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7:05: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管理学的历史演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人类的文化可以分成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渔夫文化的特点是贪婪和占有，它崇尚掠夺，崇尚战争和谋略。但园丁文化不是这样，它崇尚对生命的理解和爱。那么，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这两种文化又是怎样演变的呢？在演变的过程中，它们对人类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绩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渔夫文化形成“分”，园丁文化形成“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其实是渔夫文化与园丁文化之间的变换。《三国演义》开篇中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
当渔夫文化出现的时候，道德就崩溃了，经济学就成了显学。人们只知道用一棵经济学的头脑去利用、去掠夺、去占有。你也要占有，我也要占有，他也要占有，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分”。这么一“分”，就“分”出了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这样的乱世。
当园丁文化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人们在关注生命的意义。他们在用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对话，他们在理解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于是，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被建立起来了，经济学被还原成一种理财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合”，这么一“合”，就“合”出了周、汉、唐、宋这样的太平盛世。
现代管理学其实也是一种渔夫的管理学。与过去的区别在于：现代管理学强调人的行为习惯，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古代的“中国式管理”所鼓吹的厚黑之术、权谋之术，则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这种叫做“人”的工具。另外，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些无良知的学者奉行的也是渔夫文化：他们认同暴力，崇尚厚黑和权谋。例如，在管理咨询这个圈子里，一部分专家在兜售各种管理技术，帮助老板们压榨员工；另一部分专家呢，在指导员工们如何对付老板。他们怎么能够被称为管理专家呢？纯粹是一群捣乱专家。
可是，真正的管理学是在职场上建立起一种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老板和员工之间，主管和下属之间，不再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友爱互助的关系。
爱，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珍惜。因此，爱也成了园丁文化的主题思想。老子和庄子告诉我们怎样爱自己，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怎样爱别人，孔子则告诉我们怎样去建立一个友爱互助、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不是暴力，而是这种以“爱”为主题的园丁文化。
（选自《读者》2007年第15期）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当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要求学生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理论精神，掌握知识要扎实，求证事理要稳重，制订计划要严密，要通过踏踏实实的学习来培养个人的科学素养，做一个具有研究才能的人才。
二、创新能力的基本知识培养
创新能力不仅在于思想的开放性、思想方法的周密性和能够具有科学严谨的态度，而且还在于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科学永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发展的。这里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1、管理基本知识训练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它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汲取了古今中外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积累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精华，系统地研究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管理的基本职能。作为经济与管理类所有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必须要把基本知识学深学透。一是要掌握知识脉络，把握其历史发展和现实演变，弄清其在知识体系中的性质、位置、作用机理，弄清不同流派之间的渊源和异同点，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二是要对管理学学科系统进行切割分析，从微观上把握其每个环节，以及环节和环节之间的衔接方式，作用形式，从逻辑上掌握其体系走向，尤其要对重要的理论观点做到了然于心。三是要从管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把握其结合点。
2、相关学科的知识训练
管理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带有交叉学科的印记。这是管理学的内容所决定的，也是管理学所独具的特点。因而，对管理学的学习进行相关学科的训练，就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从事管理学教学的教师，必须拥有较为丰富的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等的知识，并把这些相关的知识采用合适的形式传达到学生。应该让学生明白，其实管理学的自身发展，很多都是相关学科带动的结果，例如管理学的很多模型，就是数学的方法；管理学的很多管理模式，来源于经济学；企业对人的管理，很多是借助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等等。相关学科是管理学发展创新的契入点，甚至有的就是直接的移植和变形。教师讲授这些相关的学科，一要把知识点讲深讲透，二要弄清这些学科与管理学的联系机制，三是要讲清管理学与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
3、前沿性知识的吸纳训练
吸纳前沿性的知识或者信息，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情况，一是要及时地向学生传授最新的知识，让学生能够跟上管理学的新发展，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二是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的来源形式和渠道，使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媒介，随时掌握前沿性的信息。三是要训练学生善于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挑选和甄别。例如当前网络虽然已经成为信息的一条重要通道，但网络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却容易起到误导的作用，要引导学生善于使用网络。
三、创新能力的实践操作培养
1、立体化的教学形式和方法训练
