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1 17:56: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疗卫生共同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2007年起，北大人民医院以“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为平台，致力于应用最新的远程医疗和信息化技术，促进和推动“医疗服务均等化，使城乡居民能无差别地享受同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服务。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同体一方面以包括北大人民医院在内的大型顶级医院为中心，建立“X+X”型区域协同医疗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稳步推进共同体信息平台建设，以信息化技术为纽带，跨地域联接多省市医院，为共同体居民提供从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到疾病诊治所需的各项服务。
面向患者的远程会诊服务和面向基层医生的远程病例讨论，对高质量影像的迫切需求，促使共同体在信息平台建设中，把“海量影像跨地域集成”作为一项特色重点工程来进行。而“影像集成”过程中，所取得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远程会诊和远程病例讨论的开展和普及，尤其是基于“高保真影像即时共享”开展跨地域远程会诊和讨论。
这种以“影像集成”为核心，由服务实践提出技术需求，由技术突破回馈推动服务实践的模式，成为共同体医疗服务实践中一项突出特色。
协同医疗服务模式和共同体信息平台
北大人民医院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的建立起源于2007年。据北大人民医院医学信息中心区域医疗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刘丽红介绍，2007年，北大人民医院向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申请了名为“基于中心医院的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平台的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创新模式示范工程”的课题。
通过课题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患者之所以选择大医院，一是觉得基层医院的设备和药品不够齐全，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课题还包括对转诊标准的研究，“基层医院不是大医院的挂号室，从那里转过来的患者必须确实是以他们的医疗水平诊治不了的，通过转诊标准的甄别，保证基层医院的首诊负责制实施。”
如何改变患者多在大型医院就医而基层医院受到冷落的“倒金字塔”形态，让“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医改目标成为可能，是共同体的初衷所在。“当时国内很多地方都在进行区域医疗的探索，但是并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可以普遍推广的模式，”刘丽红说，“北大人民医院共同体项目研究就是希望通过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等手段，缓解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借助信息交互平台技术进行医疗机构之间的资源及信息共享，使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行使相应职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大人民医院与海纳医信、IBM等多家信息技术公司合作，建立了信息交互平台。该平台可以实现三个功能。一是协作医疗功能，为基层医院符合转诊标准的患者提供远程预约挂号、预约检查等服务。“可以告诉患者到哪个楼层找哪个专家，甚至可以建议患者在某一时间段来医院就诊，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就诊者的无效候诊时间”，这种服务并不额外收取费用。
另外，平台可以为就诊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对于在北大人民医院有过就诊经历的患者，其通过平台进行预约挂号时，平台会通过数据库内部自动抽取其诊断、检查检验等医疗信息，为患者建立和管理个人健康档案。
第三，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教育的功能。远程教育分两类，一类是北大人民医院的讲座，医院专家团队针对共同体会员的特点制订课表，每月进行两次讲座，内容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另一类是远程病例讨论。
截止到目前，北大人民医院医疗共同体共有会员249家，其中北京95家，外埠154家。
海量影像跨地域集成
根据远程会诊和远程病例讨论的实际需要，共同体提出了在信息平台上集成来自不同地域影像的要求。“影像集成”，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网络上传、集中存储”。“影像集成”的实现必须和多项实际需求相联系，充分考虑并解决多项实践问题。
首先，医疗共同体中的基层医院数量很多，且分布遍及全国；影像数据量相对较少，同时还保有大量非DICOM格式的历史影像资料；在基础设施方面，往往存在带宽低、网络连接不稳定等问题。如何在现有网络条件下，满足医疗共同体基层医院的影像上传需求？
同时，在影像存储上，由于共同体仍然处于建设推广阶段，当前需要集中存储的影像数据量相对较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影像集中存储的数据量，必然快速增长。考虑到在个人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中集成影像的需求，影像增长的速度还将大大加快。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合理配置存储容量？从经济角度考虑，不可能一步到位。这就要求所采用的存储方案能够支持动态扩容。从而能够分期、分批，根据共同体需求增长，采购存储硬件。
进一步地，影像的网络上传和集中存储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对影像的随时、随地即时调阅，以影像的跨地域共享来支持跨地域医疗协同服务，包括远程会诊和远程病例讨论。
依据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和需求，共同体组织专家经过多方比较和严格论证，最终选择了海纳医信（北京）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远程医学影像诊断会诊系统进行该平台建设。目前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医疗共同体远程影像平台，采用B/S架构，无需部署安装，大大降低了成本。另外，该平台支持DICOM和非DICOM多种影像格式。同时，在影像上传过程中，采用的是无损压缩和断点续传技术，既保证了传输过程的无失真，而且还提高了上传效率和稳定性。
一、工作目标
通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以下简称“医共体”）建设，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医保基金得到有效利用，居民医药费用负担合理控制，有序就医格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20年底，县域内就诊率、县域内基层就诊率有明显提升，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镇）”的工作目标。
二、基本原则
（一）实施三项合作。基本医疗合作，即以牵头医院领办为主，乡镇卫生院派员合作；公共卫生服务合作，即以乡镇卫生院为主，牵头医院业务支撑合作；绩效考核合作，即双方制定绩效考核方案，对收支结余资金进行分配，互惠互利。
（二）明确四个不变。开展医共体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法人地位不变，功能定位不变，职工身份不变，政府投入政策不变。
（三）实现五个确保。确保完成医改及医共体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开展医共体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提升（中心卫生院两年内基本达到二级医院水平）；确保合作的乡镇卫生院资产增值；确保合作的乡镇卫生院职工队伍稳定且待遇明显提高；确保合作的乡镇卫生院收支有结余并在政策范围内共同享有。
三、建设内容
按照“两包三单六贯通八统一”的建设路径，从资金打包、清单管理、服务群众、统一管理等四个方面，落实医共体建设工作。分别由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牵头组建2个“医共体”，即县人民医院医疗共同体和县中医医院医疗共同体，实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合作。
（一）密切利益共享机制。打包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建立紧密型利益纽带。
1．医保基金打包。医保管理部门将基本医保基金按医共体人头总额预付，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当年筹资总额扣除增量基金风险金（与上一年相比筹资增量10%）和大病保险基金进行预算，将不少于95%的部分作为医共体按人头总额预算基金，交由医共体包干使用。合理确定城乡居民医保补偿标准。预付医共体资金包干使用，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结余资金由医共体成员单位合理分配、自主使用，分配份额与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挂钩。
2．基本公共卫生资金打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按医共体人头总额预算，及时足额拨付医共体，交由医共体统筹用于医防融合工作。强化疾病防控，购买服务，考核结算，量质并重，医防融合，做实健康管理，促使医保基金支出减少。
（二）密切管理运行机制。建立政府办医责任、内部运营管理、外部治理综合监管三个清单，实行清单制管理，厘清责任边界，明晰运行关系。
1．建立政府办医责任清单。按照政府办医的领导责任和保障责任，建立政府办医清单。清单明确政府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规划、发展、建设、补助、债务化解等内容。
2．建立医共体内部运行管理清单。充分发挥牵头医院“龙头”作用，健全医共体内部管理体系。乡镇卫生院实行“事业一类保障、二类绩效管理”，在投入渠道、资产属性和职工身份三个不变前提下，实现医共体内部运行管理“三统一”：人财物等资源三要素统一调配、医疗医保医药等业务统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运维。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建立严格转诊病种目录，促进能力提升与分级诊疗。医共体内部按照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强化分工协作，分级收治，统一运营管理，建立防病就医新秩序。
3．建立外部治理综合监管清单。按照政府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行风建设，建立综合监管清单，厘清监管内容、监管要素、监管流程等，完善外部治理体系。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依法行政、规范执法。
（三）密切服务贯通机制。围绕城乡居民看病就医问题，在专家资源下沉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药品供应保障、医保补偿、双向转诊、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等六个方面上下贯通，有效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1．专家资源上下贯通。促进县乡医务人员双向流动顺畅，县管乡用，实现乡镇居民在乡镇卫生院可以享受到县级医疗专家服务。
2．医疗技术上下贯通。统一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推进服务同质化，保障乡镇居民在乡镇卫生院能看得好病，解决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Ⅰ、Ⅱ类手术等问题。
3．药品保障上下贯通。牵头医院全面建立医共体中心药房，医共体内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统一药品采购供应、药款支付和药事服务，保障乡镇卫生院药品有效供应和合理使用。
4．补偿政策上下贯通。完善医保补偿政策，按照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要求，合理确定在不同医疗机构就诊起付线标准和补偿比例，支持分级诊疗，保障乡镇居民在乡镇卫生院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保补偿标准。
5．双向转诊上下贯通。畅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需要转诊的疾病，及时上转县级医院，安排专人跟踪负责。疾病康复期，顺畅下转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6．公卫服务上下贯通。融合疾控和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资源，实现医防融合，让乡镇居民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妇幼保健、慢病管理、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服务。
（四）统一内部管理。在医共体内部实行“八统一”管理：即行政管理统一、人员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绩效考核管理统一、医疗业务管理统一、药械业务管理统一、医保基金管理统一、信息系统统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医共体建设工作顺利实施。县卫生健康、财政、人社、医保等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严格按照“两包三单六贯通八统一”规定要求，序时推进，确保完成建设目标任务，确保医共体建设取得实效。
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城市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就诊人次占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明显降低，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
