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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 育人 创新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9C-0021-01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既相互吸收，又相互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我们必须坚守原则和价值观的导向，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战场，不能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在高校教书育人中的作用。这是新时期国家的需要，也是社会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在高校教书育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文学科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即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它们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大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的培育和人文关怀。而社会学科更多地是研究客观的人类社会而外在于具体的个人及其主观世界，它们对大学生的社会历史观尤其是政治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体现在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和行为规范上。前者常用意义分析和解释学方法研究微观领域的精神文化现象，涵盖学科包括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后者则侧重于运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其涵盖学科主要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可见，哲学社会科学基本上涵盖了高校教书育人的关键领域，对大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实现途径
作为一所高校，一定要重点关注对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以及有关项目的实施，改善与哲学有关的教书育人的工作。
第一，跟上时代的步伐，始终运用不断发展的对与哲学有关的专业教育进行指导。如今，人们的思想多元化、价值取向差异化，许多在校大学生有着大量的疑惑。这就需要任课老师以当前出现的情况为基础给同学们答疑解惑，在讲解相关知识的环节中需要做到因人而异。需要在大一的时候设立政治经济学概论这门课程，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紧接着设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门课程，以经济学为基石，主要参照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系以及经济创新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对2008年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之后，从事经济学课程的老师需要充分了解国内以及国外对于全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研究，认识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在上课时利用较多的、能够反映客观性的实例向同学们证明：中与经济有关的知识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言依然还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想要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分析依然要参照中与经济有关的知识，并且需要融合中国的特性不断创造，将其完全中国化。进行这样的课堂教学，有助于学生们摒弃一味效仿西方经济学，对于当前出现的“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评判的全部理论系统的利弊、利用中国在进行经济建设环节存在的部分问题以及困难来批判政治经济学与时代已经脱离了”等完全不对的思想做必要的疏导，带领学生们意识到在现挥的作用，使得他们不但能够取得比较专业的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对进行了解。
第二，将理论与实际充分结合起来，将哲学社会科学和个人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特征全部表现出来，在带领学生增强社会实践以及表现对学生的人文关爱中充分实现教书育人作用，在推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发展上面具有非凡的意义。学校必须加强对基础知识的教育，紧紧围绕着培养具备“博学、博雅、博爱”等品质的综合性人才这个中心目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共同教育为重点，增强对同学们人文情怀培养，能够促进利用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生的要求最终实现。学校还应该利用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点进行实践：对“三农问题”进行调查分析、进社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对西部偏远地区的教育进行支援以及百名教师利用假期的时间进行家访等，尽可能加强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弘扬乐于奉献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培育出能够为基层服务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吴倬.充分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德育功能[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
要：学科是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龙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显现。横向比较看，无论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还是国家重点学科或博硕士点数量，都表明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从省内来看，学术队伍、科研发展以及已有学科基础等指标显示，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呈积聚江西财经大学的明显趋势。要从发展思路、学科培育和学术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发展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优势学科；江西
中图分类号：C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5－0114-04
学科是高等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龙头，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基本平台，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两大重要学科，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深刻反映了经济与管理类人才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本研究拟以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建设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现状及发展对策，这无论是对江西高校的发展，还是对江西经济与管理英才的培养以及江西崛起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意义与内涵
“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兴的职业”，这是陈岱孙先生对经济与管理工作的定义。正在发生迅速而深刻变化的中国呼唤着众多经济类、管理类英才，而这又取决于高校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学科建设是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学科建设的目标在于提升学科水平和竞争力，而学术队伍的科研水平、规模、结构和影响力是评价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其中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者等领军人物的数量，是评价学科队伍水平的基础指标。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度、的数量和质量，全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等是评价学科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指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层次是最能代表学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这些也都可以作为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判断标准。
弄清楚学科的划分与界定以及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有必要的。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学科的门类也不尽相同。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主要有三种：(1)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学科划分，
(2)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对学科门类、二级类和相应专业的划分，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关于学科的分类。本文采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划分方法。依据该标准，学科门类分为12种，经济学和管理学就是该分类方法下的两个学科门类。其中，经济学包括2个一级学科，16种学科、专业；管理学包括5个一级学科，14种学科、专业。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看，2009年许多大学按大类招生，即实行宽口径、大类培养模式，这有利于学生奠定更坚实的经济学、数学和英语的基础，具备更强的发展潜力。此外，许多高校也都在实行经、管融合式的改革，从部分重点高校学院命名(例如经济与管理学院)也可略见一斑。凡此种种，都显示出经济学、管理学交互融合的趋势。
二、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
1、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据统计，十五期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称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95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51项、在国外学术刊物上2413篇，人均在CSSCI期刊上6篇、以基地名义出版的学术专著人均两部。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重点研究基地名称及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所高校和地区在该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区域分布来看(见表1)，重点研究基地70％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高校，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具体就管理学而言，东部地区高校占了六个。中部地区仅有一个，西部地区为零。就经济学而言，东部所占比例仍然占绝对优势；中部为四个，其中包括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西部地区有四个。
不难看出，中部地区人文社科总体实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人文社科领域内，中部地区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实力相对更弱，基本与西部地区持平，这与中西部地区亟需经济学、管理学人才现状极不相符。
具体就江西而言，在中部八个省份中，共有一个管理学重点基地，四个经济学重点基地，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各占两个，南昌大学一个，即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这意味着，江西仅在研究中部经济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2、国家重点学科
由于在学科方向、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条件建设等方面，国家重点学科都具有风向标意义。因此，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及学科门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高校和地区学科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教育部2007年公布的国家重点学科中包括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其中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于一小部分一级学科下只有一个二级学科(即此一级学科等同于二级学科)，大部分一级学科下有若干个二级学科；考虑到可比性，也不失参考意义，我们以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前三十名的高校为指标度量各省份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
从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总数前三十名的高校来看，位于中部地区的高校有六个，分别为：武汉大学(排名第7位，46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8位、45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12位，40个)、华中科技大学(排名第16位，37个)、中南大学(排名第18位、33个)、吉林大学(排名第19位、32个)；位于西部地区的高校有两个，为四川大学(排名第10位，43个)和西安交通大学(排名第16位、37个)。中部八省份除江西、山西、河南没有外、其他各省都有，其中湖北还有两所高校。
具体从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来看(见表2)，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理论经济学东部高校有5所，中部仅为武汉大学一所；应用经济学东部高校有4所，中西部均没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东部高校有6所，中部高校有4所，分布在安徽、黑龙江和湖南(2所)；工商管理东部高校有4所，中部没有，西部仅有西安交通大学。可见，对中部地区而言，在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领域处于绝对劣势，在理论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尚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遗憾的是，目前江西均无缘于上述国家重点经济与管理学科，在全国甚至在中西部地区都处于一个急需进步的地位。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见表3)，经济学中，东部地区有20个，中部地区有六个，分为为华中科
技大学的西方经济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财政学和金融学，武汉大学的金融学，湖南大学的国际贸易，吉林大学的数量经济学；西部地区有七个。管理学中，东部地区有16个；中部地区有三个，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会计学，华中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与管理，武汉大学的社会保障；西部地区有三个。可见，中部地区在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社会保障以及农业经济与管理等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只是，湖北、湖南、吉林等省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在中部地区处于前列，江西省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上都没有国家重点学科，这更凸显了江西在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方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3、博、硕士点数量及排名
博士点、硕士点数量是衡量经济与管理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这里以涵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大文科为例进行说明(见表4)。江西高校现学位点名次在全国排名第23位，排在其后的8个省份除海南为东部地区外，其他均为西部省份。也就是说，江西在中部地区排在最后。从博士点数量看，江西省远低于其他中部省份；硕士点数量比山西和安徽多，比其他省份都少。
