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05:43: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行为经济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小群体；互惠行为；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心理账户；机会主义行为
一、引言
很多学科都在研究人的社会互惠合作行为问题。马里安斯基的人类学和特纳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发现，早期人类相对类人猿可以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因素就是他们可以通过社会性互惠行为进行合作。［1－2］霍曼斯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3］是探索互惠行为的重要文献，他对小群体中的相关行为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赞同与社会一致性，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小群体内部的友谊与一致性动态过程。更为可喜的是，人类社会互惠行为已经获得神经科学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具有神经生理基础。奎尔万和费希巴切等神经科学家论述了很多人自愿承担惩罚破坏社会规范的成本(DeQuervain等，2004［4］)。演化模型和经验证据表明，这种利他主义的惩罚是人类合作演化中的决定性力量。他们运用PET技术来分析在经济交易中对背叛者利他主义惩罚的神经基础。对比不减少支付的象征性惩罚与减少支付的有效惩罚情况下，通过社会规范维护者脑扫描发现，对背叛者的后一种惩罚更加激活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背侧纹状体负责处理回报。而且，背侧纹状体活跃的维护者愿意承担更多利他成本，惩罚背叛者所得到的满足通过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激活来体现。阿克罗夫是一个有社会学视野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将社会学一些研究成果引进经济学，他以礼物交换的社会性互惠行为来阐释超量工作的原因(Akerlof，1987［5］)。然而，经济学对理性个体互惠合作的精细化研究要数重复博弈论与演化博弈，在这方面，莫林很好地综合了有关个体合作行为研究。［6］社会学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交换是以社会互惠行为来实现的。但是此类研究强调人的社会性，并不能充分化解经济学家对自利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在跨期交易中，自利个体在获得帮助后选择拒绝帮助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学一些文献试图通过声誉或宗教等其他机制来克服互惠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但其依然欠缺说服力。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互惠行为不能直接以声誉、亲情以及宗教意识形态视角来注解。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关于自利个体的互惠行为解释是通过无穷博弈或者动态博弈的复杂信息与计算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它对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互惠合作行为更加缺乏可信度，普通个体不可能为日常互惠行为进行复杂信息收集与计算处理。经济交易孕育于人的社会，人的一些社会行为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学科细化妨碍了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跨学科思考人的行为，前者强调互惠行为的非经济原因;后者关注行为人的“超强”信息收集与计算处理能力。大量的社会互惠行为长期存在部分源于其自身包含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同样，企事业单位同事和邻里之间的互惠行为不像市场那样银货两清式的交易，也不是简单非经济原因可以解释的行为。社会学与经济学对日常互惠行为要么司空见惯地忽视，要么以人之常情而视而不见。这种古老且常见社会经济行为现象背后的行为机制值得研究，此机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价值尚未受到重视。此文将尝试研究此类小群体互惠行为存在的特有机理，揭示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二、小群体内互惠行为特征与其机制
各类单位同事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日常小群体互惠行为是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市场上发生的互利交易行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互惠行为不需要界定产权，也不需要以货币支付来交割。互惠行为大量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理论家对自利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的担忧，也迎合了社会学家所重视的非经济因素情结。大量此类互惠行为的存在本身就暗示，支撑它的背后机制是有效率的，它的成因至少不能简单视为长期形成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宗教等，更不可能是运行成本较高的契约机制。那么这种机制是一个怎样的安排呢?它是如何克服或缓解机会主义行为而有效运行的呢?社会上，特别是小群体中大量互惠行为显示，一般施惠他人的利他行为成本对于施惠者而言是低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社会发展使得个人之间的差异超越生理而更多表现为信息、知识与技能上的差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既包含横向的分工，又涵盖纵向的分工，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存在日益明显的信息、知识与技能鸿沟。伴随信息与知识“爆炸”，工作与生活对它们的需求往往超越人们自身的拥有量。信息、知识与技能的短缺可能成为制约其工作与生活质量的瓶颈，除了学习之外，互惠行为是一个相对便捷的、成本低廉的缓解短缺的路径。对信息、知识与技能拥有者而言，提供它们的成本是低廉的，且不改变自身拥有量，而对于接受者则可能是受益匪浅。接受者需要这些信息、知识与技能本身就表明，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学习获得它们的成本比较高，互惠交换可以实现在信息、知识与技能分工基础上有效交流，并促进分工和提高效率。尽管这样，对大范围的社会来讲，提供者的意愿与主动性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企事业单位和邻里等小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就不会很突出。在工作与生活中，此类群体中的成员交往频率较高。较高频率交往意味着提供者获得回馈的几率增加，提供意愿与主动性自然增加，时空距离优势也使小群体互惠行为发生的整体成本更低廉，同时机会主义行为也受到进一步抑制。“远亲不如近邻”的体会在工作与生活的小群体中普遍存在就是一个佐证。
(一)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的成本收益特征
实现互惠合作行为是一方愿意提供帮助而支付成本，同时，另一方获得帮助而受益。这种行为互惠不是单期交易，而是跨期合作，不像市场里的即期交易“银货两清”，因此，它不需要明确交易相关的产权，更不依赖法律制度保障。此种互惠行为合作具备如下特征。1．每次互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象分立。小群体中的施惠者承担行为成本，而受惠者则获得收益，不像普通交易行为双方同时是成本承担和收益获得者。互惠必然在跨越行为之间实现，一次成本承担者可成为下一次收益获得者;同样，一次收益获得者则可变为下一次成本的承担者。2．每次互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双方来说是不对称的。这种行为对施惠者来说，成本是低廉的，经常是举手之劳，而对受惠者则是收益较大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成本与收益的看法不尽相同。然而，在互惠行为中，一方面施惠者的低廉行为成本使得他们主动地、自愿地实施该行为不需要太计较未来接受者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使发生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给其造成损失也有限;另一方面该行为给接受者带来较高收益，接受者也不会轻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一次行为中的施惠者会成为另外一次行为的受惠者，两次或多次行为互惠中，任何一方既是施惠者也是受惠者，通过一次成本低廉的施与行为换来另一次或多次的较高收益接受行为。显然，互惠行为双方因低廉成本与较高收益的不对称性而产生净收益促使其维持互惠关系，而不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3．小群体中高频率互动催生互惠行为。小群体中的成员互动为互惠行为发生提供时空环境。小群体成员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进行一系列互动，高频率的互动为其间互惠行为发生创造了便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高频互动将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继而强化互惠行为的频次。越高频率的互惠行为越可使互惠行为的收益与成本之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惠及整个小群体，提高整体福利水平。
(二)以心理账户为核心的小群体互惠行为决策
行为经济学研究个体决策并不像经典经济学那样对决策进行精细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实现最优化选择。萨勒首先提出心理账户概念，用于分析沉没成本效率(Thaler，1980［7］)。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选择时，实际上就是对多种选择结果进行估价的过程(Kahneman和Tver-sky，1984［8］)。究竟如何估价，最简单的、也最基本的估价方式就是把选择结果进行获益与损失(得失)的评价。同时，萨勒自己也不断完善心理账户理论，他研究得出，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它揭示了人们在进行(资金)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Thaler，1999［9］)。科维茨也分析过心理账户问题(Kivetz和Simonson，2002［10］)。难能可贵的是，萨勒一直在持续相关问题的研究(VandenAssem等，2012［11］)。国内外的心理账户文献非常丰富，基于本文的研究特点，不需要详细评述心理账户文献，因此，不再赘述。关于心理账户涵义，不同学者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都接受心理账户的基本特征，即心理账户是决策者对同类决策进行估价、分类和编码以便以后快捷决策。这是心理账户理论成熟的思想。在小群体中，交往频率比较高，互惠行为成本与收益对象是分立的，低廉的行为成本使得此类行为决策不可能进行在精确计算基础上最优化决策，而是通过行为双方对合作对象进行评价，分类通过心理账户编码进行记录，以便以后对类似的行为决策。社会上，偶发互惠行为给行为双方不会留下多少印象和记忆，而且即便有，这种印象和记忆也不会长久，未来双方再次合作的几率很小。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的参与者则是见面与合作交流机会甚多，对合作对象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评价，形成印象与记忆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印象与记忆将直接成为未来互惠行为的决策依据，并形成便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以后相应的决策可以由印象与记忆直接做出，不需要过多地分析思考与权衡。行为者和在其心理账户上印象与记忆良好编码的对象再次合作的决定就变得非常容易、快捷，而不良印象与记忆者被视为不宜合作对象则使得再次合作的决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机制可以有效抑制行为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显然，此类行为决策省去了行为者的信息收集、处理与计算成本，也符合人们日常行为决策的低成本要求。这就是人们日常交往过程中重视“第一印象”的原因。另外，行为者的低廉行为成本使得其可以进行广泛的互惠行为实验，形成更广泛、深入的心理账户记录。这样的心理账户一方面可以避免误判合作对象，校正错误的印象与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互惠行为对象范围，实现更加丰富的互惠行为。
(三)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
前面分析了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现实性与特征，并阐释行为人的心理账户如何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问题。所见的社会学文献并没有详细、清晰地论证小群体中互惠行为机理，在此将前面的分析进行综合，说明互惠行为的机理，提出以成本收益分析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理论。互惠行为双方因互惠行为成本低廉都有意愿成为互惠行为发起者，即使因性格原因这种意愿不强烈，也可借助一方的关系人而促成互惠行为的发生。关键在于，双方心理账户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且每一次互惠行为的发生都会强化双方的互惠激励，使得互惠行为称为双方的“自然习惯”。成为习惯的互惠行为对行为者来说是一个生活工作重要依靠，对小群体整体来说，也是一个信息、知识与技能有效互补合作机制，继而推动行为人进一步深化分工。一旦互惠行为中双方记录良好，那么互惠双方会通过“正反馈”的心理机制强化互惠行为，随之而来的自愿自发互惠行为使得双方不需要识别对方行为而自然发生，这是一个成本低廉的有效机制。随着社会信息膨胀和诱惑增多，受制于信息成本与复杂计算的行为决策比较困难，大量的日常行为决策依赖于便捷的决策机制，互惠合作机制就是这种机制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是个体之间自愿自主进行的，外在力量可能破坏心理账户机制的功能，难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可能使得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失去效率，存在利益竞争的同事间往往难以维持互惠行为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邻里间比企事业单位中发生互惠行为更为普遍的一个原因。
