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09:02: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28-01
培育法治思维，就是执政者在执政治理的过程中，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且使之更加规范、更具原则性、更能综合分析得出结果，在这里就要特别强调提高党政领导法治思维能力对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推进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矛盾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需要以法治理念和倡导精神为依据，在面对日常纠纷和矛盾的时候用法治思维方法理性的去处理，自主的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去维护相应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一、明确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育是新时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法治国家的建设时期，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中，相关的权力领导部门以及执政党的行为就应该时刻受到法律的制约。新形势就需要与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制定出新的治理方案，就需要给领导干部做出新的规定和要求，由于我国传统教育方式都是以按部就班为主的，所以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惯用以往的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导致解决矛盾不给力，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群众与干部间关系紧张。
其次，建设全面法治化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长久目标，法治社会同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是必然的统一体，是法治走向发展的革新体现。有了法治的思维才能建设法治的国家，所以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能就是强化法治思维，让法治思维的发展融合到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中去，实现全面法治化。
第三，党的十以后，逐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显著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一次深刻注解；也是新形势下党政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育以及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二、新形势下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第一，确定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思维合法性。在执行任务、决策判断还有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领导干部要行使公权力，保证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中要求行为内容要合法，行为手段要合法，行为目的要合法。合法性思维既包括制度合法也包括规则合法，要按制度办事，用规则制约。
第二，保证法治思维过程的公正公平性。法治思维反映了公正公平原t，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不是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样自作主张，而是要让公众也能参与到决策中去，这样就可以起到集合各方意见，体现决策的公平和公正。
第三，遵循法治思维内容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受法律制约，同时法律也维护权利义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该受到权利的保护并且履行相应的义务，党政干部在行事过程中，绝对遵循法治思维内容的应有之义，确保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公平性。
第四，承担法律行为中必然的后果和责任。法治不仅是行为之治，同样也是后果之治，就像是不管谁犯了罪，触犯到法律，就必须为其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但是对于不正当手段和违法行为所侵犯到的合法权利，就应该采取法治的保护措施，对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对违法犯罪的，依法给予惩处。
三、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不断丰富法律知识，把握法律技术，训练规则意识。要让领导干部自身懂法，加强他们对法律制度的学习，制度是前提也是基础，只有正确的认识法律制度，才能自觉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才能确保法治思维的先进性。
其次，要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展开法治思维，时刻倡导法治理念。一种理念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听起来显得虚无缥缈，虽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但要将其升华理念，将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一种行为能力，一种处事原则，就是要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领悟它的核心作用和丰富内涵，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将理性化的观念转化为时刻铭记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
再者，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正面形象，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日常工作，养成习惯。做到严格守法执法，一部法律是否有效不仅取决它的人性化，关键还在于执法人的执行力度，只有严格遵守法律，做到遵法实施，如果不能实现严格执法，那么任何的法治都只是纸上谈兵，唯独只有切实的执行法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硬道理。作为领导干部都有使命履行执法任务，执法是执法人的职责和义务所在。各级部门的领导和干部应坚守各自岗位，明确各自执法责任，从严执法。只有把握好源头，才能树立起法律威信，才能建成良好的法治社会。
最后，要从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要以弘扬法治精神为己任。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将法治精神深入到内心中去，这样才能保证在实际行动中不忘践行法治。只有做到心里所想和手头所做的统一结合，才是领导干部符合法治思维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心口不一，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小则危害个人的利益，大则危害国家的利益，甚至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发展。
总之，培育和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对国家全面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把培育法治思维作为培训党政干部的重中之重，结合现代科学发展成果，深入研究法治思维对于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贡献，以此探索出符合法治教育的可行之道，从而提高法治教育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时效性。根据时展特点和新要求及时改良学习方法，从而优化知识结构，培育锻炼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推动依法治国的全面建设。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良性互动[N].北京日报，2012-10-15.
[2]人民日报评论员.让法治思维更加深入人心[N].人民日报，2013-02-28.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法制教育;法治素养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获得良好的法制教育是成为法治社会中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在遵循“依法治国”理念的现代社会，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已经成为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果，使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制素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与此同时，高职院校不同于普通高校，高职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要目标，目的是培养技术型人才，而普通高校则以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为目标。教育目标的差异，决定了两类高校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学界对法制教育的研究一般只笼统地针对高校，而未对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加以区分。综合上述因素，专门针对加强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研究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一、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未获得普遍重视，逐渐丧失了应有的重要地位，从原本独立的一门课程变为被纳入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程的范畴，成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一个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框架内，法制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首先，法制教育的内容被高度缩减，使学生难以获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全面认识。“法律基础”课是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制教育本身应当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核心内容，而现在的思想政治课程中的“法律基础”部分将上述核心内容高度浓缩后，变为仅仅只有三章，共八十多页，内容上只介绍相关概念，强调“法律精神”、“法治理念”等，缺乏法律基础知识，难以使学生系统掌握成为合格法治社会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相关法律知识。也正因为如此，学生尽管对学习法律的重要性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但对“法律基础”的学习却缺乏热情。
其次，法制教育缺乏相关专业课程的配套支持。一般而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共计五十四个课时，作为法制教育核心的“法律基础”部分内容仅占全书内容的八分之三，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基础”部分只有区区二十个课时。而学生在专业课程之外最多开设与专业相关的部门法课程，其它部门法则只能依靠对法律有兴趣的学生自学。可见，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课时极为不足，而相关法律专业课程开设又少，这对于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法制素养是不可忽视的软肋。
最后，优秀师资队伍的缺乏也是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所面临的困境。相当多的“法律基础”课程教师都未经过法律知识的专业训练，往往由思想政治教师主讲。这导致鲜活的法律运用变成了枯燥的概念、原则的讲述。而且，在有限的课时内，“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手段仅以课堂教学为主，难以吸引学生的足够关注。究其原因，在于很多高职院校并不重视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不仅法制教育的课时极为有限，教育经费也严重不足。
可见，法制教育系统性的缺乏和教育实践中的忽视使得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据调查：“目前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排在前三位的是：媒体、法律课和学校普法教育，但调查发现通过学校普法教育和法律课获得法律知识的只占20%和30%”【1】。可见学校的法制教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还有待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不仅普遍存在学生法律知识欠缺，法律能力不足，导致学生在校期间以及进入社会后难以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法治观念的淡薄，少数学生还存在违法犯罪行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2】。
对此，笔者在所任教的高职院校进行了法制教育状况问卷调查，针对二年级、不同专业的高职学生发出200份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66份。通过调查发现，仅有不到5%的学生认为平时所学法律知识能够满足需要，近96.4%的学生很少或根本没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平时所学法律课程除了“法律基础”及选修课中的劳动合同法、合同法外，主要集中在专业法律课程，如财经法规、经济法、税法、会计法规、政策法规与职业道德、导游政策与法规等。至于调查问卷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常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表现出还处于蒙昧状态，如对“甲杀人后自杀，亲属是否负责”，43.4%的学生回答“应负责任”，12.7%的学生回答“不知道”，这表示56.1%的学生不了解刑事归责原则。可见，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的状况，令人堪忧。
二、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定位
如何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素养，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工作中的当务之急。对此，笔者以为解决之道在于应当准确地定位法制教育的目标，改革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这是强化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必由之路。
鉴于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现状，准确定位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是完善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首先应当思考的问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制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可见，确立法治观念，使人人能够知法、守法、用法是国家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而求，高职院校学生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国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应当定位为知法、守法、用法的教育。
笔者认为该定位可分为三个层面：即传授法律知识，形成法律能力和培育法治观念。作为社会公民应当懂得权利之所在，义务之所系，而这可以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来解决，可见法律知识是基础。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法律能力的形成将无从谈起。法律能力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的能力，法律能力的形成将有助于其维护合法权益和承担法定义务。而法治观念的确立是法制教育的最终目标。只有掌握法律知识、形成法律能力并且具备法治观念的大学生才是符合时展要求的大学生。在实现我国法制教育目标定位方面，我们不仅应当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治观念，还应当提高教学管理人员对法制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只有他们认识到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才会重视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并在各个方面给予有效的支持。
三、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完善
为了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素养，从法律知识、法律能力和法治观念等层面推进我国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培养合格的知法、守法、用法的高职院校学生，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教学方式的多元化
鉴于目前法制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因此，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重教学方式的多元，从而尽可能地吸引学生的关注。法律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学科，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应注重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和开放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典型案例来达到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目的，使学生将所学得的法律原理能够结合教学案例来进行思考、分析与判断，引导学生思考法律规定的合理性，从而提高其法治观念。应当注意的是，如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所说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所选择的案例应当与学生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这样更易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多媒体技术在高职院校的教学中逐步普及。多媒体教学是利用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将教学中涉及的文体、图形、图像、声音等媒体资料加以组织来完成相关的教学任务。通过多媒体教学可以增进教学的效果，使原本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富有趣味性。法律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必须紧密结合，其成功经验也可以为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客体改革所借鉴。
2.课程结构与内容的重点化