《意见》指出，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要坚持改革联动，分类指导且探索创新。明确城市公立医院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其在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等方面的骨干作用。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公立医院，在医保支付、价格调整、绩效考评等方面实行差别化的改革政策。
《意见》要求，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构建起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5年进一步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城市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就诊人次占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明显降低，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010以下。
《意见》就公立医综合改革路径指出，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公立医院科学补偿机制，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通过降低药品耗材费用、取消药品加成、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规范药品使用和医疗行为等措施，留出空间，同步理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此外，要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价格调整、医保支付、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等改革作为重点任务，国家、省级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给予政策支持，并将相关权限下放给试点城市。
“医改”试点《意见》三大看点
公立医院系统是我国医疗体系的“主力军”。公立医疗体系布局和运行是否合理、公立医院服务是否良好、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就医感受。纵观《意见》，其核心主题是：
一、破除以药补医，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改革干货】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整体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试点城市要在2015年制定出台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案。
【专家点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认为，长期以来，公立医院三个渠道筹资的方式存在若干弊端。一是逼迫医疗行业成为商品销售行业；二是让医院与厂商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与患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三是供方诱导需求的存在促使医疗费用上涨，造成不少社会资源不必要的消耗；四是增加了病人遭受“医疗伤害”的风险；五是提供了容易滋生行业腐败的温床。因此，公立医院改革的最大“手术”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与此同时，通过适当提高服务收费和政府补贴这两道闸门，通过医保支付衔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问题。
二、强调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
【政策干货】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专门的公立医院管理机构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定期组织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以及院长年度和任期目标责任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
根据医疗行业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等特点，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快研究制定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薪酬改革方案。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医院的药品、耗材、大型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
【专家点评】刘远立说，公立医院改革不是要革公立医院的命，更不是要整肃广大公立医院系统的医务工作者，而是要改革制约公立医院发挥其正常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从而让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变得更加“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三、推动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改革干货】逐步增加城市公立医院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全科医生预约挂号和转诊服务号源，上级医院对经基层和全科医生预约或转诊的患者提供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等服务。到2015年底，预约转诊占公立医院门诊就诊量的比例要提高到20%以上，减少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就诊人次。
完善双向转诊程序，各地要制定常见病种出入院标准和双向转诊标准，实现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有序转诊。
【专家点评】对于目前来说，分级诊疗是一个必选项，不可能跳跃这个阶段。“我们要反思，怎么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教授王虎峰指出，分级诊疗不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资源配置使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应该能够方便就医，基层有能力提供有质量的初级医疗服务。
（转自：《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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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历史沿革
2009年：新医改方案终稿公布
国务院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规定“要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适当提高临床诊疗、护理、手术以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按照“医药分开”的要求，逐步取消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成。管办分开、医药分开；法人治理运行机制、财政价格补偿调控机制、医保付费机制等医疗改革在各地试点展开，新一轮医疗改革不断推进。随后《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的通知》等系列配套措施出台。
2010年：医改渐入“深水区”
医改覆盖面，到2010年已取得了巨大进步。提前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城镇居民医保，将在校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保障范围也从重点保大病逐步向门诊小病延伸。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达到2490亿元。
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深水博弈
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逐步推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等。但因收红包回扣、收费不合理、医生态度差等原因，公立医院仍屡遭诟病。
2012年：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十二五”医改规划的三项重点：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制（保基本）、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强基层）、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机制）。
2013年：基药扩容、大病医保、行业标准提高
2009年新医改以来，国家出台一批医改政策，其中医药分开、医保控费、药品降价、基药目录扩容、基药招标纠偏、抗生素分级管理、新版GSP和GMP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最主要政策。
2014年12月5日，国内最大的由社会资本投资的非营利性综合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在北京昌平开门迎客。此前，因同为“北大系”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对此项目倾注了较多心血，一种广泛的猜测是，北大人民医院的管理模式也将平移到这里。
两家医院虽同样冠以“北大”，性质上却迥然相异：一家是纯公立性质，一家则归属混合所有制性质。“大家现在谈到社会办医，就觉得跟公立医院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不在于姓公还是姓私，而在于是用传统的方法还是现代的方法进行管理。”王杉说，“北大人民医院的实践证明，公立医院也可以用现代医院的管理方法进行管理。”
这种自信不能不说与他过往8年的院长经历紧密相关。2006年，王杉执掌北大人民医院帅印，从政8年，在他身后，一家“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现代医院“已然长成。
“这些年，有件事我从未停歇过，那就是探索和创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我们必须要与国际接轨，同国际医疗机构保持一致，不仅形式一致，内涵也要一致。”
为达成所愿，他上任不足两个月，就启动了整体信息化建设。在那个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还比较原始的年代，该院已能做到对每位病人从入院到出院进行全程的追踪与监测，包括对每项临床感染高危指标的主动监控和自动预感。目前该院已通过了HIMSS 7级，而全球范围获此殊荣的，也不过仅有四家医院。
不仅如此，他还果断引进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做管理咨询，让当时医院的整个管理团队一同学习现代医院的量化管理思路。以此为先河，IBM、安永、思科、北大方正、普华永道、艾森哲等世界顶尖的咨询与科技公司也纷纷进驻，在不同层面介入了该院的改革试点。
根据统计，在王杉的任期中，北大人民医院前后已完成了26项试点工作，其中最为全国同行广泛称道的，就是2007年9月启动的“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试点。
截至目前，加入北大人民医院“共同体”序列的成员数量已达370多家。在有效推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有机联合，构筑“软硬件齐全的、并能获得长期发展的业务支撑平台”的同时，他们还走出国门，远及越南、老挝，开展在线病历讨论和指导治疗。
创新无止境，改革无穷期。或许随着任期尾声的临近，王杉的角色还可能出现新的变动，但此前8年他植入给这家医院的创新文化，却依然会被继续传承。
三个面向
北京地区卫生信息化建设自2003年以来得到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财政加大投入，信息化全面快速发展。2009年新医改颁布以来，卫生信息化成为医改事业中的重要内容，北京卫生信息化再一次迎来机遇，得以快速持续发展。
近几年，北京地区在公共卫生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卫生决策管理和基层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核心业务均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在医院信息化方面，三级医院门诊和住院医生工作站已经全部覆盖，二级以上医院的信息化覆盖面也在逐渐提高，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现代化医院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与支撑环境。
北京地区卫生信息化一直以来以“三个面向”为宗旨有序开展，“三个面向”即面向公众，提供就医和办事便捷，提供丰富多样的信息服务；面向业务人员，促进业务规范、质量和效率提高；面向管理人员，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提高管理水平和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决策能力。因而，信息化成就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为市民提供就医便利和信息服务。随着卫生信息系统逐渐投入应用，群众享受到了越来越便捷的卫生服务，在获得信息方面更加方便、全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实施以来，参合农民的报销周期明显缩短，由两个月缩减至5～7天，既免除了繁琐的报销程序，又缓解了农民的家庭经济压力。计划免疫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预防接种管理新模式，接种人群在本市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一地建卡，随处接种。网上审批及“一窗式”受理行政办公系统，使群众可以在线查询并填写行政许可申请，监督申请事项的办事流程与时限，及时收到办结取证通知。
全市统一预约挂号的建立和应用，为广大患者提供了预约挂号的便利，避免窗口排队和拥挤，方便看病。许多医院建立了自助挂号、查询等服务，优化了就诊流程，使患者就医更顺畅。部分社区卫生机构与医院建立了转诊平台，通过转诊平台方便患者转到对口支援的大型医院，促进了有序就医。通过在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建立家庭医生式服务系统，为居民享受更好的家庭医生式的卫生服务提供了便利。北京卫生信息网设置了多项健康专题，可为百姓提供多种健康信息查询服务，如出生缺陷预防、女性“两癌筛查”服务、餐厅卫生等级查询等内容。
