面研究并考虑借鉴英国的ADR实践。
其一，法院在推动ADR实践方面的作用问题。如前所述，从法院角度看，英国采取了“大力支持，谨慎介入”模式，即不倾向于直接向当事人提供ADR产品。与此相反，美国采取了“大力支持，积极介入”模式，据此向当事人直接提供丰富的ADR产品，即法院附设ADR(court-annexedADR)。应指出，美国学者批评ADR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法院附设ADR。我认为，虽然ADR有助于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但它客观上也存在着反法治化的倾向。因此，应该考虑到我国ADR实践处于特定的法治化语境中，即依法治国刚刚被确立为治国方略，法治化水平还亟待提高，因此，确立适当的ADR模式极为重要。英国的ADR模式既较好地维持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纯洁性，又有力地推动了ADR的发展，应该说这一模式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其二，ADR实践的人力资源建设问题。尽管司法审查制度对于监控ADR的运作具有安全阀作用，但不可否认ADR程序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司法体制之外，因此人力资源建设对于ADR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英国，三大ADR组织长期致力于ADR的人力资源建设，成就卓著。在我国，近年来我国调解制度的渐趋式微和仲裁制度的逐步发展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相继颁布相关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调解员的人力资源建设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人民调解制度重新焕发活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仅如此，对于整个民间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英]欧文勋爵，：《向民事司法制度的弊端开战》（1997年12月3日在伦敦普通法和商法律师协会的演讲），蒋惠岭译，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期。
[2]SeeLordChancellor,EmergingFindings:AnEarlyEvaluationoftheCivilJusticeReforms(March2001),（下载日期：2001年7月8日）。
[3]AccesstoJustice:InterimReporttotheLordChancellorontheCivilJusticeSysteminEnglandandWales(1995)andAccesstoJustice:FinalReporttotheLordChancellorontheCivilJusticeSysteminEnglandandWales(1996).以下分别简称InterimReport或《中期报告》和FinalReport或《最终报告》。
[4]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
[5]关于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参见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349页。
[6]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4.
[7]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3.
[8][英]施米托夫著，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8页。
[9]张斌生主编：《仲裁法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10]PracticeNote:CommercialCourt;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1994]1AllER34.
[11]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3.
[12]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157.
[13]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3.
[14]PeterHibberd&PaulNewman,ADRandAdjudicationinConstructionDispute,BlackwellScience,1999,p.36.
[15]PeterHibberd&PaulNewman,ADRandAdjudicationinConstructionDispute,BlackwellScience,1999,pp.37-38.
[16]InterimReport,Chapter4,para.7.
[17]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a)(b).
[18]SeeMichaelPalmer,DisputeProcess:ADRandthePrimaryFormsofDecisionMaking,Butterworths,1998,p.201.
[19]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1(c).
[20]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1(e).
[21]FinalReport,SectionⅠ,para.9.2(b).
[22]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157.
[23]KarlMackieandothers,TheADRPracticeGuide:CommercialDisputeResolution,2ndedition,Butterworths,2000,p.64.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依法清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2-0047-02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t present, ou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re puzzled b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and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ow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proportion. In the present credit and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of China,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make their advantage of vertical administration, improv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economic dispute cases by integrating man power resources, explore the innovative approaches of specialized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intensive management and market -orientation management and find a solution to the low benefit of legally clearing and recovering non-performing assets.
Key words:stat-owned commercial bank; non-performing assets; legally clearing & recovering
不良资产清收管理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重点､难点｡近年来,随着各行新增不良资产涉法清收问题增多和存量不良资产清收空间逐渐缩小､难度增大,依法清收工作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依法清收工作中,由于各行特别是基层行普遍面临着缺乏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在当地法院诉讼案件中地方干预多,在上级法院诉讼案件中各自协调､处理分散､效率迟缓,各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胜诉未执结金额高､诉讼费垫支金额高､案件损失金额高而收回率低的“三高一低”状况,全辖依法清收的专业层次和整体效益亟待提高｡对此,在管辖行层面上积极探索资产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经营､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相结合的清收路径,着力构建大经营专业化绩效拓展机制,充分发挥现有法律事务人员的专长作用,深层推进不良资产的专业化追偿,实施集中强化依法清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内涵
集中强化依法清收,是指在落实各行现行相关专业管理制度､要求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系统原理,以管辖行为主､当事行为辅,整合辖内法律人才资源,在特定层面､环节集中处理相应审级法院以银行为原告经济纠纷案件的不良资产依法清收模式和专业工作｡
