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8 07:10: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理论渊源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级差地租时，就阐述了“粗放耕作”和“集约化耕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以此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别开来。历史地看，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是促成农业部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重要经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容，从来就是与资源有限性直接相关的。
当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是扩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不同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由于具有低质低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扩张，而生产要素的扩张主要是在规模、数量、产值、速度和投入等方面，较少重视质量、效益和效率。集约型增长由于具有高质高效的增长特性，依赖于现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主要是依托于科技进步、节约能源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并在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
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涵式”之分。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时，针对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使用问题指出，折旧费既可以用来扩大企业规模，也可以用来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可见，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能力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是更多地利用资源以扩大生产能力；二是提高生产效率以提高生产能力。
除了通过将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用于“外延式”或“内涵式”扩大生产这一路径外，还可以通过新增投资用于建立新企业或扩大与改造旧企业，前者为“外延式”，后者为“内涵式”，这是另一条路径，两条路径不应混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第二条路径下，“外延式”增长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内含(涵)式”增长也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变下的生产规模扩大。就是说，可以有“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也可以有“内涵式”的“粗放型”或“集约型”增长，例如建设宝钢就是“外延式”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路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物质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水平，也与生产的社会组织和合理安排相关。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看，马克思将生产力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而生产力的内涵又是丰富的，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科学技术、生产对象即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等。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提高要素效率必须靠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技术进步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要重视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当前倡导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方式应增添新的涵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素投入方式由资本投入为主，向资本、劳动、科技投人为主转变；需求拉动方式由投资与净出口为主，向投资-消费-净出口拉动为主转变；投入产出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适应生产的目的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成效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的验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已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集约型增长条件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不断缓解和克服经济增长的瓶颈。据萨缪尔森分析：“美国产量增长的大约1／3可以归之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其余2／3可以归之于教育、创新、规模效益、科学进步以及其他要素所导致的余留额”。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内涵所在。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的现象。一方面，粗放型增长造成资金要素投入大，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下降，积累了大量风险。另一方面，粗放型增长能源消耗高，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呈增长态势，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内人均资源少，人均耕地、人均淡水资源和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占有量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国际上许多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资源产品的进口要受到运输能力等多方面制约，粗放型增长面临极大的资源压力和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我国目前已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甚至集中出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一些地方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必须立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三、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客观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足与差距。
一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具有较强的粗放型增长的特征。很多产业仍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增长。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煤炭占31%，发电量占13%，钢材占27%，铜占19.7%，水泥占45%，棉花占32.7%。而我国GDP只占世界总量的4%，2001年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总数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5.48倍、9.45倍和13.4倍，但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是上述三国的31.6%，50.6%和98.1%；我国钢铁工业的吨钢能耗比世界平均先进水平高出30%，除上海宝钢外，钢铁工业生产每吨钢的平均耗水量为15吨，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2.7倍。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投入产出比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相互之间存在不可比的因素，但从很多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摆脱粗放运行的局面。
二是我国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如在技术进步上，我国在1952—1990年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0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要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要利用财政政策追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三个领域的公共投资。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背后是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我国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不顺。一方面，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合理，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逐年上升；消费率却分别为61.1%，59.8%，58.2%和55.5%，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部分产业如房地产、钢铁、加工等行业发展过快，拉动了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能源、交通和原料等瓶颈部门更加紧张，而下游的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注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投资主体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失误和投资项目的失败，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投资审查不严，担保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又助长盲目和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这些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的隐患。从产业结构看，基础产业特别是农业长期低迷不振，制造业等行业效益下滑，失业、待业人口大量增加。有些行业的发展受到区域性因素的激励，如短期内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其新建项目的规模和生产技术水平，有的甚至低于现有先进企业的情况，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并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这还会促使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效率。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告诉我们，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价值补偿，更要重视实物补偿。在价值补偿上不仅要重视不变资本的补偿，还要重视可变资本的补偿。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劳动者收人被极度压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说明了“可变资本”的补偿已难以完全实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实物补偿上，要重视对自然环境、土地矿产、重要原料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利用。目前农田等重要自然资源的大量占用和被低价转让，已直接影响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因此，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用系统论、整体论的观点看待经济增长，正确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强化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集约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内涵式增长扩大规模。在政策和措施上，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真正实现和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全面、稳定、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人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人，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推进科技创新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和加大科研投人。