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徐麟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愿从五个方面与世界各国一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一是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数字经济；二是发展以协调包容为要义的数字经济；三是发展以开放合作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四是发展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的数字经济；五是发展以造福人民为宗旨的数字经济。
浙江省政府副省长 冯飞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承载的不是简单的0和1代码，而是10多亿中国人乃至全球70多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新经济、新动能，这是全球经济的焦点，数字经济的出现点燃了新动能，点亮了新经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曙光。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金建杭
未来普惠共享的经济体，一定是商业主体剧增，人人都能在网上进行经营，人人都能获得贷款，人人都能进行全球消费；商业竞争已经从拼关系、拼资金、拼地段变为拼智慧、拼数据、拼计算；商业结果从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谋求暴利，转变到诚信是财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构建普惠共享经济体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整个社会都需要大勇气、大智慧。
领英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 里德・霍夫曼
中国发展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速度能够这么快，他们有快速的时间马上进行尝试，看看做法、技术和模式是不是有用，他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快速地进行布置。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客户群，而且是做到了全行业的开放，使其能够在各个行业中进行创业和创新。
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
数字经济跟传统的一般制造最大的不同在于，数字经济让我们学会了怎样从传统的制造变成智能制造。我们利用制造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数字，来让我们加上互联网的运用，所以我们叫做“智能制造+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而智能制造所产生的数据也就是我们智能制造的平台。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颁布实施，建立在“我们正处于信息革命”新论断之上的一系列部署的作出，是影响全国甚至全球的大事件，必将使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化发展轨迹与整个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要与时俱进地把握信息化发展的着力点。同时，结合对2016年第三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关信息的解读，笔者认为信息化发展将有五大新的着力点与新空间。
信息化发展五大新的着力点与新空间
第一，从重点聚焦消费互联网转向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前几年，大家也提到产业互联网，但那时产业互联网发展并不快；笔者认为目前与今后才是发展产业互联网的最好时机。
第二，从信息化供给侧企业为主导的模式转向供需企业双方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从而形成企业供需互动合作的新模式。
第三，从聚焦城市转向聚焦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这是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要求。信息化企业仅仅聚焦在城市市区，可扩展的原有市场有限了；信息化的农村需求迅速扩大，城乡一体化的信息化需求可能会快速扩张。
第四，从聚焦零散的客户转向聚焦个体与群体客户并重的民生服务。我们经常说信息化要注意个性化，但是没有想到信息化还要注意群体化，公共服务就是面向群体的服务，信息化的公共服务将大有发展空间。
第五，从只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技术创新与改革创新。
从重点聚焦消费互联网转向重点聚焦产业互联网
前两年，“互联网+”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消费”的竞争上，即消费互联网上，浙江最“热闹”的要数阿里巴巴；下一轮则将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产业”与“互联网+实体经济”上，即聚焦在“产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互联网”之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重点振兴实体经济，这是个重点方向。
消费互联网以个体消费者为客户对象，产业互联网则以企业为客户对象。实体经济互联网以农业企业、工业企业为主要客户对象，智能种植、智能养殖、智能制造将成为热点与主攻方向。
在第三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专家以及互联网企业大佬都认为，信息化的着力点将转向产业与实体经济互联网。例如，邬贺铨院士认为数字经济的主体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因此，数字经济的主力是企业。马云认为未来属于互联网用得好的企业、地区与国家。从互联网用得好的个人，转向用得好的企业与地区。这其实就是说，产业互联网将决定未来。李彦宏也提出移动（消费）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了的观点。他指出，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已经没有机会再出现“独角兽”的企业了。他是在提醒大家，要在注重发展产业互联网以及实体经济互联网上多下功夫。
此外，从第三届互联网大会透露的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产业互联网就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三者结合，它们将成为信息化向各个行业渗透的重要切入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规模将高速扩张。预计至2020年全球的云计算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将达20%，即从2015年的0.14万亿美元将增长到2020年的1.03万亿美元。
从信息化供给侧企业为主导模式转向供需企业双方合作为主导的模式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重视什么呢？笔者认为是要重视企业信息化应用。前一轮信息化的弄潮儿主要是互联网技术人士和企业，信息化市场基本是以信息化供给方与个体消费方主导的，传统企业类的客户方介入得不深。下一轮的信息化发展则将是由信息化的企业供求双方深度互动、共创共享为特征，以信息化企业供给方与信息化企业客户方的合作创新为前提。因为，信息化与实体产业是完全一体化融合的，“浅度”甚至“深度”的融合已经不能适应了。
例如，工业制造的数字化是工业制造工艺或配方的数字化，是制造过程各环节进度协同的数字化，是制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在具体到产品的智能制造过程中，其数据与工艺、数据与配方、数据与生产进度协同的内容、数字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业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数字化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在这一阶段，互联网企业是不可能单独提供每家客户企业的“数字与工艺、数字与配方、数字与生产进度协同的内容、数字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业务等为一个整体”的数字化服务的。
这样，信息化的应用市场将越来越多地被互联网企业与互联网客户企业合作型的“二重奏”创新所占领，互联网企业的“独角戏”表演将逐步退出市场。这种合作模式是技术供给与行业经验的融合，会较以往更多地分化出产业链生态体系构筑的主导者。
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信息化供给方企业有意或无意侵犯客户方企业的技术与商业秘密。破解之法是把保障客户方企业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义务与责任写入双方合作的合同，并认真加以落实，执法与司法机关要更加重视依法加强对企业技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
从聚焦城市转向聚焦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环境下，传统的城市与城镇时空距离将会被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式与模式将被颠覆。以前的城市规划是将城区和农村分开的，目前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新型智慧城市，是统筹协调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使信息化从主要为城市服务转向为城乡及区域整体的发展服务的模式，这种模式开拓了信息化城乡一体化应用市场的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空间。
在@一阶段，第一，城乡同等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成为主攻方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果不加快发展，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就会缺乏应有的发展条件。过去，人们总说“若要富先修路”，修的是公路、铁路；而现在首先要修的是“信息高速宽带公路”。第二，城乡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改造与建设也将成为主攻方向。比如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系统都是成体系的。对已经建成的供气等基础设施，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拟新建的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则需要采用有别于过去的、信息化的方式去新建。所以，既有信息化对原有系统的改造任务，又有信息化对新基础设施的新型建设任务。第三，城乡一体化的信息惠民服务将成为新的发展空间。第四，美丽中国、美丽乡村的生态环境的信息化治理工程与信息化的系统监管具有广泛的需求。
从聚焦零散的客户转向聚焦个体与群体客户并重的民生服务
信息化消费将从只注重个性化消费，向注重个性化与群体性民生消费并重转变。城乡居民的健康消费以及解决“读好书难”、“看好医生难”、“出行畅通难”、“呼吸新鲜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品药品难”等需求，将推动信息化群体型、公共服务型的民生消费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智慧安居、智慧城管、MOOCs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乡村网约车、农副产品食品药品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网络，将大有作为。
从只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技术创新与改革创新
信息化既要注重技术创新，又要注重体制创新，进入了双重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信息化的体制创新，就是信息化改革。
据相关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汇率计算，中国到2020年(也有说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换言之，这几年和今后的十多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大国经济”的轨道，这快速崛起的规模巨大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传播需求的激增，也为网络产业提出了适应大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需求。与此同时，数字化和三网融合迅猛推进，一方面数字化带来传输资源的极大释放，媒体的内容、传输渠道的稀缺性被打破，生产、传输、需求被无限放大，资源解放要求重构传播和营销模式，另一方面三网融合推动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在不断进退博弈中迅速完成着全产业链布局，向媒体化演进。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三大景观
