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7:04: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公共管理学概念，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自我国设置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以来，有关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一直不断。直至今天依然是基本概念混乱不清，基础理论肤浅薄弱，学术论著自相矛盾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文试图规范澄清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理顺三者的相互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教育和研究健康深入发展。
1.何谓公共管理？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例如，夏书章教授就是这样看的。他指出，行政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英文为administration，意为行政、管理，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行政学，有人把它译为行政管理学。因为行政天生具有公共性特质，因此，英文administration前通常有public加以限制、形容和修饰，所以，有人也把它译为公共行政学，有人译为公共管理学。[1]我理解夏老的意思，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仅仅是个译名不同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差别。如果我的理解是夏老的本意。那么，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假定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过去在外国表达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的含义，但是也不是对国外在这一个领域全部研究现状和历史的全面概括，至少它没有能够概括进去国外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全球治理等理论。其二，既然我们把外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引进国内，那就遇到一个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夏老的看法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其三，当前中国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上把公共管理设为一级学科，把行政管理置于公共管理之下设为二级学科，表达了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有差别的意向，此时再把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值得商榷。当然，夏老强调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不仅在译文上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实践中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行政管理即政府管理确实在公共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舍弃政府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只是一句空话。
2.有人认为，公共管理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新公共管理。陈振明教授说“：说到底，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且它代表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趋势。因此，我宁愿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传统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之后的新途径、新范式，我称之为‘第三种途径’，而将前两者分别称之为‘第一种途径’和‘第二种途径’。”[2]陈教授讲的“第三种途径”的“公共管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在英、美一度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它是一种在“重塑政府形象”名义下以市场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引入私人管理企业方法的公共事务管理市场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陈教授关注当今世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令人钦佩。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他把公共管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模式，忽视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也属于公共管理范畴，显然在概念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其二，他只看到新公共管理引进私人管理方法的优点，没有看到这种模式存在的缺点。据我观察，当年在美国很兴盛的新公共管理如今并不是很时髦的东西，相反，强调政府权威才是当今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公共管理模式。其三，有意思的是陈教授一方面写文章赞扬宣传西方新公共管理式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由他主编的《公共管理学》却讲的是政府管理的内容，这种论著上面的互相矛盾表现了作者自己研究中的困惑。
3.陈庆云教授是最早参与公共管理译名争论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与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不仅英文译名不同，含义也不同，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说“：所谓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从本质上看，我们对公共管理的定义与公共政策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为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公共政策就是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调控活动中的行为规范。”[4]陈庆云教授强调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公共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其一，就译名而论，publicmanagement仅仅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译名，不能全面反映和概括西方公共管理的历史和现实。administration在英文里既有行政含义，也有管理的含义，因此，publicadmin-istration既可译为公共行政，也可译为公共管理，怎么能说publicadministration就只能译为公共行政而不能译为公共管理呢？
4.上述情况表明，当前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概念的理解是相当混乱不清的，对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关系的说明也是自相矛盾的和很难自圆其说的。这就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现状。它既说明了学界对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不成熟阶段，也说明学界正在积极热情地探讨公共管理这门学问的科学真理。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行政案例；教学方法
在现代教学活动中，从国家到学校都大力提倡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以提升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国家和各大高校对教师进行了各种教学方法培训，旨在使教师探索出符合自身教学特点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经常被提及和广泛使用的教学方法。但是，与国外著名高校相比，我们对从事案例教学的师资培训还处于一种空白状态，以哈佛商学院为例，除一两门课以外，其他课程都用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所占比例高达90%，对于30个学时的课程，一般只有2学时的理论讲授，28个学时用于案例教学。行政案例教学是公共管理学课程传授管理知识，培养管理技能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可以很好地解决理论讲述、案例教学等方法的不足，使授课对象深入理解知识要点，使学生无论在生活和学习中，都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思考现实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的课程定位与行政案例教学的引入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体系。这门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单纯以理论灌输的方式进行教学，就会导致这门课显得空洞乏味，无法帮助学生建构完整的知识框架体系；因此，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对于应用性极强的公共管理学的教学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当下中国高校的授课过程中，公共管理学多采取课堂理论教学，教学内容多以概论性、原理}生和原则性等为主。这种课堂教学难以使学生获得定性、定量等专业的分析工具和具备更高级的专业素养，也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取得能满足公共管理需要、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所需要的品质、能力和技能。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让学生脱离课堂，完全深入到公共管理工作中去。
