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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民俗文化

时间:2023-09-21 17:35: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故乡的民俗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故乡的民俗文化

第1篇

关键词: 民俗文化 综合实践 课程资源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以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为前提,因此整合学校所在地的乡土资源,特别是具备一定趣味性特征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结合本校的传统与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整合综合实践活动的校本研究。优化资源的配置,弘扬地方特色,发展学校特色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成了我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的出发点与归宿。

一、亲近民俗,在感悟中培养文化自信

1.挖掘地域特色,感受乡土文化的亲和。常州民俗有数千年历史,民间流传的各种有趣习俗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近年来,随着社会开放和新市民的迁入,一些新的民俗随之诞生,极大地丰富了常州民俗的内涵。因此,因地制宜,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教师可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出体现地域特色、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校本课程资源。挖掘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开展乡土文化教育,不仅能继承传统的语言文化,感受乡土的亲和感,而且能重温前人的生活方式,重新发现先辈的智慧、典范和价值,更能为自己生活学习在这一片土地上而感到自豪。

2.培养鉴赏能力,打开学生审美的大门。丰富多彩的趣味民俗文化活动是学生获取知识、增强美感的重要途径。其可以为学生打开审美之门,陶冶性情,进而转变学生的思想,发展学生创造美的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在《寄情端午点击民俗——蛋壳画》活动中,活动的内容是选用蛋壳作为材料,通过设计、粘贴制作画面。蛋壳是生活中被遗弃的东西,但是如果充分利用,则不仅能变废为宝,还能装饰美化生活,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二、叩问民俗,在探究中提高实践能力

1.趣味传统游戏,增添课间活动的乐趣。每位学生几乎都是在游戏中成长的。如何在玩中提高学生的能力,在玩中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为此,我让学生简单了解民间趣味传统游戏与现代校园游戏的共同和差异。通过对课间游戏的调查,同学们学会了有选择地游戏,从而激发了设计、创造游戏和改编传统游戏的热情,在玩中学,在玩中长知识,玩出花样、玩出新意。课间时分体验游戏的精彩与快乐,体验合作的快乐、参与的满足,拓宽学生的思维面,丰富学生的生活。

2.传统节日文化,进行技能教育的良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尤其节日文化更是纷杂繁多。小学生虽已具备一定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但受年龄限定只能选择一些较简单的激发兴趣的传统民俗活动。设计主题活动方案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认知规律,因材施教,将艺术性与实用性结合起来。在活动中,给学生提供“人人动手,人人实践”的机会。一个相关主题活动的开展必然有许多相关的民俗活动,为学生提供许多动手实践的机会,不仅使得学生学会了一些技能,而且培养了学生认真、耐心的习惯。

三、传承文化,在反哺中提高学习水平

1.在体验中领略快乐成长。一个主题活动开展前,无论指导教师还是学生,兴致都很高。似乎看一切都很简单,真正是做起来才发现问题重重。但无论学生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对这次活动积极性很高。很多活动,只有亲自参与了,才能产生新的问题,研发出探究的活动模式。成功或者失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包括学生与指导老师——从活动中收获了什么,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的成长而言,这才是重要的。成长是快乐的。

2.在领略中体验文化交融。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乡而走向全国各地,任何一个地方都已经找不到纯粹的本地人。学生生源的复杂化给教育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却给综合实践学科带来了探究的良机。学生来源地复杂,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同民俗在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过法。由流动学生带来的丰富的外地民俗文化让本地学生目不暇接,本地的趣味民俗文化同时也引起了流动学生的好奇心。因此,有效延伸主体研究活动,在文化交融中培养学生“热爱故乡、热爱第二故乡”的爱乡情感,增强学生的寻根意识,帮助学生确立情感归属。

四、注重评价,在鼓励中追寻自我进步

1.学习技能评价,让学生在能力中进步。学习技能的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课上,指导教师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给予学生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反复实践,直至独立地掌握正确的方法。劳动成果的评价,能促使学生对自己从事的劳动保持持久的热情,体验劳动的快乐。在主题活动中,我不仅在课上给予学生高度的评价,还颁发特制的端午节奖状,这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体会到了学习的快乐。

2.学习成果评价,让学生在反思中进步。我们不仅注重劳动成果的评价,更注重师生在活动中的反思和成长。学生在相关活动中,根据现有的可能资源、自身的已有经验,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调查、访问等。这种开放性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过程,有利于充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思自我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语文素养。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在活动总结中反思自己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的得失并分析原因。即使他们失败了,还是有很多收获。

引导学生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做到课内外资源整合,以课堂为立足点,使“民俗”这一特色辐射到第二课堂,继续巩固和发展民俗文化中的趣味本色。整合民俗文化活动资源,有效地挖掘、利用,势必会为课程实施助一臂之力。

参考文献:

第2篇

摘 要:语文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语文的教学要反映社会的变革,语文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传统、风土人情、生活万象等内容则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缩影与写照,语文教育就是面对文化载体,进行文化内涵的开启和解读,语文的教学离不开民俗文化资源,语文教育的生命是植根于生活的,民俗文化是体现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渗透民俗文化。

摘 要:语文;民俗化;渗透

一、民俗文化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一)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知识,能够让学生我国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有一定的了解。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之本。在世界各国都强化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时候,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主题,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精髓和各地的人文底蕴,展示文化内涵,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有体现在有形的物质方面的,有体现在精神方面的。中华民俗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特别是优秀的道德传统。了解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源流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二)民俗文化,能陶冶道德情操,提高人文素养。优秀的民俗文化作品,本身就具有歌颂和倡导真善美的内质,从中发挥出健康上的文化效应,通过文化社会教化作用,对中小学的人文素养,道德情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低级趣味的民俗文化作品,必然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优秀的民俗文化对提升人们的思想、智慧、道德、伦理、审美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文化具有熏陶作用,民俗文化能有效陶冶中小学生的道德情操、提升人文素养达到一个新的台阶。中小学语文教学合理引入民俗文化资源,能更好的充实语文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了解我国的风土人情,人生百态,陶冶情操,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

(三)民俗文化,能丰富学生知识,了解各地风土人情。中国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于各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渴求,,人文素养、地域特色等,民俗文化它根植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渊源,经过一代代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民俗文化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和传承性和变异性。中国民俗文化记住了几千代中国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通过民俗记录下来。中国民俗文化为后人了解古人留下了历史证据。民俗文化真实反映了56个民族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文明面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能丰富学生的知识视野,了解各地风土人情。

二、中小学语文教学民俗化的渗透

(一)透过经典篇目教学进行民俗文化渗透。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许多经典篇目的内涵往往是通过具有民俗风情的事物来表达的,这些经典篇目传达出美好的民族情感,能够滋润学生的心灵。例如《端午的鸭蛋》通过对端午风俗的描写和对家乡高邮鸭蛋的介绍,表达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社戏》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好品德,其中文章对“乐土”和“赵庄看戏”的描绘体现出了浓浓的绍兴的乡土气息。

(二)通过古典诗词进行民俗文化渗透。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古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墨客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它的价值趋向、情感意境,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九月九日以上东兄弟》写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登高”、“茱萸”这些都是民俗文化的终要体现。《清明》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此刻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

(三)通过传统节日进行民俗文化渗透。中国传统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生活禁忌有关;一些对历史人物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中国传统节日中蕴含着中华民族自然淳朴的优秀美德,清明时的祭祖,中秋时节的赏月、重阳时节的赏菊、大年三十的守岁等等,反映出人们健康的生活情状心态、美好的理想和人际关系的准则。传统节日对学生的陶冶教育是不可低估的。如“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融入乞巧节,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牛郎星和织女星,乞求上天让自己也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也能有个称心如意的美满婚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七夕节。如“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在中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风俗。俗话说:“冬至到,吃水饺。”而南方则是吃汤圆,当然也有例外,如在山东滕州、曲阜、邹城,冬至习惯叫做数九,流行过数九当天喝羊肉汤的习俗,寓意驱除寒冷之意。