快速膨胀的中国经济和数字化变革的环境，会给中国网络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为适应大国经济和数字化带来的市场和需求的“无限”，媒体经营将迅速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之下，传统报业向跨媒体、跨地域、跨平台、集团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广州日报、解放日报、成都日报、浙江日报等几大上市报业集团；广电系统则对知识体系、业务类型、组织架构、营销模式等进行转型和重构，去年出现了央视、上海文广、湖南广电为代表的超百亿传媒航母；而以草根、开放为代表的互联网也进入寡头垄断时代，以腾讯、淘宝等为典型，虚拟经济裹挟着传统实业混血而成巨型网络运营实体，颠覆了以往的互联网文化。
其次，十年来数字技术不断推动网络融合进程，大网呼之欲出。十年间，通信业磨刀霍霍，技术翻新同时规模扩大，数网融合成三网且上下游贯通。眼看就要取得主导之际，无奈形势发生逆转，通信行业假借融合之名行媒介化之实夺得IPTV主导权的企图被否决。一直小心谨慎，为生存而努力，进行技术升级并努力扩张规模的广电后来居上，成为三网融合当中的主导。三网中既不具备渠道优势又不具备内容优势的互联网貌似弱势其实不然，寄生于实体网络之上，以其虚拟平台形成的强大吸附力不断吸纳供需双方，营造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是捆绑智能手机等终端应用，从下游倒逼上游，直接染指内容生产，媒体化之心“昭然若揭”。
再次，大国化和数字化带来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营销也随之调整。数字化和互动技术彻底改变了媒体形态和信息传播模式，原本稀缺的媒体资源变得如洪水般泛滥。消费者先是被无限碎片化。随后又在目不暇给的社交媒体上因喜好而重新聚合，主动搜寻、创造和分享，消解和颠覆了以往基于资源稀缺所构筑的信息操控模式，同时又在口碑传播过程当中反被擒获。这对媒体经营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人人活在网上且可寻址，导致市场经营者可轻而易举地准确寻获目标消费者。并在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物质需求的同时，可以进入更深入的精神交流。这个体系也叫做“全媒体营销”。以手机为代表的个人信息平台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家庭信息平台形成了海量消费者数据库，加上互联网的社区媒体所带有的共创分享平台，一起嵌入巨大的物流体系当中，宣布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乃至城市的信息平台建构完毕，从而形成史无前例的巨大无比的综合服务体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崛起、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浪潮，就是最好的例证。
2012：互联网营销新格局
就营销而言，互联网始终是走在浪潮前端，带动和影响整个传媒业的转型与突破。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直面上述几个宏观大局的变化，互联网的网络营销也将作出如下应对：
应对之一，首先从产业层面来说。互联网发展将更加活跃，平台化架构日趋成熟。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几大互联网巨头纷纷调整战略，借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跑马圈地，通过基础拓展和业务捆绑，努力加快平台建设。腾讯继推出腾讯网+QQ+、腾讯微博+腾讯视频等联合化的全平台精细化营销操作之后。近期在电商领域动作不断，不仅开展一系列投资并购，还推出了包含QQ网购、QQ商城和拍拍网的所谓超级电商平台，甚至意欲涉足物流领域。与微博失之交臂的搜狐，则宣布“门户+”战略升级，将其广告资源划分为“门户、视频、社交网络、搜索、垂直”互联网五大门类。
应对之二，从营销广度上说，互联网在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中大量吸纳其优势资源，这使其既具有本身互动性、精准性、整合性等平台传播优势，又具有传统媒体的一对多传播特质和内容优势。比如微博，既具有传统媒体“广播”的特征，又能通过私信、评论实现互动沟通。再比如限娱令之后。搜狐视频与湖南卫视升级台网联动，推出全新选秀节目，其制作班底、资金投入、主持人、节目创新、规模等方面媲美电视量级，特别在营销上。不仅与湖南卫视王牌节目“天天向上”捆绑宣传，还同时借用搜狐矩阵整合户外媒体、校园媒体、海外媒体等资源。
应对之三，从营销深度上看，互联网营销越来越将传播平台与销售终端无限贴近融合。这个特征在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如淘宝的开放平台其实是一个传播――营销――销售的全产业链平台，如Solomon应用，对消费者所处位置和需求的精准定位，提供各信息服务，甚至直接达成销售。这一点对其他具有互动和LBS定位技术的户外媒体同样适用。
然而，光是这几点应对还是不够充分的。必须看到，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呈现寡头垄断态势，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平台化甚至是向上游内容生产的扩张，一方面其媒体属性逐渐浮现，即国家安全和社会责任在其媒体化过程中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国家层面对互联网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控制：另一方面，随着几大巨头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其对社会秩序、经济规律、组织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淘宝涨价引发中小企业反抗以失败告终事件，这都意味着互联网已经跨入一个新的环境，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建构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乃至企业文化。
这转型，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选型和营销体系的变革来得更加猛烈更加深刻，犹如一场脱胎换骨，因而也就痛苦不堪。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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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国内股票市场创造了一天9149亿元的交易量，平均每1.6秒成交1亿元，创下自股票市场诞生以来单日最高成交量。与之相应的，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也喊出了“卖掉房子买股票”口号。与此同时，高盛、瑞银证券、中金公司、申银万国、东方等一批机构在2015的市场预测中成为坚定的多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花旗银行上周公布的报告显示将进一步下调2014年的CPI和GDP数据，GDP数据甚至下调到了7%左右。汇丰银行刚刚公布的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9月份这一数字为50.3%。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显然并未从低谷中走出来。海通证券研究人士坦言，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滑，至今已持续7年，GDP增速从顶峰的14%以上下降一半至7%左右。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何时缓解，仍难预测。
上游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水泥等价格滑落至近年来的低谷，库存高位震荡。电力耗煤量、发电量也连续处于3年来低点。下游地产行业土地成交面积大幅萎缩，乘用车行业销量增速不断回落，需求疲软，库存高企。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企业也面临销量下滑、库存高的尴尬情况。面对一系列悲观数据，一些机构甚至已经开始用“凛冬将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国内实体经济的未来。
有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也引经据典，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畅谈金融繁荣与实体经济背离是正常现象，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体产业低落，大家都去买房子、炒股票，这个国家的繁华必然难以为继。目前阶段，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中国经济要持续向好，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且务必成功。
转型升级并不是个新名词，对政府来说，已经谈了很多年了。过去30多年间，依靠我们的成本优势，也就是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资源成本，以及政府的各种税务减免优惠政策，创造了一个全球知名的“中国制造”。其间，也完成了三次重大的产业转型。1978年以前，中国是以“军营经济”为主，政府大规模的投资是在军工行业，把很多重大行业放在西部地区，经济是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开展的。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军营经济开始向产业轻型化转型，服装行业开始崛起，食品行业开始崛起，家电行业也开始崛起。
然后，从1998年到2014年，中国再次完成了一次由轻型化向重型化大规模的转型。因为房地产崛起，城市化建设起来了，房地产和城市化建设要用到钢筋、水泥，带动能源行业的利润大规模增长，产业的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型。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转型又将转向何处呢？应该是经济重新回归“轻”，但是这个“轻”不再是16年前以温饱驱动的“轻”，而是中国的创业者会越来越年轻，中国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年轻，中国的产业将从重型向智能化、服务化转型。
显然，国家对这次转型是重视的。相继出台生物、数字电视、集成电路、软件、平板显示等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吸引社会和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启动实施了“核高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高档数控机床和大型飞机、北斗导航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立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转型升级的成效也初见苗头。2014年前三个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2%和10.8%，均快于工业的整体增长速度。然而，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化显著、传统产业规模庞大，要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工业完成工业转型升级，依然任重而道远。
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关系着国家发展，而且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更是我们杂志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2010年3月10日，《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创刊。在创刊词里，“将瞄准中国工业经济‘调结构、转方式’这一历史进程，关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关注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提升，关注中国新经济形态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就成为《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的报道目标。遵循这一宗旨，在近5年间，总计116期的《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每月两次如约和读者见面。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产业转型升级也进入了更为关键的攻坚期，为了更好地聚焦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将更名为《中国工业评论》。我们将继续为中国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鼓与呼，也希望与读者、作者和客户继续携手共进，为推动中国新经济的发展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摘要】随着数字传播的发展，产业融合、内容产业的生成、已有市场结构与竞争态势的改变等都预示着我国传媒产业发展技术逻辑的凸显。
【关键词】产业融合 技术逻辑 内容产业
一、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演变
