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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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隐污名；外显污名；心理疾病；内隐联想测验
分类号 R395
1 引言
心理疾病患者常被看作是缺少理性，失去控制，没有责任感的人(Link，Phelan，Bresnahan.Stueve，&Pescosolido，1999)。不可否认，心理疾病可能严重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但许多心理疾病患者，特别是那些接受治疗的人，他们处于良好状态的时间也会相当长(stier＆Hinshaw。2007)。但大多数公众并不清楚各种心理疾病患者之间的症状差异和社会功能受损情况，往往一概视之为不受欢迎的同一类人，即“心理疾病患者”。心理疾病污名(stigma of mental illness)正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对心理疾病患者存有的负面评价、消极情感体验和歧视。在遭受心理疾病痛苦的同时，心理疾病患者还要承受公众施加的污名(Rfisch，Angermeyer,＆Cordgan，2005)。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心理和行为障碍患者康复的最大阻碍就是社会对他们的污名和歧视”(WHO，2001)。心理疾病污名不仅会导致心理疾病患者回避治疗，降低治疗依从性(Rfisch，Todd，Bodenhausenc．Weidend，＆Corrigan，2009c)，而且即使疾病症状或机能失调得到控制，污名的负面作用也会持续存在(Jorm，Christensen，＆Griffiths。2006；Verhaeghe＆Bracke，2011)。
当前，心理疾病污名测量主要采用自陈式问卷或量表(Link，Yang，Phelan，&Collins，2004；Brohan，Slade，Clement，＆Thornicroft，2010)，集中于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个领域(corrigan，2004；Corrigan＆Watson，2007；Stier＆Hinshaw．2007)。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个体意识到的、可控的心理疾病污名，也就是心理疾病外显污名(explicitstigma of mental illness)。然而，研究表明自陈式外显测量存在不足，特别是容易受社会赞许性影响而低估污名程度(Teachman，Wilson，＆Komarovskaya，2006；Peris，Teachman，＆Nosek．2008)。Link和Cullen的研究(引自Stier＆Hinshaw,2007)发现，与行为测量或者更加隐蔽的测量方式相比，自陈问卷测得的被试对心理疾病的态度显得更善良和仁慈。公开地贬低、排斥和歧视心理疾病患者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谴责，类似的观念和行为也因此变得更见隐蔽和难以察觉。去污名研究也发现，外显测量难以准确评估去污名干预的实际效果(Angermeyer&Matschinger，2005；Corrigan&Shapko，2010)。研究者认为，外显测量不能准确反映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的真实态度(Peris et al.，2008；Rsch，Todd，Bodenhausen．＆Corrigan，2010b)。
针对外显测量存在的不足，Teachman等人(2006)首次采用间接测量对心理疾病污名进行了研究，这也被认为是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的开始(stier&Hinshaw，2007)。之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公众和患者自身都对心理疾病患者存在内隐的心理疾病污名，但都未对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提出明确界定(Teachman et al.，2006；Rfisch et al.，2009a；2009b)。在总结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心理疾病内隐污名(implicit stigma of mentalillness)是指个体难以内省或精确识别的与心理疾病有关的痕迹，它潜在地调节着个体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消极观念和行为。目前，关于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实证研究还不多，但已有研究对内隐污名的构成成分、测量方法，以及去污名干预和效果评估都有重要发现。当前，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和心理保健立法工作，而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消除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污名，推动全社会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尊重、理解和关爱。本文将对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测量方法和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
2 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测量方法
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一般采用内隐社会认知的间接测量法，也就是实验者在实验过程中不告知被试真实意图，先给被试不同的实验线索以影响他们的后续操作任务，比较不同操作任务下的成绩来考察内隐态度或偏见的存在和程度(Fazio＆Olson，2003)。目前，关于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传统和简式内隐联想测验、启动任务、生理心理评估。
2.1内隐联想测验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由Greenwald和Banaji(1995)提出，已被证实能够有效且准确地反映个体对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自发反应(Greenwald，Nosek，＆Banaji，2003，)，是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早期研究常用的测量方法(Pefis et al.，2008；Riisch et al.．2007；Teachman et al.，2006)。
IAT是通过相容和不相容的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反应时为指标间接测量个体的内隐认知。以Teachman等人(2006)的研究为例，概念词(心理疾病)和属性词(坏)之间的联系与被试对心理疾病的内隐评价一致，称之为相容任务，反之则是不相容任务。在相容条件下，概念词和属性词的关系与内隐态度一致程度高，联系紧密，判断分类加工的自动化程度较高，反应时较短；而在不相容条件下，由于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致，二者缺乏紧密联系，导致被试的认知冲突，此时辨别归类需要进行较复杂的意识加工，反应速度较慢。两种条件下反应时之差为内隐态度的指标，差值越大，表明内隐态度越强。在数据分析上，一般先对极端数据进行处理后，用相容组和不相容组的反应时相减，将反应时之差除以两种任务的反应时总方差，结果称之为D值，即内隐态度的强度(Greenwald et al.，2003)。
2.2简式内隐联想测验
简式内隐联想测验(Bfie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BIAT)是在IAT的基础之上，Sriram和Greenwald(2009)发展出的一种更为简化的内隐测量方法，也是当前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测量方法(Rtisch et al.，2009b；2010b；RUsch，Todd，Bodenhausen，＆Cordgan，2010c；Rfisch，Todd，Bodenhausen，Olschewski，＆Corrigan，2010d)。
BIAT也包括类别材料和属性材料，两类材料的特征要有明显区别，如文本一图片或图片一文本，如果材料都是文本，那么字体或颜色也要不同；每个BIAT包括两部分联合任务，在每部分BIAT前，首先给被试呈现两个焦点类别(focal category)及其对应的具体材料，以控制被试反应过程的意识加工0(Sriram&Greenwald，2009)。以RUsch等人(2010b)的研究为例，第一部分的焦点材料是“心理疾病和消极词”，非焦点(non-focal)材料为“生理缺陷和积极词”；第二部分的焦点材料是“生理缺陷和消极词”，非焦点材料为“心理疾病和积极词”。在联合任务前，首先呈现两类焦点材料的所有具体刺激，并要求被试记住两类焦点材料，并对焦点和非焦点材料分别指定相应的反应键。相对于传统IAT范式，BIAT的反应次数和实验耗时显著减少，但数据分析也是采用D值法(Greenwald et al.．2003)。如在“心理疾病．生理缺陷，消极(积极)”BIAT中，D大于O表明“心理疾病-消极”的联结强度大于“生理缺陷一消极”。
2.3启动任务
启动任务(Ptiming Task)是一种考察先前呈现的刺激(启动刺激)对测验刺激(目标刺激)影响程度的间接测量方法(Fazio&Olson，2003)。启动某个概念增加了该概念用来解释它所适用信息的可能性，因而影响了对相关信息的判断与评价。启动刺激可以是文字或图像(Cunningham，Preacher,＆Banaji，2001，)，呈现方式可分为阈上和阈下两种。当启动刺激阈上呈现时，称为阈上启动任务(supraliminal pdming task)；当启动刺激闽下呈现时，称为阈下启动任务(subliminal priming task)(cunningham et al.，2001；Fazio＆Olson，2003)。启动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步骤：第一，目标刺激判断。呈现一个目标刺激(积极或消极)，要求被试尽快对目标刺激作出评价判断，以获得被试评价反应的基准值；第二，启动任务，呈现一个启动刺激(心理疾病或生理疾病)，短暂间隔后呈现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作出判断，以获得被试启动之后的评价反应时(Rnsch，Corrigan，Todd。＆Bodenhausen，2011)。在每个trial的启动刺激出现前或后，往往要采用掩蔽刺激(如XXXXX)，消除被试预存网膜影像。
在数据处理上，启动任务一般也是首先处理极端数据和判断错误的反应，将反应时按一定规则进行换算，把转换后的基准值和启动之后的‘反应时值’之差视作启动效应的指标。以RBsch等人(2011)的研究为例，如果个体持有对心理疾病的内隐消极评价，心理疾病与消极的目标刺激就存在自动化的联系，作为启动刺激的“心理疾病”就会激活和促进之后个体对消极词的判断。他们采用“crazy”和“sane”作为阈下启动刺激，发现“crazy"促进了人们对消极词汇的判断，公众比患者自身对心理疾病具有更强的消极刻板印象。
2.4生理心评估
生理心理评估是实验者操控目标刺激呈现，并记录被试的生理指标，以考察被试对目标刺激的真实态度(Blascovich，Mendes，Hunter，Lickel＆Kowai-Bel．2001；Graves et al.，2005；Stier＆Hinshaw,2007)。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心室收缩(ventricularcontractility)、心脏输出量(cardiac output)和肌肉紧张(muscle tensi‘on)等生理反应往往是自动化的、不易受意识控制，因此也被用作内隐偏见和态度的指标。研究者通常让被试面临不同的合作对象去完成一个设置的或假设的合作任务，并记录被试的口头报告、行为意向和生理反应(stier&Hinshaw，2007)。Graves等人(2005)采用这种方法测量了个体对心理疾病标签的心理生理反应。研究发现，当呈现有精神分裂症标签时，被试的额头肌肉紧张增加，心率降低，而这些生理反应很好地预测了个体倾向于保持与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社交距离。可见，心理生理指标可以反映个体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内隐态度和行为倾向。
3 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主要研究领域
分别进入“Web of science”(http：／／isiknowledge.corn，西南大学端口)和“Sciencedirect”(htw：／／省略，西南大学端口)数据库，以“stigma、implicit和mental illness”为关键词，以是否研究心理疾病内隐污名为标准进行文献检索，最终发现2005-2011年期间有18篇直接关于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英文文献(其中综述2篇，实证研究16篇，见表1)，其他多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而国内尚无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实证研究，仅在个别综述提及(李强，高文，许丹，2008；张宝山，俞国良，2007)。从研究的数量和起始时间来看，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内隐污名的成分、公众污名、自我污名和去污名干预及效果评估。
3.1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成分
Corrigan等人认为污名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是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复合体，其中刻板印象是一种社会认知，偏见的本质则是情感体验，而歧视是行为反应(corrigan，2004；Corrigan.Markowitz，&Watson，2004)。研究者认为，仅仅只是刻板印象，还不足以导致心理疾病污名(corrigan，2004；Rusch et al.，2007；管健，2007；李强等，2008)。例如，人们对医生也有负面刻板印象或偏见，但是医生不会被排斥、歧视而成为遭受污名的群体(管健，2007)。由于外显测量方法难以测量到污名的这些成分，Rfisch和Corri~an等人采用间接测量对心理疾病内隐污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得到了许多对污名性质和构成的新发现(RUsch，Lieb，Bohus，&Corrigan，2006；Rtisch et al.2009b；Rusch，Corrigan，Todd，&Bodenhausen．2010a)。
