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09:30: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文化的交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在国际经济贸易趋势下，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越加频繁，同时一些阻碍企业间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了出来。而企业想要加强跨文化交流，就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解决这些阻碍企业间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加强。
1加强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在国际经济贸易的趋势下，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人类世界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大市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出现了全方位的接触与对话。在这一过程中，跨文化交流时出现的冲突，成为了现代人必须要面临的挑战。在这个时代，空间距离已经不再是阻碍不同地域人们进行贸易往来的原因，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网络等信息传输系统完成一笔贸易交易。然而，想要完成国际经济贸易往来，就必须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但是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交际双方语言上的交流，更是社会文化的交流。因此，跨文化交流上存在的障碍就成为了阻碍人们贸易往来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才能帮助我国的公司和企业实现跨国经营，从而促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经营。所以，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2阻碍企业间跨文化交流的因素
影响企业间跨文化交流的因素有很多。首先，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时间观念。在北美文化中，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在亚洲文化中，时间观念比较宽松。所以，在来自中西两方的人员进行经济活动时，同时也是文化交流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其次，空间观念不同。西方人有较强的空间领域感，而中国人则喜欢和伙伴共享空间。美国人在与中国人谈判时，常常会准备较为详细的法律文件，但是中国人常常会觉得文件内容过于繁琐。这是因为美国人主要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自己与经济伙伴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人则从人情的角度来看待彼此间的关系。所以，这种差异很容易给中西文化交流带来困难，从而妨碍不同文化的人员之间的沟通合作。总之，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会给跨文化交流带来极大的困难。
3如何加强跨文化交流
（1）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想要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就必须要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在国际经济贸易的趋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进行跨国贸易往来。因此，企业只有提高对跨文化交流的认识，才能在商务活动中，与其他跨国企业进行良好的沟通，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
（2）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各自的环境下形成的，所以，虽然不同文化之间存有差异，但是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因此，想要加强跨文化的交流，首先要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不能因为别人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不同，就对别人的行为举止表示不满。从本质上来说，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在于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从而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所以，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念，克服狭隘的民族中心论，才能加强彼此间文化交流。
（3）追求文化的融合。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跨国企业想要在他国发展，就一定要追求文化的融合，从而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首先，企业要做好当地文化的调查，从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营者的心理，顺利进行跨文化的沟通，进而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保障；其次，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不能一味地迁就他国文化，还要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文化，从而使本国文化在渗透到他国文化中，达成文化的融合。
（4）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加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可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利用这种差异来进行有效的交流。比如企业间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可以在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打造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企业特色文化。
4结语
在国际经济贸易的趋势下，企业应该采取“”的态度，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并吸收他国文化中的精华，同时摒弃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从而完善企业的管理，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为了加强企业间的跨文化交流，企业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训，从而做好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促进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浩.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中的企业角色[J].中国金融，2011，21（01）：16-18.
[2] 李永辉.公共外交与企业“走出去”[J].现代国际关系，2011，08（01）：15-17.
关键词：文化交流：翻译；异同；
前言： 翻译工作的目的和特点是思想文化交流。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或社团之间希望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愿望，产生了互译精神产品的要求。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通过翻译，尽量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缩短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所产生的障碍和距离。
1.文化交流与翻译
1.1有关文化交流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 译界虽对此一直多有讨论 ， 但并未取得共识。从翻译实践来看 ， 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 ， 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近十多年来 ， 随着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并逐渐向边缘学科广泛渗透 ， 翻译理论界越来越注重把翻译放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 人们更多地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来看异化与归化问题 ， 即把翻译不仅仅看作不同语言的转换 ， 而且把它看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关系及它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本文试图从翻译的本质出发 ， 通过讨论译者的使命 、读者阅读的认知过程及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 来重新诠释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处理归化和异化关系的总原则 ， 即在不排斥归化法的前提下 ， 尽量采用异化或异化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作品中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文字间意义的传达或功能的对等等方面的研究 ， 而对意义与功能之外的因素关注甚少。近十多年来 ， 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 人们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 、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 这一口号，这也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正式兴起。在以后的几年中 ， 他们又各自或一道陆续出版了几部专著来讨论翻译与文学 、意识形态 、权利及文化的关系。与以往翻译中的文艺学派或语言学派不同 ， 文化学派是当前翻译理论界中具有相当强“革命”因素的学派 ， 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颠覆” 性。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传播 、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 ， 通过翻译可以引进新概念 、新文体和新的表达手段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另外 还有一些翻译家如兰博和雷恩也推出了此功能。
1.2 文化交流中的翻译
著名作家于冠西说：“人类文化从整体来说，是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汇聚、交流的产物。”不同文化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来完成，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环境氛围，独特思维方法、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造就了不同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文化特色，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阻碍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给翻译带来一定阻碍和困难。因此，如何成功跨越文化阻碍，寻求恰当翻译策略，从而实现高质量跨文化交流，进而推动文化传播，是翻译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翻译是不同语言社会的交流工具，通过转述语言文化信息，促进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和进步。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应该充分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注意不同文化间的相似和差异。如果两种语言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思维和表达方式大致相同，两种社会的文化内涵也会大致趋同，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可以实现互译，保留原文文化色彩；如果两种语言社会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人文历史、、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则需要注意，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影响着翻译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制约着翻译内容的呈现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困境，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键。
2 .目前影响翻译不同的因素
2. 1不同语言社会的历史和习俗等文化内涵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根源因素。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孕育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和词汇；语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本民族交流情感和表达思想的独特工具。由于受价值观念、社会风尚、道德情操、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各民族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这些不同的文化习俗也产生出内涵丰富的文化差异。因此，要重视不同语言社会的历史和习俗差异，把握翻译中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根源。
2.1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等文化背景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客观因素。文化作品以整个社会为反映对象，用独特视角反映社会生活，形成浓厚而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品的创作离不开身处的地域环境，还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关注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才能充分了解作者传递的信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揣摩作者写作时心境，感悟作品深刻内涵。因此，不考虑社会时代背景对作品翻译的重要影响，就会产生翻译的文化偏差，无法保留和彰显源语文化特色。
