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4 10:52: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儿童精神心理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PBL教学法（基于问题教学法）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首创，包括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集资料、论证假设、总结的五段式教学模式。这种模式通常以小组进行，以问题为中心，要求学生主动思考，培养学生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激发学生创新性、主动性等优点，目前在各学科教育中已广泛应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变态心理学教学章节的特点，选取部分较难掌握的疾病或重点内容，如精神分裂症、癔症、广泛性焦虑等，在授课之前布置相应的病例并提出相关问题，如该病的典型临床表现、发病原因、与相似疾病的鉴别诊断、相关干预方案等，要求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分组讨论，以书面作业或在课堂中回答这些问题，以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完成相关资料的查阅，问题讨论也可以帮助学生增强其良好的团队合作与交流能力。根据学生回答情况，授课教师针对病例予以适当讲解，以加深学生对各类精神心理疾病的理解。PBL教学法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变态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将之前部分科目的相关知识进行很好的链接。如掌握情感性精神障碍内容需复习普通心理学课程中关于心境的含义，完成儿童少年期精神障碍相关问题需了解发展心理学的部分内容，理解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社会康复需结合健康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二、加强课堂案例讨论，强化学生对各类精神心理疾病的理解
变态心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部分精神心理疾病过于抽象使学生难以理解，如人格障碍与普通人相似使学生很难区分，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因学生缺乏临床实践难以掌握其妄想、幻觉、情感淡漠等临床特点。只有将各类精神心理疾病的临床表现、发病原因、典型症状与具体案例相结合，避免单纯的理论讲述，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该病特点。因此，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学习内容；在临床案例教学时，增加案例讨论学时数；根据案例分析其临床症状并完成课后相关作业，以增强学生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感性认识和学习兴趣。
三、借助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在具体的变态心理学教学过程中，对于部分不易掌握的章节可以通过运用学生感兴趣、容易接受的教学方式，如电影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目的，避免填鸭式或纯理论教学影响学习效果。如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在本门课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学生缺乏临床实践，较难理解该病幻觉、妄想、智力等方面的临床表现及特点。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选择观看电影《美丽的心灵》的部分内容，通过分析影视作品中纳什的特点，结合教师讲解，帮助学生理解该病的幻觉、妄想的临床表现。同时，影片中纳什在服用药物过程中出现的思维活动缓慢、情感表达异常、下降等特点，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抗精神病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了解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康复的意义。在孤独症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缺乏孤独症临床经验的实际，可以通过选取观看电影《雨人》的部分内容，结合雷蒙的特点，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kanner三联征（社会交往障碍、语言交流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及动作行为刻板）”的临床表现。对于部分较为空洞的教学内容，如人格障碍，可以结合某些历史、文学著作中的人物；讲授偏执型人格障碍可以结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讲授冲动型人格障碍可以结合《水浒传》中的李逵；讲授强迫型人格障碍可以结合历史中的诸葛亮。通过介绍这些人物的相关事迹帮助学生掌握人格障碍的临床表现和诊断标准，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部分心理疾病，如神经症，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要求学生分组模拟精神心理疾病的临床诊断过程，通过亲身参与感受，了解相关心理疾病的特点及问诊注意事项，加深学生对各类精神心理问题的理解。
四、改革考核模式，提高知识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传统教学模式注重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题目主要由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组成，这种考核方式存在死记硬背、内容偏多、不重视实践操作技能掌握及学生易作弊等诸多弊端。变态心理学是一门实践性质的学科，其考核应注重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赣南医学院自开办应用心理学专业以来，变态心理学考试试题全部由案例组成，要求学生针对案例进行分析，解决相关问题，以考核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同时，将变态心理学科目成绩分多次考核，将在PBL教学过程中的发言情况、平时案例分析及讨论情况、课程论文、病例情景模拟等内容作为成绩的一部分，考核学生平时对各类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实际应用能力，鼓励学生认真思考、总结，达到教学目的。
五、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强化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传统的变态心理学教学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课间见习，使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因此，对于某些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神经症、抑郁症，或综合医院常见的心理问题，如躯体形式障碍、肿瘤科患者身心问题等，应尽可能安排精神科或综合医院心理卫生门诊的课间见习教学。学生通过查阅病历、观摩问诊、案例讨论、询问病史等临床活动，结合心理测验及相关心理治疗等工作，了解各类精神心理疾病的分类、诊断标准，提高问诊、询问病史、精神检查、辅助诊断、常用心理测验量表使用等操作技能和实践能力，以达到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目的。
