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社会领域，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者：刘一鸣 单位：内蒙古大学
“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在假定中,证券价格和市场形成都要建立在投资人或者经纪人理性的基础上,但是实际上，有效市场在实践和理论上有太大的差异，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依据的不是理性的信息，而是靠自己感性的感知，或者说“噪音”来决定是否购买。”有效市场假说”的实现有赖于有风险的套利机制，所以它的局限性在假设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种金融行为都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才能具体实现，并且还会受到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④因此，经典金融理论缺乏科学性和全面性。“行为金融学“认为，经典金融学的弊端在于：“只关注经济行为和经济市场对于金融行为和效果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理念和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⑤理查德•泰勒(RichardH．Thaler)认为，行为金融学和社会制度的结合是金融行为在社会学视角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经典金融理论的反思将为金融行为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新领域。
在社会学范畴下研究金融行为，是金融研究向社会现实和金融现实进一步结合的标志。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金融体系完善和全球金融危机等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模式和政策模式发生变化；同时，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各国的金融市场卷入全球经济和政治范畴。人们对金融影响的感知超过了市场本身，金融行为与社会生活联系日益密切。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金融新闻的社会学研究有了更加宽阔的空间和研究意义。嵌入性和脱嵌性理论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为的研究由古典经济学领域发展到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两种理论都是高度抽象的状态下研究的。现实中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参与者也不同于经济人，所以前两种模式不可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和“脱嵌性”提出质疑。“嵌入性”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产生的。波兰尼的观点是：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关系中。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萨提那认为存在着至少两种市场：一种是经济社会学传统下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市场，另一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脱嵌性市场。网络的发展使全球性电子交易得以实现，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被计算机网络代替。然而，S.塞桑在电子交易金融行为研究中发现，信息化和电子时代的金融行为依然嵌入社会关系中，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信息必须依赖于资源和情境，信息技术依然要依靠物质资源。在目前看来，金融市场受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影响，所以在制度上，金融行为存在一定的嵌入。“嵌入性”实际上是说明，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社会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可以发现，经济领域的实质是社会领域的一部分，两者不是嵌入和被嵌入的关系，而是内在的一致性。金融领域的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如此看来，研究金融行为在金融领域还是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网络和文化系统马克•米兹鲁奇和杰拉德•戴维斯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对美国的商业银行扩张进行研究。从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较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金融行为可以视作是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式，作为一个金融决策，在企业间以网络的形式扩散开，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收到行为反馈，使其他银行模仿或者被引导，从而形成广大的影响。另一种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就是把市场理解为“文化系统”。⑦米歇尔•阿伯蕾菲亚通过对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人类行为的研究，揭示了金融行为是社会性在社会关系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不是简单的交易，交易过程包含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交易结果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可把金融市场视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这就意味着交易不单单是重复，而且体现了相互理解并促使人们进行不同的选择。交易中产生的理解随着时间会被制度化，这种制度成为金融市场中金融行为的参与依据。金融市场文化随着金融行为而变化，并在交易中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规划；调控；编制程序；规划评估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规划”从“计划”中独立出来，突出了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发展规划对计划、政策、政府工作的导向作用，对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期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其中4～5年的中期规划最为重要。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注重从比较研究中总结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划的对策。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
关键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评价指标；短板与突破：16城市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8-23（6）
党的十提出了到2020年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以科学发展评价指标来观察城市发展足迹，找出短板，并寻求突破路径，成为我国城市在2020年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
本文采用青岛市软科学计划重点课题《青岛科学发展指标体系研究》①的成果，在“青岛科学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下，根据“数据易获得”原则，建立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状态、资源环境等四领域一级指标和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户籍总人口、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千人拥有医生数、登记失业率、城乡收入差距、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市区全年供水总量、市区园林绿地面积等19项二级指标在内的“国内城市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对包括青岛在内的我国十六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做出评估，以便发现短板，寻求突破路径。
1 16城市发展轨迹及比较
1.1 16城市整体发展状况比较
为了解国内主要城市目前的发展状况，这里选取了包括青岛在内的16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无锡、济南、大连、沈阳、宁波、厦门、苏州、杭州、西安、南京、成都、青岛②，通过对比16个城市在经济发展、人口状态、社会发展、环境资源及四领域综合的发展状况来说明国内主要城市的发展水平。
研究方法采用指标采集、计算、画图和比较的过程。
1.1.1 16个城市的相关领域比较
A.16城市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示意图
由图1可看出，从2007年到2011年5年内，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城市有天津、重庆、西安、成都，青岛市的经济发展增长速度处于中间水平。
B. 16城市人口领域变化示意图
由图2可见，各城市的人口领域都处于改善趋势。5年间，西安和无锡的人口领域改善幅度最大，其次是重庆、厦门、北京、上海。杭州变化幅度较小，青岛则处于中间水平。
C.16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示意图
图3显示，社会发展状况变化较大的城市有无锡、重庆，青岛在近两年内社会发展状态变化幅度也较明显。北京、上海、天津及其他几个城市的社会发展都比较平稳。
D.16城市环境资源发展变化示意图
图4显示，青岛的环境资源变化状况在各大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表现突出。这除了与地方政府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为先的发展理念外，也归功于2008年奥帆赛的举办和2014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筹备拉动。而上海、杭州和厦门的环境资源变化也处于良好状态。
1.1.2 16城市内部各领域协调发展状况
通过对16城市四领域指标做雷达图，可以清楚地展示出每个城市内部各领域发展的协调状况，从而清楚展现其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依然存在的弱项，如图5，16城市四领域协调度雷达图。
16城市的雷达图表现出：北京、大连、厦门、宁波、杭州各领域发展协调性较好，西安、成都、重庆、南京等城市重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海和青岛则比较重视环境资源的发展。
从直辖市看，协调性最好的当属北京。各大领域指标全面趋好，协调同进；重庆社会领域发展表现突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600多万人，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3.18%，千人拥有医生数提升，登记失业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国际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535万户，同期青岛仅为186万户。
上海注重教育投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近两年不断提高，2011年达到2.86 %，而同期青岛仅为1.64%。
从省会城市看，济南、沈阳、南京、杭州各大领域的多项指标，稳步提升，一些领域指标提升明显。如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千人拥有医生数、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都好于青岛，特别是公共图书馆藏书量（2011），沈阳、南京、杭州都过千万册，而青岛仅有400多万册。杭州的人均GDP、第三产业增加值明显高于青岛，但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低于青岛。
从沿海开放与计划单列城市看，人口不及青岛的无锡、苏州等地的生产总值超过青岛；宁波、厦门人均GDP都过7万元（2011），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明显高于青岛，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低于青岛，而且两个城市的“千人拥有医生数”均高于青岛；比青岛人口少近180万的大连，人均GDP在2011年达到91287元，明显高于青岛75563元，且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千人拥有医生数、城乡收入差距、登记失业率等数项指标都好于青岛，显示了较强的起势。
2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及突出短板
2.1 共性问题及突出短板
依据科学发展指标体系对我国16个城市2007-2011年发展轨迹的评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16城市的发展总体呈健康趋势：经济总量增加、社会建设提速、人口领域指标改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增强、效果明显。一些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瓶颈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出台综合措施，治理落后指标，使小康社会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城市发展领域的不协调的共性突出问题及人口社会领域的弱势指标是明显的短板，成为今后城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重视解决和克服的拦路虎。
