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9 12:48: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凤”形象及名称的演变
“凤”形象不是一朝一夕就定型了的，而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对于“凤”的形象的演变研究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地方。徐华铛在其所著的《中国凤凰》一书中对典型的凤形象特点概括为:“锦鸡首，鹦鹉嘴，孔雀脖，鸳鸯身，大鹏翅，仙鹤足，孔雀毛，如意胜冠。”钟金贵《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对各个时期的凤形象作了梳理，指出上述形象特点的形成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认为:“人们在保留鸡形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鸡的各个部位逐步进行了改造，以突出凤的神性。”文章首先指出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罐、象牙雕刻、彩陶等等文物上的鸟图案特点已经初步具有了“凤”的一些的形象特征，如弯嘴(鸡喙)、有羽毛、有冠、有尾翎等。到了商周时期，从“凤”形象大量出现的青铜器装饰及甲骨文象形文字中总结这一时期的“凤”形象:尚未定型、多为侧面形象，头部有一束羽毛、尾部伸展夸张，线条刚柔并济，体现出一种庄重、神秘之感。而且青铜器中的一足的“夔凤”形象尤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凤”形象开始有了更加仔细的刻画，在气势和造型上更显奔放流畅、秀丽洒脱，尾翎长度增加。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凤”的形象也开始与云雾结合在一起，其作为神鸟的神性与代表祥瑞的云彩结合在一起，“凤”作为祥瑞象征的意蕴随着其形象的丰富也渐渐丰富起来。秦汉时期，随着神仙之说的盛行，作为神鸟的“凤”的形象更加普遍地被运用到帛画、壁画、砖刻、瓦当、石雕、漆器绘画上，“凤”形象也融入了许多动物的特征，鸡(雉)的头和冠、鹤一样的足、鳞状的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凤”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凤”的形象富丽雍容、多姿多彩。凤纹之外的装饰多为佛教中常见的忍冬草、莲花和各种缠枝花纹等。宋元时期，随着绘画艺术的快速发展，“凤”形象较多地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更为细腻写实，凤眼更加细长，显示出今天所谓的“凤眼”的特征。明清时期，“凤”形象较之宋元时期基本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在绘画技艺上更为成熟，出现了一整套画凤的口诀:“首如锦鸡，冠似如意，喙似鹦鹉，身似鸳鸯，翅似大鹏，足似仙鹤，羽似孔雀，体呈五色”，“凤有三长:眼长、腿长、尾长。”我们今天出现的凤形象基本沿袭明清时代而没有多大变化。这篇文章对“凤”形象演变的归纳与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庞进在其《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形象演变情况的概括也很有意思，即史前的“原凤期”、夏商周的“夔凤期”、春秋战国及秦汉的“美凤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瑞凤期”、宋元明清的“金凤期”、现当代的“新凤期”。还有学者从汉字文化学角度来分析“凤”形象的演变，如黄交军、唐亮合著的《从＜山海经＞到＜说文解字＞———论“凤”在中国先民文化中的形象流变》一文。“凤”的形象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变才以今天的多彩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和“凤”的形象演变一样，“凤”的名称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称的“凤”一般指的就是凤凰，“凤”与“凤凰”在今天看来所指一致，而在神话传说中，“凤”和“凰”其实并不是同一种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这样的记载:“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学术界对于“凤”名称的演变尚少有人单独去研究，在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中，“凤”的名称演变一般多作为“凤”文化整体研究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如上文所提到的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在谈到“凤”的形象演变过程的同时也指出了“凤”的名称的演变过程，文章从《山海经》、《尚书》、《尔雅•释鸟》、《左传》等文献资料中的“凤”的不同指称出发，得出“在舜之前原本称为凤鸟，到了有关舜的记载中改称凤皇”，并从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分析认为“皇(凰)”和舜的部族有虞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位于长江下游的有虞氏(属东夷族)首领祭祀时插戴在头上的带有羽毛的王冠。有虞氏与位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中以“凤”为神鸟的少皞氏融合而使得“凤凰”连接为一词，在这之后，“凰字”又渐渐失去了自身原有的意思而成为了“凤鸟”的同义别称。王维堤在其所著的《龙凤文化》中也表达了这种认识，同时在书中他还对因原始方言、后代语言发展等原因影响而产生的“凤”的各类别称进行了大致的总结，如“鸑鷟”、“鶤鸡”、“皇鸟”、“鹏”、“朱鸟”、“鹓雏”、“鸾鸟”等等。
(二)崇凤文化内涵及其演变
当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先民们原始的信仰和崇拜渐渐褪去了原始的迷狂，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精神文明的因素。我国悠久的凤崇拜历史，使得“凤”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对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始终是学术界研究“凤”文化的归宿，而对“凤”文化内涵的演变情况的梳理对于正确把握“凤”的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工作。目前“凤”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中也有许多关于“凤”的文化内涵的文章与著作，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凤”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庞进的《中国凤文化》一书将崇凤文化的精髓和所包孕的民族品格的内涵称为“凤之魂”，“凤凰的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求明、献身、负任、敬德、尚和、爱美、重情、惜才的精神品格。”而凤文化的精髓则是“和美”，其本身就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之一，足见“凤”文化的重要性。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一书中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梳理了龙凤文化内涵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凤”的初始意义与“龙”不同，它并不是作为氏族崇拜的图腾，而是与天文历法及农业生产相关，“凤”的产生时代已经是图腾制衰落时期;当巫术取代图腾制之后，“凤”又与巫术发生联系，从而具有了巫术的内涵。王维堤将“龙”的巫术作用归纳为“乘”，“凤”的巫术作用归纳为“至”、“来仪”;商代崇“凤”而使“龙”的神性大大减少。周代崇“龙”抑“凤”，“凤”的神性则大为降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的神性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作者认为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提高也是造成“龙”、“凤”走下神坛的原因之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学派，更是不把“龙”、“凤”作为神物，但是民间龙凤崇拜还依然拥有很大市场。与崇尚理性思考的中原地区不同，楚地的巫风盛行、崇尚浪漫的思想，使“凤”崇拜在荆楚地区得到了继续生长的土壤。我们从屈原的楚辞类作品中即可看出端倪。随着战国秦汉之际兴起“瑞应之说”，“凤”和“龙”一起又与“瑞孽之说”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学说到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之说渐成体系。董氏认为帝王有德，能“致黄龙凤凰”，将“龙见”、“凤集”看作是祥瑞的象征，是对帝王的德行的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步下神坛的龙、凤，到了汉代之后，“龙”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专享，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崇拜成为了愚弄民众的政治神学手段。而“凤”虽然也常常为皇帝所用，但是随着龙凤两性分化的发展，到了宋代，“凤”成为了皇后的代称，与代表“真龙天子”的皇帝相对应。关于这一点，黄能馥《谈龙说凤》一文认为:“凤是后妃政治权势的标记。”《龙凤文化》一书在论及龙凤的形别分化时，提到了“凤”的雌化使得“凤”的文化内涵中具融进了女性象征的意味。对于“凤”的女性象征意义这一点，王珏的《凤的文化内涵》一文有较为详细的研究。龙凤形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具有了“人中精英”的涵义。王维堤在书中认为，其渊源或许是与春秋战国时期“龙”、“凤”神性消褪，成为“役于圣人”的“羽虫、鳞虫”，但其始终是与“圣人”发生关系，所以后世自然把“龙”、“凤”也比作是人中的精英。臧振《论凤鸟在周文化中的地位》一文通过“凤”与周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提出凤鸟不是王权、君权的象征，而是贤人、君子的象征的观点。“凤”和“龙”一样，与宗教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凤”的文化内涵经过神仙家、道教、佛教的影响，其内涵也愈加丰富，尤以佛教对“凤”的影响更大，在佛经故事中经常会见到“凤”的形象，以“凤凰涅槃”最具代表性。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堤在《龙凤文化》中是把“凤”和“龙”放在一起来考察二者的文化内涵的，更侧重的是“凤”在龙凤这一对立统一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钟金贵的《中国崇凤习俗初探》则更多地从民俗学的角度来挖掘“凤”的文化内涵，这篇文章从“凤”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出发对“凤”文化的主要内涵进行了归纳:
第一，百鸟之王。“凤”崇拜产生之处，“凤”的形象是比较朴实的，大体和雉的外形相似，到了战国之后，“凤”的形象渐渐地添加进其他动物的形貌特征，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凤”视作“百鸟之王”。作者认为:“只要凤崇拜的观念存在，凤作为百鸟之王的民俗观念就不会改变。”
第二，保护神。我国民俗文化中“凤”还具有保护神的意义，作者认为这一意义是“凤”崇拜所具有的原始内涵，这一内涵也一直延续下来，在后代的建筑上，“凤”形象的存在即传达了祈求庇佑的意义。
第三，祥瑞的象征。关于这一点，作者的观点与王维堤的观点接近，他认为:“把凤当作祥瑞的象征，是从把凤当作保护神进行崇拜转化而来的。人们把‘凤’当做保护神进行崇拜是为了祈求吉祥幸福，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总是直接地把‘凤’当做能够带来吉祥幸福的瑞鸟，把‘凤’的出现当做昭示吉祥幸福的瑞兆，古代统治者甚至还把‘凤’的出现当做国运祚昌的象征。”
第四，爱情的象征。作者认为“凤”具有的象征吉祥、幸福的意义自然也使得“凤”具有了象征爱情的涵义。这一涵义在今天已然是“凤”的突出内涵之一。
第五，专制皇权的象征。作者认为“凤”的这一内涵也是由其“百鸟之王”等意义演变而来的，不过这一内涵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也就消失了。
第六，民族文化的象征。这是“凤”在当代具有的内涵。作者认为从“龙凤”艺术的角度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看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的变化。“凤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与龙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凤”的文化内涵是不断演变着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反映着人们的愿望和要求，是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意义的，其重要性正如庞进在《中国的图章》一书中对“凤”的文化内涵的整体概括，认为:“凤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图章、一个徽记、一个象征。”
二、崇凤文化的性质、地位及其作用
研究崇凤文化在我国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崇凤文化的性质、定位及其作用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的把握和理解崇“凤”文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崇凤文化的性质对于“凤”崇拜的性质
