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5 11:30: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fe operation of county economy from the problems of county economic in crisis, and describes the idea of building security systems of county economic operation from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improvin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enhancing executive power, building security system of industry, persisting in implementing brand economic strategy and other aspects.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县域经济；安全系统；思路
Key words: post-crisis era；county economy；security system；ideas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1-0012-02
0引言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一级处在宏观和微观、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县域经济不仅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是国家政策最直接最主要的操作平台[1]。
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使政府进入一个危机管理过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发展模式转型双重挑战，自2008年下半年始，我国绝大部分的县域经济迅速下滑，国内不少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下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2]，对于县域经济安全却甚少着墨，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如何保证县域经济危机时期的抗跌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平稳亦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也是本文分析的目的所在。
1县域经济运行安全内涵、存在问题及特点
1.1 县域经济运行安全内涵目前学术界对县域经济运行安全的概念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从涉及到经济安全的提法来看，有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借鉴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定义的思路，结合风险控制，本文认为，县域经济运行安全应该从静态和动态、时间和空间、从微观和宏观等层面进行阐述：县域经济运行安全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即在对外开放的环境条件下，县域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竞争的整体，能够最大程度上摆脱、抵御、降低和适应外在环境（如金融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等）、资源和技术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面对各种重大的外部风险和系统内部风险时具有较好的自适应调整和处理能力，整体经济（以骨干企业、主导行业和支柱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为内容）保持一种高质量的发展状态和长期的比较竞争优势，能够消除经济系统运行中的潜在不稳定因素而达到的一种经济状态。
本文认为，县域经济运行安全的涵义不宜泛化，不能将区域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都包括在区域经济运行安全系统中来，更不能将社会问题纳入分析的范围。县域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县域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在范围上、内容上都有较大差异，范围上，县域经济运行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构成主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内容上，国家经济安全更加宽泛，比如，国家经济安全更加注重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民族产业安全、外资并购和需求等问题，县域经济安全的内容显然不一样。并且，县域经济安全也不尽是产业安全问题。
1.2 县域经济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分析
1.2.1 县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贯彻落实的直接着力点 作为中央和省市管理县域事务而设置的下属权力机关，县域政府承接着中央、省市级宏观调控职能，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政策、计划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作为执行上级经济调节职能的区县级政府，要保证中央和省市级政府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把执行上级政策视为自身的一项基本职能，积极促进宏观调控和中观调控的衔接，以维持本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除此，县域政府还承担着提供地方公共品、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和地方性经济法规、塑造市场经济机制、弥补“市场失灵”等经济职能。
1.2.2 县域经济拥有基本完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我国的县域经济结构是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经济变迁所形成，是强制性和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结合的结果。在县域的范围内，经济活动涉及面相当广，从某种意义上说，县域的经济结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不大，是一个多层次，复合式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既涉及到生产领域，又涉及到非生产领域；既包括社会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过程，又包括农业（农、林、牧、副、渔）、工业、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既含有中央、省、地、县所属的多层隶属关系，从经济成分上看，又含有国有、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外资经济等；县域经济管理工作，既要管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统一组织，又要负责下属乡（镇）、村、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指导，一个区县的经济是诸多方面有机联系的整体。
1.2.3 县域担负的经济发展职责与拥有的权力失衡县域承担了发展经济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功能，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却是县域在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法律法规上的空间严重不足。面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县域经济存在许多体制机制上的矛盾：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如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价格改革问题、可持续发展与政府绩效考核机制问题）、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如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民间社会资本引入问题、垄断行业改革问题等）等。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县域政府经济职能部门均受制于制度和决策空间的限制。实行上下级政府间的放权让利，赋予县域经济职能部门更大的决策空间，实践扩权强区县、强乡镇是改革的一个方向，比如这次的省直管县改革。
1.2.4 县域经济体抗风险能力普遍较低我国县域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其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影响县域经济运行安全的因素比较复杂，风险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素养较低。职能部门对宏观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背景把握不准，对国家产业政策了解不多，对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没有深入研究、区域经济运行安全运行观念不够等，这些都造成了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被动和擎肘；其次是县域经济结构水平较低。从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主要拉动依靠各地工业园区。而各地园区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低水平下的同构现象。三是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与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有了很大不同，与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则有着更大的区别。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急速膨胀扩大，信息的流动规模和速度大大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深化，区域内外的经济联动性增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背景更加复杂，影响县域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增多，危机传递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在信息化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趋势愈加明显，国外企业通过合资、并购[3]等微观企业行为危害产业安全，金融领域、商品流通领域的任何变动都可以影响到区域经济安全[4]。除此之外，影响区域经济运行安全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制度非均衡方面[5]、金融开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6]等方面。
2县域经济安全系统构建思路
2.1 提高政府经济素质，强化政府规制，构建区域经济安全系统的第一环提高政府的经济素质是解决县域经济安全系统构建的首要一环。所谓较高的政府经济素质，即经济决策者及决策机构要具备充分认识和运用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能力，具备洞察经济运行机理及条件的能力，具备分析和处理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等等。提高区县政府的经济素质，专业化管理是唯一途径。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治理先进经验来看，专业化的政府管理机构是保证政府职能的高效发挥、政府决策科学的重要前提。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途径来增强政府的经济素质，内部途径是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素质入手，可以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人才引进、人才招聘、人才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现有公职人员经济素质，使得本区域首先成为人才的高地；外部途径则是充分借助外力辅助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在宏观调控决策中，可以采取建立专家委员会与企业家（行业）协会、吸纳民间智库参与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在保持经济稳定中的积极作用，使决策能够更加符合实际。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防止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提高区县级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及正确性。
县域政府规制在保障经济运行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规制是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市场经济主体作出的各种具有法律或准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引导、限制的行为和措施，包括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两大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规制主要是依靠政府资源的强制力和引导作用，通过运用法律、法规、规章等手段和措施来矫正市场机制内在缺陷，改善市场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贯彻国家意志，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必须加强法律规制建设，通过对区域内的重点产业，如房地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规制，强化产业政策导向，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健全产业预警机制[7]。
2.2 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增强执行力，提高调控质量，形成区域经济安全运行调控链加大对区域内重点企业、骨干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的长期跟踪监管。建立区域内经济运行先行指标和一致性指标系统，如区域内的企业家信心指数、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信心指数等，通过掌握和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企业的产品市场、企业的信用历史等，并以此为基础数据建立区域内企业信用评估系统，从而在域内形成企业发展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充分发挥地方财政对区域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从危机应对的实效来看，实施积极的地方财政政策，同样可以通过“加杠杆化”达到刺激经济尽快走出危机和调整结构的目的。可以通过由“直接投入”向“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投入”转变，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资金投入体系，主要以贴息、担保、风险投资等间接投资为主，以此带动银行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2.3 构筑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区域具体情况的产业安全体系，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形成区域经济运行安全屏障构筑产业高地。一是区域的中、长期产业规划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有一批具有前沿性、先导性、高端和高质等特点的产业，能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具备长期的竞争优势，战略产业的规划和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具备内在的升级动力。我国区县产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长期的结果，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没有经济驱动力这一过程几乎不可能实现。较长时期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掩盖了很多矛盾。产业结构的优劣重要表现应该是具备内在升级的动力，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能够在项目上、产品上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形成特色产业集聚地。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坚持产业的集约集群发展，做大、做强、做优区域内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区域内形成若干个资本密集型和特色支柱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路径，也是降低区域内经济运行风险的重要保障，这次金融危机应变中“浙江式拯救”和“诸暨模式”充分印证了这点。
大力推进企业转型，着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企业是县域经济微观运行主体，重点企业、骨干企业是维系区域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机对企业转型形成了倒逼机制，新的发展环境下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开展低成本并购，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企业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进一步提高企业组织和管理竞争力；鼓励和加强自主创新，大幅度提升企业竞争力；大力开展市场创新和企业经营战略创新，促进企业尽快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从“多元化”向“归核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取胜”的战略转型，全面提升企业市场和品牌竞争力；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企业家素质和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大幅度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竞争力。
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金融危机中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除了机制体制等深层次原因，县域金融生态建设滞后，县域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弱化也是重要因素。
2.4 坚持在外开放中构筑区域经济运行安全体系，实施区域品牌经济战略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力度。金融危机确实给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外资依存度高的区县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不能因为出口受到影响，就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2009年4月1日在《求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内需。我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可持续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县域经济完全没有必要放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应该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落脚在如何利用好区域内外、国内外两个资源市场，如何提高资源转换率上。积极实施区域品牌经济战略，增强区域经济运行安全系数。注重品牌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和民营品牌，本身就是一种增强经济运行安全的重要手段。品牌经济是区域经济实力的具体反映，品牌经济直接反映了区域经济运行质量与科技含量的水平，品牌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发展区域品牌产品，还包括形成独特的产业集聚地、企业家文化和组织管理模式等，如青岛拥有海尔、双星、澳柯玛、青岛啤酒、海信等国内知名品牌，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横林的强化木地板等，均给当地经济运行按上了一道“保险杠”。
3结语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县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将愈加激烈，面对的问题将更加复杂，经济发展环境也越来越不确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改革和调整将成为今后县域经济调控的重点，如何保证县域经济运行安全是本文认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县域经济安全运行是一种状态和能力，体现为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和经济的发展能力，是动态的区际比较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也是为了维持区域经济整体安全状态和能力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构建区域经济运行安全系统应该从宏观决策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入手，以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力形成区域经济风险抗御网。
参考文献：
[1]胡俊斌，张波.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中旬刊，2009，8（004）：35-36.
[2]江涌.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当前改革紧迫性课题，2008.
[3]马建春，陈华.跨国并购管制与国家经济安全：西方经验做法及对中国的启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27（008）：125-130.
[4]江涌.国家经济安全应成为当前改革紧迫性课题.法制日报，2008，6.
[5]王学人，张立.产业安全问题制度非均衡成因探讨[J].求索，2005，（004）：18-20.
[6]郑新立.高度重视产业安全的监测预警和对策研究[J].中国国情国力，2006，（008）：7-1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 area economies relates to building well-off society comprehensivly and socialistic new country. This paper sums up related theories of evaluation on county area economies, builds up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unty area economi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f evaluation giv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Qinhuangdao's counties, and accordingly brings out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developing county area economies in Qinhuangdao.
