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09:45: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生态环境，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要］经济转轨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转轨进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着重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正负效应。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效应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为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一、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我国面临着许多机遇。一是可以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先进环保技术。这些国家是全球环保产业强国，环保产业是其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可以付出相对较低的成本，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环保技术，积极吸收、创新。二是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有益经验。如美国西部开发中制定多项法律，科学配置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日本二战后制定北海道开发法，立法保障生态环境。我国可借鉴国外先进治理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体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我国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人口持续增长，造成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是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总量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这使很多边远地区难以致富。人口众多使人均资源量越来越少，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发展成果，加剧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二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期，结构性污染还继续存在工业化过程中，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还将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结构性污染问题还继续存在。据预测，在将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将持续，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的转变在短期内不会大改观。大量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三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重视不够。地方政府存在着先发展后环保的错误思想，造成严重环境问题。公众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淡薄，参与度不高。四是环保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02年，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资金占GDP的百分之一，这么低的投入不能有效遏制环境恶化趋势。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
1．大力发展知识经济。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对推动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型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经济的信息化、数字化、生物工程化，它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一是知识经济主要依靠高新技术有效利用资源，减少资源消耗，开发新资源取代稀缺资源，能很好地实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知识经济下的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大多是无污染或污染少的产业，有利生态环境健康持续发展。二是知识经济强调人力资源、无形资本是第一要素，极大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三是知识经济促进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巨大变革，能使各种资源更好地得到优化配置。四是知识经济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进程。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依靠智力资源，充分发挥知识效能，有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以知识经济为先导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发展，能有效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格局。
2．建立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融清洁生产、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发展为一体，以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准则，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的经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消费总量大，对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我国水泥、钢等主要原材料增速加快。如从1990年到2001年，钢增长143%，资源消耗速度十分惊人。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式难以支撑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难以协调好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能很好地将保护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使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从源头上节能减排，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3．推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引导民众树立人们正确的消费观念，推行正确的消费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耗、污染、破坏，确保资源的持续利用。推行适度消费行为，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目前，西方社会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消费和资源高消耗的基础上的。美国2亿人口，每年要消耗4亿吨石油，占世界石油总消耗量的1／3，同样，如果中国也按美国国民消费模式消费，13亿人年消耗石油要26亿吨，是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2倍多，如果按这种消费速度，中国很快就要爆发能源危机。我国不能盲目模仿西方消费模式，造成过度消费，推行渐进式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势在必行。
4．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基数过大，人口过多。人口众多及人口增长过快都会严重消耗掉一部分经济发展成果，同时，对生态环境也造成破坏。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是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冯鑫永单位：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1林业局概况
内蒙古莫尔道嘎森工局是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国家大型二档森林工业企业，行政隶属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市，年木材生产能力为27．2万m3商品材。莫尔道嘎林业局地区属于大兴安岭山地寒温湿润林业气候区，并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某些特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寒冷干燥，夏季湿热短促，温暖湿润。地理位置东经120°00′20″～121°19′20″，北纬51°03′15″～52°08′08″，东西宽92km，西北长120km。北与奇乾林业局毗邻，东靠满归、阿龙山、金河林业局，南与得耳布尔林业局接壤，西与吉拉林林业局相连，西北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隔河相望。在莫局施业区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施业区植物区系以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为主，资源为蒙古植物区系，森林资源极为丰富。莫尔道嘎林业局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机械化作业，达到采、集、装、运、贮、供销相互配套的格局，商品材年产量达到27．2万m3。全局营林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年生产能力更新造林达0．13万hm2；天然幼、中林抚育达1．33万hm2。林产工业，先后开发了板方材、地板砖、单板、抽屉板、卫生筷子、木棒、细木工板、指接集成材、本笔文具、雪糕把、装饰条等多种产品。
莫尔道嘎林业局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主伐局中的一个开发较晚、资源较好的大型森工企业，也是林区上缴利润大户。从建局开始每年需大量采伐森林，而且随着森林采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产木材能力不断增强，这就使得人类对森林资源索取速度加快，这种单纯适应增长的技术体系，并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其一方面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是资源消耗加快，消耗结构不合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负影响加剧，而恢复生态平衡技术却严重滞后，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而且随着莫尔道嘎地区人口增长呈上升的趋势，造成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压力有增无减，资源稀缺度将增大。与此同时，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减少，莫尔道嘎地区生态环境出现了恶化，在莫尔道嘎地区从未出现的沙尘暴已开始光顾此地区，莫尔道嘎河和激流河的鱼类数量明显减少，近几年，水灾和旱灾现象明显增加。综上所述，如不及时调整产品产业结构和经营发展战略，二三十年后势必重蹈“两危”之覆辙。所以，对莫尔道嘎地区乃至整个林区必须实现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的良好统一。而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首要条件是较好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逐步减缓人口增长对生态经济系统的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观念，生态经济适度人口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确定人口规模，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其次，充分认识资源的稀缺性，把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资源集体化利用，集体利用方式主要是高度重视科技资源、信息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科学合理地进行森林资源综合利用以及科学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就形成了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体化利用。从而不断提高产出投入水平，降低资源消耗，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创造必要的条件。最后，应充分认识环境容量及其净化能力的有限性，必须加大控制环境污染的力度，不断提高环境质量。
2客观生态环境平衡应遵循的原则
2．1双重目标原则
生态环境平衡必须坚持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的原则，这是由生态经济平衡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生态平衡这一有机统一体中，生态平衡是基础，经济平衡是主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生态平衡，而忽略经济平衡，引起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失衡，生态经济平衡不可能实现；如果片面强调经济平衡，特别是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就会因资源稀缺性、环境容量及净化能力有限的影响，降低生态目标，基至导致生态系统恶性化循环，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与生态平衡这一必要的客观基础和生态经济平衡也不能实现，所以，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双重目标相统一，才能在提高生态质量的同时，满足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