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凤”崇拜是一种图腾崇拜。闻一多在他的《龙凤》一文中即提出，“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此后这一观点为很多学者沿用。而钟金贵在其《论凤崇拜的性质》一文中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图腾崇拜习俗是在生产力水平极端底下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对人类起源缺乏认识，把自然界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来崇拜的现象。而根据“凤”的来源来看，它属于传说之中的神鸟，而并非自然界实有的动物，与人类起源并无关系，因而并不是图腾崇拜。而“凤”是一种具有诸多神性的灵物，从“凤”崇拜的各种文化涵义分析，得出这些文化涵义“都与把‘凤’当作灵物崇拜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加之“凤”作为灵物始终是同神是有区别的情况来看，作者认为“始终都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神异动物，始终都只是灵物。而‘凤’崇拜亦只能是灵物崇拜。”
(二)崇凤文化的地位、作用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然认识到崇凤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凤”文化对我们华夏民族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对于“凤”崇拜文化的作用的研究是崇凤文化整体研究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钟金贵在《中国崇凤习俗初探》一文中从民俗角度来总结归纳了崇凤文化所具有的主要的作用，一是凝聚作用。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也是“凤的传人”，因而龙凤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二是鼓舞作用。“凤”的文化内涵之中包含着许多积极向上的因素，给我们以精神上的鼓舞。三是审美作用。“凤”文化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成为我国诗歌、绘画、雕塑等艺术的重要养分。四是调节作用。“凤”文化对于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世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刘虹弦在其《浅谈凤文化及其审美形象延伸》一文研究了“凤”文化所具有的审美内涵对与我国造型艺术的影响。我国“凤”文化研究专家庞进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凤文化》一书中对“凤”文化的作用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文章用“凤之俗”来概括“凤”对于我们民族民俗中的姓名、饮食、服装等方面的影响;用“凤之迹”来概括“凤”在华夏大地上所留下来的各种踪迹，如“凤”的传说，地名、建筑名等;用“凤之艺”来概括“凤”文化对我国雕塑、书画、音乐、舞蹈、戏剧、建筑等艺术的巨大影响。对于凤文化所具有的当代人文价值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凤文化研究正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魏昌在他的《中国荆州凤凰文化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将研讨会上关于崇凤文化的当代人文价值的讨论意见归纳为以下几点:念祖爱国恋乡精神;奋发图强、求变创新精神;矢志不渝、涅槃再生的奉献精神;“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和合”精神。
三、总结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本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主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通过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语言所反映出的，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加深对当代社会现象思考。因此，本文筛选一些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收集一文化语言学论文题目材料，运用归纳法和帮助大家进行文化语言学学习，论文题目如下。
1.认知语篇分析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代边塞诗的意象再现研究
3.吸纳、修正与重组——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体系
4.论文化语言学中的语言与文化
5.文化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红楼梦》中的酒意象翻译
7.《文化语言学》英译中翻译报告
8.穆斯林问候语“赛俩目”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隐喻翻译的意象图式研究
1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中意象的翻译
11.中国古代建筑的人文精神——建筑文化语言学初探
1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邦索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本的诗歌意象翻译
1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语法探究
14.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红高粱家族》意象英译探析
1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词汇研究——以网络话语交际中的词汇为例
16.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新词语研究
1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英汉颜色词隐喻对比与翻译研究
18.文化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文化语言学》（第六章）英译中翻译报告
20.六安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21.南阳市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
22.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2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象翻译研究
2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辛弃疾词意象翻译研究
2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
26.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诗经》隐喻的英译研究
2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意象文化传递研究
28.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2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李煜诗词译本的意象翻译研究
3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道”词义引申初探
3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花卉意象再现研究
3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情感意象翻译研究
3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李清照词许渊冲译本中意象移植
34.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文化意象翻译研究
3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宋词中水意象的英译研究
36.语言研究的新视角——从结构主义到文化语言学
37.从文化语言学看接头词「お·ご的特殊规则
38.帕尔默(Palmer)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性
39.文化语言学论纲
4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古诗中酒的意象传达
41.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
4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济宁地名研究
43.第三届历史语言学国际会议
44.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日语数词
4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
46.文化语言学视域下金宇澄《繁花》的语言策略探究
47.许渊冲对苏轼词的意象再造——以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为视角
4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英译意象传递研究
4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意象再造滥觞
5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基础构建
51.英汉动物词汇文化语言学透视
5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清平乐·六盘山》英译的意象研究
53.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
54.唐诗情感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55.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评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56.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发展纲要
57.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许渊冲英译边塞诗意象翻译研究
5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中的庭院意象再现
59.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60.民族博物馆馆藏物品翻译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6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动物隐喻对比研究
62.文化定势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的诠释
63.对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64.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65.评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等“著”作
6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及其发展评述
6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韩惯用语对比研究
6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人类语言学情结
6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意象差异浅析
7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
71.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
72.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7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酒文化的传承
74.汉语文化语言学刍议
75.从文化语言学语篇情节视角下宋词英译研究
76.文化语言学认知模式的哲学阐释
77.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后示
78.蒙汉语禁忌语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
79.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0.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
81.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汉韩长句翻译研究
82.山阴地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
83.中国文化语言学范畴系统析论
84.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
8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词汇意象传递
86.对“年度汉语盘点”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7.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
88.藏语中“茶”的文化语言学意义辨析
89.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方言詈词研究
90.成都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91.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论语》成语
92.日本文化语言学动态考察及反思
93.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庄子》成语研究
94.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
95.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96.文化语言学初探
97.论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唐诗意象翻译
98.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微博流行语研究 .