黄升民教授认为，所谓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过渡的过程；产业化的动因是生存环境中的控制力量对媒介的传统形态“控制”的弱化和存在于媒介内部“利益属性”的显现；产业化的进程又由媒介的“利益属性”和“控制对象”属性所衍生的媒介整体的“利益――控制”产业平衡模式决定；产业化的共同特征一是利益指向，二是淡化行政级别和事业性质，追求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地位。这实际上指出了我国媒介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和发展路径。我国媒介产业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我国传媒起初承担着政治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控制工具，是“”，为此简化为事业单位建制的新闻媒介。因此我国传媒具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担当舆论宣传工具的政治功能，其自身的产业属性一直被压制。直到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八家中央级报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申请，其本意主要是解决财政支持不足的问题，但却催生了我国传媒产业的萌芽，我国传媒走出了产业化的第一步。第二次传媒产业的变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采编与经营的剥离”为主要思路和模式的改革使传媒在双重属性的特征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传媒的市场经营能力的不断增强，产业逐利本性不断凸显，最终实现了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完成初级产业化(单一主体的市场经营)以后，传媒的产业经营活动有了更大的突破，同时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的难题。随着市场意识的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市场盈利水平的扩大，旧有的传媒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传媒自身也具有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的要求与动力。传媒产业开始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集团化进程。这主要源于2003年中央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并且开始允许多家传媒集团的组建及运作进行实验。到2004年12月底国家广电总局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这表明我国传媒集团的市场结构已经稳定，传媒产业以行政主导下的集团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轮扩张已然完成。与此同时资本运作日渐浮现，开始成为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从我国传媒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政府逐渐从全面控制媒介活动(严格限制其经营活动)发展到逐步、局部地放松对媒介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从将经营活动允许纳入传媒新闻事业到将传媒经营性资产与新闻事业的剥离。反映出了我国传媒的管理体制正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环境，也反映出了我国传媒产业发展与西方传媒产业发展路径的不同。总之。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具有政治逻辑下的制度安排与传媒自身在现有规制框架下的边缘突破以获取经济利益并存的特征。这映射出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的二元性：政治依附性与资本逐利性。
二、数字传播：传媒产业发展的技术逻辑的凸显
“我国的数字电视进程和电视业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仿佛是一种巧合，其实，这种巧合从媒介发展的历程来看带有内在的必然性：媒介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媒介的体制变革，而体制的不断变革又给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体制与媒介技术的持续互动构成了整个媒介发展的历史。”媒介技术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新塑造整个媒介产业的市场结构与竞争态势，媒介传播技术的数字化预示着传媒产业将迎来更加剧烈的变动与调整。
媒介传播技术的数字化将使媒介产业内部不同种类传播形态的差异性走向同一。这就为传媒产业内部的融合创造了基础条件。因此可以说数字传播是传媒产业融合的强大技术推动力。如美国1996年的电信法案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强大而必要的催化剂。该法案刚通过的几天，七大贝尔运营公司之一SBC宣布它将兼并太平洋电信公司，拉开了电话行业的并购，此后广播兼并，电视与有线兼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从相关资料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媒介产业首先是进行内部融合，在完成内部产业融合之后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策规制的放松将开始走向产业外融合。目前我国传媒产业内部进行的融合居多，进行外部产业融合的较少。但数字传播所导致的传播技术统一化与可转换性将使传媒与传媒外的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如电信业的产业具备了技术融合的条件。同时都是作为传播信息的产业，两者具有高度重合的市场消费者。“当不同产业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导致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现象出现，各个产业之间的传统边界将趋于模糊甚至消失，在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的技术上产生了产业融合现象。”因此在将来传媒业与信息业的产业融合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胡正荣认为，“整个电视产业的发展历程――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再到现在的数字电视。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转移的过程，即价值逐渐向供应链上游转移，这种转移实质上是瓶颈的转移。”其实这反映了传媒产业竞争优势的转移。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将传播的渠道丰富化，媒介传播技术的数字化使海量的信息存储与传递成为可能，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技术转换成为可能。提供传播信息的渠道供应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数量巨大的传播途径将引发传媒产业渠道这种传统竞争优势的降低。同时传播内容的生产制作与供应不能满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渠道节目需求和消费者对节目内容的满足期待。“渠道为王”的时代即将过去。“内容为王”的时代正在到来。传播内容(节目)的生产制作将成为制约传媒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在数字传播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与交易将随之大规模发展，内容生产的企业数量也将随之大规模增加，内容产品的提供商将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所以数字传播背景下的传播产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内容产业的形成发展与壮大。因为内容产业才是传媒产业发展未来的制高点。不可忽视的是媒介的技术逻辑正在传媒产业内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
三、结语
总之，数字传播的发展可能促使产业融合和内容产业的形成，并促使传媒产业扩张加快。但政治逻辑并不一定能满足两者的需求，本着国家文化安全对传媒产业进行规制是政治逻辑的立场。正如陈卫星教授所言，“所有技术上可行的不一定在经济上合算，也不一定为社会游戏规则所接受。”我国传媒产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传媒政策规制层面的改革。通过以较小的规制创新成本换取多方博弈的最优化的收益。
关键词:电子商务;实体经济;助力发展
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电子商务耦合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终端等多元技术，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时空壁垒，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对于推进实体产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市场经济结构变革、助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电子商务正助力实体经济的加速转型，并已经成为信息化、网络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资源配置的有力途径，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引擎。
一、解读电子商务的经济价值
(一)价值经济
电子商务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而产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一方面，电子商务具有流量价值，便于吸引消费，随着电子商务规模的持续拓展及物流等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成为电子商务价值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具有黏性价值，B2B、B2C、C2C等多元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使得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成为功能全、服务佳、反馈精准、协调快捷的消费平台，增强了用户的黏性，保障了消费;此外，电子商务具有用户价值，在最挑剔的消费者面前，无论是商业法则、战略，还是模式、壁垒均不重要，电子商务以增强用户价值为基本导向，有效提升了电子商务平台的商业价值，这三大价值反映了电子商务的经济价值属性。
(二)经济效率
作为依托互联网而产生的网络运营模式，电子商务在一定经济成本的基础上能够获取经济收益，体现为电子商务的“经济效率”。在网络效应的助力下，电子商务活动更高效、快捷，交易效率不断提升，线上市场持续拓展，价值数据收集能力强、渠道多元，这些优势极大地提升了电子商务在线上市场的信息收集效率，由此促进了电子商务网络交易效率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所汇聚的供给量反作用于市场，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交易流程的加速，引发了显著的市场效益，形成了电子商务所特有的经济效率。
(三)电子货币
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了中性衍生品―――电子货币的产生，电子货币自身无法脱离货币而外生，本质上也不具备价值储备职能，在支付前其仅为形式上的“预付账款”，虽然，电子货币自身不具备经济价值，但其能够有效增强利率敏感度、节约成本，提升收益率，缩小与其他资产流动之间的差异性，助力货币结构的转变，充分释放货币自由，加上电子商务与电子货币的耦合拉动了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电子商务规模的拓展，电子货币对提升实体经济的交易率、降低成本意义深远，也成为电子商务平台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其所具备的货币职能也赋予电子商务一定的经济价值［1 ］。
二、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策略
电子商务对于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电子商务模式成功打破了传统实体产业高成本运营模式的桎梏，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与传统实体产业取长补短，有效提高了用户的体验感，拓展了市场份额，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共享，满足了经济市场日趋多元化的消费需求［2 ］。关于电子商务如何更好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本文提出如下策略:
(一)转换思维，定位发展方向