六、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重视人文精神培养
目的探讨系统支持护理干预对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将100例患儿母亲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组采取常规和系统支持护理一体的综合护理。两组分别进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评分检测，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恶性肿瘤患儿母亲的焦虑抑郁状况。结果干预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评分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护理干预有利于缓解恶性肿瘤患儿母亲抑郁焦虑状况，对于改善患儿的心理压力和康复治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恶性肿瘤；母亲；心理干预；负性情绪
我国现有儿童约3亿，每年约3万被确诊恶性肿瘤，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率、病死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恶性肿瘤已成为儿童主要死因之一，仅次于意外死亡居于第二位[1]。由于患儿表达能力及理解能力较差，对于患儿的治疗和护理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儿母亲。作为恶性肿瘤患儿的主要陪伴和照顾者，母亲的负性情绪不仅影响自身健康，也影响患儿的照护质量。本文选取我院儿科住院的100例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取得良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我科收治的恶性肿瘤患儿的母亲100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选者患儿者均经病理诊断确诊恶性肿瘤。患儿母亲自愿参与调查，充分理解问卷内容。入选患儿母亲除外有主要脏器的严重疾患，如肝肾功能不全、精神疾病及颅脑外伤史；除外调查期间患儿死亡、家庭发生重大事件干扰及近期参与其他缓解压力的健康促进项目。将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50例，干预组50例，对照组高中文化程度22例，初中文化程度19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9例，年龄在29~43岁，平均年龄（33.7±7.9）岁，干预组高中文化程度24例，初中文化程度18例，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8例，年龄在31~45岁，平均年龄（33.5±7.6）岁。两组研究对象在平均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负性情绪评价：根据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负性情绪的评定。首次评定于患者入院后或确诊恶性肿瘤2d内完成，进行护理干预4周后行第2次评定。填表前由心理干预护士对患者做必要解释。不能独立完成自评量表者在征得患儿母亲意见后由护士代填。
1.2.1焦虑自评量表[2-3]：主要评定心理感受和躯体症状，分1~4级评定，累积各条目得分为SAS总分，总分越高，提示焦虑程度越重。
1.2.2抑郁自评量表[2,4]：除测试内容与SAS不同，项目及评定依据与SAS基本相同，累积各条目得分为SDS总分，总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
1.3干预措施
1.3.1对照组采用常规个性化护理：①入院后对患儿及母亲进行护理评估，了解分析其现存的护理问题，根据不同文化程度及家庭收入的母亲，心理需求不同，提供针对个体的护理，因人施护，根据问卷结果，对于焦虑抑郁程度较高的母亲，给予心理疏导，同时实时跟踪了解母亲的心理变化，及时加强心理护理[5]。②确诊初期通过与其建立起信任关系，鼓励患儿母亲说出内心感受，通过倾听、移情等心理技术，使她们内心的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得到宣泄。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加强其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化疗开始后加强健康宣教，帮助她们了解化疗方案、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费用、防止感染及出血的注意事项等，循序渐进，避免短时间内提供过多信息[6-7]。③提供温馨的住院环境，设置儿童娱乐专区，走廊布置卡通贴画，房间墙壁用淡绿色，淡粉色等柔和颜色，墙壁贴患儿熟悉的动画人物，消除因陌生环境造成的焦虑和抑郁。④减少各种机器报警声、陪伴及工作人员说话声音，午休及晚间休息关大灯，拉窗帘，为患儿及家长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⑤化疗期间常有恶心呕吐，可安排在进食后1~2h进餐，同时做好口腔护理，腹泻及便秘的护理[8]。⑥进行有创操作时充分解释操作目的、步骤及注意事项，输液加强固定，并班班交接，查看PICC及留置针情况。⑦组织健康知识座谈会：每周定期进行30min的经验交流会，提倡新老病患之间交流经验心得，提供疾病知识及健康教育资料，请医师和护士共同回答患儿母亲对于治疗中遇到的问题。
1.3.2干预组在常规个性化护理基础上，加强支持系统护理措施：①医护支持系统：责任护士主动提供帮助，协助患儿餐前洗手，协助开饭，生活护理等，融入到患儿的日常生活中，给患儿及患儿母亲营造家的氛围，提供环境支持。②家庭内支持系统：最大限度的发掘家庭成员内对患儿母亲的情感支持，在做好防止感染的前提下，发动家人交替照顾和探望患儿[9-10]。③社会支持系统：医务社工介入，解释医务社工介入的目的和方法，获得知情同意后，护士与社工共同参与，通过个案及小组活动等组织形式提供心理干预，播放轻松柔和的音乐[3]，听音乐前给予诱导用语，嘱其做深呼吸，反复8~10次，闭目进行场景冥想。创造单独谈话环境，通过社工第三方参与，更进一步了解患儿母亲现存心理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11]。对于存在经济困难的家庭，联系社会救助力量，协助其申请爱心基金支持。
1.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α=0.05），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经过心理护理干预，干预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低于对照组，经比较二者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3讨论
孩子被视为家庭唯一的希望，罹患恶性肿瘤，面对失去唯一孩子的可能，又对治疗抱有希望，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重大的心理打击，强烈的心理应激及矛盾的心理引发一系列躯体和精神心理障碍，如失眠、食欲下降、焦虑，抑郁等，特别是初诊患儿母亲，缺乏对疾病的认识，长期反复的化疗，有创的穿刺，巨大的经济负担都加重了患儿母亲的焦虑抑郁和心理压力，表现为反复的询问病情，哭泣，不愿出院或提前出院等，作为患儿的主要照顾者，母亲的心理问题会影响患儿的心理表现。因此，对于恶性肿瘤患儿，仅仅关注患儿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重视母亲的心理护理，作为护理人员，要了解其心理特点，对其进行科学的心理干预，针对他们不同的境遇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1 情绪障碍［1］