1、游乐宴
1.1场景分析此时的布局已非用餐时的围桌团座形式，而是以酒令官为中心环绕排列，以方便游戏的进行。此外，除了主客座次有别外，众姐妹座次也按本家与外姓分开入座，而非视为一体随意混坐。而李纨、凤姐作为媳妇辈并无座位，只能位列纱橱之后，随时待命并管着众丫鬟。同样采用围坐式的还有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在宁府会芳园赏梅的场景。此时王熙凤和李纨同样未能入席。与此不同的是在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描述的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等众人在藕香榭游园、吃螃蟹的场景（图七）。由于该游乐宴参与人数众多，并没有采取围坐的形式而是分了几桌。值得注意的是众丫环也入了座，虽然是在外廊，但也多少打破了俗礼，可见游乐宴本身的随性。
1.2游乐宴发生的场所区位对于游乐宴而言，饮食本身不再是重点，主要是人与人的交流和人对景物的观赏需求。因此游乐宴饮的地点相对变化较多，一般依据游乐的主题和景观的不同，阁、亭、谢、坞都可能出现。因此，地点通常在园内而非正房，与轴线无关。
2、节庆宴
2.1场景分析节庆中的宴饮是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由于人数多，宴饮等级高，故座次的重要性更易得到体现。比如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与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姊妹等虽为同辈，但因血缘亲疏而非同席，分两边而坐。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该场景中的特殊现象：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为贾母喜爱的小辈，贾母邀为同席。虽然贾母身体不适，单设了短榻、高几，但却仍把自己这一席放在榻旁，几个小辈也以果品侍奉（每一馔一果来，先捧与贾母看了，喜则留在小桌上尝一尝，仍撤了放在他四人席上，只算他四人是跟着贾母坐）。可见由于节日喜庆气氛的影响，座次会根据长辈或是位重者的喜好发生调整。受长辈宠爱的小辈往往受邀陪长辈坐主桌，以示孝道。（表三、图九）同样在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描绘了贾母、贾政、宝玉等在贾母上房庆元宵赏灯猜灯谜的场景（图十）。主桌上贾政陪侍贾母以尽孝道，而贾母所宠爱的宝玉被邀为同席，同样表达晚辈对长辈的孝敬。可见节庆宴作为以团聚为目的的宴饮，一般会将礼制中的“孝”作为首先强调的主题。
2.2节庆宴发生的场所区位中国的节日多数以团聚为主题，并伴有各种祭祖或表达孝道的仪式。特别是大户人家，节庆时的排场会比较大，因此往往会将节庆宴设在正房或长辈上房。这样一方面方便长辈回房休息，另一方面也是方便整个府里的亲戚聚集。此外位处轴线也方便各种节日活动的展开。
3、庆生宴
3.1场景分析表四：庆生宴主要场景选例生日庆祝是以寿星为主的，而该场景中由于皆是平辈，且关系亲密，所以座次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众丫鬟与众姐妹感情亲近，所以不分主仆皆得以上席入座，这是很难得一见的。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庆生宴还是有长辈在场的。如在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提到了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等众人在贾母上房为宝钗过生日的场景。长辈与寿星同坐主座。
3.2庆生宴发生的场所区位庆生宴根据寿星不同以及有无长辈在场，地点上会有明显区别：平辈之间自己过生日相对随意，选择在园内进行，地点由组织者提议，不固定。而若是由贾母组织的有一定规模的庆生宴，则会在贾母的正房或是上房进行，此时从空间区位上而言就变得更为正式了。
4、日常饮食
4.1场景分析相对于正式宴饮的浓墨重彩，原文对日常饮食场景描写笔墨较少，在此举三例进行简要分析。在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中，提到了贾琏、凤姐、赵嬷嬷、平儿在凤姐房内吃晚饭的场景。从人物关系上看，贾琏与凤姐为夫妻，是主子；平儿、赵嬷嬷为下人。但赵嬷嬷又为贾琏的奶娘，对贾琏有养育之恩。所以在座次上，作为日常饮食贾琏与凤姐夫妻对坐，并不分主次。乳母赵嬷嬷来后，贾琏凤姐让其上炕是出于孝道与感恩，而赵嬷嬷执意不肯则是出于主仆之分（图十五）。一般的日常饮食场景主要为小范围的团聚或者是晚辈陪长辈共同用餐。如在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痴女儿遗帕惹相思”中，提到了邢夫人、宝玉、迎春、惜春、探春在邢夫人房中吃晚饭的场景（图十六）；又如在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提到了王夫人、宝玉、迎春、惜春、探春、宝钗等在王夫人房中吃晚饭的场景，二者都是长辈坐在主位，其余晚辈以围坐的形式陪长辈用餐，既展现了孝道，又体现出亲情的维系
4.2日常饮食发生的场所区位日常的饮食一般在各自的房间中解决，子女有时候会在长辈房中吃饭，以示孝道。而长辈的房间多数在轴线上，相应显出几分正式。媳妇辈很少在长辈房中就餐，而一般是在各自的正房炕边就餐，此时餐饮变得较为随意。总体而言，房间地点并无明确的限制与规定。
二、宴饮空间的流变
1.功能独立性的凸显在中国传统建筑典型平面（如四合院）中，“餐厅”这一功能空间几乎从未被明确设置或是单独列出过。宴饮活动依需求可以在不同性质的空间中开展。而事实上，传统建筑对房间的定义与命名几乎与使用功能没有直接关系，很多房间都兼具多种使用的可能性。到了现代，人们的居住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的功能主体性得到认同，功能需求成为住宅形式组织和空间序列变化的内在动力。住宅平面往往强调不同功能的组合，并且以之命名房间)。有研究甚至指出中国现代住宅完全是西方现代建筑运动的产物，与传统居住建筑并无瓜葛，且这种形式经过本土范围内近几十年的消化吸收，已被国人所普遍接受。加之普通住宅的竖向化发展和受面积限制，传统的宅院模式变成如今的有宅无院、宅院分离，更无论宅院、宅园的直接关系了。没有了院与园，自然没有了游乐宴等宴饮活动的展开，几乎屏蔽了居家举行大型宴会的可能性。因此，一般而言人们会把对于礼仪性要求较高的宴会活动放在酒店等社会性经营场所举行，而家庭内部日常餐饮等礼仪性要求低、气氛随意的宴饮活动才会在住宅中发生。
一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同时也是享有文化的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敞开文化大门，坚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文化建设方面，尊重群众的文化意愿。在文化活动的开展方面，顺应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文化产品创作和文化服务方面，尽力满足群众的文化期待。培养和激发全社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由社会力量捐助的文化活动和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的民俗表演、戏曲演唱等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实现公共文化全民共建全民共享。
二是坚持现代文明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进步发展。应县地处大同盆地南端，历史上属塞外地区，多民族交融，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未曾中断，保持了相对的完整和传承发展，历史与文化交相辉映，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共鸣，牢固树立了历史文化意识，推动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县可称其晋北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富矿区”。全县拥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处，省级非遗2项市级非遗11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几乎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村俗”。佛教文化资源周边地区无法相比，建于辽清宁二年，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为全国唯一的塔式木结构建筑，被称为斗拱博物馆，塔内供奉的两颗佛牙舍利为世界佛教界尊崇的圣物；净土寺创建于金天会二年，其玲珑剔透的木雕大殿，八门九量天宫楼阁藻井，堪称古代艺术珍品之绝，这些为应县的旅游文化镶了一块金字招牌。拨地擎天的木塔，它代表着应县文化巨笔书写云天，彰显着巨大文化效益。应县是文化部首批确立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有秧歌、耍孩、道情、旺火、抱跤人、高跷，车车灯、龙灯、腰鼓、脑阁、一挖轿、竹马等等，表演艺术形式多样，全国罕见。其中地方小戏耍孩儿、道情和大秧歌三个剧种都发源于应县。遇到天旱年间，农民带上供品到“西滴水”祈雨的民俗活动；杨家将铁甲岭梁牧马的“马刨泉”；北路口传统庙会等遗存地标，均建立旅游保护区。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县一方面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应县现代文明，另一方面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明，不断强化民间文化的挖掘整合，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纳入公共文化体系，南泉丝网花在纤纤指尖中绽放，大黄魏剪纸在妇女们手中活了起来，南河种的刺绣让绣娘们走出家门，臧寨面塑花馒反映智慧结晶，大临河民俗传统庙会绽放现代气息。以保护促进发展，以发展带动保护，让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得益彰。非物质文化资源通过市场运作，转化为产品，事业变产业，释放出巨大活力。