为了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必须转变传统思维，树立互联网新思维，重新定位电子商务与实体产业的关系，为二者的同步发展指明方向。一方面，要主动顺应时展潮流，把握发展机遇，放大电子商务优势，将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来抓，制定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规划，力求将打造跨区域经济圈，打造极具影响力的电子商务品牌;另一方面，要科学定位电子商务与实体产业的关系，将电子商务视为实体产业的重要补充，对于线上购买率低、购买行为理性的消费者，可采取电子商务模式促进消费。电子商务企业要将重点放在强化与消费者互动、培养用户资源、加强售前售后服务方面，而非短期的销量方面，既要依托互联网优势制定促销策略，又要鼓励用户前往实体店体验产品，达到吸引消费、保障消费、提升消费之效;此外，要注重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化选择，电子商务与实体产业同步发展并非定式思维，对于不同销售领域及市场，电子商务、线下实体店的侧重点也应不同。电子商务具有信息传播快、销售覆盖面广、物流配送高效等优势，实体店则具有售后便捷、便于维权、更加可靠等特点，因而企业经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电子商务与实体销售的差异化设置，最大程度地实现二者优势互补，兼顾各平台、各市场需求，避免一味争夺消费者，通过差异化发展环节避免因产品重复而产生的竞争矛盾，共同维护品牌形象［3 ］。
(二)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
实体产业能够直接创造价值，而电子商务能够提升交易活动的效率、节约成本、增强消费者的适应性。要借助电子商务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关键要实现电子商务与实体产业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联动协同效应，达到“1+1 ＞2 ”之效。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实业产品源头上产、销、代等多个环节的强大优势，实现供应方、顾客间的实时、双向交互，精准获取市场信息并完成反馈的“应激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全面把握用户需求，提升自身议价能力，兼顾实体经济效益，促进电子商务与实体产业在多个维度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找到电子商务与传统实体产业的最佳平衡，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实现线上电子商务平台与线下传统实体产业的有机结合，不断拓展多元化交易场景，推动供应链体系的高效运作，构建和谐的市场生态，充分发挥传统实体产业的生产力优势，加速产业生产力价值的流动，突破时空壁垒，转变社会经济、企业组织等传统结构，持续发挥并拓展实体产业在人脉、资本、口碑等方面的原生价值，使电子商务与实体产业的结合体更具核心竞争力，以此助推整个实体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4 ］。
(三)创新运营，推动转型升级
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时代崛起的一种新兴经济模式，要以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必须紧跟时展趋势，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与传统实体产业的无缝嫁接，切忌盲目将电子商务作为挽救传统实体产业的良药，而是要创新推进农业企业B2C、工业企业B2B、服务业企业O2O等多元运营模式，持续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其一，要积极推进制造业电子商务，出台政策红利鼓励企业“触网”，使传统工业制造业不断朝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推动线上产业链、产业带建设，构建完善的批发、分销一站式平台，助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引导企业不断开拓全球市场;其二，要持续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发挥我国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积极与知名电子商务平台对接，开设“特色农产品馆”，打造品牌产品;其三，要积极发展商贸电子商务，推动商贸市场由专业市场转向网络特色商城，打造极具影响力的商品交易中心;其四，着力推进旅游电子商务发展，依托各地旅游资源，与美团、同程、去哪儿、携程等第三方平台合作，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平台打造知名旅游电子商务品牌，形成辐射周边的智慧旅游产业［5 ］。
(四)完善机制，健全服务体系
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各地政府的支持，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引导，完善制度机制，健全配套服务体系，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地方要强化产业扶持与优惠力度，对大规模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同时强化监督管理，尽快出台关于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可行办法等，持续吸引大型电子商务入驻，同时要推行与“互联网+”新商务模式相挂钩的产业政策，引导实体经济企业科学转型，积极扶持微小电子商务企业发展，营造诚信、安全的电子商务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电子商务服务业，发展现代物流业，建立大规模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支持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引领其向现代物流业方向转型升级。同时要引进培育电子商务服务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电子商务平台开发、处理、数据托管、软件运营等外包型服务;此外，要积极培育“电子商务+实体产业”专营企业，使传统实体产业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助力下完成转型升级。考虑企业转型需求，结合消费者需求，规划互联网信息枢纽，发展规模化、服务创新的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建立数据服务中心，并积极培育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打造多层次、极具竞争性的网商大军，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6 ］。
三、结语
历经多年发展，电子商务已全面融入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产业融合驱动力。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易市场逐步演变为实体市场与互联网市场，而以网络交易为主的电子商务极大地推动了互联网市场的发展，为了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助推互联网市场与传统实体市场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如此形势之下，各地要立足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精准把握市场发展走向，以电子商务助推实体经济的发展，继而稳步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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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雅玲．实体经济怎样“携手”电子商务［J］．人民论坛，2016(31):130 －131 ．
摘 要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本身就是多重元素相互融合的产物。文化与科技、金融、创意设计、工业制造、教育培训、旅游休闲等城市业态的融合，开辟了文化产业新的发展空间。本文以镇江市广播电视台为例，初探文化产业融合式发展的可行路径和方式。
关键词 文化产业 融合发展 路径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业已贯穿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态势。国内外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表明，文化产业显现出更深层次的潜在功能，文化产业的融合特性已经使得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产业现象，而是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生发展范式，通过寻求与其他产业的最大融合，带动文化产业自身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
一、文化产业融合式发展的定义
文化产业融合是指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相互融合，打破原来的行业界限，进而开拓全新领域的现象和特征。
在各种产业中，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渗透性、关联性比较突出的产业，与多个产业存在天然的耦合关系，具有融合的深厚基础和广阔空间。这种融合跨越了产业的界限，在技术创新的平台上将文化、科技、制造和服务等融为一体，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是新的增长点，进而形成新的融合性的产业形态。与原来单一的产业相比，融合之处往往成为价值的主要增长点，能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而且融合后的新业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二、文化产业融合式发展的意义
（一）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发挥文化产业能耗低、附加值高、产出高的独特优势，实现文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不仅能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新空间，更能为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调结构、扩消费、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
（二）促进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当前，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产业融合突破产业分立的限制，为文化产业提供扩大规模、扩展事业范围、扩张产业边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创造新业态等方面的巨大商机，推动文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进而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三）拉动关联产业转型升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注重产品功能性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产品的文化价值。在提高产品技术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路径的同时，开辟提高产品文化附加值的新路径。
三、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式发展的主要路径
随着文化产业作为“无边界”产业的特性愈加突出，跨界融合极大地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效率。一方面，通过行业渗透或产业链的打通，可以让企业在原本不相关的渠道里共享资源，节约成本；另一方面，高新科技企业的融入，尤其是在互联网思维的席卷之下，也可以让文化企业的长远发展获得新鲜元素。
（一）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业凭借其实体产业本身的属性优势，与文化产业的研发、设计、品牌效应等要素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科品、新的品牌以及新的服务。一是以工业旅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融合。二是以动漫产业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融合。三是以工业设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融合。
（二）文化产业与智慧城市融合。一方面，文化产业从业者将会根据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发掘的需求，创造出新的产业形态和内容产品，如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根据受众文化需求的变化与特点，创造互联网服务平台模式，并催生Facebook、微博、微信、博客、威客等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文化产业形态与类别；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改变传统文化产业模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既包括充分运用新兴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产业进行改造，也包括从引入新载体和新商业模式的角度入手对传统文化产业进行提升改造，如日益丰富的数字化移动终端以及以淘宝等为载体的网络商业模式。