立体化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是各大学都在强调的。对于管理学的教学来说，着重应在如下几方面加强：一是课件的制作与应用，要制作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依据的内容丰富、色彩搭配合理、感染性强的课件，并不断调整和修改，使其趋于成熟和稳定。二是加强教学软件的开发和使用，丰富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三是要编写符合教学大纲的电子讲义。四是要科学组织案例教学，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充分总结教学经验，制订案例教学的原则、程序、方法以及应对问题的措施，使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五是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把教学内容挂在网上，或者是通过教师的博克，充分利用网络的渠道与学生进行勾通。六是加强考核的科学性，加大考核的力度，力求考核形式多样化，例如如何考核作业练习、课堂提问、讨论发言等，考核内容要注重学生参与的考核和学生思考与操作能力的考核。同时，动态化地进行题库建设，题库建设的原则既要考核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程度，又要考核学生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和联系实际的技能水平。
2、课题研究训练
创新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开拓性创新、模仿性创新和适应性创新三种类型。课题训练的内容，也应该针对这三方面的创新，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一是通过在课堂上设置课题，引导学生们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讨论、发言、答辩、思考训练、模拟等多种形式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组成课题研究小组，由教师指定课题，通过小组进行研究，这可以结合学校所组织的大学生科技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不仅强化学生的创造能力，而且通过小组训练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创新精神。三是进行校企或者相关单位的联合研究，使学生把课堂上的知识直接转化为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以开启学生的实践能力。四是要注意设计的功效，可以针对管理中的某一项内容设立课题，进行设计，通过设计而使学生经受一次研究型的锻炼。
3、实地考察训练
实地考察训练是管理学教学中的一种生动的教学形式，也是当前许多学科教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有许多现成的经验可以汲取。一是建立教学基地，以典型的管理实践把课堂教学内容变成物化的形式。二是定期组织相关的考察活动。三是请有经验的管理者进行现场演练。四是建立实训室，以更加典型精当的形式揭示管理问题。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这种实地考察训练中，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有比较详尽的计划，鲜明具体的目标，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学生真正学有所得，而不是流于形式。
总之，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管理学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不断地进行研究，采取更加合宜的手段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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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建明. 谈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科技人才市场 ，2003(6)
3、陶宏娟.交流式教学法在《管理学原理》教学中的运用. 药学教育，2002(3)
关键词：管理学 回顾 评价 创业管理
管理学理论发展简述
管理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丛林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四个阶段。
（一）科学管理理论
主要代表人物是泰罗，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 代表作为《科学管理原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核心是提高劳动效率。亨利・法约尔提出古典组织理论，该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组织效率。并第一个提出了管理的四项管理职能与有效管理的14条原则。其他组织理论还有马克斯・韦伯的行政模型；切斯特・巴纳德的权力接受理论等。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提高了劳动和工作效率，以管理管理代替经验管理，提炼了管理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缺陷在于忽略了人在组织中的作用，并且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变化。
（二）行为科学理论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科学管理的过分重视“理性”使得工人的抵触情绪加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深，在此背景下，重视人际关系的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行为科学理论核心是研究人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动机，突出了人在工作中的作用。行为科学理论的贡献在于：对于“社会人”的假定认为工人是有价值的资源，挑战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重视组织的动态性、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观点；需求与激励理论将人的管理提升到所有管理对象中最重要的地位，并引发了许多全新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如参与管理、面谈制、目标管理等。局限性在于：个人行为的复杂性使对行为的判断变得十分困难；行为科学理论中的许多观点由于得不到管理者的支持而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三）管理理论丛林
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于1961年12月在美国《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对管理理论的兴趣有了极大的增长，他们为了各种目的，标新立异，导致管理理论的丛林蔓生滋长，使人们难以通过。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经理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过程学派、数学学派。1980年，孔茨又在《管理学会评论》上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指出经过这一段时间以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 至少产生了11个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数学（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理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人际关系学派。
（四）现代管理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基本方向：动态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柔性化。动态化意味着持续不变地非线性式变革环境。像权变理论、复杂性管理、超强竞争、混沌管理和创业管理理论等都属于动态化管理的发展方向；全球化意味着管理者必须把自己定位于世界公民的位置，而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特定国界去考虑如何造就组织的竞争优势。“全球化不但表现在全球性贸易的繁荣和活跃，还表现在 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思想观点的频繁碰撞，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的交融、渗透和整合”。信息化是管理理论发展的第三个基本方向。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地球村”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计划模式、组织结 构设计、领导方法、控制手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电子数据处理、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全面质量管理、业务流程再造、电子商务等理论成为了管理者指导管理创新的重要依据。一种强调“软性”管理因素的柔性化管理理论成为第四个基本发展方向。能够体现出柔性化发展方向的管理理论包括：人本管理、团队管理、文化多元化、管理 伦理、社会公正等。