总体来看，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有限。从重点研究基地看，江西仅有一个，为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且颇具区域特色。然而从国家重点学科看，江西的重点研究基地并没有相应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的支持。大文科的博、硕士数量及学位点排名，江西更是处在中部地区的落后位置。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远不能满足江西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比较分析
省际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的不足.而省内之间的比较则有利于摸清家底，有针对性地进行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里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所列出的江西15所高校为例进行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以社科活动人员指标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三个学校社科活动人员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社科活动人员总数的44.5％。从发表学术论文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其论文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论文总数的50.5％。从研究发展经费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其经费总和占江西15所高校经费总额的60.3％。从课题总数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其课题总数占江西15所高校课题总数的58.8％。也就是说，这三所学校人文社科资源及成果占了江西高校的半壁江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是江西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心。
进一步从职称结构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江西15所高校中，江西财经大学无疑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大本营。从经济学科讲，江西财经大学正高、副高和讲师分别占江西15所高校总数的比例依次为55.2％、44.7％和19.9％；从管理学科讲，江西财经大学所占上述比例依次为36.2％、33.0％和36.9％。这意味着，在现有江西15所高校中，经济学和管理学各层次学术队伍三分之一都集中在江西财经大学。
从江西省重点学科来看，江西高校“十五”重点学科共72个(给经费的46个和自筹经费建设学科26个)，共安排经费750万元。其中，经济与管理学科有14个，经费共100万。14个省级重点学科中，江西财经大学9个。“十一五”江西省重点学科经济与管理类中，江西财经大学又新增西方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共11个，在江西高校中名列第一，产业经济学且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总之，无论从现有学术队伍、科研发展，还是已有重点学科基础来看，江西省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呈积聚江西财经大学的明显趋势。而从省际之间的比较看，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学科整体实力较弱，与江西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不相符合。为了更好培育经济与管理英才，服务江西经济发展，江西有必要建设和发展经济与管理学科，尤其是江西财经大学的相关优势学科.努力建设成江西首个经济与管理国家重点学科。
四、促进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建设的政策建议
1、发展思路上，对于现有江西高校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要进行改造、调整和拓展，形成经济与管理交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经济与管理优势学科的发展要“有扬有弃，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依托现有基础，保持特色和传统，又要敢于高瞻远瞩，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前沿，找准突破口，拓展学科发展领域和空间，还要打破学科壁垒，面向科学问题凝炼优势学科方向。
2、学科培育上，在研究国家重大需求、判断学科方向未来发展空间和前景的基础上，明确学科发展重点领域。以发展重点为核心，引导学科建设资源的配置。可考虑把产业经济学发展培育为国家重点学科，这样既能与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遥相呼应，更能满足江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之客观需求。
3、学术队伍上，凝聚现有经济与管理学科尤其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的优势资源，打造一流的创新团队。在大批引进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同时，以拓展出国进修、优化在职培训、强化科研激励等多种形式进行存量师资的国际化转型，造就一支在中部领先、在全国有影响的经管研究团队，为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崔朝栋.关于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J].经济经纬，2002.(5)
[2]霍天强，樊桂清.关于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U].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3]吴航。梁星，刘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及经济学学科建设[J]；经济纵横，2009，(1)
[4]焦新.制度设计激发活力基地建设成绩斐然[N1.中国教育报.2007-01－19
【关键词】英尼斯;制度主义;制度;演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英尼斯被称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本土社会科学学者”和“加拿大经济史之父”。他还是经济史协会第二任主席(1942-1944)、美国经济学协会第54任主席(1952)。在英尼斯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克莱顿看来,他的学术生涯可以以10年为一阶段进行划分。1919年,当英尼斯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炉时,巴黎和约签定实施;1920年,他通过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研究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来到多伦多大学任教;20年代,英尼斯以一个独立学者的姿态开始了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之旅的第一站――皮货研究,1930年,《加拿大皮毛贸易》正式出版,此前一年,全球股市狂泻引发经济大萧条;30年代伊始,鳕鱼业成为英尼斯的第二个研究主题,他在加拿大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日益确立,与此相伴,30年代那段萧条和苦涩的时期让他开始投身加拿大的公共事务;当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英尼斯正全力对《鳕鱼业:国际经济史》进行最后的修订,次年,该书问世。从1940年开始,英尼斯的生命步入了最后12年,这一阶段的开始在硝烟弥漫的“二战”,结束于铁幕森然的冷战,英尼斯将学术目光投向更广泛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一种从传播角度剖析人类文明史的路径悄然展开。(Donald Creighton,1957:p96)
如前所述,每十年,英尼斯的学术兴趣和研究主题都出现转变,《加拿大皮毛贸易》着眼的是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研究北大西洋沿岸的国际经济竞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涉足更广大的领域,通过传播更替的历史来探究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似乎越来越远离加拿大,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逼近了现代西方社会问题的核心。
英尼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建立起一套以技术为线索、对社会演化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子,作为一个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英尼斯从来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复杂系统,把社会的演进视作多因素复合而成的制度的演进,他的抱负就是如同自己的楷模――经济学家凡勃伦那样真实而系统地描述不断演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媒介的重大作用,认为信息、知识、思想的传播对社会组织关系、制度习惯、文化变迁的影响更甚于经济。与其说英尼斯从经济研究转向了传播研究,不如说传播研究是他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延续着对制度演进和社会价值的探索,延续着对权力关系、技术文化的历史分析,也延续着对垄断、集中化控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从英尼斯逝世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和思想冲击主要来自于经济系学者的言传身教和研究著作,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盛极一时的大师、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当英尼斯1918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时,凡勃伦虽然已经离开,经济系仍旧浸染在他的影响力之下。因此,英尼斯一边遥想缅怀当年凡勃伦曾开设的“社会理论史”、“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文明中的经济因素”等课程,一边通过全面地阅读凡勃伦的著作吸取他的思想精髓。1929年,英尼斯在《西南政治与社会科学季刊》上撰《凡勃伦的著作》(《The Work of Thorstein Veblen》)一文捍卫凡勃伦的价值,甚至盛赞凡勃伦为“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Harold Innis,1956:p23)。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学最主流的理论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反正统经济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当其他经济学家在象牙塔内研究真空条件假设下的人类行为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凡勃伦颠覆了之前正统经济学仅仅着眼于微观人和企业的理论范式,引入人类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拓展经济学。正如英尼斯1929年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现代经济学者是分类学家,那么凡勃伦则力图进行经济学的胚胎学、形态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病源学的研究。”(Harold Innis,1956:p24)。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在如下方面受到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决定性影响。
一、文化和整体观
以19世纪70年代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但到了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它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二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科学,这种以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对现状的解释力也日益丧失。以凡勃伦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之进行批判,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制度主义理论,这一事件在经济思想史上称为“制度主义运动”。凡勃伦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学研究对象转向制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在正统经济学内部,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作用普遍被远远地推入背景之中以致完全得不到考察,从此也就有了作为颗粒脱离社会的单一经济人概念。然而,如果承认‘文化适应规定个人的约束和偏好’,那么经济学家就回避不了有关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跟理性、评判过程的运作相关联等严肃问题。”(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63)。基于这一弊端,凡勃伦提出,社会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应该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其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活动借以开展的制度及其变迁,因此,制度经济学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着重考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规则、惯例、习俗等各种制度安排,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对策。
英尼斯给予凡勃伦“工业革命之后的亚当•斯密”的崇高赞誉,说明他同时从凡勃伦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了社会整体论的研究理念。其实,斯密创立的经济学最开始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注重制度和人的作用,运用系统的方法,来剖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总体的发展,第一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然而经济学在马歇尔那里引入脱胎于牛顿力学的“均衡”概念后,越来越数学化和抽象化,越来越脱离现实,这恰恰是英尼斯在其研究中所反对的,他认为应当复兴斯密和凡勃伦所开创的分析复杂系统关系的路数。在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体现的这种整体的、联系的视野,他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伟大概念,“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加尔布雷斯,1999:p63)技术通过与法律、政治、经济、宗教、结构、思维等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社会内部循环交流,各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是在众多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中产生的副产品,整个文化的前进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因此,英尼斯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社会与技术。
社会整体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凡勃伦强调要对社会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作分析,这一解答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具理论色彩。他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累积的思想和习惯,制度本身“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是人所共有的现存的思维习惯”。(凡勃伦,2004:p149)如果记起凡勃伦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与杜威一起追随皮尔斯攻读哲学,对他的这种实用主义心理学倾向将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同样说明了为何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想要考察“传播媒介的效用……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英尼斯,2003:p7),看它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结构和组织方式。在英尼斯看来,社会系统中的个人和行动者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自我动机共同支配,应当从人的主观动机以及所存在的环境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环境内容,也决定了行动者与他人所形成的关系模式。时间和空间就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们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共存。正是复杂的传播过程和传播系统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等制度形式都是人类本能与外界环境、其他行动者的互相制约所形成的,是广泛存在的既定习惯和关系契约。因此传播就是社会内所有行动者的思想关系和组织活动,传播研究的内容则如英尼斯所说,“生活永不停息的外在形态展现出各种特性和偏向,从而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活可能的方向及局限提供可能。个体的习惯与偏向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累积并得到增强,这种习惯与偏向形成了社会科学学者研究的主要兴趣点。”(Donald Creighton,1957:p91)这使得英尼斯的传播研究展现出浓厚的社会学风貌。
