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49: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数字经济的利与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075-01
1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1.1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定义
国内外会计界对会计准则看法不一,我国会计理论界提出了一些颇为独特的会计准则定义,葛家澍认为:“会计准则是以特定的经济业务(交易与事项)或特别的报表项目为对象,它详细分析各业务或项目的特点,规定所引用的概念的定义,然后以确认与计量为中心兼顾披露,对围绕该业务或项目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会计问题做出处理的规范”。
1.2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辩证关系
首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既区别又联系的。广义的会计制度除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外,还包括会计法律法规。其次,它们都是会计标准。会计标准无非是对各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依据和准绳,只不过有的标准原则一些,有的标准具体一些。但是它们都可以反映各自运用的会计政策。再次,它们都属于会计法规。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是由国家财政部门组织制定和实施的,因此它们都是同一层次的部门行政法规,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3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作用
一是会计准则的作用。会计准则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中的航标,有利于加强会计工作的统一性;会计准则也是各单位核算财务收支、确定经营成果和编制会计报表必须遵守的规则,会计准则是各单位的会计报表和经营成果的共同核算基础;会计准则还是检查和衡量各单位会计工作好坏的标尺。二是会计制度的作用。会计制度的主要作用是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促使会计人员生产和提供可靠、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在会计规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功能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还有诸如会计制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功能、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在社会伦理道德中的功能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2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研究的兴起及评价
2.1 经济后果的兴起
经济后果学说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经济后果学说代表了会计思想的真正革命。会计准则本身含有直接的经济后果。单纯从外表形式来看,会计系统只提供信息,从经济内容看,不论凭证、账簿和报表,作为信息载体,其数据都代表不同的经济内容。企业外部各利益关系人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有相当部分直接受到这些“数字”的影响。从会计系统来看,协调或分配职能的合理履行与否,主要取决于会计准则。
2.2 对经济后果的评价
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所以不存在既完美又公允的会计准则,许多从理论上看似能够导致“真实而公允”披露的会计准则,往往施行困难。赞成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的研究者们,一般回避提出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框架,而只是就事论事,具体讨论某一准则的经济后果问题。
3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及启示
3.1 我国制定会计准则考虑经济后果的利与弊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未充分考虑经济后果因素,使得稳健合理的具体会计准则难以付诸实施,企业有了可乘之机,意图披露不实的会计信息。从宏观上讲,会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对经济后果的考虑实在是有必要的。
3.2 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加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
在我国,由于缺乏强大的外部投资者,会计准则的制定不得不依赖于政府部门,其独立性有待加强。
(2)重视财务报表提供者视角的变化
欧美各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非常强调为投资者提供正确决策的信息。
13D打印技术的临床应用
1.1医学模型制作3D打印可打印出器官或组织的3D模型，可直接应用于医学教学、临床及科研。借助这些模型，能将器官或组织内部构造的细节逼真地显示出来，将使医学知识变得更为直观明了，并可解决现有人体管道铸型标本耗费人体标本、存在伦理学问题等缺陷[4]。同时，通过3D打印可清晰直观地显示患者的疾病状况，如复杂骨折与畸形。3D打印所获得的数字化实体模型，提供了比医学影像资料更加详细的解剖学信息，实现了由二维到三维、由平面到立体、虚拟到现实的转变。医生可直接在此模型上进行手术设计及模拟，以确保手术的成功，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了精确化、个性化的新型思路和方法[5,6]。1.2个性化医疗器械医学治疗的个性化是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之一。提取患者CT或MRI等影像数据，利用三维重建、逆向工程、CAD等技术“量体裁衣、度身定做”，并通过3D打印制作出个性化的植入物及辅助器械，有效地提高疗效。1.2.1个性化医疗植入物在个体化人工关节置换、个体化接骨钣、个体化骨盆修复等临床手术中，3D打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5,7]。并且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在临床中日益推广。传统牙齿修复过程费时费力、精度难以保证，返修率高，制作周期长。将3D打印技术运用到义齿修复中已经成为了牙科领域广泛应用的技术，降低了义齿修复成本，缩短了制作周期[8]。美国俄亥俄州KaibaGionfriddo的气管有先天性缺陷，出生6个星期后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医生在他喉部植入一个3D打印的人工气管后，得以正常呼吸。几年之后，这个人造气管会在体内自行降解，而患者自身的支气管可发育到能够维持正常呼吸的水平。《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9]。1.2.2个性化骨科手术导向模板目前的内固定器械常有配套的通用瞄准器械或模板系统，以辅助内固定物置入，但在术中仍需X线影像的确证。而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采用红外线或电磁技术，可实现手术中螺钉的准确植入[10]，但设备昂贵、操作繁琐及学习曲线长等不足限制了其在临床的推广应用。而基于逆向工程技术和3D打印技术的个体化内固定模板则能够与特定病例实体骨骼完全匹配，具有安全、准确等优点，并可有效减少医患术中放射性暴露[11,12]。1.3生物打印直接打印出“有功能”的人体器官和组织，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3D生物打印利用干细胞为打印材料，按照3D打印技术制作，打印出来的组织形成自给的血管和内部结构。生物打印机使用的是一种活细胞混合液构成的生物墨水,通过控制实现精确打印速度和墨水流量，实现相关细胞的逐层打印并形成3D组织构架[3]。2013年4月26日,Organovo的公司利用这一技术打印出深度为0.5mm、宽度为4mm的微型肝脏。生物打印机逐层打印肝脏细胞和血管内壁细胞,大约打印了20层。根据《新科学家》杂志的报道,微型肝脏具备真实肝脏器官的多项功能。它能够产生蛋白质、胆固醇和解毒酶,并将盐和药物运送至全身各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维克佛瑞斯特大学的再生医学研究者与美国军队再生医学研究所合作,使用3D皮肤打印机直接在患者伤口上打印细胞,帮助伤口更好更快地愈合；他们还成功地打印了肾脏细胞[3]。
23D打印技术在医学推广应用中的瓶颈及可能产生的问题
一项新技术总是同时带来利与弊，3D打印技术亦是如此。3D打印在医学应用中存在着一些瓶颈问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2.13D打印在医学推广应用中的瓶颈耗材是影响3D打印无法广泛应用的最关键原因。目前开发的材料主要有塑料、树脂和金属等。3D打印技术要在更多的领域实现应用，需要开发更多的可打印材料。价格也是影响3D打印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目前，3D打印不具备规模经济的优势，设备与材料价格高昂是其主要原因。临床医生无数字化技能也是影响3D打印技术推广的因素之一。大多数临床医生不会使用3D打印机，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把3D影像转为可打印的3D数据并操作打印机。2.23D打印在医学推广应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3D打印技术制作的医疗器械可满足个性化诊疗的需求，当我们享受3D打印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时，也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首先是3D打印器械的安全性问题，3D打印的医疗器械无法进行按标准进行严格的测试，也因而无法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许可证，在临床使用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3D打印技术的临床应用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学问题。当生物打印出人体组织器官时，患者的身体组织器官被各种打印成品所替代，那3D打印会不会与克隆面临同样的问题？另外，由于3D打印技术可以复制任何东西，对人体指纹、虹膜的复制可能导致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失败，这需要制定3-D打印的限制性条款，以保护公民隐私及安全[13]。
33D打印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前景及展望
3D打印技术的应用现已逐步展开应用并渗透到临床医学的多个领域。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利用打印模型对腹腔镜、关节镜等微创手术进行指导或术前模拟等应用也将得到推广。日后随着生物材料的发展，逐步将三维细胞打印技术与生物组织培养技术相结合，定会加速生物组织工程的发展，实现复杂组织器官的定制，使基于3D打印技术的生物组织、器官再生成为可能。3D打印是一个新的数字化制造技术，它的发展将给我们的医疗模式带来新的变化，但它在一定时间内必定会继承现有技术，它是传统方法的有益补充。随着科技发展，尤其交叉科学的应用，会给3D打印技术带来巨大突破。3D打印将来真正做到简易操作、高效、高精度、低成本，必将带来新的医疗革命。
作者：李鉴轶 单位：南方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广东省医学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
2007年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制定的《江苏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法》中提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各学校参照学校所在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认定标准可设置一般困难、困难和特别困难等2-3档”。
就目前来讲，一般情况下，月均生活费低于300元的称为贫困生。实际上，贫困生（包括特困生）的困难程度是与当地人均消费水平和学生在校期间需要支付费用的增长幅度密切相关的。如何划分贫困生是一个动态界定的问题，所以文件中只是给出了定义，并没有具体数据规定，但是提到了“参照学校所在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定义的月均生活费300元以下的为贫困生，这个数字就是参照南京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的。
二、高校贫困生现状
200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全国近20所高校进行了统计，得出贫困生比例约为24%，特困生比例约为12.2%（一般贫困和特困生的比例一般情况下约为1：1）。2005年的报告显示，本科生在校学生数量为1561人，其中贫困大学生40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到2011年，全国在校学生数达到3000万，按照目前最保守的贫困生占总人数的20%这一比例进行估计，贫困生数在600万左右，我省贫困生估计有35万左右。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从数字上可以看出，总量在递增，比例也在递增。
三、贫困生的心理“贫困”的表现和成因
贫困生的心理“贫困”是指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贫困的压力所导致的一系列个性特征和心理健康上的负性变化。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过度的自尊。
部分贫困生表现为过度自尊和敏感虚荣。他们自尊心较强，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虚荣心，同时又封闭自我。自我保护意识泛滥，进而转变为较重的防御心和猜疑心。越是贫困花销越大，甚至会追求高消费，购买奢侈品、高档电子产品，穿名牌等。对于贫困不愿提及，甚至会因为贫困的烙印不申请国家和学校的补助。渐渐地更加与同学疏远，给人难以接近的感觉。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会出现而且很容易忽视，同学们都反映生活消费还可以，等等，因而在贫困生认定时就被排在了贫困生的名单之外，其实往往他们的内心十分脆弱，更需要知心朋友，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呵护，否则就会走极端。
2.强烈的自卑。
自卑是贫困生表现最为突出、最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自卑感是在和别人比较时，由于低估自己而产生的情绪体验。贫困生的自卑感往往表现在：一是经济原因，由于家庭困难，在各方面的消费上不得不有所控制，感觉低人一等；二是教育环境的改变，尤其是从农村来城市上学的学生，教育环境的改变带来认知的改变，这种认知的改变可能会让本来很优秀的学生产生心理落差；三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的强烈对比，甚至新时代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撞击，使他们一时难以适应种种变化，并由此产生自卑；四是在人际交往中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个别同学的言行不注意，极容易挫伤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
3.不适当的焦虑。
焦虑是由心理冲突和挫折引起的不良的情绪反应，表现为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忧心忡忡。贫困生由于家庭负担重、思想压力大，为生活费用、学习费用焦虑，经常处于精神紧张、情绪烦躁的状态。除了常见的经济上的压力引起的焦虑之外，家庭的期望、自身的要求、就业的压力等也会让贫困生产生焦虑心理。
4.人际关系不良和孤独感。
贫困生往往对人际关系很敏感，经济上的困难使他们疏远同学和集体，往往表现为不愿意参加活动，不愿意多露面，而更愿意独来独往，个人空间封闭，交往面狭窄。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又表现出少言寡语、不合群，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不愿意提及家庭背景。一般的同学不了解这种情况会更加疏远贫困生，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令人不愿意交往和亲近，这样就更加剧了贫困生的孤独感，造成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甚至会造成性格和心理上的扭曲。
5.依赖心理。
部分贫困生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为世界的不公，进而认为自己的不幸除了家庭的原因和责任以外，同学、老师、学校、政府和全社会也有义务帮助他，并且将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帮助上。对于自己获得帮助也觉得是理所应当的，而不愿意自立自强，客观分析和面对实际情况，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依赖心理。有些贫困受助大学生不知道感恩，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应得的。
6.恋爱困惑。
恋爱是成年人都逃不过的一堂课。对于贫困生来说，他们承担着比其他同学更大的压力，他们也有感情的需要。但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交际面窄，接触异性朋友困难，不被理解。经济的拮据使得他们没有好看的衣服或化妆品来修饰自己，没有钱用来约会，所以在接触异性时容易产生自卑心理，有的受到挫折后这种困惑会显得更加明显。长此以往，贫困生会觉得大家都瞧不起自己，进而陷入恋爱的困惑当中。
7.其他表现。
除了以上所说的集中表现外，贫困生的心理“贫困”现象还表现为抑郁、嫉妒、多疑、仇恨、内疚，等等，在此不再赘述。
四、贫困生心理“贫困”的成因
1.在物质层面上，由于社会财富增长失衡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贫困生规模的日益增加与此也有关系。
近几年中国经济大发展，但是同时社会分配不均的现象也日趋严重，社会财富的增长在区域上失衡，同时分配不均导致地区贫富差距悬殊。当学生从低收入的农村来到高消费的城里求学和生活时，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影响着贫困生的心理状态。社会上一部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人，以挣钱多少衡量他人的人，催生和增强了部分大学生的物质欲望，进而使得贫困生也追求金钱主义和享乐主义。这种追求和现实的差距加剧了其心理“贫困”。
2.在教育方面，中小学对此关心不够。
有人认为：目前教育的培养模式是贫困大学生“精神贫困”形成的一个原因。学校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还要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心理。学生首先要“成人”，然后才谈得上“成才”。目前我国的教育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大学教育都过于重视学生知识的积累，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关注不够。成绩的好坏几乎成了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特别是近几年，城乡的教育差距在加大。为了跳出农门，一些农村学校的学生只关心学习成绩，而且受制于经济条件。一些农村中小学根本不可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的个性缺乏充分发展，除了学习能力之外，其他方面的能力较弱。而在大学里，评价学生的标准是多元的。很多来自偏远农村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就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差，逐渐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郑州轻工业学院李贵成）
3.就业压力是高校贫困大学生“精神贫困”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当前大学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在新旧体制转型期，由于社会机制不够完善，人才市场的择业竞争还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现象。一方面，贫困生很可能因为缺少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在求职思想上，由于从贫困地区考入大城市，深刻体验到两者的巨大反差，他们期望能留在发达地区工作。这无疑增加了贫困生就业的难度，加大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
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是发展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不断迈出大的新的步伐。如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行新的统计报表制度，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工业统计中应用抽样调查方法……等等。但是，制度方法改革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呼声也始终不绝于耳，且日渐强烈。究其原因，除客观因素外，主观方面很大程度在于统计部门及广大统计工作者没有就改革的目标模式形成共识，以致不改不是，改也不是，怎么改都难合适；不同领导有不同思路，改过来又改回去。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规范；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迈出新的实质性的更大步伐。确立面向21世纪的统计发展战略，必须在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方面提出简单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模式，才能逐步解决目前的诸多问题与弊端，促进统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发展统计事业，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四化建设。10年前，笔者曾在某统计刊物上撰文，将这种模式设计为“一套表＋单轨制（即政府统计部门的在地统计）＋计算机网络化”。这与10年来统计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基本吻合的。结合近些年的实践，我以为可以将这一模式补充完善为“单轨制＋一套表＋目录抽样法＋计算机网络化＋按工作流程设置的统计机构”。
一、关于“单轨制”