关键词:县域经济;评价;秦皇岛;对策
Key words: county area economy;evaluation;Qinhuangdao;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9-0032-03
0引言
我国是非城市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农业大国,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进入新世纪以来,生产要素和人员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更加紧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但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乡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经济单元[1]。对县域经济的评价有助于人们了解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并依此制定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1县域经济发展评价相关理论研究
1.1 县域经济发展评价属于系统评价的范畴系统评价是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基本处理方法,也是系统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系统评价的基本方法指的是应该把所研究的对象当作系统来分析,对分析结果加以综合后所产生的就是系统设计,然后再对这个系统进行评价[2]。根据系统评价的目的和对象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评价模型和分析方法。一般采用的评价模型有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定性模型与定量模型、确定性模型与模糊数学模型等,评价方法有关联矩阵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份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
评价指标是系统评价的基本要素,是反映评价对象性质的要素。指标体系是被评价对象系统的结构框架,是有特定秩序的评价指标集。评价指标名和指标值是评价对象质和量的规定。
县域经济发展评价的对象是县域经济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包括影响其发展的县域内部诸因素和外部诸因素。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评价问题,一般采用线性加权模型对其进行评价。线性加权评价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Y=β1y1+β2y2+…+βnyn
上式中, Y表示一个评价指标,其下级指标集为(y1,y2,…,yn),βj为指标yj的权重。
1.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对复杂系统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2.1 显示评价对象特征的原则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标识。评价指标要以反映评价对象特征为原则,才能设计出揭示评价对象内部特性的评价体系。县域经济是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有机结合,具有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指标设计应区别于一般的城市发展评价指标,要全面反映县域农业水平、城镇化率及工业、服务业发展水平。
1.2.2 可比性原则我国各个县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程度、发展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指标要尽量选择可比性较强、能体现县域经济共有特征的指标,使指标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横向可比性是指不同县域之间可比,纵向可比性是指同一县域历史数据之间可比。
1.2.3 全面性和完备性原则全面性是指指标体系要尽量涵盖评价对象系统的每个方面。完备性意味着指标体系的信息量既必要又充分,多一个指标就会造成信息的重叠,少一个指标就会造成信息的不全面。
1.2.4 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相结合原则系统的运行过程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就要以动态的指标反映;相对于较长时间,一个较短时间段内的累积性指标就属于相对的静态指标。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需要有静态指标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动态指标反映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活力。
1.2.5 可行性原则对于定量指标,尽可能选择现行统计报表中可以取得的资料,至少能容易计算或变换,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对于复杂问题的评价不可避免地采用定性指标,要以合理、详细的评价标准来保证定性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1.3 建立准完备性评价指标集一个性能良好的评价指标集Y=(Y1,Y2,…Ym),根据数学中一些特殊集合定义的特点和测量论的原理,应具备下面一些基本性质[3]:(1)Y的各元素之间是相互独立且互不相容的;(2)wi到G是单射的,其中wi为指标值,G为总指标;(3)不存在yi0∈Y,使Y-{yi0}仍然满足(1)和(2),也就是说,Y中没有可有可无的指标。同时满足(1)～(3)的Y称为是准完备的。
尽管在指标体系建立时考虑到了指标完备性的原则,但由于评价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内部各部分的紧密关联性,使得指标体系的设计一般达不到完备性的要求。为了使指标集达到准完备性指标集,通常需要运用数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因子分析法的核心思想是将相关性较高的指标分在一类中,用一个因子代表。因此因子数量远远少于指标数量,因子之间互不相关,因子具有可解释性。因子的可解释性是指因子具有一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是隐含在指标中的潜在的意义。
2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对县域经济系统的分析,并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本文设计了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为县域经济发展状况,二级指标为经济发展现状(A1)和县域经济发展活力(A2),两个二级指标下设三级指标10个:人口因素(A11)、区位因素(A12)、经济实力(A13)、产业结构(A14)、政府能力(A15)、经济发展速度(A21)、产业结构调整(A22)、二元结构调整(A23)、政府财政能力(A24)、就业活力(A25),三级指标又下设四级指标27个,见表1。
3秦皇岛县域经济发展评价
为了进一步明晰秦皇岛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选择了唐山市所辖的八个县域与秦皇岛四县做比较分析。此次实证分析包括12个县:秦皇岛所辖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抚宁、昌黎和唐山市所辖的滦县、滦南、乐亭、迁西、玉田、唐海、遵化、迁安。
指标数据的来源有:《河北经济年鉴 2006》、《河北经济年鉴 2004》、《秦皇岛统计年鉴 2006》。
应用SPSS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数据进行融合,拟建立准完备评价指标集。依据因子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因子。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准完备评价指标集包括五个因子,分别表示为fac1_1、fac2_1、fac3_1、fac4_1、fac5_1。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准完备评价指标集包括四个因子,分别表示为fac1_2、fac2_2、fac3_2、fac4_2。因子得分模型为:
faci_1=α1X1+α2X2+…+α16X16 i=1,2,…5
faci_2=α17X17+α18X18+…+α27X27 i=1,2,…4
其中,α1、α2、…、α27为因子得分距阵中因子所在列和指标所在行交叉位置的数值,可以认为该值是指标对于因子的权重。
此外,依据因子高载荷指标,对因子进行了命名。因子命名、得分和排名情况如表2和表3所示。
4秦皇岛县域经济发展分析
从上面的实证分析看,秦皇岛各县的发展既有优势方面,也有劣势方面。秦皇岛各县在医疗卫生、政府能力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等方面,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而在经济实力、产业结构调整和二元结构调整方面都相对落后。下面针对各县具体的发展现状和比较优势,提出各县相应的发展对策。
4.1 青龙满族自治县发展分析及对策青龙地处山区,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2%,农村贫困人口多,经济发展起点低,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落后行列。在上面12个县的比较分析中,经济实力因子(fac1_1)排名第12,收入和人口结构因子(fac1_2)排名第12,结构调整因子(fac3_2)排名第10,这些数据进一步揭示了青龙县经济底子薄、发展速度慢的发展劣势。针对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4.1.1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积极探索“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实行订单生产,以及农民利用土地、产品、资金入股等多种形式,以龙头企业、企业集群、中介组织机构带动和组织农民以较低成本进入市场,县域政府要协调好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帮助企业解决好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解决产品销路问题是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青龙县要抓住区位优势,积极开拓市场。青龙县紧邻东北地区,是秦皇岛市抢抓东北振兴机遇的前沿,有“近水楼台”的地缘优势,东北市场是青龙产品销售的重要市场之一。秦皇岛市的港口优势明显,青龙要利用好秦皇岛港口运输优势,大力发展出口贸易,打开国际市场。另外,承秦高速公路项目将在2007年年内开工建设,该项目三个规划方案都将途径青龙县所辖的村镇,承秦高速公路的建成将成为青龙县产品进入承德地区的一条绿色通道。
4.1.2 以农业产业化模式,大力培育特色产品和特色品牌青龙的特色农业产品有灵芝、枸杞等中药材,有松蘑、肉蘑、滑蘑等食用菌,有板栗、核桃、杏仁、苹果等果品。其中,青龙板栗是“京东板栗”的代表产品,产品远销日本,“龙富”牌红富士苹果、“龙女”牌山杏仁被评为河北省“名优农产品”。此外,据2005年数据显示,青龙县全县饲草总储量27.5万吨,载畜量可达90万个羊单位,发展畜牧业潜力巨大。青龙县要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整体布局,长远规划,稳步发展好畜牧、林果、中药材三大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改变县域经济的面貌。
4.1.3 大力推进工业强县战略,坚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科学开发矿产资源青龙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全县有金、银、铜、铁、锰、重晶石、石英石、花岗石、大理石等40多种矿产资源。青龙县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矿产资源,立足传统工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深加工项目,搞好与发达地区的产业对接。县域政府要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在技术上和资金上鼓励企业采取节能增效、防污减排的技术和方法,保证在矿业发展的同时环境不受污染。
4.1.4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当前青龙县要积极培育现代服务业中的贸易服务、物流和教育培训产业。贸易服务业和物流业主要服务于产品的销售和运输,教育培训业主要是培训企业家和农民,以提高企业家素质和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
4.2 昌黎县发展分析及对策昌黎县地理位置优越,有不少旅游观光景点,产业基础也相对雄厚,有些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然而,在上面的实证分析中,昌黎县的政府活力因子(fac2_2)排名比较靠后,近三年单位GDP地方财政支出和收入增加值分别为0.0213元和0.002元,这个值就是在秦皇岛四县中也处于较低的水平。针对昌黎县,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4.2.1 提高政府财政收支活力县政府资金收支不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无法启动,必定影响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升级的步伐。昌黎县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①争取上级资金,对于项目的建设要积极取得上级支持;②借款贷款搞建设,现在国家开发开行等一些银行都愿意投放一些长期基本建设贷款,县域政府在保证贷款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向银行借贷款;③县级金融机构吸收的储蓄和县级税收收入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以缓解县级财政压力。
4.2.2 继续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继续坚持工业园区建设,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自主创新科研机制昌黎县支柱产业干红酿造、粮油食品加工、海水养殖、蓄牧业、高效种植业、市场商贸业、旅游业、冶金建材业支柱产业都是朝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集群化发展模式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2005年昌黎县相应于干红酿造、粮油食品加工、海水养殖、缝纫机零件加工等产业,确立了“一区六园”的园区建设模式。“一区六园”即经济开发区,含黄金海岸生态工业园;东部工业园重点发展成为以干红酒为主的轻工业园区;西部工业园重点发展以冶金铸造业为主的工业园;缝纫机零件工业园重点发展成为以机械精密件产业为主的机械制造工业园区;还有中部重化工业园和南部工业园区。2006年,昌黎经济开发区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核,正式命名为“河北・昌黎工业园”,成为省级工业园区,进一步增强了昌黎县建设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企业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科技研发就显得尤其重要。像粮油食品加工业、冶金建材等行业,都要以最新的生产理念、生产技术为导向,不断升级产品。重点大型企业更要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对于冶金建材业,要努力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积极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同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4.2.3 品牌战略目前,昌黎县几大产业的发展势头强劲,然而除了干红酿造业,其它产业中并没有十分耀眼的品牌形成。昌黎县要在发展重点产业的同时,抓住重中之重,培育产业中的强企业和强品牌,提高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品牌创县域知名度,又以县域知名度创更多的品牌,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
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4.2.4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昌黎县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顺应了秦皇岛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方向。秦皇岛市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都较好,有条件成为次区域中心。打造服务型城市,与唐山、沧州沿海重化工区域错位互动、协调发展,这不仅是秦皇岛市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城市特色的发展战略,也是把环渤海区域打造为新的增长极的战略需要。昌黎县产业基础较好,沿海环境好,要配合秦皇岛市建立现代服务业中心的战略加强自身建设。昌黎县要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大力发展贸易服务业、物流业、教育培训业、网络传媒业、会展业以及新兴的咨询服务业等。
4.3 抚宁县发展分析及对策当前,阻碍该县经济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与秦皇岛四县和唐山八县相比,人力资源因子(fac4_1)排名较差,每万名乡村从业人员拥有技术人员人数少,人力资源缺乏;二是,主导产业不明确,产业区域特色不明显,产业关联度低,县域经济发展缺乏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三是,县域城镇化水平低。基于抚宁县经济发展现状,提出该县发展对策:
4.3.1 大力引进人才,定期请域外农业技术人员、企业家亲临指导,挖掘县域特色农业,加强产业关联度,进一步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该县已初步形成了玉米的产加销产业化和生猪的产加销产业化。当前要进一步扩大产业化的规模,发展玉米产业和生猪产业辅助产业,双向延长产业链。抚宁县循环经济绿色产业链示意图如图1。
抚宁产业化发展要多方吸纳外部资金,实行招商引资,不断建设新项目、规划新项目,积极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一方面引进他们的资金,另一方面引进他们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不断给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4.3.2 着力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抚宁县要加快水泥、造纸、煤炭等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要依据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规划,选择引导企业通过联合、购并和资本经营等手段,对资产存量进行再配置,充分挖掘现有资产的潜力,走集约化生产的路子,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和大企业,加快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的步伐。
4.3.3 坚持工业园区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据县城乡建设规划处提供的数据表明,到2005年底,抚宁县城镇化率仅为18.5%,远远低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全县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推进城镇化进程一是要高度重视城镇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二是以工业园区建设带动城镇化。工业园区建设是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载体,因为一个园区就是一座小城镇,随着园区的建成,就会形成数量庞大的工业人口,需要有与其配套的生活服务,必然推动城镇化进程。
4.4 卢龙县发展分析及对策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卢龙县的弱项在于政府能力因子(fac2_1)和结构调整因子(fac3_2),这两项的排名分别是11名和12名。这两项指标反映了当前卢龙县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足,财政缺口较大;县域产业结构急待调整,二元经济结构急待改善。改变这两项指标的关键和核心在于农业产业化。另外,卢龙县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急待调整。促进卢龙县经济发展对策有两个:一是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实施招商引资;二是加大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
4.4.1 加快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实施招商引资目前,卢龙的甘薯产业已初具规模,要继续做大做强甘薯产业,突出县域特色。要建立甘薯产业生态工业园区,进一步完善甘薯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广开门路,吸引国内外优秀企业进驻。要双向延长甘薯产业产业链,积极研发利用甘薯生产罐头、醋、酒、果脯、果酱、糖化代乳粉、糖、香酥片、饮料、酒精等一系列产品的制做工艺。
4.4.2 卢龙县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急待调整相当长时期内,该县水泥、陶瓷、机械、化工、采矿等传统工业粗放经营、低效运作,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企业污染物的排放使得农村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工业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的产品基本是初级产品,产品附加值低。针对这种现象,县域政府要从长远来看,进行整体规划,对没落企业实行改造转产。也许企业改造的当时会对县域经济总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长久来看,必定会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县域整体竞争力起到促进作用。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途径。发展县域经济要从县域实际出发,以理论为指导,制定适于县域特色的发展战略,尽快使县域经济的发展步入科学、快速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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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 城市定位 选择
一、概念界定
本文引入了城市定位和县域经济发展两大概念，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形成了较成熟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认识到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定位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城市定位
城市定位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关于城市定位的内涵，国内诸多学者通过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
青岛行政学院的刘文俭教授认为，城市定位是制定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战略的内容，通过分析城市的主要职能，揭示某个城市别于其他城市本质的差别，创新个性化的城市形象，抓住最基本的特征，引领自身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和竞争的位置等。
姚贵库、王广斌（2005）在刘文俭教授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定位指城市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生活消费习惯及其动态变化，确定自身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竞争的位置等。
运迎霞、常玮（2005）则认为城市定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坐标系统中综合地确定城市的坐标，并进行了坐标系确立。
张登国（2007）对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有着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城市定位就是指在分析和调查城市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的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方向及经济结构布局进行规划的一个过程，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差异性、权威性的原则对城市特色的升华，是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和核心价值的过程。通过城市定位，一个城市可以明显区别于竞争对手，充分表现城市的个性。
综合上述观点，我认为城市定位是指城市规划决策机关根据城市自身发展条件、竞争优势等，全面深刻地分析事关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及相互作用基础上，科学地筛选城市定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合理地确定城市在一定区域内发展的基调、特色和战略的过程。
通过此概念可以得出城市定位有以下要素：（1）城市定位的主体是城市规划决策机关，属于城市整体规划的重要内容；（2）城市定位的先决条件要充分了解城市自身现实发展条件及优势劣势；（3）城市定位不是将城市孤立于发展大坏境中，城市定位都是针对该城市在一定的区域内的定位，可以是世界的，也可以是国内的，甚至是相对较小的一块区域内。（4）城市定位的目标是确定适合该城市发展的基调和战略，并推动城市发展。因此对于城市定位的了解不应只局限于城市应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定位一个系统化的过程，这个系统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因素。
（二）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所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由县级政权领导，在服从国家宏观管理的前提下，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发展”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在此取“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的含义。在县域经济的评价中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指标，甚至将其等同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过程诸多矛盾的暴露，我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区别，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这一概念既包括县域经济增长，还包括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进步。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查尔斯・P曾经比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如人的增长和发展，增长只包括身高和体重等外在量化指标的变换，而发展则还包括体质和协调能力的增加、个人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个人向外界学习能力的提高等。
因此，综合来看，县域经济发展指的是县域范围内经济的整体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经济量的增长，或者说是通常意义上的GDP的增加，是县域经济的物质基础；（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县域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县域内的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发展含义的更好层次是实现人的思想、观念、心理和行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定位的选择所存在的问题
（一）脱离地区发展实际
正确地县级市城市定位取决于县级市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的软环境与硬环境、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条件的形成有一个积累和提高的过程，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城市正确进行定位的前提。
（二）缺乏连贯性，造成严重资源浪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县域经济能力的提高，城市定位适时调整是合理地，但切忌随意变动，特别是根本性地变动。因为每一次城市定位的选择作为一次政策导向都会伴随着发展资源的大规模倾斜，频繁地更换经济发展重心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更会动摇本地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无自身特色，盲目模仿，反复无常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特色，都由该城市自身发展的软环境与硬环境和优势与劣势决定，因此城市定位必须凸显自身城市特色，不能因为周边城市发展较好就盲目学习从中和全盘借鉴经验，甚至模仿其发展模式，这样既会加剧在资源需求和供给上的区域竞争，也不利于本城市长远发展。
（四）经济开发区规划超前，重形象工程
成立经济开发区的本意是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其规划建设要符合实际需要和发展现实。形象工程以突出塑造、经营、系统性为重点，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分形象工程将严重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对本地区发展实际认知的肤浅、对城市发展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五）主导产业不清晰，产业特色不明显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是指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支配地位，比重较大，综合效益较高，与其它产业关联度高，对县域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大，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的产业。明确主导产业对于集中优势发展本地经济具有指向性作用。但如果没有明确适合自身发展的主导产业，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不明晰，那就不利于资源重点倾斜和投入力度倾斜，造成“面面抓，面面弱”的困境。