以青岛市为例。根据青岛科学发展指标体系的测量，青岛在2008-2012发展阶段，城市建设水平总体提高，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方面的诸多指标，比2004-2008阶段进步突出，如经济领域的多项指标和科技创新，后者曾是2004-2008青岛市发展的弱势指标，并作为城市发展的掣肘短板，制约并影响着相关指标的改善，成为青岛提升城市建设质量的“拦路虎”。十分可喜的是，在后一个发展阶段，青岛市攻坚克难，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大财力投入与工作力度，使科技创新指数、授权专利数两项指标突飞猛进，从而改变了落后面貌，跨入了全国先进行列，并带动其他领域指标全面提升，在2012全国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估中，青岛荣登10强。
但青岛的弱势领域与指标依然存在。表现在人口与社会领域发展迟缓。如将青岛市2004年到2012年四领域指标的变化体现在雷达图上（图6）则显示，在这9年间，与积极发展和改善的经济与环境领域相比，一直处在最内环的社会和人口领域却始终没有明显的进步，而这两个领域恰恰也是青岛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领域。
通过与其他城市相应指标在五年内（2007-2011年）指标值的比较，可以看到青岛在人口与社会领域有多项弱势指标，它们是：城市户籍总人口、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而这些指标反映了城乡差距的存在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任重道远。
2.2 导致16城市共性问题及突出短板的主要原因
2.2.1 政府对人口社会领域的建设重视不够
相对于各级领导对GDP和相关经济领域的指标的重视，而对涉及人口、社会领域的一些指标，城市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由于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将其视为“软指标”，即使工作考核也以“过关”为满足，缺乏克服困难，创先争优的勇气与力度。导致了发展不协调及人口社会领域的弱势指标较多的共性问题发生。
2.2.2 人口社会领域的建设欠债过大
由于在人口与社会领域长期投入不足，即使包括青岛在内的许多城市从2008年起社会事业经费总支出连年增大，但由于前期投入过低，人口社会事业发展的欠债较大，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市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镇与农村低保资金计划支出等，导致后期的很大一部分投入用以弥补前期的不足。因此，即便一些城市从客观上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和工作力度在加大，但与收效不相称。该两个领域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多个指标数值改善不大，说明相当一些城市前些年在人口与社会领域的建设欠债较多，形成了经济与人口、社会领域发展不在同一水平线的事实，需要我们继续增还欠债，弥补差异，构建和谐。
2.2.3 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城市中心人口过密
数据显示，包括青岛在内的许多大城市近年出现了较严重的“城市病”，人口分布不均、交通拥堵。由于人口分布不尽合理，市区基础设施和公用资源承载能力超负荷，交通、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难以很好解决。而与此同时，人口稀疏地区的建设滞后，公共服务难以有效配置。
2.2.4 其他人口因素
包括青岛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农村人口多、流动人口规模大、素质低、老龄化程度高、结构不合理等，也导致人均指标的下降，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乡收入差距、千人拥有医生数、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此外，由于人户分离、空挂户等迁移人口数量的增加，也给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带来管理上的难度。这些均为城市人口社会领域相关指标的改善增加了难度。
2.2.5 统筹观念薄弱导致城乡未均衡发展
在城市建设与农村发展工作中，一头重、一头轻。忽视农村人口多、城乡差异大的问题，未从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角度，规划城市与新农村建设。工作中重视城市、轻视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转移农村人口难以市民化。
2.2.6 环境资源制约发展
16城市多是我国人口稠密地区，人口平均密度高但人均占有的土地、水资源等一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近年的开发，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多接近饱和水平。由于依靠投资和大量消耗土地、能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节约型生产和消费模式没有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日益加大，也给城市发展带来制约。
3 突破短板的对策建议
3.1 实施以增加发展的协调性为主导的新的城市竞争战略
协调发展，是实现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前提，是抵达目标的最优（短）桥梁。很难设想单头突进的分领域指标，能构成和谐发展的“全面小康”。
3.1.1 加强城市协调发展的战略研究与监测，优化投资
针对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各项指标在做好分解发展计划的同时，做好督查落实，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宏观把控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有利于总体协调发展的重点指标要保增长，如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态建设以及民生改善等；对少投资甚至不投资就有利于总体协调发展的分项指标，如政治、人口与社会领域的相关指标，要加大工作力度，提升数值，保证到2020年GDP与人均收入翻番的同时，体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建设齐头并进，各项指标全面呈优。
3.1.2 实施“协调同进”的城市竞争战略，创新城市建设观念包括：
以“紧凑型城市”求得城市发展――既靠集约、又靠节约投资，建设高效率城市；
以“全球城市”提升城市档次――引进外资注重全球元素，既彰显现代化城市的“国际性”，更重要的是借鉴其管理经验，使城市发展更具有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切忌生搬硬套，形式借鉴，导致内伤），各级领导要增加建设、管理国际化大城市的知识，保证城市在彰显特色的同时，体现出城市的高效与组织化；
以“法制城市”构筑公平开放的规则社会――强化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观念，以活跃的公共生活、积极的市民参与、普遍的公共精神，构建文明城市，弥补硬件建设的不足；
以“城乡统筹”缩小差距――以“新型城镇化”普惠新市民，致富新农村，让城市市区消灭半城市化的农民工，乡村增加更多的非农从业者和居民；
以“城市更新”夯实城市发展根基――以更积极的创新战略，渗透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带动城市各项建设发展，并驱动走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
以“美丽城市”吸引全球目光――以“生态文明绿色”统领城市建设，并以此呈现给世人及后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文明城市形象。
3.2 针对发展短板实施分领域治理提高发展的全面（均衡）性
分领域治理，就是在坚持改革的前提下，拟定可行计划，将发展进度分解到弱势领域和每项弱势指标，与有关方面和单位签订军令状，督查实施落实。对突出短板，要采取综合治理、联合帮扶，限期改变面貌。
3.2.1 人口领域
以推进城镇化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及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为途径，扩展城市户籍总人口规模，让更多城市农村辖区农民就地市民化、入城多年的农民工（常住人口）市民化。
此外，应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步推行单独二孩政策，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科学引导人口分布，改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3.2.2 社会领域
围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与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重要指标，尽可能完善社保组织系统。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增加投资，改变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仍偏低的状况，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有关教育公平问题。加大工作力度，扩大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改善就读条件。结合各自实际，加强文化建设，占领新兴媒体空间。
结合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改革、引进和补充医护人员，壮大从医队伍。
针对一些城市“登记失业率”不稳定状况，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项目扩大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服务稳定就业，完善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采取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推动城市困难人员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大职业培训力度等方法，改善不稳定状态，争创国家级创业型城市。
3.3 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推进城镇化解决差距问题并促进多个指标的改善
城乡、地区、阶层差距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也是16城市普遍存在的通病。由于城乡差距的拉大，影响城市一些重要指标发展滞后。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因此，弥补城乡差距，应成为我国城市科学发展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关重点。克服这个短板，非一日之功，但只要坚持改革、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镇化来治理城乡差距问题并促进多个指标的改善，并非不可攻克。
强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把城市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倾斜力度，在着力推动农村人口到城镇就业定居或就地实现城镇化的同时，不断促进城市人才向农村反哺，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3.3.1 以建设大城市都市圈为基本思路合理布局人口
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及产业布局，带动人口等要素的合理分布，在构建大城市新的改革发展框架的同时，尽快形成不同等级城镇一体化协调发展格局，引导人口向不同等级城镇集聚，既为中心城区人口的过度膨胀消肿，也为均衡人口分布，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供重要空间和载体。
应优化主城区空间布局。依据“职住平衡、生态平衡、满足居民生活基本需求功能相对完善”的原则，在城市的不同片区，注意经济活动区、住宅区、购物休闲娱乐区、医院、学校、生态保护区等的合理布局和有机结合，从而使整个城市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既均衡人口分布，又降低居民的通勤、工作、生活成本和城市运营成本3④，解决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城市中心人口过密的问题，提高城市承载力。
3.3.2 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就地城镇化
积极稳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值得一提的是，要避免形式主义，一刀切，不能以赶进度、追指标的方式对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规划引领，政策推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两区（新型农村社区与特色产业经济园区）共建、产业支撑，农民主体，有序推进。从而使农业转移人口在从事产业、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方面真正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也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与最低收入户差距”等指标的数值。
（感谢青岛威伯科有限公司工程师王莉丽为本文进行数据处理与图表制作。）
注释：
① 参见青岛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青岛科学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编号：07R-01，项目负责人：李炜，结项时间：2009.12）
关键词：国家审计 审计“免疫系统” 经济社会系统
在2007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刘家义审计长首次提出“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个‘免疫系统’”的观点。这一观点把经济社会系统比作人体系统，而国家审计则是这个人体系统的子系统——“免疫系统”。
一、耗散结构理论和Brusselator模型