建立在街乡基础上的政府统计部门终极在地统计。当今发达国家的统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如人口、资源等一些基本国情的统计，而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一些行业经营状况的统计往往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如美国、日本等；二是主要国情国力、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均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其机构健全人员充足，其他部门基本不搞统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介于二者之间，但有些政府统计部门在做的事情，业务主管部门也在做。数据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复，基层负担沉重。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呢？我认为无疑应选择后者。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没有部门利益的统计部门提供客观、公正、全面的统计信息。否则，统计数据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反映政绩的工具，统计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数据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属企业划归在地管理，也难以再行使统计职能。
实行终极在地统计，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明确极少数业务上垂直领导、财务上统一核算且经营范围相对单一独立、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可实行部门统计，全国及地区性数字以部门统计为准；其次，对绝大多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满足领导和各界需要的统计工作，要逐步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过渡，主要依靠政府统计部门采集、加工、整理、提供统计资料，部门统计以满足自身管理需要为目的，且范围仅限于本系统内；第三，在政府统计系统，将统计对象按基本单位概念分解到街乡，由基层统计部门按地域进行统计，逐级上报，既避免重和漏，又能完整反映地域经济总况。那么，街乡统计机构能否承受最基础的工作任务呢？我以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坚持一套表的唯一性；二是按企业规模区别对待。这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二、关于“一套表”
即反映各行业特点和宏观微观两个层次管理需要的基本单位一套表制度。目前的基层单位一套表仅限于政府综合统计部门执行，且还有部分对企业的调查如工业品出厂价格、施工价格、景气调查等没有纳入。因此，完善健全规范一套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完善政府统计部门的一套表。首先，要对现行的行业报表制度再进行细分，将服务业统计制度适当分解，并反映新兴行业、文化产业、知识经济的特点；其次，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按规模区别对待，将一定规模以下企业的表式适当简化形成简表，有些行业甚至可设计一张表；第三，减少过时指标，不断增加反映企业发展变化如重组转制、多种经营、高新技术程度的指标；第四，将政府统计部门对基本单位进行的其他调查统统纳入一套表制度，必要时可增设新的指标群，限定部分企业填报。
2、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将政府统计制度与部门统计制度合并。第一步，取消一些业务主管部门跨系统甚至跨行业的行业统计职能，将其统计报表纳入国家统计部门的基层表制度，如旅游、利用外资、城市公用事业等。只要精心设计，其业务管理所需的主要内容完全可在一套表中反映。第二步，将各业务主管部门系统内的报表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报表合并成名符其实的一套表。可在满足政府综合统计需要的基础上，在各指标群间留出一定空间，以满足部门、企业从自身管理需要增设一些指标。
3、以一套表制度为基础，设计制订不同行业企业的统计台帐。使其既能与制度表式、指标相衔接，提高数据质量；又能满足企业自身管理需要，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采取了以上的改革措施，国家统计报表制度基层表可能由“七加一”套变成十几套甚至更多，报表表式、指标群及指标也会增加。但对基层单位而言，统计报表将只有一套，且没有指标间的重复。不同规模企业填报不同部分报表和指标，政府统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各取所需，汇总出各种不同分组的综合资料。
三、关于“目录抽样法”
即建立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目录抽样法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通过普查，取得全面、详细的国情国力资料；通过目录抽样方法，取得日常的主要的或监控性的统计数据。
首先，要完善健全周期性普查制度。一是要特别突出基本单位普查的地位，使其发挥龙头作用，且基普已有的内容，其他专业普查应以此为准或不再调查；二是要完善第三产业普查的内容，既要反映总的规模速度，更要反映结构和不同行业的特点；三是建立建筑业普查制度，填补空白，使国家普查制度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统计数据能够配套使用。
其次，要大力推行目录抽样方法。一是要确定合理的规模界限，确保规模以上的企业能覆盖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确保规模以下企业占企业数的多数，减轻企业和基层统计部门负担。二是对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超级汇总制度，政府统计部门掌握对主要数据的控制力，并可进行各种加工分析。三是在完善目前的小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工业等专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将抽样范围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延伸。此外，要在多种调查方法综合运用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弥补抽样调查的不足。
四、关于“计算机网络化”
即政府统计部门之间实现统计信息的网上传输（包括上报与反馈）。21世纪之初，国家统计信息工程“九五”规划将告完成。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四级政府统计机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有效联接；建成完整配套的数据库系统，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系统建设，使各级统计站点不仅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统计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处理，还能使信息沿现代化网络系统快速传递，既可以及时满足上一级统计部门的工作需要，也可以向下一级统计部门反馈综合信息，并可以进行横向资料交换，还可以在网上公众需要的统计信息。要借助网络系统强化基本单位名录库的更新维护工作，力争实现即时的更新与维护，使其成为统一的动态的活库，能在统计管理和统计服务中充分发挥作用。
五、关于“按工作流程设置的统计机构”
即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实现按信息处理流程设置的工作机构和生产方式。这主要是指县级及以上统计机构而言。为发展统计生产力，提高信息的可利用程度，更好地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必须改革统计机构，使之与制度方法相适应，进而改进统计生产方式。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按制度方法设计、信息采集处理、资料开发利用、后勤服务保障诸环节设置工作机构，规范工作流程，以实现设计统一配套、采集协调顺畅、开发全面系统、保障有力及时。当然，最后一个职能将来有可能以社会化的方式实现。通过以上改革，力争提高统计信息生产体系的效率和灵敏度，使其及时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反映，满足对统计信息的多方面、不同层次的需求，使之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效益。
即建立在街乡基础上的政府统计部门终极在地统计。当今发达国家的统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如人口、资源等一些基本国情的统计，而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一些行业经营状况的统计往往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如美国、日本等；二是主要国情国力、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均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其机构健全人员充足，其他部门基本不搞统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介于二者之间，但有些政府统计部门在做的事情，业务主管部门也在做。数据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复，基层负担沉重。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呢？我认为无疑应选择后者。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没有部门利益的统计部门提供客观、公正、全面的统计信息。否则，统计数据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反映政绩的工具，统计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数据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属企业划归在地管理，也难以再行使统计职能。
实行终极在地统计，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明确极少数业务上垂直领导、财务上统一核算且经营范围相对单一独立、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可实行部门统计，全国及地区性数字以部门统计为准；其次，对绝大多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满足领导和各界需要的统计工作，要逐步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过渡，主要依靠政府统计部门采集、加工、整理、提供统计资料，部门统计以满足自身管理需要为目的，且范围仅限于本系统内；第三，在政府统计系统，将统计对象按基本单位概念分解到街乡，由基层统计部门按地域进行统计，逐级上报，既避免重和漏，又能完整反映地域经济总况。那么，街乡统计机构能否承受最基础的工作任务呢？我以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坚持一套表的唯一性；二是按企业规模区别对待。这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二、关于“一套表”
即反映各行业特点和宏观微观两个层次管理需要的基本单位一套表制度。目前的基层单位一套表仅限于政府综合统计部门执行，且还有部分对企业的调查如工业品出厂价格、施工价格、景气调查等没有纳入。因此，完善健全规范一套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完善政府统计部门的一套表。首先，要对现行的行业报表制度再进行细分，将服务业统计制度适当分解，并反映新兴行业、文化产业、知识经济的特点；其次，对不同行业的企业按规模区别对待，将一定规模以下企业的表式适当简化形成简表，有些行业甚至可设计一张表；第三，减少过时指标，不断增加反映企业发展变化如重组转制、多种经营、高新技术程度的指标；第四，将政府统计部门对基本单位进行的其他调查统统纳入一套表制度，必要时可增设新的指标群，限定部分企业填报。
2、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将政府统计制度与部门统计制度合并。第一步，取消一些业务主管部门跨系统甚至跨行业的行业统计职能，将其统计报表纳入国家统计部门的基层表制度，如旅游、利用外资、城市公用事业等。只要精心设计，其业务管理所需的主要内容完全可在一套表中反映。第二步，将各业务主管部门系统内的报表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报表合并成名符其实的一套表。可在满足政府综合统计需要的基础上，在各指标群间留出一定空间，以满足部门、企业从自身管理需要增设一些指标。
3、以一套表制度为基础，设计制订不同行业企业的统计台帐。使其既能与制度表式、指标相衔接，提高数据质量；又能满足企业自身管理需要，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采取了以上的改革措施，国家统计报表制度基层表可能由“七加一”套变成十几套甚至更多，报表表式、指标群及指标也会增加。但对基层单位而言，统计报表将只有一套，且没有指标间的重复。不同规模企业填报不同部分报表和指标，政府统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各取所需，汇总出各种不同分组的综合资料。
三、关于“目录抽样法”
即建立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目录抽样法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通过普查，取得全面、详细的国情国力资料；通过目录抽样方法，取得日常的主要的或监控性的统计数据。
首先，要完善健全周期性普查制度。一是要特别突出基本单位普查的地位，使其发挥龙头作用，且基普已有的内容，其他专业普查应以此为准或不再调查；二是要完善第三产业普查的内容，既要反映总的规模速度，更要反映结构和不同行业的特点；三是建立建筑业普查制度，填补空白，使国家普查制度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统计数据能够配套使用。
其次，要大力推行目录抽样方法。一是要确定合理的规模界限，确保规模以上的企业能覆盖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确保规模以下企业占企业数的多数，减轻企业和基层统计部门负担。二是对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超级汇总制度，政府统计部门掌握对主要数据的控制力，并可进行各种加工分析。三是在完善目前的小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工业等专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将抽样范围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延伸。此外，要在多种调查方法综合运用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弥补抽样调查的不足。
四、关于“计算机网络化”
即政府统计部门之间实现统计信息的网上传输（包括上报与反馈）。21世纪之初，国家统计信息工程“九五”规划将告完成。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国家、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四级政府统计机构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有效联接；建成完整配套的数据库系统，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通过系统建设，使各级统计站点不仅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对统计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处理，还能使信息沿现代化网络系统快速传递，既可以及时满足上一级统计部门的工作需要，也可以向下一级统计部门反馈综合信息，并可以进行横向资料交换，还可以在网上公众需要的统计信息。要借助网络系统强化基本单位名录库的更新维护工作，力争实现即时的更新与维护，使其成为统一的动态的活库，能在统计管理和统计服务中充分发挥作用。
五、关于“按工作流程设置的统计机构”
即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实现按信息处理流程设置的工作机构和生产方式。这主要是指县级及以上统计机构而言。为发展统计生产力，提高信息的可利用程度，更好地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必须改革统计机构，使之与制度方法相适应，进而改进统计生产方式。在政府统计部门内部，按制度方法设计、信息采集处理、资料开发利用、后勤服务保障诸环节设置工作机构，规范工作流程，以实现设计统一配套、采集协调顺畅、开发全面系统、保障有力及时。当然，最后一个职能将来有可能以社会化的方式实现。通过以上改革，力争提高统计信息生产体系的效率和灵敏度，使其及时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做出反映，满足对统计信息的多方面、不同层次的需求，使之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效益。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组织模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F4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2707
一、引言
《经济学人》在2012年4月《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由技术引领的制造业的深刻变化。2012年6月美国著名未来学者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 成为2012年度最炙手可热的词汇。2013年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媒体的显示度集中爆发。无论视角或语境有何不同，对于人类正在迎来一场划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大变革这一判断，越来越趋于共识。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新能源等，已成为描述和讨论这场变革基本特征的“关键词”。
制造业正在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范式转变，这一转变将型塑全新的制造业产业组织模式，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将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变。作为产业运营的组织载体，产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在影响着企业绩效和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弱。因此，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及其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应对，对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有着深远意义。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表明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日薄西山。贾根良＼[1＼]认为，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着力解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革命，涵盖了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生物电子和3D打印机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应用。兴起之际，重新反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利与弊，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新时期各个国家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2＼]从能源结构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经济系统入手，提出了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图式，而新能源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是这一概念图式的中轴。里夫金＼[2＼]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所内生的分布式发散式通信的特性与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集中化体制及“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发生矛盾，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新通信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结构及能源体制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因。而历史的经验亦表明，走出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动力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里夫金＼[2＼]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以“能源互联网”为本质特征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与新能源体系的有机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内涵，在通信技术和能源有机结合的经济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分布式发散式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可再生新能源体系的结合将创造全新的经济系统，将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意识与观念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三次工业革命在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的演变视角入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如表1所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其开创了蒸汽时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为驱动力，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这一时期铁路和蒸汽机得到了广泛应用，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规模化的工厂相对于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来说，规模经济效益有所体现，企业横向规模得以扩大且资本集中度得以提高＼[3＼]。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力得到大规模使用，石油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更高效的钢铁冶炼法得以应用，科技与劳动开始紧密结合，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成为该时期产业组织的主导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1世纪初，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智能时代和新能源时代，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主要能源，技术创新得以深化，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转型为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