总之,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相关民俗文化内容,可以起到激发民族自豪感,扩大视野的作用。同时,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是语文资源开发利用的宝贵“矿藏”。恰当地运用好民俗文化资源,不仅能丰富语文课堂教学的内涵,还可以提升中小学生的人文素养。

第3篇

一 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芙华在《民俗与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观点是:虽然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是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别提到:“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人们在民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活通俗的、生动典型的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生活状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能够增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游学民在《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一文中说到,“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需经由文化资源得以传播而又不能囿于这些文化资源,这就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将民俗文化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历练学生心灵的过程,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巧妙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者只是着重论述了民俗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对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只是简单的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范文明等在《浅议山西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价值》一文中讲到,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应该研究民俗文化资源的道德教育内容,并发挥其优势,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强国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如利用传统节日、纪念日,旅游寻根等形式激发民众爱家乡和爱国之情,形成民族认同感;运用节日活动、生活礼仪及谚语进行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的品质教育;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使子女做到语言美及行为美,要孝顺父母、兄弟和睦、夫妻恩爱;通过崇拜、感恩、图案工艺等一系列民俗形式表现出对动物的道德关怀,植物的尊重和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谢燕在《民俗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世界转向》一文中的观点:通过搜集整理民俗歌谣、演练民俗游戏、观看民俗音像资料,在经验活动中让学生理解感受我国的民俗文化传统,而通过教唱民俗歌谣、学讲民间故事、临摹民俗图画、排练民俗游戏等手段,让学生在参与中认识,接受民俗文化教育,以把握民俗中那些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从而达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马丽萍在《论民俗文化教育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一文中写到,“民俗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民俗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它最能折射出民族的特质。比如端午节,通过举办赛龙舟的活动,让学生领会屈原的爱国情感,从中接受思想的洗礼;又如中国年俗,很富有乡土气息,通过年俗的学习,增加对故乡的亲切感,从而实现思想的教化。陈光军在《优秀民俗文化与大学生个性教育》一文中的观点:“民俗文化历经长期的嬗变、汇聚,绵延千年而被保存下来,沉淀下来的精华潜移默化地为我们民族独有的社会心理,在引导、规范我们的精神风貌、人生态度、观念行为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比如通过学习民间工艺制作,让大学生感受到民间艺术的巨大魅力以及劳动人民对美的追求,从而能够更好的受到民族情感和民族艺术的感染,进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4篇

关键词:豫南花鼓灯;历史;民俗;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169-01

一、历史文化价值

豫南是我国东西南北文化的衔接地带,既有中原文化的特征,也有荆楚文化的色彩。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造就了信阳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奠定了豫南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从豫南花鼓灯这个歌舞形式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感受到它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信阳是文物大市,出土了许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文物。如楚漆锦瑟乐舞彩图、战国刻纹椭形杯、编钟、建鼓和鼓等。出土文物上刻画的长袖舞人和建鼓和鼓这些历史遗存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舞”、“巾舞”、“鼓舞”已在流行。再者,信阳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南阳紧密接壤,在当时属南阳郡管辖,文化交流相当频繁,南阳汉画像石中有大量“巾舞”、“舞袖”、“盘鼓舞”相结合的画面。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舞蹈已于普通人民的生活紧密结合并仍在延续发展。唐代是我国舞蹈艺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著名的歌舞戏“踏摇娘”与地灯的表演形式十分相似,都是一丑一旦两个角色。在宋代的宫廷对舞中,“竹竿子”(手执竹竿)与花鼓灯中的“老竿儿”(手执竹竿做成的岔伞灯)相同,都是起着指挥舞队、领舞、念白的作用。明清时期,大量的民间歌舞向戏曲这个方向转化、发展,包含一定戏剧成分的民间歌舞花鼓灯也渐渐完成了向戏曲形式的过渡。

豫南花鼓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历代文化的积淀,豫南花鼓灯才能在历朝历代的更替中保存下来,成为豫南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

二、民俗文化价值

(一)岔灯的民俗内涵

豫南自古就有元宵节玩灯的习俗,据万历《光州志》记载:“‘元旦’,鸡初鸣拜天地、祖先。随辟门迎喜神,宗族宗邻交贺。‘上元节’,自十三夕始,张灯连五夕。”岔灯是豫南正月十五元宵节使用的一种灯,它在豫南的民俗活动中有三种用途,分别为:插在祖辈坟地上的“祭坟灯”;儿童在十二岁用来告别童年的“告岁灯”;豫南民间舞蹈花鼓灯中老竿儿所用的“岔伞灯”。

“祭坟灯”是豫南每年腊月二十九或三十进行的一项民俗活动,每年的这天下午,每户人家都要到自家坟地烧纸送冥钱,请上辈亡灵回家过年,到正月十五吃过团圆饭后,长子长孙带着祭坟灯、鞭炮、纸钱到坟前烧纸、点灯、放炮,俗称“送年”。豫南民间有祖先崇拜的习俗,在豫南人的认识当中,人死后灵魂是不会死去的,所以有了祭坟灯等诸多的祭祀仪式,人们认为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祭坟灯承载着一种精神和信仰,代表着晚辈的孝心和怀念之情。

“告岁灯”是豫南元宵节孩子们玩的一种花灯。在正月初十前后,舅舅要送给外甥一盏龙、虎灯或羊灯之类,特别是十二岁本命年的孩子,舅舅要送一盏“告岁灯”,标志着孩子已经告别儿童时代,已经“成人”,以后的人生要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来约束自己。当这种民俗活动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表达人们内在的思想和精神的时候,人们就将其引入到花鼓灯这种舞蹈中。“于是,‘告岁灯’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民俗意义,而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民间艺术约定俗成的外显,这种外显在豫南民间歌舞‘花鼓灯’中,就演变为‘灯心’手中的‘岔伞灯’。”

(二)岔灯与豫南花鼓灯的承袭关系

“岔灯”在豫南花鼓灯中被称为“岔伞灯”。在豫南花鼓灯的表演过程中,“老竿儿”手中的重要道具就是“岔伞灯”。“岔伞灯”就如同指挥家的指挥棒一样,不同的动作代表着不同的曲牌,不同的摆动频率代表着不同的锣鼓敲打的速度。可以说,“老竿”手中的“岔伞灯”是整个豫南花鼓灯团队的灵魂,是豫南人民心中沟通鬼神的神器。“岔伞灯”作为豫南民俗文化的载体,从不同的层面反映着豫南民间元宵节所包容的一种心理寄托。豫南花鼓灯成了一种民俗文化的代表,折射出这一群体人们的民俗心理。

豫南是我国东西南北文化的衔接地带,这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民俗心理具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双重习尚。正是由于这一双重习尚,才使得豫南的岔灯民俗具备了敬人与念祖的完全合一,豫南民间舞蹈花鼓灯就成了豫南民间祖先崇拜和子孙昌盛的中介。“豫南人之为则是以‘伞’为天,以‘灯’喻人,以‘鼓’敬神,寓意出豫南民间对天、地、人所独有的认识,这种认识以消灭一年来不合人意的各种天灾人祸为目的,外化出豫南普通人的一般心理。”由此可以看出,豫南岔灯民俗与豫南花鼓灯有着一种潜在的承袭关系。岔灯作为人们精神的物化物,来表达豫南人们精神上的认同,它折射出豫南人民的民俗心理,成为豫南民俗文化的代表。

本文属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计划项目(编号:CXLX11_0906)成果之一。

第5篇

夜读香茗,读到浓浓的乡情。我杯中的茶叶不可能是着名的武夷白鸡冠茶,不可能是品质独特的大红袍茶,也不可能是浙江西湖的龙井。此刻在沸水中伸张腰条的茶寄自故乡,都是些经过母亲双手采摘揉制的又粗又糙的黑茶。正是这样,当一片片茶叶在杯中泛青,在水里旋浮,仿佛就成了一枚枚我记忆深处的民歌音符,而茶的清香之外,似乎又闻到淡淡的泥香和汗味。每年开春,母亲都会把第一拨采到的“春尖”赶制后托人带到我工作的城市,这些没有豪华包装的茶叶涌动的芳香不亚于摆在柜台上高价的外省名茶。因此,当我握住茶杯,一口一口品欣故乡没有污染的绿色,也会象饮酒一样小醉一番。那些荡漾在茶园里的茶歌,那些被父亲煨在茶罐中的传说都会拥挤在记忆的通道。