2．2综合效益原则
就是指生态经济平衡必须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长期以来，我们便重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短视作为，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任何强调效益单一性的做法都会对生态经济平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只有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生态经济平衡。
2．3优化结构原则
生态经济结构是具有立体网络结构的复杂机构，由生态要素和经济要素复合而成，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相互统一的整体，即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在一定结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结构优化是功能正常和高效发挥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生态经济要素，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经济结构优化对实现生态经济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4强化管理原则
生态经济管理是实现生态经济平衡的重要环节。从经济上、法律上、行政上约束人的行为，充分发挥管理在维护、建设生态经济平衡中作用，从而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保证生态经济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实现生态平衡。
3经营模式转变途径
目前，莫尔道嘎地区林业生产还未脱离传统林业经营模式，如何把现有林业经营转向生态林业生产，其基本途径如下：
3．1正确把握生态与经济二者的关系
把现有经营建立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经营现有林，必须正确处理保持生态平衡与开发自然资源的关系，关键在于科学地采伐与更新方式以及相应的营林措施。莫尔道嘎局在对现有森林资源管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本着生态优先的原则，重点保护林业局的现有天然林资源，通过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积极开发利用林下资源，妥善安置富余人员，逐步提高林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林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选择合理的采伐作业方式，主要以低强度的择伐为主，逐年减少高强度的皆伐作业面积。在生产中严格按规程要求作业，做到不超计划、不超采伐限额、不超强度的三不超原则。三是加快更新造林步伐，林业局已成立了30个专业营林队，配备了营林设备，全力开展更新造林和中幼林抚育。四是在防治森林病虫害中，不断强化森林病防站职能，采用国内先进方式灭虫、灭鼠，认真贯彻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有效地保护了森林。五是在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计划时，优先考虑制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措施，做到开发与保护同步进行。#p#分页标题#e#
3．2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森林资源增长
一是严格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林业法律、法规，保护管理好这片资源。二是林业局资源管理部门与森林公安局联合出击，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春冬木材生产季节，林业局都要组织资源管理部门与森林公安局进行昼夜巡护，设置举报电话，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偷拉私运、乱捕乱猎等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管理。四是认真组织开展森林资源管理的舆论宣传。进一步加强对全局广大职工群众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更加了解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关键词：海洋经济 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
一、引言
21世纪是海洋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海洋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主要领域。但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渐突出，不断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效解决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海洋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较多。2007年，Martinez等研究沿海区域的生态和经济重要性，提出应继续评估海洋生态经济，以确保沿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0年，Kildow探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以现有资料衡量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困难。2005年，楼东等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现象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刘伟玲等利用生态足迹法，指出2003-2005年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然而，舟山作为浙江省海洋经济强市，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本文通过构建舟山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发展模型，测算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进而，获得舟山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及变化趋势，从而揭示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
二、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
1.构建指标体系
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由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组成。因此，本文首先构建包括上述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
海洋经济子系统由海洋产业总产值（亿元）、海洋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海洋经济产值的增长率（%）、海洋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和科技计划项目（个）构成。生态环境子系统由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亿立方米）、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万吨）和赤潮发生的次数（次）构成。
对于本文采用的指标体系，需将逆向指标通过取倒数转化为正向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2.测算综合评价值
本文选取2002-2011年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舟山统计年鉴》和中国舟山政府门户网站。首先，对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因子分析，可知两个子系统的KMO值分别为0.571和0.668，明显大于0.5，故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按照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可得两个子系统只需取第一公因子和第二公因子。最后，根据两个子系统提取的公因子，计算它们的综合评价值（见表1），并给出其折线图（见图1）。
由图1，可知2002-2011年舟山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并在2011年达到十年中的最大值。从2007年开始，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值达到零值以上，表明海洋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超过了平均发展水平。然而，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与海洋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反。2002-2011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基本呈下降趋势。2007年之前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大于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值，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较大，这与近几年舟山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相互验证。2007年之后海洋经济的综合评价值大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表明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满足舟山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表明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较大。
3.测算协调发展度
根据海洋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模拟出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回归方程，其结果分别为
（2.1）
（2.2）
由（2.1）和（2.2），可得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两个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度。其计算公式为
（2.3）
其中，为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为系统对系统的实际值，为系统对系统要求的协调值，为系统的实际方差。
由（2.3），可得两个子系统的状态协调度。进而，计算两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其公式为
（2.4）
其中，为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为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为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由（2.4），可知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度（C），并进行等级划分（见表2），然后给出其折线图（见图2）。
由图2，可见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呈“U”型曲线。具体结果为2002-2004年协调发展度呈下降趋势，2004-2006年协调发展度呈平滑趋势，并在2006年达到最小值，这表明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处于极度失调的状态。2006-2010年协调发展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在2010年达到十年中的最优水平。2011年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虽然是优质协调的状态，但与2010年相比是下降的，这表明2011年生态环境的质量开始下降。
三、结论
本文以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发展模型，测算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舟山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呈现“U”型曲线，这表明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此，对舟山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刘伟玲，朱京海，胡远满.辽宁省及其沿海区域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J].生态学杂志，2008，27（6）：968-973.
[2]楼东，谷树忠，钟赛香.中国海洋资源现状及海洋产业发展趋势分析[J].资源科学，2005，27（5）：20-26.
[3]M.L.Martínez，A. Intralawan， G. Vázquez，et al. The coasts of our world： Ecological，economic and social importan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 254-272.