在传统的心理疾病污名研究中，外显测量往往忽略了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自动化情感反应(Corrigan，2004；Link et al.，2004)。Rfisch等人(2007)采用传统IAT范式以“羞耻”和“焦虑”为属性材料，考察了人格障碍患者自我污名中的情感成分，结果发现羞耻与自我(self)的自动化联系强于与朋友的联系。但由于IAT的相对性，这一结果不足以说明羞耻与心理疾病之间是否存在“绝对”的自动化联系。Riisch等人(2010d)进一步采用BIAT范式研究发现，心理疾病患者自动化地倾向于将“心理疾病”与“羞耻”联系在一起。以公众为被试的BIAT研究也发现，人们对于心理疾病患者不仅存在自动化的羞耻反应，还存在自动化的恐惧反应(Riisch et al.，2010b)。
对心理疾病患者的负面评价是心理疾病污名的重要成分。Teachman等人(2006)采用IAT范式研究发现，58％～78％的被试将“心理疾病”与“坏”、“罪有应得”和“无助”自动化联结在一起，且联结程度要大于这些形容词与生理疾病之间的自动化联系。采用BIAT范式的研究表明，心理疾病与“破坏性、危险性、负面和坏”等负面评价存在自动化联系(Riisch et al.，2009b)。Riisch等人(2010a；2010b)后续研究表明，心理疾病还与“责任性、罪恶、丢脸和责备”等负性形容词存在自动化联结；无论是公众，还是心理疾病患者，他们都对心理疾病患者存有内隐的负面评价。采用启动任务范式的研究也发现，与心理疾病相关的启动词能够促进人们对负面词汇的判断，表现出对心理疾病的内隐负面刻板印象(RUsch et al.，2011)。
这些研究表明，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存有自动化的负面评价和情感反应。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成分是复杂的，可能也包括负面的认知评价、消极情感体验和歧视倾向，不可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刻板印象(corrigan，2004；Stier＆Hinshaw，2007)。
3.2公众和患者的心理疾病内隐污名
在心理疾病公众内隐污名方面，Teachman等人(2006)研究表明，相对于生理疾病，公众对心理疾病有更强的负面评价。Riisch等人(2007；2010a；2010b)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不仅存在内隐的负面评价，还存在自动化的羞耻和愤怒。Peris等人(2008)研究还发现，相对于社会福利求助人员，公众对心理疾病患者有更明显的负面评价，也比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对心理疾病患者持有更强的负面评价；而心理学背景的从业人员比其他专业背景的从业人员对心理疾病患者略显积极。Lincoln，Arens，Berge和Rief(2008)的研究也发现，心理学和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对于心理疾病患者的责任性、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判断在内隐测量上存在差异：医学背景学生表现得更为消极，更倾向于与患者保持社交距离，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也偏重。外显污名研究也发现，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对于心理疾病患者存在外显的偏见和歧视，表现为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悲观预期和排斥倾向，如不愿与心理疾病患者做邻居或把房子出租给他们(Ogunsemi，Odusan，＆Olatawura，2008)。总之，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表明，无论是采用词汇(心理疾病)，还是以具体的人(自己)作为心理疾病标签，或者采用不同的测量范式，公众对心理疾病或患者都表现出了内隐的、自动化的负面评价和情感反应，即使心理健康服务人员也不例外。
外显污名研究表明，心理疾病患者会将污名内化，形成自我污名，表现为自责、自我贬低、社交退缩和负面情绪等(corrigan＆Watson，2002；2007)。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也发现，与生理疾病相比，心理疾病患者对心理疾病持有“坏”、“罪有应得”和“无助”等方面的内隐负面评价(Teachman et al.，2006)。以“自己．他人”作为心理疾病的类别标签，心理疾病患者对自身表现出明显的负面评价，认为自己是“坏的”、“罪恶的”、“罪有应得的”(RUsch et al.，2009b；2010b；2010c)。采用其他属性材料作为心理疾病标签的研究也发现，患者自身对于心理疾病患者存在自动化的负面评价，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内隐污名(Rttsch et al.．2009c；2010d)。但是与公众相比，心理疾病患者对于心理疾病的内隐负面评价略显积极(Riisch et al.，2011)。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心理疾病患者之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对他们的病情、社会功能和行为是否存在危险或传染性有更为客观和准确的认识。Rtisch等人(2007)也发现，公众对于心理疾病患者的自动化羞耻反应强于患者自身。
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表明，不同心理疾病患者之间的自我内隐污名存在差异，这与外显测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Rfisch et al.，2006；2007)。例如，Rusch等人(2007)研究发现，边缘人格障碍患者自动化的羞耻强于社交恐惧障碍患者。然而，当前内隐自我污名的研究被试以严重心理疾病患者为主，如精神分裂症、物质滥用、情感分裂性精神障碍和人格障碍等，缺乏关于轻度或一般心理问题患者的研究支持(Rfisch et al.，2007；2011)。总的来看，基于内隐测量的心理疾病污名研究表明，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都存在一个内隐的、自动化的水平，且不同人群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
3.3内隐污名与外显污名的关系
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认为，外显和内隐测量的结果基本上是不相关的，二者测量的是各自独立的结构(Gawronski＆Bodenhausen，2006；Teachman&Woody,2003；Wilson，Lindsey,＆Schooler,2000)。Teachman等(2006)采用相同的形容词考察了心理疾病的外显和内隐态度，测量发现人们对心理疾病的外显态度是中立(中性)的，但内隐态度是负面的。Peris等人(2008)研究也发现，公众和心理疾病患者对于心理疾病的外显和内隐污名之间相关不显著。然而，Riasch等(2011)发现内隐和外显污名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上是不一致的。在公众中，内隐测量与外显测量的结果呈显著正相关，但二者在心理疾病患者中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在行为预测方面，研究者认为内隐和外显测量的预测作用也不同(Teachman＆Woody，2003)。外显测量能够很好地预测那些受意识控制的有意行为，而内隐测量能更好地预测那些自动化的行为。研究发现，内隐污名对于心理健康从业人员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具有预测作用，而外显污名则对于做出是否属于某种心理疾病的诊断判断有较好的预测作用(Peris et al.，2008)。Peris等人
(2008)认为诊断判断可以参照明确的诊断标准进行仔细、反复的观察和思考，是一个意识过程，更容易受到外显污名的影响，而病情严重程度没有明确的标准，依赖于主观经验，更容易受到内隐污名的影响。Ruisch等人(2010b)研究表明，内隐污名能够较好地预测人们对于心理疾病患者的社交距离变化，但外显污名没有这种预测作用。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者支持心理疾病内隐污名和外显污名属于不同的结构，彼此相互独立(R~sch et a1.，2007；2010c；Stier＆Hinshaw,2007)。 3.4去污名干预和效果评估
与外显污名研究一样，内隐污名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消除污名对心理治疗和康复的负面作用。研究表明，内隐污名测量不仅可用于测量心理疾病污名(Rfisch et al.，2007；Rfisch et al.2010b；Teachman et al.，2006，)，还可评估去污名干预的效果(Lincoln et al.，2008；Rtisch et al.，2010b)，甚至可以直接作为去污名的干预措施(sdram&Greenwald，2009；Shaffer,2011)。
在去污名干预中，人们可能迫于社会压力而掩饰真实态度，而外显测量难以测量到人们的真实态度是否发生变化(Lineoln et al.，2008；Rfischet al.，2010b)。内隐测量能够反映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自动化态度，是评价去污名化效果的有效方法(stier&Hinshaw,2007)。许多研究者认为，开展心理疾病遗传病因说(genetic model of mental illness)宣传有助于降低患者的自责感，减少心理疾病污名(Austin＆HoneL 2007)。但内隐污名研究表明，在基于心理疾病遗传病因说的教育干预之后，内隐污名没有明显变化(Lincoln et al.，2008)。新近研究则发现，无论是心理疾病患者还是公众，赞成遗传病因说的被试都表现了相对更强的内隐污名，且公众还表现出进一步增大与患者社交距离的行为倾向(Rtisch et al.，2010b)。R~sch等人认为支持遗传病因说会让人们觉得心理疾病是稳定的、内在的或不可改变的，这有助于减少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患病的公开指责，但却无法改变对患者的内隐负面评价。此外，内隐污名研究还对其他传统去污名措施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例如，心理疾病从业人员对于心理疾病具有相对积极的评价(Peris et al.，2008)，，而心理疾病患者的自我内隐污名也低于公众污名(ROsch et al.，2011)。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增进对心理疾病的了解，增加与心理疾病患者的接触，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的态度和反应”(corrigan，2004；Peris et al．，2008；Rfiseh et al.，2011)。总的来说，采用内隐测量评估去污名效果的研究还不多，得到的研究结果也需验证，但内隐测量提出的质疑对于实施和改进现有的去污名措施是非常有益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Monteith，Mark和Ashbum-Nardo(2010)认为内隐偏见教育可以通过参加内隐联想测验的方式予以实现(sdram＆Greenwald．2009)。Monteith等人先让一部分被试参加心理疾病BIAT,接着再完成外显污名测量，而另一些被试则接受完全相反的测验顺序，结果发现前者对心理疾病的外显态度比后者更加积极。在后续实验中，Menatti等人考察了BIAT的测量结果反馈对于去污名的作用，但未发现接受测量结果反馈的被试与没有接受反馈的被试之间在外显污名上存在显著差异。Shaffer(2011)进一步研究发现，被试的内隐测量经验对于外显污名降低没有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偏见控制动机影响外显污名降低的。根据偏见自控模型(serf-regulation0f prejudice model)(Monteith et al.，2010)，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对某个事物做出偏见反应而违背自己的非偏见意愿时，控制偏见会促使其检查未来可能做出的污名化反应(shaffer，2011)。Shaffer认为内隐测验经验能让个体“感知”到自己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内隐偏见，并体会到这些偏见对于歧视行为的影响，而内隐测量经验就可能成为个体偏见控制的线索，进而减少外显污名。从已有研究的干预效果来看，内隐联想测验作为去污名措施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4 展望
心理疾病污名不仅涉及心理疾病患者的康复和合法权益，也与社会和谐及公平相悖(corriganet al.，2004；Verhaeghe&Bracke，2011)。当前，我国也正在积极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和心理保健立法工作，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实践的角度，心理疾病内隐污名都有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4.1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构成问题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背景中，人们对某一概念或事物具有自己的内隐评价，并且这种内隐观具有系统的结构，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个体头脑中(Sternberg，1985)。人们对于心理疾病的观念和反应也是如此。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表明，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有自动化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情感反应(Peris et al.，2008；Teachmanet al.，2006；Rtisch et al.，2009a；2010d)。公众也自动化地把心理疾病患者视作危险的、不安全的，表现出回避和排斥的行为倾向(Lincoln et al.，2008)。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内隐负面评价，以及自动化的消极情感反应和歧视倾向，但关于内隐污名成分的研究仍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从研究材料可以看出，作为属性材料的形容词多是来自研究者的主观选择，且单个研究中的属性词多为同义词，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心理疾病污名的内在结构(Rfisch et al.，2010b)。由此可见，对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构成尚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基于ERP源定位以及fMRI的研究表明，参与刻板印象认知加工的脑区可能包括杏仁核、前扣带回、前额皮层以及外侧顶叶皮层附近的颞顶联结区(贾磊，罗俊龙，肖宵，张庆林，2010)。如果污名是负面刻板印象，那么个体对于心理疾病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应与刻板印象一致。从以上视角来看，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污名的认知神经基础，同时也可为污名的构成提供新的证据。
