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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市发展动力机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24.125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4-0-02
1 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1.1 城乡居民是促使文化互动发展根本动力
城乡居民不仅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代表，作家、艺术家是文化生产力最活跃的部分，他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且城乡居民还是各种新文化形态的发明者、创制者。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同时城乡居民还是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享受者。文化消费不仅消费着文化产品，而且推动文化需求，这新的需求又期待巨大的生产来满足，如此循环反复，螺旋上升，推动文化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提高城乡居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就要增强其意识，进而促进其生存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对于自我发展能力而言，主要指的是利用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源，通过获取自然资源，对社会资源予以合理利用，最终提升民族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更是对资源及社会结构、规则的认识能力，是从边缘到融入主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和途径的能力。
1.2 文化创意人才与文化互动发展息息相关
在明确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是其发展相关的主要因素，企业与中介在经营发展期间，为了优化产业链，将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区域作为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在发展期间，文化产品能否成功与文化创意有着必然联系，所以文化产业在发展时，过多的依赖于文化创意人才，由此表明，创意人才对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是人才是创造文化产品的主体，而文化产业又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文化创意者的技能、创造性与才智等关系到文化产品质量。
同时，在创造文化产品时，其是比较柔性的生产活动，无论是制作广告、开发游戏，这些文化产品的质量由创意人才所决定。
1.3 文化需求是消费者选择文化服务、产品的主要依据
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需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变化为：①文化需求总量呈现逐步增长趋势；②社会对文化服务与产品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③文化消费向市场化与多样化方向发展；④人们要求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制作应当向现代化与科技化方向发展。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总量增加、质量要求提高直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不同社会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类差日益明显直接导致文化生产方式、供给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的进步。个体精神文化需求愈加复杂直接对现有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风格以及文化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提出挑战。
近年来，城市与农村文化消费呈现增长趋势，但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限制，并且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文化素养、居民文化消费习惯及文化消费偏好及休闲时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高，相应地文化消费能力会较强。文化消费的主体是人类，并且个人的兴趣爱好、审美能力以及文化素养等和艺术消费水平与结构等有着必然联系，尤其是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与消费习惯等作为主观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化消费的数量直接影响到文化产品的选择。
2 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环境机制分析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阶段不同，因而发展动力有所不同，在现代化先行国家和后发国家，文化发展动力也有差别。这里讨论文化发展的一般外在环境。
当前，有关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在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环境机制进行研究，认为导致社会变迁的因素有七种，包含了非物质文化、人口和经济发展等。①据研究文化现代化的专家的观点，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八个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完善、科技进步、教育发达、文化互动、环境变化和全球化。②据此，影响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来自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完善、科技进步、教育发展、文化互动、环境变化和全球化等八个方面，如图1所示。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文化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社会变革是文化发展的促进因素。社会变革时期，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各种经济利益的冲突，各种社会派别力量及各阶级、阶层的斗争，形成了文化不断演进的思想、经济及政治基础，构成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30年，从闭关锁国到国门洞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促进文化现代化转型。
政治制度完善是文化发展的政治保证。相对于物态文化、精神文化，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作为精神的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念，一个终极关怀；而制度则是一种秩序，一种规则。制度与文化既相对对立，又在互动中发展。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要注意文化的因素。在对古今中外制度的演变史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到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化无形的支配将对其产生一定影响，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文化发展研究中要注意制度的动因。所有文化进化或传播过程都首先以制度变迁的形式发生。
科技进步是文化发展的技术条件。教育发达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化育人，通过实施教育使得人们能够学习有价值的知识，对知识予以吸收和消化，再将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在社会上。总而言之，教育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传授、传播。一个社会，其民众所受教育程度高，那么他们欣赏文化的能力和水平也很高，进而推动文化向更高层次和更多形式发展。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教育发达，不仅会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添加后劲，还会为文化自身的发展培育人才和后劲。
全球化是文化发展的引导因子，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人才、文化新创意、文化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全球分配、流通和消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鲍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在贸易、商务和金融等领域出现，甚至是固定与本土化的空间也将文化加以融合。一般来讲，有的人认为是全球化的东西，在另外一部分人心目中并一定是全球化，也许是本土化。因此，通过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互动发展环境机制进行分析，本土化与全球化可以是同时进行。为分得国际文化市场一杯羹，各国加大了竞争的马力，赚取外汇，贩卖本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繁荣和文化企业强大。文化互动是文化发展的激励因素，与文化发展互为因果。文化是在传播中实现其价值，在交流中不停发展。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一种交互式的多向流动，并产生文化增殖，激励文化的发展变化。
环境变化影响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是文化理理学研究范畴，各式各样的文化都依其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发展、成熟、衰亡。半封闭的大河大陆生存环境，大致确立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农耕文化的稳定持重，与江河灌溉造成居民生活的稳定性有关，海洋文化的外向开拓，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的流动生活提供了劈波斩浪、扬岘异域的环境相关。影响文化发展的这些外在因素虽然不是文化变化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孕育并滋养着文化的特色性、民族性，使文化发展呈现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历史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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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筹城乡；资源配量；动力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可以从不同层面予以探讨。经典作家认为，城乡对立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世界各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我国当前的实践来看，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在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下，使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在统一的城乡空间纬度和可持续发展的时间纬度上达到动态均衡的配置状态。统筹城乡的重点在农村，农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因此，政府市场和农民是促进统筹城、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农民共同作用的合力协同的动力机制。
一、政府、市场、农民与城乡关系演变
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看，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乡育城市，城乡对立和城乡统筹发展三个时期。乡育城市时期是指城市产生的，初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城市的产生提供基础条件，包括由于社会分工，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剩余为城市人口提供生存基础等。城乡对立时期始，于工业化初期这一时期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或者行政权力把农业剩余转移至城市部门，支持工业发展从而造成城乡分隔和城乡结构失衡，城乡统筹发展时期始于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由于工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已经具备自我积累的能力，不再需要从农业中汲取农业剩余在城乡之间不合理分配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政府市场农民始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三大核心要素，不同阶段三者处于不同的地位，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但其作用力贯穿始终。
二、政府是城乡对立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中政府既是城乡对立的推手，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导在乡育城市时期，农业剩余制约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农村农业与城市之间不存在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地位还略高于城市。虽然当时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的对立但统治者并没有在政策上人为制定弱化农业发展和强制农业剩余转移的制度# 城乡之间处于一种自然融合或原始的城乡共生状态，城乡对立是伴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日趋尖锐的。
三、重塑政府市场与农民形成合力协同的动力机制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政府，市场，农民作为三大核心要素必须协调互动。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结构，至今仍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政府市场和农民出现了缺位或异化。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要重塑政府市场和农民，科学定位政府职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形成合力协同的动力机制。
（一）政府的主导作用，从理念重建到职能转变与制度创新。从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产生背景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统筹是一种政府行为，统筹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资源的配置者，统筹的对象是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因此，政府必须要明确定位转变政府职能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的土地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二）市场的基础作用以市场机制优化城乡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就是要在处于不同空间的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中确立起基于市场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建立城乡融合的市场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统筹城乡发展既不是将资源配置，从原来的偏向城市转向偏向农村，也不是简单地增加。三农的投入而是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框架下实现城乡资源科学合理有序地流动。