（ 一 ）耗散结构理论 （1）熵与熵定律。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把“熵”的概念引入到热力学定理中，认为熵是物质系统中能量衰竭程度的量度，并指出对于任何的热力学过程，系统的熵值总趋于增大。后来，玻尔兹曼认为熵可以作为系统无序度的衡量，在一个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封闭系统中，系统的熵值总趋于增大，而使系统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最后走向灭亡，这就是熵定理。（2）耗散结构理论。在热力学中，普利高津按照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将系统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开放系统存在着热力学平衡态、衡态和远离平衡态三种状态。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部环境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引入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的熵增，产生自组织现象，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自发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作“耗散结构”。耗散结构形成需要四个条件：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必须远离平衡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是通过随机涨落来实现的。
（ 二 ）Brusselator模型的基本形式 “布鲁塞尔器”（Brusselator）是普利高津领导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研究发现的，用来研究耗散结构演化和系统自组织行为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布鲁塞尔器”（Brusselato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A■x…（1）；B+x■y+D…（2）；2x+y■3x…（3）；x■E（…4）；其中，A、B为初始反应物，D，E为反应产物，他们保持不变，x，y为中间组分，他们浓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不考虑逆反应过程，建立求解模型的动力学方程：■=k1A-k2Bx+k3x2y-k4x■=k2Bx-k3x2y…（5）；假定其动力学常数为1，且不考虑扩散现象，则（5）式可以转化为：■=A-Bx+x2y-x■=Bx-x2y…（6）；另■=0，■=0，则式（6）的定态解为：x0=A，y=■…（7）；普利高津发现，只要控制初始反应物A、B的浓度，如果满足条件B>1+A2，就能够使系统失稳，然后向耗散结构过渡。
二、审计“免疫系统”论概述
（ 一 ）审计“免疫系统”论与国家审计职能的转变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对公众利益直接产生影响的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受托方的社会公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是政府传统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这就需要出现新的公共受托责任——公共受托社会责任。审计伴随着公共受托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公共受托社会责任的出现，要求国家审计必须转变观念，从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双重角度提出新的审计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审计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提出审计本质上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的理念。这一理念把国家审计看作是经济社会系统的“免疫系统”，通过及时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各种障碍、矛盾和风险，发挥国家审计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的功能。公共受托责任的转变对国家审计的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审计目标从评价政府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转变为识别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类风险，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审计机关把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作为审计机关的第一要务。国家审计不仅要关注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安全等传统经济安全问题，还要关注生态环境安全、民生安全等社会安全问题。国家审计系统要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及时关注经济社会系统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以此来确定审计工作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开展审计工作，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由此，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把政府审计的职责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运行领域，国家审计的职能从经济监督拓展为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
（ 二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的新要求 国家审计系统能否正常运转，取决于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审计能力等子系统。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系统是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如果把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和审计能力看作是国家审计的内部子系统，则国家审计所处的经济社会系统就是它的外部环境。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国家审计首先要协调内部子系统形成系统合力，减少系统内部矛盾产生的熵值；其次要响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及时与经济社会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确保引入足够的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这样国家审计系统才能形成和保持耗散结构，从而表现出免疫系统功能的特性，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如果国家审计不能减少系统内部的矛盾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就会导致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国家审计无法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无法确保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因此，审计“免疫系统”论是适应经济社会系统变化提出的新理论，同时也对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1）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文化的要求。审计职能的转变要求审计文化应该建立起与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相适应的审计意识。要树立政治效益意识，审计人员要关注国家政策，通过审计监督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要树立服务意识，使国家审计服务于经济建设、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要树立大局意识，从宏观性、全局性的角度考虑问题，把注意力放在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大局上；要树立批判意识，国家审计应该批判性的对待审计工作，及时发现经济社会系统中的障碍、矛盾和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化解；要树立责任意识，国家审计有能力，也必须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这是党和人民赋予审计机关的神圣职责。（2）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组织结构的要求。审计机关是以科层制为其组织形式，由审计署、省、市、县四级审计机关组成。从纵向来看，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系统，省、市、县就是国家这个系统的子系统，这些不同的行政区域都组成了一个小的经济社会系统，审计机关从上到下的组织结构设置，涵盖了我国所有的行政区域，审计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小的经济社会系统，确保审计能够维护地方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提出，把审计职责拓展到社会领域，这就要求审计组织结构从横向的角度使国家审计覆盖经济社会系统的主要行业，不仅涵盖财政、金融、企业等传统的经济部门，还应该包括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部门，使审计的“触角”伸向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性事务，确保行业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在这种状况下，审计组织结构才能形成横纵交织的网络，充分涵盖经济社会系统的主要方面，使地方经济社会系统和行业经济社会系统都置于审计的监督之下，确保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安全运行。（3）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能力的要求。审计能力由审计人员、审计技术和审计经费组成。首先，审计免疫系统的提出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能够认真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围绕政府工作的重心来确定审计重点，为经济社会系统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要求审计人员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修养，能够在审计活动中独立、依法、公正地行使经济社会监督权，抵制寻租行为，维护审计人员良好的社会形象；要求审计人员能够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及时发现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障碍、矛盾和风险，主动或协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各类违法违纪经济案件，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其次，审计技术是审计能力提升的技术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传统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会计模式发生了改变。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审计部门能够适应这些变化，能够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到审计实践中，提升审计的效率和质量，以确保国家审计能够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最后，审计经费与审计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没有审计经费作保障，审计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审计“免疫系统”论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保证审计部门审计经费的充足，确保审计部门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审计活动。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就是要求各子系统把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作为系统目标，通过各子系统的协调配合，形成系统合力，使国家审计系统涌现出新的特性——“免疫系统”特性。
三、审计“免疫系统”论与经济社会系统演化
（一）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 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演化具有推进作用，能够促使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下面我们用布鲁斯尔器模型来证明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作用。首先对布鲁塞尔器的各个符号进行转义，将A、B、D、E、x、y所代表的意义转换为影响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各种概念。设：A、B为影响经济社会系统安全的审计条件，A为审计条件1，即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不断增加，降低了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效率，表现为较低的审计质量，B为审计条件2，即国家审计系统从外界环境引入负熵流，降低了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的熵值，提升了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效率，表现为较高的审计质量；D、E为A、B作用下经济社会系统形成的两种状态，D为经济社会系统状态1，即经济社会系统安全隐患减少，E为经济社会系统状态2，即经济社会系统安全隐患增加；x、y为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和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