[4]J.T. Kildow， A. McIlgorm. The importance of estima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oceans to national economies[J]. Marine Policy. 2010， 34（3）： 367-374.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对环境具有一定的输出作用，主要是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同时旅游能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创收，反补地方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两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如何实现旅游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建设的共赢发展，是近年来旅游学界关注的热点，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断条件。宋进喜探讨了旅游经济开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应，对西安举行了实证研究①。崔峰和王辉等分别以上海市、大连市为例探究了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② ③。庞闻，马耀峰等以西安市为例对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④。但针对新疆的旅游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鲜有报道，而新疆的地域生态环境独特，生态承载阈值较低，同时新疆的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本文针对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状况及演进历程进行分析，为新疆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能够达到协调状态提供借鉴依据。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自发展的特点，根据数据的易得性、连续性和指标的可操作性，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见表1），数据摘自2005—2011年《新疆统计年鉴》。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本文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互相作用耦合模型④，即：
，上式中，c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 ∈［0，1］。a为生态环境综合指标，b为旅游经济综合指标。c 值越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联系越小，趋向于向无序混乱方向发展，处于不协调状态； c值越大，系统之间相关联系越大，趋向于向有序良性方向发展。但是，为了更精确的反应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借鉴相应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协调发展度d，进行实证分析，见下式。
， t=ma+mb本文由收集整理
上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是耦合度，t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m和n是待定系数，经讨论，我们将m，n均取值为0.5。为了方便判定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本文特引用协调发展度级别及划分标准如表2⑥。（以t代表旅游经济系统，e代表生态环境系统）
二、结果分析
由计算可得2005—2010年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a、b及耦合协调度d，划分标准如下：在d值为0.1—0.19时为严重失调衰退类；在0.2—0.29时为中度失调衰退类，在0.3—0.39时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在0.4—0.49时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各分三种情况：①a＞b为t损益型；②a＝b为t和e共损型；③a＜b为e损益型。在d值为0.5—0.59时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在0.6—0.69时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在0.7—0.79时中级协调发展类，在0.8—0.89时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在0.9—1.0时为优质协调发展类，各分三种情况：①a＞b为t滞后型；②a＝b为t和e同步型；③a＜b为e滞后型。
下文对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关系的具体分析。
（一）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
从旅游方面看：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旅游经济评价指数 b由2005年的 0.04上升到 2010年的 0.60，旅游经济的 5项指标中，都实现了正增长，国际旅游人数由最初的331145人增长到1065261人，年均增长率为36.95% ； 国际旅游收入由 10008.9万美元增长到36844万美元； 新疆的旅游社总数由378个上升到462个。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同时旅游业的基础产业发展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旅游在2005—2010六年的发展中发生过两次重大衰退，分别由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新疆的“七五”事件所引发。 说明危机事件对旅游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其发展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是， 由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较大，旅游经济的恢复力很强。从2010年旅游经济评价指数b的快速反弹可以看出，“七五”解决后， 旅游经济又呈现一个增长势头。同时，我们还须清醒的认识到，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对经济来说是把双刃剑，利用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以旅游为时尚引领的新型经济， 但是， 如果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则会适得其反， 环境的破坏必然会造成相应程度的经济损失。
从生态环境方面看：新疆生态环境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综合发展指数a由2005年的0.38增长到2010年的0.59。但是，2006年，2008年，2010年这三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容，能耗的增加，环境治理设施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区城区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两项指标的排放较前一年有所增加。但是政府做出的一些实质性措施明显的改善了新疆的环境质量。例如：乌鲁木齐的“蓝天计划”让乌鲁木齐拥有更多的晴天天数；新疆跨国界河流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进一步强调了河流保护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新疆环保和交通部门联手，杜绝公路施工破坏生态能更好的防止人为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学习贯彻十精神，为做好我区排污费征收工作等环保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由表2可知， 2005—2010年d由中度失调晋升为勉强协调， 同时c的持续上升说明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之间有密切的耦合互动关系，两大系统趋向于向良性状态发展。由于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自发展水平等级的不同， 可将每个耦合协调度类别再分为 3 种类型：a< b， e滞后型；a= b， t与e同步型； a> b，t滞后型。由表2可以看出， 新疆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出现转变， 大致分为 3个阶段：（ 2005—2006年）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t滞后；（ 2007—2009 年） 轻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t滞后；2010年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e滞后。说明早期新疆经济落后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大，相比较而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很少。但从2009年开始，新疆旅游经济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对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导致环境的滞后。
关键词:金融生态;经济发展;金融运行
本文是2007年海南省教育厅研究项目《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批准号:HJ200797)的系列论文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金融生态理论及其建设的必要性
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对金融外部运行环境的形象描述,而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要素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基础。狭义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以及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通过资金媒介和信用链条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金融生态链。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