现在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是作为公共基础课，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律基础”部分出现，不仅课时有限，内容简单，而且由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使学生将其与政治课程相等同而丧失了学习的热情。笔者以为应当基于国家的教育方针、高职院校学生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和大学生法律素养培育的重要性等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而合理安排相关的法律课程，将法制教育的课程单独开设，优化其结构并突出其内容。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说：“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那么，学习法律知识就如同在学习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法制教育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以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法制教育为例，法制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遵纪守法意识，与高职院校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相结合，能够使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之外，潜移默化地接受在今后的从业生涯中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行业法规。除了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应当予以重点化外，还应当结合专业课程开设相关的法律课程，从而引导高职院校学生多渠道接受法制教育，如旅游专业可开设旅游法，会计专业可开设会计法等。上述法律课程的开设，应当在结合专业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必修或选修的方式进行。只有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紧密结合，才能够使学生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增强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教育手段的多样化
在传统教育理念中，人们认为大学是进行理论传授的场所，至于如何运用理论则是学生工作后的事情。受此影响，我国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缺乏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过于侧重法律知识的讲授，强调学生对法律知识点的掌握和分析。在教学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未足够关注对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和法律能力的培养。这实际上导致“向学生掩盖了实际发挥作用的具体法律规范和法律冲突”【3】，而在课程知识的学习与社会生活反差过大的情形下，法律制度本身难以获得学生的认同，其法律能力的培养也难以符合时代的要求。尽管通过课程的科学设置能够使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提高法律能力，但是法治观念的形成仅仅依赖于课程的设置是远远不够的。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制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的学习。因此，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当注重课堂教学和理论教学，另一方面则应当注重通过实践性教学来提高学生的法律能力，展示并使学生理解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降低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接轨的成本，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才。为了提高法律素养，还应当组织学生积极参与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旁听法院的审判;参加法制的宣传活动;以学生社团组织为纽带，定期邀请专家举行法律讲座等。此外，还可以通过组织举办报告会、演讲会等多种教育形式，开展生动的法制宣传，使学生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法治”就在身边。
4.法制教育师资的优化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师资队伍的建设，缺乏高素质的师资难以培养出掌握法律知识具备法治观念的高素质大学生。但我国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师资并不尽如人意，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尤其是部分教师的专业素质难以满足要求，因此，为了提高法制教育师资的专业素养，应当加强对现有教师的专业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同时，各高职院校应当明确法制教育教师的专业资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法律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制教育教学，从而使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在师资队伍方面获得过硬的保证。
注释：
【1】王宝生，杨琳：《高职院校学生状况调查、分析与对策》，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关键词：互联网；法学教育；法律思维；案例教学
一、问题的提出：“互联网”时代与法学教育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提出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治思维等具体举措。
概括地说，依法治国最终要通过“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去落实。“硬件”建设体现在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方面，表现为规则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软件”则体现为公民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和法治素养的形成。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就此而言，法律思维和法律素养不仅是法学教育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下一代建设者的职业能力与社会担当，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未来。概括而言，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为如下方面。
首先，重理论、轻实践。关于法学教育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抽象性的一般理论层面，缺乏有针对新技术、新方法带来的新问题的专题性、微观性和实践性研究。
其次，重思辨、轻实证。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方面，既有的研究多限于理论思辨而缺少实证性的调查和研究，这使得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彼此修正的机会。
再次，重知识、轻思维。目前法律思维和法学教育问题大多限于一般性和常识性的介绍，缺乏专业性的思维训练，使得法学教育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予以弥补和调整。
互联网虽然建立才短短几十年，但其发展迅猛，正在从建立之初的面向网民个体的学术性应用拓展成为面向企业的商业化应用。互联网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从基于信息获取和沟通娱乐需求的个性化应用，发展到与医疗、教育、交通等公用服务深度融合的民生服务。未来，在云计算、物联网及大数据等应用的带动下，互联网将推动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依据互联网作为平台，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提升传统行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其所造成的影响在很多领域已经凸显，如电子商务、在线影院等。我国政府在全国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其用意在于将互联网与社会各行业发展相联系，激发传统行业创新创业能力，促进生产力发展。
与互联网发展相对比，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国家对法治的重视，法学高等教育在几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都在逐步完善，全社会也掀起了普法热潮。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法学高等教育的隐忧：在2013年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法学专业已经被列为“控制专业”，这一方面是基于目前全国设置法学本科专业的院系已达650余所之多，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法学教育质量出现滑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与招生数量的扩张导致的师资比例不均衡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当前的法学教育模式的相对刻板乃至滞后有紧密的关系。面对已注定蔚为壮观的互联网时代新思维、新范式的挑战，法学教育如何应对走出困局？
二、病灶分析：“互联网+”时代法学教育之困惑
首先，法学教育培养方案模糊、混乱。长久以来，法学界关于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究竟应该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争议不断。“基于各种考虑或出于各种顾虑，人们一直在做着‘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通识教育’与‘精英教育’，‘职前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单选或多选题，这些字眼频繁交叉出现在各种不同版本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基于这种目标定位的模糊导致法学教育自身在性质、内容、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冲突。2011年12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这是我国最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社科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其目的是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但是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一体化大背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就业出口等仍需厘清。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蓬勃发展，对经济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已然凸显，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法学自身性质决定的法律的滞后性，而“互联网+”的发展正在从方方面面呼唤法律人才。无论是立法层面的法律体系完善还是执法层面的加强监管，甚或日常运营中的权益保护、纠纷解决都需要专业法学人才的储备。“我国的法治本来就不够完善，在这种状态下，很多互联网相关的产业以及经济行为都正在或曾经经历过“野蛮生长”的时期，灰色地带和灰色交易事实上是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亟须明确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路径和就业出口，摆脱当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培养相脱节的情况。
其次，法学教育模式僵化、单一。近些年法学教育的发展并没有随着法科学生数量的激增而取得相伴随的成功，其原因还在于法学教育陈旧僵化的培养方式。法学教育应包含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二者不可偏废。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如何有效利用4年的在校时间，达到既牢固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又有精湛实践技能能够胜任法律工作，同时还要考虑到大四毕业班面临找工作、考研等需要时间支出的必备事项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在固定有限的时间内，目前的法学教育更偏重于选择专业基础知识培养，4年的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都是以法学16门核心课程为基础，课程内容是对16门核心课程所涉及法律的释义、阐释，即使少部分以案例为特色的教材能够适时列举一些案例，但是依然面临着案例教学来源中案例的典型性不确定，引人案例教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学习理论知识，并没有突出实践技能的强化，对案例的分析评论较为牵强，与原理对接不够融合。评价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指标就看它是否能够为法治实践提供优秀、卓越的法律人才。这种卓越的法律人才不仅要有扎实渊博的法律知识，还应该具有运用法律知识，处理法律问题的思维和能力。“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性特点为现代化法学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互联网时代法学教育应加强互动，强调法学本身的互动性要求。现在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快捷性已然对传统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挑战。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接受大量互联网信息，在享受着可以足不出户就聆听世界著名学府的充满智慧的法学大咖的讲座的同时也经历着各种网络泡沫新闻的诱惑。甚至一些情节特殊、与人们传统观念理解有不一致之处的案件经过媒体的文字渲染，一度形成舆情研判之趋势。很多案件法院审判尚未进行，案件事实尚未认定，舆情已然作了定论，案件当事人经常被各种网民自发以正义为名，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人肉搜索”，整个过程中都是以人数居多的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在这样的过程中法律的参与性明显滞后。无论是自媒体还是纸媒，或电子传媒，借助于互联网将文字的作用可以发挥至极致，但是法学所偏重的认定案件事实最为重要的证据却付诸阙如。如何使法学的传统课堂与移动终端有机结合，使古老的法学学科更加焕发学术魅力，塑造更多的法学有识之士，有效路径之一就是改革现有法学教育模式。现有教育模式将法律知识作为惟一区分专业分工的标准，而漠视法律思维在法学知识、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并不等同于法律思维能力，面对快捷发展、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发展，法律职业对法律教育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具有法律思维，能够独立分析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法学知识。“从本质上分析，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毕业生人数与就业岗位严重失调，而是法学教育模式的僵化和滞后，导致法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能满足社会各行业对于法律人才的要求。”
再次，法学教育考核方式陈旧、狭隘。评价机制对法学教育具有现实的导向意义。传统的理论考试很难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热情，更多的是上课记笔记，考试临时抱佛脚，将笔记背下来万事大吉。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是高分考生也未必真的是实践高分。司法考试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备入门条件，但是现行司法考试的考试时间只能是在大三下学期，而且司法考试的考核内容也更多注重的是让适度比例的考生通过考试，可以从事法律职业，而即使高分通过司法考试的幸运者又有多少人能够直接胜任实践中的司法工作？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功利性的法学教育的弊端在实践中已然显现。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运用，使得浩繁的法律条文通过搜索引擎很快就可以被寻找到，高新技术手段更是让模拟法庭等虚拟仿真实验可以面向高校，面向课堂。数年前，斯坦佛大学为了应对现代社会对法律人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法律教育的“3D”导向，即结合其他学科的学习，强调团队导向、解决问题的技能、拓展诊所式训练，由此使学生在毕业前能够代表当事人参与审判。
互联网可以提供各种虚拟案例，审判场景，人物角色转换，由学生在虚拟的实验空间里完成。这样的的技术特点使得人才考核手段不再单一，不再局限于碎片化的教学模式，而是可以将多学科领域教学资源整合，考核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及其对案件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可以在平时增加实践考核环节，由学生根据希望了解的学科知识，自行搜索相关案例，选择适用的法律规定，模拟当事人参与案件庭审过程，自行解决案例，又系统给出评价，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热情。目前的法学教育并没有对互联网时代作出应有的吸纳融入之态势，相反，法学教育评估标准体系中少有实践性考核环节，更多的是教条化的教育环境。
三、解决之道：厘清互联网时代的法学教育困局
第一，精准定位培养方案。法学院不应该沦为一个单纯地灌输法律知识或法条知识的场所，它还应该是一个传导专业法律思维方式，培育健全公民意识的殿堂。同样，法学教育不应仅将培养目标局限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和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应将之放置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适用于法治社会中的社会学科。
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新兴交叉行业纷纷兴起，急需大量专业人才。仅以医事法学为例，近年来医患矛盾越演越烈，这在法治国家是不应出现的现象。立法层面上已然积极应对，但是实践中相对于每年大量剩余的法科毕业生，能真正看懂病历、胜任医疗法律工作的寥寥无几。即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能够看懂鉴定结论，而将鉴定结论的法律作用真正放在证据的种类之一而不是定案的依据又能有多少？再有卫生监督部门也需要依法监督，同样要求既要懂得卫生学等医学知识同时也要知道卫生法律规则，有法律思维，能够依法办事的专业人才；每年大量的法科毕业生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能有几个？医疗保险行业同样如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更是出现了远程医疗等新兴事物，一旦出现纠纷，如何适用法律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卓越法律人才指引了大的方向，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依据社会需求，将人才培养目标多元化，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使得互联网和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科学设计教学模式，有效利用案例教学等实践性手段。法律知识是重要的，但至少同等重要的是对法律思维方式的强化性引导。作为区别专业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准，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操作方法所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是否具有法律知识不是区分法律人与其他专业人才的标准，而是否具有专业的法律思维方式则是一项基础性标准，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作为实践之术的法律人在“确定事实”和“选择法律”两个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敏锐性和判断力，其意义体现在法律思维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坚持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坚持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坚持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坚持理由优先于结论等方面。