（三）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随着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历史遗迹、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都已发展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旅游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保存和传承， 文化因为旅游的开发而变得生机勃勃。实践证明， 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互动与整合有利于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并从根本上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四）文化产业与金融产业融合。文化产业发展需要金融产业的支持。在提供金融资金投资机会的同时，文化产业也促进金融产业进行机构改革和产品创新，二者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催生出文化金融产业，推动了面向文化市场的文化业务和文化资产的投融资和资本运营服务，促进文化产业定制金融产品的开发。
（五）文化产业与创意农业融合。文化创意农业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以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为基础，将农产品与文化、艺术创意、休闲旅游结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高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
（六）文化产业与体育产业融合。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具备了融合的机制。推动体育内容与文化平台的融合，发挥文化产业的平台优势，利用平台打造体育产业品牌影响力。推动体育元素与文艺创作的融合。推动体育与文艺、演艺、媒体、出版、文化节庆活动等的结合，打造有特色的娱乐产品和知名赛事品牌。
四、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产业融合式发展实践
（一）总体策略
1.文化营销城市策略。把每一个城市看成是中国众多城市的典型代表，致力于发现和张扬城市所蕴含的中国元素，让城市成为文化中国的一个窗口，打造文化的高峰和产业爆发点和高地，生产、提供具有全球视野、中国高度和地方意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2.“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双轮驱动策略。文化是形态，产业是手段。一方面，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容和产品进行升级和提升，打造文化精品，塑造文化品牌，强化个性体验，开发多样化业态的表现，开发多种表现形式的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另一方面，以文化为创意核心，引入、延伸到各个行业、业态中，以文化的植入激发消费者需求，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把文化产业的概念覆盖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涵盖到消费者需求的方方面面，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3.“主题―品牌―产业化”策略。首先整合资源、要素做主题，通过一定量的积累，为打造品牌做支撑。其次，包装、宣传，打造品牌，并不断丰富内涵、提升价值。最后，落脚点在产业化运作上，利用品牌的附增加值，通过市场化运，延伸产业链条，增加盈利节点。
4.资本引领策略。资源可能是区域性、行业性、阶段性的。资本是汇通天下，是无疆无界的。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资本的支撑和撬动，借助资本的力量和渗透性，去整合、调用有界的资源，实现跨界、跨区域的发展。
（二）主要做法
1.文化+科技。一是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提升演艺娱乐、广播电视、出版及版权服务、工艺美术、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二是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创意设计、数字影视、网络电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以创意为核心、具有高增值性的新型文化业态。建设全媒体传播和大数据服务平台，推进多媒体内容生产机制和业务流程再造，形成节目跨屏传播和多媒体传播矩阵。构建“镇江传媒网”，推出“一起镇江”移动客户端；二是融入智慧镇江建设，组织实施镇江城市智能公交站台建设和改造工程；三是实施屏战略，拓展户外移动电视频道，在公交车、出租车、银行、医院等公众集聚区，建设移动电子屏。
2.文化+商贸。创新广告营销模式，拓展购物市场。将传统广告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开创分账营销、“广告+导购”新模式。进军房产营销、汽车用品服务市场，提供更专业、更精细的广告后延服务。
3.文化+旅游。创立长江国际音乐节品牌，打造节假日城市文化旅游产品。定制实景演出水景秀《水漫金山》。整合旅游、传媒资源优势，创新开发“唐诗宋词之旅”、“随着课本去旅游”、“赛珍珠之旅”等主题化、个性化旅游产品。依托读者、听众、观众俱乐部等，建设目标人群大数据库，定制和推送旅游产品。
4.文化+金融。成立小贷公司并在全国“新三板”挂牌上市。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资产管理、文化投资、融资担保、基金管理等公司，形成畅通的文化金融板块产业链，积极投资参与产业实体经营管理。
5.文化+农业。在镇江丹徒区设立“创意农业”基地，对所产大米和示范地茶叶通过文化包装，推出“山樵耕夫”大米、“玉棠春晓”茶叶，并在市区设立经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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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看完对“智能制造与精益管理知识分享”这个视频感触最深的是那句，全面实现数字化是通向智能制造的必由之路。
这个视频主要阐述了智能制造的国内外发展与应用状况、智能制造的内涵与特征；描绘了智能制造参考模型、智能工厂体系架构以及智能工厂解决方案要素；分享了数字化工厂三个不同维度的数字化蓝图和实施路线图，并结合我国和德国工业发展水平，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智能制造相关理念，促进企业打造新一代智能创新平台，从而在设计研发、工艺开发、生产制造、售后维护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实行全面数字化与智能管理，促进企业实现工业物联网与应用服务联网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满足客户持续多变的个性化需求。
21世纪以来，全球正出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当前，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全球市场经济交流合作规模空前，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快速发展，用户体验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各国将智能制造视为振兴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支柱和核心、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智能制造的基本属性有三个：对信息流和物流的自动感知和分析，对制造过程信息流和物流的自主控制，对制造过程的自主优化运行。智能制造具备以智能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通互联为支撑的四大特征。
德国的工业4.0，重点是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和价值链整个过程中人、物、机器之间的连接，同时实现他们之间信息的及时共享和协同，以提供一个实时、自动化、智能、可视、柔性的动态自组织架构。德国工业4.0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一个人、机器、资源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社会。通过人、物和系统的连接，实现企业价值网络的动态建立，实时优化和自组织。
随着数字化工厂的发展，人的角色也会发生转变，从服务设备、操作设备到控制设备，使得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越来越减少人为的参与。降低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质量问题。实施数字化工厂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在生产现场，可以使过程透明化，敏捷响应生产过程的各类异常，保证生产有序进行。通过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全局把控，合理安排生产，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对于所加工的产品，能更准确的预测质量趋势，更加有效的控制质量缺陷。
智能制造的关键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智能制造是建立在数字制造的基础上的更前沿阶段，智能制造离不开数字制造的基础，但数字化工厂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修船行业如能实现数字化工厂，也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收益。
“工业4.0”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它是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概念，它重点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前景，工业4.0是继以蒸汽机的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三次工业革命后，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是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类似的一场产业革命，涌现了出了一大批关键性技术和标志性产品，其中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为代表，这也预示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
1.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2008年以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波及和影响深刻，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延伸，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目前世界经济仍然还处于恢复调整期；随着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纷纷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尤其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制造业对于带动就业、提高国民收入、增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在不约而同地加大研发投入，巩固和完善创新体系，不遗余力地发展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如日本、法国、丹麦、芬兰、韩国、瑞士、英国等国家都设立了专门促进产业科技创新的国家机构。
2.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到来。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到来，涌现出一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主要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等为代表的新科技和新产品。随着信息技术风起云涌，互联网嵌入各行业领域，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大大加深。2014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工业4.0”概念备受关注，随着一大批新科技产品和技术的涌现，即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传统产业在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以及要素使用效率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技术逐渐融入传统产业过程，使得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3. 发达国家制造业振兴战略。发达国家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而制造业是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各国纷纷谋划制造业发展战略，积极制定和实施制造业振兴计划。德国的《工业4.0战略》、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的《新机器人战略》，都旨在以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引起了世界制造业格局的重新调整，部分跨国公司纷纷回迁本国，引起了一批世界知名跨国企业回流发达国家，如美国的通用企业、苹果手机、耐克等将生产线回迁美国。由此，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将首当其冲，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应对，如2015年中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此举为了实现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全面提升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质量。