二､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组织机构
整合或依托管辖行法规､风险､资产经营部门组成经营性､服务性､专业性相结合的依法清收机构,集中本级辖内具有法律事务､风险管理､资产经营管理专长的人员,专业从事依法清收保全工作,提升资产风险防范和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层次｡案件量大且内部法律人才缺乏时可从本行律师库或所需专长人员中临时弥补｡
三､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层次范围
根据银行相关管理制度,按照各行经济纠纷案件转授权限和人民法院系统民事案件管辖权限对称､结合的原则,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可集中以下四类属本级行管辖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1.超过当事行转授权限的经济纠纷案件｡
2.超过当事行所在地法院管辖,在上级法院审执的经济纠纷案件｡
3.当事行因原审判决不公需上诉､申诉至上级法院的经济纠纷案件｡
4.当事行在本地法院执行不力,需提级执行或异地执行的经济纠纷案件｡
符合上述范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做好案件及诉讼费垫支清理的基础上,按拟诉､已诉两类分别集中､处理｡
首先,当事行拟诉的案件｡按规定经调查､审查､审批､移交后集中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全程处理｡
其次,当事行已诉的案件｡移交上级法院的遗留案件或须提级执行､异地执行的案件,应提供相关担保手续､保证期间执行期限的证明材料､审执阶段的法律文书､借款人及担保人现期财产状况､未审结未执结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其中:①属内部员工案件,实行自愿移交,经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审查同意后接收｡②属外聘律师案件,当事行移交需上报双方解除原《委托协议》的书面文件,或上报双方同意变更委托条款的补充协议或修改协议,并报审实施｡
四､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程序
为全面､科学､规范､高效推进依法清收工作,对管辖行集中的经济纠纷案件,应实行以效益为目标的专业化､全程化､规范化､精细化和责任制管理,按以下程序运作:
1.拟诉调查阶段｡由当事行根据管户信贷档案等负责调查､收集完成,向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报送《拟诉调查报告》并附全部证据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诉讼时效､保证期间时效的证明材料(最后一次必须提供),担保手续的有效性､合法性,借款人､保证人的经营､财务､可供执行财产情况,预计可清收资产处置变现金额等｡上报期以预警信号和诉讼时效､保证时效为限:债务人､保证人有逃废债现象的随时上报或先保全后上报;一般案件至少于诉讼时效､保证期到期一个月前上报;重大疑难案件至少于诉讼期､保证时效到期两个月前上报｡
2.诉前审查阶段｡由相应管辖行法规或风险部门完成,同级行依法清收机构前置介入,根据报送拟诉案件材料,从事实证据､法律法规､管理权限､预测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审查,主要包括诉讼时效､担保时效,诉讼主体审查,证据是否充分,案件处理权限,诉讼成本及预测效益等,并按三种情况分类限期处理｡
首先,对证据充分且具有可诉性的本级行权限内案件,自签收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重大疑难案件20个工作目内完成审查审批｡其次,对证据不全的上报案件,及时退回当事行限期补充材料,补报确认后同上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再次,对预测匡算收不抵支的无效益案件,暂采取非诉方式下达《法律事务提示函》､《法律事务督办函》提出指导意见,由当事行负责监测保全｡
3．诉讼追偿阶段。由相应管辖行依法清收机构专业化追偿，全程精细化管理、市场化处置，当事行和相关部门搞好配合。
立案环节。依法清收机构自签收经审查审批后案件的7个工作日内完成。立案前应逐案研究制定诉讼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事实认定证据分析、法律适用、诉辩要点、法官选择、注意事项、结果预测等。立案时要积极联系法院缓缴诉讼费，以减少垫付资金的额度和期限。
审理环节。立案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适时掌握案情动态，并按时提交证据，如有必要，当事行应派管户经理、风险经理或其他了解案情人员协助出庭。庭后要及时保持与经办法官的联系沟通，跟踪了解审理动向，在全力维护本行合法权益前提下促进法院快审早判。如有结论性意见（如一、二审判决书，调解书等）应及时联系，反馈当事行和本级行法规部门。
执行环节。是实现债权追偿、提高诉讼效益的关键。法院裁判的法律文书签收后，依法清收机构应适时申请执行，着力探索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左右互补的专业化、全方位、立体型执行模式，加大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即对外联系法院实行专题部署、限期执行、提级执行、异地执行、定员集中执行，联系相关中介机构公开招标、风险委托执行等；对内启动责任追究、奖惩激励机制，促进当事行及相关部门、人员通力配合，进一步查找、收集借款人、保证人的财产线索。并视案情采取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主张优先受偿、提出参与分配、行使代位权等多种追偿措施，最大限度地清收保全本行不良资产。
处置环节。对集中依法清收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协调执行法院尽快评估、拍卖、清场；对执行法院暂未拍卖出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建议执行法院扩大范围、渠道与有权行招商引资或联合评估拍卖；经上述程序仍未拍卖的非现金资产，依法清收机构应督促执行法院及时裁定为本行抵债资产，由有权行认可的中介机构评估后集中批量公开拍卖。
结案环节。案件终结后，依法清收机构应及时将所办案件全宗材料进行移交，由法规或风险控制部门、当事行按相关规定进行系统录入、档案管理等。
五、集中强化依法清收的配套措施
为降低诉讼成本费用，提高案件处理效率，解决以往各基层行在上级法院处理、协调案件及到管辖行进行案件报批、外聘报批、垫支报批等往返奔波、延时耗力的分散状况，统一采取对外以管辖行为诉讼主体办理案件，对内实行归并所属行“集中收支垫付，分别建立台账，逐案轧计损益，核拨清收资金”核算案件的综合提升经营管理模式。
1．集中收支垫付。依法清收机构集中办理各当事行案件发生的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执行费等规费，暂由本级行财会部门在“垫付诉讼费”科目统一垫支，以法收回的货币资金先划入本级行“其他应付款”科目。
2．分别建立台账。管辖行财会部门统一在上述科目中对各发案行分别建立经济纠纷案件诉讼台账，明确专人管理，做好收支记账。
企业在录用一些关键岗位的人员时应签订商业秘密保护条款或协议，而商业秘密保护的措施可以选择脱密措施或竞业限制。《劳动法》第22条规定：劳动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有关事项。因此，用人单位为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可以通过合同或协议的方式约定劳动者保守商业秘密的措施和事项。
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秘密，通常译为tradesecrets或者businesssecrets，包括技术上的或经营上的秘密信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六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首次将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国际化，其第七节规定“未披露的信息的保护”，即是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将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规定为三个，即秘密性、具有商业价值以及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五款的规定，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标投标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信息。
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本单位所拥有的技术秘密，是由单位研制开发或者以其他合法方式掌握的、未公开的、能给单位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具有实用性且本单位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图纸（含草图），试验结果和试验记录、工艺、配方、样品、数据、计算机程序等等。技术信息可以是有特定的完整的技术内容，构成一项产品、工艺、材料及其改进的技术方案，也可以是某一产品、工艺、材料等技术或产品中的部分技术要素。
一、商业秘密的现有立法及相关规定
有关商业秘密，我国法律当中大部分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案件的处理依赖更多的还是一些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
1、《民法通则》（1987年1月1日）