2.3 翻译者的价值观念和语言功底等文化素质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观因素。翻译者是作品翻译过程的主体，是两种文化的传播中介。不同翻译者，所翻译的作品意蕴和内容各不相同。一方面，由于受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翻译者逐步形成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翻译用语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翻译者要对原作品进行解读、评价、加工和改造，仔细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领悟作品的内容精髓，品味作品的思想精神，用精准的语言进行文化传播和再造。因此，翻译者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扎实的语言功底是翻译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
3 .当前文化交流中翻译存在的问题
3.1加强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减少翻译语言障碍
今天，文化融合成为世界文化交往的发展趋势。作为开放的动态性系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吸纳、融合，增进了人们的相互理解，增加了人们的相互认同。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翻译的障碍越来越少，语言沟通越来越顺畅。因此，翻译者要把握原作品所属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强化保护源语文化意识，深度了解原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增进文化融合，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播。
3.2合理恰当运用翻译方法，扫除文化交流障碍
翻译者是联结原著作者和译著读者关系的纽带，在翻译过程中，若以原著作者为中心，就不免会给译著读者带来诸多困惑和不解；若以译著读者为中心，就不免会失去原著文化特色。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灵活采用音译、套译、移植、译注、重创、摹仿等方法，找出传递文化信息最恰当表达方式，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或以源语或原著作者为依归，以原著内容特点为基础，采用“异化”或“直译”翻译方法，最大限度保留原著风貌和风格；或者以目的语或译著读者为指向，把握原著作者思想，关照译著读者态度，采用“归化”或“意译”翻译方法，促进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融合。
3.3提高翻译者综合文化素养，增强翻译实践经验
翻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质量的优劣。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要求翻译者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两种语言，又要熟知两种文化差异；要求翻译者不仅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文化素养和文化意识，牢固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努力积累翻译实践经验。在翻译时谨慎处理文化差异，准确把握文化内涵，真实再现原文风貌，恰当传递文化信息，更好地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文化交流步伐。文化交流是人类交往的产物，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文化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深，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日益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发展日益将整个世界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至最不发达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一历史潮流，都必须在这一浪潮中趋利避害，以求得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全球性的文化大交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协调、和谐、有序运转，走向良性循环，否则就会失衡，甚至瓦解。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由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决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它只有从其他文化中吸收营养，才能永葆青春，具有活力，否则就会变成“死文化”。古代中国非常强大，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后，中国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
人类文化史表明，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必然走向衰落以至灭亡。只有实行开放，不断碰撞和交流，文化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长盛不衰。古代日本比较落后，但它不断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积极成果，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明治维新”之后又积极向西方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基础并不很好，但战后积极对外开放，吸取别国的长处，取得很好效果。今天的美国之所以在许多方面能保持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引了来世界各国的大批优秀人才。党的之后，我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学习并善于学习别人的先进成果。正反经验说明，文化交流是通向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投资贸易格局酝酿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各不相同的时代背景下，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趋势，对于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而在这其中，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将起到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之交。交心的基本方式和载体，就是文化和教育的沟通与交流，以及资源共享。
历史上，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以及成于汉武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的最初功能是贩运丝绸，后逐渐演变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因源于此，开始了东西方之间的人员、技术、宗教、文化交流活动，还涉及医学、舞蹈、武学和一些动植物种，并从物资流通向文化、精神层面的交流延伸，对以后相互的思想文化繁荣、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中华先民们面对浩瀚的海洋一筹莫展之时，从陆路上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波斯、阿拉伯的技术和文化对于东方文明的启示和帮助，以及中国四大发明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催生了人类的文明不断向前，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
物质和商业贸易交流和科技文化的交流相伴而生，但是在交流过程中，思想交流的力量更加强大，当僵硬的商业或者外交利益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变得扑朔迷离时，人文与教育交流犹如春风化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教育交流，是科技、人文、思想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影响国与国、人与人交往中的身心交流和社会实践。
实践证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是商业、建设、政策、金融等交流的基础和先行者，是打破壁垒和消除障碍的一把利器，是体现中华民族软实力的有效载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依旧连接着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和最密集的国家及地区的分布，连接的是最多元的文化和教育体系。我们拥有多年的积累，也具备了攀登新高峰的能力和勇气，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重要的留学目的国，足可说明我们在文化与教育交流中所蕴藏的潜力。在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新的历史条件及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与其他国家进行教育交流既有新的机遇，但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好重要角色，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创新的道路，实事求是，追求卓越。
打破既有模式，探寻新的文化教育交流革命。无论是输出还是引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我们的留学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喜可贺。但是，留学生分布的国别不均，政府可以考虑在政策上加以引导，在专业设置上与时俱进。文化和教育交流，载体是留学生，仅2016年一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就将近55万人，来华留学人数突破44万，而且我国能够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遍布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来华留学生来自超过20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占到一半，而且专业分布广泛，涉及工、商、医、农、文等不同的专业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国相对集中在几个教育发达的国家，美英澳加几乎占了九成；来华留学前5名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了三分之一，诸此种种，表明分布尚不均衡。对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我们要打破既有模式，寻求新的文化弘扬和教育交流的革命，既要在命运共同体国家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创新宣传和推广方式，甚至设立专门的驻外招生机构，同时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上要加以倾斜，给予特殊的政策激励，以使得“一带一路”光环上的每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共同繁荣。
对于高校，要鼓钭ㄒ瞪柚玫恼攵孕裕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工程建设、经济贸易、管理服务、教育交流、政策法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传承等，设计与时俱进的专业和课程体系，以及灵活多变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培训模式，有针对性地招收、培养急需的、能发挥作用的人才，多措并举，让教育交流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更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实践，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肯定不是一方良药，我们需要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中有专业、地域、语言，以及文化习惯等，有针对性地去设计我们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
培养适应国际合作的跨学科专业人士，发挥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先导作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有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有很多热衷于此的企业单位，这是积极的因素。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缺乏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工作，文化和教育推广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工程建设和市场交流，引起了众多企业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企业走出去的热情，但由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历史不长，管理经验不足，导致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文化冲突等显性困难之外，还会遇到来自政策法规、知识产权保护等其他不同层面和不同方面的壁垒与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和教育先导一定要承担起责任，通过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既要知己知彼，厘清合作区域和国家的人力、资源、科技、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知识产权、投资保护的政策法规，避免因盲目而跌入陷阱。而且，要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培养一批能够适应国际合作的工程、管理、政策的跨学科专业人士，真正发挥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先导作用，服务和促进商业、经济的合作与共荣。
从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诱导，发挥团队群体优势。目前，国内成立了许多针对“一带一路”的“联盟”机构，涉及各行各业，万众参与。但是，有必要进行制度设计、协同推进，避免走弯路。“一带一路”倡议给国内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催生了新的思路，很多先行军们纷纷举旗，成立各种针对“一带一路”的行业或区域性协作的发展“联盟”，极大限度地调动了科研院所、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促进了相互协同。然而，我们毕竟面对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面对的是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下的个性化合作伙伴，具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发展需求，我们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确实需要广阔的胸襟，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对战略和未来的思考。只有从国家层面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诱导，发挥团队群体作战的优势而非单打独斗，在“一带一路”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才能将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高等院校也一样，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技术和教育需求，切忌一哄而上，对于工业、农业、交通、基础设施、商业、法律等不同的专业需求，发挥各所大学学科优势，共商共建，携手同心，才能真正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古老文化的优势。
