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9 18:49: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生产生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故、社会安全事故等事件，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多个领域。高校是公共安全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载体，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功能，健全和完善高校安全教育体系。
一、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架构的重要性
公共安全教育向大众普及公共安全知识，以提升公共安全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和人群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发展科技、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高地，是公共安全建设的重要板块。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高校公共安全事故和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公共安全形势，使公共安全教育越发成为高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规定动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在构建平安校园，实现学校有序发展，保证大学生成长成才等方面作用突出。就目前情况来看，在我国对民众的公共安全教育仍处于零散、不正常、低水平、不健全的大背景下，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整体水平虽明显高于其他板块，但仍未达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评价及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高效化的程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将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视为系统工程，加强内外沟通，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以实现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全员、全程、全方位、整体性覆盖。
二、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架构
（一）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管理体系
公共安全教育应该在高校安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统一开展，实现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强势推进，才能细化分工、明确责任、规范制度，使高校安全教育工作科学化、体系化、规范化、长效化。领导小组应该由党委书记（或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教学工作、宣传工作、安全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直接领导和统筹协调“公共安全教育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员包括教务、宣传、科研、人事、财务、学生处、保卫、团委、后勤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积极支持和参与全校公共安全教育工作，为搞好公共安全教育教学、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立项、教育实践、经费支持等方面提供组织领导上的坚强保障。
（二）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对外联接体系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并不能脱离校外世界而独立存在。不仅教育的内容、目标、环境、对象等深受外界影响，教育本身也需要形成内外合力。学校应主动了解和贯彻落实国家制定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各项政策法规和标准要求，严格参照标准进行建设，主动接受各级主管部门安全教育的建议指导、考核评估等。高校应主动与公安、教育、民政、建设、工商、安监、广电、妇联、团委等职能部门形成公共安全教育外部联动机制甚至组建交流平台，主动向有关部门通报本校公共安全舆情及安全教育实施状况。根据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制定高校安全教育要点，参与地区安全教育专项研究，参与地区性的安全教育教学交流活动等。高校要注意与周边社区配合，将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纳入到区域安全工作体系之中，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集群效能，形成公共安全教育齐抓共管的局面[1]。学校在做好公共安全教育的同时，应与家长联系沟通，配合学校安全教育方针的具体落实。双方进行信息交流、积极搜集典型安全教育案例、开展安全教育经验交流与科学研究等，为“集成化公共安全教育[2]”做出重要贡献。
（三）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人才体系
高校公共安全教育队伍虽无必要强行实行“专职化”，但也应制定公共安全课教师任职资格标准（要求），只有政治立场坚定，理论素养高、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才能担任公共安全课教师。为此，校领导要带头讲公共安全课，发挥示范效应。鼓励班主任、保卫处骨干等承担公共安全课程，鼓励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公共安全课程教学。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课特聘教师巡讲机制，从卫生、交通、消防队、公安、国安、文化等部门遴选聘用社会贤达人士加盟公共安全教育队伍，以提高安全教育的趣味性、知识性、实践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为提高师资水平，还要把公共安全教育列入全体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培训系列和教师校本培训计划，逐步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交流学习制度，分层次开展培训工作①，使全体教师每年至少培训一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四）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1.完善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课程体系高校应将公共安全教育课程纳入培养计划，构建起包括公共安全类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的课程体系，并重视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积极拓展多渠道多平台多方式。注意公共安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育、大学生就业指导、国防教育课等课程的交叉与整合，注重发挥所有课程的渗透教育功能。2.以思政课为主阵地突出公共安全教育公共安全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而“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教育部“05意见”）。目前，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是选修课程还是必修课程，在内容上都会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这是利用思政课加强公共安全教育的“先天条件”。在这些课程中，公共安全问题零散分布在部分章节之中，思政教师须运用教学智慧，把握“教育时机”，碰到公共安全方面的内容可以“借题发挥”、精讲细讲。3.在专业课教学活动中渗透公共安全教育为了培养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高校人才培养计划中专业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目前全国高校所开设的各类专业（从本科专业一级门类来看，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来源于某些具体的行业领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一门专业课程与公共安全毫无关联。就这一点而言，公共安全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职”，其他公共必（选）修课程、专业课程任课教师都应该在教育教学中自觉渗透公共安全教育。例如：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大专业包括：预防医学专业、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妇幼保健医学专业、卫生监督专业和全球健康学等小专业。这些专业都和卫生公共安全有关，有必要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增设安全教育课程，在专业课教育教学中进行渗透教育。这种看似零散的点滴教育，恰恰体现了“全员参与，系统孕育”的教育策略。4.开展公共安全专题教育班会、团日活动、青年论坛、讲座、党课等都是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载体。如依托“青年者培养工程”，率先在大学生骨干、团干部、青年知识分子等青年群体中开设“人的生死观”“如何科学对待我们的人生环境”“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什么是国家安全”等内容的专题讲座，能够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帮助大学生切实提升公共安全意识。5.在实践教学中安排公共安全教育内容实践教学是深化公共安全课堂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获取、消化和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如组织大学生对特定区域进行调研和评估，鼓励学生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公共安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公共安全方面的演习演练、技能训练；组织大学生利用各种便捷的交流平台对公共安全热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评判；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很好地融入公共生活，自觉维护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6.在多种平台中营造综合教育氛围高校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学生的特征需求，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报刊、网站、QQ群（包括班级群、社团群、共青团群、党员群等）、宣传栏等平台，利用现代媒体的视频和影像优势，提高公共安全教育的便捷性和生动性。将公共安全教育融入新生入学教育、安全知识讲座、宣传海报、校园网络宣传、保卫部门官方微博、安全教育周等多种安全教育活动中，融入小电影、话剧、相声、摄影、绘画、文学等作品中，共同营造公共安全教育情境化、大众化、常态化的良好氛围。
（五）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考评体系
构建高校公共安全教育考评体系旨在总结公共安全教育经验教训，促进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高校对本校公共安全教育情况要做好大数据分析，通过建立若干个教学质量观测点，构建起公共安全教育教学质量测评工作体系，即时动态地掌握公共安全教育状况，并据此完善教学质量测评机制和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对公共安全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影响力人物、教学名师、教学能手、优秀团队、先进事迹要进行适当的宣传和激励。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基本知识技能的掌握和安全行为的形成，以及学校公共安全教育活动的安排、必要的资源配置、实施情况以及实际效果[3]”等评价标准指标对高校和校长进行督导和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六）构建高校公共安全自我教育体系
“教是为了不教”。高校应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拓展公共安全教育成果，让大学生“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3]。通过党团组织、班级、社团等组织载体，引导大学生认真学习公共安全理论与应急知识，围绕公共安全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学习讨论会，让学生围绕一些模糊认识在讨论中增进价值认同，增强安全意识。通过学生自发建立学生治保会、自律会、安全协会等安全教育组织，积极开展实践演练、加强安全防卫指导，进行安全巡查，与有关部门配合排查学校周边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并处置大学生中的矛盾纠纷[4]。同时，对在维护校园治安和稳定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学生个人或组织要给予适当的奖励。
[参考文献]
[1]冯小宁.新形势下高校公共安全教育体系的构建[J].思想教育研究,2011(2):107.
[2]刘江民.构建“集成化公共安全教育”体系的几点思考[N].人民公安报,2007-03-28(2).
[3]李超.公共安全教育公安机关大有可为[N].人民公安报.2015-03-06(4).