关键词：法学本科生；法学教育；法律思维能力；模式建构
一、国内法学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分析
第一，法学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及其原因。笔者曾在2013年12月末做了一项调研。调查的对象是，在随机挑选的几所法学院校中随机选出数十位在校本科生和刚毕业不久的本科生。调查的内容是，让这些学生（老生）思考笔者现场提供的关于法律方面问题的生活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70%的学生只是生搬硬套现有的法律条文；大概有10%的学生以这问题太难或是课堂上没学过为由拒绝回答；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从不同角度（主要是结合理论和实践），采用逻辑思辨的方式为案例提供解决方案。这份调研报告所显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学院校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整体现状，即欠缺应有的法律思维能力。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其一，本科生自身的问题。即不正确地求学法学知识，所谓的方法论错误。他们常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纯属机械性记忆、理解和运用。法学实践就是到律师事务所或是相关司法部门打小杂。其二，教师教学的问题。暂且抛开学生培养法律思维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刚开始求学的学生难不了对法学求学方法论的认识存在误差，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逐渐引导。但是，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教师常常忽略对他们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其三，法学教育的问题。无论是本科生自身的问题，还是教师教学的问题，在当前中国高校法学教育模式下，应该主要归根于法学教育问题。首先，当前的法学教育过于重视行政式教学，其次，当前的法学教育以“工匠式教育”为主要模式，即以职业培训教育为模式。把学生类比成工匠，教育的目的是让这些“工匠”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技术”。第二，培养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分析。法学教育是追求卓越人才的教育，它的中心任务应放在对法科学生如何运用法律原理的能力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时期，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应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但是在教高[2011]10号文件中也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即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相对只是死板地输入，无法很好地法律思维，形成自身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大学之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只为了养成律师或法官，而是要培养法律人能够认识、理解‘法’在社会应有之机能为何，使其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有予以分析、判断之能力，这就是培养法律专家所共通的素养——法律思维能力。”与此同时，它是检验法学教育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对法学院校的教育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本文提及的法律思维能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法学本科生需同时具备理论性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理论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指学生具备了体系化、网络化的灵活的法律知识框架，同时能不断挖掘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来扩大框架；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指学生能自信地将理论化的法律思维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具备逻辑分析能力，能灵活地分析问题，并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二者是并重的关系，法学教育应该着重从这两方面入手，并建构一定的培养模式，从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二、国内外法学院校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的比较
翻看了相关文献和参考文书，国内外一些法学院校有着值得思忖以及学习和借鉴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笔者重点总结并比较分析了如下几种模式。通过下文的比较分析，会发现它们的目标都是：意图改变传统的教学和求学模式，追求多样的灵活的培养模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论性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第一，读书会的模式。西北政法大学在课堂之外设立了“终南山法学小组读书会”，它是一种在院校领导、青年教师指导和广泛邀请校外知名学者参加下，由学生和教师自发组成的以研讨法学原著为主要内容，采用主题报告、评论或者自由讨论的方式，让学生自由发挥，进行思维碰撞和融合，以此培养学生分析法律问题能力、提升科研能力的重要形式。终南山法学小组的读书会模式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它很好地利用了课余的时间，在课时之外实现教师和学生间平等、自由的交流；在知名学者和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发散理论性思维、通过逻辑突破涵摄限制。当然，读书会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模式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它只以理论性思维培养为目标且是精英式培养，会带给学生很大的压力。第二，导师辅导的模式。导师辅导模式指院校通过分散学生集体学习的方式，任命每个教师负责指导几个学生，其中指导的内容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模式它一方面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因为它是一个教师负责少数学生），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学生法律思维的能力。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采用“一对少数”的方式进行创新性因材施教，避开记忆流，采用灵活的自主的交流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并非很理想，特别是在本科阶段。主要原因是导师辅导主要集中在抽象理论的指导，总体上缺乏一定的生动性，并且这种模式留给学生的自由空间过大，这样学生积极性、自觉性、重视性和主动性欠缺或是交流的重心偏移。第三，研讨会的模式。研讨会培养模式为德国法学教育最是常见，即学生在参加研讨会之前需花费较长的时间精力准备某一论题并撰写论文，研讨会开始时学生需先宣讲论文，然后评讲自己的思路，再由学生和教授评论。研讨会的最后，学生需要上交一份报告。这种模式的教育理念是让学生通过舌枪论剑的方式进行循序渐进的思维，因此，德国以研讨会及其他类似的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大批法律精英。由于这种模式以理论性研讨为主，所以在法律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局限性和读书会模式相类似。因而在2013年，德国颁布并实施法学教育改革法，用于弥补理论性教学的不足。第四，法律诊所的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最早源于美国的教学改革，它的理念是重视实践性教学，让学生亲自参与和诊断，从而“对症下药”。〔4〕西北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院校中最早采用法律诊所模式培养学生思维的，但大体都是针对本科3年级以上的学生。西北政法大学的诊所培养模式的有很多优点，能根据学生的兴趣设计诊所类型，同时它重视实践效果，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规定了相关管理制度（类似一个机构），让学生真实投入现实中产生一份实实在在的责任感（类似在工作），即以律师或是法官、检察官等身份来审视问题，以求形成自己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逻辑思维。这是不同于只停留在虚拟层面上的模拟法庭培养模式的。
三、国内法学院校对本科生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模式建构
在法学教育改革方面，考虑到出台类似德国的《教育改革法》需要一定的过程，因而笔者结合国内的教育国情即逐渐转变传统记忆性教学，暂且只从具体可操作的角度，围绕理论性思维能力培养和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建构如下模式。第一，理论性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其一，想象型教学和脑图型学习。这是由导师辅导式和研讨会式引发的设想。导师辅导式的一大特色是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下进行思维碰撞，研讨会式的一大特色是学生能直抒己见，想象型教学和脑图型学习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并创新了这些特色。想象型教学是教师教学的模式，它应该成为法学教师教学的主流方法。它的关键是让学生不受束缚地想象和理解，是突破传统的死记硬背，将抽象的法学概念或是命题有形化，同时又要造成恰当类型的混乱，仿佛每一个法学概念或命题都是看得见的又四处蹦跳的小精灵。通过想象型教学，一方面教师教学轻松，另一方面学生能饱含兴致，通过想象深刻理解和反思理论问题。脑图型学习是学生在课上和课下培养理论性思维能力的模式。脑图型学习源自“头脑风暴”，即借鉴图表的方式，把自己头脑所思索的或是人与人间所交流的形成无限制的头脑网线，并将该网线一一记录下来。脑图型学习的关键作用是有着哲学上所阐述的非线性作用的特征，即1＋1>2的效果。其二，聚会式交流。这是由西北政法大学的读书会模式引发的设想。考虑到读书会模式会带给学生压力，笔者构建了类似社团交流的培养模式——聚会方式的交流“。聚会式交流”即要求学生和教师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畅谈，只是畅谈的内容必须限定在法律相关的问题、事宜，参加聚会的人通过畅谈能形成一定的理论性逻辑思维“。聚会式交流”应该成为法学院校的一项品牌教学模式，让每个人（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教师，同时也都是学生。法学院校应该隐形地把学生和教师在“聚会式交流”中的表现当成他们素质（教师是教学质量等）考核的评判标准之一。第二，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实践性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重在引导学生积极实践，引导他们将理论性思维同实际相结合，形成一套实践性逻辑思维。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虽然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已经在多所法学院校践行，但还是处在雏形阶段尚未成熟；二是模拟法庭的发展成熟度相较诊所式更高；三是模拟法庭模式的虚拟程度较深，无法让学生真切感受现实。笔者借鉴了法律诊所式的优点和模拟法庭模式的发展程度，在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上，构建了法律援助型模拟法庭模式。法律援助型模拟法庭模式包含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公益性援助的性质。二是具有模拟法庭的性质。当然，该模式能否健康运行前提需要各法学院校向校内校外宣传“公益性法律援助”，以求获得大量的案件。其次，虽然该模式强调学生的自主性，但也应该设定一定的实践性绩效管理机制，避免该模式流于形式。最后，学生自主性应起关键作用，需要学生明确实践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参与到援助型模拟法庭来。
四、结束语
笔者通过建构理论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模式和实践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模式，希望能对国内法学本科生的法律思维的养成和提升有所帮助，对国内的法学教育改革有所借鉴。培养一大批具备卓越的法律思维能力的法律人是你我共同的追求。
作者:何佩佩 刘风 单位:福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九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邱联恭：“法曹养成教育之课题与展望”，载其所著《程序制度机能论》，自印本1996年版。
〔3〕邱昭继：《读书会与法科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载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法律教学；高校；模拟法庭；实践教学
鉴于我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制度，如何在继承传统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提高法律教学效率、增加学生实践能力已成为目前法律教学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难题。近年来，随着教学体制改革力度的日益深入，法律教学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优化，各种实践教学方法逐渐被引入其中，成为目前教学工作中最为常见的教学方法。模拟法庭是一个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方式，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极为实用的实践教学手段，其在法律教学中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增加学生实践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一、模拟法庭概述
由于在教学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校法律教学还存在着极为显著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实践时间少等。基于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教学中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方法对于培养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1、模拟法庭概念
所谓的模拟法庭主要指的是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引进经典的案例、组织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主要包含了原告、被告、律师、诉讼人、证人等。通过在教学的时候仔细研究案例、广泛的收集法律证据、反复推敲法律用语，从而实现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目前的高校法律教学中，模拟法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法律实践性教学数段，其在目前教学中已经引入的案件已经包含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案件，是从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预演以及正是开庭等环节构成的。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充分的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创造性，与其他实践性教学方法相比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2、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工作中的开展
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中的选用是一个综合性，一体化的过程，其在教学的过程中是从确定指导教师、精选典型案例、划分小组、指定角色、准备资料、预演、正式开庭、审后分析等多个环节。而对于模拟法庭的正式开演环节则是从书记员和对当事人情况；书记员宣布起立、法官进入；法官介绍案情；原告宣读书；被告宣读答辩意见；法官提问；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官询问。
二、传统高校法律教学存在问题
在传统的高校法律教学中，通常都是采用填鸭式、满堂灌作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的过程中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教学，而学生只是被动的学习知识。这种教学工作中，教学的弊端极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教学观念上
从法律教学观念上看，只注重理论教学，忽视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的培养。有的教师认为，只要把法律概念、法律的逻辑体系、理论构架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将法律概念、法律适用规则运用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过多地纠缠晦涩、复杂的理论。
2、法律教育目标取向上
在法律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是要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而不是法律实用人才。在高府幽挥的大学里，教师教给学生是其本人在一些研究领域的建树或者法学界当前争论的问题。教师的出发点是以其思维方法去引导学生从事法学研究，培养学生具有写作能力和能力的法律人才，而不是法律实用人才。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的应用优势
通过模拟法庭的现场感和直观感，进一步加深参与者对法律知识和司法程序的理解，更好的提高辩护双方对适用法条的运用和把握。模拟法庭是现代司法教育的重要形式。
1、模拟法庭有利于多渠道传递信息。
在法学教学实践中，无论教师向学生传授实体法知识，还是向学生传授程序法知识，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教学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法律知识和技能等信息的传递过程。
在模拟法庭教学中，既利用了非言语系统媒体，也利用了言语系统媒体。非言语系统媒体包括模拟法庭内的实物布置，如主审法官就座的审判席、原、被告就座的原、被告席、证人席、旁听席，审判席后墙上悬挂的国徽、审判庭墙上法庭纪律等静物实体以及规范着装的法官、法警、律师、当事人等人物实体，都向学生传递着具体事物的信息，给人以法庭庄严、肃穆的感觉，展现在学生眼前是标准、规范的法庭的视觉效果。
2、模拟法庭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各种法律疑难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生只有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因此，当前法学教学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而创造性培养的基本策略，就是在专业知识教学中进行发散思维训练，同时将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相结合进行智慧活动的训练。
