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经济原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医疗服务利用公平的价值理念表达
1．1医疗服务利用公平的定性表述
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组织在1996年的倡议书《健康与医疗服务的公平》中对卫生领域的公平理念给出以下界定：公平意味着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而非取决于社会特权。国内有学者认为，健康状况公平是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人口和地理环境的人群间，不存在可以避免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的健康差异［2］。这些代表性的言论都表达了一种基本理念：医疗资源在居民间的配置应以需要为基础，不宜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干扰。从社会学角度看，按需配置卫生资源和服务是保证居民健康状况均等的必备前提，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稀缺的硬约束使得我们在卫生保健领域只能追求居民获得（恢复）健康的机会公平。
1．2医疗服务利用公平的定量表达
关于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定量表达，应用最普遍的是Kakwani于1977年在集中曲线基础上提出的集中指数［3］。集中曲线对公平程度（或不公平程度）的表达是通过比较集中曲线与绝对均等线（绝对公平线）的关系来实现的，如果集中曲线与绝对均等线重合，则表示此时医疗服务利用的分布是完全均等的，当集中曲线偏离绝对均等线时，则认为医疗服务资源的配置是不均等的，如果这种不均等与需要的分布是不匹配的，这种不均等就是违背公平原则的。特别是如果集中曲线位于绝对均等线的上方，则被称为亲穷人（Pro－poor）的不公平，反之，则被称为亲富人（Pro－rich）的不公平。集中指数是建立在集中曲线基础上的一种对公平程度进行量化评价的指标，其定义是集中曲线和绝对均等线围成的面积与绝对均等线和绝对不均等线所围成的面积之间的比值。数值（绝对值）越大，表示不公平程度越高，正值表示亲穷人的不公平，负值表示亲富人的不公平。
2国外学者关于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对象一般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有部分研究进行了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方法以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公平性的表达以定量表达为主。Wagstaff等对荷兰的研究［4］、Doorslaer等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国家的比较研究［5］，TBd’Uva利用欧共体家庭面板（EuropeanCommunityHoseholdPanel，ECHP）数据对欧盟十国的研究［6］均发现医疗服务利用过程中存在不公平性，但不公平性在不同医疗服务项目间的亲穷人或亲富人的偏向并不一致。上述研究者也讨论了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性的导致因素。在2000年针对荷兰进行的研究中，Wagstaff和Doorslaer将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归因于社会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其中包括保险覆盖、获得专科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和专科医生对私人医疗保险享有者进行诱导需求的可能性等方面。而Doorslaer和Masseria在2004年对OECD国家的研究则将医疗服务利用不公解释为收入、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地区差异、保险覆盖状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Doorslaer的研究还从实证方面给出了地区差异对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产生巨大影响的证据。ZeynepOr等人在一项研究中讨论了医疗制度对医疗服务利用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作用，指出合理安排全科医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能对于降低医疗服务利用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作用也许更加关键［7］。
3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研究
3．1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
受数据获取困难的影响，国内学者多从区域性调研数据出发讨论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分布特征，从全国数据出发的全面研究还很少见。解垩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CHNS）数据检验了中国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并计算了收入等因素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亲富人的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在考察期的大多数年份，以集中指数表达的农村健康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镇。收入因素对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的贡献在0．13～0．2之间，医疗保险等因素也扩大了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8］；牛田华等基于山东省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相对其他人群的医疗服务利用率较低［9］；崔立平认为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城乡差别依然存在［10］；何利平等利用集中指数、LeGrand法和Logistic回归对云南省三个县的农民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进行评价，认为较差的经济状况限制了低收入农民的医疗服务利用［11］。
3．2农民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的解释
针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现象进行因素分析的文献众多，但其中分析全面并加以实证检验的并不多见。杜乐勋的研究将导致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性的因素分解为医疗服务需要、居民个人经济水平、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可及性四个方面［12］。而唐景霞等则将可能影响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的因素总结为四个来源：（1）家庭收入（消费）的贡献；（2）需要变量（自报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年龄和性别）的贡献；（3）其他的非需要变量（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状况和居住地区）；（4）残差部分的作用。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唐景霞指出：收入（消费）的贡献都是正值，且影响最大；居民医疗保险的贡献也是正值，但作用非常有限；其他因素如教育、职业和居住地区的贡献都是负值，且作用都比经济因素小［13］。有学者还对教育程度、地理交通、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医疗服务公平性进行研究。龚幼龙［14］、吴静［15］的研究都显示教育程度是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社会因素。毛丽梅等［16］的研究认为，到达医院的时间也是影响居民就诊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对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农民而言。孟玮等［17］的研究显示自然灾害对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有着重要影响。车刚等［18］认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覆盖面、保障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农民在医疗服务的筹资、可及性和利用上存在明显不公平性的主要体制性原因之一。
4政府干预农村居民利用公平性的政策效果研究
我国政府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干预一直以合作医疗为主要政策载体，文献对政府干预效果的评价也集中体现为对合作医疗制度公平促进效果的评价与分析。一部分研究是从总体上对新农合的公平促进效果进行评价。如袁兆康从因病致贫现象缓解的角度肯定了新农合的公平促进效果［19］，成昌慧以济南市为例从覆盖面公平性、筹资公平性、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需方医疗费用补偿公平性等方面分析了新农合制度的需方公平性，研究认为，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农民在参合、筹资补偿及医疗服务利用诸方面均存在着有利于收入状况较好的农民的不公平性［20］。另一部分研究则对新农合在不同方面的公平效果进行区别分析。车刚的研究表明，用医疗服务利用量集中指数来衡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减小了农民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程度，尤其是在减小住院服务利用的不公平程度方面作用更为明显。但以医药费支出集中指数来衡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后，农民门诊医药费用负担公平性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相反，不公平性有所提高［18］。
上述文献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产生的干预效果。或正向或反向的干预效果反映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运行的新农合制度远未达到预期的制度目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然从整体上提高了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水平，但由于对门诊服务和医疗服务的干预效果产生了分化，对整体干预效果起到了部分抵消和削弱的作用，甚至导致了新的利用不公平性问题的产生。
5结论及研究展望
5．1主要结论
（1）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的最高目标可定性描述为医疗服务资源的按需配置，但考虑医疗资源稀缺的现实约束条件后，医疗服务利用的机会均等将是政策制定者的最佳选择。若采用定量表达方式，社会学角度的医疗服务利用公平则被理解为集中曲线与绝对均等线的完全重合，若不重合则视为不公平，集中指数则能以数值形式具体度量实际利用状况相对绝对均等的实际偏离程度。
（2）主要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国内学者基于国家层面全面健康调查数据的研究和基于区域层面小样本调查数据的研究也证明了我国农民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问题的客观存在。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主要表现是：城乡间的不公平和不同收入群组间的不公平并存；亲穷人的不公平和亲富人的不公平并存，但亲富人特征更加明显；门诊服务的不公平偏向与专科（住院）服务的不公平偏向存在典型差异。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并非农民偏好差异的结果，大多数研究将其解释为农民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和医疗保险覆盖等非需求因素，收入在不同群组间的分布不均衡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3）我国政府对农民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问题的干预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要政策平台。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绩效，比较一致的研究结果是，新农合改善了农民就医流向，促进了农民医疗服务利用整体水平的提高，但在农民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的纠正方面，效果不够显著，基于不同省份调研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并不完全一致，这说明新农合的公平促进效果对农民收入水平、医疗服务资源供给特征等制度运行环境具有较强依赖性。
（4）国内相关研究仍需通过研究方法的改进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客观计量性和普适性。在公平性程度的评价方面，国外的研究一般以较规范的数理分析方法为基础，通过计算表征不公平程度的相关指数值（如集中指数等），对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程度给出客观的计量结果。而国内对农民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研究多以比较法为主要分析方法，往往只能给出定性的分析结果。此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多局限于对不公平程度的判断，虽然也有文献进行了不公平解释的尝试，但多以理论分析为主，以严谨的数理方法为基础的不公平的分解研究还比较少见。在研究的数据基础方面，国外的研究一般以基于大范围抽样调查获得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数据代表性好，研究结论的可比性强，最近还出现了以面板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文献，分析了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的动态变化特征；而国内研究除了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或CHNS数据而具有此特点外，更多的研究是以小范围（省域或县域）调查数据为分析基础，有少量研究甚至基于村镇级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横向可比性和可信度，也是导致不同研究间研究结论分化严重的主要原因。
1交通运输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
交通运输业，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工具对运输对象改变位移的产业。交通运输普遍存在人类各种经济活动中，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联系的环境，是经济空间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如交通运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产业区域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有了可靠并且廉价的运输保证，促进了经济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为运输成本较大的工业的集聚地，如港口，铁路附近等。人口、劳动力都向经济带集聚，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交通运输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不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我国交通运输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亿元直线增加到2013年27282．93亿元;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就业人数从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