二、演化的观念
受达尔文进化论、历史学派的影响,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因而制度学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凡勃伦认为,在人的本能所支配的社会行动中思想和习惯逐渐形成,因而制度也是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技术革新的成果克服过去环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延续和改善生命过程……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工业的和商业的两个职业各自构成的集团的对抗过程。但这种对抗不会表现为激烈的形式,因为思想和行为习惯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革命式的变革迅速转变。”(张林,2004:p3)制度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思想和习惯的自然淘汰过程,是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变化过程,制度又对人类进一步的行动产生约束力。所以经济研究应该抓住制度的演化这个核心主题,把演化看作是理解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
那么,是什么引起制度环境的变革呢?凡勃伦认为,科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发展将引发制度变迁。凡勃伦理论体系的哲学来源十分复杂,但实用主义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在杜威手里定型的实用主义哲学明确地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将“制度特征”与“技术特征”视为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前者关注如何保留历史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身份认同、文化仪式;而后者与技术、科学、工具相关,是改变世界的动因,并解构着制度特征的内容。制度特征的视角是向后看的,而技术特征则是向前看,正是二者的不断冲突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演变过程。深受这一项影响的凡勃伦提出,社会由两个体系构成,“一个是由金钱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仪式体系,一个是由工业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技术体系。”(张林,2004:p2)这两个体系长期持续的冲突、互动形成了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的进化,而“制度调整的主力就是劳作本能表现得最明显、受现存制度的约束最大的那个从事工业的、工具性的职业的集团。”(张林,2004:p3)也就是技术集团。在他看来,“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包括共同体的技术知识及普遍持有的价值和信念。”(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2)长期来看,技术的后果难以控制,也许会有违初衷,“这种后果可能牵涉到甚至是最根本的制度原则的改变。凡勃伦认为,这种根本性改变可能发生在新技术改变某个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维习惯的地方。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的生活环境的方式所取代。”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7)总之,制度演化思想的要义在于外界环境(包括技术)的改变赋予人们心理、思维、习惯等改变的要求。
如同凡勃伦,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中也强调动态演化和技术的作用,提出了相似的演进结构。英尼斯“坚持认为制度的兴衰存在规律,他毕生致力于这种兴衰过程的探索与研究。” (Harold Innis,1956:p24)他对人类文明历史兴衰起伏规律的探索诉诸于考察由传播媒介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形态(制度)的整体性变革。英尼斯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传播与社会,认为传播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媒介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传播技术的更新,人类的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其特征是稳定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一方面,技术起源于文化,羊皮纸、纸张、印刷术、广播等媒介本身是制度文明的产物,它们体现了某一制度类型下社会的关系原型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媒介对制度产生影响,它是理解某种文明如何演化的关键;同时,制度影响技术变化的发展方向,促进某些技术的发展,阻碍另一些技术的发展。二者之间构成了相抗衡的矛盾并彼此竞争和决定,社会文化过程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在平衡和失衡的交替中循环演进,历史也就是传播技术所引发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修改和替代。
同样,英尼斯所谓“媒介的偏向”就是媒介同行动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类型及其演化。媒介带来了新的信息,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和过程,人们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一些与旧环境难以相容的思维习惯和组织行为被改造或淘汰,去酿造新的制度。传播决定了行动者的思想习惯和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总是不断变化,因此社会制度总是处于无止境的演进之中,它形成的终点也就是调整的起点,“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模式所组成的体系在英尼斯那里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类,一旦这个系统完全稳定下来,此时社会或者说文明就被锁定于某种偏向,英尼斯认为它达到了一个知识垄断的终点。
可见,在英尼斯那里,文化的变迁“来自于技术的变迁……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受到现存制度框架的影响,而制度框架是在思维的习惯方式及决策者的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技术通过改变物质条件,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47)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他把注意力指向……技术的偏向和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麦克卢汉,2003:p5)早期的学者认为英尼斯把媒介技术作为历史文化发展的引擎,强调技术的内部特性塑造了使用者的世界观,人的作用被搁置,于是给他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英尼斯思想的复杂性,也违背了他一再坚持的行动者的作用在文明和帝国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英尼斯的传播学不是单因单果式的,也不是以受限的人类命运为基础,他用演化的视角来看待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变迁,文化的变化依赖于行动者与制度环境的交流互动,这种互动涵盖了媒介的技术特性、社会结构、地理分布、经济方式、思想生活等一切事物,并赋予了整个传播研究动态的历史发展观。
三、集体主义视角
凡勃伦和与他同时代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一样,并非采用微观的个体行为作为考察主体,他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他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根本不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惟有“社会”才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选择来源于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学习和竞争过程等,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
因此,制度主义始终秉持着凸显社会因素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在周围的制度环境中处理人类行为的重要性,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认为“个人的‘气质状况是在给定的一组传统、惯例以及物质环境下累积而成的。’”在凡勃伦的著作中,集体单位中的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和权力组织成为技术演化和制度变迁的参与者和承受人。
英尼斯继承这一视角,我们在他的指引下看到各种帝国中政治、经济、宗教、知识的阶层和利益组织如何驰骋于历史的征战场角力争斗。在演化过程中,英尼斯突出了行动者对制度环境的主动适应和创造性,强调团体理性向社会整体理性转化以及在社会竞争、制度扩散中的作用。通过多个文明帝国的历史进程,英尼斯剖析,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制度的保守和它造成的知识垄断,总有相对抗的新的媒介出来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
四、对权力、所有权的关注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得出结论,人类社会中有闲阶级及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与所有权私有制的产生相联系。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大师康芒斯同样指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拥有、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力,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力相联系。因此,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制度主义者更多地偏向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市场价格;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是机会集合如何形成。
在英尼斯对媒介的历史分析中,权力阶级的涌现与知识的私有制同时发生。英尼斯并不是割裂的看待传播技术,而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一个复合体,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眼中的技术是深度资本化的技术,新技术兴起的同时掌握此种新技术的组织权力增强、地位上升,旧的团体力量衰退,于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必须做出变革,形成新的权力模式和制度体系。例如,在《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一文中,他分析了美联社凭借电报技术获得垄断地位,并如何与报业争斗、政党角逐相互咬合;向广播的转轨也不会例外,广播这个作为空间偏向的印刷业对立物而出现的媒介,原本是倚重连续性和时间,结果却“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 (英尼斯,2003:p156)为欧美政治、商业权力所操纵,沦为舆论轰炸的机器。他看到政治力量对新闻、出版的操纵,而且,随着新的的可视性媒介――照相机、摄像机、相片、电影等等的诞生,这种操纵和破坏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摄像机诞生于一个崇拜视觉的印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很容易接受下列观念――新的视觉资源是真实性的客观替代。于是现代思想中所谓的“照相真实主义”(Judith Stamps ,1995:)信念随之形成――照相机和摄像机不会说谎。这种信念的严重后果从电影媒介的操纵性中可见一斑。英尼斯注意到,在“二战”中电影被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运用,被用来说服民众关于本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概言之,着眼于权力,英尼斯在传播研究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张力:平衡与失衡,时间与空间,帝国与风俗(帝国可以没有边界,而风俗却是本地化的),集中化与非集中化,依附与自治,世俗与宗教……英尼斯通过寻求这些问题答案,建立起了现在称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传播研究。对于英尼斯来说,对媒介的兴趣更多的在于了解政治经济历史中的传播技术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他关心媒介生产背后的权力运动,以及特定媒介在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权力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他借助媒介“引导我们去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他的研究思路是,弄清每一种权力机构的形态对其他形态起了什么作用。” (麦克卢汉,2003:p6)在他的研究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在权力与垄断问题上的警觉和深度。
学界一般认为,凡勃伦理论“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很好的界定技术变化,技术变化所产生的生活模式的变化以及被凡勃伦看作结果的目标、意识形态及有效性标准的变化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119)与其方法论上的累积因果分析一致的是,他常常宽泛的断言技术对制度的决定力,却对于“到底制度变迁如何改变个人的处境和目标,或者改变之后的个人理想实际上到底如何引发社会惯例和法则变迁的” (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p37),鲜有辨析,这当然和他将组织、团体作为分析主体直接相关。比凡勃伦成熟的是,英尼斯辨析了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形态整体模式上的调整甚至重组;然而,他依然没有解释技术变化和传播行为本身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没有明晰的描绘观念如何在社会内部进行传播和共享,未能体察个体与社会如何通过媒介共生互动,无法对作为人类行为的传播活动过程作出更多的分析,他关注的是传播技术的偏向如何被塑造、利用以建立起相应的社会类型。
繁人都重评价道,“凡勃伦是世上少有的有所谓超前意识的人……因为他所思考和陈诉的观点往往都是被后来的成功人士所接受、认可,但却遭到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像个外星人一样孤单,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繁人都重,2004:p54)对照凡勃伦,英尼斯所开创的传播技术研究模式在当时无人理解并长期受到冷遇也就不足为奇――这对精神上的师徒堪称同病相怜。除了研究领域上的超前,二者另一个备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较早采取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而这种方法基本与数字和量化技术无关。熊彼特曾评价凡勃伦是社会学家,我们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也看到浓郁的社会学风貌。但新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说:“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经济学家最怕变成社会学家。” (繁人都重,2004:)他这话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经济学依循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模式强大的辐射力。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北美社会科学界普遍转向,努力成为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倡导引入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凡勃伦会在数理经济学家占优势的美国日益边缘化。英尼斯深深地为凡勃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遭到冷遇而鸣不平,他反对单纯和机械的量化研究和数学模型,批评实证主义者把研究工具当做研究内容,这种极度抽象的研究放弃在整个外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所进行的不过是检测“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强调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纠结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活动,面临重重危机,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这些现实之上,全面诊断西方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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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社会问题的探讨研究在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等等之间的共同合作中展开。但逐渐地，经济学家不满足于这样的参与而开始倾心于建构自身精美的模型架构。试图用一套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纵横于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希冀让一套完美的理论模型框套社会，使之能够客观地、精确地解决一切问题。但模型无法框套社会，却套住了经济学家自身。当经济学家对着漂亮的数学建模顾影自怜的时候，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渐渐淡漠了经济学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如果我们在这里可以暂时忽略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而当经济学家独自发表意见时，其已愈来愈缺乏说服力：人们开始不相信经济学家，冷漠的数字似乎只能视为某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数学不表达思想，紧紧抱着数学不放的当代主流经济学似乎成为了社会科学的弃婴。
