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09:30: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畜牧业的起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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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我们常说黄土高原培育了华夏文化，但就在黄土高原培育华夏儿女的同时，它还培育了戎狄的儿女。戎狄，是古代与华夏不同的族群，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华夏文人称他们为“蛮族”，因为他们不行礼乐、不修文字、不念诗书，却养太多的牲口。
华夏的文明人在庙堂列鼎中盛满了牲口肉，但他们从来低视养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但他们却被把持历史纪录大权的汉族士大夫抹杀了。我们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响，歌颂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的时候，却忘了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个兄弟。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得干冷，黄土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劣，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另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全身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围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用现在的话说，是两类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南部地区，水土条件好，农业持续发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作华夏，而北部的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贡献。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公平的。
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产生的过程，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司马迁称赞北方许多地方是“畜牧为天下饶”，这里面就包含了对戎狄历史贡献的肯定。
古代汉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却盛赞戎狄的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骏马。《左传》记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汉族文人忘了，马是人喂出来的，没有戎狄的养马技术，哪里来的北方良马。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地位，还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做好了历史准备。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农畜混合经济是环境变化的推动力，而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则主要是人类畜牧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当对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强、骑马的技术出现之后，人们就有条件彻底抛开农业，到新的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大规模开展游牧活动，并建立一种新的依托大规模游牧经济的社会组织。
跳出农业社会历史的局限，放眼中国北方的辽阔大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人文发展的丰富性，这些人文的丰富性，是对多样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而所谓“适应”，对人类来说绝不是消极的。人类文明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农业是一种创造，畜牧业也是一种创造。
中国古代戎狄在地域上分布很广，黄土高原北部只是其分布地域的一部分。戎狄在地域上与华夏相邻，两方的交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别看华夏人在观念上把戎狄贬得很低，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对他们相当“实事求是”。除了想要戎狄的马，华夏国君还想要戎狄的兵士。另外，大概戎狄女子有妖媚的一面，华夏国君还要戎狄女子来作妃子。上层是这样，基层社会恐怕更多，想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到黄土高原，缅怀它的“摇篮”历史时，就更不要忘了古代北边那些放牲口的人们，我们不少人其实都是他们的后代。
[关键词] DNA条形码 COI 畜牧产品 前景
近年来，DNA条形码技术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高度关注，并在动植物的鉴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DNA条形码技术首先是由Tautz[1]等在2002年提出，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分类系统，Hebert等[2，3]在2003年首次提出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概念，并将其用于快速鉴定物种的标记物。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包括生命条码联合会（Consortium forthe Barcode of Life， CBOL，http：// w ），生命条码数据库（Barcode of Life Datasystems， BOLD，http：//），以及国际生命条码计划（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iBOL，http：//）在内的3个大型资源网站，吸引了50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及合作组织。这些生命条码组织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本土也形成了很多包括植物、动物及中药材在内的生物DNA条形码数据库，为物种鉴定及生物系统发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因证据。
一、DNA条形码技术的原理
条形码技术是一种通过对条形码进行电子扫描，从而实现对信息进行快速、准确的自动识别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与商品零售业[4]。DNA条形码与之类似，即利用基因组中一段公认的、相对较短的DNA序列来进行物种鉴定及其相关研究。DNA序列是由A、T、G、C 4种碱基组成，不同的碱基数目分别以不同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就会有足够多数目的基因序列，从而包括所有物种的基因型[5，6]。
二、DNA条形码操作的方法流程
1.样品处理及DNA提取 首先对样品进行液氮冷冻及酒精消毒等处理工作。其次是进行DNA提取，DNA提取方法一般包括破碎细胞壁并释放DNA，分离DNA，纯化DNA，DNA浓缩、沉淀与洗涤等基本步骤[7]。目前常用的DNA提取方法有CTAB[8]法，高盐低PH[9]法，SDS[10]法以及试剂盒提取法等。对于植物样品，一般选择CTAB法 [11]，对于动物样品，一般采用SDS（十二烷基硫酸钠）原理提取DNA [12]。随着近年来DNA提取试剂盒的问世，试剂盒法已经广泛用于动植物DNA的提取。