从动态过程看，教学活动其实是师生之间建构一种互动关系的过程，除了教师的讲授之外，也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参与性、合作性。教师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与协调人，在教学中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通过“独立地获取信息、独立地制订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估计划”，使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掌握职业技能、习得专业知识，构建属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体系。
案例教学是管理类专业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通过具体案例的讲授来拓宽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课程特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也非常适合采用案例教学。行政案例，是把行政过程中已经发生过的成功或失误的典型事例编写成的案例。它对行政机关的组织、人员以及行为的过程加以描述，再现当事人的主要观点、行为经过和导致的结果，作为辅助材料配合理论学习，以提高学习者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公共管理学的讲授过程中，教师要通过理论讲述、案例教学等多种方法向学生传递知识要点和理论精髓，使学生能把书面的概念、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实际中理解概念要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行政案例教学将学习者置身于复杂的现实情境中，使其体验到政府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各种压力、复杂性，有助于提高学习者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能力以及在分析复杂问题时的能力，使得学习者通过对行政现实素材的分析，更好地理解公共管理理论，使得学习者更积极地介入或参与教学过程，在教学互动过程中开发学习者多方面的潜能。
二、行政案例教学：从概念理论到现实实践
在公共管理学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行政案例的分析与研究，展示公共管理的经验或教训，使学生对分析方法、管理技巧和解决问题有所体验，从而达到掌握公共管理知识、理解公共管理真谛的目的。因此，在公共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培养学生根据不同背景的案例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能力，为寻找实现目标的各种方案，在结果预测和比较基础上，做出合理决策。
从教学要求结合授课特点，可将行政案例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
1.应用型案例：选择案例的案情与学习中的某一知识点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情节比较简单，围绕主题展开表述，没有冗余或干扰性信息，有明确的和唯一的标准答案，这种类型的案例多用于教师对知识点检验和训练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2.对策型案例：案例围绕主题展开表述，提供信息比较充分，虽有基本的解决问题思路，但答案不是唯一的或没有最佳的标准答案，多用于教师对相应知识点的例证或检验与训练学生对相应知识点的掌握与运用，常见于讲课、作业、课堂讨论及开卷考试。
3.开放型案例：这种案例描述的往往是某一真实的管理情景，提供的信息是全面的，包括大量冗余的甚至干扰性信息，问题本身和解决问题所涉及的知识是综合性的、跨章节甚至跨学科的。学生要首先搞清问题所在，分清主次，然后理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综合利用所学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进行抉择。
4.理论创新型案例：这种案例描述的往往是现有管理知识与工具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需要师生共同探索和尝试，理出思路，给出概念，提出方法，进行理论创新。这类案例的选取和应用需要教师认真备课并收集大量相关资料。
三、行政案例教学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行政案例的选择：选择合适的、本土化的案例
第一，选择合适的案例，紧扣教学内容。选择案例要紧扣已经讲过和将要讲的基本原理，有助于学生在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分析案例，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提升教学效果。
第二，选择本土案例，贴近中国现实。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公共管理学课程的有关教材大多是在国外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编写，国外的一些经典案例是对历史上管理经验与方法的总结与回顾，但与行政管理的现实已有了距离，如果机械照搬，对于还没有走出大学校门、欠缺实践经验的学生来说，更不易于使他们领悟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因此，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必须通过案例的本土化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把握整体理论体系、接触理论前沿，又能联系中国实际。选择国内行政案例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有利于学生认知案例所蕴含的原理，深入了解中国公共管理的现状。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必然要求熟悉我们国家的制度，而行政案例教学恰恰可以把一些全国性的、在社会中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引入中国的公共管理教学过程中，了解中国公共管理的特点，发现公共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加深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和中国的实践、中国国情之间的关系。
（二）行政案例教学的技巧：关注启发式教学，注重组织环节。鼓励学生参与
应用启发式教学模式，注重本科生素质培养，强调学生参与，在教学中注意营造轻松热烈的气氛，通过互动方式提高参与度，及时引导学生的讨论方向。要及时对讨论的中心议题进行归纳、概括、提示、明确，对已经讨论充分的问题及时总结、终止、转移，对尚未讨论或讨论不充分、不到位的问题及时引导、提示，对游离主题之外的问题及时制止、转移，对开放性的问题及时诱导、暗示，讨论结束时要及时点评等。
在案例教学中，学生的参与至关重要。大多数学生习惯于教师讲授、学生听课记录的教学模式，不习惯参与讨论，导致部分学生在案例讨论过程中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师的教学技巧至关重要。教师要用亲切、有感召力的语言和形体动作感染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要善于营造平等、宽容、人性化的课堂氛围，消除学生心理障碍；要鼓励学生在案例讨论中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为什么”，大胆质疑，勇于争辩；要给予积极参与者正面评价，提高学生的信心；当案例讨论产生交锋，教师应当及时疏导、鼓励讨论深入。
（三）教师在行政案例教学中的定位：扮演多重角色
案例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离不开教师角色的准确定位。行政案例教学要求教师扮演多种角色，如“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参与者等一系列潜在、模糊的角色”。作为设计者，教师要预先规划和设计案例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时间；作为主持人，教师要控制课堂讨论节奏和学习进度，引导讨论主题，创造热烈有序的讨论氛围；作为仲裁者，教师在案例讨论出现批评与争论时，将主题引导至问题的不同看法的解释和辩论上；作为讨论参与者，教师要注意抓住学生发言的闪光点，鼓励学生独创之见。
一、学科定位