（三）农民的主体作用（从民主参与到实现组织化与平等发展。协调发展的城乡关系是以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社会权益主体的权利平等与利益均衡为基础的。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割裂的二元结构的实质就是城乡利益格局的失衡。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是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基于这种系统性特征，实施政府主导，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一个正确且适时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部署为解决“三农”创设了十分有利的制度，资源等外部环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是否能够在有利的环境中增强自身能力。因此，统筹城乡发展$除了发挥政府）市场作用之外，必须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内外共同作用，促进城乡社会群体利益均衡发展。
四、结语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和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在体制机制层面建构一种能够不断推进这一进程发展的长效动力机制。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就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农民共同作用下的合力协同机制。政府是主导，集中表现为政府必须对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负起关键性的责任。通过政府的规划导向，政策推动工程示范，财政扶持等“杠杆”和“抓手”的积极效应，有效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通道和运作平台。在政府的主导下，市场以其自身特有的利益驱动机制引导各种资源与要素向农村，农业流动。同样，政府以体制机制的创新，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参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走向自觉。反过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农民内生力量的激发，会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完善。如此，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市场，农民三大主体交互作用而构成的动力机制就显示出鲜明的特征和活力通过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通过交互作用迸发出持续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陈之骅，吴恩远，马闪龙.苏联兴亡史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四大区域；健康城镇化；动力机制；比较研究
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2012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1]。由于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经济基础等的差异，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表现出差异性，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对策引导。
一、城镇化态势的比较
（一）城镇化水平比较
2011年我国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075%、5874%、4548%、4299%。四大区域呈现“俱乐部”态势：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东部和东北地区组成 “发达俱乐部”；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组成的“欠发达俱乐部”，其内部差距为249个百分点，而东北城镇化率高于中部1326个百分点（图1）。
（二）城镇化速度比较
总体上看，四大区域城镇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1981年到2011年区域之间城镇化速度存在差异：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5、117、106和089。速度差异结果是，曾经一度领先全国的东北地区在2011年被东部地区超越。
（三）城镇化阶段比较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大致呈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当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0%左右时，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达到70%左右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2]。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突破30%的时间分别为：1981年、1985年、1986年、2001年。按照城镇人口增长系数K（K=城镇人口的增长规模/总人口的增长规模）划分，前城镇化阶段K小于05；初期阶段，05
东部地区拥有辽中南、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互动比较成熟。如，苏、浙两省所有城市都不约而同加强与上海的合作，2011年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徐州、常州、南通、温州、绍兴的GDP都在3000亿元以上，苏州的GDP超过10000亿元，苏、浙、沪城镇化率达到66%，高于东部地区52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经济集中于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4个副省级城市，城市职能结构单一，资源型、重工业型比重大。城市群发育不平衡，辽中南已经发育成为成熟的城市群，而吉林中部和哈大齐尚处于城市群发育的中间阶段，即城市组群阶段[3]。中部地区虽然拥有“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太原经济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城市群，但城镇体系断层、两极分化严重，中小城市数量多、规模小、密度低、距离远。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数量均较少，以“关中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群分布比较分散，区内城市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
二、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比较
一般地，城镇化的原始动力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本动力为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转换，储备动力为第三产业发展。微观机制上，城乡劳动投入的回报率差异是推进城镇化的内在利益驱动机制。在中国，行政力量不容忽视，建国初期的重化工业建设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第一波。 （一）东部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崛起等内在动力是东部地区城镇化的主导动力。东部地区凭借区位优势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外向型经济初级阶段的“三来一补”贸易模式，促使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长，最大限度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和农村工业化为城镇化进程注入活力，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人口迅速向小城镇聚集，农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消费结构提升，对耐用生活品和高级服务的需求增加催生第三产业的起飞。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累大量民间资本，如福建晋江、苏南、浙江温州地区小城镇发展迅速。这些内在动力首先促使本区域农村人口“就地转移”，随后吸引了来自中西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
（二）东北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建国后的工业化建设是东北地区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主导动力。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工人，因此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吸引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个时期东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受此影响主要形成了两类城市：一类是基于行政中心的综合型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另一类是资源型城市，如鞍山、本溪、大庆、阜新等等[4]。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转轨，加之资源趋于枯竭，东北老工业基地适应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制约了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2004年中央政府启动“振兴东北”战略为城镇化注入活力，2005、2008和2011年城镇化水平分别比上年提高了086、088和 108个百分点。
（三）中部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引致的交通需求和干线汇集成为中部地区城镇化的主导动力机制。交通动脉在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5]，京广铁路和京九铁路的建成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如鹤壁、新乡、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武汉、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广州、商丘、淮滨、潢川、毫州、阜阳、麻城、九江、南昌、赣州等。而长江水道、黄河沿线、陇海铁路也成为人口集聚带和城镇带。此外，城镇化基础较好，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矿产资源丰富；也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城镇化存在诸多阻力。首先是偏低的经济总量，2011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0%，占东部的46%。其次是劳动力的外流，中部地区是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输出地，2008年全国跨省流出人口中，安徽占157%，河南占135%，湖南占83%，湖北占78%，不计山西和江西，跨省流出人口占全国将近一半[6]。
（四）西部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是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原始动力，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期间诞生一批新兴城市如安顺、攀枝花、新余等，也加快了原有城市人口的聚集，如陕西汉中，宁夏石嘴山，四川西昌、德阳、绵阳，贵州六盘水，甘肃酒泉、金昌、陇西等。1980年后，国家对“三线建设”项目进行调整，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决定了当前西部地区城镇体系。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城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关中――天水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城市群效应开始显现。
制度外力是西部城镇化的主导动力，而城镇化内在动力不足。西部城市拥有的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不多，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低，导致西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产业和经济结构不合理，西部地区是我国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地区，同时第二产业比重也过大，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空间不大。
三、健康城镇化对策比较
破除城镇化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农民在职业和身份上的转换，一个几亿农民被禁锢在农村的城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还存在大量“农民工”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总体而言，无论哪个区域城镇化都要遵循“人的城镇化”逻辑，坚决纠正“土地城镇化”等不可持续的城镇化思路。
（一）共同对策
首先，城镇化是价格机制引导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必然结果，政府不能替代市场，而只是构建法律和政策环境；其次，我国紧迫地需要一部《城镇化推进法》来保证城镇化有序进行，一方面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利益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城镇化的各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第三，要纠正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摊大饼”式粗放增长模式，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益，保护生态环境。第四，要将城镇化坚实地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
（二）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城镇化要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主要动力，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建设智慧城市”为特色，以“建设太平洋西岸城市带”为战略支点，着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努力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集约式、外向型的城镇化道路，培育具有鲜明比较优势、空间相关性强的城市圈。
（三）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城镇化要以“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为支撑点，抓住“振兴东北”的机遇，重点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城市对农村人口的聚集和承载能力；探索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四）中部地区
相比东部和西部，中部地区土地承载能力还有较大空间。因此中部地区城镇化的重点是壮大现有的城市群，如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四个国家级的经济区域，重点完善城镇体系，培育更多高能量等级的城市，在每个城市群内培育出1个经济总量超过10000亿元的城市经济体。提高区域顶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具体讲就是要形成“多中心”的区域城镇体系，不仅仅是武汉一个超大城市，还要培育郑州、长沙、合肥等城市跨入高等级城市体系。同时，中部地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此外要健全面向“异地城镇化”人口的保障体系，科学引导外迁人口的回流，使之能够融入中部城镇化进程。