2.PCR扩增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就是使提取出的样品DNA在PCR扩增仪内进行反应，以达到DNA的数量成指数增长的效果。对于植物PCR扩增，目前国内一般采用叶绿体基因[13，4]和核基因[15]片段为目的基因。对于动物的PCR扩增，国内应用最多的动物条形码是COI基因。另外，线粒体基因以及核基因也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动物研究中。
3.PCR产物检测及测序
目前，一般采取琼脂糖凝胶电泳方法检测 PCR产物，采用Sanger双向测序的方法。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国内的测序技术也在进一步提高。
4.获得DNA条形码 将测序返回的结果利用Choromas软件查看峰图质量，ContingExpress软件进行双向序列拼接，Bioedit软件进行序列编辑，最终获得DNA条形码。
三、DNA条形码技术在动物研究中的应用
1.DNA条形码在昆虫中的应用
早在21世纪初，我国学者就已经利用线粒体COI基因对线虫、蛔虫、水蚤和吸虫等线形动物进行了序列差异研究。之后Hajibabaei M等基于COI基因对鳞翅目521种昆虫进行了序列分析，发现对其物种鉴别效率可以达到97.9%。潘程莹等对7种蝗虫的线粒体COI基因进行了研究，发现基于COI基因可以实现对蝗虫的鉴别，并揭示了蝗虫的系统进化历程。这表明DNA条形码在昆虫类的鉴别研究中已经相当成熟。
2.DNA条形码在鱼类中的应用
DNA条形码在鱼类中的开发和应用也较为广泛。Ward等对澳大利亚207种海洋鱼类进行分析，发现所有物种在COI基因上都有一定差异，通过系统发育关系的构建，发现COI基因可作为海洋鱼类DNA条形码的标准序列。此外，Zemlak等用COI基因研究印度洋沿岸35种鱼的229个样本发现，南非和澳大利亚海域的同种鱼类存在很大的差异，指出南非和澳大利亚海域应该还有很多隐存种没有被人发现。王中铎等利用COI基因对南海硬骨鱼类进行研究时发现，COI基因可用于硬骨鱼类的物种鉴别，并可用于低级分类阶元的系统进化分析。这些研究表明，COI基因不仅可以用于动物物种的鉴定，还可以用于分析物种的系统进化历程，寻找物种基因差异性原因，这对于动物隐存种的发现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3.DNA条形码在软体动物中的应用
软体动物种类较多，现存种类大约8万种，为世界第二大门类，目前海洋生软体动物已有不少报道。Johnson等对20个种类的帽贝（Lepetodrilus limpets）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种都可以通过COI基因进行区别开。Mikkelsen等[对12种双壳类的COI基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种内差异和种间差异没有重叠，COI基因还可以作为双壳类的DNA条形码。COI基因由于其具有较快的进化速率，且PCR扩增较容易，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软体动物的鉴别研究。
4.DNA条形码在鸟类中的应用
哺乳动物是和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类动物，目前对于哺乳动物DNA条形码研究还较少，主要研究集中在鸟类动物上。Efe等基于包括COI 和Cytb在内5种基因片段对濒危动物白嘴端燕鸥的研究发现，该物种还存在两个隐存种。Fleischer等[利用12SrDNA等6种线粒体基因对10种濒危象牙嘴啄木鸟的亲缘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其中7个来自北美洲自然博物馆，3个来自古巴野生种。Webb等[还利用COI基因，Cytb基因及12S基因对啄木鸟科部分鸟类进行系统发育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美洲类群的啄木鸟是来自于欧亚类群的入侵种。DNA条形码在鸟类中的应用研究比较广泛，其在揭示鸟类的进化历史，物种迁徙以及遗传漂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DNA条形码在畜牧产品中的应用前景
目前，DNA条形码技术在常用畜牧产品中的研究还比较少，国内仅有几篇文献开展了类似研究。李新光等[35]利用COI基因对外在形态一致的冷冻鱼、冻鱼片及烤鱼片中的鱼肉成分来源进行了鉴别，结果发现10 种冻鳕鱼片样品主要以“狭鳕”为主（7/10），存在将“白鳕鱼”标识为“银鳕鱼”的现象；烤鱼片样品与其标签上所标识的原料多数不符，一些烤鱼片还发现有月尾兔头，说明DNA条形码技术可以用于畜牧产品的来源鉴定。徐向明[36]以我国3个地方品种鸭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COI基因，发现3个地方的品种鸭具有与其他地方相区别的单倍型，并且也分别具有其各自的特异单倍型，说明利用COI基因可以鉴别不同地方鸭的品种。张蓉等[利用COI基因对市场上的花鹿茸，马鹿茸及其混伪品进行了准确的鉴别，进一步说明了DNA条形码在畜牧产品品种鉴别上的可行性。此外，Wang 等[通过测定浦东白猪和沙乌头猪线粒体控制区（mtDNA D-loop）序列，并利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猪在GenBank里的序列信息，对这些地方猪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太湖流域的这些地方猪种的系统发育树分为两大支，而浦东白猪只分布在其中的一支内，估计大约在0.26～0.75 亿年以前，浦东白猪与其他四种猪就已经分离开来，也就说浦东白猪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猪种，与其他地方猪没有基因交流，应该作为一个单独品种进行保护。
畜牧产品在我国市场上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畜牧产品在市场上所占据的比例也会逐步增加，如何确保畜牧产品的来源准确，品种精确已经成为畜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给畜牧业带来了新的启发，尤其是对于外在形态相似的畜牧产品来说，运用DNA条形码技术对其进行准确的来源鉴定将对控制畜牧产品的品种与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及第三方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目前在畜牧业发展中保护稀缺品种也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基于DNA条形码技术可以估计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系统进化历程，推测物种的起源中心，将其应用于畜牧业中濒危物种的保护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DNA条形码技术在畜牧产品中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将其引进并合理应用对于畜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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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面积大致相当，但以200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为12.8亿。欧洲则为7.3亿，中国人口将近是欧洲的2倍。人口密度高，这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东亚国家的特色。
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高的原因，有各种不同假说。一种是文化差异说，认为中国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于传宗接代需要有早婚早育传统；且对生儿子非常在意，通常要多生几个，因为一个儿子可能会中途夭折。另一种是宗教因素说，比如东亚的宗教都限制堕胎等。
以上两种假说是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解释的，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东部的人口密度大于中西部的人口密度，为什么汉族地区的人口密度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密度等。如果是宗教的因素，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都信奉相同的宗教，应该有相似的人口密度。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99年孟加拉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981个人，而巴基斯坦只有175个人。