在经济运行中，科研投人应向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倾斜，集中优势生产要素，启动一批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项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体制上，要建设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构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科技创新的主体上，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础支撑平台。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既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也具有重视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外在压力。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和竞争，能够更敏锐地觉察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同时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可以解决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学。目前我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拥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人员分别为52%，28%和15%。只有改变科技研发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和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企业才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科技要素、经营管理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结合。国家对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提取应给予税收等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鼓励企业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政府应通过必要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的调控和规划，不能一哄而上。为了减少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经常现有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主要产品产销率、企业景气或破产的比例、同类企业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以作为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时的依据或参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转贴于（）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一）经济学模型
1.空间权重矩阵。
此经济学模型的空间以及位置信息的数据信息表现力非常强，且主要强调其空间位置的关联性。通常情况下，空间权重矩阵会依照以下两种方式来进行空间区域划分，一种为距离标准，一种为临界标准。两种分类方式都建立在假设距离的基础上，单元距离的经纬信息是衡量距离标准的主要依据，空间权重元素是空间临界判断的主要依据。
2.线性回归模型。
最近几年，线性回归模型在空间计量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与空间权重矩阵模型相比，该模型的空间依赖性很强，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该模型中的空间变量元素都会随着因变量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当存在误差项的元素引入线性回归模型时，其模型中的各因变量都会存在空间滞后项。
3.空间误差模型。
误差是进行空间经济分析不可避免的一种数据处理现象，任何数据及时经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和处理之后都会存在出现误差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尽可能地避免或降低。误差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模型中的变量因数出现空间自回归现象，随即抽取的变量因素会在变化位置上引发函数紊乱现象，造成误差项空缺。
（二）模型选择方法
通过上述对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不同区域特质，引用的经济学模型不同，其主要依据如下：
1.数据干扰情况。
对于区域空间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而言，采用空间误差模型更为实用，该模型可以将空间内各经济数据以及相应的变化参数都如实的描述在模型当中。
2.数据描述的准确性。
对于空间权重矩阵模型而言，在数据描述之后，应对其数据反应的假说进行经济学分析，分析显示假说不能被拒绝，则该计量数据所反应的经济增长情况真实，如果被拒绝，则该空间权重矩阵模型的元素引入分析方式是失败的，并不能如实反应出区域内空间经济增长情况。
3.使用方法。
通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学模型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混杂，则通常需要采用一些特殊方式来进行数据处理，有时甚至会应用到两种经济学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在模型数据处理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测算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二、基于空间计量经济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特点
（一）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表现出的扩展形式空间计量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展的主要经济学依据，在空间计量模型中是颇具代表性的经济学模型。
（二）区域经济增长特点案例分析
1.研究样本。
本文以单元样本为研究对象，对市级行政区内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与省级经济区相比，市级经济区在现代经济建设、经贸发展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客观的反应出经济增长的惯性特点。与县级经济区相比，市级经济区的发展能力较强，影响其经济增长效果的因素非常多，所以市级行政区可以充分体现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变量选取。
人均GDP：本文对全国市级行政区2008-2012年的人均GDP数值进行了整理。资本存量比：资本存量在区域内的GDP比重是衡量经济增长流量的重要依据，通过数据分析计算各市级物质资本存量可以增加投资价格的内部结构，保证投资价格处在一个恒定的区间内，使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率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口增长率、经济生产设备折旧率、技术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对市级经济区域的劳动力影响很大，众所周知，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在折旧率与技术增长率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情况下，要想实现空间经济发展目标，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市级经济区域内的劳动力份额。
3.结果。
将样本数据以及其他变量引入索洛-斯旺模型之后。
（三）基于索洛-斯旺模型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特点
通过对上述方程式进行分析可知，固定空间内的市场经济份额和空间区域内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密切关系，通过拓展形式的空间计量出来的结果，其测量值在预期的三分之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重心转移等都有密切关系。通过论述影响市级区域经济的因素可知，在特定的模型效应下研究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要充分考虑其变量因素和定量因素，在显著性水平下，开展扩展形式的经济增长研究。其主要分析内容如下：
1.除特定模型效应外，不同模型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性论述结果和论述过程各不相同，其不同点不仅表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个别因素上，还表现在影响区域内经济市场的政府政策。
2.空间自回归模型对误差的检验效果很好，通过LM检验可以精准地测量出市级区域内经济空间发展的特征和水平。将样本数据、变量因数、人口增长率、经济生产设备折旧率、技术增长率引入索洛-斯旺模型之后，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数据发现经济在空间环境上发展具有一定的误差性。
3.从拟合的角度上分析，截面和时间效应不仅可以增加其研究模型的拟合程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体模型的特定效应。包含亚变量的空间面板上必须制定相应的传统非空间变量，以满足研究人员对经济增长情况的分析。
4.资本比重是检验索洛-斯旺模型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重要工具，因为资本比重是所有经济猜想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资本比重指标，研究人员可以清晰的分辨出界面特定相应是否优于该研究模型。
三、五大经济区空间计量分析与横向比较
利用拓展空间计量模型对市级区域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系统空间计量分析可知，我国各大区域的经济增长特点突出，从空间视角上看，五大经济区都符合空间计量分析标准。
（一）区域划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全面复苏的时代，以功能性为划分依据，我国被分为4个经济区域，中部、东部、西部、东北部。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南城市的发展，我国西部经济区逐渐演变为西南部和西北部两部分。五大经济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政策上、还是在经济建设上都体现出了形态迥异的发展特征。
（二）模型的设定
截面固定效应和空间面板模型是分析效果最好的空间计量模型，本文将采用上述两种空间计量模型对五大经济区的空间经济增长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五大经济区所表示的空间误差数据相对真实，能体现出数据在空间形态中的变化特点，在5%显著性水平下，空间误差模型所表现出的经济增长特点，适用于五大经济区。
2.西部的数据在模型中的拟合程度很高，中部、东北部数据的拟合程度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中部、东北部国有企业所占份额比较大，其经济增长受我国市场的影响较小。
3.资本比重在模型效应上依旧保持三分之一，可以体现出空间对经济区域的影响力是趋于稳定的，经济体制、国家政策、劳动力等其他因素都不会对其空间经济形态产生较大影响。
（三）横向比较
1.特定效应对五大经济区的拟合优度影响非常弱，目前非空间因素在模型中已经逐渐找到了自身的分析重心，并能够在对数似然的水平下完成模型数据对比，这种对比结果可以加大数据系数，提高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2.从解释能力上分析，空间拓展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相对于传统经济增长特征分析模型，其在数据条件分析上具有一定的环境优势。东部、西部、东北部各省市经济区域都能够满足非空间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体现较强的经济收敛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风险规避保险需求
1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1风险因素
“无风险，无保险”，风险是保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依据。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发展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风险也在发展，人们在使某些风险损失减少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风险和风险的管理方式是共同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风险的发展，新的风险的发现及解决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人类实践向纵深的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的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1.2财富因素
一国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保险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险的储蓄性决定的。短期内，由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互补的平均储蓄倾向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递增。按照Kuznets的实证研究，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是恒定的，但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决定了保险的需求会随着人们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险的保障性质决定的。对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可以运用效用理论。面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可以将期望值看作一个经济项目的价值，这就是期望值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随机损失X，付出数额E(X)就不会感到有差异。但多数决策者并不按照这一原则，初始财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保险需求的财富弹性是指，个人财富的变动率所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变动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就可以从研究中得出一条合理的结论，即保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国民收入的一定增长会产生保费收入的更大规模的增长。