在模拟法庭教学中，将司法实践中取得的真实案例材料，不加雕饰地交给学生，让学生按照模拟法庭的要求，对案卷中存在的问题，广泛讨论，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充分调动学生的发散思维，在此基础上，由学生归纳出一种方案，进行聚合思维训练，完成模拟法庭所需材料的组织，以及各种角色的相互配合方案，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活动的训练。尤其特别注意在学生讨论、准备期间，老师一般不作评价，以便学生有更多思维空间，只是在学生准备完毕后，预演过程中，才作适当的指点，并且不提批评性意见，以正面鼓励为主，使学生敢于思维，善于思维。
四、结束语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曾对参加模拟法庭教学的同学做过调查，普遍认为这一教学模式，涉及的法律知识面广，尤其适合在诉讼法教学中采用。一般来说，一堂成功的模拟法庭教学课完成之后，无论是亲自参与法庭中表演的同学，还是作为观众的同学，都对法庭这一工作环境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就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法律职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司法考试作为选拔法律职业人才的专门考试,与法学教育、特别是本科法学教育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司法考试在参考人员的资格上作出了重大调整,允许应届毕业生参加,这一点更是对本科法学教育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有相当多的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法学界展开。在经历了这种参考资格上的调整之后,本科法学教育如何应对相关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引起相当重视的问题。
从自身定位来说,司法考试的目标就是提供实践型的法律职业人才。从2002年起,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测试应试人员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首先,就内容的覆盖范围而言,司法考试参照教育部法学专业16门主干课程的标准和要求,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法学学科各主要领域。其次,在考查的重点方面,司法考试侧重考查考生对基本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考查理论的分析运用能力、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还注重思辨、推理、创新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的考查,特别是近年来题干部分有“客观题主观化”趋势,单纯的死记硬背已经难以考出好的成绩了。可以说,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大学法学教育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现存的理论与实践脱离比较严重的缺点而得到不断的完善,使法学教育的目标更加明确,也使作为应用性学科的法学真正走向社会实践。再次,就命题的严格性和科学性而言,司法考试的命题依据是《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命题分为五个阶段:征题、审题、选题、定题、拼题。严格的命题程序保证了司法考试的试题更加科学、更加公平公正,更能真实地反映考生的水平,也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法学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1]简而言之,相比于原来的律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能够更加全面地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提供统一资格准入门槛,从而为法律职业的实践部门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与司法考试定位相似,本科的法学教育也是为司法实践部门提供法律职业人才而运行的。不论法学教育的目标做何种概括,为司法部门培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人才始终是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首先,法律体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高素质的法律职业人才,承担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就是大学法学教育。近代以来随着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发展,法律制度越来越复杂,法律技术越来越娴熟,使得法律制定、实施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受到良好的法律职业训练的法律人才的参与。在今天,承担此类法律人才培养使命的基本机构乃是由一批职业法学教育家主持、常年招收并培养年轻学子的现代大学。反过来,培养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乃是大学法学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既定目标。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法治国家的建立需要统一的法学教育。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成为我们党、政府和全社会的共识。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的诉求是最强烈,他们是推动一国法治进程的主力军、主导者和号召者,并且为法治最终确立和法治微观运行提供智力支持。而法律职业共同体有赖于一个底线式的对法律人的教育背景要求,这势必建立在一个统一法律教育的基础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法律职业人才是法治大厦的根基。显然,惟有统一的大学法学教育才能承担其培养重任。[2]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就自身定位而言,本科法学教育目标与司法考试制度功能是内在契合的,目标都是输送和提供实践型法律职业人才。
如果把司法考试和本科法学教育的这种内在契合在理论上进行扩展和延伸,可以看到,二者都是为了构建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而展开运作的。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呼唤已经成为司法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告诉共同体成员,哪种法律证据具有说服力,哪种证据处理的方式可以接受、何种思维方法能够赢得其他共同体成员的支持。”[3]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保证法律从业人员具有共同的职业、语言、知识、技能、思维和伦理,保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统一性和同质化是所有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要求。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化的过程,实质上是法学教育的过程,特别是法学本科教育的过程。因此若没有法学本科同质化培养目标,就不可能有法律职业共同体。游离于司法考试制度之外的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显然不能满足法律职业同质化的要求。法律人才的培养正如产品的生产,若没有严格的质量标准要求,很难想象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化要求,不仅仅是对从事法律职业工作人员的要求,同样也是法律人才的要求。在同法制国家中,法律人所具有的法律知识应是同一的,法律语言应是同一的,法律技术应是同一的,法律思维应是同一的。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法制的统一。[4]
总之,统一司法考试最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于形成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并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来重塑职业,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司法者与法律人才的职业素质。而法学教育,最大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任务就在于形成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以此为法律职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适合社会需求的法律人才。可以说,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最终归宿都是法律职业,法律职业的人才品质与专业水准都是检验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5]司法考试与本科法学教育有着共同的直接目标,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科法学教育特别应当重视司法考试对自身的影响。
2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积极影响
司法考试制度的正式运行对法学教育产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虽然司法考试与本科法学教育在定位上内在契合,但是,这种宏观上的契合不能替代对微观运行的分析。可以说,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影响是多样而复杂的,其中利弊相间、良莠共存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相对于法治先进国家而言,我国的本科法学教育还具有相当的距离,而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践时间更是不足十年。这样,两种并不成熟的制度设计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必然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积极影响入手,在肯定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再对其消极影响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全面分析而改进二者的目的。具体而言,司法考试的积极影响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司法考试制度的出现进一步确定了本科法学教育的直接目标。传统法学教育,无论是大陆法系直接讲授式,还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教学,都追求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性与系统性。可以说,法学教育的开端便是建立在这种学术性与系统性乃至真理性追求之上。至今为止,整个大陆法系法学教育的传统依旧是延续这种系统的概念、原理、原则的讲授。这种试图从繁杂的法律现象中寻求规律性的原理、原则,用以统率因时变迁的各种法律规范,甚至试图以一系列基本概念繁衍形成的一个封闭的体系来涵盖整个法律生活的理念,不但是大陆法系学者的不懈追求,甚至普通法系的法学教育也是基于这种认识。这种追求法学的逻辑性与系统性、真理性奠定了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但此种由基本概念、原理衍生出一套可以独自存在的理论体系的思维,形成了传统法学教育与生俱来的学术性、理论性。[6]正是由于传统法学教育的深入影响,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才会出现关于自身定位的争议,例如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等等。特别是理论性定位与实践性定位,更是直接涉及到本科法学教育的目的。而司法考试制度,特别是参加考试人员资格上的变化,使得实践性法学教育的定位更加突出,这种定位上的明确也有助于本科法学教育相关环节的展开和深入。
2)司法考试可以作为检测本科法学教育的重要衡量标准。由于二者定位上的一致性,司法考试能够对通过本科法学教育的学生进行考核,至少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比较完整的考核,以便对本科法学教育的质量进行评价。司法考试这样的质检体系可以检测法学教育这个生产流程的各个管理环节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第一,教育观念落后,缺乏精英化教育目标的意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不能适应司法考试这种遴选法律精英的制度;第二,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多长于理论,拙于实践,对法律的实际运行知之甚少;第三,注重学生理性和思辨能力的培养,教学模式单一,多为泛泛而谈的解释概念、注释法条、阐述理论、抽象议论的理论课,案例教学、讨论课、实习等教学方法很少运用;第四,法学教材落后,编排版式、章节结构、行文风格等大同小异,内容一般是抽象理论加法律条文解说的教条说教,或者说是知识点的堆砌,缺乏说理和思辨性:似乎在告诉读者唯一的“正确答案”,同时也缺乏对国外立法和制度的介绍以及对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的吸取和总结等等。[7]正是基于司法考试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本科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从而为改进本科法学教育提供准确的参考。
3)司法考试可以直接推动本科法学教育的完善。例如,司法考试为法学教学的结构性调整提供新的契机: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队伍的资格准入考试,将形成更为统一的法律职业人员素质标准。统一司法考试的具体科目和命题方式,是参照教育部法学专业14门主干课程设置的标准和要求,以测试法学基本理论和法律实务相结合为原则确定下来的。这样,目前的法学教学中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授课方法到社会实践模式,乃至教学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必要根据司法考试的要求进行调整适应。[8]比如,可以在目前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确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司法考试学科的建设,以选修课的形式增加相关学科的学时,既丰富了学生的选课项目,又为学生备考司法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司法考试对于当年出台的重要法律法规都有所涉及,因此,在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中,可适当加入法律法规讲授,强化学生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和认识,这其实对于法学理论与现行法律体系的结合是十分必要的,只不过在教学实践中常常被忽略;改革课程考核方式,传统的考核方式过于单一,无法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水平,可以借鉴司法考试的形式,通过案例分析、案例论述、法条理解与司法写作等方式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法律能力。[9]从这个角度来说,司法考试不仅可以推动法学本科学生全面掌握法律基础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其法律思维的形成。归结以上几点可以看到,司法考试对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经过司法考试的检验,本科法学教育的调整也有利于法科学生提升自身的素质,更好地适应将来的实践岗位和工作。
3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消极影响
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司法考试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之中,而并不完善的司法考试必然对本科法学教育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偏差。只有明确这些消极影响,才能对本科法学教育的完善有促进作用。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司法考试自身考察的范围比较有限,在本科法学教育的整体目标上有所偏差。司法考试一般只能局限于考察信息型知识和有限程度的法律方法、文书技术的掌握情况,而完全无法考察考生的言辞技术和伦理信仰的素养,不能全面而有效地考察考生对法律方法的掌握程度。而这恰恰正是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院教育本身所具备的。[10]在法学本科教育中,教师们正是通过对问题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通过对教学内容科学合理的安排和设计,通过对课后练习的批阅和指导,通过对实践环节的辅导和帮助,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可以说,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法学本科教育的一项特色功能。这一特色功能是司法考试所不具备的。如果以司法考试为指导将现有的法学本科教育指向司法考试,那么未来的法学本科教育必然会逐渐走向应试教育,上述法学本科教育的特色功能将被大大削弱,而这将不利于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11]从这个意义上说,针对司法考试在考察范围上的有限性,细致的本科法学教育是对其弊端的弥补,但是,如果本科法学教育完全以司法考试为主要教学内容,那么,将会重复、甚至扩大司法考试的这种弊端。在现实的本科法学教育中,已经初现了这种端倪,教师在课堂上仅仅以司法考试为主要的指挥棒,将司法考试的相关内容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甚至学生也以参加各种司法考试的辅导班和培训班为主要学习内容,忽视了正规的课题教学内容。这些情况正是司法考试对本科法学教育的冲击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当然,以上情况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司法考试,本科法学教育自身的弊端也是重要原因。从我国实施的司法考试情况来看,存在大学的本科法律教育无法满足司法考试所要求的法律知识和司法实务需要的问题。为了通过司法考试,很多考生依赖于司法考试补习班。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对大学的本科法律教育进行再定位,以适应司法考试制度。在大学的法律教育中,很多教师也将授课方式进行改变,以迎合司法考试的需要,使法学高等教育面临成为应试教育的危险。应该认识到,法律本科教育是为了培养国家所必需的法律通识人才,而非仅仅为了培养法律专业人员而进行的单纯的职业教育。其实,我国在研究生阶段开设的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就是一种很好的思路。但是,由于缺少司法部和教育部的统一制度规划和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造成现在法律硕士课程并没有达到培养复合型司法实务人才的目的。可以通过对法律硕士学位课程与司法考试的有机衔接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法律硕士阶段,法学教育都有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应司法考试要求的方面。尽管二者必然存在着不同,但是,从定位上的一致性考量,我们还是强调本科法学教育中要增加适合司法考试的内容,如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务性课程。法学专业应改变传统的法学课程开设方式,适当增设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司法职业能力为主要目标的课程,使法科学生既得到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能在分析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法律思维逻辑能力等方面得到培养和提高。但是法学本科教育教学又不能以司法考试为唯一内容。