三、小群体互惠行为机制理论的应用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遵循科学管理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精神对劳动进行量化管理。它通过明确划分员工劳动边界与绩效考核评价方式进行显性或隐性契约方式管理。这样就忽视了不能量化的劳动合作的贡献，继而伤害了劳动效率，不利于员工通过互惠合作行为自然实现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12］不完全合同理论发展是经济学的自我修正，但不完全合同依然没有改变新制度经济学中经济激励约束的最优化思想，因此员工互惠合作行为被排除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之外。随着经济复杂程度提高，企业效益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员工创新能力，大量的创新需要通过团队劳动而不是孤立个体行为来实现。成员的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是团队劳动效率的基础。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不可能通过行政管理与合同契约实现，有效的劳动团队必须是一个成员互惠合作的群体，高效益的企业也必须存在一个广泛互惠合作行为的群体。企业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小群体，员工也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能够发挥很好的经济功能，经济学家需要关注经济激励与约束之外非经济行为机制的经济功能。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理理论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应用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员工的信息、知识与技能越来越专业化，与其劳动所涉及的信息与知识等相关要求越来越不匹配，员工在这方面互惠合作是一个缓解不匹配状况的重要、有效的方式。［13］再加上企业员工创造性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创造性劳动实施不可能依赖员工个体单独完成，信息、知识与技能限制个体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员工之间互惠行为机制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个自愿合作小组，实现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促进创造性劳动，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对于改善企业劳动管理，激发员工创造性劳动有启发作用。将该机理理论运用于企业劳动管理中，相关管理制度需调整和改变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员工的劳动边界模糊化促进互惠合作行为。明确员工劳动边界需要承受较高的信息与管理成本而变得不可能［14］，而且劳动边界明确将使有关员工劳动自主与自愿合作空间缩小，不利于互惠行为发生。一定程度的劳动边界模糊化会诱发相关员工自主协商与互惠合作解决相关问题，促进他们在信息、知识与技能上互惠交流，增加交流频率，形成互惠行为紧密的小群体。其次，避免过度量化劳动考核评价。过度量化劳动考评将破坏企业这样的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尤其针对员工个人考核更是如此。当然，适当对劳动团队量化考核则有助于推动互惠行为。过度量化个体劳动的考核忽略了劳动合作精神等隐性因素，过度量化考评将窒息合作精神，破坏互惠行为机制的根基，但它们对劳动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最后，推进劳动与创新任务的项目化与团队化管理。企事业单位将复杂劳动与创新任务的要求、评价方法以及报酬以公开竞争与契约方式交给项目与团队负责人，由项目与团队负责人自主组成劳动或攻关小组实施，决定小组内的劳动分工与协调、劳动报酬分配。这种方式既可简化劳动管理，也将激励企事业单位员工自愿加入互惠合作的小群体。以负责人牵头的小组可以形成互惠合作行为机制，由于这是开放性的群体，所以包括负责人在内的所有成员之间没有固定契约与行政关系，而且其他成员未来可以退出这个群体，因此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发挥相对产权明晰的团队劳动契约化管理的效率，同时发挥团队内互惠合作行为机制的效率，继而实现创造性的劳动管理。
四、结论与建议
这里无意全面否定科学管理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激励与约束在劳动管理中的作用，而是关注小群体中互惠行为，尝试研究互惠行为背后的机理。历史地看，市场交易机制之前，社会互惠合作就已经存在了，市场交易在社会中孕育发展并不表明市场交易机制完全取代社会互惠行为机制，也不意味着社会互惠行为机制已经完全失效，相反，市场交易机制能弥补传统社会互惠合作机制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古老的社会互惠行为机制依然有效，人的社会性与生理性特征使然。这里的研究将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应用于互惠行为分析，此分析与日常互惠行为非常切合，它意在深化社会学中社会交往理论关于互惠行为的理解，跨越学科藩篱研究日常的互惠行为。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由三部分组成:行为成本与收益分立与不对称机制;小群体中行为人较高频率交往机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行为人心理帐户机制。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表明，互惠行为有自然动力与激励机制实现小群体内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不需要额外的经济激励与劳动管理。主要建议如下。
1.经济学家需关注微观现实行为，善于借鉴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使其研究更具现实性。经济学的优美数学结构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学科学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过滤掉大量现实微观行为，降低了经济学解释现实的能力。恢复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经济学家需要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合作，发展具有现实微观行为基础的经济学。
2.检验经济学理论科学化程度的标准不在于其数学化程度，而是其理论能否经得起实验或实践“重复验证”。解释行为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在实验或经济实践中得到重复验证，这才是理论科学性的圭臬，而不是其数学形式逻辑。一般认为在经济实践中重复验证经济理论比较困难，但是神经生理学及其研究工具的发展显示，神经经济学将使经济行为理论具备实验重复验证的可能，而且在正确的方向上推进经济学的科学化进程。完全不同于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为此所做的努力，它给经济学注入的是科学精神，摒弃了追求形式逻辑的科学主义。
3.经济学应该承认人的一些社会行为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激励与约束不是唯一有效的经济行为机制，也不一定是最优机制，很多社会行为机制也可有效激励与规范经济行为。发挥社会行为的经济功能不仅可以改善个人的生活工作状况，也可减少社会的资源消耗，小群体互惠行为就是其中之一。经济学家自身需要摒弃经济学帝国主义，关注传统社会里各种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机制，它们曾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机制，在一定范围内修复这些机制不仅有经济价值，也可夯实市场经济的根基。
4.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决策者以及实施者借鉴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改善劳动管理。尊重劳动者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有效劳动管理的前提，遵循小群体互惠行为事实调整劳动管理体制，能使互惠行为助推本单位劳动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严维石.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信息范式困境与其出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批判［J］.经济评论，2013(6):5－10.
［2］严维石.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92－198.
内容摘要：框架效应指出了认知主体对于不同表达方式显示的同一客体表现出的决策差异。通过对框架效应在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分析，本文得出产生框架效应的真正原因在于语言本身。语言作为连接和区别与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中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领域。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关注方法论的语言转向。
关键词：框架效应 行为经济学 言语行为理论 语言转向
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论转向”
“首先，哲学家思考这个世界是什么，接着，他们反思人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起对表达人们认识世界的媒介”。Han D.Sluga概括了西方哲学史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二次转向。
哲学上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转向，同样影响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在经济学领域，相对于传统理论，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方法认识论转向后的结果。这个转向具体表现在四个层次上：第一，区分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行为经济学把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决策主体构成的人作为认知主体，把经济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作为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而传统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对经济现象本身的研究，忽略对认知主体的研究，把复杂的认知主体的差异归结在理性人这一简单的假设上。第二，研究认知主体的因素。行为经济学引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通过实验和实证方法，着重研究影响主体认知的个体因素，包括认知能力、认知背景、个体因素，着重研究主体的认知过程和决策过程。第三，分析认知主体对客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经过对认知主体的各方面因素和认知主体的认知过程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解构，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经济异象进行解释，对市场中的非理进行分析。第四，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综上所述，行为经济学相比传统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认识论”转向的结果，从单纯的研究客体，转向研究主体、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框架效应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认识论”转向的代表性理论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最早是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及其学生Tversky在1981年提出的。Kahneman和Tversky利用“亚洲疾病问题”为例说明了人们对期望值相同而表述不同的选项的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即对于同一问题，当被描述成利益情景时人们回避风险（risk aversion），而被描述成损失情况时倾向冒险（risk seeking）。这显然违背了理性决策的恒定性原则。
本文用实例分析“亚洲疾病问题”：N表示被试人数，括号内为选择各备选方案的百分比。情境问题：设想美国正准备对付一场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这次疾病会死亡600人，现有两种方案对付疾病可供选择。正面表述（N=152）：如果采取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72%）；如果采取方案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获救，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没有人获救（28%）。负面表述：如果采取方案C，有400人死亡（22%）；如果采取方案D，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没人死亡，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死亡（78%）。
该问题自提出后，便引发了大量考察框架效应的研究。一方面，学者们对框架效应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另一方面，学者们研究造成框架效应的原因进行探索。
产生框架效应的原因分析
对框架效应的研究进展，展示出人们都倾向于从认知主体角度来研究框架效应问题，即默认是认知主体由于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决策结果，着重从认知主体中拷问出产生框架效应的原因。本文分别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对造成框架效应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框架效应所涉及的三个领域的划分
根据框架效应的定义，本文把框架效应涉及的内容分为三个领域，如图1所示。
图1中的“客体”是框架效应中涉及的认知对象。需要表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客体”具有同一性。即对于同一客体，各种描述虽然表达不同，但所指称的对象是同一的。或者说框架效应涉及的是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达的选择差异，而不是选择不同的对象。图1中的“主体”是框架效应涉及的行为主体、决策主体和认知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体。可以用“命题”来表示对框架效应中不同的表述。在框架效应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使用与“命题”相似的词。比如“表达方式”，这个词更倾向于主体，比如“显示方式”、“信息呈现方式”这些词更倾向于客体。 “命题”更多表达出中性作用。命题首先是主体判断的陈述，又是对客体准确的陈述。
（二）关于框架效应的语义学分析
以上对“主体”、“客体”和“命题”进行区分之后，需要回答这一问题：当不同的命题指称同一客体的时候，它们是相同的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指称的同一客体，不仅是指数学期望上的相同，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象上的相同。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Frege（1892）关于命题意谓（Bedeutung）和涵义（Sinn）的划分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弗雷格在1892年发表的《论涵义和意谓》及生前未发表的《对涵义和意谓的解释》中，阐述了这一思想。
在数学中，a=a和a=b之间的差别，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差别。前者使用相同的符号，后者使用不同的符号。由于它们表示相等的数量关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语言中要考虑语义的关系，就不像代数的等式中那样只考虑数量间的相等关系。弗雷格使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
关键词：损失规避 混合均衡 进化稳定均衡
经济涉及种植、加工、走私、消费等一系列环节，其中走私环节的利润最大。目前对走私的地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测估、供给与需求、对地上经济影响等领域，对走私的行为分析欠缺。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走私行为进行了分析。
一、走私风险决策
走私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研究走私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主要有三种理论可资借用。
1、期望值理论
该理论假设决策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风险态度是中立的，作决策时只考虑期望值的大小。假设走私者走私成功的概率为P1，收益为X1，走私不成功被抓获的概率为P2，收益（负值）为X2，如果不参与走私将稳定地获得工资性收入w。那么，当且仅当走私的期望收益E（X）=X1P1+X2P2大于w时，走私者才会冒险做出走私的决策，否则他将得不偿失。期望值大小直接反映了走私者动机的强弱，期望概率反映了走私者实现需要和动机的信心强弱。此理论说明：假如走私者把走私的期望效益看得很大，估计实现的概率也很高，那么这个目标所激发动机的力量就很强。
2、预期效用理论
该理论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以决策行为可能产生的行为结果为自变量，如果某个随机变量X以概率Pi取值Xi（i=1，2，…，n），而某人在确定地得到Xi时的效用为u（Xi），那么，该随机变量给他的效用便是U（X）= E［u（X）］= P1u（X1）+ P2u（X2）+ … + Pnu（Xn），其中，E［u（X）］表示关于随机变量X的期望效用，U（X）称为期望效用函数。理性的走私者当且仅当走私行为所导致的效用函数期望值大于不走私时所带来的工资效用时，才会选择走私，也就是：U（X）=P1u（X1）+P2u（X2）>U（w）。这个理论强调了走私者主观心理评价，认为走私者是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做出决策，而不是根据货币收益的期望值大小来做出决策，突出了走私者做决策的主观预期。