海峡两岸迎来了不一样的2005年，政治交往与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同热，引发了人们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美好而乐观的分析与遐想。4月18日，由亚太台商联合总会主办的第一届“两岸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召开。400多名与会者畅谈了两岸大势及未来发展。随后进行的两岸经贸和文化交流研讨会同样反响热烈。
政治：两岸峰回路转
对于中国主席连战前往大陆访问，临时受命代替江丙坤赴港出席“两岸论坛”的吴敦义认为，两岸已经到了峰回路转的时机，“柳暗”将尽，“花明”可期。时任中常委的吴敦义在本届论坛上发表了《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演讲，他认为台湾社会目前已经有共识，就是“统独放两边，人民摆中间，经济为重，福祉至上”。对于两岸关系中最敏感的统独问题，吴敦义跟大多数台湾民意“维持现状”、“不独不武”抱持同样立场。他也明确表达了反立场。他认为，台湾如果要更改国号，必将引起岛内不安。大陆不放弃武力是为了防独，而台湾不承诺放弃是为了防武。
经济：中国经济起飞不会着陆
“两岸论坛”的经贸研讨会由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黄宜弘主持。中国企业防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周捷发表了题为《两岸三通的新契机》的演讲。他说，香港中资企业是在香港注册的香港企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台湾工商界的合作中，理应享有与香港其他企业一样的便利，有时却受到台湾当局的政治干扰。为此他呼吁台湾金融业、运输业、信息业以及农业界加强与香港中资企业沟通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尽快实现直接“三通”。
德意志银行集团董事、总经理龚忆明指出，中国经济目前近10％的经济增长率是健康的，“中国经济增长不着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正面去思考两岸金融业的发展。”他看好目前两岸飞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为金融业的合作提供了条件。目前中国的银行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但欧美银行有 25％的资本报酬率要求，台湾、香港的银行可能不需要如此高的报酬率，因此它们与大陆银行合作空间很大，“两岸可以在风险控管、人力资源、科技应用等方面展开广泛合作，促进两岸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共同发展”。
文化：消融政治冰霜
两岸文化交流同样引发听众的积极反响。研讨会主持人提出“文化要抚摸政治”，用文化来消融两岸的政治冰霜。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认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早已超越政治，两岸之间学术研究的合作、出版物的交换、重要大学之间的互访、艺术团体的互访、文艺创作者的互动已经非常频繁。李欧梵教授说：“近来白先勇先生排演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引起轰动，对当代昆曲具有重大意义。昆曲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但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白先勇先生重新演绎昆曲《牡丹亭》，不但传承中华文化，而且促进了两岸交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李欧梵认为，两岸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但文化交流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好在现在经济合作紧密，通商频繁，这对于两岸的交流是一个契机。在全球化时代，市场一体，经济互动，使文化更超越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两岸的文化交流也体现了这个趋势。”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充分的实现对商务英语的学习，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文明发展。英语作为最简单又广为应用的语种，实现了全球交流的目标达成。商务英语集合了英语的简便性和流通性，同时又涵盖非常专业的应用性，实现了世界经济贸易往来的沟通需求。本文针对交际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展开分析和研究，希望通过分析商务英语的教学特点，实现对交际法的实践练习，为未来世界经济文化往来奠定良好的沟通基础。
关键词：
交际法；商务英语；教学应用
在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为了实现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紧密往来，掌握商务英语成为与世界沟通的重要途径。由于英语掌握起来比较快捷，能够满足支持世界商务贸易往来的需求，因此，成为当下最为热门的外语专业。商务英语是英语知识与商务知识的交融，为更好的服务贸易往来应运而生。本文根据商务英语的教学特色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交际法的实践有利于商务教学的实施，并且能够为国家培养综合性英语人才奠定良好的教学基础。
一、商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商务英语具有特殊的交流应用需求，是满足人们专门针对商务贸易往来而设定的英语学科。掌握良好的商务英语，需要具备对商务知识的充分了解，能够体会商务英语应用的背景支持。并且，在特点的商务交流环境中，使用准确的语言表述沟通的要素。具备商务英语能力还要求专业的人员能够在特定的谈判环节中，实现对经济贸易往来的谈判和交际，保证往来的利益不受侵害。商务英语使用的环境和因素具有特殊性，对于情景和沟通背景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关于商务英语讨论的主体比较丰富，涉及到广告、旅游、销售等方面的商业行为活动。商务英语对专业学生的要求比较高，在一些电子会议，或者是电话会议中，都要求能够通过记录的方式进行商务交流，这要求专业学生的听力水平极高，而且了解商务专业知识。关于口语交流能力的培养，学生应该能够具备自我推销的能力，充分的实现对商品和企业公司的介绍，保证独特的观点和信息交流。学生在应用商务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宣传的准确性，保证交流的方式是得体的。在阅读相关的商务资料时，学生要求能够进行要点的记录和分析，通过自己的理解实现对商务往来资料的重点叙述。在商务英语交流学习过程中，要求教师设立相关的写作练习，实现对商务往来的回信、邀请等书函的写作，保证商务交流顺利[1]。总而言之，商务英语对专业人才的要求比较高，需要能够熟练的掌握英语的语法，同时还能够熟识商务专业知识，保证对谈判和交流技能的提升。传统的商务英语教学方式，主要以语法的学习为主，保证实现翻译的功能。现代教学方式发生转变，在翻译的本质工作中，强调个人能力的应用，通过实践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以及谈判交流能力。
二、商务英语交际法的概述
在商务英语教学中使用交际法，主要是为了提升商务英语的功能性。商务英语具有特殊性，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务经济贸易往来，在商务英语应用中体现学生的沟通能力，才是发展商务英语教学的关键。商务英语交际教学法比较新颖，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新型出来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交际法初始于西方国家，当时的发展中心是英国。后来伴随西方国家的不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由于语言不通造成了发展的严重阻碍，至此形成转对与商务交流产生的英语体系，支持商务贸易往来的有效运作。现代主流的商务英语教学法就是交际教学法，这一方式成功代替了传统教学。交际法的教学方式具有独特性，能够通过对话引导出具有情节效果的商务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另外，通过对对话内容的总结和分析，讨论出关于对话的标准词汇，得到相关案例的学习目标主旨。总结对话交流中的语法结构，根据商务英语的使用概念，评定阅读材料的深刻内涵，在通过大量的练习实践得到相应的口语、听力素质的提升[2]。
三、交际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商务英语教学中融合交际法，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商务英语功能操作能力的提升，保证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遇到特殊情况也能充分化解矛盾，营造良好氛围。交际法推广的就是商务英语的交流原则，保证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真正的商务活动氛围，在实现商务英语功能性的同时，还可以充分的表达语言内涵。在充分学习商务英语语法和语言结构的同时，还需要准确、流利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展现个人色彩的魅力性。跟随时展脚步，充分实现对商务英语教学的方式改革，是有效提升学生商务英语应用能力的良好途径。交际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商务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明确自身学习商务英语的关键是为了更好的进行国际之间的交流，有效提升国家经济文明发展。交际法告诉学生注重商务英语教学的整体性，不再是单一的学习英语词汇和语法，而是进一步实现对跨文化交流的学习，提升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在交际法的支持之下，满足各国之间对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这是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必经阶段，能够渲染民族文化的同时，进行自我宣传和自我提升[3]。
四、结论
商务英语在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担当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商务英语的沟通交流，满足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学习和进步要求。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渐开始重视商务英语教学和发展。通过对商务英语的概念、应用，到教学分析，逐步发现交际法对商务英语教学实践的重要意义。提升商务英语教学的质量，就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有力后盾支持。拓展商务英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形成具有实践性的教学方式，能够推动商务英语的开放性。不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可以提升我国商务英语教学的整体成绩，为我国社会培养综合性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张旸清 单位：首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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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北民间艺术文化双语构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红色旅游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民俗文化旅游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民族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必将促进民俗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由于受地域条件和语言障碍的限制，陕北民俗文化步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是缓慢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延川县已先后接待国际友人千余人次，也多次选送剪纸大师高凤莲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或艺术展演，近年来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多。经过调研，笔者发现陕北民俗文化(以延川县为例)的双语构建几乎是个空白，而且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也难免存在诸多不足。
（一）缺乏译介完善的民间文化艺术产品要让文化艺术产品真正受到国外大众的欢迎就很有必要让他们了解其文化内涵。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译介不完善的文化产品就成为了陕北民间艺术文化对外交流的一大“毒瘤”。与陕北民歌相比，延川剪纸和布堆画也具有对外交流传播的优势，但因其缺乏较完善的译介而导致其对外传播交流的进程有些缓慢。这些艺术作品本就非常精美，也有一定的销量，倘若再附有英语注解其文化内涵，就会更加受外国游客们欢迎。不但使外国友人了解了它们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增加了其观赏和收藏的价值，同时也会实现其对外输出。
(二)缺乏对外宣传的双语门户网站虽说多年来，当地政府在民俗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受语言障碍和地域条件的限制，民间艺术的对外传播和交流还是不容乐观的。21世纪的科技是如此发达，互联网就可以打破地域屏障，但是由于民间艺人大多都缺乏互联网知识和英语语言知识，所以在对外交流中基本上都要依靠政府部门的扶持。而现有的陕北民间艺术双语宣传平台较少，再加之宣传模式也单一。延川县政府及其文化文物馆均没有建设任何以宣传陕北民间文化艺术为目的的英汉双语门户网站，而英汉双语语境恰恰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缺乏涉外文化交流的人才据统计，近几年延川县文化文物馆的展馆年均接待外国游客或访问者千余人次，但是由于馆内工作人员不懂英语，加之来访者随行的翻译人员对陕北民俗文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很难和来访者顺利沟通，更不用说成功传播和交流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了。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往往是促进当地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力源，而作为文化形象窗口的接待人员若能正确恰当地使用英语，与国外来访者顺利沟通，不仅可以为陕北民俗文化的对外交流创造更多机会，还能为陕北经济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二、陕北民间艺术文化双语构建的可行性策略