表1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比较
1发生时间1时代1技术经济特征1产业组织模式1产业组织特征第一次
工业革命1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1蒸汽时代1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报刊、杂志以及书籍等印刷材料为主；铁路、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作坊手工制造1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1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转向规模化的工厂模式；但规模经济特征不显著；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进入壁垒较低；以局部创新为主，由中小企业主导第二次
工业革命1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1电气时代1以石油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为主；电力、汽车、燃油内燃动力机得到广泛应用；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机器生产代替工厂生产1垂直结构、
中央集权的
大企业集团1规模经济特征显著；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进入壁垒提高；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由大企业集团主导；经济性集中垄断形成第三次
工业革命121世纪初本文沿用里夫金[2]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定义，考虑到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主要发生在21世纪初，因此，本文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拟定为21世纪初期。至今1信息时代
数字智能时代
新能源时代1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互联网为主；能源互联网、3D打印得到广泛应用；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代替机器生产1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1规模起点低；市场集中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下降；以模块化创新为主，由中小企业构成合作网络的主导；可竞争市场结构形成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里夫金＼[2＼]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能源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煤炭与印刷技术相结合，从作坊手工式生产过渡到工厂机器生产，呈现出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这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以局部创新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石油与电力技术相结合，以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生产方式为主流，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是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产业组织模式从而呈现出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的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互联网与新能源的结合在本质上趋向于社会化、民主化的共享合作机制，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新能源体制都迎合了全球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并催生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生产需求，与之相契合，以具备外部规模经济和创新成本优势的模块化创新将取代系统集成创新而成为创新的主导方式，进而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将解体分化为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具体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内部规模经济逐步弱化，“生产池效应”逐步显现
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规模型企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司规模型企业来说，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企业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如同钱德勒＼[4＼]所指出的，由于替代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较少，系统集成创新条件下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追求规模经济成为企业降低平均成本的最主要途径。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数字智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在极大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前提，使得企业可以实现“创新与生产的分离”＼[5＼]，而分散合作式的生产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出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全球化的资源在分散而又合作的扁平化生产网络中得以有效利用，市场规模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和市场均质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扩大，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步弱化，进而转化为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曾经以内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由纵向一体化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将逐步过渡到由多个国家不同企业所共同组成的全球价值网络进行生产，大企业集团逐步采用归核化战略与集约化战略，垂直解体分化为中小型企业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网络中，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环节或节点，大量“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内实现合作共享，形成了生产网络的“生产池效应”＼[5＼]。
2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逐步下降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工厂型规模经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公司型规模经济，都使得大企业的竞争优势突显，这就使得产业集中度较高，最低有效规模的起点较高。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度提高了”[6]。因此，“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按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6]。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将使得“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组织模式成为可能，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在各个层面提高企业的生产与创新能力，企业生产与创新的综合成本将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因而行业竞争性将不断增强，替代性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加大，产业集中度不断降低，规模起点不断下降。另外，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也将彻底改变产业的竞争模式，技术的融合将使得新产品研发与应用的成本大幅降低，具有相同或相近功能的产品的开发与使用周期缩短，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其市场范围将不断扩大，产业集中度也将随之降低。如20世纪80年代，发电企业的最小效率规模为900兆瓦，最近20年来最小效率规模缩小为100兆瓦，各国新增的许多发电企业规模明显变小和分散＼[7＼]。而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个个都是“巨无霸”式企业集团，但其规模基础并不是单一企业的规模，而是遍及各地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归大堆”简单叠加。这种企业组织的技术或生产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不显著，充其量具有管理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种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质在于“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石油、铁路、邮政和航空等诸多传统垄断行业也大都如此。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能源民主化的合作共享机制的有机结合，将大大弱化大企业集团的所谓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3市场进入壁垒逐步下降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为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与多变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得以出现。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使得资产的使用范围更广，功能更多，降低了资产专用性程度，从而转移和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同时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与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产生使得企业内及企业间的契约柔性化出现了以战略联盟、合同制造和替换性工作安排等形式结成的柔性契约网络。这种柔性契约网络一般不采用一次性合同的形式，而是提供许多可供选择的灵活条款，在低成本地实现投入多样性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结果下，最终将使得市场进入壁垒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4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生产优势逐步显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基础，并采用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少数工业巨头实现了对创新和生产的双重垄断。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化石能源的垂直中央集权结构将被打破，形成一种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得每个个体均可成为新能源的生产者和收集者，所生产和收集的新能源再通过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云储存终端中实现共享，这一机制必将打破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存的权力封闭空间，使扁平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合作机制得以产生，而这一机制与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与可再生能源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厂，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从而出现了“社会制造”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工厂经营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厂帮助下，网络用户不需要生产车间就可实现设计的量产和销售。由此可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和开放式创新等将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5可竞争市场结构逐步形成
以Powell＼[8＼]为代表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是不是可竞争的，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沉没成本。在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打了就跑”（Hit and run）策略，实现对任何一个具有高额利润部门的进入与退出，从而使得无论市场现存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只要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将使得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帕累托最优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相结合，极大地降低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减少了市场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有利于可竞争市场结构的逐步形成并将进一步弱化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应。
总而言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核心，大规模全球化和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方式为主流，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逐渐弱化，网络时代的合作经济开始兴起＼[9＼]，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从而逐渐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换，可竞争市场结构将逐步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大企业集团将遭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尴尬局面，经济社会将回归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组织状态。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分析
1厘定政府在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不会凭空而来，经济革命并不会从创造者和企业家的组合中不可阻挡地迸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有了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市场就会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新通信技术和新能源的融合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并通过不同的税收激励机制和补贴确保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与稳定”[2]。在里夫金看来，当下急需政府积极引导，带领社会和民众转变观念，树立“生物圈”意识，走出债务危机和环境危机，引导和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
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二十年前，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南卡州只能在税收、贸易以及投资政策等方面向海外制造商倾斜，以换来产业升级换代。二十年后，奥巴马政策祭出同样手段，用税收、贸易和投资政策倾斜来提振制造业。在涉及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复苏的重要环节，如基础性科研支持、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以及立法和规范环境等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政策。美国商务部报告表明，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对外投资下降和税收利润上升的趋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开始生效，实体经济显现振兴迹象。因此，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应正视政府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多方位入手，构建完善的产业支撑与服务的政策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先行引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核心是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主导产业，通过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将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心是做大做强传统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形成高端制造业中心集群。仍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21世纪的前十年，由于成本和市场因素的原因，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美国南卡州传统制造业步入垂暮状态，工厂大量关门停产，制造业部门失业率大增。而2010年以来，与美国“重振制造业”与“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相契合，南卡州成为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浓缩样本。在商品端的纺织业务渐成明日黄花时，纺织业及相关产业中有科技含量的部分焕发生机。南卡州迅速转身为美国高端复合材料的制造中心。目前，在南卡州聚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高科技纺织企业。因此，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上，应避免片面地追求在产业结构上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更应该注重产业内部向产业链高端的转型与升级＼[10＼]，同时强化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深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实现信息技术向工业、服务业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并将打破传统的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将沿着产业链加深融合，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升级步伐，推动中国先进制造业实现高效发展，推动生产业向高端发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催生一大批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新材料、3D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等将成为制造业中最活跃的行业，从而进一步拓宽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为这些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广泛的机会＼[11＼]。
3坚定不移地实施反垄断政策，实现对垄断行业的竞争化改造
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政企分离、纵向拆分和横向切割的手段，为电信、电力、民航和石油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但总体上垄断行业改革至今仍未破题，铁路、邮政等行业仅仅是实现了政企分开，仍维持着一家独占的垄断局面。石油、电信和电力等众多垄断行业的寡头格局坚如磐石，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巨无霸”式公司巍然屹立于世界500强前列，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内在要求的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格格不入。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使得垄断行业改革陷入了“持久攻坚战”状态。不危言耸听的是，如果不拿出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勇气和决心来改革垄断行业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将无法推进，在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下，为有效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中国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塑造可竞争市场结构，并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此需要把现有垄断行业改造为竞争性行业，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机制，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良好的市场土壤和竞争环境。