（五）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要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在城镇化过程中重视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注重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市场机制发现比较优势的功能，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农业、旅游业、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又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地区，要引导人口向城镇及东中部地区转移，变地区脱贫致富为人口异地安置致富，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空间均衡，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优先发展，不适合城市发展的地方要积极实现转换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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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培训机制也要不断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投入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机制,通过各机制的相互作用,完善预定的农民工培训目标实现路径。
关键词:管理创新;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投入机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
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下,农民工培训机制应该体现新的内涵。农民工培训机制涉及到新时期下关乎农民工培训的内在机理及运行方式;在管理创新理念指导下,培训机制主要由动力机制、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及评估机制所构成。
一、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
农民工培训动力机制是农民工培训的动力来源和作用方式,是推动全社会对农民工培训实现优质、高效运行并达到预定目标提供激励的一种机制。目前,农民工培训已具备了新的背景,这些都为农民工培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市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农村外出劳动力大幅增加,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现居住地与出生地不一致的人口有1.2亿,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并居住半年以上的有近6000万。但按照整体就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这种转移速度仍然不够。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64.21%,比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5.27个百分点,相当于6679万人。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进入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该收入组国家的农村人口比重平均为23%左右,中国要将农村人口比重降到这一水平,即使在人口总数不增加的情况下,仍需要转移出5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蔡防(2005)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研究发现,16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而城市中以务工经商为目的的同一年龄组外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8年。两者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无疑是造成其就业岗位与工资差异的原因之一。人力资本等影响家庭收入的变量,实际上制约着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决策和成功率。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间的全部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差异解释了其中的57%。归根到底,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是农村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城市地区。政策的着力点除了通过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增强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能力之外,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农民工培训,这不仅对于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举措。
二、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
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主要涉及培训投入主体的选择及投入力度的确定问题。农民工培训与一般的员工培训不同,其情况比较特殊,导致培训现实也比较尴尬。据报道,2001年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8.6%。近几年,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亿多人,掌握一定专业技能、接受了培训的仅占28.2%,71.8%的外出农民工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主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缺乏积极性。由于对短期利益考虑过多,用人单位产生严重的急功近利思想,使短期行为较为普遍。表现在:一是聘用代替培训。认为农民工培训是教育部门或培训机构的事情,不愿意自己投资培训。二是为尽量降低培训成本,能省则省,许多企业忽视显效期较长的培训投资。三是知难而退。由于农民工是就业群体中最不稳定的阶层,其就业具有活动性大和职业转化快的特点,这时培训造成的困难是,既不易确定培训内容,也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收,导致用人单位培训动力不足。四是避重就轻。往往重视农民工的纪律性、劳动安全、厂规等教育内容,而对农民工真正有意义的技能培训却避而不谈。
由于农民工培训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培训将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可以创新管理理念,努力构建完善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培训经费。根据2004年5月27日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民工培训)平均每期每人按100元的标准补贴”。从2004年起,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共同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2004、2005两年,中央政府共投入6.5亿元,培训农民工530万。2006年,中央又投资6亿元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近两年来,全国省区市级政府部门也为农民工培训投入了12亿元,各地培训的农民工人数已超过1000多万。因此,培训投入主体从上至下依次为政府、各级教育培训机构以及企业。而且,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投入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大。
内容摘要: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其城市化特征与动力机制统一模式,并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能源需求的影响机理。
关键词:城市化 能源需求 动力机制
江苏城市化特征与动力机制统一模式
(一)江苏城市化进程的特征
1.城市化水平南北梯度差异显著。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地理区位、开放时序和区域发展策略等方面的不同,江苏省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南北梯度差异显著,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是构成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差异的原因,促使全省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南北梯度差异。根据2006年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江苏省13个地级市城市化水平排在后5位的全部为苏北地市,表明江苏城市化水平存在自南向北的梯度差异。
2.大中城市集中分布在沿江地区。江苏沿江地区位于中国沿海与长江的结合部,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地区。至2006年,沿江地区有特大城市4座、大城市4座和中等城市11座,已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带的骨干组成部分。
3.小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就省域整体而言,小城镇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是沿长江两岸、京杭大运河两侧和环太湖地区小城镇较为密集,存在着中间高、南北低的区域不平衡,且具有明显的亲水性和交通指向性特征。苏北除徐州市小城镇密度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他地市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主要沿陇海和新宜铁路线集中分布。
4.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功能。一方面,城镇的集聚效应使工业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另一方面,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结合江苏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协同发展趋势。
5.城市化进程与能源消费高度的相关性。由于城市化是一个表征多方面发展状况的指标,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都积极促进了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这一过程中,能源资源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对城市化进程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国内学者认为在自然资源约束下,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呈高度相关的特征。
(二)城市化动力机制统一模式
城市化动力机制应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模式,可以用图1简单表示。一方面在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三次产业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起到不同作用,同时制度体制变迁和外向型经济以及都市圈经济也在城市化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几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政策与设施的配套、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城市化也会反作用于这些动力机制,促进它们的演化和进步。另一方面,各个动力机制之间也不是完全割裂的,它们之间不仅呈现着相互影响的情况,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交融的局面,如产业结构的变动包含着制度体制的变迁,外向型经济和圈层经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依靠制度扶持,几个方面是相互交融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对能源需求的影响机理
(一)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1.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与能源消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城市化建设的结果,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江苏省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强,同时,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刺激了能源消费。根据江苏目前的状况,城镇居民人均生活商品能源消费是乡村居民的三倍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小城镇建设的加速进行,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生活用能方式不断进步。同时,居民生活用能优质化也提高了江苏能源消费的整体效率,并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前提保障。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说,城市化进程是资源、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逐渐聚积的过程。在生活方式上,一部分是对能源商品的直接需求,另一部分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转化为对能源商品的间接需求;而在生产方式中,通过能源初级产品的利用转化为产品进入人们生活中,另一部分则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资源要素的投入,成为对能源产品的间接需求(见图2)。
2.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城市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江苏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使得产业结构向高效、集约的模式协调发展。从产业结构的变迁历程来说,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基础的动力作用,但由于产业特性所决定,能源消耗量相对较小,而且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第一产业的能源消耗量在总体趋势上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是推动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能源消费在城市的高度集聚,要归因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一阶段高耗能产业发展较快,钢铁、化工、冶金、建材等行业的高速发展,极大的刺激了能源消费,2000年全省第二产业能耗6785.29万吨标准煤,占总量的78.79%,而2007年能耗总量达到17201.39万吨标准煤,较2000年增加了1.5倍,占总量的83.48%,即产业结构变动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了能源消费。