对管理学理论发展的评述
（一）管理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管理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追求纯粹理性的科学管理到重视非理性主义的行为科学，再到理性与非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企业文化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科学代替随意，理性代替经验，管理学也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行为科学是以泰罗制“纠偏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它过分强调非理性主义和感情逻辑，忽视了工人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行为科学所强调的“社会人”也不是有个性、有创新能力的个人，而是“人的类”――小群体组织，结果将团体提升到个人之上，是个人创造能力受到组织的制约，使行为科学不能理性地分析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对企业的影响。
现代管理科学并没有解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文化理论的出现，该理论即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一面，又注重了行为科学感性的一面，通过树立企业的整体价值观，以形成强大的企业凝聚力，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从而在管理中将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结合起来，管理思想由“物本管理”演变为“人本管理”。
（二）管理理论演变的人性假设
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理论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的管理理论是在不同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经济人”假设，泰罗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管理理论的人性假设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道德人”的历史演变。
早期的管理思想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认为一切人的行为的动机是追求经济利益，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因此，在工作中只要进行适当的经济刺激，就会取得很好的管理效果。梅奥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该思想认为人决不是受金钱驱使的“经济人”，社会地位对其行为方式起着决定作用。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假设，认为人都有发挥自己潜力，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性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
对管理学理论的思考
（一）管理理论的动态性
管理理论的动态性不仅体现在纵向管理理论的发展，从横向角度，不同的组织形态也具有不同的管理理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遵循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管理学也同样如此。先从最早成熟的经济组织中总结出一般的管理学原理，再来指导其他社会组织，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管理的动态性对管理学理论的启发是，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任何组织都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总是随着管理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管理实践主要体现人、组织和社会三个要素，当人的需求、组织形态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发生变化时，管理的理论也相应发生变化。人作为管理最重要的要素，与土地、劳动和资本等成为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充分重视人，培养人，挖掘人的资本的潜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管理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为个体与组织及社会三者之间的统一与协调，必须站在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人。环境的快速变化使得组织必须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因此，组织形态必须具有灵活性、核心能力、学习型等特征；同时，快速变化的环境催生了很多创业型组织的产生，对创业型组织和中小企业的管理也是未来管理关注的一个重点。
（二）管理理论中分工与协作的演变
两个世纪前，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理论，成为了管理学理论的重要基础理论。以机械论思想指导的分工理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分工的局限性也逐渐体现出来。分工使得企业的整体协调越来越困难，结果使得效率低下。
然而，人并不是原子或质点，组织也不是质点的结合点，管理活动具有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因此，管理实践在呼唤新的理论方法与思维方式，把系统观作为管理理论基础就顺理成章了。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最早用系统方法研究方法研究管理问题，他把企业看成一个“协作系统”，主张用系统方法来揭示其本质。
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工与协作都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缺点。分工不利于提高整体效率，却能够提高局部效率；协作能提高整体效率，却降低了局部效率。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化的背景下，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角度来看，分工与协作将表现为新的形势。第一，分工与协作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分工不是孤立的分工，分工是在协作基础上的更加细致的分工；协作不是纯粹的协作，是在更加细致分工基础上的协作。第二，分工与协作的范围在扩大。古典管理理论所强调的分工是在企业内部的分工，而未来企业的分工表现为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价值链中的分工。企业内部的分工已经模糊，企业为了应付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承担具体的功能，这也要求企业必须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三）管理新方法：创业管理的探讨
在新经济时代，组织要面临快速变化的环境，这种快速变化环境给组织更多的不确定习惯和风险，如何应对不确定和风险已经成为组织在新经济时代下的重要任务。组织也必须探讨新的管理方法，创业管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环境从确定到相对稳定，再发展为动荡和不确定时，企业需要做出更加及时和快速的反应。Richard A. Bettis和 MichaelA. Hitt认为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企业为了重新建立竞争优势而放弃了传统的经营模式，寻找一种能在剧烈环境中生存的经营模式。需要响应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行动。 布朗和艾森哈特主张在结构和时间的边缘开展快速和密集的战略实施计划，从而使公司能够在新的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单纯靠传统的一般管理已经无法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用创业管理改进传统管理势在必行。