1.3人口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会使社会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寿险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使人们的期望寿命增长，对寿险作为储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另外，长寿意味着寿险价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龄的人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此对应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我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对寿险构成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我国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将使我国寿险业受益。
1.4意识水平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传统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应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对保险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样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5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需要设计某些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保险产生相当的影响。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会扩大总需求，从而加大保险需求，反之，减少保险需求。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货币需要大于货币供给，可能因而减少保险的购买；反之，则增加保险的购买。
2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仅从经济产出的总量上来分析对保险消费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来代表经济增长。这里运用简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关系，因为某一变量的变动与另一个变量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说明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如果变量的变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分析的效果必然会减弱。结构模型根据变量之间联系方式，找出他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择简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说明：第一，如果经济的增长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税收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并且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这样包含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消费变量的简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非均衡的增长，则为了使经济回到均衡点，政府会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一方面实际的传导机制或者还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使结构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鉴于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这里选择简化式的模型（见附图）。
我国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致呈现一致性，说明国民收入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有许多的因素。例如，保险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体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将运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InY=?琢1+?琢21nX+?着
Y:保费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琢1，?琢2：回归系数；?着：随机干扰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为0.983，调整的R2为0.982
可见，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通过各种检验，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常数值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上式求导，dY/Y=1.765dx/X，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实际的保费收入预期会增加1.765%。这里的收入弹性是总体的弹性，包括寿险与非寿险之和。与寿险业相比较，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相对发展稳定。
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趋向于更加的风险规避，即前文中我们的效用函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国寿险业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非寿险业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该模型也能够很好地通过各种检验。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大致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非寿险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寿险收入弹性分别为1.14和1.75。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介于二者之间，大致有两种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使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增加，促进了对保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国的非寿险的收入弹性。实际上，在非寿险业务的内部，各种不同的产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寿险业发展因素多于非寿险业的，所以使寿险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寿险业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为：
1nY=-25.690+2.891nX
Y：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模型的统计检验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够较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我国寿险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2.89，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第一，人们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态度趋于更加的风险厌恶；第二，市场利率风险使人们选择了相对稳定的保险这种储蓄方式；第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场中介问题）以及保险人对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存在高估寿险业收入弹性的可能。
可见，无论寿险业还是非寿险业，都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为实际业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孙祁祥,孙金勇.保险需求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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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M].北京：三民书局印行，1984
1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
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持，只能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才能有效转变产业结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在注入过程中，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促使东道国的生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优化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产业结构的升级，就能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对东道国在其经济增长上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不但有时候没有实现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国的经济倒退、引发经济泡沫，更加大了东道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不合理布局将导致东道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而形成的东道国技术溢出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引入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避免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东道国呈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布局的不规范、不合理性导致的。(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阻碍东道国研发水平的提高。很多跨国企业在进入比其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时，对生产技术进行行业垄断，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投入国家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技术水平的悬殊会越来越明显。
2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形式分析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受跨国公司的外资进入影响越来越深远。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上两条思路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形式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东道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外资企业所具备的技术水平高、管理经验先进的优势，随着对东道国的外资投入，渗透到东道国，缓解东道国优势行业垄断、劣势行业只能淘汰的现状，使得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合理整合。二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外商直接投资从表面上看仅仅有资本的流动功能，但是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管理经验、产品技术、销售技巧、网络覆盖等都随之输出。并能大大提高东道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相对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现。
3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分析
3.1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约束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力度；第二是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着模仿学习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企业便会对在东道国进行的技术研发实行垄断或技术控制。