二、促进卫生工作业务规范及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北京卫生信息化建设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全面辅助各项业务工作，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促进了业务的规范建设，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
网上审批及“一窗式”受理行政办公系统，覆盖了卫生行政部门所有审批、审核业务，从审批的受理到审批终结期间的工作程序、工作方式、工作时限、工作标准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审批事项办结时限平均缩短50%以上。卫生监督执法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全新的基于计算机信息化的管理手段，结合先进的现场执法设备的执法方式，大幅度提高了卫生监督员的工作效率。所有的执法标准全市规范统一，避免了错漏项、越权执法、错误的检查和处罚决定、错误的处罚裁量等问题。
区域影像会诊及病理会诊系统的应用，以及部分医院开展的医疗共同体系统，对于促进优势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提高远郊区县医务人员的水平和服务质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的应用，可通过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动态收集居民健康信息和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掌握社区居民群体健康状况、疾病流行态势和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制定社区居民预防保健措施，实时监测社区居民健康动态，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管理服务。
三、为政府提供科学决策的数据依据。信息化建设可以及时、准确、完整地采集并积累大量数据资源，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挖掘、整理、分析，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如北京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与服务效率统计数据为制定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为医院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和医疗质量提供了数据支持；当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及时为应急指挥提供信息。
四个问题
北京市卫生信息化虽然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信息化建设城域统筹难度大，建设方式分散。卫生信息化建设涉及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计划免疫、血液管理、药品管理和医疗服务等多个领域，而北京市医院隶属多有不同，其建设方式也较为分散。这样就造成了统筹难度大、整合困难的问题。北京地区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9700多家，这些医疗机构不仅在规模、水平上极具差距，还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或实际拥有者，这给统一管理和规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信息化建设公共资金投入不足、不平衡。卫生信息化建设尚未在政策上明确纳入基本建设补助范围。信息化资金投入在市区之间、区（县）之间、部门之间存在不平衡，部分地区、部分机构信息化投入资金不足，使得信息化建设进程受到影响，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与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不足。当前居民的健康信息散布在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社区卫生服务、体检等各级各类卫生机构中。由于各信息系统标准不一致，导致信息资源难以整合共享，无法形成对居民整体性健康状况的描述，无法对各类疾病进行有效的追踪分析。
卫生信息化人才缺乏。目前，全市16区（县）尚有个别区（县）未设立专门的卫生信息工作专门机构。市区两级卫生局信息中心、各医院、公共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机构在卫生信息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知识结构方面，难以适应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需要，具有医学和信息学双重背景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更为缺乏。
五方受益
北京地区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今后将在以下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在完善各业务系统的同时积极推进新技术的应用，为医疗卫生服务带来全新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推进信息互联和共享，只有互联互通和共享，卫生信息化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体现出强大的活力。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加快推进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首都地区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市相关部门起草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提出了鼓励社会机构办医的18条政策。这些政策带给社会资本哪些发展机遇？他们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本市两家社会资本办医并已有一定发展规模的医院院长――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王保国和和安太妇产医院院长陈凤林，请他们谈对此政策的看法。
为社会资本推开“玻璃门”
《若干政策》提出要全面开放首都医疗服务市场。允许社会资本在本市举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逐步提高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比重。本市需要新建医疗机构时，优先安排社会资本进入，凡是社会资本能办的，政府不再举办；当出现多个社会主体同时申请时，可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举办主体。
王保国院长认为，目前应是办医院的好时机。过去民营医院虽数量多，仅北京的民营医院就达数千家，但发展规模都普遍不大。新医改政策出台，绝对是为民营医院发展提供了良机。北京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的18条意见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好的政策和想法落地，发挥政策效力。北京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改领域方面做了很多有前瞻性的探讨，出台的这18条意见可行性很强，有些理念和做法在全国都是超前的。当然这也是基于北京的就医群体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从政策出发点可以看出，北京市要把民营医院做大做强，做成专科医院、特色医院，政策则为民营医院的发展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王保国从四个方面论述政策创造的良好环境所在，具体体现在：
一是在审批方面。《若干政策》提出社会资本和政府投资在同一区域进行投资审批时，优先审批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优先是非常好的政策，这种做法很对。因为同是投资实体，不管是社会投资还是政府投资，最终都体现在为一个区域的公民提供医疗服务，普惠于民，在此情况下，政策优先社会投资，通过社会资本运作和管理，推动社会资本办医服务于区域公民，起到和政府投资一样的作用，同样造福于民。所以，优先社会投资的政策思路客观上会鼓励和壮大社会资本办医的热情。
二是在用地方面，政策有所优惠，但需更具体的运作步骤和具体落实。比如说可以和医院的性质相挂钩。非盈利性的民营医院，如果与公立医院发挥同等公共服务职能的，可免费供地或优惠价格供地。如地价太贵会限制民营医院规模壮大，制约其发展，不利于民营医院做大做强。所以，土地供应的配套政策很重要。
三是在引进人才方面，给民营医院政策扶持。在此政策下，民营医院可不仅面向北京纳才，还可面向全国，甚至引进海外人才。通过政策扶持使民营医院可从各地引进高端人才，解决户口等具体问题，有利于吸引人才。同时，在经营体制上，民营医院更有利于人才流动。
四是对民营医院推行高端化发展，向高新技术的方向推进。《若干政策》提出，经审核属于医学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和拥有高新技术医疗机构的项目，按规定享受土地供应和政府土地收益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把医疗行业当作高新技术产业看待，尊重医生工作的技术含量，体现医生的价值。这是非常先进的理念和治理方式。传统的医院医生如果进入民营医院，会在意是否失去原有的社会和学术地位，只有在这些方面给予同等政策支持，才能引进更多人才到民营医院。
政策还在医保、新农合、政府采购服务等方面，使民企和政府资本准入门槛相同，在管理体制、制度等方面也有新突破。
期盼政策更为细化
《若干政策》提出，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本市公立医院改制重组。这将给社会资本的成长带来什么机遇？政策如何使社会资本更好的利用这一机遇？采访中，这两位院长在表达了对政策充分期待的同时，也希望在具体政策执行中，比如对医院重组的具体模式、社会办医机构的用地需求、民营医院的税收支持、鼓励社会办医机构的科研创新等方面，有更为细化的措施。
安太妇产医院院长陈凤林认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是大势所趋。医疗本质是服务行业，须有民营企业介入才能有声有色。医疗作为服务行业，其改革速度远滞后于其他服务行业。 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中，政策可考虑做成第二次“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就是在办院过程中，给社会资本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不再严格区分所有的分野。陈凤林期待具体政策设计与执行中能对现有医院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要进行适当分离。比如某些有实力的公立综合性医院，可拿出几个发展比较弱的科室，设定明确条件和准入门槛，进行市场化拍卖，通过市场中介机构运作进行拍卖或托管。一家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固然非常重要，但相对而言，更有意义的是经营权。他认为把医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离，也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一个考虑路径。他强调同一病种，同一服务项目，可能民营医院的收费普遍要低于公立医院，唯有如此，民营医院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若干政策》提出，保证社会办医机构的合理用地需求。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用地纳入城镇用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合理安排用地需求。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可按划拨方式用地，也可按协议出让或租赁的方式取得土地。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按有偿方式用地，经国土等有关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可按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陈凤林认为，既然医疗是服务行业，应吸收当年特区发展的模式鼓励民营医院发展，鼓励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民营医院办分院。相较于对社会资本办医在土地政策上的优惠而言，陈风林更强调市场开放对社会资本办医的支持力度。他认为土地有形，但市场无形，其价值远大于土地。对一些社会资本而言，享受土地优惠政策的机会比较有限，与其如此，不如租房发展更现实方便。在关于医疗用地的优惠政策设计中，他认为可采用市场化拍卖方式，出资方提交计划书，政府规定利用土地要达到一定的营业额和受益群体标准，对就诊量和科室都有明确限定，对土地利用实行实行承诺制。政府通过设定土地利用标准，达到政府对医院提供服务的要求设定。就达到设定标准的可进行一定补贴，若达不到规定标准，就进行制裁。采用市场化方式，对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一视同仁，赋予同等机会参与。
《若干政策》提出，支持社会办医机构科研发展与技术创新。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认定，经认定具有先进技术或产品（服务）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政府在相关基本建设、关键设备购置和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同时，《若干政策》提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制剂免征增值税等支持社会办医税收政策。
安太妇产医院已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安太现有7个关于不育症方面的发明专利，2个美国，2个欧盟，3个在中国。但安太虽然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高新技术待遇，仍然觉得负担过重。希望高新技术企业免收所得税，给高新技术企业更大的扩展空间。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就是在专利申请费用方面减免了一半费用，但相对而言，是毛毛雨。所以，税收的优惠扶持对民营医院来说是非常实在和实惠的。对民营医院营业税免征，是直接受益。但民营医院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房租、员工开支、市场开发费外，几乎没有利润，也就没有富裕资金再扩张。