对于创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围绕机会、资源、企业家与团队、组织方式、时间、环境等提出了不同的创业管理的概念模型。例如Gartner（1985）提出了创业管理包含个人、组织、环境及创业过程四个要素，创业管理就是如何有效管理四个要素；威廉提出创业管理模式结构包括人、机会、环境、风险与回报，创业管理就是对这五个要素的管理；最典型的是蒂蒙斯对创业管理的定义，任务创业管理是对机会、团队和资源三个要素的有效管理。综合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创业管理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含义，狭义的创业管理就是对创业组织的管理，具体是对于新创组织相关要素的管理，如机会、团队、资源、风险等；而广义的创业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思维，即组织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发现并充分开发创业机会，不断创造价值的过程。广义的创业管理不仅仅适合新创组织，实际上，创业管理的思维方式适合任何组织，大型组织同样需要面临环境的变化，并通过创新，组织团队，把机会转变为价值。创业管理不仅仅适合组织，也同样适合组织中的人。无论是领导还是员工，都必须具有创业精神和创业管理能力，善于创新，发现新的机会，并把机会转变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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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祺.一次读完8本管理学经典.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
5.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1994
管理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管理理论、管理思想都是变化发展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管理文化，勇于创新是最为重要的.鉴于不同管理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互相交流性可知管理文化创新的关键是，在立足于民族本位、时代本位的基础上，一是大量吸收当前别的民族管理文化优秀的(或强于我们，或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二是积极向历史学习，向前人学习，从古人(既包括本民族的古人，也包括外国的古人)的管理思想、管理实践上吸取智慧，丰富我们对现代管理实践的理解。
学习管理思想史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都有意义。管理思想史所反映的内容最具一般性，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都有意义。它集管理科学基本原理于一身，通过深刻分析这些基本原理、基本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应用条件，最便于我们掌握管理的灵魂，便于我们吸收管理思想的精华，便于我们在总结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管理创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但对于未能形成文字记载的传说时期管理思想的研究确是支离破碎、各言其妙.一个学科的体系建立必然根基于学科本身的整体性，传说时期的管理思想研究目前恰恰是整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的软肋.在这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专注于传说时期管理思想的研究，为丰富、完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出发，以古代文献、典籍为基础，以近年考古发现为事实依托，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传说时期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的发展演进过程和规律，并重点介绍了太昊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等古代王者的管理实践，并最后证明了传说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阶段。
本文通过总结归纳传说时期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使我们掌握管理的灵魂，便于我们吸收管理的精华，便于我们在总结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管理创新。并将这些创新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
关键词:传说时期，管理思想，太昊伏羲，炎帝、黄帝，尧舜
第一章绪论
课题研究背景
近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得到深入发展，单宝教授撰写《代管理思想史》更将这一研究推向。并专门组织了“中国管理思想史学术研究日_{队”学术研究团队根据管理思想史研究现状，设计了具体的研究内弃与研究方向，包括中国传说时期管理思想的萌芽、夏商周时期价脚思心的产、秦汉至隋唐时期管理思想的发展、宋元明清时期管理思想的承接、中1kl近代时期管理思想的融合、中国现代时期管理思想的提炼。中国管理思想史学术研究团队将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进行总结，并对每个阶段管理思想发展的性质予以定义二在排个阶段中找出若干有突出贡献的管理思想代表人物，逐一宣传阐释其竹理思想。
关键词：管理学；内容；实践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112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的综合性学科，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管理学课程是管理学科的基础课，是所有具体领域管理专业的先导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管理意识、管理思维、管理技能和决策能力以及开拓创新精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管理对企业效率和效益的贡献越来越大，高质量管理人才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就对高校管理学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1.1 教学内容
管理学课程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虽然国内管理学教材版本众多，但是内容体系基本一致，首先介绍管理的基本知识和西方管理理论，然后以管理职能为框架展开，包含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围绕管理活动，道德与社会责任，决策理论及方法，计划，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领导理论及方式，激励原理及方法，沟通机理及有效沟通，管理控制与控制过程，管理创新等问题展开研究。
1.2 教学目标
通过管理学课程教学，一方面，学生要掌握管理的基本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尤其是经管类专业的学生，还要运用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研究具体领域的管理问题，并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学科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管理思维模式，和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当前管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作为一门学科基础课程，学生本应从中学会管理的基本规律和一般原理，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好基础。然而在长期的管理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由于课程内容体系相对僵化，教学方法单一等诸多问题，导致管理学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普遍感觉教学内容枯燥，学习目的迷茫，课程意义不大，对课程兴趣降低。
2.1 教学内容与我国的社会文化未能有效融合