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如下：A（审计条件1）■x（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8）；B（审计条件2）+x■y（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D（状态1）…（9）；2x+y■3x（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的演化）…（10）；x■E（状态2）…（11）；
式（8）的含义是在审计条件1下，国家审计机关没有形成良性的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且结构不合理，审计能力低下，不能适应国家审计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系统内部矛盾激增。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低，不能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中被审计单位的安全隐患，因此，会导致被审计单位无视审计机关的存在，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也就是说，在审计条件1下，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就会增多。
式（9）是指在审计条件2下，国家审计系统从外部环境引入负熵流，审计系统内部熵值降低，形成了较好的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和审计能力，国家审计系统形成有序结构，这种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较高，能够部分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中被审计单位的安全隐患，被审计单位迫于审计的威慑力，不敢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因此，部分具有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迫于审计的威慑力，转变为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发挥了审计的经济社会监督职能，经济社会系统处于较安全的状态。
式（10）是交叉催化作用，这个式子说明在审计质量较低的审计环境下，大多数被审计部门都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国家审计系统并不能发现他们存在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即使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也会被同化，采取各种违规违法措施，获取更多的经济社会利益，转变为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
式（11）是自催化作用，指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在条件k4的催化下，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式（8）—（11）说明，由于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存在的矛盾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导致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不断增加。虽然国家审计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吸收一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引入一定的负熵流，但是这些负熵流并不能抵消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因此，国家审计系统较难形成有序结构，表现为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不高，不能够发挥好审计的经济社会监督职能，促使经济社会系统出现较多的安全隐患。在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只有当B>1+A2时，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形成自组织的耗散结构。
（二）国家审计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 李崇阳等的研究表明经济社会系统具备耗散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机制与化学反应方程的动力学过程具有相似性，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随机涨落来实现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因此，可以应用布鲁塞尔器模型来研究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对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作用。A、B、D、E、x、y的含义与国家审计不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模型的含义相同，E的含义是经济社会系统具有较高安全性的一种状态。A（审计条件1）■x（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12）；B（审计条件2）+x■y（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D（状态1）…（13）；x+2y■3y（具备免疫系统功能的演化）（…14）；y■E（状态2）…（15）。
式（12）的含义与式（8）基本相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能够形成统一目标——维护经济社会系统安全运行。虽然国家审计内部熵值也趋于增大，但内部子系统在统一目标的指引下，能够减少内部矛盾，抑制熵增。
式（13）的含义与式子（9）基本相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国家审计的职能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拓宽了国家审计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接触面，国家审计系统能够充分地从外部环境中吸收物质、能量和信息，充分引入负熵流，使国家审计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国家审计功能不再是揭示安全隐患，而是把预防、揭示和抵御三项功能结合起来，对经济社会系统的监督力更强。
式（14）的含义是，在审计质量较高的审计环境下，被审计单位认为审计机关能够及时准确的预防、揭示和抵御其存在的安全隐患。因此，迫于审计的威慑力不敢从事违规违法的经济社会活动，即使有也会被同化，转变为不存在安全隐患单位。
式（15）的含义是，不存在安全隐患的被审计单位在条件k4的催化下，使经济社会系统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
式（12）-（15）说明，在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和外部环境的作用下，虽然国家审计系统内部熵值趋于增大，但是，国家审计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引入足够的负熵流，抑制系统内部熵值的增加，能够形成有序结构，表现为审计机关的审计质量较高，国家审计能够发挥“免疫系统”功能，促使经济社会系统表现为一种安全的状态。不考虑逆反应过程，建立求解模型的动力学方程：■=k1A-k2Bx+k3xy2■=k2Bx+k3xy2-k4y… （16）；假定其动力学常数为1，且不考虑扩散现象，则（16）式子可以转化为：■=A-Bx-xy2■=Bx+xy2-y …（17）；另■=0，■=0，则式（17）的定态解为：x0=■，y0=A…（18）。系统能否形成耗散结构，取决于这些定态解在何种条件下失去稳定性，失稳的条件就是判断系统从无序进入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的临界值。在定态解（x0，y0）附近进行线性稳定性分析：设f1（x，y）=A-Bx-xy2f2（x，y）=Bx+xy2-y…（19）。则f1（x，y）=f2（x，y）=0。令x=x0+？驻x，y=y0+？驻y，？驻x，？驻y是相对于定态解的微小偏离，把x=x0+？驻x，y=y0+？驻y带入函数f1（x，y），f2（x，y），得到：f1（x0+？驻x，y0+？驻y）=f1（x0，y0）+f1x（x0，y0）？驻x+f1y（x0，y0）？驻y=f1x（x0，y0）？驻x+f1y（x0，y0）？驻y…（20）。同理：f2（x0+？驻x，y0+？驻y）=f2x（x，y）？驻x+f2y（x，y）？驻y…（21）；将（20）、（21）带入（19）得：■=f1x（x0，y0）？驻x+f1y（x0，y0）？驻y■=f2x（x0，y0）？驻x+f2y（x0，y0）？驻y…（22）；由式（19）有：f1x（x0，y0）=-B-y2|y0=A=-（B+A2）…（23）；f1y（x0，y0）=-2xy|x0=■，y0=A=-■…（24）；f2x（x0，y0）=B+y2|y0=A=B+A2…（25）；f2y（x0，y0）=2xy-1|x0=■，y0=A=■…（26）；把（23）、（24）、（25）、（26）带入（22）得：■=-（A2+B）？驻x-■？驻y■=（A2+B）？驻x+■？驻y…（27）；线性化的微分方程（27）的特征方程为：？姿2-[■-（A2+B）]？姿+（A2+B）=0…（28）。
令？棕=■-（A2+B），T=A2+B>0，经济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棕，也就是说系统的稳定性由A、B两个因素来决定，下面分别进行讨论：当？棕4T，特征方程（28）的两个特征根都小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序参量值的动点趋近于定态解（x0，y0），此时的动点叫做稳定结点，经济社会系统趋向于稳定。当？棕4T，特征方程（28）的两个特征根都大于0，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序参量值的动点远离定态解（x0，y0），此时的动点叫做不稳定结点，经济社会系统趋于不稳定。当？棕>0，？棕20时，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失稳。由？棕>0得出，要使经济社会系统出现自组织耗散结构，必须满足以下条件：0
国家审计系统不具有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为：B>1+A2。由于A2>0，令t=1+A2，t的最小值为1，即，B>1。也就是说至少需要B>1，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失稳，向着有序结构演化。国家审计系统具有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为式（29）。令：z=■[■-（2A2+1）]（30）；当0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国家审计具备免疫系统功能时，经济社会系统更容易形成耗散结构，更容易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然而，国家审计系统免疫功能的实现，主要受A（审计条件1）、B（审计条件2）的影响。审计条件1受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的影响，审计条件2受国家审计内部子系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通过减少内部系统的矛盾，引入负熵流，才能降低审计条件1对被审计单位产生的影响，提升审计条件2对被审计单位的影响，使得国家审计系统形成自组织的耗散结构。
本文由此提出以下建议：国家审计部门应该在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指导下，围绕“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维护经济社会安全运行”的目标，组织和开展审计工作，形成审计合力，积极减少审计内部子系统（审计文化、审计组织结构、审计能力）存在的矛盾；通过积极关注国家方针政策、公众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产生的各类问题，协调纪检、监察、司法、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以及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等社会审计资源，及时与人大、政府、企业和公众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使国家审计系统引入足够的负熵流，形成和保持耗散结构，维护经济社会系统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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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必要性；意义；发展方式；中国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5-0304-01
当前我国资源总量锐减、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应树立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从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且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应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1 我国实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1.1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
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近年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正不断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首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日程。
1.2 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石。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速走上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结合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进程，认识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1]。