我认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与不同地区的养人成本有关。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地区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海拔则在几百米以下。这种地形条件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每年的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欧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正是温度较低的时候。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欧洲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同作物的单产有很大的不同，中国1952年农作物的单产，水稻是每亩产161千克，小麦是49千克，玉米是90千克，高粱是79千克，小米是78千克，甘薯是126千克。水稻的单产是小麦的3倍多。
在中国这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样的面积里粮食产量较多，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来计算，养人成本较低，养人数量较多，人口密度就会较高。欧洲适合种植小麦和发展畜牧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较低，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计算，养人成本较高，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数就较少。同样地，孟加拉周适合生产水稻，人的生存成本相对较低，人口密度就特别高。巴基斯坦比较干旱，适合生产小麦，人口密度就比较低。
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中国的人口总量为什么到明朝以后突然急剧膨胀，从几千万快速膨胀到三四亿。原因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和甘薯两种新农作物引入中国。玉米的单产比小麦高出很多，按照以上的数据，小麦的单产是49千克，玉米是90千克，甘薯的单产更是达到126千克。它们的单产都低于水稻，但甘薯几乎在任何地区都能生长，原来不能生产粮食的地区也能生产甘薯，这相当于一种技术变迁。粮食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人的生存成本随之下降，人口就一直不断增长下去。
大话110米栏
提起110米栏，大家立刻会想到世界冠军刘翔，因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
看到刘翔在赛场上威风八面，你是否想过跨栏跑的由来呢？传说远古时代的人们为了，每天都要和飞禽走兽打交道。为了追赶或者逃命，不但要跨越一些天然障碍，可以说这是最原生态的跨栏跑。但田径比赛中的跨栏跑起源于英国，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那时英国畜牧业很发达了，一些放牧羊群的牧童们经常从羊圈跳进跳出，追逐，玩游戏等。后来，他们又在平地放若干个与羊圈同样高矮的栅栏比赛，看谁最现跃过障碍跑在前面。到了1864年，英国把这项比赛列为田径的正式比赛项目，并规定120码的距离，栏高定为3尺半，直到1890年，国际体育组织才把英制长度统一为公制长度单位，及距离为110米，栏高为1.067米。同时，对比赛安放栏架数量也规定为10个，还规定从起跑线到第一个栏架间的距离为13.72米，最后一个栏到重点间的距离为14.02米，其余每2个栏架间的距离均为9.14米。这样列式计算一下：13.72+9.14×（10-1）+14.02正好等于110米。对了，考考你，知道为什么是9.14乘以（10-1）吗？我们以前讲过，不知道的话赶紧去复习复习把！
另外，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在比赛过程中，一个运动员在2个栏架之间跑步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是单数。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北京奥运会上你可一定要仔细看了，观察一下优秀运动员的动作，看是不是像上面说的这样呀！
种果蔬、种鲜花、种苜蓿，这些与北大荒大农业千亩豆海、万顷稻浪相去甚远的小产业，被齐齐哈尔管理局作成了富民大文章。养螃蟹、大雁、梅花鹿是这个管理局的特色养殖项目，撑起群众致富的半壁江山。
高效特种，品质效益优先
垦区马铃薯主产地――克山农场马铃薯种植面积10万亩，成为垦区马铃薯产业的脊梁。垦区西部水稻种植的起源地――查哈阳农场与袁隆平水稻研究所合作，开展水稻高品性抗病品种育种，目前育种工作已经进入品种审定阶段。齐齐哈尔管理局着力发展棚室经济，将果蔬、食用菌与花卉作为主栽品种，并继续夯实中草药、杂粮豆以及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根基。齐齐哈尔种畜场棚菜种植户刘振东的两栋大棚四季生产，亩效益超过6万元。花卉种植户衣秀华种植君子兰，年效益超过20万元。
自2012年开始，齐齐哈尔管理局工会、科技局等部门在阳光培训过程中聘请省内科研院校、山东的食用菌专家和五常、七台河等地的食用菌种植大户到管理局食用菌培训班传授经验，在指导种植户生产的同时，也拓宽了销售渠道，留下了客商资源。齐齐哈尔种畜场香菇种植大户高宇每天通过手机和电脑时刻关注香菇的价格变动情况，第一时间了解市场动态，并与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蔬菜销售商签订了合作协议。
2015年，这个管理局共生产食用菌10多个品种、80万袋，预计利润可超过百万元。明年，管理局还将利用水稻育秧大棚在查哈阳、依安农场和富裕牧场等地重新开辟一批种植基地，并与有加工能力和销售渠道的食用菌龙头企业加强联系，带动食用菌产业迅速、持久地成为一个新兴的富民产业。
近年来，牧草种植已悄然成为齐齐哈尔管理局的新兴产业。绿色草原牧场种植苜蓿草6.5万亩，苜蓿草种植合作社与青贮种植合作社不仅在种植牛产、销售上减轻了种植户负担，还购进TMR机械，将全混日粮配送进了养殖小区。
见缝插针，拓展养殖领域
奶牛养殖一直是齐齐哈尔管理局畜牧业发展的重点，而不断萎缩的奶业市场对奶牛养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齐齐哈尔管理局从政策扶持、完善服务出发，坚持稳奶牛、走规模、提单产、重质效的发展策略，分析市场找原因，应用现代化的养殖技术，尽量降低成本提高产能，走质量效益型畜牧业发展道路，发展乳肉兼用牛，进一步加快了奶牛牧场集约化改造步伐。
这个管理局发挥天然草场资源丰富和养殖业较为发达的优势，发展肉羊、牛猪、禽类养殖，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效益。
巨浪牧场宏旺孵化场场长杨宏业对笔者说：“孵化场今年孵化鹅雏20万只、鸡雏10万只，获纯利20余万元。”去年春天，30岁的杨宏业在开办养殖场的同时又投资50万元创办了宏旺孵化场，走上了“白繁+养殖+销售”的广业之路。他考察了山东、吉林等地的禽类市场，在山东购进10台大型孵化设备，通过两个多月的辛苦付出，孵化出的鹅雏、鸡雏结实健壮。在他的带动下，牧场职T的养殖积极性高涨。目前.饲养大鹅10万余只、牛态鸡5万余只，养殖户达126户。
在齐齐哈尔市的东出城口，高速公路两侧是齐齐哈尔种畜场健康养殖基地，每年六月以后，这里就会出现大批的鹅群、鸡群。总局党委书记王兆力在到这里调研时，看着在草原上像白云一样游动的鹅群，他嘱咐农场领导：“抓好草原养护，效益才能持久。”针对健康养殖缺少龙头企业拉动、销售受到市场影响的现状，他建议该场与大的屠宰、加工企业合股建设牛产线，消化场内年生产的350万只肉鸡和30万只大鹅。
富裕牧场丰收水库在养鱼的同时兼养螃蟹，收入可观。牛蛙、蚯蚓、红虫等稀有品种养殖虽然规模小，但销路不成问题，养殖户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瞄准资源，打破寻常销路
近日，有报道称北京市市花月季有望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用花，并将根据情况在鲜花月季和绢花月季中选择。首选月季，是因为月季原产中国，其拉丁名就是“中国”，拿破仑时代传入法国，与欧洲蔷薇杂交形成现代月季。因为鲜花增加奥运期间环境处理压力，也无法长久保持美丽，不便于运动员带回祖国，还可能使个别运动员产生过敏，如由传统的手工艺品――绢花替代，完全用环保型材料制作，还可提前制作。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位想将获赠的橄榄枝带回国的运动员，却因检验检疫问题未能如愿。相比之下，绢花月季绝对可以避免出现类似的尴尬。
橄榄枝为什么不能“过关”?