关键词：城市边缘社区；社区；公共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1月30日
城市边缘社区是我国城市化大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地域结构，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的过渡地带，是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相互渗透十分活跃的地区。它是城市和农村管理体制的交错区和真空区。由于其人口、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多元性，使得大量危险性因素滋生，严重地威胁着该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因此，研究城市边缘社区的公共安全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城市边缘社区的定义及其特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急剧膨胀，“入侵-演替”的景象在城市四周的边缘地带同时或交替上演，造就了城市边缘带的形态和功能的多样性，使其成为经济社会的多面体。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较多的提法是城市边缘社区、城市边缘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和流动人口聚居区等。例如，陈月从地缘和居民构成的角度认为，城市边缘社区“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其成员为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他们相对集中地居住在一定的区域内，从事一定的行业，以地缘、血缘为纽带形成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该社区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不同于农村社区，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社会地位、人群特征及地域位置，故而称之为边缘社区。又如，戴宾、杨建从地理位置和城乡经济发展的角度给城市边缘区下的定义是，“城市边缘区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或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地带。它是城市在自身的近域推进和广域扩展过程中，城乡要素逐渐过渡、彼此渗透、功能互补而形成的特殊区域，具有明显的城乡经济混合增长特征。”
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交叉性。这些社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产业的非农化和社会成员职业构成的非农化，但在管理上仍然沿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城市与农村“二元管理体制”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管理体制交叉，这构成了城市边缘社区的一个基本特征；二是动态性。“随着城市的动态发展，城乡结合部也由城区向农村扩展，城乡结合部位置的动态变化，导致其人口和经济等诸多要素也呈现动态发展趋势”；三是复杂性。在城乡结合边缘社区内人口构成复杂，既有农民也有居民，还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口，他们虽多年居住在这一地区，但真正融入城市中也是很难的。
二、城市边缘社区公共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财产安全。当代中国正处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风险社会”阶段，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城市边缘社区由于其特有的特征，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严重地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在公共安全方面更是对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交叉性的二元体制造成边缘社区的公共安全隐患
1、边缘城市社区居民非农转化不彻底造成其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应享有的待遇。目前的状况来看，“全国范围内，除极个别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政府外，绝大多数这样的社区，其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贫困救济机制、养老机制、医疗卫生机制等，都没有跟上非农转化的步伐。虽然住房出租市场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来源，但是，在按照城市统一规划建设的小区内，居民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毕竟是有限的。”相反，社区内失业、半失业、隐性失业带来的社会闲散人员增多，以及随之而起的黄、赌、毒成风，却是实实在在的治安隐患。
2、从社会治安管理看。有的城乡结合边缘社区分别由农村派出所和城市派出所管辖，单从人口管理看，有的是单一的农业人口，有的则是既有农业人口也有非农业人口。有的地区则将同一区域内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属城市派出所与农村派出所管辖，从而形成了交叉型的人口管理体制。这种人为造成的管理体制的交叉性，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管理乏力，也形不成“齐抓共管”，而这正是产生社区案件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边缘社区的复杂性是对公共安全管理的严峻挑战。城市边缘社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农居混杂，外来人口居多，因此公共安全问题尤为严峻。一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乡结合部地区，使得原有的社区管理资源匮乏；二是外来流动人口成分比较复杂，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低、法律意识差，受到犯罪分子的引诱后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三是本地居民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对外来人口具有某种不认同感，双方易引发口角，甚至是躯体和武力冲突，所以城市边缘社区成为公共安全高危地带。
（三）城市边缘社区的动态变化造成社区居民缺乏公共安全参与意识。城市边缘社区刚刚脱胎于传统的乡村，与现代城市社区的发展要求相比，缺乏一个有相当发育程度的公民社会。由于公民社会发育不良、不成熟，自主性、规范性较弱，对成员的负责性较低，特别是由于社区成立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完全摆脱镇村体制的影响，只是把社区当成居所，社区参与意识比较淡薄，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自治的主体，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公众的公共安全参与意识普遍缺乏。
三、城市边缘社区公共安全治理建议
针对上述边缘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加快地方基层政府改革，完善边缘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服务各项配套机制
1、打破边缘城市社区行政体制上的“二元管理”模式，将其纳入城市社区管辖范围，从而彻底消除管理体制上的交叉性。同时，可以把城市社区管理的成功经验推广到边缘城市社区，突出边缘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其在社区公共安全服务中的作用。
2、加快边缘城市社区农转非居民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工作。政府要通过制定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来保护农转非居民的就业安全，主要涉及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
（二）从源头上杜绝公共安全的威胁性因子。一是必须做好流动人口的登记工作。可以从加强综合治理的角度，考虑由公安部门、用人单位、居住地管理单位和个人等四方共同开展登记工作，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对流动人口的登记造册工作，用人单位和居住地管理单位负责对在单位工作或居住的流动人口进行内部登记并报公安部门备案，个人则要及时申报和申办暂住证；二是要对流动人口实行分类管理与重点管理、网络化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重点人口实行专项管理，既充分发挥流动人口的积极作用，又有有效措施防止、防范各种违法犯罪现象。
（三）建立一个公共安全宣传引导系统。建立一个公共安全宣传引导系统，有利于日常加强对公众的公共安全防范意识、防范知识的普及，有利于强化对公民公共道德、公民义务的宣传教育，有利于提高公众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和水平。作为社区公共安全宣传引导系统应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利用社区优势，主动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做好日常宣传；二是要配备至少一名的专门公共安全联络员。与其说是公共安全联络员不如说是公共安全辅导员更为贴切。因为这名联络员不仅自身要从事日常公共安全知识的宣传，同时更要担负起社区里答疑解惑的重任。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月.“边缘社区”的犯罪问题及其控制[J].郑州大学学报，1997.1.
[2]戴兵，杨建.城市边缘区与统筹城乡发展[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11.
[3]刘建凤.我国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研究[J].理论观察，2012.6.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公共安全事故多发，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对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公共安全问题、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十二五”规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抑制公共安全问题的发生，降低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给广大公众带来的损失；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巩固执政基础；有利于满足广大公众的公共安全需要，突出“民生”二字，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一、我国公共安全体系目前存在的缺陷与问题
当前，我国虽已建立了公共安全体系，但仍不健全不完善，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不健全，政府公共安全管理职能履行不到位。我国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公共安全管理职能不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体制，公共安全管理体制运转不顺畅。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公共安全管理主体上，我国当前公共安全的管理机构都是部门性质的，都是针对某一行业领域的，例如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缺乏一个综合的、具有实权的、常设性的协调管理机构。第二，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依据缺失。我国已经制定了不少有关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例如《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也都是针对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而没有全国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部分公共安全领域仍没有法律，并且已有的这些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不强，实施不到位。第三，缺乏专门的公共安全管理人才。目前，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各部门临时抽调，工作结束仍回原部门，这些人员虽具有一定领域的专业技能，但一些突发事件往往涉及多个领域，需要兼备多个领域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型公共安全管理人才。
2.公共安全体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不相适应，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公共安全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新领域、新形式、新种类的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如网络信息安全、手机信息安全等，广大群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日益增强，并且呈现出了多样化、新型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而我国当前的公共安全体系，无论在体系内容设计上，还是在资金投入上，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以政府在公共安全投资比例较高的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每万名职工所拥有的政府安全监管员不足1人，而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比例约为1.5人，英国则达到了4.5人。
3.公共安全规划缺失。公共安全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从产品属性上来看，公共安全属于公共产品，是一项公用事业。公共安全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理应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而当前我国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时，往往注重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忽视了公共安全发展规划的制定，没有把公共安全发展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对公共安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一些经济指标。
4.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意识淡薄。从政府来看，大多从事公共安全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是被动工作，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分析社会的安全隐患，没有认真去总结经验教训，只是将其作为程序性的日常工作。从市场来看，许多市场主体在面对巨额经济利益时都铤而走险，为了利益忽视了安全，从而酿成严重的后果，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伤害，如三鹿奶粉事件等。从社会来看，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并且公众对公共安全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狭窄的公共安全层面。
5.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的态度上，重处理，轻防范。目前，我国政府在对待公共安全问题的态度上大多抱着侥幸心理，对问题的发生疏于防范，都是等着问题出现后才匆忙采取措施处理，如2008年南方突发雨雪冰冻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对待公共安全问题上轻于防范，重在治理。
6.责任追究不到位。近年来，我国在对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处理上都追究了相应责任人的责任，都有相关责任人被免职撤职的情况出现，但责任追究不到位，被追究者很快就能在别处“东山再起”。这些官员究竟是否应该重新“复出”，我们不作具体分析，但这却反映出我们的问责制起不到应有作用。
二、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的措施与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各地纷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如浙江的“义乌模式”和“柯桥经验”，上海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分级管理体制等，综合起来看，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加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职能，构建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我国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而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职能，构建完善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首先，制定一部统一的跨越各部门、各行业的《公共安全管理法》，使得公共安全管理有统一的法律依据，避免不同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适用不同的法律。现阶段，公共安全问题的解决往往覆盖多个领域，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单一领域的法律法规已经捉襟见肘，制定一部涵盖各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法》势在必行。《公共安全管理法》要对公共安全管理主体的职能责任、处理事故的基本原则、公共安全体系的内容等作出详细的规定。