4.2不同类型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特异性
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亦称精神疾病，俗称精神病，是指在内外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大脑机能活动发生紊乱，导致的心理和行为障碍；常损及患者的社会功能、人际关系和生活能力，
可分为一般心理疾病(强迫症、抑郁症等)与严重心理疾病(精神分裂症、妄想障碍等)(车文博，2001；Wikipedia，201 1)。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心理疾病是一个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他们对其的界定、分类和诊断标准并不清楚，往往将贴有“心理疾病”标签的人都视为不受欢迎的“心理疾病患者”。心理疾病外显污名研究表明，无论是严重心理疾病，还是一般心理疾病，都存在心理疾病污名问题(Alonso et al.，2009)。
在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中，BIAT中使用的“心理疾病”类别材料也是人们日常对心理疾病的称谓，如“mental．ill，mental disturbed，mentalillness，mental unbaIanced”(Rilsch，et al.，2010a；2010b；2010c；2010d)。也有研究选用具体的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作为“心理疾病”的类别材料(Teachman et al.，2006；Lincoln et al.，2008)。这些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心理疾病内隐污名在不同类型的心理疾病上都是存在的，但研究没有考察心理疾病的类型和程度是否会导致不同的心理疾病内隐污名。而自我内隐污名研究发现，边缘人格障碍患者自动化的羞耻强于社交恐惧障碍患者(Rdsch et al.，2007)。外显污名研究已表明，严重心理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的自我污名程度会高于一般心理疾病患者(如焦虑症，抑郁症)(Corrigan，2004)。然而，当前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尚无法明确回答不同类型心理疾病的内隐污名之间是否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它们的程度、构成及其特点是什么?随着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是否存在未被污名化的心理疾病?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3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测量方法的改进
从测量方法看，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测量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作为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最为常用的测量方法，BIAT需要匹配概念的互补对，自我．他人、种族和性别等都有天生的配对物，但心理疾病没有。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中一般采用生理疾病、生理缺陷或其他人员来与心理疾病或患者作为比较的类别刺激(见表1)。显然，选择什么心理疾病的“标签”作为评价的概念刺激，选择什么作为比较的概念刺激，是会影响心理疾病内隐污名测量结果的(Greenwald＆Farnham，2000；Greenwald et al.，2003)。而BIAT还需要匹配属性的互补对，但目前研究中使用的属性材料都未经过标准化筛选，缺乏代表性。最后，采用BIAT范式的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研究都是将负向评价或情绪属性材料作为焦点类型和反应。以正向情绪或评价为焦点的BIAT业已证实是有效的内隐测量方法，而以负向评价或情绪为焦点的BIAT的有效性却尚无定论(sriram＆Greenwald，2009)。在传统IAT范式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心理疾病的类别标签与另外一个类别标签进行比较。例如，Teachman等人(2006)的研究中，对心理疾病的评价比对生理疾病的评价更消极，这是个体对心理疾病存在内隐偏见，还是对生理疾病的积极评价和对心理疾病的中性评价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4去污名干预及其效果评估
在未来研究中，将心理疾病污名内隐测量与去污名相结合是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首先，内隐研究揭示了心理疾病污名“看不见”的一面，让人们对其性质和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信息对实施更有效的去污名措施极具参考价值。例如，Riisch等人(2010b)对基于遗传基因说的教育干预提出了有力的质疑。Peris等人(2008)发现心理健康从业人员也有心理疾病内隐污名，尽管他们都接受了专业知识训练，也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这一结果不仅对如何去污名化有重要启示，对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的教育培训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其次，整合内隐和外显的测量方法，以实现对去污名效果更简便、更准确的评估。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去污名化干预效果评鉴的“金标准”(stier&Hinshaw，2007)。尽管外显测量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内隐测量则能较好地避免这一情况，但前者简单方便、易操作的优势又是后者难以超越的。因此，内隐测量方法有一定优势，但不足以取代外显测量，它只是测量心理疾病污名的有效方法之一。未来的去污名干预研究应力求将内隐测量与外显或行为测量相结合，对干预效果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估。
最后，Monteith等人(2010)和Shaffer(2011)的研究表明内隐联想测验经验有助于降低被试的心理疾病外显污名。Shaffer(2011)尝试从偏见自控模型的角度解释这一干预措施对去污名的作用机制，但实验结果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接受内隐测量结果反馈的被试，没有表现出相对未接受测量反馈的被试更强的污名降低。显然，Monteith等人和Shaffer的研究为去污名干预开启了一条新途径，但也留下了不少新问题。尤其是，内隐联想测验作为去污名措施的干预效果和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4.5心理疾病内隐污名的本土化
关键词］教师;心理健康;休闲治疗
近些年，各类虐童图片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不断刺痛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太原儿童被老师狂扇七十余下耳光”“广东番禺女童被摔”和“温岭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新闻报道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幼师师德的大讨论。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讨论更多的是将其定性为当事人个人道德问题和教育机构的监管问题，很少有人认识到当事人的心理问题，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相似事件中当事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上述事件表明，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然而，目前国内的心理疾病治疗方法和心理健康防卫方法仍然在沿用一些传统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这些传统的治疗和防卫方法难以有效地治愈心理疾病患者，更难以达到广泛防卫教师心理健康的效果。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采用休闲方法来对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在大部分的心理咨询机构都提供休闲治疗服务，协助教师保持心理健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心理健康
关于心理健康的确切涵义，国内外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界定。心理学家English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情况，当事者在那种情况下能进行良好的适应，具有生命力，并能充分发展其身心的潜能，是一种积极的、丰富的情况，而不仅仅是免于心理疾病。”K.Menninger认为：“心理健康者应有保持稳定的情绪、敏锐的观察力、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和愉快的心态。”社会学者Bochm认为：“心理健康就是合乎某一水准的社会行为，一方面为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能为自身带来快乐。”1946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曾给心理健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心理健康是指在身体、智能以及情感上能保持同他人的心理不相矛盾，并将个人的心境发展成为最佳的状态。”由此可见，虽然人们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心理健康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但都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即心理健康是指在正常发展的智能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良好个性、处世能力和自我潜能最大发挥的心理特质结构。
二、休闲治疗
休闲治疗（TherapeuticRecreation）的定义最早是由Davis（1936）提出的“以任何自由的、自愿的以及表达性的活动，用以成为有益身心的辅助治疗”。Davis对休闲治疗的定义对后续研究者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休闲治疗中的休闲活动必须是有目的性的。正如Austin&Crawford（2001）通过对各学者关于休闲治疗的定义的回顾，总结出“休闲治疗是一种有目的的介入”，但Austin&Crawford（2001）的研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Davis认为休闲治疗属于辅助治疗的观点，他们的研究认为参与休闲治疗的患者个人身心健康得以改善是有目的的休闲活动介入的结果；不难看出Austin&Crawford认为休闲治疗的关键是产出有益的“休闲体验”，且强调了休闲治疗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方法，而且可以作为独立的病痛治疗方法。与此观点相同的有Frye&Peters（1972）和O＇Morrow&Reynolds（1989），他们都认为休闲治疗的核心是让参与休闲治疗者达到其所渴望的休闲体验，并由休闲体验来促进或恢复健康。与上述研究者所下的定义不同，Iso-Ahola（1980）认为休闲治疗的核心是增加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他认为“休闲治疗是透过休闲活动，来增进患者的生活质量”；Malkin&Howe（1993）进一步扩展了Iso-Ahola的观点，他认为“休闲治疗服务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休闲资源和休闲机会以促进患者的健康和良好的生活”；Carter,VanAandelandRobb（1995）更是把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休闲治疗的终极目标，他认为“休闲治疗是指藉由特殊的休闲和体验活动或介入以协助有特殊需求的个体维持或增进健康以达到其最佳的生活质量”。此外，Kraus&Shank（1992）认为“休闲治疗服务是指以身心障碍者的特殊需求，设计适合的休闲活动”。Wilhite&Keller（1992）也认为“患者个人的内在需求是休闲治疗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休闲治疗必须是能够帮助患者发展、表达和保持自己选择个人内在所需的休闲生活型态，并在过程中消除或将障碍减到最小。Carter,VanAandel&Robb（1995）也在其定义中强调了患者个人休闲需求的重要性。Faulkner（1991）认为“休闲治疗是有目的地介入患者的生活，而将休闲活动当作介入的工具，依循休闲治疗主要的目标，使病患透过活动而拥有愉悦的休闲体验”。休闲治疗现已被美国社会群众及医院肯定与接受，已有的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证明休闲生活有益于身心健康与适应生活，对于身心障碍者的康复及社会适应有积极的贡献。
三、休闲治疗与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