情绪障碍是发生在少年时期以焦虑、恐怖、抑郁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国内报道儿童情绪障碍的发病率在10.5%～21%之间，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城市高于农村，男女之比为1∶2.2［4］。在儿科综合性门诊中，心理障碍的2/3属于情绪障碍，其次为情绪、行为混合障碍，占17%［3］。儿童常见情绪障碍包括焦虑症、恐惧症（包括学校恐惧症）、抑郁症、强迫症、癔症等。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情绪障碍的影响不足为父母及学校老师重视［5］。对儿童的情绪障碍进行早期干预，不仅有利于儿童智商提高，而且较少发生行为问题，利于健全人格的形成［6］。由于家庭因素和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情绪问题存在密切关系［7］，对少年儿童的情绪障碍的干预，欧广萍［7］提出重在预防，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优化家庭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情绪障碍严重时，需要予以系统、专业的心理治疗和（或） 药物治疗。
2 躯体化症状
躯体化（somatization）是一个精神分析术语，目前，广泛用于描述心理因素所导致的躯体症状。儿童门诊患儿中常见的躯体化症状包括各种功能性头痛和腹痛。
2.1 头痛 头痛在儿童中非常常见。有资料显示，若不区分是哪一类型头痛的话，近15%的学龄儿童至少1周出现1次头痛［8］。头痛可见于多种疾病，如感冒、颅内感染、颅脑外伤等，精神紧张、压抑等心理因素也可引起头痛。有学者研究儿童慢性疼痛（包括头痛）、个性及其心理特征的关系，指出患有周期性头痛（包括偏头痛）的儿童更易沮丧，患头痛的年幼儿中抑郁检出率是对照组的2倍，而年长儿则达3倍［9］。而且，女童比男童更易发生头痛，对9～12岁女童调查分析，抑郁型女童49%具有头痛，非抑郁型女童中发生率为9%，而相同年龄阶段男童头痛的发生率仅9%［10］。同样，强迫也是头痛的一个重要诱因［11］。虽然对儿科门诊中由心理因素引起的头痛的发生率目前尚无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若儿科医生能够及时诊断和正确处理各种类型头痛，可以减少儿童缺课，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儿童生活质量［12］。对由心理因素引起头痛的治疗，主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阶段的头痛，采用以心理疏导为主的方法，必要时辅以药物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头痛出现的频率。有研究表明，休息和放松是学龄儿童头痛的主要应对方式，其次冷却、止痛、分心均有效，同时，18%的学龄儿童头痛无需处理，可以自行缓解［13］。有学者认为，行为认知训练是解决儿童头痛的主要方法，它可以明显降低儿童心理障碍性头痛出现的频率［14］。
2.2 腹痛 在儿科门诊中，以腹痛为由而反复多次就诊者颇多，经详细检查后，有严重器质性问题的不足5%［15］，Apley把这种影响日常生活的反复性腹痛，至少经过3个月以上，发作3次以上者称为复发性腹痛(recurrent abdominal pain，RAP)［16］。Oster报道复发性腹痛发病率在学龄儿童为14%，一般认为其发病率在5%～10%［17］。国外学者早就注意到RAP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状态不协调”，在个性测验中，腹痛儿童的“内向”分显著偏高，其发生腹痛多与激动、惩罚和家庭纠纷等心理因素有关［16］。国内学者也强调家长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对儿童个性、心理的形成及疾病的发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8］。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儿科医生也应关注儿童的心理问题，及时发现复发性腹痛患儿的心理障碍，进行心理行为治疗，鼓励患儿多接触社会， 并为其创造一个轻松、和谐的生活、学习环境，这无疑地可在治疗RAP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 非器质性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是指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行为异常表现。有学者随机抽样1290例8岁孩子，跟踪调查其睡眠质量4年，结果显示，8岁与12岁的孩子具有睡眠障碍者均占18%，其中持续睡眠障碍占12%，在8岁时出现的睡眠问题，有33.3%在12岁时仍可发现［19］。然而大多数睡眠障碍并未得到诊断和治疗，普通医生接受睡眠问题的培训很少，对睡眠障碍的认识有限。有研究发现，在普通临床诊疗中60%～64%的严重失眠未能被医生识别，70%的慢性失眠患者没有和医生讨论过睡眠问题［20］。不能很好地诊断和治疗失眠对患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睡眠差影响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心境、增加躯体的主诉［21］，短暂的睡眠障碍还将大大增加发生精神心理行为方面疾病的危险，特别是情绪障碍类疾病［22］。治疗原则上不给予药物， 主要解除患儿心理诱因，对父母做支持性心理治疗，消除父母过分焦虑、紧张的心理。对夜醒行为不作过分的关注，帮助父母建立一个规律的上床制度，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改变不良的抚养方式：如儿童一哭就去抱、拍、喂食等。对个别严重缺乏睡眠、父母又极度焦虑者，可给予小剂量安定，连续服用数晚［23］。
4 注意缺陷障碍
注意缺陷障碍(ADD)是儿童常见的身心障碍之一。学龄儿童中约有3%～5%存在着此类障碍，可分为2种亚型：有多动症状的注意缺陷障碍(ADDH)和无多动症状的注意缺陷障碍(ADDnoH)。据统计，目前，我国患有ADDH的学龄儿童在500万以上，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24］。我国南宁市儿童少年心理卫生调查的资料显示，多动行为障碍达9.71%［25］。有学者［26］对儿科门诊中1000个3~12岁的儿童调查，发现其中112人有儿童多动症，且随着年龄增长呈增加趋势，3～4岁儿童中仅5.2%，11～12岁儿童中达29.2%。多动症在独生子女及社会底层人群中更常见，男孩明显多于女孩，男女比例为4～6∶1。对于儿童多动症的治疗，许多研究都表明采用行为治疗，教育指导和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24，27］。陈雪梅［28］认为多动症的发生与微量元素的缺乏存在密切关系，建议适当补铁、铜、锌、钙，多食富含锌、铁、铜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肉类、猪肝、海产品、大豆等。儿科医生若能尽早的发现儿童多动症，指导患儿心理行为训练，选择合适的药物综合治疗，可以避免对儿童正常发育、学习和人格形成的影响。
5 饮食障碍
合理饮食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且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儿童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均呈上升趋势。纪锋颖等［29］调查青岛市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发现营养过剩者占23.06%，营养不良者占22.31%，与1995年相比呈上升趋势（1995年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分别为20.25%、17.53%）。因此，儿科医生对就诊患儿多一份饮食关注、指导合理膳食、纠正不良饮食习惯、可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提高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增强身体素质，减少身心疾病发生。