二、 工业4.0发展的总体态势
1. 工业发展阶段的历史演进。人类的发展历史总是伴随着产业革命的演进，梳理工业革命历，把握每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标志性技术和产品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和判断工业4.0的进程和演进意义重大，根据产业发展的演进历史，截止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将世界工业化的阶段演进划分为：工业1.0、工业2.0、工业3.0和工业4.0，共四个阶段。
工业4.0重点强调的是制造业领域的革命与创新，清晰地把握工业4.0的发展脉络，便于我们认识工业发展的前世今生。按照技术、产品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规律进行梳理，我们可以人类的工业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工业1.0时代，以自动化为核心的工业2.0时代，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工业3.0时代，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时代，工业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和产品的创新，每个时代的演进都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全新的面貌。
（1）工业1.0时代。这一时期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重大的技术突破是利用水力和蒸汽机实现机械化生产，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人类迈入了工业化时代。标志性的关键技术是：蒸汽机和电报的发明，煤炭等能源大量?_发和使用。
（2）工业2.0时代。这一时期发生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重大的技术突破是电气，人类迈入了电气化的大规模生产。标志性的关键技术是：内燃机车、电视、电话的普遍应用。
（3）工业3.0时代。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重大技术突破是电子信息技术，人类开启了自动化阶段，部分人工活动被机器操作所取代。标志性的关键技术是：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
（4）工业4.0时代。工业4.0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这次工业革命将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三大特点，传统行业界限将消失，传统的生产模式与价值链模式也将发生颠覆性变革，虚拟与实体的活动将逐步融合。
2. 工业4.0的内涵及特征。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是工业4.0的主要特征。根据德国工业4.0战略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工业4.0主要是指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和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网络系统（CPS）的结合，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控制模式转变，建立高度灵活的个性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服务模式。
3. 工业4.0引起的变革。工业4.0是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由于受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影响，工业4.0时代的生产方式、经济范式和消费需求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革。具体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4.0时代，导致生产方式由集中化生产向分散生产过渡。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以规模化、集中型生产为主要方式，产品在工厂内统一生产、组装，然后分销，规模化生产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是传统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最好诠释。传统的制造业属于集中生产，全球、全国分销的模式，其中涉及众多产品和原料的来回运输，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在运输过程中容易产生高排放的二氧化碳，从环境、资源运用角度来看是不经济的。随着工业4.0时代到来，新技术涌现，可以实现定制化、互联化，就会转为分散生产，就地分销，可以进行有效率地配置生产，无需运输、库存，不仅提高社会资源配置和企业资金周转率，而且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工业4.0是新的生?a方式，集中生产转变为分散生产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3D打印技术的出现，使得个性化、小众化的分散制造成为现实。
（2）经济范式的变革。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实现规模化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工业4.0时代将打破这种经济范式，满足小众化、个性化的私人定制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支持用户的个人定制模式将逐渐成为重要内容。经济范式的变革将改变商业模式、企业生态价值链，推动企业生态价值链的重塑。
（3）消费需求的变革。人类未来需求有三大变化：第一，个性化需求倾向明显。传统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将收到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冲击。第二，体现在集成化。产品的集成化需求更加旺盛，随着时间成本上升，人们普遍希望需要的东西一次性得到满足；第三，消费便利化。随着互联网技术普遍应用，消费者的分散化的需求得到满足。现代工业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也符合人类本性和社会本质。
4. 工业4.0对产业的作用机制。
（1）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
①制造业的智能化。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是工业4.0的两大主题。智能工厂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分散工厂之间数据交换与共享。智能生产侧重于生产的自动化，通过人机互动、智能管理的推广与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当前浙江省积极推广与实施“机器换人”战略正是顺应了自动化的发展趋势，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保障。
②制造业的网络化。传统制造业企业相互间隔离，尽管处于同一价值链上也相对独立，工业4.0将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不同企业在同一价值链上的横向集成，实现资源共享，互通共融。制造业的网络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同企业在价值链的横向集成；二是制造系统网络化的纵向集成及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端对端集成。
③制造业的多样化。随着智能化技术推广与应用，制造业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越来越普及。一是体现在制造业技术和流程的多样化方面；二是体现在产品的多样化上，智能产品越来越普及。三是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与小众化的产品需求愈加旺盛，个性化、私人定制产品更加畅销。
④制造业的分散化。以为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能够实现产品的分散化与个性化定制，正式由于个性化需求与分散化生产，客户将能够参与产品生产过程，满足定制化要求，未来小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生产将成为制造业企业发展的新出路。
⑤制造业的信息化。互联网技术嵌入生产的各个领域，大大提升了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制造业企业借助信息技术提高了产品的功能，实现了价值增值，提升了竞争能力。
（2）催生出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工业4.0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它为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当前互联网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应用具有较高普及度，应用范围广泛。文化、教育、会展、咨询、广告、餐饮、娱乐等服务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案例层出不穷，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方面的P2P网贷、众筹、余额宝等模式；住宿餐饮行业的团购网、大众点评网；贸易领域的跨境电商、网络微商等新的营商模式；便捷的无现金网络支付业务，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等；互联网交通领域的优步打车、快滴快车、神舟快车等等。近些年涌现出的“互联网+服务业”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一方面对传统业态形成了很大冲击，逼迫传统企业进行改造升级；另一方面丰富了业态模式，并且极大地便利了大众的生活，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看是帕累托改进，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三、 工业4.0引发的企业变革
1. 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工业4.0改变了大规模生产模式，用户就是设计师，用户定制化、个性化的生产模式盛行。一方面智能制造为用户定制化的生产提供了条件，新科技革命为定制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二是定制化的需求日益旺盛，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企业为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产品差异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2. 扁平化的企业组织架构。工业4.0时代，用户与企业之间关系零距离，它要求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然而，传统的金字塔形组织架构由于层级较多，对外部环境反映迟缓，决策效率不高，无法满足信息时代新型的客户关系，因此，如何构架适应工业4.0的新型组织结构成为工业企业内部建设的重点，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将有利于企业快速响应外部需求。
3. 企业竞争模式的变革。传统机械化、大规模工厂式的封闭式生产模式，目标是以规模经济实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为特征的工业4.0时代，企业生产模式发生了变革，企业需要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必须要实施开放性战略，改变单一封闭的生产模式，积极利用生态价值链，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4. 引起企业价值链重塑。所谓的价值链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包括的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辅助过程。在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数据、信息逐渐成为企业新的核心资源，传统的劳动力、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等资源逐渐成为次一级的要素。与此同时，工业4.0时代工业领域高度网络化，使得商业生态发生变化，生态型企业由此应运而生。因此，企业必须要突破传统经营思维，以网络化生产模式为手段，重组企业价值链。