应县的历史人文资源引领着现代文化的高速发展，攀星摘月，势不可挡。从金代状元高汝砺到现在中科院院士高福、郭正堂，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有形的存在，风流千年，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名片。从辽代邢抱朴创办山西第一所书院———龙首山书院和世界最早的幼儿启蒙教育书———《蒙求》，到现在全县高等中学3所，普通中学15所，职业技术学校3所和67所小学、45所幼儿园，无不彰显着应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明清两朝66位举人、15名进士到当今难以记数的硕士、博士、教授，在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可见应县文化之积重积深。从金代著有《兑斋文集》的曹之谦隐居茹越口的书堂崖传教授业，到进入诺贝尔文学复评名单的作家曹乃廉，这些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塔乡文化，凝聚的是应县精神，提升的是文化自觉，增强的是文化自信，实现的是文化自强，更重要的是文化发展的担当。在《通鉴纪事本》中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的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亚子是李存勖的乳名）不仅文采照人，雅好词赋，而且精通韵律，亲自作曲填词，奠定了地方戏曲耍孩剧的发展，蜚声梨园，被尊为耍孩剧的创始人，开启了应县公共文化传播第一人。从边耀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北路口商贸古隘，到现在商幌摇曳霓虹闪烁的商贸旅游集散地；从后汉黄花岭胡服骑射狩猎皇帝刘知远，躬耕务农边耀山种瓜，到当今科技发展形成的立体农业种植的农耕文化，从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到名垂青史的科技英才，无不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三是坚持文化资源为公共文化服务。应县人特别喜欢看戏、听戏，每年在中秋节和正月元宵节期间，大部分村庄都要自发筹集资金唱几天大戏，庆贺丰收，祝福来年风调雨顺。应县基本上村村都有古戏台，有十分之一戏台被列入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名录。古戏台均系宫殿式砖木结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建筑面积约在50平方米左右，戏台前可容纳千人观看。应县的古戏台一般都和庙宇建在一起，正面为庙，对面为戏台，仿古式四合大院。如粟家坊、杨街、大营、花寨、中曹山、小山门等村的古戏台始建于清朝和民国初期，北路口村古戏台在乾隆年间建造，至今完好，并立有碑文记载。近年不少村庄又新建了砖混结构的现代式凸字形，200平方米左右的大戏台，台前可容纳观众2000多人，在无演出时段成为群众文化娱乐的文化活动广场。应县是地方小剧种的发祥之地，晋剧、道情、大秧歌是当地群众最喜爱最常看的戏曲，应县耍孩剧是应县众多戏种的主要戏剧之一，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应县不少村庄都有自己的演出团体，特别是耍孩剧最多，如马兰庄、赤堡、大柳树、大穗稔、肖寨等村耍孩知名度较高，并涌现出不少名演员，像奋地的大秧歌剧团在周边邻县非常有名气。近年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听戏、看戏需求，应县许多村庄自筹资金对原有的古戏台进行了修缮保护。在重大节庆时，为了增加喜庆气氛，他们还邀请外边的大型剧团名家来村演出，或与地方演出团体互动展演，县文化部门根据农村节气节点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梨园唱响大舞台”送戏下乡演出，使戏台成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唱戏是千百年来文化传播的桥梁，也是播种机。戏曲小舞台，人生大智慧，广大群众依托听戏了解真善美，靠看戏吸取文明知识素养。此外，县、乡、村还加强了对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与保护，并举办了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今年应县释迦塔和净土寺联袂被评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称号，释迦塔历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也全面启动，这将有力地推动应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坚持文化创意与产业经济实现有机融合。强化人才培养，把公共文化与产业创意向精、特、新方面发展，培养一大批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提高人文素养，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激发创意产品服务、消费，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意产品，发展中华老字号民间特色服务理念，在商贸流通中促进市场和特色商业的发展。塔尖传媒公司的广告创意推动全县商品的附加值增长，天通元高科技有限公司的龙首山功名甲“文房四宝”在北京博览会获得大奖，带动了文化创新发展；以木塔为模型的木雕产业拉动了旅游繁荣与发展，非物质文化产业“梨化春酒”外包装设计“老酿坊1975”催生效益攀升，成为山西省第二大酒类著名企业；以“应州绿”蔬菜等农业品牌创作的绿色生态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文化优势日渐突显。县政府依托现有各类文化创意引导产业集约化发展，在政策扶持、人才培养、投资融资、交流合作等方面，高起点、高标准促进文化创意与产业相结合，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创意让文化软实力“强起来”，服务引领文化创业上档升级，形成区域间发展格局，提高产业效益。
作者:于天山单位:应县科技文化广电体育局
随着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力度，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已经初步的表现出繁荣的景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管理难题的显现，我国自80年代起进入改革开放的历程，但对文化体制的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2]。目前在文化设施规划建设中，还采用统一的规范，使用刚性的定额、指标，忽略了文化设施与各地民俗民风、经济差异、群众文化需求差异的关系。
二、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问题
1.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紧缺
公共财政投入是公共文化设施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许多城市里的社区和街道所能得到的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少之甚少。他们所得的资金无法达到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所以导致文化设施建设受到阻碍。城市里的那些文化设施也都是政府出资金的，但是政府用于文化建设的资金也是有限制的。总的来说，被安排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所以最终造成了整个文化设施管理的失败。
2.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不能够被充分的利用
虽然近几年来，公共文化设施总量在不断增大，但由于相对落后的管理和相关配套措施，最终导致公共文化设施作用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方面，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比较低，运行状况非常的不理想。有些设施名义上是文化设施，而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文化的作用。有的还将文化设施用于其它事情或者是闲置在一边。政府在搞不清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最终造成了缺失与利用不能够平衡，设施的价值无法体现出来。
3.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的内容非常多，范围非常广，涉及的管理部门和层次都很多，所以在实践中，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多个方面的。首先，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不完善、执行的效果不够明显，过于僵化。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管理体系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方式，已经跟不上国际的管理步伐。其次，我国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效果不够明显，财务损失严重，背负较高的债务。近些年，虽然我国投资在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方面的财务较以往有很大的增加，但是相对的说还是很少，资金也不足，大部分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拨款方法，即政府拨款。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规范、合理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团队。最后，我国的市民素质相对来说较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工作不能深入民心。
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措施的完善
1.进一步提高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公共文化设施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媒介，是满足群众文化要求、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各级政府及领导应加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统筹、均衡发展的思想，建设和管理好公共文化设施，努力达到人民的需求水平。
2.合理安排文化设施规模，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
文化设施的分布的数量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应该根据地点和实际情况而定。要考虑到面对的群众的数量，也要考虑到设施的种类、地理位置等[2]。通过全方面的考虑，合理的安排文化设施的数量。同时可以实行一馆多用的制度，这样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方便公民。如果能够将规模合理的安排好，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完善就又近了一步。目前的研究者大多都是把重点放在文化设施数量的研究上，进而忽略了文化设施的水准建设[3]。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达到文化设施数量目标的同时，也关注一下文化设施的水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替换，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更好的去关注、去满足那些没有设施的地方。
3.优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格式布局
文化设施的合理布局并非是简单地均匀分布，应该做到与经济发展相配合、与群众需求相对应、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格局。在合理安排文化设施地点布局的同时，也应该优化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布局。应该对运营管理机制进行进一步创新，对社会资金参与管理运作进行鼓励。对有公益性质，又有市场化操作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政府管理部门在其建设项目竣工后，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将其管理和运行委托给社会主体。社会在政府的指导与调控下进行管理，不但能够解决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能使社会的管理有条不紊。
四、结论
1