（一）完善文化产品的译介，增强其收藏价值文化产品是民间艺术文化的物质载体，通过这些物质载体，文化才能得以传播和交流。因此，文化产品只有把其文化内涵真正传达给外国友人才真正实现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可见，要使陕北民间艺术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其物质载体进行译介不失为有效途径之一。比如精美绝伦的延川剪纸和布堆画等，若能附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译注，在增强其收藏价值的同时，会激起外国游客的购买欲进而提高文化产品的销量，也会带动当地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最终带动了当地经济产业的发展。
（二）建设双语门户网站，加大其宣传力度民间艺术的传播和交流，仅仅靠带着剪纸和布堆画大师们去国外交流传播那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如此先进，是打破地域条件限制的有力保障，如通过建设英语网站、英语博客或微博、甚至是微信，这些媒介都可以宣传陕北民间艺术文化。不仅我国人民可以随时了解陕北民间艺术，而且外国友人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知晓陕北民间艺术的发展及其对外交流状况。显然，建设英汉双语门户网站不仅可以打破地域和语言障碍对陕北民间艺术对外交流的制约，而且可以改变陕北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对外宣传模式，最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其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因此，构建双语网站宣传平台，从而扩大陕北民间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陕北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交流。
（三）引进涉外文化交流人才，规范文化产业发展就目前而言，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产业化发展是相对滞后的，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民间艺人对外交流的意识比较薄弱，政府经费投入不足和缺乏涉外工作人员等。因此，要使文化产业良性发展，政府要依据其发展现状，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首先来规范文化产业的建设，并构建合理的发展模式。
总之，消除语言障碍可以为陕北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创造更多的机会。完善文化产品的译介、建立双语门户网站和引进涉外文化人才是构建陕北民间艺术文化的有效策略。而构建陕北民间艺术文化英汉双语语境是陕北民俗文化纳入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当地政府在加强当地民间艺术文化建设的同时要采取策略去促进陕北民间文化对外交流，使其真正步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
作者：袁彩荣 毕晴 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一带一路”；陕西省；东盟；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52-02
前言
经济快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对西北内陆地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陕西省作为与其他西北地区开拓丝绸之路的主要省份，有着重大的任务需要参与规划建设中去，有着参与中国亚欧大陆经济走廊、中国与西亚经济走廊的各方面建设，主要依靠环境优势和传统的经济合作模式。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模式的开展推进，带来了很多经济发展合作的新机遇。虽然陕西和东盟地区遥远，但是如果加强两方的合作共享资源，为新的合作、加快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一、陕西省和东盟合作现状
经济发展快速，互动频繁，加快了设施互通的脚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东盟已经渐渐成为陕西省的重要合作伙伴。从以下五个方面出发：
第一，设施互通。陕西省作为我国的重要内陆省份，跟东盟之间陆路交通不便。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来看，航空发展较快，开发了很多客运和货运直航，为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设施互通做到了：一是航线直飞，开通了陕西省到东盟各个国家的直飞航线；二是航空货运的重视，陕西省到东盟的经济互动货物往来，现在逐渐将运输路线从“走”转移到了“飞”，加快了运输速度，减少了路上浪费的时间跟人力物力，大大提高了效率。
第二，贸易合作。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陕西省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互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东盟已经成为陕西省主要的贸易伙伴。2010―2012年陕西省对东盟的贸易合作数据上看，与东盟的合作贸易总额带到10%～15%。中国跟东盟的越来越好的发展关系，带动了陕西省跟东盟的贸易合作，带动了经济发展。
第三，产业投资与合作。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西省和东盟的合作快速发展，产业投资合作也越来越多，并且都效果很好。陕西省跟东盟很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文莱、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等。产业投资领域也涉及很多方面，在装备制造、批发零售、房地产、开拓矿产等行业都有投资。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投资比较密集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从2013年签约的农业合作项目来看，针对柬埔寨原始森林的棕榈树、橡胶树以及木薯等农业经济作物将其规范化、标准化，将引入陕西省农业技术科技成果，带动柬埔寨在内的很多东盟国家的农业作物发展和经济发展。
第四，金融投资与合作。随着陕西省跟东盟诸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作为东盟国的金融中心，也跟陕西省有着频繁的经济来往。金融合作也在不断深入，为陕西省和东盟国的经济合作注入新的血液。为了实现“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陕西省跟东盟国做了许多努力，鼓励更多企业利用好这个平台，带动企业的发展。在跨界贸易中通过工商银行的多货币种结算方式，扩大跨境人民币的结算使用。
第五，科技文化深入交流。陕西省科技发展迅速，在全国发展也是名列前茅，拥有多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重点大学。培养科技先进人才。国家重点扶持，成为创新型试点城市，在全国科技方面也有较强的竞争实力。但是，与东盟各国在科技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还相对比较少，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国家针对这一情况，积极参加东盟国各种科技洽谈会，宣传陕西省科技，与东盟国共同开展研究分析。
文化交流方面陕西省具有浓厚的人文魅力，中华民族传统优势明显。通过文化优势与东盟国进行交流互动。在2011年的西安世博园里，也建立了东盟园区，重点推出特色的东南亚特色的表演和展览。利用这个平台展示各自特色，让人民百姓参与其中，深入了解。大力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带动经济。但是，后期东盟部分国家投资不到位，导致一些文化投资项目失败。
二、陕西省和东盟发展前景
第一，加强交通运输的更多连接。陕西省跟东盟在海陆空方面的运输加强联系。从走到飞，政府扶持开放很多直航航线，陕西省成为丝绸之路的航空枢纽，开放提供了很多客运货运的航线，加快了运输速度；海上运输，从连云港宁波方向开放多个海关口岸，效率快速提升；陆地方面，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实施改善道路情况，从公路到铁路规划，正逐步走向正轨。东盟通过铁路就能到西安，为陕西省到东盟各国家打开了陆上运输。
第二，强化贸易合作的各个方面。陕西省与东盟国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强化贸易合作。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带动下，构建中国、东盟共同里变得十分重要，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形成，山西省在更好的贸易环境中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升级后建立中国与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新生命，推动了东盟和中的发展关系，强化了贸易合作。使中国和东盟发展成为好盟友关系，来往更加亲密。从陕西省自身的贸易平台来说，发展“一带一路”更加深化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够更深入地吸纳东盟国家的参与，促进双边合作。
第三，完善双方市场的产业投资。陕西省与东盟国的产业投资合作能够在双边的市场中得到更好的发展，经济飞速前进。陕西省是中国重要的西部省份，科技发展雄厚，交通枢纽。在科技发展行业、先进的农业发展、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中成绩斐然。有很多企业符合去东盟发展的前景，双方已经发展大量的产业投资合作，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治理做铺垫。
第四，加深陕西省和东盟的金融合作。陕西省与东盟之间的金融合作刚刚起步，正处于实验阶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政策策略的完善，中国与东盟国之间的金融合作会更加完善。市场机制会更加健全，金融合作会更加深化。不仅金融合作，在银行方面、网络互通方面、服务方面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陕西省跟东盟之间互利友好合作，创造更好的环境，能够带动双方的投资便利，提高企业的资金流动避免汇率流动风险。
第五，从科技文化方面把握双方优势。陕西省是中国西部科技发展比较突出的省份，但是在于与东盟的合作发展中，科技部分并没有占很大比重。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中，推进“钻石十年”的计划，带动陕西省跟东盟国家的科技互动，为东盟的合作模式注入新的血液。陕西省在与东盟的科技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科技发展战略是第一策略，国家在这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积极引导，让东盟跟陕西省的科技交流发展变得专业化、标准化、合作方式灵活，多种渠道共同发展的模式。
三、强化陕西省与东盟合作的具体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陕西省与东盟航空直航航线。航空路线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实施路线。对沟通带动双边的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开启多种直飞路线，多安排飞行次数，保证陕西省跟东盟国家的客运和货运的正常进行。还有部分东盟国家没有跟陕西省开启直飞航线，影响了人员流动往来，限制了双方经济活动，限制了贸易金融往来。因为有些航线没有开启直飞，加大了航空运输成本。建议能够快速开启陕西与东盟各国的直飞航线，以减少这种浪费。
第二，提高贸易合作水平。东盟是陕西省贸易往来的重要盟友，陕西的各项产品在东盟都有着广阔市场，比如农产品、机电产品等等。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农产品，在陕西地区也有着很大的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逐渐成熟，建议陕西省整顿与东盟各国在交通设施、港口合作、物流信息和交通投资方面共同制定标准的系统的方案，完善提高贸易合作水平，促进双方经济，加快速度共同化发展。
第三，加快陕西省和东盟之g市场投资合作建设。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是两国三个政治之间的合作，很多投资项目要进行磋商，陕西省在各个方面都要争取有突出表现才能在各个项目中拔得头筹。取得更多的投资合作，用产业平台带动产业发展。吸引更多投资，推动企业的特色发展，来赢取更多更庞大的市场。
第四，加强陕西省和东盟科技平台的建设，深入文化交流。加强陕西省与东盟的科技合作建立合作平台，制定科学合理的机制，带动双方发展。陕西应该加强东盟的信息网络平台的综合建设，借鉴优秀成熟的案例经验，加强陕西省与东盟的技术转移机构，建立起覆盖陕西省和东盟国家之间信息技术一体化的先进网络科技，推动技术转移，共同发展。其次，加强陕西省同东盟国家的科技技术交流合作的建设，建立起一批健全完善的实验基地，使其成为推动陕西省和东盟发展的有力力量。最后，促进双方科技人员的交流讨论，陕西省应该积极鼓励与东盟各个国家科技人员之间的技术交流，通过交流完善交流平台，吸引先进的东盟科技人员来陕西交流，把先进技术引进回国，同时创造有利条件，去东盟国进行学习县级的科学技术。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丰富眼界，增加阅历和知识水平。
陕西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佛教在陕西省有着重要的地位，要积极发挥这一优势，来吸引东盟各个宗教，跟东盟各国宗教团体进行文化交流。鼓励宗教的发展，并资助这些宗教团体开展各项活动，跟东南亚佛教进行交流互动，弘扬宗法。满足各个国家的宗教需求，加强教育合作。重视人才培养，促进双方交流，留学生互相交流学习各个国家的先进文化，积极在东盟各国开办汉语言文学课堂，发扬中国先进文化，弘扬国风，加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友好认识。
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与东盟能源合作，能够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经济互补。本文针对陕西和东盟之间的合作，进行研究分析，给出合理建议，希望能够在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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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而在国际贸易中，文化环境是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当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其中媒体、政府以及对外贸易自身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时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品牌文化产品、观念滞后，缺乏创意思维、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等。因此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刻不容缓。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关键词：“一带一路”；应用型高校；国际合作