金融生态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功能不畅,都会影响整个金融生态圈的良性循环或金融业的运行效率。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无论是对金融业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宏观、透彻、准确的掌握,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业控制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个体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相结合,才能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是要推动金融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市场的重要保障。从金融生态的角度看,政府、公司属于环境因素,但从政府、公司等角度看,金融业则是它们的环境因素。金融风险的累积不但削弱了金融职能,而且也影响到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更严重的是金融风险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这场次贷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暴,导致全球闹股灾,从而使很多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因此,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最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载体,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金融业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特殊行业,金融生态状况折射了社会诚信水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强大动力。金融生态建设和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将为自身和社会诚信建设创造条件。同时,金融生态状况的改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在公司债券市场上,无论是信息披露还是信用评级,如果缺乏诚信基础,那么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投资者在债券市场获取信息方面不占优势,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只有诚信才能构筑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所需的生命线,让投资者和融资者在公司债券市场上能够进行理性的博弈。此外,良好的金融生态是促进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还能实现动态平衡,有效控制金融波动,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海南的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都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海南省的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依据金融生态环境内涵的界定,金融产业体系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三个方面。在区域法律环境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很多年,但海南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权力至上、以权代法的做法仍随处可见。我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粗线条为主,这为执法者在具体操作中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基层地区的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原因造成的。有关金融业运作的全过程,如产权、进退出制、创新、整合、监管、重要业务、自律、保护、破产等方面尚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在地区层面,配合国家已颁布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及结合地区特点制定的法规还很欠缺。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省地方政府的观念既表现为仍较保守,又表现为急功近利,即对新事物、新体制、新做法吸收较慢,且不能将之与地区区情有机结合,眼光短浅、图省事、图政绩、摆花架子,缺少长远打算。在经济基础方面,海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包袱拖累造成了改制缓慢、改革滞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均较慢,这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金融产业的正常发展和金融业创新成果的出现。
另一方面海南省金融产业体系内部环境也阻碍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在区域信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信用体制不完善和信用意识淡薄。海南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基本上不能成为银行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的基本支持和重要依据,这使海南省对其内部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形成内部资金通过总行一级的资金池流向其他地区,严重阻碍了其他地区的资金向海南的正常流动和授信程度,从而总体上导致海南省在经济振兴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另外,由于海南省信用环境欠完善,银行无法对贷款风险做出合理评价,骗贷、三角债、逃债、虚报、隐瞒等事件屡屡发生,从而导致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非常滞后。在区域金融产权方面,以国有银行制度为主是我国金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建制、运行和管理监督等方面,渗入了较浓厚的国有银行管制的色彩,这是在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金融产权制度不明晰问题。由于金融产权不明晰导致产权关系不清,进而引发风险承担责任人不明确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等市场化运作机制不能有效落实。在区域金融机构方面,海南省的金融机构主要仍然以国有独资四大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支撑经济、社会事业的运行,缺少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银行机构。在区域金融中介方面,海南省为银行提供服务或与其业务相匹配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会计师、律师、财务师、审计师事务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整体水准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三、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缺失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体系失去平衡,金融机构、司法环境、执法环境、信用环境等不同程度恶化,导致地方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信贷供求缺口问题突出,地方经济在严重“缺血”的状态下低效运转,金融生态系统的效能难以正常发挥,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了海南经济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直处在欠发达状态,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在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靠后。金融生态环境的缺失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海南省经济形成制约:一是地方企业获取贷款困难,成长完全靠自身积累,以致企业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始终达不到规模效益;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来源,招商引资受阻,无力承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海南省外资投入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显著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缺乏金融支持,就缺乏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四是投资环境退化,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以上这些制约因素,使海南省经济金融生态链陷入“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业严格控制信贷金融业务和盈利水平低下金融机构收缩业务和网点地方企业成长受阻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累积性恶性循环”使得海南省经济增长一直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缺陷和金融生态效能弱化的制约。虽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海南省政府尽最大努力重树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金融形象,但信用重建需要时间积累,地方经济的恢复却时不我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的重建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四、构建和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海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适时增加有效信贷投放。要全面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把握市域经济运行的
特点。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发展业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着力搞好信贷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增加有效信贷投放,建立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要在继续保持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审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迹象不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加强调控的同时,要注重引导支持,防止信贷的过度萎缩;其次,应增强宏观意识,跟进研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把握银行业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市场分析,避免贷款投放的盲目性,倾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最后,应继续调整与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适时、适度地调整和优化信贷投向,积极向上争取授信额度,适当放宽对企业的评信标准和限制,降低门槛,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在调整和改造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亮点”和“绿洲”,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优化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是最吸引资金的“洼地”。构建和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培养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意识和诚信意识。重塑新型银企关系,对改制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同时,要树立起新的、长期、互信的银企关系,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进行严厉制裁,从根本上杜绝逃、废、赖债劣迹的发生,维护银行债权;二是要建设良好的政策环境。将银行业作为地方的一个优势行业,把支持银行业的发展作为扩大招商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支持银行业提高资产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为金融机构向上级行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开辟信贷投放绿色通道提供政策环境;三是要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严厉打击涉及金融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执行力度,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四是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新闻部门的舆论宣传优势,坚持从正面宣传报道金融政策、金融环境和金融经营管理情况,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共同创建宽松的融资环境。