“人生艺术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思想所提出的一个美学的、文学艺术的、也是文化的命题。所谓“人生艺术化”，也就是要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人格与心灵，使人的整个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般美丽而富有意义的诗性境界。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源自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率先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精神，是“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境界梁启超将其誉为“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无所为而为”的真生命创化之“春意”，从而使人生从烦闷至清凉，从平淡显灿烂。因此“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美与意味。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与精神最早为朱光潜所承续。20世纪30年代初，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梁启超所提出的命题，并将其表述明确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强调艺术的精神就是“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像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
三四十年代，丰子恺、宗白华等也对“人生艺术化”命题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子恺提出了“真率人生”的命题，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白华则从意境出发对生命的自由诗境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构建，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绚烂的华章之一。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是有自己孕生的历史语境的。一战结束后，1919年至1920年初，梁启超携学生赴欧主要国家20几个名城考察。梁启超本是中国现代较早主张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曾主张要对不同文化作无制限的输入。但是，这次欧洲之旅却使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所潜藏的弊端，虽然他把中西文化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却极其敏锐且不无超前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与价值理想对于人类的意义问题，提出了情感与人格建设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问题。20年代，他以“趣味”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哲学与“生活的艺术化”理想。20年代至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得到当时文化界人士的热烈响应。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决定了这种美学与文化思想在当时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直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更为有效而现实的道路。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试图以民族和大众启蒙者的姿态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答案。与梁启超一样，朱光潜、丰子恺、宗白华等也都是融通古今的饱学之士，同时也都有域外的经历，对西方文化有切身的体会。相对于国人，他们较早敏感到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所伴生的某些问题。他们所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道路相对于当时的民族困境来看，不免过于高蹈，但这恰恰又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真挚发言。而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今天进一步彰显出来。
2
从人类的文化思想与历史实践看，对于人生的艺术化（性）追求并非只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化的专利。就其主导倾向与精神特征来区分，我以为其中大体呈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主要是把艺术化理解为装饰性或新奇性。具体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及人体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如19世纪唯美派代表人物王尔德喜欢在自己的身体上装饰以向日葵，佩特则重视对日用器皿和居室环境的修饰。今天，对自己的头发、指甲、面部等身体各部位的修饰早已为人们所接受，而对生活用品、居住环境、购物环境等的艺术化追求也正成为一种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情趣。“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类情趣的一种表现。这类艺术（审美）化追求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其着眼点主要在生活的外形式上，对于形式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与媚俗。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即把艺术化导衍为生存与生活的技巧，具体表现为生活方式、生存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如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方式与态度，实际上就隐含着处理现实关系的某种圆滑技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学而优则仕”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是不能如愿的，这可能有多重原因。于是，士大夫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进可退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明智的在某种情况下显然是圆滑的生存哲学。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以及种种所谓公关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于这个类别。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确实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重视则可能流为精神的退化。
这两种人生艺术化的理论倾向及其生活实践，严格说来是对生活中的局部艺术性要素的追求，而非人的整个生命境界与人格心灵的艺术化。
第三类则体现了对人格与心灵境界的艺术化追求，是人生艺术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取向。这个艺术化就是人类对自我精神与人格之美的追求。这个艺术化的本质实际上隐含着的是对于美和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的问题。在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美与艺术的精神主要被阐释为以情感为根基、理想为品格的弘扬价值、追寻意义的诗性生命精神。这个精神包含了对真率、生动、热情、圆满、完整、和谐、秩序、创造、自由等品格的向往，要求超越粗鄙、麻木、虚伪的纯物质人生。
前两种艺术化可以说是艺术因素对生活的渗透与泛化，而最后一种则是艺术精神对生命与人格的提升，它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人格境界与生命境界。它所选择的武器就是美的艺术，它所追求的境界就是生命的审美超越。
3
“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是要将人的人格与生命境界成就为艺术，即要使人的生命在美的自由升华中获得诗意提升与诗性实现。这种人生理想与精神旨趣在其孕生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容讳言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在严峻的民族战争中，光靠“人生艺术化”是不可能力挽民族于危亡的。但是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人生艺术化”命题所深蕴的诗性光芒，却具有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意义。
与艺术化相对的是科学化。艺术化代表了情感的、个性的、整一的、生动的、诗意的等创造模式。科学化代表了理性的、统一的、逻辑的、规整的、现实的等实践方式。在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别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的界限。理性的实用的活动中就蕴涵着艺术的审美的因素。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艺术与科学逐渐区别开来。这种界限尤其在现代性进程中日趋严格。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也自然而然地促生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穷究宇宙的奥秘，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完美的人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认识在康德、席勒的人本主义哲学与美学中已明确提出。康德认为以情为本质的审美判断力是沟通纯粹理性的知和实践理性的意的桥梁。席勒提出可以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使人实现从感受的受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能动状态的转变，成为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协调的自由完整的人。“人生艺术化”理论正是顺着这一理路而来的。当然它所针对的不仅是西方美学所主要批判的人性分裂问题，更基础的还是在民族困境中的人性麻木、自私庸俗的无情俗情问题。而在对后者的探讨中，它也警觉到科技文明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似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人生艺术化”命题也把人格建设、人性完善的历史实践问题和人生意义、价值信仰的形上问题一并提到了现代中国人的面前。
