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3: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提高农民和职工收入是富民工程的根本，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提高农民和职工收入的设计报告》，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切合了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问题，此项选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对该项设计的评价也是很重要的，设计方案必须科学、合理、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可行性、可操作性强，才能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富民强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下面，我对此项设计的评价如下：一、该设计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详实方案
该设计方案是在《关于提高滨湖区农民和职工收入的调查报告》基础上分析、总结得出的。调查报告根据当前农民和职工收入的现状、国家对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等方面，在周密调研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产生了比较详实的材料。在滨湖区各镇农村中广泛开展调查活动，主要采取了发放问卷、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在调查的方法上由点到面，既从宏观上分析了滨湖区农民和职工收入的大致情况，又召开了座谈会个别听取意见，从微观上分析了各类从业人员的收入现状及影响收入的主要原因。因此，撰写者所写的调查材料思路清晰，客观公正，比较全面，对下一步设计方案的写作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具体来看，撰写者在调查、收集资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形成了非常翔实的数据资料，并经过理性分析和归纳整理，有理有据，通过纵向、横向的比较，得出了比较正确的调查结论：滨湖区现阶段农民和职工收入稳步增长，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收入渠道日趋多元化，人均收入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另外，调查报告也指出了我区农民及职工收入现状中存在的几个方面的差距以及影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得比较周密到位，符合我区实际情况。因此，本人认为该调查结论是正确的、可信的，使设计方案有了明确的目标，为《关于提高农民和职工收入的设计报告》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设计方案是在调查的基础之上而成的，对调查报告的评价只做简单的梳理，不做更多的评价。
二、对设计方案的评价
该设计方案，在周密细致的调查基础上，从滨湖区农民和职工收入现状出发，明确了主要目的，并遵循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该设计方案理由充足、依据可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关于设计方案可行性的分析：该设计目标明确、思路清晰，逻辑性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目标定位明确合理，且根据从业人员的不同分层次、分类型地提出目标。二是滨湖区农民和职工收入的基数不低，近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加上领导重视，农民和职工收入增长具有了外部条件和思想基础。三是该方案提出的各项措施有重点、有分层次，分别从思想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弱势群体、投资渠道等各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比较全面中肯。四是适应了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关于设计方案创新性的分析：增加农民和职工收入，这是一个了老问题，但从它的重要性来讲，应该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该设计方案跳出了讲增收就提加大政府投入的框框，而从宏观的角度，就当前的热点问题出发，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收机制的建立等方面来提出设计。微观上撰写者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和居民投资渠道以及劳动者的素质，在设计的角度上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
三、改进设计方案的几点建议
《关于提高农民和职工收入的设计报告》总体上来说是好的，符合我区实情、内容丰富、措施得当，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本人认为，如果可以按照以下内容进行改进，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明确实施农民和职工增收的对策取向
该设计报告通篇谈了提高收入的对策建议，细化量化的建议措施很多，但缺乏大局性目标性的定位。建议在提出具体措施前界定一下我区农民职工增收的目标对策取向。可以以“保低”、“扩中”“促高”为基本取向，定位不同收入阶层的发展方向。
“保低”：实施富民工程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主要包括老弱病残、劳动能力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农民，以及面广量大的纯农户等。对这些最低收入阶层的弱势群体，要给予重点关注。消除绝对贫困，确保其最低生活保障，并创造条件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
“扩中”：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我区实施富民工程重要目标是培育出稳定的中产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良性社会结构，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加强引导和督促，切实提高职工收入水平。
“促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精英阶层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尽管在分配领域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避免和防止过度的贫富分化。但在发展领域中，要充分激发各类人的创业动力，使其成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不断提升高收入阶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不断提升高收入阶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在此对策取向的基础上再提出各项措施建议，设计的思路会更清晰、目标更明确，各项措施也会更有针对性。
关键词:人力资本;农民增收;对策
一、导言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如韩长赋(1999)、陈锡文(2002)、林毅夫(2002)、危朝安(2006)等人均把新阶段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农民增收的问题,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也涌现出大量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文献。
通过梳理,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制度障碍(包括农业赋税、农民就业歧视、定价歧视、户籍制度等);产业差别(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人力资本差别(农民的文化素质、迁徙能力、健康程度等)。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邵宗明等(2000)利用全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对农民收人的影响非常大;并指出,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国家统计局);周其仁(2002)则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得出影响产权界定明晰的一系列制度因素越来越阻碍农民增收;林毅夫(2002)认为,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陈锡文(2002)认为,驱除制度障碍是解决农民就业的关键战略,是农民增收的保障;危朝安(2006)从完善农村建设,加快农业投资调整,提高农民积极性,切实推进农民增收机制等方面提高农民收入。
虽然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从人力资本方面去研究农民收入还显得不够,本文对此进行研究。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揭示农民增收才最具解释力,人力资本差别是造成安徽省农民收入难以提升的关键因素,是安徽省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所以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写安徽省农民增收的对策,本文将就此加以论述。
二、安徽省农民收入的现状
据统计,2008年安徽省农民全年纯收入达4202.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737.8元,占41.4%;家庭经营纯收入2114.2元,第一产业纯收入1748.6元,占82.7%;第二产业纯收入115元,占5.44%;第三产业纯收入250.6元,占11.9%,第一产业――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而需要投入人力资本的第二、三产业占收入的比例很低。
从安徽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不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见表1)。
通过比较很容易看出,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进一步拉大,并和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又一次拉大。我们应当察觉到农村潜在的危机,此种趋势若是扩大下去,低收人群体的承受能力可能达到极限,一旦爆发,势必影响社会稳定。“牵牛要牵牛鼻子”,我们一定要找到农民增收难的内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而教育、培训、迁移,健康的投资都与农民增收成正相关关系,当这些资本存量不足时,将搁浅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三、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通过教育培训、迁移和健康保健三种途径,人力资本差异也是通过农民的文化素质、迁徙能力、健康程度突显出来。以下就这此来分别讨论当前安徽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农村教育、培训投资
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指标。从安徽省农村地区来看,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二是技术教育发展缓慢,职业技能培训缺乏。据2008年安徽统计局相关调查:安徽省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总体变化不大,文化程度依然不高,仍以初中文化为主,占整个转移劳动力的71.2%,文盲、半文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8.7%,初中文化程度占70%,高中文化程度占5.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达到28万人,占2.5%,绝大分劳动力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网站)。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差,直接影响农民理解、学习、采用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进行结构调整的能力、家庭经营的能力和外出打工的能力,而这些都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二)迁移投资
迁移投资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途径之一。但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快,安徽省农业人口的比例几乎没变。2008年安徽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达到1125万人,占整个乡村劳动力的27.4%,安徽省劳动力转移速度低于中部平均水平33.7%(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网站)。要在2020年达到农民人均收入10000元的小康水平,不跳出农业,提高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实在是难上加难。
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伴随经济发展的持续过程,通过两种在时空上并存的形式最终实现:一种形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另一种是地域转移,即向城市转移。要顺利实现产业转移,产业资本应与人力资本相匹配。即随着产业资本技术含量的增加,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也应相应提高。据皖统计信息网2008年调查报告:安徽省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就业选择范围狭小。从调查看,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限制了转移就业的空间,行业选择范围狭小。农民自身文化水平阻滞了他们进入技术含量高,知识水平要求高,收益高的行业。因此,对迁移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其从事非农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三)健康投资
健康资本特指的是人的体能、精力、健康状况与寿命长短,它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与收益率,然而这一点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健康存量指的是人口的身体状况或身体素质。健康存量的增加,意味着“生病时间”的减少和“健康时间”的增加,使得劳动人口参加劳动的时间增加,从而有利于产出的增加,个人收入也随之增加。健康存量的增加既能赋予劳动者脱离贫困所需要的资产,又能赋予他们免受身体之苦的直接福利收益,它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目前安徽省农村医疗保健条件和设施都还相当落后,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也严重不足,影响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在卫生方面,安徽农村居民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0%,县、乡医院、卫生院不仅病床、辐射面小、且医疗设施设备远落后于城市,医生的平均职称也低于城市;农村部分地区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健康意识淡薄,约90%的农民治病前先考虑费用,而且对一些疾病的认识模糊。
四、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农民增收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既然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目前安徽省的各地区差距中,农村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和农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最快,毫无疑问,导致这种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资本的差距。因此我们要从教育投资、职工培训、保健投资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着手,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农民增收。
(一)从源头抓起,务实农村基础教育
从源头抓起,从小学教育抓起,因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其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整体素质的高低,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利用状况。目前,安徽省6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只有10%的学校在农村,农村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8.07年,可见,基础教育是安徽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股内在动力。
作为政府,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改善农村教育设施,提高教师待遇,同时在政策上要调动社会各方面投资办学的积极性,扭转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局面,因为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性投资;作为家长、教师,时刻关注学生的动态,要敢于投资,善于投资,即使较高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也值得为后代负责一次。这需要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向农村注入人力资本
相对于基础教育而言,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更为重要的途径。中国农村的职业教育薄弱。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当中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相当低,差距很大。据资料表明,调查前一年内参加培训的比例,芬兰为46%(1990),美国为38%(1991),瑞士为38%(1993),挪威为37%(1991),瑞典为36%(1993),加拿大为30%(1991),法国为27%(1992),德国为27%(1991)(何振国,2005)。
舒尔茨认为,农民的文化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受过教育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其产出和收入要比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高很多。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接受过培训的家庭与未接受培训的家庭相比,人均收入相差331.90元,劳动力平均收入相差812.72元。未接受培训的农民因缺乏技术的引导和支撑,经营意识比较陈旧、落后,在开展家庭多种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受到了较大限制;未受过培训的家庭的收入来源明显偏重于种植业和务工,两项占其家庭总收入的66%;而受过培训的家庭种植业和务工的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为57.71%(刘玉来,2003)。这说明受过培训的家庭文化素质较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更高,更具有就业开拓能力,注重在服务业、家庭企业等领域创收,这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成功转移,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的现状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制约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根据安徽省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措施。与高等院校鉴定人才培养合约,个人与集体共同出资,学校负责培养,学成后回乡建设家园;继续鼓励实施大学生下乡的政策,把大学生的知识和本土村官的经验结合,实属完美组合;继续拓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去县域服务不同的部门。