3、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遵从损失规避准则，而不是风险规避准则。具体而言，大多数人在面临收益时，是风险规避的，在面临亏损时，是风险偏好的。收益和亏损都是相对参考点而言的，比起收益来，人们对亏损的感知会更敏感。期望效用曲线如图1。
由期望理论，走私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以自我感知的亏损和收益为依据的，而不是实际财富拥有的多少。当走私者感知自我财富状态处于亏损状态时，他会“铤而走险”，是风险偏好的；当走私者感知自我财富处于获利状态时，他会考虑“金盆洗手”，是风险规避的。然而走私者对亏损的感知更加敏感，他们的目标追求都是越过参考点O，进入获利状态，选择风险规避。由于参考点是相对于走私者的主观判断形成的，一旦进入走私行业，巨大利润不断诱惑，参考点不断提升，从而很难越过。因此走私者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风险偏好状态，真正“金盆洗手”规避风险的较少。
二、走私禁毒两方博弈
从经济学的角度，走私发生的基本前提是预期风险收益大于合法经营的利润，如果打击惩罚的力度不够，走私活动就难以避免。下面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点。
该博弈的参与人是禁毒局和走私者，禁毒局的策略是严打和放松，走私者的策略是走私和不走私。为简化问题，假定禁毒局严打，走私者就一定会被发现，禁毒局放松打击，走私者就不会被发现。其博弈标准式如表1所示。
在上述博弈模型中，Y为财政拨付禁毒局的预算经费（形成收入），C为禁毒局打击走私的成本，F为走私被查获时的罚款（假设形成禁毒局的收入），f为对禁毒不力的处罚（如奖金扣除、职位下迁等），t为走私的投资成本，E为走私成功时获得的高额利润，w为走私者不走私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p为禁毒局严格打击走私的概率，q为走私者选择走私的概率。
对于走私者而言，在给定p的前提下，选择走私的期望收益为U1（p）=（-t-F）p+（1-p）E，选择不走私的期望收益为U2（p）=w，令U1=U2，得到p?鄢=（E-w）/ （t+F+E）。其含义是：如果禁毒局严打的概率小于p?鄢，那么走私者的最优选择是走私；如果禁毒局严打的概率大于p?鄢，那么走私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走私；如果禁毒局严打的概率为p?鄢，那么走私者随机选择走私或不走私。对于禁毒局而言，在给定q前提下，选择严打的期望收益为U3=（Y-C+F）q+（Y-C）（1-q），选择放松打击的期望收益为U4=（Y-f）q+Y（1-q），令U3=U4，得到q?鄢=C / F+f。其含义是：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小于q?鄢，那么禁毒局的最优选择是放松打击，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大于q?鄢，那么禁毒局的最优选择为严格打击；如果走私者走私的概率为q?鄢，禁毒局随机选择严打或放松。本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为：走私者以C / F+f的概率选择走私，禁毒局以（E-w）/ （t+F+E）的概率选择严格打击。 进一步把走私者与禁毒局的期望收益联合起来考虑，用划线法图解禁毒局与走私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如图2、图3所示。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人事经济学；应用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提出了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阿罗和德布鲁将其纳入到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作为人们处理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问题的范式，这也就是后边我们所说的期望效用论。而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为经济学的进一步数学化打下了基础。由于数学方法高度的精确性和抽象性，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数学所代表的理性方法是能体现经济学科学性的唯一方法。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种时尚，经济学也越来越走向模式化。
然而，行为经济学家们后来发现了很多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比如“阿莱斯悖论”、“羊群效应”、“期权微笑”，“偏好反转”、“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等。（P167）传统经济学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日渐乏力使得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使得单纯使用数学理性方法的经济学家们显得力不从心，对于数理方法的推崇正在使经济学一步步变为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黑板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予了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一个合适的契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他们开始修补经典理论，尝试修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1979年他们二人合作完成的论文《前景理论：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分析》被誉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论文之一。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学的前台，许多行为经济学家的诸多重大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这一重要概念，为人们的许多非理性消费行为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还据此研究成果提出了行为生命周期假说，对于政府制定储蓄补贴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拉宾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稳态、不随时间变化的偏好进行了质疑，他发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自我约束问题”，并据此对经典的“贴现效用模型”加入了行为变量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实中人们出现的一些非理。西勒弗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金融市场，在他发表的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论文《金融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者风险》中，他构造了一个结合“噪音交易者”和“套利限制”的双因素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将这个理论模型运用于“封闭式基金之谜”的解释中去，极大地推动了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此外，阿克罗夫在宏观行为经济学以及奚恺元在幸福学领域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行为经济学的内容，使得行为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002年是行为经济学兴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卡尼曼教授以及史密斯教授。其中卡尼曼教授为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学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行为经济学也真正地开始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此后的数十年间，行为经济学的诸多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各个领域。行为经济学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二、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现象来自当事人的行为，人在大多数时候进行着理性决策，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判断时往往并不遵循“贝叶斯定理”进行信息处理，人们会受到新信息的影响而忽视先验概率的大小。由于行为人在面临决策时只存在有限理性，因此整个决策过程中诸如决策情景、他人评价等因素都会对行为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决策的结果。个体决策结果的变化导致总量结果的变化，而由于决策的偏差以及演变路径的随机性，异常行为就此产生，这更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在行为经济学当中，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存在许多决策反馈机制，一旦考虑到这一点，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定也就不再成立了。偏好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并在环境变化中进行演化，构成了当事人偏好演化的学习过程，这使得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动态分析，而非传统经济学的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尽管行为经济学坚持主观价值论，坚持理性假定，但通过对理性经济人本身的挑战，利用心理学构造自己的行为基础，导致行为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派别。我们可以把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二者进行对比，参见表1。
表1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比较
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中，存在着支撑整个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前提性假设―――“经济人”假设。它认为人是利己的，是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完全自私的理性人。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模型。传统经济学中效用理论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假设，即行为人拥有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然而普遍的“偏好反转”现象证明了人们的偏好并不总是稳定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对于人类理性的理想化。
不仅在理论假设上，行为经济学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与传统经济学存在着差异。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型的，它更多地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而行为经济学主要是描述型的，它主要是在描述人们事实上在怎么做。传统经济学主要关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关系，行为经济学则更侧重于研究人及其行为。在方法论上，传统经济学是以数理逻辑推导的演绎理性方法为主流，较多地使用数学化的论证来描述经济问题。行为经济学主要运用观察法、调查法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包括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都认为经济学是不可实验的。而行为经济学所用的行为实验方法则表明经济学的实验是完全可以在现实中进行的。行为实验，也就是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中行动，借以分析和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定和理论。这些方法都显著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模型构建方法，这也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大的亮点。
三、行为经济学中的个体偏离标准模型对人事经济学的应用
1、非标准偏好
在非标准偏好中，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的偏好：时间、风险、社会偏好，这三种偏好不只在行为经济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人事经济学范畴也有恰当的影响。行为经济学标明时间偏好并不老是共同的，如泰勒发现被试者答复15元的奖券在一个月后、一年后和10年后的收入时，答复效果分别为20元、50元和100元，这意味着一个月的年折现率是345%，一年的是120%，10年的是19%，即被试验者明显表现出时间偏好的不共同，这个效果被后来的许多试验研究所证实。
人事经济学中类似的案例有Bessey与Backes-Gellner（2007）对学徒辍学进行的剖析，以及Backes-Gellner（2004）关于职工躲避持续参与职业培训的比如。关于危险偏好，行动经济学中大量的试验定论标明效用函数依据于一个参阅点，即过去的经历会改动对现有决议的评价，例如保险业（DellaVigna，2007）。在人事经济学布景下，这种（referencedependence）参阅依靠也很重要。Hedinger（2008）对个别绩效评价的参阅点进行试验研究，标明个别的尽力水平依靠于评价成果的改变。假如评价比前几年的更消极，个别将会中止尽力，即便评价以绝对值核算时很达观。此外，试验成果还证明自己具有更强的社会偏好，更加重视其他人们的付出。社会偏好主要有希望互惠（reciprocity）、不平等躲避（inequityaver-sion）和利他倾向等。其中署理两边对成果分配是不是公正的偏好，对公司合约鼓励规划与施行的影响尤为杰出。这种公正偏好具体表现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平等，不只在意利他不平等，并且也尽量躲避利己不平等（Fehr等，2000）。利他不平等会使职工产生妒忌感，利己不平等会使职工发生同情心。关于公司鼓励实习而言，署理人的这种公正偏好会对根据署理理论的鼓励合约施行功率发生重要影响。Grund和Sciwka（2005）研究标明假如薪酬构造是内生的，那么署理人的不平等讨厌会致使锦标赛鼓励机制不能实现投入的效益最大化。Bandiera（2005）等人对英国某生果农场工人采摘量的实地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定论。以上定论标明非标准偏好不只对行动经济学发生影响，在人事经济学中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因而，在公司中只有分清这些不一样的偏好对职工的影响，采纳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激起职工的尽力水平，进步公司全体的效益。所以，关于公司不一样类型的项目应当别离选用不一样类型决策者的评价计划，或许同一项目选用多人评价然后综合评判的办法做出最后决定。
2、非标准理念
行为经济学中许多关于非标准理念的试验成果，标明人们在做事情时通常体现的过度自傲，DellaVigna（2007）运用这一定论对公司许多管理行为进行解说剖析。Gneezy（2003）等人初次在序列锦标赛中进行性别区别的试验研讨，试验设计是有六个小组来处理电脑迷宫疑问。被试者在试验中挑选真实的努力水平，奖金根据产出而定。第一个类型是简单的计件工资，参加者的奖金根据各自的产出而定（例如处理迷宫的数量）。在这种待遇下，女人和男性之间的产出没有很大的区别，即他们都具有一样的才能来处理迷宫问题。另一种待遇是锦标赛，有三个男性，三个女人构成一组，只要取胜者才可以获得与产出成份额的付出，与计件工资方案比较，男性取胜的份额很大。相反，在只要女人组合的六人小组中，女人的产出比计件工资情况下还要多许多，这标明女人的才能很强，仅仅不喜欢与男性进行竞赛。定论标明女人与男性进行竞赛时，女人对自个的才能缺乏自傲。Niederle与Vesterlund（2007）经过进行两个数相加的试验，研讨男性与女人在进行自我挑选时的体现。这次试验分为三个期间，首先在计件的情况下，其次是在锦标赛的情况下，最终是被试者在计件和锦标赛之间进行挑选。试验成果：在前两种情况下男性被试与女人被试的绩效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在第三种情况下，挑选锦标赛的男性被试是女人被试的两倍，男性为73%，而女人只要35%，体现很好的女人参加锦标赛的倾向还不如体现欠安的男性，试验定论也说明男性比女人愈加自傲。这些定论解说了为什么在社会中女人高层管理者的人数少于男性的疑问，公司应当运用这一理论，合理安排女人的职位，加强她们的工作联系，激发她们的潜力，添加女人职工的自傲度，使她们的才能发挥到最大，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效益。
3、非标准市场