在中国全面扩大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构想。“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指明了新方向，同时也为我国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开拓了新视野，提出了新挑战、新任务。在全国人民齐心合力构筑“中国梦”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提升高校应用型人才的整体培养质量与效果，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为了贯彻落实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教育部于2016年8月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并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由此我们的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必须创新思想，以的“一带一路”精神为指引，构建应用型人才合作培养战略体系和模式，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跨区域融合与共通，推动我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有效提升我国应用型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效果，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商务知识、精通所在国文化和语言、熟悉国际化规则的国际化应用型本科人才。
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是指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力图通过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升级转型，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包括经济贸易在内的各领域交流与合作，通过经济往来、贸易互通、文化交融以形成新的区域化合作体系，并最终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发展新模式，达到经济上互利互惠、政治上互利共赢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1］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应用型人才合作培养的路径和办法
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构应用型高校本科人才合作培养机制和战略，探索以“走出去”和“引进来”为抓手的应用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多维度战略，建立优秀大学生出国学习的新模式与资助机制，创新与国际知名高校进行联合培养的新机制，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创新创业课程框架体系和跨文化师资队伍建设新战略，搭建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建立“一带一路”校企合作平台与战略联盟。主要行动规划和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一带一路”应用型人才合作培养的多维度战略。立足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探索与海外“一带一路”沿线高校的新型战略合作交流形式，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开拓人才的双向国际化培养模式。通过与沿线国家教育资源合作，成立“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建立跨专业、跨学校、跨区域的人才教育平台：一方面积极拓展与海外“一带一路”沿线院校的战略合作交流关系，探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互换学生及学生的中、短期交流访学，探索“2+2”、“1+3”、“3+2”、“4+1”等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在培养过程中提升应用型高校人才的国际性，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综合素养；另一方面积极促进我国高等院校与境外大学、沿线企业、研究机构进行互利合作，由学校联系派学生去跨国企业进行海外实习；并派遣优秀学生出国就某项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由此可以加强与海外高校的合作交流，引进国外大学的先进技术，借鉴海外先进文化成果，构建跨国培养与跨境流动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建设及我国经济发展。（二）“一带一路”国际创新创业课程框架体系。构建多文化深度融合的国际创新创业课程框架体系。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文化并存，并于中华文化深度关联、融合的特点，构建以中华文化为统领，多文化协同并存深度融合的国际化创新创业课程框架体系。全面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战略，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整合沿线各国优秀的创新创业课程资源，与“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开发在线开放课程，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优化升级课程结构，设计具有互联网+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框架体系，建立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紧密对接的应用型专业课程体系，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交流机制，促进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蓬勃发展。一方面，鼓励沿线国家学者与我国学者合作开展中国文化相关课题研究，建设跨区域联合研究基地，增进丝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理解。另一方面，逐步将沿线国家民俗文化、丝路遗产保护等纳入我国现有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应用型人才对丝路国家文化的理解。（三）跨文化师资队伍建设。我们必须组建具有宝贵知识和经验的跨文化教师队伍，有力推动科研、教学的国际化发展。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师资队伍建设，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以及重大研究项目实践，加强跨文化交流与科研合作，提高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丰富优秀教师的国际化经历，提升其科研能力、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通过派遣骨干教师和访问学者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短期访问、留学或是讲学，积极吸纳“一带一路”知名高校的教学经验与管理方法，学习借鉴沿线国家先进教育文化成果，加强骨干教师队伍的人才国际化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文化素养，组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我国高素质国际教师队伍。（四）“一带一路”多元化的国际教育项目。我国的“一带一路”多元国际化培养项目包括诸如国家公派留学、校际交换项目、科研实习、海外修学旅行、参加国际比赛、夏令营等形式。这些出国交流机会形式丰富多样，而且有一些项目可以提供部分或全额奖学金，减免学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另一方面积极提供“一带一路”国家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知识与相关课程培训，加强构建多元国际化课程体系框架，吸收、引进沿线高校先进课程，加强国际课程的网络、跨媒体教学构建，以强化高校学生对国外优秀文化与科技成果的吸收与运用。另外要成立我国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高校产业创新联盟，搭建“一带一路”校企合作平台与战略联盟，支持“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和高等院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搭建互联网+校企国际交流合作研讨平台，促成产教融合、校校合作、校企联合、共同发展的教育格局，不断调整优化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为我国经济提质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三、“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应用型人才合作培养的意义
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关键是人才。“一带一路”战略下应用型本科人才合作培养模式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和科技支撑，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启动新一轮振兴与我国高等教育供给性改革的必然发展要求。立足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建构应用型本科人才合作培养机制是优化高等教育整体布局，促进我国应用型高校内涵式发展，提升人才培养整体质量，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下应用型本科人才合作培养战略可以令我国应用型高校在国际领域展开竞争、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他国在教学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提升我国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声誉，促进应用型高校的科研整体实力和水平，有效提升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可以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强化我国作为现代化国际强国的功能，有效增强我国经济的软实力，提高我国人才储备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世界经济文化强国。
四、结语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强国兴邦的总战略，也是我国应用型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性战略。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能够实现中外合作办学“输入”与“输出”的互动，是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核心。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沿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融与共享，有利于各国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互信、夯实合作、互利共赢，更有利于开拓我国应用型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新格局，提升我国应用型高校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作者:孙丽莎 阎 军 单位:1.大连工业大学 2.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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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广州；交通；物流；特点；历史作用
交通物流是指把交通运输作为中心的物流运行程序，它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广州地区由于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拥有着很好的水运条件。由于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与交通物流发展的缓慢，我国很多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广州地区以其水运条件取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各个朝代都对广州的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与支持。从朝代的更替的纵向角度，看古代交通物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能够为现今交通物流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 古代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特点
由于广州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的特殊，因此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呈现出了独有的特点，比如开始时间早，突破自然限制、用途广泛、有人力的支持等。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这样特点的地区并不多，因此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
（一） 开始的时间早
早在陶器时代，南北地区之间已经开始通过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进行了有效的互动。先秦时期出土的陶器已经带有中原的独特文化色彩，同时兼具沿海地区的特征。因此可以看出古代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的开展时间较早。
（二） 突破自然限制
第二个特点是，古代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突破了自然因素的限制。南梁将珠江与长江分割开来，这就对水路的连接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古代人民并没有放弃对广州交通物流的开发与利用，反而因此开辟出了山路。利用山隘将长江支流与珠江的支流连接起来，扩大的运输的范围。同时开辟出了三条岭道，大庾岭道、越城岭道与骑田岭道，其中前两条岭道的曲折程度相对来说较小，但是距离北京等重要城市较远，需要一定距离的迂回；而骑田岭道虽然更为曲折险峻，但是确是连接南北的一条直径，因此现代广州交通物流的建设中，选择这一条线作为京广铁路的建设沿线。
（三） 用途极其广泛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一般用于贸易往来，其中既包括地区间的特产贸易交换，也包括与海外的贸易交流，其产品包括象牙、玛瑙、羽毛、名马、蛤蜊等多种商品。除此之外，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也通过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来完成，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繁荣。特殊时期，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还被用作军事活动，一旦有战争需要，贸易活动就要适当让位，广州地区的运河与岭道要为行军提供通道，同时进行军事所需的粮草运输。
（四） 有人力的支持
人力是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有了人力的支持社会才能正常的运行，并取得健康的发展。在古代通过广州地区进行的贸易往来其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供给皇上或者权贵重臣，因此在商品的销售中可以取得客观的高额利润。在利润的驱使下，很多商贩甚至官员都很热衷与商品的运输与销售。同时频繁的贸易往来又会促进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实现我国古代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繁荣。