三、城市定位选择的原则与解决思路
1.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应从自身实际出发
城市定位一定要客观分析和准确预测影响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据此提出同步的定位目标和发展目标，不根据城市发展的条件，定位目标过于超前将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在没有详细分析和科学预测自身环境条件的前提下，就会导致城市定位不切实际，过分强调县域经济发展的素质、环境和品质，丧失了发展机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浪费，最终导致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失败和边缘化。因此，城市定位应充分了解本地资源优势，从自身实际出发，明确发展重点，并一以贯之。
2.政府应转变观念，重视城市定位与发展战略
科学的城市定位是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定位的实质是确定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从战略上来说，正确进行城市定位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同时县域经济发展又可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定位的联系来说，科学定位，合理规划是本地经济脱颖而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核心的关键。所以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定位的重要性，把城市定位与本市经济发展战略放在重中之重，正确处理城市定位与各发展内容之间的关系，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从资源、产业、环境和区位优势出发，实现合理城市定位。
3.应调整产业结构，确定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状态。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整体素质，既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又可以带动一大批关联产业的发展最终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4.统筹城乡发展，平衡发展差距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这就要求要把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县域经济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县级政府应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特别不能因为经济开发区的选址位于某镇（街道）而忽视了其他乡镇（街道）的协调发展，这对当地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5.重视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生态建设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样的高度，体现了加强生态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因此，一定要把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现实下，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而且可持续发展赋予了人与社会新的内涵。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必须进行投融资体制创新，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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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变率偏差度；贡献率；弱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38-04
2000年以来中原城市群中县域人均二、三产业总值迅速增加，2007年与2000年相比增幅最大的栾川县达9.73倍，年增长率近38.4%，增长幅度最小的获嘉县也达2.12倍，年增长率为11.2%。但是，同期各县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的下降趋势（通许县、舞阳县所占比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中原城市群中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吸纳的影响及不同县域经济增长对“转移”作用的强弱差异如何现有文献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本文设计采用了变率偏差度和贡献率两个指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一、文献回顾
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与都市社会的转变是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不断转移到二、三产业，从乡村不断迁居城镇的过程中实现的。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国外比较经典的模型（吉佛的引力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等）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与机制；国内则多是在国外经典模型的基础上研究集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动因和障碍方面（经济增长对“转移”影响强弱的比较分析未见文献内容）。从经济的角度高国力（1995）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陈吉元、胡必亮（1993）提出的三元经济结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与障碍；赵耀辉（1997）、朱农（2002）讨论了个体特征的差异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蔡（2001）、李培林(2001)研究了制度因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白云涛和甘小文（2005）建立的动态博弈模型综合讨论了不同因素的差异影响［1，2，3，4，5，6，7］。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
在现代工业与都市社会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入手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都不可能抛开经济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从宏观层面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差距及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从微观层面看，劳动力个体希望在收入、生活、子女受教育等方向得到改善。
欲望是导致转移的直接动力。美国社会学家吉佛1946年提出的“引力模型”表明：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方向是从农业劳动力较多的地区转向农业劳动力较少的地区，从工资较低的地区流向工资较高的地区。由赫伯尔1938年提出，20世纪60年代初广为流行的解释劳动力个体转移成因的“推―拉”理论，描述了移出地的消极因素形成的“推力”和移入地的积极因素形成的“拉力”，移出地与移入地在收入、生活、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现实差距形成的“推―拉力”是导致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动力；现实差距愈大，形成的“推―拉力”越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欲望就越高。发展经济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型描述（最早由著名的经济学家A．刘易斯1954年提出，后经拉尼斯―费景汉补充得到进一步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驱动力是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城乡实际收入及预期收入的差异，差异愈大驱动力愈强［2.3.4］。白云涛、甘小文利用建立的动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因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动因；程明望、史清华利用建立的静态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表明：农村劳动力以受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转移行为；孙书安、曹殿立等在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时利用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结果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排在第一位［7.8］。
以上理论与研究都说明了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影响。显然，只有经济的不断增长（主要是二、三产业发展及其所带动的城市化）提供更多或更好的就业岗位，劳动力转移的目的（谋取更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条件）才能实现。
三、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比分析
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同区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为了便于分析判断中原城市群中县域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吸引转移作用的强弱，先期分析采用归一假定：县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动完全是由其二、三产业的增长引起，其他区域的影响不计。
（一）变率偏差度
变率偏差度是衡量某一区域二、三产业的发展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动之间关系的指标，其表述为：变率偏差率（B）=Yi/Yj×Xi/Xj-1
其中，Yi、Yj分别表示i、j年人均二、三产业总值，Xi、Xj分别表示i、j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值。Yi/Yj是j―i时段人均二、三产业总值变动率，其值愈大，说明时段内增长愈快；Xi/Xj是j―i时段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变动率，其值愈大，表明时段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小愈少。
变率偏差度的值表达的内容是：(1)B值大于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幅度大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幅度，二、三产业的发展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减少的影响相对较小，数值愈大，影响愈小；(2)当B值等于零时，二者具有确定的增、降幅比例关系，二、三产业的增幅越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幅度越大；(3)当B值小于零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的作用具有乘数效应，二、三产业的增长将迅速转移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越远离零值，乘数效应愈显著，转移数量越多。随着现代工业与都市社会的逐步确立 ，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不
数据来源：根据2001年、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断缩小，富余劳动力净流出量逐渐降低，最终劳动力城乡转移将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此时，B值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量减少的描述将失去意义。
表1数字显示，城市群中47个县域的变率偏差度都大于零，这表明分析时段内其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吸引转移影响均较小。虽然如此，从各县域B值的不同仍能看出其经济影响大小的差异。巩义市、偃师县、辉县市、新乡县、兰考县吸引转移影响相对较大，而栾川县、伊川县、修武县、武陟县、宜阳县则相对较小。
（二）贡献率
变率偏差度（B）反映了一定区域内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动的影响大小，而贡献率（G）则能进一步反映其作用的强弱程度。
贡献率是某一区域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少作用强弱的度量指标。其表述是：
贡献率（G）=1-Xi/XjYi/Yj
数据来源：根据2001年、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贡献率的值表达的内容是：（1）当G值大于零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减少有促进作用，G值越大其作用愈强；（2）当G值等于零时，说明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减少无明显作用，此时，劳动力转移处于动态平衡状态；（3）当G值小于零时，表明二、三产业的增长不仅没有起到减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作用，反面增加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
表2中的数值及位序排列显示，中原城市群中47个县域的G值都很小，最大仅为0.172（巩义市），说明总体吸引转移强度都较弱。相比较而言，二、三产业的增长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减少作用相对较强的是：巩义市、偃师县、辉县市、新乡县、兰考县；而通许县、舞阳县不仅没有总量减小农村富余劳动力，反而增加了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
（三）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强弱再分析
中原城市群中47个县域二、三产业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吸引转移的影响及强弱对比分析，建立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动，完全是由各县域二、三产业的增长引起的归一假设前提之上，之所以有如此假设是因为：经济因素是第一动因，而制度、劳动力个体特质差异、科技进步等可以作为影响经济发展和收入的隐性因素间接影响劳动力的转移不做讨论。
劳动力转移距离衰竭规律揭示了某一区域二、三产业的增长所需劳动力首先来自域内，对本区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强吸引作用，同时该规律也表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会受到其他区域的吸引。不过，若在劳动力吸引转移作用因素集中计入外区域的作用量，则中原城市群中县域经济的影响大小及强弱都将进一步降低，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转移弱作用特征更为明显。
（四）二、三产业增长的弱作用原因
造成县域二、三产业增长弱作用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许昌五县一区及巩义市等县域的调查显示，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企业改制加快，中原城市群中的9个省辖（管）市，累积了一定数量的下岗工人及新增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市场现状造成了原移出的农村劳动力回流量的增加；同时，县域内二、三产业规模企业较少，各类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弱、成长慢、劳动力就业缺口小限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在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同类产业竞争的加剧，促使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转变，企业吸纳文化技术素质相对偏低的农村劳动力的空间在不断缩小。第三，我国改革开放优先发展区域（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等）经济结构的升级形成的用工筛选作用及“双转移”政策的实施，不仅造成了先前移出劳动力的回流，同时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 “打工”的欲望，减小了异地移入的量。
第四，统一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体系的缺失增加了“移出”的盲目性和反复性，形成了外出就业短期行为特点，减弱了经济发展的长效作用。
第五，县域二、三产业的发展用工所吸纳的大部分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及外出打工的回流人员，这也是造成二、三产业的迅速增长不能进一步吸纳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中原城市群中各县域二、三产业的发展与域内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转移就业现状之间的对比分析中，文章得出了二、三产业快速增长与农村富余劳动力低度转移就业并存的结论。虽然，数据显示各县域吸引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强弱有别，但总体吸纳转移作用都较弱。基于以上结论，建议：
第一，从整体系统的发展观看，中原城市群中因各县域所占有的影响其二、三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差异，故今后在解决弱作用问题的过程中，对不同县域应区别对待。吸引生产要素净流入的高势能区，重点是增加二、三产业的总体规模，对新增项目在充分考虑经济、生态环境效率的基础上强化政府在项目审批过程中针对就业影响的论证，努力提高项目投产后的社会效益，使高势能区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定居之地。在生产要素净流出的低势能区，其发展的重点是培养输送具有一定技能的高素质的劳动者。
第二，无论是高势能区，还是低势能区都需要建立适度压迫式的包括政策制度、技能培训、服务保障三位一体完善的劳动力就业体系；同时积极整合土地资源，加快实现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综合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
第三，产业的整合与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农村劳动力的选择吸引在不断增强，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素养较高的劳动者越来越成为转移就业的首选目标；而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程度不仅受到家庭对教育的认知水平及家庭经济实力的影响，更要受到社会所提供“教育机会”的影响；想尽办法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增加教育机会，努力提高义务教育的层次增强文化素养，是未来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保障。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07240045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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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银行；关系贷款；核心存款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71-04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经济结构、功能比较完善，产业类别比较齐全的区域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发展对我国高速发展的县域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目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支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国外经验来看，设立社区银行是解决农业资金支持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县域社区银行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县域社区银行发展的可行性
社区银行就是从当地住户和企业吸收存款并向当地住户和企业提供交易服务的金融机构[1]，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资产规模不大，二是在有限区域内服务和运营，三是属于现代商业银行，四是具有独立性，即自主决策权。发展社区银行，有助于减少县域信贷资金外流；有助于引导、规范民间借贷，促进其向正规金融转化；有助于促进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业领域，减缓“房贷”的增速。因此，在我国县域经济体系中，探讨县域社区银行设立的可行性尤为必要。
在我国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中，主要包含农村信用社、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邮政储蓄银行分支机构、地方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合作银行等）。而在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虽然银行种类很多，但农村信用社一直是资产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工作人员最多，与农户联系最紧密的县域金融机构。从机构网点情况看，2007年全国共有12.4万个县域金融服务网点，其中县域大型商业银行机构网点数为2.6万个，从业人员为43.8万人；中国农业银行县域网点数为1.31万个，占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的10.6%；农村信用社县域网点数为5.2万个，占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总数的41.5%[2]。
（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国有银行在县域经济中的逐步退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和“三农”等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支农情况看，截至2007年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余额13 998亿元，农户贷款余额达到11 618亿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1 884亿元，农户联保贷款达到1 137亿元。获得贷款支持的农户数达到7817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2.8%，占有贷款需求农户的60%，受惠农民超过3亿人。
从社区银行的特征来看，农村信用社县级联社最接近社区银行。一是资产规模因县域经济总体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规模不大，在几十亿至几百亿元之间；二是在有限区域内服务和运营，主要是在当地县域范围，虽然上级行业管理机构（市级办事处、省联社）对多余资金可以跨地区调剂，但也需要取得县级联社同意，且一般都是有偿使用。三是县级联社属于一级法人，具有独立性和自主决策权，具有信贷产品决策权。四是正在向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目前按合作制原则管理。合作制具备四个不同于一般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自愿性、互助共济性、民主管理性、非赢利性，所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还不完全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标准，主要是股份制改造还不彻底，但和商业银行一样，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开始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
（二）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发展情况
1998年后，随着商业化改革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国有大型银行大规模从县域、农村撤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特性使其不愿承担巨大贷款成本，而从县域经济大量退出，且县域设立的国有商业银行都是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随着流程银行的发展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扁平化管理，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对作为主营业务的贷款业务，仅有建议权、推荐权，而无审批权，不符合社区银行特性，也不会成为区域性社区银行。
就目前状况来看，邮政储蓄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属于由原来的纯储蓄机构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初级阶段，受到资本充足率、风险防控能力、员工专业技能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一些商业银行的正常业务还受到严格控制，小额贷款虽然快速增长，但占比依然很低。就将来发展状况来看，股份制改造并择机上市的长远规划使其向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模式转变，如中国农业银行模式，虽然其县域分支机构将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可以成为服务于县域社区的国有大型银行分支机构，但依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县域社区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城市信用社逐批改制、组建而来，至今全国已有147家，遍及除以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截至2010年末，城市商业银行资产78 52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8.3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部分受地域限制，资产规模不大，大部分在500亿元以下，属于中小银行范畴。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是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以城市经济为依托，在市区范围内经营为主，虽然近几年有发展到其他城市和下延到县域设立分支机构的趋势，但由于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将其定位为中小银行，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为主，而且其经营管理水平、风险控制能力、市场影响力也无法在短期内达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水平，横向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纵向发展到县域也是采取股份制银行的策略，仅选取经济发达的县（市）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0年底，河北省县域城市商业银行43家，覆盖率仅32.2%，全部为不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分支机构，所以城市商业银行更适合建设成为以市区为主要经营范围的社区银行，而不适合打造成为县域社区银行。
（三）县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情况
“2006年12月21日，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机构蓬勃发展。截至2009年末，我国共有172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48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6家。已开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69亿元，贷款余额181亿元，其中农户贷款65.5亿元（5.1万农户），小企业贷款91.2亿元（0.5万户），分别占贷款余额的36.2%和50.4%。根据银监会规划，2011年末要在全国35个省（区、市，除外）设立1 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 027家”[3]，约占90%的份额。目前村镇银行大部分设在县城，根据银监会有关规定，设立10家以上村镇银行的主发起商业银行，可以在中心城市设立管理总部，但总部不能从事金融业务，设立30家以上村镇银行的主发起商业银行，可以探索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总体上讲，村镇银行是真正意义上的“小银行”，县域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300万元，在乡镇设立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100万元，属于一级法人，是为当地农户或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商业银行，在工作效率、服务态度、贷款审核条件、利率决定机制等方面具有高效、灵活的特点。所以县域村镇银行符合县域社区银行的条件，可以考虑纳入县域社区银行来规划和发展。但由于国外金融机构逐步进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可能出现非本国公民控股的村镇银行，如中国银行目前就与淡马锡控股子公司――富登金融控股公司开展设立村镇银行的合作。
二、国外社区银行发展情况及借鉴