2．1运输弹性系数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量增大，运输量也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成正比。因此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运输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程度。设运输量(客/货运周转量)年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则运输弹性系数表示为:E=(注:这里E取其绝对值)，以我国1979－2013年运输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数据计算运输弹性系数(取小数点后三位)。数据来源:统计网(1)1980年前E＞1，说明我国1980年之前交通运输发展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运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敏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点变动都能引起交通运输较大变动。(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稳定在0＜E＜1范围，说明1980年到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所引起的运输量变动较小即交通运输发展速度慢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这时期受社会经济影响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期有减小趋势，但2009年客货运弹性系数相对前后几年来说较高，特别是货运弹性系数＞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运输业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较高敏感性。随着经济危机缓和，运输发展开始趋于平稳，最终恢复到稳定水平。2013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表明我国运输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制定科学产业发展政策。
2．2运输强度运输强度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客、货运周转量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采集1978年－201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客货运周转量相关数据计算客货运强度，结果如下:客运强度为0．4782、0．5019、0．3007、0．1217、0．1023、0．0951、0．0810、0．0730、0．0661和0．0487;货运强度为2．7236、2．5584、1．4001、0．3990、0．4371、0．3807、0．3589、0．3400和0．2970。(1)1978－1980年运输强度明显较大，说明这一时期运输发展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作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客货运周转量较大，运输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经济发展速，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果。(2)1980－2001年运输强度呈下降趋势，说明运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随着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运输技术不断更新，运价不断降低，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不断降低。(3)从2001年到现在，运输强度呈现慢慢下滑趋势最终处于基本平稳态势，货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5以下，客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1左右。说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发展都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状态，只是运输发展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宋薇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区域公路运输；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一、前言
区域公路运输在社会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公路运输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它既要满足社会的需求，提高经济效益，最后还要实现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而公路运输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想要实现的目标，只有让两者相协调，才可以促进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让经济稳定发展。
二、区域公路运输和社会经济发现的研究现状
在展开这一研究前，必须确立区域公路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并以其为基础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认识到两者之间也是互相推动对方发展，互相合作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要利用相关理论，对区域公路运输发展进行分析，找到发现停滞的原因，接着根据得出的结果，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增加社会经济与区域公路运输的适应程度。
最近几年，很多地区纷纷制订了相应的评价机制，推出适应性指标，并进行研究，得到了很多初步的研究成果，让其他地区根据这些研究成果调整区域公路运输机制。但目前，我国对于两者适应性的研究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收集的数据有限，无法深入研究。
三、区域公路运输与社会经济适应性的分析
区域交通运输指的是通过空间的移动，让人、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而交通运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提供物质服务，可以让社会活动中的生产到消费的数个阶段连在一起，让社会经济稳定进行。同时，区域公路运输和社会经济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成为发展的因素，促进自身的发展。
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分析：
根据供需平衡的原则思考问题。区域公路交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仔细考虑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关系，根据当下经济的增长，从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其引导作用。
建立区域公路网络必须以经济水平为基准。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公路网络的建立，但网络的建立必须以当下的社会经济水平为出发点，根据各区域资源分布的多少、人口的密集程度以及城镇发展情况等，决定是否在这一区域修缮公路，变成公路网络的一部分。
区域公路发展水平要符合社会经济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区域公路运输的发展必须符合经济发展形式，而对于公路建设投资多少、发展速度的快慢等，都要与社会发展水平持平，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让区域公路运输为社会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建立指标体系
1.建立指标体系的思路
要想建立具有可行性的系统协调发展的指标，必须根据以下三点原则，分别是系统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目的及可行性原则，其中，系统性原则是指要调整好每个母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以及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用指标体系得出科学的理论结果；可比性原则指的是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可与各城市两者的协调发展情况作比较，和历史资料做比较；目的及可行性原则指的是让自身的发展满足社会可能提出的需要。
2.制定评价指标的标准
当制定不同地区的评价指标时，不可以只参照我国的历史数据，还要参考国外的相关资料，发现两者发展的差异，从而确定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我国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靠近东部沿海，可以用多种运输方式进行运输，但仍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没有明确的交通运输体系，各区域的交通发展水平与当前社会经济不匹配，运输机制缺失服务性，这些问题都会影响评指标的确定。在参考这一地区的目前的数据，与历史数据和国外城市数据做对比，确定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阶段。
3.设置区域公路运输指标
协调性评价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由很多单项指标组成。它可以从两方面说明区域公路运输体系，即公路网路的建设与运输水平，以“里程”为主要规定指标，以及对公路网络的密集程度进行审查，算出可以运货的数量和载客人数，以及运转周期。在得出数据后，研究人员通常会用货运与客运的运转周期作为评定运输水平的标准，得出不同区域的运输水平，从而调整政策和方针。
五、总结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不断发展，而起到引导作用区域公路运输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符，对适应性进行准确的分析，建立指标体系，制定出相应的评价标准，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确定所属的的发展阶段。同时，还有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大对公路网络建设的力度，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的推进，让两者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方华. 浅析公路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J]. 经营管理者，2013，25：185.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关键词：古典艺术；旅游功能；经济价值；历史研究；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60-01
德国古典学家黑格尔曾经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对于当代社会中古典艺术存在的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人的感官及精神需求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断的重复排列，巨变的现实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焦虑、抑郁、压力成为困扰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今天，时常需要在紧张的生活中放缓脚步，缓解身心压力。而中国古典艺术讲究的是和谐的观念和诗情画意的观念，以富有古典艺术元素的古典园林为例，存在于园林中的文字、雕塑、绘画等艺术元素的巧妙组合，以诗情画意的表现形式贯穿于园林中，通过在园林内堆山叠水，理花葺木所造就的是一种意境，它使人游赏间禁不住感到心旷神怡并与自然沟通，使自然美景得到升华从而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这种综合性的艺术手段造就了人们获得理想美的意境。
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成为世界性的一种活动。古典园林的旅游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丰富的审美意趣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得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强大的旅游吸引力与旅游开发价值。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人文旅游资源，以它的审美特征和独特的艺术创意吸引着中外游客，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说，古典园林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此外，城市中具有古典元素的古镇、商业街，同样具有古典艺术的氛围并且具有旅游的功能，如成都的锦里、宽窄巷子，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的元素，在城市中构建了一个可以营造古典艺术氛围的环境，吸引广大市民在闲暇之时来 到这里消遣、消费。因为大多数时候，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大众不可能做到在想离开城市去旅行的时候就离开，所以这种在城市之中具有古典元素的环境会吸引广大市民的到来。
三、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
古典园林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存在于其中的各种雕刻、装饰、花木寓意等，储存了大量的文化思想和科学信息，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及其深广，是研究古代民俗的实物资料。园中汇集保存完好的中国历代书法家名迹，是珍贵的艺术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是做历史研究的凭证。因此，从古典园林中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和变化，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实物资料，其本身起着博物馆的作用。
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现今保存园内的文献档案、文物收藏，记录了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辉煌走向衰落灭亡的历史。颐和园保存的纸绢类文物数量众多，根据尺码和内容分别张贴悬挂于殿堂的指定位置，与店内其他装修、陈设一起构成了晚清皇家宫苑生活的真实场景和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资源是后人在史料档案中难以寻觅的。这些藏品对我们探讨清末御用绘画、装饰材料，研究清光绪时期，慈禧专权操纵下“画院”的编制、职能、制度、机构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能够起到重要的凭证作用和揭示相关历史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结论
人的感官及精神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文化研究的需要，这三点原因是当代社会中古典艺术存在的原因。随着中国社会在工业化途中的行进、商业经济意识的普遍渗透，随着文化全球化迅速展开，中国现代的艺术精神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流行文化之潮的涌动，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的扩张，功利主义的泛滥，在艺术的领域中产生了许多负面的效应。因此，古典艺术存在于当代社会中有着重要意义。古典艺术存在于当代社会的理由，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古典艺术的各种功能，有助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学会如何去面对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命题角度一 交通运输站点的区位分析