夜读香茗,读一种美丽的风情,读一种深厚的民俗文化。西晋文字家张孟阳有咏茶诗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各民族有各民族的饮茶习俗。各民族有各民族的饮茶文化。浙江人对龙井茶情有独衷,北京人喜欢花茶,藏族同胞对酥油茶的爱刻骨铭心,蒙古族同胞最钟情饮奶茶,粤人倾心乌龙茶,广西桂北人崇拜打油茶,土家人习惯饮擂茶,白族同胞迷恋三道茶。长期的饮茶习惯形成了悠久的茶文化,每一种茶文化都以其自身的独特本质让民俗文化异彩纷呈。今年七月,我有幸参观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傅览会,有幸在昆明现代都市里,欣赏到临沧四大名茶文化展演。礼宾小姐为正宗的民族少女,在宾客喝彩声中,在音乐的伴奏下,将茶罐烤干,投入出自茶乡凤庆的“早春绿”’刹时,茶香四溢,茶味醉人。一个俐米小姐将开水倾入烤黄的茶叶中,每斟一杯唱支歌,不知是茶香醉人还是茶歌迷人,在场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开。除了百抖早春绿,还有生冲勐库青毛茶,勐撤蒸酶糯米香茶和滇红速溶奶茶展演,整台展演成了昆明当天亮丽的风景,许多外国友人留连忘返。那些土生土长的茶叶也同一张张笑脸上了电视台,抢了报纸的头条。我常常会收到远在祖国各地笔友的信,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抖茶”是凤庆文化人自己编造出来的吗?作为一种有历史渊源的茶文化,就是在我凤庆乡下老家,那些一辈子与茶叶打交道的茶农,几乎每天都要操持小土砂茶罐。重复一遍遍“百抖茶”的内蕴。

夜读香茗,读出许多感慨,清淡是杯茶,富有也是杯茶,因为,清淡不乏芳香,平白却溢满诗意。我想到一种人格,一种思想境界。

初二:王佳婷

第6篇

关键词:品牌定位;天山天池;新疆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133-02

一、定位和品牌定位的概念

在特劳特所著的《定位》一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定义与理解:定位是对预期客户头脑中要做的事,这件事大意是指要确保在预期客户的头脑里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所以“定位”这个概念,本身是针对所面对的对象心理层面而言的,并不是针对实施定位的主体。品牌定位是指企业的产品及其品牌基于顾客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寻求独特的个性和良好的形象,从而凝固于消费者的心目中,占据有价值的位置。品牌定位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针对产品品牌的,其核心是要打造品牌价值,其承诺最终通过产品兑现,因此它已经包含了产品定位。品牌定位和细分消费市场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品牌定位从“产品功能诉求”、“品牌感性诉求”已经过渡到“品牌文化诉求”。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品牌(尤其是名牌)普遍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社会效率,而一个准确的品牌定位是品牌成为名牌的基础。旅游业成为了世界三大产业之一,同类旅游产品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避免旅游品牌运作幼稚、景区建设雷同、服务和质量无差别,旅游品牌更需要一个准确的品牌定位。

二、新疆天山天池品牌定位现状分析

天山天池属于高山湖泊,在中国东部,像长白山天池、太白山天池、浙西千顷山天池、四川华蓥山天池等都属于典型的高山湖泊。目前天池中仅有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运用文化营销给自己定位,天山天池用五大文化,长白山天池用《红楼梦》和萨满教文化,但都没有明确清晰地定位,使得文化营销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乘数效应。

目前,《天山天池国际度假旅游区服务接待基地市场营销策划与招商引资研究》中通过对天山天池客源市场特征、横向竞争对手市场进行分析,提出天山天池转型重塑阶段的定位目标是:新疆游客集散中心;内涵扩展阶段的定位目标是:旅游商品集散中心;品牌建设阶段定位目标是:国际休闲度假中心。

三、新疆天山天池品牌定位的对策分析

1.天山天池品牌定位与阜康城市品牌定位的互动

每个著名旅游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名片”,所谓的城市名片其实是城市品牌,城市名片的形象口号概括的是城市品牌形象,例如“浪漫之都,大连”、“帆船之都,品牌之城”、“精彩深圳,欢乐之都”、“东方古城,长城故乡”、“北国春城,世界雕塑之都”等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品牌,它们的定位精准到让游人们叹为观止,让本市市民顿生自豪感,让未见过的人们无不向往。阜康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设县,取意“物阜民康”。乾隆年间,新疆都统明亮曾登博格达峰和天池一带,开山引水,并在天池渠口附近立石碑纪念此举,据说“天池”一词就是明亮上奏朝廷首次所用,此后200多年人们广为使用。关于天池的神话、传说不胜枚举,在此我们何不用“物阜民康,祥瑞之都”、“天镜神池,蟠桃纳福”来分别给阜康市和天山天池定位,天山天池的品牌定位能够成为阜康市城市定位之一,阜康市的城市品牌定位烘托和映衬天山天池的品牌定位。祥瑞之都说法和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即将打造的“福文化”如出一辙,天山天池若干次惊现佛光、海市蜃楼的奇景也为“福文化”的打造添了浓墨重彩一笔。

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和阜康市电视台曾经推出过一个宣传短片,主题是“有一种境界叫天池,有一种生活叫阜康”。这种主题不符合品牌定位的要求,因为太抽象,消费者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生活。韩国旅游宣传原是“DynamicKorea”,2008年为KoreaSparkling“(韩国炫动之旅)。定位大师特劳特如此评价:“韩国没有鲜明的形象定位。从商业角度而言,两个创意都不太好。意思不明确。Sparkling?Dynamic?中国、日本都Dynamic(有生气),如何区别?”我们发现,天山天池的品牌由于定位不清晰不鲜明才造成了它形象宣传上的失误,这和韩国“炫动之旅”形象定位犯了同样的错。

2.天山天池品牌定位的基因是文化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旅游业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内涵,只有突出各种不同的文化特点,才能吸引广大旅游者,才会产生旅游消费和经济活动。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消费,很大程度是进行一种文化产品的消费。没有文化特点,就没有旅游业。文化必须有载体,一个景区、一座文物、一个游览点就是一个载体。

3.天山天池品牌定位的主题是福文化

围绕着“祈福、造福、享福、纳福、惜福”这样的线索连接起来的福文化,建议天池管理委员会可以开展一系列的紧密结合的商业活动和公益活动,凸显新的天山天池品牌形象――灵山圣水、自然福地。在一年四季中不断创新旅游活动:从辞旧迎新的祈福庙会、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元宵民俗文化节到春季的公益活动主题“造福社会,造福后代”(植树造林、认领养护树木活动),从夏季的“新疆民俗文化博览会”、“新疆美食文化节”、“西王母蟠桃盛会”、“新疆文化艺术节”、上海世博会新疆馆展览活动的举办,到对“世界小姐”、“亚洲小姐”、“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分赛区举办权的争取,从“天山天池征文大赛”到“新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艺术节”、“新疆旅游商品博览会”、“新疆旅游环保大赛”、“新疆摄影展”、“新疆书画展”、“新疆婚庆博物馆”开馆等系列活动的举办;在品牌定位的细节方面要形象设计鲜明、宣传口号统一、广告特制品实用精致、形象传播投顾客所好,做到鲜明而统一、以顾客需求为中心,这样的品牌定位一定可以成功。

4.西王母文化、武侠文化、民族民俗文化都烙“福”印

西王母文化历史久远,关于西王母和周穆王的爱情神话、西王母举办蟠桃盛会大宴群仙的神话(见《西游记》)都渗透进了福文化,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向往爱情、向往神仙境界的象征。武侠文化中的爱恨情仇、正邪较量等情节无不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恶报应、《周易》的辩证思想,这和我们主题中的“造福在前,享福在后”、传统文化的“福祸相倚”是同源的。民族民俗文化无论是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游艺民俗、民间观念、民间文学都在向往着福禄寿。景区边缘若能建成“西北第一民俗风情园”,那么将来品牌集群效应一定会很明显地凸显出来。

三、天山天池地格分析和品牌定位

地格分析就是地脉与文脉组成区域的地方特性,地脉是指该区域的地理背景,文脉是指该区域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社会文化脉承,就是社会人文脉络和文化特质。旅游品牌定位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包括整体形象概况,还涉及形象理念系统、宣传口号设计、视觉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形象传播策略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艾・里斯,特劳特.定位[M].王恩冕,等,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15.