5.1 偏食、厌食 偏食是指正常儿童饮食中有3种以上食品不吃者。厌食为较长期的食欲减退或消失，除外消化系统疾病和全身性疾病对消化道的影响。目前，我国儿童偏食、厌食及所致的营养不良发生率均相当高，北京［30］三所幼儿园510名3～5岁日托幼儿中，偏食123例，占24.11%；厌食81例，占15.88%。目前，一致认为心理社会因素与儿童的饮食卫生行为习惯有着直接相关。任性是导致儿童偏食、厌食的常见个性问题，其次情绪障碍、做事依赖大人、就餐不规律、注意力不集中，在偏食、厌食中检出率均较高［30］。针对偏食、厌食患儿，儿科医师应向家长宣传营养知识，纠正孩子不良饮食习惯和挑食、偏食现象，多进行鼓励、暗示及说服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5.2 单纯性肥胖 据最新资料表明，我国10%的孩子患有单纯性肥胖症，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31］。有学者调查北京市儿童，20世纪70年代单纯性肥胖率不足5%，20世纪80年代单纯肥胖率达10%，20世纪90年代上升至15%。2001年调查发现，部分区县儿童肥胖率竟达到25%以上，成了北京市儿童的慢性流行病［32］。儿童肥胖不仅造成心肺功能性损伤以及活动能力和体质水平下降，而且肥胖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度以下的肥胖儿性格多温和、宽容，并无易激惹倾向， 随着肥胖程度加重，社会适应能力逐渐降低，大多数行为问题，如社交退缩、分裂样行为问题等有增加趋势，内向性格增多，尤其是极度肥胖儿情绪稳定性差［33］。研究表明，肥胖儿童的智商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学习成绩也显著低于对照组［34］。万国斌等［35］认为儿童肥胖可以造成较严重的心理损害，个性、气质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分析肥胖儿个性、气质特点，利于肥胖儿身心健康发展。肥胖的干预主要是运动和饮食控制，干预效果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儿童宜选择慢跑，娱乐性比赛等运动方式，每周3～5次，一般每次运动60～90min，不能少于30min。同时适当控制饮食，注意调整饮食结构。如多摄食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纤维素和各种维生素的食物，少吃脂肪类及糖类食物，不吃零食。严重者可以辅以药物治疗。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儿童心理障碍已倍受广大心理卫生工作者的关注。在我国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卫生工作者相对缺乏的情况下［36］，儿科医师应重视儿童的心理问题，积极参与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经过一定的培训，儿科医生可掌握儿童期常见心理障碍的基本诊断和治疗方法，包括采用常规的心理测试工具来提高心理障碍患者的检出率［37］，并在必要的时候，将儿童心理障碍患者转诊到儿童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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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干预；先天性心脏病；围术期
中图分类号：R47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208(2011)20-0065-02
CHD是儿童常见的先天性疾病之一，其发病率为8‰～12‰，据估计我国每年约有15万～20万患CHD的新生儿出生，而大部分患者需要手术治疗，随着外科手术和体外循环技术水平的提高，手术治疗患者越来越多。认真做好心理干预，能很好的解决患者住院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性情绪及心理问题，起到药物起不到的作用，增强患者对手术治疗的信心，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避免逆反心理产生，减轻患儿及家长的恐惧心理可以全面保证手术顺利进行。本文总结40例CHD患者护理体会，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08年5月-2010年5月，我院心胸外科收治的2～12岁的CHD患者40例。其中动脉导管未闭1例，房间膈缺损4例，室间膈缺损25例，房间膈缺损合并室间膈缺损3例，法乐氏四联征7例。术后在ICU监护时间最短1d，最长2d。
1.2方法 CHD患者突出的特点是年龄小，对疾病缺乏认识和理解，同时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心理活动随意。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单纯，爱表现自己，喜欢被表扬，因此通过围术期的心理干预，提高住院患者对医疗措施的配合及依从性，密切医患关系，提高医疗护理质量，尽量消除患者因住院所产生的恐惧。针对性心理干预可帮助患者克服不良心理反应，促进身心早日康复。为减轻患者和家长的恐惧心理，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心理干预，在术前、术中、术后实施心理支持、心理调控和心理指导教育，控制负面因素，使患者保持最佳的身心状态，顺利度过围术期。
1.2.1术前心理干预 患有CHD的小儿由于血循环的异常，发育一般较正常儿童滞后，营养不良，抵抗力差，加之围术期患者的病情波动大、变化快，心理防御能力较低，在医院见到医生护士会感到害怕、恐惧，对医生和护士怀有戒意。CHD手术治疗手术风险比较大，手术创伤大，家长对手术治疗往往也存在顾虑和恐惧，对手术理解有限。因此，在实施心理干预前护理人员要经常与儿童进行心理交流，疏通情感，让患者不要感到孤独、焦虑、恐惧、紧张，从而获得安全感的，提高患者对医疗环境的认知能力。护士要及时向家长了解患者的各种习惯，以便在新环境下尽量保持他们的合理习惯，然后向患者及家长解释疾病的解剖特点、治疗方案、手术的方法和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抢救措施、术后监护方法、手术前后的注意事项、配合要点及介绍有关手术医生的情况，充分肯定他们的技术，以增强患者的安全感，还要介绍手术室的环境以及进入手术室后的基本程序，以消除患者对陌生环境的惧怕感。向患者及家长提供有关手术麻醉及护理方面的必要信息。只有家长情绪稳定，对治疗充满信心，患者才会以自然轻松的心态对待治疗，有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另外，可以邀请已治愈的小朋友和患者一起交谈，并向患儿讲解通过手术会变成正常的孩子，以此来增强患者信心，使其心情舒畅地等待于术治疗。
1.2.2术中心理干预 患者术晨入手术间至麻醉前这一时段是焦虑最严重的阶段。患者到手术室这一陌生的环境首先感到恐惧、陌生、害怕，此时会更加依赖家长，这就要求术前巡回护士到病房探视患者，用平等、亲切的话语进行自我介绍，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介绍手术、麻醉过程及其安全性和必要性，讲解情绪状态、遵医行为对手术的影响，耐心解答患者及家长提出的问题，使患者感到被尊重和被重视，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而家长把患者送入手术室要承担巨大的手术风险以及对医务人员的不信任也同样会有心理压力。手术日不宜将患者过早接入手术室，待各项术前准备工作完成后再将患者接入手术室，以免引起恐惧。接患者人手术室前最好能有赏识、夸奖的语言增强患者的信心，进行有益的暗示，打消患者的恐惧，手术中年龄较小的患者麻醉诱导期让其家长在场以取得患者更好的配合。进入手术后巡回护士应在床旁陪伴，以免患者紧张及发生坠床意外，同时逗其开心分散注意力，减轻患儿恐惧感。各项护理操作应快捷准备，注意保暖。
1.2.3术后心理干预 在手术结束后患者麻醉未醒时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复苏患者易躁动、哭闹，应做好安全保障工作，将手脚妥善固定。当患者清醒时，应以更加亲切和蔼的态度进行安慰和鼓励，对其任何不适感觉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术后在ICU监护中，离开家长适应一个陌生的、孤独的新环境，加上手术创伤的因素，使本来就脆弱的心灵，又要面临沉重的负荷，在ICU期间可以用适当的方法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以减轻疼痛等不适。转回普通病房后告知家长合理安排患者的生活，鼓励咳嗽咳痰，术后应高营养饮食，促使患者术后早日康复。术后3个月及1年回院随访，并行超声心动图、心电图、x线胸片检查。
2 结果