【考情扫描】
关于这部分知识，2013年广东卷考查了高铁站选址的区位因素，2012年北京卷考查了地形对城镇、交通的影响，2011年浙江卷考查了港口的人文区位因素等。主要考点可归纳为：
【重难点分析】
交通运输网中的点，如港口、车站、航空港等，是客货流的集散地，是完成交通运输过程的重要环节。
1.影响港口布局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自然因素：入港航道要有足够的深度和宽度;平原地形对港口提供淡水、平面布置有利，但航道往往容易淤积。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腹地条件和城市依托影响较大，腹地范围越广、经济越发达，对港口建设越有利，此外还需要完善的配套设施和高效率运作服务。
选址要求：河港要求河宽水深，位于或靠近城市、陆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海港要求有背风、避浪、水深的海湾，与其他交通干道系统有方便联系的地方。
2.影响汽车站、火车站布局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自然因素：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但要求地面开阔平坦，位置适宜，利于排水。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数量、密度、规模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选址要求：城市交通干线两侧，与市内干道系统和其他对外交通有方便直接联系的地点。
3.影响航空港布局的区位因素和选址原则
自然因素：受地形、气候、地质、水文等影响较大。①要有平坦开阔、坡度适当的地形，以保证排水;②要有良好的地质条件，以保证地基稳定;③应注意风向、风速，还有雾对能见度的影响，一般不宜布置在盆地和洼地。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人流、物流频繁地区最为有利。
选址要求：地形开阔平坦，坡度适当，云、雾和暴雨较少，风速较小，地势较高，地质条件好，机场周围不应存在高层建筑物及其它障碍物，与城市应有一定距离，并有快速交通干道相接(航空港与城市距离取决于城市用地、交通联系、环境等综合因素)。
命题角度二：交通运输线的区位分析
【考情扫描】
关于这部分知识，2013年福建卷考查了交通线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2012年广东卷考查了高速公路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江苏卷考查了建设雅安一西昌高速公路的原因及意义;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考查了青藏铁路的相关问题，江苏卷考查了建设高铁的区位因素，上海卷考查了航线选择及其原因等。考点可归纳为：
【重难点分析】
按照现代五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线可分为铁路运输线、公路运输线、内河水路线、航海线、航空运输线、管道运输线。同学们做题时，一要明确所给交通线对应的交通运输方式，理解和体会该种运输方式所具有的特点;二要构建影响每一类交通线布局区位因素的分析模式;三要对照模式，联系实际，组织语言，形成文字。
1.影响铁路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地势平坦对交通线限制少，山区修路比平原工程量大、造价高，铁路选线要在两条相同的等高线之间，尽量少穿过等高线;地质：在背斜上修路，避开断层等;水文：水深、流速、流量、泥沙淤积等方面;气候：影响施工，台风、风暴和浓雾直接威胁运输;此外，铁路布局还受冻土、泥石流的影响。
(2)社会经济因素
经济水平：为交通基础设施和线路兴建提供不同程度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保证;经济需要：主要是人口、工业和城市的分布所产生的物流、人流，以及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需要，要求建设或扩建交通线。
政治：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维持稳定与团结;民族：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国防：巩固国防，保卫祖国边疆。
(3)科技因素
科学技术支持，运输工具向大型化、高速化方向发展，经济联系扩大;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强。
2。影响公路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要求地势低平，山谷中应避开陡坡，山区公路一般沿等高线修筑，呈“之”字形;地质：要求路基坚固，应避开断层、塌方、山崩、泥石流处;水文：尽量少通过河流、湖泊，避开沼泽地、洪涝地，以减少施工量。
(2)社会经济因素
宏观上：要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科技等因素;微观上：在交通量最大、路线最短、占用耕地最少三者之间寻求平衡。
国道选线：以直达运输为主，并适当照顾沿线重要经济点，尽量缩短线路长度，以节省运营时间;地方性公路选线：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为主，可以尽量多地通过当地的居民点、铁路车站、码头等。
3.影响管道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由于管道运输物资的特殊性(石油、天然气、煤浆)，管道布局首要考虑能源产地和能源消费市场，并照顾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但是社会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
4.影响水路、航空运输线布局的区位因素分析
水路运输包括内河航运和海洋运输。自然条件主要受内河通航能力(河流或运河水量，河道宽窄)、海洋航道是否适合、天气状况、运输安全、洋流运动、风向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条件主要受港口发达程度(决定客货流)、沿线经济状况、线路长短、资源状况等因素影响，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水路、航空运输线布局的决定因素。
在对交通线和交通站点进行区位因素分析和评价时，同学们要知道区位因素分为有利与不利两种。因此，要结合具体实际，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解答这类问题时，同学们首先要审清题目，弄清是要求分析区位因素还是分析优势区位因素。无论哪一种类的交通线和交通站点，在分析区位因素时，我们都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答题方向，这样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答题也会更准确全面。
【跟踪训练】
读某岛屿图，回答1、2题。
1.图中最适宜建港口的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2.⑤处建飞机场的有利条件是( )
A.离海港近，便于客货的中转
B.该岛风景优美，游客多，经济效益好
C.地势较高，云雾少，降水少
D.地形平坦开阔，利机的起降
3。下图为我国东北某城市中心道路图，图中公交车站点布局合理的是 ( )
A.甲 B.乙
C.丙 D.丁
4.某区域规划图中，两种公路选线方案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方案一因采用了直达运输的方式，运输价值比方案二高
B.方案二在a、b、c、d四处拐弯中，有一处是不合理的
C.方案二比方案一更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与居民的需要
D.省道因等级高，一般采用方案一这种直达运输的方式
【参考答案】
1.A 2.D 3.D 4.C
关键词：因子分析；城市综合竞争力；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49-03
一、引言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是，江苏省同时也是中国典型的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省份之一。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找出城市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及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是实践提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江苏11个大中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因子分析，探讨了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格局及实现均衡发展的途径。
二、因子分析法原理
基于因子分析法进行的综合评价，亦适用于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其基本步骤如下：
假设有m个城市，n个评价指标，则矩阵X0=[Xij]m×n即为评价样本矩阵。
(1)原始矩阵的标准化。为将不同质的指标综合加总，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Yij=(Xij-Xj)/dij，其中：i=1，2，3…m；j=1，2，3…n；X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值；Yij为第i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Xj为m个城市的第j个指标均值；dij为第i个城市指标的标准差；
(2)求出标准化矩阵Y的相关矩阵R；
(3)求R的特征值，并根据特征根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4)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和相应的特征向量矩阵。与此同时，计算最后综合得分的加权权数则由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即每个综合指标的权重由它对综合评价的贡献率确定，其大小取决于指标间的差异；
(5)计算主因子得分值；
(6)计算综合评价总得分值。总得分值越高，说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三、各城市竞争力分析评价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所研究比较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主要是比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关键是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功能的比较，为了定量测量和实证分析的需要，依据科学性、可比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江苏各市实际情况，选取能反映城市综合竞争力的14项统计指标，建立相应的统计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X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X5―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亿元)；X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X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8―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亿元)；X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X10―邮电业务总量(亿元)；X11―高级技术人员数(人)；X12―用气普及率(%)；X13―海关进出口总额(亿美元)；X14―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人)。
这14项指标分别从城市的经济总量、质量、流量等方面反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标统计数据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6》整理而得，统计数据详见表1。
(二)求R的特征值以及贡献率
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计算过程借助于SPSS11.5软件操作完成。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从略)，可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从略)。R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有三大特征根：9.040，1.646，1.543。它们一起解释了变量X的标准化方差的87.347%(累计贡献率)。这样，对于此项研究的绝大部分要求，前三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所能表达出的足够的信息。同时，基于过程内定特征根大于1的规则，主因子分析(factor)过程相应提取三个主分量：F1，F2，F3。从主成分方差值可以看出，全体变量能较好地被主因子F1、F2、F3解释。
(三)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对提取的三个主分量F1、F2、F3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A，同时，为便于对各因子载荷作合理解释，对其进行旋转使其结构简化，使得每个因子的载荷的平方按列向0或1两极分化，以起排除噪声干扰的作用。表3即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矩阵A′。同时，表3给出的是原始数据X和主成分均已标准化处理后的前三个所提取的主成分的载荷阵，设Y为主成分变量，则：
通过计算最后得分可将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评分及排序如表4所示。
四、结论与启示
(一)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趋小，传统意义上的苏南、苏中、苏北地域划界业已模糊，不再泾渭分明。从传统意义上，苏、锡、常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江苏堪称首屈一指，但近年来可以看出，常州发展比较缓慢，其在经济增长、人口素质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反而值得关注的是徐州近年的快速发展，给其他地区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同时，传统说法上为苏中地区的扬州、镇江、南通，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常州地区的差距正渐次缩小。同样，苏北、苏中地域差别也并非遥不可及，宿迁市作为一个新建城市，其发展仍具潜力。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盐城、连云港、宿迁等市均有多项指标未达全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宿迁市，作为一个新建城市，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积极开展科教兴市战略，提高人口素质，是其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要实现江苏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从市情出发，找准差距求发展，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以为长期发展提供借鉴。对处于第一集团的南京、无锡、苏州、常州而言，南京应在搞好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充分依靠技术进步，加大科技投入，发展经济、提高实力；无锡、苏州、常州则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处于第二集团的南通、镇江、徐州、扬州、泰州而言，除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提高经济实力这一共同之处，南通、泰州应着力于改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汲取我国部分城市片面追求发展的教训，为经济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处于第三集团的淮阴、盐城、连云港、宿迁而言，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因而，差距是全方位的。要实现全面赶超，首要的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教育事业的加速发展，进而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尹继佐.城市综合竞争力――2001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拉马克主义；意向性；学习与模仿