2)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素质的培养,是司法考试所忽视的内容。这一点与司法考试在考察范围上的有限性是一致的。司法考试仅仅是对法律的知识方面进行考察,而如何运用和遵守这些规定是被忽略的。从目前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的实践来看,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学情况是相当无法令人满意的。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内在联系现在被人为地阻隔起来。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必须使学生产生职业体验,才能够对法律职业认知认同,如果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学生就会产生“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的感觉,也就不可能看到法律执业实践中反映的道德状况。法学教育不重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实际上就是不重视对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这样的法学教育是不完整的。[12]在现实中也多次出现了违背法律职业伦理的情况,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将逐渐受到更多的强调。而司法考试在考察范围上的局限却将扩大本科法学教育中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在真正的执业过程中轻易地突破法律职业伦理的底线,放弃了自身的职业责任甚至社会责任,受到法律制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就是单纯强调司法考试的知识考察而忽视法律职业伦理造成的后果。
目前我国大部分临床医学院校推行的是专业医学教育，以就业为最终目的，着重于传授绝对的专业知识，因而往往忽略对临床医学生人文素养特别是法律素质的培养。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法律素质培养模式落后
开设法律基础课程是各临床医学院校开展法律素质教育的主要方式。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大的法条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以课堂上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互动为基本模式。医学院校法律基础课堂作为对医学生进行普法教育的主阵地，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质量。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法律基础课程教育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要求。医学生法律基础课程本应当涉及到医学、人文、伦理、道德等多门学科，然而单纯讲述法条式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探求的兴趣。大部分医学生都能做到遵纪守法，但对宪法、刑法、民法等法条却缺乏学习兴趣。在对我校临床医学专业340名同学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你认为当前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35．4%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滞后，对实际学习生活没有指导性;27．8%的学生认为课程枯燥乏味;20．5%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繁多不够精简;16．3%的学生认为与授课老师存在代沟，无法产生良好共鸣。总体上看，目前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采用的课堂教学模式普遍存在形式单调，教学手段陈旧，缺乏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等问题，导致临床医学生对本就抽象的法律基础课程越发的不感兴趣，使得目前法律素质教育处于虚幻说教、软弱无力的状态。
(二)法律素质教育本身受重视程度不够
临床医学院校对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纵观国内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本身受重视程度不够，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堪忧。
1．医学院校对法律基础课程重视程度不足
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应当贯穿临床医学生大学生活始终。而绝大部分医学院校的法律基础课程只在大一年级学生中开设，在高年级学生的课程当中几乎不开设，没有实现教育的连续性。即便是已经开设的法律基础课程，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课时安排都远远低于专业医学教育课程。加之，教育部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程，更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需要。
2．作为医学院校开展法律素质教育中流砥柱的人文学院本身也陷于边缘化的位置
目前我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均设立有人文学院，承担着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然而这支主要力量在医学院校中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在医学院校中，与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才是主流专业，培养高等临床医学人才才是主要目的，人文学院无论从师资力量、科研经费来说都被边缘化。从目前医学院校各人文学院发展现状来看，对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方面的专项研究尚不深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这必然弱化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力量。尽管目前一些医学院校尝试开设了旨在提高医学生法律人文素养的医学法学课程，但相比传统法律基础课程而言，这些课程仅限于浅尝辄止的选修课方式，没有可操作的教学大纲，存在教学形式随意、教学内容粗糙等问题，远未得到医学院校的应有重视，也远未达到系统培育医学生法律素质的目标。
二、探究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不仅是医学专业人文精神培养的要求，更是依法治国理念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要切实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大力推进普法教育。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作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题中之义，必须不断探索有效的培养途径，着力推进高水平法律素质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机制。
(一)规范临床医学生基础法律素质教育
独特性这里讲的基础法律素质教育，即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育。重视临床医学院校基础法律知识的教育，就必须进一步规范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学体系，体现医学生普法教育的独特性。一方面要制定适用于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培养模式和培养标准。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事业的接班人，作为未来复杂医患关系的应对者，应当有区别于其他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和标准。从管理者的角度讲，国家在制度层面应当出台专业的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培养计划。另一方面要尝试探索具有医学专业特色的法律知识教育教材的编订。法律基础课程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无论综合性院校还是临床医学院校均采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教材，这体现了国家普法教育的统一性。然而，医学专业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领域，其复杂性更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为医疗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因此，在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教育方面，应当体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尝试编订和采用具有医学特色的法律教育教材。例如，在教材的编订上不仅要学习宪法、民法、刑法等法条，也应当将卫生法、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医学专业法律法规纳入，在基础性法律知识的教育上提高医学生普法的专业性。
(二)转变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模式
全程性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开设基础性法律课程就能达到目标，必须坚持培养模式的全程性，将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纳入到医学生在校生涯的始终。一方面，临床医学院校应当继续加强法律基础课程的教育，增强课程体系建设，增加课时安排，改进教学方法。多采用“讨论式”“案例式”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优势，使得医学生在课堂上全面掌握基础性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学法兴趣。另一方面，必须将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贯穿医学生在校生涯的始终，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实际需求进行普法教育，即法律素质教育的全程性。例如，大一、大二年级时，侧重对医学生基础法律知识的培养，学习如我国的宪法基本制度，经济法、刑法、民商法等实体法律制度，目的在于培养医学生守法懂法的基本法律素质。大三、大四年级时，针对医学生已经进入临床知识学习阶段的特点，侧重医学专业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具有医学特色的法律常识。大五年级，医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开始接触复杂的医患关系，既要保护自身利益，更要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此时则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重点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知识进行学习，使得临床医学生能够运用法律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依法处理医患矛盾和冲突，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三)推进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文化建设
多样性临床医学生学业压力偏重，仅加强法律素质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必须坚持多样性原则，构建多样化的临床医学生法律素质校园文化。一方面，要增强法律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开展丰富的医学院校法治文化建设。通过专题活动、校园广播、展板海报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依法治国和民族复兴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校的关系、依法治国和医学生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医学生法治教育实践活动，探索有效提高法律素质的培养途径。
三、总结
关键词：法律思维，法律人思维，法官思维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就是让法官成为一个具有特殊而鲜明的专业特征的职业。该职业的一个特殊性表现，就是要求职业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其工作成果具有极强的信服力。严格而言，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其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均不能出差错，都必须给民众以一种“公平的”、“正义的”、“应该这样判决”的感觉。否则，法官的威信就很难建立，法院的公信力也就难以提高。然无法否认，法官亦是活生生的人，其所作的每一次裁判都是其思维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法官的思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要提高法官的威信，法官思维的科学性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对职业法官思维的也就非常之有意义。
一、法律思维、法律人思维与法官思维之区别：质疑“法律思维”的一种传统理解
“思维”一词，在中为thinking，它来源于拉丁语tongere，是指运用智能寻求答案或寻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脑的活动 .
由于思维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高度抽象性，在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对“思维”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甚至在同一领域，也常常存在着认识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对“法律思维”的认识，当前学术界的观点就很不统一。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人）“依循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 .何勤华教授认为法律思维包括两个涵义，一个是站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评价周边存在的一切人和事；第二个是在说一件事、想一件事或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法律的要素，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和法律相联系。郑成良教授则认为，法律思维就是在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称思考的方式。还有学者从思维的主体出发，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实践工作者，运用法学原理、法律原则和规范对法律事物、现象进行认知、思考、评价和阐述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特有思维方式” ：“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思维” 等等。
从上述一些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将“法律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等同起来，认为法律思维就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或称法律人）的思维。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本文论述将涉及“法律思维”与“法官思维”两个术语，故需在此先作一翻界定。
任何被当作概念使用的术语，都是人们为方便思想的阐述而创造出来的语言表达工具，因而在使用一个概念术语时，应遵循便于表述、符合人类使用习惯的原则。正如著名法学家凯尔森所言：“我们对自己智力工作中想当作工具的那些术语，可以随意界定，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将符合我们打算达到的理论目的，一个在范围上大体和习惯用法相符合的法律概念，在其他情况相同时，比一个只能适用于很狭窄现象的概念显然要好些” .将法律思维仅仅界定为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思维，至少有两方面缺陷：其一，与普通的社会民众对其字面上的理解不符。对于一个未接受过系统法学的人而言，似乎更容易将“法律思维”一词理解为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即有关“法律”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很少会理解为特指法律人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其二，会造成概念资源的浪费。就方便表达的角度而言，“法律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两个术语不差上下，而用这两个术语去指称同一思想内容（即法律职业者的思维），不仅无实质性意义，而且会染上论述不统一之嫌。更何况当我们要对“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用一个简便的术语进行表达时，我们又将很难找到一个比“法律思维”更切当、更直观的字眼。因此，与其将两个概念术语用于表达同一内容造成概念资源的浪费，还不如解放出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概念，去表达一个更符合其直观意思的思想内容。即用“法律人思维”去表达法律职业者、法律理论工作者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而将“法律思维”定义为“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这样不仅容易让人理解并接受，也更符合概念的效用。
从以上理解层面出发，笔者更倾向于将“法律思维”理解为一种运用法律的逻辑，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和价值取向来反映、认识、指导、评价事实、行为和现象的人脑抽象活动，他仅仅是指一种思考问题的思想活动过程（或方式），这种思想活动并非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或称法律人）所专有，而是每一位普通民众都可以享用。例如某人在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斟酌，思考哪些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哪些不符合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法律上的无效，进而作出了筛选，这里他就运用了法律思维，我们不能因其非法律职业者而否认这一点。而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者等法律职业者、法律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可称之为“法律人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维（ judge‘s thinking）是指“法官”这一特殊法律职业群体（即法律人之一）的思维，是“法律人思维”中的一种，但与“法律思维”之间却无相互包含关系，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本文对于法官思维的论述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而展开的，这与当前学术界某些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思维的观点并不一致。
二、法官思维的构成：法律思维、事实思维及职业形象思维
思维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有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法官首先是一个人，所以普通人最基本的思维能力法官同样具备。出于篇幅及文章主题考虑，本文不对法官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思维进行论述，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作为一名职业法官所应有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上。这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是对法官这一职业群体所独特要求，超越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本能思维能力。
在法治社会，法官是民众心目中正义的化身，是大量纠纷争端的终极裁决者。因此，围绕公正解决社会纠纷的一般程式来研究法官思维，是非常可行的思路。从依法裁判社会纠纷（或称断案）的一般来看，法官审判一件案件，至少涉及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和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而从公正断案的角度考虑，又必然涉及裁判者形象方面的思维，这三者实际上就成了法官思维最重要的构成 .