1.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现状概述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进行，故而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起步较晚，在2010年后国家才开始推行多项政策发展壮大多地方的地方特色文化事业。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虽然起步晚，基本上白手起家，但发展速度快，前景广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关于国际文化发展事业统计分析》显示，自1995年起，中国文化事业同文化贸易的发展已初具雏形，同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并列为世界文化贸易5强。在2009年的国家公布的对外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境外商业演出团组约为462个，演出场次达16373场，获得收益约为7685万元，图书版权的进出口比例由2003年的9：1下降到2009年的3.4：1，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已经跨出国门，在外国收视率高达85%。这些数据都彰显着中国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吸引着国外的贸易欲望，与此同时，独具民族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文化品牌进一步推动对外文化贸易事业的发展，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事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发展态势迅猛。当然，文化贸易发展速度迅猛是骄人的成绩，但发展过快也避免不了忽视某些发展细节。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总数量有所增加，对外文化贸易空前繁盛，但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同时我国文化文化贸易事业中也凸显较多的问题，严重动摇着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
2.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问题分析
2.1文化贸易结构凌乱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贸易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据海关统计，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86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其中出口20498.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扩大48.1%。2.2知识产权保护不周纵观文化产业的各行各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都属于知识结晶，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范畴之内。目前，社会上多数行业存在以次仿正谋取暴利，其中以文化行业最盛。以影视产业为例，一张空白的光盘售价不过几元钱，但一旦记录影片视频后便可达数十元，所增加的价值便是智力劳动成果所具有的价值，但一张盗版碟往往比正版便宜的多，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其质量相差无几，故而价格驱使他们购买盗版，这便使得创作者利益受到侵害。长此以往，便会打击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使得文化事业的繁荣被彻底打破。中国大部分地区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够完善，执法力度较弱，同时司法诉讼阶段原告举证的责任太重，人们认识也不够到位。因此，在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保护创造人群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二、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对策措施
1.加快文化贸易体制改革
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开放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开放，开放的脚步对于未拓展的新兴领域不免畏惧，有所迟疑，我国政府应当根据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需求，深化改革完善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方面的政策系统和法律体系。通过借鉴国外对外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加快完善文化贸易体制改革，针对性的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大力鼓励文化产品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争，与国际文化贸易市场接轨。
2.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教育
知识产权维权教育是保护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力不受他人侵害的法律性教育。该教育可以为智力成果完成人的权益提供法律保障，从而可以充分调动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教育手段使人们明确了智力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传播是基于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的，智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令生产建设更为便捷，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切实保障了发明创造人自身的权益。因而加强知识产权维权教育是保护文化等无形产品发明创造人切身权益的最有效途径，只有明确了知识产权的法律维护机制，发明创造人才能切实维护自身智力成果，增强智力成果内涵，鼓励更多人的参与到智力创造队伍中来，这样才能保证文化事业的繁盛。
三、结论
一、美术＋综合实践—实践体验出真知
客家人勤俭节约、勇于开拓，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高的山上如琴键般美丽的梯田就是他们的杰作。怎样点赞这些精神呢？校本教材上编排了《农民伯伯辛苦了》一课，课前，我安排了预习作业：每一位同学都要尝试使用两件以上的农耕用具和生活用具。在课堂上我通过“找一找”“说一说”“试一试”“画一画”“捏一捏”“评一评”六个教学环节来诠释客家人勤俭持家、勤劳致富的精神。首先我让学生找一找一年四季农民伯伯分别在做什么，学生在课本上欣赏到在料峭春寒的春天农民伯伯来到田间地头开始耕种，夏日里农民伯伯不畏酷暑收稻谷，一到秋天农民伯伯又开始收地瓜等作物，即使到了寒冬也不停歇，他们又开始忙着种菜、冬耕等。要学习的精神学生会说了，可是有些学生感受还是不够深刻。于是到了“试一试”环节，我从客家展示馆借来了部分农耕、生活用具，比如镰刀、谷筛、锄头、风车等，让学生在课堂上尝试使用，有些学生因为课前有“实习”（使用过），用起工具挺生动。虽然有些学生使用工具的动作不够熟练，但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体验和感触，真是应了汉代刘向的那句话：“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学生表现的作品有画农民用牛耕田的，有用橡皮泥捏挥斧砍柴的，有用泡沫当雪花的，有用黄泥捏老农种菜的学生的这些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看来真不敢小看体验的效果。因此，客家文化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被有效传承。
二、美术＋戏曲艺术—尝试表演引兴趣
武平的汉剧已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我们的学生对此感兴趣的屈指可数。于是我们着手引进汉剧，开设汉剧兴趣社团班，让学生实地欣赏汉剧漂亮的服装、头饰以及耐人寻味的表演形式。如通过社团班表演《定光古佛缘》《二妮逃学记》等经典曲目，让学生觉得汉剧原来离他们并不遥远。再如在上《武平汉剧角色服装》一课时，我让学生戴上凤冠、状元帽等头饰，穿上县官服，在教室内练习问候礼仪，通过一个简单的问候礼仪台词，加上汉剧的艺术化腔调、动作，学生练得有滋有味。教师有意引导学生观察欣赏所穿的服装，分析这些服装的颜色搭配与装饰，还让学生剪一剪、描一描、画一画来加深印象。学生发现原来汉剧的服装、表演形式和国粹京剧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白色代表阴险奸诈等。
三、结语
在课程开发过程中，我校还把当地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与美术有机结合起来，精心编写课程纲要，巧妙设计案例，改进常规教法，激发兴趣，力求学科结合无痕迹。引导学生主动学、随时随地学，这样才能让文化渗进学生心里，让其跃然纸上、流露笔端。当地域文化变成艺术课堂的催化剂时，我们的艺术课堂被点亮还会远吗。
作者：邹豪生 单位：福建省武平县实验小学
民航安全形象主要通过乘客在客舱中的体验来感知，所以，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构建往往融入到客舱安全服务场景中去，其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借助客舱服务场景来表现。
1.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设计客舱安全文化场景是由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环境要素构成，它的设计就在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客舱安全文化体验平台，使人们在乘坐飞机时切身感受到安全舒适可靠。（1）设施设备安全可靠。首先，飞机的结构设计科学合理，严格执行飞机性能的安全检查及定期保养与维修，使飞机整体的安全可靠性得以维持。其次，乘务员严格按照客舱安全检查标准分阶段对客舱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客舱内安全设施设备齐全可用。再次，客舱内设施设备设计人性化，很好地满足乘客对安全和舒适的需求，方便乘客对客舱安全问题进行辨识和处理。（2）客舱内部设计具有特色。客舱内部布局合理，客舱内部装饰具有美感有利于客舱安全信息有效的宣传。一是通过对乘客安全需求、航空公司客舱现状的调查研究设计客舱内部场景方案，重点在于将乘客的参与融入设计中。二是聘请客舱安全管理专家、艺术装潢设计专家团队打造具有特色的客舱内部场景。三是积极寻求客舱安全场景的创建、维护，更换不同安全场景的图片及表现模板，使之能够保证与场景式服务信息一致。四是客舱内的设施设备具有实用性与易用性特点，对客舱安全信息的宣传体现实时性、互动性和准确性。