Tversky与Kahneman（1974）的实验结果表明个别往往会运用个人启发式的方法来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行为经济学也显现了社会压力对个别发生的影响，人事经济学范畴中一个典型的使用即是对于职工的工作态度是如何被搭档所影响的研讨。Kandel与Lazear（1991）剖析了搭档压力对产出的影响，Encunosa、Gaynor和Rebitzer（1997）检测了医药行业中搭档压力和赢利共享，Lazear（1999）用Safelite数据证明了搭档压力的存在。此外，Ellingsen与Johannesson（2007）发现个别也简单被豪情所影响，在工作中希望被他人敬重，这些对产出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研讨定论都为人事经济学的开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的见地，为了更详细地论述人事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中学到啥和现已学到了什么，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使用的一个中心范畴―――薪酬，来研讨行为经济学发挥的效果。
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决策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新兴交叉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随着信息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现在可以通过调查、网上搜索等途径获取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使人事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明确。数据的补充不仅为人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也使人事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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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价值 生活
行为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兴起到取得发展并奠定坚实基础绝不是偶然，其发展具有必然性，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虽然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然有其核心内涵，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毋庸置疑。
纵观主流经济学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创建基于一定的假设，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活动是理性的，不受心理作用的影响。这种认识上的不理性定位使得人的行为过于简单化、机械化和空壳化。虽然已经对人的行为分析有一定的成果，但全然没有凸显行为经济学内涵。
一、行为经济学要义解读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是指采用心理分析方法，通过对人的行为的研究来阐释经济现象并通过观察法和实验法等手段探究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以揭示其中的规律性，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行为经济学把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客体，人们在限定资源之间进行决策和选择以达到满意利用的决策行为和选择行为就是经济行为，行为经济学最直观的目的就是要理解和预见在特定情况下特定时间内发生的经济过程，这种特定的具体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具有内在规律性。
在行为经济学家们看来，虽然李嘉图、凯恩斯等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曾将心理因素归到经济思维范畴。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决策时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很多时候情况复杂、程序混乱、不易辨别或来自他方的压力等，让渡充分的时间去进行理性的思考很难做到。换言之，并非所有人自身思维和行为都时刻处于理性状态中，人类经济行为也绝非是理性活动。往往经济行为活动具有一定的错觉性，抑或是假象。比如人们的消费购买行为，从动机上说通常是无意识的，诸多和冲动有关联的繁杂因素都会产生作用。换言之，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行为决策的做出具有偶然性，受到其情其景的外部环境影响。可见，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机结合为基础的行为经济理论将其合理归因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二、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作为实用的经济学，是名副其实的正统的经世之学，其与人们的实际经济生活有密切联系。比如理财投资、消费购物、行为决策，乃至人生规划、政策制定等等都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和用武之地。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影响甚远，对其有效认知和合理把握必将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裨益。
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必然与生活产生不可或缺的关联，摒弃传统经济学中对人的理性、自利意识、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偏好一致的基本假设，立足于行为科学来解释消费行为是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
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经济现象均有行为经济学基础，如生活消费、促销广告、投资储蓄等。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是消费支出一方面受到收入多少的影响，另外还受到消费意愿的制约，消费动机和消费态度都是其中的影响因子。人们在心情愉悦时，其行为活动更有积极性，能动性也会有更强的体现，导致消费动机提升。这种积极情绪对人的活动的正向影响和消极情绪对人的情绪的负向影响是常见的。
生活中各种广告宣传的基本意图在于刺激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动机，激发消费意向进而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行为经济学认为改变消费态度是情感、认知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行为，如何规避风险和保持稳定是重要导向，在行为经济学家观点中，投资不仅和利润有关，也和经济心理有必然联系，冒险行为的发生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即只有在投资行为获取的回报期望值高于风险代价时或者其结局给企业或个人利益带来必然的直接损害时才会发生。同样，储蓄、税收、通货膨胀等也是符合行为经济学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用行为经济学去指导这些行为是有实际价值的。
三、行为经济学的普适价值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经济人
有限理性
展望理论
价值函数
一、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动因及兴起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又称为“心理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的，并且，经济人偏好不总是稳定的。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决策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的偏差
一个基本偏差是：小数法则。例如，当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基金经理比其他经理优秀的结论。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展望理论
莫里斯.阿莱最先提出实际情况中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并由此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阿莱悖论。如，给定一组选择，a：以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没有收益。此时，被实验者往往会选择a选项。给出第二组选择，a：以25%的概率获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没有收益；b：以2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没有收益。与第一组选择相比，两个选项获得收益的概率同时减为四分之一，但此时被实验者往往放弃a而选择b。
卡尼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在此基础上，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即展望理论。
在展望理论中，相对于各种选择下效用的绝对水平，决策者重视各种选择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 U=U[，I]-U[，0] 即效用值 U[，I]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的变化量，如果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 U[，I]增加，则 U取正值，反之若见小，则 U 取负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 U [，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 U[，b]，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决策者会选择A而放弃B。Σp[，a] U [，a]＞Σp[，b] U [，a]
（1）
价值函数V（ u）的解释：
价值函数V以效用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该函数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损失。比如说，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以80%的概率损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损失，损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确定损失，所以应该选择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冒一下险，选择前者。因为如果幸运的话，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体现了损失上的风险偏好。
（2）
决策权重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为经济学思想想到的对投资问题贴现模型的改进
给出两个选择，a：在未来十年里，每年可获得1.2万元的现金流，总贴现值收益为10万元；b：立刻可以获得9万元收益。现实生活里，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因为相对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万元，贴现10万元的收益还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在传统投资贴现模型中添入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偏好因素及风险因子。并且，传统投资贴现模型假设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相同，而实际经济每年在发展变化，客观经济环境也在变化，利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变化，结果可能未必相等。
设Pi为投资者对于每年现金流的心理偏好权重，即每年现金流相对于投资者的价值体现；每年现金流为Ci ；n年里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为 i；每年现金流可得性风险为Ri，实际的总贴现值对于投资者个人的价值体现为V：
V= Pi （1-Ri）
投资者会潜意识的依据自己偏好，根据贴现值在自己心理账户中的价值体现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来判断投资决策。
最后，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自身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逻辑理论模型。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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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格行为；景区价格欺诈；寡头垄断；信息不对称
一、青岛“天价虾”事件背景
所谓“天价虾”事件，发生在青岛一家叫做“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的餐馆。2015年10月4日，来自四川广元的游客肖先生和来自南京的游客朱先生在结账时发现，菜单上写的38元不是一道菜38元，而是一只虾38元，如此一盘虾的售价高达1500余元。舆论曝光后，青岛市下达了对该店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告知。青岛市同时提出，坚持问题导向，查处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青岛旅游景区宰客并不是偶然现象，国内许多旅游景区价格欺诈、强制交易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是监管部门监管失职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旅游景区对商家行为规范的制度缺失现象，旅游景区商品市场秩序亟待规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旅游景区商品市场的混乱是出现类似“天价虾”事件的根本原因，对旅游景区商家价格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给政府部门提供行为指导，在规范旅游景区商品市场时有章可循。
二、企业价格行为理论
纵观企业价格行为的理论的发展历程，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已有相关价格理论，亚当・斯密提出价格由“看不见的手”决定。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价格理论，马歇尔将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主流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价格决定过程，因此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业组织理论诞生，是本文对旅游区商家价格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价格行为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视角：第一视角是企业针对消费者的价格行为，也可看作是企业的正常定价行为，这一类价格行为中，经济学家更加关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歧视理论；另一视角是企业针对竞争对手的价格行为，即企业的价格战略，这一类行为往往是企业为了达到某个竞争目标而发生的。
本文对旅游景区商家价格行为的研究以第一类价格行为为视角，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信息两个角度分析旅游景区商品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进而给政府部门制定法律、规章、制度时提供参考意见，规范旅游行业市场，促进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
三、旅游区企业价格扭曲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旅游区商品的高价格和价格欺诈现象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表现：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公共物品，而旅游区商品市场的市场失灵的原因可以从垄断和信息不完全两个角度研究。