中图分类号：F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导 言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了与生物演化(进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们因此也称社会经济的动态过程为社会经济演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任务\[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积因果循环说\[4\]（P373-397）、创新推动的非均衡演进说\[6\](P73-74)、遗传结构主义的制度变迁说\[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发秩序说\[10\]（P211-221）\[11\](P44-63)、基于关联反馈的路径依赖说\[12\]（P331-337）\[13\]（P116-131）等社会经济演化学说，但直至当前，规范化的、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尚未构建出来\[14\](P8)。
演化广泛地存在于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经济与社会现象之中，但科学研究至今仍未构建出一般演化理论，为诸领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指导。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获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实证，加之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了生物遗传的微观实现机制，因此，率先构建起了相对系统与完善的学科层级的演化理论——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这一理论也成为了相关演化研究借鉴与比较的对象。社会经济学者如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等，生物学者如赫胥黎、梅达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学家如波普尔等，均对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得出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机制差异的结论。例如，赫胥黎认为文化演化是一个和生物演化极为不同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15\](转引自\[18\](P23))。波普尔也认为“文化演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演化的过程”\[16\](P48)。哈耶克、诺斯、纳尔逊和温特则明确地断言，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着经济演化\[9\](前言)、经济演化难于贴切类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变和性别重组机制\[9\](P61)。的确，社会经济演化是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而长久以来我们总试图把“人”置于一种宇宙殊的地位上，这当然会潜在地指引学者们刻意地找寻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差异，以及将一些细节层面的差异放大到机制层面。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指出，人类认知的发展已使我们认识到，人，包括人类的意识，并不是游离于自然规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这启示我们，生物演化与由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经济演化的同一性应是相当广泛的②。而且，在认知逻辑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作为在现象特征上呈现出了广泛同一性的两种子类演化现象，应能在本质上作同一性的理解。虽然以上两点尚不足以推断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审视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诸观点还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严格区隔开来的观点多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宣扬及反复强调，它们已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设定了。但如果这些观点存有差误，就会成为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发展的沉重理论包袱，阻碍我们对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深入理解。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国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识的再审视 二、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吗?
生物演化学说中有拉马克主义③(Lamarckism)和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两大理论传统。拉马克主义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并且获得的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达尔文主义则认为生物会发生自然的变异，在生存竞争中，有利的变异将较多地保存下来，有害的变异则被淘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生物演化学说一直围绕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展开争论。直到奥古斯特?魏斯曼明确地证明了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遗传”不可能成立，以及结合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说，并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新达尔文主义提出后，相关的争论才趋于平息④。达尔文主义胜利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对生物特性之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能够经由生物性机制遗传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则是后天的。这随即就导出了一条判定拉马克主义的延伸标准：凡是探讨那些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遗传问题的学说，就是拉马克主义的。
哈耶克在这一判定标准上作出了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判断。他说：“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18\](P48)纳尔逊和温特宣称他们是毫无羞愧的拉马克主义者时也说，他们所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考虑了获得特性的‘遗传’”\[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识到，将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马克主义延伸判定标准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领域已在逻辑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完整的命题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现出来：社会经济演化中传递的均是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学说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具体地说，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时，我们并不能断然地说制度对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为在逻辑上，在我们所构建的制度演化学说中，应该另有一个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论中的区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对社会经济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会经济演化中，文化、习俗与制度接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选择，进而经由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向后传递，是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隐默性知识却不能通过学习与模仿在社会中传递，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识，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它们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是先天的，但在社会经济演化惯常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视域上可以认为既没有新元素加入进来，也没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给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学说中作出先天与后天区分的思维，应称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认为，一切演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18\](P24)。按照这一理念，我们应能构建起人的知识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识、社会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不断地适应着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的确，在高效地适应自然环境，如温度、湿度、气压、光照、营养供给等方面，人类还主导性地依靠着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识。例如，我国地区的居民有一种调节体内红细胞数量的基因，因此适应于该地区稀薄的空气。现代人类也常用技术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安装供氧设备、使用空调、药物等，但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与那些生物性机制的效率相比拟。而在机敏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人类则主导性地依靠着手口相传的文化、习俗与制度⑤。在这样的人的知识演化模型中将只有区间：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和仅在个体内部传承的知识区间，而无需作出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在该人类知识演化模型基础上断言，由于经由人的生物性传承的知识区间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经由人的社会性传承的知识区间也应是达尔文主义演化的，但我们可断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论看来的后天性事物，就确定无疑地宣称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吗？
彭罗斯指出，协商行为和计算行为是人的行动在经济领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掉的\[19\]（P804-819）。这一无可辩驳的观点当然潜在地支配了学者们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赫什莱佛提出，人能有意识地进行优化——或者我们常常认为人是这样的——而对除了少数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选择与战略仅仅是隐喻的，这是要构建的经济演化理论与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明显差异\[20\](P1-52)。阿尔奇安构建了一个依赖于机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经济变迁模型，但他却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类的适应——模仿与试错搜索——是有意识地进行的\[10\](P211-221)。诺斯认为，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机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由人们对最终结果的信念支配的，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9\](前言)。纳尔逊和温特则提出，经济变迁中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对企业的选择，是达尔文意义上的被动选择；二是适应性学习，是一种反映企业意图的选择，是意向性的主动选择\[17\](P14-15)。社会经济动态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模拟这一动态过程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如诺斯那样断言，“参与者的意向性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
在理论上，动态过程可以分为数种类别，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处于动态过程之中，我们识别出这一动态过程具有显著的演化特征，并将其称为社会经济演化，但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一动态过程是纯粹的演化过程。社会经济动态中也存在着大量非演化的变化，它应是一种由非演化与演化杂合成的复杂现象。同样，人类的行为也是杂合性的，兼有理与非理。因此，我们在逻辑上就不能断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类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动态中的演化过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为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可能：人类的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非演化性动态变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动形成社会经济的演化。