二、 古代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历史作用
（一） 促进政治中心的转移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都城都有一定程度的变更，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迁都的现象，这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都城通常都是政治中心，政治中心的设置要依靠一定的经济基础。另外都城的变迁同通常都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缺乏必要的交通物流条件的支持，那么迁都活动就很难完成。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发展为一些朝代都城的迁移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与便捷的交通条件。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对政治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从秦汉时期来说，它是连接首都与其他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塞。秦始皇南巡与刘邦入关时都经过了广州地区。以秦始皇的南巡路线为例，他向西渡过了淮水，再经过衡山与南郡地区，有经历了湘江等地，最后到达南郡从武关归来。
隋朝的政治发展虽然不够昌明，但是隋朝运河的开凿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与范围。一个朝代都城的建设多半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可能是经济的中心或者靠近经济中心。唐代建都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一些史书中记载长安与广州的距离为4210里，也有说是5210里，但无论哪一个都可以看出就古代的交通条件来说，其距离相差不是很远。唐朝末期，关中地区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粮食的补给出现困难，因此对东南地区的粮食供应有着极大的需求，汴河等广州的地区的交通物流成为支撑朝代的延续的重要依托。
五代十国时期建立的都朝，大多衰败更替，但是南方地区尤其是岭南一代的都朝由于经济与交通上的支持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明朝时期，政府对大庾岭道进行了多次的修缮与维护，主要是为了起初的建都与后来都城的转移。大庾岭道在古代对于政治中心的变迁与转移有着重要的作用。
政治的发展往往离不开经济的支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会影响政治活动的展开。而交通物流正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广州地区交通物流发展的繁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隋唐、明代等众多朝代对都城地址的选择，便捷的交通物流条件可以促进信息的传递、可以促进粮草的运输、还能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朝代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 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
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交通是经济活动展开的必要保证，交通可以为经济贸易提供基本的支持，原料的运输，产品引入与输出无疑不需要交通的支持。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在经济贸易活动上的影响最为明显。首先，便捷的交通可以促进产品的运进与输出，广州地区临海是历史上重要的贸易口岸，周边有很多江河要塞，历史上也建设过众多的运河与岭道给予支持；其次，当地经济可以通过交流贸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另外广州地区还可以为经济的交流与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力支持。
自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就开始通过广州进行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在广州的水运与陆运的支持下，南北方开始了经济上的贸易与交流。当时的经济贸易活动所交换的往往是象牙、犀角一类的珍贵物品。通常是番邦向王侯进贡这些珍贵的物品。
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地区间的贸易往来扫除了障碍，而汉代又为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在东汉时期，广州地区的经济贸易优势凸显，其交通物流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象牙、珠宝等珍贵物品可以实现由南向北的运输，而四周等南方稀有的货物也可以开始在地区间流通。这样的南北贸易互通使很多人获得了高额的经济利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再到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大部分时间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但是人们的南迁使我国东南地区的造船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促使了交通与物流的进一步发展。吴国对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极为重视，水军曾两次在沿海地区展开大型活动。由于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因此沿海地区出现了很多的商埠。南方的珠玑与香料开始通过广州进入北方地区，而北方的名马流入东吴地区，蜀汉的蜀锦流传到魏国。但是，在晋朝南迁后南北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很多朝代的政治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但是在经济上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隋朝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隋朝运河的建立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促进经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但是绝不能忽视运河开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隋朝建立了永济渠、通济渠、江南运河这些运河的修建使地区间的经济贸易的交流范围扩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唐朝时期还建设了大庾岭路，这条路的修建促进了海外产品的流通，除了之前提到的珍贵物品外，像毛、革、鱼、蜃等内地不常见的货物也可以通过大庾岭路进入到北方内陆地区。唐朝时期有很多阿拉伯人进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获取利润。
到五代十国时，尽管政治上不统一，但是在南北地区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即使是在战争时期经济贸易往来也在频繁的进行。
到了宋朝时期，大庾岭路成为主要的对内交通线路，经济贸易与基本建设运输都通过这条线路来完成。由于大庾岭路险峻曲折，宋朝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整修，用砖石对其进行固定。宋朝的通过广州箱内输入的商品一般都是舶来品。这些商品中一部分由政府管理出售，一部分有商人自己出售。珍贵管理的销售的商品大多是较为珍贵的商品，像象牙、玛瑙、珊瑚等，这些商品主要提供给皇上或者级别较高的官员使用。由商人自己出售的商品一般都是普通的珠宝与香料等，全国各地都可以销售。除此之外，南宋时期政府还会用这些舶来品与金人进行贸易往来。
元朝时期广州已经不再是主要港口，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与自身的经济基础，仍有很多香料与珠宝是从广州运入到内地的。
明代虽然都城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但是粮食的供应还是要依靠运河的支持，海运的风险极大不适合粮草这类物品的运输。由此看出广州地区的运河发展对明代南北经济的沟通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在经济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明代广州发展较为繁荣，府城两次被扩建，但是由于后来明清时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广州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并不是十分的活跃，外国商品的传入只能依靠对朝廷的进贡，在贸易市场上很难看到外国商品的影子。直到明清后期，外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我国大部分的沿海港口，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地区交通物流的发展，因此对外贸易十分频繁，交通物流发展迅速。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广州地区交通物流对经济贸易的促进作用几乎没有间断。这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重大的突破。海运、水运与岭道的相互配合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交通优势，在古代交通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交通支持，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突破。
（三） 促进文化的交流传播
从掀起时期出图的陶器就可以看出，南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交流与往来，在货币产生之前，南北之间的交流就算不上是经济贸易，而应该算作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从陶器上的图样与花纹可以看出，陶器不仅有北方的民族特色也有南方沿海城市的特色，这种文化交流没有语言作为基础，因此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总的来说社会的各项建设都要依托交通物流来完成，如果交通闭塞，那么各项活动就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活动，如果自身的文化发展长期无法注入新的思想与活力，那么久而久之这种文化就会衰退并且最终消亡。
文化传播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才能够促进社会创新，促进经济与政治上的繁荣。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进行着这样的文化交流，在交通物流的基础上，文化的传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先秦时期番邦地区会向王侯进贡珍贵的贡品。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随着经济贸易与政治交流的展开而发生碰撞与交流。
广州交通物流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在唐朝的表现最为突出。开元年间，张九龄前去广州祭奠南海神，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众多著名的诗篇，如《商洛山行怀古》等。大诗人韩愈被贬之时也经过了广州，也同样写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
到了明朝的后期，很多外国人都通过大庾岭道或者通过运河北上进行传教，促进外国文化在我国的发展与船舶，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在中国的文化交流使中国社会对世界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促进的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明清后期，虽然外国侵略者从广州侵入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我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使外国的很多文化流入了中国社会，我国终于开始面向全世界，很多人开始发现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还是积极的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与技术，虽然这个过程是被动且漫长的，但是作用是突出的。
文化交流、诗词创作、传教等活动离不开交通物流的支持。人们要想到其他的地方去就必须借助交通运输方式。外国人要进入中国需要经过广州、南方与北方的交流互动也需要经过广州。因此可以说，广州不仅仅是经济交流的重要枢纽，它同时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在历史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优势。
（四） 促进民族融合与交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总会经历碰撞与融合，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路径。在交通闭塞的时期，各民族间总是独立发展，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广州交通与物流的发展为民族间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与条件。
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经历着从分裂到统一，再由统一到分裂的一系列过程。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在进行民族的融合，其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民族融合的程度。民族融合的形势有经济贸易交往、文化技术传播、战争与联姻等。实质上，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是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优秀的文化得以保留与发展，糟粕文化或被社会发展所淘汰或是经过改造成为崭新的文化。
交通物流对民族团结与交流方面的作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显现。虽然这个时期我国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但是汉民族的南迁却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开始了融合，这种文化的碰撞，促使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我国在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分裂，但是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了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通过交通物流上的联系与发展，各民族的联系逐渐紧密。例如南宋时期，政府就与金人展开了贸易活动，这对于长期对峙的宋、金两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
元朝对交通物流的管理十分重视，为了将各个地区联系起来，建立了驿站的制度。同时元朝的行省制度将我国划分为了十二个不同的行省。最特别要数江西行省，它不仅仅指现代意义上的江西省，除了江西省外还包含了广东省的很多地方，这种行省划分的依据就是大庾岭道。