3.2竞争效应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东道国生产本地化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与其它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在压力之下，东道国的企业就会采用模仿学习手段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竞争效应和模仿学习效应之间就会逐向趋同，从而竞争效应就能提高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3联系效应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雇员不用通过流动而仅仅通过与东道国企业雇员之间的交流，就会将其熟悉掌握的知识传输给东道国的企业雇员。东道国企业的前向关联外资企业因为其在东道国的本地化程度提高而需要提供包含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而后向关联的跨国公司企业随着在东道国本地化程度的提高，则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品，东道国的本地供应商因为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技术帮助、培训以及质量控制标准化等而获取到更多的技术和管理。
作者：杨灵灵单位：浙江嘉兴学院商学院
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为四种类型：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三是现代化的赶超者；四是始终未能进入现代化、处于停滞甚至落后状态的国家。我们发现有几个大国是属于现代化赶超类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工业化，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迅速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其次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动工业化，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实现经济起飞，迅速追赶美国；再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在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四是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显现出现代化追赶效应或追赶模式的明显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AngusMadison,1998）最近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1820-1995年期间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国情分析室)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一、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受实体经济率先复苏和预期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国际资本争相流入中国。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早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收紧，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4次提高基准利率。加息只能使国内外利差进一步加大，使得国际游资加速涌入国内进行套利，流动性加剧，通胀风险进一步提升。全球面临流动性失控也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争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包括贵金属价格普遍上浮，铁矿石、铜等金属物品及大宗农副产品价格均大幅上涨，致使向全球输出通胀。中国对于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间接带动了消费品价格上涨。其次，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发行的基础货币量。从2008年3月（最低点）到2013年8月，中国的基础货币量（M1）从15.1万亿增加到31.4万亿，净增长16.3万亿，翻了超过一番（见表1）。但是，中央银行并不应该完全为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负责，中国的基础货币有明显的受到外贸因素影响而被动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围流动性过剩和出口导向的影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2012年表现依然强劲，实现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增长了48.1%。由于央行负有要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责任，净出口增加导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占款数额急剧增长，而外汇占款增加的结果是央行增发基础货币。其逻辑是，中国企业出口赚取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企业向商业银行结汇；把维护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的央行再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外汇，转化为日渐积聚的国家外汇储备。2013年6月末央行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购汇使得基础货币不断地流入商业银行，扩大了后者的可贷资金规模。由于净出口更多地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央行没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并不是随意的，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基础货币量被动增长，客观上增加了通货膨胀风险。再次，从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内部原因看，央行不仅无法控制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热钱流入、成本上涨和基础货币被动增加，也没有可能完全控制国内广义货币的创造。广义货币的失控和过剩是在刺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背景下，货币通过商业信贷过程内生创造的结果。
在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这四年时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即M2由42.3万亿增加到106.1万亿，净增长了63.8万亿，增长达1.5倍。2013年8月，广义货币（M2）与基础货币（M1）的增幅之差达到了“106.1万亿—31.4=74.7万亿”之巨，见表2。教科书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喜欢用乘数效应解释广义货币的创造，但这种解释是刻舟求剑，书斋里的学问，乘数论似乎解释了一切但也掩盖了一切。直面现象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过程中会内生的多创造出来74.7万亿的广义货币。从央行的数据分析，新增加的货币供给量绝大多数被以贷款形式流出的。从绝对量讲，截止201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本外币贷款总量约67.3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GDP总量的1.3倍。从增量看，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从29.4万亿上升到74.1万亿，净增了44.7万亿，占内生地多创造出来的74.7万亿的广义货币的60%，见图3。那么，这44.7万亿的银行贷款又流向了什么领域呢？有研究显示，这44.7万亿的贷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所发动的投资项目。这符合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个经验判断，每当宏观经济出现紧缩迹象时，在获得国内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营部门，反之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的项目在信贷方面往往享有优先权。一个举目可见的现象是，在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扩大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投资，国有企业也趁机大举借贷，乃至出现国企地王现象。通过上述数字的对比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认为，从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内广义货币增和基础货币之间的74.7万亿增幅差额，从国内的因素看，主要应该是在政府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业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工程的倾斜性信贷急剧膨胀的结果。
二、根治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远不是央行多发了基础货币那么简单，广义货币增加背后的逻辑是复杂的，反映了国内外双重流动性过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也必须多管齐下。
（一）加强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渠道的监管，防止炒作性游资进入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无外乎是被套汇和套利机会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内，中国外贸巨额顺差造成国际市场巨额的人民币需求，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故而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法避免；为控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废止。那么，在长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针下，短期可暂时对外汇资金强化兑换管理。可规定资本项目下的外汇资金，没有经过非常充分严谨的论证不能兑换成人民币，进而切断人民币与外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连接。政策实施时要区别对待，在拒绝国际游资的同时，不能伤害到正常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反通货膨胀的特殊时期，短期内来强化外汇的干预和管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政策选项。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生产能耗，减轻对石油等资源性产品的依赖度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无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上，现在中国需要何种商品，该商品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面对当前的国际能源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必须探索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崭新的发展道路，既要保证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的改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又要相对减少对能源、资源的依赖。即使是从长期国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胀的角度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产对国外资源的依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能源输出国和大宗商品市场上国际影响，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定价权也是必须抓紧进行的工作。
（三）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近年来，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个方面它对通货稳定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于净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实际上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在通胀背景下，消费能力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增加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要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同时，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编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以便科学地建立健全动态价格补贴机制，当因供求变化等原因导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出现持续较大幅度上涨时，政府应及时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给予适当的临时价格补贴。