在出院前对患者及家长进行心理干预评定，客观的评价心理干预对围术期患儿的作用。患儿在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焦虑，经过护理人员及时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95％以上的患者解除了心理，负担，以轻松良好的心态接受手术，术后以积极的心态配合医护治疗，99％的患者如期痊愈出院。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达到了满意的护理效果。
关键词：听障儿童；学前教育；康复教学；创新实践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生儿听力筛查不断普及，听障儿童福利政策不断完善，听障儿童的早诊断、早佩戴助听 器或植 入人工耳蜗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听障儿童康复教育工作者调整康复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方式方法，适应和满足听障儿童的各 种 需 要，给 听 障 儿 童 提 供 最 切 实、最 全 面 的帮助［1］。在传统的听障儿童康复教育中，教师和家长往往关注孩子语言表达和语言清晰度，忽视了语言表达的前提是理解语言，更忽视了对听障儿童的听觉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沟通能力的全面培养。康复教师特别重视和强化听障儿 童的语言表达训练，教学时常以教 听 障儿童 练 习发音、识字 认物为主；以合乎语法规 范 的形式 呈 现句子，通过 学习句式、套用句式教孩子学习说话。教学方法以大声地说、大量重复单词为主；学生以看话、模仿口型为基本学习途径，这种长期形成的封闭型教学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采用填鸭式的手段，没有将学生当作学习的主人，教师只关注自己教了多少知识，不关注学生能接收到多少信息，理解多少语言的含义，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多少语言。总体来说，教师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不善于学习先进的康复教学理念，不能及时更新康复理论知识，尽管在康复教学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体力，康复效果却事倍功半。
近年来，全数字助听器、人工耳蜗等先进的助听设备得到广泛应用，多媒体环境下的听障康复设施不断涌现，听障康复理论和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和完善。新世纪的听障儿童康复应该是一项需要并适应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支撑的事业，若死守过去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不去创新，必 然会被时代所淘汰。因此，康复教师必须要创新、探索与实践，用现代康复理念来指导教学，用新的科学技术来辅助教学，构建现代的开放型教育模式，让听障儿童成为积极主动、热情探索的学习者。为此，笔者在听障儿童康复教育中通过和耳鼻喉科医生、听力师长期建立联系，监测每名学生听力状况，做好听能管理；结合幼儿园教育理念进行游戏教学、情景教学，激发听障儿童学说话的愿望；增加个别化课 程，做到有针对性的教学；鼓励家长积极参与，采用医生、教师、家长团队协作模式进行教学等形式，进行了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目的是提升听障儿童以语言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更快更好地融合。
二、听障儿童创新教学的理论支撑
听障儿童创新教学是在已有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模式上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适应新时代的康复教育方法手段与传统教育相结合，探索出的一条最适合听障儿童发展的创新之路。创新教学主要建立在以下三个理论基础上：
（一）“医教结合”理论
“医教结合”采用了科学的评估和干预方式，利用先进的临床医疗技术对特殊儿童的各种疾病进行专项检查、诊断和治疗；根据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通过教育、康复训练、医疗等综合的方法，使特殊儿童得到早期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正常人的生活。要使科学技术对特殊教育产生更深远的意义，就必须实现“医”和“教”两者之间理念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即 教 育 与 医 学 康 复 技 术 手 段 的 深 度 融合［2］。“医教结合”理论比传统的康复教育方式更为全面和细致。因此，康复教师要创新思维，树立“医教结合、教育康复、精准评估、有效训练”的理念，利用综合康复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实现听障儿童教育和康复地有机整合。
（二）“全面康复”理论
“全面康复”是以学前教育为基础，以专业康复技术手段为支撑的全面发展的康复模式。全面康复以学前教育涵盖的健康、科学、语言、社会、艺术五大领域为基础，以听力干预、听觉语言康复、言语矫治为支撑，教听障儿童学会聆听、说话、阅读以及和他人进行正常交流。听障儿童首先是儿童，其次才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要促进和实现听障儿童的全面发展，我们为听障儿童所提供的康复教育就必须既要满足听障儿童共性的发展需求，又要符合听障儿童的特殊性需要。全面康复还要求教师组织活动面向班级内所有听障儿童，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活动。为此，教师要熟练掌握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充分把握班级内每名学生的水平、需要和特点，促进每名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获得提高［3］。
（三）“个别化教育”理论
每个学生都存在个体差异。个体差异性是指由于遗传、环境、教育和个体能动性的不同而在身心发展中存在并表现出的不同和区别［4］。听障儿童由于自身听力水平、耳聋时间、佩戴听能辅具的时间、家庭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各自在听能、语言、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速度也不完全相同。我们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听障儿童发展中的个体差异，通过评估实施针对性的训练，提升听障儿童学习能力，帮助和引导他们从现有水平向更高水平发展。
三、听障儿童创新教学的实施原则和途径
（一）加强听能管理是实施创新教学的基本要素语言交流的前提是听清楚对方的语言，只有听清楚，才能说清楚。为了确保听障儿童清晰地聆听各种声音，教师可使用隔音板将康复教室进行声学处理，降低环境噪音。其次，康复教师应积极和听力师、听障儿童家长进行沟通合作，观察听障儿童佩戴助听设备后的效果并及时地进行调试，对听障儿童的助听效果及其所处的声学环境进行动态观察和主动评估。通过有效服务，逐步使听障儿童的助听效果在不同环境中始终保持最佳状态，最大效能地发挥助听作用，为康复教育打下良好基础［5］。
（二）生活化、情景化、个性化教学模式是创新教学的主要途径
1．建立生活化的听障儿童课堂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始终是教育教学最基本的元素，也是实施创新教学的根本立足点。听障儿童课堂教学的创新，应从听障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生活走进课堂，调动起学生学习聆听、学习语言的积极性。通过创设生活化情景、组织生活化活动、设计生活化问题等形式让课堂充满生活化气息。加强语言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听障儿童就可能灵活地掌握生活中的语言，学以致用，其思维能力、实践操作能力也能得到培养。同时，生活化的课堂更为他们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形成搭建了极为重要的平台。