4优化调整审批政策与补贴政策，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潮流、把握住新能源互联网这一“机会窗口”的历史性机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至关重要。目前，国务院第六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开始实施，通过取消171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项目，为进一步扩大市场自主范围、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下一步在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方面，务必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利益关系，在审批政策上向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倾斜，引导企业进入制造业的高端环节、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品牌营销环节，扭转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头在外”的不利局面，化解投资紊乱、无序竞争、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难题，促使企业和优势资源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新能源为主要驱动力的，因此，为了与产业发展目标及产业政策相配套，中国在实施补贴政策时应该考虑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结构特征，在补贴对象、补贴额度、补贴方式和补贴监管等方面即时推出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补贴政策体系。目前，中国能源补贴仍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应当引入竞争性补贴政策，尽可能地规避专向性补贴，同时能源补贴政策应向分布式能源发电做出适当倾斜，为更有效地节能减排提供经济激励，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单耗。对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政策目前存在“搭便车”、补贴效果不理想和补贴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下一步应将补贴用于促进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广市场化特征明显的应用项目，通过应用项目的商业化来验证新技术和培育新市场，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通过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发挥出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与乘数效应。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与升级方面，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从制造业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升级过程中，应当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相应的补贴与支持，解决其在升级过程中自身无法克服的资金短板问题。
五、结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布式分散式的新通信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新能源技术的有效结合将最大程度地释放合作性权力的效用，打破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合作模式转变，这对制造业产生的最深远影响便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转变，产业组织模式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由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转型。但是，目前中国传统能源、电力和电信等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的行业都处于垄断状态，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远未破题，传统的能源结构与能源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其巨大的能量与作用对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发生影响，维护现有的经济环境特性，阻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进而维持其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延缓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进程。传统垄断行业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既是技术创新的革命，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组织和意识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任何制度变革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碍与反对，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推进的步伐就会受到拖延甚至停滞。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我们必将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发挥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垄断行业改革中顶层设计和政策推进的积极作用，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等各个层面入手，塑造全新的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扶持新兴产业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相抗衡，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既定目标。
当下，美国和欧盟“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它们意欲牢牢掌控制造业的高端环节，而中国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制造领域的低端环节抢占市场。在两头挤压的国际竞争舞台上，中国应该把握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趋势和机遇，以新通信技术和可再生新能源技术为支点，推动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根本。
参考文献：
[1]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43-52
[2]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 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 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6-192
[4]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 张逸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8-139
[5]Schilling， M A Toward a General Modular Systems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firm Product Modular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312-334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7-688
[7]World Bank Reforming Infrastructure：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R＼]World Bank Report， 2004
[8]Powell， WHybri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New Form or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7，（Fall）：67-87
[9]彼得·马什新工业革命＼[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5-37
[10]肖兴志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9-51
在现代奥运会创办初期，创始人顾拜旦男爵曾提出奥运会“非职业化、非政治化、非商业化”的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原则随着奥运会规模和影响力的逐渐扩大，随着世界经济的状况而逐渐依附于商业力量。实际上，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组委会就开始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柯达公司为摄影爱好者交付赞助费之后，奥运会的成绩册上第一次出现了商业广告。2012年伦敦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而商业品牌的广告鏖战并没有完全结束。当我们分析这些奥运的商业营销现象时，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一些修辞术语。
通感――不是赞助商更胜赞助商
1980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提出“商业化是使体育运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之后，奥林匹克的巨大商业潜力开始被释放出来。为了防止出现过度商业化，奥运赞助商的数额被限定于每个行业只选1个企业，最低赞助金额高达400万美元。正是因为这个高门槛规定，多数无法达到这一标准的品牌开始制造任何与运动有关的话题，试图营造一种准奥运官方赞助商的错觉。对于这种埋伏营销的手法，李奥贝纳公司资深广告人朱俊说，“打奥运球是挺聪明的一件事，对于企业来说也是省钱之计。其实任何品牌都能这样做，只是看谁做的精彩、逼真……耐克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耐克确实一直是埋伏营销的行家，它通过赞助运动员服装，并采取巧妙的广告创意传达给人们更胜于官方赞助商的品牌形象。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耐克在奥林匹克公园旁设立了耐克体验中心，并举办与运动相关的体验活动，还向观众发放便于携带门票的耐克胸牌挂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70%的人会以为耐克就是奥运会的赞助商。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耐克发起全球统一的广告攻势，“Find Your Greatness（活出你的伟大）”。这波广告攻势涵盖全球的电视、平面、社交媒体，并随着奥运会的进程不断更新配合着金牌选手的内容。广告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伦敦奥运，但是耐克还是巧妙地将广告拍摄地点选在伦敦标志性的地点。也许宣扬伟大的奥运精神，就是耐克的“狡猾”之处，它巧妙地“诱导”消费者心理，把运动与耐克划上等号。
对比――同类品牌的行销竞技
奥运行销的角逐在同类品牌之间展开，相似的产品使得行销手段变得极为重要。同类品牌之间的激烈角逐为奥运行销平添了许多经典案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柯达面对已经成为奥运会官方赞助商的同行富士并未放弃品牌宣传。柯达选择赞助当时最大的奥运会转播方，美国ABC电视网。在转播过程中始终出现的柯达品牌标识使得其在传播认知度上甚至高于富士。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柯达是其官方赞助商，并获权在主新闻中心设立了冲印部。富士也不甘示弱地在主新闻中心外面免费分发和冲洗富士胶卷，竞争异常激烈。
奥运会作为全球最大的运动盛会，运动品牌之间的竞争必然是最白热化的。阿迪达斯和耐克除了花费大笔金钱赞助运动队之外，还在电视、报纸等各个媒体互较高下。此次伦敦奥运会上，我国的运动品牌也不甘示弱，李宁投入的广告费用高达14.3亿人民币，安踏也花费6亿元成为中国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资深广告人徐波认为，“耐克能根据赛事的行进而推出一些和比赛项目相关的稿子，其关键是对待比赛的态度和优秀洞察力；这方面李宁似乎有点在模仿耐克，但是其‘让改变发生’的品牌主张本身却没有什么说服力 ；而阿迪达斯和安踏似乎比较低调……”当然商业广告的付出是为了利益的回报，这些品牌大手笔的投入，就是为了品牌美誉度和产品销量的提升。根据数字统计，若品牌在奥运的行销攻势中投入一亿美元宣传费用，则可以达到知名度提高3%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李宁在伦敦奥运会开幕时股价大涨12.15%，而耐克、安踏也以极具创意的广告攻势，在人们心中留下强烈的品牌印象。
借代――代言的利与弊
邀请知名人物代言自己的产品是品牌希望扩大知名度时的一条捷径。很多品牌在奥运营销中选择运动员做代言，这样可以用最直观的方式与奥运“挂钩”，同时传达品牌精神。但另一方面运动员的竞技表现却直接影响品牌传播效果，这种不可控因素大大增加了营销操作的风险和难度。至于如何选择代言人，李奥贝纳公司资深广告人朱俊说，“选择代言人，也要看眼光和运气，最好选中的代言人能成为奥运黑马冠军，这样既可以省钱，又可以达到超越预期的传播效果”。
耐克选择刘翔作为其代言人的案例堪称经典：在刘翔18岁时即与耐克签约，并在此后为他度身定制了一系列的广告内容，与他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还有退赛的遗憾……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后，耐克登出了整版报纸的关于刘翔退赛的平面广告，搭配“爱比赛，爱拼上所有骄傲，爱荣耀，爱伤痛，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的文案，感动了无数观众之时，也将品牌的体育精神传达人心。2012年伦敦奥运会刘翔比赛前一天，耐克对刘翔的定义是“伟大，无需别人给答案”，并且配上的是一张刘翔正在跨栏的照片。赞助商耐克试图给人以“王者归来，重回巅峰”的感觉。但无奈刘翔再次退赛，耐克转而利用这个契机四年前同样路数的广告，其内容是“谁敢拼上所有尊严，谁敢在巅峰从头来过，哪怕会一无所获，谁敢去闯，谁敢去跌，伟大敢”。赞助商似乎预测到了刘翔的比赛过程，其广告营销手段准备之老练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刘翔的突然退赛也使得选择刘翔作为代言人的另外十几个品牌大部分都临时更改了广告方案。
提前选定品牌代言人的举动类似于一场赌局。赌局里有输就有赢，这届伦敦奥运会表现最抢眼的游泳运动员孙杨顺势成为了品牌们新的宠儿。他所代言的伊利、361°和可口可乐借助其超高的人气展开奥运宣传攻势，伊利发起“邀你来奥运”的互动活动，上线首日访问人次随即突破10万；而 361°在港股开盘后便大涨5.26%。为了减少提前选定代言人所带来的风险，很多品牌选择多个代言人。比如宝马汽车为奥运打造的广告攻势《为悦，全力以赴》，代言阵营里不仅有刘翔，还有击剑运动员雷声，甚至还有一个热爱运动的小朋友张宇，这样即使某个代言人表现不佳，还可以借助其它代言人诠释品牌精神。
品牌似乎在选择自己代言人的时候也有着从众心理。奥运期间的广告总是充满雷同的情节和相似的文案，一种逆反和麻木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像BBDO公司资深广告人吴子罡所说：“总体而言，各大品牌用来用去都是那几张冠军面孔，而且不止在奥运期间这样，已经让我产生审美疲劳了，何况他们又不是真的英俊和漂亮，号召力其实早就没有了……”也许品牌和代言人之间并不能是等号的关系。品牌使用代言人只是为了获得很快和很强的传播力，但是代言人并不是必需的，而且冠军面孔的使用也应当适度。
反语――逆向行销操作
奥运会期间，每个品牌都想和奥运拉近关系。但不乏有些品牌逆向操作，或者刻意撇开自己与奥运的关系，或者用创意手段提醒人们，运动其实不止在奥运会。澳大利亚昆塔斯航空公司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的报纸上刊登了标题是《为澳大利亚奥运会提供飞机票》的整版广告，但在该版底部用小字写上“昆塔斯并非奥运赞助商”。这似乎用一种更诚实的口吻与消费者沟通，强调自己踏实的服务态度。AB酿酒公司花费巨资获得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奥运赞助资格的时候，竞争品牌Wasatch啤酒公司却在货车上印制“Wasatch，2002年冬奥会非官方啤酒”字样，吸引众人眼球，也巧妙地制造了与AB啤酒相反广告效果的同时又不乏讥讽。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当各大品牌为奥运攻势拼得你死我活之时，佳得乐反向操作，打出“运动，不止2008”的宣传口号。这支广告的创作者，DDB公司创意总监邓斌说，“当大家都在异口同声赞美2008是一个运动年的时候，我们逆向思考，难道只有2008年才能做运动吗？回归运动精神的本质，我们提出运动，不止2008的概念……”这支广告也以较小的投入在当年各大品牌的广告攻势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阎王鼻子水库；饮用水；水污染防治
Research on Management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Drinking of Yanwangbizi Reservoir
GUO Feng
（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Abstract】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the country is a major event. Of Yanwangbizi Reservoir in Liaoning province is one of Chaoyang City’s largest surface drinking water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prevention of water pollution from the source work，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tect the people of Chaoyang City health.
【Key words】Yanwangbizi Reservoir；Drinking water；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1 阎王鼻子水库概况
阎王鼻子水库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肖家店村大凌河干流上，为国家大II型水利枢纽工程，距朝阳市区大约25公里。阎王鼻子水库之名，一是因库区的一处著名的景点，在库区的一个叫做半拉山的山岩上，有一块突兀的巨石，从山体分离出来，形势险峻，斜斜的直指青天，像阎王的鼻子；二是因为河水穿行在大山之间，到了丰水期，水流湍急，想渡河很难，过去有很多人为了渡河而葬身水里，从河上过一次就像摸一次阎王的鼻子一样。阎王鼻子水库是辽宁第五大水库，排名在大伙房水库、白石水库、观音阁水库、清河水库之后。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为9482平方公里，占大凌河总流域面积的41。阎王鼻子水库以城市供水、防洪、农业灌溉为主，兼顾旅游、发电和养殖。阎王鼻子水库1996年10月，水库开工建设；1999年9月，水库落闸蓄水；2010年4月，开始向鞍凌钢铁有限公司及燕山湖电厂供水；水库枢纽主要由拦河混凝土重力坝、电站及升压站等组成。水库设计标准为：100年一遇洪水设计，1000年一遇洪水校核，总库容为2.17亿m3，最高库水位为216.50m，最大库容为1.35亿m3，水面面积为22.46平方公里。2008年，被列为朝阳市最大的地表饮用水源地之一。
2 水污染主要原因
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水污染主要是由于人类排放的各种外源性物质，进入水体后，超出了水体本身自净作用所能承受的范围，就算是水污染了。
水污染除了自然因素如地下水流动把地层中某些矿物溶解，使某些地区水体盐分、微量元素浓度偏高或因植物腐烂中产生的毒物而影响了当地的水质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造成。人类的活动会使工业废水、大量的生活污水、农田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降雨淋洗大气中的污染物以及堆积在地上的垃圾经降雨淋洗排入水中。河水污染严重，滋生大量蚊虫，河水散发刺激性气味，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工业废水具有面积广、成分复杂、不易净化等特点。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617.3亿吨，比上年增加4.7。工业废水排放量237.5亿吨，比上年增加1.3；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废水排放总量的38.5，比上年有所降低。活污水排放量379.8亿吨，比上年增加7.0；生活污水排放量占废水排放总量的61.5，高于上年。自2001年以来，废水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生活污水排放量始终呈增长趋势，而工业废水排放量近年来总体上稳中有降。据《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 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684.6亿吨，“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 2012年的监测结果表明，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平稳，但形势依然严峻。其中，全国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据报告内容称，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总体为轻度污染。实际上，排污水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因为许多乡镇企业工业污水排放量难以统计。
表1 全国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年际对比
注：增长率指2010年与2009年相比.