(三)加大健康投资,进一步改善农村的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首先,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切实解决政府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其次,政府要加强对农村药品和医疗机构的监管;再次,鼓励医师护士下乡服务;最后,增加对农村防疫防病、健康教育的投资及卫生知识的普及,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减小农民的医疗支出。总之,加大健康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与收益率。
总之,人力资本是保证我省农民增收、优化农民意识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外部环境,那么,剩下的事情,放手让农民自己去做。政府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不如放手,相信他们可以发展得更好,相信中国农民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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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这位“老商业”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在2002年春节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张部长（人们已经习惯使用这种亲切的称谓来称呼他，我们也就顺理遵从这样的叫法）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
工作像上台阶――一步一脚印 做到脚踏实地
研究如潜海底――深入最基层 力争有的放矢
张世尧1932年初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店员家庭。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中学高中商科和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1951年被国家分配到中央贸易部任办事员。1952年体制调整，内贸与外贸分开，中央贸易部被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张世尧被分到商业部工作。他担任过科长、处长、局长，1987年任商业部副部长。用熟悉张世尧的人的话说：张部长是个“台阶式”的干部，既没有任何“背景”，也没坐过“直升机”和“火箭”，而是从部机关最底层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然而，张世尧也从来没有因为工作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惯有的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相反地，他的职位越高，他越是注重同广大商业职工和周围同志的密切联系，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在商业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中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
1988年，正值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城乡市场虽然很兴旺，却十分不稳定。各地程度不同地出现抢购，市场波动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概括起来有四大问题：一是紧，商品供应紧缺面进一步扩大，供求矛盾突出；二是涨，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群众实际收入下降；三是乱，流通领域秩序混乱，乱涨价，变相涨价，多头抢购，哄抬物价，转手倒卖，投机倒把等现象非常突出；四是抢，商品抢购风不断出现，带动了通货膨胀和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使消费者产生紧张甚至恐慌心理。面对这些问题，刚刚担任商业部副部长不久的张世尧带领部里有关部门同志深入商业第一线，查问题，找原因，正确估计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的市场趋势，提出了“统一思想认识、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增加有效供给、稳定市场大局”的指导方针，并制定出加强农副产品收购、扩大工业品下乡、确保大中城市节日供应、改进商品管理、稳定市场物价、利用国际市场为国内市场服务以及全面深化商业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新秩序等8项措施，受到领导和多方面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作下，使被动局面很快得到控制。
张世尧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只要部里没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张世尧便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亲自动嘴动手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同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会议讲话，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对商业系统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1991年9月间，张世尧同商业部的几位同志深入我国西南地区了解情况，并对重庆市国营零售企业试行的“四放开”改革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撰写出《对重庆市商业“四放开”改革情况的调查报告》，将当地一些成功的做法加以归纳总结，报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在重庆召开了现场会，并部署在全国商业系统推广，对当时全国商业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90年代初期，在我国整个商品流通领域中，国营商业批发的问题最为突出，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亏损和濒临亏损的国营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对于搞活商品流通，促进经济顺畅运行十分不利。张世尧和部里几名同志对上海、天津等地经营工业品的国有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国营大中型批发企业出现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家深化体制改革，流通领域出现了多渠道批发和工业自销、工商联营、厂销直挂等多种流通渠道和多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因为政策体制变化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批发企业自身转轨变型严重滞后，内部机制远不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当时张世尧就明确提出国营批发企业的改革“必须动大手术”，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革、改造和重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商业批发企业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以部名义先后召开十大城市―商局局长座谈会进行座谈交流和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讨论部署如何重新构造工业品批发体制框架，重新组建新型的日用工业品批发体系等工作，对此，各有关部门反响强烈，多家新闻媒体争相刊发上述报告和会议精神。
张世尧还十分重视市场信息工作，并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市场预测的“四化”（经常化、网络化、规范化、电脑化）标准和“四性”（灵活性、及时性、准确性、理论性）的要求，当时在商业部建立的商业信息中心和全国市场监测预测系统倍受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推崇。
肩负历史重任――参政更议政 反映实际问题
甘做百姓“喉舌”――心中装农民 关切农村经济
张世尧自1993年起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每次的政协会上，他张口闭口都是谈城乡市场和商业改革与发展。在一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对10年商业改革成果及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0年改革给商业体制带来的5大变化（社会商业结构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商品购销体制由统购包销向多种购销形式发展，企业运行机制由政府附属物向自主经营的实体发展，供销合作社改革由官办向民办发展，商业行政管理体制由微观直接管理向宏观间接管理发展），并提出市场机制不健全，批发渠道乱、环节多，企业改革不够深化等问题，使与会者颇感耳目一新。
在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组全体会议上，张世尧发表了题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六点意见》的专题发言，对国务院提出的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10条措施做了有效的补充，在会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在2001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张世尧专门就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提出了八条建议，他原本是作为书面发言递送给会议秘书处，因会议领导认为这个发言稿主题突出、针对性强，指定张世尧在大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政协委员的重视及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用张世尧自己的话说：“参政议政是人民赋予我的神圣的权利。不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参议出来的东西也都是些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近年来，张世尧针对国家经济全局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参政议政的重点也有所转移，把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的问题常挂在心上，并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致力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和农村市场的研究，为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奔走、呼吁。张世尧常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分息息相关。如果解决不好，会影响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他认为：当前开拓农村市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手里缺少钱。近些年，农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增幅大大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以来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农民手里缺钱，有消费欲望但缺少购买力。另一方面，很多重要农副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尽管国内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总量不断增加，但优质品种少，结构矛盾突出，销售不畅，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出现相对的阶段性过剩。农产品“卖难”，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而且还影响农民对生产的再投入；而再生产能力减弱，又影响到农民增收，不少地方已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张世尧通过多次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开拓和搞活农村市场的思路和具体建议，并向全国政协报送了提案。他提出了对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开辟农民增产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鼓励城市的工业企业、流通企业下乡，积极参与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和中介组织；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步伐等7项措施的建议。同时指出：“要努力实现从单纯就农业抓农业转向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和增收领域；从单纯抓传统农业转向大力发展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提高农产品转化水平；从小区域的自给自足转向调整农产品区域结构，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从单纯追求农产品数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样化、优质化农产品生产；从粗放经营转向科技兴农、集约化经营”的5个转向的建议。并强调要大力发展农村的“产、加、销、农、工、商” 一体化经营，把农民从单纯的种植业引向工业领域、流通领域，引向二、三产业，对农业结构、农村经济、农民收入进行一次领域更广阔、层次更深入、内涵更丰富的全方位调整，从各方面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要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提高农产品加工的综合利用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实现货畅其流。张世尧这些建议的提出，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加快调整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搞活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指出了方向。
搞研究重实效――突出一主题 把握三个重点
抓建设促服务――做好双加强 贯彻两个结合
采访中我们发现：张世尧同志思路敏捷、谈吐有序，大有长者之风；他为人谦和、待人热情。一些记者感到不大明确的问题，经他稍加解释，一切问题都便不成问题了。
当记者问：“您作为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长期从事商业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您认为有那些动力？”他说：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商品流通工作。近两年李岚清副总理多次强调发展现代流通的重要意义，指出“流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发展现代流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要“把发展现代流通作为21世纪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研究商业经济是学会的重要工作，甚至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在最近学会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我就学会自身建设问题强调了两点：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对商业经济的研究要拓宽范围，要注意搞好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结合。学术理论研究要更好地面向全社会，面向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面向各种所有制的商业企业，也应面向各种所有制的生产企业。有人认为商业就是商业，我认为还应该包括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各种企业。从工业来讲，所谓“厂商”它本身有商业行为。农业也一样，商品性生产占极大比重，特别是中央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我理解，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又是农民又是工人、又是农民又是商人，即所谓农工商一体化和产供销一体化。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据说在一亿以上。搞产业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导农民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向各地销售；要引导农业按市场需求生产，同时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所谓市场，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外市场。所谓一体化，也应包括服务领域，如仓储、运输和各种生活服务的一体化等等。所以我主张要把学会的视野拓宽，把我们工作的对象、服务的领域拓宽。我始终认为商经学会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经学会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再进一步说，除了生产领域外，我们还要面向更广阔的消费领域。商经学会的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应该是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既要了解消费情况，了解消费需求，又要引导消费，刺激消费，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为主的既定方针。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继续贯彻两个‘三结合’，即‘老中青三结合’和‘行政、企业、科研院所三结合’。中国商经学会的工作重点要从省、市、自治区向中心城市开拓，向广大基层企业和广大生产者、消费者开拓，促使学会工作更贴近第一线”。
在谈到2002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的工作重点时，张世尧说，概括起来就是要抓好 “一个主题、三个重点”的研究。
一个主题就是要集中研究新世纪商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在这个总题目下当前要抓好三个重点问题的研究：
（一）对商业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主要针对社会上存在的轻视流通、轻视商业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轻商思想。当前需要研究和澄清的主要是商业劳动是不是创造价值？对此问题，社会上认识并不一致。很多人长期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创造价值，商业是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对此，要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研究和对待。过去在重农经济时期商业没地位。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商业的地位也不行。但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要重新认识商业，首先观念上要有转变，理论上要有创新。