陈凤林认为，民用医院发展扩张过程中，融资和资本不是最大问题，主要是缺政策。比如安太如果政策允许，他们拟再开设立几家分院。有了梧桐树，再招凤凰来，比较容易解决资金问题。他说自己可以“找钱”，可以通过实行股份制，进行融资。但关键是要给民营市场，要给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安太想设立分院的想法，在现实执行中就极为困难。因为设立分院的审批手续和新开一家医院一样，而且现有政策不允许民营医院办分院。周折的审批过程让他们规模扩张执行不易。安太医院已在北京南城开辟了自己的客户市场，也希望在北城有个分院，服务一方百姓。但审批手续的繁琐，使他们很期待在《若干政策》的政策效应下，能够被允许办分院，审批手续能顺利完成。
《若干政策》提出，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全市医疗卫生职称评定、人才选拔和培训体系，在技术职称评定、继续教育、全科医生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与政府办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王保国强调，医生最大的职责应该是看病，应该重视临床。但临床在方面却存在困难等现实问题。为了职称评定等，临床医生只能更多做基础研究。中国在临床医学上的专家评估体系、评奖、基金申请等制度都需要改革与突破。而这次《若干政策》中，对职称评定、学术研究等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支持。这是个利好。
他认为，在社会资本办院过程中，重要的是投资人与专家达成共识或默契。只有当民营医院被专家当成事业时，专家与投资人才真正建成命运共同体。搞专业要依靠专家。专家的价值在股权关系上要得到合理体现。所以，民营医院要通过设立内部股权激励等机制使专家和医院间建立起命运共同体，让其有一种主人意识，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和价值认同。他认为在《若干政策》正式后，很多社会资本会很有兴趣进入这一领域，一定要重视建立起命运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民营医院的发展。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 王保国
《若干政策》提出要全面开放首都医疗服务市场。王保国院长认为，目前应是办医院的好时机。新医改政策出台，绝对是为民营医院发展提供了良机
头疼的医改
新医改的核心是医疗与医保的统一，主要工作聚焦在两个方面的建设上——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包括怎么去筹资、怎么去支付、怎么去组织、怎么去监管、怎么去改变医生的行为，所以新医改提出了建立可持续性的筹资体制、科学的支付制度、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合理的薪酬制度以及有效的监管体系。微观层面主要是现代医院制度的建设，包括整个医疗服务流程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的精细化以及全流程的信息化。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国务院医改专家委员会委员的饶克勤认为，“如果把医改比喻成盖房子，那么微观层面的3个能力的建设便是基础。”但是，建造这样一座房子何其容易？让我们先看一组最新的数据。
2012年全国诊疗人次达到69亿，比2005年增加了28亿，增加了168%，全国出院人数1.79亿，比2005年增加了8198万人次，增加了84.5%。这些数字从正面来看说明我们过去有些老百姓因为经济原因不到医院看病，这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医疗机构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于政府来说也带来医疗费用支出的急剧增加。
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院长杨银学看来，新医改依旧是“问题多多”。他说，中国医改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把医疗卫生自身行业的发展和医疗保障揉在一块儿改，“医保的筹资水平太低了，无法承受”。
但是不管道路有多曲折，这座“房子”还是要建设下去，因为广大老百姓需要它。所以新医改需要发掘一条经济、高效的新路子，医联体的概念进入人们视线。
合纵连横
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多个场合提及医联体将成为新医改的重要工作内容。医联体的全称是区域医疗联合体，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一所三级医院，联合若干所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目的是增强各级医疗机构的协同性，引导患者分层次就医，从而充分利用各级医疗资源，有效避免浪费。
医联体的模式借鉴了英国国民健康体系（NHS）一些做法。根据NHS公共卫生及基础医疗部主管RichardArmstrong介绍，NHS体系分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社区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家庭医生（又称全科医生）、牙医、药房、眼科检查等。每一个英国居民都得在家居附近的一个社区诊所注册，看病首先约见全科医生。任何进一步的治疗都必须经由第一层次的基层医疗转介。第二层次医疗以医院为主，包括急症、专科门诊及检查、手术治疗和住院护理等。
英国《泰晤士报》在世纪之交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回答“你认为政府在20世纪影响英国人生活的最大业绩是什么”时，46%的人认为是NHS，排在首位，可见NHS对英国民众的深刻影响。国内的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北京，镇江等已经开始探索医联体的模式。
我国医联体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以协议方式实现技术支持与合作，医疗机构之间保持独立的法人地位，比如北京人民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疗服务共同体；二是通过管理权和支付方式的结联，机构之间保持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领衔的医疗联盟；第三种是在所有权或者产权形式上形成一体化的服务提供实体，比如镇江医疗集团。
医联体当前也面临一些突出的障碍，比如体制问题，利益问题，机制问题，人才问题。饶克勤对此表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相互独立、互不买帐，缺乏连续性、缺乏协作性的医疗体制机构，要它去联合，肯定会各自考虑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怎么能够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呢？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种体制障碍，就目前来看，医联体是最合适的医改模式。”
信息共享
医联体模式的确立和推广有一个基础和前提那就是实现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高效共享。
NHS系统效率问题曾一度为广大英国民众所诟病，为此英国政府投入62亿英镑全力为HHS打造一张神经中枢——国家医疗IT项目（NPfIT），目标是实现患者医疗信息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享，全面实现国家卫生服务系统NHS所有信息系统标准化，医疗服务从业者获得最好的医疗信息服务体验，用10年时间为英国每一个公民建立“从生到死”的全生命周期电子病历系统。整个具体包括：网络层建设快速、安全的全国宽带网络N3；支撑层打造国家病历中心Spine，包括全国电子病历数据库和邮件系统；应用层构建地区服务中心LSP，提供综合性地方病历应用程序和IT系统。
而信息化也被明确写入了新医改方案，要求以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医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加快信息标准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建立统一高效、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透明公开、使用便捷、实时监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
目前，北京市各医联体正在建立医疗信息网络平台，病人医嘱信息、诊断信息、社区健康档案信息、检验检查数据信息等，可在医联体内共享，患者从社区转诊到大医院看病时，医生能随时调出患者此前的就诊记录，提高诊疗质量和效率。而宁夏自治区卫生厅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也分别同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以及NPfIT项目的建设者BT（英国电信）签署了合作协议，希望打造一个先进成熟的医疗信息化网络平台。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最为主要的是，共同体规模制约着共同体利益的认可和确认。在共同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利益聚合比较容易实现；或者说共同利益容易被认可和确认。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增大，利益的差别性和多样性使得共同利益的“形成”越来越困难，因此也只能在形式上用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来代表共同体利益。这在实践中存在困境：“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是否忽略甚至是侵犯了少数人的利益？
通常认为，不管采取怎样的表达机制，共同体利益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其实质上的“普遍性”或“差异性”。如果少数人的利益被忽略或侵犯了，他们就会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共同体总要采取一些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其背后的逻辑是：这些少数人的“共同利益”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得到确认，但在实际上应该得到实现。就是说，共同体利益并不以大多数人主观的确认和认可为限度，它还包括一些客观的、在特定时期内没有得到确认和认可的利益。
比如，人们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会感受到共同体安全的重要性；一旦共同体安全受到威胁时，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否认共同体安全乃是最大的共同体利益。再比如，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过程中，共同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能被“无意”地破坏了，此前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生的”自然环境也是共同体利益；当共同体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或威胁时，保护自然环境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利益。可见，形式上的共同体利益并不能抹杀那些客观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潜在共同利益。
这表明，共同体利益并不否认差异性和客观性，它既包括形式上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客观的“普遍利益”。
2.共同体的性质与共同体利益
以上，我们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了共同体利益。事实上，除了规模之外，共同体的性质也是影响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组织这类利益共同体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区分为“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这近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显然，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因为性质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其共同体利益也有所不同。这正如斯托克斯所说，“‘公共’与‘私营’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区别，而是追求公共利益与追求私人所得之间的区别”（注：DavidMathasen:TheNewPublicManagementandItsCritics,InternationalPublicManagementJournal,Volume2,Numberl,1999．）。
在这里，政府被看作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这种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挑战。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因而并不见得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事实上，这种冲突可以用共同体利益来解释。布坎南等人所说的“政府的自身利益”近似于政府这个公共组织的共同体利益，而斯托克斯所说的“公共利益”乃是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利益。传统观点认为，这两种共同体的利益根本一致；而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两者可能相分离。可见，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利益，这取决于共同体利益的指向。
3.共同体的层次与共同体利益
既然共同体及其组成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利益实体，那么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层次共同体及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共同体是由若干层次的次级共同体按一定规则组成的。高一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制约着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冲突。比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由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国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共同体。基于国家利益，一些国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同样，一些核大国发展核力量形成核威慑也是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和平的挑战。这是国家利益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其他形式的国家间合作，则是协调国家间利益关系、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利益”的措施。