2．教学情景化是听障儿童教学创新的催化剂形象
思维是听障儿童的思维特点，他们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学习越贴近生活、越真实，听障儿童就越感兴趣，越容易习得。因此，康复教师要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听障儿童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创新教学需要借助情景，尤其是真实的情景，比如，设置情景教室，让听障儿童在真实的情景中自然地习得语言；带听障儿童走进游乐场、超市、饭店、邮局等实地场所，借助真实的场景帮助听障儿童理解语言，增进语境要素语言化，逐步减少对语境的依赖，发展语言能力，引导听障儿童顺应情景合情合理地说话，形成灵活的思维习惯，加快交往能力的提高［6］。
3．个别化教学是听障儿童教学创新的重中之重
由于听障儿童听力损失和干预年龄、时间、程度以及补偿效果等方面的不同，每名听障儿童的特殊需要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因此，个别化训练是听障儿童康复手段的核心部分［7］。在实施学前教育过程中，更需要按照他们在听觉、言语、语言、认知、沟通等方面的特殊需要进行专项训练［8］。康复教师要在个别化训练课程中综合各种评估结果，针对每名听障儿童制定、实施听觉言语训练计划，对于有言语障碍或精神心理问题的孩子，还需要言语矫治师和精神心理专家提供相应的干预，只有将学前教育与各项干预技术紧密结合，协调实施，听障儿童才可能顺利接受全面教育，实现全面发展。
4．家长的积极参与是听障儿童康复创新教学的助推剂
亲子活动的开展对于加强家园合作、增进亲子情感交流、促进幼儿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随着听障儿童康复年龄的小龄化以及家长康复意识的提高，家庭康复指导、家长培训和家长积极参与康复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家长可以和孩子每天同上一节集体课，了解孩子在班级中的整体表现；每周和孩子一起上一节个别化课程，在有意义的情景中、从康复教师身上学到一些和孩子互动的技巧，了解孩子在各个领域中的水平。康复教师也要帮助家长制定康复计划，指导家长在家中对听障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四、听障儿童创新教学的实践成效在创新教学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良好的听能管理，确保了听障儿童的听觉功能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及时、有效的创新康复教学，使听障儿童学会了正确的聆听技巧，能以自然的方式积极主动的学习说话，理解和表达的语言更加丰富；听障儿童在听能和语言方面得到全面 提 高的同时，他们的认 知 能力、个性、社会性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比如，思维更加灵活和开阔，积极去探索未知世界，自我意识能力逐步增强，喜欢交流，能和伙伴友好相处。2013 年笔者在所 在 学 校 开 展 了 创 新 教 学，现 将 2013 年 和2012年入学的听障儿童各随机抽取8人做一对比，其中男女生比例相等，身体发育、耳蜗发育、智力发育均无异常，所有儿童均采用孙喜斌等《听障儿童听觉、语言能力评估》工具进行评估，16名学生入学基本情况和康复教学后评估结果见表1、表2。
2012年入学的8名学生和2013年入学的8名学生，入学时均没有接受任何训练，没有语言基础；佩戴助听设备的类型和人数均等；学校的教学管理、师生比相同、周课时数量相同。2013年采用创新教学后，学生家长由 被 动参与 变 为积极主 动 参与，教师、医生和家长团队协作，对学生加强了听能管理，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聆听习惯，班级中大家团结协作，积极互助，学生每天在有意义的游戏和生活情境中学习聆听和表达，并且乐于沟通和交流。以上统计结果显示：经过一年半的康复教学，2013 年的 8名学生助听效果达到最适的人数比2012年增加了5人；学生的语音清晰度和词汇量均达到了二级以上康复级别；2013年入学的学生比 2012年入学的学生训练时间缩短1年，并且8名学生全部进入普通幼儿园随班就读，这是在创新教学实施之前从未达到过的教学效果。从听障儿童、康复教师及家长全方位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听障儿童创新教学实践是一种有效的康复教学策略，通过科学的早期干预，帮助听障儿童建立了听、说的能力，改善了听障儿童的身心素质和生活质量，更快更好地为听障儿童创设了参与社会生活、平等接受教育的条件，使得听障儿童全面康复取得了良好成效。听障儿童创新教学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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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综合医院；社区精神卫生服务；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 R194[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3（c）-0156-03
Thinking of promotion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by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WANG Hairong
Shiyan Red Cross Hospital, Hubei Province, Shiyan 4420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ition of medical model from traditional model to "social-psychological-biological" model,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hanges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people's demand level of mental health care becomes higher and higher,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have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psychiatry. Aiming at how to improv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work,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explores how to promot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work by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alent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trengths of the local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General hospital;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Problem; Suggestion
精神疾病具有病程长、治愈率低、复发率高的特点，因此由精神疾病带来的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都十分沉重[1]。随着医学模式由传统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模式的转变，社会变革的加剧，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精神卫生保健需求的层次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把好转的患者放在家里、把严重的精神病患者送进专科医院或社会福利院的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患者及家属的需要，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已成为我国精神医学发展的趋势。