其次，在管理主体上，尽快成立统一的、常设的国家公共安全管理局或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该机构由信息资料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决策系统等组成，负责分析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的性质，制定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的方案，并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迅速有效地解决突发公共安全问题。与中央相对应，各地方可成立相同性质的、隶属于上级公共安全管理机构和本级政府的公共安全局或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突发公共安全事故。
第三，在管理机构的人员组成上，公共安全管理局的正职要由专门的公共安全专业人才担任，要通晓各个领域。对此，我们建议具备一定条件的高校开办公共安全管理专业，培养专业的公共安全管理人才。公共安全管理局的副职可由某一具体领域的专家担任，这样形成的既综合又专业的“T”字型领导者集体，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安全问题解决方案。
2.加大政府对公共安全的投入，实现公共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公共安全需要，我国政府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设立公共安全专项基金，加大政府对公共安全领域的投入，加强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公共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改善公共安全管理环境，实现公共安全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从投入标准来看，至少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且根据GDP的增长速度适当增加政府在公共安全上的投入，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公共安全的需要。
3.建立公共安全规划机制，编制公共安全状况白皮书，把公共安全提升到战略地位。公共安全既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公共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将公共安全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也要制定公共安全规划。在以后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都要详细规定公共安全规划。为把公共安全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地位，我们还应当编制国家公共安全状况白皮书，详细说明我国公共安全的现状、以后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等。
4.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和培训，塑造公共安全文化环境。当前，我们全社会的公共安全意识淡薄，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我国公共安全教育落后，大多都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性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共安全文化环境。对此，我们不仅要培养专业性的公共安全管理人才，还要在全社会加强公共安全培训，普及公共安全知识。在培训方式上，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而言，要分批分段组织他们到各大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接受课堂培训，提高他们的公共安全管理意识；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政府应积极通过社会宣传、社会演习、定期不定期的公共安全讲座等方法，提高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在培训内容上，力争涉及公共安全的方方面面，涉及各个领域，如食品、药品、自然灾害等。
5.建立公共安全预防机制，防范与治理并重。以往，我们对公共安全问题的一贯态度是“轻防范、重治理”，事前不认真防范，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事故带来的损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日后的问题处理上，效果事倍功半。为此，要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把主要公共安全资源投入到事前监督检查上，尽量杜绝人为的公共安全事故，尽量降低自然安全事故所带来的损失，做到重防范；事后，采取科学措施，制定科学的处理方案，做到重治理。
6.建立并完善公共安全的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追究虽说已是事后处理，但对于减少部分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损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要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起到警示作用。同时，让他们签订“目标责任书”，为日后的问责提供依据。其次，从制度和技术上进行改进，扎实落实问责制，真正做到“谁主管、谁负责”，出现什么问题就承担什么责任。第三，建立责任连带制度，即不仅追究相关责任者的责任，还要对徇私枉法、姑息养奸、收受贿赂的责任人追究连带责任，并追究违法违规重新起用责任者的领导的责任，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不问责或问责过轻的责任追究不到位问题。第四，建立问责监督机制。要使问责制真正起到作用，就必须监督到位，不仅要建立政府机构内部监督举报机制，还要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监督机构，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的力量，使广大公民都参与进来，真正发挥问责制的作用。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政府官员问责标准体制与制度设计相容性研究》（10YJA810035）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地铁电梯事故；政府监管缺位
一、各地频发的地铁电梯事故回顾
据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报道，近年来，各地“电梯惊魂”一再上演。2007年12月21日，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世纪大道站一部上行的自动扶梯突然逆行，造成5人重伤。2009年12月21日，上海地铁早高峰期间，一自动扶梯因故障导致踩踏事故，4名乘客骨折。2011年7月5日北京地铁四号线动物园站A出口奥的斯自动扶梯在上行过程中突然逆转下行，造成1人死亡，30人受伤；而在事故发生几天后，7月10晚，深圳地铁四号线清湖站自动扶梯又发生事故，造成2人受伤……
二、城市地铁电梯安全的理论依据分析
1.城市公共安全与城市公共安全监管的概念与内涵理解。城市公共安全是指“在城市规模和生产的集约化发展过程中不发生公共突发事件，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如恐怖事件）等的状态和能力，使社会和公民个人在从事和进行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时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而作为城市公共安全的监管主体则是以政府为核心的众多的公共管理部门，包括公安、安监、交通、铁道、民航、卫生、环保、气象、林业等等各个部门。概言之，城市公共安全监管就是指城市公共安全监管的主体，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等多种方法而做出的各种行政活动的总和
2.加强和改进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监管的意义。城市公共安全监管，属于公共物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范畴，其涉及面广，危害严重，一旦发生事故和事件，即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加强和改进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秩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政治历史任务。
三、频发的地铁电梯事故中折射出的政府监管缺位问题
1.城市地铁电梯领域内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尽管关于城市地铁电梯的安全问题，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在国务院令第549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规定“将特种设备纳入监管的环节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几个方面。”但从现实来看，政府在城市地铁电梯领域的立法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具体表现为：1.地铁电梯标准缺乏法律规范2.电梯使用年限及强制报废制度缺乏法律依据3.有关监督执行的法律缺失。
2.建立完善的地铁电梯管理制度的缺位。一方面电梯安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从安全角度来讲，电梯维修期到了一定要进行维修，大修年限到了一定要大修，但目前政府在这一方面的监管仍有所缺失，进而导致目前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的电梯没有安全检验合格证却仍在运行。另一方面政府对维保单位的监督不到位，致使维保单位内部管理混乱。目前电梯管理部门普遍实行电梯维保外包，而一些大单位接包后又会转包给挂靠在旗下的一些小公司以收取管理费，这样一旦电梯出现安全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多方推诿的情况。
3.构建健全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的缺位。自2003年抗击“非典”以来，我国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近年来城市频发的一系列公共安全事件又暴露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为：第一，预案体系内容涵盖不全，定位不明。第二，城市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机制运行问题诸多，如体制方面，表现为机构设置和功能都不健全；而运行机制方面，突出表现为权责不明，相互间协调不够，沟通不畅。第三，国家虽然颁布《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突发公共危机的处置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各地配套的应对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致使贯彻落实工作远未到位。
四、加强和完善政府对城市地铁电梯监管的举措
1.建立健全城市公共电梯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政府要更加重视地铁电梯的设计与制造问题，尽快将地铁电梯制造纳入到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管理中来，出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积极出台关于电梯标准和强制报废的相关法律，并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对法律贯彻的监督。进而切实加强电梯安全监察，深入排查电梯安全隐患，从严查处违法行为。
2.完善地铁电梯管理制度，落实问责制。公共安全管理是行政公权在公共安全领域中的适用过程。政府在公共安全管理中负有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公务人员问责制”要制度化、法制化，即公务人员若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出现、失职、渎职等行为，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政治责任（引咎辞职、调离现职等），绝不能以政治责任代替法律责任，必须落实责任追究制，体现真正的权责一致。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电梯行业的监管，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并大力落实问责制，进而优化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模式。
3.健全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与现实要求还有一段差距。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完善：第一，深化城市应急预案体系建设。预案必须具体详细，有可操作性、科学性和经济性；并定期完善修改；进行培训演练；要在城市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案体系。第二，建立健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第三，加强城市应急机制建设。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预警机制；建立健全应急信息传递机制，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形成对全社会有效覆盖和管理的体系；建立健全公众沟通和动员机制；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等。
总之，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要持续努力，不断完善自身的监管责任，进一步弘扬安全文化，普及安全知识，使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从业人员、社会公众参与到隐患排查治理和事故防范工作中来；使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把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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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兰贵兴.城市公共安全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42.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社会力量；角色定位
作者：高中（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一、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城市公共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到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上升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53.7%，城市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仅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就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①。可以说，城市己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旗帜和核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而2016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9》指出，我国交通事故、电梯事故、城市火灾、危险品爆炸、城市内涝等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经济社会损失严重，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②。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和控制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依据理论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大致共识，所谓城市公共安全，是指城市内的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未受到威胁，涉及公共领域的秩序、利益、价值能够按照公共生活的固有逻辑正常运转的状态。就所指涉的范围而言，广义说认为城市政府对辖区内出现的安全问题都需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管理，因而将城市任何安全问题均归入公共安全的范畴。狭义说则主张特指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安全问题。本文采用狭义说。