1.3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明发展程度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当前正处于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各方面成果的总和。虽然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文明的发展却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2]。
1.4 生态文明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全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新型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济发展趋势一路向好。然而，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为顺应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变过去资源消耗型与环境破坏型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而生态文明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高效推动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有序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保护型经济的有序发展[1-3]。
2 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长远发展的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我国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崛起与复兴的基本保障。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应对，妥善解决，从根本上转变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趋势。四是生态文明建设是符合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向。为了美好的未来，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人民的期待，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4-6]。
3 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式
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向结合，就需要把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领域。一是政治领域，党和国家应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领导作用，制定强而有力的政策，保障人民利益，营造全体群众广泛参与建设的氛围。二是经济领域，应当大力推动经济绿色专项，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公民应当自觉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三是社会领域，应当建立公民社会，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即使社会公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四是文化领域，应当将生态文明等重要的生态价值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中。五是环境领域，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进步，维护发展。执法机关严格进行监督，公众积极采取行动，管理部门完善体系。
4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公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持续性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原则。同时，可以通过推进绿色工业化来发展生态文明。工业化发展将推动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实施绿色生产，培育绿色产业；宣传绿色文化，倡导绿色消费[3]。
5 结语
如果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该转变观念，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应培养公众正确的生活观念，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理念深深的扎根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理念中；同时在全社会宣扬并形成良好的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树立全民节约的正确价值观念，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建设美好中国，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责任。
生态文明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持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前的客观需求。这就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一起付诸行动，共同建造生态文明社会。
6 参考文献
[1] 林红梅.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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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海静，阮心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们应对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J].广西轻工业，2010（3）：72-73.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以志愿、自治、公益和非营利为主要特征的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并正以崭新、醒目的形象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线，越来越多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而青年作为社会创新的生力军，祖国发展的接棒人，未来希望的承载者，责无旁贷的成为了这支力量中的主力。与此同时，随着西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共青团主要工作对象的西城青年，其“社会人”特性正日益明显，流动性强、构成复杂、需求多样等特征不断凸显。因此，“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共青团引导青年投身区域发展，以及整合力量服务青年成长的必要工作。
20__年，为适应首都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和青年群体的新变化，西城团区委专门成立社会工作部，集中力量从零做起，全力打开了以“社区青年汇”建设为核心的社会领域工作新局面。并快速将09年以来，北京市首批公开招考社区专职工作者纳入视野，以他们为样本做了一份“青年社工工作与生活状况”摸底调研，通过对300余名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广泛普查，以及30份个案访谈，团区委对社会领域建设工作以及社区工作者这一在社会工作领域中起着骨干作用的青年人群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我们发现，社会领域工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共青团工作，因其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对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在贴近青年现实需求方面，都有着更高的要求。而社区工作者以及由他们衍生出的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这一群体自身，也面临着自我认同感缺失、专业知识储备欠缺等现实问题。
二、针对现实问题开展的具体工作
针对以上这些现象，西城共青团提出了一延、一变、一过渡的工作目标：即工作领域由“体制内”向“体制外”的延伸；工作方法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工作方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型”的过渡，在扶持社会组织建设、深化社工队伍凝聚、加强社区青年汇建设、推动社会组织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大胆尝试。
一是扶持社会组织建设。充分认识青少年社会组织引导、服务在共青团复合型组织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做好社会组织间的联动工作，加强对主管社会组织百德社区发展促进中心的服务、管理工作，主动联系悦群社工事务所、厚朴社工事务所等具有明显青年特征的社会组织，学习借鉴专业社会组织工作方法；做好工作机制联动，坚持社会组织参加机关工作例会制度，以青年汇专职社工工作为联系纽带，建立社工事务所定期会商、督导制度；做好项目支持工作，重点依托已申请到的西城可持续发展项目资金20余万元，支持百德建设青少年科普迷你站点，探索App等新兴技术应用于青少年科普、全媒体引导等方面的方式方法，大力开发青少年社会组织、社区青年汇公益示范项目。
二是深化社工队伍凝聚。以“暖人心、稳队伍、促发展”为目的，开展青年社工担任社区团支部书记、社工倾听日等项目，加强社工互动交流；开通“七彩心桥心理热线”，举办 “青年文化体育节”、“社工专享之交友联谊”、“社会领域青年人才交流冷餐会”等活动，畅通社工和团组织、社工与社工之间的沟通渠道；举办首届青年社工风采大赛，广泛凝聚、发掘、培养西城优秀青年社会工作人才，为青年社工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提升这支扎根基层的青年人才队伍的自信心与认同感，进一步促进青年社工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举办“社会工作青年人才训练营”，通过素质拓展、专题讲座、互动联欢、青年汇实地参观等环节，进一步激发出了青年社工的热情和潜力，搭建社会领域平台，开展活动，
三是加强社区青年汇建设。社区青年汇其根本就是共青团根据不同青年群体量身打造的“社会组织”。近一两年，共青团从分类引导、汇聚青少年出发，按照“组织终端、青年身边”的指导思想，一直不断转变工作方式，结合社会管理的前沿问题，遵循共青团思想性、政治性，与社会性、群众性相统一的工作属性，围绕地域、爱好、工作性质等不同共性，开展青年汇建设工作，力争做到有交叉，无遗漏。努力实现“通过联系、服务青少年社会组织，来联系、服务青少年”的目标。截至目前，共建立社区青年汇171家，其中市级示范青年汇5家。
四是推动社会组织人才培养工作。我们一直相信社会组织工作离不开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可喜的是我们青年队伍正是这样一个挖掘、培育人才的宝库。因此，团区委一方面在“社区青年汇”建设过程中，坚持发挥组织优势，开展社工人才训练营、社工专享季、西城青年社工队伍现状调研、社工风采大赛等多项工作，着力凝聚、挖掘、培养、选拔出一批优秀青年社会工作人才，以促进青年社工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借助外力，在与悦群、厚朴社工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借鉴，同时招募聘用一批社区青年汇专职社会工作者，以不断提升“青年汇”工作成效，继而为区域各类青年提供高质量服务。三是加大与社会组织的整体联动，以百德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为例，作为一家民办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团区委作为其业务主管，为其争取更多的
危机催生改革。一轮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断了中国的增长模式，人们再一次把眼光聚焦改革，寻找改革的新突破口，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转型。
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轨迹看，变革依次在“三个层面”上演进：一是以经济层面的改革为主，政治、社会层面的改革为辅；二是以社会层面的改革为主，经济、政治层面的改革为辅；三是以政治层面的改革为主，经济、社会层面的改革为辅。三个层面交替进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也可称为“三次改革论”。
不言而喻的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已进入第二层面即社会层面为主的改革，也就是说，现在要大力推进的是“第二次改革”，寻找“二次改革”的突破口。从理论上讲，突破口是任意的，可以有N个突破口，但从实践的可操作的角度看，突破口的选择则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二次改革的突破口应是“综合配套”的，而不能孤立进行的；是得到上级(直至中央)默许、认同或授权的基层或局部的改革试验性的，而不是中央预设的、上层的或全局性的；是克服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或升级的各方面都受益的改革，而不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不紧密且无动力的改革。按此选择原则，我们认为民办教育体制改革和基层综合配套改革可作为改革的新突破口。
1、民办教育体制改革。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重启了非财政资金投入的民办教育或社会办学。民办教育的兴起对中国教育事业及产业的发展与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机构达11万所，在校学生近3000万人。但是，由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民办教育体制仍处于“四不像”或“非驴非马”的状态。正由于民办教育的体制不清、身份不明、产权含混，投资基金和捐助基金难以大规模进入民办教育领域，民办教育的出资者或举办者也不可能确立长期战略，难以做强做大。一些中小民办教育机构资金匮乏，陷入种种困局之中。改革的方向就是重新界定民办教育机构的法律地位，允许民办教育者自由选择改制转轨为营利性的企业法人或非营利性的社会事业(团体)法人。在条件成熟地区，可进行“民办教育机构”转轨改制试点，民办教育机构改制转轨无疑会激活教育投资，吸引各路资金和人才进入本地区，促进教育产业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增长，相信地方政府会有积极性。