（一）旅游区商品市场的寡头垄断性
旅游区商品市场的垄断性很高，非常类似于寡头垄断市场，即市场中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在运营，他们相互关心彼此的价格信息，而且非常容易进行沟通协调。因此，在旅游景区商品市场很容易形成卡特尔合谋，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卡特尔实际上构成了垄断，成员企业分享垄断利润。旅游景区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旅游景区企业的商品大多具有景区特色，其他地域很少有相同或相似替代品；
第二，旅游景区企业的商品往往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因此，对于购买纪念品的消费者来说，即使在旅游景区内售卖的一般性商品也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第三，为了保持旅游景区的可观赏性，在一个景区内不可能允许众多企业售卖商品，企业之间很容易沟通和协调，从而形成价格协议。由于企业之间很容易获得竞争对手的商品信息，从而容易发现卡特尔协议的背叛者。
第四，旅游景区商品市场受到景区管理限制，进入壁垒很高，商品市场企业数量在一定期间保持不变，因此，卡特尔提高价格也不会引起新进入者的竞争。
根据这些特征，在旅游景区商品市场的企业具备卡特尔建立的三个主要因素：首先，企业能在不引起新进入者竞争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其次，信息成本较低，一次预期惩罚相对于预期收益要少。第三，企业数量较少，容易沟通协调，因此达成和执行协议的成本要低于预期的收益。
根据相关产业组织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拥有制定价格的能力。在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动下，旅游区商家有能力、有动机形成卡特尔组织，制定商品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这是旅游景区商品价格高于其他区域商品的根本原因。
（二）旅游景区消费者的有限信息和信息不对称
对于旅游景区企业商品高价格也可以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理解。正如迪斯雷利所说：“成功的人将是拥有最优信息的人。”企业能够由于消费者缺乏关于价格和质量的知识而获得市场势力。有限信息会使得原本应该为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成为垄断价格。
旅游景区商品市场适用于“旅游者-本地人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存在具有不同搜寻成本的两种类型消费者。该模型有如下假设：
第一，本地人是拥有信息的消费者，搜寻成本为零，他们知道市场中的整个价格分布。旅行者是具有搜寻成本c的不拥有信息的消费者。
第二，在这一市场中的所有L个消费者中，拥有信息的本地人为αL个，不拥有信息的旅行者为（1-α）L个。
第三，只要价格不高于pu，每个消费者会购买一单位的产品，
第四，存在n个企业。
关键词：股价走势实物经济损失规避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1)―0055―08
一、问题的提出
经典经济和金融理论通常认为风险资产(如股 票)的价格应当由与其相对应的实物经济基本面因 素，如公司的赢利水平、经济的增长速度等所决 定。因此，一个国家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也经 常被认为是能够反映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晴 雨表”。也就是说，股票价格应该能够引导以工业 生产或GDP衡量的实物经济活动情况，因为股价的 基础就是对这些活动的期望。与此同时，基于发 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大多表明，股票 市场的价格走势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由实物经济 的运行情况来解释，从而验证了经典理论的正 确性。
然而我们发现，将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于 对中国股市的分析，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实 际上，中国股市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有别于其它 国家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并在近几年表现的尤为 明显。以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为例，2001年6月沪 指创出2245点的历史最高位之后便一路下滑，2001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以1645．97点收盘，与最高点相 比下挫26％；2002年股市仍弱势调整，全年下跌幅 度约为17％；2003年到2004年上半年沪指曾一度 有所反弹，但自2004年5月以来，沪指又重新回落。 三年的大熊市沪指下挫1000多点，这在中国证券市 场成立以来是从未有过的景象。与股市的低迷表现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近几年来一路保持良 好的增长势头，GDP增长速度2001为7，3％，2002 为8％，2003为9．3％，2004更是高达9．5％。可 以说，股市非但没能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 表”，甚至与宏观经济形势表现出明显的背道而驰。 为更好的分析我国实物经济运行情况与股票价格之 间的关系，我们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加以 说明。首先来看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我们借 助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这一指标来表示企业 的总体经营情况。图1说明，中国股市自成立以 来，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就一直与股价变化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计算得到二者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0．54。因此我们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变化不能解释股票价格的走势。再来看宏观经济变 量能否解释股价走势呢?这里我们选取货币供应量 (M2)的增长速度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 图2给出了1993―2004年1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速 度与上证综合指数的变化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 只在少数的几个年份，二者表现出同向变动的关系， 而在大多数时间，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均与股价走 势反向变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也没 能成为决定股票价格的关键因素。我们发现，从我 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实物经济因素一直以 来都无法解释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股票价格与实 体经济运行之间呈现复杂的关系。
股票价格的变化给经济理论研究者、政策的决 策者和投资者提出了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股 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股价的发展变化又受哪些 因素的影响?股票市场与实际经济运行之间存在怎 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从一个新的 视角重新研究股票价格的决定理论。
二、投资者行为与资产价格
经典理论是在简化市场参与主体行为因素的假 设条件下构建起来的，而在当前阶段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行为因素已显化为影响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因而对任何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必须充分考 虑到个体行为因素的影响。与经典理论的资产价格 完全由实物经济基本面因素所决定的观点不同，行 为经济理论认为尽管资产价格的变化要反映一般经 济环境的改变，但不同的参与个体会对经济状况有 不同的认知与感受，进一步会通过行为表现与经济 环境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个体行为的结果必然会 反映在经济或市场的运行变化之中。因而股票价 格必然是由其对应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投资者行为 因素二者相互影响而共同决定，并且可以预见在一 定情况下，投资者行为因素的影响会超过甚至掩盖 实物经济基本面因素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本文通过引入损失规避(LossAversion)这一行 为经济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对资产价格 的决定进行分析。损失规避是Kahneman和Tversky 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的核心思想。大量关 于个体决策的实验研究发现，参与人通常更为关注 财富的变化情况而非财富的绝对水平，而且对于一 个给定的财富水平参考点(reference point)人们对 财富的减少(损失)比对财富的增加(收益)更为敏 感，即决策者是损失规避，而非经典理论所假定的风 险规避。如图3所示，这可以用一个定义在损失和 收益之上的，并且在损失部分比收益部分更为 票能够提供一个较高的收益水平，否则投资者便不 会选择持有股票。这就是本文应用损失规避解释股 票价格走势的关键。
(二)传导机制
1．上升阶段
假设最初阶段股票价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点位 附近，此时来自实物经济基本面的利好消息，如 GDP的快速增长、公司红利增加、公司管理层的重 大人员变动等会使价值投资者效用水平提高，因而 会使价值投资者增加对股票这种资产的需求，从而 拉动股价稳定的上升。股价上升会影响到损失规避 型投资者的行为，根据(3)式的目标函数，股票价格 的稳定上升必然会使损失规避型投资者的效用水平 在其决策期内高于其银行存款带来的收益，因而损 失规避型投资者会选择增加持有股票的数量从而最 大化其效用水平，这样不断增加的需求会使股价进 一步上涨。最终表现为股票价格脱离实物经济的束 缚而大幅上涨，形成牛市的局面。
其中P表示股票价格，X表示对股票的需求。此时 实物经济对股价走势的影响，由两类投资者在市场 中的比重及其各自的资金实力而决定，如果损失规 避型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比重较大，那么此时价值投 资者的决策就不会对股价走势产生较大的影响。也 就是说，来自实物经济基本面的负面消息虽然会使 价值投资者减少其所持有的股票的数量，但相对于 损失规避型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来说，这并不会使 股价下降，此时股票市场上就会出现实物经济的运 行与股价走势相背离的现象。
2．下跌阶段
在股价上涨一段时间之后，损失规避型投资者 由于受其资金能力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增加其对股 票的持有量，此时股价的上涨势头会趋于平缓，并最 终表现出来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点位附近。此时， 价值投资者对股价的影响又会再次显现出来，由于 由实物经济运行决定的红利支付水平会带有一定的 随机性，因而反映在股票价格上必然是股价在一个 较高点位附近发生波动。股价波动意味着损失规避 型投资者由3．式计算的效用水平会下降甚至为负， 因此损失规避型投资者发现持有股票的吸引力会降 低，进而选择抛售手中持有的股票，这种抛售行为会 反过来迫使股价进入下行空间。这样就会在市场上 形成股价下降，需求减少，股价进一步下降的局面， 使市场进入熊市。
这期间，即使有来自实物经济墓本面的利好因素出 现，同样也只会使价值投资者增加对股票的需求，这 与大量的抛售行为相比，无法改变股价下跌的走势。
3．价格变化的转折点
上述这种价格决定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股 市当前阶段存在的实物经济运行向好与股票价格持 续走低并存的局面。那么股价的转折点何时出现 呢?损失规避型投资者的抛售与股价下跌相互作用 直到损失规避型投资者完全抛售所持有的股票，此 时市场中只剩下价值投资者，表现出股价会在一个 较低的点位上下浮动。此时，想要使股市重新进入 持续的上行空间，必须使损失规避型投资者重新选 择持有股票进而拉动股价上涨。这就要求股票价格 至少要在投资者的一个决策期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上涨，从而使损失规避型投资者按(3)式计算的效 用水平为正，才会使损失规避型投资者重新回到股 市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是由于有重大基本面 利好因素的出现，使价值投资者大量增加对股票的 需求，使股价上涨；或者是发生较强的外部冲击(如 政策面利好、大量新资金的进入等)使得股票价格 大幅上涨。这样随着损失规避型投资者的进入股市 才会结束低迷的状态重新开始上涨的行情。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股票 价格由两类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相互影响而共同决 定。由于通常情况下，市场上损失规避型投资者的 人数和资金实力都要远远优于价值投资者，这样股 票价格便会表现出来主要由损失规避型投资者的行 为所左右，因此，便会在一段时期内形成股市与实物 经济运行状况相脱离的局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里我们只是对股价走势做了一种简化的分析，而 在现实情况中，模型中的多个变量，如损失规避型投 资者的决策期、评估期的长短，甚至损失规避的程度 久，以及两类投资者的比例都是相互影响、不断变化 的，这就使得股票价格的真实走势远比我们所分析 得到的结论要复杂的多。
四、实证检验
(一)两类投资者在市场上的比重 损失规避型投资者的行为能够决定股票价格走 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股票市场上损失规避型投资 者的人数和资金实力要远远大于价值投资者，即α 的取值接近1，从而使得在股价波动的某些阶段，实 物经济因素对股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这里我 们借鉴Campbell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居民消费 的波动率并与股票收益的波动率相比较，用以近似 衡量第一类投资者在整个市场中的比重，下表给出 我国消费增长和上证综指收益波动情况的统计分 析，其中年度消费增长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时间为1978年到2003年，月度上证综指对数收益 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网站，时间为1993年1月到 2004年12月。
由表1可以看出，以上证综指计算的我国股市对 数实际收益率非常低，只有0．46％，而它的标准差却 相对很高，高达43．2％，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 价值不高，投资风险却很大；消费增长率的均值相对 较高，达到13．6％，其标准差却只有6．27％，说明消 费增长的波动比较平缓，这与我国近年来经济保持平 稳快速增长的经验证据相一致。计算得到二者的标 准差比值为0．145，即消费增长的波动只占股价波动 的14．5％，近似估计得到α＝：1-0．145：0．855，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第一类投资者在整个市场中所占比例 只有14．5％左右，也就是相对于第二种类型投资者来 说，价值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十分有限。
(二)损失规避对股价走势的实证检验
接下来，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的周度数据进 行研究时间间隔为1998―01―16至2004―12―31 共340个样本值，为计算投资者效用值的大小，我们 不妨假定投资者的评估期为一周，决策期间为五周， 损失规避系数λ＝2，这样就可以按照公式(1)― (3)计算得到的投资者效用值，如图7所示，从图
五、结论及启示
在当前我国股市处于发育阶段，市场投机气氛 浓烈的情况下，投资者行为因素不仅能够显著影响 股市的收益水平，而且会和股价波动交织在一起相 互作用，从而使得股票市场价格变化长期脱离实物 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制约影响。对我国股市的理论分 析与实证研究均验证了行为经济理论的观点，即股 市的价格波动是由实物经济基本面因素和投资者行 为因素二者相互影响而共同决定。因而充分认识到 投资者行为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内在规律性，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加以输导和调控才能够降低股市波动的 剧烈程度，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促使股市发挥宏观 经济“晴雨表”功能，规范股市向着促进实物经济运 行的健康方向发展。