但毕竟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这种被遗弃的窘境，因此便有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伦理学与经济学》(OnEthicsandEconomics)，通过探寻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源流问题，以期正确面对「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Sen,1987,p.1）。而在国内，虽也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却鲜有论着。即便有，较多的也是一些关于经济学与哲学关系之类不甚专业的讨论，或是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学范围内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探讨。
因此，摆在案头这本薄薄二百页左右的「小书才更显得弥足可贵。韦森所着的《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不拘泥于传统的经济数学分析方法，却用经济学家的专业眼光探究「社会制序以及制序化的伦理之纬以及市场的道德基础（第4页）。该书并不是着眼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更不是对阿马蒂亚‧森的简单复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该书关注的问题与分析理路比森更进一步，甚至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似乎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因为作者对伦理问题的经济学的制序分析追溯回到了康德哲学。从康德哲学出发，循着罗尔斯（JohnRawls）、诺齐克（RobertNozick）与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到高德（Gauthier）、宾默尔（Binmore），理出了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宗谱系。
从康德哲学出发以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问题，这样的研究进路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中是罕见的。这样的研究究竟还属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研究，这不是应当关注的问题。当代经济学的狭隘视角与单纯的分析方法已经严重限制了经济学乃至经济学家自身的发展。不关心伦理、道德与价值的「经济科学，似乎成为一套「客观、「精确的技术。而这样的「技术，对于涉及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是不具有发言权的。所以，当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在80年代中期后将目光转移到社会道德文化问题上来的时候，经济学被拋到了讨论圈子之外。但市场经济制序的变革与重建中突现的道德伦理问题必须要求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经济学必须再度与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展开对话。韦森这本新作的最重要意义即在此，其在探寻道德伦理的经济学的分析中，也为经济学研究自身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纬度与道德基础，作者的论辩理路既不同于森那样研究二者关系，也不同于贝克尔或波斯纳那样用经济数学方法取代一切。在本书中，作者采取的是一条独特的论辩理路。基于「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韦森考察了各种学说思想的争论和演变。其首先在康德哲学那里作为对伦理探究的切入点，论及现代哲学一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缺位。再将目光从康德转向当代政治哲学中康德哲学的著名继承者罗尔斯那里，详述了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constructivism）中制序与伦理关系及其缺陷。并从中引出诺齐克的「最小国家论（theminimalstate）、「资格理论（thetheoryofentitlement）与罗尔斯的争议以及哈耶克的评论。由此发现社会伦理、个人道德与社会制序为同一文化演进过程之结果。然而这一演进中，道德伦理的原初发生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道德哲学家高德的「协议道德（moralsbyagreement）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古典式的解释。然而这种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能否推出道德原则却是有疑问的。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家宾默尔提出了反对观点：从理性选择中无力推导出道德原则。因为高德的「协议道德中「有约束的最大化概念很难认为是理性的。鉴于高德理论分析缺乏的坚实基础，宾默尔通过一个扩展型博弈论模型来证明人们在社会博弈中恪守承诺的可能性。但在扩展的博弈模型中，「交易费用出现了，于是，是「制序而不是「道德确保了人与人的合作。这样，通过经济学的推论，似乎「制序替代了「道德，道德变得可有可无了。但作者明确反对这种导向道德虚无主义的结论。上述的推论不能否定道德，而只能说明现性推不出道德，从「实然推不出「应然，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伦理是不可说的（Wittgenstein,1974,§6.421）。制序与道德不应是相互替代，而应是相辅相成的。「道德存在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任何人类文明社会之中，并将与人类社会一起存在到永远。（第68页）
因此，市场制序应当有其伦理之纬。然而当代经济学的推导中怎么将这伦理之纬丢失了呢？为寻回伦理之纬，韦森从又回到康德，回到康德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imperative），因为作者发现，「康德的定言命令的伦理学法则，蕴涵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第81页）。通过研究康德的「定言命令与社会博弈中的「纳甚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关系，指出纳甚均衡本身一般不能直观显示出道德内涵。然而在「囚犯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中，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则彰显出来了。现实社会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伊甸园，也不是卢梭─罗尔斯的「狩猎世界，而是充满「囚犯困境的「康德世界。因此，这类「市场博弈，既需要制度约束，也需要道德基础（第110页）。于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对话的桥梁又再度架起。接着通过市场重复博弈的进一步考察，揭示了伦理学中「黄金法则（goldenrule）于博弈论中「针锋相对（titfortat）策略的深层关系。在这段漫长的「曲径通幽之后，韦森再次回到其最为关注的问题，反思东西方文化中道德伦理在制序演进中的作用。最终确认了道德基础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
这样的分析理路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推导，亦不是简单的思想概述。其体现了作者学识之广博，观察角度之独特。或许这样的论述一方面会使经济学家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则使哲学、伦理学界的专家讥其为「浅陋，因而两头不讨好。但是，这样的分析理路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
有人在评论此书时认为韦森论述过于偏重于康德。但这不能认为是此书的缺陷。韦森不拒绝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视为「康德主义者，该书是其「带着经济学的思考啃读康德哲学所思所悟的读书笔记（序言第4页）。如果要说该书有任何缺憾，那么我认为就是当韦森费了极大气力将经济学家拖到道德伦理面前时，却无奈地止了步：对于道德本身，无法言说。
但这似乎不应当是作者的失误，这是整个现代思想的问题。现代思想在看到道德伦理时，也看到了自身的界线。对于界线之外的，应当保持沉默。海德格尔第一个指出现代性下伦理之不可能，而福柯更断言：「对于现代思想来说，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可能的（MichelFoucault,1970,p.328）。康德处于现代哲学的肇端处，其将道德无条件地摆到至上的地位已经无法给道德本身的存在以理由。韦森已经意识到康德将上帝置于一种为证明道德而功利化的位置上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认同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福柯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韦森基于现代性下的分析仍未脱出现代性的陷阱：其看到道德，并知道道德之重要性，但就是无法言说道德。所以最终作者只能给出「没有结论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真正的结论并不在正文第八章「结论中，而在附录二那篇似乎有些模仿作者最爱的另一位大哲──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风格的短文〈道德、伦理、市场与诗〉中。
这一点似乎最终减弱了论证的力度，然而将这「缺憾强加于这本书上却是过于苛刻了些，「大人国与「小人国的问题本就是当代思想界仍争论不休、难以解决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本「小书已经非常出色地寻到了市场制序的伦理之纬，架起了经济学与哲学及其它社会科学沟通的桥梁，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理路。
*本文中依照韦森的解释一律将"institution"（中文一般作「制度解）翻译为「制序。关于该词的解释，可以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关键词：统计学；定量分析，应用；
一、定量分析的理解
定量分析方法这一概念出自分析化学，是指对化合物或混合物组分的相对比例进行测定。定量分析方法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基本方法，从哲学的角度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科学的发现遵循相同的逻辑和过程，两者有时可使用相同的手段，只要对人类社会的研究采用了科学的、可靠的、能够重复和检验的方法，那么这种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也是科学。当代自然科学普遍使用实证、推理的研究方法。首先提出假说，然后尝试用经验性的证据来验证。量化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定量分析(qMantitative analysis)是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问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联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
二、定量资料分析的方法的应用
1、国防方面 在国防经济学研究中，将军事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现代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共同研究国防经济现象的数量表现。而运用统计学中定量分析方法，可使国防经济的研究得到更准确和有效的定性结论，以化人们对国防经济问题的认识，优化相关决策，促进国防经济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经济学中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用数量化和形式化的分析方法得到定性结论的一个典型，它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都很明显。用系统聚类方法对国防经济、军事格局的研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国防经济问题进行认识、判断和决策，依赖于对基本情况与基本规律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预测，这需要有实用和精密的理论，要求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帮助提高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例如，国防经济学家认为，一国国防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决定一国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里的强弱应该是一个相对量。国防经济实力的对比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而要对国家之间的国防经济实力进行对比，就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否则，这种比较就成为主观的和无根据的东西。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还可以使国防经济学科走向成熟，有利用开阔研究人员的视野和方法，拓宽国防经济的研究领域。
2、医学方面 定量资料是医学科研及论文中涉及较广的一类资料 ,其定义为测定每观察单位某项指标的大小而获得的资料 ,其变量值是定量的 ,正确合理地选用定量资料的分析方法关系到论文及科研成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可以使医学更明确快速的发展，。
3、旅游方面 对旅游资源进行必要而准确的定量分析，不是可有可无，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凭长官意志）。在整个社会所处于的市场经济中，旅游文化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它有着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动规律。对现今社会，旅游资源的定位分析是从客观方面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而我们需要对他作出的定量分析，就是从主观方面的一种价格定位，也就是可以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产品作出明确的、可以浮动的价格审定。通过定量资料分析，得出具有主导性的清晰、明确的认知之后，才能根据结果发掘出更好更有潜力的旅游资源。
4、市场营销方面 为顺应市场竞争形势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精确营销的重要性，而实现精确营销目标的前提是对市场做出精准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市场研究也就越来越为现代企业所依赖。统计分析是认识事物的重要工具，一旦有效地运用于市场营销就会为营销决策者提供精准指导。因此，有效的将定量资料分析运用到市场营销中并分析得出准确清晰的分析判断，是顺应现代市场形势变化的必要条件。
5、教学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展，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高教研究逐步受到重视。但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光有理论还不足以学有所用同时还要有教育实践。高等教育研究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多种学科领域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为工具来分析和表述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将统计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教学实践中，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差异素质学生的教育，为如何因材施教提供方便的方法。