Wilhite&Keller（1992）认为休闲治疗的目标是能够帮助患者发展、表达和保持自己选择个人内在所需的休闲生活型态，并在过程中消除或将心理障碍减到最小。Austin（1992）亦表示休闲治疗的目标主要是透过休闲活动使患者拥有愉悦的休闲体验，藉此了解病患的生理、心理、情感和社交的需求，并能够增强患者的能力与控制力。Malkin&Howe（1993）认为休闲治疗服务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游憩资源和游憩机会以促进患者的健康和良好的生活；Carter,VanAandelandRobb（1995）认为休闲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将休闲活动运用到病人身上，使其不佳的身体状态、负面情感、社会偏差行为等方面有所改善。心理健康的标准包括：充分的安全感；充分了解自己，并对自己的能力作出适当的估价；生活的目标切合实际；与现实的环境保持接触；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度的情绪表达与控制；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条件下，对个人的基本需要作恰当的满足；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条件下，能作有限的个性发挥。对比休闲治疗的目标和心理健康标准，不难发现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一致性：（1）强调有益的情绪表达；（2）强调愉悦的生活态度；（3）强调良好的人际关系；（4）强调自身能力和控制力；（5）强调减少负面情感和社会偏差行为；（6）强调健康和良好的生活。由此可见，休闲治疗的目标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休闲治疗的目标即是让被治疗者达到心理健康的状态。
四、休闲治疗对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
（一）休闲疗法对教师不健康心理的良好防治效果
国外休闲治疗的先行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不同休闲活动对人类心理健康的防治效果。Charlesworth（1964）认为休闲运动具有增进身体健康、促进发育、调节身心、提升工作效率等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休闲运动对于人体病患康复、心理修复、社会制度治疗方面的功能；Jetteetal（1988）对中老年人的研究显示运动可以显著提升自决自觉努力程度的认知，并且对其肌肉组织功能、健全心理与健康状态等都有正面的影响；Relf在1992年指出进行园艺活动可以是发展个人情感和促进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园艺活动具有减缓压力、促进身心正向发展的价值；Hassetal（1995）的研究园艺活动对肯定自我存在价值、拓展人际关系有显著作用；Levin（1998）认为利用音乐可让人的情绪得到发散，从而抒绪、净化心灵，达到心理自助的目的；Kerr,Walsh&Marshall（2001）在以焦虑症病患为治疗对象的研究显示以音乐作为辅助之再建构介入模式对于降低焦虑、情绪的调整、以及增进自我形象方面的成效。国外学者对于休闲治疗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休闲活动对于人类的心理修复、不良情绪的释放、减少内心焦虑等方面有显著的作用。在我国，教师尚未认识到休闲活动对于其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教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产生的有害情绪没有通过适当的休闲活动加以释放，这些有害情绪的不断积累，最终会导致心理和精神疾病，从这个角度不难发现休闲疗法对于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
（二）休闲治疗在防治教师不健康心理中的优势
休闲治疗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将近50年的发展历程，并且在防治心理和精神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休闲治疗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了运动治疗、园艺治疗、音乐治疗、游憩治疗、戏剧治疗、舞蹈治疗和游戏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从休闲治疗的形式来看，休闲疗法在防治心理和精神疾病方面有传统医疗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
1.休闲治疗的参与性更强。
休闲治疗的本质是要求心理和精神病患者参与到有针对性设计的休闲活动中，在休闲的过程中达到改善并修复病患的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一种治疗方法。休闲治疗本身要求人们参与到具体的休闲活动中来，这些由专业休闲治疗师所设计的休闲活动有较强的参与性，心理病患在接受休闲治疗过程中能够获得美好的休闲体验，在这种愉悦的休闲体验中逐渐来矫正自身的心理问题；休闲治疗的参与性还体现在心理病患可以参与到休闲治疗的休闲活动设计中，心理病患可以在休闲治疗师的帮助下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改变了传统心理疾病疗法中的心理病患被动接受治疗的缺陷；此外，休闲治疗的参与性强还体现在一旦休闲治疗师为患者制订了休闲活动的计划，心理病患可以自行进行疗程中要求的休闲活动，而不需要有专业人员随时辅助。
2.休闲治疗更有吸引力。
休闲疗法与传统的心理疾病疗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休闲治疗的过程发生在心理病患的休闲体验中，休闲治疗的这一特点促使该治疗方法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心理治疗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治疗方法所设计的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使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此外，休闲治疗的吸引力还体现在对那些不愿意与人接触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更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很多心理疾病患者都有不愿意与周围的人交流和倾诉的特征，而休闲治疗可以通过设计与植物、音乐、单人运动等形式的休闲活动来避免该类病患的心理顾虑，因此休闲治疗对该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部分心理疾病患者和有轻微心理问题的人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不愿意去医院或者心理诊所，休闲治疗可以通过在线咨询的形式为这部分人提供休闲治疗建议，且通过休闲活动的形式进行治疗更具有隐蔽性，更能达到保护其隐私的目的。
3.成本更低。
传统的心理疾病治疗方法往往需要患者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治疗，这些传统的心理疾病治疗的成本一般都是很高的，就我国目前的教师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大多数人承担不起这种负担，因而大部分有轻微心理问题的人都不会进行心理治疗，而大部分深度心理疾病者都是属于这种由于经济原因放弃及时治疗的人。与传统心理疾病治疗方法不同，休闲治疗虽然有较为个别、较为昂贵的治疗方法（比如马术治疗），但大部分的休闲治疗方法（运动治疗、游憩治疗、音乐治疗、园艺治疗）的成本是较低的，心理疾病患者可以通过在线咨询的方式，与休闲治疗师共同决定其要参与的休闲活动或项目，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选择休闲活动方式；另一方面，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休闲成为教师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休闲治疗可以将教师的休闲需求与心理疾病治疗或心理问题疏导合并为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节约成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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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心理干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慢性肺原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是由于各种疾病引起肺脏的结构和功能异常，导致肺循环阻力增高，右心肥大甚至衰竭。该病为我国常见病和多发病。长期的患病往往带给患者严重的心理疾病[1]，对肺心病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对部分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减轻了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可达到较满意的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从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呼吸内科住院的44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随机分入对照组和心理干预组，对照组20例，男12例，女8例，年龄51~76岁，平均(60．26±14．06)岁，发病时间3~7年，平均(3．6±2．4)年；心理干预组22例，男13例，女9例，年龄53~77岁，平均(61．19±13．64)岁，发病时间2~6年，平均(3．2±2．2)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患病时间等方面上无显著差异。
1．2 研究方法 对全部入选患者采用焦虑症状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分析对44例患者于入院第1天内进行调查筛选,并于出院前再进行一次SAS、SDS的自我评定。分析比较两组不同护理前后焦虑程度的改善情况。两组患者都进行相同的内科常规护理;而心理干预组则在住院期间增加心理护理的成分。主要的心理护理措施有解释、鼓励、安慰、开导等。
1．3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数据以(x±s)表示，所得资料输入计算机,经SPSS 10．0统计软件包进行t检验分析。
2 结果
表1、表2显示，两组患者在心理干预前SAS、SDS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组在进行心理护理后SAS和SDS评分较干预前显著降低(P
3 讨论
3．1 以诚相待获得信任 患者住进医院面临陌生的环境，护士与患者最先接触，要向患者介绍住院规则、探视陪护制度、病区环境等情况。以诚恳态度通过与患者的交流沟通来取得患者的信任。
3．2 安慰劝解、清除恐惧、焦虑感 患肺心病后，需经常住院治疗，患者易产生恐惧和焦虑感，情绪多变破坏了内心平衡。护士应善于观察患者，针对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用表情和语言与患者交流，安慰和鼓励患者解除其恐惧和焦虑感，以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3．3 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心理护理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性别对肺心病疾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表现，且千变万化，但心理问题似有一定规律可循。护理人员首先要认真倾听患者的反应，护士要成为患者可信赖的朋友，获得患者真实的心理问题，以便提高护理质量。有的患者对疾病充满信心，有的则对疾病失去信心，而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针对患者的不同心理表现，耐心讲解肺心病的发生原因、发病机理、用药知识、临床表现、健康教育等，使患者了解疾病的整个过程及保持良好状态的必要性，以稳定情绪、配合治疗，早日康复。
3．4 鼓励患者提高自护能力 在患者住院期间，鼓励患者合理安排生活、休息，饮食宜低盐、高热量、高蛋白、易消化，规劝患者消除一切不良嗜好，介绍用氧的方法、药品治疗的相关知识，以及保持呼吸通畅的重要性，减少情绪的激动和不良因素的刺激，教患者掌握一些自护的常识。如：鼓励患者咳嗽，按天突穴使其自动排痰，对痰不易咳出的，教会患者掌握引流的方法。
总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发病率高，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危害了患者的心理健康，给患者带来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针对出现的心理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心理护理对策，可以改善或消除其心理疾病，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1-2]，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性传播疾病； 心理治疗； 护理
Psychological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ZHANG Liling
Jianl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Jianli 433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plore on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r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STD). Methods: Doctor and patients should build up mutual trust and dependence. Proper psychological care should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tients’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hould combine effectively with physical care. Results: Psychological care to STD patients showed good effects in clinical practice.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state of STD patie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providing prope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s’ early recovery.