2.客舱安全文化场景氛围的营造场景可以靠多种造型元素和手段的综合作用实现对角色心理和情绪的烘托，灯光、色彩、温度等都是形成心理空间感受的重要手段。乘客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报纸、手机等渠道获取客舱安全方面的抽象信息，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客舱安全形象信息深刻难忘。（1）客舱安全文化氛围营造内容。客舱安全文化场景氛围打造的目的在于使乘客在飞行的过程中受到感染，在愉悦轻松安全的客舱环境中接受客舱安全教育。对客舱安全文化场景氛围的营造主要包括客舱内部环境：首先，在整个飞行阶段始终保持客舱环境的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其次，客舱内灯光的修饰、色彩的运用、清新的空气、舒适宜人的温度及播放的音乐等，不仅有利于机组人员对客舱进行5S现场管理，也有利于乘客和机组人员保持良好的心情。如起飞、降落时将客舱内灯光调暗即在于当发生事故时能让乘客眼睛先适应黑暗的环境。再次，将客舱安全管理相关模块进行拆分和组合，设计场景式服务页面形象、安全场景小游戏及模拟真实客舱事故场景的方式，使乘客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获取客舱安全管理信息。（2）客舱安全文化氛围营造流程。客舱安全文化氛围营造流程主要包括确定目标，明确焦点问题所在；设计方案；选择实施方案；评估与优化决策方案；方案的实施与反馈。
3.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人员因素（1）人员因素的场景表征。在场景结构形体中，民航客舱作为一个被封闭在形体内部的空间，机组人员作为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一部分，他们所展现的安全文化场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机组人员仪表整洁得体，服务态度良好，表情善良而友好；第二，机组人员配备符合民航有关规定，避免客舱机组最低安全配置的运行常态化；第三，机组人员看起来训练有素，给人一种很好的安全感。（2）提升人员因素安全形象途径。首先，企业加大对客舱机组人员安全培训的投入，重视安全情景意识的培养。其次，引入客舱安全生产动力机制系统，鼓励机组及乘客学习客舱安全管理知识，创新客舱安全宣传方式。第三，完善客舱安全管理系统，运用生物节律理论指导客舱安全生产，给机组人员符合规律性的充足睡眠时间以提升安全效率往往比限制机组人员的工作时间更为有效。第四，重视对客舱安全事故的调查，完善客舱安全数据库建设及信息通告制度，实现客舱安全信息管理查询的可追溯。
二、客舱安全文化场景构建的价值意义
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构建将有利于增强客舱管理者的客舱安全情景意识，进而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敏捷地察觉和了解周围情况的变化及影响，增强客舱机组人员识别、预防、处理客舱安全事故发生的能力，从而能有效地实现客舱安全管理的动态可持续性。
1.持续提升客舱安全管理水平客舱安全文化管理场景是系统主体所处的主客观背景，引入思维模式要素更有利于理解机组人员和乘客在应对客舱安全问题的不同反映。客舱安全文化场景将客舱管理者的形象思维与管理情景很好地融为一体。客舱安全管理者通过安全场景的感知、识别与体验能更好的完成客舱安全管理工作。客舱安全管理场景更有利于客舱机组人员及乘客面对安全问题做出理性的反应。
2.提升机组人员情景警觉能力客舱机组人员借助安全文化场景，有利于将抽象的、未来的、可能的客舱安全风险隐患感知转化为具体的、当前的和确定的直观感受情况。对于客舱机组而言，富有经验的客舱安全管理者在面对客舱突发事件时往往更善于预测事故发生、发展的情景，从而沉着应对并有效的控制。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构建也有利于降低客舱安全风险管理成本，有利于提升机组人员对客舱安全管理的理解水平。例如，每当飞机起飞、降落时，乘务员安静30秒的安全场景则有利于乘务员更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客舱安全文化场景不断促使机组人员回顾过去、警惕当前，并识别将来的不确定性，提前制定应对策略，提升他们的情景警觉和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3.有利于客舱安全文化的传播客舱安全文化场景的建设使企业的安全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充分共享，使客舱一线员工自觉地、积极地参与到强化客舱安全的事务当中去。场景式服务不仅能简化复杂的服务工作程序流程，而且也能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技巧和效率。将客舱安全文化置于或融入富有感染力的客舱安全服务场景中，有利于乘客的主动参与，从机组人员的“单向”安全服务，转化为以设施设备为基础，乘客、机组人员等多方参与的“双向”互动式服务与管理。
广告是经济和文化的结合体，它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传播着文化。这种文化带着明显的时代文化的痕迹。早在1927年，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就说过，“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无疑，广告在追求商业目的的同时，还蕴藏着某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而这些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成功的广告往往有其深厚的时代文化内涵，它是时代进步文化的一面镜子。本文拟从一些广告实例入手，对部分广告所反映的背景文化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流行文化的展示
广告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广告必须在紧追时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才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同。因此，广告是流行文化的施展舞台。如利用名人效应、权威效应所做的广告宣传，表现了当代文化的特征。许多商家往往会借助名人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力，树立商品或品牌的良好形象。宝洁公司的“舒肤佳”香皂和“潘婷”营养洗发露，分别以“中华医学会”和“瑞士维他命研究院”两个权威机构的认可向消费者推荐，很快使商品流行起来。这些广告的成功，无疑都巧借了当代人对名人的崇拜和对权威的信任心理。另外还有的表现为：标新立异的物质追求、自我完善的个性显示。如南京天纬无线寻呼台的报刊广告画面登载了一个十分聪颖的小伙子的头像，他的头上居然还有头的叠影，广告词让我们恍然大悟，“既然你目标更高，为什么在乎人家说你眼界太高？”这个广告是在消费者个性追求上找到了连结点，反映了富有朝气、不敢平庸的的年轻一族强烈的自尊、自信。再如，宝洁公司“飘柔”洗发水的广告主题为“表现最好，自然全国流行”，充分运用“赞赏”手段来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期望值，反映的是人们渴望在大众面前展露自己的优点，并获得众人的认可和赞赏。而非常可乐——“年轻没有失败，非常可乐，亮出你自己”；雪碧——“我就是我，晶晶亮”等饮料广告，更是代表了当代青年人突出个性，尽展个人风采的心理倾向。
二、地域文化与混合文化的碰撞
除了上面所讲的流行文化这个主流外，广告还反映了一定地域的特定文化。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化，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许多广告以此为创意背景，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如“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的广告。“金利来”原名金狮，虽然在广告上做了一番努力，但领带的销路还是不佳。原来香港“狮”、“输”读者相近，与粤港澳人特有的“好意头”心理相悖。自从有了吉利的好名称“金利来”后，广告引起消费者心理活动的有选择地指向，“金利来”也就名扬四海。“雅戈尔”品牌从最初的“青春”到“北仑港”，都获过全国服装金质奖，但知名度并不高，最后更名为“雅戈尔”（英文younser青春的译音）后，才使“雅戈尔”一路高歌。原因是“雅戈尔”的名字符合人们心理，人人都希望拥有年轻人那样的朝气。
当然，广告业是跨时代、跨民族文化的融合。如美国HVM美健军系列高级补品的宣传口号是“一年之计在于春”，采用的是汉语成语；比如“内衣外穿不是从麦当娜开始”的广告口号，从当代性感女星的服装跳跃到一百多年前的《天鹅湖》中芭蕾舞演员的服饰，在古代与现代之间跳跃自如，反映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各类文化的糅合信息。
三、超前文化的演绎
广告向人们展示着一种超前的文化形象。这超前的文化形象从内容的角度，总是向人们展示一个新世界，并且是一个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的新世界。例如“雀巢”咖啡。中国人素有喝茶的习惯，很少喝咖啡，但“雀巢”咖啡却敢于打进来，并且一举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味道好极了”这句话以及它的广告形象画面：如果你喝“雀巢”咖啡，你就能够得到一种高品位、高档次的生活。这就是“雀巢”咖啡带来的超前文化。这种超前文化从视觉的角度，利用“图底关系”，把要宣传的东西凸显出来，同时借助于摄影、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给人造成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种身临其境之感往往会被消费者误认为身同其境。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广告文化在推销利益的蛊惑下，呈愈演愈烈的不良态势。首先广告是一种消费信息，只有在循环反复的强化传播中才能与受众构建一种认同关系。广告商为了达到目的，势必利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把广告展现在受众的注意力范围，在所难免夸大、扩张广告信息的本来含量，甚至以虚假信息混淆、干扰受众对广告的接受、使用和价值判断。其次广告传播为了迎合某一阶层人的“品味”，不得不可以破坏广告本身的价值内涵，而把它降低为一种媚俗化的时尚，引诱社会价值向媚俗靠拢。
总之，在广告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广告已日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人们人文素养的不断提高，凸现文化魅力的广告将拥有越来越深厚的文化底蕴，将有更多的文化内涵等待我们去探究。