1、法官的法律思维
法官的法律思维（这里仅指本文前述所界定笔者所理解的“法律思维”），即法官之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通过逻辑推理，正确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定，切实领会有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精神实质和立法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处理社会纠纷的能力。用文字表述的法律规定往往是抽象的，特别是有关法律原则、立法精神的规定。不同的人，对同一法律规定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在适用同一法律条文时，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由于语言文字表达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人脑的思维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复杂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法官是法律职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得以运转的主要操纵者，在法律适用领域，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应该具有最权威性。易言之，法官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应为社会民众（至少是大多数人）所认可和信服，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成为最权威的裁判者。而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又必须依靠思维来完成，如何使法律规定从抽象化过渡到具体化，实现个案具体公正的处理，是法官法律思维要完成的任务。
1、忽视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职业素养的训练
在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中，应用法学知识课程课目（如宪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设置比例偏大，占用教学学时比例偏多，但往往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识挖掘的深度不够。与此相反，一些训练基础思维能力的课程如法律逻辑、案例教学等设置比例偏少，学时更是少得不能再少。在这种课程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法学专业人才，社会实践涉猎太少，真知灼见积累不多，实践能力培养不够，加上大多缺乏法律逻辑思维的培养，使得学生人文底蕴不足，动手与自学能力不强。而今天的法律环境越来越复杂，任何一个法律问题都涉及多个“专业”的再学习，没有全面与一定深度法学基础知识和法律思维素养的毕业生，很难从各专业的再学习中抽出可适用的规则与精神来解决千变万化的社会法律问题。
2、师资力量薄弱，学缘和年龄结构不合理
到目前为止，部分西部二本高校法学专业师资还存在亟待解决的“三多三少”问题：一是青年教师多，中老年教师少；二是直接从高校毕业的硕、博士多，来自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少；三是致力于理论教学的教师多，愿意从事实践教学和对外横向合作的教师少。由于法学专业创办的历史不长，人才和学科基础相对薄弱，加上人才引进较为困难，师资建设的步伐十分缓慢，导致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力度不够。
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原则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把培养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适应西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结合政法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面向西部基层政法机关，培养一批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因此，地方普通院校在构建适应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方案时，应将目标定位在为当地培养切合基层法律服务的需求，能面向偏远地区、广大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中，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1、以实践教学为导向
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
2、以技能培养为手段
法学教育作为职业知识体系教育必须关注实用性和技术性，理应通过覆盖面广、参与性高、时效性强的专业技能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推理能力、诠释能力、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
3、以素质教育为依托
司法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业务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适应性强，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力和健全的人格，具有奉献精神和合作精神以及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团队精神。
4、以学生成才为目标
构建合理、科学的法学专业职业教学模式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高素质法律专业应用型人才，满足社会对应用面广、职业针对性强的专门人才的需求。
三、构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实践教学课程设计的具体举措
在近两年学校法学本科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在具体举措上一方面坚持扎实的法学理论教育，进一步拓宽其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强化实践教学课程设计的变革，突出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法律实务操作能力和综合表达能力的培养。目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1、改变传统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突出法律职业教育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类课程。围绕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范围，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和学位证书并举的制度，大力调整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具体思路是：在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将教学内容划分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和实践教学环节四大块，分别设置相应的课程。通识教育开设教育部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体育、外语、计算机基础等方面的课程，占总课时的19%；学科基础开设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等课程，占总课时的15%；专业课程开设专业发展必修课和选修课等，增设美国宪法等双语类课程，提高司法伦理学、司法制度概论等传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道德规范课程课时，占总课时的40%；实践教学环节中设立民事、刑事、行政模拟审判，增设了演讲与口才、非讼业务技巧、专题辩论等实践课程，占总课时的21%；另外指导学生在全校性综合素质类选修课中尽可能选择经济类、文科数学等有利于专业提升的课程，占总课时的5%。
2、规范法学实践教学的实施管理，制定出完整的实践教学组织、运行和管理的规章制度，完善学生实践能力考核模式。突出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一是规范实践性教学环节。准备安排以下实践教学环节：第一环节实地参观学习，组织学生参观监狱、少管所、劳教所、戒毒所、看守所，旁听审判等，适用于一年级的学生，学分为2分；第二环节专业模拟训练，开展模拟法庭，适用于二年级的学生，学分为6分；第三环节诊所式教育实践，适用于三年级的学生，学分为8分；第四环节毕业实习，适用于四年级的学生，学分为6分；二是增加实用性强的专业课程，如涉及司法实务、律师诉讼技巧、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同时增加相应的教学时数，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三是广开实践性教学门路。有计划组织参与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与司法机关共建实践教学基地，邀请法院到学校模拟法庭经常性开展庭审活动；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指导，增加学生与社会接触的机会，锻炼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安排及要求》、《实践课指导教师职责》、《实践教学指导规范》、《实践课成绩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
3、依托“双千计划”，在专业实习中建立起“双导制”的职业技能训练指导教师体系，弥补现行师资队伍的不足。在经费条件有保障的情况下，对法学本科学生专业实习实行能力上的“双导制”教育。“双导制”的法学实践教育，具体做法就是以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职业技能与知识为目的，在第一阶段即校内基础知识、专业应用知识的学习上，在模拟法庭、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等校园法律实践活动中，以小组为单位为学生指定校内专业教师做导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职业技能理论知识传授。学生在大三时转入校外学徒式法律职业技能学习的阶段，在第这一阶段学习中，由学校出面聘请社会法律职业人士（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等），担任学生校外导师，学生利用专业实习、暑期社会实践等时间做他们的学徒，对学生进行传、帮、带式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人格养成教育，以弥补高校法学教育中实践技能教育方面存在的缺陷。
四、结语
关键词:应用法学;案例教学法;实训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242-02
一、选择和设计法学课程教学方法的依据
第一,首要依据是法学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方法作为途径和手段,首先应当服务于其目的。法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它不仅要为法律职业培养后备力量,也要面向全社会培养法治国家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法律人才。专业素质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法学教育来说,其素质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法律素质。包括法律思维能力,特别是准确掌握法律术语,正确把握法律命题的能力;法律评论和创新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二是文化素质。法学教育要加强外语和计算机技能培养,加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环境学、生物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教育;三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要提高法律人才的道德素养和公共责任心,使法学学生在受教育阶段就牢固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民主和法治观念、公正和效率观念、理性与宽容精神等。
第二,教学内容。方法属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法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思维、法律意识、法律语言、法律方法、法律推理、法律伦理等等。这就要求法学教育在方法上应当注重实用性。中国法学教育过去对应用教育重视不够,大部分法学教育资源被用于发展基础教育,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法学教育刚好相反。为此,我们在法学教学内容上应当加强法学的应用性教育,加强法律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所以,就相应的教学方法而言,在教授实体法内容时应注重选用案例法和模拟法,在教授程序法内容时则要注重讲授法和讨论法的使用。不同的内容适用不同的方法。即使在同一门课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当依据每一次课教学内容和目的的不同,在教学方法上做必要的调整。
第三,学生状况。在教学过程中,虽然教师是主导,但学生是主体,教师的“导”完全是为了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只有通过学生的学才能起作用。所以,任何学科和课程的教学方法都必须适合学生的需要,这是共性。无论是法学教育,还是其他教育,都应当确立“学生本位”理念。作为老师应当把教育当做服务行业来看待,都应当确认,教师是服务者,学生是教师的服务对象。而在事实上,我们一些高校教师,包括法学教师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主导兼主体”,学生成了被动的、单纯的“受体”。教师没有“学生为本”的观念更新,是很难在教学上渐入佳境的。关于了解学生的途径,教师可以通过座谈会、平时师生交谈、师师交流、听课评课、意见反馈等途径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生活、志趣以及希望和要求等状况,然后因材施教。
第四,其他微观方面的依据,例如学生人数和教学空间。我们法学专业生源较广、在校生人数较多,上课时可能有一两个班的小班课,也可能是若干个班的大班课和阶梯教室的合班课。教室越大,人数越多,越难于使用模拟法、讨论法等较激趣的方法。对此,教师可以加强讲演法、案例法的使用,着重从教学内容和表达上去吸引学生。再如教学时间。方法随时间、地点而转移。一周或一天内的不同时间会使师生的体力、智力因素,尤其是非智力因素有着不同的状态。一般而言,第一节课,或者上午,或者周一、周二时,师生的状态较积极,而最后一节课,或者下午,或者周五时,师生的状态较倦怠。所以,同一教法在不同教学时间的效果会有所不同,不同的上课时间要求教师在教法上有相应的微调。当学生处于上述积极状态的时间段时,教师可多使用信息容量较大、要求学生听、思、记较多的教法。反之,在学生容易倦怠的教学时间中,多使用一些较生动、活泼、激趣的教法或技巧。