3 水体污染对人类的危害
水是重要环境因素之一，是生命之源，没有水，人类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在人体内水的含量达70，其余30左右为固体营养物。人体60的水在细胞内，40的水在血、消化液、唾液、胆液、泪水、汗液、肠液、胃液等液体内。成年人每天需水2.5 -3升，其中直接饮用1升左右，食物中补充1升，人体新陈代谢形成0.5升。被寄生虫、病毒或其它致病菌污染的水，通过饮水或食物进入人体，会引起伤寒、霍乱、胃肠炎、痢疾、传染性肝类等多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长期饮用不良的水质会导致人体体质抵抗力减弱，引发疾病，世界上80的疾病与水有关。
4 朝阳市饮用水水质现状特征
朝阳市地貌属于冀北辽西侵蚀低山丘陵地带，饮用水水源污染受地质结构性因素影响很大，水源保护区内农田、畜禽养殖现象严重。饮用水水源地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较弱，群众饮水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受污染的水域中除重金属外，还含有很多农药、化肥等有害残留物。由于山地多，农药、化肥使用量日益增多，农药和化肥绝大部分残留在土壤和漂浮在大气中，通过降雨，经过地表径流的冲刷进入地表水和渗入地表水形成污染。朝阳市城镇人口集中，城市的生活污水、垃圾和废气等造成水体污染。生活污水包括厨房、洗涤房、浴室等排出的污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污水的混合液，导致污水中致病细菌日益增多。总之，近年来，受大凌河流域水环境污染影响，阎王鼻子水库的水环境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5 饮用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
从自来水的饮用标准看，朝阳市尚处于较低水平，自来水仅能采用沉淀、过滤、加氯消毒等方法，将水库或大凌河河水及地下水简单加工成可饮用水。自来水加氯可有效杀除病菌，同时也会产生较多的卤代烃化合物，这些含氯有机物含量成倍的增加，是引起人类患各种胃肠病的最大隐患。水污染防治当务之急，应确保饮用水合格。
5.1 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市的废水排放量正在不断地增加，而城市污水处理厂却没有相应地增加，这必然会导致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为了控制水污染，企业应当积极治理水污染，有毒污染物的排放应单独处理或预处理。随着工业布局、城市布局的调整和城市下水道管网的建设与完善，可逐步实现城市污水的集中处理，使城市污水处理与工业废水治理结合起来。因此，建设更多的污水处理厂并采用数字化污水处理管理是迫在眉睫的事。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对于改善我市水环境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2 宏观调整工业布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在不断增加，要想办法减少耗水量，实现废水资源化利用。通过企业的技术改造，降低单位产品用水量，一水多用，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等，都是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合理的工业布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水污染。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是有限的，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自然能力，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起到发展经济控制污染的作用。现在，朝阳市已经建设了高新工业园区，这对集中治理水污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3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包括农村生活源、农业面源、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的污染。要解决面源污染，需要通过综合防治和各方面的宣传，重点宣传保护水库水质的重要性和破坏水质的危害性，以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居民环保意识增强，破坏环境的行为就自然减少。另外，还要划定水源区，在区内设置告示牌并加强取水口的绿化工作，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检查，从根本杜绝水源污染，达到标本兼治。
6 结论
为了改善阎王鼻子水库饮用水污染环境，要全面开展治理工作。清理库区内周边居民倾倒的垃圾，派专职人员对库区进行管护，禁止附近老百姓到库区内放牧、倾倒垃圾，禁止在211高程以下淹没区内近千亩的河滩地种植庄稼，对库区周边进行绿化，在河边种树，植草皮，建立绿化带，避免沙土流失，对水库上游企业尤其是矿业矿渣无序排放问题要进行调查，写出情况反映，为政府整治矿业乱排滥放提供依据，按水库设计要求对房框、牲畜棚圈等废墟以及厕所、人畜粪便垃圾点等污染源进行卫生消毒清理，对沿岸居民及全体市民进行环保教育。只有人们充分了解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认识到人们改变环境的利与弊，增强环保意识，自觉保护河道，保护饮用水资源，阎王鼻子水库饮用水污染防治管理才能卓见成效。
【参考文献】
[1]刘欣.朝阳市饮用水污染防治管理研究[Z].
[关键词]旅游；旅游本质；旅游边界；旅游统计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16-13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07
引言
逻辑学常识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和诸般概念，一般都有各自特定的所指和边界，这是万千事物不同名称由来的依据，也是人们辨识各种事物的前提。作为人类行为活动的一种方式，旅游虽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十分复杂的现象”，要为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十分困难”[1-3]，但扪心自问，“旅游”的内涵和外延应该不至于比“文化”“存在”等概念更为复杂吧？旅游到底是指哪一类行为活动，进行了什么活动的人属于旅游者，这是普通人的常识认知所能确定的。对此，中外旅游学者也从理论和逻辑上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探讨，对旅游这一基本概念的认知接近达成共识[4-9]。然而，这种共识目前还不够稳固，许多人已经习惯了按照世界旅游组织（UNWTO）出于经济统计需要而给出的宽口径“旅游”定义去理解旅游，并以此技术性定义质疑更为严谨的学理性、概念性定义[10]。面对国内学者有关旅游的核心是“愉悦体验”还是“非惯常环境体验”的两种观点，人们感到旅游本质的核心仍未确定 [11]。尽管许多学者指出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性旅游定义会误导我们，建构旅游理论必须探索更严谨的概念性定义[3， 7， 12]，但由于该机构的官方色彩及国际组织背景，人们容易将其给出的旅游定义视为权威观点而接受（至少无法忽略它的存在），放弃探索更具学理性的观点。大量旅游学教科书为了兼顾两类存在矛盾的旅游概念而勉强自圆其说，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理论解释使本来明白旅游为何物的学生在学习旅游学课程后反而无法与常人对话。世界旅游组织所给出的技术性定义，就像一座巨大无形的山体，把旅游界的人笼罩其中，使大家身在此山不识山，无法在“旅游”和“旅游者”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认知上形成符合常识并能够逻辑自洽的认知，以至于在国家官方旅游抽样调查问卷中不得不转换陈述方式才能被社会接受。因此，有必要辨析旅游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外延边界到底在哪里，即使这个边界是动态的、模糊的，也依然存在。这不仅出于学理需要，也是法理需要，更是产业需要。
1 统计范畴的“旅游”到底是什么
1.1 国际机构对旅游统计原则的解释
要了解统计范畴的旅游到底是什么，应回归到制定国际旅游统计标准的官方文件的表述中。《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Tourism Statistics 2008）是目前最新版本的国际旅游统计文件[13]，它由世界旅游组织拟定，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审核颁布1。该文件这样阐述进行国际旅游统计的目的以及统计的范畴：（1）旅游（tourism）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现象，涉及人员向其惯常居住地以外的地方移动，通常以娱乐为动机。鉴于旅游会对经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到访地的当地人口和游客本身产生一系列影响，有必要对旅游的发展、管理和监测进行全盘考虑。为了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旅游政策，制定营销战略，需要获得更多更可靠的统计资料以对旅游进行各种分析。为了给各国编制旅游统计提供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即一个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定义、概念、分类和指标体系，编制了《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该体系将有助于与旅游卫星账户国民账户、国际收支和劳工统计等的概念框架建立联系。（2）从经济视角看，国际旅游统计聚焦于visitor（本义为“访客”，中文文件将其译为“游客”，下同――笔者）活动及按货币和非货币指标对游客进行的计量。因此，旅游的定义是被确定为游客（visitor）的人员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即为度假、休闲和娱乐、商务、健康、教育或其他目的旅行的人。该范围要比传统概念的旅游者更广，后者只包括休闲旅行。（3）旅游指游客（visitor）的活动（tourism refers to the activity of visitors）。游客（visitor），指出于任何主要目的（出于商务、休闲或其他个人目的，而非在被访问国家或地点受聘于某个居民实体），在持续时间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出行到其惯常环境之外某个主要目的地的旅行者。游客（visitor）的这些出行符合旅游性出行（tourism trip）的标准。（4）旅游是旅行的一部分，游客（visitor）是旅行者的一部分（Tourism is therefore a subset of travel and visitors are a subset of travelers.）。（5）旅游性出行的类型包括：①个人目的：度假、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教育和培训、保健医疗、宗教朝觐、购物、过境（停留）、其他；②商务和职业。
上述要义让我们明白，统计视角的旅游是这样的：
（1）旅游统计是对移动人口及其消费的经济统计。
（2）旅游统计的对象人群其实是访客（visitor）。“访客”的外延大于“旅游者”，相当于不以就业为目的的所有旅行者。
（3）旅游统计的范畴大于旅游本身，包括了因个人和工作事务目的的各种出行活动。即：统计范畴中的旅游=到访≈旅行，旅游业≈旅行业。
1.2 官方机构旅游概念界定的演变与问题
表1列示了国际国内组织从统计角度给出的旅游概念界定及其历史演变情况。
细看表1，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旅游统计的对象逐步扩大。从最初的只计过夜访客，到后来包括不过夜访客；从最初的不包含留学生，到包含教育培训乃至购物者；从只计保健（health）目的者，到包含医疗（medical care）目的者。对象扩大虽然有因可循（例如出国购物逐渐成为享受性活动因而具有愉悦性），但有些对象的扩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群或国家，例如，把保健性疗养扩展到就医看病，对于发达国家也许适用，对于中国则不适用。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日均70万外地患者赴京看病，2013 年北京市三甲医院外来就诊的患者达3036万人次，这是国家卫计委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14]。这相当于说北京市2013年接待国内其他省市来京旅游者（游客）总数1.56亿人次中，有约1/5的人数是就医人群，这在事实与逻辑层面都说不过去。
第二，先界定“旅游者”后界定“旅游”，不符合常规认知逻辑。国际组织于1937年开始界定“国际旅游者”，一直到1991年才在其旅游者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什么是“旅游”，并且旅游的定义是被确定为“游客（visitor，访客）”的人员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从现象和概念产生规律看，应该先有“旅游”这种行为活动，然后才有被称为“旅游者”或“游客”的一类特殊人群，就像先有“运动”，其后才有“运动员”概念。因此，符合常规的概念界定顺序应该是先界定前者（例如运动、旅游），再界定后者（运动员、旅游者）。世界旅游组织对“旅游”的界定属于逆向倒推，在没有阐述何为旅游的情况下，先设定哪些人群是访客（visitor），然后让“访客的活动”等于“旅游活动”，让“访客=旅游者”，一方面有先天逻辑缺陷，另一方面也有偷换概念之嫌（访客的内涵与外延范围明显不同于旅游者）。
第三，travel，visit，tourism三大概念在界定与使用中存在自相矛盾现象；中文翻译错误加剧概念混乱。从表1的国际机构文件规定可以看到，他们对travel，visit，tourism三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边界的认知基本上是清晰的，也大致符合常识判断，即tourism（旅游）?travel（旅行），旅游者（tourist）?visitor（游客）?traveler（旅行者）。然而，在具体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完全遵循这种逻辑关系，而且表现出要打破这种边界关系的趋势，要让范畴更小的“tourism（旅游）”去统筹范畴更大的“travel（旅行）”。UNWTO的英文原名中的“T”，从1963年的“travel”改为1991年的“tourism”，两次大会讨论的问题是“旅游”统计，但会议名称却是“旅行和旅游会议”（见表1第1列）。也就是说，国际机构虽然在文本内部说明了旅行与旅游的联系与区别，提出了旅游只是旅行的一部分，访客只是旅行者的一部分，但实际的旅游统计范畴却明显超越了常识认知中的“旅游”边界而接近于广义的“旅行”1，而文件的名称却依然是“旅游”，这犹如用一件小小的衣衫包裹一个大大的身躯，衣不蔽体，难免显出捉襟见肘之态。旅游概念的混淆之根从此埋下，旅游、访问和旅行本来清晰的外延边界就此被人为打乱。
汉语翻译理解的错误，进一步加剧了这两大概念的混淆，大量英文教科书和文件将“travel”理解成“旅游”，把“business travel、religious travel”译成“商务旅游、宗教旅游”；把“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即WTTC）译成“世界旅游旅行理事会”或“世界旅游理事会”；甚至在国际组织提供的官方文件汉译文本《2008年旅游附属账户：建议的方法框架》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错误和不严谨的翻译，开篇第一章就将travel译为“旅游”，将traveller译为“旅游者”，对visitor与tourist的含义与汉译不加区分，与《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相对严谨的翻译形成反差。三大旅游基本概念的汉语错译如此普遍，应该不仅有翻译原因，也有国际组织自身对概念界定及使用不严谨之因。