关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类型，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例如，在成因上，可简单地分为自然灾害管理和人为灾害管理；在管理环节上，可分为日常预防、预警准备、应急响应、恢复常态；从应急管理角度看，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四大类；从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保险产品开发的视角，则包括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市政安全、交通安全、社区安全、公众安全、职业责任、社会安全、食品和环境安全、健康疫情安全等十类领域。可见，城市公共安全及其管理是内涵极其丰富且实践形态极其复杂、多样的城市社会政治现象。
在公共安全领域，我国基本上仍处于“国家力量包揽一切”的无可奈何的格局下，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管理，虽有期盼但仍处踌躇、怀疑、不知所措的状态。在新形势下，这种模式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保障力度不足、保障效果欠佳等问题。而继续单纯加大行政力量投入，无论从结果导向，还是从效率导向的角度，均非最优选择。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成熟的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套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成效显著的安全管理体系。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是对行政力量守护公共安全的积极补充，同时还是从“被动防治”到“主动防治”、从“部分防治”到“全方位防治”转变的关键要素。究竟如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已成为一项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③。
为了解我国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现状，探究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可行路径，本课题组在湖南省政法委的牵头协调下，特选取开福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天心区高桥派出所、雨花区高升法治社区三处进行实地调研。对开福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指挥中心的调研，重心在了解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施行现状和支撑力量，及网格化管理（信息指挥平台）的运行方式及问题；对高桥派出所的调研，目的是了解当前警务模式在城市治安管理中的现状和问题；对高升社区的调研，主要是了解并探索社区力量在城市安全管理中可发挥的作用和可调动的资源。此外，本课题组还广泛了解了涉及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从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主体角色及其功能切入，分主体进行论述，以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应对之策。
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多元主体及角色定位
结合国内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实地调研的心得体会，本文认为，可以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引入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
（一）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核心载体，又可划分为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下面将分块阐述这些社会组织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1.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的主要形式是企业。企业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主要途径有两个：
第一，做好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与安全教育，让企业成为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基本单位之一。企业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既是法定义务，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健康、长远发展的必备要素。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知识教育，系统排查安全隐患，妥善处理可能引发安全问题的纠纷、事故及其他隐患，并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督、查处工作。值得强调的是，应明确企业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可以考虑参考“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实“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倒逼企业负责人狠抓安全管理工作。对上述建议，一些地方条例已有关注，如《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八、九条对企业安全管理教育及企业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就有涉及，但都是粗线条的，缺乏相应实施细则和惩戒规定，以致难以取得较大实效。笔者建议在《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中围绕“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这个主题，细化企业等单位的安全责任并完善实施细则，增设具可操作性的惩戒规定。
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应鼓励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就有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十六条也规定了营利法人应“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感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目前，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常见的有抗震救灾中企业捐资捐物、承担对口帮扶责任，企业捐赠消防器材等等，间接维护了当地的公共安全。当然，也有直接维护公共安全的例子。实地调研获悉，高升法治社区的高升实业有限公司虽是一家集体企业，但亦承担了社区治安巡逻人员的费用，为保障社区安全主动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政府应从多渠道倡导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开展典型企业评选、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推动企业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这也正是调研时常常听到的基层呼声。
第二，为政府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其具体形式多样，如有资质的企业可以提供城市安全管理软硬件系统、治安保障服务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两种企业，一种是保安公司，一种是保险公司。
保安公司，作为“警务社会化”理念的重要实践，具有效率高、针对性强等特征，是对警察体制的积极补充。与国外先进保安公司相比，我国保安公司存在不少差距：从业人数比例过低，我国保安服务人员和警察的比例平均不到1∶2，而先进国家一般为3∶1，最高达6∶1④；专业化水平层次不齐，我国保安服务业还未形成严格规范的职业培训机制；业务范围相对过窄，先进国家保安公司已经发展到以安询、技防为主，而我国保安公司的业务更多的还是人防。差距虽然存在，但潜力同样巨大。如果我们能更重视、支持保安公司的发展，通过政府购买保安服务的方式，更多地鼓励保安公司参与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协助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为社会各类主体提供安全方案设计、技术支持等，这会比单纯增加行政警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⑤。另外，我们也要考虑破除保安公司发展的一些阻碍，改变目前保安服务业近乎行政垄断的局面，鼓励市场和资本的进入，激发保安服务业潜力，同时要完善监管机制和考核机制，确保保安服务业健康发展。
保险公司，依据其企业本身的业务特性，可在城市安全管理中起到事前防范、事后补偿的作用。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专业化程度高。如果让保险公司大范围地评估城市规划、公共设施等城市公共安全要素，合理地设计险种和保险费，依法建构合理、可行的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多元公共安全险种投保机制，可很大程度上消除潜在安全隐患，从而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2013年深圳市政府与民太安保险公估集团携手推出《深圳市公共安全白皮书》，成效较为显著。政府携手保险公司评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这完全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此外，保险公司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还可以起到分担风险、事后补偿的作用，体现于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微观维度，涉及作为个体的人或组织可以参保各种人身险、财产险等来分担风险，这个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宏观维度，涉及如何把保险理赔范围扩到其他重大安全事件。这是目前的一个难点，因为大多数保险产品的理赔范围都排除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对于类似的重大灾害，保险还无法起到分担风险、事后补偿的作用。对此，聚焦于重大灾害的“巨灾保险”的概念应运而生，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设计、实践，其中深圳的“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巨灾基金和个人巨灾保险”三位一体的模式走在了前列。“巨灾保险”的模式，值得相关部门关注和探索。
2.非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主体更为多元，主要有NGO、社区、学校、媒体，以下分论之。
（1）NGO。NGO，即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普遍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NGO基于本身的专业性和公益性，可以在政府职能之外，为社会治理提供积极补充。但在实践中，我国NGO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这有很多制度上的原因，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对成立社会团体在人数和资金上的较高限制，以及必须挂靠业务主管机关的要求，给NGO的成立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在公共安全领域，能被人熟知的只有中安救援队、蓝天救援队等几个全国性的救援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域在地震之类的大型自然灾害的救援上，与城市公共安全几乎没有其他交集。但实际上，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有大量的工作可以由NGO来承担，既可以是卫生知识、消防知识、安全知识普及，公共安全事件医疗救助等需要专业知识的NGO，也可以是社区志愿巡逻、纠纷调解等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的草根NGO。因此，有必要放宽NGO设立门槛，鼓励、支持、引导更多有资质的NGO组织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可以考虑在起步阶段通过政府适度提供财政支持的方式加以扶持。
（2）社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⑥。现今我国大陆的社区，绝大部分是由城镇的居民委员会改名而来，少部分由并入城镇的村委会改名而来。因此，社区不仅是民众自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治理的承载核心，担当着区域内公共安全的重任。社区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关键在于发挥社区的自治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社区物业公司。安全管理是物业公司的一项基本职责，物业公司理应成为社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物业公司维护社区安全，可以通过“人防+技防”的模式运行。人防，主要是物业公司人员通过门禁管理、治安巡逻等人力手段来维护社区安全；技防，主要是物业公司通过建立、管理现代化的门禁系统、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来保障社区安全。此外，在社区管理中，物业公司还应当承担起安全教育的责任，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各小区经济情况及物业公司水准的差别，社区治安水平往往参差不齐。因此，有必要规范物业公司安全管理活动，可以考虑设置行业门槛和考核机制，督促物业公司建立完备的“人防+技防”体系。此外，也可以把社区安全情况作为社区、街道工作的必须考核项目，以社区、街道办的力量反向监督物业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强化物业公司安全管理的职能。
第二，社区治安巡逻队。很多地方都兴起了社区志愿者巡逻队，志愿者们身着特定衣服、佩戴特定袖章进行义务巡逻，这既能起到治安巡查的作用，又能对潜在的可能造成治安问题的人起到震慑作用。由于社区志愿者对社区布局和社区居民情况比较熟悉，了解哪些地方是安全问题多发区，志愿巡逻工作通常能取得不错的成效。但一方面志愿者基本未受过严格培训，遇到紧急安全事件很难进行恰当、及时的处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志愿巡逻常出现虎头蛇尾，逐渐消失的现象。对此，可以考虑建立“社区民警+专职巡逻队员+义务巡逻队员”三结合的治安巡逻机制。社区民警，当然由基层派出所指派。现在公安部已强化社区民警的角色定位，把更多的警务资源投放到了社区，以便能把治安问题控制并消灭在最基层。专职巡逻队员，可以由物业公司保安人员和社区居委会成员组成，对他们可以提供一定财政补贴或奖励。义务巡逻队员，可以由社区志愿者以及“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组成。社区民警对治安问题的解决起主导作用，专职、义务巡逻队员起辅助、配合作用。这种模式可以做到职业与志愿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长效性。
第三，邻里守望制度。邻里守望制度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治安制度，它把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联合起来，相互帮助，共同预防犯罪，体现了群防群治的思想[1]。目前我国城市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感，而邻里之间关系的疏远甚至冷漠，客观上给犯罪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的邻里守望制度，鼓励社区居民订立《邻里守望公约》建立邻里守望制度，成立邻里守望志愿组织，鼓励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往来、互相保护，让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成为保护邻里安全、维护社区治安的“守望者”。邻里守望制度是居民自治的典型实践形式，是发挥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邻里守望体系的建立，能最广泛地动员邻里参与到治安保护活动中来，能更好地发现安全问题，能更及时地上报问题、解决问题。
第四，社区志愿组织。社区志愿组织，是居民自治精神和志愿精神的集中表达。社区志愿组织，扎根社区，更能理解社区本身的需求。就社区安全工作而言，我们既要倡导像社区治安巡逻队一样的、直接维护社区安全的志愿组织，也要提倡其他类型的保障社区安全的志愿组织，如社区矛盾调解组织，能把安全问题消除在萌芽之时。当然，社区志愿组织除了治安巡逻队、矛盾调解组织外，还有更丰富的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精神或物质上的奖励，来推动社区志愿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授予荣誉称号、适度给予补贴、物质奖励等等。如果社区志愿组织发展成熟，效果明显，甚至可以申请成立NGO，把辐射范围拓展得更宽，把成功经验扩散得更远⑦。
关于社区主体，还涉及到一项重要制度，即网格化管理制度，各地的具体实践形式多样。以开福区为例，每个社区划分为两到三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网格管理员、网格民情员、网格监督员、网格治安员和网格党支部书记5种基本服务力量。一员多能、一岗多责的工作要求，实际让每个网格员都成为网格的安全守护员。网格员坚守在一线的网格管理岗位上，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发现安全隐患、安全事件，并通过电子工作平台上报，而“上报、派遣、处置、审查、核查、归档”的工作流程可以让安全隐患、安全事件得到及时的解决。总结包括开福区在内的地区网格实践经验，网格化管理可以使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力量下沉到最基层。