原来，希腊海关怕珍贵的生物资源流失，所有的动植物出口皆慎之又慎。而运动员所属国的海关则是怕橄榄枝上寄生的昆虫、微生物，甚至橄榄枝本身，可能破坏该国的生态系统，还可能造成代价昂贵的经济损失，甚至改变经济格局。
猕猴桃和奇异果：本是同根生，命运却迥异
早在1907年，新西兰的一位叫伊莎贝尔的女校长，到湖北宜昌看望姐姐，把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新西兰。当地园艺专家亚历山大培育出了第一棵新西兰猕猴桃――奇异果。
在美国食品科研中心排列的27种最受欢迎的水果中，猕猴桃营养价值位居榜首，被誉为“水果之王”。1997年，新西兰所有果农按照种植面积与产量的大小，共同出资入股“新西兰奇异果国际行销公司”，推出统一品牌ZESPRI(中文名佳沛)；新西兰政府通过法令，规定任何果农以自己的品牌出口销售将被视为违法。统一出口品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水果命运。
2003年，中国大陆奇异果市场呈现这样的对比：每斤收购价不到l元的“中华猕猴桃”销量下降了30％；而论只销售的新西兰奇异果获得了80％的增长，从1993年的1万余箱，上升到60万箱。中国并不是新西兰奇异果唯一获得成功的市场，这种酸甜美味的水果在日本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都所向披靡。伊莎贝尔想不到，自己从中国带回的猕猴桃，一个世纪后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占世界总产量的1／3。
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相比之下，中国为了抢占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片面追求产量，人工栽培的高产猕猴桃品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品种，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和大别山猕猴桃变得极为稀有，有些品种甚至濒临灭绝。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很多生物遗传基因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获得，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北京烤鸭”烤的不是北京鸭
为人们所熟知的北京烤鸭，如今烤的不是北京鸭，而是在英国被杂交后的北京鸭――“樱桃谷”鸭。我国首次引进该品系是1980年深圳光明华侨农场从香港引入樱桃谷鸭L2型三系杂交商品代肉鸭，以后陆续引进其改良品种。中国输出北京鸭时没有获利，陆续引进樱桃谷鸭却价格不菲。
现在，国内市场年消费肉鸭14．5亿只，樱桃谷鸭占据的市场份额多于80％，真正的北京鸭渍不成军。
实际上，我国畜禽品种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很多品质优良，不仅有繁殖力高、成熟早、肉质好、风味独特等优良特性，且具有较强的抗病能力和抗逆性。但由于缺乏保护观念，非但谈不上充分利用，这些生物遗传资源还被外国人拿去，“混血”改良后再重新来抢占中国市场。
近十年来，我国的家畜遗传资源贮备在急速衰减。主要畜种的432个品种中有158个由于规模锐减已丧失了原有的育种潜力。牛、猪、鸡的一些著名良种日愈混杂、趋于泯灭，情况危急。其中以猪的品种资源流失最为严重，鸡的品种次之，我国的“九斤黄鸡”、“狼山鸡”，现在只有到俄罗斯、美国的养殖基地才能找到。
我国大多数育种公司的种畜禽资源长期依赖进口，基本陷入“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许多引进品种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加入WTO后，许多外国种畜禽专业公司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我国畜牧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当家品种都是国外现代品种，每年都要花大量的外汇从国外引进畜禽良种。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年我国光是种猪引种就耗费外汇1亿多美元。
在影响畜禽生产的众多因素中，遗传育种的科技贡献首当其冲，即提高畜禽生产水平的关键因素是品种。据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50年来畜牧生产中各种科学技术所起作用的总结，品种改良的作用居各项技术之首，占到40％，远远高于营养饲料(20％)、疾病防治(15％)和繁殖与行为(10％)等，而品种改良要以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资源为基础才能迅速实现，畜禽遗传资源的任何一点利用都可能在类型、质量、数量上给肉、奶、蛋和毛皮等生产带来创新。可以说，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丰富的畜禽遗传资源，就可以占领市场竞争的先机和主动，左右甚至垄断行业及市场的发展方向。
畜禽品种单一化的隐患多
有专家分析，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受到破坏是因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大量引入外国品种、滥用杂交、国内外营销市场对产品的误导造成的。许多地方不顾实际盲目推广外国品种，甚至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广。如此做法只能加速中国地方优良品种灭绝的脚步，使得我国畜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
少数经强度选育的高产专门化品种已成为全球畜牧生产的主要品种，这些高产专门化品种在大幅提高畜牧业产量和效果的同时，也由于连续定向选择，使得品种内、品种间的遗传变异越来越窄，最终导致选择极限，同时也面临更大的疫病风险(品种单一化容易使某些易感疫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同时，人类对畜禽产品、种类和质量要求不断变化，单一化品种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假如我们能利用自己的畜禽遗传资源宝库，地方优良品种必将大有可为。
野生稻：栽培稻的祖先
中国是世界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而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种。野生稻中蕴藏着丰富的抗病虫、抗逆、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等优异基因，是水稻抗性育种研究的基因源，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战略性物质基础。野生稻遗传资源通常是指与栽培稻有一定亲缘关系的所有野生稻近缘物种，与栽培稻具有不同程度的遗传关系。野生稻物种大多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与栽培稻有密切的接触，在趋同进化过程中野生稻的某些种类与栽培稻不断产生着天然杂交和种质渗入，野生稻因而很容易通过有性杂交，将其有益的农艺性状和基因转移到栽培稻中，成为水稻育种和
改良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上个世纪，“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海南三亚发现了貌似杂草的多年生普通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基因，向栽培稻进行转育，形成三系配套而育出籼型杂交稻，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为解决中国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全国栽培的水稻有50％是杂交稻。
薛达元对记者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在对野生稻看得很紧，尚未被美国人利用。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中国野生稻的现状并不乐观：
因为修路、城镇发展占地、扩大耕地、生态系统恶化、外来物种如紫茎泽兰入侵等，野生稻赖以生存的沼泽地、池塘等消失，山丘长满紫茎泽兰，造成野生稻的数目和面积迅速下降。
更关键的是，国人的野生稻保护意识淡薄。云南、江西等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本来适于野生稻繁茂生长，过去在田边、水边或山丘上随处可见，许多农民见惯不惊，把它看作是可做青饲料的杂草。而有的官员还不知道野生稻是国家二类保护濒危植物。
当前，发达国家对本国生物遗传资源大力保护，却不断从发展中国家搜集、掠夺生物遗传资源。据统计，美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占其总量的90％，日本占85％。
中国的人类基因资源频频被盗
除了生物遗传资源，中国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也被盯上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类基因资源――人口多、民族多、疾病的种类很多，既有发展中国家高发的传染病或某些遗传病，又有因生活富裕而引起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等富贵病。而且中国几代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少数民族聚居，这又使得家系遗传资源非常纯粹。因此，可以说中国是遗传资源的黄金宝地，也是国外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以及研究机构进行生物剽窃的目标。
1998年，某些人就打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号，潜入浙江一些山区，以每份血清10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偷取这些地区隔离人群的基因标本。