投资者的短期行为是股价波动的一条主要原 因。因此提高投资者的素质、增强其投资行为的理 性化程度是关乎股市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一问 题解决得好，才能改善股市投资气氛，进而提高市场 效率。机构投资者也同样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特 点，因此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依靠其发挥稳定市 场的功能的同时，也要对其行为进行深入研究，防止 机构投资者成为引起股市波动的另一个源泉。
本研究尝试以某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经济学双语课程为典型分析对象，构建一个以学生行为和心理假设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相关假设，从而得出能反映经济学双语课程中学生真实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的研究结论，也进一步为经济学双语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有效支持。
一 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心理学家Douglas McGregor曾将管理工作中的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性假设分别以“X理论”和“Y理论”命名 ，前者假设人们有消极工作的源动力，而后者则认为人们有积极工作的源动力。该理论曾被应用于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并获得了广泛的实证验证。高校学生在课程学习上往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或消极特征，因此可尝试在对学习行为和心理做出了类似假设（表1，表2）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课程学习行为与心理的双循环模型（图1）进行深入地理论分析。
（一）课程学习行为和心理假设
根据行为的可观测程度，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程中的学习行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显性学习行为，主要指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实际表现，具有较为明显的可观测性；第二类是半显性（或称半隐性）学习行为，主要指学生在课堂上不易直接发现的行为，具有部分可观测的特征；第三类则是隐性学习行为，主要指学生在课堂之外的学习行为，此类行为大多不能直接观测到，但仍可以通过特定方式间接发现。处于X假设条件下的课程学习行为表现出较为消极的特征，是较为典型的非理想学习行为，通常难以获得较好的学习绩效，而处于Y假设条件下的学生学习行为表现出积极主动的特征，是较为理想的课程学习者，也通常具有较高的课程学习效果。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在某一课程中的学习心理可分为心理印象、心理态度和心理期望三个方面。其中心理印象主要是指学生对课程难度和授课进度等方面的关注，是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及课程初期开始形成的对课程特征的主观想象；心理态度主要是指学生就如何对待某一门课程的打算，包括是否喜欢、是否想认真努力地学习等；心理期望则侧重于课程结果方面，如学习该课程是否能有所收获等。
（二）课程学习行为与心理双循环模型
在课程学习行为与心理的双循环模型（图1）中，两种对立假设下的课程学习心理和行为既存在相对稳定的内部循环关系，又存在从一种循环向另一种循环转化的可能，而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则是适当的课程心理和行为干预。
同类心理和行为之间存在“引发-强化”式的循环。课程学习中的X心理是引发相应X行为的内在原因，而X行为的反复出现又会不断强化X心理，即X心理和X行为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恶性循环”的重复机制。同理，Y心理和Y行为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良性循环”重复机制。在无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上述两种机制将沿着“引发-强化”式的循环重复下去。
对学生课程学习中的心理和行为实施有效干预有助于推动“X循环”向“Y循环”的转变。课程心理干预作为针对X心理的干预措施，其目的是在于通过改变学生对课程的心理印象、心理态度和心理期望，推动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从X心理向Y心理的转变，从而实现从课程学习中X行为向Y行为的转变。而课程行为干预则是试图首先通过行为训练的方式，引导学生的课程学习行为习惯从X行为向Y行为的转变，在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行为体验后，逐步引导其形成Y心理，并最终实现从“X循环”向“Y循环”的转变。
本部分将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分析对象，对经济学双语课程中的学习行为和心理假设进行统计验证，并归纳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从而为改进路径的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二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的数据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获得，调查对象为正在学习或已经修完经济学双语课程的财经类专业学生。调查过程累计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8份，实际分析使用有效问卷320份。问卷共分四个部分，内容涵盖学生基本信息、英文水平与兴趣、课程学习行为习惯及课程学习心理等方面。
（一）课程学习行为分析
学生在某一课程中的学习行为不仅体现在与教师当面互动的课堂行为上，而且表现在课后的自觉性学习行为习惯上。问卷调查主要关注了经济学双语课程中的学习行为从回答问题主动性、注意力集中程度、课后学习时间、预习和复习习惯等方面，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1 课堂学习行为分析
回答问题的主动性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显性学习行为，调查发现，面对老师在课堂上不点名提出的问题，仅有8%的学生曾经有主动回答的行为，而64%学生习惯于试着采取“自言自语”方式小声进行尝试性回答，其余的28%则选择了“不被点名就不回答”的消极选项。总体来看，大多数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堂的回答问题方面并未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存在畏惧心理，这与对课程教师的访谈所获得的反馈基本一致。
注意力集中程度往往无法完全通过观察发现，因而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半显性学习行为。以45分钟的经济学双语课堂为例，能保持注意力集中40分钟以上的学生仅占27%，高达58%的学生仅能在30到40分钟的时间里保持注意力集中，而另外25%的学生保持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足30分钟。总体来看，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堂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呈现偏低的状态，而高达76%的学生承认“玩手机”是注意力不集中时做的最多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玩手机”导致的课堂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并非仅出现在经济学双语课堂上，而是在各类课程课堂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
2 课后学习行为分析
课外学习时间是难以直接观察到的隐性学习行为，就经济学双语课程而言，仅有12%的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超过3小时，33%的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在2到3小时之间，36%的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在1到2小时，而19%的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不足一小时。调查还发现，14%的学生几乎从不安排课外学习时间。
一般来说，课外学习的时间主要用于预习和复习两个方面。调查发现，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程中的课外学习呈现出“重复习而轻预习”的显著特征：高达的58%的学生承认自己“几乎从不预习”，24的学生表示“偶尔会预习”，只有18%的学生“坚持每周预习”。相比之下，多数学生更愿意把课外学习时间用在复习上，63%的学生表示自己会“坚持课后复习”，32%的学生表示“偶尔复习”，只有5%的学生承认“只会在考前复习”。
（二）课程学习心理分析
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程学习中的心理印象、心理态度和心理期望是影响课程学习行为和学习绩效的内在原因。问卷调查从课程难度、课程进度、总体和典型态度、期望收获等方面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心理展开调查，实证分析过程结果如下。
1 心理印象分析
在对课程难度的心理印象方面，经济学双语课程通常采用英文教材、教师在授课中采用较多英语口语、教学方法与中文课程存在差异等因素都有课程给学生造成“课程难度大”的心理印象。在调查中发现35%的学生认为经济学双语课程难度“比较大”，46%的学生认为略“有难度但可以接受”，另有19%的学生认为难度“比较小”。而具体到学习困难的来源方面，多数学生认为主要困难是自身英语水平的制约和课程内容较多的压力，而专业知识及课后作业的难度则并非主要困难。
在对课程进度的心理印象方面，调查发现，在52%的学生认为课程进度“正常”的同时，有达32%的学生认为课程进度“比较快”，16%的学生认为课程进度“非常快”，而没有学生认为课程进度“比较慢”或“非常慢”。这样的调查结果反映出，有接近一半的学生处于“难以跟上进度”或“完全跟不上进度”的状态。造成这种心理印象分布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授课过程中将部分学生的积极响应作为课程进度正常的信号，忽视了少数学生难以跟上进度的事实。另一方面，学生课堂注意力不集中及课后学习时间不足等行为与“难以跟上进度”之间可能存在类似“恶性循环”的强化效应。
2 心理态度分析
在对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总体心理态度方面，表示“很喜欢”或“比较喜欢”的学生占38% ，“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的占47% ，“不太喜欢”或“不喜欢”的占15%。相应地，学生在“是否会努力学习该课程”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类似比例的心理态度分布。这说明经济学双语课程受欢迎程度和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在对待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典型心理态度方面，面对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许多学生表现出不太愿意回答的倾向。从学生心理的角度来看，原因之一是认为“老师提出的问题太难”，部分学生甚至无法听懂老师用英语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正确回答问题；二是认为“自己英语口语太差”，虽然能勉强听懂问题，也能用汉语回答，但难以做到用英语口语表达；三是“担心回答得不好被老师和同学笑，特别是以往回答失败被取笑的经历加剧了这种负面心理态度；四是认为“积极回答问题是出风头”，所以不论会不会都不愿回答，此类原因属于与课程内容相关度较低的个体因素。
3 心理期望分析
在心理期望方面，问卷调查以多选题的形式关注了学生对经济学双语课程学习收获的期望。结果显示，39%的学生将“顺利通过四、六级考试”成为学习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心理期望，17%的学生表示要学好该课程从而“为毕业后从事涉外经济工作做准备”，高达56%的学生表示“没有什么具体期望”。总体看来，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学习目的上呈现出实用性和盲目性的双重特征，大多数学生未能体会该课程在培养国际化经济思维方式方面的课程目标。
三 研究结论
从课程学习心理来看，被调查者在经济学双语课程学习中的X心理特征比Y心理特征更为普遍，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否定型的X心理比较普遍，对课程学习缺乏信心。许多学生面对双语专业课程，在学习之初首先想到的是诸如“英语考试是我的短板”“经济学课程的英文考试会比中文课程更难”等担忧。若无适当的课程心理引导，这种畏难心理极易导致学生在从一开始就对课程缺乏兴趣，从而影响整个学期的课程学习效果。二是应试型X心理较为显著，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大多数学生未能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学双语课程的价值和意义，也未对课程产生较大的学习兴趣，而是仅仅将其作为一门对英语水平提升有帮助的课程或普通的考试课程来进行学习，这是导致学习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从课程学习行为来看，被调查者在经济学双语课程学习中的X行为特征比Y行为特征更为普遍，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学习缺乏主动性。许多学生在多年的英语应试过程中形成了“阅读强、听力弱、不愿动笔也开不了口”的特点，在专业学习上更是存在按部就班解答计算题而不愿做开放性案例分析和Presentation的学习习惯。上述特点和习惯的长期固化，造成了学生在经济学双语课堂上缺乏用积极回答问题、参与讨论和发表个人见解的局面。二是经济学双语课程的学习方法存在严重扭曲。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课堂学习而课外自主学习行为较少、被动接受课后作业或复习安排而缺乏课前预习的学习主动性等。
四 改进建议
增加“第一堂课”的信息量。在课程开始的第一堂课，教师就应以Course Introduction的形式就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与学生进行全面深入沟通。这种沟通应一方面能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解决学生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心里没底”问题，另一方面也应努力构建较为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逐渐消除学生的畏难心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教学方法的适应性。在内容安排上，经济学双语课程绩效的改善不能简单地以压缩课程内容或放慢教学进度实现，而是需要教师在对课程内容深度提炼的基础上设计符合学生接受能力的内容数量和难度。同时，对教学语言的选择上不能一味追求向“全英教学”靠拢，而是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和专业基础合理安排“听说读写”训练及其他教学形式。
推动评价维度的多样化。应积极探索推动课程成绩评价从期末考试成绩权重过高，而平时成绩比重过低的传统方式，向更加重视平时表现和知识应用性的评价方式转变。通过课程成绩评价方式的转型，降低学生在课程学习心理上的畏难情绪，引导学生的课程学习行为从应试型向应用型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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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为经济学――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视角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断地趋向精密化、数理化、规范化，但始终是以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作为理论基石，对经济行为人的研究几乎均侧重于如何在严格的约束框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主流经济学热衷于运用严格的数理推导，尽管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研究障碍，但完全信息与理性经济人的严格假设不可能成立，导致经济生活中往往出现主流经济学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判，需要对其范式及政策理念进行重新审视。