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对国家、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利益共同体，但它们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共同体的某些特征。如果将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那么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可以看作是次级的利益共同体。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这里都可以理解为低层级的共同体利益。它们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各自的范围内也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们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这种冲突再次表明：不同层级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国家利益显然是高于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
上述分析表明，共同体利益首先是共同利益，它是共同体成员利益的综合。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和层级的提升，共同利益聚合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是否是共同利益时，必须选定合理的参照系、辨别其适用范围。因为低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高层级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二）作为利益关系产物的共同利益
在探讨共同体利益时，实际上是从静态意义来理解共同利益的。除此之外，共同利益也表达了利益主体横向的利益关系。通常认为，“由于利益自我性和社会性的作用，任何利益关系中都包含着三种利益内容，即利益关系两个原构利益主体的利益及其相互结成的共同利益”。确切地说，共同利益乃是“利益关系中的第三种利益”（注：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1页。）。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引伸：
1.共同利益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承认利益的普遍性以及利益驱动假设的话，那么就同样应该承认利益关系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发生潜在的或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利益关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原构利益主体”的性质不同，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两个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而产生的利益关系及共同利益，显然与两个私营部门基于私人目的产生的利益及其共同利益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能具有私人的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的性质。
2.共同利益的动态变化性
尽管利益关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其所产生的“第三种利益”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共同利益也具有动态变化性，而且在变化过程中其主体内容也将有所调整。这使得共同利益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完全把握的概念。如果仅仅是共同利益的内容发生变化，那么共同利益的公共性或私人性就不会变化；如果两者同时发生变化，那就意味着利益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显然，两个私营机构为垄断市场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与基于合作性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及其共同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关系的产物，可能在其动态变化过程中改变其公共的或私人的属性。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难以分辨，这取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动态变化性。或者说，不能仅仅从概念上将共同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也具有共同利益的某些属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呢？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注：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第37页。），尽管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要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作出概念上的界定。
（一）公共利益的内涵
按照《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public意味着“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或者是“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尤指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的）”。（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6页。）在这里，公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公众组成的群体可以看作是共同体。因此公共利益首先与共同体利益相关。不过这个由单个公众以一定方式组成的共同体，与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私人性质的共同体存在实质性差别。前已述及，共同体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决定了共同体利益的性质。基于这种认识，公众组成的共同体已经包含着公共性而不是私人性的内涵。
其次，公共利益意为“公众的或与公众有关的”，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这也决定了现代公共管理转向公众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公众利益并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因为公众利益既有纯私人性质的，也有公共性质的；公众除了消费公共物品之外；还大量地消费私人物品。反之，公共利益则应该代表公众利益，否则它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
再次，公共利益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供给相关。这是由政府的公共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府也具有自利性，但谁都无法否认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这一方面，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即因为政府是代表者和维护者，而认为公共利益只能由政府来维护、增进和分配。这排除了政府以外社会主体的补充作用。事实上，西方国家大量出现的志愿性团体、社区自治，以及“治理(govenance)”概念的提出都表明：“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也同样可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
作为共同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往往被当成一种价值取向、当成一个抽象的或虚幻的概念。以公共利益为本位或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并没有告诉人们公共利益包括哪些内容，它只阐明了利益的指向性。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也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
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基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不管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公共利益都是客观的，尤其是那些外生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共同体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它们可能并没有被共同体成员明确地意识到。
2.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
既然公共利益是共同利益，既然它影响着共同体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那么它就应该具有社会共享性。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所谓社会性是指公共利益的相对普遍性或非特定性，即它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所谓共享性既是指“共有性”，也是指“共同受益性”。并且这种受益不一定表现为直接的、明显的“正受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事实上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潜在威胁。
以上两种特性都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的，但公共利益并不是完全虚幻的概念。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主要的现实的物质表现形式。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如果将非排他性看作是源于产权而派生出的特性的话，那么，它在形式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共有”的性质。而非竞争性则从实际上保证了公共物品可以是“共同受益”的。这决定了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物质表现形式；进而，公共物品的现实性决定了公共利益也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物品的这种特征往往被误解，即公共物品往往被理解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不能否认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确存在，但不能借此认为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应该具有这种特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利益事实上是通过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来实现的。
从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共同体利益的层次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层次性：(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共物品：世界和平、一种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一个统一的世界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基本知识，都是国际公共物品的例子。（注：世界银行：《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2)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初等教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公共设施（比如道路），都是全国性公共物品。(3)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道路）、垃圾处理、街道照明、警察保安等都属于地方性公共物品。(4)社区性公共物品：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乃是社区性公共物品。