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活动的展开，战争与联姻等都是民族融合的具体形式。因此可以说，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因为交通物流是社会各项活动展开的重要依托。
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发展拉近了各民族间的距离，民族与民族之间可以利用这些便利的条件展开合作与交流，即使是战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以清朝来说，清军入关，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满族人民也在积极的学习汉文化，将汉文化发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当中。
（五） 促进军事活动的展开
朝代的更迭与政治的巩固都离不开军事活动，军事活动为国家的安定团结、经济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保障。军事活动的进行同样要依托一定的条件，而交通物流就是影响军事活动展开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军队的行军速度要有基本的保证，有力的交通条件可以提高军队的行军速度，战争的紧迫性要求军队或者是援军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战场，进而可以及时的保卫疆土、维护国家的繁荣统一。另一方面，军需的粮食粮草输送要及时，充足的粮草是军队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如果交通物流条件不够便利，就很容易导致粮草运送不及时、粮草丢失或者粮草变质，进而致使军队的战斗力降低，战况发生变化。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战况的传递也要迅速及时，如果战况传递受阻，那么就很容易延误战机，给敌人可趁之机。
利用广州的交通物流从事的军事上的一系列活动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就开始了。广州在秦汉时期被称为番禹，秦始皇若想派兵攻打南越就必须利用番禹地区的湘江与桂江等江流。为了占领番禹这个地方，秦始皇所派的军队就极有可能是从连江进入的。汉武帝时也曾采取了与秦始皇相似的进攻路线。但是当时汉武帝占领番禹也就是广州时所用的路线并非只有水路，还利用了一条通商的路线，但是这条路线由于地势、地形太过曲折，在之后就很少被使用了。总的来说，秦汉时期对广州交通物流的利用与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古代交通物流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传递信息。以唐代为例，从长安至广州的信息传递最快需要一个月，最慢则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在黄巢进贡岭南时，利用广州交通物流传递的军情，仅用18日就达到长安。
广州地区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对于信息的传递与粮草的补给有着重要的作用。秦汉的统一、唐宋时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广州地区运河与大庾岭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军事活动离不开交通物流的发展。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经常会有战事发生，因此军情的传递与军队和粮草的传递运输就显得尤为重要。广州最为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必须具有这样的功能。事实上，很多史书与古籍上都记载着都城与广州之间的距离，大概都是将交通信息运输的重点放在了广州的交通物流上，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
结语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民族的繁荣与团结以及军事活动的有效展开。广州地区的交通物流自陶器时代就已经开始被利用，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社会的经济发展与交通物流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因此绝对不能忽视交通物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古代交通建设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广州交通物流却盛久不衰，其运河与岭道的利用，深受各朝代统治者的重视。总的来说，交通物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现代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也应当重视交通物流的独特作用。（作者单位：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课题《广州地区古代交通物流研究》（编号：2013GZW05）阶段性成果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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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地方文献；交流；研究
民族文化的进步对于本地区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民族文化进步的根本标志也可以说是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民族地区的地方文献，可称之为民族地方文献。民族地方文献作为一种反映民族地区的记录，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前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当前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不断增强的今天，开发并研究好民族地方文献对于弘扬民族的精神及满足现代开放社会中的民族信息，甚至说是振兴民族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对民族地方文献的认知
民族文献是少数民族的文字、语言、历史、伦理及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总称，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民族地方文献也就是指研究和记载除了汉族之外其他各个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载体，它主要涵盖了包括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简易图形或符号文字等形式记载的文献。[1]
民族地方文献具有鲜明的特征性，首先，民族地方文献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一般而言，民族地方文献大多散布于民间，聚集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及风格、风俗，是本民族特色文化的鲜明体现；其次，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在各个民族的聚居的地区，一般都会含有本民族文化的文献综述，在自治区或自治州这种地方，大多都会有区域性的地方文献记录；第三，民族地方文献形式具有多样性。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内部都有自身的文字记录形式，一般都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的甚至会用图形符号等形式记载；第四，民族地方文献内容的广泛性。对于文献本身而言，它是一种记载历史文化的载体，但对于民族地方文献而言，它所涉及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广泛性，涵盖了本民族地方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等。
民族地方文献是地方文献的瑰宝，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无限的文化资源。对于民族地方文献的研究与交流这种形式，在推动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及建设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民族之间交流与借鉴的重要途径，它不仅会促进本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于全民族的繁荣与进步都有积极地意义。
二、对民族地方文献研究与交流的紧迫性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现状
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在我国的聚居状态呈现出了纷繁复杂的状态，甚至在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方面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导致了各民族的间的分散状态，同时，各民族之间也有着差异性色彩，这种差异性在民族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伴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现象已较为严重，同时民族文化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现在许多的民族利用了自己本民族的各种优势，先后对本民族的地方文献进行了修正，甚至有的建立起了专门的文献资源数据库，比如内蒙古图书馆编制的蒙文文献机读目录数据库，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数目数据库，它填补了我国蒙文书目数据库方面的空白。但是作为我国这样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文献资源较为分散，以及有些少数民族文字在计算机上还没其字库，加之本来的文献收集难度极大，也未有形成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源收集机制，同时也缺乏文献的统筹规划与布局，因此，在资源的建设方面有着严重的滞后性。另现存的民族地方文献也因民族之间的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形成了不同层面的缺失，加之保护意识的缺乏更会导致其流失不遗。总的来说，民族地方文献的研究工作仍处于发展阶段，其研究体系尚不成熟。但是，民族地方文献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在发展地方旅游经济、开发地方旅游文化、传承地方文明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价值与魅力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此。所以，在更大程度上加强民族地方文献的交流与研究对发展民族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更是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地方文献研究与交流的途径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地区及经济之间的交流受到越来越高程度的重视，同时，信息资源的研究与交流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少数民族来讲，不断深入发掘本民族的地方文献，将其民族间的文献进行整理，能够及时、准确、系统、完整的提供给读者，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为地方的民族经济及社会服务，同时也是为世界民族多元文化的和睦发展与共同繁荣做贡献。为此，促进民族地方文献研究与交流，我们必须找到合理的途径来进行，笔者认为其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切实转变原有的观念。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共享的社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广泛应用，人民都会追求信息之间的共享。尤其是在民族间的地方文献研究及交流中，更应该切实转变原有的观念，不断解放思想，用全方位的思想来知道现代的文献资源建设及研究，把一些记载民族地方特色优势的文献形成专项的优势进行存储。[2]在做到民族特色文献共享的基础上，树立民族地方文献的开发与交流观念，使其社会效应能够得到回应。
其次，广泛收集民族地方的文献资料。正如前文所述，民族地方文献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多样性、地域性，在文献的搜集中自然也应有深入的广泛性。在民族地方文献的研究中，要深入到民间的领域，从民间之中去收集整理原有的文献资源，也可以在民间收藏及一些文字概念方面进行收集整理，这在地方文献的研究中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延伸到国内外的领域，切实发掘地方文献的魅力，并逐步完善民族地方文献研究管理。
最后，借助大众传媒及各行业内外的力量实现地方文献资源优化。在民族地方文献的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地方文献能够得到最优的利用，从而产生最大的收益。在社会收益中，它不仅包括经济收益，也包括社会及各项综合的效益。[3]在大众传媒这种介质下，加强各地区之间文献资源的交流对于实现民族间的文化渗透及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协调好文献资源服务保障体系及其他的系统关系，利用讲座、展览及互联网或新媒体进行自愿的共享，不仅能使信息得到共享，更能在文献的优化中起到作用，从而得到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
三、对民族地方文献研究与交流的意义
对于民族地方文献的研究与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的政策支持与扶持，同时，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族地方文化的发展。加强民族地方文献研究与交流可以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因为民族间的差异性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有着不同成度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要为本地区提供本民族的地方文献信息，只有符合本民族本地方的信息资源才可以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在个地方之间，政府的中大型决策都离不开民族地方的文献信息，这不仅可以发展和弘扬民族的精神，更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地区间的旅游经济繁荣，所以说民族地方文献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四、结语
无论社会的发展形态如何，民族文献资源的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只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的推移，进而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讲座、展览、大众传媒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民族地方文献资源的交流与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力的机会，加强民族地方文献的建设，提高民族地方文献的信息化共享，使民族地区文献资源建设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不仅会促进民族地方文化的繁荣，更会对全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喜梅著《谈民族地方特色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8）：75-76.