国外银行业中的绝大部分银行是中小银行，而这些规模较小的“银行绝大部分属于社区银行，大都是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运营、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如在美国，45%的银行资产规模不足1亿美元，48%的银行资产规模介于1亿美元～10亿美元”[4]，截至2004年，美国银行业中，93%（超过7 000家）的银行可以被划为社区银行，而仅7%的银行被认为是大银行。形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而社区银行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支持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例，平均来看，社区银行资产中的81%~86%是由小企业存款形成的。
（一）国外社区银行发展优势
第一，经营效率较高。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研究在国外已开展多年。1987年，伯格、汉威克、哈暮夫雷认为，资产高于1亿美元时，银行通常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问题。1989年，劳伦斯提出总资产少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具有规模经济性。根据2004年的数据，小型社区银行盈利资产回报率是5.65%，中型社区银行的盈利资产回报率为5.73%，而大银行的盈利资产回报率仅为4.82%。这说明社区银行的经营效率要远高于大银行。从不良贷款率及租赁比率看，中小社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及租赁比率仅为0.2%，比大型银行低0.14个百分点，这也证明社区银行的经营效果要高于大型银行。
第二，产品服务费用较低。从2003年度美联储报告，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中小型银行“在支票账户、可转让的支付明令账户以及储蓄账户上可以使银行账户的费用降低18%~42%。在账户最低余额要求方面，小型银行在无利息的支票账户可以使得银行客户节约36%的成本，在存折账户可以比大型银行节省58%的成本。这说明在日常业务处理过程中，社区银行占用客户资金较少，对银行客户的吸引力强于大型银行。”[4]
第三，具有较强的关系信贷能力。对于大型银行来说，信贷客户的“硬信息”是其考量的最重要依据，如借款人的信用记录、收入情况、债务情况、财务报表、信贷报告等，对于信息不透明的借款人则不大愿意放贷。这样大型银行所追逐的客户自然成为体制健全、运营规范、账务明晰的大型企业。但在社区内的个体投资项目一般都属于不透明的借款人，如小企业、农场主等，而对于这些不透明的借款人的“软信息”处理需要了解本地情况，熟悉本地人脉关系的业务人员来做，这恰是社区银行的优势所在。近期的研究也指出“当关于个体投资项目的信息内在地是软信息时，大型组织的公司就处于比较劣势”。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社区银行提供了70%的农业贷款、40%的小额房地产贷款和1/3的小企业贷款。
第四，可以获得较大份额核心存款。核心存款主要是指业务存款和短期存款所组成的存款。2002年底，社区银行持有的10万美元及以下的账户的存款占存款总额的24%，但持有的金额更高的账户的存款仅占存款总额的15%。前面已提到，大型银行的核心存款占所有存款的34%，而中型银行占39%，大型社区银行占44%，中型社区银行占57%，小型社区银行占65%，乡村银行占67%，这说明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其核心存款所占比重就越大，这些存款在较短时间内不会流出银行，也为银行和客户建立稳固关系创造了条件。
（二）国外社区银行面临的发展问题
第一，金融业的并购是社区银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银行并购可以为银行带来地区性互补、业务互补、产品交叉销售等便利，同时扩大了市场占有量，而规模的扩大也促进了信息科技技术在银行内部的应用和创新。虽然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利润总量的增加、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但如前文所述，其盈利资产回报率却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资产运用效率在下降，并没有实现帕累托效应。目前，通过并购来实现银行规模的扩张依然是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便捷之路，这也是美国银行数量减少，但银行经营场所增加的重要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中小型银行倒闭破产数量急剧增加，这也为经营稳健、资金充裕的大型银行创造了扩张的机会，诸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西班牙国际银行、巴黎银行等以较小的代价壮大起来。
第二，社区银行发展对政府依赖程度过高。政府外在推力是社区银行发展的保障。从国外社区银行发展历程来看，政府的扶持政策是社区银行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自1837年诞生第一部银行法以来，美国连续出台的多部法律都为社区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严禁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严禁竞争等政策。法国也曾出台措施帮助社区银行进行创建以及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日本政府从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方面对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给予扶持。这些都说明，除了众多中小企业广泛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外，政府扶持成为社区银行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依赖政府的扶持，也具有较高的风险，不利于自身风险防控能力的提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保大弃小”的政策是小型商业银行倒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大，抵御风险能力偏弱。社区银行相比大型银行不稳定性较高、信用度较低，在金融危机过程中，随着实体经济和房屋贷款问题的不断恶化，尤其是房地产企业不景气，开发商欠贷不还，致使资产规模较小，且涉足房地产行业的众多中小型银行倒闭。2010年美国共有157家银行宣布破产，是近18年来破产银行数量最高的一年，但破产银行资产总额为921亿美元，远低于2009年的1 697亿，多为资产不到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
三、我国县域社区银行发展及路径选择
我国现阶段扶持和发展与县域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区银行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社区银行在为民营中小企业、农业提供融资上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且具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本文上述对我国县域银行业体系的分析，县域社区银行的设立和优化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 深入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制，将其改造为社区银行。国外很多国家社区银行“最普遍的设立方法也是先有信用合作社，然后才逐步转化为社区银行。”[1]原来的信用合作社作为基层社区银行，在基层社区银行的基础上成立地区社区银行。考虑到我国县域银行业体系中农村信用社的主体地位，将县级农村信用联社转制成为符合社区银行特征的农村商业银行是首要目标。
第一，将基本达到监管当局改制标准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直接转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金融改革，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新农村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拟通过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农村信用社必须符合一定的基础条件和审慎性条件，如不良贷款率低于5%，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6%，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所有者权益大于股本，按规定提足贷款损失准备金等银监会规定的各项指标；同时，对于发起人，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随着县级农村信用社“达标升级”工作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信用社将符合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条件，在地方政府的扶持和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农村商业银行将成为我国县域社区银行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截至2010年底，我国先后在张家港、常熟、江阴、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地区建立了85家农村商业银行。但“改制农村信用社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如现代企业规范化改造难，民间资本由于对沉重不良资产包袱有畏惧情绪，积极入股有一定难度等。”[5]
第二，对目前不符合监管当局改制标准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逐步推进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后改造为农村商业银行。我国农村信用社存在时间较长，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业务基础，但由于法人治理机构不完善，股权分配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等原因，盈利能力低下，风险依然较高，距离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对于这类农村信用社应该先按照股份制的原则对其进行规范，首先“将资格股全部转化为投资股，然后按股份制原则对其规范，建立灵活的股权配置机制，从根本上改造和和完善股本结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为其进一步改造成为社区银行做好准备。”[5]
2. 引导民营企业资本组建新型社区银行。组建村镇银行是一种引导民营企业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尝试。当前，“民营企业没有历史包袱，产权明晰，市场定位比较准确。但由于民营企业资本受利益驱动可能存在过度扩张的冲动，从而产生金融风险。由于银监会规定筹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商业银行，且在村镇银行的控股比例不低于20%，其他自然人、法人及其关联方投资所占股份不得高于10%，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企业股东控制社区银行，从而获取关联企业贷款等问题，但仍然存在民营企业股东联手控制社区银行的可能。据了解，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普遍存在。”[5]
3. 将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改造为社区银行。“与现有银行相比，一些地方从事资金交易的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更高，并且对当地小企业创业、发展贡献更大。”[5] 以河北省为例，截至2010年末，全省已经开业并纳入统计的小额贷款公司161家（开业3个月后正式纳入统计范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92.39亿元，全部实现了盈利，实现营业收入（利息收入）63 408万元，净利润23 420万元，上缴税金及附加6 139万元；年末贷款余额88.06亿元；全年向17 192个客户发放了20 168笔贷款，累计贷款156.98亿元。“积极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机构走上正规化、合法化道路，通过组建社区银行将民间闲散资金组织和运营起来，则更符合市场化发展规律。这种发展方式虽然短期难以实现，但从长远来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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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淑芳.浅析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思路与对策［J］.商场现代化，2010，（5）.
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County Community Ban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Foreign Community Banking System Comparison
Kang Shu-sheng,Zhao 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多元化； 城市群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4. 064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4- 0122- 02
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34年的时间里，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和长足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182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6 1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1979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年均增长1%，城镇人口从1979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12年的7.1亿人。可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按照诺瑟姆城镇化发展的S型规律，目前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本文简单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模式。
1 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
国内外对城镇化的概念至今都没有统一，国际学术界的提法是“城市化”，国内通常的提法是“城镇化”，本文对这两种提法不加区别。从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城镇化是指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镇的经济要素，城镇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城镇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通常的，城镇化的概念应该涵盖以下3个层面的含义：① 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应该体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也就是城镇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② 非农产业的城镇化，具体表现为城镇化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劳动力转向现代高效的第二、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渐升级，就业结构也随之变迁，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③ 空间城镇化。城镇化是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
2 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007年5月，总理在长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优化城市布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将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到了城乡统筹的高度，10月十七大提出利用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型城镇化。2010年同年10月住建部从城乡互补协调发展、低能耗、质量提高、低环境冲击、集约式机能化和和谐城镇化等6个方面赋予新型城镇化新的内涵。2011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新型城镇化应全面指导全国城乡发展。2012年11月十肯定了新型城镇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化的“新四化”道路，并明确“四化融合”的方向。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从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已经被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那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分析。
2.1 新型城镇化要求给予进城农民公平待遇
我国有约2.6亿农民工，他们在工种的选择、工作的待遇、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受到城镇的歧视，成为城镇中的“边缘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整个社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参保率还不到30%，城镇中的住房保障几乎没有将农民工纳入，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这些都表明，农民工和城镇人口没有均等化待遇，这就会形成农民工候鸟式的“两栖”状况，从而加剧新型城镇化的难度。
因此，新型城镇化要求给予进城农民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要实现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技能培训、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一切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壁垒。只有让进城农民享有和城镇人口均等化的待遇，新型城镇化才不是空谈。
2.2 新型城镇化要求必须有产业支撑，产城融合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6%，工业化率为47%，和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是工业化率的2～3倍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显然是滞后的。也就是说，中国存在着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问题，产业发展和城镇发展并未完全融合。具体表现在产业是城镇化的配角，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产业的集聚度不够，从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够充分，从而解决的就业率较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就会较低。新型城镇化一方面必须要有产业支撑，另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变，这样才能达到产城融合。也就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重城镇产业的培育，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合理分工、产业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四化融合”，推进产城融合。
2.3 新型城镇化要求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城镇化
中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据有关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城镇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城镇用地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为1.36～2.30，这一数值远远高于世界的标准合理限度1.12。甚至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某些城镇土地扩张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5倍。扩张的土地在使用上过度地偏向于工业生产，忽略了消费型土地利用，从而带来高能耗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新型城镇化要求土地真正城镇化，一方面包括土地城镇化的转型，真正做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农民带资进城，从而使得农村转移人口在消费和居住方式由农村向城市收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城镇化。
3 新型城镇化应走多元化模式
城市经济学关于城镇规模及空间结构理论表明，城镇化过程中城镇规模遵循一定规律呈现等级分布。从中国的国土空间来看，新型城镇化的区域呈重点城市群结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结构以及城镇内部的功能划分等。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这些结构关系，新型城镇化才能健康发展。
结合上述理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在进城农民待遇公平、产业支撑、真正意义的土地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下，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多元化发展模式。
3.1 以上海、广州（和香港）、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引领3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
目前，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香港为中心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城市的环渤海城市群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是以上海为龙头，以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城市，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的共30座城市，正在打造“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城市群”，也正成为世界6大城市圈之一。广州（香港）—珠三角城市群是以广州和香港为中心城市，加上澳门、中山等9个城市。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世界城市状况报告》，以广州、香港和澳门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区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都会区。环渤海城市群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包括京津冀、辽中南、胶州半岛等20多个城市，这一城市群担负着改变我国北方特别是北方中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重大任务，是引领整个北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年3大城市群的GDP占全国总量的47.8%。这3大城市群各具特色，成为全国科技、金融、制造、交通、商贸物流、信息的中心，形成产业、人口集聚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3大城市群之所以能推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是产业集群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是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为产业集群，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以广州（和香港）为中心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是世界著名的加工制造业和出口基地，也是世界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区之一，并形成了电子信息、家电等产业集群。环渤海城市群尤其以钢铁、机械、电子仪器、石油、石化、造船等产业集群在全国的工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3大城市群以其中心城市为核心，在发展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为减少成本，需要从周边城镇近距离购买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形成上下游的产业链并加以延伸，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及其外延的发展对周边区域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从而加快周边区域的城镇化步伐，这符合新型城镇化产业支撑的内在要求。
3.2 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
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是新型城镇化的另一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大多数省会城市是省域范围内的中心，它们利用现代完善的交通体系与周边区域尤其是周边城镇发生联系，形成区域性的城市群，这是仅次于中国3大城市群的第二层次的城市群。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繁荣是中国新世纪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一层级的城市群甚至成为各区域或省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经济重心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定位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目前太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福州、厦门为中心的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以西安、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等区域性城市群已经取得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些城市群具备较强的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较好的发展潜力，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具备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中心城市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大城市群或区域性大城市群，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且对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被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
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仍然是借助于产业集群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和周边城镇形成专业化分工的优势互补关系，从而在加工制造、科技教育、商贸等很多方面带动周边城镇发展，更进一步推动了省域范围内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四化融合”。
3.3 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
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是新型城镇化的第三层面的模式选择。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截至2012年，我国县级城镇2 856个，建制镇40 906个。2012年全国百强县的前10名包括江苏省的江阴、常熟、张家港、昆山、吴江、宜兴和福建省的晋江以及浙江省的慈溪和绍兴，还有山东省的荣城。其中江苏省占7位，浙江省占2位，福建和山东各占1位。近年来，百强县的GDP甚至占全国县域经济GDP的1/4强。在一些例如江浙一带的地区的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绝大多数就近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中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就业，并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形成城乡一体化。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60%的农村劳动力希望就地城镇化。