(二)城市化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1.城市化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江苏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市建设,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分散的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聚集到城镇,可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提高基础设施集约使用,从而降低能耗。
2.城市化有利于建筑节能。建筑是仅次于工业的用能部门。长期以来,由于对建筑节能重视不够,导致建筑节能滞后,成为中国节能工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城市建筑物面积增长快,布局集中,资金技术力量相对雄厚,不仅是落实建筑节能标准的重点地区,而且能够取得建筑节能的规模效益和较高投资回报。城市化在提高城镇新建住宅面积的同时,使农村新建房屋面积减少成为可能。城市化有利于住宅的集约使用,有利于建筑节能。
3.城市是工业节能主要载体。工业部门是江苏乃至全国最大的用能部门,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能耗总量近年来已突破全省一次能源消耗总量的80%,且以煤炭为主。工业节能要以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为重要前提条件,而城市是提供低成本的外部条件。城市化有利于增强节能意识,加快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在公众节能宣传、能源统计、信息网络、咨询服务、能效标志等方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4.城市化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市场需求。江苏可再生能源资源较为丰富,风能、太阳能产业初具规模,但市场容量很小。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过高和市场容量相对狭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江苏快速的城市化对能源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城市化拉动能源消费增加。江苏要实现现代化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必须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人均耗能水平还将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生产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城市的聚集有利于能源的集约使用,发挥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领域的巨大节能潜力,从而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
综上所述,由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众多要素向城市集聚,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工业化需要能源的有效供给,文章从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两个方面探究了城市化进程对能源需求的机理,认为城市化与能源需求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能源的有效供给保障了城市化进程的开展。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有效的缓解能源供需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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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背景与机遇分析
都市圈一体化成为世界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潮流，法国学者戈特曼（Jean.Gottmann，1957）认为，都市圈昭示了未来经济组织与人类聚居模式的方向，将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环顾宁镇扬四周，向东向南是业已成熟的苏锡常和杭绍甬板块，向北向西是刚刚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沿海经济带和皖江经济带。放眼全长江流域，进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首位城市就差南京。
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层面看，一是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深入推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二是国家长江三角洲发展规划，把南京定位为区域创新中心、泛长江三角洲门户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放大；三是江苏省正在酝酿建立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加快建立宁镇扬同城化的国家级板块，已经成为宁镇扬三市避免在长江三角洲中被边缘化、在各板块包围中被空洞化的“生死之战”。
宁镇扬三市孤立地看，无论哪个城市都没有条件成为新增长极，宁镇扬三市一体化形成合力则可以避免被国家战略、交通设施和金融航运地位弱化的危险，并有充分条件成为新增长极。宁镇扬聚集了江苏80余所高校、80余名两院院士以及众多科研院所。国家必将加强对宁镇扬经济示范区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政策倾斜，使其能够像欧美国家的大学科技园那样，成为引领宁镇扬科技发展成为国家科技产业创新的源泉。
宁镇扬板块壮大后，将成为与苏锡常、杭绍甬相媲美的长江三角洲第三个增长极。因此从宁镇扬在长江三角洲中的地位，以及辐射泛长江三角洲乃至中西部地区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来看，宁镇扬区域同城化发展完全可以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
2010年国务院颁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要求，要“强化上海及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促进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实现人口和产业有序转移”，南京要“成为长江三角洲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也就是说要加快南京都市圈建设，顶层设计南京都市圈规划，使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突出宁镇扬区域同城化发展在南京都市圈核心与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宁镇扬区域同城化发展对全国区域统筹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得以体现。宁镇扬区域同城化发展横跨长江南北，承接东部与中部地区，是东中部互动协调发展不可跨跃的桥头堡，未来宁镇扬区域同城化发展战略定位在“东中部互动协调发展”上，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同城化”的建设目标。
在宁镇扬推进同城化进程中，南京市任重道远。“十二五”期间，南京将坚持推进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建设，进一步突出“枢纽、创新、绿色”三大城市特色功能，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和服务功能，建设泛长江三角洲枢纽城市、国家创新城市和亚太地区门户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南京都市圈一员，南京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将积极与周边城市共同应对当前宏观形势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共同参与长江三角洲、泛长江三角洲新一轮合作发展，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
二、宁镇扬同城化已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南京都市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体化建设与宁镇扬同城化的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无论是都市圈整体实力，还是各城市自身的经济总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商贸旅游、金融、科技、信息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南京重大项目投资洽谈会、都市圈市长峰会，已成为区域合作与宁镇扬同城化的重要载体和品牌；都市圈城市之间的市场对接、发展战略对接进一步紧密，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交通先行的战略思路取得长足的进步：宁镇扬近期基本实现三个城市中心（南京新街口、镇江大市口、扬州文昌阁）之间1小时高速公路通达，三个城市中心之间半小时轨道通达（20分钟城际+10分钟城市轨道）。基本实现宁镇扬中心城市1—1.5小时以内可以到达上海、杭州，3小时之内到达长三角其他城市。
“十二五”期间，宁镇扬同城化将进一步提升建设水平上进行不竭探索，促进宁镇扬融合发展。第一探索是深化综合交通和商贸旅游领域的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寻找新的合作契合点，并重点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整合。第二探索是研究产业政策的整合，重点推进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的融合，推进都市圈内宁镇扬板块与皖江城市带的产业有机互动，推进都市圈金融合作和要素市场的扬长避短，为都市圈建设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第三探索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合作、社保合作和环保合作等远期合作，推进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衔接，推进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的一体化，建立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联防联治与行之有效的补偿机制，推进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和合作，使都市圈建设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也表现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宁镇扬同城化在取得进展的同时，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各都市圈城市在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方面缺乏协调和谦让，统一的开放市场和资源要素之间的自由高效流动、合理趋优配置还未真正形成，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利益冲突还时有发生，南京都市圈现在迫切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规划编制，推进都市圈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三、构建宁镇扬同城化的动力机制
近几年宁镇扬同城化推进中提出的“共建、共享、同城化”的都市圈建设目标，战术层面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都市圈大的战略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或者说是定位问题不是很明朗。当前，与南京都市圈有关的国家战略有两个，第一个是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第二个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宁镇扬同城化在这些国家战略中理应有所作为。
1.宁镇扬同城化的合作机制与动力机制中“企业为主体的核心理念”要深入全社会。企业在合作机制与动力机制中，原区域的要素供给、市场需求都不能顺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在向外拓展出产要素的供应、追求新的市场空间、寻觅新的出产项目、追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协作同伴，经过兼并、合伙合营、收买、重组、特许运营、连锁运营等方法与区域城市同类企业或区域内行业进行普遍的协作，扩展本身的规划，占据更大的市场空间，取得融合与整合经济优势。在全过程的运作中，真正让企业或行业协会唱主角，政府助推和催化。
2.不同城市的同城化关键是解决制度和政策的对接，实现合理的税收转移机制和同城共享创新收益机制，有必要建立一体化的协调和组织架构。可以成立三市各界别、多层次、多形式的宁镇扬区域协商协调联席会议（圆桌会议）制度，定时定专题进行常态性协调和统筹。其中包括：公共服务和商业的同城化。在建设宁镇扬共同市场时，区域内要突破行政体制障碍，营造统一、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本、人力、科技、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市优化配置，降低区域商务成本。在建立柔性的人才流动机制方面，要使高端创新人才在三市人尽其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让参与创新创业的人才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有所收益。如将化学工业园实施产业整合，将上下游产业链衔接起来，推动产业集聚升级，使其成为国家最大的化工产业基地；将三市的汽车产业和基础材料产业进一步深化合作与重组、协作和分工，共同打造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主要基地，从而增强三市的经济发展活力，大大增加就业岗位，发展商机，拓宽百姓致富渠道。同时国家应给予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3. 真正实现宁镇扬同城化，需要“城市群体的智慧化”， 用信息技术高效聚合各类生产和生活要素，为己所用。已经在宁镇扬同城化中发放的900万张智慧系列卡，大大方便了群众，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城市管理效率。现三城互联互通日均超过2.3万笔，大力推进“智慧宁镇扬都市圈”建设，真正让三市政府和百姓“心灵感应”、“心态认同”和“心境归属”。真正发挥城市群体的智慧化功能，在引导资本、技术、管理等优质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后发达区域流动，承接区域产业与行业趋优布局，增强内在发展动力。借此扭转发展不平衡局面，用信息技术破除各种体制障碍和政策壁垒， 促进区域社会经济良性发展。4.参考利益相关理论、博弈论及共生理论，结合区域发展阶段及阶段特征， 宁镇扬同城化三大驱动力因素：空间驱动力、市场驱动力和利益驱动力。其中空间驱动力和市场驱动力是基础动力，利益驱动力是叠加在基础动力之上的动力因素。三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决定区域合作的主导主体，并构成区域合作的动力机制，影响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及进展。
关键词：城镇化 宅基地置换 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广大的农村地区宅基地废弃和闲置，形成空心化村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城镇建设用地资源瓶颈已愈演愈烈。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住房建设，需要占用大量耕地。然而，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样，城市的迅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与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制度层面上的研究范式不能解决中国农村宅基地置换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必须深入到机制层面探究农村宅基地置换系统形成动力的内在机理，用以指导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开展。
二、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基于各相关经济主体的宅基地置换动力分析
1.农民出于自身效益最大化的考虑