[2] 侍晓雅,宋杨.浅议文化营销对新疆天山天池的品牌运营对策分析[J].经济视角,2010:35.

第7篇

一、中国传统民居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民居作为人类居住、活动的场所,是人类创造的人文景观,蕴含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其形成和发展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民居的分布与形式体现了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我国疆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地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各地的民居当然也映射出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例1】(2016年高考海南地理卷第22题)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华北地区传统民居大多坐北朝南,房前多植落叶阔叶树,而不植四季常绿的松柏等针叶树(如下图所示)。

解释华北地区传统民居的房前多植落叶阔叶树,而不植松柏的地理原因。

【解析】该题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华传统民居为切入点,将华北地区传统民居与当地气候、植物树种等地理事象巧妙地融为一体,考查自然地理环境对聚落的影响,体现了华北地区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华北地区夏季炎热,与松柏(常绿针叶树)相比,落叶阔叶树夏季冠广叶密,遮阴取凉效果更好。华北地区冬季寒冷,太阳高度较低,落叶阔叶树落叶后,可让阳光充分射入室内,提高室内温度(松柏等常绿针叶树会遮挡阳光)。

二、中国山水画

山和水,是地球上最基本的两大自然景观,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物质基础。中国人历来崇拜山水,敬畏山水,喜爱山水,亲近山水。山水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形式中重要的一种,是我国美学的重要体现。绘画是画家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绘画作品的面貌、风格。中国山水画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传统上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金碧山水、水墨山水、浅绛山水、没骨山水等。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

【例2】(2016年高考江苏地理卷第1~2题)中国山水画家多师法自然,其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下图为我国四幅山水画作品。读图,回答1~2题。〖JP〗

〖JZ〗〖XCA6.TIF〗

1.画中描绘江南丘陵景观的是()

A.①

B.②

C.③

D.④

2.画③中描绘的地貌类型形成原因是()

A.冰川作用、风力作用

B.流水作用、冰川作用

C.风力作用、流水作用

D.生物作用、流水作用

【解析】该组题以四幅中山水画为背景,考查考生的地理认知和地理理解能力,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又考查了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可谓匠心独运,水到渠成。第1题,从图中可以看出:①地形崎岖,相对高度很大,属于山区;②中远处有石林,属于喀斯特地貌;③是沟谷发育比较好的地形,在我国以黄土高原最为典型;④地势有一定的起伏,但是相对高度不是很大,属于丘陵地形。江南丘陵属于低山丘陵地区,故D正确。第2题,③属于我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地貌。黄土高原的黄土早期是风从西北地区吹来的尘埃沉积而形成的,后来其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地貌主要是受到流水侵蚀作用形成的。所以选C项。〖JP〗

三、中国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是中国人通过种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与中华文化思想结合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现象。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而且积累了丰富的茶的精神文化。“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通六艺,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如今,茶已发展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我国地域广阔,茶类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中学地理教学内容中,与茶生长、分布有关的气候、地形、土壤、水源等条件属于自然地理知识;与茶加工、销售有关的技术、劳动力、交通、市场等因素又与人文地理知识息息相关。例如,2016年高考新课标全国文综卷Ⅰ第36题以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为载体,以广西横县茉莉花种植为背景材料,整合梳理地理相关内容、纵横串联多个考点,注重考查学生地理思维过程与探究问题的能力,体现新课程命题趋势。

四、中国民俗文化

第8篇

一个城市,钢筋水泥与田园稻香能兼而得之吗?雷锋的故乡——长沙市望城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经过多年探索,望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并成就 “望城现象”。8月18日,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和湖南省长沙市在京联合召开媒体通气会,宣布由农业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望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系列活动将于9月13日—1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发展休闲农业、传承农业文明、促进乡村旅游、弘扬民俗文化、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既是一次推动全国农业休闲与乡村旅游工作的盛会,也是一次积极拓展农业多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与经验交流座谈会。本次活动将紧紧围绕“湘水神韵,都市田园”主题,展现望城山水洲城特色和都市田园般的诗意生活。

主要内容有开幕式及文艺晚会、两岸休闲农业合作与理论探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授牌、十大精品线路和十大休闲农庄、乔口渔都开街、乡镇主题日活动等。作为活动的突出亮点,两岸乡村座谈会将邀请大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新农村建设专家、休闲农业专家,台湾休闲农业专家、台湾休闲农业业主,畅谈两岸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现状与展望。

此次活动的承办地长沙市望城区,坐落于湘水之滨,是雷锋的家乡,被誉为“希望之城、好人故里”。望城整合全区旅游休闲资源,设置了丰富的内容,向长株潭地区发放“百万消费券”邀请市民体验新望城;举办万民采摘节,让市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各乡镇根据自身特色,推出一些别开生面的活动,比如乔口镇将邀请市民品“千人全鱼宴”、靖港镇准备了精彩的水上实战演出、新康乡将邀请戏曲名家演绎全国各地的戏曲名曲名段、举行戏乡开街仪式等系列活动,让各地票友过一把“戏瘾”;白箬铺镇则将在光明村举办自行车赛等乡村休闲游等活动;桥驿镇将邀请游客登长沙最高峰黑麋峰,“登山亲水乐金秋”;丁字镇则带领游客游彩陶源村,十里画廊彩陶清溪,感受1200年前的铜官窑遗址的唐风古韵。

据主办方介绍,之所以选择在望城举办,是因为望城近年来将传统农事活动、乡村田园风光、乡土民俗文化、乡村居民与现代旅游度假相结合,已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方面成就一种独到的“望城现象”。作为长沙新城区,望城立足自然资源、历史文化、交通区位优势,以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为重要抓手,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两型社会”建设,促进新兴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该区以绿色GDP为考核标准,大力发展,突出乡村生态、乡村民俗和乡村文化遗址的保护,形成了以民俗风情、农事体验、农家休闲、瓜果采摘、观光农业、规模种养、商务接待为主体的产业带动型休闲农业产业。2011年,全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16.6万人次,综合收入20.4亿元,占GDP的10%以上,带动劳动力就业1万余人次,成为望城区支柱产业之一。初步形成了以千龙湖、百果园、光明村为代表的规模休闲农庄集群,以乔口渔都为核心的渔业休闲企业集群,以望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平台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集群,以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靖港古镇、铜官陶城、新康戏乡为标志的文化旅游景观集群。

望城成功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联动发展,其成功探索为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近郊区县发展特色区域经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典型。此次活动举办正是望城乡村旅游向全国展示的一个重要时机。望城区委书记、区长谭小平在通气会上向全社会发出诚挚邀请,诚恳地希望全国朋友到望城旅游观光、考察指导,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全方位体验望城、感受望城、品味望城、记住望城,促进望城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

第9篇

关键词:杨家城遗址;RMP模式;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杨家城是我国唐代至明代时期的古城遗址,坐落于陕西省神木县城东北约15公里的杨城山上。杨家城原名麟州城,是古代著名的军事重镇、杨家将的故乡,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大多在这一区域发生,后人为纪念忠勇、爱国的杨家将,便将此城称作杨家城。杨家城不仅是历史悠久的边塞古城,同时也是历代民族融合的文化节点,具有重要的综合价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1]。

多年来尽管当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杨家城遗址进行保护,但其整体保护与开发状况不佳。在新的形势下,将文化旅游事业同杨家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旅游开发为杨家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1RMP(昂普)分析模式