【Key words】 Patients with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Psychological care; Nursing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性传播疾病已成为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它不仅给患者造成躯体上的痛苦，而且来自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因素也给患者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我们性传播疾病诊疗人员若处理不当可能会使患者产生某些心理障碍，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笔者在对性传播疾病患者的治疗及护理过程中注重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并进行心理疏导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性传播疾病患者主要的不良心理状态
1.1隐讳心理
性传播疾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疾病，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多数中国人视为万恶之首，认为性传播疾病多与有关，性传播疾病患者往往羞于以病示人，不愿自己的隐私被别人发现。
1.2负罪心理
目前性传播疾病多数是由不洁所引起的，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深感对不起家人，一些人因此而产生负罪感。
1.3恐惧心理
许多性传播疾病患者对性传播疾病本身并不了解，社会上某些宣传过分夸大了性传播疾病的危害，使一些性传播疾病患者担心性传播疾病难以治愈或易复发，担心传染给家人，也担心熟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造成身败名裂的后果。
1.4悲观心理
有些性传播疾病病情较顽固，治疗时间较长，还有些患者由于各种原因而致病情复发，长期难以根治，这样会使一些患者产生悲观情绪。
1.5自卑心理
很多性传播疾病患者曾涉足婚外，而社会上也普遍存在对性传播疾病患者的歧视，认为性传播疾病患者道德败坏、下流，使患者觉得被社会遗弃，孤独无助，产生自卑心理。
1.6疑病心理
现在进行性传播疾病体检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经多次检查排除性传播疾病后仍将信将疑，并整日担惊受怕，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心理专家表示，这类人群很可能是因性传播疾病疑病症所产生的心理作用。
1.7享乐心理
有些人性道德观念淡薄，或追求性享乐，或追求金钱，性生活不检点，过于放纵，与传统的性观念相背离，虽多次染上性传播疾病仍或不止。这些人对目前性传播疾病的流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心理状态对性传播疾病患者治疗的影响
性传播疾病患者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治疗和康复。据国内外多项研究证实，患者长期不良的心理状况会导致患者的免疫力下降，影响到疾病的痊愈，性传播疾病患者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正确缓解心理压力，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隐讳心理状态使性传播疾病患者不愿意自己的病情被别人知晓，往往心里都很压抑，也不让配偶同时接受治疗，这样会形成双方相互传染的局面。负罪和恐惧心理状态导致患者机体长期处于警觉紧张状态，机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性传播疾病患者的康复。悲观和自卑心理状态会导致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下降，有些人对疾病绝望而放弃治疗，部分患者会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疑病心理状态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心灵敏感脆弱，如处理不当会使其心理状态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心理障碍。而享乐心理状态可使患者沉湎于危险的方式不能自拔，导致反复发生性传播疾病，并在社会上传播。
3对性传播疾病患者的心理治疗
3.1尊重患者的人格
要尊重患者的人格，理解患者的心理处境，不能挖苦和歧视，要持有同情和帮助的态度，帮助患者走出心理误区，消除或减轻患者的不良心理问题，以解除患者不必要的疑虑和恐惧,有利于患者对治疗的配合。
3.2认真倾听患者的倾诉
要认真倾听患者的倾诉，使其缓解压力，排除紧张情绪，增加患者的信任感，并强调要对患者的病情保密，使患者能放心地讲述病史、接受检查，以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
3.3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耐心详细地向患者客观正确地讲解其患性传播疾病的情况及注意事项，使患者了解所患疾病以及具体治疗的方法，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建立健康的行为方式。
3.4合理治疗
严格按正规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做到合理检查、合理诊断、合理治疗，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3.5做好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工作
使其掌握一定的自我防护知识，使他们认识到性传播疾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自觉抵制放纵思想，杜绝再次感染性传播疾病。
综上所述，我们应在诊疗性传播疾病患者时，要重视他们的心理表现，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以适当的心理疏导，将躯体性治疗和心理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在医患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关系，保证各项治疗得到规范执行。事实证明，诊疗人员的暗示疗法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治疗方法，要使患者相信所患的性传播疾病通过正规治疗是完全可以获得痊愈的，这就要建立在医患关系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基础上。其实疾病本身并不可怕，怕的是思虑过多，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只有消除了患者不良的心理状况，才有益于患者的早日康复，也有益于患者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参考文献
1 赵生魁,吕恒毅.性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和治疗[J].基层医学论坛,2008,31（14）：45.
2 徐美娜,王大光.性病患者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护理[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0,21(25):23-24.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0-0235-02
由于心理疾病患者的特殊性，从事心理科护理人员的角色功能，必须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开展以病人为中心，全面了解病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研究和实施对心理疾病病人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制度，确保病人安全，促进医患和谐，其中如何在护理活动中正确履行告知义务，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安全护理的重点。
1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明确告知的意义
为了增加法律意识，护理部应组织全院护理人员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病历书写规范》等。使大家达到共识，充分认识到护理人员只有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才能充满信心应对病人的知情权，同意权，尊重病人的自由选择权。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2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告知的能力
要使患者和家属知情同意，护理人员自身必须熟悉专科临床护理各方面的知识信息，健康教育是履行告知义务的主要内容，护士有义务告知病人和家属有关疾病知识，用药指导，出院指导，专科护理等知识。要保证告知质量，护士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因此，我院护理部有计划地进行“三基”训练考试，精神科护理学考试，基本技能考试，各种常规护理和应急预案的考试等。目的是让大家不断巩固知识，不断补充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提高告知的能力。
3加强沟通能力学习，灵活掌握告知技巧
语言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精神病患者因为疾病的关系，思维、情感、意志活动偏离正常，自知力缺乏，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社会功能退化，在告知过程中，要讲究语言艺术和效果。护理人员应在尊重患者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并借此关系达到维持患者基本的生理需求，减轻焦虑，增强自信与自尊，促进与他人沟通及自我开放，促进患者身心康复。
具体告知义务：
患者入院时履行的告知义务。护理人员热情接待患者及家属，耐心细致向他们介绍：
（1）病区环境及设施。如医护办公室，床单位的管理要求，洗手间，热水开水供应时间，安全管理制度，探视制度，饮食用餐处等，请病人自觉爱护医院的各种设施物品。
（2）人员的介绍。向患者及家属自我介绍，介绍病区主任，护士长，责任护士及同室病友，劝慰患者安心住院，接受常规治疗，适应新环境。
（3）规章制度的告知及签名。向患者及家属介绍住院须知，知情同意书，病房管理制度，探视制度，陪护制度及陪护人员个人防护措施，以第一监护人签字，如接受安全检查，告知禁止携带刀、剪、绳索，玻璃制品等危险物品进入病房，保护性约束制度等。同时让患者及家属知道看病时应尊重医护人员诊治权。
（4）安全劝告。告知患者及家属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如钱财、卡类、手机、饭票等。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护理包括安全护理（自杀、外走、暴力行为）等日常生活护理、饮食护理、睡眠护理、注意事项。
（5）治疗过程中履行的告知义务。患者在接受治疗护理过程中有权并希望知道其正在接受的治疗护理名称、目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应该承担的风险。特殊检查治疗应征求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履行签字手术。如履行电抽搐治疗前详细告知治疗目的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行保护性约束的目的及注意事项，对不合作患者及危重患者对其家属履行告知义务，以取得家属的配合。
（6）患者出院时履行的告知义务。告知患者及家属出院以后的疾病知识，服药护理、饮食及功能锻炼、复诊时间及地点。如告知患者及家属让患者坚持按医嘱服药，药物由家属代管。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避免不良精神刺激，按医嘱复查等，以口头及书面形式告知患者及家属履行签字手术。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冠心病；情绪障碍
冠心病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心脑血管性疾病，尤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压力的影响，它在中老年里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它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引起血管管腔狭窄或阻塞，从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者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病，它和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一起，统称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它是心血管系统疾病常见死亡原因之一[1]。因此冠心病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
1 冠心病的认识
在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时代，社会心理因素的致病作用不应忽视，三因素在发病中即独立又相互促进[2，3]。随着这种医学模式的转变，我们对冠心病的认识也随之改变，冠心病它并非只是单纯的身体疾病，而是一种常见的心身疾病[4]，生物，心里，社会，个性等多种易患因素均导致它的发生率增加。因此随着认识的改变心理应激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5]。
1.1危险因素与诱因 虽然危险因素中年龄，性别，家族等因素不可改变，但是高血压，血脂异常，缺少体力活动，饮酒，抽烟，社会心里因素等危险因素我们是可以人为改变和控制的。诱发因素中虽然季节变化等无法改变，但是情绪激动也是可以人为干预和控制的。因此可见不管是危险因素还是诱因，可变可人为干预的因素是我们预防冠心病的重点。
1.2冠心病心理因素导致身体病变的机制 很多研究表明精神压力大的比精神压力小的患病率高，脑力劳动者也比平常人发病率高。同时大量的临床研究也证实焦虑和抑郁是负性情绪中影响冠心病的2个重要因素[6]。这跟情绪障碍因素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血中儿茶酚胺、皮质激素水平，血糖水平增高等有关。比如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时，交感神经兴奋，血中儿茶酚胺增加，可使心外膜大冠状动脉受体兴奋，激发钙离子进入血管平滑肌内使冠状血管痉挛，从而诱发急性心肌梗死、严重心律失常、典型及变异性心绞痛、猝死等。同时儿茶酚胺可使血液凝固，高剂量儿茶酚胺促使血小板聚集而阻塞小动脉，从而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性[6]。而内固醇激素的增加又和儿茶酚胺一起发挥作用，动员脂肪的储存，增多血中的脂质，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就容易使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而发展成动脉硬化。另外长期高血糖水平也容易导致血管病变，引起血管粥样硬化。交感神经的兴奋还能直接使红细胞比容，聚集性等增加，而使得血液粘度增加，红细胞变形能力明显下降；还使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增强，形成附壁血栓，当血栓较大时，直接堵塞小血管造成心肌缺血等。