2、基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启动“第二次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现已有7个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参照其模式，在发达地区选择一些乡镇(尤其是镇)进行政治、财政、司法、社会组织“四合一”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其基本做法是：将乡镇党政首脑直选的政治改革、财政的公共化改革、民事独立审判的司法改革以及培育非政治性NGo组织的公民社会的改革配套进行，有步骤地、系统地推进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相信某些发达地区党政领导有此积极性。
总而言之，大力推进社会领域为主、经济、政治领域为辅的改革将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寻找新的突破口，尤其是大胆地进行各项改革试点，不论是对于当前还是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两型社会”；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013-02
“两型社会”从本质而言，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根据《辞海》中的解释，社会是人们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环境、人口和文化。通过生产关系派生了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下从事活动，使社会藉以正常运转和延续发展。从整体来看，人是自然长期发展与进化的产物，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始终处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人、自然环境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态体系。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快，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不断提高的发展阶段，各种资源开发力度加大，能源消耗迅猛增长，因此我国目前承载了较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发展和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还将不断加剧，如不尽快突破这一发展瓶颈，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将难以实现。2004年初，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问题，目的在于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和健康发展。2005年6月，同志指出，“节约能源资源，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路子，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并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同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表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观已经从过去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逐渐转变为以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多层次目标。
1“两型社会”的内涵
“两型社会”包含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由此，“两型社会”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制、宣传、教育等手段和途径，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实施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以最少的资源投入、最小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从结构来看，“两型社会”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复合体；从目标来看，“两型社会”都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实现过程来看，建设“两型社会”必须在全社会范围普遍采取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生活以及消费方式；从结果来看，“两型社会”的构建是定向性社会变迁的形式，最终会通过对现存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局部性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传统工业社会下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部地区作为承接发达国家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资源环境压力尤为突出，因此国家将“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在中部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极具全局意义的战略举措，也将成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突破口。
2007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两个区域获得成功经验基础上探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两型社会”是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简称。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要求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各领域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换取尽量多的社会经济收益，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要求人类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必须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前提，实现人类、自然、经济社会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两型社会”的构建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一条社会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特色道路；是顺应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规律，首次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大目标结合，上升到社会演进路径转变的高度，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由点及面、由局部到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全新模式的构筑。“两型社会”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合理利用环境不断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更符合中国利益，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举措。
我国“两型社会”发展战略可以分别从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冲突，努力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共赢。“两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树立“两型”理念、借助体制机制的监督和引导，合理规划建设路径，才能转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推进“两型社会”建设。
2“两型社会”的特征
“两型社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倡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社会形态，更是探索一条生产绿色高效、生活健康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的全新发展道路。“两型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实现速度和效益、结构、质量相统一、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立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全新观点，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具体表现。从根本而言是一次社会变革。其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在现阶段已为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两型社会”建设只涉及体制机制的优化，而并非根本制度的变革；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其步骤具有局部性和累积性。“两型社会”的特征总结如下：
2.1系统性
“两型社会”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资源和环境，这一问题既是自然生态领域的问题，也是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甚至是科技和文化领域的问题。因此，“两型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具有涉及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科技、文化全方位变革的系统性，这些领域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两型社会”更是一个系统复合体，由国家、地区、城市、产业、企业、家庭等多个层次的子系统构成，且均围绕“两型社会”的发展目标进行自我组织和系统控制。
2.2共生性
“两型社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之间通过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即共生。共生是向异质开放或与异质结合的方式。人与自然都共同存在于共生网络中，社会由各个层次的共生系统所构成，要实现和谐共生，必须重视利益主体的平等，如资源、环境利用中的代内和代际公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实现合理分享资源。人向自然索取资源，但又不得造成过度破坏，并且保护环境，改善共生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2.3渐进性
“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发展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探索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建成“两型社会”是长期目标，这决定了从中短期看来，不同的发展阶段将会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其间“两型社会”的评价标准也必然会根据本阶段的客观现实制定，从而体现出差异性，相关的建设步骤和措施也要予以一一对应。
2.4耦合性
“两型社会”要求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相统一。不同社会主体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状况不同，则压力不同，“两型社会”建设路径也不同；不同社会主体自身发展水平不一，则其对资源的需求和环境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主体外部约束条件，如社会风气、受教育程度等迥异，则其参与建设“两型社会”的主动性和结果也不尽一致。因此，对于不同的社会建设主体，尽管“两型社会”的最终目标、短期的评价标准相同，但其实现路径和方式存在差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耦合性。
2.5创新性
“两型社会”是一个要求社会主体具有创新意识和改造能力的有机体，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主动调整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和完善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因此构建“两型社会”离不开改革创新。
3结语
“两型社会”是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为目标，预示着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虽然有关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相关研究已有较长时间，但“两型社会”并非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概念，一种新型社会发展观。因此进一步厘清“两型社会”建设的要素、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推动“两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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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景庆.两型社会建设应当把握的几个关键因素［J］.湖南社会科学，2011，（1）.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五中全会公报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王一鸣: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认为这是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灵魂,也是全会公报最大的亮点。