传统的管理学教学内容中，东方管理思想介绍较少，几乎所有的管理理论都基于西方理论，尤其是美式理论。所采用的教材从内容和语言上都有翻译甚至照搬照抄的迹象。而中国传承的是以人文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惯例，与以科技文化为基因的西方管理理论相差甚远，导致在管理学教学中实践迷失现象，学生无法熟练运用我国社会通用的思辨方式分析管理实践问题，而对西方理论也仅限于学的层面，无法真正作为一门工具。
2.2 课程开设时间较早，学生缺乏管理基础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表现出来的严谨和其艺术性表现出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决定了管理学的教学具有一定的难度。管理学课程一般开设在大一年级，学生刚进大学校园，对社会和经济运行规则知之甚少，在这种缺乏管理认知的基础上学习管理学，学生很难掌握到管理的精髓，以致很多学生学完了管理学的课程，仍然弄不懂在这门课上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所学的内容对于我们的实践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学生的种种困惑反映出在当前的管理学教学上仍有很多的弊端，迫切的需要改进教学方法。
2.3 缺乏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课前引导
跟数学、英语这类需要耐心细致的课程性质不同，管理学课程需要更多的是思维模式的跟进。大一新生刚从高中到大学，依赖性的学习观念和方法尚未及时转变，一味的注重细节，如果不更正学习方法，管理学课程必然无法达到教学效果。而管理学教师一般只是从教材方面给学生讲解，很少能对学生在学习方法方面进行引导。
另一方面，管理学讲述的是最一般的规律和方法，内容难免会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而教师在授课之初往往忽略了对学生进行课程内容的解析和引导，规范式的案例介绍较多，结合实际生活的管理知识的运用介绍偏少，使学生看不到管理学的实际用处，觉得管理学遥不可及，尤其是非管理专业的学生，觉得管理学知识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缺乏实际用途，从而一开始就对课程的学习缺乏兴趣。
2.4 管理实践日新月异，教学案例相对滞后
案例教学是管理学课程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教学形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案例教学的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不断向纵深发展，市场瞬息万变，管理实践日益丰富，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层出不穷，而用来教学的案例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成熟的案例大多已经老化，与社会现实不一致，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共鸣。另一方面，现代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对网络技术、对信息的敏感度、对自我的认知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老师，他们的生活时代与当前的一些成熟的案例相距遥远，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路也突破了传统的视角，如果一味的沿用传统的“看起来成熟”的案例来进行教学，势必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也无法达到通过案例教学巩固理论的目的。
3 管理学课程教学的对策探讨
当前我国经济的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向管理要效益”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心。因此，现实经济活动迫切需要大批拥有广博的知识基础、懂得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掌握管理技能、具有决策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的管理人才。因此，需要结合当代大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围绕课程属性和学生特征，对管理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把握到管理的本质和精髓，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其实际管理能力。
3.1 明确管理学的课程定位
管理学研究的范围极其广泛，在社会生活中，管理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教师在课程之初就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向介绍管理学课程在管理学科中的重要地位，管理学讲授的基本内容，使学生对管理学讲什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明白学好管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为人处世，对生活和工作都具体很强的指导作用，以激发比较注重实用的现阶段本科生学习管理学课程的兴趣。管理学应该是一门没有边界的课程，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引导学生将学习的视角从教材延伸到课堂之外。同时管理学不同于数学和计算机等一些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是对社会现象和管理实践的抽象概括，属于思维层面的学习，所以在学习管理学的时候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在管理学的授课过程中，老师应该把握住“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的思想，强调开拓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多思考，重要的不是掌握学习的内容，而是要学会学习的方法，掌握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方式，掌握运用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管理思维能力。
3.2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管理学的教学内容不仅应包括传统的理论教学内容，还应有实践教学内容。理论教学方面，在讲授西方管理理论的演变及一些经典理论的同时，增加对东方文明中有积极意义的管理思想的讲解，使管理学能够在理论层面植根于中国土壤。在实践教学方面，尽可能结合我国当前的企业实际，在讲授规范式管理的同时，也引导学生调查、分析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实践。同时，理论源自于实践，在讲课过程中，可以多从历史的角度来提炼管理的方法，使学生能够从身边、从我国历史中找到管理学的依据，增加对课程的兴趣。
由于管理学学科基础性，课程内容面面俱到，与后续一些专业课程如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等在内容上有重复。因此，在授课之前，应该根据学生所属专业，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减少重复的内容，增加跟专业相关的知识和案例。并且，要适时更新教学内容，加大课堂的信息量，使学生尽量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管理学知识与管理理念，从多方位汲取管理知识，提升专业素养。
3.3 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在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教学经验上，而应该本着开放性的教学思路，坚持以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通过教材、网络资源、研究性学习专题等多种渠道，让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将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搜取到的信息资源带到课堂，同时打破教室的局限，为学生创造一个开放式的学习环境，既强调教与学的相互合作、学生与老师的交流讨论，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分析问题，并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使管理学的教学相长。
3.4 采取分段式教学