2000年12月20日，《华盛顿邮报》以《在中国农村，有丰富的基因母矿》为题报道了哈佛在中国安徽农村采集大量血样并偷运回美国的生物剽窃事件。
可喜的是，1998年，中国科技部和卫生部共同制定了第一部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规章――《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17条规定“我国境内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包括重要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及其数据、资料、样本等，我国研究开发机构享有专属持有权，未经许可，不得向其他单位转让。获得上述信息的外方合作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公开、发表、申请专利或以其他形式向他人披露”。第18条规定“有关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应当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原则。明确各方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具有了一种“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现有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中所蕴藏的巨大价值被它所唤醒，焕发出夺目的光芒。据经合组织报告，从1999年到2000年，授予生物技术的专利数量在美国增加了15％、欧洲增加了10．5％。在这股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狂潮中，研发能力与生物多样性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对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争夺日渐激烈。
建立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由生物遗传资源的全体受益者给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地区一定的利益补偿，使受益共享、受损分担，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的积极性。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区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迈向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般说来，农业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产生和驯化动物的起源。系统探索家畜的起源，对于了解家畜发展史、揭示家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家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缘自野猪的驯化。目前，野猪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即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部天山山脉的欧洲野猪，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爪哇、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的亚洲野猪。相比之下，家猪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几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种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家猪与野猪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差别明显，家猪的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躯加长，体重增大，体幅变宽，胃肠发达，腹围增大。它们一般白天活动，黑夜休息，性情也颇为温顺。人们不禁要问，凶猛的野猪是如何驯化为形态、习性迥然不同的家猪呢？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系单一起源，抑或多个起源呢？诸如此类，皆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驯化，业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诸如驯化之初，鉴别家猪和野猪等关键问题，至今仍茫然无绪。本文在评述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上述关键问题，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诞生以来，发掘成果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颇为翔实的实物资料。当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为家畜，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比较骨骼、牙齿的尺寸、形状等特征信息，以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2、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可认为属于家养动物。3、把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与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
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一认识的根据如下：即1、该遗址窖穴中发现有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3、猪上下臼齿的测量数据，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
关于新石器时代家猪饲养的前提条件，袁靖先生认为有以下三条：1、传统狩猎获得的肉食已显不足，需要寻求新的肉食资源；2、居住环境周围存在着一定量的野猪，容易获得驯化对象；3、农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为家猪饲养提供了足够的饲料。由此可见，出土了许多猪骨的广西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0000年，因不满足上述条件，故不能认为是家猪的发源地。与此同时，有关专家正在积极探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出土猪骨，不久应有明确结论。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研究家猪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长期的进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遗传，又容忍偶然变异的产生。显然，DNA分子的遗传稳定性，保证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而DNA的变异，又使得子代与亲代出现差异，导致了物种的进化。研究表明：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这种变化的速率是恒定的，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这样，若探明现存物种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计它们共同祖先的分离时间，即其物种的起源。由于动物体内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简写为mtDNA具有母系遗传、变异速率快、拷贝数目多的特点，故常将其作为研究物种系统进化的首选。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简称RFLP分析了家猪包括亚洲猪和欧洲猪、日本野猪的mtDNA限制性酶切图谱，结果发现亚洲猪和欧洲猪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表明两者应有独立的起源。Huang等对29个中国地方猪种、1个欧洲猪种以及野猪的mtDNA也进行了RFLP分析，除证实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发现中国野猪与中国家猪更为接近，暗示着中国地方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起源。Giuffra等测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野猪、家猪中mtDNA细胞色素b的全编码序列、mtDNA控制区的440碱基序列和三个核基因碱基序列，经系统发育分析后发现，一些家猪的mtDNA序列与欧洲野猪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则与亚洲野猪密切相关，表明家猪应分别缘自欧洲和亚洲野猪的驯化。之后，蒋思文等对中国9个品种的140头猪的线粒体控制区440bp和细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统发育分析，而Kijas等对中国梅山猪、瑞典长白猪以及两个欧洲野猪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结果均证实了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分别起源于亚洲野猪和欧洲野猪，即现代家猪有着两个母系起源。