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四、结语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不似西方的百家争鸣但也已然走在途中。然而理论的发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研究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将公共管理学结合国家社会实践，并逐渐探索适合中国基本情况的学科体系，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作者：徐玉佩 施向峰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1 公共管理学概述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为公共行政学，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等的频繁出现，欧美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实践发生了质的变化，严重影响着公共管理相关的学科框架、学科分支等。公共部门管理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方法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需要优化利用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公共组织理论，政府作用、公共政策等。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概念较多，比如，“公共行政”“公共事务”“治理”。
2 公共管理学对我国图书馆管理与事业发展的影响
2.1 影响图书馆理念
(1)明确办馆主体。在新公共管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和政府作用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图书馆管理中，政府在图书馆事业中的主体地位日渐显现。随着社会持续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体得以迅速扩充，政府只是其中的主体之一，但它仍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织者、监督者，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性主体。由于公共文化产品具有其特殊属性，比如，外部收益性、非竞争性，需要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优化配置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2)明确社会角色。就公共管理理论而言，需要重新确立政府、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探索在社会动态发展变化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在图书馆管理中，需要灵活应用相关理念，以社会动态变化为切入点，重新定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构建科学化的图书馆是服务体系，把图书馆文献资源、知识服务融入其中，要充分显现读者的导向地位，满足他们的客观需求，构建合理化的图书馆网点，构建省市中心图书馆，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链接，为实现公共馆近距离服务提供有利的保障。此外，还要注重社会市场客观需求、顾客各方面反馈，不断强化他们的图书馆意识，强化以人为本、资源共享的服务意识，确保公民享有文献资源、公共服务的权利。
(3)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管理学中，下层管理机构、人员都被提出全新的要求，需要适当增加下层管理机构、人员管理权限，客观地呈现出在人才方面的要求。在图书馆管理过程中，需要构建全新的动态人才结构，使其具备“多序列、多层次、多要素”特点，更好地为图书馆用户服务。在日常工作中，还要多为图书馆员提供更多再教育、深造学习的机会，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明确不同岗位职责，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中，使其各尽所能，不断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2.2 影响图书馆管理结构、图书馆业务
(1)影响图书馆管理结构。在公共管理学中，分权与授权相关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图书馆组织结构中，主要是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传统图书馆金字塔组织结构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图书馆管理活动客观要求，需要灵活各种管理方法，实行横向型管理、矩阵式管理，合理划分权限，适当放宽下层部门相关的工作权限，合理划分不同工作岗位的职责范围，优化调整图书馆组织结构，更好地应对时展的动态变化。
(2)影响图书馆业务。以经费预算、分配为例，在图书馆资源建设过程中，经费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要素，需要做好经费预算工作，进行必要的优化配置。站在公共管理学角度，图书馆经费具有公共属性，需要具备其知情权，要以读者为中心，提供优质的服务，并参与到经费分配过程中。
(3)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就公共管理学而言，会影响图书馆内、外部建设，需要不断探索政府、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一是影响图书馆事业整体控制。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学的核心组成要素，能够动态监督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促进其持续发展，还能客观地评价公共部门决策者、管理员等各方面素养，客观测评公众服务数量、质量及项目管理实施情况，客观地评估在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方面履行的职责。二是影响图书馆办馆主体。
3 结 语
总而言之，在图书馆管理与事业发展中，公共管理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需要正确认识公共管理学，正确认识它对图书馆组织结构、图书馆事业整体控制等的影响，随时关注社会市场动态变化，优化管理模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促进新时期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
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的多元化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探讨却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沟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公共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美国的教育学科分类中，就将公共管理类学科划入职业性的应用性学科范畴。尽管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实务者往往是不同的群体，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可以分离，并不意味有纯粹的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纯粹的公共管理实践。实际上，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的桥梁就是公共管理问题，对公共管理问题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寻找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沟通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通道。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还是从事实务的工作者，都需要有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得问题的答案。从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来看，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是紧密连接、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过程，问题及其问题的类型是沟通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三）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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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1］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2］p45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3］p47：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4］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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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 政府 改革
一、区域公共管理概述及研究意义