2、《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9月2日）
3、《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年10月1日）
4、《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4月2日）
5、《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11月23日起实施，1998年12月3日修改。）
6、《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10月1日)
7、《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家科委，1997年7月2日)
8、《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6月12日）
9、《刑法》（1997年10月1日）
10、《关于劳动争议案中涉及商业秘密侵权问题的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1999年7月7日）
11、《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
12、《关于延长和修改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协议》（中美，1991年4月12日签订）
13、《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中美，1992年1月17日签订）
1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2001年11月10日签订)
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1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7年4月5日起施行）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构成商业秘密必须具有的三个构成要件，即秘密性、实用性、保密性：
1、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即“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
（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
（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
（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
（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
（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提示：上述第（六）项是一个兜底条款，也是认定有关信息是否具有“非公知性”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个原则，我们应清楚，所谓的“非公知性”并非要求绝对的从其他途径无法获得，而只是从其他途径获得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存在一定困难即可。而对于那些已为社会公知公用的普通技术和经营方法，则不在商业秘密之例。
2、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指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
如果一项技术无任何与众不同之处，不会让使用者拥任何竞争优势，它便没有竞争价值。商业秘密须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是确定的、完整的、具体的、可应用的方案，而不应仅是原理性的或抽象的。如果产品的设计仅停留在构思、草图阶段，而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可实施的设计方案，是不能作为商业秘密予以法律保护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规定，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3、保密措施：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规定，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他人通过正当方式获得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认定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信息泄漏的，应当认定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
（一）限定信息的知悉范围，只对必须知悉的相关人员告知其内容；
（二）对于信息载体采取加锁等防范措施；
（三）在信息的载体上标有保密标志；
（四）对于信息采用密码或者代码等；
（五）签订保密协议；
（六）对于的机器、厂房、车间等场所限制来访者或者提出保密要求；
（七）确保信息秘密的其他合理措施。
权利人主观上将信息作为秘密保护，并在实际中采取了具体的保密措施。例如，在劳动合同、技术转让合同、购销合同中设立了保密条款；让员工和贸易伙伴承担保密义务；在单位内部制定商业秘密管理规定，规定商业秘密的使用、保管和销毁方法；对外单位参观人员实行登记、采取限制措施等。
合理的保密措施，是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之一。尽管目前司法实践在认定商业秘密是否构成时，对保密措施的要求并不苛刻，甚至从默示义务的角度去谅解那些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取利人，但是从商业秘密管理角度出发，保密措施仍然是商业秘密管理和保护的最重要的方法。
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管理的若干意见》（1997）企事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拥有的技术秘密采取合法、有效的保密措施，并使这些措施有针对性地适用于科技成果的完成人、与因业务上可能知悉该技术秘密的人员或者业务相关人员，以及有关的行政管理人员。这些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采用保密技术、采用适当的保密设施和装置以及采用其它合理的保密方法。有关保密措施应当是明确、明示的，并能够具体确定本单位所拥有的技术秘密的范围、种类、保密期限、保密方法以及泄密责任。单位未采取适当保密措施，或者有关技术信息的内容已公开、能够从公开渠道直接得到的，科技人员可以自行使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商业秘密构成要件问题的答复（1998）》“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包括口头或书面的保密协议、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职工或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他人提出保密要求等合理措施。只要权利人提出了保密要求，商业秘密权利人的职工或与商业秘密权利人有业务关系的他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商业秘密，即为权利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职工或他人就对权利人承担保密义务。”
通过反向工程破解出他人的技术秘密，算不算侵权？
所称“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2号）的规定，通过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的，不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但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知悉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
商业秘密的特征(与专利、著作权相比)
A、不要求公开技术
B、可获得无期限的保护
C、无权排斥他人正当取得的同种、同类信息
D、获得保护的程序简单、不需要缴纳费用
E、丧失权利的可能性大
三、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认定
商业秘密侵权，是指以非法手段获取或利用他人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
（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这类侵权行为主体多为同行业竞争对手。多以给予对方有关人员金钱、实物、住房等或许以在侵权企业中担任要职为诱惑，获取对方商业秘密。
（2）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这里讲的“披露”包括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保密信息告知他人。商业秘密一旦被公开披露，丧失其秘密性，则立即失去价值，对权利人来讲其损失是很难挽回的。而使用或通过分许可证方式转售他人、允许他人使用将直接给权利人造成侵害。
（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其主体多为权利人的贸易伙伴和本企业员工。对于贸易伙伴来说，他们是通过签订合同获得对方一定的商业秘密，他们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期限内使用商业秘密，但如果违背合同中关于保密条款的约定，或者在许可证合同终止后，为获不正当利益，擅自使用或向外披露商业秘密，则构成侵权行为。对于员工而言，他们和企业之间明示的或者默示的法律关系，不仅在工作期间，而且在调动、离职、兼职、辞职、退休等情况下，都有义务遵守本单位的保密制度和有关规定，不得泄露本单位的商业秘密。