1.3冠心病发病后的心理变化 冠心患者发病后心里特征也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常常伴发着情绪障碍，尤其是抑郁[7]。国内也有调查显示冠心病患者心理反应主要为情绪改变，尤其以焦虑为最常见，其中93.75%患者存在焦虑情绪，严重焦虑约为16%，抑郁约为34%，中度抑郁占4%[8]。这些情绪障碍随着冠心病的发生而出现，不仅极大的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加影响了冠心病本身的治疗以及预后。这种情绪障碍的发生来自于疾病本身，也来自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疾病发生后，本身会出现一些心前区疼痛，心悸，气短并有可能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患者甚至出现濒死感，这些症状导致患者内环境的改变进而心理发生改变，行为处事发生改变，同时周围环境也会加剧这种情绪障碍的发生，比如病房里抢救现场的紧张，同房患者大口的喘气或者，心跳监护仪器的声音，这些周围环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患者对发病的恐惧，进而让患者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复的病情，身体机能的状况改变，患者自身内心的体会，加之周围环境的影响让患者也反复体会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会对未来的工作，生活失去信心，进而出现少言，失眠，淡漠，出现严重的抑郁情绪。
1.4冠心病治疗要加强心理干预和治疗 冠心病的治疗通常包括了重新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药物的治疗，以及血运的重建治疗，血运的重建治疗又包括了介入治疗以及冠脉搭桥治疗等。这些治疗手段都是针对于身体疾病本身，而忽略了情绪障碍的干预与治疗，由上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到，情绪障碍会增加冠心病的发病率，而冠心病又导致情绪障碍的发生，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一定程度上情绪障碍与冠心病发病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疗上面不仅要重视疾病本身，更应该重视疾病带来的心理情绪变化，国内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这一点[4，5]，通过对冠心病患者心理的治疗和干预，大大的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预后。
2 总结和讨论
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社会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就如情绪障碍在冠心病中的作用一样，我们知道冠心病和情绪障碍，尤其是焦虑和抑郁，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长期的情绪障碍会促进冠心病的患病几率，而冠心病又容易导致情绪障碍，情绪障碍严重的影响着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对于冠心病患者的预后也起着负面作用，为了防止互相影响带来的恶性循环，这就要求我们在治疗冠心病的同时，还要注意情绪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治疗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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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脑象图； 精神医疗； 客观诊断； 大脑高级功能； 心理测量
世界卫生组织的“2011心理卫生地图”调查了184国，结果显示，当前世界各地的精神卫生状况已经不容乐观，精神疾病约占全球疾病负担的13%[1]。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居民中心理疾病患者约占20.8%，人数已超过心血管病，跃居我国疾病患者首位。其中主要疾病为抑郁、焦虑障碍、人格障碍等。据WHO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率只有9.5%[2]。心理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比较注重生理健康而忽视心理健康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一问题过于乐观，认识不足，甚至讳疾忌医。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一份题为《精神卫生：新观念，新希望》的报告指出，精神障碍问题往往被低估，2/3的精神障碍患者从不进行治疗[3]，而社会污名[4]、社会歧视[1—3]和病耻感[5]成为患者拒绝治疗和康复的最大障碍。全世界范围内，每人每年的精神卫生费用不足2美元，在有些低收入国家，每人每年精神卫生费用不足0.25美元[1]。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就全球而言，每年每人平均只花3美元在心理卫生。在贫穷国家甚至只有25美分，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加大对心理疾病治疗方面的人力和财力投入[1]。
以心理疾病中最突出和常见的抑郁症为例。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预计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2大疾病。抑郁症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脑疾病，影响到全球20%的人群[6]。据预测从2010—2020年以致残水平和社会花费计算，抑郁症将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成为第2位疾病[7]。有超过1/10的人不知道抑郁症属于精神障碍[5]。由于抑郁症的病症常常被躯体的病痛所掩盖，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足20%。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8]。
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解。非洲的一项公众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精神疾病是医学问题，而认为精神疾病或与压力有关，或与意志力缺乏有关[1]。另一方面，患者尤其是重症精神病患者常否认自己有病，拒绝交谈、隐瞒病情，收集资料不易正确、全面等客观原因，以及有的心理治疗者只看症状（尤其是只重视精神症状）就下诊断，不顾及其他等主观原因，导致精神疾病的错误诊断[9]。很多精神疾病无确切实验室生物指标可寻[9]，这种医学诊断上的漏缺导致精神疾病的诊断曾被人认为是单纯的伦理价值判断[9]和“被精神病现象”[11]。可见，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已迫在眉睫。
1 精神疾病的诊断手段
1.1 常用诊断手段
1.1.1 通过咨询师对来访者及相关人员的观察、交流与了解 从诊断依据上看，目前大多数临床心理诊断所采用的工具为工作用诊断标准，又名操作性诊断标准。其实是一套汇集国内外精神科专家诊断经验的总结。从症状学、病程、严重程度，鉴别诊断4个维度拟定特定精神疾病的不同标准。
1.1.2 标准化心理量表测验 主要包括精神疾病的症状量表和一般的心理测验。比如用以评定抑郁症状的Hamilton抑郁量表（HAMD）[12]、抑郁自评量表（SDS）[12]、Zung抑郁量表[14]，评定焦虑症状的Hamilton焦虑量表（HAMA），评定精神病性症状的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15]、精神疾病预测量表（MDPS）[16]等都是症状量表。评分越高，症状越重，有某种疾病的可能性，但并不能诊断就是这种疾病[15]。症状量表并非用于诊断疾病，而是用在确定疾病诊断后进一步评估疾病及症状群的严重程度[17]。
同样心理测验也是作为精神障碍诊断的辅助工具，如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MMPl）在鉴别常见精神疾病中可为临床医生提供一定的参考[18]，韦氏智力测验如智商小于70为诊断精神发育迟滞的重要依据[15]；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过低常有老年痴呆症的诊断价值[18]。但大多数心理评估只是对被评估者心理状态的测定，有的可作为评定有无精神疾病的参考而并非疾病的诊断依据[15]。
以上两种常用手段主要是专家依据经验进行的主观诊断手段。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十分严谨，但在具体的操作与判断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1.1.3 多轴诊断系统 多轴诊断系统，即通过综合临床障碍诊断、人格障碍与精神发育迟滞诊断、躯体疾病诊断、心理社会和环境问题诊断、整体功能诊断等各轴的综合评定做出诊断。更确切地说，多轴诊断系统是一种诊断理念[17]。
1.2 客观诊断手段 精神疾病的发病与大脑的功能有关，而复杂的心理活动也都与大脑密切相关[19]。随着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和神经精神药理学等学科对于精神疾病研究的深入，对如何确定精神疾病的核心成分成为最为关键的环节。迄今为止，对于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尚未提供十分肯定的有参考意义的生物学指标，传统的量表评定仍然是诊断的重要参考依据[16]。客观诊断手段的匮乏使得医生无法对某些精神疾病做出确切诊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高科技手段正逐步在精神医疗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以下对目前主要的客观诊断工具作比较。
1.2.1 基因检测 以遗传学和神经科学为研究背景。从人类基因组中寻找与脑部失常的指标。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患自闭症，那么另一人患病的概率是60%。这些数字远远高于一般人患这2种病的风险（普通人精神分裂症患病概率为1%，自闭症为0.2%）。许多精神疾病是多个基因所致。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因完全相同，但有些双胞胎并没有患相同的病。对于所有精神疾病，基因是重要的因子，但基因不等于命运[20]。
1.2.2 脑部成像技术 主要属于神经科学研究范畴。具体的技术包括：（1）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RI）[17—21]。通过脑部结构的形态测量以及大脑活动情况来分析诊断。（2） 正电子断层扫描（PET）[20]。利用放射性示踪剂来确定大脑定分子的位置并进行定量分析，探测脑部活动图像。（3）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17—21]。根据人体不同组织对X线的吸收与透过率的不同，摄下人体被检查部位的断面或立体的图像，发现体内任何部位的细小病变。（4） 脑电图（EEG）[22]。通过脑电图描记仪将脑自身微弱的生物电放大记录成为一种曲线图，以帮助诊断疾病的一种现代辅助检查方法。（5） 脑电地形图（BEAM）是通过电子计算机FFT转换技术，将脑部各频段按解剖部位用脑地形图的形式直观显示不同频谱的分布及功率高低，以此来判断器质性或机能性变化及变化范围和程度[23] 。（6）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由声刺激引起的神经冲动在脑干听觉传导通路上的电活动，能客观敏感地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19]。（7）经颅多普勒（TCD），用超声多普勒效应来检测颅内脑底主要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及血流生理参数，根据脑血流速度的降低或增高就可以推测局部脑血流量的相应改变[19]。（8）脑象图技术（EEQG）通过一组数学算法，把脑电转化为具有演化特征的动态的大脑图像，通过对图像不同指标的判识来诊断精神疾病。脑影像学检查技术用于临床后， 对疾病的定位、病因诊断常有关键作用[21]。
1.2.3 其他方法 量子共振检测是通过检测人体微弱磁场的电磁波的异常情况来鉴别精神疾病的种类[24]，平稳眼球追踪测验（SPEM）用于精神分裂症辅助诊断，麻醉分析用于癔症的鉴别诊断等[17]。目前客观诊断尚未作为临床诊断的常规，只有遇到意识模糊或者原因不明等特殊情形下才考虑使用这种客观测量。在具体的操作实施方面，涉及费用合理性和灵敏度的问题。
2 脑象图技术主要特点
脑象图技术（EEQG）是在脑电图的基础上，依据混沌动力学原理和脑电图学临床判读规则，通过数据编码分析，将脑电波转化为具有物理性质和示意功能的流体几何图像[25]。脑象图具有整体性、运动性、相关性、演化性以及对初始动因的敏感性。通过对图形特征和图形指标的分类判识，不仅可以用于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诊断，而且可以了解个体的大脑高级认知功能，包括个体的性格和能力特征[26]。这项技术融合了物理学、数学、医学、生理学、哲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是精神医疗诊断手段的创新。
与其他客观诊断手段相比，脑象图技术作为精神医疗诊断具有以下明显优势。
2.1 脑象图技术测试精神疾病灵敏度较高 脑象图帮助人们读懂人类个体的精神世界。它的振荡飘摆、反复迭代、镶嵌套叠、扭结折曲蕴含着个体独特的精神状态信息。通过图形的和谐程度、节奏感、图形的疏密程度、图形的面积等若干个指标可以了解个体的精神势态[27]。通过将特殊类型精神疾病患者的脑象图与正常人的脑象图相比较，找到该类患者的共性图形，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删选以及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2.2 脑象图是测试大脑高级功能状态的工具 不唯独用于病理诊断，脑象图还是一种测试个性和能力等大脑高级认知功能的重要工具。一方面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多轴诊断提供生物学依据。美国DSM —Ⅲ推出精神障碍的多轴诊断系统以五轴对每一病例进行评估，其中轴Ⅱ是人格障碍的诊断，但是如何识别与诊断人格障碍以及使用怎样的测验工具是每个医师能否掌握和推行第二轴诊断的前提[27]。另一方面有助于发现治疗精神疾患的有效切入点。从而使测试结果能够服务于诊断和治疗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其应用价值。这一点是其他客观测量工具所望尘莫及的[26]。
比如自闭症患者出现大脑功能障碍[29]，症状是沟通能力和社会互动能力受损，脑象图样本统计可以探索自闭症的特异图型，同时可以找到导致个体心理疾病的人格方面的原因，确认是由沟通能力弱、操作能力弱、认知能力弱、还是兴趣狭窄等因素引起的。
2.3 脑象图测试快速便捷 脑象图测试的整个过程只需要不到20 min。带上电极帽之后，测试不同状态下的自发电位，是非入侵式的测试，对人体无害。在经济上也不需要昂贵的费用。