相对于大中小城市而言，县域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相对于农村而言，县域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县域的县城和中心镇可以作为城乡的连接点，在城与乡之间的产业、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集聚和辐射功能。因此，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形成就地城镇化模式，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现实表明，上述的3大城市群，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和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的层级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可行的。一方面，3大城市群和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中的每一城市都根据其优势特点发挥集聚力和辐射力，和周边的城镇发挥优势互补，进行较大程度的融合，有效地降低经济成本，推动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实现了资源更大范围的优化。另一方面，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核心的较小一级的圈层，也在空间拓展、产业链外延过程中，通过与城镇甚至是农村地区进行合作和优势互补，形成辐射周边的内部微型增长点，进而形成聚合与释放出更大能量的经济区。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走多元化发展模式，也就是走以上海、广州（和香港）、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引领3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围绕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城镇化模式；以县域的县城、中心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同时3种城镇化模式还应该同步推进，这既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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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就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和产业向城市聚集的过程。通常衡量城市化水平是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小来决定。2003年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60座，小城镇2万多个，城镇人口5.10亿，城市化率达到了40.5%，按世界城市化经验和诺瑟姆的城市阶段划分理论，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城市化的总体策略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在这个总方针下，我们认为应根据我国实际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发展要求，实行不同的发展策略和发展重点。在小城镇建设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应有步骤、有重点进行。目前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极待解决的问题已开始出现，如：城市定位不准、规划设计不科学、城市建设缺乏产业支撑、急功盲进，尤其是小城镇建设全面开花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和资源环境的极大破坏，等等这些问题应得到解决。
小城镇是城市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县城和建制镇。科学定位县城的发展，有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小城镇建设，并以此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城市化的突破口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县级城市化的提出就是旨在提高我国农村城市化水平而作出的道路安排。其理论依据：
1. 小城镇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侧重于建制镇的建设，县城地位重视不够。通常把小城镇就理解为“建制镇”。虽然县城是由城关镇和县人民政府及其直属机构和单位组织，但县城和镇必究还是有区别的。近年来以建制镇为基础的农村城市化全面开花，就是由于主导思想的偏离，把农村城市化作为镇区化，以数量扩张为主，而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1984年新的设镇标准颁布到现在，建制镇由6211个增加到2002年的20601个，这种“撤乡并镇”以行政区划主导的建制镇快速发展，为我国城市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资源和环境浪费破坏极大，规模不经济的问题非常突出，必须得到优化。
2. 县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根据费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县城作为一个县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的中心，是全县农产品和各类物资的交易平台，是县域人口和产业聚集的主要场所，对一个县的经济和城镇发展具有“增长极”的作用，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县城属于“准城市”，她虽然具有城市的基本功能和基础设施，但还不是城市，带动人口和产业聚集能力有限，只有实现县城的城市化功能，将其发展成小城市或中等城市，才能造福于农村和农民。因为县城城市化的核心是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产业聚集和农业现代化。县城在经济结构、城市功能、产业发展、人口聚集等都与农民、农村、农业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目前我国有县城2000座，其城市化的实现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
3. 县级市也需要城市化。2003年在我国660座城市中，县级市就占了374座，这些市都是由“撤县建市”发展而来的，本质上与县城没有什么区别，城市功能并没有完全形成，也还存在着一个“城市的城市化”问题，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有的县级市区还没有东部一个县城规模大，所以县级城市化的概念也包括县级市城市功能、产业聚集等内涵的发展与提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县级城市化的概念，其内涵：
县级城市化就是以县政府（包括县级市）所在的县城区为基础发展城市功能，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产业聚集，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向小城市过渡，并由此使城市各项功能得到提升和扩大的过程。
这个定义我们认为抓住了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它不仅说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规模发展，而且说明了城市化的实质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城市化的内涵。
从经济学上来说，根据帕累托准则，实现县级城市化虽然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符合帕累托改进，即优先实现县级城市化不仅可以加快人口和产业聚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化率，同时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率，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只有把县城做大做强，一个县的经济才能带动起来。如2003年我国100个发达的强县，国土面积仅占全国全部县域面积的1.3%，人口占全部县域的7%，但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国县域的23.5%，财政收入占到33.5%，县域平均GDP达到163亿元，平均财政收入为17.6亿元，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5400元，部分县已实现了农村城市化。见表1。
表1显示，县域经济已成为地区经济的重要基础。我国最发达的省份浙江省在百强县中就占了30个，江苏省和山东省各占了16个，广东10个，而这些地区城市化率都达到达了46%以上（山东为41.8％）。百强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全部加起来仅有8个，还没有东部省份的浙江、江苏等省的多，其城市化率都在40％以下，具有明显的差距。这也说明了县域经济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财富源泉。凡是县城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其城市化和地区经济就发达，所以在中西部率先实现县级城市化是带动县城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长期目标。
综上所述，县级城市化不仅可以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且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繁荣，所以必须重新定位县级城市化，并把它作为振兴中西部经济的核心。
二、县级城市化在我国小城镇建设中的定位
定位就是确定自己的位置。县级城市化定位就是为了实现最大效益，根据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和自身的条件，确定县城自身发展目标和竞争位置。它包括县城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定位和整个城市战略体系中的定位。
小城镇建设主要包括县城和建制镇。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在财力和物力上都不支持全面的城镇化。一般认为建制镇是我国城市化的基础，但建制镇也是城市化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目前除东部地区建制镇的人口和产业聚集效果明显外，中西部地区很多的县城抵不过东部省份的一个镇，建制镇也就可想而知了。以江苏省为例，2002年底，江苏省218个重点中心镇，镇区面积平均为3.7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1.67万人，最高的5万人，最低的0.75万人，平均GDP6.7亿，财政收入4806.4万元。江苏省作为一个城镇化建设较发达的省份，中心镇的功能尚且低下，中西部省份就更不用说了，除部分有矿产资源的镇较好点外，其他基本和农村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规模较大，有简单的加工服务业。就全国来说，目前我国的建制镇，一半以上的镇镇区连片建成区人口不足5千人，有的只有二、三千人，非农产业十分困难，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一般来说，一个小城镇要有供水设施、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服务体系等基本设施，3－5万人口规模才是经济的。但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县城都达不到这样的规模。如：中部省份的山西省，2002年全省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不到34%，镇区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近年来，建制镇大规模发展，圈地造房造成土地极大浪费，同时撤乡并镇，只有其形而无其质，只是将乡镇在行政管辖区域上进行了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形成产业和人口聚集和发展。在镇区内绝大部分人口仍然是农民，非农人口很少，他们仍然从事着农业劳动，并没有完全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
县城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其基础设施、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是农产品交易的平台，潜力巨大，率先实现县级城市化是其必然选择。
三、县级城市化在我国城市化体系中的定位
县级城市化的核心是解决农村人口转移和产业聚集，提高城市化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人口多，经济基础差和任何发达国家的城市过程都不可比拟，更不可照抄照搬，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在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体系中，应适当重视县级城市和城镇发展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我国城市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县级城市化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带动作用是大城市无法取代的。县城的发展靠“三农”支撑，而县城又是农产品交易的平台和信息传递中介及其为农村提供服务的主体。目前大、中城市是我国农村劳动转移的主要方向，现约有1亿左右的人口在城市，但大城市的发展也讲求规模经济的问题，不能无限扩大。例如：首都北京城市人口密度已达14694/km2，远高于纽约的8811/km2和巴黎的8071/km2。随着农民向大城市转移的前期过去，县级城市的地位会凸现出来。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根本是农村城市化。目前大城市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大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增加了城市的综合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失业人口增加，而农村劳动力每年增量约为700万人，所以单纯依靠大、中城市解决农村人口是不现实的。从国外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大都是以发展中小城镇为主体的，如德国大中小城市580多个，其中百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3个，而人口在2万－20万左右的城市却占了60％左右；日本全国城市数670个，小城市占了97％。所以，实现县级城市化，使县城向小城市发展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
大城市投资成本低、效益高，但农民转移的成本大。由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进城打工者除了极个别的，一般很难成为城市居民，如户籍问题、孩子求学、住房问题等难以解决，很难享受到城市的待遇，现实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如果勉强在城市留不来，由于工作极不稳定，往往沦为城市的最低层，增加了社会救济。所以，应该看到我国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农村仍然是民工的大后方，往往是城里嫌钱、村里盖房。至于在农村中具有较稳定收入的人群（如：专业种养殖户、菜农、果农等）只有具备了城市的生存发展条件才会向城市流动。而县城具有转移成本低，可以提供农民转移的条件，再加上传统的地域生活习惯容易吸引农民的流向。
同时作为县城可以吸引产业的聚集。据统计目前我国70%的乡镇企业分布有农村，20%分布在镇住地，10%在县城，这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他们不可能向大、中城市发展，县级城镇由于转移成本低，可以使这些分散的企业聚集起来。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聚集，会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所以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城市公共设施效率和利用率，形成资源共享，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所以重视和提高县级城市化的地位，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对我国城市化发展可作如下判断：在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下，各种类型的城市都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城市将由单纯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向数量和内涵结合型发展；县级城市化将成为农村城市化的突破口，而且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目标和根本途径。从发展趋势来说，大城市经过初期的快速机械增长，将处于自然发展状态，而县级城市化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战略重点。
为此，在推动县级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如下原则和要求：
1.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化的核心是转移农业人口，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应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对一些人数较少(10万人以下)的县，进行相应的合并，减少县级财政支出，也有力于资源优化配置。在我国城市化的绩效评价关键是看城市化对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和带动作用。
2. 县级城市化过程是非均衡的发展过程。农村城市化必须有中心城镇来带动，在县域内县城是其必然选择，但县级城市化也应有所重点，分步实施，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应取得经验逐步推进，使那些条件好的县城优先成为小城市，作好规划，坚持反对不顾实际的随意盲进，应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最终检验结果。
3. 市场推进与政府调节相结合。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应以市场推动和政府指导相结合，城市化道路是一个长期累积、自然演进的过程，应避免人为的建城运动，形成的“有城无市”的局面，尤其是在县级城市发展过程中更应注意避免急功近利，脱离自己实际和区域优势而盲目发展，县级城市发展由于自身规模小，产业结构简单，其定位复杂易变，所以在发展中更应注意市场的推动。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效率受市场利益驱动，哪里利益高就向哪里集中。但市场推动的城市化，又会形成“市场失灵”的现象，所以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并从规则、制度、计划等方面加以纠正和管理，尤其是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更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引导，以免影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
4. 产业聚集和发展是县级城市化的立城之本。
产业聚集才能带动人口聚集，从而使城市获得发展；同时人口聚集进一步会促进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消费扩大，使城市进一步繁荣。
关键词：沙集模式；区域特色经济；工业信息化；分析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2522322
经济新常态下，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黑龙江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大省必须牢牢抓住经济新常态这重要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信息化发展工业化，在经济结构以及创新上下大力气，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发展的束缚，更快的加速我省经济增长。
一、黑龙江省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现状
然而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粗放型的国有密集型企业在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黑龙江经济由于工业产业结构老化等问题，导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减少，这样对于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产业而言无异于增大了就业压力。转变传统的经济结构对于黑龙江经济发展振兴而言势在必行。
二、何所谓“沙集模式”
沙集模式是农村经济中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产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典型。具体讲，沙集模式的核心是“网络+公司+农户”。其中，农户是主体，公司是基础，网络是龙头。在“沙集模式”中，家庭经营的农户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实体公司是农村产业化的基础，而电子商务平台所代表的互联网则是带动农村产业化的引领力量。沙集模式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现代化道路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和推广价值。
三、“沙集模式”在黑龙江省应用的前景
1、我国现阶段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我国电子商务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目前以每年高于70%的速度持续增长。电子商务与互联网之间是相辅相存的关系，由于我国互联网用户人数众多，2010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到2亿，因而电子商务在我国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近日了《2010年度中国行业电子商务网站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我国行业电子商务服务企业达9200家，2010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4万亿元。随着我国电子商务安全性的提高，淘宝、凡客精品、京东商城等一些网络平台越来越多的被消费者所接受。人们越来越多的接受这种足不出户就可以挑选商品，直接购买的方式。
2、我省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期间，我省区域特色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与经济发展速度较高省份相比，主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资源枯竭导致资源型产业衰退明显。我省是资源大省，石油、煤炭、木材一直以来是我省的支柱性产业，在我省GDP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随着资源的过度开发，建国以来在粗放型经济大的背景下，由于对资源合理开采及其保护不够，矿产等资源的枯竭衰退现象非常的明显。以石油为财政收入80%以上的大庆市目前，大庆油田的可采储量只剩下30%，到2020年产量只能维持到2000万吨左右；黑龙江省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等四大煤炭生产基地已面临资源枯竭。我国最大的森工基地伊春，可开采成熟林已不足2%，可采木材不足500力立方。加大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步伐，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资源型产业集中区域面临的迫切而严峻的任务。在“十二五”大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2）黑龙江省科技创新能力弱，科技项目转化为实际科研成果率偏低。黑龙江省科技实力比较雄厚，但却创造不出与之相应的产值。每年有科技成果上千项，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非常低。同时产品信息化意识不强，在我省有相当大一部分城镇以及农村居民思想不够解放，发展思路不够清晰，本着靠天吃天的意识还很强，和南方的局面相比，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由于我省科研研究主要在政府科研部门以及全省各个高校，在我省校企联合还非常的不够的背景下，这就导致有新思维、新想法、新特点的科研成果停留在文字层面上，很难进入企业，在加上我省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不强。这就导致了我省整体科技创新能力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因而也难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3）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缺乏包容性发展的思维
长久以来我省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是“不包容性的”“破坏性的”“不可再生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势在必行。绿色经济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三者的结合，是二十一世纪最具有活力和发展前景的经济形式之一。发展生态经济是黑龙江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结构，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同时黑龙江又是我国农业大省，拥有享誉全国的国有粮食基地-黑龙江农垦，在肩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具有开展绿色农业的地理优势。发展信息化生态旅游业和农业绿色经济信息化在黑龙江在十二五期间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3、我省城镇及农村发展电子商务的优势
（1）门槛低，以淘宝网、易趣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电子平台在商品销售、运输、营销、安全方面已经非常全面。在淘宝上开店，不需要任何的启动资金，生产商或农户进入电子商务平台的门槛非常低，加上现在我省网络已经覆盖到大部分城镇及农村，这为我省发展电子商务信息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操作简单，人力资源丰富。区别于传统的方式，电子商务网络营销最大的特点就是操作简单，只要了解最基本的计算机知识，会打字、会交流就能完成最基本的和购买者之间的沟通。完成最简单的交易。因为我省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所以相对于其他省份，我省在城镇及农村人力资源方面就很有优势。在我省农村，大部分妇女都没有工作，而且因为我省冬长夏短，农忙时间集中在4月到10月，其他的时间大部分劳动力或闲置在家或出外地打工，大大浪费了我省人力资源。以沙集模式为基础的信息化如果真的能在我省进行，不但解决了城镇及农村人口就业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因为外出打工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3）特色产品丰富。一直以来黑龙江特色产品非常的丰富，菌类产品 、豆类产品、干果类产品、蜂类产品、蛙类产品、家具类产品等都是我省优势类产品。而且相对而言，我省在这些特色产品项目方面生产、加工、深加工等各个方面已经非常成熟，沙集模式现在面临最大的瓶颈就是产品相对质量不高，然而这些正是我省的优势，以黑龙江省耐力木业集团为例，该集团已经为瑞典宜家供货14年，不存在任何的质量与技术方面的障碍，所以说我们不缺少产品，但是缺少营销手段。而沙集模式正好为我省发展特色产品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捷径。
四、黑龙江省“沙集模式”的现实意义
1、为黑龙江省城镇及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沙集模式为黑龙江省城镇及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多年来，发展地方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通过招商引资，希望通过引进重大项目拉动地方经济，加速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招商引资困难重重。为了争夺招商引资的资源，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升级。而且，外来的项目“难养熟”，来的难，走的易，一有风吹草动，或别的地方给的条件更优越，可以拍拍屁股就走。而“沙集模式”对公共资源的索取很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很大。特别难能可贵的还有它的内生性，即使有风吹草动、市场有变化，本土网商会共同去抵御风险。
2、符合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思路
开展我省区域特色经济信息化，对于解决当前我省由于在小城镇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城市发展与农业用地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信息化经济能更好的解决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工就业问题，保障其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不是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这对于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贯彻落实国家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于黑龙江在十二五期间践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为解决我省“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黑龙江省属于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依然占很大的比例，传统的输出初级特色农产品和简单的农产品加工的农业经济模式，使得农业附加值极低。黑龙江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有着从事农林特色产品经营的基础，而且拥有像北味菌业，九三油脂等特色企业，具有开展信息化工业经济的基础。积极推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方式，有利于黑龙江摆脱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掣肘，借助国家发展绿色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政策先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多赢，快速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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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生共赢；特色农业；转型；秦巴山区
中图分类号 F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22-0274-02
Study on Qinba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AO Ya-fang
（Han-water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zhong Shaanxi 723000）
Abstract With ″a good win-wi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taking specialty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Shaanxi in Qinba Mountains as the study case，the paper analyzed the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poor mountainous in China.