（四）在控制商业银行信贷创造的同时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要依靠货币创造所推动的以基建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推手。故而，目前在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以及难以完全改变GDP政绩考核体制的情况下，要控制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单靠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加息，并不能完全奏效。在当前如此严厉的货币政策环境下，2011年以来贷款总额仍然持续增长。地方政府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已经开始建设而尚未完成的大量基础工程未来都需要进一步追加投资。即使中央政府继续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或继续加息，地方政府如发现从商业银行贷不到款或贷款不合算，还可能会通过发行债券等其他金融工具融资。后者同样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广义货币，且未来的风险更大。解决方法是在财政上紧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都应尽量控制新的投资计划，即使是民生工程等必须实行的投资计划也应该首先从财政积累资金中筹款，避免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对于在建的大规模地方基建项目，中央应该加大审核检查力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该立即下马（比如近期对于某些区域高铁项目采取的措施），同时尽量控制在建项目的规模，防止无限制的追加投资。而从长期看，如何逐步改革目前的政绩评价体制和财权事权分配体制等问题已经摆在了中央决策层的面前。
作者：韩义民程振锋高俊学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协整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作者以重庆市作为东道主，从FDI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贡献的关系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对于重庆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外商投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重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重庆外商直接投资大概经历了缓慢发展的起步阶段、高速波动的增长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重庆市FDI存在着总量少、来源集中、发达国家份额低以及投向集中、分布不平衡等问题。
注：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整理
1985年，重庆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中外合资企业—庆铃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从图一可以看出，1986年～1991年间，由于长期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引进FDI进展缓慢，FDI占GDP的比重也在0.01%以下。1992年,重庆被国务院列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1993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迎来了引进外资的高速发展时期。1992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外资10247万美元，是第一阶段累计金额的1.40倍。1993年为历年来重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之最。从图可以看出,1992年～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数量大、波动剧烈的特点。1997年重庆直辖市出台了61条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38466万美元。重庆引资工作进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二、重庆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外来投资者将资金或资产直接投放到东道国的产业部门，在当地创办企业或与当地资本合营，通过生产要素的直接投入，投资者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和管理拥有直接控制权。
经济增长泛指一国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增加。本文将衡量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指标GDP作为代表，主要探讨FDI与重庆市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1.FDI与GDP相关性检验。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收集1985年～2006年重庆市GDP和FDI的数据,剔除汇率变化的影响,运用Eviews3.1统计软件对重庆市GDP和FDI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为0.843292,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2.序列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为了说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对FDI和GDP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1）单位根检验及实证结果。为了减少数据波动趋势性,分别对这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在对两个变量的二阶差分的线性图形进行分析后,发现LFDI和LGDP两个变量没有明显的趋势特征,因此对LFDI和LGDP两个变量进行ADF检验。从分析结果得出,LFDI和LGDP两个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在不含截距项和趋势项的ADF值都在5%的显著水平上，驳斥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两个变量同阶单整。二阶差分的平稳性特征以及序列的同阶单整关系说明两个序列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2)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取自然对数的二阶差分具有平稳性特征,作二组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发展态势上,FDI的增长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增长不是FDI增速不断扩大的Granger原因。
3.回归分析及回归方程的建立。上述相关性、协整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重庆市FDI与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协整关系,并且FDI是推动重庆GDP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通过分析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经济计量模型。
LGDP=5.896+0.4296LFDI
t=(46.47440)(9.429685)
R2=0.816377=0.807196F=88.91896DW=0.472310
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分析，其拟合优度较好。但是DW值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对残差项进行检验,发现ADF为-2.862063,小于5%的临界值-1.9592,说明从长期发展来看,GDP的增长与FDI的增长是协调的,说明模型基本正确。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结论:重庆市引入FDI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0.43,即重庆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将平均增加约0.43个百分点。可见，FID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
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十分明显。采取外向型经济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引入FDI作为外向型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在金融风暴的浪潮下，全球经济将面临着衰退的景象，我国GDP增速预计由2008年的10.5%左右降至2009年的9.5%左右。重庆市如何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看出，FDI促进了重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FDI大量涌入重庆的原因。所以从其他方面考虑来吸引FDI。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当地的制度，投资环境和各项政策法规。然而地处西部地区的重庆市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政府效率、法规政策透明度、高素质人才等投资软环境方面明显处于劣势，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因此，加快体制创新、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是重庆市吸引外资的关键之所在。
1.1选题思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股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迅速扩张和蔓延，并演进为全球性的金融变革趋势。在金融创新大潮的推动下，一批经济学家陆续从不同角度提出各具特色的金融创新理论，如凯恩斯的规避型创新理论、西尔柏的约束诱导金融创新理论等，他们对金融创新表述的角度可能不同，但其实质大同小异。金融创新是指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金融业在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业务技术、经营方式及管理法规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深化和变革的活动。它是一个由盈利机制推动的、缓慢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加入WTO协议的逐期履行，我国商业银行将直接面对来自国际金融界的强劲挑战。然而，在这个相对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也是与日俱增。一套完善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建立使得商业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大。许多导致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突出。同时，面对国际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作为我国金融业“老大哥”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国际化接轨，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创新，在经营中加强风险管理。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步伐日益加快，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股份制改造和重组上市都充满了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方面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新的经济时代，如何确定产品创新的战略目标和策略，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金融产品，从而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是一项重大课题。
1.2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由创新所引起的。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是指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来，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认为创新既构成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本质。自从这一理论提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创新理论的研究热情持续未断，但各种创新理论都未脱离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框架，都是对该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欧美学者出版了许多著作研究和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在宏观、微观两个领域各有侧重:微观领域主要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定价原理和市场均衡;宏观领域的研究主要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制度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唐雄俊教授在1986年的时候出版了《美国金融市场》一书，介绍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同时，周林教授和何旗(1985)也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了专门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论文。此后在其他刊物和书籍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金融产品创新相关的文献。随着我国入世，积极融入到全球的经济浪潮中，形势的变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国外跨国银行集团的介入，对中资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产生震动，同时形成创新的热潮。国内的学者开始注重在开放的金融化境中，我国银行产品创新性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承认开放对于国内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银行能够促进竞争格局的形成，以及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如张晖(2005)在“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开发模式选择—独立开发还是与外资银行合作开发”中明确表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目前陷入一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要靠“外力”才能打破这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而对于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宏观方面主要从宏观管理制度出发分析。例如，刘锦辉(2006)在“业务组织系统制约下的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研究”中强调要通过体系的创新推动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艾敬仓(2006)在“金融行业治理模式探析，中提出了金融机构的三层治理摸式。庄永南和马晓琳的《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实思考》认为，加强对国外商业银行新业务、新产品的学习，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交流和合作，从而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综上所述，有关金融创新和国内业务发展的资料不少，较多地关注国外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但是，把金融创新理论与金融风险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论证，国内还并不多见。于是，我选择了二者的结合作为切入点。