可以由政府牵头做大、做强现有的担保公司,完善担保机制,健全贷款担保制度,积极引导和推进形式多样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法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负债率低的民营企业之间成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发展担保业务,发挥对民营经济融资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解决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简化抵押评估、登记、公证等手续,降低收费标准,努力解决民营企业抵押难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协调各经济管理、司法、新闻宣传和金融等部门,扎实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教育企业强化信用意识,重诺守信,在全社会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还应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价机构,根据全市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对民营企业做出综合评价,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逐步完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等企业信用评价功能。对于通过国企改制来的民营企业,要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与改制前的信用区别开来,注重考察新企业的信用。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鼓励组建行业自律性组织,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等,对民营企业自身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进行培训。要监督和管理民营企业,注重增加积累,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切实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帮助民营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从经营机制、经营策略、组织管理、自身素质等多方面进行提高,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行业协会内部企业的联保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区域融资环境。
(四)强化银行业经营管理,提高风险防化能力。一是要紧紧抓住海南省目前良好的机遇,用好、用足、用活中央已给政策,采取超常规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消化历史包袱。要拓宽信息渠道,抓住政策导向,及时向上级行反映实际情况和风险程度,积极争取核呆指标,最大限度处置不良贷款;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转让、打折出售、打包处理、租赁、招标、拍卖等方式直接处置不良贷款。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区域性资产重组和置换,盘活不良资产;三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坚持常规手段“抓降”,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四是加强贷款分类监管,要真实反映资产质量,既要敢于亮底,又要积极处置,要进一步加大对恶意隐瞒不良贷款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防范不良贷款反映失实造成的风险。
(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海南省应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的实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首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明确中小企业信贷职能部门,培养中小企业信贷专门人才,完善适合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业绩考评和绩效挂钩体系;其次,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标准,对中小企业的评估和信用评级应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注重对成长性指标考核,突出对业主个人的信用评级以及对其所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第三,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改变目前从建立信贷关系到每笔融资都要上级行审批的办法,根据各基层行的决策、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区经济结构及企业融资状况,分层次明确融资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第四,应推进信贷融资产品创新,拓宽担保渠道,探索新的贷款担保形式,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最后,可以适当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代价。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关键词】经济林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目前，经济林已逐渐发展成为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尤其是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经济林在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粗放开发、管理不严、监督不力、野外违规外用火等问题屡禁不止，并且乱砍滥伐林木，盲目开发山地引发了许多生态问题。因此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如何充分当地特色经济林资源优势，科学合理的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积极开发有地域特色的支柱产业，实现区域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与经济“双赢”已成为目前的焦点难题。
1.经济林发展的意义
（1）发展经济林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的迅速增加，耕地面积的日益锐减，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开发之路。通过发展经济林，一方面可以可以丰富食物品种，改善饮食结构；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对耕地的压力。因地制宜的发展经济林，既可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又可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对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发展经济林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许多经济树种不但能生产经济林产品，而且具有观赏价值、发挥水土保持等方面的功能。如：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沙棘，集果用、材用、叶用及园林绿化为一体的银杏等。因此在今后营造水土保持林、平原地区营造林网和农田防护林、城市乡村的绿化美化造林时，要认真考虑树种的选择，在满足其主要功能的前提下，也应注意发挥其经济效益，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融合，发展良性循环的林业道路。
（3）发展经济林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经济林栽培面积大，经济林产品较多，在各个领域中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很多经济林产品是加工工业的原料。通过产品的深加工既可以实现原料的增值，又可以提炼数以千计的原料，如：松香可用于造纸，生漆可用于化工、纺织等。
由此可知，发展经济林生产带来了经济、生态、社会三效益的统一，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和优化。经济的富裕能够推动人口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山区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林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资源开发利用发展不平衡
以往由于森林大量砍伐，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造成了不少野生经济林资源日益减少，甚至不少品种濒于灭绝。如：对贯叶连翘、野黄连、红豆杉等品种的过度开发，加上保护力度匮乏，目前已列为濒危物种。目前我国许多山区为了为发展经济林开辟果园，没有进行统一规划，盲目发展，造成了许多剃得精光的山头，引发了水土流失，对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加上部分山区对森林资源的认识程度不足，使得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高[1]。
2.2规划布局不合理，发展具有盲目性
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林产业时没有坚持适地适树的基本原则，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结果造成不少劣质低产林。还有一些地方和群众盲目追求经济林的收益率，不重视对经济林的规划布局，单纯的认为面积越大，利润越高，忽视了集约经营和管理投入的重要性，其结果往往导致产品的低产劣质，甚至不少工程往往最后无疾而终。如：某乡镇在引资种茶叶项目中，缺乏对查外商经济实力和信誉的调查，仅仅在少量资金到位后，就大面积毁林开山种茶苗，当后续资金链无法到位后，该工程被迫终止，对该乡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3经营管理粗放，增加了环境负担
经济林生产不仅需要良种，也需要良法。科学管理是丰产优质高效的根本保证。然而调查发现，一些山区群众因文化、经济等原因，根本不重视科学管护工作，如施肥、打药、垦复、修剪等。一些地方在林种、树种结构调整中，贪多求快，往往不分品种好坏，见种就采，见苗就栽，导致良莠不齐，品种混杂。不少地区依然采用用材林和防护林的传统管理方法，思想上只注重经济林的种植，但在管理上放任自流，使得多数经济林缺肥缺水，严重影响了产量和质量，不仅难以获得经济效益，而且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3.经济林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举措
3.1经济林发展应具有规划性
为实现经济林的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经济林发展必须具有规划性，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①农林牧草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②以生产现状为基础，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综合考虑区划的社会经济特征，综合进行整体规划的原则；③以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并重，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
3.2采用与生态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高效配置模式，发展生态经济林
在生态经济林建设中，要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适乔则乔、适灌则灌、做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化、最优化。要采用与各地生态环境条件的高效配置模式，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如：在大巴山北坡的低山地带、汉水谷地，选择茶、桑、漆、油桐、板栗、杜仲、香椿、花椒、山茱萸等经济树种，营造生态经济型防护林，既可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又可防止水土流失，还有助于农户脱贫致富，具有良好、可靠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3]。
3.3营造有利于生态经济林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1）加强和完善与产业化相配套的社会化服务，包括：