（4）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三项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
这一规定主要在于制裁接收违法跳槽者的企业。企业如果知道或应该知道跳槽者带走他人商业秘密是违法的，那么企业接受、使用该商业秘密，也是违法的。在实践中企业对跳槽者不加审查，放心大胆地使用跳槽者带来的技术；甚至张榜招贤，声明“带项目者优先”，在商业秘密诉讼中，很容易被认定为侵权。
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审理的若干指导意见（试行）
二、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认定
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是行为人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有关商业秘密保护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违法行为。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可以依以下步骤进行：
1.审查权利人所诉受到侵害的技术、经营信息是否为一项有效的商业秘密。进行该项审查工作应查明权利人请求中认为受到侵害的商业秘密是否实际存在，其请求给予法律保护的技术、经营信息是否具备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即权利人商业秘密的“秘密点”所在。
2.查明被诉侵权人所使用的技术、经营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是否相同。
3.审查被诉侵权人对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是否有合法的使用权，即合理使用抗辩。
存在下列情形，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享有合法使用权：
1.权利人在时应提交含有其商业秘密载体的证据，指明其商业秘密的实际存在以及商业秘密体现的位置及内容，将商业秘密的范围界定明确、清楚，并证明商业秘密本身的合法性，包括依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证明技术、经营信息为商业秘密和获得该商业秘密的途径合法等。
2.被诉侵权人对涉及权利人所诉的商业秘密的内容进行举证抗辩中，人民法院应注意审查被诉侵权人提出的诸如诉讼所涉的商业秘密并不存在，被诉侵权人通过“反向工程”取得商业秘密，被诉侵权人以合法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等证据，并逐一加以甄别，作出判断。
3.被诉侵权人提出的公知技术的抗辩，应由被诉侵权人举证公知技术的载体。应审查公知技术内容的公开范围和程度，以及依照公开的技术内容能否得出与权利人商业秘密相同的生产、经营结果等。
4.权利人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非法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经查实后，可依权利人证据认定被诉侵权人侵权行为成立。
5.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应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同时，针对不同诉讼阶段可以实行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倒置。
权利人仅提出证据证明被诉侵权人使用的技术、经营信息与其商业秘密有一致性或相同性，且侵权人有获取商业秘密的条件，并无其他直接证据，此种情况下，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诉侵权人举证证明其获取该信息所采取手段、途径的正当性，否则，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
在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举证、质证时，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保密：
（1）对于权利人的举证要求，视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的等级程度及其所指控的被诉侵权人获知其商业秘密内容的程度，可要求权利人分阶段、分层次举证；
（2）对于已被被诉侵权人获知的商业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程度较低的内容先举证，对于尚未被披露、尚未被被诉侵权人掌握或完全掌握、关键性的商业秘密可权要求向合议庭举证，对于经济价值很高的商业秘密证据，不进行当事人之间的直接质证，而要求被诉侵权人做出是否合法获取的举证抗辩；
（3）对于需要技术鉴定的重大商业秘密，如化学配方等，人民法院在委托鉴定时，应要求鉴定机构严格选定鉴定人员，明确保密责任。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文书，只交给委托鉴定的人民法院，不得向当事人泄露。鉴定文件的质证，仅告知当事人鉴定结论，不向各方宣读他们的对比材料等具体内容，当事人如有相反意见，可向人民法院提出。
4.对于未经披露的商业秘密，制作裁判文书时应注意保密，一般应只作原则性（如只写明技术名称或编号）表达，不能将该商业秘密的全部内容都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展示。结合具体案件，还可以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各诉讼参与人对案件所涉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四、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民事责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通常采用民事手段制裁，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主要有：（1）停止侵害；（2）返还财产；（3）赔偿损失。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认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2、行政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50万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250万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
本条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第七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十五条规定，单位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行为，按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定罪量刑。
案例：
深圳华为公司离职工程师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刑案
1997年5月，王志骏、刘宁被华为公司聘用，1999年，秦学军被华为公司聘用。3人均曾任职硬件工程师，并参与了华为公司光网络设备的研发工作。在职时，他们也分别与华为公司签订了《员工聘用协议书》和《员工保密合同书》，承诺除履行华为公司职务需要外，未经该公司书面同意，不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该公司技术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也不在履行职务之外使用这些秘密信息。
2001年8月至同年9月间，刘宁、秦学军、王志骏分别以个人求学或家庭原因为由，先后申请辞职，离开了华为公司。3人辞职时，均与华为公司签订了《离职员工承诺书》，承诺不带走从华为公司获取的任何保密资料，未经华为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该公司的商业秘密，不擅自使用华为公司商业秘密或利用华为公司商业秘密从事经营活动，自离职之日起1年内不在与华为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工作。