RMP(昂普)模式是一种以产品为中心的旅游规划模式,该模式的分析理论最早由吴必虎提出,指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应以旅游产品为中心,分别进行R性分析(resources analysis)和M性分析(market analysis),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P性分析(product analysis),并最终提出以旅游产品为中心的规划框架[2]。该模式注重在旅游产品的创新设计中考虑对资源的评价和合理利用,同时对客源市场进行充分分析,以此为基础进行旅游产品的合理开发,力图使资源、市场和产品三者有机结合。尽管RMP模式的应用对象主要是区域旅游规划,但其立足资源、市场、产品的分析体系对于遗址文化旅游开发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把握好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关系,是遗址文化旅游开发成功的根本保障。

2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的RMP分析

2.1R(资源)分析

广义的旅游资源是指一切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潜在和现实的、自然与人文的事物和现象的总称,是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3]。杨家城作为流传千年的古城遗址,其身上体现着边塞文化、杨家将文化、陕北黄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等多种类型文化的交融,而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也构成了遗址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心和主体。总的来说,杨家城文化旅游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资源种类较为丰富,空间分布相对集中

杨家城遗址的文化旅游资源类型较为丰富,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具备旅游开发所需要的资源基础和要素。其中以杨家将文化资源、古代军事文化资源、边塞文化资源及陕北民俗文化资源最具代表性。

(2)遗址类资源和文化类资源为主,垄断性强

遗址区旅游资源主要以遗址类资源和文化类资源为主,不仅相对种类多,且知名度较大。杨家城作为杨家将故里,在全国具有唯一性,其他资源无法替代,具有民族性、世界性、统领性的历史文化品牌优势。

(3)地域特色浓厚,自然人文组合性强

独特的边塞卫城风貌、丰富的杨家将文化、绚烂的陕北民俗风情等共同构成了杨家城丰富的文化资源。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相互融合,构成极强的综合吸引力。

(4)旅游资源可塑性及包容性强

虽然杨家城现有的遗迹已残缺不全,但可以在历史文化中寻找线索,依据大量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旅游项目的设计、开发,重新塑造杨家城旅游形象,资源的可塑性及包容性较强。

2.2M(市场)分析

(1)市场需求分析

近年来,国内体验型旅游趋势明显,文化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一些著名的旅游区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型观光旅游模式,开发了观光、体验、文化等结合的复合型旅游项目,而消费群体也以中青年、高素质阶层游客为主[4]。杨家城所处的神木县位于我国西部崛起的重要能源基地,京津呼包银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特殊的经济区位,使得该区域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及出游率较高。同时,本区域人口众多,这就为杨家城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消费转向更多精神层面的消费,这就为高端文化旅游市场带来了旺盛的市场需求。

(2)客源市场定位

在综合分析旅游客源市场的基础上,对杨家城文化旅游市场进行合理定位,形成以本地及毗邻地区为基础的一级市场,向相邻省区的大中城市拓展的二级市场和以中部、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三级市场及海外市场。

1)国内市场

一级市场主要指陕北、关中、内蒙古中南部等毗邻地区形成的基础市场,随着假日旅游活动的兴起,交通条件的改善,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是杨家城文化旅游的主要游客来源。二级市场包括相邻省区的大中城市构成的中距离市场,这些地区人口相对密集,收入水平较高,旅游消费观念较为超前。距离杨家城遗址较远的东部及东南部沿海城市为三级市场。这些地区城市密集,经济基础好,出游已形成时尚,杨家城对其存在巨大的异质文化吸引力。

2)海外市场

由于日韩、港澳台、东南亚市场均处于汉文化圈内,且经济发达,可将其作为主要的海外市场进行重点开发。其次,省会西安作为历史古都,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游客,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来陕游玩的海外游客吸引到杨家城。此外,海外的杨氏宗亲也是一部分重要的客源。

2.3P(产品)分析

旅游资源只有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才具有市场吸引力,才能给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旅游经历和体验[5]。旅游产品的开发受到资源导向及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通过对杨家城遗址资源及旅游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环境具有以下特点:

(1)品牌意识强烈,有利于多种旅游产品的开发

知名度是品牌推广的重要优势。虽然杨家城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还较小,但杨家将却是家喻户晓的。因此,围绕“杨家将”这张金字招牌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对杨家城遗址的旅游发展至关重要。历代艺术家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艺术手段,高度地赞扬了杨家将的爱国行为,形成了大量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料,这些都是杨家城文化产品开发的思路及主题来源,同时结合当地深厚的地域文化,有利于开发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产品。

(2)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方面比较落后

目前,当地已有部分民营企业投资研发了以杨家将及其文化为特色的相关产品,但从总体上看,水平和层次较低,涉足范围较窄。而其他围绕边塞文化、陕北民俗文化开发的旅游产品几乎没有,整个遗址区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比较落后。

(3)产品特色突出,区域竞争优势明显

山西、河南等地以杨家将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的开发给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开发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他们的资源具有相似性,客源地又高度相关。但杨家城作为杨家将故里,其资源具有唯一性及垄断性,在其开发中应突出自身特色,采取错位和差别化的竞争手段,丰富产品内涵,发挥竞争优势。

3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开发思路及产品体系

3.1开发思路

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开发应从分析研究资源特色出发,针对游客市场需求,对遗址文化旅游产品进行设计、加工,开发出效益最优化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加强文化体验旅游项目的开发。在对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产业各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其开发的总体思路,即以边塞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以杨家城遗址和杨家将文化资源为依托,在遗址保护的基础上打造以杨家将文化为主,边塞文化、古代军事文化及陕北民俗文化为辅的文化体验旅游区,以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和谐共生。

3.2旅游产品体系

在以资源为导向的遗址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下,杨家城文化旅游形成了以观光类、体验类、文化创意类为主的三层产品体系。

(1)观光类产品

观光类旅游产品主要包括文化观光和自然观光两大类。文化观光类产品主要依托杨家城遗址、明长城遗址等历史遗存开发独具特色的观光游憩型产品,如殿宇遗址、烽火台等。而自然观光类则依托塞外风情及黄土风貌,开发大漠风貌观光产品。

(2)体验类产品

体验类产品开发是遗址文化旅游开发的重点,主要依托杨家将历史、边关生活以及陕北民俗文化,开展边塞文化体验、军事体验、地方民俗体验等旅游项目,如军营大帐、仿宋古街等。同时,还应积极联合其他配套服务产业打造休闲类的旅游体验产品,使游客在休闲的同时也能感受和体验到遗址区浓厚的历史文化。

(3)文化创意类产品

结合现代高新技术对杨家城遗址资源文化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开发,在产业联动和集聚效益的作用下,挖掘和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文化产品,如影视城、动漫基地等,大大拓展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内涵。

3.3节庆旅游产品设计

节庆活动能以独特的方式吸引大量的区域内外游客,产生相当的轰动效应,具有极强的旅游宣传功能。结合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开发,可以策划设计一系列节庆旅游产品。

(1)杨氏祭祖大典

举办杨氏祭祀大典,可以为杨氏宗亲、英雄儿女提供一个继承杨家将文化血脉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全球华人提供一个缅怀、继承、弘扬杨家将精神的平台,使杨家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

(2)杨家将戏曲文化节

借用杨家将戏曲辐射的影响力,举办和杨家将相关的戏曲表演大赛,成为提高杨家城遗址知名度和弘扬杨家将文化的节庆活动之一。

(3)陕北民俗艺术节

以民俗艺术文化展示与体验为宗旨,依托陕北民俗文化及特色美食资源开发陕北民歌赛、陕北民俗文化展演、陕北美食节等形成民俗艺术节系统节目。

4结语

通过运用RMP模式对杨家城遗址文化旅游资源、市场、产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杨家城遗址发展文化旅游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潜力。在开发时,应以遗址保护为主,文化旅游开发为突破口,打造以杨家将文化为主,边塞文化、古代军事文化及陕北民俗文化为辅的文化体验旅游区,以实现杨家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林渊,霍佳.神木杨家城的历史学观察[J].延安大学学报,2012,(4):66-69.

[2]吴必虎.区域旅游开发的RMP分析――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J].地理研究,2001,(1):103-108.

[3]刘春.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6):2-4.