（二）要研究如何发展现代流通。最近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市长会议上的讲话专门讲了一段发展现代流通问题。张世尧说“我个人认为，研究现代流通，首先要研究体制，包括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同时再研究发展思路、发展战略以及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业态等问题。为什么要先研究体制？因为20多年前搞流通改革就是从商业体制改革入手的。商业改革起步比较早，起点比较高，收效比较快，成效比较显著。但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建立和完善新的机制，没有紧紧跟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散’了，一个问题是‘乱’了。‘散’了，表现在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两方面，例如外贸与内贸就不能及时解决长期分割的问题，无论是行政或企业，内外贸都自成体系；就是内贸本身包括市场调控也有‘散’的问题。至于地方上出现的所谓地区封锁、部门分割、行业垄断更是普通存在”。他认为，研究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对行政体制和企业体制同时进行研究，并且要同步进行改革。发展现代流通，首先要研究体制，在此基础上再研究组织形式和经营业态以及现代化营销技术、现代化企业管理。所谓“乱”了，是指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相当混乱的问题，查其原因，与体制上的“散”也有直接关系。当然，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一样，流通改革和流通的现代化，首先都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
关键词：祁山镇;农经统计;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3-23-02
农经统计是农村经营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现实农村经济情况的数据，并通过统计指标体系来反映这些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以及相互的依存关系，以揭示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与问题。祁门县祁山镇农经站承担该镇16个行政村和1镇的农经统计任务，由于在认识、资金和培训等方面的诸多原因，该镇农经统计工作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
1 存在的问题
1.1 对该项工作的认识不到位 该镇部分领导认为农经统计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既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还消耗众多人力资源，经常缩减或拖欠农经统计工作办公经费，影响统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镇农经站部分统计员也没有养成按时统计和报表的良好习惯，存在向村一级要数据的“等、靠、要”思想;而村里很多很多统计数据靠村委主任和文书估报，严重影响了农经统计数据的质量。
1.2 镇、村农经统计员全部兼职，工作任务繁重 该镇有16个行政村，5 885户农户，农业人口20 631人。该镇每年农经统计的基本工作有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季报、半年报、全年预测、年报、农户收入典型调查，而镇农经站农经员才7人，既要承担全镇农村承包合同、农民负担和农村“三资”三大管理任务，又要做好镇包村组等中心工作，还要完成全镇繁重的农经统计任务，工作既多又杂。而村里统计员大多由工作繁忙的村文书兼职，无法专心做好统计工作。
1.3 农经统计难度大 由于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各项统计数据不能做到按实收实支填报，而常常靠抽样调查及推算结合统计数据，存在一定误差。当前农户收入来源多，农业人口流动量大，农产品销售门路广，要做到较准确统计很困难。而部分农经统计指标是影响镇党委政府考核业绩的重要依据，受行政干预，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1.4 镇农经统计办公自动化水平低，统计方法简单 有些行政村没有办公电脑，镇农经站电脑也很少，存在着几个人共用电脑的现象，并且其配置十分简单，有些还没有联网，镇、村农经统计落后的办公条件，给该项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另外，该镇单一机械的统计方法也是影响农经统计工作的主要因素，该镇大多采用单一的全面调查辅以简单抽样，方法简单，造成统计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1.5 农经统计范围广，台账不完整 农经统计是各项专业经济统计中最庞大的一个统计体系，统计范围广，涉及千家万户农民家庭。报表内容多，有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及负担情况统计等13套报表，做好台帐工作十分重要。但镇、村农经统计台账不全、不实、不细，有的缺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登记表，有的固定资产有账实无，有的只是农户家庭经营总收入，缺少家庭经营分类账。
1.6 只注重统计报表，缺少农经分析资料 在农经调查统计过程中，只注重填写统计表格，把表格填报平衡就上报交差。不去调查分析，撰写有建设性的统计调查报告，不能很好的为镇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7 农经统计培训少，统计员素质低 近年来，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该镇一直没开展农经培训工作，上级主管部门也没对该镇、村农经统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镇、村农经统计员认为单位领导不重视，也无心学习和钻研本职工作，业务素质普遍偏低，工作责任心不强，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导致报表数据质量差，记账出错现象时有发生。
2 建议
2.1 高度重视农经统计工作 农经统计工作是镇党委政府了解和把握全镇农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及时制定相应对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镇、村各级领导要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该项工作，为农经统计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且对农经统计员进行适当的补助和（下转39页）（上接23页）奖励，提高他们工作积极性。
2.2 开展农经统计培训工作 农经统计工作是一门技术性强的工作，应及时足额拨付相关经费，开展农经统计培训工作。镇政府在做好自己本级的统计培训工作同时，要加强对村一级的农经统计人员的培训，使村级农经统计人员熟悉指标体系和指标口径，掌握数据的采集和填报方法，提高基层农经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2.3 建立奖惩制度 建立农经统计数据记录、质量检查和问责制度，镇政府要加强对镇、村两级农经统计数据审核，确保数据来源的真实可靠和合理性。一旦出现差错就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惩罚，对每年农经统计优秀的村和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2.4 完善农经统计台账 通过在每个行政村按好、中、差随机选取农经统计家庭记账户，让农户记好家庭每日收支帐，准确把握农户家庭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同时按照农户家庭经营、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等建立门类齐全的农经统计账户，健全外出农民务工档案，完善镇农村“三资”台账，规范管理农村资产。
2.5 提高办事效率 加大对行政村和镇农经站投入，购置必要的办公电脑，购置农经统计软件，实行农经统计自动化、信息化。同时对镇、村统计人员进行电脑知识培训，帮助他们熟练操作电脑，上传下达农经统计数据和报表。
2.6 调查研究把握农村经济运行趋势 通过开展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行情、农产品及乡村企业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调查，为准确预测农民收入状况提供依据。深入调研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情况、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及农民现在的负担状况，全面把握全镇农村经济总体运行趋势。
2.7 加强《统计法》宣传做好依法统计工作 通过电视、讲座等多种形式，加强《统计法》学习和宣传，特别是镇、村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提高认识。基层农经统计人员不仅要知晓《统计法》法律法规，还要在村组、企业和学校等地宣传，使广大农民理解、配合和支持农经统计工作。
【关键词】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就业。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且作为新崛起经济发展中的中国。受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被迫倒闭、歇业、限产或外迁，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因此而失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农民工失业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问题不容忽视，它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不可低估，如何安置返乡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引发农民工大量返乡的原因分析。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着大量农民工群体，他们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据有关资料显示，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产业特点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出口为导向，用工需求和国际经济周期有很大关系。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受到严重打击的是沿海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农民工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最先受损的庞大群体，被迫失业走上返乡回家之路。具体分析有如下原因。
（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萎缩。
金融危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使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慢。金融危机在使全球经济下滑的同时，也使失业成为全球的突出问题。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失业人口增加，消费大幅消减使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其突出表现：一是外贸出口下降。2008年11月我国外贸出口首次出现2.2%的负增长，12月外贸出口1111.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二是企业外贸订单减少。相关研究表明，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每放慢1个百分点，将导致制造业中的23万人失业，这还不包括制造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如来自房地产等行业的失业。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订单量持续萎缩，不可避免地会使企业减少用工量。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年GDP为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2008年四季度GDP增速仅为6.8%。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失去外部需求的支撑，经济增速下降，使我国就业市场急速下滑，农民工就业遭遇困境。
（二）外部需求萎缩使我国生产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力军。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然而，2008年以来，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经营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部分中小企业受外部需求萎缩的挤压而破产倒闭，尤其是外向型经济规模较大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反应明显。有些企业虽然没有裁员，但职工在放长假、等订单，实际上处于亚失业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行业正在从纺织服装、电子制造等加工贸易型蔓延到房地产、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行业。企业经营困境使其用工需求减少，裁员和职工待岗歇业现象逐步增多，就业市场容量一再收紧，失业成为部分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三）企业经营困境造成农民工失业。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和企业经营困境。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建筑、纺织、服装等农民工集中的企业，早早开始“节衣缩食”而限产或停产，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就业岗位减少，因其用工替代性强、技术要求不高，是农民工最集中的行业，因而农民工成为受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群体。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指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市，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国内出口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企业停产及倒闭令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返乡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
二、返乡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金融危机在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之带来的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视并且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农民工返乡并未像所想像那样能够完全在家乡找到自己的适合工作和岗位，由于当地产业结构和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在回乡就业农民工中存在有以下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我国农业经济的现状是不能容纳这样多劳动力同时就业。本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有着较高的收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地农业发展并不需要这样多的劳动力同时就业。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省中，如四川、贵州、甘肃等，往往都是平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方，本来农业的就业压力就很大，现在又面临着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就业的现状，未实现就业再就业的劳动力比重更大，农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压力加大。
（二）农民收入增长受到较大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农民进城务工更是我国现阶段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农民收入来源不外乎三部分：一是以打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接近40%,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大量农民工失业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抑制农村消费，使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200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困难加剧、部分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显然，中央已经认识到农民大量失业的严重性、期望以稳定农民工就业、扶持返乡创业来增加农民收入。
（三）土地纠纷明显增多。
据有关数据，我国户籍在册的农民数量大约有9.5亿，但是其中有2.1亿左右的人口常年在外打工，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这样就存在一个现状，他们名下的土地就存在有荒芜，无人种植的现状。有些农村进行了私下的土地流转，将原有的土地以常年出租的形式转让给别人，而农民仅仅获得一少部分地租。这种私下的土地流转形式在大量农民工可以在外有稳定收入是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甚至成为了农民工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也要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就业渠道时，这一问题就开始凸显了出来。这些农民工回到农村后，由于原有土地被征用或已流转给他人而无地可耕，面临城乡双重失业问题。因生计所迫，失业返乡农民工纷纷索要承包土地，农地纠纷开始凸显。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四）社会治安出现新的问题。
总体上讲，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勤劳朴实，遵纪守法，但极个别农民工失业后，其收入来源少，情绪不稳定，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在返乡潮中，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很大。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仅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因失业而中断外出务工收入来源，相当一部分家庭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贫困。如果他们长期失业，经济状况得不到改观，便会对农村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相较于中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是：返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如果城里不能就业，他们长期窝在乡村，就会无所事事。农村赌博之风盛行，他们就会加入赌博的队伍中去，损害社会稳定是不容置疑的。
三、几点建议。
目前，农民工返乡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当他们生活有所依靠的时候，生活稳定时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里提几条主要对策。
（一）要充分认识返乡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性。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政治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时，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当宏观经济形势恶化时，最先遭受打击的是农民工，大量农民工被迫回到农村。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和农民而言是不公平的。
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是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必须落实好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措施，促进社会和谐。当前来讲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使返乡农民工尽快就业。政府关心农民的疾苦，首先关心他们的就业，只有稳定的就业，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需求矛盾、农民收入与支出的矛盾，才能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的重大意义，积极寻找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二）争取更多投资项目、发展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