事实上，意向并不能将一般生物与人区别开来。生物也有意向：蜜蜂会循着花香采蜜，雏鸟会喳喳鸣叫争取食物，狗会摇尾巴招惹人的喜爱。但生物却不能意向性地影响生物的演化，它们根本没有这一方面的意向。人类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会经济演化的冲动，并且人类也总是在意向性地规划与设计着未来的社会经济模式。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意向，而在于这种意向是否能够达成。门格尔指出，社会现象的起源与自然有机体的起源具有类似性，大量的社会制度对于整体的某种令人惊异的明显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种意图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成员协定或实证立法的结果，而是自然的结果\[2\](P116)。哈耶克也明确指出，演化着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种自发秩序，是福格森所谓的“人类行为的结果但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21\](P458-468)。人类根本不能按意向性来设计社会的文化、制度，那样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负”\[18\]（P73）。
社会经济演化研究虽然尚未阐明演化的机制内涵，但不少学者已认识到，演化是不确定性变化下的一种适应性过程\[9\]（P17）\[10\](P211-221)\[18\]（P24），这在逻辑上也是明确的：不论社会经济是由理性的行为者还是由非理性的行为者的行为构成的，如果其运行在确定性之下，就必然会陷入静止状态(包括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描述的“循环流转”状态)，而不会呈现出演化的那种持续缓慢的变化特征。意向性对作为不确定性变化下的适应性过程的演化显然不可能有意义，因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18\](P96)。可见，社会经济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们可以按他们的意向塑造的。
在纳尔逊和温特、诺斯等学者看来，人类意向性地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还表现在，当人们对当前的制度、技术、惯例的绩效不再感到满意时，就会在压力下创造出新的制度、技术与惯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认为，激励着意向性创新(在实验室中作的系统性的试错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国在元明以来落后于世界(即李约瑟之谜)的主要原因\[22\](P244-291)。这种主动性的机制在生物演化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变(即创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频率发生着。即使社会经济中存有这种主动性机制，它也不能将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区别开来，因为在事实与逻辑上，我们并不能基于人类具有这种推动社会经济演化向前的冲动就断言其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之一，门格尔称之为闲散的好奇心，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精神。事实上，大多数人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着创新尝试，只不过那些仅产生了较小的绩效提升的创新尝试以及那些数量更多的失败了的创新尝试往往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也就是说，创新可能是社会经济演化中常态性的人类行为，学者们称道的意向性推动的创新只是选择性观察与记忆的结果，是幻象。其次，社会经济演化中的诸多创新，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往往是偶然间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创新尝试的结果。例如，伦琴发现X射线，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洛伦兹发现混沌现象等，获得的均是他们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类意向性创新特别是一些在事后看来的重大创新受到创新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与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变发生频率的约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车装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长久以来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参观邮购公司的传送带，灵感突现才创新出了汽车生产流水线。凯库勒构思苯的结构、门捷耶夫探寻元素周期律、汉密尔顿构思四元数的运算法则等都经历了反复的猜想与验证，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受到了灵感的“扶助”。创新依赖于灵感的本质是创新依赖于时间，这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中更为明显。人类社会产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规范、新流派艺术作品的频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认为是以固定的频率“生产”出来的，激励对此往往无效。这样看来，在由创新活动推动的社会经济演化中，即使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也不是社会经济演化的决定因素。自然地，我们也不能根据人类具有强烈的实现创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断言社会经济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的
传承机制不同吗？ 在代际传承形式上，生物演化与社会经济演化表现出了诸多差异。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细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断交换)的形式延续，DNA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机制作用，社会经济则以学习与模仿的形式延续，并且不存在类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传递信息，社会经济演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则往往通过无数个“祖先”向后传递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较之生物演化进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学者因此认为，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传承机制上是不同的。那么，这些传承形式上的差异是否足以支撑我们作出社会经济演化在传承机制上异于生物演化的论断？
生物有性的代际遗传机制是如下展开的。在一般生物体的正常细胞中，有两套由DNA记载着的遗传密码，一套来自父本，另一套来自母本。例如，人类的一套遗传密码由23条染色体(DNA长链)组成，因此每个正常的人体细胞中有2套共46条染色体，或者说23对染色体，其中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代际遗传的第一步从生殖细胞的减数分裂开始，每个生殖细胞减数分裂后生成两个细胞，称为配子，其过程包括两个组合。一是两条分别来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号的染色体相互靠近，在一定的点位链接，再分开为两条染色体。在这一链接与分开的过程中，将发生基因片段的交换，如图1中三个连续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组成的一条父本
图1 生物有性遗传机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生物学表述绘制。
染色体与同序号的由a′b′c′d′e′组成的母本染色体经过链接与分开过程形成了两条新染色体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链接点不发生交换，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体)。二是基因片段组合形成的各染色体按序号分别进入一个配子细胞，即将各同序号的两体染色体分别送入两个配子细胞，组配成两套遗传密码，如图1中“过程二”箭头指向的变化所示。经过这两个组合过程后，两个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遗传密码，并且这两套遗传密码与分裂前的生殖细胞中的两套分别来自父本与母本的遗传密码均不相同。当其中的一个配子经由受精过程与来自另一减数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为一个正常细胞并发育成新生物体后，新生物体表现出来的特征将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个全新的个体。提及生物遗传物质DNA，研究者就会联想到其可纵向拆开的双链结构，并因此萌生出将与DNA相关的机制均归之于这一奇特结构的想法。但值得强调的是，在生物代际遗传的核心过程中，DNA的双链在纵向上并不拆开，而只是在横向上断开后再接上，这种在横向上可断开再接上的性质提供的对遗传信息的组合创新机制才是生物代际遗传机制的本质，这一点早在18世纪初即已被法国遗传学家莫佩蒂乌猜想到，并在DNA被发现的近100年前由孟德尔通过严谨的实验数据分析提出。可纵向拆开的DNA双链可实现对其自身的精确复制(其间可能发生差错，即突变)，也在生物代际传承中发挥着通过复制形成多个后代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机制并不是生物代际传承机制的核心。
社会经济演化通过学习与模仿传承的本质也是组合创新。哈耶克指出，学习在本质上是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赋的个体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无限多样性，而如果学习是对同伴的完全复制，社会经济中广泛存在着的学习将减少其多样性而不是如现实中的那样保持或增加着多样性\[18\](P146)。阿尔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来有助成功的独特因素，是对他者与己者因素的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习与模仿欧美，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搬抄，而是结合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组合创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既延续了日本传统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宪主义因素。
当然，学习与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样两两封闭的，个体在构思一种新方法时往往汲取着众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这可能只是我们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组合的构成而忽略了各具体组合过程产生的误解。应该承认，人的关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在每一时点上往往只能关注一个人，甚至只能关注到一个人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类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单元)，他们在如此关注时，就在将其关注到的他者行为的新奇元素与己者的元素相组合，这个过程显然是一种两两封闭的组合，甚至只是一种简单到只变更一个单元的两两封闭组合。而且，人类还具有理性，他们能在信念知识的支撑下基本正确地判断出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组合方案的绩效水平，这样，不少绩效水平较低的方案不经由显性的执行过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们注意到了的组合方案，则主要是理性不能确知其绩效水平因而需通过显性的尝试来确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过显性与隐性试错选择出的绩效水平相对最高并因此被反复执行着的方案。这些方案从构成元素来看有多个“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过程，仍是多轮两两组合的结果。
而且，即使每一轮次的学习与模仿均发生在多名个体之间，也不足以使我们将其与两两封闭的有性繁殖式组合区隔开来。两两组合的组配成本当然低于多个体间的组配成本，但当个体之间差异较小时，两个体间的组合将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个体，而多个体间的组合却能保证组合出的新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链仅由三个基因组成(或只有三个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两个体间的组合则最多只能生成8种新的个体类型，这样，当繁殖倍率大于8时(现实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个相当大的数)，两两封闭的组合模式就会产生出大量的重复个体，也就是说，其不能高效率地实现生产数量较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个体间的组合却由于具有更大的组合空间，可保证新繁殖出的个体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较高的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这一意义上，生物演化中的两性传承模式与社会经济演化中开放的学习与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为有效率地达成产生出数量众多的差异性个体的机制功能而选择的不同形式而已，它们在机制层面上是相同的。
五、结论与启示
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社会经济演化研究已走过理论丛林阶段，系统总结有关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学派理论、基本观点、一般认识等，构建包容多方面社会经济演化现象的统一性理论，突破性地完成马歇尔与凡勃伦提出的理论研究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23\]（P1-6）。在这一理论发展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有关社会经济演化本质与机制的诸观点作深入的再审视，去伪存真，破除教条，为实现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
诚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样，社会经济演化研究领域中的三大“共识”所依存的推断逻辑均存在着差误或漏洞，并不是确然成立的，其中，“社会经济演化是拉马克主义式的”论断的推演逻辑犯了忽略前提的错误，“意向性支配着社会经济演化”论断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虑到的逻辑分支，“社会经济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遗传机制传承”则属认识狭窄，将细节层面的差异扩大到了机制层面。两百余年的社会经济演化研究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累积起了诸多的教条，只有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为工具，不畏权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这些教条，勘正社会经济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动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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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A\].林毅夫.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出版社，1993.