对“visitor”一词的汉语翻译问题有必要特别提出讨论。该词的准确含义是“访客，参观者”，比常识认知中的“游客”概念的外延更大2。现行所有旅游统计数据中的“游客”，其实是指visitor（访客），范围大于“旅游者”（tourist），二者差别并不仅在于UNWTO提出的过夜与否。我国的官方统计文件和有关书刊一直如此称呼但少有标注原文者，只有王洪斌和高苏的《旅游学概论》明确指出我国将visitor译为“游客”是一种误译[15]。如果说“visitor（访客）”的边界范围大于“tourist（旅游者）”在中英文中是合乎常识的话，说汉语“游客”的边界范围大于“旅游者”，显然不符合常识。对于国人而言，“旅游者”与“游客”的含义完全相同，只不过前者更显严肃，后者更为简洁，二者完全可以互换使用。现实文本中人们一般也不加区分，我们所有的旅游学教科书以及《旅游法》，都将“旅游者”（而非“访客”）作为独立一章设置，它们所界定的旅游者，显然就是指常识意义上的游客，而非UNWTO意义上的“访客”（visitor）。因此，visitor概念在汉语官方文件中被译为“游客”并每年依此口径旅游数据，造成行业内外很大误解，人们自然会将这些“游客”（访客）全部看作是旅游者，而不知其实是指到访者。故此，有必要将统计文件中的visitor所对应的“游客”改回更准确的对应词“访客”，以免加剧概念混淆。
当然，visitor概念的使用和错译只是造成了一部分混乱，旅游界最根本、最原始的概念混乱，当属国际组织出于经济统计需要而对“tourism”（旅游）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人为干预而造成的混乱，这种混乱，迄今影响着社会各界及旅游界自身对旅游范畴的准确认知。
2 如何看待统计范畴的“旅游”概念
2.1 理性认知世界旅游组织界定的“旅游”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所谓特有属性，是某类事物都具有而别的事物都不具有的那些属性（其中，某类事物的决定性的特有属性被称为本质属性）。定义是揭示概念的内涵的逻辑方法，也是揭示事物特有属性的逻辑方法。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互制约，概念的内涵确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外延也跟着确定了，反之亦然[16]。
2.1.1 从旅行角度看旅游
世界旅游组织1991年从统计角度对“旅游”的界定是：旅游（tourism）指人们由于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而到惯常环境之外的地方旅行，其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对国际访客（international visitor）的界定是：到一个不是自己惯常居住的国家去旅行，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从访问地获取经济效益的人。这两种定义，一种指旅游活动，一种指旅游者，表述的方式略有不同，但用以刻画两个概念属性特征的要素是一样的：空间、时间、目的。定义的方式也是经典的“种差+属”方式，其中的“属”是旅行（者），“种差”是旅游（者）。接下来需要问的是：旅游和旅行两者之间，决定它们差别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是“空间”上移动到非惯常环境？回答：二者无差别，近距离移动一般不会被称为旅行；是“时间”上停留的暂时性，即在非惯常环境暂时停留，最终会返回出发点？二者基本一致，只有移民是单向旅行，其余皆须返回，至于停留时间是否以一年为限，是技术口径问题，与本质无关；那么是出行“目的”不同？是的！常识告诉我们，旅行是出于各种目的的远行和异地停留，而旅游是出远门去“玩”。国际组织也意识到这一点，《2008国际旅游统计建议》开章明义第一条就提出，“旅游（tourism）……通常以娱乐为动机”。那么，关键就在于在概念界定中如何描述旅游与旅行在“目的”上的区别。我们遗憾地看到，世界旅游组织对于旅游与旅行在“出行目的”差异上的界定，是“是否为了在当地赚钱”。这显然不同于其所认可的常识认知，也没有反映出旅游与其他旅行在目的上的本质差异。Cohen说，旅游与其他旅行活动在目的上的差异，在于后者是事务性，前者却是非事务性的，只以旅游本身为目的[4]。国际组织指出，之所以把旅游的统计范畴扩大到传统的娱乐性目的出行之外，主要是为了衡量移动者对当地的经济贡献，而这种经济贡献的对比需要与劳工部门、居民经济统计部门相协调，因此，“目的”这一本质性属性就变得次要了，过夜成了更重要的指标[17]。各种本质不同的出行目的（而非出游目的），都被包含在“旅游”这个范畴中。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旅游组织出于经济统计需要而给出的旅游和旅游者定义，并没有找准旅游的本质特征（至少有违于常识认知），并且有意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泛化，因此其外延的边界扩大和不清晰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的解决路径：（1）世界旅游组织及各国声明其所统计和界定的旅游，是“泛旅游”，或者更名为“旅行”统计，让名实相符；（2）理论界清晰区分统计性定义与概念性定义，寻找符合常识认知的旅游概念界定方式，避免统计性定义带来概念认知与理论混乱，做出知识贡献而非唯权是从。
作为学者，前者只是建议，后者才是责任。我们需要找到旅游和旅游者的真正内涵和外延边界，并寻找到更为准确的概念来描述和解释旅游界的现象。此前，已有学者做出了分析，提出了分类标准。Cohen在1974年就提出了关于旅游和旅游者分类的精到观点，认为旅游的类型可以划分为“完全旅游”和“部分旅游”（partial tourism，顺带旅游）两种，后者即指各种事务旅行中伴随或嵌入了旅游活动的行为[4]；谢彦君（2011）提出“嵌入型旅游”概念，同此含义[3]73。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两组用于区别旅游本质属性成份纯度的层级概念，一组是“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伪旅游”（曹诗图，2006，2014）[34-35]，另一组是“纯旅游、准旅游、类旅游、泛旅游”（袁美昌，2011）[18]，二者对第一层面概念――“纯旅游”（“元旅游”）的认知几乎完全一致（同“完全旅游”之义），认为都是利用闲暇时间在异地从事非功利的、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体验活动，差别只在于用词不同。但对于准旅游、泛旅游、非旅游（伪旅游）概念的理解上，二者存在一些差异。曹诗图认为“准旅游”是消遣、审美等愉悦体验特征不很明显但仍具有某种旅游内涵（如舒展身心、增长知识、身心需求的满足等）的异地休闲生活方式，如康体旅游、科考旅游、修学旅游、宗教旅游、黑色旅游等；“泛旅游”则是以某种功利性目的为主，旅行中附带进行了某种旅游活动（如所谓的商务旅游、会议旅游、探亲旅游、寻医旅游），而纯粹的事务/商务出行活动则属于“伪旅游”。袁美昌则认为“准旅游”特指探险、考察、禅修、磨砺等具有预先事效而与旅游有相似体验目标的活动，并且不带有紧迫性；而那些纯粹的必须完成的事务性旅行，则属于“类旅游”（“非旅游”），如同类人猿，虽类似人，但不是人[18]。他把“泛旅游”看成是“旅游+类旅游”，且“旅游=纯旅游+准旅游”。有意思的是，谢彦君也曾使用“准旅游”概念，他认为各种非休闲、非娱乐、非审美目的的旅行（如帝王巡行、商贸旅行、探险旅行）活动，“充其量只能称作‘准旅游’”[3] 88。这些描述不同层次旅游含义的概念群的出现，远比只用一个单一的“旅游”概念来解释多元旅游现象更为有效，值得重视，并且各有其独特贡献。至于细节理解和用词的差异则完全可以在寻求共识的前提下再行探讨商定。
进一步，从目的区分角度看，如何看待国际机构给出的各种“旅游性出行”与纯旅游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区分我们旅游界经常提到的商务旅游、生态旅游、工业旅游概念，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此前，曹诗图、袁美昌也曾描绘出其各自理解的旅游概念圈层结构图，本文用图1来呈现笔者所理解的“旅游”概念的层次结构，以及“旅游”与“旅行”的边界关系。图1中的大圆代表各种目的的旅行（大旅行），也是“旅行”一词的本义；小圆代表“纯旅游”，包括外出休闲、娱乐、度假目的的旅游（无论是参团还是自助方式），是“旅游”的本义；围绕着小圆的各种梯形，是各种其他目的的出行方式，它们可能与小圆（旅游）相交（即：办事顺带旅游）；也可能不相交（纯办事）；有些可能相交较多，有些相交较少；因此，把相交部分用虚线表示。与小圆（纯旅游）有相交的，可以称为“准旅游”，无相交的，则是“伪（非）旅游”。大圆之中的非梯形空白部分，表示统计中未计入的其他旅行，如移民、通勤、就业、难民迁徙等移动行为，他们也是“非旅游”。目前，官方旅游统计的范畴，是小圆+全部梯形，并把所有虚线按照实线看待（把“可能”看作“肯定”），亦即：旅游=纯旅游+准旅游+（部分）非旅游=泛旅游1，几乎等同于大圆所代表的全部旅行范畴。
这种统计口径所造成的逻辑问题在于：第一，我们所统计的“旅游”，口径其实已经远远超出旅游的边界，相当于广义的旅行，但仍然被冠以“旅游”之名。第二，把各种“可能嵌入旅游活动”的旅行行为（梯形的虚线部分）假设为“全部嵌入旅游活动”看待，导致人们把“商务旅行、探亲旅行……”等活动称为“商务旅游、探亲旅游……”。第三，认为各种梯形所代表的“旅游”，与小圆所代表的“旅游”是不同类型的，因而导致“商务旅游，会议旅游，公务旅游，医疗旅游”等“伪概念”出现。之所以说这些是伪概念，原因在于世界上并不存在“商务性的旅游”，也不存在以商务、会议为活动对象的旅游活动（奥运会、演唱会等具有吸引物属性的会议除外），而是存在穿插安排了游览活动的商务或会议活动，或者参加商务、会议的人利用外出之机自行安排一些旅游活动的现象，所谓“商务旅游”“会议旅游”，所体现的其实是“商务+旅游”“会议+旅游”，两类事物是相加关系（联合词组）。而“工业旅游”“探险旅游”的构词方式是偏正关系，表达的是“以工业活动为对象的旅游”“探险性活动为内容的旅游”。只有偏正结构才能表达一种限定性关系。因此，不少旅游教科书将观光旅游、文化旅游、商务旅游、公差旅游、宗教旅游、探亲旅游、探险旅游并列放在一起，称其为按“旅游内容类别”划分的旅游类型，显然存在逻辑混乱。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按“出行”目的的差异，只能区分出旅行的类别；只有按“出游”目的的差异，才能区分出旅游的类别。
再看人们生活用语中对“旅行”一词的运用。除了上述广义“旅行”含义之外，我们有时也用“旅行”一词来指代旅游，甚至只指旅游中的某种方式（例如自助游）。例如，当下时尚口号“人生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中的“旅行”含义显然指“旅游”，也就是图1中的纯旅游，这是中义“旅行”。此外还有一些时尚短文称，旅行与旅游的差别，就在于你收获的不同，“旅游花钱图享受，旅行注重体验和感悟；旅游者注重看景点，旅行者钟情于人迹罕至的荒野大川”。阅读者明白，这里所说的“旅行”，其实也是指旅游，只不过作者想强调它不是那种肤浅的走马观花式旅游，而是更具独立性、选择性的高品位旅游（背包客、骑行者当归属于此类），此乃狭义“旅行”概念。我们能清晰判断的是，狭义和中义的“旅行”，与“旅游”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为二者出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前往异地寻求精神上的愉悦，因此，都属于“纯旅游”范畴，只不过更倾向于指自出游方式。之所以出现偏爱使用“旅行”一词指代旅游行为的现象，原因在于语言的所指具有时代色彩。早期，汉语和英语的“旅（行）（travel）”都有寄人篱下、艰苦之义，“游览”（tour）则是享受性的、令人愉悦的[19]。在旅游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后，各种疲劳式、雷同式旅游方式（尤其是团队游）遭到人们鄙视，认为不如略带艰辛、较为小众的“旅行”来得潇洒、高端，虽然付出更多，但收获也更大[4]，因此，“旅行者”“旅行家”“旅行指南”等名称一直流行至今。
综上，“旅行”一词在汉语使用中至少存在这样三个层面的含义：广义的旅行，指各种目的和方式的出行，是该词的本义；中义的旅行，接近于旅游之义；而狭义的旅行，用于指不参团的自助游。三者分别对应着图1的大圆、小圆以及小圆的下半部分。与此相伴，狭义的旅游，是我们常识认知的旅游（愉悦目的的旅行），也是该词的本义，我们称其为“纯旅游”；而中义的旅游，是指那些嵌入了旅游活动的其他旅行活动（称为“准旅游”，或“事务旅行+旅游”），或具有愉悦体验色彩的旅行活动；而广义的旅游，则包含上述两种，可称为“泛旅游”，是“纯事务旅行”。而现实统计中的旅游，比这里所说的“泛旅游”边界还大。
由于汉语是单字成义的语言，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汉语“旅游”一词的含义构成。旅，指在外地做客（各种目的），离家在外的人，含义不止于行在路上，也有停留于目的地之义；游，水中浮行、从容行走、游览等之意1，旅游之意，既“旅”且“游”，用现代汉语解释，“旅游”是指融入了游览活动的旅行，表达的是两种行为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不是并行相加的关系，而是重叠相交的关系，用数学方式表达：旅游=旅∩游，≠旅∪游。用通俗的话语解释：为了游览而去远处（非惯常环境）逗留的行为是旅游，否则只是一般性（事务性）旅行。这就是从旅行的视角看旅游的结果。
2.1.2 从休闲角度看旅游
如果把上面的话用倒转的方式表达，即：去远处游览是旅游，在近处（惯常环境）游览是休闲消遣。这种表达方式也符合常识，合乎逻辑，它其实是换了一个视角，即从“休闲”的视角看什么是旅游，而此前我们讨论的都是从“旅行”的视角看什么是旅游。所谓休闲活动，广义是指人们在生理、生活和工作需要之外的自由时间所自愿从事的令人愉悦的活动，不限空间距离；而狭义的休闲活动，一般指在日常生活半径范围内所从事的消遣活动，尤其指户内休闲和惯常环境的休闲娱乐[7， 20]。从世界旅游组织给出的统计性旅游和旅游者定义中，可以看出它不但限定了旅游和旅行的关系，同时限定了旅游和休闲的关系，将旅游与休闲区分开来的标准是“惯常环境”，落实到可操作性技术指标上，主要是出行距离。鉴于人们一般会将“外国”视为非惯常环境，因此世界旅游组织对国际旅游者的衡量指标统一以“过夜”为标准。但是，对于国内旅游者的指标，尤其是一日游的具体衡量指标，世界旅游组织并没有做出统一规定，而是让各国自行确定。大多数国家根据访客（visitor）的停留时间和出行距离设定，少数国家根据是否过夜来划分。部分国家设定的国内旅游者的技术性标准如下：美国、加拿大：到距离社区50英里（约80 km，单程）之外访问的人。法国：在外停留24小时以上，4个月以内的人，出行目的包括消遣、保健、出差、游学。英国：出行在外过夜一次的人。中国：出行10 km之外，6小时以上的人[15， 21， 32-33]。可以看出，我国制定的距离标准显然过于保守，甚至比许多国土面积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设定的标准还低，难以与日常户外休闲活动的边界区分开来。在高铁和汽车普及的时代，我们应该考虑重新设定国内旅游“惯常环境”的指标，或者以过夜为标准，或者提高距离标准（比如单程30 km或50 km）。
如果用休闲的标准来审视世界旅游组织给出的“旅游”定义，可以发现它也是超出“休闲”范围的。我们知道，任何休闲活动都是在闲暇时间内开展的。然而，世界旅游组织把许多非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活动，如商务、差旅、看病等工作和生活事务活动也纳入到旅游统计范畴中，仅把休闲/娱乐/度假作为8种旅游类型中的一种。部分文献解读这种扭曲常识做法的一种观点是：只要是外出办事的人，从他踏上旅途的一刻起，就比按点到岗上班的人在时间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12， 15， 21]。也就是说，不管你差旅工作有多么紧张繁忙，无暇娱乐游览，只要你出了家门和单位旅行在外，就等于是旅游，是休闲，所以把所有差旅活动全部统计在“旅游”范畴之内是合理的。这种把非休闲活动也纳入旅游统计的做法，同样违背常识认知，违背逻辑。
3 宽口径泛旅游统计的利与弊
3.1 合理性与有利性
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对旅游做出宽口径的泛旅游统计，有其一定的逻辑和客观原因，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应。这一超出常规口径的泛旅游定义所取得的最显著成效是：（1）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外来移动者对本地经济贡献的关注。（2）设定了一个能让各国参照的技术性标准，有利于统一衡量各国出入境旅游业发展状况和外汇贸易状况。（3）可以突显“旅游业”的规模效果，吸引更多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并使各类冠有“旅游”头衔的组织受益[22]。