在解决原有农业发展的同时，还应该积极的拓展路径，使得在外打工多年，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更快更好地就业。一是要狠抓招商引资。要在大招商中招大商，同时也要注意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为增加就业岗位作贡献。二是要狠抓立项争资。要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力争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国家计划，使重点建设项目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除此之外，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中小企业，是国际社会解决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措施，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很大。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其就业吸纳能力。比如餐饮旅店业、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业、家政服务业等都能成为农民工的重要就业渠道。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比较适合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
（三）加强职业培训，以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
能力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来抓。一方面，仍然要突出抓好劳务输出。要着力加强县、乡劳动保障服务机构与劳务输出基地建设，打造劳务品牌，积极开展与大中城市的劳务合作，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同时，要经常举办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免费提供政策法规咨询、职业供求信息和岗位援助等就业服务。
对家庭困难的返乡农民工提供“一对一”帮扶，开展“送岗位”活动。另一方面，要安排专项资金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技能，特别是培训高级技工人员，以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超级秘书网
（四）扶持返乡农民自主创业，以增加就业岗位。
政府要营造鼓励农民工创业的舆论环境，坚持“谁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多，谁的贡献就大”的舆论导向。同时要争取农业银行把网点延伸到农村，政府要建立小型企业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切实解决返乡农民工“贷款难”的问题。
除此之外，要尽可能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方便，要降低就业门槛和税费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办企业的农民工，要放水养鱼，以保护他们创业的积极性。
返乡农民工就业是一项极为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形成合力，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等就业的制度。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不能把农民当成负担，应从调整城市化、工业化布局出发。清理一切利于农民工城乡流动就业的制度障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但越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越要善待农民工，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感受到自己没有被抛弃，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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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家电下乡,渠道建设,海尔网格化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家电下乡对家电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据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的消息，截止2010年6月，全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593.1万台，实现销售额134.6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倍和1.5倍。但同时家电下乡更是一次挑战。我国农村市场地域广阔，居民分布散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是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市场网络、配送能力以及服务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考验。根据苏宁电器的《2009中国农村家电消费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农村消费者对于现有的渠道表现出了极大的无奈和购买担忧，对渠道的不信任感明显。家电下乡企业该如何加强自身的渠道建设，健全农村家电市场网络成为家电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海尔集团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带动下，“家电下乡”产品在农村市场的销售增长迅速，2008年的同比增速是50%，2009年的同比增速已超过53%，弥补了出口市场的下滑。冰箱作为海尔比较强势的品类，每月在农村市场的销量就达到了80万台。截止2010年6月，海尔在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量最大中排名第一。与其它企业相比，海尔依托家电下乡政策，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在渠道建设方面的创新研究---网格化建设模式。鉴于此，本研究对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进行深入剖析，以便理清可供其它企业借鉴的农村家电渠道构建的基本模式，并将其在理论上进行有效地拓展。本文的主要思路是：首先对我国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滞后的原因进行分析，其次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海尔农村家电市场的网格化建设模式，最后对该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及推广。
二、我国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滞后的原因分析
国家推广家电下乡政策不仅仅是给一些财政支持，一“补”了之。而是希望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我国农村家电市场的渠道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而家电下乡企业要加强渠道建设，只有对渠道建设滞后的原因进行深刻分析，才能进一步明确渠道建设方向。具体来说，我国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滞后的原因如下：
其一，农民收入相对城市居民较低，购买力不足。农民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追加的生产费用，用于农民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剩下的较少部分才作为生活消费。此外，农民的消费心理与行为有其独特性，农民的后顾心理比城市居民更强烈，比如担心养老、看病等问题。因此，农民对家电产品的消费心理偏于谨慎，消费行为较保守。
其二，农村消费环境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家电的使用环境特殊，比如电压不稳、雷电、潮湿、信号差等。农村消费环境差致使家电消费存在“潜力大、容量小”的问题。一般的家用电器均需与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
其三，农村家电市场终端销售网络不健全。因为农村市场的家电产品售点远离城市生产基地，地域分布广阔且分散，所以生产企业一般不能直接服务乡镇的零售终端，而是通过经销商来分销，产品流通模式单一。此外，农村市场客户订单零散，距离比较远，因此物流配送成本较高。
其四，农村市场家电产品的供需不平衡。许多家电下乡企业由于对广阔的农村市场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仅以简单的销售方式进入农村市场，企业的产品结构难以适应农村消费者要求，加之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不够，所以无法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农民无法购买到满意的家电，产品货源不足、品种单一、种类不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购买需求。
其五，农村市场的售后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日益凸显，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家电市场的渠道建设滞后问题。2009年12月3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报告显示，家电下乡产品得到广大农村消费者普遍认可。然而，由于部分企业的售后服务严重滞后于产品推广，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家电下乡销售快，售后服务跟进慢”现象，农民普遍反映农村家电维修网点少、维修费用高、维修人员技术水平低、维修条件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
三、海尔农村家电市场的网格化建设模式研究
（一）网格化建设的背景及内涵
1、网格化建设的背景
通过以上对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滞后的原因分析可见，家电下乡企业只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渠道体系构建方案，才能有效地解决“三高一低”的难题，即高营销成本、高物流成本、高服务成本和低回报，从而建立竞争优势。海尔集团也曾面临海尔产品在农村市场的进货渠道混乱、产品窜货乱价等现象，并且这些市场无序行为损害了客户的利益，降低了海尔在用户中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为了克服这些企业发展困境，海尔集团及时地推出了农村市场的网格化建设模式，并通过县镇村三级网络迅速地深入到农村市场。
2、网格化建设的内涵
海尔农村市场网格化建设以创造第一的客户满意度，实现客户利益的最大化，创造第一的用户满意度，创造第一的市场份额，同时最终形成品牌的第一竞争力作为对自己的定位。
网格化建设的内涵即经家电企业授权，对市场进行区域化管理，按市场容量和目标份额确定家电企业在市场的销售目标，根据销售目标选择合适的渠道和平台商，通过严格的市场规范，确保家电企业市场份额最大化，从而实现客户满意度与用户满意度的最大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内涵：①网格化建设是将渠道根据农村家电市场特点划分为有序的、最快到达用户手中的、端到端的货物流通平台，依据性质划分为到店的零售平台、到区域的理货平台，实现对客户的货物流通构架网，以确保海尔价格营销体系的规范运作，实现海尔份额的最大化（如图1所示）；②网格化建设要求以“终端用户、市场份额第一”为导向，制定出适合于平台商和零售商的资源配置平台；③网格化建设以最小的零售单位划分网格，以最大化的中心单位划分区域，根据市场容量规划目标，实现一个出口多个端口的市场体系，实现用户第一满意度，进而达到海尔与平台商利益双赢。
图1网格化建设图示
（二）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
海尔通过在农村市场的网格化建设模式，搭建了营销网、服务网和物流网的三位一体的网络体系。
图2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图
1、海尔三位一体的网络体系
如图2所示，“深入到村”的营销网络体系主要指：海尔在农村市场建立了以县网为核心的营销网络，以县辐射到乡镇，通过乡镇辐射到村，建立了村级联络站，并设立联络员直接销售到村，使农民不用出村就可以买到海尔产品和享受到海尔服务，同时农民的需求可以及时反馈到企业，研发出满足农民需求的产品。“送货到家”的物流网络体系是指：一级配送中心实现了产品从工厂到客户，做到定时、定人、定线；二级配送中心实现了产品从客户到用户。目前，海尔在全国建立了44个物流中心，建立了到镇、到村的配送体系，实现一日一配，24小时内送达，并且能够根据农民的需要及时配送到位。“服务到户”的服务网络体系：42家技术服务中心（对服务人员进行实战培训；提供技术支持），1000多家星级服务中心（用户互动、增值服务创感动中心），5000多家特约服务商（星级服务中心力量的补充，为用户提供规范专业的服务），实现了服务到户的服务网络体系。此外，为方便与全国各地的用户沟通，海尔在全国开通了统一的服务电话（4006999999），对用户的需求在24小时内做到响应到位。
三位一体的网络体系使更多的农民购买到性价比高、服务有保障的名牌家电产品。更重要的是维护了海尔客户的利益，避免了海尔产品进货渠道混乱、窜货乱价现象严重等市场无序行为，维持了市场稳定，促进了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海尔通过网格化建设，也实现了自身的市场份额最大化，并且使企业更加贴近用户、贴近市场。
2、网格化建设模式的支撑点
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不仅是网络体系的搭建，而且还要有其构建的必要支撑点。如图2所示，①围绕“用户定单”的端到端的流程控制，可以实现端到端的单线货物流动控制，对市场进行有效地控价，从而最大程度发挥平台商和零售商的积极性。并做到人员管理和走访的端到端，实现到店的信息化取数考核。②政策保证。产品部到县的目标制订要有相应的产品政策支持。此外，产品部网格化目标与区域网格化目标要协同一致，避免各自有一套目标、一套政策，使渠道建设与产品目标政策一致且形成合力。③支持平台，主要包括售后平台、人力资源平台、市场控制平台、物流配送平台等。售后平台是指在一个网格内，至少有一个核心售后服务网点，每个县及大镇有一个核心授权网点，确保当天到位的服务半径。建店要符合海尔所规定的新建店标准，选址由客户线或产品线完成，售后负责建档资料、网点考核、呈报审批等工作。人力资源平台包括1个客户经理、产品代表团队、2-3个网格经营团队及N个终端销售人员，来负责网格化建设。市场控制平台，主要是为了实现市场有序经营和公平竞争，实现客户盈利发展，提高海尔品牌的整体竞争力。而海尔、专卖店和乡镇网点的三方网络协议的制定可以实现价格的有序化；实现供货渠道及价格的规范化、唯一化；实现海尔对网络的直接管理化；实现资源投入产出的最大化。窜货乱价处理规定可以加强海尔的市场控制力,提高客户经营海尔产品的信心,使市场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竞争,从而提高海尔的整体目标份额。物流配送平台的支持可以实现客户量少多批次配送要求，实现当天配送。同时由平台商提供伞下网络明细，鼓励平台商为伞下店储备充足的多样化货物。平台商和物流车队签订配送协议，由平台商作为第三方物流配送到位，50Km以外网络签订三方配送协议。
四、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的可行性分析及推广
（一）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推广的可行性分析
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可以用于其他企业实践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海尔作为国内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渠道及品牌影响力在农村市场的优势明显。随着家电下乡政策的不断深化,国内农村市场的潜力将被逐步挖掘。从前期家电下乡情况看,海尔已经占得先机,若今后能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家电下乡将成为海尔新的利润增长点。
其次，“创新驱动型”的海尔集团在农村市场中，通过网格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三位一体的营销网、物流网、服务网的网络体系成功地覆盖了广大的农村市场，实现了销售到村、送货到门、服务到户。海尔在农村市场渠道建设方面的创新研究—网格化建设模式，对于其它家电下乡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再次，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很好地弥补了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某些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实现了产品进货渠道的唯一性，杜绝了进货渠道混乱，产品窜货乱价等市场无序行为，维护了客户的利益，实现了企业与客户的双赢，而且网格化建设模式符合当前我国家电行业的发展实际。综上，网格化建设模式是一种开放农村家电市场的成功模式，值得其它家电企业借鉴。
（二）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的推广
1、确定渠道建设目标，并进行目标细分
企业在了解产品在该区域的发展现状基础上，首先要明确每个产品在每个县的市场目标份额、目标量及差异，及要开发的网络数量，确保产品在农村市场每个区域的份额最大化；其次将上述目标分解到县、到店、到产品、到日、到人，并转化为可信息化的日清考核，关闭差异。
2、基于网格内的平台商的管理
开发农村市场，特别是建立完善的乡镇网络，网格内平台商的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企业要发展良好的平台商，可以通过借力的形式，借助当地乡镇的资源优势建设乡镇渠道，开发零售商，从而达到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网格内平台商的选择原则是：在当地较有代表性的平台商、在同行及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服务意识强、愿意与企业共同发展；平台商的数量宜精不宜多，以保证平台商长期、稳定、合理的利润；最大覆盖原则，以每个平台商的覆盖能力进行区域划分，区域划分上无盲点、不重叠。
此外，企业根据总体的渠道建设目标和要求，结合区域特点和当地的市场容量，协助平台商制定合理的市场进度计划，并直接参与落实产品陈列、服务规范、市场操作方法等，切实地帮助平台商取得利润，从而与平台商建立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同时企业对平台商可建立动态考核淘汰机制，定期进行考核，改变单纯的量大返利政策，将市场质量和销量结合起来，考核与奖励平台商，既保证销售政策执行力，又能保证优秀平台商的利益。例如，A区平台商的考核指标如下：销量指标：（40%）；覆盖率指标（25%）；陈列指标（20%）；价格维护指标（10%）；窜货指标（5%）。奖励方法：月度得分达到90%以上的平台商，当月奖励。全年月度考核平均分90分以上者，年终另外奖励。
3、网络构建
企业应加强对规范的综合性零售网点的建设，推动高度分散的农村家电渠道的整合，从而使农村消费者真正买的舒心、用的放心。农村市场渠道的细分，以县为区域，以镇为单位，通过县镇村三级网络，逐渐做到从县市渗透到了乡镇和村庄。
在营销网建设方面，明确商和零售商的职责，以县为单位对农村市场的理货商与零售商重新进行规划，确定需要开发的乡镇网点数量，并指定专人进行营销网络的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渠道架构。海尔在农村建立的村级联络站，并不是为了卖产品，而是为了及时获取农村消费者的需求，联络员则是海尔设计农村产品的第一级信息员，因此海尔所有家电下乡产品都是适销对路的。此外，农民电器出现问题可以通知联络员，联络员在村广播上通知全体村民。海尔售后人员来到村中，可以一次性解决大家的问题，达到上门一户、服务全村的效果。村级联络站的诸多好处，值得其它企业学习和推广。
在物流网建设方面，针对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渠道普遍位于较为富裕的乡镇，相对偏远地区对于产品购买、物流配送安装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整体物流成本单台配送成本过高的现状，企业应加强农村物流配送网络的建设，积极整合社会物流资源，利用行业领先企业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实施近中远程多级配送，还可依托物流力量进行家电下乡大篷车活动的开展，直接为农户实施上门购物和送货到家的服务，便利于民，鼓励消费。
在服务网建设方面，企业应该把服务贯穿在产品的售前、售中及售后，而不是出来问题才服务。比如海尔以创造感动为原则，搭建了方便乡村用户的随叫随到的服务网络，很好地解决了海尔产品在农村市场的售后服务问题。海尔的服务队伍备有卡车、摩托车和自行车，海尔服务人员走乡串户，主动到农民用户家中对家电进行检修，不是等家电坏了以后再维修。海尔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变被动维修为主动巡检，所以其服务网络的特色成为农民消费者选择海尔家电产品的重要砝码。
4、农村市场的操作模式
图3农村市场的操作模式
如图3所示，平台商是农村市场唯一的资金理货平台，零售商及网格内所有业务往来都是通过该平台来操作。企业可以对网格建设团队进行考核经营，并由网格建设团队对零售商进行现场培训活动。该农村市场的操作模式有效解决了企业产品进货渠道混乱、窜货乱价等市场无序行为。
五、简短结论