针对主流经济学存在的相应缺陷，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修正了主流经济学传统假设的不足，对很多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力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更为客观的解释。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行为经济学提出了“三个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与有限自利。行为经济学指出，经济学家之前宣称基于利己性、理性行为的模式虽然能够给人们行为决策提供看似满意的行为规则，但现实中无人能够严格执行。行为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于确定能够为一个新的、更为客观的人类决策模式提供基础的行为规则，以更为有效指导客观实践。
由于完全理性、偏好稳定的严格假设完全不符合现实，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注定难以完全正确地指导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到众多行为主体如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行为经济学所阐释的行为主体各种行为特征，可被用以分析相关主体的行为，实现对行为主体更为现实的描述与分析，弥补传统经济学分析与以其为理论基础的政策缺陷，为有效解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二、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1. 自辩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辩理论（Self-justification Theory）认为，当决策者发现投资过程中反馈的信息与投资前不符合时会产生认知失调，而决策者会有动机消除这种失调，努力实现认知的一致。在“自辨”的心理状态下，容易导致决策者在项目本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下恶性增资。
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及人的有限理性，政府及国有企业做出的混改决策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与预期目标的偏差。此时，决策者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按照原先的路径改革，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及时终止，会损失已经投入的资源。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掌握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决策权与执行权，成败与否关系着他们的政绩及声誉，如果事实证明决策不当或失败，将对决策者利益造成负面影响。一旦在改革出现偏差，决策者会出现认知失调，可能会因为不愿意承认失败责任及维护权威而千方百计地使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从心理层面强化原生性认识，弱化认知失调，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继续错误的混改决策来进行自我辩护，从而造成更多的损失。
2. 沉淀成本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人的假设，投资者不应该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但现实中的决策者一旦事前进行了大量沉淀投资，便会为了不使沉淀成本失去价值，具有追加更多投资的倾向，即沉淀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s）。一般而言，沉淀成本越高，沉淀成本效用越强。所以，现实中的经济人在投资决策时会将沉淀成本当作重要的决策依据，目的就是弱化沉淀成本效应，避免陷入沉淀成本的陷阱。
与以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同，本次改革并不是国有企业的独角戏，非国有企业拥有了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非国有资本不仅可以参股国有企业，甚至可以控股。而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必须要由优质非国有资本的积极参与。非国有企业一旦参与改革就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资本，由于资产专用性，一部分资本会发生沉淀。如果混合效果不佳或者是失败，那么沉淀成本将无法得到补偿。所以，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非国有企业会千方百计寻找更为合理，更便于自身退出，节省沉淀成本的手段。但是，当前尚没有完善的保障非国有资本利益的市场退出机制，造成非国有资本一方面想要参与国企混改，另一方面又害怕混合之后，利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尽早退出，产生过高的沉淀成本，造成更大的损失。可见，沉淀成本效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3. 损失厌恶、现状偏爱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指人们对同样货币数量的损失和获利，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利的快乐，往往进一步地表现为短视损失厌恶效应（Myopic Loss Aversion）。因此，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会强烈地抵制改革，即使补偿也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才能够弥补损失所带来的效用减少。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打破国有资本对石油、电力、航空等传统垄断行业的垄断，引入外部非国有资本。短期来看，可能会对国有资本及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突破传统旧体制的瓶颈，收益远大于短期成本。由于损失厌恶效应，很多国有企业不愿意放弃当前的垄断优势，对短期成本估值过高，而对于长远收益估值相对较低，导致不愿意改革或者不配合甚至是阻碍。特别对于一些高利润的垄断行业，损失厌恶现象会更突出，改革阻力更大。
现状偏爱效应（Satus Quo Bias）是指人们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具有惰性，即使变化也会存在路径依赖，很难偏离现有框架。与以往的股份制改革不同，当前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市场平等地位，要求国有企业改变传统的国有股一家独大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深入的混合改造。这些措施是对于传统国有企业模式的根本性颠覆，尤其是股权结构上，国有资本不必一定控股，对于传统体制下的一些国有企业而言短时间内很难接受。政府和企业尽管表面上声称要尽快转变发展方式，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受到现状偏爱效应的影响，更多在原有制度安排上进行简单修补，难以实现根本上的体制变迁。即使混改成功，混合之后的资源整合更为关键，否则无法发挥混改应用的功效。现状偏爱效应会使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对过去的经营理念、运营机制、管理体制及企业文化偏爱，不愿意适应对方，容易造成不同资本间的冲突，增加交易成本，影响融合质量。
4. 羊群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羊群效应（Herd Effect）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不确定性决策时，容易受大多数人影响而丧失自我思考的从众心理，实质上是有限理性的表现。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以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混合化为最终目标，仅仅是实现转型的手段。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国有企业未达到完全自主，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在中央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纷纷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一些省份更是拿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间表，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目标国有企业全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这些举措虽然响应了中央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盲目跟风现象突出。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担心自己的改革步子迈的小，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其他地方，没有足够的耐心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足够的理解、调研，不顾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盲目混改，出现了定指标、下任务的行政性干预，冒进现象突出，实际上是用行政指令推动国企混改，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5. 禀赋效应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是，支付成本与机会成本相等，意味着购买价格与销售价格大体一致，没有重要的财富效应。这一原则也是科斯定理所坚持的。但是，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这种假设不符合现实。Knetsch和Thaler（1990）通过代金券与杯子的交换实验证明，当行为主体拥有某种物品的产权时，对其的价值评价要远大于不拥有时，即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赋效应使科斯定理中无论初始权利如何配置都能达到一样效果的预测不成立，使产权交易双方在产权价值的估值上存在冲突，即使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依然可能导致谈判破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题之一是国有股权定价。国有股权是否合理，能否得到交易双方的共同认可，决定着能否实现混合及混合质量。如果国有股权定价过高，不利于吸引非国有资本融合；如果定价过低，则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对其估值较高。非国有企业没有所有权，估值较低。由此造成了双方利益的差异性，不利于融合谈判的达成。禀赋效应的存在需要国有股价的客观与科学，但当前国有股定价机制不完善，流通股权主要靠原值或净现值评估出来，无法正确衡量与确定国有股市场价格及其获利能力，因此很难协调好双方利益。
禀赋效应的产生是有条件的，环境（Context）对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Loewenstein和Issacharoff（1994）通过实验证明，当一方当事人认为对一项权利已经拥有或特别应得时，会产生强烈的禀赋效应。通过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的市场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对非国有企业制度上的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存在“玻璃门”、“弹簧门”，非国有资本想要进入垄断行业的难度依旧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的既得利益者们认为已有的控股权及垄断地位是理所应当的，禀赋效应十分强烈，产权改革及股权结构优化的难度也就越大。
6. 公平、自利服务偏见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平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难点。传统经济学对于公平的研究很多，但始终难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原因在于公平与人的主观心理联系密切，很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公平标准，而传统经济学偏好一致的假设决定了其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的公平问题。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参照交易（Reference Transaction）”进行了诠释。如果交易严重偏离了“参照交易”，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不公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认为自己承担着很多社会性与战略性政策负担，理应享有更多的政府优惠措施与垄断优势。非国有企业却认为只有实现双方完全的平等竞争，消除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偏爱，才是公平的。可见，双方对公平的参照基准不同，导致双方在融合谈判中需要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
大量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存在“自利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对于公平的判断带有自利服务性。由于非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一些职能部门及国有企业出于保证市场控制力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对非国有企业存在偏见，只愿意转让少量国有股权，认为是公平的，而非国有企业基于自利服务却认为是不公平的，这就容易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三、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行为经济学为我们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要求我们在改革中重视人的心理因素。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1. 正视沉淀成本，实施有效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非国有企业摆脱沉淀成本的负面影响，激发其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力。政府要建立完善的资本退出机制，规范相关政策法律，保证非国有资本进入行业后的合法权益。对于易产生沉没成本的资源如大型开采设备，要建立完善的交易市场尤其是二手市场与租赁市场，降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政府实行补贴，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政策，补偿非国有企业的沉没成本，促进技术设备的更新。
2. 打破国企垄断，完善市场体系。坚持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石油、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放开更多的垄断市场领域及业务，促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充分公平竞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与竞争性，消除对国有企业不合理的倾斜政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严把合法管、合理关与监督关，做好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准入服务，为非国有资本进入市场提供条件。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国有股定价机制，规范国有股流通程序及通道，实现全过程的公开化，稳步推进国有股减持。通过这些措施，逐步转变一些职能部门与国有企业陈旧强化的思想观点，弱化禀赋效应，使其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革。