农民的效益在于经济效益，即宅基地置换前后经济上的取得与付出之差额；也在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变化能否得到认同与接受。宅基地置换之后，农民利用补偿收入购买了城镇公寓房，或者集中安置之后，换了新房子，对生产收入和生活成本将产生较大影响。不但农民的庭院经济收入少了，生活成本也变高了。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当置换后获取的总效益大于置换前的，农民才会积极参与到宅基地置换工作中。如果农民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执行宅基地置换工作，那么很可能就是农民“被置换”了。近几年“强拆迁”频频见诸于各报端媒体，背后隐藏的往往都是农民抗议诉求得不到有关部门回应的情况下所演绎的一出出人间悲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缺失。
2.村集体从节约管理和监督成本的角度考虑
村集体作为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人，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动力主要来自改变农村居民点广、散、乱，不易管理的局面。农村中的“一户多宅”问题由来已久，基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凡是祖辈遗留下的宅基地，即被农民视为祖产，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使其上面的房屋已经倒塌，村集体也很难收回，宅基地闲置现象非常突出。因此，村集体不仅要对“新宅”（即农民申请审批的新宅基地）和在使用的宅基地进行监管，还需要花费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村民已基本废弃的旧宅。无疑，通过土地整理，进行宅基地置换，实现村民的集中居住，可以节省村集体很大一部分的管理和监督成本，甚至还能从中获取额外的收益。
3.“利维坦”假设下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担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同时地方经济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地方官员的政绩，影响到其职务的升迁和物质利益的实现，其行为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利维坦”特征。在中央要求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的硬约束下，通过行政权力大量圈占耕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用地需求已经不太可能了，地方政府转而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这种使用权流转模式来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由此减少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为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结余”出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用于商业开发实现大量的收益，或用于工业招商用地吸引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实现政绩。尤其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主导的、随意性的、外延式的空间扩张已造成城市近郊耕地急剧减少，土地资源对城市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在土地用途变更性增值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对推动农村宅基地置换有着更强的动力。
三、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基于社会经济问题的宅基地置换动力分析
1.由我国耕地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启发
土地问题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在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维持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而我国的基本农田保有量近年来屡受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陷入危机。从多年实践经验来看，相对发达县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往往突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即使给予补偿也难以维持耕地保护主体保护耕地的意愿；欠发达县区却因用不完占地指标而连年结转，并具有通过宅基地置换整理出额外建设用地的潜力。因此，可借鉴“异地有偿代保”的思路，允许发达县区从其转用耕地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在自愿协商基础上，请占地压力较小且耕地资源丰富的县区代其承担部分耕地保护任务。当市场上逐步建立起这种供需关系，且市场前景良好时，作为耕地资源供应方，其必然会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通过“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或“耕地保护指标”的流转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于是，耕地资源供应方在现有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就产生了通过宅基地置换整理出更多农用耕地的激励。当然，这需要省级政府引导建立一个协商平台，以市场化形式促进耕地保护指标流转。
2.利益平衡机制对宅基地置换的影响
宅基地置换，以及其中的节余农用地转用指标的流转，作为对我国现有土地制度的一种制度变迁，正如其他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意味着对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对既存利益的调整，利益相关者必然要为此展开激烈的博弈。为了降低这种制度变迁的成本，就需要在进行这种土地制度创新的时侯平衡兼顾各方利益。从宅基地置换所带来的资金流入来看，涉及到节余农用地转用指标流转过程中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而从宅基地置换所带来的资金（或收益）分配来看，又涉及到实现节余土地的用途变更性增值时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能否平衡好博弈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决定着宅基地置换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结束语
我国现今政策多是以问题为导向，用打补丁的方式形成的政策体系，往往较多地体现了管理者的意图和利益，没有从机制的角度考察政策的导向、激励和约束职能，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增加了社会成本。为此，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必须从农村宅基地置换的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出发，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使得一方面宅基地置换工作的开展能够促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又对农村宅基地的整理、置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地需求市场，两者相辅相成，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合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乡村旅游；动力机制；生态旅游；农村经济
1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生活的人们对田园风光的向往，寻求对大自然的真实感受，开拓了乡村旅游市场。乡村生活牵引着城市居民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体验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乡村旅游的这个过程，拉近城市与乡村的距离，缓解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压力，使人们回归自然，享受乡村绿色。同时，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开发将会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化利用与城乡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乡村旅游也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乡村社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共建乡村人居和谐环境。
2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
通过大量对先行研究的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从不同的视角，对乡村旅游做了不同的界定。较有代表性的是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营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
笔者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乡村旅游作如下定义：在乡村地域内，利用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林水牧业生产作业、农耕或游牧文化、民俗传统、历史古迹、农家民居等资源条件，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为到访者提供观光考察、休闲娱乐、健身疗养、交流结友等体验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新式旅游开发活动。乡村旅游包括农业观光旅游、乡土文化旅游、乡村度假旅游以及乡村生态旅游等多方面，是一项区别于城市旅游，具有地域性、乡土性和综合性的新型旅游形式。
3乡村旅游开发动力系统分析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单纯的旅游资源及接待设施的开发，而是所在地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乡村旅游开发既不能游离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等宏观环境之外，同时在微观上又要受到开发者的思维和意识的影响。
3.1乡村旅游开发的一般动力因素
1)经济发展。乡村经济基础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等收益下滑，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业具有高度的产业聚合效应，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经济振兴，寻求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
2)政府推动。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相继制订了“休假法”、“度假区法”等法律法规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加大对乡村旅游开发的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政府不断推出的振兴农村经济的“三农”政策和兴起的“建设新农村”活动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发展。
3)乡村活性化与平衡年龄结构。通过完善社会福利设施、创造舒适环境与大量就业机会等旅游开发项目，既满足老年人修养生息需求，又吸引大批年轻居民留守，改善当地人口年龄结构，永保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4)旅游需求多样化。旅游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供需求不平衡的矛盾，旅游业需要寻求进一步拓展市场，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5)环境保护。乡村地区特有的垄断性资源面临环境保护的压力，而乡村旅游规划开发从某种程度上促进当地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如图1所示。
3.2乡村旅游开发动力系统模式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乡村旅游开发涉及到众多宏观、微观因素，其发展的动力系统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方主体共同驱使。众多学者对如何协调各关系主体而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其中，学者邹统钎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乡村旅游地的社区主导开发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型。它包括3个方面的内涵：产业链本地化、经营者共生化和决策民主化。所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当地居民、外来投资企业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如图2所示。该模式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模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农村的社区居民在涉及到国土资源整备和地区经济结构布局的旅游开发事业时候，涉及社区居民的主导权以及软实力（管理能力）和硬实力（经济实力）等问题需要协调解决。一般而言，当旅游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合理，景点和旅行社合作关系密切，景点和旅游产品信息宣介成本较低，投入的回收期较短。如何协调好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各方的权益，在现有的机制上建立一个操作性强的动力因素协调系统成为该类课题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4大连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动力机制构建
4.1大连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大致可概括为：村落民居旅游模式（包括以古民居、古宅为凭借进行开发，以新农村新风貌为凭借进行开发）、民俗风情旅游模式、田园生态旅游模式和综合旅游模式四种模式。
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大连市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是田园生态旅游。这种开发模式即以农村田园生态环境和各种农事活动为凭借和吸引物，“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做农家事”为特色，把生态与风情结合起来，旅游与休闲结合起来，大力开发诸如竹乡游、花乡游、渔乡游、水乡游、樵乡游、果乡游等不同特色的主题旅游产品，满足游客回归自然、寻找梦想的心理需求。该开发模式在大连乡村又主要表现为娱乐体验型农园和农业公园两种形式。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利用软件绘制了大连市乡村旅游地分布图，如图3所示，大连大部分县市区都有各据特色的生态农业旅游区
总体来看，大连市的娱乐体验型田园生态旅游仍处于自发阶段，没有明确的旅游主题，也没有系统的产品设计和市场开拓计划，开发主体和经营主体多为个人或自发结成的小团体。休闲农业公园型田园生态旅游，虽然有一定的主题和活动安排，也有较具规模的事业主体，但也仍然处于一种缺乏总体规划自发形成、自主小规模运营的状态。
通过进一步考察笔者发现，现阶段大连的乡村旅游存在以下问题：乡村旅游深度开发的“机车”动力不足；乡村旅游开发理念空泛方法陈旧；没有健全乡村旅游供需销售网络；完全承包制的经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分布散、规模小、档次低、旅游服务质量亟待规范；旅游产品单一、缺少创新、季节性强；乡村资源利用不完全与乡村环境的破坏等。
4.2大连市乡村旅游深度开发的动力机制构建
针对基于上述的理论考察和大连市乡村旅游的实地调查而形成的大连乡村旅游深度开发所面临的问题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健全大连市乡村旅游开发的动力机制。