\[23\]贾根良.演化经济学译丛总序\[A\].\[美\]霍奇逊.贾根良，等，译.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注释：
①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指出，“关于人的独一无二性的定义，一直是人的宇宙和伦理系统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处于由太阳和星星围绕着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达尔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创造并特殊赋予灵魂与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为——潜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当我们开始生产能进行思维和学习的机器时，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对环境进行复杂地和有理智地操纵控制的人了。”
② 罗斯比就指出，拒绝生物学类比是愚蠢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生物系统,见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逊和柯纳森近来也撰文指出，将社会经济演化视为拉马克主义式的是误导性的，见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们论证的逻辑并不简洁，且未揭示出这一观点所依存的逻辑中最关键的错误。
④ 但即使这样，拉马克主义并未完全败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细胞具有对生长力过去工作效应的记录，就像和记忆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环境中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长在每个世代中将会被促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见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笔者看来，即使这一机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仅是次要的，而且这种记忆性机制也应是经由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
⑤ 不少学者认为，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交往，如低平的颧骨、暗红的嘴唇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这些生物性特征，人类就能高效地应对复杂万变的人类社会。
（责任编辑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因素
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的因素与社会经济市场的因素两方面。
（一）企业的自身因素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
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内容主要有企业的财务管理、企业财务的审核、企业项目资金的管理、企业投资管理等，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其对工作人员的财务管理知识及工作能力的要求较高。企业想要通过财务管理工作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首先就要构建完善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以使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然而目前一些企业对于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企业也未重视财务管理工作体系的构建。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体制不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不科学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其次，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配置也存在问题。目前许多企业都存在着家族经营的现象，企业对于一些重要职位的人才选择不以经过专业学习与培训、具备较强工作能力的人才为首选，反而是凭借亲属关系及人际关系选择一些重要职位的供职人员，特别是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企业财务管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一般凭借人际关系选择自己信赖的人员负责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企业这种选拔财务管理人才的方式选择出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一般都未经过专业的财务管理学习，也不具备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因此其财务管理工作的能力有限，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此外，目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较低。一些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利用工作的权利谋取私利，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较为消极，其对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责任心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
（二）社会经济市场的多变性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管理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市场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经济市场上的竞争关系也越来越激烈。企业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其不断地创新其经营方式，发展其生产技术等，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市场越来越复杂化、多变化。我国社会经济市场的发展与变化给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企业想要得到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变化，能够根据目前我国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制定出适宜企业发展的策略，从而促进我国企业更好的发展。此外，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深，我国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已经逐步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拓展了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企业财务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首先经济全球化发展不仅是企业经济市场的全球化发展，其还包括金融危机、经济风暴、货币利率变化等的全球化发展。例如经济危机，近年来金融危机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再加之金融危机本身具备的强大传播力，一旦有国家或地区爆发经济危机，我国企业的发展及其财务管理工作必定会受到影响。再如一些地区或国家货币利率的改变，其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目前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还需要增加对全球经济形势及货币利率等因素的考虑，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量，其还加大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难度。
二、目前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企业的经济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经济状况日益改善的环境下，我国企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然而这也给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许多困难。目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人才的缺乏、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内容不完善三个方面。虽然我国企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体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严重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其次，目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人才的工作素养及工作能力较低，企业优秀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较为缺乏。企业财务管理人才的缺乏及财务管理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财务管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合理。目前一些企业的财务管理人才任用制度如同虚设，企业财务人员的选拔完全凭借其人际关系，从而导致目前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及工作能力普遍较低。此外，目前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已经远远落后于当今社会经济的要求。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社会经济市场也越来越复杂多变，但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内容仍局限于以前的财务管理理念，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性研究
（一）明确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指的是企业财务收入支出需要达到的经济效益目的，其又被称为企业的理财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开展的中心与基础，企业财务管理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理财目标进行的，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企业首先应该树立科学的理财目标，从而使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在理财目标的引导下得以更好的开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企业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发展，因此在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确立中企业应该结合自身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树立既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又能促进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树立应该在促进企业与我国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财务管理目标，从而促进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创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能够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模式，从而促进企业财务目标更好的完成，进而使得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在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树立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并创新企业的理财目标，让企业的财务目标带动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更好地开展，进而使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融资管理
企业的融资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十分重要。企业融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分别是股份融资及债权融资。企业的融资工作对于企业项目的正常实施及企业规模的扩大是必不可少的。企业融资工作需要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很多，首先企业需要收集市场信息，再根据企业融资的需求确定具体的融资途径。企业融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潜在风险，因此企业在进行融资工作时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全面考虑，以尽量减少企业融资工作中的风险。企业融资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选择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融资方式及途径，进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融资工作一般分为企业前期的融资准备、融资途径及方式的确定、企业融资报表及相关报表的制定三部分的工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融资的途径越来越多，但同时企业融资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应该加强对融资工作的管理，不断创新企业财务管理中企业融资管理的方法与途径，进而减小企业融资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的风险，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
（三）完善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
企业财务管理需要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准确的审核与统计，然后再根据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企业进行详细科学的财务分析，最后根据分析得到的结果制定出适应企业财务发展的策略，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复杂化与多样化，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应该适应社会经济市场的变化不断完善。再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经济的需求，因此目前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亟待完善。例如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经济危机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国际货币利率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等。企业财务管理中这些因素对其影响很大，为了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企业应该适应社会经济的需求，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质量。
1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
1．1系统动力学简介系统动力学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福瑞斯特教授为首的系统动力学小组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是以数学计算机仿真技术为手段，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研究复杂系统的行为，在处理高度非线性、高阶次、多变量、多重反馈问题方面具有优势。目前，方法己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
1．2模型结构及流图分析按照水资源承载力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同，结合本溪市细河流域的实际情况，将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分为4个子系统:水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环境系统。4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4个子系统和水资源系统相互影响。
1．3本溪市细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SD模型边界模型边界为细河流域，流域面积1047km2，模型的模拟年限为2011—2030年，基准年为2011年，模拟时间间隔为5a。在分析二级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决策变量和表函数，使用Vensim软件建立了包括4个子系统、6个状态变量、16个决策变量的本溪市细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SD系统模型。
1．4模型参数的确定现状延续型模型参数的确定见表1。
1．5模拟结果及方案选择从表2可以看出，在保持现状延续的情况下，预计整个细河流域从2015年开始缺水，缺水主要原因为供水水源工程没有增加，而社会经济指标等飞速增长，即现有工程规模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求。所以，利用vensim软件通过改变决策变量的数值，产生了开源型，开源节流型，及节流回用型这3种方案及其模拟值。节流回用型方案考虑废污水回用量来增加供水量，在前三个方案基础上，考虑废污水回用量来增加供水量，以满足未来需水要求。经过模型模拟，细河流域各个水平年供需平衡，本地水资源可以支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对以上4种方案的分析和对比，可以看出，决定未来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因素不在增加供水水源工程，提高水资源供水能力上，而是要把主要措施放在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中水回用率上，只有相应的节水和回用措施执行到位，细河流域水资源完全可以承载中远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本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法建立SD模型来研究细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通过模型的试运行和检验，模型模拟仿真程度高，可合理预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由于本地区供水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地区需水量，在增加了节水措施和中水回用后，综合承载力大幅增加，说明节水措施和中水回用对细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生态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经济、生态的进一步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加强全面节水战略，提高污水回收利用量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未来细河流域提高工程供水能力不是解决供需矛盾的主要手段，而全面实施节水措施和提高中水回用才是支撑和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通过对四套水资源发展模式的分析，研究认为节水回用型方案是最优。