6、市场服务方面 服务行业的质量提升涉及方方面面，量化指标是改进工作中的基础组成部分，对服务时限的控制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在业内人士中流传着一句谚语：迟到的服务就像是雨过送伞。养成以客户为导向、以数据分析为手段的理念对我们寻找影响服务过程质量的关键因素来说意义深远。市场经济下，市场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通过定量分析数据得出加强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的方式，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努力提高其综合素质，提高服务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7、投资与能源消耗方面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了高投入、高消耗、低能源利用率、低产出的现象。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必然会要求对能源的需求量下降，从而会放缓经济的增长速度。通过利用定量资料的分析，可以对我国GDP与能源消耗、投资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能源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实现节能降耗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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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凯恩斯；《通论》；滞涨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术语和解释体系，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微观和实证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认为争论最激烈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对长期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家对实现‘稳定’这一目标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对各种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上。”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
二、经济自由主义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其经济自由的哲学观，它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是自由价格的作用调节着受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在无意中促成整个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方法上，新古典运用了边际分析，构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马歇尔，即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否认了市场经济会发生以生产剩余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平衡，充分就业也就得以实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运行的机器，无需大量政府干预，否则扰乱内在的作用机制会引发无法预见或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25%的劳动力失业使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亦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不但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通论》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可以说，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思想创新，它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和相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了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使得欧美国家实质性的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都一直信奉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任何超出“保护性国家”职能范围的政府干预措施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离国家干预主义的自由言论和观点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而后的大萧条，使得那些长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凯恩斯的理论使人们开始放弃了“市场万能”的信条而接受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即市场经济中，国家应作为宏观经济积极干预者和管理者，在财政、货币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发挥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义
大萧条之后，人们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神明。但此时，这样的信条又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一旦某种理论完全变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开始无法解释英美发达国家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即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停滞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的更多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打破凯恩斯理论的垄断。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它们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在1970年以后几乎恢复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回到自由竞争体系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大萧条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联邦储备体系对此负主要责任，货币量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是货币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使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及时偿还债务的结果。他批判了凯恩斯的“货币无用论”，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是根本没有运用；并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曾经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五、结语
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凯恩斯，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提到，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一样广为人知。
参考文献：
[1]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2]梁小民.读经济学书[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一、何谓法学实验
(一)法学实验的概念
分析法学实验必须先了解实验。实验是根据一定的科学研究目的，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包括科学仪器和设备，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通过模拟或改变事物研究事物之间或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确定性联系的方法。法学实验是在可控制的条件下模拟或创设法律场景，通过研究人在法律场景中的行为，进而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法学方法。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形象地指出：“实验好像是把各种现象拿在自己的手中，并时而把这一现象、时而那一现象纳入实验进程，从而在人为的简化的组合中确定现象间的真实联系。”[4)实验具有可重复性的特点，在实验中通过人为控制，排除偶然性和其他干扰因素而呈现出来的事物之间或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重复出现0“判定一个实验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可重复性。”
可重复性验证和意味着实验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正是因为可重复性，实验成为证明或发现事物之间或事物及其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也是验证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现实是否一致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经过伽利略、牛顿等人，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没有实验就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验也得到系统的发展并逐步和生产实践相分离，成为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独立的实践形式。与实验的一般原理相一致,法学实验同样是通过排除偶然或干扰性因素，将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凸显出来，通过可重复性将实验结论转换为公共所接受的法学知识和理论。
(二)实验促进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许多学科的发展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由于其客观性和准确性，不仅在改造自然方面突飞猛进，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巨大影响。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和理论探索的误区以及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强烈地认为社会科学不能适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6)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强大的历史潮流表明，社会科学的创新并不完全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关键是社会科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包括实验在内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英国著名哲学家丹皮尔这样论述自然科学领域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当代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7〕伴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哲学开始兴起“在传统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狭窄的概念分析困境之时，科学的实验方法走进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对研究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85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实验哲学的人员迅速增加，美国的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意大利的帕尔维亚大学等著名高校都设立了哲学实验室。实验哲学以实验的研究方法丰富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研究。哲学尚且如此，何况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的其他学科呢，经济学等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也纷纷引入实验方法，形成了实验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三)法学家对实验的矛盾态度
法学家基本上继承了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即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面对实验在研究事物之间的确定性联系方面的强大功能，法学家又表现出自我矛盾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承认实验对法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学‘‘只有通过实验方法和科学方法”9]的研究，法律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司法才能实现医治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律所包含的‘‘道德和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和生物学现象，很难甚至于一般不可能进行实验，所以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观察最有助于科学研究。”10〕当代最伟大和多产的现实主义法学家波斯纳一直把法律缺乏可控的实验检验严格的理论假说视为法理学的重要缺陷。
(四)实验向法学研究渗透的表现：田野实验、思想实验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
法学家虽然坚持法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实验作为探索事物之间确定性联系的方法和思想却影响着法学研究，这集中表现为法学研究中的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田野实验是实地实验，它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进行的。法学中有很多著名的田野实验，如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16年的“美国波瑞学前教育实验”。25思想实验是法学家在主观世界中构想不同的场景，舍弃或增加某些因素，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的联系。在法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是被广泛采用的思考方式。35除了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法学和实验的联系还表现在法学研究借鉴了通过实验而得来自然科学成果。如李昌钰博士在纽黑文大学创立的李昌钰法医学研究所，主持了一系列著名案件的证据鉴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院校也设立了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但这些通过实验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利用自然科学进行证据鉴定，为适用法律创造条件,并不是针对法律或法学本身而展开实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也设有法学实验室,通过模拟法庭等方式进行法律教学，增强学生对法律和法学的认识。
(五)田野实验、思想实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的方法缺陷
无论田野实验、思想实验还是高校中现有的法学实验室，都不是开展可控的实验进行法学理论研究。田野实验难以或者不能排除干扰因素，导致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田野实验“并没有提供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明，而主要是提供了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假设的源泉。”田野实验与其说具有实验性质，还不如说更具有观察的性质，它能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却不能准确地揭示社会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在很多法学家那里，田野实验同田野观察、田野调查的概念是通用的〔15〕思想实验虽然对法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思想实验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人们头脑中的想象是否和现实相一致,通过思想实验是不能证明的，这也是不同的法学家以同样的法律现实为对象进行思想实验却会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这些研究、教学方法和实验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寄托了法学家希望探索法学理论与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理论愿望。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学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必须开展可控的法学实验，正如实验经济学家所说“一个理论若经受不住简单实验，则更无理由相信它能与更为复杂的自然环境相吻合。”
(六)法学实验的要素