区域公共管理指的就是现代公共管理学和区域科学在新时代和现实实践中有机结合出现的新理论和实践课程，但是这个理论的发展目前远远落后实践的步伐，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像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理论所具有的含义等基础问题都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为了便于更好的反映实践、服务实践，我们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区域发展是指地理经济学和区域科学研究领域。自二战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中的区域结构经济均出现了显著的核心即边缘结构模式特征，为了解释这种模式的形成和演变，便与人们的研究和应用，地理经济学和新兴的区域科学领域，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区域发展研究迅速的兴起，并出现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区域发展理论。但是自70 年代末至今，这种传统的区域结构模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被打破，核心区的逐渐衰落和一些边缘区的迅速兴起以及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构建出了一系列新的地理景观和地理格局。工业化和区域发展路径的多样化对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众多新的区域发展理论正处在形成之中，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由此导致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和交流，使区域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本文拟在回顾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总结评述70 年代末期以来区域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并展望其研究与发展的趋势。
二、目前区域公共管理在我国发展及遇到的问题
1．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出于基础阶段
我们都知道任何理论的发展和出现都是反映现实、服务现实的，而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发展还出于比较落后的阶段，现在在国内学说术界中有一些学者正对区域公共管理有独到的见解，但人数并不多。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锋教授就是利用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制度的实践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但它只是从区域地理学的层面将创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的。在经济全球化下的前提下区域主义和区域竞争的愈演愈烈、经济市场化下的推动下区域政区之间竞争的加剧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显现，我国提出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然而在国际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地区竞争力、政府间竞争理论与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区域创新研究所做的实证研究。
2.我国政策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影响
现在我国由于在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单一的政府管理职能，在当今的形式要求下也发生着职能的变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来形成的政府管理职能的制约，改革的效果并不明显，各地的区域公共管理还处在改革的初级阶段，还有缺乏区域意识，服务意识不强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区域公共管理中政府职能制度的完善。目前，“行政区经济”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现行行政区化。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化的冲突问题已经不能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调控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3.区域公共政策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
区域公共政策是根据制定主体的差异划分出中央政府制定的区域公共政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区域公共政策。中央政府制定区域公共管理政策属于元政策属基本正常的范畴；而地方政府主要制定的是具体实施政策。然而实际所遇到区域公共问题，是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的一整套区域管理政策作为框架的保障。在我国这种体系尚未形成。
三、区域公共管理在我国的改革与创新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的世界不再是以国家划分而是以区域竞争力来划分的，我们需要建设“能提供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建立更为有效保护产权的法制制度，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的投资区域，否则就不能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取胜。我国正从基础制度“国家简单化”管理到“国家精密化”管理转化。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适应本国国情的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相应制度体系与方法，政府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仍沿“国家简单化”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手段，使得目前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基础还出于非常薄弱的阶段。在国家高度集权的下，出现了一种以“假、大、空”式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简而言之，过分的滥用了国家的权力。在这种形式下我们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精密化管理模式。这里所说的国家精密化管理模式，是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管理办法。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方法，在有限理性驱使下设计的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区域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变革中，人力资源的思想观，价值取向以及所在区域的文化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未来会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形成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同区域内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影响。高度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深度挖掘地域文化资源，使地域文化成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方法，使区域文化成为发展区域内经济的新方法。（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Mark Dodgson，Roy Rothwell 编，创新聚集——产业创新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7 - 34。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一）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河南郑州451191）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为了迎接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摆脱政府财政危机发起了“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大规模政府改革运动，这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公共管理运动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行政理论与改革实践便深受其影响与启示。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行政改革；经济人；管理模式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7.064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7—0139—02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简介：陈凤菊（1971— ），女，河南舞钢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效率与公共管理。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5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下河南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2015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研究内容的组成部分。