调研获悉，网格化管理存在着以下两大问题：其一，行政力量有局限。网格员的配置受到地方财政的限制，财政状况好的地方，网格员往往是单独聘请的、专职的，效能较高；财政状况一般或不好的地方，网格员通常由社区居委会成员兼任，效能会打折扣。同时，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网格员的工作基本上也是正常八小时工作制，不能全天候、全范围地覆盖整个网格；其二，工作内容有重叠，共享有障碍。网格管理系统，跟公安、安监、食药等行政系统至少在安全管理上，工作内容有重叠，而且各系统工作侧重点、工作方式不同，彼此很难做到相互协调，容易出现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了也管不着、管不好等消极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将网格化管理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转变为“行政指导+社区自治”的混合模式。用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来鼓励、吸收网格内的民众、志愿者参与，也可以考虑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参与。这比单纯增加财政、行政力量投入，效果会更理想。地方党政部门核心负责人应提升区域安全责任意识，整合力量，下大力气打通各行政系统的信息壁垒，就公共安全事务建立统一的信息沟通、协调的平台，籍此减少信息壁垒和信息成本，共享信息，协调工作，避免工作重叠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3）学校。学校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主要发挥两种作用：其一，作为城市安全的基本单位，保障在校人员安全。校园安全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出现过诸如校园踩踏、食品安全、校园治安等问题，再加上学生身心不成熟，更易引发安全事故。应下大功夫，系统排查、集中整治校园安全隐患，把校园变成“安全保障园”，可以借鉴前文提到的“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做实“学校负责人安全责任制”，以督促学校各级负责人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其二，作为教育机构，传播安全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但目前基本处于法律虚位的状态。安全教育应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得到施行。学校课程的设计应保持必要的、循序渐进的安全教育课程，从娃娃抓起，让学生在校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无论是食品安全教育，还是应急安全教育、应急安全演习等，都应纳入学校常规教育日程中，以培育学生（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⑧。
（4）媒体。媒体在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本应发挥重大作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但目前，进行过这样的公益宣传的媒体很少，缺乏常态化的传媒公共安全宣传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安全知识宣传几乎只能在电影院、地铁上看得到，而且仅仅只是紧急逃生知识。媒体作为直接面向民众的信息传播平台，不应只考虑经济收益，应更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既然公共安全宣传是新闻媒体的法定义务，媒体主管部门就有责任采取可行举措，切实保障该项法定义务得到贯彻落实。
根据上述数据，2011年浙江省全年平均各月存款余额为58691.33亿元，贷款余额为50623.79亿元，按存款比例计算的社会游资总量8803.6995亿元，按贷款比例计算的社会游资总量10124.758亿元，全年平均多发贷款6605.2935亿元。在多发的6605亿元贷款中按照20%的比例，相当于多了1321.06亿元的社会游资。两项加也是10124.758亿元。这个数字与网络上流行的浙江省游资总量介于8000亿元到1万亿元的说法接近，所以能够基本反映浙江社会游资的总体情况。
综上，我们应切实加强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细化媒体在公共安全中应有的责任，加强媒体的公益宣传的法定责任意识。媒体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突出安全宣传，达到普及安全知识的效果，而且政府、企业等主体也要在合适的地方搭建传媒平台，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应急宣传。
（二）个人
与社会组织相对应，我们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就公民个人而言，一方面应该自觉汲取公共安全知识，掌握一些应急处理方法，这与上文提到的安全知识教育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也应该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来。因为公民自己既是公共安全利益的享受者，也应是公共安全的维护者。面对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每一位公民都应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做到对安全隐患“零容忍”，对可疑分子“不无视”，才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安全水平，公共安全的大网才能越织越密。
近年来，“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民众自愿自发参与到打击黄赌毒，乃至黑社会组织、间谍组织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扬，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群防群治的显著成效。我们应采取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支持民众积极参与到公共安全管理中来。精神奖励，可以考虑用授予荣誉市民、通报嘉奖等方式实现，用荣誉去鼓舞人，但如果涉及打击安全犯罪等特殊情形，务必注意保护民众的隐私，确保参与民众人身安全。对于民众参与对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安全隐患的上报、处理等行为，可以予以较大数额的金钱或物质奖励。对于日常公共安全隐患、问题的发现和反映，可以用小数额的物质奖励⑨。
可以考虑使用专项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相关民众志愿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把个体的力量汇聚起来。如“朝阳群众”实际上是一个有秩序的志愿组织，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还推出了“朝阳群众”微信APP，进一步方便了“朝阳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工作。这说明“朝阳群众”现象的兴起和发展，既体现了民众在公共安全管理上的自觉自醒，与此同时也与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分不开的。此外，可以考虑发动系列专项活动，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如上海的“城市公共安全随手拍”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2]。
同时，也应该注意消除民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后顾之忧。即将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说是初步解决了“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争议，确立了承担见义勇为者损失的主体，以及见义勇为行为不担民事责任的原则。这两条“好人条款”，卸下了见义勇为者的负担，能鼓励民众更积极地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但民法责任之外还有法律的模糊地带，而且按法定程序见义勇为者在实施相关行为中受伤获得赔偿等救济所需时间较长，不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不断完善“见义勇为基金”等保障体系，进一步减少乃至消除民众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心理障碍和经济成本，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见义勇为基金”在设立和运作的原则上，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引导性，并通过进一步降低评审门槛等举措，鼓励救死扶伤的义举，而不是因为制度性合理定位的缺失和某些滞后性规则，削弱乃至损伤个体在此方面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激发负能量的后果。
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国内外长期的经验表明，建立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是符合实践规律的。但我国目前仍处在以行政力量为绝对主导，社会力量基本不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阶段。尽管涉及公共安全的国家立法、地方性立法，以及政府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件，均明文强调应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的管理，并且各级政府似乎也确实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讲多做少”却是现实状况。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各级党和政府虽已认识到光凭政府力量来充分有效地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已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但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却始终是个难以突破的难题。其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囿于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治理结构和至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历史形成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事实上，直到市场经济背景下国企大规模改革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那种家长主义范式的血肉相连的密切组织关系才被真正瓦解。但是，“组织的人”转换为“原子的人”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基层民主建设，多元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依然受到体制机制的严格制约，作为个体的人难以有多元的渠道融入新型的集体（自组织）中以培育一种新型的社会合作意识与合作关系，过去的集体主义精神尚未被公益意识所取代。而公益意识恰恰是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地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思想基础。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人们依然习惯于认为公共安全的管理完全只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肩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自觉的公共安全管理的参与意识尚未成为公民意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政府这边一头热，但民众方应声附和者寥寥无几。
其二，虽说维护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但对绝大多数面对着生计压力的普通百姓而言，确有勉为其难的客观现实。即使是在小区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朝九晚五，忙于工作、生意，很难有精力去关注和参与公共安全的管理工作。即使是组建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小区业委会，在很多住宅小区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而能胜任居委会全身心、全职工作岗位的往往也以下岗职工、退休者为主。
其三，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有意识地调配各种资源，拓宽民众便利性地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渠道，着力培育民众公益心，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和挑战。但中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掌握着资源调配的核心领导才是关键，而这依赖于这些领导是否能真切地意识到社会力量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意义和功能。实证调研显示，真正有此意识的领导并不多见，导致已形成的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力量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政府资源的投入、引导和重视，逐渐流于形式，部分民众本于初心的参与热情渐渐消失殆尽。
（二）微观着手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本文在立足长沙市城市安全管理实践、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将社会组织和个体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力量作为抓手，构建各层级的常设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有的放矢地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第一，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可以从企业、NGO、社区、学校、媒体五大主体重点推进。就企业而言，应建立健全“企业负责人安全责任制”，督促企业抓好安全管理工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承担更多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社会责任。其中，要重视保安公司和保险公司两类特殊企业，发挥保安公司对当前警务模式的补充作用，发挥保险公司在评估安全风险、分担事故损失的作用。就非政府组织（NGO）而言，应放低其成立门槛，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适度财政资金扶持等方式支持一批在维护城市安全、消除安全隐患等领域，有特色、有实效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社区而言，要加强物业公司的安全责任考核力度，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巡逻制度、邻里守望机制，鼓励发展社区志愿组织，推动建立“行政指导+社区自治”的新型网格化管理制度。尤其应注重发挥“夕阳红效应”，重视、引导、鼓励、组织、保障街道和小区的身体健康的离退休职工参与到上述机制的建构中来，通过适度的资源投入，扶持这些自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就学校而言，重点在抓好学校本身安全管理工作，并把安全教育纳入学生的课程体系。针对媒体，相关主管部门要细化、落实媒体“安全公益宣传”之法定义务的履行，搭建媒体平台，发挥媒体在安全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疏导和指引作用。
第二，调动个体参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引导公民自身做好安全知识储备，提升应急能力；以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疏通公民参与渠道，如微信、微博等互联网+的灵活形式；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等保护公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机制；高度重视从民间、基层组织中充分发掘既热心公益又具备丰富调解经验的“纠纷解决能手”，通过让其登台讲课、编写调解实务指南等方式推广民间调解经验。这是化解基层矛盾，消除安全隐患，低成本高收益的举措。
第三，成立常设的公共安全管理协调机构。应从中央到地方分别成立以党政负责人牵头，政法委担纲，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只有针对性地加强承担公共安全主责的党政力量的建设，方能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更多的便利。
城市公共安全内涵广泛，形式多样，具体对应、负责的行政力量也因事而异，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常常需要多种行政力量的共同协调参与。我国目前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方式通常是启动各级应急预案，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处理机构，协调各职能部门共同应对，但这种模式有很大的缺陷性，即专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处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临时成立的处理协调机构很难做到专业、高效，稍有不慎，会造成重大损失，如天津爆炸事件中消防员盲目用水灭火造成了巨大损失，又如SARS在北京的传播因某市领导隐瞒情况造成更严重后果等等。同时，应急机构的临时性，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和应急工作结束做针对性的改进，等下一次同类事件发生，很可能又是一次从头摸索的过程，经验成本太大。