本文在对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滞后的原因分析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海尔在农村家电市场渠道建设方面的创新研究--网格化建设模式，并对该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推广。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其一，农民收入低，购买力不足、农村消费环境差、家电市场终端销售网络不健全、家电产品的供需不平衡以及农村市场的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是制约农村家电渠道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其二,海尔通过在农村市场的网格化建设模式，搭建了营销网、服务网和物流网的三位一体的网络体系。其三，在对海尔网格化建设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后，模式推广首先要确定渠道建设目标，并进行目标细分。在网格内选择合适的平台商，明确其目标和职责，并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进而进行网络的搭建。
Theinnovativestudyonthechannelconstructioninruralappliancemarketsunderthepolicyof“Appliancestothecountryside”
---WithHaier’sgridconstructionexperienceasanexample
WangYingying
(Businessschool,QingdaoUniversityQingdao266071,Chin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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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发展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3. 048
[中图分类号] F84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3- 0089- 03
1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发展概况
美国的农业保险产品从1939年开始试验，到1996年之前，其农业保险产品主要是以承保多种自然风险为主的以产量保障为目标的保险产品，称为产量保险。从1996年开始，美国开始了以保收入为目的进行农业收入保险探索试点，研发了种类多样的农业收入保险产品。经过多年的产量数据积累和经验总结，实现了目前较为完善的农业收入保险产品体系，主要分为针对农作物的收入保险产品和针对农场收入的保险产品。
1.1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发展规模
美国自实行农业收入保险以来受到农业生产者的广泛关注，美国《农业风险保护法》的实施也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经统计，农作物收入类保险从1996 年纯保费占总纯保费的份额为8% ，到2014 年这个比例增长到83%。另外，2014年美国收入保险提供的保险保障达到831.57亿美元，占全部农业保险保障责任1 096亿美元的75.87%。
1.2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迅速发展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在农业保险制度改革中吸收了加拿大的经验并从1996年开始，用了大约8年时间开发和试验各类收入保险产品。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农产品收入保险。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收入保险已基本取代了产量保险，现对几点有关其迅速发展的原因进分析。
1.2.1 符合政府的农业保险政策目标
2014年，美国出台新农业法案，将维持美国粮食安全、确保美国民众廉价粮食供应、帮助美国农民收入平稳增长和确保美国农产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作为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从稳定农业生产目标扩展到农村收入稳定，进一步扩大美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一定物质条件下，此目标可概括为最大程度地为农业的产量和价格风险提供安全保障，前者受自然灾害影响，后者受市场价格影响，收入保险即为符合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综合保障的农业政策走向。
1.2.2 符合农民愿望及经营目标
农业生产者在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时，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盈利途径，追求的是收入，只提供与自然风险相关的产量保险无法满足农民稳定收入的需求，也无法稳定农户的生产经营。这种对收入保险的内在强劲需求对收入保险快速发展有主要作用。
1.2.3 降低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
价格风险对于商业性保险来说是不可保风险，承保面临一定困难，而将自然风险和价格风险结合，对农业保险经营来讲是避免单纯的价格风险保障，经营风险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减小，从美国近20年农业保险的经营绩效情况来看，也能证明收入保险的迅速发展，没有带来超常经营风险。
2 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研究
我国农业保险的适用范围较窄，保障的风险单一、保障水平不足、农民参与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业保险法律支持力度不够
美国的农业保险得以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立法推动。美国的农业保险法规完善，建立了系统的农业保险运营和管理制度，目前我国在农业保险上只是靠政策推动来实现，存在较大的困境。
2.2 当前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有待完善
我国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处于低水平阶段，据《中国农业保险市场需求调查报告》显示，有60%左右的县级政府能承担的保费补贴比例在10%以下，能承担20%以上的只有12%左右。报告指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市县一级的财政收入有限，进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压力较大。2012年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中，每公顷小麦、玉米、水稻等保险金额降到了4 000元左右，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急需进一步加强。
2.3 农业保险资金来源过于单一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保险公司以及投保费用，以政府的财政补贴为主。但我国农业生产地域较广，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大，对于农业保险资金的需求较多，当前的r业保险资金来源渠道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如何扩展农业保险资源的来源渠道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3 农业收入保险发展条件
3.1 农产品交易完全市场化
美国、加拿大的农产品市场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政府直接进行价格干预的农产品交易，只有这样市场价格的波动带来的农业价格风险损失才会成为生产者关注点，农业收入的风险也才会成为保险的目标。若存在政府的价格保护，其收入风险与市场价格无关，也就不能满足保障农户收入的需求。
3.2 充分的农作物产量数据
没有完整的充分的准确的当地作物的产量数据，是无法讨论收入保险问题的。美国、加拿大因为法律的健全和大农场商品化经营，农作物产量的历史数据相对完整。由于我国统计制度的前后变化以及我国统计工作存在的实际困难，我国的农业产量数据质量不是很好，特别是乡镇以下的数据极度缺乏，所以，在我国开发设计收入保险，要根据我国产量数据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于美国的开发设计思路，而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做法。
3.3 较好的农产品价格数据和完善的期货市场
由美国的经验可知，收入保险需要的价格应根据期货数据来估计。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期货市场建立较早，一定程度上市场价格的变化比较齐全，从而全国和地方农产品的价格数据有较好的统计基础。相较之下，我国对农产品价格变动趋势的掌握以及准确作出预测的困难较大，相应保险费率的精算也就显得更加困难。
农业收入保险需同时评估价格波动风险与产量下降风险，使得农业收入保险的定价较传统的产量保险要复杂得多。加强农作物产量数据建设和农产品价格数据建设对中国农业收入保险建设有重要意义。
3.4 保险费补贴和大灾风险条件下的政府支持
农业收入保U也需要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收入保险是不能得以发展的。与产量保险一样，收入保险的价格较高，仅靠农民出价参与性会大大降低。
同时，大灾风险问题还是寄希望于政府建立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包括政府提供的价格低廉的再保险和进一步的大灾风险分散制度，或者事先准备的融资渠道，或者建立国家和省级大灾风险准备金。
3.5 法律规范和保险监管足够严格
法律和监管对于收入保险的重要性与产量保险相同，都是为了有效防范保险公司和农户的道德风险，更好保护投保农户的利益，也保护政府的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险监管不到位，收入保险难以进行。首先条款是否科学合理需要监管部门来审定。美国产品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研究和开发的，虽然他们也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自行开发，但是要经过FCIC的审定和批准。批准之后会给出几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期。法律的规范性和保险监管的严格性对中国农业收入保险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4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尽管两国在制度政策和国家环境条件存在很大差异，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的成功经验仍对其在我国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结合我国近年来农业保险的发展，主要借鉴启示如下。
4.1 加强立法对农业保险制度的保障
美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了美国农业保险责任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了农业保险在美国稳定农业收入与生产的重要作用。美国农业保险得以发展成熟，与每一时期政府出台的法案密切相关，我国也应借鉴美国在立法上的做法，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保障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可涵盖对农业保险的运营、监管、资金筹集、保险费率、政府补贴等多个方面，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政府也应针对农民收入情况适时作出调整。
4.2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机制科学化
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与保障水平高低、农户的种植规模、农作物品种以及经济状况均无关，采取统一保费补贴比例政策，难以实现保费补贴效用的最大化。现阶段，我国应根据不同风险保障水平，给予不同的保费补贴，保费补贴制度的不同将支付能力较的农户补贴资金转移到支付能力较低的农户，考虑了农户支付能力和对风险保障水平的不同需求，有利于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
4.3 加强农产品价格数据化建设
尽快加强农作物生产数据和价格数据积累，为我国健全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的数据库作出贡献。就当前我国情况而言，制约农业收入保险定价的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得准确、全面的农产品产量和价格数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时间不足，农产品的产量数据积累有限，加强农产品价格基础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库建设，是我国农业收入保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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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提出：要解决小额信贷和对微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宽民间金融的活动。
吴晓灵表示：把民间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通过法律的方式、登记的方式、自律管理的方式规范起来，给想要合法经营的人一个正当的出口，能够使恶意的欺诈行为和恶意的高利贷行为孤立起来，打击起来就更为容易。
点评：在官方金融体制改善状况总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大量资本无法寻求到合适的安身立命之所，投资渠道狭窄，风险难于防范；同时，中小企业至今仍然不能进入官方金融机构的服务视野，掣肘经济健康发展，压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屡禁不止的地下金融的存在，正是对官方金融能力低下的一种正常市场反应。堵不如疏，这也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基础性作用的重要领域。
世界银行：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最好办法是合并双重税法
世界银行相关调查显示：税收激励是外国投资者考虑较少的一个因素；税法是否公开透明、税率是否有竞争力以及税法实施是否公正等因素更加重要。
因此，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减少对外资的税收激励不会大幅降低外资进入。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最好办法是合并现有的双重税法，降低目前国内企业33％的税率，向低税率的国际趋势靠拢。
点评：习惯上，我们总以为依靠低于内企的税率就可以对外资形成吸引力，殊不知这只能恶化社会公平状况，而且也让接受优惠的外资们心存疑虑：既然公共财政都如此随意，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不同国民待遇等级区别，不仅违背了基本的宪法精神，也隐藏着或早或晚自己也被等而下之的危险。
从国际上看，无论是作为财政基础的税源，还是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调节的杠杆，税率的简化也是世界发展的方向。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痛斥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四“暗道”
日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四“暗道”予以痛斥：一、转让国有产权没有完全进入市场，难以发现国有产权的市场价格，很难判断国有资产是保值增值还是贬值流失。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暗箱操作，收受贿赂，低估贱卖国有资产。二、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问题突出。一些企业在制订改制方案、选择审计和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确定转让价格等重大事项中，经营者处于主导地位，自卖自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缺乏保障；有的以拟收购的国有产权或国有企业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的担保；有的经营者人为造成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虚构虚增成本和债务。三、内外勾结，低估贱卖国有资产。四、把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从转让国有净资产的价款中预先扣除，压低产权转让价格。扣除的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或对应价值的资产并不立即付给或明确给职工，而是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方式，把这些净资产留给受让方无偿占用。
点评：社会上广泛关注这场国企改革攻坚战到底会结果如何，地方势力能借此中饱私囊到什么地步，都是人们拭目以待的；而在法律层面上，缺乏对掏空国力行径的制裁手段，以及在责任法范畴中关联此类行为到何种程度，不难设想的是，如果对业已完成的国企交易进行调查，会有大大小小的蛀虫浮出水面。
浙江专项整治涉及“非公企业”的乱收费
日前，浙江召开全省企业治乱减负工作会议，宣布将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一次针对涉及“非公企业”收费的专项整治，通过减轻企业负担寻求该省企业商务成本降低之道。根据浙江省社科院5月初的《浙江3000家民营企业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该省企业家们首选的降低商务成本因素为各项制度成本；而首选的政策期盼为公平的税收、信贷和直接融资支持以及打破垄断的市场准入。
点评：有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在全世界是非常高的，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赢利能力培养和赢利水平的提升。而对于非公企业，这种影响更甚。尽管国务院今年出台了支持非公经济36条，对长期存在的对非公企业的歧视性、限制性政策与流俗进行清算，却很难在短期内使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现在，浙江省这种专项整治，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不过，也要防止一阵风走过场，运动战似的――风头一过一切照旧。
减免农业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亟须尽快出台
《金融时报》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业税减免显示成绩的同时，强烈需要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尽快出台。调查发现，在农业税减免后地方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县、乡财政压力增大；二是农民收入增加存在不确定因素；三是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面临冲击。减免农业税虽可极大地减轻农民负担，但在乡镇财政无法充分满足公益事业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将举步维艰。报告同时指出，必须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一是积极推进城乡统一税制改革；二是建立农民负担监控约束机制，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三是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对农业的转移支付能够用于农业；四是继续大力推行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五是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合理运行。
点评：就目前情况看，中国乡村两级财政几乎都出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大部分乡村行政机构已经破产。毫无疑问，减免农业税是项好政策。但要面对县级以下财政如何支撑的问题。加强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究竟依靠财政收入支持还是产业支持也意见不一。而农业生产资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普遍上涨，更会抵消减免农业税的成效。
中央七部门联合发文遏制房价上涨
5月11日，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和银监会等中央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直指当前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提出各地要把调控楼市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前，央行已经频频采用利率手段对过高的房价进行打压。