从横向上来说，同一层次的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1)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基础设施一类的公共工程。(2)管制性的公共物品，指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或地方治安。(3)保障性公共物品，比如社会保障、疾病防治。(4)服务性公共物品，比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服务性公共项目。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实际上代表着公共利益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在这一意义上，公共利益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探讨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从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从上述对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既然公共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既然它具有相对普遍的影响力，那么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就应当是公共管理的根本目的。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传统观点基本上秉持着管理者的立场，即以政府公共管理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对于探讨政府这个最大的管理主体如何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大有稗益的。不过，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却力图改变这种立场，顾客取向和结果取向并不仅仅是政府公共价值观念转型的目标，它也蕴含着公共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同时，市场化供给机制的引入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甚至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的参与同样能够带来有效的产出和更高的绩效水平。因此，转向公众立场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
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利益是现实的。它表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多层次、多样化、整体性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与公众个人对私人物品的需求相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在市场中进行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而得到实现；而前者则需要集体行动、有组织的供给方式才能得到满足。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大的、有组织的供给主体，这由政府传统的公共责任所决定。但仅仅有公共责任并不能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的能力和绩效状况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从西方七十年代以来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来看，基本上都倾向于放手让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改革的成功经验都贯穿着“政府不必是唯一提供者”的多元化主体信念。这一信念应当这样理解：
第一，政府的有限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公共利益的组织基础。
第二，政府虽然不必是唯一的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某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也就是说，主张多元化供给并不能全盘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毕竟是最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
第三，这一信念意味着政府不必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它可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来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供给，也可能通过集体购买的方式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样，政府既不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也能够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可见，政府的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种核心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其他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径。在这里，其他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利他性、自愿性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虽然也参与其中，但其营利性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上升为公共管理主体。由此可以认为，公共管理主体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化的开放主体体系。这也是与国外公共管理仅仅聚焦于公共部门相区别的一个标志。这种制度化的途径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版权所有
——秦皇岛市海港医疗集团纵深推进医联体建设成效显著
刘颖
陈婉秋
荆凯
医联体建设，是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烦心事”、坚持“三医”联动将医改推向纵深的重要抓手。2017年11月7日，以秦皇岛市海港医院为龙头，海港区属8家乡镇卫生院、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人、财、物、法人相统一的纵向紧密型医疗集团——秦皇岛市海港医疗集团正式成立。这是在深圳“罗湖模式”基础上结合港城市情、区情的探索与创新，是全省首次以区级医院为核心，整合全区基础医疗卫生资源的开创性医改模式，具有示范性意义。
“集团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群众享受优质医疗资源，让百姓少住院、少负担、看好病。”海港医疗集团法人、海港医院院长韩忠厚如是说。
与你同行，健康相伴。海港医疗集团成立近两年来，以“百姓生命更健康，百姓家庭更幸福”为使命，以“百姓少生病、少住院、少负担、看好病”为目标，创新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同管模式，打造“管理、服务、命运、利益、责任”五个共同体，用“强投入，强人才，强信息，强品质”，换得百姓“少跑路，少周折，少花钱”，使基层群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
优质资源沉到底
基层卫生院也有“名专家”
2018年8月，海港医院综合内科主任鲁永和、中西医结合血液科主任孙静娜分别被医疗集团任命为石门寨镇和东港镇两家卫生院院长。针对基层医疗水平不高的问题，他们不仅带去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经验，同时也带去优质服务，为打造“管理、服务、命运、利益、责任”五个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在两位政治过硬、作风过硬、敢于担当、经验丰富的知名医学专家的领导下，两家卫生院变化显著，前来就医的群众显著增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双丰收。其中，石门寨镇中心卫生院在集团成立后一年总收入达到99.08万元，同比增长133.68%。其中门诊收入58.82万元，同比增长150.62%；住院收入40.26万元，同比增长112.68%，卫生院品质实现质的飞跃。
为改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人们心目中“脏、乱、差”形象，海港医疗集团制定了“最安全、最干净、最暖心、最文明、最可信”的创建标准，并在集团内开展比学赶系列活动，全力打造有品质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海港医院的管理资源，医疗、护理、医技、院感、财务、安全生产等部门分别对接各成员单位，进行精准培训和指导，先后深入基层200余次，通过大力推广6S现场管理，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进行全员徒手心肺复苏术、院感及手卫生知识培训等活动，加强规范化管理，特别是针对设备、药品、疫苗检验试剂的安全管理，全部进行了制度化建设和流程再造，促进和带动了整体品质显著提升。
人才向基层倾斜，资源向基层延伸。海港医疗集团坚持把优势资源沉到底，定时间、定地点、定专家，到基层医疗机构坐诊会诊、带教查房、乡医培训。截至2019年5月底，派出海港医院各科室22名副主任以上医师到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准出诊，共出诊专家1064人次，服务患者5122人次；与东港镇卫生院、石门寨镇中心卫生院建立联合病房，开展带教查房111次；利用上站会时间，对各成员单位医护人员、乡医、站医进行精准培训授课151次，授众2823人。同时，在集团内打破定时进修的常规制度，鼓励基层卫生人员随时随地到海港医院进修学习，在基层技术人员缺乏的现状下，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全面提高了基层医护人员医疗技术水平。
优质资源下沉，将百姓健康“防线”前移。海港医疗集团坚持群众需求探路，定时间、定队伍，到慢性病患者较多的乡村，有计划地安排进行健康宣教、健康咨询和义诊帮扶。由海港医院荣誉院长关克文、集团副院长张立欣及海港医院学科带头人组成的下乡义诊小分队，每周定期到石门寨镇中心卫生院会诊。70多岁的老院长关克文激情不减，带领小分队深入乡村为村民义诊，截至2018年底共开展义诊11次，惠及村民832人次，赢得基层群众的高度认可。
医疗惠民到身边“家门口”就医成亮点
2018年7月，患者赵立财在石门寨镇卫生院做例行体检时，心电图显示他处于心肌梗塞急性期。现场的海港医院医生曹明作出初步诊断：极有可能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塞”，随时可能心梗急性发作。立即通知卫生院派急救车护送赵立财转诊到海港医院，仅46分钟赵立财就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得到及时救治。
为让百姓看病少跑路，海港医疗集团通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信息互联、检查结果互认、派驻专家、门诊前移、设备设施投入等方式，有效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医疗资源上下联动，使百姓不用出远门就能看上好医生，不用出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即可看上大医院的专家，享受到同样优质的医疗服务，赢得基层群众一致好评。
为让百姓就医少周折，海港医院和各成员单位之间建立了双向转诊全流程绿色通道。患者在成员单位就诊过程中，如果病情需要，可以通过基层医务人员在线、电话预约等方式直接转诊至海港医院，海港医院将为上转的患者优先安排检查检验，开通住院绿色通道等服务，且患者缴费可直接在成员单位完成，无需再到海港医院排队。海港医院则重点畅通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患者和术后康复期患者的下转通道，保证患者治疗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免去患者来回奔波之苦。截至2019年5月底，集团各成员单位共计上转患者1005人次，其中门诊患者539人次、住院患者446人次；下转患者388人次。
为让百姓治病少花钱，海港医疗集团通过基层首诊，使患者在家门口即可看病，不用往大医院跑，省去了往返交通费用和吃住的花销。同时，在基层看病，门槛费、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挂号费及其他诊疗项目收费均比大医院低，且医保报销比例更高，百姓更实惠。在双向转诊过程中，成员单位免费安排救护车接送重症患者到上游医院做检查，开通绿色通道，免去家属陪护带来的经济负担，使群众真正享受到医改带来的红利。
“家门口就医”的优质医疗服务圈，让基层群众真正享受到医联体带来的优质、价廉、便利的医疗服务，获得了老百姓的热情点赞。对此，韩忠厚深有体会地说：“想要百姓真收获、少付出，必须由‘百姓就医’变成‘医就百姓’，将好医生、高品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去。”
无缝对接一体化“短平快”生命速递暖万家
2019年7月25日，一位因牙痛前来东港镇卫生院就诊的患者在服药后出现过敏性休克。此时，正值海港医院副院长张立欣带着医生团队到卫生院出诊，与卫生院院长孙静娜立即组织展开急救，并迅即联系海港医院急诊科派120急救车接诊。医院上下转诊流程规范、衔接紧密，使患者转危为安。事后，患者家属庆幸地说，多亏医生反应迅速、抢救及时。如果稍微耽误一点儿，老头儿命就没了！
生命之托，重于泰山。像这样的成功抢救事例，在海港医疗集团不胜枚举。据统计，在医疗集团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基层医疗机构直接转诊至海港医院的患者约1300人，并不断创造医联体速度奇迹，充分体现了城乡居民医疗健康一体化的医联体优势。
为有效实施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海港医疗集团投入200余万元，为各成员单位配备动态心电图仪、动态血压监护仪、十二导心电图机、睡眠呼吸初筛仪、数字脑电地形图仪等远程设备；为石门寨镇中心卫生院配齐DR、检验、手术室等相关设备设施。同时，集团建立了12个健康云医疗服务平台，搭建起“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可实现在线预约就诊、双向转诊、在线会诊、健康咨询、微培训等功能。海港医院和各成员单位信息互联互通，患者在基层做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DR等检查，借助信息系统数据上传，即可由海港医院专家出诊断报告，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基层医生做检查，远程专家做诊断”，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远程心电系统开通以来，服务患者39人次，远程影像系统服务患者1265人次。目前，医疗集团已真正实现法人、财、人、务、绩效、信息化“六个统一”。
岁月无声，人心有碑。海港医疗集团纵深推进医联体建设，为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提供了有益探索。《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上刊登了韩忠厚的文章《以医疗集团破基层“造血”难题》；2018年11月30日，新华社以“为有源头活水来——海港医疗集团破解百姓看病‘难’与‘贵’调查”为题全文刊发，网上点击量突破100万+。