语言和文化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是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世代沿袭下来的符号体系，萨丕尔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它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活遗传功能。”在人类学中，文化指的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受全体成员制约的全部生活方式，很明显，按照文化的这种概念来看，语言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唯一的凭其符号作用而跟整个文化相联系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交际一词在英语里是communication，含义比较复杂，其基本的含义是“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信息”。交际活动的本质就是把单个人联络在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人是社会的动物，单个人必须通过交际活动同他人结成某种关系，构成社会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这里我们把交际定义为：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这里指人与人之间，不指组织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文化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交际不等于沟通。发出信息，对方懂了，这是交际，也是沟通；发出信息，对方莫名其妙，这不是沟通，只是交际——不产生效果或产生反效果的交际。在不同民族之间，这种事例屡见不鲜。语言交际是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者的外语知识掌握得不够，或交际者不了解异族文化的特点，或者说文化背景不同，经常会在交际中出现语言运用上的失误，造成交际的失败或交际冲突。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包括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体系内部不同亚文化之间，本文指前者）的交际活动。当一种文化信息必须被另一种文化加以解释时，跨文化交际就发生了。
所谓语用预设，主要是说话人主观上的一种预设，指语言交际活动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基南（EdwardL.Keenan）指出：“有许多句子的言语要得到理解则要求先满足某些文化方面的条件或情景。因此，这些条件也就自然地被称作该句子的预设。如果它们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所说的话语不是无法理解，就是不按原意来理解的。”这些条件比如：
（1）参与者的地位及其关系种类。
（2）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及其辈分关系。
（3）参与者和句子中所提及的个体之间的地位、亲属、年龄、性别、辈分的关系。
预设也可看作是话语跟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说出一句话就其语境来说是合适的。如法语的“你真讨厌”预设“听话人是动物、孩子、社会地位比说话人低或者跟说话人关系很密切。”
总之，语用预设涉及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三个方面。因此预设关系不能单靠语义分析，必须联系说话人、听话人和语境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话的含义。
语用预设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合适性与共知性（何自然，1988：111）。
第一，合适性。所谓合适性是指预设要跟语境紧密结合，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如：
（1）请把那扇门关上。
（2）儿子，把房间打扫一下。
要实现以上请求就必然要求例（1）预设那扇门是开着的，例（2）预设房间是脏的，母亲知道儿子有打扫房间的能力等。如果说（1）时门是关着的，那么发话人就不可能发出上述言语行为。同样，如果要求打扫的房间刚刚打扫过很干净，或者儿子的年纪还小，尚无打扫的能力，那么说（2）就毫无意义。
第二，共知性。语用预设必须是交谈双方所共知的。预设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它与语境紧密结合，预设明确，则说话人说出来的话，受话人可以根据语境和预设做出不同反应。
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位中国教师给日本学生讲完“龟兔赛跑”的故事后，让学生谈谈感想，一个女学生说：“我是多么愿意做一个大乌龟呀！”让老师听后哭笑不得。产生这种交际失误的原因是共知预设不同。这位日本学生语句表达本身没有问题，这当中主要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观念、文化习俗上的差异。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日本，乌龟都是耐力、长寿的象征意义，所以日本学生会说出“愿意做一个大乌龟”（意即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学习）的话。中国教师听后所以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是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来理解日本学生这句话的。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角度来看，乌龟在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另有象征意义，用来暗指妻子有情夫的男子。这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员在交际中，由于语用共知预设不同所造成的交际障碍，这种语用失误在不同民族间的人员交往中随时随处可见。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语言环境、交际背景都属于语用预设的广义范畴，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沟通时，不能忽视语用预设的共知性的要求，否则不但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还会引起交际上的失误。
【论文关键词】交际；语用预设；共知性
【论文摘要】本文从语用预设的角度，结合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定义，对跨文化交际中失误现象的产生进行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跨文化交际失误产生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一、完善HSE体系，实施HSE文化管理
一个完善的HSE管理体系是每个油气生产企业积极推进安全、环境与健康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改进安全环保工作方式、夯实安全环保基础、全面提升员工素质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因此要做到充分认识到此项任务的重要性、长期性。一个单位最大的安全隐患，是员工安全意识的淡薄，要促使全员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大力培养员工的HSE素质，树立员工HSE理念，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和危害的识别与评价，逐步实现员工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树立科学的HSE价值观，实施HSE文化管理。
二、提升HSE认识，培育HSE文化理念
强化基础，苦练内功，提高管理认识、责任意识、HSE意识，积极消除那些对待问题和隐患熟视无赌、置之不理的责任缺失现象，对规定和禁令置若罔闻、麻木不仁、不信不怕的心理和态度以及“三违”行为，养成遵章守纪的良好习惯。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和工作执行力度。在工作中我们不怕不会，就怕不学；不怕不懂，就怕不懂装懂；不怕问题多，就怕不敢正视问题、回避问题；不怕有差距，就怕不知道差距在哪里，不寻求办法努力缩小差距。让油气田生产企业领导和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HSE是一种意识、行为和能力，通过持续、扎实地培育HSE文化理念，强化提升安全环保意识和能力；学习先进单位好的做法，夯实管理基础，为企业的安全发展打好基础。HSE体系建设已经从体系初步建立阶段到深入推进阶段，各级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要跟上HSE体系深入推进的要求。
三、开展HSE活动，营造HSE文化氛围
让广大员工树立“安全源于质量、源于设计、源于责任、源于防范”、“任何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零事故是可以做到的”、“事故事件是宝贵资源”、“良好的安全行为是从良好的安全态度开始的”、“严是爱，松是害，不严不细害三代”、“随意就是害人，认可随意就是帮助害人”等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安全文化氛围，使安全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员工的共识，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自觉纠正不安全习惯和行为，使企业安全工作向自主管理阶段发展。组织油气田企业员工及本厂处的典型事故案例分析教育活动，让员工举一反三，查找自身存在的违章行为，查找自身存在的违章行为，对重点事故案例撰写心得体会；组织管理人员撰写HSE论文；以岗位操作规程、工艺卡片、两书一表、应急预案等基层作业文件为主体内容，小范围、短课时、多方式开展班前班后会活动，班前会讲安全，提醒班组人员进入岗位要注意安全，班后会总结安全，不断提高班组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持续开展“强三基、反违章，除隐患、保安全”大讨论活动和“安全经验分享”活动，让职工从思想上牢记符合时代特征的安全理念，积极营造企业HSE文化。利用会议、学习、网站、电视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HSE文化，宣传处罚违章行为，正、负激励并重，报道HSE检查等工作，营造浓厚的HSE文化氛围。
四、推进HSE受控，建立HSE精细管理
油田企业各级管理人员要努力在综合素质、业务水平、精细管理等方面下功夫、找措施、抓落实。使HSE受控并有效落实。要让全员对“家底”了解，熟悉，做好日常安全环保工作涉及的法规、标准、程序、制度等相关要求，做好日常安全环保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管理方法如系统管理方法、过程方法、风险识别评价方法、PDCA方法、工作前安全分析方法的灵活使用，对本单位存在哪些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要清楚，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工作质量提升，更好地帮助、指导基层单位改进基础管理工作，从而专业管理规范并深入，建立HSE的精细管理。
五、结束语
油气田企业所要建立的安全管理与安全文化目的是加强HSE管理体系相关基础知识的宣贯培训力度，努力营造全员参与的HSE文化氛围，从理念上给予倡导和渗透，从行为上进行规范和约束，通过学习教育，不断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风险意识、安全技能和行为规范。只有提升安全素质，才能提高安全能力；只有提高安全能力，才能解决“能不能”安全的问题。使油气田生产企业的安全管理与安全文化逐步得到了深化，实现了油气田企业安全由经验管理到体系管理的跨越，使员工树立了“安全才能生产、安全才有效益、安全才能回家”的HSE理念。
作者：尹克涛单位：青海油田质量安全环保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