2001年7月，尚在华为公司工作的王志骏、刘宁就与贝尔公司在深圳市、上海市等地进行商谈合作开发生产盒式2．5G光网络设备事宜。同年11月7日，王志骏、刘宁各出资人民币25万元，在上海市成立了沪科公司，并聘用了秦学军等20多名原在华为公司从事光网络技术研发的技术人员进入沪科公司工作。同年11月8日沪科公司与贝尔公司达成协议：由沪科公司提供盒式2．5G的光网络设备技术，贝尔公司则每月向沪科公司提供研发费用人民币588010元，并负责组织生产及销售；产品利润由沪科公司与贝尔公司三七分成。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认定3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其中王志骏和刘宁为主犯，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各处罚金5万元，秦学军为从犯，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万元。三被告不服，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于2005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条例》的颁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使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资格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了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目前的鉴定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与诉讼制度的接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关健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概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医疗体制进一步改革,社会福利性的医疗单位逐渐向营利性的经济实体转变,加上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公民的整体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医疗纠纷不断增多,且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的误导,医患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并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原有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纠纷处理的需要，在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成了一纸空文。为了妥善处理解决医疗纠纷,2002年月日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据条例卫生部了相应的配套规章。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
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对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范，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概念性质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我们可以这样介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概念：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的过程。本文所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指医学会组织专家组依法（《条例》）进行的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
《条例》明确了由医学会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条例》第21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机构为医学会，设区的市级地方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组织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实行市、省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医学会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家库，参加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程序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提起可以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书面委托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医学会对单方面委托的鉴定申请不受理。第二种，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书面移交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第三种，法院审理涉及医疗事故问题诉讼案件时，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移交委托负责首次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医学会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作出是否属医疗事故及何类、何级、何等事故的科学鉴定结论。鉴定实行合议制度，过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予以注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其文稿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
卫生行政部门对鉴定结论的人员资格、专业内别、鉴定程序进行审核，不符规定的重新鉴定，符合规定的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均可以进行再次鉴定。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性质
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首先必须研究其鉴定行为的法律属性。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1]。有一种意见认为,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医疗事故鉴定是一种行政行为,当事人对医疗鉴定结论不服,向法院的,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2]。这种观点是由原《办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卫生行政部门之间具隶属关系所得出的。目前医学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受理机构，是独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不是行政主体，所以鉴定行为也就算不上具体行政行为。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
1．医学会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合法性、合理性分析
《条例》规定医学会具有从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和义务。2003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二、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医学会由于行政法规《条例》的授权加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使医学会成为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其合法性不容质疑。
鉴定的目的使为了更好地解决医疗事故民事纠纷，在医患双方对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医方侵权责任程度，危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存在异议时，势必寻求公正的第三方（中介性组织）对此加以评判，以更好地进行协商处理。进入诉讼程序后由于法官对医学专业性问题难以评断，也需要借助一个有力的公正的鉴定。中华医学会章程第二条“中华医学会（以下简称本会）是全国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医学会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具备法人资格,这与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织的性质不同。医学会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医学专业性社会团体法人,与任何机关和组织不存在管理上、经济上、责任上的必然联系和利害关系,这也体现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中介性。[5]
但是中华医学会是一个具有行业利益色彩的社团性组织。新修改通过的《中华医学会章程》增加了“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等内容，这种行业保护倾向明显的学会性组织，已不同于纯粹的学术团体，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在利益纷争的一般场合，这种利益要求和倾向是合理的。但医患纠纷中，这种行业性的利益要求应当受到合理的和公平的约束。不仅因为医患纠纷的另一方是单独的社会个体，而且因为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对等，极易引发对患者合法权利的侵犯。