人民论坛记者:《建议》中提到,“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如何理解以上表述?
王一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大大超过同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可以说,过去30年我国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人口大国变为经济大国。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我国经济遭受巨大的外部冲击,而且使原有发展方式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凸显出来,这不仅表现在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也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如果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发展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走越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不仅要化解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后再上新台阶创造条件,还要为我国今后协调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路径,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比以往更加复杂艰巨,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人民论坛记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有舆论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这种深刻变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一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改革不同于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是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所谓“渐进改革”,就是改革从小范围开始试验,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保持“存量”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培育新的“增量”,以市场化的“增量”推动“存量”调整。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模式,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更多的探索和试验。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今后一个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增量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要求推进全面改革,也要求不同领域的改革相互促进、共同推进, 这就更加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是什么?为什么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王一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就是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表现在供给结构上,就是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为战略重点推进需求结构调整,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要以加快发展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培育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推进要素结构调整,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培育以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科技支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
人民论坛记者: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民强民富”的呼声很高,您如何看待民富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
王一鸣: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扩大内需重点应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这些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人民论坛记者:推进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未来发展30年具有长远意义。请您谈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选择。
王一鸣:第一,立足于国内需要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我国需求调整的基本方向。
首先,调整两个结构,一个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一个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是由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简单地降低进出口的规模、减少出口。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换,不是简单压缩投资,因为投资里面有40%的消费转换成劳务收入。最重要的是培育新的消费动力,在动态中调整这种比例关系,不能静态地去看待此问题。因此,我们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其次,因为工业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的储蓄率会相应的下降。再次,由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加大,政府的储蓄率会下降。
第二,以发展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生产业已经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体。产品增值环节主要在技术创新与服务环节,不在制造环节,而我国几乎都是在制造环节。其次,制约我国生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附加值环节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企业大多是低附加值企业、初级加工业。所以,我国必须促进战略性信息化产业的加快发展,通过展开组织调研,提出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规划,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平、更可持续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分析指出，全会在总结35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基础上，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给社会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人们未来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将坚持改革开放。
过去35年，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35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5年。
“回顾发展历程，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农业基础的稳固；没有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就没有今天工业大国的地位；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的建设人才。是改革，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祖新说，“实现蓝图靠发展，发展要靠改革。过去的经验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面向未来，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还要完成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一系列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新的历史起点上，靠什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而且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看来，全会实际上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比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制订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做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等，“中央进一步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必将推动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打消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方面的疑虑，预计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将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王军说。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等突出问题，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攻克的难关。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
聂高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垒；商品价格虽然实现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要素价格市场化仍然滞后；城乡建设用地的二元分割，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激活微观活力，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全会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不应当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应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竞争，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实现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聂高民强调。
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王军认为，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在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尤其是事中、事后的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要增强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 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面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意味着促进公平正义将进一步提速。”王军说。
改革开放35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区域差距的扩大，征地拆迁、公平竞争、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方面问题不断凸显，提速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愈加迫切。