新公共管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市场为价值导向，追求绝对的效率、经济和效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为世界各国公共部门的管理及行政改革提供了全新的角度，从此，新公共管理就成为了世界各国进行公共部门管理及行政改革的代名词。我国也积极研究分析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从中寻求发现适用于我国公共部门管理与行政改革的理论及实践。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及主要思想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基本理论基础。其中新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主要有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政府失灵的理论，如果实施公共选择，就是实行政府计划控制，政府进行统筹管理，其存在诸多缺陷：官僚取代公众，根据自身需求定位社会需求，导致供求不合理；官僚组织在社会物品供应上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不能即时响应，及时供应；官僚政治无法满足市场的多样化要求，只能提供种类有限的物品。
委托理论是研究政府作为公众的理论，政府作为人民的人帮助民众进行一系列活动，但是由于人和委托人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公平性，从而导致沟通效果较差，并且通过机制增加了社会支出，是一种浪费现象。
交易成本理论主要将政府与市场进行比较，认为通过市场建立市场竞争机制不仅能够增加选择性，还能促进市场竞争的形成，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和基础成本。
新公共管理的管理学理论基础认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管理没有本质区别，处于市场环境中的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方法以及原则也能用于公共部门管理，并且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二）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的主体思想在于“效率”，即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新公共管理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对全球化、信息化及知识化的处理，政府为了效仿市场，追求效率，提升管理能力，从而进行了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理论上看，新公共管理是政府为克服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重新审视公共部门管理与行政概念，对私营部门技术变革重新认识，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形成的一个追求效率的行政管理机构。从实践上看，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旨在通过具体实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解决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
经过西方前期对新公共管理的开发研究，再加上后人针对性的总结论述，新公共管理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放松集权，权利下放，实行分权管理，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人民的真实需求，从而能够针对民众需求及时做出响应。2.在行政管理流程中引入竞争机制，提升流程效率。3.政府管理重宏观，起导向作用，微观管理与控制应该由地方政府或更多地由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控制。4.政府应注重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质量、效率以及效果。5.政府服务应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价值最大化，满足大众需求。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管理模式
（一）市场模式
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强调的是竞争机制的引入，通过竞争降低总体服务成本和费用，同时还可以增加服务种类、数量，使客户选择性大、满意度高。
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性改革，鼓励政府放松集权管理，主张权利下放。同时，鼓励对政府部门的组织结构进行重新布置，将大的政府组织分解成为小的组织结构，在小的组织结构之间形成竞争局面，在竞争中提高效率。最后，将政府部门的服务职能分配给分散的小组织部门或私营及半私营组织，与公共部门的社会服务形成竞争，摆脱政府公共部门的垄断控制。
（二）参与模式
参与模式源于西方管理学的参与决策机制。参与模式鼓励民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全过程，并且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建议权，以真正了解民众的真实需要和价值取向。这种决策方式由于民众全程参加，从而避免了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民众的拒绝与阻碍，反映出政府公共部门对人民大众的重视。参与模式的建立是政府管理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的开端。
（三）非管制政府模式
非管制政府模式是一种创新的政府工作方式，此模式避免了传统政府工作的繁文缛节，将大量与实际工作无关的工作程序全部剔除，重新整理组织结构和服务流程，让任何一个工作流程和行动都能获得最高效率，取得最好的效果。
（四）灵活政府模式
灵活政府模式是对政府组的永久性和雇员雇佣终身制的一种强烈批判。在传统政府模式中，一个政府不管以何种目的成立，只要成立，其存在几乎就是永久的；同时，一旦一个人进入政府机构，只要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就会一直在这个政府机关存在下来，成为终生雇员。传统政府存在的永久性和雇员的终身雇佣制使得很多管理人员和雇员态度懈怠，工作不积极，更多地关心自身利益，而忽视政府组织的利益。
三、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
（一）从政府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变
政府集权的计划经济在战时显得非常有效，但是在现代和平年代，政府集权、计划经济会将国家带入一个无限死循环，使发展受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现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中国行政改革应以建立一个市场化政府为目标，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可以宏观调控，市场可以微观控制，从而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
（二）改变组织结构，从直线职能制向扁平化发展
传统政府组织结构为直线职能制，直线职能制组织机构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式组织，从上级到下级呈金字塔形式分布。直线职能制虽然保证上级领导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办事效率上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信息传递路线长，容易产生信息失真。我国行政改革应根据新公共管理进行组织变革，在一定政府组织内进行扁平化改革，能够缩短信息传递路线，提高传递效率。
（三）实行参与式管理、民主化管理
新公共管理强调参与式管理，鼓励民众参与政府管理，参与政府决策，具有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决策者的双重角色，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公民的个人权利与价值。我国从新公共管理中得到启示，在行政改革过程中设立类似于西方“临时行政调查会”的咨询、参谋机构，收集民众舆论意见，进行民众满意的行政改革。
［
参考文献］
［1］韩慧.新公共管理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质疑［D］.西北大学，2007.
［2］袁超，熊娜.对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行政管理改革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4（32）.
［3］李庚.新公共管理思想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应用性研究［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