设定宽口径旅游统计边界，可以理解的合理之处在于：（1）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只要是非移民、非就业性质的外来到访者在本国停留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即可以算作本国的出口贸易。（2）从各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看，所有从其他地方来到本地的流动人员（打工者、通勤者除外），他们对当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可以看作是外来旅行者的贡献，因为目前并没有其他部门将外来移动者所产生的经济贡献纳入自己的部门统计范畴内，无论这些人是旅游还是经商、出差、探亲、上访。（3）上述这些人，有一半以上出于共同的目的，即旅游――愉悦性目的的出行和消费（图2、表2），这是最大的群体，因此，将这种新型旅行方式统一纳入“旅游”的范畴之下统计，有一定基础。不过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要以“旅游”之名，冠“旅行”统计之实？何不直接命名为旅行统计或旅行业？笔者揣度认为，只有旅游者是一群具有相似目标和需求的移动者，而广义旅行者的出行目的千差万别，游玩、工作、探亲（含奔丧）、探险、过境、救灾……，到达目的地后的去向与需求完全不同，因而无法将广义旅行作为一种具有共同需求的产业看待。不过，从经济统计角度看，“是否在当地赚钱为目的”其实是可以作为区分不同类型旅行者的标准的。因此，将现行旅游统计改称为“旅行业”统计，将旅游业作为其下的一种类型，其实更合乎逻辑，也更符合实际，还不会造成概念混乱。
3.2 带来的扭曲与阻碍
当下口径的“旅游”统计标准已经被使用多年，虽然多数人不明就里，但也声名广播。加上私营机构WTTC通过更大口径的旅游业统计方式宣称“旅游业是世界上最大产业”，许多不严谨的机构和教科书几乎对其信以为真[24-26]。国际国内旅游机构每年公布的访客（游客）及其消费数据，不时提示着人们，每年有多少亿人次外出“旅游”，这些“游客”每年给全球带来多少千亿美元的收入。旅游圈内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被称为“游客”的人，实际上包括了出差、探亲顺便游玩的，也包括公务结束立即返回的，还包括去外地进货的、上访的、奔丧的、看病的、寻找丢失的孩子的……，将这些行为者统统纳入“游客”范畴统计，其负面效应不亚于其正面效应。
3.2.1 扭曲旅游概念，违背常识认知，未被社会接受
世界旅游组织出于统计需要设定的广义旅游内涵和外延，已经在各国旅游统计层面实施多年，但是否已经成为行业共识、社会共识？答案并不那么乐观。
在表1的最底端两栏我们发现，同样是中国国家旅游旅游局的关于“游客”的界定，两种表述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所界定的游客概念（visitor）：“任何为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地，并且在其他地方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的人。”然而，在直接面向大众进行问卷抽样调研时，由于担心这种概念无法被民众理解接受，因此《地方接待国内游客抽样调查实施方案》（2013）对“国内游客”的界定方式做出了调整：“指不以谋求职业、获取报酬为目的，离开惯常居住环境，到国内其他地方从事参观、游览、度假等旅游活动（包括外出探亲、疗养、考察、参加会议和从事商务、科技、文化、教育、宗教活动过程中的旅游活动），出行距离超过10 km，出游时间超过6小时，但不超过一年的我国大陆居民。”1这一陈述方式很少被人注意到，然而却是最合理、最准确、也最符合常识认知的游客（旅游者）定义（排除距离与时间条件）。
我们还关注到一个事实，2012年《旅游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源于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定义搬到法律条文中（“本法所称旅游，是指自然人为休闲、娱乐、游览、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地到其他地方，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12个月，并且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的行为”），结果引发最大争议，最后在正式公布时改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到境外的游览、度假、休闲等形式的旅游活动以及为旅游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经营活动，适用本法”。改后的文本虽然没有对旅游的概念做明确界定，但所指的范围明显收缩到常识认知中的游览休闲度假这种纯旅游活动中。这种范围，并不排斥人们在其他事务活动过程中顺带参与的旅游活动，与《地方接待国内游客抽样调查实施方案》中界定的旅游者的内涵和外延保持了一致。它并不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窄化了旅游业的范围，无法与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口径接轨，也不仅是因为某些活动有“公款旅游”之嫌而被取消[27]，而恰恰是对世界旅游组织过于宽泛的旅游界定方式的“拨乱反正”。况且，作为《旅游法》，实际上也只能规范纯旅游活动，不可能将所有参加会议、探亲、医疗、购物、宗教等各种移动者的活动和权责都加以规范，否则就应该叫《旅行法》或《人员移动法》。
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世界旅游组织给出的标准去收集数据，而是做出了合理的调整，比如，日本国土交通省旅游政策审议会在1995年6月2日的《关于今后旅游政策的基本方向》中，将旅游定义为：“旅游就是在业余时间，离开日常生活圈外出进行的以体验交流、学习和游玩等为目的的各种活动。”游客，则是“以旅游为目的出行的人”。这一定义的边界，明显比世界旅游组织的更窄、更准，也更符合逻辑规则。它规定了旅游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活动，而目的仅限于体验交流、学习和游玩，不包含各种事务性旅行。
进一步探寻，世界旅游组织的界定方式应该能深入根植到旅游界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心中，并能正确指导他们的决策和判断吧？答案仍然不那么乐观。一些严谨的学者已经指出，“世界旅游组织所界定的旅游者，过于宽泛，至少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4]；“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经常被使用但也经常混淆和误导我们，专家们对其也抱以怀疑态度……旅游学界所讨论的旅游活动，基本只限于度假和休闲的旅游者”[22] 27-35。许多官员、学者和不明就里的投资者乐于接受官方的旅游统计数据，经常用全年旅游统计数据判断旅游业规模，以为这些游客人数、出游率、花费是真正的纯旅游数据，依此引导政府或企业投资旅游项目，结果显然会产生偏差，因为如图2和表2显示，真正的旅游者数量，只占50%～60%。
综上可以看出：世界旅游组织所界定的旅游和旅游者概念，虽然推广、使用了数十年，但由于设定的概念边界过于宽泛而与常识认知相悖，迄今没有在现实生活获得一致认可，没有在各国行业统计和学术研究中被普遍接受，也难以直接依此数据指导旅游业的实践发展，如果不对其数据进行剥离的话。
3.2.2 对旅游基础理论形成障碍和冲击
如前所述，概念的外延边界主要由概念内涵确定，我们出于统计需要把旅游的边界扩大到非旅游范畴，必然难以找到真旅游的本质特征。如果说从经济统计角度设定宽口径旅游概念有情可原，然而从旅游学理论建构而言，这种宽口径统计的技术性定义则只构成了危害和障碍。部分学者对此有深刻认识，也提出了更为严谨的关于旅游或旅游者的概念性定义[3， 7-8]，然而遗憾的是，“‘旅游者’和‘旅游’的确切定义是存在的，但其中没有一种被旅游学界的专家们广泛认同并运用在所有课本中”[22] 27。
确实，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会混淆和误导我们，然而由于其半官方和国际性机构的权威性，人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因此其定义会在许多教科书中被提到或使用。然而最大的麻烦在于，根据正常的旅游认知形成的旅游理论，无法解释世界旅游组织所界定的旅游现象；而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宽泛定义，又无法形成旅游理论。许多教科书为了既能形成一定理论，又能解释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概念，只能委曲求全，割裂既有理论，客观上降低了旅游理论的解释力。最明显的例子是，旅游活动产生必须具备两大客观条件：个人可支配收入（钱）、个人可控制的自由时间（闲）。这一理论确实能解释常识认知中的所有旅游活动，包括嵌入型旅游活动。正如罗贝尔・郎卡尔所言：“自有人类便已出现的旅行，只是在旅游这一现象中才同自由支配时间和闲暇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28]然而，要解释世界旅游组织所提出的商务、差旅活动，这两大条件都会失灵。因为公务性活动不需要个人支付经费，也不需要依赖闲暇时间，甚至出行的目的地都无法自行选择。因此，有关教科书在阐述这两大条件时，只能声明它们不适用于“差旅性旅游者”[15]，或者说这种条件只针对消遣性旅游活动[21]。好不容易形成的具有解释力的一个旅游理论，遇到世界旅游组织的旅游定义，就只能如此破裂、消解。
再分析为什么按照世界旅游组织给出的旅游和旅游者定义如何无法形成旅游理论。根据其定义，只要不是为了在当地就业的外来旅行者，逗留时间在24小时以上、一年以内的，都属于旅游者。那么，请问这些旅游者有共同的出行目的吗？前面分析过，没有。游览的、度假的、看望父母的、奔丧的、出差的、采购的、上访的、寻找被拐卖儿童的、看病的……各种目的千差万别，前往的地方也各不相同。试问，这种情况下，能产生我们现在已有的基本旅游概念――旅游需求、旅游吸引物、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旅游线路、旅游体验吗？显然不能。海南三亚、云南丽江肯定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它们不见得是著名的差旅之地，也不会是著名的探亲、奔丧之地。反之，出差之地不必有旅游吸引物，探亲访友者更无特定的目的地。如果硬要采用世界旅游组织从统计角度给出的旅游和旅游者定义，旅游学理论恐将一无所获，连现有的这几个基本概念都无法形成。原因在于UNWTO所给出的旅游和旅游者这两个元概念，本身就是在违反逻辑、违反常识的基础上强行嫁接形成的。
国内外学术界多年来感慨旅游学研究理论基础薄弱，也都知道理论薄弱的最明显标志在于对“旅游”这一元概念的本质和边界认知上尚未能形成共识[3， 7， 12]，而共识形成的最大障碍，除了学科视角等原因之外，与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方式横亘其中有很大关系，对此已有诸多辨析，可惜能清晰认知的人并不多[3， 7， 9， 29]。
4 形成具有逻辑共识的旅游概念
4.1 为什么要寻求旅游概念的本质一致性
也许有人会说，根据不同需要和视角界定同一个概念是正常的，没有必要也无法使用一个概念去涵盖所有视角的认知，学术界也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30]。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首先，这些概念如果指的是同一种事物，则它们的本质内涵（特有属性）应该是一致的，不会产生内在冲突，否则就是一词多义（或称“一词多概念”），而且这一词的“多义”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其次，旅游（toursim）一词在简化使用中有多种含义：行为活动、现象、产业、学科，我们不希望用一个语词涵盖所有含义，那样容易带来混乱；也不需要像Leiper那样将旅游理解为一个活动系统，内中包括旅游者、客源地、目的地、通达路径、旅游业诸多元素[12]，而只界定其最原初、最简单的含义（语词的本义）――行为活动，而旅游者、旅游现象、旅游业等等，都是在旅游活动这一本义上衍生的合成概念。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在研究旅游时，侧重点肯定不同，但大家所关注的旅游现象却是同一种现象，所认定的旅游者，也应该是同一个群体，这是最起码的共识，否则旅游学术界的同行将无法对话。统计性定义、法律性定义、学理性定义等等，其表述方式和角度会有不同，但只要界定的对象（旅游、旅游者）是一致的，则对这些对象的所指应该是基本一致的，否则将难以实施。从概念定义的方式和功能角度看，人们已经反复证明，概念性定义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定义，它负责描述出某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即某类事物都具有而别的事物都不具有的那些属性。技术性是出于某种现实需要设计的，它一般需要在概念性定义的基础上做某些细微具体限定或调整，但无法代替概念性定义[3， 7， 17]。联合国和世界旅游组织所制定的旅游者和旅游定义，显然属于统计视角的技术性定义（他们自身也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该以技术性定义去倒推或质疑概念性定义。
另外一点需要强调：寻找概念的本质，只能回归到该词所代表的最基本含义，即不可再分解的基本单元，若不追寻到这一最基本单元，就无法获知旅游的本质。早期关于旅游的概念性定义，例如知名的“艾斯特” （AIEST）定义，以及我国知名学者申葆嘉对旅游性质和产生阶段的判断，都只将旅游当作一种宏观层面的“现象”看待，而没有还原到“行为活动”这一现象的微观层面――亦即最基本的单元看待。因此，前者得出了“旅游是旅行和逗留所引发的现象和关系总和”的结论，后者得出了“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的结论[31]。这两种观点如果用来界定旅游活动，则未触及旅游本质，也不符合客观事实，还存在逻辑问题，因此近些年受到挑战而无法成为符合真理的共识。世界旅游组织给出的旅游定义，其实明显透露出“艾斯特”定义的痕迹。
4.2 如何确立具有共识的旅游概念及其边界
面对世界旅游组织定义带来的困扰，应该怎么办？让他们尊重常识认知更换统计口径或者改变统计名称？恐怕一时难以实现。继续推广使用这种迥异于常识认知的旅游概念，让人们最终接受一个新的广义旅游概念？目前尚看不到希望。鉴于这种不严谨概念主要对理论学术界和行业管理界产生影响，因此，学术界应该做的，是找到一个能符合常识认知、客观事实和逻辑规则的旅游概念，确定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边界，在本质一致的基础上，接受并推广其他衍生的概念和技术性界定方式，从而更准确地解释和指导行业实践。
那么，“旅游”和“旅游者”概念是否可以被更准确合理地界定？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争论及对前人观点的辨析，学术界已基本找到旅游的本质与边界所在，前文已有阐述，这里再进行一个简要概括。常识认知告诉我们，旅游是“出去玩”，用学术性的话语表达，旅游是利用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非惯常环境进行的一种以获得愉悦为目的的体验活动。空间环境、时间状况、出行目的，是三个体现旅游概念内涵特征的主要因素。它的外延边界，需要通过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两个范畴来区分确定，这两个最邻近的范畴，就是“旅行”和“休闲”。当我们把旅游看成是一种旅行活动时，出行目的显然是旅游与其他旅行差别最大的一个要素，因为其他各项旅行活动的目的难以归类，至多可概括为“事务旅行”（为了完成各种不同的事务），只有旅游这种旅行活动可以统一概括为“愉悦目的的旅行”，不附带任何事务性、功利性目标，只谋求旅行自身带来的愉悦享受[3-4]。当我们把旅游看成一种休闲活动时，空间范围（非惯常环境）就成了旅游与其他休闲活动的核心区别。因此，国内学者谢彦君提倡的旅游本质在于“愉悦目的”[3]，张凌云提出的旅游本质在于“非惯常环境”体验[5]，看似差异很大，不在一个逻辑轨道上，其实只是从旅行与休闲两个不同角度侧重观察的结果，殊途同归，并不存在根本冲突。此外，闲暇这个要素包含在二者之内。休闲活动不言自明，是在闲暇（可自由利用时间）内进行的；而各种旅行活动之中，只有旅游活动是在可自由支配时间内进行的，因此，闲暇也是纯旅游与准旅游、非旅游的重要区分标志，这特别适用于分析事务出行者顺带游玩或临时出现空闲时间而用于游玩的准旅游者。总体而言，旅游与休闲的边界比较容易划清，旅游与旅行的边界则更为复杂，难以划清。图1主要揭示了旅游与旅行的关系，而旅游与休闲、旅行三者的关系，作者在另文已有描述[7]。
有人担心将旅游的边界限定得更为准确，会限制了旅游的伸展空间，或缩小了旅游的地盘。这两个担忧都是不必要的。一个产业的地位，如果仅仅靠一部分多算出来的统计数字赢得地位，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旅游业的地位恰恰是由那部分真正以休闲/娱乐/度假为目的“纯旅游”需求确立的，而不是其他[7]。从图2和表2可以看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纯旅游数据都一直占据50%以上的份额，而其他事务性出行中顺带产生的旅游活动也完全可以计入到旅游业统计中，只是没有必要将全部事务性旅行活动都纳入旅游统计。当今各国旅游产业的规模之所以难以取得圈外部门和人士的完全认可，恰恰在于所统计的对象边界宽而不准，是包含了一般访客在内的大口径旅行数字，而不符合事实的数字其实难以赢得人们的尊重和信任。至于有些人担心的统计便利性问题，其实也不难解决，只要将抽样调研时段从出行活动开始改为出行活动结束即可[7]。