第10篇

从钟老离开我们到今天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对钟老学术遗产的承继和阐扬,仍然是我们今天和今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工作内容之一。换句话说,钟老确实离开了我们,但同时又常常“在场”,用他的思想,不断地参与到当下的学术对话和讨论中,参与到民俗学学科进步的洪流中。至于缘何会如此,笔者下面的简要讨论,将从一个很小的侧面,给出有力的回应。钟老一生的学术思考,涵盖众多方面,笔者今天只想从钟老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样一个命题出发,略述管见,以求教于方家。钟老关于“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命题的完整提出,是在他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①中。但是此前钟老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若干著述中,已经隐含此方面的思想脉络。他从多个角度强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性、独特性以及可以与汉文化进行类比和彼此影响研究的学术文化价值。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钟敬文从一般民俗学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入手,指出“我们的民俗学,是把境内多民族的民俗文化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那么,如此确立研究对象的依据,则是中国的社会结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 56 个民族,都有各自悠久的历史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又互相交流,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民俗上,各民族也形成了一些大体稳定的共享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国民俗学的基本内容。就拿民间故事来说,它在这方面的情形,更加显著、突出,因此,中国人所熟悉的许多类型的故事,都有在各民族间相互流通、享用的现象,有的还与岁时节日、社会风俗等粘合在一起,表现为一般民族的、民间的文化。②

在强调了民俗在“一国”文化格局中具有的某种共同基础后,钟老进而指出,“大家知道,中国地域广大,各民族的居住比较分散,加上社会历史、生态环境、民族迁徙等原因,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注意各民族民俗的差异点,说明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和实践活动都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的彼此尊重、加强团结,有利于认识中国民族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民俗学研究的质量”①。中国民俗文化内部有差异,也有共同性,这两方面的前提条件决定了中国的民俗文化,具有“整体形态”。钟敬出如下表述:“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民俗的整体形态,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一国多民族民俗为研究对象。也可以说,中国的民俗学,由于社会结构的关系,规定了它的性格、它的特点,就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同世界上的很多单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相比,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②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钟敬文认为,这有深厚的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看,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汉族就融合了很多民族的文化,才发展成今天的样子。总之“,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博大的,多民族人民共同建设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但到现在,还有一些民族相对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民俗文化……我们加入把中国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史宝库的一种丰富。”③述及钟敬文关切少数民族民俗传统的文章不少,这里只择有代表性的稍加引申。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日本学者西胁隆夫,在《故乡的歌谣和少数民族歌谣》里,注意到钟敬文对少数民族歌谣的关注,进而认为钟敬文的工作“具有先驱性的意义”:

他在介绍疍民的文章开头这样论述道“:中国本部境内,除了我们汉族以外,尚有许多山居水泛的开化较迟的民族。如云南、贵州一带的倮亻罗,两广、湖南一带的瑶民,广西境内的僮人、西南各省的苗民、东南沿海的疍户,这都是彰明昭著的。我们谁都知道:一个民族文化的高下,与他们的文学(民族心声的歌谣)是很有关连的。”这里从汉族的角度进一步把眼界放到多民族的口承文学,强调了发掘它们的意义。“记得清人李雨村,曾编辑过一部《粤风》,里面除去了一部分粤人的歌谣外,其余都是那瑶僮俍各民族的心声。近来‘歌谣新运动’中,也有人注意的采集了一些云南倮亻罗和广西僮人的歌谣,发表了出来。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④

专文讨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是目前旅居日本的学者周星。他在《“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⑤中总结说,钟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主张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因为这一理念,“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国许多民俗学家长期以来所思考和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不断接近于形成的观点。”⑥周星提及,就民俗学学术队伍的构成和其中少数民族学者的立场而言,这个理念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容易得到认同:

在中国民俗学会的大约 1500 名会员中,约有近 400 名左右的少数民族会员,约占会员总数的 26.6%,分属 39 个民族成分,这个比例在一些多民族的省区,实际还要更高。这些少数民族会员,尤其对当地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很有研究,也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述,应该说,它们都是中国民俗学成果中值得我们重视的组成部分。我想,这些同志们对于“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是深有同感,也是很能认同的。①

周星强调说,诚然,各民族地区的民俗活动,具有族别特点,但又往往超越族群边界,大量民俗事象长期相互影响,形成了许多跨族际的民俗事象。此外,还有一个“地域的视角”。如果把族别和地域的视角联系起来,情况就会更为复杂。应对这种更为复杂的局面,需要一个更为“整体的观念”来统摄和把握局部“,因为中国各民族共享的社会和历史统一性进程以及共同创造的民俗文化财富,使得我们有可能发展出建立在地域和族群文化之多样性基础上的‘一国民俗学’。”②周星对钟敬文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思想的阐发,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命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尤其是他从自身学术训练和背景出发,对民俗的“地域”和“族别”属性的特殊强调,令人印象深刻。依照笔者的理解,钟敬文先生作为文化研究的大师,对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进程有全面的把握,这是他“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宏阔背景。这种对全局的把握,与关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论断,在深层次上是十分契合的。中国各民族漫长的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辙,构成了今天文化上多元的灿烂局面。所以说,钟敬文的命题是有历史高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多元文化现象的理解和阐释,长期以来就是精辟见地与糊涂观念并存,有的观点不仅不科学,而且有害。例如有人错误地认为,文化上的差异,就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应当尽快消除“落后”,尽快臻达“先进”、“发达”的境地,这与殖民主义理念如出一辙。有人用简单的两分法看待复杂的事物,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处理文化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所谓先进代表了人类的发展方向,与后工业的、高科技的、书面的、雅致的、逻辑的、合乎人性的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落后,往往与前工业的、低技术的、口传的、粗鄙的、前逻辑的、违反人性的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似乎善恶高下立见。抛弃“陈规陋习”“、野蛮”和“原始”,就成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不二法门。还有人发展出更为精巧的理论,试图“隐晦地”证明某些文化比另外一些文化更高级,更合于人性和人道,而另外一些文化需要改弦更张,或大幅度更改,乃至毫不留情地弃之如敝屣。在人类历史上多次上演的文化殖民操演,其背后的理念,就是这种特定文化的优越论在发生作用。今天,在联合国组织的有关文件中,还可以看到对这一类谬论的高度警觉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批判。例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指明以下应当警惕和批驳的谬论:“某些文化比别的文化更有可能促进发展”、“文化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的冲突”,以及“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障碍”①。在这份由众多专家合作撰写的报告中,在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基础、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讨论中,处处体现了反对强势文化的文化统治、反对强迫的文化同化政策等主张。钟敬文关于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观念,可以说,与晚近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思潮,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具有很高的人类伦理基点。这样说并非夸大之词,因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文化多样性的恪守,是人类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需要从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加以考量,而且文化多样性政策的坚守,对于人类长期、安全、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一些东方和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论者或民族沙文主义论者,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宣称所谓民族共同体乃是为了特殊利益人为建构的结果,应予取缔,或宣称某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文明”和“更先进”,因而先天合法地具有统御其他民族的法权。这种无视历史、无视客观情况的论调,早就遭到有良知和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们的严厉挞伐。与人类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民族集团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具有高度耦合对应关系:“虽然人类是一个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②。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植物和脊椎动物物种最多的 27 个国家中,有 19 个国家的报告说,他们的国民使用超过 50 种以上的口语。③可见,与语言差异相对应的族群的产生和发展,其语言和文化的特异性现象,都往往与特定生态环境有密切关联。可见,民族从来不是人为建构的、可以随时宣布取消的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果说这些谬见已销声匿迹,还为时尚早。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过打扮和伪装的民族虚无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也没有完全绝迹。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某些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观念的思想,也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某些用狭隘的情绪代替科学的精神的学术表述中,我们还能够看到这种观念的踪影。好在就总体情况和大局而言,此类谬见,在民俗学领域没有多大的市场。原因之一,笔者认为与民俗学学科有钟敬文先生这样的大师,始终坚持符合实际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民俗观有很大关系。钟老不仅在学理上提倡之,在学术实践中也践行之。从创立中国民俗学会之初,到组织教材编写、人才培养、学术团队建设,到民俗学在国家学术格局中的布局,钟老都考虑到了多民族的学科特质,及在长久的学术建设中应如何体现多民族的维度这一思想。钟老长期倡导招收各少数民族的学生,培养他们在民俗学方向上的学术兴趣和专业知识,引导他们建构本民族的民俗学体系。钟老在这方面的胸襟和眼光,远远地超过了许多同代和稍后的民俗学学者。在钟老的胸中,有全国学科发展的整体格局,也有如何引导一国学术发展的思路。一个学科的统领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素养,他不仅胸中装着自己的学术经营,还装着机构发展的蓝图和构想,乃至装着一个国度学科发展的整体思路。仅就统领学科的胸襟和气度而言,钟老也是无可替代的。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思想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为广泛接受。此后,在这个重要命题上,没有出现人言言殊的情况,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研究中也没有出现混乱不清、乃至针锋相对的提法。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版图,就向着多元的、多通道和多进路的方式发展。今天有如大海般的各民族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原本就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彼此学习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对于某个民俗事象的解释和说明,往往需要利用其他民族集团的材料,进行对比和类比研究。光是形成一个民俗学概论的著作,就需要引入大量各民族的民俗材料。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尝试编写以多民族的民俗传统为经纬的教材,就是明证。不过,钟老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除了强调在一个国度之内,应当发展多民族的民俗学的理念,其实深究起来,还包含了两层含义:各个民族的民俗事象,都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研究者队伍,也应当具有多民族的构成。他在教学实践中,很好地践行了这个主张。他还多次表述过:来自特定民族的民俗学者在解读和阐释他们民族文化传统时所具有的优长,往往是其他民族的学者轻易不能替代的。其次,发展多民族的民俗学,还有一个方便与国际东方学对话的便利。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诸多领域,起步比我们早,专业人员比我们多,在学术发表的阵地数量和已经产生的影响上,比我们有优势。关于《格萨尔》的研究,两位学人(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 和石泰安 R. A. Stein 1911~ ) 的法文著述产生的影响,是今天国内任何一个《格萨尔》专家所不能比肩的。这种状况当然是历史造成的,不过今后不应当长期延续下去。笔者在另外的场合谈论民俗学的少数民族维度时,讲过几条意见,觉得拿来在这里支持钟老的说法也合适:

第一,按照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创立和发展传统看,它从勃兴之初,就没有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歌谣学的最初实践活动区域,就有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歌谣展示。这个传统,今天就更没有理由不坚守了。第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其中的每一个民族成分,都是这个大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各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肉联系,它们在参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令有关各少数民族的知识和遗产,合理合法地、无可争辩地成为国家学术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民俗学,是与大力发展中国民俗学的总的目标相一致的。第三,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分属于几大语系———汉藏、阿尔泰、印欧、南岛和南亚等。他们各自所长期居住的自然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产生于其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社会组织方式和其他活动等,彼此间差别相当明显。它们是民俗学生长、发展和获得丰收的肥沃土壤。对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阐释特定文化传统的意义,也有提供观照文化范例并提炼和抽象出文化活动通则的范式意义。第四,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有关研究,已经有可观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积累了宝贵的学科经验,如蒙古族,在百多年前就产生了自己的民俗学著作。今天,在内蒙古地区,一些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课程,也还是用蒙古语讲授的。这是中国民俗学学科特色的一个显著方面,是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挑战所在,也是机遇和光辉前景的所在。第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国际人文学界的大力倡导下,人类社会越来越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的重要一翼,与作为另一翼的人类有形文化遗产一道,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恰恰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民俗学在人类今后的发展和进步中,在总结人类宝贵经验和教训方面,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代系统化教育的知识教授体系中,民俗学不仅应当拥有一席地位,还应当拥有发展优先权,享受优先扶持的地位。当前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国家文化建设战略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研究等环节工作的全面铺开,都对民俗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较而言,少数民族的民俗学人才更为缺乏,这方面的需要也就更为紧迫。①

总之,钟老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思想,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做出了符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学科特点的规划。这个思想,虽然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辩,但还不能说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法则”了,证据就是在某些冠以“中国”的民俗学著述中,对各民族民俗事象的研究,还远未到位,乃至基本上无视其存在。所以说,我们也就不能不经常回顾和阐扬钟老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了。

第11篇

关键词:满族;文化旅游;SWOT分析

赵志忠先生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个满族中心是在中国;中国的满族中心则在辽宁,而辽宁的满族研究中心当之无愧的是在沈阳。”满族的崛起带来了辽宁的振兴,作为关外陪都的沈阳为辽宁的满族特色文化的发展奠定重要的经济、文化的基础。

一、辽宁满族文化旅游发展的优势(Strenth)

(一)清前史文化景观丰富,“满韵清风”旅游形象突出

辽宁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在辽宁的发展历史中,满族文化成为白山黑水间最强悍的民族,也成为辽宁地域的品牌文化。后金的兴起,清前文化的发展,在辽宁留下了众多的人文景观和历史古迹,清前文化承载着辽宁的发展,满族风格的建筑,如沈阳故宫、清福陵、清昭陵、赫图阿拉老城、抚顺清永陵、辽阳东京城等厚重的伫立在辽宁的黑土之上。其中, “一宫三陵”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古迹。沈阳故宫成为区别北京紫禁城和最重要的文化古迹最大的特色是最完整的满族风格的皇家宫殿,清宁宫至今仍然保留着满族得居住风格,祭祀文化。“满韵清风,多彩辽宁”成为辽宁旅游文化的宣传口号,足以见得辽宁满族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满族民俗文化成为辽宁旅游文化的主体。

(二)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与周边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地缘关系

从地理区位来看,辽宁是连通关内外的重要交通枢纽,使关内游客往来络绎不绝。从经济区位来看,辽宁毗邻京津唐经济区,又吸引着东北三省的主要客源。辽宁周边省市一方面支撑着辽宁旅游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辽宁旅游活动的主要客源市场。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复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为辽宁满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二、辽宁省满族旅游发展的主要劣势(Weakness)

随着辽宁满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其制约因素也逐渐显现暴露,并且这些因素阻碍了辽宁满族文化旅游的发展。

(一)景区开发和规划存在若干问题

辽宁景区随着开发进程的深化,目前的满族文化景区开发暴露出“城市化、人工化、商业化”的问题。这影响了其名胜资源的内涵和旅游体验满意度。如过去贴饼子用的大铁锅不见了, 家家户户用上了燃气罐;过去满族农家睡的通铺火炕也已经被床和土暖气取代。另外,各地都已认识到,文化类遗产景区已经越来越突出的显示出对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一些文化类遗产景区先后得到开发,但是开发速度过快,景区规划落后,因此不能及时并且正确的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这极大影响了文化类遗产景区的发展。

(二)旅游流量呈现明显季节性

辽宁的旅游季节性非常明显,多数满族文化旅游活动集中在每年的四月至十月期间。盛大节日也大多集中于此。如颁金节、虫王节等。但是,整个漫长的冬季都是辽宁满族文化旅游的淡季,客流量小,许多设施无法得到合理利用,资源浪费现象明显,为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带来不小的困难。

(三)旅游产品雷同

辽宁满族文化旅游产品常常是以静态方式展示给旅游者。旅游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同时, 各地满族文化旅游产品都是民族饮食、民族文物展览等, 在很大程度上雷同,没有体现出不同地区满族文化所展示的差异性。但河北遵化清东陵在2012年4月期间举行了盛大的“龙游福地皇家记忆清东陵2012春季旅游季”活动。举行了盛大的康熙祭祀祈福大典,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动态的满族文化旅游产品更能给旅游者带来满意的文化体验。清东陵的满族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是非常值得辽宁满族文化旅游借鉴和学习的。

三、辽宁满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机遇(Opportunity)

旅游业成为我国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

现如今,国内旅游已然迈入快速发展时期。2011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430元,在这个全面释放旅游需求的时期,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率达246.0%;国内旅游出游人数10.65亿人次;游客每次出游人均花费883元/人次,同比增长10.2%;国内旅游出游花费9403.81亿元,同比增长30.0%。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旅游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休闲方式,国内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为辽宁满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四、辽宁满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威胁(Threat)

(一)周边省市营销积极,旅游业竞争激烈

最近几年,由于北京、吉林、河北等地也大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辽宁满族文化旅游市场日益面临着竞争压力。例如北京故宫,不仅资源优良,而且由于较有特色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再加上本来已有的高知名度以及宣传力度较大,北京故宫的社会知名度和经济收入大大超过了沈阳故宫。

(二)旅游行业专业管理人才严重短缺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等制约因素,辽宁满族文化旅游的专业管理人才相对匮乏,甚至辽宁旅游业全行业都非常缺乏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专门人才。这是辽宁满族文化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结论

辽宁的满族文化旅游发展有其特殊的优势、劣势,我们应该发挥其优势,规避或减少劣势以及威胁所带来的发展弊端,抓住机遇,迅速挖掘、传播满族的民俗文化,大力推动辽宁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谢春山,夏正超,杨力平.辽宁旅游产业的区域整合对策[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4期.