体育消费指的是人们因为购进体育类产品而得到身体和心理双重满足的过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体育的价值功能和健康的重要性，与之对应的人们的体育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俨然成为了人们生活消费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通过经济支付的方式完成体育活动参与的方式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大学生实际的体育消费倾向会受到消费群体的体育消费行为特征影响，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对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并且对其经济学的特征进行揭示。
一、偏好差异性
大学生在进行体育消费时对不同的体育消费商品组合或者体育消费品的喜好程度深浅称之为偏好。现在经济学理论中认为，消费者进行商品选择的过程中，通常的都是根据偏好程度进行消费品的选择。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进行体育消费时，对体育消费品的偏好程度有较大的弹性，例如，参加体育活动时，在培训项目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偏好；观看比赛时，选择上也有偏好，这些都说明，大学生的消费偏好程度有较大的弹性，这也是我们发展高校体育市场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二、效用体验差异性
调查结果表明，85%的大学生认为体育消费是正常现象，54%的大学生认为体育消费能够为自身带来健康，21%的大学生认为体育消费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21%的大学生认为体育消费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大学生在进行体育消费时，同样希望可以在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获得体育消费的最大满足感，因此，高校大学生在进行选择体育消费品时，一般会对体育消费品的性价比高低进行判定。比如说，大学生在进行运动鞋的购买时，要对运动鞋的价格和质量进行对比和关注，在购买体育比赛的观看券时，要对比体育赛事的价格和级别，看是否在自己的能力接收范围内，或者是否获得满足感。一件体育类的商品是否具有效用包括对效用的大小的判定，都和高校大学生对这件商品的占有欲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也是表现出弹性的原因，这个因素，在进行高校体育市场的考察和发展，必须进行重点考虑。
三、外部经济差异性
高校大学生的体育消费行为具有正向外部性和负向外部性，正向外部性具体表现在体育消费促进了大学校园的积极消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于上网消费、购物消费以及攀比消费等等，体育消费在社会意义上的体现要明显高于其他。还有就是将体育消费建立起来，是以正常的体育爱好和消费习惯为前提的，体育消费作为一种团体运动，定会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进来。由此可见，体育消费既能够让大学生的课外活动得到丰富，还可以加强大学生集体意识的培养，让大学生的身心更加愉悦，让大学生的体质得到锻炼，所以说，体育消费对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负向外部性表现在，体育消费所附带的跟风和攀比特点可能会对大学生的消费习惯进行误导，特别是盲目的体育消费导致的体育活动的适应性可能会被忽略，同时，还有可能对大学生的天赋发展和内在潜力的突破造成约束，严重的话还可能引发不理性的生活消费习惯。例如，依据北京市大学生月平均体育消费水平，可分为零消费（0-10元），中档消费（10-100元），高档消费（100-1000元），奢侈消费（1000元以上）。调查显示：中档消费人群占到60%左右，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消费群体的主流。而奢侈消费群体所占比例仅有不到5%，比例最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人并不热爱体育锻炼，却购买贵重的运动潮流服饰等。
四、弹性表征差异性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奢侈品的价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远远高于自身价值，这是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并不是由自身价值为主导因素的。根据弹性理论分析，商品的类型不同，商家对其的定价策略也不一样。例如说，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弹性的商品，因为其价格弹性不大于1，商家可以把价格进行提高进而收获更大的利润，对于有弹性的商品，因为其价格小于1，商家可以通过把价格降低而得到更大的利润。上述结论产生的前提是消费者的收入能力和消费偏好较为类似。但是，对于新时期的学生消费群体，因为消费个体的不同，即使针对同一类体育消费，也还是会因为消费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导致商品的价格弹性差别较大，所以，商家根本不能判断大学生的实际消费偏好和支付愿望，进而造成不能对大学生体育消费的需求价格与收入弹性进行判断。同时，因为现阶段大学生的攀比心理比较严重，受此影响，将体育消费价格提高时会促使体育消费的需求增加，价格较低时，反而无人询问。所以，在大学生体育消费市场中，体育消费品被定义为无弹性的商品。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体育消费市场背后的潜在能力不容小觑。高校大学生的体育消费，可以根据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状态细分为实物性和参与性。假使每个学生的类型不同，那么他们在体育消费的认识将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观念特点，在消费行为的表现上有巨大的选择差异性，进而反映出对体育类消费品的效用性、替代性和偏好性。所以，高校体育教育应当对学生合理化的消费力度进行增强引导，在教育培训方面，增设体育消费方面的知识讲座和理论传输。
内容摘要：轨道交通的布置改善了城市周边房地产投资并促进了附近房地产价值的上涨。文章引用行为经济学中典型的非理性特点，从开发商角度解释轨道交通布置如何影响其决策过程。从新的角度详细阐述了非理性因素如何影响开发商决策和进行市场预测，为开发商投资决策提供了更接近实际的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轨道交通 房地产 市场预测 有限理性
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中分析人的行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以边际效应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用这一理论去解释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时，缺乏对微观个体开发商从心理活动以及投资决策的深层次分析和解释。因开发商是具有有限信息和加工能力及对问题洞察能力的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本文将人类决策分为市场预测和方案选择两个连续的心理过程。从这两个心理过程分析存在的行为经济学中的盲点，为解释其行为和其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轨道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土地价值，使城市的房地产分布出现了新的格局。在利益诱导下，开发商开始把资本投入到轨道交通周边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中；购房者也因轨道交通给出行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性，趋向于在邻近轨道交通周边购置物业。
因此，轨道交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房地产的布局，并且使轨道附近的土地成为开发商争相开发的对象。新兴都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和布局给开发商带来巨大商机和投资机会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危机。
非理性心理对市场预测和方案选择的影响
（一）启发式偏向与过度自信产生的市场预测偏差
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析预测时，开发商面临着政策性导向、舆论和群体压力等基于不完全信息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轨道交通成为近几年房地产开发的新鲜元素，交通便利成为房地产开发商考虑的首选因素，容易造成开发商分析市场时过度地把大量资本投资在交通便利的轨道附近。研究表明“轨道交通对房价的影响程度和到城市核心区距离成反比”，开发商惯于用过去经验和得到的数据统计分析对投资风险和效用进行估计。处理信息时由于自己素养、个人能力、知识水平、先入为主等假定目标的影响，很难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因而要综合考虑物业功能等因素，不以偏概全，注意到轨道交通在毗邻快速交通要道和开发区的高档住宅区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很弱等信息，决策时规避启发式偏向产生的市场预测偏差。Health和 Tversky认为人们会对在一个自以为经验丰富又是专家的领域预测时有更多自信，并坚信自己的预测能力。行为金融学领域，DHS模型认为投资者对于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过度自信和偏爱，而对于更加重要的客观信息反映迟钝。对于开发商，已有的相应专业知识和经验，使其有充足的自信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
轨道交通改善了周边物业的可达性，交通便利为房地产消费者带来出行时间的充足保障，从规划阶段就吸引着大量开发商的注意力。开发商过度夸大和迷恋轨道交通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就会忽略一些更为重要的公开信息，如轨道交通影响的时效性等。根据固有经验估计轨道交通带给开发商丰厚的利润和潜在利益，凭借经验和以往数据分析得出投资效益的可观性，对市场做出不切合实际的反馈信息，使轨道交通附近土地价格过度提高；土地价格的过度提高又给开发商以错误的验证信息，坚信其投资选择的正确性，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拉动了新一轮开发成本的提高，形成恶性循环。 行为经济学中的“预期理论”认为，人们获得和损失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在房地产市场指对房价的期望。如轨道交通附近的房价一直上涨，目前以低成本购买或开发，则期末涨高的房价就是“获得”，否则即为“损失”。因此，在长期参照点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轨道交通附近的价格心理预期会越来越高。
（二）轨道交通对开发商决策的影响分析
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中定义的价值函数其本质是“参照点效应”。即人们对决策方案（如得益或损失，各备择方案的可能结果分布等）判断和评价时往往隐含着一定的评价参照标准，即为“参照点”，房地产开发商的参照依赖是在其进行决策时，把最近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作为下次决策或决定的依据。在开发过程中，轨道交通附近区域是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可开发对象。对于从没有在轨道周围开发过的开发商，会潜意识里把已经在轨道周围开发过，并取得的效益作为自己选择在轨道交通附近投资所得大概收益，而与自己没有在轨道周围开发取得的效益做参照，从而做出有必要在轨道交通附近适量开发作为尝试；而已经有过一次或者几次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经验的开发商，会把以前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所得收益作为参照点，“惯性心理”和对自己所取得成就的过度偏爱和过度自信都使开发商对于在轨道交通附近投资的决策有较好的心理预期，倾向于继续在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投资。
在图1中的S型价值曲线，无论“获得”还是“损失”区域，曲线的斜率都表现出逐渐减少，即两个区域的边际价值都随其增大而不断减少。若开发商首次把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所得收益X带来的快乐为U（X），第二次同样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所得同样收益X的快乐要远小于首次的快乐U（X），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价值函数敏感性递减的内涵，用公式表示：2U（X）＞U（2X）。
在图2中，若每个开发商都有自己的年度预期效益。根据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中的价值理论，图2中ΔW表示损益相当于W0的差值，价值函数在预期目标（W0）左侧是凸函数，体现了开发商无法满足预期目标时为达到预期目标不惜承担较大风险的心理态度；在预期目标右侧是凹函数，体现了开发商当预期目标可以实现时尽量回避风险的态度。对于开发商决策是否将要在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投资，若开发商首次进行轨道交通附近的投资，因为没有经验，对投资成功与否没有把握，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观点，若同一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对待风险的态度是一样则无法解释预期效益对于开发商的影响，也不能更具体的分析轨道交通对于开发商的影响。而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分析，开发商的期望效益已经实现时，决策个体倾向于风险规避，表现出损失厌恶的心态，不愿冒险把投资注入没有实践经验的轨道交通附近；相反开发商期望效益还没有达到时，开发商更偏爱承受风险，把投资放在轨道交通附近。即同一个开发商在不同的情况下（已经达到年度预期效益、未达到年度预期效益）表现出的风险态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开发商总体表现的是损失厌恶，损失相对于等量的收益带给开发商的痛苦要大好多；即面对收益，开发商倾向于风险规避；而面对损失时，又表现出极大的风险偏好，其实本质就是损失厌恶的心理特点。开发商无论面对便利轨道交通带来的收益时风险规避还是面对损失时的风险偏好，最终目的都是为减少损失。
由图3看出，曲线绝大部分在直线y=x的右下侧，绝大部分的决策权重都低于相应的概率。轨道交通能否给开发商带来如政府媒体所宣传可观效益，相对于开发商以往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是很不可能的决定因素，故而被赋予了较高权重。开发商会过多重视轨道交通带给购房者的吸引力，导致在客观性很强的因素方面考虑相对欠缺。因此，开发商对轨道交通赋予了相对大的权重，做决策时倾向于轨道交通附近地段。尤其在面对可能亏损的前景时，开发商具有风险喜好的心理偏向，极可能对轨道交通附近进行初次投资。轨道交通附近首次给开发商带来可观效益，也可认为是市场反馈的在轨道交通附近开发是正确的，更自信偏爱于在轨道交通附近投资，加大轨道交通附近的开发概率。实际上，开发商是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情绪的有限理性者，概率大的区域也可能是开发商博弈竞争之地。也就是说，轨道交通附近是大部分开发商博弈对象，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开发者的风险。这种对于确定性和很可能的事件赋予低权重的心理倾向，导致开发商面对轨道交通可能带来效益时，表现为风险规避，而面对损失时，表现为风险喜好。
轨道交通对市场有效性影响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行为经济学提出的图4“7C情绪周期”，认为由于信息反应偏差导致的过度自信是典型存在的认知偏差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实中一些开发商已经在投资中获得了可观的效益，更加自信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深信在便利的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投资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随着信息的透明度，其他开发商也慢慢从谨慎阶段过渡到自信阶段，进而向轨道交通周边开发。大部分开发商都过度受他人影响时，就会形成轨道交通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系统性认知偏差。
投资过程反映开发商的心理变化，会导致在城市轨道交通附近进行房地产开发产生定价偏差，而定价偏差又反过来影响开发商的信心和判断，形成行为经济学上的“反馈机制”。加上外界条件的成熟和扩大，极易形成房地产市场上开发商对于轨道交通是否带来巨额投资收益的系统性偏差。系统性偏差加大开发商对于决策过度自信，恶性循环，造成“羊群效应”。有研究提出弱化羊群效应的策略，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足以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可能带给房地产交易主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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