Key words a good win-win；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transformation；Qinba Mountains
农业是山区的基础产业，也是大部分山区的支柱产业，未来山区的新经济增长点，大部分离不开绿色植物的支撑。但山区农业开发面临着新的发展态势和挑战，以资源消耗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型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受到制约。秦巴山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高，生物资源丰富，自然资源保有度良好，是全国第一大天麻产区。基于此，该文以“三生共赢”原则为基础构建理论，实证研究陕南特色农业经济转型，以此为中国山区县农业经济转型研究贡献实证素材。
1 “三生共赢”的发展准则
“三生共赢”是指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定位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讲，就是生活提高、生产发展与生态改善。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三生共赢”的农业发展准则是对生态农业发展目标的简要表述[1-2]。
1.1 “三生共赢”的生态经济属性
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前提及研究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认为“经济社会是生态环境的子系统”。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社会是生态环境的子系统，并定义广义社会经济生产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而“三生共赢”原则中“生产”、“生态”和“生活”分别代表了这3个系统的主要特征。“三生共赢”理念为可持续发展学术研究领域提供了简明易懂和可描述的评价准则和实践目标。
1.2 “三生共赢”的区域经济属性
区域经济通常在具有特殊性、综合性、相对完整性和特定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内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在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框架内的经济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利用效率，以及区域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三生共赢”是生产、生态和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共赢，空间层面的共赢就是不同区域的“三生”系统是否产生了协调发展的正外部性并最终达到区域可持续发展。此外，“三生共赢”倡导基于区域禀赋建设“因地制宜的乡村生态道路”，否定按照工业文明的模板思维，去追求一个可供复制、推广的最佳乡村方案。这一提法与区域经济的区位综合要素理论基本一致。
1.3 “三生共赢”的时代生活属性
“三生共赢”的发展原则是对传统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它以生态文明的视域看待利益相关方功能的变动，否定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主体运作的自发性，也辩证地扬弃现代工业文明中政府和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推动作用，因为金融资源的扩张不但造就大机器大规模对自然资源的加工，还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加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时代中人的生活幸福感持续下降。生态文明追求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协调发展，以及城乡野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使得经济利益活动相关方和生产要素间关系达到协调发展状态，实现以“三生共赢”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可持续[3]。
2 秦巴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实证研究
以“三生共赢”的生态文明理论为准则，选取陕南秦巴山区的特色农业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当地农业经济转型。
2.1 陕南秦巴山区特色资源概况
秦巴山区位于我国中部陕西省南部，与四川盆地的北缘、甘肃省的东南角以及豫西南及鄂西北接壤。在行政区域上包括汉中、安康、商洛3个地区和宝鸡市的太白、凤县，共29个县（市）。这一地区生物资源丰富。据初步统计，秦巴山区的资源植物共有2 146种，实际上有利用价值的植物远不止此数，其中还包括许多栽培植物的原始类型的野生亲缘种。由于秦巴山区在第四纪冰川期受冰川作用影响较小，保存了一些古老珍稀动植物孑遗种，许多有使用价值的野生植物还未被开采。全国最大的杜仲生产基地略阳县位于秦岭南麓西段，地存量达5 534万株。蚕桑和食用菌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生产基地。据有关文献记载，可食用菌60多种，其中当地群众有采食习惯的仅20种。安康地区的绞股蓝、魔芋等亦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生物资源，秦巴山区也是我国漆树、核桃、茶叶等资源的集中分布区之一。
2.2 陕南“一村一品”发展规划实施
陕南有自然环境优美、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充分利用地域生态的差异性和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陕西省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以生猪、蚕桑、食用菌、茶叶、中药材等为主的具有陕南地域特色的绿色“一村一品”经济。一是突出做大陕南绿色“一村一品”发展规模。围绕示范村规模化布局，以一村带多村，开展集中连片的“多村一品”专业化生产，逐渐实现“一村一品”向“多村一品”、“一乡一业”和“一县一业”的过渡。二是强力提升陕南“一村一品”发展水平。加快建设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实施全程标准化管理，积极开展相关认证，在“一村一品”示范村率先实施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确保绿色品牌的品质。三是全力打造陕南绿色“一村一品”品牌。把绿色作为陕南“一村一品”品牌创建的基本生命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加大对“一村一品”品牌内涵的挖掘，不断丰富品牌形象，做大、做强茶叶、蚕桑、核桃、板栗、柑桔、生猪、中药材等绿色品牌。同时依托青山绿水，充分挖掘汉水文化内涵，做大陕南生态旅游、观光旅游的品牌。四是加快建设推动陕南绿色“一村一品”发展的组织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加强龙头企业与农村民营企业及农户之间的协作。发展一批中介服务组织，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壮大一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努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培育发展农村民营企业、农村经纪人等各类经营主体，充分发挥他们在“一村一品”建设中的作用。五是加强支撑陕南绿色“一村一品”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信息体系、市场体系、金融体系、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建设专业批发市场，完善服务设施，为产业发展提供快捷有效的信息服务，加大对“一村一品”示范贷款贴息力度，改善提高“一村一品”的发展质量和比较效益。加大农业重大关键技术的科研与攻关，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发展“一村一品”注入新的活力。六是努力培养陕南绿色“一村一品”发展的人才队伍。要围绕主导产业，大力开展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培养一大批农村生产能手、能工巧匠、经营能人和科技带头人。加强对示范村（推进村）驻村指导员、农民技术骨干和领导班子的培训，不断提高发展“一村一品”的带动能力[4]。
2.3 秦巴山区天麻产业实证研究
天麻属可药食两用的中药材，主要分布在陕西、四川、及东北等省区，在现代食品、医药产品开发和产业体系构建中具有很高的研发价值。近年来，国内医药企业对秦巴山区所产天麻的青睐，加之天麻价格不断上涨的刺激，农民种植天麻的积极性高涨，仅汉中地区，天麻产量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120 t，上升至2012年的7 967 t，占全国总产量的 46%。连续30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已成为全国天麻第一大产区。目前，陕西省规划的天麻药源基地种植面积达0.73万hm2。随着陕西省天麻种植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出了一批天麻加工企业。截至2012年底，陕西省内从事天麻加工并获得批号的医药企业有17家，共26个批号，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拥有天麻医药批号最多，共有6个医药批号，生产的强力定眩片在全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单个产品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但像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这样的加工龙头企业很少，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截至目前，陕西天麻大多以原料方式消化，加之受交通因素的影响，天麻销售随行就市，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时常出现药农手中天麻大量积压的现象，严重挫伤天麻种植的积极性。另外地处秦巴腹地的种植区新技术推广体系投入不足，经过国家认证的规范化、现代化的菌种厂不多，诸如一口大锅、半间房，加上一个接种箱的小菌种厂不少。缺乏种植、加工、销售、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利益共同体———天麻科技创新与服务产业联盟，已影响到天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秦巴山区特色农业发展转型总结
秦巴山区是国家级连片贫困县区，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既有地理环境，也有地域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但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已把处于亚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偏远山区拉入到大规模社会分工的体系中，如前所述，秦巴山区已经开始规模化利用自身优势，开始了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转型。
3.1 经济系统的转型
国内当前生态农业转型的发展模式有“主导产业模式”、“全面发展模式”和“超常农业发展”3种，其中“主导产业模式”适合生产要素结构和总量处于相对劣势的秦巴山区这样的贫困山区县，当地政府通过分析当地自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等综合区位要素情况，选取了特色农业为当地实现“三生共赢”目标的起点。当地村民在认识到特色农产品在利润方面的比较优势后，种植积极性得到提高，区内的食用菌、中药材、茶叶、核桃等的种植面积逐年提高，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已形成了以特色农业为主导的劳务、生猪、粮食的多元经济[5]。
3.2 社会系统的转型
特色农业的兴起对该地区社会生产意识转变和劳动力回归当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从生产意识来看，过去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向以农业产品生产为目的的农业经济转变，特别是现在的专业化生产也培养起了农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意识。山区乡村基本建设得到改善，新建了村村通道路和便民道路，山区电网也得到改造，村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改善，许多村民修建了砖混结构的住房，购买了基本的交通工具，日常生活也日益电气化。
3.3 环境系统的转型
随着对过去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替代，水土流失、耕地荒芜、植被缺乏、洪水泛溢等现象日益减少，加之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深入实施，植被森林覆盖率达到了历史最好记录，一些多年不见踪迹的野生动植物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山区生态系统复杂多样而又动态平衡的样貌得以还原。
从走访调研的材料分析得出，秦巴山区特色农业发展转型是以当地政府牵头和引导的，以综合分析山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基础的，以特色农产品在综合效益的比较优势为切入点的，带动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政府、企业和乡民的协同合作是该地区进行特色农业生产升级转型的关键因素。此外，秦巴山区在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特色农产品生产用林的快速更新和生活过程中废物垃圾的环保型处理等。政府应当系统地总结当地特色农产品发展的经验教训，以“三生共赢”为基础理论，保证该产业在转型和扩张期的可持续性；对野地有必要在保护基础上进行开发，将其纳入当地循环经济模式中；关注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农村的生活问题，维护相关权利，以获得其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共同增长。
4 参考文献
[1]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田大庆，王奇，叶文虎.三生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与行为准则[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14（2）：8-11.
[3] 诸大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与管理的生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和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意义[J].经济学动态，2009（11）：47-53.