可控的法学实验作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构成:法学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和设备、数据分析。一是法学理论假说。法学理论假说是进行法学实验研究的理论起点，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17)实验中的法学理论假说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结论,也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中所没有涉及或者与原有的法学理论相反的命题。法学实验的过程就是对法学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的过程。法学实验要证明理论假说指向的法律现实和法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具有确定性和可重复性。通过实验证明的假说可以丰富甚至推翻已有法学理论,推进法学研究。通过实验不能证明的法学假说，且假说又与已有的理论相反，则假说就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假说和已有的理论相一致，但假说不能通过实验证明，则说明假说和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二是实验对象和设备。法学研究是为了使法律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法学实验的对象一般应为人，以对人的实验验证法学假说或已有的法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社会科学中，被实验者知道别人在研究他们时，被实验者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被称为霍桑效应最理想的实验场景是使研究对象保持实验以外所具有的常态，霍桑效应一般不利于实验获得客观、准确的结论。但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实验表明，如果方法得当，运用科学的实验设备，霍桑效应是可以尽量避免或完全避免的。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客观性,还应该做到选择实验对象的代表性。民商法领域的法学实验一般不能选择正在服刑的人员进行，关于刑法适用的实验一般也不能选择未成年人进行。法学实验还不能违反伦理原则，不能对实验对象造成身体和心理伤害。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实验设备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法学实验是基于假说和理论验证的实验，强调的是理论检验，简单的实验对实验设备的要求并不一定很高。但复杂的实验涉及到模拟生活和法律场景，就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专门性的实验设备，这样的设备要求的科技含量比较高,设备的开发也需要自然科学家和法学家合作进行。法学实验还应该具有较为先进的观察工具和软件设备,保证实验能得到准确数据。
三是数据分析。1971年，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对20世纪以来直到6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中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作出考察。这些重大研究多数是通过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在这些成果中，定量研究占到2/3,在定量研究中，1930年以后的研究占到5/6。当时，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法学。但现在‘‘有理无数，莫谈学术”成为很多法学家的学术追求，通过数学对法学理论进行定量研究，已经大量存在于各种学术杂志。这些定量研究中，最初往往只是加、减、乘、除的初等数学水平，近一两年才扩展到数理统计和概率论运用，运用已有的软件输入数据得出统计结论。但这些软件并非专门为法学统计而设计，法学作为研究法律和人的行为的科学，其数据统计应该具备与其研究对象相一致的专门软件。而且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也只是能反映宏观的结果。对于其中发生的微观变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法学家掌握较多的数学工具。同样是对人的行为的分析，经济学用到了微积分、离散数学、集合论、群论、拓扑学等几乎全部的数学工具，一流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法学应该而且也能够运用较多的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提高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二、为什么需要法学实验
(一)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是法学发展的理论根基
纵观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均是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法学研究的目的是法律如何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研究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了各个部门法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在法学的研究传统中，人的行为选择是缺失的，或者人的行为选择已经成为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而被忽略。在古希腊“人们感觉到的变化的世界是不可捕捉和把握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些由理性心灵所能把握的不变的、永恒常驻的、普遍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实在”。0〕这逐渐形成了西方普遍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中世纪神学自然法、近代古典自然法和德国的自然法学等历代法学家的阐述，普遍主义哲学不断地渗透到法学中，形成自然法的普适主义哲学。这种法哲学主张：“第一，相信在制定法之外存在着1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起规范作用;第二，这种精神性的客观存在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普遍有效性。”2122〕这种普适主义的法哲学导致了法学不是通过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去更加科学地研究和制定法律，而是探索和研究所谓的普适精神和普遍规则。在法学理论中，主流的规范分析方法没有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研究,或者人的行为选择似乎成为一个已经解决的既定前提而被忽略。在法学研究中，‘‘只见法不见人’，使法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居于主体地位的人”，[22)法学理论成为根基不牢的空中楼阁〇“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为什么是如此?”23〕“从理论上讲，能够对各种人类行为得出具有较高价值结论的研究方法是真正的实验。”24〕当今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法学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同时，也应该自觉地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坚实法学研究的理论根基。
(二)法学实验是研究法律实现确定性的根本方法
定性问题是法律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法学家已有诸多的论述。以笔者之见，确定的法律能否实现确定的效果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重要内容。确定性是构成秩序，实现公正的前提。没有法律的确定性，人们就会缺乏明确的预期，所谓“公平“正义“客观“稳定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等法律的价值和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法律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对法律的确定性持积极态度的人认为‘‘确定性是和谐之母，因而法律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性”法律能够实现确定性，人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所预期，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可以彼此交往,形成秩序“把众多的、不同的和多样的人类行为和关系，归结为某种程度的秩序”26〕是法律的重要功能。但现实主义法学家认为：“人们只能极为有限地获得法律的确定性。对法律的准确性和可预测性的要求总是不能获得满足，因为，这类对法律最终性的追求，超越了实际可欲可得的现实”“认为法律是或可以是稳定的、确定的这一观念并非是理性的观念，而是应该归入虚幻或神话范畴的观念。”27)双方的分歧与其说是法律能否实现确定性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确定性的问题。法律的确定性实现得越多越好，这样的观点现实主义法学家也不会反对。
及其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也是验证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现实是否_致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经过伽利略、牛顿等人，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没有实验就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验也得到系统的发展并逐步和生产实践相分离，成为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独立的实践形式。与实验的一般原理相一致,法学实验同样是通过排除偶然或干扰性因素，将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凸显出来，通过可重复性将实验结论转换为公共所接受的法学知识和理论。
(二)实验促进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许多学科的发展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由于其客观性和准确性，不仅在改造自然方面突飞猛进，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巨大影响。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和理论探索的误区以及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强烈地认为社会科学不能适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6)_直没有停止。这种强大的历史潮流表明，社会科学的创新并不完全排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关键是社会科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包括实验在内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英国著名哲学家丹皮尔这样论述自然科学领域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当代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不过进化论的生物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却一方面使科学思想臻于深邃，另一方面又迫使哲学家对科学不得不加以重视，因为科学现在对哲学、对神学、对宗教,又有了意义。”7〕伴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哲学开始兴起“在传统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狭窄的概念分析困境之时，科学的实验方法走进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并对研究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85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事实验哲学的人员迅速增加，美国的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意大利的帕尔维亚大学等著名高校都设立了哲学实验室。实验哲学以实验的研究方法丰富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研究。哲学尚且如此，何况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的其他学科呢，经济学等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学科也纷纷引入实验方法，形成了实验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三)法学家对实验的矛盾态度
法学家基本上继承了19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即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面对实验在研究事物之间的确定性联系方面的强大功能，法学家又表现出自我矛盾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承认实验对法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认为法学‘‘只有通过实验方法和科学方法”9]的研究，法律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司法才能实现医治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律所包含的‘‘道德和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和生物学现象，很难甚至于_般不可能进行实验，所以在这_领域所进行的观察最有助于科学研究。”10〕当代最伟大和多产的现实主义法学家波斯纳_直把法律缺乏可控的实验检验严格的理论假说视为法理学的重要缺陷。
(四)实验向法学研究渗透的表现：田野实验、思想实验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
法学家虽然坚持法学不能进行实验研究,但实验作为探索事物之间确定性联系的方法和思想却影响着法学研究，这集中表现为法学研究中的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田野实验是实地实验，它是在不可控的环境中进行的。法学中有很多著名的田野实验，如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研究的持续16年的“美国波瑞学前教育实验”。25思想实验是法学家在主观世界中构想不同的场景，舍弃或增加某些因素，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的联系。在法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是被广泛采用的思考方式。35除了田野实验和思想实验,法学和实验的联系还表现在法学研究借鉴了通过实验而得来自然科学成果。如李昌钰博士在纽黑文大学创立的李昌钰法医学研究所，主持了一系列著名案件的证据鉴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院校也设立了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但这些通过实验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利用自然科学进行证据鉴定，为适用法律创造条件,并不是针对法律或法学本身而展开实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也设有法学实验室,通过模拟法庭等方式进行法律教学，增强学生对法律和法学的认识。
(五)田野实验、思想实验、教学中的法学实验室的方法缺陷
无论田野实验、思想实验还是高校中现有的法学实验室，都不是开展可控的实验进行法学理论研究。田野实验难以或者不能排除干扰因素，导致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田野实验“并没有提供因果关系的确凿证明，而主要是提供了需要进一步证实的假设的源泉。”田野实验与其说具有实验性质，还不如说更具有观察的性质，它能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却不能准确地揭示社会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在很多法学家那里，田野实验同田野观察、田野调查的概念是通用的〔15〕思想实验虽然对法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但思想实验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人们头脑中的想象是否和现实相一致,通过思想实验是不能证明的，这也是不同的法学家以同样的法律现实为对象进行思想实验却会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这些研究、教学方法和实验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寄托了法学家希望探索法学理论与法律现实之间的确定性联系的理论愿望。探索法学理论和法学现象之间的确定性联系，必须开展可控的法学实验，正如实验经济学家所说“一个理论若经受不住简单实验，则更无理由相信它能与更为复杂的自然环境相吻合。”
(六)法学实验的要素