第一，健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推动机制。乡村旅游具有投资小、风险小、经营灵活、不误农时，明显的本土性，非常适合农民经营，可以看作是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之一。农村的资源优势就是以葱郁的绿色和优美的环境为依托的产业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最为重要的旅游业资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而新兴的旅游产业以其高度的产业关联度和聚合作用，会不断加强对乡村其他经济成分的带动，实现农村经济的振兴。这种对以发展乡村旅游而振兴农村经济的期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推动因素。
第二，乡土情粘合的开发管理团队为乡村旅游深度开发提供了牵引机制。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对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协调各关系主体，实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进机构。这个机制包括：促进乡村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旅游经营者、有能力协调代内各关系体权利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和有代际公平利用意识的乡村居民。以法国和日本的开发经验而沦，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都是有一些认识到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并成为发起者、赞助者、投资者，热心地推进旅游发展的人，而且这些人结成组织，通过彼此相互合作，促成了当地旅游的发展。
第三，健全乡村旅游开发的吸引力机制。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而旅游资源的核心要素是吸引力要素。乡村的环境资源和产业资源的旅游价值越来越大，成为农村发展乡村旅游最大的优势。在开发乡村旅游时，应将新导入的旅游产业与既存产业（农林渔牧业）之间建立起互为依存的关系，协同发展。对旅游资源或旅游产品的开发应突出乡土性，不断提升现有资源开发，其形成步骤和运行机制包括：①居民开发构想；②专门机构的设计案；③社会组织的建议案和政府机构的宏观控制；④旅游资源开发方案；⑤旅游资源开发施工。如图4所示。
第四，网络营销的开展为乡村旅游深度开发引入了新的销售机制。旅游宣传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可瞄准市场，利用多途径、多媒体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宣传。电子时代的旅游业能够实现旅游商品信息的自由流动。过去由于旅游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平等交易现象，现在得到了较大地改善。相对于其它大众媒体，网上宣传有着节省成本，传播范围广，信息更新方便，可以时时查阅和方便调取等优点，但由于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门人员来维护，这使得很多乡村旅游经营者望而却步。如果当地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委托某一网页开发业者就有望解决这一实际问题。
第五，生态环境的改善为乡村旅游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保障机制。以往生产活动的过度开发容易造成资源的退化和枯竭，生态质量下降，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是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发展旅游，使农村的旅游产业资源和自然环境得以保全和改善，从而替代了高能耗企业的引入。此外，为了维系或提高乡村旅游业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必须将旅游业的一部分收入，返还于环境的保护。
（1）转型早期：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1991年）1978年党的制定的经济转型方案，转型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起点。路径是先农村再城市；先针对体制外部再针对体制内部；先对国有企业进行经济机制的改革，再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这是我国独有的改革路径，后来证明这种渐进式转型的方式奠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基础，为转型的成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内容是转换企业经营理念和机制，推行承包责任制，以解决两权分离为核心目的，重新塑造微观经济。
（2）转型中期：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确立(1992年-2001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正式确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经济体制，从此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质的改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转型取得里程碑意义的成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随着计划、外贸、金融、投资、财税五大体制改革的完成，我国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起来。
（3）转型深化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2002至今）2002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一年，在全球贸易的助力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转经进度逐渐加快，形成国际化竞争，国家对企业的发展和定位作出相关调整和要求，主要以国有控股，进行国企法人治理建设和多元化产权改革，担负起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
二、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特征
我国企业管理特征比较鲜明，不同地区的企业管理模式差别非常大，而且国家与企业在管理创新上发挥的作用也有差别，总体上讲，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创新过程也大相径庭，但是我国改革创新的方向始终是以市场经济作为主导方向
。（一）企业管理创新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
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和改革应该服从市场经济目标，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管理创新的形式应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创新多元化会成为我国经济朝着多元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的体现。
（1）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在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作用下，我国不同的经济地理区域会形成产业结构上的区别，这样的差异会带来生产工艺和资源组成的不同，面对不同产品带来的市场结构和环境，不同企业对产品组合和产品价格的制定也会有很大差别，导致企业管理的方法和目标不一样。比如，生产工艺繁琐的企业都重视技术层面的创新，市场竞争力大的企业会根据收益情况，在节约成本上进行创新。
（2）不同行业根据自身生产规模、技术层面和综合实力，在管理创新上也有很大差异。概括来讲，资本密集的企业把企业管理的中心放在财务管理上，通过提高收益率、降低投资风险实现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密集的企业通常会以劳动雇佣和规范员工管理制度为核心，通过对员工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手段当作企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技术密集的企业会把重点放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来增加企业实力，与金融业类似但性质不一样，金融业是以引进先进现代化电子商务平台来降低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因此，不同行业形成的管理创新的重点都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成本结构。
（3）企业管理制度创新根据企业的所有制不同，创新方面也有所不同。大中型国企在创新制度过程中注重于处理经营者和所有者间的关系，增强所有者监督力量，以防出现产权虚置，作为国企创新目标，公有产权具有分散性，公有制的企业产权不可分，在这个背景下，产权容易发生虚置的问题，内部人逐步会控制整个企业，所以这个问题是当下创新制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民企通常都是依靠家族力量维护和运营，科学化建设不到位，存在权责不清的可能性，所以有限责任很难确立，导致许多民企形成效益低和管理乱的局面。所以，我国家族制企业的管理创新应该以适应我国社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创新。
（二）企业管理创新具有渐发性特征
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渐进改革和创新。宏观上，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很漫长；微观上，企业管理创新必须存在这样的内在特质。随着经济社会的渐进性发展，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随之稳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制度曾经历过放权让利改革、承包责任制改革、税务改革和产权改革等各个阶段。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初期阶段，国家宏观提出计划经济的概念，承认企业是商品独立生产者，否定超前经济理论。随后，我国企业管理制度由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逐渐转变为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管理模式，企业的经营权力依然很小。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逐渐提高，认识到了市场因素的重要性，价格机制成为了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怎样可以将国家统一产品价值转变为受供求影响配置产品价值成为当时经济改革的主要问题。紧接着，价格机制逐渐的改变了企业管理模式，内容主要是以收益机制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方向，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国有企业管理改革的新趋势。为了企业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实行承包制和利改税务的措施，其目的是价格机制和成本收益机制可以对企业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使企业有活力，可以带动地区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发展。现如今，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和转型工作仍然是以企业产权改革为主导，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其核心目标是以产权关系来进行资源配置。
（三）企业管理创新具有自发性的特性
我国的企业管理创新自发性特点比较明显，所谓的自发性是以个体需要为主体导向，行为上不完全迎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一种特性。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单独的企业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突破，在改革开发道路上表现的比较突出，我国企业管理创新自发性最好的表述就是先改革，再探究改革方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体制不完善，方向也不明确。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改革当中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模式，并且逐步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我国曾经在学术界也讨论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我国企业总是遵循陈旧的教条，当时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但是在改革发展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我国企业管理人员突破了陈旧的管理模式，进行大胆创新，逐步脱离国家直接进行行政控制，以利润和价格作为经营方向的杠杆。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没有把企业当作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需要重视市场的价格、利润、供求规律，而不是直接等待上级指令，每次突破原有体制都会给改革增加一份动力。我国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在特色就在于改革过程中管理人员首创主观上的能动性，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和修正，国家在认可的同时也在完善相关的政策。
三、国有企业管理动力机制
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是利润，因为企业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来运营的经济组织。我国拥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背景，导致国企管理创新具有相对复杂的动力机制。国企开展管理创新的动力与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息息相关，不同转型时期的体制环境、市场环境、国家政策影响了企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
（一）转型早期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
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在转型早期主要由国企改革因素、体制因素、市场调节因素以及国企自身因素等构成。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形成了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生成机理的基本因素，而且决定了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属性。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处于起步阶段，宏观经济体制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和管理方式，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行政力量。在这种体制和格局下，国企在管理创新上主要是典型的以服从和响应为主，从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源考虑，虽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改革，毕竟从体制上引入了商品经济，这在客观上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向，明确了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目标。先后国企经历了两次带有市场化取向重大意义的改革：承包责任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两个机制形成了国企管理创新机制的雏形，为企业管理创新的启动和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企的基本属性是国家行政的附属物，国企内部的管理创新机制是次要的存在，只能从属和响应，而存在于国企之上的政府才是支配管理创新重要推动的力量。所以，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主导是政府的强力推动，这是转型早期企业管理创新的显著特征。