点评：针对国内城市房地产领域里泡沫越来越大的局面，相关部门今年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力图挤压泡沫，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国内房地产领域里的泡沫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蔓延到了中小城市，其背后的真实情形是地方政府对于GDP政绩的考量；其二，动用利率等手段未必能彻底打消像职业投机者那样的房地产领域中的“食利一族”的赢利空间；其三，采取规定中低档住房生产者利润率上限、住房优惠条件、期房交易年限等手段，也有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运行的痕迹。
高盛董事长鲍尔森：中国政府不能让券商无序竞争
5月17日，高盛董事长鲍尔森在《财富》全球论坛上提出，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结构性问题，建立市场机制，而不仅仅是让国内的证券公司进行盲目的、无序的竞争。他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股市来说非常重要。
点评：中国券商整体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这是业界不存在分歧的事实。有说法是股权分置实际上得益最多的是券商，透露出在拯救股市的方案制定者心目中，缺少必备的投资者情怀。而股市里券商的无序竞争，也暴露出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严重缺位。
发改委发文遏制景点涨价 票价调整至少间隔三年
“五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各大景点纷纷上调门票价格。游客对此颇有怨言。5月17日，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对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重要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的制定和调整要实行公开听证。听证代表中消费者代表一般不少于听证总代表人数的1/3，对以外地游人为主的游览参观点，听证会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外地消费者代表参加。原则上同一景点门票价格上调应与上次上调间隔三年以上，并合理确定调整幅度。对一些地区门票价格调整频繁、价格过高、社会反响强烈的，国家发改委可建议纠正，或可在报请国务院批准后，暂停该地区门票价格调整。
点评：旅游市场作为近几年“井喷”的市场，一直被各地当作致富法宝。近来各地景点纷纷出台涨价措施，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默许甚至推动。这次发改委发文，对于刹住景点门票涨价风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值得怀疑；而且，“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重要游览参观点”的具体规定、“确定合理的调整幅度”、三年期限的合理性等也都语焉不详；比照起国际上景点门票价格下降趋势，突显我国景点管理体制上的缺陷，有着各自为政自负盈亏的明显特征。这种收支部门化的取向，很难遏制景点乃至地方政府杀鸡取卵的推动力。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条件具备才推进
5月16日，国务院总理在北京会见美国商会代表团时说，中国将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宏观经济环境，考虑企业承受能力，考虑金融改革的进度，考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的，每个国家完全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合理的汇率水平。中国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不屈从外界的压力，任何压力和炒作，把经济问题政治化，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只要条件具备，没有外界压力也会主动推进汇率改革；如果条件不具备，即使外界施加巨大压力，也不会贸然行事。
点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要选取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时机。近来挤压国内房地产泡沫、拯救国内股市、有限放开外币交易等举措，都是为人民币汇率改革进行铺垫与试探。国际上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实质上都是出于各自利益，而金融稳定是中国社会安定的要素之一，自然要着眼于自己。
北京拆迁补偿政策拟调整 特困家庭购房难将得到解决
《北京青年报》5月17日报道，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政策将在今年做出调整，目前初步调整方案已经出炉。市建委表示，今年计划对本市拆迁评估办法和特殊家庭的补偿低限及有关补助标准等做出调整。按照现有政策，如果被拆迁人房屋的市场评估总价低于规定的补偿低限(城四区10.5万元、近郊四区9.9万元)，可以得到补偿，达到这一低限。方案调整后，现有低限有可能改动。
另外，提出房屋拆迁完全市场化的评估补偿方式，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操作规程和配套管理措施。并针对拆迁特困家庭，将综合考虑住房保障、劳动保障、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方面配套政策。
点评：这将有可能缓解地方政府在征用土地必须面对的拆迁补偿费用标准难以令被拆迁者满意而引发诸多矛盾甚至暴力冲突的问题。原本，土地级别与基本地价由政府确定的方式，有着强烈的政府多重身份色彩，把拆迁权、定价权、收益权、仲裁权、处罚权集于自身，造成行政权力过大，隐含着社会不安定因素。不过，如何尊重被拆迁人的议价权与拆迁决定参与权，更应该受到重视。
小镇建立行政为民服务中心
在江西省鄱阳县田畈街镇，建立了一个行政为民服务中心，这是江西省首个行政为民服务中心。农民工的工钱讨不回来，农民申请小额贷款，办理证照，买火车票等事情，只要事关农民合法权益，就能很快办妥。
该行政为民服务中心是在不改变原有业务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接受镇政府的直接领导和鄱阳县财政局等部门的业务指导，从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集中提供各种行政服务、行政调节和税费收缴、镇财政财务以及财务核算的行政综合服务型管理结构。
点评：在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重中之重的今天，向长期处在弱势地位的农民提供行政服务，将资源动员方向面对农民发生偏转，是件值得称道的事。可也要警惕，目前行政机构臃肿，地方不乏借高层政策而谋取部门利益的倾向。在目前行政权力有着扩大化趋势，并对法制化进程形成一些负面影响的情势里，如何厘清边界而不至于越权，也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谋划中国石油战略 国务院协调能源办公室将成立
有权威人士指出，中国将在国务院下成立单独的国务院协调能源办公室，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将担任国务院能源协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一职将由一位风云人物――中石油集团前任总经理马富才担任。国务院能源协调办公室的成立，预计将极大缓解目前中国政府在煤、电、油、气等能源管理上的窘境。
「关键词粮食补贴/方式/调查报告/政策建议
一、粮食补贴方式的具体做法
1998年起，为了确保粮改“三项政策”，特别是“敞开收购”政策的落实，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因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而形成的超正常周转库存粮食，实行占用贷款利息及保管费支出的财政补贴制度。这对于确保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促进粮食顺价销售，减轻企业政策性负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根本性变化，这种主要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实行超储利息费用补贴的方式，不能有效解决粮食主产区长期存在的库存居高不下、价格背离供求、亏损继续发生、企业依赖政府等突出问题。
为了探索新的解决途径，2002年，安徽、吉林选择了三个县（安徽2个、吉林1个）进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河南、湖北省也调整粮食补贴政策，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增加对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安徽和吉林三县市的试点可概括为“一取消、两放开、一锁定、一调整”。“一取消”就是不再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取消在流通环节对新收购粮食的补贴：“两放开”就是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一锁定”就是锁定老库存、老挂帐：“一调整”就是将对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调整为直接补贴农民。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其他粮食经营者公平进入市场，实行随行就市，按市场价收购农民余粮，实现粮食购销市场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同时，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对国有粮食收购企业老库存、老挂帐等继续实行原有政策。河南、湖北（在主产县市）继续实行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同时通过下达保护价粮收购计划实行“限量”收购，计划内粮食实行价差补贴政策。两省不同的是，河南实行价内补贴，即把农民应得的补贴含在粮价内支付给农民。湖北实行价外补贴，即按照农民交售的粮食数量，在市场价格之外，给予固定水平的价差补贴。
按照四省制定的不同补贴标准，可以将已进行的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概括为“两种类型，四种方式”：一种是安徽和吉林与粮食交售数量不挂钩的直接补贴类型；在计算补贴水平方面，又分为按往年交售商品粮数量计算补贴和按计税田亩以及计税常产补贴两种方式。另一种是河南和湖北实行的与粮食交售数量挂钩的价差补贴类型，又分为河南的价内补贴和湖北的价外补贴两种方式。
1.安徽、吉林的直接补贴政策。安徽来安县、吉林东丰县采取按商品粮数量对农户核定补贴的方式。来安县根据4年（1997—2001年）保护价粮食平均收购数量确定常年商品粮数量，再除以全县计税粮食常产总量，计算出综合平均比例，作为固定系数核定乡镇、村、组、户享受补贴的粮食数量。东丰县将玉米、水稻两个品种的5年（1994—1998年）平均产量扣除农户自留粮，余下的为商品粮，再折算70％为补贴粮数量。两省对试点县确定价差的方法略有不同：安徽计算当年保护价与上年市场收购价之间的价差，为0.055元/斤，吉林依据2002年新粮集中上市预期市场粮价与保护价的价差水平测算，统一为0.045元/斤。据此，核定两县的补贴额分别为1780万元（应补贴量为3.2亿斤）和2184万元（应补贴量为4.9亿斤）。
安徽天长市采取按“计税地亩和计税常产各占50％”进行分摊，对农户核定补贴的方式。即：首先把省里确定的商品粮总量分为两部分，各占50％，即9566万公斤，然后分别除以计税土地面积（87.6万亩）和计税常产（4.8亿公斤），得出109.2和0.2两个系数1；再根据各个乡镇现有的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产，分别乘以各自的系数，得出各个乡镇按照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产分别应该获得补贴的商品粮数量；最后，把两个数量加总，即为该乡镇应该获得补贴的商品粮数量；商品粮数量与补贴价差（0.055元/斤）相乘（该市为2215.4万元），即得到该乡镇应该获得的粮食补贴总额；乡镇再以同样的办法将粮食补贴资金测算到户。
无论是按计税田亩、计税常产或是商品粮数量方式，最终确定的补贴标准，都不与农民当年生产和交售粮食数量挂钩，补贴的发放也在收购期间或收购之后集中进行（一般为一个月）。这种直接补贴与美国、欧盟实施的农民收入直接补贴类似。
2.河南、湖北的价差补贴政策。河南省的价内补贴方式。即：按商品粮数量确定补贴粮食数量，将它与农业税折实数量和原定购任务结合，通过兑现保护价，把农民应得的补贴含在价款内支付给农民。具体方法是：分解2000年度的66.6亿斤定购粮和2002年农业税折实粮51.37亿斤，将两项加总，再结合1999年、2000年、2001年三年各市保护价粮平均收购量，综合考虑，确定各市按保护价收购夏粮的计划数量，层层向下分解，落实到农户。省里确定的粮食保护价为0.53元/斤（混合三等小麦）。价格部门根据6、7、8三个月市场粮价，确定各地市同期夏粮市场价格。省财政根据保护价与市场粮价之间的差价和保护价粮食收购量计算各地市粮食企业应得到的价差补贴数额。这种与农民实际生产和交售粮食数量挂钩的补贴，由于含在保护价粮价款中兑现，称为价内补贴。2003年河南省共安排7亿元。
湖北省的价外补贴方式。该省对17个主产县市按确定的商品粮数量实施定额补贴。主产县市入围标准是：前三年，中晚籼稻年均产量2亿公斤以上，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中晚籼稻年均收购量在0.5亿公斤以上。确定17个主产县市后，再根据其前三年中晚籼稻的收购总量，明确实施价外补贴的粮食总量为15亿公斤，占17个县市前三年中晚籼稻年均收购总量的90％以上。综合考虑预期的市场价和农民收益水平，确定保护价（由于市场放开，实际是目标价格），再根据省财政粮食风险基金的承受能力，把价差补贴的标准确定为0.06元/公斤。按照产量和收购量落实价外补贴粮数量2，农民交售粮食的同时，兑现价差补贴。2002年湖北省共安排7亿元。
无论是价内补贴或是价外补贴，最终确定的补贴标准，都与农民当年生产和交售粮食数量挂钩，补贴的发放也在整个收购期间进行。价外与价内补贴办法的主要区别是，价外补贴采取按上年市场价和当年保护价计算价差，价内补贴则按当年市场价与保护价水平计算价差。
二、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所产生的效果
从四省情况看，补贴政策执行较好，达到了农民基本满意、企业基本满意和政府基本满意的初步效果。
1.农民利益基本得到保障。粮食购销放开后，市场运行基本平稳，没有出现卖粮难的问题。价格虽然有所下跌，但通过价差补贴，农民卖粮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地方反映，在2002年粮价持续低迷、多数主产区调低保护价、企业加大促销压库任务的情况下，通过粮食补贴方式的改革，及时给予农民补贴，能够保持农民卖粮收入不下降，已是难能可贵。另一方面，粮食市场多元化购销主体的形成，也激发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善服务，争取粮源的积极性，给农民出售粮炒?春艽蠓奖恪？br>不同的补贴标准，使得农民的受益范围和受益程度出现差别。安徽、吉林在试点县市实行对所有农户补贴，只要有承包地，并缴纳农业税的农户，不论种植何种作物，都能得到补贴。在河南和湖北，只有向国家交售粮食，才能得到补贴。另外，补贴受益程度的差别也比较明显。在安徽两个试点县市，普通杂交水稻收购价格为0.45元/斤，加上0.055元/斤的补贴，综合粮价达到了安徽省0.50元/斤的保护价水平。河南通过价内补贴，让农户确实按照保护价出售小麦，保证了农户卖粮收入。湖北省的价外补贴改革，由于补贴资金总量小、水平低，即使加上价外补贴，农户中晚籼稻的出售价格也仅为0.46—0.48元/斤，低于上年0.50元/斤的保护价水平，农民卖粮收入有所下降。
2.国有粮食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增强。粮食企业收购新粮按照当期市场价格入库，为企业实现顺价销售创造了条件。企业参与粮食市场竞争的主动性增强，按照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积极收购新粮，保持了较大规模的收购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安徽来安县国有粮食企业收购新粮总量达到3.5亿斤，比2001年减少10％；河南省保护价粮收购量达到119亿斤，比2001年减少25％；湖北省国有粮食企业收购保护价粮食达到78亿斤，与2001年持平。
新粮销售顺利。截止到2002年11月末，河南省滑县新粮已经全部销出，实现了保本微利。新乡市粮食企业收购的新粮也已经销售了50％，计划于明年第一季度全部销售；湖北省粮食企业78亿斤的新粮，已经销售38亿斤，接近50％。粮食购销市场放开以后，由于社会上的加工企业、农民经纪人参与粮食购销，形成了多元化的购销主体。国有粮食企业为了掌握粮源，积极改善自身形象，提高服务水平，甚至上门收购，方便农民交售粮食。
取消在流通环节对新收购粮食的补贴，实行新老粮划断，加大了粮食企业自身改革的动力。安徽省来安县粮食企业通过买断身份进行减员工作，减少人员1200人，裁减幅度在50％以上。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粮食局人员由原来的2578人减少到1386人，收购企业也由原来的37个缩减到18个，仅后一项，每年就减少管理费用35万元。
3.政府基本满意。通过价差补贴，划清了政府与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中的责任，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补贴、价内补贴及价外补贴等方式，对粮食生产和市场进行引导，提高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实行价内补贴后，河南许多地方财政部门的同志说：“过去粮食补贴是个无底洞，这个头疼几十年的老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眉目，早就该这么办了”。以前为了实施粮食保护价政策，安徽省每年粮食风险基金规模近29亿元。现在仅以7亿元的补贴，就让农民享受了保护价政策。
三、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的特点
四省的改革试点主要有以下特点：1.补贴资金主要从省粮食风险基金存量中解决。安徽的做法是按比例落实资金，即按第一年省、县（市）分别为8∶2、第二年6∶4、第三年3∶7的比例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三年之后，所有补贴资金通过两县市各自的粮食风险基金解决。但由于县市强调财政困难、企业改革成本高，第一年应由县财政负担的20％没有落实，由省里垫付。吉林的试点县资金、河南的价内补贴和湖北的价外补贴资金，都由省财政从粮食风险基金中一次性安排。补贴金额较大的河南和湖北，将中央新增的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如湖北今年新增1.55亿元中央粮食风险基金，其中1亿元用于价外补贴）大部分用到了农民补贴上。
不论是安徽、吉林的直接补贴，还是河南和湖北的价差补贴，在资金来源上都是在增量上作文章，基本格局是“用足中央的，再动地方的，基本不动基层的”，没有给县市财政增加负担。由于实行新老库存划断，政府仍然承担粮食购销企业老库存的储存、利息等各种费用，仅仅是不再对2002年以后的新增粮食库存承担责任。安徽省继续对天长、来安两个试点市县给予3227万元和4550万元的粮食风险基金包干，用于2002年4月锁定的超储库存和利息费用补贴，并且一定三年不变。河南省在28.89亿元中仍然有16.89亿元的粮食风险基金分配到各市，用于对超储库存利息费用补贴。湖北省15.59亿元的粮食风险基金中12.59亿元依然分配给地方包干使用。由于没有涉及粮食企业“老粮、老帐、老人”问题，降低了改革的难度，同时也维持了粮食企业的正常运转，为粮食购销企业在粮食购销放开后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创造了条件。
为进一步划清政府与企业责任，减少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四省都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推行锁定“老库存”、实行新老粮划断等新的改革举措。如2002年河南省粮食风险基金规模确定为28.89亿元，其中7亿元用于保护价收购的新粮的价内补贴，4亿元用于老库存粮食销售差价补贴，1亿元用于省级储备粮油补贴和省级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超储库存补贴，其余分配给各省辖市用于按2002年4月30日锁定的市、县粮食超储库存利息费用补贴，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新发生的粮食库存，财政不再承担银行利息及库存费用。
2.补贴发放与农村税费改革结合。补贴发放的共同做法是：县市一级在农发行设立专户，对资金实行专户专帐管理；乡镇一级通过乡财税所或粮管所在信用社设立专户，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县乡村对农户的土地面积、计税常产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测算，对每个农户都建立了相应的档案，并且获得了农户的认可，为粮食补贴的顺利发放创造了条件。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的标准，都根据农户的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农业税任务、定购粮等因素确定，从而在补贴发放或保护价粮的分配上做到了公开、公正和公平。这是农户对于补贴发放比较满意的一个重要因素。