为进一步强化广大师生对公共安全风险的高度关注，确保学校师生人身安全，xx小学积极开展“5.12防灾减灾日”系列教育活动。总结如下：
一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学校通过黑板报，利用微信、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等，集中宣传防灾减灾知识，营造良好的防灾减灾校园舆论氛围。倡导各班师生观看一部涉及灾害的影视作品，切实增强师生对开展防灾减灾活动重要性的认识。
二是开展隐患排查。学校集中开展一次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重点针对教室、宿舍、围墙等各类可能存在灾害风险隐患的公共场所开展排查，进一步落实学校风险防范治理责任，完善相关措施，全面提高学校安全工作管理水平。
三是组织防火、防震逃生演练。通过演练，让师生熟知灾害预警信号和应急疏散方法、路径，提高师生综合防灾减灾意识、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切实遏制和减少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社区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区治安是社会治安的基础环节，对社会治安稳定起着至关的重要作用。我国通过借鉴国内外社区治安管理的经验，提出了社区警务的概念，使我国在城市社区治安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治安工作中随着社区的治安职能分工不明确、群众参与力度不够、治安手段的单一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治安问题依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工作水平仍亟待改善和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城市社区建设脚步也日益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社区人口的管理复杂化；商品房淡化了邻里间的关系，人性冷漠化；利益矛盾激发等原因导致了犯罪分子不断增加，刑事案发率不断提升。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的安全问题及治安管理水平不仅制约了社区的安全稳定发展，阻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区治安的研究及具体实践要早于国内的研究，西方国家对社区治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安理论和警务改革的研究。
1.治安理论：①以色列裔美国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来研究现代化，指出现代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影响，对已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混乱、层出不穷的犯罪。理论指出社会结构性的变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演变，增加了犯罪的概率，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②1982年，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一文，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任由一些微小的犯罪现象出现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任其发展，将导致更严重的犯罪。他们主张对于社区犯罪必须采取防微杜渐的态度，加强社区治安防范措施，从小抓起，杜绝隐患。③澳大利亚的“邻里守望”政策，1990年，澳大利亚实施了所谓的“邻里守望”政策，通过一些措施加强邻居间的合作联系，强调了群防群治的核心理念，起到了减少犯罪的良好反映。
2.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对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建立伦敦都市警察时提出了著名的“皮尔原则”，指出“警察就是公众，而公众就是警察”的理论。他认为警察的职责应与社区群众紧密联系，警察应组织社区群众共同采取措施来维持社区的治安，其实也就是社区警务的雏形。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据《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在位时设立了司空、司徒、士等管理机构。其中，“司徒”和“士”是具有治安管理职能的机构。陈智勇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管理史》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我国古代从夏商周到清代的治安管理主要方式是：中央机构的治安管理、地方及基层机构的治安管理、户口管理、消费管理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最后都具体到街道的治安管理。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治安问题是国家统治者维持政权最棘手的问题，涉及到每个街道的治理，紧密联系百姓生活才是解决国家治安问题的核心手段。
在现代，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的书籍不多，相关的主要有夏菲主编的《治安管理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本书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治安管理制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强调治安管理的法治原则和研究新问题、热点问题，例如社区警务比较研究提供的大量英文原始资料等。另外王冶英、卢浪秋等著的《社区治安与社会稳定》（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主要是从社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当前社区治安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任务、社区治安和综合治理、社区保安的保障机制、社区治安的法律适用及理性思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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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关键，不断深化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
一是建立企业诚信考核机制。建立企业安全生产公示制度，全面推行矿山、危化生产、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安全生产公开承诺制度。试点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管理，以对企业开展分级分类管理为基础，以信息化平台应用为手段，开展对企业安全生产总体情况的考评，安监、银行、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加强联动，根据企业安全生产信用等级情况，对涉及企业的相关申请进行严格审查，给予相应的支持或限制，着力推动企业安全生产诚信考评结果的运用。
二是强化企业领导责任。督促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切实加强生产现场、生产过程控制和生产作业行为的安全管理，构建持续改进的长效机制，督促矿山、危化、烟花爆竹企业制定并落实企业负责人带班作业制度。
三是深化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明确企业在隐患排查治理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推行信息化监管手段，实行隐患整改效果评价制度，指导、督促企业切实做到隐患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并确保安全隐患整改治理到位。
四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继续巩固矿山、危化、机械制造等行业安全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标准化行业覆盖面，全面实施安全标准化以奖代补政策，探索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班组、车间创建活动，通过典型示范活动，带动、辐射全行业，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五是实施企业“黑名单”制度。严格落实市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制度，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
二、抓重点，不断深化本职行业安全监管
一是进一步深化矿山行业安全监管。大力开展矿山采场外安全整治，不断提高采场外安全生产条件。着力深化深化标准创建，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切实加强地下矿山监管，积极推行矿山企业技术负责人制度。推广使用矿山作业现场视频监系统，促使企业开展自我管理，提高安全监管效果。探索实施矿山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的监管措施，制定出台我市矿山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办法，完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加大企业隐患整治工作力度，改善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二是进一步深化危化行业安全监管。严格推行在符合条件的危化企业全部安装生产自动化紧急停车系统和事故连锁自控系统，进一步提高事故防范能力和安全系数。不断巩固提升分级分类管理，强化对危化生产、使用企业的安全生产分级动态管理。建立全市危化企业监控系统，对全市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化生产、储存企业和剧毒化学品经营企业进行实时监控。严格把好危化企业准入源头关口，认真做好危化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规范管理和安全监管。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集中储存区和化工生产园区建设，推进化工企业集聚发展。
三是进一步深化行业综合安全监管。完善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增强考核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落实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完善部门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牵头、协调、监督、查办”的作用，着力解决安全生产的热点、难点问题。强化部门联合监管合力，充分发挥部门专业监管优势，抓好专项整治、联合执法，提高综合监管工作效率和效力，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好转。深化综合类企业安全监管，建立多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符合当地实际的长效监管机制，逐步形成“制造”的安全生产品牌。
三、抓基础，不断深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一是加强基层监管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全市乡镇公共安全监管机构体制机制，督促市、县区主管部门加大对乡镇公共安全监管“一中心六站”的业务指导，推动各工作站平衡地开展工作。积极开展对乡镇（街道）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委托和“建议处罚”，探索建立与乡镇公共安全监管相匹配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提升基层安全监管工作水平。
二是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完善全市5个危险化学品应急卸载基地建设；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三个应急救援基地建设；推进市、县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依托大企业和重点企业建立专业化、区域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形成以公安消防力量为第一梯队、企业专业队伍为第二梯队、安全专家和技术人员为技术支撑的全市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三是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以“提升执法能力，营造执法环境，促进安全监管”为主线，深入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不断提高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四是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手段地开展大众化安全宣传，加强重点人群的安全教育，点面结合，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为巩固大安全工作格局奠定意识基础。
四、抓根本，不断深化安监队伍建设
一是强化科技助安。不断提高信息化应用程度，为推动全市安全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信息保障。充分发挥社会各行业安全生产专家的作用，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发挥参谋作用。
二是加强作风
建设。在全市安监系统中深化“安监誓言”，牢固树立正确的监管服务理念，深化并拓展“百千万”企业安全服务专项行动，积极督促指导基层和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推动企业安全发展。
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此次论坛上，传递了大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数据与观点。与以往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是，参会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在会议的前半程，纷纷追忆因病离世的我国社会学界泰斗郑杭生教授治学为人的故事。而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享年79岁的郑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领域。
公共服务不能纠结于“流动”与“本地”
据2014年11月国务院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义为“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标准是“100万以上人口”。这样一来，我国的特大城市由原来的140个减至16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题为《城市化与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3%，而流动人口约有2.5亿，每年以近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未来规划城市化率将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这意味着将来有近12亿人长期住在城里。以北京为例，这座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接近一半。出于这一原因，翟教授认为，中国的这种城市化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说，现在的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家庭化、居住长期化趋势。据对全国106个城市连续追踪调查显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所以，“如今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怎么流动了，工作也不频繁更换，越来越稳定化、家庭化”。
针对这一新常态，翟振武教授建议决策机构转变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标准，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不要再纠结于“流动”与“本地”。例如，现在有些人还把流动儿童视为 “外来的”，认为他们迟早要“回去”。而现实是，这些流动儿童已经成了“城里娃”，他们没有地方“回去”，也不会回去了。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翟教授还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高等级的风险是“社会失序”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龚维斌教授的发言，围绕“特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话题展开。
龚教授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事故、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等。