管理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先导课程，必须在专业课程开设之前完成，但是从学生的角度而言，课程过于空泛，实际意义不大。为改善教学效果，可以考虑把管理学课程分成两个部分开展教学，大一学期用50%的学时进行理论教学，这部分是主要以老师讲授，学生消化理解，以为后面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在大三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用50%的学时教学实践教学，这样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对学科、专业都有了较深的认识，对社会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实践教学，既有利于巩固前面的理论体系，也有助于引导对专业知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学习。
4 结论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要使管理学教学能真正的对学生的成长、成材起到帮助，就需要教育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出新的思路，摸索新的方法，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管理学教学体系，使管理学能真正的变成一门有意义、有价值，又能让学生有兴趣的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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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婷.独立院校经管类管理学教学改革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13，（29）：126-127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
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2.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管理主义;经验管理;工具理性;社会理性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著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关键词：会计教育；法国；中国
在满足社会的最佳需求前提下，如何发展会计教育学，对于每一个会计教育者都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正是必须会计教育系统自身发展和研究其他系统作为参考的原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会计教育就有文献研究。通过跨太平洋学术交流，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充分了解的美国会计教育系统以及利用它作为教育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对远东地区的了解很少。
然而，有部分中国研究者观察到欧洲大陆与中国会计教育的相似性，通过充分了解欧洲大陆会计教育，为中国会计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文献[1]研究了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的会计教育。
本文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总结中法两国就会计教育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法国的会计教育
法国会计教育可追溯到十七世纪。1673年颁布的法规条文中规定了记账的商业活动。此规定要求成立记账专业和会计教育。1675年，此条纹的纂写者Jacques Savary提出管理的概念和复式记账法。又过了十年，Bertrand-Fran?ois Barrême 开设了一个商业学校，他亲自教记账学。
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公共和私有的技术教育结构和商业学校均提供会计培训[2]。但在当时会计被认为是辅助技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970年，巴黎多菲纳大学开设第一个管理学硕士课程，象征着会计学进入法国大学教育中。1974年，法国格勒诺布尔商学院开设第一个会计和金融学硕士课程，使得法国各个大学教育向注册会计师文聘培养发展。1990年，巴黎多菲纳大学开设了会计学的高级研究文聘课程――《会计-决策-控制》。在这个时期，法国的会计学博士学历越来越多。
在法国，整个注册会计师教学课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DPECF，DECF，DESCF和DEC。DPECF包括五个课程，有：法学引论，经济学，计算技术（数学和计算机），会计学和沟通技巧。DECF阶段有七个课程，包括：公司法和财务法，法律关系，组织与管理，财务管理，数学与计算机，高级会计学和管理控制学。通常需要学习两年，该阶段的通过率很低。DESCF阶段，学生需要通过四个国家考试，包括：法律和会计学综合考试，经济学与会计学综合考试，口试和实习工作报告答辩。。在进入三年会计事务所实习后，经过会计审计笔试和专业技术论文写作（DEC）后获得注册会计师文聘。
新的教学方法在法国会计教育广泛使用，比如：案例研究，管理仿真等。另外实习在会计课程当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大学教育课程当中，第一学期期末有六周的实习，在实习中学生被要求记录企业三个月的交易记录。其次，会计专业人士也会参与到教学当中，大概占课程比例的30%-40%。这些会计专业人士专门从事税收，审计和高级会计。
二、中法会计教育的对比
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在历史演变存在相同点。
直至二十世纪70年代，中国的会计教育发展十分缓慢和受限，实际发展是始于80年代。1986年，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会计教育文聘，培养了超过15000个学生。自90年代开始，随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中国会计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800多个专业中，会计类专业是最多的。1997，超过1000个教育结构开设了会计学，会计类专业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10%。
而法国的会计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经济学的辅助技术。直至二十世纪70年代大学才开设会计相关课程。到80年代开始研究生课程，会计教育才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完整的教育。
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均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且两国也是在80年代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会计教育的改革。
法国会计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在大学期间，只是通用的会计培训，在研究生期间，有专门的培训课程，比如财务会计，审计或者管理控制。这一点与中国的会计教育也是相同的。
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在教育课程、教学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
在中国，短期高等教育文聘是2到3年，1800学时，25门基本课和3门选修课；学士需要4年，2800学时，30门基本课和20门选修课，还包括毕业论文；硕士需要3年，1400学士以及毕业论文；博士需要3年，550学时和毕业论文。
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的会计高等教育还沿用俄罗斯模式，大概分为四类课程：基础会计；专业性会计；财务管理；经济活动分析。为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情况，新的教学理念被提出，包括五大类课程：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
以上提到的教学方法，如：案例研究，管理仿真等广泛在法国会计教育中被应用。但在中国，教学方法基本是被动教学，老师通过书本传授每一个教学内容。学生少有课堂讨论，考核形式仅为中期和期末考试。案例研究也比较少。
另一个使中国学生被动学习的原因是文化问题。传统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是对等的。作为一名好学生，他必须遵守纪律，并接受教师的指导。相反，法国教育有个人主义和鼓励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和批评现有的思维。