1.3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了如下研究方法:
(l)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文从理论上借鉴了西方金融学中关于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如何能在新的经济时代产生而不断适应当下的环境，并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发展产品创新的实务现状，提出了诸如重视金融产品自主研发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激励体系；处理好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完善产品创新后的产品保护和改进体制；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处理好创新产品与传统产品的关系等贴近实际的建议。
(2)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相结合。在对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把该风险按照外部环境风险及内部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在全面分析各类风险的产生原因及相互间的关系之后，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使用不同的控制方法。
1.4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金融产品创新的途径与方式选择过程中融入了风险控制的概念。当前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商业银行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切入，探究当下环境下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在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金融风险控制理念的灌输，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不可大意，需要创新的同时兼顾有效地采取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
2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
2.1产品创新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产品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高；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2.1.1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
从目前银行业创新产品来看，资产类方面逐步出现了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信贷风险的转让等新的金融产品；负债类方面可以看到储蓄替代产品的不断出现，例如基金产品、证券投资产品、保险产品等，但是仍然缺乏实现现代金融业功能的品种和工具。虽然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了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但在分业经营体制下，真正跨市场的银行金融创新产品还十分匮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还显得十分单一，而发达国家如德意志银行的金融服务品种涵盖了债券、期货与期权、股票上市、产权交易和基金管理、经纪人清算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对应的服务。由此可见，国内商业银行没有很好地利用各要素市场进行金融产品设计、创新，产品匮乏、简单化、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创新压抑等现象和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1.2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从银行现有的产品管理实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往往采取的是“产品主义”，而不是“客户主义”，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创新意识。产品开发和改进往往从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对客户信息缺乏必要的整合和细分，导致产品设计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地开发出具有前瞻性和吸引力的金融新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主体和金融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市场特征，但这种多样化只是银行主体和产品种类的增加，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大部分金融产品没有较高的增值性和附加性，不能满足客户特别是优质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金融需求。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与经济状况等，决定了客户对银行服务需求层次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国外银行在经营金融业务中，十分注重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及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度，分别开发和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加强对一般中低端客户服务的同时，特别对高端优质客户提供更完善、周到的服务。香港恒生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中，针对高资产客户推出了“优越理财”服务；针对中产阶级的女性客户推出“悠闲理财”服务。香港汇丰银行为加强对高端客户的服务，专门设立“卓越理财”服务，为“理财总值达到10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进行全面的理财服务。在这里，客户除享受“一对一”的客户经理服务外，还可享受综合理财户口、创新备用信贷、高额透支、综合保险、旅游等多种服务和优惠。香港花期银行对“百万富翁”级客户，更是实行“三（客户经理、基金投资经理、外汇投资顾问）对一”的专业投资服务。现在，又改成“四对一”服务，为客户新增了一名理财助理。此外，这些客户还可享受银行提供的24小时投资买卖、网上贵宾理财等服务及豁免信用证（卡）年费、旅游、娱乐、购物、美容等多种奖赏和优惠。而我国由于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模式，出于对市场风险的控制，国家对银行、证券、保险合作有较多的限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也仅仅停留在共享网点和营销资源的较低层次上，国内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个人理财产品主要在银行自身的产品打包之上，很难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对证券、保险等综合产品的开发较少涉及。产品方面的欠缺，导致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注重于表层的服务方式，如配备专门的客户经理、提供专门的场所、亲情服务等，这虽然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在本质上还是有较大的距离。
2.1.3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当前银行的经营环境来看，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新技术革命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银行业务品种日益增多，覆盖了公司和个人存贷款业务、银行卡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金融衍生产品等各个领域，银行产品和服务也不断向证券、保险等其他领域渗透；但是目前银行给客户提供的许多产品功能仍然十分接近甚至重复，且缺乏产品之间的相互连接，没有考虑到将这些产品的功能进行整合和优化。此外，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交流，从而导致银行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出来的产品与市场的需求有相当的差距，难以得到市场的认同，有许多产品出现开发出来后乏人问津的现象。国内一些银行开展金融产品创新的初衷只是为了提高知明度、抢占市场，而忽视了盈利能力的提高，在创新过程中只求规模不讲效益，一味求“新”求“鲜”，致使一些创新活动表面上红红火火，但实际上赚了吆喝赔了钱。在产品的后续管理方面，则普遍存在重视产品开发，轻产品维护、产品改进的问题。银行产品推向市场后没有有效的跟踪体系，销售的实际情况得不到及时全面的反馈，缺乏产品盈利能力、客户群体、产品质量、市场认可程度等方面的事后评价和分析，无法为产品计划的调整改进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大大缩短了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无法适应市场竞争。
2.1.4信息技术落后，与产品创新的融合度不高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不断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子信息服务，而且我国银行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缺乏深层次数据分析功能的营销系统就是一个例证。另外，我国各家银行在建设自己的电子网络系统时基本是独自操作，这样开发出来的系统往往导致重复建设，增加了运营成本。据统计，目前恒生银行80％花旗银行79％的业务量靠自动化设备处理，电子银行系统不仅为客户提供一般的账户查询、转账、付款等服务，而且还提供客户贷款申请与迅速批核服务，以及通过电话银行或电脑进行股票、外汇、基金等投 资的服务。但是尽管近几年国内银行业务电子化发展迅速，电话银行、网络银行、ATM等渠道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与国外银行服务方式相比还远远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仅从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来看，目前90％以上仍由柜面人工办理，许多简单的存款支取业务、代收代付业务，完全可以采取机器处理或客户自助的方式解决，却往往集中在柜台办理。如工资、代收水电费等，通常要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而大部分基层银行网点少、人员少、窗口少，服务很难跟上，柜面排长队现象屡见不鲜。个别开办代售火车票业务的银行，因开设窗口较少，在春运等节假日高峰期间每天门前人满为患。一方面增加了人工成本和柜台压力，挤占了其他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造成业务处理速度偏低，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2.1.5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雷同，产品缺乏特色，金融工具品种少、结构单一，突出表现是：产品创新往往着眼于对同一客户群体的争夺，如大型企业、高收入阶层等，而对另外急需提供金融服务的客户，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般城市居民等，则缺乏创新性产品；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很快就被其他银行竞相模仿，易于造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市场秩序混乱。目前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推出的创新产品大多是在传统存款、贷款、票据、投资、结算、担保等业务基础上的创新，缺乏期权、期货、票据发行便利等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各类金融产品组合创新，这就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同时，国内商业银行现阶段尚不能利用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分析手段、金融管理方式来拓展业务范围、增加收益来源，大多靠引进国外技术比较成熟、交易系统比较简单的业务，创新产品系列大同小异，独特性不强，不但无法成为自己的核心产品，反而形成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使得收益率降低，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往往需要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过度竞争，竞相压价，收益水平下降，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只能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服务质量；过度竞争会导致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的能力降低，整体效益下降；金融创新产品维持较低的价格水平会使银行缺乏增长后劲，加上同业之间的挤兑，致使新的银行业务很难发展起来，最终降低整个行业的竞争实力。