至于旅游学科地位，同样也由实际的旅游需求决定，完全不会因为准确的定义而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从学术角度而言，如果缺乏严谨的概念，建立不了自身的概念体系和基础理论，才会无立足之地，不但被其他学科小觑，而且遭政府和企业非议。因此，理性看待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厘清旅游的内涵和外延边界，寻找到符合事实、逻辑与学理的旅游概念定义，让统计性、法律性、学术性的旅游概念，以及不同学科视角的旅游概念界定在最本质的层面上保持一致，才有可能达成行业共识、学界共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Theobald W. Tourism： meaning， scope and metrics[A]//Zhang Guangrui ， et al. trans. Global Tourism： the Next Decade （the 2nd Edition）[C].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 2001： 7. [威廉・瑟厄波德. 旅游的含义、范畴和度量[A]// 张广瑞， 等译. 全球旅游新论[C].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1： 7.]
[2] Goeldner C R， Ritchie B. Tourism： Principles， Practices， Philosophies（the 10th Edition）[M]. Li Tianyuan， Xu Hong，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 [查尔斯・R・格德纳， 布伦特・里奇. 旅游学（第10版）[M]. 李天元， 徐虹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1.]
[3] Xie Yanjun. Tourism Studies（the 3rd Edition）[M]. Beijing： China Travel & Tourism Press， 2011： 52-98. [谢彦君. 基础旅游学（第3版）[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1： 52-98.]
[4] Cohen E. Who is tourist？Analysis of concept[A]// Wu Ning， Ma Chongling， trans. Contemporary Tourism： Diversity and Change[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45. [科恩. 谁是旅游者？概念的辨析[A]//巫宁， 马聪玲等译. 旅游社会学纵论[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21-45.]
[5] Zhang Lingyun. A study on consumers’ behavior and phenomenon under unusual environment [J]. Tourism Tribune， 2008， 23（10）： 12-15. [张凌云. 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 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J]. 旅游学刊， 2008， 23（10）： 12-15.]
[6] Wang Yuhai.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ourism”： Discussion with Xie Yanjun and Zhang Lingyun[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2）： 12-17. 王玉海. “旅游”概念新探――兼与谢彦君、张凌云两位教授商榷[J]. 旅游学刊， 2010， 25（12）： 12-17.]
[7] Xu Jufeng. On the consensus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ourism disciplin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0）： 21-30. [徐菊凤. 关于旅游学科基本概念的共识性问题[J]. 旅游学刊， 2011， 26（10）： 21-30.]
[8] Cao Shitu. A further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tourism：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Wang Yuhai. etc[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1）： 116-120. [曹诗图. 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兼与王玉海教授等商榷[J]. 人文地理， 2013， 28（1）： 116-120.]
[9] Bao Jigang， Wang Ning， Ma Bo， et al. Free Thinking about Tourism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of Five Tourism Scholars [M].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2013： 167-168. [保继刚， 王宁， 马波， 等. 旅游学纵横： 学界五人对话录[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3： 167-168.]
[10] Wu Bihu. What is tourism：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Five Tourism Scholar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8（2）： 121-124. [吴必虎. 旅游是什么――评《旅游学纵横： 学界五人对话录》[J]. 旅游学刊， 2014， 28（2）： 121-124.]
[11] Song Ziqian. Rethink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ourism disciplin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theory[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12）： 103-109. [宋子千. 学科理论视野下旅游学科建设反思[J]. 旅游学刊， 2012， 27（12）： 103-109.]
[12] Leiper N.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ourism， tourist， and the tourist industr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9， 6（4）： 390-407.
[13]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for Tourism Statistics 2008.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2008[R]. ： 12-33l[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2008年国际旅游统计建议. 2008年旅游附属账户： 建议的方法框架[R]http： //unstats. un. org/unsd/tradeserv/tourism/manual. html： 12-33.]
[14] Beijing into a "National center of medicine"： Daily 700， 000 other provinces patients to Beijing[EB/OL] chinanews. com， 2014/05-19. [北京成“全国看病中心”： 日均70万外地患者赴京[EB/OL]. 中国新闻网， 2014-5-19， chinanews. com， 2014/05-19.]
[15] Wang Hongbin， Gao Su. Introduction of Tourism（the 2nd Edition）[M]. Beijing： China Tourism Press， 2010.： 76. [王洪滨， 高苏. 旅游学概论（第2版）[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 76.]
[16] Jin Yvelin. Formal Logics[M]. Beijing： People Press， 1979： 22-25. [金岳霖. 形式逻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2-25.]
[17] Burkart A J ， Medlik S. Tour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the 2nd Edition）[M]. Zhang Jian et al， trans.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38. [A. J. 伯卡特， S. 梅特利克. 西方旅游业[M]. 张践等， 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0： 36-38.]
[18] Yuan Meichang.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1： 55-56. [袁美昌. 旅游通论[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1： 56-66.]
[19] Shi Tiantian， BaoJigang. Transi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s to “tour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üyou”[J]. Tourism Tribune， 2014 ， 29（7）： 106-114. [史甜甜， 保继刚. “Tourism”对应概念的多元变化及其与“旅游”的对应关系[J]. 旅游学刊， 2014， 29（7）： 106-114.]
[20] Carr N. The tourism-leisure behavioural continuu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4）： 972-986.
[21] Li Tianyuan. Introduction of Tourism（the 6th Edition）[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2009： 89. [李天元. 旅游学概论（第六版）[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89.]
[22] Leiper N. Tourism Management（the 3rd Edition）[M]. Xie Chang， Weng Ji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43. [尼尔・利珀. 旅游管理（第三版）[M]. 谢昌， 翁瑾等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27-43.]
[23]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 Tourism Market Trends， 2003 Edition： World Overview & Tourism Topics[R]. 2004： 53.
[24] Shi Shouxiang. Some questions to be clarifi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Special Issu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2007， （S1）： 146-149. [师守祥. 《旅游学概论》教材中有待澄清的几个问题[J]. 旅游学刊・人力资源与教育教学特刊， 2007， （S1）： 146-149.]
[25] Ge Yuji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ethod of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7）： 11-18. [葛宇菁.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与方法研究[J]. 旅游学刊， 2007， 22（7）： 11-18.]
[26] Smith S L J， Wilton David. TSA and WTTC // WEFA methodology： different satellites or different planet？[J]. Tourism Economics， 1977， 3（3）： 249- 263.
[27] Wang Xingbin. Why tourism law not mention about business tourism[A]//Wang Xingbin. Reflection of Tourism[C]. Beijing：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2013： 76-77. [王兴斌. 旅游法为何不提事务旅游[A]// 王兴斌. 旅坛忧思录[C].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3： 76-77.]
[28] Robert Carle. Tourism and Travel Sociology[M]. Chen Lichu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8. [罗贝尔・郎卡尔.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M]. 陈立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8.]
[29] Xu Jufe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consensus―Review of the Dialogue on Tourism Studies [J]. Tourism Tribune， 2014， 28（2）： 125-127. [徐菊凤. 共识的起点――评《旅游学纵横： 学界五人对话录》[J]. 旅游学刊， 2014， 28（2）： 125-127.]
[30] Smith S L J. Defining tourism： A Supply-side view[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 197-190.
[31] Shen Baojia. Tourism is the outcome of the market economy[J]. Tourism Tribune， 2008， 28（3）： 19-24. [申葆嘉. 论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产物[J]. 旅游学刊， 2008， 23（8）： 19-24.]
[32] CNTA. The yearbook of China Tourism statistics 2001[M]. Beijing： China Travel&Tourism Press， 2001： 134. [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001[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1： 134.]
[33] CNTA， CNSA. Tourism Statistical Programme[S]. Beijing： 2013： 49. [国家旅游局， 国家统计局： 旅游统计调查制度[S]. 北京： 2013：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