四、 工业4.0时代企业的应对策略
经济新常态下，由于受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直接影响，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诸如：高成本、低利润、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在工业4.0背景下，企业要想在未来长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实施以下几个方面举措，以应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1. 实施机器人替代战略。我国人口进入刘易斯拐点，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双重冲击，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工业4.0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灵敏度的要求更高，因此，只有实施智能机器人战略，运用机器替代人工，提高人工智能水平才能?[脱双重困境。为了应对老龄化、振兴制造业，日本正在实施机器人战略，值得我国借鉴。
2. 应用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工厂。标准化、模块化和数字化的产品设计是工业4.0的重要体现，为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定制化的市场需求，企业必须通过模块化分工与集成的柔性化生产方式实现。所谓模块化分工与集成，就是先将产品进行分解，然后根据不同功能的需要，将分解的模块进行集成，打造成为集成化的产品。因此，企业要注重智能化战略，强化人的智能与工厂智能的融合，促进人机互动，提高人工智能水平，实现软件与硬件集成。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产品 服务 创新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的生产能力实现较大的进步，我国各行各样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市场化的自由竞争，经济的构成形式多种多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金融经济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构成之一。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式在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实现更好的发展，我国金融行业应该努力提升金融产品的发展形式，创新产品服务的发展道路。
一、IT FIN内涵及发展模式
（一）内涵
IT FIN是The Internet Finance的英文缩写即互联网金融的英文缩写，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互联网精神结合的新兴领域，其金融业务具备更强的透明度，更高的参与度，更好的协作性，更低的中间成本以及更便捷的操作等众多的优点。
（二）发展模式
IT FIN呈现着众多的的发展模式，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模式，分别为：第一个发展模式为众筹，主要是通过团体购买及预定的形式向广大的网友或是群体进行某个项目资金的一种募集形式，众筹主要是利用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性特点开展金融行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的平台争取更多群体或是人员的关注，通过众多的关注进行资金的征集和筹集；第二个发展模式为数字货币，这种发展模式是在2013年正式走入人们的眼中，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颠覆性极强的金融发展形式，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种发展模式主要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发展特点是信息化，整体的发展模式需要新型的技术进行整体运行的支撑，金融创新的发展产物之一就是信息化的金融机构，所以讲金融机构是IT FIN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模式；第四个发展模式是第三方的支付模式，随着这几年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三方的支付范围覆盖了整体的线上线下，实际支付的场景更加多样化，是一种安全性更高的电子形式的支付手段。目前，我国的金融产业正在积极探索全新的发展之路，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在互联网的发展大背景下，使金融产品的信息更加透明，使自身的金融产品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
二、我国IT FIN发展给产品服务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效率高
目前开展的IT FIN业务的主要操作手段是计算机，整体的操作流程有着标准化的规定，整体的运转形式有着较高的科技支撑。通过标准化的操作手段和形式改变了原有的业务办理的形式，我国原有的IT FIN业务办理主要是客户取号后根据号码进行排队，等到自己的号码时在进行业务的办理。这样的传统办理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耽误人们的时间，整体的办理的效率低，不利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随着IT FIN的发展，人们通过计算机进行业务的办理，整体的办理速度十分快捷，减少了人们的办理时间，提升了整体工作的效率。
（二）成本低
IT FIN发展模式下，金融双方的资金使用程度更加信息化，整体的运作水平更加快捷化。因为IT FIN模式下，资金的使用不需要中介介入，可以通过整体的网络平台进行自动化的信息工作，可以对双方提供的信息进行真假的甄别和相应的匹配后进行具体数额的定价和最终的交易。原有的金融发展中，使用资金的双方需要对交易进行中介费用的缴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交易的成本和利润的减少。现在的IT FIN发展模式，整体交易的过程都是平台的自动化处理，不存在传统的中介现象，这样就减少了交易的成本，增加了自身的经济利润。
（三）发展快
IT FIN的发展是建立在技术的发展基础上，目前我国的科研水平实现更好的发展，整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呈现上升的状态，随着云服务等先进技术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产业实现更好的发展态势。大数据的发展提升了整体金融行业的数据信息的发展水平，电子商务的发展使整体的金融行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比重。随着金融产品平台的大数据化，金融行业中的用户信息更加精准化，金融行业可以通过对用户信息的分析和研究来拟化未来产品的发展形式，使金融的产品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
（四）管理较弱
由于目前我的IT FIN没有正式进入银行整体的征信系统中，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完成用户信用程度的平台性的共享，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骗贷、携款外逃等现象发生的几率。这样的信息平台建设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诱发众多的风险问题。但是我国的IT FIN正处于一个正在起步的阶段，没有形成强大的制度监管体系，没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整体的行业发展在管理的程度上较弱，不能很好的实现行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五）覆盖面广
在IT FIN的发展模式下，客户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的约束，在互联网上寻找重要的信息资源，这样使得整体的服务更加直接化，使客户的基础更加牢固和广泛。同时，IT FIN更加重视对微小企业的吸引，重视这些属于金融盲区的企业主体，使整体的金融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化，进而优化整体的经济发展形式。
（六）风险大
我国的IT FIN发展正处于初级发展的阶段，整体的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这样就容易发生众多的金融违法行为，会发生很多的非法集资和经济诈骗的活动，整体的金融行业存在着较大的风险。IT FIN的发展平台是互联网，在互联网发展速度较快的今天，存在着众多的众多的网络风险。近几年，我国网络安全的问题较为突出，金融发展的风险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IT FIN的正常运行和发展。IT FIN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众多金融风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侵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会出现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的现象，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信息安全问题。
三、IT FIN发展下提升产品与相关服务的创新发展形式
（一）颠覆原有的产品形式
IT FIN发展下的产品和以往的服务产品一个主要的发展区别就是产品形式的颠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原有金融产品的形式出现重大的创新，颠覆了产品传统的形式，改变了产品传统的大小以及科技的智能化。例如销售终端的形式创新，原有销售终端较为笨重，不方便人们随身携带和使用，随着IT FIN发展，现有的销售终端更加智能，外观更加小巧化，易于人们的随身携带和使用。
（二）提升实体银行的资金配置
IT FIN的发展使实体银行的发展有着较好的发展机遇，实体银行要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更优质的结构调整，必须要提升其对资金的配置。实体银行是金融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构成，实现资金的配置，实体银行首先应该要提高信贷资金的供给和配置的效率。其次，实体银行应该努力发展具有长效机制的绿色信贷，对那些产能负荷较大的行业进行重新组建或是技术升级改造等行为或是环节的信贷资金的支持，提升节能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实现跨界的融合发展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形势越来越激烈，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很多行业和企业实现融合和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研发，我国IT FIN实现更多的跨界融合和发展，主要是金融企业和IT企业实现联合发展，利用对方的平台实现自身的更高发展。例如最近几年支付平台发展中突出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新的支付方式，这几种支付方式就是金融企业和互联网平台跨界融合的发展产物。
（四）坚持实体经济和风险并重原则
银行金融的发展应该重视风险问题，实体银行应该做好信贷资金的科学分类的管理工作，应该加强地方性的融资风险的控制，例如对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控制。通过对风险的控制强化资金的多元使用性，提升对流动性的风险管理力度，减少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所以在实体银行的发展中，应该坚持实体经济和风险并重原则，减少金融风险发生的几率。
随着未来互联网的快捷性发展，IT FIN的发展将呈现更高的发展趋势，金融行业的产品和相关服务进行不断地创新和研发可以提升整体金融行业的发展水平，使金融行业的发展更加健康更加快速。随着技术的发展，IT FIN的发展革新了很多的金融发展理念，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金融产业和信息行业实现了跨界的融合，在很大的程度上颠覆原有的产品形式，创新了产品的支付形式，使金融行业实现更加高效的发展。
⒖嘉南祝
[1]孙金金，姚玉良.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及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商业经济，2016.
[2]尹一军.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创新发展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
[3]李宏畅.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创新策略研究[J].农场经济管理，2016.
[4]季晔.互联网+背景下金融产品创新性研究[J].当代经济，2016.