（二）转型中期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发展
由于这一时期宏观经济体制发生质的变化以及国企改革政策的逐渐成熟和深化，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市场化管理作为国企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向。国企管理创新系统在转型中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和创新系统组成结构。这一时期的国企创新系统由创新环境和创新实施主体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创新环境的改变主要是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政策成熟，市场竞争力的出现等；创新实施主体指的是开展管理创新的国企，从创新动力机制上分析，可以细分为多个要素的组合体，这些要素包括开展创新国企的身份、数量、管理水平、经营状况、未来发展愿景等，与转型早期比较，企业管理创新系统构成的要素明显增加了。不仅如此，创新系统构成的性质和组成也产生了质的变化，先经历了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随后经过金融、投资、计划、外贸和财税五项改革使得我国完善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彻底的改变了国企的生存环境和地位，国企经营活动转变为以市场交换作为活动方式。经过这次质变的转型，非公有制经济迅猛的发展，打破了国企垄断的格局，出现外资、非公有制和国企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对国企改革的深化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为了占据市场影响力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重大突破。这一时期起，以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双层导向为主题，是国企为利益越来越自觉的进行管理创新，这种成熟的创新动力机制使市场化管理彻底的进化，成为了现国企的基本范式。
（三）转型深化期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的突破
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了完善和深化阶段。虽然国企创立创新环境要素和组成要素没有太大变化，但还是从内涵上改变了很多，从调查情况来看，新时期的国企管理创新动力机制是外部环境和国企自身相互结合产生的，其发展方向也是互相影响和作用的。首先，国企的创新方式和指导思想明确，并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追求可持续发展作为创新主要任务。其次，政府极力推进的国企战略目标很强，管理思想先进，发展理念比较明确，在财力和行政的支撑援助下，为管理机制的创新建立雄厚的力量，促成了国企管理创新由自觉主动创新转变为自主深度创新。最后，国企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发现自身的矛盾和问题，追赶国际水平的同时展开攻守兼备的理念，尽早解决漏洞也是为了将来不会出现更严重的失误，为企业管理创新的稳步深入奠定基础，将国企管理创新的愿望演变成管理创新的深化活动。总而言之，国有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带来的动力机制，不论是在管理运作特征上，还是组织结构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变化为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四、结束语
放眼2014年，实现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有许多有利条件。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态势逐步增强，外部需求环境趋于改善。从国内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的投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加快成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力资本条件持续改善，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些都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也要看到，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不小。受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竞争，我们的出口增长面临挑战。而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依靠低成本和产能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动力尚在孕育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潜在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资源环境约束仍在强化。
2014年经济要继续向好，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统筹协调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平衡好宏观调控、调整结构与深化改革关系，促成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了，即使增速降为中高速，也能维持企业的盈利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稳增长，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加大对改善民生、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调结构，要推进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结构调整和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信息、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发展。
促改革，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推动垄断行业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平等使用创新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从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入手，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增强合力，如此，实现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经济增长。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关键词：城镇化；实证分析；主成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1-0009-05收稿日期：2007-10-23
城镇化是由于工业化引起的、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种在空间上、地域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过程。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是我国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使我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目标和手段的统一。进入21世纪，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协调和管理好城镇化这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作为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内陆直辖市，重庆市在我国新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城镇化一般理论，揭示城镇化一般规律，对于带动重庆产业结构转换和生产力布局调整，促进重庆市大城市带大农村战略的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横截面数据对重庆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
一、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分析
（一）重庆市内部城镇化水平比较
我们把重庆市划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对各个区域2006年城镇化水平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由表1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重庆市城镇化的两个特征：
第一，重庆市的城镇化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
第二，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大。重庆市主城区城镇化水平为86.8%，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或一些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是渝西经济走廊的2.12倍，是三峡库区的2.87倍；渝西经济走廊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峡生态经济区城镇化水平更低。由此可见，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发展十分不平衡。
（二）重庆市与其它三个直辖市的城镇化水平比较
我们用2006年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3个直辖市的城镇化水平与重庆市作比较，以此说明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重庆市的城镇化水平比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落后几倍，相差十分悬殊。
（三）重庆市与全国城镇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比较
我们将2002～2006年全国城镇化水平和重庆市城镇化水平进行比较，以此说明重庆市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
历史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大约以平均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重庆市城镇化率大约以平均每年2.6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以2004年为分界点，重庆市城镇化率首次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城市化过程的阶段性规律，城市化过程可以被划分为初始、加速和终极3个阶段，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的“S”形曲线理论，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属缓慢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为30%~70%属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高于70%，城镇化进程开始放缓，属稳定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加速阶段，随着现代工业基础的逐步建立，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工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的就业岗位增多，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增大，而农村生产率也得到相应提高，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快速增长阶段，农村的人口压力增强，乡村的推力明显加大。在这种条件下，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从20%-30%达到60%-70%。由此，从表3可以发现重庆市城镇化处于加速阶段，并且在2004年前后开始进入了加速阶段的中期；全国总体城镇化水平到2006年前后才开始进入加速阶段的中期；重庆市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略超前于全国总体水平。
二、重庆市城镇化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这里首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重庆市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再通过相关分析对动力要素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论证。
（一）指标体系
首先要对各区县城镇化水平的差异进行准确的描述，必须构建区县城镇化评估指标体系。在各具体指标的设置上，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得性、简洁性、整合性原则。经专家调查筛选，考虑以下9项指标：X1人均GDP（元），X2人均获得固定资产投资（元），X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4第一产业占GDP比重（%），X5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X6第二产业占GDP比重（%），X7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比重（%），X8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9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
然后，根据2006年《重庆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区县各项指标，应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3.0由相关阵出发进行主成分分析（限于篇幅，数据和分析过程从略）。
分析结果表明：除从指标X2中萃取的信息有所欠缺外，其余8个变量的信息都萃取得比较充分。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5.949,它解释了总变异的66.096%；第二个主成分特征值为2.007，解释了总变异的22.296%；第一、二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8.393%，是较为满意的结果，因此应取两个主成分。其它的特征值都远小于1，说明其余主成分的解释力度都不够。从因子负荷矩阵（主成分提取结果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了人均GDP，人均获得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述分析表明，影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高低的关键要素主要是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将是城镇化后续动力。并且，从第一个特征向量对应于X6（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X8（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分量值在一定程度上偏小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对重庆市城镇化的贡献还不够，对城镇化进程存在一定的制约。
（二）相关分析
将重庆市40个区县的城镇化率以及动力要素水平综合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见上表。根据相关系数公式：
（三）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影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因素，有必要对指标进一步筛选，进而利用筛选后的指标体系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经过对模型进行多次改进，最终保留X2、X7、X8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Y=C0+C2lnX2+C7X7+C8X8，其中变量Y为各区县城镇化率（%），X2为人均获得固定资产投资（元），X7为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比重（%），X8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结果如下：