龚维斌指出，当年“非典”的暴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紧急状态下怎样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地应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危机？应该说，当时很缺乏经验。此后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突发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的最大公共安全风险是什么？”龚维斌说，必须有一套应急机制。而最高等级的风险是一旦出了事情，将造成社会失序。所以，发生突发事件后的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仅三成用于社会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论坛上分析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发展将面临的挑战。他说，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为7%左右，而且得消除过剩产能，这将会对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产生冲击。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费增长外，经济增长战略选择的重点在于加大社会领域发展的投资，比如城乡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等。这些领域不发展，经济新常态就难以维持。
陈光金认为，应该改变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现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应有约60%左右用于社会发展，但我国现在只有约35%。”国家应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减少运行中的各种社会成本。他还强调，要强化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社会自我调节和治理的空间，让社区自治回归本位。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题为《城市社会治理与清河实验》的演讲中提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完全不同。“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让全体公众参与进来，激发社会活力。
据介绍，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北部，常住户籍人口近3万户，7.4万人，另有外来人口8.4万。李强带领的研究团队选择了3个实验点，分别是老毛纺厂单位大院型老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他们尝试在社区建立议事委员会（起到议事和监督功能），两星期开一次会，先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诉居委会，由居委会与街道一起想办法处理或改变。调研证明，3个社区的居民都有很强的参与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规划； 公共安全； 避灾防灾减灾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8-0008-02
一、城市规划与公共安全
（一）城市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城市化水平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社会财富和产业活动高度聚集。人口、财富和产业活动的集中是城市发展的优势和动力，但也为城市安全留下隐患，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风险和危机。
（二）城市规划与公共安全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05年12月19日，建设部为此专门举行专家座谈会，探讨和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与会专家认为越是在城市快速发展时期，越要看到城市规划工作者的责任，越要强调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要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就要提高预防综合灾害意识；切实加强城市规划对城市安全的综合协调作用，大力加强这方面立法、国家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以及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三）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新责任
2006年4月1日实施的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将城市规划定性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建设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保障公共安全已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城市规划工作者，不论是从事规划设计还是从事规划管理，都要切实承担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职责，为此必须加强对城市防灾、减灾、救灾的研究，在规划编制和实施中采取适当措施，有效避免和减少灾害，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城市正常运行和发展。
二、灾害类型与防治对策
为了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灾害，使灾害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必须研究灾害与城市的相互关系，了解和掌握城市灾害的成因、类型、特点及发展趋势。城市灾害按产生的先后分为原生灾害和次生灾害，原生灾害是初发性的灾害，次生灾害是由原生灾害引发而产生。原生灾害根据致灾因素又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一）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以自然变异为主因产生的并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也就是那些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给人类造成的灾害，如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作物生物灾害和森林灾害等。
（二）人为灾害
人为灾害是指以人为影响为主因产生的而且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也称技术灾害，如战争、空难、海难、车祸、火灾、噪声、水土流失、沙漠化、核泄漏、核污染、酸雨等。
（三）次生灾害
原生灾害处理不及时，或者原生灾害发生地点周边没有适当的隔离空间，就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次生灾害的特点在于引发性，防灾减灾的关键在于合理隔离原生灾害。
三、城市规划的防灾措施
城市规划是一项预测城市发展水平、设定发展目标、选择发展途径和约束发展行为的工作，城市规划必须对城市发展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和风险进行周密的预测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规范城市防灾救灾体制。目前，我国城市大多没有建立常设的、统一的防灾救灾工作管理机构，一般是在政府内设立一个临时机构负责，各种城市灾害防治工作实际上由各自相应的部门负责，由于力量分散，部门配合不力，导致防灾救灾效率低下；有些城市灾害，由于涉及到多个部门，无法确定具体的单一部门，往往无人负责。灾害预警系统建设、救灾动员、救灾物资储备等也存在较多问题，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
（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国外城市防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俄罗斯的紧急状况部都是常设的、统一的防灾救灾专门机构，且工作效率高。
（三）编制防灾救灾规划。城市防灾救灾管理部门应与城市规划部门共同编制城市防灾救灾规划，要对城市可能发生的灾害进行分析和预测，探素有效的城市防灾救灾管理模式，对专业救援队伍建设提出建议，提出城市避灾、防灾、减灾工作方案，提出城市防灾工程建设规划，提出城市救灾物资储备计划，提出城市防灾救灾应急预案。
（四）建立灾害预警系统。建立完善的城市灾害预警系统，尽早发现、预防灾害，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积极转移人员和财产，是减小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城市规划要配合和服务城市灾害预警系统建设，给气象观测站、水文观测站、消防站(含了望塔)、地震观测站、动植物检验检疫中心等灾害预警设施规划并预留合适的场地。
（五）建立专业救援队伍。建立一支训练有素、作风过硬的专业救援队伍是抗灾救灾工作成功的关键。专业救援队伍必须实行军事化的管理，要有专门的办公场所，要配备足够的专业人才、人力和救灾工具，要有专门的训练场地，要有专门的交通和通讯设备，确保“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六）建立救灾物资储备。城市人口和财产高度聚集，一旦发生灾害，需要大量的救灾物资进行补给。为此应建立救灾物资储备，通过地上和地下的各类仓库储备水、粮食、燃料、衣物、药品和医疗设备等战略物质。特别是在可能发生战争前，更要加强战略物质储备，并应以地下仓库形式为主进行储备。
四、强化城市规划避灾
城市规划中的主要避灾措施是根据项目性质和场地条件，通过选址和布局手段，将项目布置避开灾害可能发生地带，同时避免项目可能给周边地区带来灾害。
（一）科学选址，主动避灾。新建城市的选址和现有城市发展方向选择应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气候条件。城市建设要避开洪水淹没区、采空区、软弱地基区、沉陷区、地质断裂带和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可能发生地带，以免遭受洪灾和地质灾害。
（二）危险工业，隔离布置。生产易燃、易爆和有毒产品的工业的选址，首先考虑的是安全距离，要防止燃烧、爆炸和泄漏给周边地区带来危害，因此宜隔离布置。其次要避开城市水源地，以免污染水源。再次要避开河流上游和城市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以免加快灾害的传播和扩散。
（三）危险仓储，离开中心。液化气、油料、炸药、雷管、弹药、剧毒物品等危险品仓库，因易燃、易爆、有毒或杀伤力，容易引发灾害，均应远离城市中心；要避开河流上游和城市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以免加快灾害的传播和扩散。
（四）隐患设施，远离中心。一些城市设施对城市正常运行起着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又存在安全隐患，必须与城市集中建设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五、强化城市规划防灾
城市规划中的主要防灾措施是加强城市防灾工程建设，加强建筑防灾设施配套，降低城市建设活动引发灾害的可能性。
（一）建设防灾工程，提高防灾能力。针对城市可能发生的各类灾害，建设相应的防灾工程，提高防灾能力，这是城市防灾规划的核心和重点。为防治火灾，要合理规划建设消防站、公共消火栓、消防水池、消防码头等。
（二）建筑工程建设，强化防灾性能。建筑工程防灾主要是防地震、防火、防雷电。建筑防地震要按城市所在地的抗震设防烈度，进行抗震设计和建设。
（三）工程管线综合，保持合理间距。工程管线如同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数量巨大，必须合理进行综合布局。一些工程管线如果建设和保护不好，本身会导致灾害发生。
（四）减少环境破坏，降低灾害发生。城市中的许多灾害是由于城市建设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的，如植被破坏和大挖大填导致水土流失、山洪、泥石流、滑坡、崩蹋等灾害。
六、强化城市规划减灾
城市规划中的主要减灾措施是迅速疏散受灾人口和财产，控制灾害传播范围和减弱灾害的传播速度，提高救灾速度，保证城市在遭遇灾害时能维持基本运转。
（一）控制建筑密度，降低损失程度。建筑密度越高，人口和财产必然越集中，一旦发生灾害，遭受损失必然相应增大，为此应合理控制建筑密度。
一、加强教育演练，提升师生自救自护能力
1.扎实开展安全教育主题（专题）活动。组织开展第二十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第八个福建省学校安全教育周、安全生产月、综治宣传周、5.12防灾减灾日、11.9消防宣传日、12.2交通安全日及特种设备、水上交通安全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重视抓好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体验式生命教育和平安暑期、寒假专项作业等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和社会实践基地等阵地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活动，积极协调公安、交通、消防、地震、气象等有关部门支持，在各类校外教育实践场所布置、开设一系列安全宣传教育功能室及专题讲座；加强与广播电视、手机媒体、公交电视、户外传媒合作，大力宣传普及综治安全法制和基本常识，及时报道综治安全工作特色亮点和成绩经验。利用“两微”平台、手机短信、校讯通等信息技术，加强学生安全家庭教育和社会宣传，营造保障学生安全的家庭和社会良好氛围，提升全社会综治安全意识。
2.全面落实安全教育课程。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做到安全教育课程、课时、教师、教材、教研和考核“六落实”，确保各学校每学年安全教育课程不少于12课时，并列入正式课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和放寒暑假前一周必须安排一节安全教育课。组织学生使用好《公共安全教育读本》。建立考核评价体系，落实教师安全教育职责，提高教师安全教育水平。把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研内容之中，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师资培训，加强课程资源和教学教研课题研究，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安全教育教学新模式，强化学校安全隐患台帐网络管理平台建设。组织督查调研，总结、交流和推广教育教学成果，举办优质特色课程观摩评比活动，提高公共安全教育课程的实施水平。
3.加强应急逃生疏散演练。按照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全面落实应急疏散演练制度，将安全演练纳入学校常规管理，中小学校每月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至少要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做到教职员工、学生全覆盖。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促进应急疏散演练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联系，有效组织防地震、防火灾、防踩踏、防食物中毒、防交通事故、防校园伤害等系列演练活动，提高师生避险、逃生技能和自护自救能力。
二、深化“两项创建”，构建安全文化
4.全面深化“两项创建”工作。进一步健全创建工作机制，创新创建载体，丰富创建内涵，强化创建措施，巩固创建成果，增强创建实效，提升创建动力和活力；不断完善创建考评激励机制，把“两项创建”实效作为精神文明、党建先进评选和绩效考评的前提条件，纳入学校综治安全工作重点和目标责任制考评重要内容，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形成精品特色，确保完成2015年辖区学校安全标准化建设及“平安校园”等级创建评审达标率不低于65%的任务目标。
5.构建校园安全文化。开展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制定建设办法与标准，培育2—3所校园安全文化创建示范校。坚持学校安全文化建设与平安校园创建紧密结合，重点夯实校园安全物质文化、构建校园安全制度文化、培养学生安全行为文化、凝聚校园安全精神文化。会同有关部门，深化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震减灾等安全示范学校建设活动。
三、推进管理创新，提升能力水平
6.加强安全防控机制建设。严格执行中央综治办、教育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和公安部、教育部制定的国家标准GB/T29315-201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等文件规定，不断加大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投入，将“三防”建设纳入学校标准化建设。努力构建新型校园安防体系，加强重点要害部位视频监控、消控、报警等技防设施规范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和“人机互动”。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建立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及保障制度，完善事故预警、应急救援、善后处置预案，推动落实安全管理日志制度。完善校园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主动协调配合综治、公安等部门开展“护校安园”行动，加强校园及周边地区巡逻防控和治安排查。健全完善学生人身伤害校方责任险和学生人身意外伤害险制度。
7.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联动机制，健全完善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台帐制度、报备制度和挂牌督办制度，做到隐患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推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和管理信息化。及时总结推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经验，县教育局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各学校必须每月进行1次校园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行动。