三、结论
本文基于会计教育及其特点，比较中法两国会计教育的异同，得到中法两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的教育历史演变和教育阶段具有相似性，与此同时，两国在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上存在不同，中国的会计教育存在被动教学，实习没有得到重视。通过比较中法两国的会计教育异同，学习法国的会计教育优点，对探索中国会计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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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广义图书馆学的角度，讨论图书馆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与当前所面临的课题，比较欧洲、北美与中文地区各具特色的图书馆事业，认为图书馆学应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谐发展成具有探究、辩证与论证的学科。
前言——追求图书馆学的高度与际当
图书馆学的生机，在于图书馆学尚有许多开拓的大空间，而所有这些大空间发展都将统合于解决人类社会历代以来的三个问题。在中文，我将它命名为“三差”问题：分别是各种识读能力落差ICTdivide、各种信息(信息)取得时的差别Informationgap，以及各别知识流布与创新过程中的差异Knowledgedifference。图书馆学学术的研究生机，似可以从这个“三差”问题所形成的方圆之中，去追求、去探求。
图书馆学的概念超过二千年，图书馆学的成“学”，百年以来讨论不已，惟图书馆学的学术理论研究，几乎阙如。图书馆学的研究内涵，亦至今(2008年)始终未定。
图书馆知识是所有学科与学门的最底层学习，图书馆知识的学术高度又是所有各科各门知识的最顶端，图书馆的成学和知识发展密不可分。追寻图书馆学的研究高度与学术际当，是持续发展这门学问的命脉之所系。
汉代刘氏父子的“别录”，把知识本身和图书馆管理知识带入了“二元”的境地。他们二人把20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别，再把六类群书种别为七略，并形成提纲书目性质的“七录”。“七录”工作是图书馆管理知识的发微，也是二元化知识管理的鼻祖。
公元2003年至2005年，以色列国家科学基金会所资助的一项研究亦提出了“二元化知识”的具体概念与分析，把人类的整体知识区分为广域知识meta－knowledge和各科知识subject－basedknowledge。广域知识的理论便成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当今理论；广域知识的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向量研究和质量研究，便成了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广域知识的教育便成了我们这个学门的教育，包括理论性的学术教育和实务实作性的专业训练这个面向。
在数字时代的21世纪，追求图书馆学的研究高度与范围际当relevance，比起以往任何时代，均显得更加刻不容缓。图书馆学必须要摆脱不必要的徘徊，破除学科名称的“自我困局”，不论是“图书馆学”、“图书信息学”、“信息管理学”、“图书文献处理学”、或者是“信息科学”，乃至于“知识管理学”。历数十年以来，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受困于“名称上的自我困局”是其他学科所少见的。划定自己的际当，追求图书馆学成学的方圆。
2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研究
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是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进阶教育的基础，理论基础的研究有助于图书馆系列教育内容的“完整建构”。衔接过去一百年间，不同时空下的图书馆教育内涵，进一步找到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精神主轴。
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探讨、研究、教学与阐扬是一个必须。图书馆学在一千年前与历史纠结在一起，一百年前和教育混淆同处，十年前又开始和信息交错换魂；图书馆学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困难，在于学术理论上如何与其它学科主、从关系的厘清，找到自己真正的学术位置，探索自己本科学术的方圆。图书馆学应该不是学术上的菟丝花，也不是知识的葛藤。
以我个人从1973年开始陆陆续续的教学经验，一直未察觉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暮然惊觉，我自己和左右的同仁大都偏重实务实作性的专业训练教学，甚至如“图书馆法与图书馆国际组织”、“信息科学导论”，或者是“图书馆与大众传播”这样的课程都偏向传授实务实作的讲说，而较少涉及基本理论的方向性剖析。
二千年以来，不同阶段的人类文明诞生了不同阶段的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学研究。但是，不同阶段的图书馆学事实上是为人类社会解决相同的问题。换句话说，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研究，首先需要掌握住图书馆学的“变”与“不变”。我们检视过去50年或是25年的各家论文，可以发现图书馆学是建立在图书馆的变动、转型与变律之中的研讨与研究，而绝少研究图书馆的恒变原因以及和“恒变”相对应的不变因素。事实上，图书馆的恒变与不变正是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核心课题。
图书馆学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科学，图书馆的变动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最近西方学者提出InformationSociology信息社会学，这是进一步讨论图书馆这方面“变”的发展。另一方面图书馆的“不变”，也充分反映出图书馆在社会体系中的基本存在价值以及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元素性成分。以我个人最近几年的初略性研究，发现图书馆的“不变性”研究，在于能够透视图书馆的真正本质与存在目的。所以，在研究图书馆从自动化管理趋向变换化管理之际，往往亦把“图书馆的变”与“图书馆的不变”投入一个“对称”的思考中去衡量。
研究图书馆学学术的学术理论，须同时注重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变律”与“定律”这两个元素，惟如此，似乎这个学术理论才能浮现与真正诞生。3欧洲地区图书馆学研究
根据LeifLorring的说法，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关系和联系，欧洲图书馆教育机构亦增加了许多互动，各国并发表了Bologna宣言，亦即TheBolognaProcessTowardstheEuropeanHigherEd－ucationArea，追求在2010年建立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高等教育领域，并使这个欧风系统全球化。
在Bologna宣言影响下，2005年百位欧洲各国的LIS教育学家，共同规划了一份LIS教育课程，EuropeanCurriculumReflectionso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Education的反映报告，这份报告由西班牙，荷兰，英国，挪威，德国，立陶宛等六国的LIS的学术机关领衔，有100余位参与者提出超过500份书面意见，并且经过2500位的网络参与，分成12个分组讨论所总结而成，这份报告的内容集中在12个议题之下，分别是：①广域Meta－leve!LIS教学课程；②文化资产与文化资产数字化；③信息素养与学习；④信息查找Seeking与信息检索；⑤信息社会；⑥知识管理；⑦知识组织；⑨图书馆在多元文化信息社会的国际交流；⑨历史观点下的图书馆与社会；⑩调和欧洲文化的特色；⑾图书馆暨信息机构的理论与实务；⑿图书馆管理与推广。
这份具有欧洲风格的LIS课程计划，强调了文化内涵为LIS的重点，也把知识管理和知识组织纳入教程。LIS教育学者的心理极限，将影响从业人员的行为表现，预见集体的心理极限，必将影响未来的发展。欧洲图书馆学风格中的数据处理学Documentation一直是一个特色。以法文名称会衔的“国际文献处理联盟”FID虽然进入历史的蛰伏期，资料处理学(Doeu－mentation)长久以来都是欧风图书馆学的重要部分，因此LID在欧洲图书馆界仍然是一个比较于LIS为更多人所接受的图书馆学称谓。
4北美地区图书馆学研究