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是市场不成熟、需求不稳定、产业链尚不完整的风险产业,又是有效需求高速增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经济效益非常诱人的朝阳产业。正是具有如上的这种相反相成的特点,文化创意产业才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高效的政策支持机制,高技术的基础设施,相互接驳的产业链条,打破原有行业界限的重组场域,迅速顺畅交换传播的数字网络和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交易平台。数字化网络市场、物联网和创意产业集聚区、孵化器就是满足以上需求的产业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是文化创意产品流通与销售。由于面对企业和消费群体的中介服务(生产业和高端消费业)缺失,特别是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贸易的缺失,使创意产品的流通、销售和贸易受到严重制约,也使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停留在初级水平。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总体布局中生产性集聚区逐步完善成熟的基础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应抓住时机,大力拓展文化创意国际市场,完善国际中介服务机构,推动国际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所谓数字化国际文化贸易市场,包括一个落地的文化创意交易市场,一个全球的网络虚拟文化创意产品市场,一个相关内容产品的物联网,及文化创意市场的配套设施。与市场相关的是大量中介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服务、知识产权授权应用开发服务、文化创意产品相关法律服务、文化创意企业投融资服务和财务服务、文化产品外贸外包中介服务、文化创意内容产品的传播服务等。
销售文化创意产品,推动文化贸易发展,离不开物的传输。物联网的兴起,为创意产品的流通创造了新的模式。所谓物联网,国际电信联盟在2005年度报告中提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目标已经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发展到连接任何物品的阶段,而物体的链接就构成了物联网。物联网是移动互联网、传感网和互联网的再融合,它的意义是每一个物体都可以通信、每一种产品都可以寻址,都可以控制,它是一个泛在网。物联网将给文化创意产品的全球贸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数字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建立离不开云计算的技术支持。云技术的腾飞创造了数字国际文化贸易市场的“云环境”,优化了工作负载,提高了在线帐户交易水平和交易效率。在“云环境”下实现了信息快速大量的访问,大大提高了数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因此,在云计算技术和未来物联网基础上建设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全球交易大市场,建设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创意产品服务软平台,建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常设机构,并着力建设与地上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相配套的无国界、多语言、全球化,并拥有物联网支持的虚拟文化创意产品交易港,是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重要功能和特征
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基础是建立创意产品交易集聚区。它在推动创意产业发展,催生高新文化创意企业创业,打造产业集群,甚至在就业人数等方面均有重要功能和特征。
创意产业集聚区具有聚合、丛集和融合、交汇功能。产业集聚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产业集群或产业丛集。创意产业的各个部门在总体上可能有很大差别,但每一部类内却有着共同的或相近的属性。比如都生产同一类产品或相关产品;共同分享同一市场,采用大致相近的销售方式、渠道;产业上游的资源需求相同;智力及人力支持的群体相同或相近,科技理念与技术支持相同或相近。总之,产业集聚区构成了共同的产业运行链条。产业间企业间相互激荡,就形成了一系列的产业优势。在产业内,企业之间互动;产业外,企业可以结盟,共同对客户提品和服务。同时,产业集群因享有地理上的优势而有可能获得更便捷的有机的发展。如在香港,出版、广告与媒体公司多位于铜锣湾、测鱼涌和北角。米歇尔・波特认为,这种产业的群集具有特殊的优势。地理位置接近也许会产生集群间的激烈竞争,但企业间却可以分享信息资讯,聚合特定的需求,继而降低交易成本。产业集群也能使一个个孤立的企业,从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中受益,同时刺激相关产业和后续产业的发展,为产业群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波特将这种集群模式描绘为一个“钻石”形的结构。
创意产业集聚区除了一般产业集聚区的构成外,还具有如下特征: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企业集群具有较大的跨行业重新按需组合的特征;其主要构成应有相关文化艺术创意设计方面的企业,应有提供高科技技术支持如数字网络内容产业方面的企业,应有国际化的策划推广信息咨询等中介机构;应有从事文化创意产品生产的企业,还应有经济管理、商品管理方面的有经验的公司。这种构成可以开放集群内企业间的动态联系,构成立体的多重交织的产业链环,形成综合融汇的集群效应。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这种组合对人才构成也有很高要求。一是创意产业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受过三级以上复合教育,如文化艺术的理论与创作,网络设计或相关专业技术,工商管理或金融经贸教育;二是在企业内、行业内、创意产业集聚区内配置不同的专业人才,形成多种创意人才的互补聚合优势。一方面,创意产业集聚区无疑需要硬手:优秀的科学家、设计家、工程师、建筑师、投资人、金融家;另一方面,创意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形化、文化化和艺术化,所以创意产业集聚区需要“波西米亚人”:富于灵感的艺术家(包括先锋艺术家)、民间艺人、自由撰稿人、文化学者,甚至哲学家。第三,创意产业集聚区还需要管理人、广告人、媒介工作者等中介人。这是文化与经济、艺术与技术、人文与科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冲突、较量、碰撞与融合。其实,无论科学技术的创意,还是文学艺术的创意,在创造的境界上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正因为创意产业文化艺术特性,大型创意产业集聚区还应考虑创意产业人员的生活环境,包括生活质量、生活格调、品味、生活舒适度等,它往往也配有相应的休闲娱乐区域(企业)。
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高级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
以地理方式实体构建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毕竟受到各种条件如地域分割、传统格局、资源配置、利润预期等限制,很难达到理想的要素构建和产业配置。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企业家、投资者对创意产业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其前景的预期还不乐观。
创意产业的根本观念是通过“越界”促成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重组与合作。通过越界,寻找新的增长点,推动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全社会推动创造性发展,来促进社会机制的改革创新。而从发展来看,数字化高端融合是创意产业集聚区的高级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
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高级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是依托一定的实体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实物设施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上打造无界域国际化的虚拟创意集聚区,建设一个迅速顺畅交换传播的数字化网上市场和一个数字化的交易平台;构建“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这是未来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崭新模式。
这一模式的要求是,网上虚拟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应当在当代文化潮流、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时尚基础上,构建某一创意产业(行业)科研、生产、流通、交易的数字化平台。吸引巨量信息汇聚,开展网上信息交换、商务交易和产品推介销售。
这一网上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是面向世界市场的无国界的国际化平台,可以为世界各国的客商服务。它需要解决不同语言转换的问题,可设置多语种交流平台,建立完善的商务翻译服务。
与网上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相应,地上可有相应的实体型生产、物流中心或会展中心、贸易中心。可与定期的博览会、交易会相匹配,形成网上常设数字交易与地上会展业以及直接交易的立体交易系统。
网上创意产业集聚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必须联络支持风险投资的各种投资机构和诚信、高效、安全、服务良好的金融服务系统及其技术支持。第三方支付、中介评估及其公正和信誉,是网上交易市场成功高速运营的重要保证。
在线交易,电子商务等网上市场,依据物联网的建立,云计算的技术支持,打破了过去线上线下的截然之别,一个新的全球的商务转型的时代即将来临。未来,没有线上的商务与市场将惨遭淘汰,没有线下的物联网支持的线上信息港,就只能是“门户”和媒介。而打破线上线下连为一体的未来数字商务市场,将在这一轮新的洗牌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
同时,“威客”等网络创意交易形式将实物领域的交易推展到创意设计的招投标和交易,成为最活跃的创意网络虚拟集聚区,打破了地域集聚的陈规,全面改变创意人才的集聚方式,对于创意集聚区模式,产生巨大冲击。通过威客(如果采用多语言网络)世界各地的人才都将为我所用,改变过去为我所有的方式,建立新的“订单式创意招投与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