此外，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估算了家猪的起源时间。Huang等首先根据哺乳类动物mtDNA每百万年2％的进化速率，估算出欧洲家猪和中国家猪可能在280000年前来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则认为两者分离的时间大约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方猪种和欧洲野猪的mtDNA序列变异发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亚洲野猪的变异发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亚洲家猪的驯化发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计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分离时间为90000年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学推断出家猪的起源时间绝大多数远早于考古实物资料，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项研究估算家猪起源时间的显著差异，与分子标记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选择密切相关。
中国国土辽阔，养猪历史悠久，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众多的中国猪种。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外形、生态特点来考虑，中国家猪可以分为：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类型。至于中国家猪的起源问题，兰宏等利用RFLP技术，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家猪和野猪的mtDNA，发现西南地区的家猪与当地野猪极为相近。而常青等对华东地区家猪和野猪的随机扩增多态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phism DNA，简称RAPD作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江苏地区家猪的品种或类群内，变异幅度相对较小，群体的遗传趋异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而华东地区的家猪和野猪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证实中国猪种的遗传资源缺乏，其暗示着中国家猪的单一起源，而各地猪种的不同表型应为人工长期选择的结果。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ise Chain Reaction，简称PCR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使人们可望通过古代猪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进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据mtDNA控制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复原了日本冲绳岛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DNA，并对其与现代野猪、琉球群岛、日本岛、亚洲大陆等地家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古代猪系东亚家猪血统，与琉球群岛的本地野猪相关；清水贝丘（shellmidden）遗址弥生－和平时代，Yayoi－Heian Period出土的猪，出现一个独特核苷酸的插入现象，表明其与琉球群岛的现代野猪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弥生－和平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亚洲大陆的家猪已被引入到冲绳岛。综上所述，不难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古代DNA技术，探索家畜起源及发展的工作必将日益增多。 转贴于
存在问题
无疑，家猪起源的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众所周知，野猪经驯化演变为家猪，其过程极其缓慢。而在驯化初期，家猪和野猪间，形态上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完全没有差别。欲鉴别这一时期的家猪和野猪，主要依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动物考古学显得无能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术，原则上也同样难显其能。这一点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学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个单位点的分子标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揭示父系血统对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思 考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显而易见，家猪的起源应当发生在初级开发型阶段，即驯化的开始阶段。
Price认为，所谓驯化，就是经过不同世代的变异积累和环境诱发产生的发育变异之后，一大群动物逐步适应人类需求和封闭环境的过程。Bruford等的驯化定义为：改变动物或植物的遗传特征，使之更符合人类需求的过程。Diamond则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固定的食物来源；2、生长相当迅速；3、在封闭环境中繁殖；4、 性格柔顺；5、不易惊慌等。以上学者的意见，可将家畜的驯化条件归纳如下：1、动物在人类的干预下经过世代的积累；2、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其食物主要来自人类的供给。显然，如何采用科学方法判断这两个条件是否形成，当是探索家畜起源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有如下四种方法：
1、食性分析。相对而言，家猪的栖息环境较为狭窄，其食物的来源也十分稳定，并与饲养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遗址出土猪骨为对象，分析它们的稳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与先民们的食谱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家猪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驯化初期，交通极为不便，文化交流颇为困难，猪只能近交繁殖。这样，利用RAPD、微卫星等多位点分子标记，可望捋清古代猪个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探明它们的世代和谱系关系。无疑，若发现有三代关系，即可推断猪已驯化。
摘要：北方草原文化是人类史上最古老、最持久的生态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类型，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蒙古族这一“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凝练出了属于自身的草原文化形态，而这种草原文化形态又更多地体现在蒙古族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
关键词：蒙古族；草原文化
据文献记载，“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始用“蒙兀室韦”，即指活跃在亚洲中部内陆的部落。从地貌看，内蒙古呈新月型空间形态，是高原、山地与草原的结合地带。按地貌该区可分成内蒙古高原区、阴山山地区、鄂尔多斯高原区、河套平原区和大兴安岭山地丘陵区，是一个相对整合的草原牧业区。高原东、中部草原辽阔，是天然牧场。
生态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生态研究可从两种理论入手。一种是决定论；另一种是互动观点。决定论又分为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性地造就了人类及其文化。即指“文化形式的外观及进化，主要是由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这一理论虽然有所过激，但是却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内蒙古这一地域辽阔的北方民族，在广袤的草原及丰富的矿物资源的激励下创造并凝练成了独特的草原文化。另外，文化又具有适应性，它指的是对特定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这两方面。蒙古族保留着最原始的生计方式――畜牧业，至今虽然有很大的改变，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仍比其他的生产方式较强。
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繁衍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民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等。