社区精神医学不仅仅是医院精神医学的延伸，而是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保健医学融为一体。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是以社区为单元开展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工作，目的是提高该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服务对象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以社区中的全体居民为对象，包括目前心理状态正常者以及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开展全方位式的服务，需要政府及其各部门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狭义者，主要服务对象为社区中的现症精神疾病患者，由卫生部门承担主要任务，同时也需要其他部门的协同和配合。对于后者，我国专业工作者习惯上称之为“精神疾病的社区防治”[2]。
由于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增多，人们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本世纪初资料估算中国内地约有精神病患者1 600万人，重性精神病患病率已达13.47‰，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2020年，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为中国疾病总负担的1/4[3]。在这种情况下，费用较低、覆盖面广、有利于就近诊治、方便患者和家属、有助于患者心理和社会功能康复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显得愈发重要。我国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是在1958年全国首届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历史原因发展缓慢， 虽然近10年来我国在重性精神病的社区防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就全国而言，此项工作还不够普及，各地防治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现对这些问题及解决的对策进行初步的分析探究。
1 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
1.1 精神卫生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
目前全国精神科医师不足2万人，精神病医院病床数量不及20万张，每10万人口仅有精神科医师1.5人，精神科护士2.4人，远低于4.15人和12.97人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精神卫生服务的重点是精神病专科医院和重性精神病患者，其服务范围不足1%。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精神疾病患者呈直线上升趋势，精神疾病的谱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现有的精神卫生资源和服务体系与当代精神卫生需求相距甚远。
1.2 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匮乏
目前我国从事精神卫生专业的服务人员非常缺乏，经过正规的精神科专业培训的医师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多就职于精神病医院或综合医院的精神科。虽然卫生教育部门加大了精神医学和心理卫生人才的培养，但由于工作条件较差，待遇较低，很少有精神卫生专业的毕业生愿意从事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因此，绝大多数的社区医生缺乏精神卫生知识，往往忽视了患者的精神症状，把许多精神病理现象或病理性心理反应当成正常心理反应。专业人才的匮乏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难以承担对精神障碍的识别和处理工作，是制约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发展的关键环节。
1.3 社区对精神障碍的认识不足，社会偏见严重
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以及心理精神卫生知识的大众知晓率低，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存在普遍耻感与歧视，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避之唯恐不及，从而促使患者及其亲属产生显著的病耻感，即使患有精神障碍，也不愿到医院就诊，讳疾忌医，结果延误病情。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治疗率自然也上不去。
1.4 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
近几年来，国家686精神卫生项目工作虽然有了很大进展，但由于患者医疗负担过重以及地方财力不足等问题，各级财政对精神卫生的投入占当年卫生总投入的份额较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业务用房和设备装备条件较差，不能满足精神疾病患者治疗需要。另外，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不同人群在医药消费领域处于不平等地位，仍有很多精神疾病患者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措施，看病就诊完全自费，因为经济困难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上述因素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普遍存在“以医养防、以药补医”的情况，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未完全到位，直接影响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
1.5 精神卫生事业缺乏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支持
近几年以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精神卫生工作支持力度，做出一系列的部署，尤其是国务院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卫生部等17个部门下发《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年）》更是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指标性要求。但我市至今还没有精神卫生工作地方性法规、政策，没有对精神卫生工作的规范化、规划性管理的条例、方案、意见出台，没有具体的法规保障措施来落实国家部署的精神卫生工作。我市目前急需尽快制订相应的法规、政策，以便依法、有序、协调地发展社区精神卫生事业。
2 对综合医院精神科开展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思考