8.提升安全教育信息化网络平台应用水平。借助“福建省安全教育信息化网络平台”，创新安全教育方式，探索新媒体信息化条件下学校安全教育教学新模式。开展平台应用操作培训，开设在线安全教育课程，组织线上安全教育活动，布置平安寒暑假作业，实现安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推动互动式安全体验教室（馆）、体验中心建设，进一步增强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9.强化队伍建设与岗位培训。重点加强县、校两级特别是民办学校安全管理（保卫）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安全管理（保卫）人员，以适应工作需要。制定培训计划，落实培训经费，有计划地组织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安全管理人员、学校负责人、安保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参加省、市、县、学校四级岗位安全培训，做到持证上岗。将安全教育及管理内容纳入开展校长、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作为师训干训的必修课程。指导推动各校利用教育网络教研平台，开展校（园）长、安全管理（保卫）干部和特殊岗位人员岗位安全远程教育培训。
10.强化信息报送和档案管理。切实履行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职责，严格执行省教育厅有关学校安全事故报告规定，杜绝迟报、瞒报、不实报现象的发生。建立安全工作记事和分析制度，加强安全数据档案管理，做好相关数据统计、报送、分析、建档工作，规范档案材料的收集、分类、整理、成册、入柜管理。
11.加强理论研讨与优秀成果推广。充分发挥“县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的职能作用，组织开展学校安全管理与安全教育实践教学研究及成果推广，总结交流安全教育及管理经验。适时开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及福建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执行情况和公共安全教育进学校进课堂等专题调研和经验推广交流活动。
12.加快推进综治安全信息化建设。按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构建纵向贯通、横向集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学校综治安全信息（网络）系统，推进省市县校综治安全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管理和深度应用，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地方和学校建立集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校车管理、安全管理、网格化服务及公共应急指挥等多位一体的校园安全云服务管理平台。主动适应大数据、新媒体时代要求，强化网络平台、微博、微信等新兴传播工具信息综合运用，加强安全教育信息平台、“学校安全”网站（页）建设，及时通过网站（页）信息资讯、解读政策法规、传播安全知识。
四、突出工作重点，构建长效机制
13.有效预防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加强宣传引导，开展警示教育，建立每日提醒警示制度，即学校门口显目位置设置游泳和交通安全提示牌，利用每天5分钟安全警示教育，开展防溺水、防交通事故警示教育。持续开展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安全教育优质课征集评选活动，充分利用当地新闻媒体，通过家访、《告家长一封信》、手机短信等形式，向学生及家长学生游泳和交通安全提示，增强家长安全意识和监护责任意识。推动建立防溺水、防交通事故分析研判制度和联防联控机制，主动提请当地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及镇（乡、街道）、村（居）和社区，广泛深入地开展重点水域、路段安全管理及排查巡查，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减速带、隔离带、防护栏等设施，努力降低学生溺水和交通事故发生率。
14.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根据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安监局联合下发的《县校车及学生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进一步推进集中接送学生车辆和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三年行动”的深入开展，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建立健全集中接送学生车辆和非法营运车辆交通安全举报监督制度，严查接送学生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并补充、修缮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标志、标线和防护设施。提请地方政府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农村寄宿制学生周末班车开通运营工作，进一步规范规模较大学校校园内交通安全及师生接送车辆安全管理。
15.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深入开展“清剿火患”行动，强化“四个能力”建设。严格落实消防安全条件、隐患排查整改和日常管理制度措施，强化消防安全“标准化”、“户籍化”管理和火灾风险评估。明确学生宿舍、实验室、图书室、食堂餐厅等重点部位、重点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设立单位消防工作机构，配备专（兼）职岗位人员，加强防火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开展消防安全优质课征集评选活动。全面提升学校建筑消防设施完好率，提高火灾高危和消防重点单位的人防、物防、技防水平。
16.强化饮食卫生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规范卫生操作规程。健全完善食堂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定点采购、索证、登记与食品留样、记录等管理制度，定期检查食堂及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状况，加强人员培训，有效治理校园餐桌污染，强化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食品安全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校园周边无证经营饮食摊点卫生安全整治。严防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17.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强化校园周边综治防范措施，认真贯彻落实闽教安〔2014〕21号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学校及周边综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作用，健全完善部门协同的齐抓共管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交通秩序、文化娱乐场所、食品市场、网络诈骗和“护校安园”、“清剿火患”、“六打六治”打非治违等专项整治行动，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坚持前端管理、源头防范，实现预知预警、预防预控，主动提请当地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深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挂牌督办、联动推进、督导检查机制，强化校园周边易肇事肇祸、有潜在暴力倾向等重点人员的排查、救治、帮扶、管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加强有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矫治、管理，建立心理预警、疏导机制，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开展管制刀具、器械收缴行动，有效预防和控制侵害学生及学生打架斗殴等涉校涉生暴力案件的发生。
18.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建立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及时调处、解决不稳定、不安全隐患及突出问题，依法处置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健全完善学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师生依法逐级反映诉求，及时排查、分析、研判教育系统存在的突出矛盾纠纷，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学校、班级综治安全信息员队伍建设。强化学生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防止网络诈骗和传销。加强问题学生和教职工的思想引导、心理疏导、行为管控和台账管理，及时排查化解可能发生的师生矛盾纠纷。
五、强化督导检查，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19.加强阶段性督导检查。建立全县学校综治安全管理工作专项督导制度，探索建立安全巡查制度，健全完善督导检查、督查通报、落实整改、限期反馈和“回头看”等工作制度，提高督查效率效能。探索建立学校交叉检查机制，协调并配合有关部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交叉检查、专项督查、随机抽查和明查暗访等方式，重点加强防溺水、校舍安全、校车及学生交通安全、饮食卫生安全、消防安全、实验室危化品安全、网络安全、校外集体活动安全等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通报情况，挂牌整治，实现督导检查与隐患整治、规范管理、督查通报、绩效管理有机结合。
六、落实岗位责任，构建履职考评体系
一、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
（一）进一步深化开展和谐平安创建工作，全面落实和谐平安创建工作的各项举措，把建设平安村作为平安建设龙头来抓。
（二）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的若干意见》，大力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和规范化建设，推进综治工作信息平台建设。按照省综治委和省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健全相关制度，加大督查及考评力度。
（三）成立爱民乡和谐平安联创中心，整合公安、司法、武装、安监、民政、、工商、国土资源等方面的力量，联合开展和谐平安创建，加强动态管理，推动“平安乡镇”创建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切实以各村为重点抓好基层和谐平安创建，努力打造零发案、零犯罪、零事故、矛盾零上交、无的村。进一步明确创建目标，细化创建要求，落实创建措施，继续抓好边际地区、校园周边、农村家庭和平安医院的平安创建工作，积小安为大安，为断扩大平安创建面，提升平安创建的层次和水平。借鉴星子县农村和谐平安协会建设的经验。
二、继续推进十防建设，不断提高治安防控能力
（五）继续加大“十防”建设力度，强力提升公众安全感。学习瑞昌市“十防”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加大“十防”建设力度，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力争09年度使我乡公众安全感达到95%以上。
（六）关注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组织的渗透颠覆与分裂破坏活动。
（七）严密公共复杂场所、重点要害部位、边际地区的治安防范，构建网络化治安巡防工作的格局。
（八）借鉴平安奥运志愿者队伍经验，大力发展和谐平安建设志愿者队伍，广泛动员党团员、民兵、青年志愿者、离退休人员等参与和谐平安建设。
（九）扩充群防群治队伍，要根据治安防范需要，充实专职治安巡防力量，我乡专职治安巡防队伍人员不少于6人。
三、开展“三个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十）从打牢综治基层基础入手，深入开展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公共安全隐患集中行动。将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重点排查调“急、大、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涉及山林纠纷、农民工返乡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预防和减少及“民转刑”案件发生。抓好农村治安专项整治、加大“扫黄打非”和禁毒、禁赌、禁力度。继续抓好盗窃破坏“三电”设施、非法安装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传销和“黑网吧”等点整治。
（十一）切实按照中央综治办和省、市、县综治委的要求，各村、各小组及乡直单位要加强矛盾纠纷排调组织建设，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矛盾纠纷排调网络。
（十二）严格执行《江西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规程》，进一步规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流程。做到日常排查与定期排查相结合，专项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全，乡综治办每周组织开展一次排查，在临近重大活动、重要节庆日、社会敏感期，集中力量组织开展重点排查。
（十三）认真贯彻省、市、县综治委《关于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实施意见》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公字[2007]102号文件的规定，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进一步推进“三调联动”机制。
（十四）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四、创新服务管理体制，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
（十五）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全面开展出租屋和暂住人口清理整顿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到位、效果好。加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信息化建设。
（十六）深化“为了明天”创建活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乡团委要做好闲散青少年、流浪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儿童、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的教育、管理、服务和救助工作。继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行动”，严厉打击幕后操纵流浪未成年人乞讨和教唆流浪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
（十七）巩固刑释解教人员摸排工作成果，加强基础工作，推动有效衔接管理。乡司法所要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建立健全刑释解教人员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
（十八）做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国内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把新型经济组织、新型社会组织治安综合治理纳入当地综治目标管理，纳入当地平安创建范围。
（十九）加强和改进涉及公共安全的交通、消防安全管理和食品、药品及安全生产监管，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放射性物品及枪支弹药的管理，预防和减少重大事故特别是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维护公共安全。
五、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健全齐抓共管工作机制
（二十）健全综治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综治委（办）例会、五部委联席会议、综治委成员单位挂点帮扶、述职讲评等制度，着力解决齐抓共管中出现的问题。
（二十一）认真落实发号文件规定，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的能力和绩效考核，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切实把党政领导抓综治工作的能力和实绩与晋职晋级和奖惩直接挂钩，进一步规范综治责任人奖惩和提拔任用操作程序。规范综治责任人政绩档案，继续完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制。
（二十二）完善“一票否决权制”实施办法，加大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方、单位实施领导责任查究和“一票否决”的力度，并严格兑现奖惩。
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二十三）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宣传机构与宣传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宣传工作制度，密切与新闻媒体、老龄委的合作，加强由“五老”人员组成的宣传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