可控的法学实验作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构成:法学理论假说、实验对象和设备、数据分析。一是法学理论假说。法学理论假说是进行法学实验研究的理论起点，阿尔温托夫勒指出：“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17)实验中的法学理论假说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结论,也可以是已有的法学理论中所没有涉及或者与原有的法学理论相反的命题。法学实验的过程就是对法学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的过程。法学实验要证明理论假说指向的法律现实和法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具有确定性和可重复性。通过实验证明的假说可以丰富甚至推翻已有法学理论,推进法学研究。通过实验不能证明的法学假说，且假说又与已有的理论相反，则假说就有可能是错误的结论。如果假说和已有的理论相_致，但假说不能通过实验证明，则说明假说和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二是实验对象和设备。法学研究是为了使法律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法学实验的对象_般应为人，以对人的实验验证法学假说或已有的法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社会科学中，被实验者知道别人在研究他们时，被实验者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行为，这被称为霍桑效应最理想的实验场景是使研究对象保持实验以外所具有的常态，霍桑效应_般不利于实验获得客观、准确的结论。但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实验表明，如果方法得当，运用科学的实验设备，霍桑效应是可以尽量避免或完全避免的。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客观性,还应该做到选择实验对象的代表性。民商法领域的法学实验一般不能选择正在服刑的人员进行，关于刑法适用的实验_般也不能选择未成年人进行。法学实验还不能违反伦理原则，不能对实验对象造成身体和心理伤害。为了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实验设备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法学实验是基于假说和理论验证的实验，强调的是理论检验，简单的实验对实验设备的要求并不_定很高。但复杂的实验涉及到模拟生活和法律场景，就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专门性的实验设备，这样的设备要求的科技含量比较高,设备的开发也需要自然科学家和法学家合作进行。法学实验还应该具有较为先进的观察工具和软件设备,保证实验能得到准确数据。
三是数据分析。1971年，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对20世纪以来直到6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中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作出考察。这些重大研究多数是通过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在这些成果中，定量研究占到2/3,在定量研究中，1930年以后的研究占到5/6。当时，卡尔多伊奇等人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法学。但现在‘‘有理无数，莫谈学术”成为很多法学家的学术追求，通过数学对法学理论进行定量研究，已经大量存在于各种学术杂志。这些定量研究中，最初往往只是加、减、乘、除的初等数学水平，近一两年才扩展到数理统计和概率论运用，运用已有的软件输入数据得出统计结论。但这些软件并非专门为法学统计而设计，法学作为研究法律和人的行为的科学，其数据统计应该具备与其研究对象相_致的专门软件。而且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也只是能反映宏观的结果。对于其中发生的微观变化，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法学家掌握较多的数学工具。同样是对人的行为的分析，经济学用到了微积分、离散数学、集合论、群论、拓扑学等几乎全部的数学工具，_流的经济学家首先是数学家。法学应该而且也能够运用较多的数学工具进行量化分析，提高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二、为什么需要法学实验
(一)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是法学发展的理论根基
纵观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研究的对象均是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法学研究的目的是法律如何才能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研究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了各个部门法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应该成为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在法学的研究传统中，人的行为选择是缺失的，或者人的行为选择已经成为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而被忽略。在古希腊“人们感觉到的变化的世界是不可捕捉和把握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那些由理性心灵所能把握的不变的、永恒常驻的、普遍存在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实在”。0〕这逐渐形成了西方普遍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中世纪神学自然法、近代古典自然法和德国的自然法学等历代法学家的阐述，普遍主义哲学不断地渗透到法学中，形成自然法的普适主义哲学。这种法哲学主张：“第_，相信在制定法之外存在着1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起规范作用;第二，这种精神性的客观存在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普遍有效性。”2122〕这种普适主义的法哲学导致了法学不是通过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去更加科学地研究和制定法律，而是探索和研究所谓的普适精神和普遍规则。在法学理论中，主流的规范分析方法没有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研究,或者人的行为选择似乎成为_个已经解决的既定前提而被忽略。在法学研究中，‘‘只见法不见人’，使法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居于主体地位的人”，[22)法学理论成为根基不牢的空中楼阁〇“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为什么是如此?”23〕“从理论上讲，能够对各种人类行为得出具有较高价值结论的研究方法是真正的实验。”24〕当今的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法学在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同时，也应该自觉地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选择，坚实法学研究的理论根基。
(二)法学实验是研究法律实现确定性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当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逐步提升，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当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指导思想。而经济学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已逐步被忽视，出现了边缘化的倾向。因而，开展相关的研究与探讨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应当引起相关经济学教师与研究人员的重视与思考。据此下文之中将主要就，当前我国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并针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及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等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当前经济学教学现状的问题
在我国逐步迈向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经济学被逐步边缘化的倾向。有许多学生甚至是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以及相关的研究学者，不自觉的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主流的经济学指导思想。出现这种状况问题的原因，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外部因素，我国的经济制度在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当中，一些人误以为我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均是由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其次为内部因素，在此方面所牵涉的问题较多，总体而言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教学目标问题。我国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对于教学的方向与目标不甚明确。第二，教材问题。所选用的教材往往不能够同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内容还不够丰富，数量也不够充足，未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教师队伍问题。当前我国对于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逐步降低，而在高校当中对于经济学教师的培养投入也较低。
二、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
在经济学教学当中，关于教学模式的讨论，目前被热切讨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源于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他们认为，经济学不存在国界问题，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内容都体现了人类所普遍共存的规律，不存在东西方经济学理论之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普遍适用的。有一些研究学者就提出，在经济学当中对于学术理论当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根本实质是对于理论性内容，同一些地区性的特殊问题两者间的关系；国际化的过程即为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内容相适应，逐步向西方化的经济学理论靠拢，而本土化则是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相应的结合。并且还提出了能够因为地区性的问题而否认了基础理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当中的基础性经济学内容是普遍适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国际化”在本质上也是“本土化”化的过程。将的理论内容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需要长期的实践努力的。而那些鼓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其所理解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要将边缘化。所认为的同国际接轨的本质，是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内容，同中国实际国情进行结合，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应当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对于这种思潮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便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将经济学理论内容作为我们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应当仅做参考之用。
三、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的问题
经济学的教学活动不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同时也是对于分析工具的教育。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当中，往往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仅仅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意识形态的教育完全无关。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社会学科，而并非自然学科，在自然学科当中无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自然学科通常都是关于分析工具的问题，不存在国界、利益等方面的划分。而社会学科则却存在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必须依存于一定的利益集团、社会阶级之上，反映了相应的社会阶级与利益集团，对于各类经济状况的认识与理解，而在经济学当中，对此也丝毫不避讳，并且也十分重视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因此，经济学的教学活动，不但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同理，对于同为社会科学的西方经济，必然也会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学的教学活动当中，不能够刻意的回避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能将经济学教学去政治化。
在经济学当中，所重点阐述的即为研究与叙述方法，这当中便包含了历史与逻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所采用的即为历史与逻辑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要遵从逻辑与历史的规律次序，要具有历史层面的价值评价，并将之结合起来，不但要重视对于经济学当中逻辑抽象内容的认识，同时还要重视历史的价值评判。
四、结束语
本文所重点讨论的为经济学教学当中的，理论领域、教育领域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不应当、也不能够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涉及政治、文化、军事等相关方面，在经济领域当中也牵涉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异常重要。在经济学教学当中要牢牢把握，基础理论内容，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才能够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正确的前进道路。
【参考文献】
[1]范超.浅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21）
论文摘要：经济法与民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主要法律，是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理清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经济人”假设的视角，以“经济人”假设的完善和传统民法的修正及经济法的勃兴为线索，对经济法与民法的差异进行经济学诊释，最后指出经济法建立在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而传统民法则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
一、研究视角的选择
什么是假设?所谓假设通常是指在现存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些事物的存在或与其相关的规律所作的推测性的解说或虚拟性的预设。假设只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推断和猜测，但这种推测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既非成熟理论亦非主观臆测。”提出和确立假设，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
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学科的基本假设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较多的，因而其“科学性”也相对较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假设由于确定的条件约束以及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更是给人以“精确”的感觉。尽管对于法学是否属于“科学”尚存争议，但对于广义上的科学可以包括法学，或者说法学中可以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的观点，则殆无异议。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把法学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起，放入广义的科学之中，并研究其基本假设问题。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因此，恰如自然科学的假设离不开对隐藏在自然现象背后的自然规律的假设一样，社会科学的假设也离不开对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的人性的假设。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歧，如果不停地追问下去，往往可以追溯到对人性的不同假设。所以，人性假设可以作为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古今中外，对人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在这些不同的人性假设中，“经济人”假设是最为流行的人性假设之一。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主体的民法和经济法，其理论构架也是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的，但由于二者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它们所设想的“经济人”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民法和经济法的差异，选择“经济人”假设的视角是可行的。这对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想