二、应用法学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设计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法的主线是教师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讨论来指导学生去理解法律理论和原则。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所以在应用该法时,教师应首先选取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有相应难度的教学案例打印成册,提前发给学生。要求学生在课前对案例资料认真阅读、分析并作出判断。必要时还应要求学生去独自查阅更多的资料,而教师则负责提供参考文献目录和出处。选取案例的途径要拓宽,既可以从“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现在开庭”中选择,也可以从《法制日报》、《文摘报》中选择。案例编写中提出问题这一步非常关键,这关系其利用价值大小的问题。所以,从何种角度评价并提问,必须既要集中抓典型侧面,又要综合考虑,从深层次、多方面挖掘。案例教学法离不开教师的讲解,但是应当精讲多练,教师要精心提炼和设计必须讲授的理论内容,以腾出足够的教学时间给师生研讨案例。另外,还要注重贯穿启发式精神。在案例法教学活动中,教师扮演的是经验丰富的“引导者”角色,教师应当给学生足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轻易地就某一问题下结论,而是通过各种巧妙的设问、提问、讨论等去帮助学生培养主动探索的精神和能力。
那么,案例教学如何进行呢?教师在课堂上讲述一定的法学原理根据需要采用虚构或真实的案例,展示了法官根据这些案例所作的各种判决来反映各种法理学流派的特点,让学生们可以了解,法官是如何根据他对法律的本质和目的认识以及对法律制度的认识来参与法律程序的。同时,为了做到公正的判决,法官是如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难题的。根据这些虚构或真实的简要案件事实让学生将扮演律师和法官,根据他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以及他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如民法、刑法、合同法、公司法等)对此作出判断和裁决。教师将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出学生在运用法律推理时出现的错误和法律知识上的缺陷,引导学生对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二)模拟教学法
“训练学生能力需要教师讲,但主要是在教师指导下靠学生自己去学习。”法学教育要注重应用性教育,要大力培养法科学生的动脑、动手、动口能力,“模拟教学”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模拟教学方法包括模拟律师办案、模拟法庭审判、模拟检察、模拟公安办案、模拟法律咨询、模拟非讼实务等。该法有很强的综合性,往往同时涉及若干课程内容的应用,从而要求教师必须做好指导工作。以模拟法庭教学为例,首先要精选难度适中,贴近生活,不涉及过多专门知识的案例,事先把尽可能详细的案情资料和有关法规打印出来交给参加模拟法庭的学生,以使他们事先做准备,同时也要求他们到图书馆和网上去查找更多资料。教师事先应当有针对性地对开庭程序及注意问题做重点讲解,并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庭审,实地观摩。在模拟法庭开庭过程中,除非迫不得已,教师不要打断学生的进程,而是要做好看、听、记的工作,以便在开庭结束后做好总结讲评,帮助学生逐步提高。
(三)读书指导法、课堂讨论法
该法有助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在自由讨论、激烈争辩的氛围中求得共识,获得新知。它还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的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在其学习和未来工作中非常需要的。讨论内容可以是法理,也可以是案例等。为了保证效果,教师在讨论前应精选讨论题目,并要求学生先行准备,写出发言提纲。在讨论中,教师要做好控制和引导工作,使讨论围绕中心议题展开并逐步深入,使学生积极参与进来。讨论完之后,教师要做好归纳总结,画龙点睛,使学生的认识得以升华。该法的具体应用形式可以是全堂、半堂、十分钟、五分钟讨论;可以全班、分组、前后桌讨论;可以课上、课下讨论:可以课前准备、当堂准备、无准备讨论;可以先讲解后讨论、先讨论后总结;可以适用于旧课或新课。总之,不拘一格,以课堂效果兼教学效果双佳为取舍标准。
(四)师生对话法
指课堂上师生间问答式的口头交流。“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该法不同于简单的课堂提问,而是教师就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双向交流,教学相长。这也是法学教师必不可少的教法。该法可分为问答式和诱导式。问答式主要适用于复习巩固学过的知识,了解学生学习状况,以温故知新。诱导式是为了启发学生思考,进而理解掌握新知识。所以,诱导提问时应符合学生的知识和认识水平,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另外,备课时对所提问题要有所准备,不能上课时跟着感觉走,随心所欲地问。提问的形式要灵活多样。如以旧带新式提问、案例引发式提问、反面设疑式提问、比较区别式提问等。
(五)实训教学法
法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必要的实训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实训教学法中,可利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为更多的学生提供经常性的实习场所,按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定期固定的各项法律业务的专业实习即学生在法律援助中心、法律事务所进行义务法律咨询,在校外实习基地法院、检察院参加具体办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够有亲自处理各种法律事务的机会,使学生既增强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又锻炼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此外,也要加强对学生口才与写作的培养。因为从事基层法律工作,对口才的要求很高,学生不仅要掌握法律理论和实践知识,还要有雄辩的口才,才能在法庭辩论和日常法律服务工作中取得优势。书面写作能力也是法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所以,口才的锻炼和写作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定期安排学生写专业论文,然后课上互相交流,采取一方阐述,一方提问的方式,通过这种论文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加深掌握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和口才能力。提高写作和交流能力还可通过其他方式,如就某一专题进行讨论交流,或辩论、演讲等方式。
参考文献:
[1]赵相林.对法学本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2,(7).
关键词：法务会计；法制化；市场经济；措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体组织规模、内部结构的日益细化和复杂，经济类犯罪的舞弊手段越发高明，对于涉及到诸多财务相关知识的案件的审理和解决，仅拥有单一领域知识的律师难免无法胜任，为此，法务会计应运而生。法务会计是指同时具备会计、法律、审计等知识于一身的人员，作为连接会计与法律的纽带，在提高诉讼质效、解决多领域经济纠纷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法务会计概述
1.1 法务会计的概念
法务会计是融合入了会计、审计、法律等学科为一体的，旨在通过多方调查取证，以解决财务中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边缘学科，能够准确判断财政问题、认定冲突双方责任，为确保解决方案的合理性以及解决结果的可接受性，相关法务会计从业人员在对财务信息进行解释时，应力求摒除个人偏见，做到公平、公正、合理。
1.2 法务会计的对象
传统上，大多数学者多倾向认为法律事项、法务会计事项是法务会计的主要服务对象。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务会计行业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法务会计的对象应当是业务活动作用的客体或法务会计行为本身，即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等不同主体依法享有的动产、不动产、财产权利等内容。
1.3 法务会计的内容
具体来说，法务会计的内容包括实体性内容、程序性内容两方面。实体性内容，具体可分为财产侵占法务会计、损害赔偿法务会计、保值增值法务会计；程序性内容具体可分为决策法务会计、执法事务会计、调查法务会计、侦查法务会计、诉讼法务会计、仲裁法务会计、调解法务会计以及证据法务会计。
2 法务会计的作用
2.1 在纪检监察办案中的作用
尽管法务会计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其近年来在审理经济欺诈案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总的来说，法务会计在纪检监察办案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案件调查，线索举报是监察机关办案的初始根据，举报线索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案件最终的审理质量，而经济类犯罪线索的推理和得出，不H要求调查人员具有强大的思维能力，同时还要求其掌握基本的查账能力，以及根据案件进展和需要及时整调查方法和内容的能力。为此，法务会计从业人员进行案件调查，有利于为办案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提高纪检监察部门办案效率、提升检察机关成案率；②深挖犯罪事实，在职务犯罪中，大多数具有犯罪行为人利用职权设置账目致使账务混乱的特点，案件审理难度较大，此种状况下，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相关专业能够对账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查证，为检察机关部门提供案件症结所在。③案件审理，由于会计专业知识的缺乏，我国现阶段经济类犯罪的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审理时间长、案件质量低的问题，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在对此类案件的审查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④出具法务会计鉴定报告，所谓法务会计鉴定报告，即法务会计从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中的财务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并出具书面鉴定结果的诉讼活动。法务会计鉴定报告一方面有利于案件承办部门准确选择证据；一方面有利于认定犯罪嫌疑人资产侵犯性质，进而更好的定罪量刑。
2.2 在涉及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作用
法务会计从业人员在涉及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职业判断能力，务会计人员学科背景、从业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其相较于法律从业人员，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通完成证据收集工作，加速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②授权，相较于其他审计人员，法务会计从业人员有着更高的授权程度，使其在经济案件的调查和审理过程中，能够为执法部门节省必要的委托程序，提高办案效率。
2.3 在诉讼支持中的作用
法务会计在诉讼支持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制定诉讼策略，在被委托后，法务会计师能够根据案件需要帮助律师完成诉讼策略的制定，为诉讼的最终胜利奠定良好基础。②确定损害赔偿金额，法务会计从业人员能够通过专业的会计知识、法律知识，为难以确定损害赔偿金额的案件提供科学合理的意见，提高案件审计质量、减少委托人损失。③认定会计证据，法务会计人员可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审理过程中的虚假经营事实、欺诈所得收入去向、欺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内容进行认定，进而帮助律师、法官做出更加公正的审判。
3 我国法务会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法务会计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中仍存在大量问题，导致其无法充分发挥在促进司法公正、保持执法效率方面的作用，如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法务会计准则没有建立、从业人员责任划分不明确、高素质从业人员缺乏、社会公众认知度低等。
4 解决我国法务会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途径
4.1 建立健全理论建设
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仅是法务会计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的保证，同时也是解决法务会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方面问题的关键。为此，我国应当大量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的法务会计案例与成功经验，并将其与实际国情有机结合，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少走弯路。其次，应当建立权威交流平台，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该领域内的专家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同研讨、共同商议，促进我国法务会计进一步发展。
4.2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不仅能够为法务会计从业人员提供专业的职业指导，同时有利于提高法务会计从业人员工作效率、拓宽业务品质数量。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类犯罪日益复杂，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技能操守必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为避免法务会计人员“知法犯法”，建立必要的惩戒机制极其重要，只有完善奖惩机制，才能确保我国法务会计工作健康发展、确保行业有效安全运行。
4.3 加强人员培训
作为法务会计发展的核心，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进程。为进一步提高人员专业素养，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在重点类财经院校开设法务会计专业，并选用国外先进教材进行教学，每学期安排适当的实践活动。其次，开展社会继续教育，对已经就业的财务人员、法律人士进行知识扩充，以适应社会对于发挥会计人才的需要。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于高校开设成人教育辅导班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企业应当重视企业内部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法务会计相关知识培训，并设立奖励制度鼓励员工学习。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现阶段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但仍不能否认其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法治社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完善法务会计的发展，我国应当将国外先进经验和国内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建立健全法务会计相关法规和制度，加强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力度。
参考文献
[1]常欢.浅谈法务会计的作用[J].商业经济，2013，（4）：122-124.