2．2建议根据细河流域水资源态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按照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合理规划细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建立健全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机制，实现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支撑，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有序与和谐。提出如下建议:1)尽快修建污水处理厂和“中水”水源工程，有效增加供给;2)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进一步提高用水水平和效率;3)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有效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4)积极争取外调水工程供水配额，大力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5)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以适应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作者：刘士霞张志斌钟卓徐敏张群单位：辽宁省水文局本溪水文局
一、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一）高等教育投入有利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力，也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世纪初期科学技术进步使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1970年-1980年，科学技术和人才的贡献率占发达国家GDP的75%，而设备与资本的贡献率仅占25%。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行业是由汽车行业到石油行业再到软件行业的发展过程，这充分地说明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我国上海高新技术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达到20%，而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上海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达到了53%。因此，高等教育的投入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1]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发掘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投入为经济增长提供基本要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资本、劳动力、生产效率和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促进科学和技术专利的研发，使生产资料消耗率降低，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当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较高时，经济增长的成本会出现低消耗、高效率或低投入、高产出的情况。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高等教育的投入量的增加势必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带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相关产业的产值，有利于相关产业突破其发展瓶颈。高等教育与许多产业和行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学校的基本设施建设与建筑行业和交通业相关；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出版和印刷课本、材料和论文等资料，这就与文化出版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这些行业产量与产值的提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量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高等教育投入增加个人收益，促进个人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高等教育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本科毕业生的明瑟收益率由1996年的8.23%上升到2013年的36.69%，提高了近5倍。所以，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高等教育投入俨然成为一项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呈周期性波动，而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国居民在教育投入上却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是相当慷慨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将是我国唯一一个卖方市场。[3]因此，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仅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提高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利用教育行业的有利条件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连锁反应，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2014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49.9万亿元，人均年储蓄存款超过3.5万元，我国家长为孩子上学所做的储蓄占总储蓄额的44%，居于世界首位。2013年底，我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经提升到了34.5%。由此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相当惊人，高等教育的扩展空间还很大。201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488.22亿占GDP比例4.3%，经费总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这说明，我国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和总支出的增长幅度，我国高等教育消费的潜力和扩展空间都是相当巨大的。
二、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影响分析
（一）经济增长为高等教育投入提供物质基础
一切社会活动都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些社会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这一切都要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投入为基础，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投入。高等教育是一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活动，它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过程中，是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增长的投入产出活动，经济增长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质保障。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高等教育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具有相当大的区别。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具有师资力量雄厚、校园环境优美等优势。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好的地区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较大，高等教育发展拥有一流的社会经济保障。然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连最基本的校舍都无法保障，这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因此，高等教育能发展起来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经济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水平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结构变化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资源和发展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从方方面面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由经济发展而决定的，而非取决于高等教育的供给和需求。高等教育的需求方面包括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5]个人和社会需求的发展与变化经常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人口、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只有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和经济需求增大时，人们对高等教育规模的需求才会增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有了新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决定，而是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高等教育的人数、年限和支出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不仅会限制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受教育规模和人们的受教育年限，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因此，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经济增长促进高等教育结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机构所构成的内部机制，它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客观规律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及高等院校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源的影响。生源数越多，高等院校所获得的教育经费则越多，大部分学生为了应对今后工作中的竞争与挑战，在选择所学专业上都比较慎重。这就迫使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要与产业结构相结合，专业的设置要符合各类生产部门的需要，为这些生产部门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以往的教育结构已经不适应现今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结构必须改革，高等教育应向培养专业型技术人才的方向发展。教学质量对于高等院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决定了社会对高等院校认可程度的高低，也决定了高等院校的创办特色品牌的成败。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限制了对于教育的投入，古代学校开设的课程门类较少，教育手段和教学内容都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往的经验教育方式和书本教育方式转化为更先进的信息化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教学手段多元化、教学设施现代化和教学内容科学化的特点，实现了在教学质量上的跨越式发展。[6]
关键词 生态旅游经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关系；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6-0126-05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等各种错综复杂的自然生态关系，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竞争、共生、隶属、协同、互补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两者能否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直接决定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1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实践表现
1.1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具体形式
1.1.1 自然生态关系
生态旅游经济中的自然生态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生态旅游提供者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提供者是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者和保护者――生态旅游企业经济利益的获取建立在对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上；生态旅游企业经济利益的持续有赖于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保护。自然生态是生态旅游企业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现实约束――生态旅游资源的价值为生态旅游企业提供了经济前提；生态旅游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在生态的承受范围之内。第二，生态旅游社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社区是生态旅游资源的有机构成部分――生态旅游社区是“活的自然”，生态旅游社区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生态是生态旅游社区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基础――自然生态为生态旅游社区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生态为生态旅游社区创造生活的基本环境；自然生态为生态旅游社区提供生产的物质资料，社区与生态的和谐关系有赖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化。第三，生态旅游者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者是自然生态的体验者、参与者和爱护者――生态旅游者通过生态旅游活动获得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体验，放松身心，回归自然，求得人的发展；生态旅游者的活动给自然生态带来多重影响；生态旅游者是负责任的旅游者，自觉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自然生态是生态旅游者的欣赏客体和承载基础――生态旅游资源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价值是吸引生态旅游者的源动力；生态旅游环境的承载力决定了生态旅游者的规模要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生态旅游资源的脆弱性要求生态旅游者严格约束自身的旅游行为。第四，生态旅游管理者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管理者要有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约束生态旅游经济各微观主体的行为，维护生态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开发经营中破坏生态的行为，制定有利于生态旅游发展的政策，加大对生态旅游建设的投入，尤其是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旅游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
1.1.2 社会经济关系
生态旅游经济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在：第一，生态旅游提供者与旅游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依存关系，生态旅游者需要借助于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生产过程得以完成生态旅游活动，他们选择理想的生态旅游景区实现生态体验，借助旅行社安排合理的生态旅游行程，依靠酒店、交通等服务企业提供生态旅游服务。生态旅游提供者通过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获得生态旅游客源获取经济效益，生态旅游者是促使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得到市场实现的重要环节，没有生态旅游者的认可，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无法体现，生态旅游提供者也不能获得收益。第二，生态旅游提供者是生态旅游社区发展的扶持者，他们帮助生态旅游社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经济支持改善社区的落后状态，还要重视社区对生态旅游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分享。生态旅游社区是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社会基础，社区为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经营提供劳动力，对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经营活动有参与权，社区的支持是生态旅游企业经营得以持续的重要条件。在生态旅游提供者与社区之间，是互相支持的合作关系。第三，生态旅游提供者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生态旅游市场秩序，但是一拥而上的“生态”字眼使得生态旅游市场理性缺失，生态旅游提供者们在生态旅游经济的浮华面前纷纷最大化的放大了自身的经济目标，使自己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孤立的经济个体，切断了自己与自然生态的天然联系，盲目竞争、产品趋同、低价揽客的现象在市场上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生态旅游者的正当权益，从长远看，对自身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第四，生态旅游者与生态旅游社区之间是各取所需的和谐关系。生态旅游社区是生态旅游者了解当地文化和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渠道，生态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对生态旅游社区的生态有多重影响，既给当地社区带来新的知识，而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对社区文化造成冲击。第五，员工与生态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员工是企业的人力资本和能动因素；企业是促成员工身心全面发展的平台。员工与生态旅游者之间的关系：员工直接与生态旅游者接触，为生态旅游者提供服务，其服务质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水平和所接受的生态教育。此外，生态旅游管理者应该约束和规范生态旅游提供者的行为，积极扶持社区的发展，调查生态旅游市场，了解生态旅游者的需求。