大力推广适宜各地条件的名、特、优、新经济林品种，加强引导和示范；建立规范有序的培训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加强对广大林农群众的教育培训。
（2）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业调控和管理，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对于经济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加强管理，统一领导，对经济林发展须统一规划，统一审批，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对于不适宜开发经济林的地段，要坚决予以制止，避免引发生态问题。
（3）客观调控政策创新。调控重点要由一般农户向规模基地转变，调控方式要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调控策略要由小而全、大而全的均衡调控向突出特色、注重效益的非均衡调控转变。
3.4加强宣传教育 ， 使广大群众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山区出现的乱砍滥伐林木、乱烧山的现象，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森林资源。究其原因一是权重自身环保意识淡薄，二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其中群众思想上的重经济，轻生态的现象最为严重，因此必须要加强宣传教育，结合本地区或其他地区的生态危害的实例，使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不仅存在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统一的一面，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只有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才能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林的发展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和“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战略方针，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林业产业发展道路。只有优先实现经济林的生态建设，才能既抓住经济林生态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又符合国家对经济林生态体系建设的投资方向，真正的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省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煤炭、冶金、电力和焦炭四大传统行业占全省工业的75%，产业结构单一；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占比较小，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有效培育起来，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2012年以来，受煤炭等主导行业持续下行，山西经济经历“断崖式”增长，经济增速由2010年一季度的20%，一路下滑至2015年的3.1%，位于全国倒数第二。经济持续下滑，在此背景下，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出现恶化：
1.银行信贷风险持续高企。截至2015年12月末，山西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881.6亿元，比年初增加123.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75%，比年初上升0.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持续“双升”。受企业回款不畅、资金周转困难影响，银行垫款成为隐性不良资产来源；同时，正常类、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概率有所加大，银行信贷风险将呈现持续高企态势，逼近警戒线，具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形势最为严峻。12月末，股份制商业银行持续“双升”，且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率均明显提高。12月末，全省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142亿元，较年初增加73亿元，不良额占全省不良贷款总额的58.9%；不良贷款率为3.96%，较年初提高1.72个百分点。二是不同规模企业的不良贷款呈现两端分布。大型企业不良贷款规模居全省首位，小型企业形势也不容乐观。截至2015年12月末，全省大型企业不良贷款余额占全省企业不良贷款总额的将近一半；小型企业不良贷款余额占全省企业不良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不良贷款率的情况正好相反，微型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贷款呈现出大面积劣变的趋势。三是采矿业的不良贷款反弹幅度最大。11月末，采矿业不良贷款率较年初大幅提高1.03个百分点，主要集中于煤炭行业，煤炭行业主要指标维持下滑势头，煤企生产经营困难局面加剧，整个行业的信贷风险承压加大。
2.风险事件不断增加。2015年上半年，山西发生了工商银行代销的中信?古冶集团信托计划1号、2号，招商银行代销的“泛亚”产品等多起风险事件，同时还有部分银行销售的涉及联盛、海鑫等企业贷款的理财产品，目前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风险事件涉事企业多为煤炭行业，其牵涉面广、相关利益方多，加大了风险处置的难度。同时，由于部分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到位，内部控制薄弱，存在借、冒名贷款，私自销售第三方理财产品等违规行为，也引发了多起风险事件。风险事件的增加，一方面降低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感，容易导致银行信用危机，直接影响银行的业务开展和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银行内控和风控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均为金融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导致金融生态环境出现恶化。
3.担保圈风险持续发酵。山西一些大型的煤炭、钢铁行业民营企业，由于行业持续下行，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信贷违约风险逐渐暴露。这些企业多采用担保、互保等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一家企业出现信贷危机，很快会通过担保链、担保圈等途径持续扩散风险，呈现出融资额大、风险传播快、波及面广等特点，给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带来很大挑战。据调研，目前对外担保最多的一户企业同时为几十户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已形成大量不良贷款。同时，担保企业风险相互传染，交叉作用，成为潜在的重要风险隐患。如联盛金融风险事件伴生担保圈风险，破坏了企业间互保的增信方式，多数企业不愿给别的企业担保。受信用环境不断恶化影响，金融机构普遍反映“担保”、“质押”的风险加大，以往认可的“助保贷”等贷款产品风险逐渐显现，出现担保企业违约、贷款难以追偿的局面，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更加关注第一还款来源和市场前景，贷款投放更加谨慎。
4.“银企”关系有所恶化。一方面，面对企业经营困境、银行信贷风险不断积聚等为题，金融机构出于风险防控的考虑，普遍调整行业信贷政策，采取限制煤炭、钢铁等行业贷款、进一步收缩贷款规模、总行上收贷款权限等一系列措施降低信贷风险；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对银行不信任，担心按期还款后无法重新获得银行贷款，加剧资金紧张局面，所以对于到期的债务偿还意愿不强，甚至出现恶意逃废债行为。企业和银行的“博弈”，看似理性，但实际容易造成两败俱伤局面，银行审慎放贷，企业还款不积极，甚至逃废债，反过来加剧银行风险，两者相互作用，形成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金融生态环境。
二、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对经济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
1.生态环境欠佳直接削弱银行的盈利水平。风险防控成为银行首要任务，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费用，一定程度上影响银行正常业务的开展，压缩银行的盈利空间。2015年，山西省银行业加强风险排查与化解，加大不良贷款清收、核销和处置力度，经营成本不断提高，成本收入比率同比出现上升；面对风险暴露，银行进一步强化拨备管理，以提升抵御风险能力，2015年前三季度山西省金融机构资产减值损失累计高达160亿元左右。受经营成本提高、拨备增加等因素影响，银行利润出现下滑，2015年山西省金融机构全年实现利润356.6亿元，同比减少27.9亿元，盈利水平明显下降。
2.风险处置进展缓慢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企业融资在抵押不足的情况下，多采取担保、联保方式，如被担保企业无法偿还贷款，则担保企业将被追诉、代偿，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如甲集团为乙集团就对外经贸信托5亿元融资提供保证担保，因乙集团违约，债务没有及时处置，则甲集团被对外经贸信托起诉，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并被冻结了其上市公司的股份，影响了甲集团资产重组和定向增发融资，如果该集团融资能力持续受到制约，容易产生较大的债务违约潜在风险。被担保企业无法偿还贷款，按理会启动风险处置程度，如果进展较快，对担保企业的影响较小，担保企业尚能承受，但由于目前风险暴露的被担保企业多为大型民企，涉及面太广，地方政府出于维稳考虑，往往搁置风险处置。对山西影响较大的联盛、海鑫时间，目前仍由政府主导进行重整，海鑫也已进入重整程序，风险处置时间持续较长，影响为其担保的企业正常经营。
3.银行信贷投放更加审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受不良贷款持续反弹、金融风险事件及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一些金融机构总部对山西信贷需求“另眼相看”，在分配贷款规模、项目审批方面“冷落”山西。如：某银行总行考虑到山西整体塌方式腐败因素，将阳泉、吕梁等地市列为审慎类贷款投放地区，限制投放贷款，导致这些地区的棚改项目无法得到该银行的资金支持，影响棚改项目资金到位率。鉴于“担保链”、“担保圈”风险不断积聚，银行普遍提高了对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要求，变相提高了企业贷款条件，不利于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三、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搭建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政、银、企合作平台。
1.转变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一方面，对煤炭等传统行业，加快去产能进程。建议国家建立战略产业维稳基金，在必要时，向受经济冲击影响严重的大型煤炭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地方政府要以国家去产能战略部署为契机，尽快确定好优质企业名录，配套财税资金，淘汰落后产能，做好煤炭去产能化工作；同时促进煤炭产业结构升级，延长煤炭产业链；另一方面，鼓励发展非煤产业，努力做好经济转型。加大对非煤产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装备制造、轻工食品、医药等产业，集中力量积极扶持加工制造业企业和项目，努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加工企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升增长质量，为山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保障。
2.坚持大局和坚守底线，有效防控金融风险隐患。一是金融机构坚持大局意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支持重点领域、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进山西经济企稳回升和结构调整；通过完善基础金融服务设施和机制，改善薄弱领域金融服务；避免“一刀切”式抽贷、断贷，环节企业资金紧张局面。二是坚持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切实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关注经济形势现状、行业企业发展变化，严格贷款“三查”，遏制信用风险高发；坚持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兼顾、传统产业升级与新产业培育发展并重、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降低信贷行业风险；精细化流动性管理，提升主动负债能力，增强负债来源稳定性，降低流动性风险。