我们必须肯定医疗事故与否的判定只能由医疗领域的专家进行鉴定。对病人的疾病进行诊疗的时医生，评判其诊疗过程是否造成人身损害，行为是否有过错，行为过错和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等一系列的专业技术问题只能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由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医学科学的特点，对疾病的诊治方式，医疗事故的发生往往涉及多个医学专业，所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的方式进行”。
2．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司法鉴定之比较
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分析，我们先来分析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要构成医疗事故必须包含以下要件：违法的医疗行为、损害后果、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医疗行为有过错。因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最终解决途径还是司法。目前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规则原则在审判中一般是按照过错侵权行为来认定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过错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通说将其概括为：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6]。其构成要件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医疗事故的损害后果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过错侵权则无相关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事实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泛，医疗事故包括在内。但是就侵害生命健康权而言，医疗事故的成立和侵权行为的成立基本上是一致的。法庭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目的也就在于认定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违法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至于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义。换句话说，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鉴定实质上是医疗行为过错鉴定，医疗行为违法鉴定，因果关系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名称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解，拟改为“医事鉴定”为好。
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1月王保洁主编的《法医学》（第三版），法医学研究范围可以作如下划分：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临床法医学、法医毒理学、法医毒物分析学、法医精神病学。与医疗联系比较密切的就是法医病理学（对象：尸体鉴定死亡原因、死亡性质、死亡时间、损伤时间等），临床法医学（对象：活体，鉴定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劳动能力、其他生理病理状态与损伤的关系）。法医鉴定暂时无法律规定其鉴定的范围，但是从其研究的范围就可以看出，在医疗损害纠纷中只能从事死因鉴定和伤残等级等损害后果鉴定，无权鉴定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无权鉴定医疗行为的过错性。缺乏临床经验的法医，在临床领域并不是专家，无法对诊疗措施的选择，手术指征的掌握等医疗行为作出客观的合理的评价。医疗损害侵权赔偿（侵害生命健康权）诉讼中，所应该进行鉴定应该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医鉴定只能鉴定其损害后果的存在，伤残等级的存在。所以法医关于医疗行为过错违法，行为和后果的因果关系鉴定是无效的，法院应该不予采信，只能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情况了。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司法鉴定也就是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无论是何单位鉴定均具有司法鉴定的性质。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同样也是司法鉴定。目前存在很多“司法鉴定所”其当事人委托的鉴定结论称为“司法鉴定”。这是值得探讨的。同样双方当事人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性质不是司法鉴定。但是一般情况下，涉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医学会）是唯一的，无论是诉前还是诉中，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只能是医学会。不同之处就在于是法院委托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但是无论是双方委托还是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的。无论是双方委托医学会还是法院委托医学会，送检材料，当事人陈述等等鉴定的依据是唯一的共同的，得出的鉴定结论也是共同的。且其鉴定机构合法性不容质疑，法院对待任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态度应该是共同的，无论是司法鉴定还是当事人委托。最高院应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加以肯定，将其纳入到司法鉴定的轨道。
3．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诉讼辅助行为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过程是依据法律法规，诊疗护理常规等等，对病案资料以及各种报告进行审查，判定行为性质，是众多医疗专家的思想结晶形成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说明和解释的过程。鉴定的过程是对事实的一种评判。鉴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组织实施，由于委托人的不同可以分为司法鉴定和非司法鉴定。由法院委托的情况下，该鉴定即为司法鉴定，该鉴定行为即是一种诉讼活动。鉴定就成了整个案件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医患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实际上是医患双方寻找的第三方对事实进行客观的评价，类似于仲裁，但并非仲裁。其法律属性难以介定。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认可：鉴于医学会鉴定的中介性和非司法性，其合法的鉴定行为我们可以认定为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但是鉴定不能解决赔偿问题，赔偿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处理，双方调解，民事诉讼这三种途径来解决。民事诉讼是最终的解决途径，问题的根本还是要走向诉讼，进行鉴定的最终走向就是民事诉讼。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终还是要跟诉讼相结合。鉴定解决的是事实判定问题，有助于进入诉讼程序。诉讼中大部分案件还是要借助于鉴定来进行审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论何时提起，何人委托，我们都可以看作为诉讼辅助行为，一种诉讼活动。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特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特点具有多重属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法律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备法律依据——《条例》。鉴定结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鉴定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定。
第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专门性。鉴定人、涉及学科、鉴定机构等等均具有专门性。
第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主观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主要的是专家组的主观活动，根据事实，鉴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
第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具有准司法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对事实的一种评判，是由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收取物证(包括尸检结果),查阅书证（病历等病案资料）,听取证人证言,当事人、受害人或其家属陈述,分析原因,依据法定标准,判定事件性质。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