十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东方大国密切交流，中印两国首脑实瑚互访。在主席关于中印携手共创“亚洲世纪”的倡导下，中印关系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强调，中方视中印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致力于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值此中印合作、共创未来之际，我不禁忆及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关系的战略思考。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连续发表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在跨越世纪以前》、《漫谈东西文化》等论文，从而得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指西方文化，东指东方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的结论。季先生这一论断，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乃至形成了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延宕至今。
笔者在2001年11月下旬，曾专程为此问题采访过季羡林先生，他明确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之所以将全面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这是季先生具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哲学家的深邃眼光的经典论断。
“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
季先生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乃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交融、东西文化走向的比较、中印文化的交流等三个方面的思考。
其一，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离不开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季先生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是有根据和学理基础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其背后实质是个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的前进。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特别要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他认为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也不能说由一个地方产生的。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3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4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文化体系。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它不是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就是和希腊文化体系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4大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其二，在21世纪，东方文化正在走向复兴，西方文化则走向衰落。季先生认为，人类跨入新世纪后，需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特别要反思曾经有过的一些不确切的概念。我们曾陶醉于“中国中心论”，明清以来，诸多帝王自诩“天朝第一”，结果却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后来又有人提出 “全盘西化”，其实这是“西方中心论”，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再来看东西方两大文化的概念。从宏观上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相互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和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的阶段，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既不应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主旨，亦不应提哪方超越哪方，而应追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乃至共同奔向人类大同境界。
其三，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交流、融合，既有历史因缘，亦有时代的需要，中印是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中坚力量。季先生推论这一观点时，也是从中印两国的思维模式切入的，他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伴随着中印两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方面，“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从中印两国交流的特点来说，季羡林认为是时间长、涉及面广。两国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也有交流，近年来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明。涉及面广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交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则有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其中最典型的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相互交流。季先生指出：“中印文化交流从后汉三国时期开始。回顾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交流活动，从最早的撞击与吸收阶段，经过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造与融合阶段，到了宋元进入同化阶段，延续有千余年，真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到了宋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印度佛教在印度面临灭绝。此时，它已经失去活力，不可能再有新发展，无源之水，已不可能再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思想才能自由自在地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会受到来自印度的任何的撞击与干扰。”不过，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兴旺后又反过来去影响印度。这种同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而印度佛教也逐渐得到复苏。推而广之，中印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思维模式更趋一致，从而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也势必影响到东方文化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以“和而不同”照亮中印文化交流合作前景
如前所述，按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史是由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前进的观点，我们来审视当下中印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不敬佩季先生的先见之明。
由于中印两国均属四大文明古国，是东方文明的主要源头，因而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亚洲崛起的问题，还是东方腾飞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飞速发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03年10月，美国高盛公司在其《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提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金砖四国”(BRIC)到2050年将进入全球经济前六强的行列。同年，哈佛大学的塔伦．_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发表《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一文．在学界引发新一轮“龙象之争”的探讨热潮。2005年，高盛公司的新报告又做出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33年超过日本。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更成为200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心议题。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 “印度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近几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正越来越受到全球各方的关注。
美国企业界和学界的上述预测，固然有所谓的“中国”、抑或“印度”在作祟，但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印两国相继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从而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本文不予展开，下面仅简略述评印度经济发展的概况。
印度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其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也与中国一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且不说印度在古代社会战争频繁，单就其进入近代以来，亦与中国被西方的洋枪洋炮轰出中世纪那样，被迫融人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横向比较东方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印度的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渗透时间长、强度大，殖民化程度深，以及因种性、宗教与政治分裂而缺乏凝聚力的独特历史条件下，艰难起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取代了之前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而成为控制和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便成为广大后发国家纷纷借鉴和参照的发展模式。而苏联以其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强权干预——斯大林模式，更成为不少发展中大国效法的榜样。独立后的印度，因其长期遭受英国的侵略，故十分自然地在外交上与苏联走得更近，从而使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也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然而，印度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对苏联模式的直接照搬和简单重复，它是在结合了本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力图兼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合理要素，旨在通过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建立新型国营经济，利用国家的经济杠杆调节国民经济，建立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以推进和实现迅速的工业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1951年，尼赫鲁在制定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将其“描绘成是计划经济与西方民主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物”。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影响到今日的印度政府。因此，印度的工业化道路既有别于欧美模式，又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它的出发点在于：既强调自力更生，又不放弃吸引外资；既大力发展公营企业使其占领工业的 “制高点”，又一定程度地扶植私营企业发展；既搞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竞争，兼顾协调，平衡渐进。
正因为印度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所以近年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已使得国际社会对今后印度经济的发展寄予厚望。据印度媒体报道，到2003年底，印度经济对世界GDP总量的贡献率排在了世界前5位。2002年印度在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的GDP总量排在世界第4位，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事实上，自1982年以来，印度的这个位次变化最大，当时仅排在第10位，那时，排在印度之前的除美国、中国和日本外，还有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这说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印度对世界GDP总量贡献的比重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另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2013年度的GDP为1.88万亿美元，上升势头很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20年世界经济力量排名中，中国将跃居第一，其次是美国、日本和印度。
2015年将是印度几十年来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的一年。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1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速将加快至7.4%，明年达7.8%，2017年至8.0%。“印度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未来两年，印度较中国增速的领先优势将扩大”，世界银行的报告进一步表示。类似的结论得到了国际基金组织( IMF)的证实。2015年初，IMF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在5年内从2014年的7.2%攀升至7.5%。
季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还提醒我们重视印度的人口红利，这是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正如美国报刊指出：“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在大约20年内也将很快面临老龄化问题。但目前，在印度近10亿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龄在25岁以下，而且印度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从长远看，21世纪很可能变成印度的世纪。”此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从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已然显现的危机考虑，中国未来与印度的竞争无疑将受到人口红利消失的困扰。
诚然，在中印两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产生竞争，但在竞争中亦可取长补短。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借鉴：一是印度具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二是具有技术创新方面的人才实力；三是具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四是具有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五是具有金融体制和微观经济方面的竞争力；六是具有企业规范化管理的优势；七是具有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八是具有整个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以致印度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早已超过中国；九是具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浮躁、讲操守的士大夫风气；十是具有广大民众消费得起的文化生活以及弥漫于社会的文化气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