“经济人”假设，简言之，即假设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都会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经济人”这个命题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在19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表述。在该书中，斯密认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利己心”是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斯密认为，“在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则会实现社会利益，”因为‘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3]
可见，“经济人”假设归纳起来包括三个基本命题:(l)“经济人”是自利的，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是“经济人”的内容，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2)“经济人”是理性的，“理性”意味着人总是根据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利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3)“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会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有的学者称它为“经济人的灵魂”冈。这一核心命题说明，“个人理性”(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理性”(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可能冲突的，但靠法律和制度的调整可以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
此后，尽管“经济人”假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并没有妨碍它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20世纪下半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它又被经济分析法学派引人法学研究中。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明确提出“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并将其作为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在《法理学问题》一书中，波斯纳强调:“我将表述的那一派法律解释的经济学指导性基本假设是:人们总是理性地使他们的满足得以最大化—一切人(只有很小的孩子和智力有非常大障碍的人是例外)在他们一切涉及选择的活动中(除了那些受精神变态或者其他由于滥用和酒精而产生类似的精神错乱影响的活动)。”
三、“经济人”假设与近代民法的建构
近代民法起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确立于19世纪。近代民法的物质基础是19世纪的社
会经济生活。”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市民社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经济关系主体的经济实力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他们之间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活及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生产活动，即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物品的“效用”—“一件物品提供的满足”。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近代民法把“经济人”理解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人都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每一主体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依据趋利避害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这种假设的实质是从利己主义出发，把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都看成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如上所述，按照“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只要充分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意味着人们要有经济上选择的自由，而自由选择的实现是以民事主体的平等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平等，那么自由选择就无从实现。近代民法通过对民事主体的高度抽象，剔除了主体之间仅有的区别，而把每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想象成完全相同、无差异的主体。在简单的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社会分工不明显，商品的技术含量低，交易也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满足了市民社会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在这个假设基础上，构筑了近代民法的庞大理论体系。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无不源于它对民事主体的同质、平等的抽象假设。立法者相信，惟有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价值，才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并在自由的逐利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
四、现代民法的修正与“经济人”假设的完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垄断阶段，自由竞争为垄断所取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的生产部门不断涌现，使得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小商品生产者和大垄断企业、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者和经营者已经不再处于平等地位。近代民法对社会生活的两大判断—平等性和互换性，已不复存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设计—近代民法显得软弱无力。对个人利益的极力追求不能克服市场秩序的盲目性状况;注重抽象的人格平等无法解决民事主体经济实力上不平等现象;权利行使自由和意思自治成了经济上占优势地位一方压迫劣势一方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过错责任则以某些受害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面对这一困境，现代民法不断通过自身的调整，力图发挥自身的自足功能，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现代民法对自己确立已久的三大原则做出了修正—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契约自由的限制以及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但是，由于假设基础的丧失，民法作用的发挥仍然受到极大限制。
与此同时，传统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与现代社会的现实也日趋背离。因为在现代人看来，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仅会抹煞每个自然人的个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相当部分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确实由于天生而不可能达到理性人的标准”。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人”不可能获得完成决策所需的完全和完美的信息，原因在于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太高，这使得“经济人”不可能具有穷尽所有备选方案的能力，他所能选择的只是理想可行域的子集;其次，“经济人”在抉择过程中知识和能力的缺乏约束了他对备选方案经济后果的评价和判断，这使得一些客观上较优的方案可能被剔除出选择集;最后，由于人是环境中的人，“经济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带着所处环境的烙印，要受具体所处环境和地位身份等条件的制约。基于“经济人”的上述局限性，美国管理学家西蒙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他认为由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人类预期等的存在，人类并不能像斯密时代所假设的那样—人可以具有完全理性，对于自己的成本和收益有完全和清晰的认识并对其有完全理性的把握。可见，西蒙的学说，发展了“经济人”假设完全理性的学说，是“经济人”假设的一个完善和发展。
五、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经济法的勃兴
如上所述，现代民法对其自身做出了相应修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法调节的局限性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法律空白状态”，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调节的现实要求，“法律空白状态”必须填补。于是，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超越和弥补应运而生。经济法产生之始，就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此时，交易双方已经不是平等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不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依存，个人利益的取得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总之，人在知识、预见力、技术和时间上具有差异性和有限性。这意味着面对现实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在进行交易时并不总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为了克服经济人由于先天条件、机遇、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事实不平等对交易的负面影响，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对强者进行限制而对弱者给予更多的救济。经济法为弥补经济人有限理性而采取以下两种手段:(l)国家干预。经济法主张通过国家直接介人经济运行，来构建一种能有效克服市场机制缺陷的更高层次的交易秩序，保证实现宏观经济安全。经济民主要求每个人都有平等进人市场参与交易的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但事实上的不平等很可能发生经济强者利用自身优势对弱者进行打压和限制。此时，就需要国家运用自己的强制力，如制定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限制强者行为，对弱者提供救济。(2)差别待遇。在经济学中，对相同的人同等对待称为水平公正，而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称为垂直公正。经济法所追求的是实质正义，强调在机会均等的同时实现分配领域的结果公平，追求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和社会的实质正义与可持续发展。因而它可能采取一些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可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上的。
以上我们结合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民法和经济法的差异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分析和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性的启示:
第一， 民法和经济法分别是以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为前提假设的，正是这种人性观的差别导致它们在制度设计、立法本位和价值取向上也有很大差异。
第二， 民法和经济法对于主体的认识与假设的不同，体现了法律保护的目标由个体利益向整体利益的发展过程。
第三，在现代社会中，人格平等与人在现实中的差别都应予以承认。面对如此复杂的人，民法与经济法在调整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将长期并存，二者应当有机结合、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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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且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
以上的分析说明，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即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但为什么说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预测和操纵呢?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预设着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作出理论说明。关于社会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认为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只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必须还原为个人的行动。“诸个人行动的特定方面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或‘大社会’(great society)。但社会本身既不是实体，也非权能(power)或行动者。行动的只有个人。个人的某些行动带有与他人合作的意图。而个人间的合作则产生了由社会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事态。社会并不能脱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存在。”社会实在的本质在于诸个体的互动，因此，任何科学有效的对社会实在的分析，都必须回过头来指涉个人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主观预期的意义所塑造的。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必须追溯到对个人行动及其意义的理解，这便是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米塞斯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那些明显的秩序并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个人的行动之产物。它们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发性秩序的典型例子是货币的使用。货币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是谁也没打算创造货币制度的许多单个交易者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从简单的分工到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经济学对经济秩序的解释，必须追溯到产生这种秩序的有意识的个人行动。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遍倾向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数学分析提供预测和操纵经济过程的理论依据。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而在米塞斯看来，这完全是建立在错误方法论基础上的错误意图。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完全忽视了个人选择和相互预期的作用；而按照社会的愿望统制或管理经济生活，则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的自发性秩序。米塞斯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秩序的自发性意味着秩序本身的完美；但是，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却意味着必须高度重视个人的选择、行动和预期在经济秩序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防法论的个体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主张(尊重个人的经济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