3 脑象图技术在精神疾病领域的研发成果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脑象图研究中心采集了500例抑郁症患者，并发现从轻度到重度抑郁的脑象图指标，这一研发成果打破了传统的抑郁症临床诊断方法，将大大提高抑郁症的识别率。目前已成功研制抑郁症诊断的医疗器械设备，并已通过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检测，进入医院临床应用。
脑象图技术应用于亚健康人群的脑功能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30]。还与多所幼儿园和某些专门的特殊教育机构合作研究自闭症患者的大脑功能特征及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取得初步的成果，并且实践中得到家长和有关教育机构的广泛认可。
未来的研究将采集各类特殊需要人群的脑象图，通过与常人组的对照分析，获得各类特殊人群的大脑特异性指标，从而为各类精神疾患的诊断提供有力的客观依据。比如，近20多年来精神病学家们都在努力对广泛性发展障碍的亚类别进行区分[31]，脑象图技术通过测试与统计手段可以为此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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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5790-01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是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老年人口系数已超过10%，成为老年型社会。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年社会，老年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患者年龄逐年增加，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8811万老年人口中有1000多万人患高血压；600多万人患心脏病；580万人受呼吸系统疾病的困扰；受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危害的老年人也都以百万计算。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达91.7%，慢性病病程长、恢复慢、致残率高的特点因此，做好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护理已成为护理领域的重要任务和科研课题。目前，我院提出护理工作人性化个性化，结合老年患者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病情需要，因人而异进行护理，先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 饮食护理
肠胃虚弱，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不足，因此，老年人的饮食护理是治疗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体从饮食中摄取的营养素主要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素问・六节藏象》中指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主”。人体对营养（热量）摄取不足和过多均可造成体内免疫功能障碍引起感染、衰老或恶性肿瘤等病变而缩短人的寿命，特别是老年慢病患者更为严重。老年慢性病患者强调定时定量，对消化或咀嚼功能差者，应进软、烂、碎、糊状食物，三餐之间增加辅餐，并指导适量饮水，老年人慢病的饮食应按其对各种食物需要适当选择和搭配：①限制热量。②限制脂肪，老年人对脂肪消化吸收较慢，过多的脂肪可在血和组织里堆积，不利于健康长寿。所以老年人对脂肪的摄取应适当限制。③限制碳水化合物，由于老年人体内胰岛素对血糖的调节功能降低，食糖过多容易发生血糖升高、血脂增加。糖尿病病人必须根据血糖情况适当增减。④无机盐，由于老年人对有些无机盐的吸收能力降低而引起缺乏，如缺钙性骨质疏松，缺铁性贫血等，老年人的饮食应适当选取一些含钙多的食物，如鱼、蛋、牛奶、鸡肝等以补充其不足。但老年人对钠的摄取不宜过多，以防钠潴留，血管阻力增加性高血压，一般每日食盐量不超过8g，患高血压的老人应控制在5g以内。⑤添加维生素，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护士要建议患者不要过于依赖药物排便，以免增加药物对消化道的刺激作用，而因从生活习惯方面纠正，如进食富含纤维素的蔬菜、水果，适当摄取粗糙、多渣的杂粮，适当应凉开水、蜂蜜等等。⑥补充水分，水是生命最重要的营养物质，约占老年人体重的45%。水可保持肾脏对代谢产物的清除功能，有足够的尿则可除去泌尿道细菌、预防感染。水可维持消化液的正常分泌量，促进食物消化和营养吸收，同时预防便秘。实践证明，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起到饮食治疗作用。
2 个性化服务
从传统的工作来讲，护士的工作就是执行医嘱。但是，对不同的家庭，同社会背景不同患者的需要，尤其是老年慢性病患者，在提倡工作个性化和人性化的今天，护士要加强与患者正确沟通，更好的作为患者的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社会背景、疾病的发展变化展开高效益的护理。
3 消除孤独感
老年慢性病病程较长，病种多而复杂，许多家庭由于子女多忙于自己的工作，子女不能终日陪伴在老人身边，容易产生孤独感寂寞感。在护理时要耐心开导，鼓励老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如端茶、喂饭、擦身按摩等等，根据患者的特殊情况，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让患者感受到医护人员温暖，增强信心，并能主动配合治疗。
4 消除焦虑感
老年慢性病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器官组织机能衰退，感觉力不从心，患者住院后环境、心理疾病因素导致失眠，产生各种思想顾虑，焦虑、情绪容易激动，甚至绝望，从而导致病情恶化。应通过与患者家属朋友交谈，对其心理、生理及社会状况有较全面了解。向患者介绍疾病的相关知识，使其有正确的认识，不盲目恐惧焦虑。
5 安全护理
这家诊所去年12月份才刚刚成立，不过诊所董事托马斯·沃卡普希望在进行诊所的第一年度数据分析时，能够看到针对行为健康问题的前瞻性干预可以转化为更低的急诊访问次数和住院天数，以及更好的治疗效果。沃卡普先生表示，“我们坚信行为健康与长期慢性的身体疾病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针对身体疾病和精神卫生的双重处理将会使我们获得最大的成功。”
为解决美国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问题，一些富有远见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采取了多种手段，对行为学和医学健康服务进行整合只是手段之一。尽管各种策略不尽相同，但是却全都牵涉到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以便能够在抑制患者治疗整体费用的同时增加行为医疗服务的访问。
纽约市孟特菲尔医疗中心精神科副主席布鲁斯·施瓦兹博士表示，国家医疗保健服务模式的转化为增加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治疗提供了机遇，在健康之家和可信赖医疗组织中，提供高质量、经过验证和有效的医疗护理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在涉及医疗系统的进化问题时这将尤为重要。
当前精神卫生诊疗的形势
行为健康失常，包括心理疾病、药物滥用和类似问题赌博等成瘾行为，在美国的医疗服务系统中一般作为一种事后情况进行处理，它们构成了最大的国民卫生保健负担之一。
美国医院协会今年1月份的趋势观察数据显示，近半数美国人将会罹患一种心理疾病，而大约27%的人在其一生中将会受到一种药物滥用问题的折磨。在任何一年，都会有25%的美国人口经历一种心理疾病或一种药物滥用问题。
行为健康问题经常会与身体疾病一起发生。约翰逊基金会近期所做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有17%美国成年人会同时受到心理健康问题和身体疾病的困扰，这些共存的问题往往会相互加剧恶化，增加治疗的难度和费用。
心理健康问题和身体疾病共存患者，其治疗费用往往会更高，其中绝大部分花费都用于身体疾病的治疗。这主要是因为同没有行为健康问题的患者相比，那些患有抑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的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往往更差，他们更可能会在出院之后不久再次住院。
根据约翰逊基金会的报告，共患抑郁症的慢性疾病患者比无抑郁症的相同慢性疾病患者的每个月要多花费560美元。尽管行为医学服务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目前却存在一系列的发展障碍。
首先，行为医学服务的治疗容量严重不足，而且呈现出日趋恶化之势。根据美国国家心理疾病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的报告，一半以上的美国农村没有执业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仅仅27%的社区医院有一个精神病住院单元。
与此同时，很多州对其精神卫生的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而且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剧。很多州正在关闭由政府拨款的精神病医院，并不断降低精神卫生服务提供者和住院治疗的支付比例。
借助远程医疗提升容量
南卡罗莱纳州的行为医学服务提供者严重短缺，在该州，平均每一万名住院患者才拥有大约10到12名精神病医师。目前，一个全州范围内的远程医疗计划正在着手解决这一短缺。患者和精神科医生可以通过远程医疗计划进行连线，这将有助于急诊处理和治疗策略制定。
在南卡罗莱纳州精神卫生厅、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和南卡罗来纳州医院协会以及医疗救助计划的共同努力之下，远程医疗项目于2009年启动，现在有25家医院参与其中。迄今为止，使用医院急诊科设置的24小时可用的视频会议系统已经进行了超过9700次的远程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神经精神与行为科学系主任和南卡罗来纳州精神卫生厅研究方案主管米拉·纳史穆罕博士表示，这一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
远程医疗计划解决了一个为大多数医院管理者所熟悉的问题：精神患者寄宿于急诊室而医院工作人员则在疯狂地寻找床位。美国医院协会的观察数据，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全美范围内初步诊断涉及心理疾病或药物滥用的急诊数量大约增长了19%，高达五百多万次。通过远程医疗，患者可以迅速地与精神科医生连线就诊，一般持续30到45分钟。会话结束后，精神科医生可以向急诊医生电子传送有关诊断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份有签名的咨询建议，以允许患者出院、住院或者转入其他机构。“采用这种方式，急诊科拥挤的床位将不会再被占用，可以留给心力衰竭等类似患者使用”，纳史穆罕博士说。
有关急诊科医疗服务的对比研究表明，远程精神病诊疗可以减少入院，缩短入院患者住院天数，并提高出院后续治疗的依从性。据纳史穆罕博士介绍，在南卡罗莱纳州，通过远程精神病诊疗分类的患者入院率为10%，而接受标准急诊治疗的患者住院率为18%。与此同时，接受远程精神病诊疗的患者住院平均天数为4天， 而没有进行远程精神病诊疗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5天。如果考虑到费用节约，两组之间的差别则更为显著，每位接受过远程医疗的患者大约可以节约2500美元的费用。此外，项目似乎还增加了出院后照护的数量，这可能会有助于减少未来的急诊就诊量。在急诊中进行远程诊疗的患者在出院后三十天内接受门诊随访的比例为51%，而对照组则只有28%。
以上数字有力地证实了纳史穆罕博士的座右铭——如果你独自去做,可能走得很快,但如果与人合作,则会走得更远。公共、私人以及学术伙伴共同合作，不仅使急诊患者能够得到精神卫生服务，而且还可以节约大量资金。对于医院管理者来说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R47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09（a）-0171-02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社会生存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抑郁患者的发病率也随之逐年增高。抑郁状态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抑郁可以影响冠心病的发展过程，与冠心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1]。同时冠心病的患者更易出现抑郁，抑郁状态则又可能使冠心病患者发生二次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增加[2]。该选取2013年5月―2014年5月该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抑郁患者共 80 例，旨在探讨心理护理对其抑郁状态的改善，获得了良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该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抑郁症患者80例做为研究对象。患者随机被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各40例，其中观察组男性19例，女性21例，年龄在62～78岁之间，平均（66.3±7.4）岁；对照组男性21例，女性19例，年龄在61～76岁，平均年龄（67.4±4.9）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该研究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冠心病诊断标准；②经超声心动图或经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③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50分；④意识清楚，查体合作；⑤病前无悲观，心境不佳，睡眠差等表现；⑥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法相同，对照组采用以下护理方法：入院当天责任护士对冠心病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包括影响病情的因素，疾病控制的方法以及遭遇特殊情况下的就诊途径；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合患者不同文化程度及家庭背景情况等加强心理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①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从而取得患者信任，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并对患者的困惑不解等做出正确解释。冠心病病人以老年人居多，合并抑郁症患者多伴有有焦虑、多疑、敏感等心理特征，因此在心理护理干预时用和蔼可亲的语气向患者详细，热情的介绍病区环境，医护人员和护理方法。②树立治疗的信心。向患者讲解冠心病发病原因，常见症状及治疗策略，提高患者对冠心病的认知程度，纠正患者对冠心病的错误认识，向患者讲解同类病人成功康复的例子，减轻患者对疾病的心理负担，使患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③调动患者的积极主动性，增加其社会存在感。护理人员组织病区患者积极参加娱乐放松活动，比如音乐、太极拳、深呼吸、等，对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使其意识到生活存在的乐趣，加快抑郁的恢复进程，从容乐观地生活。④心理疏导。每个冠心病患者合并抑郁症原因不同，针对患者抑郁原因，寻求打开患者心扉，增加患者表达内心恐惧，期望的原因，倾听其想法和感受，对患者的倾诉要采取理解的态度并适当诱导，给予患者安慰，鼓励、同情和支持，讨论并引导其积极的生活态度，使患者自觉改变负性想法。⑤讲述医保政策。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特别是农村患者，主动介绍目前医院的绿色通道，新农合医保、市医保及省医保政策，告知大部分药物均在医保目录范围内，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降低抑郁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分别在采用护理干预前后2周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两组患者抑郁情况；SDS是由Zung编制，该量表含 20个条目，每项均采用偶尔、有时、经常、持续4种选择项（ 相应评分为1分～4分），其中≥50