【摘 要 题】海外来风
【关 键 词】法学教育/司法考试/法科大学院构想
【正 文】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 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 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 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 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 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 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 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 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 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 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 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 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 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 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 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 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 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 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 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 情 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 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 mind)为此 ，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 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 考 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 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 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 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 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 ；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司法考试对于大学生可以给予免考修养科目的待遇，大学法学部所学到的基础知识也 可以在司法考试中应用上，但是，大学教育基本上不与法律职业发生直接的联系。“重要的 是以记忆为中心的司法考试。一次考试能否成功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大学的法律教育基本 上不起作用。”（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尽管在制度上，现行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也 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法科学生要通过司法考试，大学的法学教育也是重要的知识积累。 同时，由于法律职业的精英型特点，成为法曹是许多毕业生的理想，反过来，各个学校对司 法考试合格人数也是相当重视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成为评判法学部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 标，这也促使各个大学努力将教学目的服务于司法考试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司法考试合 格人数受到阻制，法学部致力于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的努力也是有限的，其着眼点只是通过 提高司法考试合格率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学校的主要教学对象仍然是那些不可能通过司法 考试或者是不对司法考试抱有奢望的大多数学生。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的关联是日 本当代法学教育和法曹选拔的一个基本特征。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新堂幸司认为“日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成为法律家的比例极低，虽然 有法学部之名，但是成为法律家的极少，多数都进入到行政官厅和企业”。（注：[日]新堂幸司：《“社会期待的法曹像”座谈会》，（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 家》，1991年第984号，第42页。）早稻田大学原 校长西原春夫教授认为，“按照我国现在的制度以及现状，司法考试不是大学的法学教育的 出口，而是司法研修所培养法曹的入口。”（注：[日]西原春夫：《法学教育与法曹养成制度》，（日本）《法律广场》1980年第23卷第6号 ， 第36页。）因此，在选拔和造就职业法律家的问题上，当 代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由于司法考试的技术性特点，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服务的补习学校。 由于这些学校针对性强，比起在大学参加科班式的课堂教学来，更多准备报考司法考试的考 生愿意参加各类司法考试补习学校。针对这种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当代日本法律教育 体系对于司法考试和职业法律家的培养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法学部教 育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也就是对于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没有受到充分的法律专业教 育，而对于没有成为法曹的学生来说，受到的法律专业教育又太多；第二个问题就是出现了 所谓的“双学校”问题，也就是大多数参加司法考试的法科学生同时在法学部和预备校之间 上学，在当前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体制下，并不能造就和选拔出具有丰富知识背景的学生 ，更多地是造就和选拔出具有法律技巧的学生。（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过分脱节，以及 司法考试制度过于限制人数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职业法律家素质的降 低。
为了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脱节的问题，日本的各个大学也在探讨法学教育改革。几十 年代以来，日本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开始发生变化。“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 、北海道大学等在战前被称之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和大城市中的主要私立大学为中 心 ，开设了以面向实务为主的硕士专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起到了在职培训的作用”，⑩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的法学教育开始出现了重视实务的趋向。但是，在现有的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体制下， 这种重视实务的趋向是非常有限度的。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现行的法学教育体制仍然是以“ 与实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即重理论轻实务为特色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人没 有法律实务的经验”。 （注： [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 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 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
由于法学教育制度与现今的司法考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司法考试制度 改革和司法改革，任何教育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曹素质降低和司法考试过分重视技巧 的问题。如果仍然过度地限制合格人数的话，极其高的竞争率仍然会持续下去，真正想成为 律师的学生们仍然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注： [美]丹尼尔.福特：《对讨论问题的意见——从与美国的法学院相比较的观点出发》 ，（日本）《实用法律学杂志——法学家》1999年第1168号，第28页，第27页。关于日美法学 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华盛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福特教授作了比较，他认为，现在日本法 学教育的方式和弊端与司法考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虽然想成为律师的学生必须要刻 苦学习，但是，并不是在学习之初强烈地意识到司法考试的问题，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 在大学时期，学生们不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要学习一般的修养课程，以及其他专业知识 。也就是说，在大学时期学生们并不十分在意司法考试，而是尽量掌握非常宽的知识。而在 日本，虽然说司法考试冠有资格考试之名，但事实上却成为一种限制人数的竞争考试。而且 学生们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不得不尽早地做准备。由于考试特别重视考试技巧，如果不是特 别有自信力的人，想成为律师的话，理所当然地会忽视法学以外的课程了，集中准备司法考 试科目。同时，为了掌握技巧，学生们会尽早地预备校补习。）因此，要解决日本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 、乃至于解决司法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将法学教育改革与司法考试改革联系起来解决 。
1999年6月，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设置法”的规定，日本成立了“司 法制度改革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司法制度并向内阁提出改革方案”。该审议会围绕法 曹一元化（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参审制、陪审制，法曹培养等议题进行研讨，最终提出司法 改革方案。正是在这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日本法律教育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并作为 法曹培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结合起来。
二、法科大学院构想
具备何种资质的法曹方可以适应21世纪司法的需要？日本法学教育界提出了各种看法，主要 集中于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感受性，具有深厚的修养和专门的知识，具备灵活的思考力和说服 、交际能力，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人权意识，掌握尖端的法律和外国法方面的知 识，具有国际视野和语言能力。为了选拔具备这种资质的法曹人员，就不能象过去那样，通 过司法考试这一个环节、一个点来选拔，而必须通过一个整体的过程来造就和培养。必须通 过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程序的互相配合，通过连续的过程来选拔法曹。为了扩 大法曹人员，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法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如何形成 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学 教育资源是实现法曹人员素质的提高和数量扩大的现实途径。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日本 提出了将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培训有机衔接的方案，集中体现在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方案设计 中。
所谓法科大学院就是在各个水平较高的大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的基础上，建 立起专门培养法曹实务人员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对法科大学院毕业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 付与法曹资格。并且，在法曹选拔和培养过程中，要以法科大学院培养的学生为主体，辅之 于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建立法律职业选拔任用的“流水过程”。
为了切实进行法学教育改革和探讨具体的法科大学院方案，当时的文部省设立了“法科大 学院构想研究会议”，具体进行“法科大学院”的制度设计。2000年10月6日。“法科大学 院构想研究会议”提出了总结报告，对日本型的法科大学院提出了基本框架构想，并且建议 在 2003年开始设置这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机构。
日本法科大学院构想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以美国的Law school为模本。但是，日本的法科 大学院设计方案保留了传统的法律本科教育体制，将法科大学院设置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 本的制度设计是：非法律和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科大学院；法科大学院的学 制一般为3年，例外时为2年；从法科大学院毕业就获得了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在面向法科 大学院毕业生的司法考试中，主要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内容为主，考试的合格率会大大提高 ；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要以实务教育为主，在课程设计和师资选任上，都要服务于实务训 练的需要；与过去一样，法科大学院毕业生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只不过是获得了参加国家司 法研修的资格，这些合格者要作为研修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研修，然后才能根据本人的意 愿从事具体的法律职业。
由于新的法科大学院以培养应用型的法曹为主要任务。因此，对于课程科目的设置要体现 出应用型的特点，其基本考虑主要是设置相应的学科群。开设的科目群主要包括：A.基础科 目，也就是为系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所开设的科目，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外国 法等基本法律知识；B.法曹基本科目，也就是与法律职业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关的科目，包括 收集、整理、分析、使用法律信息能力的科目，例如，法曹伦理科目、法律信息的基础教育 科目等；C.骨干科目，也就是为深化、理解基本法律领域里的法律学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分析能力的科目，包括宪法、民事法（财产法）、刑事法、商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等；D.先进尖端的学科领域课程，也就是培养创造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培养 多元的、多角度法律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知识产权法，租税法，行政法，劳动法，执行、 保全、破产法，环境法等；E.与国际相关的科目群，就是培养法曹国际视野的科目，例如国 际法、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等；F.学科交叉的科目群，也就是培养法曹广阔知识背景，开 拓学科视野的科目群，例如法与经济、法与医疗、法与家庭、法与公共政策等科目：G.实务 关联课程，也就是在前述科目基础上，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法律思维能力，解决现实问题能 力的科目，包括诊所式教育，民事、刑事演习，谈判技法演习等。
在这些课程中，A学科群的课程是所有法科大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法律知识，C 较A学科群的学科划分更加细化，是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而开设的 科目，以事例研究、判例研究为对中心，不仅仅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践的角度（从事实认 定论和要件事实论等实务的观点着手进行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对于C课程群，没有必要拘泥 于各个实定法进行法学教育，可以合并设置课程，例如，开设民事法课程（将民法、商法、 民事诉讼法课程作为一个科目进行讲授），刑事法课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要重视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在对法律进行系统理解的基础上重视理论上的应用，并进行理 论与实践的整合。
在这些科目群中，为了达到使全体法曹具有共同资质的目的，要以A、B、C三个学科群为核 心课程群，并且兼顾D、E、F、G等学科课程。要求所有的法科大学院都要设置核心课程，所 有的法科大学院也要开设G科目群。但是，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的科目和内容可 以有所侧重。可以根据各个大学的特色来设置D、E、F学科群。转贴于
法科大学院的教育方式要采取少数人制的教育，每一个科目听课的人数不能过多，基于科 目的每个教学单元规模不能超过50人。在教学过程中，授课的方式包括讲义方式，少数人演 习方式，学生独自进行调查、制作报告，教员对学生个别辅导等方式等。
法科大学院的入学者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但没有专业限制，入学者要通过考试方能 够入学。对于考试的性质，“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认为法科大学院入学考试并非要测 试考生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而应该是以测试学生的判断力、思考力、分析力、表达力为目的 的素质考试。但是，目前为止，对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的考生是否要采取统一考试的问题 还存在分歧。“法科大学院构想研究会议”的基本主张是，为了保障法学教育的完整性，为 了彻底保障入学考试的开放性，为了保障考试的公平性，对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和非法律专业 的毕业生原则上要采取统一考试制度。为了保障非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进入法科大学院，在 录取时可以规定录取一定比例非法律专业学生。
法科大学院要以现有的法学部为中心设置，但是为了保持法科大学院设置的均衡性，防止 法科大学院设置过于集中在象东京这样的著名大学集中的城市，允许辩护士会与地方自治体 等大学以外的组织一起成立学校法人，设置单独的法科大学院。并且在法科大学院之间，要 允许各个法科大学院具有自己的特色，鼓励各个法科大学院之间的竞争。
三、法科大学院构想与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由于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中，只要取得了法科大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自动取得参加司法考试的 资格，换句话来说，在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后，要参加司法考试必须首先取得法科大学院文 凭。那么，新的教育方式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由于这一构想是将法科大 学院作为法律职业人员资质提高的一个有机环节来看待的，因此，即使建立了新的法科大学 院，也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司法考试或者司法研修制度。不过，在法科大学院构想付诸实施以 后，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新司法考试的性质如《法科大学院构想的探讨 总结报告》所言：如果设置了作为在客观上可以保障其教育水准的高级的法律专业教育机关 ——新的法科大学院，并且以在法科人学院中实际进行了充分的教育和严格的成绩评估为前 提，新的司法考试要以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为基础，新司法考试就是判断法科大学院毕业 生或者预定毕业的学生是否具备作为法曹应该具备的知识、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 为目的的考试制度。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宗旨和新司法考试的目的出发，要求参加司法考试 的考生参加考试的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在这一司法考试制度下，要保障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 具有较高的通过率。
实施法科大学院构想以后所建立的新法曹选拔、培养制度主要特点表现为：1.将打破过去 一次决定胜负的司法考试模式，使法律专门人才的选拔形成“法科大学院”——司法考试— —实务研修这样一个有机相联的过程。2.使大学的法学教育直接与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结合 ，有效地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这种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将现有的法学教育与法曹培养 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在保障法曹资质的前提下扩大法曹的人数。
由于法科大学院构想与现行法学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得到了法学教育界和法律职业界的 支持 。（注：事实上，正是各个大学法学部才真正推动了这一构想的实施。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 就曾经参加了中央大学举办的法学教育改革与法科大学院构想的研讨会。据笔者统计，共有 大约十几所大学法学部举办过大规模的法科大学院构想研讨会，有十几所大学法学部提出了 自己的法科大学院构想。）可以说，法科大学院构想的实施是日本解决法曹人口不足和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性矛盾 的一个根本方向。如果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法科大学院、司 法考试、司法研修将构成日本法曹选拔和培养的连续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法曹一元化能 逐步落实，日本的司法制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