一、畜牧业生产中的草原文化
按照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能量的方式，人类文明可以划分为六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狩猎生产方式、原始采集生产方式、牧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方式、商业生产方式和工业生产方式。狩猎和采集是人类在大自然的食物链中所具备的本能与自然的生产方式。地理生态环境是孕育文化的自然基础，其中首要的是生产、生活方式对地理环境的依赖。
“游牧生产是人类顺应自然的选择，同时又是古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
畜牧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逐水草而居”。这种游牧方式是在人群、牲畜、草原和游动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从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紧密相连的一面。
人需要获取的首先是大量的猎物来满足自身生理的需要。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单纯地捕杀原生动物已经无法满足群体的需要，驯养便出现了。把一些幼兽和温顺的动物饲养起来，需要时再宰杀食用。和蒙古人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有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五种牲畜，它们是蒙古人生活的主要来源。为了确保这些以苔藓为主食牲畜的需要，寻找水草肥沃的地方则成了蒙古人民主要的任务。“草是马背民族生长的养料，水是马背民族游牧的命脉。保护牧场和河流，就是保护马背民族跃动奔涌的生命之源”。
另外，牧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来源，已注意到了对水草的有效循环利用。随着四季的变化，牧民实行四季游牧生产的管理模式，按季节将草地分成春、夏、秋、冬四类牧场，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牧场上放牧。“逐水草而居”不仅仅是为了牲畜的饲料，而是为了保护牲畜生存的永久性。清人叶大匡在《杜尔伯特旗调查报告》中说：“无论青草如何繁茂，经牧十日遂即一片，必需移牧他处。不特冀留草根，以待滋蔓，即牧畜无食，亦必逃亡。蒙古人逐水草而居，正以养牧之故，亦突出于不得已也”。
总之，蒙古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更多体现的是人、动物和生态环境和谐相依的关系。这既是马背民族的独特文化，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魂。
二、生活方式中的草原文化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蒙古游牧人民共同创造了独特的草原生活模式。
（一）居住模式
居住的模式是人民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所建立的基本生存保障。蒙古包，是蒙古族乃至许多北方游牧族群的传统居所。蒙古包，古称“穹庐”，它不是用水泥和砖建筑而成的，而是用木架、毡子、带索等三大部分组成。依据不同的用处，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转移式蒙古包；二是固定式蒙古包；三是简易的帐篷。这种传统的居住方式是为了生产的需要而形成的。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造就了独特的蒙古族居住特色，易于搭建、拆迁的蒙古包也是为了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需要而形成的。
（二）饮食和服饰
处于高寒地区，冬长夏短，不食肉类难以维系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广袤的绿色大草原是蒙古人民的生活来源，更是马、牛、羊的家。牲畜的生长和繁衍是牧民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马、牛、羊等牲畜除了向人提供肉食外，还提供奶食，而这些牲畜所提供的资源在蒙古人民的加工下成为了蒙古民族的饮食文化特色。
服饰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的着装。蒙古族服饰体现了浓厚的草原风格和适合游牧生活的样式。蒙古族一年四季皆喜穿长袍。蒙古袍是蒙古民族适应高原气候和游牧生活的一种文化创造，它的样式、形制、款式、材料均处处体现着对游牧生活环境的适应。除此之外，在生产、生活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人生礼仪也体现了浓厚的草原文化风味。
蒙古族的居住模式、饮食和服饰处处闪耀着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特点。生态人类学的倡导者――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
三、精神世界中的草原文化
草原生态环境铸就了独特的草原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蒙古族进而又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层面上的草原文化，即生态伦理学视野下的草原文化。
1923年，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创立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20世纪40年代，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在《大地伦理学》中，将伦理观念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从而宣告生态伦理学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后期，意大利学者贝恰提出了“新的生命伦理”主张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协调。
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不难看出，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的和谐观，即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又亲近自然。
（一）信仰中的草原文化
萨满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是渔猎或游牧生产的乌拉尔或阿尔泰语的民族的共同信仰。“万物有灵”是萨满教的核心灵魂。萨满教起源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初始时期原始先民在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面前软弱无力或不知所措。蒙古族所处的地区，气候干旱寒冷，自然现象变化多端，先民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一切自然物都是有神灵来主宰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便应运而生。
民间信仰中，各种自然物的崇拜占主导地位，例如天神、地神、火神等。蒙古人对天地的崇拜是出于他们认为天是操纵万物的神力，而地则是万物的造物主。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均是天神、地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各种图腾崇拜，如狼、鹰、鹿等也源自先民们对图腾食物的敬畏、报恩之心。
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是蒙古先民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解释和理解。同时，它们也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种体现。
（二）艺术领域中的草原文化
民间艺术是牧民在游牧的生涯中创造的，它传承着悠久的草原文化艺术真谛。文学艺术、舞蹈、音乐、壁画、雕刻等是草原文化精神的外在体现。它们透露着纯朴的草原气息和生命活力。
壁画、舞蹈是先民对生命、自然和生活认识的一种表达形象，而音乐和歌唱则是草原牧人藉以倾诉心灵之声的工具。牧民总是坦诚地向自然展示自己，用歌声，用琴声向自然吐诉衷情，因为自然是人的母体。
民间艺术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一面，它们是牧民向世界介绍自己家园的一种外在形式。
生态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生存背景都具有双重性，即生 物性和社会性。人类首先是从自身的生物性出发，然后再反观客观世界，并赋予其社会性。在反观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其实是在进行文化的创造。草原文化是蒙古民族生命观、人生观的体现，更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之一。对草原文化的重视，是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生态文化的一面大旗，也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一种借鉴。（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94页。
[2]吴团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光明日报》，2006年7月。