一排排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宽阔平坦，一辆辆施工车来来往往。走进新安县产业集聚区，眼前的场景让人振奋。
随着一批重点基础设施和产业大项目的“落地生根”，新安产业集聚区日益丰满了。一个集铝资源开发、铝产品加工、钛产品制造等为一体的特色产业集聚区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0年，新安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开工项目48个，完成投资23.2亿元；工业项目开工19个，完成投资69.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17亿元，税收入库7.6亿元，综合考核位居全省前列。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的成绩引人瞩目，经验值得借鉴。
实施产业延伸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为数不多的以铝、钛产业研发、制造为一体的集聚区。园区内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6家，80%以上的企业涉及铝钛产业，其中新安万基控股集团是全国500强企业和河南省百强企业。主要从事电力、冶金、化工、铝精深加工等多个门类。
此外，新安县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煤炭、铝钒土储量大，且易开采，品位高。新安县产业集聚区作为省级产业集聚区，担负着发展县域经济的重任。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新安县先后引进香江万基120吨氧化铝，引进万基控股20万吨高精度铝板带、3万吨石墨化阴极等投资数十亿的大项目30多个。
铝加工及配套企业的到来，使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转变。例如万基控股集团，原来只是一个以电力为主的企业，集团先后投入资金100多亿元后，实施了2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目前这些项目大部分已经建成，企业也由单一的电力、化工转变为多种经营的链条式发展格局，拓展了生存空间。去年实施的650KA电解槽技术革新，不但稳固了电解铝产业链，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产业链条继续拉长，成为煤电铝新兴产业的代表，实现了由资源型向加工型、由基础产业向高新产业的提升。
为项目入驻创造良好环境
项目建设是推动区域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托，新安县产业集聚区把项目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推行项目建设领导包挂制，一抓到底、务求实效。依托新安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龙头企业骨干带动作用，新安县牢牢坚持“集群、集中、集约、集合”四要素的发展理念，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围绕扩张总量、产业升级，延伸产业链，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建设水平。
新安县重点围绕铝及相关产业，谋划、储备了50个亿元以上的项目，现已实施铝产品深加工重大项目32个，计划总投资100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新增主导业务收入130亿元；2010年以来，集聚区先后组织重点项目开工仪式3次，涉及项目18个，这些项目均为亿元以上的新开工项目；在开展“项目建设百日会战活动”的基础上，新安县在三季度的项目建设黄金期开展了“重点项目百日服务活动”，对已开工的重点项目加强协调服务，建立、健全重点项目责任制，落实责任人；集聚区实施重点项目责任制和重大项目推进制度，实行全程跟踪、协调和服务，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确保重大项目建设责任到位、任务到位、工作到位。与此同时，集聚区还坚持项目月调度制度，及时分析和处理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土地和资金是项目建设的必要条件，集聚区高度重视银企合作，成立了新安县昌盛投资有限公司和新安县万信担保有限公司，初步形成了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贷款为支撑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目前已达成投资意向5亿元，依法融资2.6亿元，并利用充裕的资金通过土地合法流转，依法批报、公开挂牌、招标摘牌等法定程序储备土地。彻底将过去的“项目等土地”扭转为现在的“土地等项目”的有利局面，为项目的顺利进入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激发集聚区发展后劲
创新，是发展的主题。依靠创新，新安县产业集聚区创造了平均每周都有千万元以上项目开工，每周都有新项目引进或签约的奇迹。依托创新，集聚区一改基础设施建设裹足不前的局面，加大引资力度，狠抓基础设施建设，让园区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制度创新，引进人才不拘一格。集聚区的前身是万基工业园区，成立初期，曾陷入开而不发的困境。当时，很多人对园区的发展失去信心，大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相继离去。于是，集聚区的领导班子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将稳定人才、培养人才、广纳人才作为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
为让“人才战略”落到实处，万基控股集团所属的钛、石墨化阴极、650KA电解槽等企业在大胆引进国内外人才的同时，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和培训，特别是加强对集聚区干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方面的培训，并与无锡、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建立人才培养合作关系，定期派出人员挂职锻炼。
集聚区在引进人才方面，坚持以人为本，打破年龄、性别、户籍、学历等限制，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为真才实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
科技创新，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落户集聚区的英展数控是一家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该项目引进后，区管委会、党工委帮助企业到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选人，并想方设法鼓励人才创新、创造。
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的意见后，新安县产业集聚区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日程，以提高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高端产业集聚区建设为重点，积极与有关科研机构联系，合作开展技术攻关。目前，万基控股集团自主研发的项目就达二十多个，有的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县乡经济总量小。目前许多县乡经济缺少充满活力的、市场前景广阔的支柱产业，民营经济比重低，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总量小。区域经济结构还未从根本上得到合理调整，主要依赖农业经济的县域二元结构尚未改变，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缺少工业支柱产业，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发展慢。近年来，我县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县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先后培育了食用菌、电线电缆、板材加工等支柱产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由 1996年的58.3% 、20.7% 、21.0% 调整为31.8% 、41.7%、 26.5，但仍然没有改变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
（二）财政总体实力弱。一是财政收入总量小。县乡经济总量小从根本上决定了财政收入总量必然小，同时由于经济效益低下，增长速度慢，使财政收入增长空间狭窄，人均水平低。特别是随着农业税税率降点政策的落实，近年内县级一般预算收入总量不会有大的增长。二是从财政收入结构来分析，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县乡财政收入结构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来自工业及第三产业的比重小，来自企业的税收过低，而其他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财政收入的质量不高。如我县 2003年的县级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四税的收入占61%，来自企业的收入占28%，其他收入仅占11%.
（三）政策性减收明显。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的一些减免税政策，对县级财政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有2004年起省财政对体制下划的省级收入以2003年为基数全额上解，同时对工商税中的主要税种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税按照超收部分的20%划为省级收入；提高国税起征点；取消降低烟叶特产税外的农业特产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等，使县级财政直接、间接获取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性资金大为减少。仅2004年农业税降低3个百分点，我县就减收2996万元（其中农业税正税2447万元）。
（四）财政支出增长快。一是政策性财政支出增加较快。1999年以来，国家先后 4次出台政策，上调干部职工工资，人均上调工资达350元，按照每个县财政供养人员25000人估算，每年须新增财政开支10500万元。同时按照政策规定，农业、科技、教育支出要求按超出同期财政增长比例增加，使农业、科技、教育支出基数越滚越大。二是财政供给人员多，“僧多粥少”问题严重。庞大的财政供给人员除带来工资等刚性支出压力外，社会保障以及调整收入分配等相关隐性支出的压力随之增长，成为县乡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是当前财政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三是复转军人的政策性安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收支缺口。
（五）社会保障缺口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建立健全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主要目标一是弱势群体实现应保尽保，二是不断提高保障标准。近年来，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县乡纳入社会保障的群体不断扩大，支出不断增加，社会保障缺口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一是养老保险缺口。国有企业是养老保险的主体，目前县乡大部分国有企业因经济效益不好，一方面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一方面使过多的冗员进入社保圈，形成个人账户空账及企业欠缴基金缺口而由会由财政承担。据测算 2003年我县养老保险缺口达300万元，收支矛盾十分突出。二是失业保险前景并不乐观。目前，县级失业保险存在覆盖面窄、职工参保率不高、参保单位欠费严重、多数破产企业没有有效清偿等问题。三是最低生活保障线缺口。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原本就是财政负担，大量下岗人员压向失业保险之后，便会转而压向“低保”。
（六）乡镇财政职能弱。一是地方税体系不完善，地方税中缺乏稳定且有规模的税种，税收管理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增减财政收入的自主权很小。二是省以下分税制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对县乡财政来说缺乏规范、透明的转移支付办法，没有明确和严格的事权为依据，随意性大。三是专项转移支付需要配套资金，如国家对交通、通讯、能源、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一般都要求当地财政按比例配套资金，实际上剥夺了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自主权。四是国家确定实行农业税减免政策后，对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财政来说，等于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自主权。
（七）县乡债务包袱重。特别是乡镇债务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复杂、牵涉面广、化解难度大。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镇负债面达70%以上，债务总额保守估计也在2000亿元以上。2002年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止2001年底，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县乡债务问题既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基层组织正常运转，又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还可能造成农民负担反弹。
二、县乡财政困难成因分析
形成当前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运行体制上的，也有工作机制上的。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县乡经济基础薄弱。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缓慢，造成财政实力不强，特别是内陆欠发达地区，表现尤其突出。一是工业支撑不强。缺少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税收贡献多的工业企业。一些改制企业和新上企业由于刚刚起步，还处在享受优惠政策和涵养养税源期限内，对财政的贡献较小。二是农业基础不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调整慢，绿色、优质、高效的农产口基地规模小，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民增收的步伐缓慢。三产结构不优。低层次和传统产业占据基础地位，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特别是房地产、信息、现代物流、旅游、保险、教育、中介咨询、社会服务新兴的第三产业发展不快，对经济、财政的贡献作用还不大。
（二）财政体制有待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存在财力层层向上集中的机制。表现在：（1）中央集中的程度显著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2％，2002年上升为54.9％。中央财政比重提高就意味着地方财政比重下降。适当集中财力和财权，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必要的，但如果集中的程度过大，集中的速度过快，必然会对县乡财政造成负面影响。（2）分税制改革后，省、市两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也在不断加大。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一个共同点是采取层层集中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这样，处于基层的县乡自然困难。
（三）财政减收增支严重。一是专项转移支付需要配套资金。如国家对交通、通讯、能源、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分散掌握在多个部门手中，一般都要求当地财政按比例配套资金，项目争取得越多，配套的资金也越多，实际上剥夺了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自主权。而且越是困难的县乡，越难以保证配套资金，争取专项资金的难度也越大。二是中央出台一些导致县乡财政增支减收的政策，而且要地方自行消化，使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加大，非常被动。如干部、职工调资，农业税减免等政策的出台使县乡财政收入大大降低，支出却却大幅增加。
（四）事权财权分配失衡。财力层层向上集中，按理也应将职能和支出责任上收。但在财力集中的同时，职能和支出责任却不断下放。目前，县乡政府需要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义务教育、国防建设、行政管理等诸多责任，而且还要承担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许多还是主要责任和“无限”责任。况且下放的职能和责任通常是刚性强、支出大、管理严、责任重，对并不宽裕的县乡财政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五）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机构膨胀，人员臃肿，财政管理水平低。主要表现为：（1）包揽了过多经济管理职能。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县乡财政包揽过多经济建设和管理职能，不善于运用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来驾驭和调控经济，不是通过政策去协调、调度资金，而是强制财政出钱或担保，有的把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领域，直接兴办企业，往往是亏损或形成高额负债，而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又没钱保障。（2）一些地方不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建设办公楼、教学楼、修路以及进行其他公益事业建设，加上一些不必要的达标升级活动也相应增加了财政支出。（3）党政机构设置要求上下对口，导致县乡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增多。
（六）监督职能发挥不够。财政部门虽然制定了一些措施加强资金监管，但监督职能作用发挥的还不够，还存有薄弱环节。不少地方存在重收入监督，轻支出监督的倾向，习惯以拨代支，以拨代管。除了财政部门自身掌握一定的财政资金外，其他单位和部门也拥有名目不同的各种收入，以致预算内吃紧，预算外“紧吃”。有的地方为完成任务，在收入上搞“空转”或“列收列支”，致使财政收入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受到影响，严重妨碍了财政的正常运行。
三、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对策及建议
（一）大力加强财源建设。经济决定财政。因此，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经济，壮大财源，发展县乡经济。一是立足工业强县，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依托资源优势，壮大主导产业，实施项目牵动，扩大经济总量，扶大扶强现有企业，建设一个增长强劲、结构合理、税基丰厚、收入稳固的财源。要正确处理好 “予与取”、“扶与弃”的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利用财政杠杆，从政策倾斜、融投资金、技改挖潜、联大靠强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使立县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使不够景气的企业走出低谷并逐步迈入骨干企业行列。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树立工业理念经营农业，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优质、绿色、有机、品牌农产品，并积极培植资源加工型龙头企业，走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发展路子，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农业产业化促农增收，富县乡财政。三是坚持城乡互动，大力推进城镇化。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突出发展县城和有资源优势、特色优势、规模优势的中心镇，加快城市化进程。同时，做好经营城市文章，实现城市建设服务社会化、投入多元化、经营市场化，积极把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中心和承接地，以此扬名气、活人气、聚财气。四是搞好招商引资，加快经济外向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快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坚持“引资”和“引智”相结合，实现借外发展，促进县域经济上档次、迈台阶。
（二）提高财政收支质量。一是强化收入征管。认真贯彻执行《税收征管法》，收入征管要体现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和应收尽收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依法征管，既严厉打击偷、逃、骗税行为，杜绝“跑、冒、滴、漏，确保应收尽收。二是加强支出预算管理。要实行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要实行综合预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把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捆起来统一使用，增强财政预算的统一性；要实行零基预算，提高预算的准确性；要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力争做到竞争、择优、公正；要逐步拓宽政府采购范围，包括使用财政资金购买、租用、委托或雇佣等方式获取的货物、工程或服务；要切实搞好政府的采购招标工作，注重把竞争机制引入招标中。四是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财政投资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投资项目，集中财力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五是实行综合平衡。严格执行《预算法》，依法理财。对各种资金的来源、投向、规模和结构，按照县乡经济与社会最优发展要求，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不随意开口子，尽可能压减财政支出，年初不打赤字预算，年底预算不出现赤字。
（三）加强社会保障管理。一要加强社保收支管理。重点是加强计划管理，对各收支部门报来的资金收支计划要严格核准，防止计划中含水分。二要尽快将养老保险纳入新制度运行的轨道，建立养老保险费的政策效应，使多缴的多领，少缴的少领，不缴的吃亏，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缴养老保险，利国又利己”的氛围，引导人们积极自觉缴费。三要做好基础工作。逐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管理的基础工作，配备人员，网络管理，加强社会保障管理的经常化、规范化。
（四）实施控编减员增效。加强各级政府的人事编制管理，建立规范的管理办法，建议对人事编制管理进行建章立制，以增强编制管理的严肃性。要继续有效地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对一些职能弱化、重叠设置的部门和机构要进行撤并，对一些从事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的部门单位要使之尽快与财政脱钩，另一方面要利用各种途径和有效载体分流在职机关干部职工，尽量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对超编人员，县乡政府可采取按比例逐年消化的办法，坚决防止反弹。要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县乡减人、减事、减支，降低政府运行成本。
（五）明确界定人权事权。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全面清理财政供给对象，严格控制财政供给范围，彻底解决财政“越位”问题。除重点保证公教人员工资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外，要保证农业、科技、教育等投入按法律法规要求比例增长，还要适当增加对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等的建设性投入。同时，将一些应主要采取市场方式发展的事业逐步推向市场，减轻财政负担，集中力量办好政府该办的事。我们建议，把农村义务教育支出、计划生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责任应由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分担。否则，不但不利于县乡财政走出困境，而且会影响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六）审慎解决地方债务。对县乡债务首先要进行全面清理，摸清底数，核实情况，健全账目，其次是明确性质，界定责任，根据历史资料和相关凭证，确认责任归属，为全面解决奠定基础。当前应尽快出台处理地方财政债务的相关政策。如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欠账、呆账的核销处理政策，粮食政策性亏损，县级财政无力弥补部分的核销处理政策，农村不良债务化解政策等，以保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要严防新增债务，可偿试以拍卖、租赁等方式盘活资产、资源；通过债权债务置换，企业的改组 、破产、资产重组、消化部分县乡债务。