决定系数R2=0.869830，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为0.858982，说明了Z2、X7、X8解释了Y的总离差的85.9%，回归方程与样本值的拟合较好。F=80.18700，在α=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在α=5%的显著水平下，Z2、X7、X8的回归系数显著，通过了t检验。同时，模型的其它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自相关，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
（四）经济意义
回归方程表明：X2增加一倍，可拉动重庆市城镇化率增长8.34个百分点，由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不太可能在短期中实现翻一番的目标，所以在短期中作用并不明显，但在长期中对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X7增加一个百分点，可拉动重庆市城镇化率增长1.32个百分点，作用非常明显；X8增加一个百分点，可拉动重庆市城镇化率增长0.92个百分点，作用较明显。
以上回归分析表明，较长一个时期内，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持续增长将是提高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外，提高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要素是第二产业，且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对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产业是提高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后续动力，且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的提高对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拉动作用较明显。总之，促进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长期快速持续的增长、促进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和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的增加是提高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主要途径。
三、主要结论
1.影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高低的关键要素是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将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
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对城镇化的贡献还不够，对重庆市城镇化进程存在一定的制约。
3．在长期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持续增长将是提高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4．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对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5．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的提高对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拉动作用较明显。
6．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对城镇化的贡献、促进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长期中快速持续的增长、促进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和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的增加是提高重庆市城镇化水平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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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济南市 商业 旅游业 游憩业 商业游憩区
城市商业游憩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概念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由斯坦斯菲尔德（Stansfield）和里克特（Rickert）在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提出的：所谓RBD就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城市内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此后，国内外一些学者相继对RBD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本文总结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城市发展的特点，把RBD解释为：城市中商业、游憩业和旅游业的互动区，它是以城市商业中心为基础，形成的供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休息、娱乐、休闲、观光、购物的区域。RBD一般处于城市的中心区域，它是城市中心最吸引人的地方，其主要特点是与商业设施和商业活动有着高度的产业共生性和空间共生性。
RBD的形成原因及动力机制
RBD的形成原因
RBD是在主观需求和客观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主观上，由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一方面使其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产生了对游憩休闲的精神需求，游憩成为有效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之一，另一方面购物观念的变化促使人们将购物也作为一种休闲方式，而且希望是“一站式”的高效化购物，外地游客在停留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同样要求购物休闲化和高效化。因此，人的游憩需求和购物需求构成了RBD形成的主观需求；客观上，RBD的形成能充分挖掘旅游者的购物潜力，促进购物旅游和旅游城市化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商业、游憩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而城市游憩地及游憩设施的发展必须满足其对一定门槛人口的需求，并与人们的各种活动和活动空间有良好的“共生关系”，因此城市游憩业的发展也需要RBD的形成。所以，城市商业、旅游业、游憩业发展的需求构成了RBD形成的客观需求。
RBD形成的动力机制
一个城市的自然、文化、交通、工商业、旅游业、金融、城市环境、社区与政府、媒体等因素都会影响RBD的发展，即影响RBD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各种因素组成了RBD发展的互动型动力系统。
需求系统和供给系统 RBD的形成首先要具备供需双方，即人的游憩需求、购物需求、城市商业、旅游业和游憩业的发展，构成了RBD形成动力机制中的游憩需求子系统。而游憩景观、游憩设施、游憩活动、服务设施构成了游憩产品供给子系统，为需求系统提品和服务。
支持系统和中介系统 RBD的形成只具有需求和供给双方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城市建设、人文环境、环境卫生、城市交通、游憩政策、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因素组成RBD的支持系统，作为RBD发展的基础和支持条件；并通过由城市良好的形象、公众口碑宣传、广告宣传、便利的旅游交通、旅行社服务引导等多种因素组成的中介系统对RBD进行宣传促销，引导和促进人们在RBD的消费。
总之，RBD的发展，既要有持续旺盛的游憩需求，又要有持续的游憩吸引力，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城市大环境的支持以及积极主动的宣传、培育和引导。因此，RBD的发展是涉及到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RBD的发展要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将RBD的发展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游憩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解决好影响RBD发展的各种问题，为RBD的发展创造各种有利条件。
济南RBD发展的必然性及其范围
济南市是山东省省会城市，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区域旅游和区域商业发展的中心，从主观需求和客观需求分析，济南市RBD都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主观需求
济南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逐年提高，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2003年济南市城市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过万元。人们用于游憩消费的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游憩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生活需求；同时济南居民购物的休闲化和高效化理念日趋明显，购物环境宜人的银座商城和能满足人们“一站式购物”的银座购物广场每到休息日、节假日人满为患即是很好的例证，这说明购物已经成为济南市民消磨闲暇时光的重要方式。
客观需求
目前济南市商业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商业发展必须把握消费者不断变化的购物理念和需求，满足市民消费观念休闲化的要求，寻求商业与旅游业及游憩业的结合，增加商业吸引力；同时，游憩地的形成也需要商业、旅游业为其吸引一定的门槛人口；而济南作为山东省旅游发展的核心区之一，由于市区的三大名胜旅游环境容量较小，外地游客到济南大多是“半日游”或“一日游”，济南仅仅是一个旅游中转站而非旅游目的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济南市旅游业的发展，因此，积极探讨济南市RBD的发展对旅游业意义深远。
2000年世界旅游组织专家为山东省所做的旅游规划中指出：济南市区缺乏一处意义重大、吸引力强的城市中心地带，这与济南市省会城市的地位和区域商业、旅游业中心的地位极不相称。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旅游业与商业、游憩业的联合，发挥商业吸引人流、留住人流的作用，延长游客在济南的停留时间，挖掘游客的购物需求，为游客提供一个旅游、休闲、娱乐、购物的中心区域。因此，为了满足济南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主观需求，促进济南商业、游憩业、旅游业的联动发展，济南市RBD的建设势在必行。
济南市RBD的范围
因为RBD是在城市商业中心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本文考虑“西门――泉城路――南门”地区为“济南中心商业区”的因素，并结合济南市区旅游资源的分布，将济南RBD的范围界定为：以“金街”――泉城路和济南“城市客厅”――泉城广场为中心，北到大明湖北路，南到泺源大街，西至五龙潭―趵突泉公园一线，东至黑虎泉北路所覆盖的区域规划为济南市的RBD。
济南市商业游憩区发展的动力条件分析
优越的供给条件
本文所规划的RBD位于济南市中心地带，是济南市商业、文化、旅游、城市风貌的最佳展现之地：区内有位于济南市古城区中轴线上的商业品牌工程泉城路。规划扩建后的泉城路，将再次提升与浓缩传统商业氛围和现代商业气息，形成西门精品服饰区、百货大楼商业区、天地坛综合商业街、不夜城商业区、舜园电子街区、解放阁旅游文化商业街、府前特色专卖区、芙蓉街商业街商业区，将区内的商业店铺全部连接起来。
旺盛的需求条件
本文界定的RBD是目前济南市民闲暇时间出行时选择的主要目标区域之一，尤其是泉城路、泉城广场、银座购物广场对济南市民具有较大吸引力。而区域内的主要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如2002年“十一”黄金周七天来，泉城广场每天有近10万人次游览，泉城路商业街每天有十几万人观光购物，黄金周第一天，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的游客都在万人以上，其中80%都是外地游客。通过RBD的建设开发，可使外来游客的活动空间得以延伸，充分发挥RBD的休闲、娱乐、购物功能。
良好的支持条件
政府的政策支持 目前，虽然山东省及济南市发展规划中没有真正出现商业游憩区的建设规划，但市政府、市旅游局专门邀请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编制了济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在规划中提出了中央游憩区的概念；山东省旅游规划中也把济南市城市中心旅游区的发展列为优先发展项目，在这些规划中都体现了政府对商业、旅游业发展的重视。
便利的交通条件 济南RBD内有泺源大街、大明湖路、大明湖北路、趵突泉北路、黑虎泉北路等济南市的交通要道，有30多路公交车联系济南市的火车站、各旅游景点和其它地方，便利的交通条件，提高了可通达性，加强了济南市RBD的辐射能力，为本地市民和外来旅游者到达RBD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此外，本文规划的RBD是济南市城市建设、人文环境、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之地，也是各种媒体积极关注及旅行社大力宣传的区域，因此，济南市RBD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支持条件和中介条件。
济南市RBD的发展对策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RBD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从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将RBD的发展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并在各项投入上给予倾斜；其次要编制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使之与济南市城市发展相协调；第三，政府要引导各相关行业认识到RBD发展的重要性，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充分调动相关行业的积极性。
注重RBD发展的特色
RBD的发展要充分展现济南的文化内涵，因为文化是最有吸引力的；同时注重“人本主义”氛围的营造，因为当今人们对良好城市环境的渴求更为强烈，RBD的建设要避免建筑物拥挤、建筑形象呆板冰冷、缺少绿地、开敞空间及“人情味”的现状，通过人性化空间的塑造，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如巴黎的拉德方斯商业游憩区内，建成了占地25公顷、相当于整个游憩区面积的1/10的公园，种植了400余种植物，建成了现代雕塑作品组成的露天博物馆，因此其优美的“人本主义”环境加之完善的设施每年吸引约200万游客慕名而来，成为巴黎的“橱窗”。
加强RBD形象的塑造
RBD的形象将影响旅游者对其认知的程度和选择旅游的可能性。因此，济南市RBD的发展应分析目标市场的范围、需求特点、需求规模以及RBD发展的各种条件，进行恰当的形象定位，通过游憩区内的设施、产品和服务体现其主题形象。并注意形象塑造的连贯持久性，保持形象核心内容在消费者心目中认知的清晰度和稳定性，充分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形象宣传。此外，应通过RBD标志的设计、宣传口号的征集，促进游憩区的形象宣传。
加强对RBD的管理
成立由建设、文化、商业、旅游、交通、环保等部门组成的管理机构，发挥管理机构的协调、组织和管理职能，制订管理实施办法，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和奖惩制度。同时加强对RBD先进管理模式的探索，借鉴国内外发展较成功或已经初具规模的RBD管理经验，如巴黎的蒙马特高地、新加坡的牛车水、南京的夫子庙地段、广州天河区地段等。此外，应注重从业人员的诚信和职业道德的建设，提高济南市RBD的服务水平，使之成为济南市城市发展的一大亮点。
参考资料：
1.保继刚，古诗韵.城市RBD初步研究[J].规划师，19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