论文关键词：土地生态,分区,生态经济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当前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主要内容，土地生态环境安全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本文以江苏阜宁县为例，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特征、土地利用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全县的土地生态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不同生态环境条件提出不同的生态经济发展类型，旨在为阜宁发展生态经济提供参考。
阜宁县地处江淮腹地，位于江苏省盐阜平原北部，南北长52.5千米，东西宽48千米，总面积1439.33平方千米，西枕黄河故道，与淮安市的涟水县隔河相望，东濒射阳县，南北分别与建湖县、滨海县接壤，地处东经119°27’～119°58’，北纬33°26’～33°59’。田园秀美，沟河纵横，素有“江淮乐地“的美称。阜宁县现有20个镇，1个开发区，全县共有人口106.66万人，土地总面积143933.7公顷，人口密度为741人/平方千米。
1评价与分区方法
1.1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将土地生态环境评价因素分为生态负荷、污染负荷、生态敏感性、经济发展状况等四类要素，在各评价因素下面又分不同的子指标来表征，见表1
表1土地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因 素
权 重
子指标
权 重
生态负荷
0.33
生态绿地比例
0.63
耕地比例
0.37
污染负荷
0.15
土壤盐渍
0.41
土壤侵蚀
0.59
生态敏感性
0.32
弱质生态空间（规划）比例
1
经济发展状况
0.2
建设用地比例
0.35
【关键词】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探索；重要性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环保意识非常的薄弱，工厂所获效益往往是通过牺牲环境为前提，直到近代人们才更多的注意环保问题，也提出了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思想。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它们不属于一个行列，却是密不可分的两个主体，经济发展往往是依赖于自然所带来的资源，而且许多传统工业对生态环境破坏特别大。如果想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必然。只有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才能让人类社会进一步前进，人们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才能更安全。
一、区域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生态资源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往往都离不开自然资源，也称为“劳动对象”。人类利用的资源可分为直接资源产物和间接自然资源产物，直接资源是树木、矿产、土地、石油等；间接资源包括钢铁、棉纱等。对于人类有需求的资源，必定出现人类的生产活动，无论是自然的直接资源或是间接资源在人们生活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源，人类的经济发展绝对离不开自然资源。
（二）生态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每个地域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地域的经济基础，我国就存在许多的生态条件，也导致了我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分化问题，各个地域的生态资源状况决定了当地投资的侧重点以及发展点，生态资源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向、水平。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谈。
二、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加强我国对区域生态的宏观调控以及各地政府生态制度。我国应该加强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宏观调控，出台更多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把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成果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中去，社会应该不断完善、健全经济管理制度，加强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大降低对生态的危害。各个地方政府应该制定一个符合当地需求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对于一些资源要进行有效的再利用，做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经济保护宏观上需要国家与政府相互帮助才能有效完成，而且二者要相互监督，达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区域政府应该用经济调控手段以及先进科技保护生态环境。现如今的生态问题，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各个企业，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破坏了区域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更是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破坏应该间接成为各个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问题却是由社会来背负。所以，政府应该针对一些高污染企业，进行对企业成本调控，让生态成为企业的内部成本。对于一些破坏生态平衡的企业，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提高企业赋税，作为生态环境补偿。
（三）建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要想保证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好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当地政府应该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不仅是需要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也需要与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使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承受之内，生态环境能够有效净化。而且生态环境协调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企业不应该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自身的长远发展。
（四）加强区域保护生态环境微观化，提高对企业的监督力度。想要从根本上缓解区域生态问题，政府应该将区域环境保护微观化，对各个企业进行严格管理及监控。把环境破坏列入法律的范畴之中，对于环境问题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法律政策落实到各个企业之中，让企业每个生产环节都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的问题，加强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于每个企业的生产侧重点不同，使得企业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不同，当地政府应该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一个符合当地发展的生态保护政策与标准，对于生态资源的撷取要适度，鼓励当地人民对企业的监督，让企业的生产过程更加透明化。
（五）提高区域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对区域生态的破坏不仅是企业这一部分，社会公众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人们在享受着科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环境保护意识却没有丝毫提高。各个区域政府应该大力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公众应该做到环境保护从我做起，在享受自然给我们带来美好生活的同时，做到对自然的保护，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
三、结语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态自然所提供的资源，人类社会发展不应建立在破坏生态环境之上，要真正地做到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国家及政府应该加大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法律力度，利用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投入到自然保护中去，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自发展的特点,根据数据的易得性、连续性和指标的可操作性,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二者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见表1),数据摘自2005—2011年《新疆统计年鉴》。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本文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互相作用耦合模型④,即:
,上式中,C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 ∈[0,1]。a为生态环境综合指标,b为旅游经济综合指标。C 值越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联系越小,趋向于向无序混乱方向发展,处于不协调状态; C值越大,系统之间相关联系越大,趋向于向有序良性方向发展。但是,为了更精确的反应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借鉴相应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协调发展度D,进行实证分析,见下式。
, T=ma+mb
上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是耦合度,T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m和n是待定系数,经讨论,我们将m,n均取值为0.5。为了方便判定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本文特引用协调发展度级别及划分标准如表2⑥。(以T代表旅游经济系统,E代表生态环境系统)
二、结果分析
由计算可得2005—2010年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指数a、b及耦合协调度D,划分标准如下:在D值为0.1—0.19时为严重失调衰退类;在0.2—0.29时为中度失调衰退类,在0.3—0.39时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在0.4—0.49时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各分三种情况:①a>b为T损益型;②a=b为T和E共损型;③a<b为E损益型。在D值为0.5—0.59时为勉强协调发展类,在0.6—0.69时为初级协调发展类,在0.7—0.79时中级协调发展类,在0.8—0.89时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在0.9—1.0时为优质协调发展类,各分三种情况:①a>b为T滞后型;②a=b为T和E同步型;③a<b为E滞后型。
下文对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关系的具体分析。
(一)新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