我们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包括其性质、特点和诉讼中证据效力。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性质
我们来看看各国对鉴定结论的规定。英美国家的诉讼理论将鉴定结论称为“专家证言”、“意见证据”，认为“意见是指从这些事实中推理得出的结论”[3]。实际上并不是以鉴定结论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的身份被通知出现在法庭上，鉴定人实际上也是证人,鉴定意见即为“专家证言”。大陆法系国家中，鉴定人是法官的帮手，他们在法庭上比一般证人享有某种特权，如有权查阅相关卷宗询问当事人等。证人和鉴定人相区别，遵循古老的法谚“鉴定人是关于事实的法官”。
在原苏联，鉴定结论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鉴定人和证人相区别，鉴定人不是证人，因为他不是向法院说明他自己看见或听到的什么事实，也就是说，他不是证明事实，而是对事实作出分析，从科学材料或者自己专门角度来说明事实。原苏联将鉴定分为法院鉴定（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和非法院鉴定（非法院指派委托的鉴定隶属于某一管理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七种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这里鉴定结论指的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定鉴定部门作出的或者是由人民法院所认可、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很显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也包含在内，在诉讼中也是作为证据来使用的。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对发生的医疗事件,通过调查研究,运用其专门知识和技术对案件的某些方面进行鉴定所得出的合乎科学的结论。鉴定结论并不是案件形成时或形成后留下的客观事实而是根据其原有的一系列证据作出的结论。它是不仅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同时还有对客观事实的一种推断。正是这种反映和推断产生了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也就形成了鉴定结论。鉴定的过程是解释和评断的过程，鉴定结论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科学解释、评断所得出的推断结果，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同时也不是客观事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始证据，也不是直接证据，而是一种衍生证据。无论是诉讼前的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还是诉讼中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其本质都是证据。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特点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直接结果，鉴定结论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证据形式的特点：
第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鉴定活动的结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观性质必然带来其结论的主观性，但并不是否定鉴定对医疗行为的认定，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行为作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而且其主观性更浓一些，因为鉴定主要就在于评判部分。
第二，真实和失真的双重倾向性。鉴定的科学性，如专家合议等决定和保证了其鉴定结论具备更大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特殊的科学，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鉴定的主观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失真的可能性。
第三，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性的严格条件性。《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对鉴定作了一系列的严格规范，特别是程序性规范等，只有鉴定行为、程序、鉴定人等等均合法，鉴定按照严格的条件进行，才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如鉴定人的回避等等。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
鉴定结论是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的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法》41条），也是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的依据，在这两种行为中鉴定结论的作用本文不作探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相关问题。包括诉讼中移交医学会进行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还包括诉前已经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证据效力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诉讼前或诉讼中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同等的效力。诉讼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能视为书证，也应该视为鉴定结论。一般情况下，涉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机构（医学会）是唯一的，无论是诉前还是诉中，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只能是医学会。不同之处就在于是法院委托还是双方当事人委托。但是无论是双方委托还是法院委托，其鉴定结论应该是唯一的共同的。
前面已述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的一种。任何一种证据都必须依法定程序经司法人员审查或当事人提供经法庭质证后才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同样如此。只有当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充分证实后才能被法官采信。而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具有主观性、失真倾向性、客观真实性的严格条件性等特点，更要求我们做好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质证。但是我国现行法缺乏对其采信应有的审查、质证等有效的程序性规定，应该尽快加以有效地规范。
1．法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下称《证据规定》）71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29条规定了法院对鉴定书的格式进行审查。可见，法院对法院委托的鉴定得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结论持绝对之肯定态度，法院无须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双方当事人委托的则未作规定。《证据规定》77条已经明文规定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要大于一般书证。法院为公正公平地判案，必然要求正确对待鉴定结论，应该对鉴定结论进行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鉴定结论既然作为证据，法院就应该有查明的义务来认定其证据能力。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法理和良知，对医疗事故鉴定人员、医疗事故鉴定组织、鉴定程序、鉴定依据、鉴定结论、鉴定书的格式等进行合法性审查。在上述几点的合法性都得以确认之后，才可以于以采信。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正确认定案件。对于不合法的鉴定结论应当不于采信，要求医学会另行组织专家组进行从新鉴定。新条例并未规定法院对鉴定的审查权、否定权，这是应然的。鉴于《条例》的行政法规的性质，无权对司法程序、法院职权作出规定。最高院在法[2003]20号通知中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确认：“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的申请和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按照法理，法院有权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的，对鉴定结论也应该积极进行审查，无论是诉讼前的还是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应该一视同仁地进行审查。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法院对审查有困难时可以考虑引进专家辅助人，作为对鉴定结论提出质疑、帮助法庭审查的专门人员，其费用可以由败诉方承担。否则，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审查最终还是流于形式。