一、医疗卫生行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1、医疗卫生行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近些年来，医疗卫生行业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正进行着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与改造。医务人员政治思想工作是这一探索中的一部份。经济转轨过程中，医务人员政治思想工作面临的现代战争根本的实际问题也是不可能回避的挑战是，我们医务人员政治思想工作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还有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德育的区分？近年来在国内外可以听到一种议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或是其他什么。我们的医务人员政治思想工作也受这种议论的影响，甚至也对这种议论表示赞同。与这种议论的背后相联系的是一种从主观的印象或意向出发，以抽象化、表面化、凝固不变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用前苏联的或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化的社会主义作为评判社会主义是否“正宗”的标准。与这种思想方法相应的仍有一些政治思想工作者以自己过去的习惯化、经验化了的意向中的德育体系与模式来作为判断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应如何开展的标准。他们不认为德育内容系统是在动态（本篇文章来源于文秘站 -百度直接输入“文秘站”第一个网站便是）中依据社会不断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的；他们不认为德育内容体系产生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德育大纲、德育原则、德育方法等都是产生于广大德育工作者的教育实践，而总是认为是上级某个机构，某位领导拍脑袋产生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的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固有的特性，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比如，市场经济承认人们不同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追求利益最大激活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这导致了金钱拜物教的滋生和蔓延；市场经济对个性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满足，使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等思想在复苏的同时也诱发了个性化泛滥、个人主义的盛行；市场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代替品，实现成功替位后，引起了在高度集中统筹规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以权威导向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出现了旧权威已破、新权威未立的混乱状况，人们在各种从价值观念的激烈对立和冲突中，感受到了精神家园丧失的痛苦。这种状况在意识形态领域集中体现为理想信仰的失落，理想与理想教育相继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当中。
2、医疗卫生行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高科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一场规模巨大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和发展。一些有远见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向人们描绘这场大变革的概貌。最引人注目的，例如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1980年），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发展趋势研究的权威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1982年），日本经济学家松田米津的《信息社会》（1983年），等等。他们或者称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革命（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第二次浪潮）之后，依靠全新的技术、开发全新的材料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到来；或者称现代“工业化社会”正在转入“信息社会”；或者称以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展开。1983年9月19日，法国总理莫罗瓦在第九届世界信息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大家都共同地注意到一个新的挑战，它将导致一场可与蒸汽机、电力相媲美的新的工业革命，这个革命即电子革命、信息革命。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和家用计算机的出现，远程信息处理，以及新的通信技术，将会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引起冲击。”这场新的技术革命，也冲击着医疗卫生工作，也向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挑战，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也为医疗卫生工作展示了更加美好的前景。为了能和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同步前进，为了使医疗卫生工作能骑上“大趋势”这匹奔腾的骏马，顺着它奔跑的方向前进，医疗卫生工作将要按什么样的趋势发展呢？首先，应该看到，新的技术革命中的一些最[找文章到文秘站 -一站在手，写作无忧！文秘站 =站注：]主要的新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于医疗卫生实践，大大提高医疗卫生工作的水平。例如，应该注意发展电子计算机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多方面的应用，用于帮助诊断和治疗，用于信息处理，用于医院管理，用于集团检诊，用于医学研究等等。应该进一步发展激光、光导纤维、远距离遥测遥控等技术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应该致力于生物工程，特别是遗传工程的研究，用基因工程使细菌成功地生产胰岛素、生长素等，为制药工业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已开始了在临床中应用基因工程防治疾病的探索，为征服目前对人类威胁很严重的遗传病表现出巨大的可能性，甚至遗传工程将使人类自身的素质得到从未梦想到的改善，可以说生物工程对医学的极大潜能是难以估量的。应该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研制和采用各种优良的新材料，制造各种各样的更好的人工器官。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医疗卫生机构马上都可以、都需要同时进行以上各项颇为“尖端”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恐怕只能是在某些单位，就某些项目，逐步发展。然而，必须从总体上重视这些新方
向，才能在总体上不致落后于时代。不同的单位可以并且应该有重点地发展某一或某些新技术项目，按照统一计划部署起来，不断扩展，就可保证医疗卫生工作总体上不断跃向新水平。
第二，应该看到，“保健工业”将有大发展。松田米津写道，信息的普及将发生许多新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所谓“保健工业”将有很大的发展。这一工业将由食品工业、制药工业、医疗服务、运动器械工业等相结合而成，包括冷冻食品科技、预防医学、自动化医学、健康诊断中心（集团检诊）、运动俱乐部等各种设施和服务。事实上，近年来保健事业（在西方经济学家中被列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美国、日本为例，美国医疗保健费用1929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逐年上升，到1970年占7.2％1978年占9.1％，现在已占11％；日本卫生经费在总预算中的比例、1940年占2.l％，逐年上升，到1978年已占19.5％。而且，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消费，而是经济效益很大的产业。例如，六十年代苏联国民收入增加部分的20％以上是靠减少发病率、死亡率以及由此而增加的劳动力获得的，投入卫生事业的每1卢布大约收回2～2.2卢布。再如，在1963年使用麻疹疫苗以前，美国每年约有4百万麻疹病例，其中有4千例发生麻疹脑炎，有1/3麻疹脑炎患者出现智力障碍，约有400例患者死亡。从1963～1968年期间，由于使用麻疹疫苗（每剂约3美元），便防止了970万例急性病例，因而赢得了3200万个学习日、160万个工作日、55.5万个医院日，挽救了973条生命，防止了3244例智力障碍者的出现，使社会得到4亿2千3百万美元的收益。总之，应该看到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要增加医疗卫生投资，促进“保健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第三，应该看到，多样化是未来社会的一大特征。托夫勒一再强调，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的特点（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不同，趋向于多样化。奈斯比特所指出的第十个大趋势也是：“我们从一个个人选择范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社会迈入一个多种选择的社会”。他在第五个大趋势“从集中转向分散”中也指出：“非集中化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伟大促进剂”、“多样化这个词已成为适用于一切的俗语。”从医疗保健事业来看，我国卫生工作在多样化方面是突出于世界之林的，是一大优点。例如，我国在医疗人力方面有高、中、初三级，中级和初级的人数大大超过高级的。美国则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致力于培养中级医务人员，以避免是医务人员就必定要“医学博士”的浪费之弊。我国有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在所有制方面有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体的三种方式，等等，都是多样化的表现，都是有利于卫生事业发展的。今后，还要继续向多样化发展，例如，不仅要有医院、疗养院，而且要有相当数量的康复中心、育能院、老人病院以至安息院；不仅要有医院的病床，而且要大力发展家庭病床；就是医院也不一定都照一个模式办，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得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各显神通；在发展康复系统时，要提倡国家办、集体办、个体办，也要有些高级的医务人员，但更多的是中级的或初级的。医疗护理工作作到“个体化”，因人而异也是多样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多样化，确实可以促使医疗保健事业更迅速而有效地发展。
第四，应该看到，信息化社会对医疗保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信息社会的最主要特征是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就是系统化的信息。信息社会是智力密集的社会。据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的推测，人类的科学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一些专家又估计目前是每3年增加一倍。现在每天有6000到8000篇科学，而且每隔20个月会增加一倍，所以人称当代为“信息爆炸”、“知识爆炸”时代。对于我国医疗保健工作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知识不足和知识陈旧的问题，应该坚决杜绝非医务卫生人员进入医疗卫生单位做医疗卫生工作，并尽快地解决过去由于这方面的失误而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大力发展进修教育、在职教育、业余教育，使各级医师、医士、护师、护士和赤脚医生等都有知识获取和知识更新的机会，并应该提出严格的要求，要考核，要成为制度。应该大力解决在一些医疗卫生单位看不到新书、新刊的问题或有书、有刊没有人看的问题；大力提倡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应该改进各级医学情报机构的工作，不健全的健全起来，只做一些简单的、重复劳动的，应该改变工作方向为本地区的特定需要服务，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信息中心。要作一些有独创性、能推动本地区医疗卫生工作发展的高质量的情报工作。从国家一级来说，要逐步建立医疗卫生方面的“电视数字通讯”以及用电话线与电脑连接可得到最新、最全的医疗信息的资料基地（“数据库”），为全国医疗卫生单位提供信息公用服务。由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经济时代，给广大医务工作是职业道德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碰撞
消费者在药品与医疗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
充分发挥服务职能，加深居民与社区的关系，提高居民的满意度
居民生活的满意度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指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油田社区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也是社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高物业管理的精细度。首先，要大力实施好“五化”建设，全面提升居民区的绿化、硬化、净化、亮化、美化水平。其次，要坚持精细管理。各社区按照“理念引导、量化目标、细化责任、精细作业”四个层次有序推进管理模式，做到管理科学化、服务规范化、作业程序化、工作标准化；以“精细美”为工作标准，不断加大小区卫生环境治理力度。达到了“全方位管理、无缝隙覆盖”的工作目标。
提高为民服务的及时度。居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社区是以服务为宗旨的，因此要树立“为居民负责”的观念，在优质服务、快捷服务、特色服务上做文章。各社区及时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负责到底、监督到底、落实到底，直至居民满意为止，促进了居民与社区之间和谐的关系。