[3]《草原文化的生态魂》陈寿命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4]《草原文化的生态魂》陈寿命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2]《中国民俗知识》敖其等编著，甘肃人民出版社。
[6]《游牧中国―一种北方民族的生活态度》，邢莉著，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着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着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选择》一书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三、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预设(也只能作为预设)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例,从距今大约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到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阶段,这里相继出现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荣景象,被学者确认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农耕(畜牧)说”、“气候说”、“人口说”。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于提出“混合经济说”和不同来源说,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对其起源时间的认识出现重大差异。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视作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间,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四、根据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我们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的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与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是大致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只不过是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条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状态;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1.1藏族民居（1）青海藏族概况：藏族占全省人口的24%（2010年），是由古代吐蕃族群发展而来，进入青海的吐蕃人同青海地区土著的羌人、鲜卑吐谷浑人及汉人等交错杂居，长期融合形成今天的青海藏族。藏族素以牧业为主，兼营少量农业和手工业，游牧文化是藏族文化的主要内容。青海藏族中绝大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人仍信奉古老的苯教。按藏族语言划分，青海除玉树地区以康巴语系为主，其他地区均以安多方言为主，这主要是受巴颜喀拉山的影响。巴颜喀拉山主峰海拔5266m，不仅划分出黄河和长江源头水系流域，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交通和信息地交流，逐渐形成康巴和安多的藏族语系区。（2）聚落特征：①类型多样：青海地域广阔、地理自然环境多样，加之藏族分布范围较广，因此藏族相对其他民族聚落类型多样，基本包含青海东部农耕聚落、南部山地聚落、中部游牧聚落三种类型（表1）。青海东部河湟农耕地区藏族多生活在脑山及高山地区，这里海拔多在海拔3000m左右，多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由于位处脑山及高山之间，地形多变河谷纵横，建筑依山就势，聚落整体形态灵活且松散。仅在一些河谷台地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聚落相对紧凑，但是依然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民居建筑之间参差错落。青海南部藏族聚落多分布在大山山谷地带，受青海南部整体海拔高度的影响，即使聚落是在河谷谷底，但是海拔也多在3600m左右，与山顶海拔多为5000m相比，落差将近2000m，高落差与小的水平间距，使得山体的坡度较大，约50%的坡度，因此聚落形态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极为明显，属于典型的陡坡山地聚落。受到大山的阻隔这里多交通不便，加之高海拔冬季严寒，常有大雪封山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致使聚落之间较为分散，只有沿同一河谷居住的村民相对联系较为紧密。青南山区藏族聚落整体上呈现规模小、形态松散的特征。严格来说牧区的聚落概念一定程度上是牧民的放牧点，牧民帐篷流动性极大，同时牧民固定式住屋变动性也较大，不同季节住居存在使用和闲置两种状态。从牧区放牧点较为集中的部分游牧点来看，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和自由，可以说是聚落形式完全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除小面积的居住空间以外，聚落中大面积的空间均为牲畜圈，各家院墙的形式也从农业区高大院墙变为低矮的牲畜院墙。聚落以外即是广袤的草场，聚落中看不到类似农业区的密集巷道和树木，唯有远山、牛羊和草场。②上寺下村：不论是东部农业区聚落和南部山区聚落还是牧区藏民游牧点，在聚落附近不远处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形成藏族聚落典型的特征即“上寺下村”。有的村落紧邻寺庙，寺庙居于高处，居民区位于地势相对较低的位置，两者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与回族、撒拉族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有很大不同。③宗教设施鲜明：藏族聚落中“佛塔”、“经幡”、“玛尼石堆”等宗教设施十分普遍。虽然有些村落距离寺庙较远，但村中的佛塔必不可少，这是藏族聚落的重要标志。经幡在牧区表现为，用色彩丰富的“风马旗”组成的宗教图案，往往会把大量经幡布置在村落附近的山腰处，经幡规模庞大甚是壮观。玛尼石堆在石材充足的地区如青南山区分布较多，有的玛尼石是在道路两侧山体石壁上雕刻，有的是在村头入口处堆放。（3）住居形态：①形态多样。与多样的聚落特征一样，藏族民居类型相对其他民族最为多样，东部农区以庄廓民居为主，中部牧区以帐篷和土木房为主，南部山区以碉房民居为主（图2）。庄廓是东部农业区藏族民众普遍的一种居住建筑类型。从跨地域建筑视角看，庄廓是我国青藏高原藏族碉房建筑与黄土高原生土合院式建筑的一种结合，它集藏族碉房的厚重规整与汉族合院民居的院落空间双重特质于一体，呈现出西部游牧文化与东部农耕文化的融合，是青海特有的一种民居类型。藏族庄廓内院空间规整没有过多的空间转折，且内院植被种植较少，这与汉族、回族、撒拉族内院花园式庄廓不同，这主要是受到草原牧业文化的影响。作为游牧民族帐篷是藏族广泛使用的一种流动性居住建筑类型。黑色牦牛毛编制的帐篷作为一个家庭中核心的生活空间，可满足必要的住宿、饮食、储物等生活要求。与固定式民居不同的是，帐篷民居“地为床、天为被”逐水草而居，是一种流动的家。帐篷其构造形式相对简单，主要由牦牛毡布、绳索、支撑木柱三大部分组成，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和具体功用帐篷的大小分为不同的规格，大部分牧民家庭用帐篷尺寸约为长7m、宽6m的长方形的平面形式。除大型的牦牛毡帐篷以外还有一种是行旅帐篷，空间较小一般长宽仅2m左右，可满足1～2人使用。从帐篷结构上看，其结构形式简单、拆装灵活、运输方便，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生活的要求。土木房多为牧区藏族冬季牧场的一种建筑类型，它具有冬季使用和夏季闲置的特点。冬季游牧民从海拔高的夏季牧场，转场到冬季牧场，在冬季里帐篷的使用率降低，海拔较低相对固定的土木房即成为冬季游牧民主要的住居建筑。该类房屋空间较小，往往紧邻草原溪流，周围配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圈。牧区中土木房的分布也极为普遍，是游牧民除帐篷以外的另一种重要住居类型。碉房为多层民居，一层常做为牲畜间及杂物房使用，二层由主人房、起居室、厨房组成，在房屋北侧墙面外侧设置旱厕，三层多为老人房或者佛堂使用。从传统结构形式来看，为获得安全的建筑受力，一层很少开窗且空间封闭、低矮，二层开窗不是很大且多集中在南向，三层窗口较大可获得日照采光也最多，三层加之有露天阳台，空间使用率较高。②佛堂：虽然藏族居住建筑类型多样，但其中居住空间多会设置佛堂等宗教空间。佛堂紧邻卧室，内部供奉佛像等宗教信物，佛堂也常作为起居室。碉房佛堂多设在顶层，庄廓的佛堂多设置在正房一侧，而帐篷空间有限，佛像等宗教信物多放置在帐篷的中轴线上，与帐篷入口相对。③宗教设施：藏族不论碉房还是还是庄廓，宗教设施必不可少。住居院落中常见的宗教设施有煨桑炉、经幡旗杆、中宫等。煨桑炉、经幡旗杆多与中宫组合，放置在内院中间。中宫多是长宽3m高0.7m的方形池台，地下埋设宗教信物，中宫体现出藏传佛教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宫这种宗教设施多出现在东部庄廓民居中。④独立旱厕：藏族厕所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事游牧的藏族是不建厕所的，从事定居生活的藏民也是多属牧业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人的粪便被认为不洁之物，人们在建造房屋时一般会将厕所布置在室外。受到藏族“洁净观”文化习俗的影响，厕所一般相对独立与建筑以外且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