2．双方当事人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质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6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证据规定》47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直接言词原则，双方当事人应该对案件的证据进行质证，排除合理疑点，才能说明其证据效力，才能被法院采信。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同样要由双方进行质证。《证据规定》61条使欠缺医学专门知识的当事人借助诉讼（专家）辅助人对鉴定结论提出有抗辩力的质疑，有助于法庭的对抗，有助于法官理性判断鉴定结论，确保公正公平与正义。《证据规定》59条“鉴定人应当接受当事人质询。”这必然要求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回答对方问题，解释说明鉴定问题，解释说明鉴定过程，特别是鉴定结论中的疑点，论证其结论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鉴定人出庭率底、庭审质证流于形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的100例案件中，只有一件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医出庭就鉴定结论回答当事人的提问。由于法官缺乏专门知识，受害人缺乏专门知识，而鉴定人又不出庭对鉴定结论进行论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鉴定结论的庭审质证流于形式。[4]
鉴定人出庭是质证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涉及到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是医学会临时召集的专家鉴定组，鉴定结论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均应该是鉴定人。他们均参加了鉴定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鉴定结论是这“临时集体”的共同结论，鉴定人中可能有人持有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参加庭审，出庭参与质证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规定所有鉴定人都有出庭的义务，那么强加给持不同意见的鉴定人一个难以做到的任务，这是讲不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与现代诉讼制度接轨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作出签发鉴定书的专家鉴定组组长即可看作是主鉴定人。鉴定作出之后由主鉴定人承担下列义务：按时出庭；在法庭上依法陈述鉴定报告；接受双方当时人的质询。特殊情况下，经过法庭许可也可以不出庭参加质证，但是必须接受“书面质证”。法官或当事人对鉴定书书面提出疑点，书面文件交给组织鉴定的医学会，由原专家鉴定组给予书面答复。答复意见由鉴定组组长签字，加盖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章。
经法院审核和庭审质证，该鉴定结论无足够合理疑点，当事人或者法官无足够证据据以反驳，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即被法院认可，应当作为判案的依据。法院或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持有异议，应当陈述其理由，鉴定结论法院采信与否都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监督机制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是医疗行为事实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双方协商和诉讼结果。其活动过程必须依法受到监督。目前已经存在相关的监督，比如：程序合法性监督，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其鉴定程序。目前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我们应该加快完善监督机制，以保证鉴定的客观公正。前面已提及法院加强审查，庭审专家质证。在这里主要分析责任承担问题，应该尽快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一）错鉴责任追究制度
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对于鉴定人主观上故意或过失作出错误的或虚假的医疗事故鉴定，造成被鉴定人经济损失或其他严重损害后果的，依法追究鉴定人行政、民事和其他法律责任的制度。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审判制度，如合议制，二次鉴定制。二次鉴定赋予了当事人再次鉴定的权利以防止错鉴的发生，防止错鉴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的现状是二次鉴定制度，对于错鉴不承担任何责任。建立错鉴追究制度可以让鉴定组更加客观公正地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鉴定已经赋予了专家们过多的负担，再加上错鉴追究制度是否会让众多的专家们如履薄冰，加重鉴定专家的心灵负担呢？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度的问提。
我们可以考虑设立这样一个错案追究制度：首次鉴定，已经赋予当事人再次鉴定的救济途径，鉴定人不承担错鉴责任。由中华医学会设立全国性的专家鉴定组每月定期从各地省级鉴定的鉴定中抽查，对整个鉴定进行检查，是否存在错鉴情况。存在错鉴的原则上不于纠正，除非应法院要求从新鉴定，但是追究主鉴定人（专家组长）和医学会的责任。可以考虑给专家组长小数额的罚款、和小范围内通报。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由医学会承担责任。但是对于错鉴法院已经结案的不予纠正，以维护鉴定，以及法律的公正。
（二）关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可诉性
笔者认为，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可诉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种诉讼辅助行为。医学会出具的相当与咨询结论，法院是否采纳，是审判范围的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结论不存在可诉性。
五、结束语
目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条例》的颁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使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资格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了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能够规定到这种程度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目前的鉴定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于诉讼制度的接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明确：医学会是从事医疗鉴定（包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行为过错鉴定，行为过错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鉴定结论是一种证据，法院和当事人应当加以审查和质证，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证，同时应该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最高院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和诉讼制度良好地接轨，确保鉴定的公正和权威，以更好地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注释】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P73)
[2]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410)
[3]沈达明.英美证据法[M].中信出版社（P93）
[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调查报告.人民司法[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