2.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有效的体制支持；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金融创新人才短缺。
2.2.1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
一是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还是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不利于金融创新。二是我国的金融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而且对创新产品审批环节多、审批时间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三是对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缺乏法律保护。一种新产品开发出来后，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加以认定和保护，于是很快就被其他银行仿效，使得最初的产品开发银行预期利润降低。如中国建设银行最早推出以“汇得盈”为产品品牌的外汇结构性理财产品，首创锁定固定收益的较长期限外汇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个人客户将手中外汇现金或在其他银行的外汇存款转而购买该理财产品，以期取得比一般外汇存款利息高出一筹的收益。不过仅仅过了一周，国内各其他银行纷纷推出同类型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目标客户群、定价模式均如出一辙，受益却略略高出最先推出产品的银行。这也是各银行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搞自主创新，从而导致产品同质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四是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超前消费意识和投资理财意识淡薄，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加快金融创新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基础
2.2.2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力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金的利率一直实行大一统管理，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和监管，各金融机构只是负责在人民银行授权范围内组织实施，表现出强烈的计划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没有实现市场化，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我国商业银行仍然无法根据企业及贷款项目风险水平的大小确定贷款利率。由此损害了利率内在平衡机制，造成了利率结构的扭曲，影响了资金配置效率，致使商业银行自主创新能力低，难以自主定价配置资产和防范风险。在新产品开发中，国内银行往往缺乏市场调研和系统分析，只是根据领导“命题”，在不完全、甚至很不了解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就进行新产品软件的开发工作，结果只能是“三边”作业（一边提需求、一边设计、一边开发），不仅新产品系统的开发质量不高，而且常常是未经市场试验便匆匆将产品推向客户，结果便是在市场上一边交“学费”，一边更大的成本改进产品质量。
2.2.3金融创新效率不高，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
金融产品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单个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创新步伐迟缓，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对创新涵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只重视单个产品推出，而对其他方面未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和运行机制，创新缺乏动力和持久性。目前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沿用的“部门银行”组织框架。在管理上，国有商业银行沿袭了总行一分行一二级分行一支行一网点的5级管理模式，这种多层次、垂直型的组织体制往往造成信息衰减、沟通不畅、组织僵化等弊端。不利于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运作体系。在内设机构上，主要按照业务及产品分类设置部门，一个部门只负责提供一种或几种产品和服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无法从整体上对业务进行综合管理，更难以对客户、渠道、业务等进行成本分析。总分行制以及总行对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地区“一刀切”的授权限制，不利于在银行内部形成有效的创新传导机制，对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作出敏锐的反应；商业银行对创新的激励考核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亟待根据创新业务的特点和新情况作出调整。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领域的建设模式基本上围绕数据大集中这条主线进行。但数据集中并不能直接带来银行经营水平的提高和风险管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及时获取各类交易数据，并将交易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和产品。
2.2.4创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
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多是以个别产品的交易为中心，这导致对优质客户没有整体营销的概念，每一笔交易都是孤立的，而美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模块化产品管理方法，通过对产品的分解重组，产生种类繁多的创新组合，满足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的不同偏好。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条线分割清晰，各自为政现象普遍存在，缺乏对产品的统一规划管理。中资银行在产品形象设计时，很少将新产品与银行整体品牌相结合，错失了提升整体品牌形象的机会，并延长了新产品品牌形象在客户心中扎根的时间。如各家银行竞相推出的理财业务中，工商银行的理财金账户、农业银行的金达理财、民生银行的富林理财和保得理财、招商银行的金葵花理财等服务项目。显示了国内银行对“金”、“富”字眼的喜爱。但这些名字除了招行的“金葵花理财”是对招行的“葵花”形象的延伸外，大多数银行都与银行原来的品牌形象关系不大。
2.2.5金融人才短缺，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人才是产品管理的关键因素。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提倡人性化管理，确立人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业务目标，经营责任与管理责任的具体落实和特殊的专业人才政策，因此在经营管理中无法充分发挥职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可推出创新金融产品的种类
这里所说的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工具和业务的创新是相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过去的工具和业务而言的，并不是相对于国外商业银行而言的。银行产品创新方向可分为五大类：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创新、虚拟化金融产品创新、个性化金融服务品牌创新、其他金融服务创新。其中前两项创新能为银行业带来直接收入，后三项创新则可以通过提高银行竞争力，间接带来经济效益。
2.3.1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
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新产品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上海银监局在去年召开的“2009年上海银行业金融创新与监管研讨会”上强调，上海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应放在个人人民币产品上，上海应当成为各类人民币传统产品和新型产品的研发和交易中心。而上海做为国家确定的金融中心，其发展方向在全国金融业应产生导向作用。不断加强个人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产品，以品牌效应吸收存款、争取客户。 贷款业务创新产品方向仍然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个人贷款新产品几乎涉及居民的全部热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生产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品种有住房抵押贷款、旅游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贷款、装修贷款、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等多种。广东发展银行还第一个推出了个人投资创业贷款，表明个人信贷业务己从消费领域步入生产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贷款产品创新可以在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福费庭融资、保理业务等方面做更大的探索。
2.3.2中间业务创新
近年来各商业银行新开办的中间业务种类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证券、基金、保险、收付款、电子商务、交费易、银证通、咨询、保管箱、企业银行、个人理财、代开存贷款证明等。各类中间业务推出之初因为没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各行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提供免费服务或象征性收费，因此，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没能起到增加银行收益的作用，也造成办理中间业务的巨额投入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存贷利差收益的收窄，国内各商业银行已纷纷取消免费服务，推出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将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2.3.3虚拟化金融服务创新
虚拟化的金融产品是指在网络、信息与高新技术的推动下，银行的经营打破了传统的柜台概念，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以集成电路卡、网络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集查询、转账、信贷、买卖股票、买卖外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虚拟银行。目前，多数国有商业银行都开通了电话银行业务，网络银行业务。但电子渠道银行口碑最好的并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是招商银行。
2.3.4个性化金融服务创新
个性化金融产品是指银行为其客户（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个性化一揽子综合的金融服务。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包括企业银行、个人银行、商人银行、理财宝、外汇宝等。这些产品的推出表明银行与客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客户是银行利润的重要保证和来源，而客户对银行服务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方面民营股份制银行同样领先于国有商业银行。如2010年3月底，为顺应国家扶持中小企业、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兴业银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首个面向自雇个体、个体工商户、合伙人和私营业主等“成长型经营业主”群体量身定制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兴业通”。此次升级后的“兴业通”品牌产品“集贷款融资、支付结算、理财规划与贵宾服务”为一体，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成长型经营业主提供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的产品。 与同业同类产品相比，“兴业通”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提供的不再是单一的银行产品或服务，而是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除了基础的支付结算功能，“兴业通”提供的贷款资金将有力支持经营业主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条件。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一、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为相对全面和科学地分析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除了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外，还进一步选取其他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即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量两个变量。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REI）、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K）和劳动投入量（L）的面板数据来源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市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1996年至2010年。