提高医疗服务的热情度。实现医患之间的和谐，社区医疗服务行业必须始终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改善医德医风，努力提升服务质量，杜绝“生、冷、硬、顶、推”现象；加强窗口服务意识，简化手续，确保接诊承诺制的落实，切实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强化文化职能，密切邻里关系，提高居民的文明度
文化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活动，促进邻里关系和睦，人际关系和谐。
提高文明度，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社区是油田职工居民生活的家园，应大力推进文化阵地建设，整合优化文化资源，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注重发挥小区阵地优势，积极营造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打造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化名牌；充分发挥居民文艺团体的骨干作用，积极开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各社区本着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广泛参与、喜闻乐见的原则，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科普、教育、娱乐等群众性文体活动。
提高文明度，应提升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油田社区要从提升居民文明程度入手，加强居民道德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激励大家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单位做个好员工、在家庭做个好成员，营造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要注重发挥青少年学生的作用，积极开展环保宣传、“小手拉大手，共建文明社区”等活动；注重发挥离退休职工和广大家属的作用，大力开展“我爱我家、我护我家”活动；注重发挥医务工作者的作用，开展小区义诊、送医送健康服务；注重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社区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小区、文明楼栋、文明家庭、争当文明员工，让群众满意、主业单位满意和领导满意”的“四创一争三满意”活动，有效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
提高文明度，应营造亲情文化氛围。在居民生活小区，应大力倡导“邻里亲情”，积极打造“亲情文化”，以楼栋为单位，引导居民开展邻里互帮互助、邻里共创和谐等活动，充分发挥楼栋长作用，组织邻里交流座谈，为居民发放邻里联谊卡，增进邻里之间的了解。
油田社区应充分发挥协调职能，提高油区的结合度
社区应把与油田主业单位、地方部门、中小学的和谐共进、和谐共融作为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点，积极发挥自身的协调作用，共同推动和谐社区建设步伐。
要与油田主业单位和谐共进。为辖区主业单位服务是社区行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促进社区与主业单位的和谐，社区应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开展医疗服务到生产一线、文艺演出到一线、志愿服务到一线等活动，组织社区医护人员、文艺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到采油队、钻井队等生产一线，为前线职工检查身体，送医送药，演出慰问，开展志愿服务等，支援主业单位的生产建设。近年来，不少社区结合行业特点，开展了“医疗服务到前线、亲情服务到市场、志愿者服务到家庭”为内容的“三到”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区与主业单位、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促进社区与主业单位之间的和谐，社区还要注重发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委员会的作用，定期召开辖区精神文明建设联席会、座谈会，提高辖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要与地方部门、中小学和谐共融。油地关系和谐是构建和谐油田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作与和谐，社区一是应发挥行业优势，积极开展医疗服务下乡活动，组织医护人员到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二是加强文化合作，与地方政府共同搭台，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组织文艺队深入农村联合举办文艺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三是加强与中小学校的联合，深入开展文明社区青少年共建活动，为青少年开辟社会实践基地，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促进学校道德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参与到创建和谐社会活动中来，上下联手共建和谐社会。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和本质
1、和谐社会的含义
“和”，指的是和睦；“谐”，有对称协调之意。“和谐”与“小康”一样，也是我国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一个词。所谓“和谐社会”，指社会系统中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得到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相适应的社会。
二是以公平正义为基石的社会。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在理念和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三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
四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既要有经济繁荣，而且需要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同步发展。
五是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秩序良好。
六是充满活力的社会。社会活力表现为政治活力、经济活力、文化活力、人的发展的活力等。
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状态。
2、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均衡
在具体和谐的背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实际上是利益的均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现存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转型期中形成的制度应该是各个群体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
利益均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各个群体有着共同的预期和一致的认同，以此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力量；二是国家权利不仅受到各个利益群体的有效制约，而且政府也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更大的执政合法性。这样，利益均衡制度在客观上就成为社会和谐与体制维持的重要条件。
二、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以及产生的根本原因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现存的利益失衡已越来越多的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利益失衡的背后，是公平的缺失，而它正是我国社会存在不和谐现象的主要原因。公平缺失的现象主要有：
1、机会不平等
机会是指每个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和余地，机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核心。由于机会的有限性，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对于机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不平等现象未能避免：
(1)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农村中男女之间，受教育的机会差别很明显。
(2)就业机会不平等。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往往损害了社会自身。
(3)享受医疗机会的不平等。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设施配备方面差距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城市中所提供的卫生服务也不公平，许多人生病后看不起病。
(4)享受社会保障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很不健全，以国家包揽为特征的单一型社会保障制度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收入分配不公正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但是，目前这种原则并未彻底坚持。
(1)初次分配没有体现效率原则。它表现为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同时并存。
(2)二次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国家税收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控手段，不仅对收入分配差距调控能力弱化，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逆向调节问题。
3、司法不公
司法是匡扶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惟有司法公正，社会才能安宁稳定。我们倡导的依法治国，它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尺度，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贯穿到立法的全过程。但是，当前司法不公正是民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执法部门徇私枉法、执法违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安、城管、房屋拆迁等执法部门简单粗暴；因公权侵害群众利益导致超级上访、群体上访的案件呈上升趋势。这些不公之举，势必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重建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支柱和基础。实现社会公正，才能维护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以更好地实现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平出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权利和利益失衡问题
一要加大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投入；改革城市教育资源过分向重点中小学集中的配置方式；改革高考录取向大城市倾斜的不公正制度。
二要打破过分讲关系、讲学历、讲年龄、讲户口、讲性别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三要重视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投入，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动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确保城镇居民享受医疗的机会平等。
四要制定合理公平的用工政策、规范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确保社会成员尤其是各类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都能够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的机会。
2、完善社会分配的宏观调控机制，缩小社会贫困差距
一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二是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是目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突出表现，要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设。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坚决取缔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
三是全面实施反贫困战略，努力消除贫困，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分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强化法治，以法律规范为基石来保障社会公平
建立法制社会，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尺度，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等活动，平衡社会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要让民众通过多种形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支持并监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此，法院的司法活动要做到审限严格、程序合法、审判公开、裁判公正、依法执行。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