第12篇

关键词:黑人传统音乐 布鲁斯 爵士乐 民谣 非裔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4-0040-02

黑人传统音乐包括布鲁斯、爵士等传统音乐和口头民谣。它是美国黑人当初被迫来到美洲大陆时,在一种异文化的语境中,执着地承续下来的零散的非洲音乐形式。它衍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完全不同于主流文化又真实地表现出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生活情感。黑人音乐 “是一种最能代表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特质的符号”(罗良功,48),它不仅在黑人的历史发展中起过特殊作用,而且被黑人作家巧妙地融入到文学创作中。

1 布鲁斯

布鲁斯,又译为蓝调,起源于过去美国黑人奴隶的圣歌、赞美歌、劳动歌曲、叫喊和颂歌,其中使用的“蓝调之音”和启应的演唱方式都显示了它的西非来源。布鲁斯是一种基于五声音阶的声乐和乐器音乐,以情绪低调、悲伤、忧郁和特殊的和声而著称。它是南北战争后,在黑人民间产生的一种演唱形式,它与黑人的种植园歌曲(劳动时集体合唱的无伴奏歌曲)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布鲁斯不仅显示出黑人高超的音乐才华,也反映出黑人悲惨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种族压迫下内心的痛苦。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就运用了布鲁斯音乐这种传统的黑人音乐形式。在伊顿维尔路灯完工之时,全镇举行了庆祝狂欢节,为了表达愉快及感恩之情,布格夫人唱到:We’ll walk in the light, de beautiful light;Come where the dew drops of mercy shine bright;Shine all around us by day and by night;Jesus, the light of the world(73)。这首歌是布格夫人的即兴表演,但它却具有诗一般的流畅和优美。首先,它的前三行押韵,韵脚为[ai],除了行尾韵,中间两行还押行中韵:shine[ai],bright[ai];shine[ai],by[ai],night[ai]。第二行中还采用隐喻将灯光比喻为仁慈的露珠,不仅语言优美还贴切地表达了小镇人民的感恩之情。以黑人民俗中独特的即兴歌唱形式,赫斯顿证明了黑人无与伦比的音乐与语言天赋,从而彻底粉碎了白人笔下的黑人“傻宝”形象。

另外,“哈菜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另一重要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也是将黑人民俗成功运用到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人物。休斯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将黑人音乐特色,尤其是布鲁斯音乐有机地融入到诗歌中,其代表作《疲惫的布鲁斯》可谓汲取布鲁斯音乐精华的巅峰之作。诗中重复的诗行一问一答相互呼应的诗歌形式以及典型的忧伤布鲁斯基调共同折射出当时美国黑人痛苦的生活状况,充分展示了黑人民俗文化的魅力,以及诗人对黑人种族尊严的充分肯定。

2 爵士乐

爵士乐,一种起源于非洲的音乐形式,其乐曲风格独特,节奏一般以鲜明强烈为主,多为即兴演奏。如果说布鲁斯主要功能在于表达黑人受到压迫时的悲伤情绪,那么,爵士乐则更多地传达出他们在压迫中坚持不息的斗争精神。同时,这一音乐模式也为黑人文学提供了具有种族特征的叙事模式,从而进一步赋予非裔美国文学更加鲜明的种族性与独立性,而文学上的独立自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黑人种族争取平等自由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看不见的人》中,当黑人主人公躲到地下室时,艾里森借用黑人爵士乐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壮“我做了什么让我浑身青紫?”这一句歌词来表现主人公对自我不幸遭遇及其自我身份缺失的反思。主人公认识到阿姆斯壮本人并不能回答他这句歌词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位音乐家本人未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可见性”,而主人公则通过对自己在地面亲身经历的反思,意识到自我身份的缺失,从而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同时,这首节奏强烈的爵士乐歌曲激发了主人公采取实际行动,争取自我身份的奋斗精神。当阿姆斯壮的音乐再次响起时,他说道:“这熟悉的音乐要求行动,而这却是我无法做到的。……尽管被杰克兄弟利用、在兄弟会经历了伤心、迷惘的一段时日,我仍坚信行动的必要性”(Ellison, 12-13)。由此可看出,受到阿姆斯壮爵士音乐的启发,主人公认识到他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惧怕实际行动,缺乏行动的能力。为了构建起真正的自我身份,实现自己的“可见性”,他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哪怕在“兄弟会”的行动失败了,他仍对行动的必要性坚信不移。

在《爵士乐》中,托妮・莫里森则借鉴爵士乐的音乐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叙述结构与形式。小说开端如一段急促的十二小节爵士乐,扣人心弦地引出了乔多卡斯和维奥莱特的三角恋故事,在最后又变奏为乔维奥莱特和菲利斯三人和解的故事。小说开头和结尾彼此呼应,在对称中透出对比和反差,构成一个回旋式的音乐结构。莫里森认为小说本身就是一首爵士乐,故事以爵士乐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呈现出来。小说之后的章节都是对第一章中核心事件多卡斯被枪杀的重复和即兴创作。重复处理不仅使同一事件得到强化处理,而且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同一事件的各个方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爵士乐》按照爵士乐的章法讲述爵士乐时代的故事,在叙述形式上表现为叙述主体的分化。小说一开始就解释出叙述者的身份:讲故事的人是“那个女人”的熟人,她了解发生的一切。随着故事的推进,小说的后半部分让位于乔卡多斯和菲利斯的独白,而出现“跳角”,即抛开叙事者的视角而转入人物的视角。因此,通过爵士乐是的叙事模式,莫妮森以具有黑人种族特征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故事。

3 民谣

民谣指流行于民间,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歌曲。民谣历史悠远,其作者多不知名,但它表现了整个民族或种族的感情与习尚,故不同的民谣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其中,黑人民谣节奏强烈奔放,复杂多变,乐句短小反复,且多以非裔传统文化为歌曲内容基础。通过黑人民谣,非裔美国人民体会到了黑人族裔精神的精髓,在艰苦的种族环境下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例

如,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中,黑人民谣“甜大哥飞走了”就贯穿始终,一直伴随主人公“奶人”梅肯・戴德从北方到南方的寻根之旅。

小说中,“甜大哥飞走了”这首民谣伴随着奶人出生长大,尤其是幼年时姑妈的哼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指引他在长大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故乡。故乡的追寻隐喻着精神上的寻根之旅,而这次寻根之旅医治了奶人精神上的压抑,帮助奶人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通过“甜大哥飞走了”,奶人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找到了自己的祖先,完善了自我。以前的奶人自私、冷漠、缺乏勇气面对现实,但现在他思想上更为成熟,明白如何面对奴隶史的痛楚,如何摆脱精神上的枷锁,如何尊重自己的过去,如何了解自己。通过这一情节作者点明了黑人民谣在非裔美国人民寻找族裔精神种族之根及自我认识与实现方面所起到的指引作用,也突显了黑人民俗文化在非裔美国人民心灵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Ellison, Ralph. Invisible Ma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2]罗良功.论黑人音乐与兰斯顿・休斯的诗歌艺术创作[J].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3]托妮・莫里森著.舒逊译.所罗门之歌[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