1.2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现实背离
在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实际是严重失衡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都逐渐偏离了其本来面貌，经济关系凌驾于其他关系之上，成为驱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唯一要素，经济关系越来越强势，其他关系越来越弱化，生态旅游经济难以为继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
当地政府与旅游经营者功能角色错位导致旅游发展失控，政府对外来企业欠约束潜伏着经济漏损与依附，因此，必须加强政府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上缺乏有效的策略，社区参与在实践中变形，教育与规划管理不力导致社区参与非内涵发展；政府对生态旅游市场缺乏研究导致生态旅游地盲目开发，发展理念无法体现生态旅游者的真正需要；旅游经营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程度有限，经济漏损难免发生，两者利益分配失衡孕育旅游地发展危机；旅游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盲目扩大市场规模导致产品供给违背生态原则；游客数量控制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关系无法协调；生态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而矛盾重重，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随既得利益而变化。这
些关系还只是对社会经济系统内的利益关系的描述，如果再加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关系将更为复杂。
生态危机的出现其实说明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危机，说明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割裂与背离，人类将生态旅游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循环，切断了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封闭的经济系统内寻求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导致这一切的现实根源也正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
可见，利益关系的冲突，正在使生态旅游经济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突破利益关系制约的瓶颈，重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正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
2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本质回归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正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存在物，也是生态存在物，是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的统一。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的假设上，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与最优化，在代内公平中，切实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
2.1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的二重性
2.1.1 生态消费者和社会消费者的统一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首先是生态意义上的消费者，需要和自然环境的无生命物质以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获取营养和能量，保持自己同自然环境的生态循环；无论是生态旅游提供者还是社区与旅游者，都需直接从生态系统摄取必要的物质能量，维持生命的自然生态消费。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消费者，即通过经济系统，向自然界间接的索取物质能量，满足自身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消费。生态旅游提供者通过消费生态旅游资源加工生态旅游产品，并在市场上组织销售；生态旅游社区通过消费自然生态，提供相关服务，完善生态旅游产品的功能；生态旅游者通过消费自然生态，获得生态体验。他们以资本、技术、劳动和货币等不同形式消费自然生态，参与生态旅游经济链的各个环节，实现生态旅游产品的市场价值，通过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的两种消费是统一的，只有通过这两种消费才能再生产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力，使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也使包括自然生态再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再生产运动得以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两种消费的统一，在于两者互为中介：社会经济的消费以自然生态的消费为中介，自然生态的消费又以社会经济的消费为中介。因为两种消费互为中介，所以生态旅游经济的消费规模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不是毫无止境的。
2.1.2 生态生产者和社会生产者的统一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是社会的生产者，通过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调节经济系统的发展，协调社会经济系统内部人与社会相互发展的关系，通过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水平，带动社会文明进步，实现改变和发展社会的目的。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也是自然的生产者，生态旅游经济对自然生态的强烈依赖要求人们促进良性自然生产和健全生态条件生产，通过这种生产调节生态系统的发展，协调自然界内部和人与自然相互发展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来建设自然、创造自然财富，实现改变和发展自然的目的。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是社会生产者和生态生产者的统一，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现代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社会生产以生态生产为前提，也为生态生产提供必要的支持，人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主体作用，在自然生态进化中也具有主导作用，这样才能使生态生产和社会生产都保持良性循环。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不能只以消费者自居，任意掠夺自然资源，拼命消费自然环境，生态旅游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态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以，在生态瓶颈制约日益明显的今天，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更要承担作为自然生产者的责任，建设自然和美化自然，使生态资本的总量不致减少。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与经济的协调，不仅有赖于生态经济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生产，还要借助于生态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然生态生产，这两种生产行为是相互促进的。
2.1.3 自然的调控者与共同进化者的统一
在改变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都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消费者，而是对自然生态的建设和调控具有能动性。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与“共同控制”，目的是克服与防止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克服与防止自然的异化，达到有效保护、全面建设自然、使其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实现共同生息与共同进化，实现人与自然公平的互奉关系和平等的伙伴关系。
人作为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组织者和受托管理人，与自然界是共存共荣的伙伴，通过自觉的有效的调控，建立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协调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与全面发展［2］。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呵护，既是生态系统价值品位的提升，也是经济行为主体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的质的飞跃，人类尊敬、顺应、热爱自然，改变对旅游资源单方面的掠夺和利用，以呵护生态、珍爱环境、节约资源为原则，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亲相爱、高度和谐；通过呵护环境、珍爱自然、尊重生态，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有效避免由于人为的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和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促成人与人的地域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和谐。
生态旅游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全面和谐的基础之上的。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既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来直接满足人的物质生理性需要，也以完美如初、甚至比原初更为美好的生态景观来供人审美欣赏，满足人的精神心理性需求，使人们心境得以调适，心情得以愉悦，心灵得以净化，襟怀得以开朗，情操得以陶冶，境界得以升华，从而促进心理健康，促进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完善，促进身与心的和谐［3］。
2.2 生态旅游经济过程的二重性
2.2.1 生态旅游产品是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统一体
生态旅游产品中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其价值源泉，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生态旅游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劳动和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劳动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为满足某种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务的。构成生态旅游产品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就是自然生态因素。
生态旅游产品的交换虽然是按照价值来进行的，可以不考虑其使用价值，或者说只需要考虑其社会规定性方面而不考虑其自然规定性。然而，没有这种自然生态关系，就没有使用价值，价值的物质基础就没有，生态旅游产品就不能成其为商品。如果只强调生态旅游产品的自然生态关系，而看不到它的社会经济关系，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就无法实现。
2.2.2 生产生态旅游产品的劳动兼具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
生态旅游产品在市场上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随着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出的生态旅游产品类型还在不断增加，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具体劳动是生态旅游产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抽象劳动的自然基础，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是劳动的自然生态属性。不同的具体劳动创造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抽象劳动是生态旅游产品价值的源泉和创造者，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劳动的社会经济属性；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同质异量的。生产生态旅游产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兼具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
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反映了商品生产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关系，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它与具体劳动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自然关系的有机统一，说明了生产生态旅游产品的劳动的生态经济实质。
2.2.3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是自然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内在统一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需要依靠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自然生态因素对于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形成具有强大作用，说明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首先是一个自然过程。与此同时，生态旅游产品还需要在一定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下，从事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完成对“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的生产，这又是一个社会经济过程。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不仅需要自然物质与自然物质之间的物质变换，也需要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单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与增殖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物质改变的自然生态过程，也有价值形成、增殖的社会经济过程；既是经济物质不断形成和增加的自然过程，又是价值不断形成和增殖的过程。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作为改变自然物质的过程，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与增殖的过程，是以人与人关系为基础的一定社会经济形式的生产过程。所以，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是自然生态过程和社会经济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经济过程。
3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协调统一
变形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代表了生态旅游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关系，在对失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继续修正的基础上，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平台，可以还原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理想状态，即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的理想状态。为代表的生态旅游经济利益主体构成社会经济系统，他们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关系以及自身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生态经济关系。
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旅游提供者、社区、政府和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他们既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又生活于社会经济系统中；他们既与自然生态发生着开发、利用、保护、投入、储存等关系，又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之间发生着合作、竞争、参与、分享、互补等关系；他们既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也是自然生态关系的主体；交错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形成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割裂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生态旅游经济关系链条都有可能断裂失衡，甚至威胁到生态旅游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是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充分的认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协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基础上重新构建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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