关键词：空间计量经济；发展；模型设定和估计检验；综述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07-06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以空间经济理论和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以建立、检验和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为核心，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结构（空间不均匀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空间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数量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学科。空间计量经济学与地学统计和空间统计学相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空间计量经济学与空间统计学之间的不同和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的不同一样。由于对其理论上的关心以及将计量经济模型应用到新兴大型编码数据库中的要求，近年来这个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
1.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
由于在区域计量经济模型中处理次级地区数据的需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就展开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并将它作为一个确定的领域。Paelinck 和 Klaassen定义了这个领域，包括：空间相互依赖在空间模型中的任务；空间关系不对称性；位于其他空间的解释因素的重要性；过去的和将来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明确的空间模拟。Anselin在1988年完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这本经典著作，对空间经济计量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定义为：“在区域科学模型的统计分析中，研究由空间引起的各种特性的一系列方法。”
从发展的驱动因素看，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受模型和数据驱动。(1)从模型驱动看，理论经济学的兴趣越来越从彼此独立的决策主体模型转向明确解释系统中不同主体（参数或效用）相互作用的模型。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在设定和研究主体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用社会学术语说，就是邻近效应、模仿效应或其他看齐效应）时，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个体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集体行为和总体模式。在新宏观经济学、社会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相互依赖的参数选择、贸易结构演化模型、邻近溢出效应、标尺竞争等领域中，这些理论模型都有发展，并支撑了研究主体间重要相互作用的实证模型。(2)对区位和空间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还受到实证应用中空间数据及其处理技术的驱动。地理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相关的地理编码社会经济数据（如包含被观察单元位置信息的数据）推动了处理地理数据独特特征（主要是空间自相关特征）的专门技术的发展。这种专门技术是由于认识到地理（横截面）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标准计量经济学难以处理空间自相关，而得以快速发展。
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一样，空间计量经济学也包括理论空间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这主要体现在，近年来不仅在应用计量经济学中，而且在理论计量经济学中对位置和空间相互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专门化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1-2］。
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理论计量经济学的主流中，最近对存在的空间相互作用的确定、估计和检验的关注可以归结于两个主要因素：(1)在理论经济学框架内考虑原子论式因素（Atomistic Agent）的决策模型的不断增加。这些新的理论框架以邻近影响和其他同等组影响的形式确定并研究这些因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以及单个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集体特性和聚集模式的。如贸易结构发展模型［3］、邻近溢出效应［4］等。(2)空间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标准的计量经济技术通常不能用于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情形中。但是在地理数据集中普遍存在空间自相关，除了需要处理空间模型的方法之外，还需要能够从实践、适用的角度来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模型的性质、GIS技术的迅速普及以及地学编码的社会经济数据集的有效性都对这些处理地理数据的特殊专业化方法产生了需要。
目前，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感兴趣的领域：计量经济模型中空间影响的确定；合并了空间影响的模型的估计；空间影响存在的说明检验和诊断；空间预测。
2.空间回归分析基础
2.1 空间影响
在空间回归分析中，空间影响与空间相关有关，即与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不均匀性有关。空间相关概念源于时间相关，但比后者复杂。主要是因为时间是一维函数，而空间是多维函数。因此，为获得模型参数的可识别性，必须同时考虑空间自相关或空间不均匀性。根据矩条件，可以将空间自相关表示为属性值相似性与位置相似性的一致程度。
式中：i、j分别指单个观测位置，yi、yj表示相应位置上某一随机变量的值。根据观测位置的空间结构、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排列，当非零位置对i、j的特殊布局具有一个解释时，从空间角度看这个协方差将变得有意义。
空间不均匀性以非常量误差方差（不同空间离中趋势）或模型系数（空间状况）的形式表示结构不稳定性。借助标准的计量经济工具，可以处理这种结构不稳定性。然而，对于在回归分析中为何必须明确考虑空间不均匀性，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均匀性背后的结构是空间的，在决定不均匀性的形式时，观测点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其次，由于结构是空间的，不均匀性通常与空间自相关一起出现，这时标准的计量经济技术不再适用［5］；第三，在一个单一横截面上，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不均匀性在观测上可能是相同的。2.2 空间权重和空间滞后
在具有n个观测点的横截面环境中，不能直接从数据中估计协方差矩阵（式1），甚至渐进性也不再有效（协方差的数量随n2而增加，而样本大小仅随n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当能够获得横截面环境上的重复观测时，有可能使用其他维，并且获得一致的非参数的横截面协方差矩阵估计［6］。总的来说，必须为协方差赋予一个结构。针对这个问题存在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是基于一个空间随机过程的说明；二是基于协方差结构的直接参数表达；三是不指定协方差，而是在一个非参数框架中处理协方差。
与时间序列分析一样，空间随机过程分为两种类型：空间自回归（SAR）过程和空间移动平均（SMA）过程。尽管横截面环境和时间序列的前后关系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与一个沿时间轴变化的明确概念相反，在横截面环境中不存在相应的概念，特别是当所有观测在空间上是不规则分布时。因此需要引入一个空间滞后算子。可以将空间滞后解释为邻近观测单元上某一随机变量的加权平均，或作为一个空间平滑滤波器。为此，空间经济计量学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这是与传统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合适地选择空间权重矩阵一直以来是空间计量分析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研究空间权重，首先要对空间单元的位置进行量化。对位置的量化一般依据“距离”而定。距离的设定必须满足有意义、有限性和非负性。最常用的距离的有经济距离［7］和空间距离。空间距离的设定方式主要有相邻距离、有限距离和负指数距离权数等。（1）相邻距离。相邻距离是一种最常用的空间距离。通过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定义相邻时，需要根据地图上所研究区域的相对位置，决定哪些区域是相邻的，并用“0-1”表示，即“1”表示空间单元相邻、“0”表示空间单元不相邻。对于一个具有n个空间单元的系统，相邻矩阵W1是一个n×n稀疏的0-1矩阵，对角线元素为0(习惯上，空间单元不与自身相邻)，相邻元素为1。按照rook相邻规则，相邻矩阵C具有对称性。（2）有限距离和负指数距离。由于空间距离的设定一直极富争议。Pace提出了有限距离的设定。令dij表示两个区域(不一定相邻)之间的欧氏距离，dmaxi表示最大空间相关距离，对于第i个区域若：dij≤dmaxi，则Wij=1；否则Wij=0。同样W的对角线元素Wij=0。Anselin(1988)提出了负指数距离，具体设定为Wij=e-βdij，dij表示两个区域(不一定相邻)之间的欧氏距离，β为预先设定的参数。
此外，基于经验流量矩阵［8］(如贸易额、往来人员数等)、相邻边界长度占总边界长度的比重①、交通便利程度、k个最邻近［9］、距离衰减函数［1］、社会网络结构［10］等也可以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还可以基于选择上述几个矩阵的乘积设定空间权重矩阵。这些选择间接地表明空间权重的确定是外生的，且相当任意的。
在设定空间权重后，可将变量y在i单元的空间滞后表示为：
［Wy］i=∑j=1,…,nWij•yj或Wy（2）
式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n×n），y表示随机变量的观测值（n×1）。
3.空间线性回归模型的设定
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总是假定Gauss-Markov等条件，但是在区域经济分析的过程中，空间依赖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古典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分析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因此直接将古典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时，通常不能获取这些数据的空间依赖性，会引起各种问题。因此，在处理空间数据时，要引入一些合适的空间统计和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当然空间计量经济学也不是抛弃所有的古典经济计量学技术，而是对这些技术加以修改以使它们能够适用于空间数据分析。从这个角度看，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空间回归模型（主要是线性模型）构成了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组织各种模拟方法的框架。通过对通用模型参数的不同限制，可以导出特定的模型，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合并空间相关。
3.1 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
Anselin给出了空间计量经济分析中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通过对通用模型的参数的不同限制，可以导出特定的模型。空间线性模型通用形式可表示为：
y=ρW1y+Xβ+ε,ε=λW2ε+u（3）
且满足：u~N(0,Ω)，误差协方差矩阵Ω的对角线元素为：Ωij=hi（za），hi＞0。
式中：β是与外生（解释）变量X（n×k)相关的参数向量（k×1)，ρ是空间滞后W1y的系数，λ是干扰项ε的空间自回归结构W2ε的系数，W1(n×n)、W2（n×n）分别与因变量的空间自回归过程和干扰项ε的空间自回归过程相关，可以是行标准化的矩阵，也可以是二元矩阵或其他非标准化矩阵。
由于误差项u呈正态分布且具有误差协方差矩阵Ω，其对角线元素考虑到不同离中趋势为P+1个外生变量z的函数（包括一个常数项）。P个参数a与非常数项相关，且有：a=0，h=σ2（经典的同离中趋势的情形）。
式（3）考虑了具有不同空间结构的空间过程，这个模型有3+k+p个未知参数［11］，其矩阵形式为：
θ=［ρ，β′，λ，σ2，a′］′
当将上式中参数向量的不同子向量设为0时，可以产生几个常见的空间模型结构。在各种文献中，讨论了四种传统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分别与下列情形相对应［12-13］：
（1）若ρ=0，λ=0，a=0（ρ+2个约束），产生经典线性回归模型；
（2）若λ=0，a=0（ρ+1个约束），产生混合的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
y=ρW1y+Xβ+ε（4）
（3）若ρ=0，a=0(p+1个约束），产生具有空间自回归干扰项的线性回归模型：
y=Xβ+λW2ε+u（5）
（4）若a=0（P个约束），产生具有空间自回归干扰项的混合的回归―空间自回归模型：
y=ρW1y+Xβ+λW2ε+u
从空间线性模型的通用形式（3）可以看出，空间计量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将地区间的相互关系引入模型，对基本线性回归模型通过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修正。根据模型设定时对“空间”的体现方法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相邻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对整个系统内其他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存在影响的情况。式（4）相当于一个空间滞后模型，适合估计是否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以反映可能存在的实质性的空间影响。另一种是空间误差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机构或地区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误差项来体现，具体又包括空间误差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移动平均模型。式（5）相当于一个空间误差（构成）模型，回归干扰项的空间相关相当于多余（干扰）相关。
3.2 空间回归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3.2.1 空间回归模型的估计。空间依存性的估计比时间序列要复杂得多。空间自回归模型由于自变量的内生性，OLS估计是有偏的(biased)和不一致(inconsistent)的。因此，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计量学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是模型估计，Besag(1974)［14］、Ord(1975)［15］和Mardia(1984)［16］分别讨论不同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估计问题。80年代以后，最大似然估计(ML)成为文献中主流估计方法。最近几年其他估计方法如：Anselin(1990)［17］、Kelejian和Prucha(1999)［18］等提出工具变量法(IV)、广义矩估计(GMM)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
3.2.2 空间回归模型的检验。判断地区间的空间相关存在与否，一般通过包括Moran's I检验、最大似然LM-Error检验及最大似然LM-Lag检验等一系列空间效应检验进行。
（1） 检验回归模型空间自相关的Moran I检验由Moran(1950)［19］最早提出，该检验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使用最广泛的检验，它的最大优点是计算简单，只需要OLS估计或非线形优化即可。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首先对被解释变量进行Moran I检验，检验其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如果存在则可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自相关指数Moran I检验的定义为：
It=ε′tWεtε′tεt
其中，W是空间权重矩阵，εit表示回归方程yit =yt+εit 的残差估计值，εit=yit-yt，并满足均值为0，方差为σ2t的正态分布，i=1,2...,N; t=1,2,...,T。
（2） LM-Error 检验及LM-Lag检验的表达式分别为：
LM-Error＝ ［e′We/(e′e/N)］2/trace(W2+W′W)
LM-Lag＝［e′WY/(e′e/N)］2/{［(WXb)′M(WXb)/(e′e/N)］+trace(W2+W′W)}，
其中b是回归方程的系数估计值。
LM-Error与LM-Lag检验都渐进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2(1)。这两个检验是针对不同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方程做出的，并不存在互相矛盾性，实际检验时需要同时进行这两种检验。同时，这些统计检验方法也可以用于诊断所估计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最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进行。
（3） 选择SAR或SEC模型的判别准则是：如果Moran I检验显著的情况下，最大似然LM-Lag检验较LM-Error检验更加显著，并且稳健估计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AR)；反之，则选用空间误差构成(SEC)模型。其次，在诊断模型总体显著性方面，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一般使用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进行判断(Anselin,1998)，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越大则拟合的效果越好。
另外，还有Wald、LR和RS(Rao Score)等检验。这些检验基于ML估计，最大的缺点是计算复杂，需要计算包括n阶雅克比(Jacobian)行列式的非线形对数似然函数优化。对于上述SAR和SEC两种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估计值会有偏或者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极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其他方法来进行估计。鉴于空间计量经济估计中一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目前一般空间计量模型都局限于一阶滞后模型、一阶自回归或一阶移动平均模型。
4.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进展
从最新发展看，最近二三十年随着Anselin、Bruecckner、Kelejian、Haining、Case等人［20-22］的不懈努力，以及计算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分析软件的发展，应用经济计量研究的重心正逐步从时间序列转向空间特性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主要应用于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分析。
4.1 应用领域日趋广泛
在一些专门化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结合了空间因素的模型以及相应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应用，如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经济学传统领域的各种经验调查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地方财政、农业和环境经济学。此外，在一些涉及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献中，对如何处理与结合数据的“地理”属性的模型相适合的备择模型、估计量和检验统计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4.2 理论验证不断增加
随着空间经济学应用领域的日趋广泛，阿瑟［23］、克鲁格曼［24-25］等重新对与经济地理学有关的马歇尔外部性、聚集经济及其他溢出效应的空间特征进行了评论。基于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进行验证的理论不断增加。
4.3 与GIS等空间数据分析和模拟技术渐趋融合
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地理数据推动了从实践、适用的角度来处理空间数据的技术的发展。在应用经济学和政策分析中，特别是在房地产和住宅经济学［26-27］、环境和资源经济学［28-29］、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与GIS技术逐渐趋于融合。
5.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
随着国际上有关空间计量经济和新经济地理的研究不断地导入，空间计量经济学已广泛应用于基于中国问题的区域科学、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经济地理等领域中，研究的重点有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以及趋同和空间聚集模式［30-35］、区域经济溢出［36-37］和差异［38］等问题。同时，目前国内制约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较多，如缺乏成熟的中文版的相关教材；缺乏如同SPSS、SAS、Eviews等可以直接做非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现成的可以直接应用在实证研究中去的空间计量经济软件；缺乏可用于空间计量的数据基础。
目前，国内空间计量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极多。如以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新的空间数据为基础，进一步实证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包括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包括知识溢出）、增长趋同等问题，对传统理论、尤其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大范围地进行证实或证伪，以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践。随着国际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我国按地区进行统计的基础资料不断积累，尤其是遥感技术应用到统计调查中来，使得按时间和空间排列的数据资料极为丰富，对数据进行空间甚至时空分析成为可能，我国空间计量经济学必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 释：
①对于第i个区域，根据区域(i,j)间的相邻边界长度Lij占总边界长度Li的比重来定义相邻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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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开忠（1962―），男，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战略管理的教学与研究。
冯等田（1966―）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