最近有一个四人专家组简称JITA，JITA是分别将四人小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为代表组串起来，他们是JoseManualBarruecoCruz、ImmaSubiratsCoil、ThomasKrichelandAntonellaDeRobbio四人，在JITA四人专家组分类下的“信息使用和信息社会学”这个部分，事实上也等于是现代图书馆社会学，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个领域内共计罗列了九项很重要的课题，包括：①信息使用和冲击影响Useandimpactofinformation；②书目计量法Bibliometricmethod；③信息存在于社会Infor－mationinsociety；④信息社会Informationsociety；⑤信息经济Informationeconomics；⑥信息政策Informationpoli－cy；⑦信息传播与流通Informationdisseminationanddif－fusion；⑧信息需求和信息需求分析Informationneedsandinformationrequirementsanalysis；⑨使用者界面和使用能力Userinterfacesusability。
四人小组特别把书目计量bibliometric列入信息社会，这是非常正确的认知，也具有深长的意义。书目计量bibliometfie有一连串的变身包括信息计量infomet－ric、网源数据计量webmetric以及科学计量scmntomet－rjc等，事实上正本朔源bibliometric一词即可涵括info－metric、webmetric。书目计量是一种针对知识行为的研究behaviorstudy，包括作者个人知识习性和行为表现的研究，社会集体性知识行为的研究，并以统计方法呈现出这种知识行为的特征与图像，成熟的书目计量可以反映出知识成长的趋向。
目前，书目计量的研究尚处于蛮荒的原始阶段，2003年担任美国信息学会ASIST会长的TrudiBellardoHahn女士亦指出：信息科学研究者创出了书目计量学bibliometrics，以测量信息爆发Informationexplosion量，书目计量对于科技和学术的产生及传播，具有相当意义。我愿意指出：书目计量学的潜能和影响力尚未全面出现。书目计量是知识管理的基础手段之一，书目计量也是研究信息社会学的起步，书目计量本身急待建立起一套系列性的方法。书目计量的初步完备，不仅可以测量各种信息在不同媒体与信道中的爆发，亦可以促成知识在量化计算后，进入到序列的合理状态。
崔蒂汉TrudiHaln女士2003年以美国信息学会ASIST会长的身份，反省反思：信息科学对于世界有什么贡献?她的睿智与自审能力指出除了上述“书目计量”之外，更包括自动化索引摘要系统、信息储存与检索系统ISAR、信息行为研究以及信息政策形成等四大“贡献”。
在北美地区的学术世界中，InformationScience和LibraryScience是如此接近，甚至是一家亲。但是，在我们所处的学术界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等，将library和information划上一个相等符号，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取得“无异议”，甚至异议可能特多。这方面的美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值得我们羡慕的。
5中文图书馆学的成学与建立
中文图书馆学ChineseLibrananship或中国图书馆学科学ChineseLibraryScience的建立与成学，是一个值得好好思索的问题。就世界性的图书馆学发展而言，具有比较性研究价值者，才有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中文图书馆学研究在历史上的独特性成果，已然成为图书馆学门的重要分支学科如古典目录学，在信息应用方面亦由于中文文字的特性使然，促成中文信息系统在许多方面有别于西方罗马拼音文字的处理。中文的文献处理documentation，亦可自成一学，而成为中文图书馆学的重要部分之一。
中文图书馆学的特殊内涵与特色文化背景因素，其中无论是古典目录学的理论蕴底与演化、版本学的独树与文艺复兴，或者是现代信息学在词汇控制与索引系统中的比较研究，甚至是历代藏书、编书的大规模知识管理精神。在认真成学后，是可以在全球图书馆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中文图书馆学在各种识读能力落差ICTdivide问题上，自古以来，有许多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经验，从不同的书字史到文字统一的“恒不变”，从多语文并用的历朝历代文献，到不同文体的演变与演进等，都是这方面的研究资源。中文图书馆学在各种信息取得时的差别informationgap，可以追溯到“孟母三迁”或更远的历史故事，官方的驿道与“报”以及清廷的七阁布局，则是另一种研究的重要资源。中文图书馆学在各别知识流布与创新过程中的差异问题，更可以上溯孔夫子“有教无类”的精神，九流十家的演变，性善性恶之说以及历来儒学发展中的辩证史程，中华知识的兴衰俱在其中。
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是发展中文图书馆学的重要途径。中文图书馆学要跳脱“学科名词”的迷失与自我困局，前述的目录之学、版本之学、书法之学，甚至校雠之学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均可纳入中文泛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内容，再加入近代西风下所影响的新兴之学包括信息科学、知识管理、文献处理、图书与信息、信息管理等，以百川纳入海的角度看都是中文图书馆学成学的组成成份。新学与旧学的融合，能造成有如文艺复兴般的新兴学科：中文图书馆学，甚至直接命名为中文知识管理学。
6泛图书馆学的共同理论基础
在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下，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方圆，似乎必须要放弃“学科名称的我执”，不执着于称为“图书馆学”，或“信息科学”，或“信息管理”，或“图书信息学”，或其它等等。譬如台湾各图书馆学系所的名称，至少就有四种以上的不同称谓。各个名称和称谓自然就代表不同的意涵与研究范围，以其问的最大公约称之为“泛图书馆学”，涵括其学术研究的领域，并且找出共同的理论基础，才能划定本门学科自己追求的学科际当与成学后的宇宙方圆。
假若，我们可以找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泛图书馆学”，都有其“恒不变”的定律问题存在。经过辩证的证明，则泛图书馆学框架下的共同理论基础，便有可能确定下来。若如此，图书馆学的学术高度与际当的追求，可以成为一个目标去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探讨。并获得学术研究上的丰硕与认可。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和美术研究机构中原有的“美术史及美术理论”专业被陆续改称美术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又将美术学定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与音乐学、戏剧学等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从那时起，美术学正式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中国诞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美术学作为艺术学科的一个分支，涵盖了视觉造型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广泛领域，是艺术学领域的支柱学科之一，在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个重要作用尚未引起普遍的认识，与发达国家比，美术学的社会地位和普及程度相差甚远。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在经过以上的论述后，我们便可以知道《美术学博士生毕业论文文丛》这套选题的意义。这套书实际上是在检阅着我国美术学研究的新水平，虽是博士生的成果，博士生的背后是导师。所以，这套书汇集的成果将包含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学术智慧。与美术学研究的以往成果比，这批论文在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新的发展，相信对我国的美术学建设乃至整个美术事业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仅仅是赏心悦目的生活课题，还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课题，它反映着民族的历史积淀，也预示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状况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状况的标志。荣宝斋出版社正是站在这个高度上去对待这一选题，希图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这一套书不仅了解美术包括东方和西方、古典和现代，也由此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人类的生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