从旅游方面看: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旅游经济评价指数 b由2005年的 0.04上升到 2010年的 0.60,旅游经济的 5项指标中,都实现了正增长,国际旅游人数由最初的331145人增长到1065261人,年均增长率为36.95% ; 国际旅游收入由 10008.9万美元增长到36844万美元; 新疆的旅游社总数由378个上升到462个。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同时旅游业的基础产业发展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旅游在2005—2010六年的发展中发生过两次重大衰退,分别由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新疆的“七五”事件所引发。 说明危机事件对旅游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其发展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是, 由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较大,旅游经济的恢复力很强。从2010年旅游经济评价指数b的快速反弹可以看出,“七五”解决后, 旅游经济又呈现一个增长势头。同时,我们还须清醒的认识到,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对经济来说是把双刃剑,利用好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以旅游为时尚引领的新型经济, 但是, 如果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则会适得其反, 环境的破坏必然会造成相应程度的经济损失。
从生态环境方面看:新疆生态环境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综合发展指数a由2005年的0.38增长到2010年的0.59。但是,2006年,2008年,2010年这三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容,能耗的增加,环境治理设施投入的不足,使得我区城区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两项指标的排放较前一年有所增加。但是政府做出的一些实质性措施明显的改善了新疆的环境质量。例如:乌鲁木齐的“蓝天计划”让乌鲁木齐拥有更多的晴天天数;新疆跨国界河流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进一步强调了河流保护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新疆环保和交通部门联手,杜绝公路施工破坏生态能更好的防止人为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学习贯彻十精神,为做好我区排污费征收工作等环保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由表2可知, 2005—2010年D由中度失调晋升为勉强协调, 同时C的持续上升说明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之间有密切的耦合互动关系,两大系统趋向于向良性状态发展。由于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自发展水平等级lunwen.1kejiAN.com的不同, 可将每个耦合协调度类别再分为 3 种类型:a< b, E滞后型;a= b, T与E同步型; a> b,T滞后型。由表2可以看出, 新疆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出现转变, 大致分为 3个阶段:( 2005—2006年)中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 T滞后;( 2007—2009 年) 轻度失调衰退类经济损益型,T滞后;2010年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E滞后。说明早期新疆经济落后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大,相比较而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很少。但从2009年开始,新疆旅游经济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对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导致环境的滞后。
三、结论与讨论
2005—2010年新疆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08—2009年有所下降,耦合协调等级由2005年的中等失调到2010年的勉强协调。这说明新疆的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呈良性的正向发展。取得此进步,源于新疆对旅游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要想做到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在进行旅游规划时,“因地制宜”根据旅游目的地的特殊环境规划。在设计旅游产品时,突破传统的旅游产品观念,设计体验型旅游产品,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作用机理, 二者主要存在两种基础作用:一是生态环境承载并约束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是旅游经济促进并胁迫生态环境的建设。就新疆的实际情况看, 二者的协调度呈总体上升趋势, 旅游资源的开发通常会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 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地区的环境也需要适应旅游发展差异而不断调整, 使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发挥最大效益。这就是旅游发展胁迫地区环境时空格局的调整。新疆的实际情况反映出, 我们现阶段应加强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协同效应, 才能使得旅游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同时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变—修复—再改变—再修复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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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崔峰. 上海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5):64—69
③王辉,林建国,姜斌.大连市旅游与环境协调发展度分析[J].海洋环境科学,2006,25(1):84—87
④庞闻,马耀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1(6):2—3
⑤余华银,李超,黄萍.熵值法在EXCEL中的VBA实现[J].统计教育,2004,(3):12—13
摘 要：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将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的3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恢复潜力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生态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熵权综合评价模型，对各城市生态环境健康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长江下游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整体高于长江中游和上游.根据长江沿江36个城市生态环境各指标的差异，借助PCA排序对其进行分类，将36个城市大致分为六大类型.最后，利用相关分析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状态、恢复潜力等指标的关联性，了解城镇化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水平的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压力呈现指数曲线变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间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耦合特征不同.
关键词：生态环境健康；综合评价；PCA分析；城镇化；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X826 文献标识码：A
Eco-Environment Health Assessment of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in Economic Zone Based on Urbanization Approach
WANG Xu-xi1，2， PENG Li1， SU Chun-jiang1， MA Yu-xiang1，3， XU Ding-de1，2
（1.Chengdu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engdu，
Sichuana 610041，China； 2.Univ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China；
3.Sichua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ater， Chengdu，Sichuan 610045，China）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how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will be the central top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3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were studied， three indices were selected to build an eco-environment health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pressure， status and restoration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 entropy-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eco-environment health of each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co-environment level of 3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ha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and the synthetic index of environment of the cities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higher than those o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various eco-environment indices of 3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the 36 cities are divided into six types with the PCA ordination. Finally， the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pressure， status， restoration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understand the eco-environment level differences of 3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with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and the eco-environment pressure exhibit exponential curve and the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of cities o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diffe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