“从以人为本到进一步强调促进公平正义，体现了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公平正义不是拉平，而是要让大家在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法治环境下平等竞争。与此同时，要让社会保障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后的支持，让人民在遇到问题时仍然充满希望。”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社会都非常期盼。预计下一步在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收入规范化等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出台。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全会还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智库”（Think Tank）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也称智囊库、思想库。世界著名智库机构之一的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说，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及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决策活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决策的范围日益扩大，决策的问题越来越繁杂，决策的难度空前增加，决策的后果日趋深远，决策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更为突出。这一变化的出现，使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成为一个“发展进程中关键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不仅需要决策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且决策的质量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实现科学决策，改善政策制定的质量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的要求。适时应运，“智库”这种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以科学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现代集体智囊机构开始在西方出现。
60多年来，各种形式、各种规模、各个领域的思想库在西方得到迅猛发展。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第1期刊登的《全球智库调查报告》指出：全球共有智库5465个，其中1872个在北美（其中美国1777个）、1208个在西欧、653个在亚洲、514个在东欧、538个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424个在非洲、218个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许多世界知名智库，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等，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等，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等，德国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等，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政策科学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环境等各个社会领域，积极为政府提供各种政策方案和建议，教育和培养人才，宣传普及专业知识，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服务。思想库的大量涌现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以其自身卓有成效的运转方式以及在政策决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国家决策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注重发挥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强调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对智库建设也日益重视，建立了一批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等具有很强研究咨询能力的国家级智库。2009年又成立了以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为我国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被国外知名智库广泛关注的高级智库。
山东省现有软科学研究机构300多个；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还建有山东省科技创新、山东省科学管理与方法及案例、山东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山东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山东省服务业创新与发展、山东知识产权、山东省蓝色经济区建设、山东省卫生服务与管理创新、山东省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山东省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与决策支持系统、山东省公共政策等13个软科学研究基地；还形成了若干个专业人员、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相结合的复合型研究团队。这其中，也不乏具有一定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和团队。20多年来，他们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需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研究产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开展了大量有益的决策信息咨询服务，为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各类科学决策和企事业单位现代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这些研究机构和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历练，为今后打造智库机构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但是，山东省智库的发展和建设无论是数量、质量和服务能力都离真正意义的“智库”要求相差甚远，真正称得上智库的，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智库恐怕还没有，与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决策者需求还很不适应。
当前，国际环境不容乐观，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更加凸显。国内社会矛盾日显突出，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非常迫切，任务十分艰巨。社会发展、经济运行中长期矛盾与短期问题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关联，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林林总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新一轮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和新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国内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科学正确的决策是从战略、政策上把握方向，引导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持续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因此，重视和加强智库建设，充分发挥“外脑”的智囊作用，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应是当前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也是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整合科技资源、优化结构布局的基础性工作。
为此，我建议：
1.借鉴国外智库机构建设和发展以及运作方式的经验，根据我国国情，从战略上科学合理规划和设计山东省智库发展战略和实施方案。要将智库建设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当前工作重点任务。要从社会地位的确立、功能作用的发挥、体制机制的建立、发展资金的筹集、人才队伍的建设、研究咨询的成果转化、信息资源的共享等方面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科学民主、宽松包容的学术气氛，支持引导和鼓励山东省智库性质的各类研究机构，积极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开展专题研究和咨询服务。
2.组织开展山东智库建设与发展问题专题研究。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科学布局，打造省级智库，进行重点扶持。对山东社科院、山东科学院、山东农科院、山东医科院等省级科研机构，在加强围绕山东省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服务的宏观战略和政策对策研究能力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按智库内涵标准要求，强化和提升智库内涵的功能和质量，逐步形成为政府服务的名副其实的省级科学智库。
3.打造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高级科学智库。通过整合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资源，广泛联系国内知名研究机构和专家，采用“小实体、大网络”的组织形式，通过政府目标和自由探索相结合的选题机制，以研究项目为纽带，以契约管理为手段，以高水平研究咨询成果和显著的应用效果为标准，建立高效运行的研究和信息资源网络体系，形成全省一流、全国知名的省政府高级科学智库。围绕山东省创新型省份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展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战略、政策、体制、管理、预测、科技评价及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研究，为山东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宏观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4.对已建立的山东省13个以建设专业领域智库为发展方向的软科学研究基地和一批社科研究基地，应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支持引导，努力逐步建成各具特色和优势、不同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具有权威性、开放性的研究平台，出更多更好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培养高水平的宏观战略研究人才，为各级各类重大决重提供咨询服务。
5.支持和引导“半官半民”和民间智库的发展。社会转型必然要求智库转型。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半民和民间的新型智库，高层次、跨学科、超部门、独立性是对新型智库建设的第一期待。因此，要重视半官半民和民间智库的发展。应鼓励退下来有经验、有影响、专家型的政府行政人员进入民间智库参与研究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作用和熟悉本领域情况的优势，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将社会意见反馈给高层；既了解上情，又贴近民意，以优化咨询研究质量。
思想政治工作是宣传思想领域的基础工作,面对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只有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统领思想政治工作,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以适应国际背景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加快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创新,这既是时展给我们提出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也是全体思想政治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一、改革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利益矛盾纷繁复杂,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社会道德标准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
另一方面,当前一些不稳定的社会现象亟待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创新。在当前的社会格局中,经济和社会领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诸如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拆迁事件、集体罢工事件等一些不稳定的社会现象频发。导致这些恶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深层次矛盾其实都是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利益矛盾,并没有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通过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完全可以化解、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然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滞后的,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消除,最终使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
这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当前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以下很多问题:一是认识上不去,缺乏“动力”。二是形式单一,缺乏“活力”。三是缺乏系统规范的教育内容,理论陈旧,缺乏说服力。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相对滞后。五是联系实际不够,脱离群众,缺乏吸引力。可见,思想政治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作用,这对思想政治工作来说既是一个发展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