3.完善配套措施。一是协调农业发展银行和粮食购销企业之间的关系，解决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资金问题。如安徽省要求，农业发展银行要按照“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原则，继续做好国有粮食收购企业收购资金供应工作。湖北省规定，农业发展银行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的价外补贴粮，要按照“收一斤粮，贷一斤款”的政策，及时足额发放收购资金贷款；对于随行就市收购的退出保护价范围的粮食，要按照“以销定贷，以效定贷”政策积极提供信贷支持。二是监督国有粮食企业执行农民补贴政策。湖北省要求交售保护价粮的农民要在收购凭证上签字，作为与财政结算的依据。县市财政根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的保护价粮数量每月据实进行结算。河南省规定财政部门在实际结算中，按照粮管所对农户的实际结算价与省计委确定的市场价之间的差价计算实际补贴数额。企业压级压价或是不完成收购计划，就少得或不能得到补贴资金。三是实行农户售粮卡和粮食补贴通知书制度。
4.发育多元化粮食购销主体。粮食市场放开后，由于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收购量可能会有所下降，多元化的购销主体的发育就成为保持市场平稳的一个重要条件。安徽省和湖北省的改革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湖北省2000年放开了早籼稻和小麦购销市场，促进了多元化粮食市场购销主体的发育。这正是2002年粮食购销全面放开后，粮食市场能够保持平稳运行，农民没有出现卖粮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如在枣阳市，有500多个个体粮食加工和购销的个体户，每年消化的粮食总量达3～4亿斤，占该市粮食商品量的40％左右。在安徽省天长市，仅登记注册的农民经纪人就达5000多人，他们在2002年的粮食购销中作用明显。2002年天长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量比2001年下降了35％，但粮食市场非常平稳，没有出现卖粮难现象。
四、有关粮食补贴方式改革建议
借鉴四省的改革试点经验，就推进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提出如下建议：1.分省决策，建立对农民直接补贴制度。放开粮食购销是一个方向，粮食主销区和部分主产区内销区的市场放开已在进行。这就为改变现有粮食风险基金的补贴方式，从流通环节向生产环节的转移，从支付给企业向支付给农民的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003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为下一步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粮食产区和销区的情况不同，必须分类指导、分省决策，不搞一刀切。中央确定大的原则，各省改革可以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改革方案一定要经中央批准，要从制度上保证对地方在粮食补贴方式改革中是否保护了农民利益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粮补改革要坚持省长负责制。
2.坚持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实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这是使目前属于“黄箱”性质的补贴转为“绿箱”政策的一条可行的途径，符合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趋势。粮食购销放开后，要把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补贴的政策目标。尽管目前我国粮食出现了阶段性的供大于求，但由于我国耕地资源有限、人口不断增长，从长远看，粮食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我国的粮食生产要保持基本稳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要得到有效保护，首先必须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
粮改之后，要加强各级政府对粮食的宏观调控。要准确掌握粮情，对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产量、粮食消费、粮食库存（粮库有多少、农民手里有多少、加工企业有多少）以及国内、国际市场的粮价心中有数，及时预警，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提供依据。粮情、粮价关系农民补贴的数量，关注粮农，核心是保护粮农的积极性。
3.将粮食购销放开与对农民的补贴同步进行。放开粮食购销后，实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重点是粮食主产区，补贴的范围是种植粮食、对社会提供商品粮的农户。补贴的依据是种粮面积和粮食商品量。补贴的标准，可按过去三年粮食平均种植面积及商品量，以及前三年粮食平均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额计算，三年不变，三年后再根据财力情况调整。补贴的渠道，一次性核算到农户，先通过农发行设立补贴专户，再通过乡镇财政所，或是直接发放，或是抵扣农民应上交的税费。
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建议对农民购买良种、农机及农用燃油等投入品给予一定的补贴。2002年中央财政已设立大豆良种推广专项资金和农机、农用燃油补贴，今后可视财力状况逐步扩大范围。对渔民和牧民生态移民转产转业等，也应给予重视。
4.坚持把粮食风险基金的结构调整作为突破口，鼓励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对农民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从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中调整。目前，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约700多亿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国有粮食企业不再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余粮，预期的市场粮价将会明显下跌，农民利益将会受到直接的损失。所以，原来用于保护农民利益的风险基金一定要调整使用方向，这是改革和规范粮食补贴方式的突破口。
目前对农民直接补贴，只是对农民在放开粮食购销过程中受到的损失做一定的补偿，还难以做到对农民收入全面补贴。据测算，按2001年、2002年两年市场价与保护价的差价计算，每斤粮食需补贴6—7分钱，全国每年需补贴150亿元左右，约占现有粮食风险基金总规模的一半。河南、湖北的做法表明，对现有粮食补贴方式进行调整，是完全可行的。在继续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前提下，通过划清保护价收购中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提高了政府财政补贴的效率，增强了粮食企业自身改革的意识，应在更大范围、更多品种上推广这种方式。粮食风险基金转移用于对农民的补贴，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一开始补贴的面可能要相对窄一些，补贴的标准可相对低一些，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扩大补贴面，先从粮食面积补，然后再扩大到计税面积，逐步提高补贴标准。今后，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应在预算上将对农民的补贴单列，将粮食风险基金扩大为粮食生产风险基金，从以降低市场风险为主转变为支持生产为主。同时，还要关注解决多元化购销主体的形成、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的保持、粮食企业“三老”问题的解决和农发行对粮食企业的资金保障的协调等问题。
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并未出乎市场的预料，GDP增速跌破10%进入个位数时代，明确的给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长城证券分析师吴土金认为宏观经济正处于07年景气度高点以来的下行周期当中，且在外部冲击之下，下行趋势和下行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投资与出口实际增速放缓较显著。微观企业面临产品市场需求与生产成本等多重困境，企业利润增长普遍放缓，经济增速下滑继宏观过热之后逐渐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可以说，保增长战役打响已是刻不容缓。
救市已有经验经济有望软着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也是一波三折，政府在保障经济增长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GDP历史数据来看，1992年小平南巡,中国经济进入强劲增长期,当年GDP增长14.2%,直到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当年GDP增长仅为10.9%,1996年为10.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国内市场萧条,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放慢了增长的步伐.当年GDP为9.,3%,从1992年以来首次低于10%，我国在1998年经济增速仅为7.8%，1999年更是下滑至7.1%的低点。
和今年相似的是，1998年我国遭遇了金融危机（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洪水）的侵袭。政府部门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加大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幅度由10％调整到15％。集中力量投资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住房六个方面。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元10年期长期国债，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而中国经济增长内在的强劲动力,很快使经济发展摆脱这次低潮.从2000年开始GDP增幅连续攀升,即使是在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的时候,许多国家和经济体度日艰难,中国GDP依然稳定保持了8.3%的增幅。从中国经济发展周期来看,每次回落后企稳,时间周期都不过三年,即使是当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97年,也在三年之后开始复苏,此后是长达五年平均增速10.6%的高速增长，因此对于未来过度的悲观或许没有必要。
政策密集出台 保增长拉开序幕
从近期的政策面变化来看，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当前问题的严峻并开始采取各项措施。
国务院总理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今后的政策方向定下了“保增长”的基调。会议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重点提到了农业、出口、投资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保持进出口稳定增长，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抓紧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近期出台的各项政策也与保增长基调相契合。10月8日央行同时下调“三率”，向市场发出了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三中全会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了农地价值，增加了农业经营的灵活性，随后发改委宣布国家将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其中包括全力组织开展主要农产品收购，较大幅度提高2009年生产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较大幅度增加对种粮农民的补贴等六条措施；21日《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共涉及3486项商品，占到了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而去年以来一直严控的房地产行业，也开始出现解冻迹象，财政部宣布了削减房屋交易成本、放松对第一次购房者和升级换代需求的购房者购买普通住宅的贷款条件以及加速廉租房建设的利好措施。从近期出台的各项政策来看，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国保增长的重心偏向于内部挖潜，加大国内消费和投资力度，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寄望组合拳 财税货币双管齐下
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看，“三驾马车”速度减慢：出口回落、消费稳定、投资实降。9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1.5%，增幅比7月回落5.4个百分点，占比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出口大幅回落。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外需疲软以及奥运会结束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减速、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能源和环保等社会成本的不断上涨、新劳动法的出台等因素仍存在，出口将继续回落。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3.2%，增幅与上月持平。未来就业恶化与居民实际收入减少，加上房地产和股市财富缩水，实际消费强劲增长乏力。9月份当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0%，扣除价格后的实际增长率下降。未来由于企业利润减少与房地产业走淡，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大比重的企业自筹投资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将下滑。
未来保障经济增长，仍要落在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上，而手段则脱离不了货币和财税两方面。
货币政策有望继续放松。海通证券分析师李明亮认为目前我国正迎来较为成熟的降息时机，而在最近两次下调贷款利率以后，国内利率水平仍有下降的空间。中国在2009年末之前可能降息4-5次，每次降息幅度为27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将被下调500-700个基点。适度放松行政性的信贷限制，使更多的资金需求从正规的金融体系得到满足。
广发证券分析师刘朝晖亦有共识，经济下行加速和通胀回落客观上为进一步降息打开空间。由于企业贷款需求已经出现明显回落，可能需要比较大的累计降息幅度才能有效提升贷款需求。央行调查报告显示，二季度贷款需求指数较上季出现明显回落。今年三季度出台了放松中小企业信贷额度措施，目前来看，已见到一定成效，今年1-9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48万亿元，同比多增1201亿元。随着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和通胀继续回落，预期信贷控制将逐步转向全面放松。
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财政支出从整体上向民生倾斜。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群体提高政府补贴，财政政策与税制改革同步推进；政府将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动内需，比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
短期而言，光大证券分析师潘向东、李燕飞认为要避免经济增速下降得太快，还需加大政府支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48946.86亿元，同比增长25.8%，财政支出36428.14亿元，同比增长25.5%，财政盈余达12518.72。考虑到今年下半年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仍将维持在弱平衡状态，这为快速启动财税激励计划提供了良好基础，1998年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6%，目前欧盟规定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那么未来3年可以考虑启动7000-8000元的财税激励计划。短期内，考虑到增值税转型将减少2000亿左右的财政收入，还可考虑发行2000亿左右的国债，同时信贷方面实行同额配比（如1998年），用于核电设施、电网设施、城市交通、铁路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以有效阻止由于外需下降和房地产波动导致的经济快速下滑。
此外，我国“保增长“将更多依赖消费。内需是保增长的重要部分，刺激农村和城市居民消费、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措施都在监管层的考虑之中。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将是未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A股市场影响几何？
从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的预计实施情况来看，放松信贷，加大惠农政策倾斜、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抓紧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减免税收刺激消费等方面成为市场共识。虽然经济下行的事实短期难以改变，但在各项保障政策出台的背景下，A股市场相关行业或将出现波段易机会。
铁路建设如期而至
“保增长”政策预期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有利铁路建设投资加速。近期，央行首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在国内通涨压力缓解而经济增长面临大幅放缓情况下，宏观政策明显透露出“保增长”信号。我们更加坚定前期对国家将加大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水运和水利水电等基建投资的政策走向判断，即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冲宏观经济放缓压力。
铁路建设如期而至，未来值得期待。鉴于铁路运力的巨大需求和“十一五”前两年铁路投资大大低于铁路行业"十一五"规划投资目标，我们判断未来几年铁路投资将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投资重点之一，铁路基建建设投资加速势头毋庸置疑。今年1一8月铁路基建完成投资1374.80亿元，同比增长64.2%，月度投资额屡创新高，继续呈现爆发态势。
关注受益宏观变向的基建类公司和优质专业工业工程服务商。普通建筑领域，我们继续建议重点关注更具行业代表性、明显受益国内铁路基建投资加速以及盈利能力趋势性改善的两家建筑央企一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专业工业工程领域，我们建议继续关注所服务行业（领域）发展空间大、行业投资增速和自身市场竞争格局呈现寡头垄断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如专注于水泥工程的中材国际。（中信证券）
粮食与土地升值种子与种植获益
十七届三中全会造就农业中长期投资机会。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1，8亿农民收入是5亿城市居民收入的30%。我国经济在出口与投资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当前能拉动经济的是消费。结合当前的农业人口状况，国家提出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000元/人的目标，比当前农民收入翻一番，造就农业面临10几年的高速发展机会。
土地流转，资源类农业公司升值。土地流转，给已拥有土地、水域资源的农业公司提升了价值，我国从1996年至现在，耕地面积减少了1.2亿亩，当前到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边缘。城市化、工业化消耗了大量的良田，我国粮食自给率只有95%，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有的土地、水域资源是未来发展农业争夺的对象。
2008-2009年粮食最低保护价提高，种子与种植行业机会来临。国际粮价高涨，我国粮价岿然不动，生产成本的提高，农民收入过低，粮价势在必涨，为了提高农民收益和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国家最低粮食保护收购价与2007年相比提高了20%左右，并公布了2009年的收购价格，必然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相关种子公司将从中收益，特别是油菜和水稻种子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行业整体评级为“增持”。重点关注已拥有土地、水域资源的农业公司：北大荒、永安林业、洞庭水殖等。其次是粮食种子公司，在今年粮食丰收粮价提高的刺激下，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必定是种子公司丰收的一年。重点关注主营水稻和油菜的种子上市公司：隆平高科、丰乐种业、万向德农。（方正证券）
输变电行业将持续景气