2、实证分析。（1）样本分类。采用多指标聚类分析方法对70个大中城市进行分类。多指标聚类分析采取的是离差平方和法，其思想来源于方差分析，先将N个样本各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减少一类，每减少一次离差平方和就会增加，选择使类内平方和增加最小的两类合并，直到N个样本聚成一类为止。在城市规模指标的衡量上，选取市辖区人口、GDP和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多指标聚类分析结果见表3。由上表可以看出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城市面积将全部70个城市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城市中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其经济总量都在全国城市前列，2009年其市辖区GDP分别位于全国第一、二、三、四位，建成区面积也分列全国第三、一、二、四位，市辖区人口也都在全国城市前列，为超大规模城市；其余城市2009年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33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大都在300万以上，经济总量也大都位居全国前列，属三类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城市。第二类中的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或沿海城市，其最近12年的经济总量以1998年的价格计算均值都在200亿元以上。截止2009年末，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15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数量大都在150万以上，无论是其经济总量、人口数量还是其建成区面积都比较大，属三类中的中等规模城市。第三类城市相对于前两类城市来说，其经济实力较弱、建成区面积较小，人口总量较少，多为三线城市，其市辖区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小，为三类城市中的较小规模城市。（2）模型估计、选择及解释。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GDP、REI、K和L分别取对数，得到lnGDP、lnREI、lnK和lnL，并运用沃尔德（Wald）F检验法对个体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第一类：F=91.32>F(15,173)=1.7245第二类：F=51.54>F(23,261)=1..5708第三类：F=45.062>F(29,237)=1.5023检验结果表明，三类城市的F统计量都大于其在5%时的显著水平，拒绝了所有系数可混合性的零假设，因此，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来说，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为此，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分别建立三类城市对应的模型。第一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992，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006，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937。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三者中最低，表明第一类城市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房地产投资相对较弱。这或许是因为第一类城市的发展已超越一定阶段，经济中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房地产业投资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894，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591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798。相较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是三类城市中最高的，表明第二类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这或许是第二类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对其经济促进作用已开始充分发挥，而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开始发挥。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367，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661，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633。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介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二类城市之间，表明第三类城市的经济虽较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但受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完全发挥。这或许暗示，随着第二类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第三类城市经济的起步，当第二类城市的技术、人力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越含量并不高的资本贡献时，第三类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跃居首位。
二、结论及建议
显然，无论是从总量角度，还是从区域视角，亦或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城市进行分析，房地产业发展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且房地产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有差异。针对上述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选择房地产调控政策时，就应防止一刀切的调控手段和措施。具体而言，对于东部地区或房地产一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趋紧，防止脱离实体经济的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对宏观经济的破环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或房地产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侧重在引导方面，即如何更好地引导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对于西部地区或房地产三线城市，宏观经济发展尚未完全启动，房地产调控政策应侧重在扶持上，即如何更好地使房地产业成为推动宏观经济发展潜力和支柱。
作者：茹渭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关键词]投资缺口经济增长索洛模型
一、导言
经济增长可能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了，正如卢卡斯所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令人着迷，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索洛在1956年所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一大成就，我们就从这一经典的模型开始我们的分析。索洛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释中国所经历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投资等于储蓄，同中国的实际国情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1989年起我国的储蓄率已经连续十余年超过投资率，也就是说存在持续时间较长的投资缺口，即出现了储蓄长时间大于投资的情况。
所以，本文通过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索洛模型，放宽了投资等于储蓄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投资缺口，使之能更好地模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二、模型分析
1.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首先考察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即时的情况。假设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存在“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则该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进一步假设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率g，即，人口增长率为n，折旧率为d。
下面考察资本积累函数：
其中，由于，所以，于是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表示为：
设状态变量，用改写生产函数可以得到：
同样的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得到：
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知，将这一条件代入上式，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这时的人均产出水平可以表示为：
根据费尔普斯的黄金律理论，当投资率（储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会造成一国福利水平的损失，因此为了集中观察投资缺口的经济后果，排除投资率超过黄金律水平时，产生的福利损失，有必要计算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产出。
黄金律法则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由于都在平衡的增长路径上，因此根据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y*-(n+g+d)k*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2.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
下面考察，即国内存在持续的投资缺口时的情况。这时生产函数与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类似，但是资本积累函数发生变化，由于此时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同，因此资本积累函数改写为：
运用上文方法，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改写资本积累函数，并将平衡增长条件引入新的资本积累函数，可以解得存在投资缺口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存量：
以及人均产出水平：
进一步求解黄金律水平下的资本存量，此时黄金律法则可以表示为：
利用平衡增长路径的性质可以把黄金律法则表示为：
对上式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黄金律水平下的人均资本存量，为了和不存在投资缺口时的情况相区别，将其记为:
于是黄金律水平的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
由于且，对比和不难发现:，因此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同不存在投资缺口的路径相比有一个更低的人均产量。
三、结论性评注
通过对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缺口会造成一国在黄金律条件下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量的降低。因此从理论上看投资缺口如果持续存在，必然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从政策意义上看，不存在投资缺口的经济增长道路要优于存在投资缺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道路。
参考文献：
[1]查尔斯·I·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1）
[3]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年～2003年中国自己流量表的分析．经济研究，2007（6）
[4]陈利平: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经济研究,2001（3）
[5]何帆张明: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财贸经济，2007（5）
[6]王小鲁:收入差距过大：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内在原因．开放导报，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