按照国家新医改政策和要求，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目的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公众受益，社会福利最大化，社区卫生服务正在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开始转向社区医疗和预防保健，逐步建立“大病到医院、小病进社区”的医疗体系。面对这种趋势，为配合社会发展需要及提升市民的精神卫生保健意识，我院应抓住机遇，主动与社区服务机构沟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我院精神病专科的技术优势和先进设备的共享、医院管理与服务理念的传输，让社区基层群众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城市大中型综合医院的优质服务，形成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格局。为满足我市群众对精神卫生资源的需求，使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健康发展，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
2.1 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人才流动及培养机制
综合医院精神科首先应做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识别和处理常见精神卫生问题的能力，减少和避免误诊，有利于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其次，要建立大中型综合医院中高级职称医护人员下社区的制度，积极安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到综合医院学习进修，加快培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使人才流动及培养机制落实到实处，以缓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业人才不足的局面。
2.2 建立医院――社区一体化的精神疾病监管治疗模式
鉴于目前精神卫生资源不足，建议尽快建立综合医院精神科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接制度，由社区医生负责发现、报告各社区内的精神病例，由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对患者进行危险性评估，对确诊有肇事肇祸倾向的患者进行应急处理，符合收入院的患者及时收住院，治疗好转后转给社区进行康复治疗、随访管理。建立医院――社区一体化的精神疾病监管治疗模式，相互转诊，无缝对接，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连续、完整的优质服务，实现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患者三赢。
2.3 建立精神患者健康网络
建议医院成立了一支由科主任、护士长、资深医师、资深护士组成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小组，明确分工的基础上精诚合作。由科主任担任医疗顾问，负责健康咨询，为开展此项工作联系社区相关领导，并与社区签订合作协议书；由护士长负责具体安排及组织实施工作，准备相关资料，如调查表格、健康教育、宣传资料等。由资深医师、资深护士负责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在普及精神卫生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指导社区医务人员建立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病历档案，并进行信息化管理，根据具体情况制订出本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规划和措施。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中，通过健康网络的组建，大大方便了患者，减轻了家属的负担，能够让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早日摆脱疾病困扰，达到医院增加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的双赢效果。
2.4 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加社区服务的经费
目前，国家已将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政府应当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对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采取激励机制，来提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个体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首要的激励措施就是提高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水平，建议参照公务员标准执行。其次，调整医保报销政策，适当提高患者在社区卫生机构门诊就医的报销比例，使患者感到在社区卫生机构就医的实惠。第三，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由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购买社区卫生机构的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服务，使社区公共卫生职能尽快到位。
2.5 建立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制度和规范
我市精神卫生法制建设可以借鉴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初步构建与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工作保障体系，尽快出台《十堰市精神卫生条例》，使精神卫生工作有法可依，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和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合法权益[4]。在精神卫生条例中突出社区精神卫生的内容和作用，让人们认识理解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的重要性，为社区范围内开展精神卫生工作营造氛围与平台。
大力发展和完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是当前医疗改革的突破口，除了国家加大基层医疗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以外，公立大中型综合医院扶持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对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在我市城区中刚刚萌芽，需要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社会的支持，要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逐步构建起行政部门、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三级精神卫生医疗、康复、防治、健康教育为一体的完善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充分利用综合医院精神科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有效提高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建立精神心理疾病防御能力，改善和提高精神患者生活质量，营造安定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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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