1.4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7.0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率表示，统计方法分别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
2 结果
通过表1可知两组患者护理前的SD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心理护理后观察组SD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关键词：神经内科；耳鸣；诊治思路
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严格来讲其并不是一种疾病，而通常是指在无任何外界相应的声源或电刺激时耳内或头部所产生的声音的主观感觉，即主观性耳鸣，简称耳鸣。耳鸣一般均由耳鼻咽喉科进行诊治，但是近年来我院神经内科也接收了部分有耳鸣主诉的患者。本文就对神经内科诊治耳鸣患者的临床思路进行总结，以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神经内科在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收治的耳鸣患者100例，其中男性44例，女性56例，年龄19～81岁，平均年龄53.2岁，所有患者均根据临床病史、听力学检查、全身检查以及心理学评估等进行明确诊断，病程1～22年不等，平均病程13.4年。
1.2研究方法 对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系统软件分析资料，计数资料应用X2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P
2结果
2.1性别、年龄情况 本组100例患者，男女比例分别为44.0%、56.0%，两者比较无明显差异，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方面≤40岁患者占12.0%，40～60岁占58.0%，60～80岁占23.0%，>80岁占7.0%，其中40～60岁年龄段患者所占比例最高，且与其它年龄段患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基础疾病 本组100例患者中，71例（71.0%）患者存在神经内科基础疾病，包括心理障碍患者19例，睡眠障碍患者16例，高血压患者11例，糖尿病患者10例，脑出血患者7例，癫痫3例，颈椎病3例，肿瘤疾病2例。
2.3临床表现 本组100例患者中仅有4例患者是以单纯耳鸣为主诉，其余96例患者患者均以其它临床症状为主诉，其中59例患者以情绪异常、睡眠障碍为主诉，头痛、头晕主诉25例，听力下降6例，肢体麻木3例，肢体无力2例，恶心、食欲差1例。
2.4影像学检查 本组100例患者，92例患者行头颅CT或MRI检查，其余8例患者未行影像学检查，并对疑有心理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患者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检查，结果显示58例（58.0%）患者存在明确心理和睡眠障碍，且无明确耳部疾病，21例（21.0%）患者存在明确耳部疾病，且多因动脉硬化致耳鸣，21例患者患有高血压和（或）糖尿病。
2.5疾病治疗 对存在明显心理障碍和睡眠障碍的患者给予心理治疗和失眠症方面的治疗，并积极治疗基础疾病；对于有明确耳部疾病的患者建议去耳鼻咽喉科治疗。
3讨论
在对本组100例神经内科耳鸣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分析中，发现有一半以上（58.0%）的患者存在明确的心理和睡眠障碍，这一结果与黎志成等[1]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有临床统计显示，在中国有10%的人群体验过耳鸣，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且在10%的患者中有2%的患者受到耳鸣的严重“骚扰”，表现在对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且近年来随着饮食习惯等变化引起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增加，以及工业、噪声污染等，耳鸣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并对部分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尽管耳鸣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临床研究发现耳鸣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与神经元有关，表现为与两个相邻神经元之间兴奋性的同步排放和毛细胞超量阳离子内流有关，这也是神经内科诊治耳鸣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5-羟色胺（5-HT）为递质的神经传递在感觉神经系统中形成了一个调控网络，而该网络又会影响听觉的过滤，而5-HT又与抑郁症相关[2]。国外有学者以心理和生理学为基础，提出了耳鸣的神经生理学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认为耳鸣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有关，而长期的耳鸣又会增加患者负性情绪的严重性，两者互为因果，表现在若任何一者未能及时解决，均会加重病情，并且造成恶性循环，因此也不难想象在本组的资料中有一半以上的患者患有明确的心理障碍了。
在本组资料结果中，有71例（71.0%）患者存在神经内科基础疾病，包括临床最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目前全身疾病引起耳鸣的机制仍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身疾病与耳鸣有关，但是两者不是一对一的关系[3]，比如糖尿病患者可能存在耳鸣也可能不发生耳鸣，究其原因作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查阅认为这可能与个人对中枢敏感性的大小有关，这就与痛阈机制相仿，对同一个大小的疼痛，有的人可能感觉明显，而有人的可能感觉“不痛”，而表现在耳鸣方面则是有的人对耳鸣可耐受，有的则不可耐受。
对于耳鸣的治疗，目前尚未证实某种药物对耳鸣治疗有效，且因耳鸣是一种临床症状，其鉴别诊断都应依据病因，尽可能的找到耳鸣病因，并针对病因原发病进行治疗。从本组资料结果可知，耳鸣与全身神经内科疾病有关，因此应进行神经内科疾病的治疗，且有一半以上的患者还伴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而心理疾病即可能是耳鸣的原因，也可能是耳鸣的结果，这种因果不易区分，但是心理问题却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对于神经内科的临床医生来讲，应强调对患者心理疾病的治疗，在心理治疗中放松疗法可帮助耳鸣患者放松因耳鸣引起的紧张情绪，例如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必要是可给予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物的治疗。
总之，神经内科的耳鸣患者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临床症状，其病因以及发病机制复杂多样，且与患者存在的基础疾病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临床的诊治中应开阔思路，多渠道对患者进行明确诊断和治疗，以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预后。
参考文献：
[1]黎志成，古若雷，曾祥丽.耳鸣的心理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11，8（6）：1179-1185.
关键词：糖尿病；健康教育；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72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671-3141.2016.26.127
引言
I型糖尿病是一种儿童糖尿病中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是因胰岛素绝对或相对分泌不足，以及靶组织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下降所造成的代谢紊乱[1]。一旦出现糖尿病急症和糖尿病并发症，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全方位的护理配合、科学的治疗可以控制血糖、减少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现对本科15例糖尿病患儿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选择本科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收治的糖尿病患儿15例，男10例，女5例，年龄1~13岁，平均年龄8.5岁。文化程度:中学7例，小学5例，幼儿3例。本组患儿血糖均可控制在正常范围,感染得到控制并治愈,糖尿病急症得到有效纠正。
2护理方法
2.1注射胰岛素的护理
2.1.1胰岛素部位的选择手臂、腹部、臀部、大腿等,注射点之间至少相隔3厘米,一个月内尽量不要重复使用一个注射点,时常进行注射部位的左右或区域轮换。2.1.2胰岛素注射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注射方法才能够有效控制血糖水平。（1）要执行严格的无菌操作,注射之前对手部进行仔细清洗。（2）如注射混悬型胰岛素时,应使液体充分混合均匀,放置在手掌之间,水平滚动10次,观察胰岛素变为均一的云雾状白色液体时方可使用。（3）注射前应将空气排净。（4）使用酒精消毒时应观察皮肤干燥后再进行注射。（5）进针时，针头与皮肤呈90度或45度角，进针要迅速。（6）注射完成后等待6秒以上再将针头拔出,可以让患者在心中默数10-20下。（7）注射后防止注射部位的大幅活动，也不要进行剧烈运动防止因吸收过快而造成低血糖。2.1.3胰岛素注射的观察要点清楚各类胰岛素的作用时间,合理安排注射时间,如正规胰岛素应在餐前半小时皮下注射。应密切观察低血糖症状,轻者可出现心慌、出汗、饥饿感等,重者可出现昏迷,应立即查血糖,需要时及时补糖。2.1.4使用胰岛素的误区临床上许多人以为胰岛素会上瘾,一旦使用就没办法撤掉。实际上胰岛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维持血糖水平的生理激素,每个人都离不开胰岛素。没有胰岛素就不能完成新陈代谢,生命就无法维持。对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可以有效控制血糖,对改善疾病及预后大有益处。因此注射胰岛素不存在成瘾性,需不需要用,能否撤掉,关键取决于病情。
2.2饮食护理
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劳动强度以及是否出现并发症等因素来控制总的热量摄入，以标准体重（kg）＝身高(cm）-105计算。碳水化合物提供总热量的50%-60%，还要注意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的补充，多食用蔬菜及粗粮，应以小麦、蚕豆和不含糖的水果、蔬菜作为每餐的基础[2]，20%-25%的热量来自油类与脂肪，注意不要食用过多油脂，保持饮食清淡。蛋白质要低于总热量的15%，可选择鱼类、海产品、无皮鸡肉、坚果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应做到少食多餐，每日三餐要按时按量进食，三餐所提供的热量应均匀分配，严格限制如动物内脏、蛋黄、肥肉等高脂食物，尽量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因为高温会对不饱合脂肪酸造成破坏。
2.3心理护理
糖尿病患儿及家长在临床中主要存在的心理负担与心理疾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悲观：认为糖尿病病程长,不能治愈,需要长期进行药物治疗而对家庭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2)恐惧：害怕长期的治疗会产生药物依赖性，害怕由糖尿病发作及并发症造成的致残、致死。（3)狂躁：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控制饮食，且胰岛素分泌不足而糖、蛋白、脂肪代谢异常会造成营养失衡，接受长期治疗也会影响患儿情绪。针对患儿及家属的心理,应对糖尿病患儿及家属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在执行各项治疗及护理操作前，都应向患儿或家长解释其目的、作用及意义，认真耐心地回答患儿及家属提出的各种问题,并教会患儿及家属糖尿病基本知识和心理疏导方法,解除心理忧虑,建立康复信心,保持情绪稳定,以最佳心理状态配合治疗[3]。
2.4出院指导
注意出院随访及复查,教会患儿及家属测量血糖及使用血糖仪,这样可以随时结合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3护理体会
糖尿病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不仅给患者的健康及家庭幸福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给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对糖尿病患者采取全方位护理,使患者及家属掌握有关糖尿病的知识,遵医嘱长期治疗,维持血糖的稳定,防止糖尿病急症发生,防止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尤黎明.内科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02-414.
[2]姚春花，廖楚云，洪蝶文，等.系统化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儿的影响[J].现代临床护理，2006（06）：6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