用电量保持10％以上增长，拉动电力建设投资增长。2008年1-8月全社会用电量达233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9％。从08年4月份开始，化工、建材、有色、冶金四大行业的用电量增速开始反弹。此外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比分别增长了10.97％和13.28％，高于全社会用电增速。第四季度随着奥运结束和电厂缺煤情况的缓解，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将会回升到11％以上。在用电量不断增长的拉动下，我国将继续加强电力建设投资。
大规模电网建设将持续进行。目前我国的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除西电东送的北、中、南三大输电通道已形成76条500kV输电线路以外，还将进一步建设东北与华北、西北与华北、西北与华中电网的联网工程。有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年均电网建设投资将接近4000亿元。
原材料价格开始下降，行业毛利率有望提高。08年下半年，随着全球经济放缓，钢材、铜、铝价格有望形成下降趋势，取向硅钢进一步涨价的可能性也很小。电力设备行业的多数公司认为成本压力最大的时候已经过去，未来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关键词：土地；农地流转；观点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039-02
前言
家庭承包制的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其一，所有权；其二，承包权；其三，经营权，即使用权。所谓农地使用权流转，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管清友等，2003），其主要集中于农地流转问题。中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钟涨宝，2003）。正是得益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深刻变迁，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农地流转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理，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随着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下对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的动态做了一个全新梳理。
一、中国农地流转的模式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况极不平衡，因此全国各地的农地流转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委托代种、拍卖等（韩连贵，2005）。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流转有五种模式：转包、转让、股份合作制、招商租赁、土地置换（胡小平、孔喜梅，2005）。但有学者质疑土地置换不属于土地流转（傅晨 等，2007）。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中，有部分学者认为转包是当前中国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有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过度（史清华 等，2005）。有学者提出租赁土地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戴中亮，2004）。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赁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陈和午等，2006）。从现实的实践中来看，广东东莞市的农地流转是以租赁为主，转包为辅（傅晨、范永柏，2007）。河南省农地流转是以转包为主，土地置换和入股为辅（曹金臣，2006）。
二、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土地权属关系混乱，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内容界定不完整，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使用土地普遍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季虹，2001）。中央关于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核心在于切实保障承包期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质态的清晰化和稳定化（盖国强，2000）；有的学者注意到，有一半农地流转是农民自发私下进行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在流转手续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留下许多隐患（傅晨、范永柏等，2007），主要表现为合同管理不规范。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邢姝媛等，2004）。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进一步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经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因素等（田传浩等，2004），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封闭性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关（张红宇，2002），更多的研究将土地难流转、市场难培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有的学者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不敢流转；要么政府权力在强制农地流转时“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转，疏于规范服务时“失位”。在有些乡镇，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曲福田，2001）。另一些学者指出：实地调研进一步证实，乡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乡规民约，极力收回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维护对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权力（钱忠好，2003）。
三、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导致各利益主体行为不规范，利益分配也不合理，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这种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直接阻碍了农地的合理流转（许恒周等，2005）。有的学者表明，农村不仅社会保障机制缺位，而且市场中介组织匮乏，使得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马晓河等，2002）。也有学者指出，农地频繁的行为调整将导致农地市场的萎缩（钱忠好，2002）。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妨碍土地租赁市场”（姚洋，2002）。有学者注意到，农村金融信贷管理体制与农地流转后的资金需求不配套（曹鸣风，2001）。另一些学者认为，过细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障碍，对农业产业化构成了严重的制约（樊纲，2002）。有学者坚持农地流转不稳定，主要受制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张红宇，2002)。目前农村土地尚未开展定级估价工作，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难于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价格信息（钱文荣，2000）。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田传浩等，2004）。一些学者调研发现，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他们的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进而影响该地区农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杜文星等，2005）。学者们纷纷构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地流转的根源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史清华等，2003）。也有些学者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钱文荣，2004）。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和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展望：第一，关于农地流转仅仅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工具，深入的研究制度、经济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主体行为的。第二，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主导因素，而且还需要研究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推动农户进行决策的。第三，关于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我们应该从经营行为、农地流转行为等心理学角度出发，实现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对造成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深层宏观特征和微观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第四，尚没有发现有学者对产业化链条中多元农业生产要素并结合多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利益动机和过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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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而“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对策，如绝对量控制、负担率控制、发放负担卡、压缩财政开支等等，而“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的，因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决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被称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那个锦衣卫、东西厂的特务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的痞子世风葬送了明王朝、儒生们的抗清也已完全失败后，痛定思痛，不仅对明王朝而且对整个传统体制都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为公”的儒家信条为武器，不仅对专制君主制，而且对秦以来两千年间的“法制”、政治上的内外朝之制、科举选官及胥吏之制、军事上的兵志与方镇之制、经济上的土地制度与赋役制度、以及后宫宦官制度、学校制度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其中，他批判一条鞭法而要求恢复赋役分征，似乎显得颇为“保守”。但只要我们不抱有越晚近的东西越“进步”的先入之见，就应当承认他的批判是极有洞见的，而且他的评论实际上远远超出一条鞭法本身，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农民负担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堪称认识深刻。他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同类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历代“并税式改革”，连同“易知由单”这样的配套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屡屡出现。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为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从朝廷到基层的明暗正杂诸税（赋、役）“悉并为一条”，“一切总征之”。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往往还给农民发放“易知由单”（法定税目表），允许农民照单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1]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原来税种繁多时虽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这些税种包括了能够“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来者难以再出新花样。如今并而为一，诸名目尽失，恰好为后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他说：
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2]
这意思是说：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即“租”，征收谷物）、人头税（“庸”，征收绢）和户税（“调”，征收麻布）。晚唐杨炎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相沿至宋朝，一直没有从中减去户税和人头税，然而却在此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丁身钱米”）。后人习以为常，认为“两税”只是土地税，“丁身”才是户税和人头税，其实那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把庸、调之名目取消，何至于此？所以杨炎的税制改革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代，在两税、丁口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租（银差），本来是十年轮一次的。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谁知道那也是重复征收的？如果当初不取消银差、力差的名目，何至于此？所以一条鞭法也是一时有小利，却给后世留下大害。到明末，朝廷又先后加派旧饷（辽饷）500万两，新饷（剿饷）900万两和练饷73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要改革，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实际上是把这些杂派又并入了正税（“两税”）。如今（黄宗羲写作时的清初）人们以两税之征为理所当然，岂知其中包含的三饷加派正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设若三饷之名目不改，人们或许还会顾其名思其义，知道这是税外的加派?院笤偌硬坏昧恕L炷模≌庋?扛母镆淮危?旱＞图又匾徊悖?习傩栈褂猩?仿穑?
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现代有史学家把这“黄宗羲定律”用公式表示，[3]即：
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王安石免役钱法=两税法+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
一条鞭法=王安石税法+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
倪元璐税法=一条鞭法+杂派
=王安石税法+杂派+杂派
=两税法+杂派+杂派+杂派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地丁合一=……
=租庸调+杂派+杂派+杂派+杂派+杂派
通式：bn=a+nx。式中b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是个累进的算术级数。
正是出于对这一“定律”的恐惧，明清时的一些县志作者便在《赋役志》之类章节里把过去已经归并的各种杂派名目不厌其烦地列出，并告戒“后之好事者切勿轻言归并税则，以贻后患”。
黄宗羲对这类改革的看法也许比我们今天的一些评论更为深刻。正如今天人们常说军机处之类措施“根本解决了相权问题”一样，人们往往也说地丁合一之类措施“根本解决了”力役或人丁负担等问题。但研究者很快发现早在宋代“摊丁入亩趋势已普遍出现”[4]，钱物代役更是汉朝的“算赋”、晋代的户调、唐朝的丁庸和宋代的免役钱等多次实行过的。而清代的摊丁入亩也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又一次重复，因而有“清代一条鞭法”之说。[5]实际上，力役或人丁负担不久又在合并后的“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到晚清、民国时，“地丁属地，差徭属人”[6]又成了各地的常规。因此，“黄宗羲定律”实际上是专制王朝时代的又一个怪圈。
从并税改制到又一次杂派的“周期”，与所处王朝盛衰阶段有明显关系。王朝治世吏治相对清明时，这一周期较长，改制的积极效果也持续较久。王朝衰世吏治腐败，周期就会大为缩短。唐初租庸调并徭役为丁庸，维持了较长时间，但唐中晚期的两税法就衰败得非常之快。仅十年左右时间，弊端即已丛生。正如陆贽所说[7]，两税本以大历以来农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为标准，把大量临时杂派并入其中，而本来这些杂派财政如果好转是有可能减免的。如今并入常税，已是“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然而很快，两税之外又出现了“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等等临时加派，成为经常的附加税。而且代役税已并入两税，很快又另有以召雇为名的征役，以和市为名的科配。陆贽认为这都是并税改制惹的祸。上引黄宗羲的话也表明，从一条鞭到倪元璐税改，并税引发新杂派潮的周期越来越快了。
当然，以“黄宗羲定律”来完全否定并税式改革是不对的。在历史的局限下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改革至少可以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连这样的改革都不搞就真是因循守旧了。两税法、一条鞭历史上都算是成功的。史家往往把陆贽这样的人视为保守派（黄宗羲有“启蒙思想家”的大名，人们就不太说他），这也不能算错。关键的问题在于：并税式改革可以搞，但光有这样的改革是不够的。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如果长期受到忽视，如果他们总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那么任何单纯的“税改”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1995—1997年间笔者在一些农村税改试点县已经看到那种“积累莫返之害的苗头。[8]而当时一位乡镇官员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并税改革的确好，过去那些统筹、摊派什么的，农民要就是不交，你还真没办法。如今一合并成皇粮国税，农民再不交那就是抗税了，我就好派出警察去抓人啦！”如果这样的想法成为实行“并税”的出发点，其危害可以想见。
因此我认为，在其他改革（尤其是乡村民主、村民自治改革）不能配套的情况下，并税式改革是有一定风险的。即使从治标的角度讲，绝对量控制（定死征收的绝对额而多年不变，不搞什么“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之类软性的相对指标，财政上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也比并税式改革更重要。能控制住绝对量，再用并税式改革来防止征收额流失才有意义。而如今有时并税式改革却是作为绝对量控制难以指望条件下的对策，这就难以避免“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了。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江南二·田赋》
[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3]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083年，第28页。
[4]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347页。
[5]参见袁良义：《清代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范清丞：《合阳赋役沿革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