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15:56: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创造财富，引发了工业化持久的分工活动，自从互联网产生以来，融合创造财富，成为信息化中新的时代主题。
融合正成为当代技术的主要方向，技术融合导致业务融合、产业融合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技术大同的前景正在我们面前出现。
分工制造的对立，将由融合导向的和谐弥合。人类长久以来的大同梦想，将第一次具备现实的技术基础。
一、大同之技术基础的历史考察
人类寻求智慧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原始时代火的发明，到奴隶社会青铜器的盛行，再到封建社会中国四大发明出现，以及世界步入现代之后，机器、新能源、以及电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使用等，智慧的脚步绵延至今，没有而且也不会停歇。
在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洪范》中记载了周武王和箕子的对话，其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本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人类发展历史恰好暗合了五行之道。从人类完全被自然主宰的“木时代”到现在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水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智慧了。
放眼人类文明史，农业文明以物质为技术基础，工业文明以能量为技术基础，信息文明以信息为技术基础。分别呈现物质化、能量化和信息化三次浪潮。人类历史上的大同思想，始终与人类伴随的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1、前现代的大同梦想：基于物质的乌托邦
大同，初见于《礼记》。
一次，孔子以助祭身份参加完鲁国的大祭祀，登楼发出感慨。一位叫言偃的学生问孔子说：“先生为什么叹气呢?”
孔子感叹说因为没有赶上夏商周的时代，由此引出一番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议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夏商周是不是象孔子说的那么好，从考古发现的事实来看，恐怕并不尽然。孔子的大同，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
不过，即便以孔子所说，这个大同，也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的技术色彩。对于财物的观点，主要是物质财富(满足生存需求的“货”)，里边没有关于工厂的概念，更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
直到1900年前后康有为的《大同书》，才有了工厂和知识的概念，不过仍与农业社会的生儿育女及农业生产有关。例如，康有为在大同的“根本大法”中，要求“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并硬性规定“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等等。
基于物质的乌托邦不能实现有许多原因，其中技术性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农业社会建立在自然力基础上(物质自然力与人的自然力)。物质不具有共同消费性，但制度上却要求货物“不必藏于己”。硬要实行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考古发现中所看到的，连人都可以拿来殉葬，普通人彻底没有自己了，“藏”(葬)于他人之墓了。人体虽然从性的角度看具有共同消费性，难怪康有为规定在大同社会，“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但物质财产不具共同消费性，考虑继承教育、遗产等社会因素，因此难以实行。
第二，农业社会的物质性与后来社会的物质性不同在于，从熵的观点看，它处于技术上的高熵状态，有序化程度极低。这种技术特性映射在社会上，组织的有序化程度比工业社会要低得多。尽管农业社会权力集中于皇亲国戚，但中国农民就像“麻袋中的一个个的马铃薯”，实际是高度分散的社会。社会稍一复杂化，超过有序化承受力，就会出现周期性的崩溃。
2、现代性的大同梦想：基于能量的乌托邦
工业社会的大同梦想，虽然也重视物质因素，但“物质极大丰富”，只是这种大同梦想的必要条件，而远非充分条件。工业时代所认识到的充分条件，是工业化大生产。在当时具有历史进步性。
工业文明单纯从技术观点而非社会观点看，突出特征在于大规模实现物质转化为能量。能量的本质是有序化，通过消耗物质来做功，提高系统的负熵值。
因此基于能量的大同，都具有高有序化的核心特征。
例如《天演论》作者的孙子――阿道斯，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的《美丽新世界》，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千人一面、万众一心。
在书中，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因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从而代替了上帝。新世界完全由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统治，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服食定量配给的“索麻”，让人忘掉七情六欲。
这种大同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它忽略了人的体验价值，忽略了人与人的不同。
人类文明史演进五行图说
火时代
时代节点：从人类发明火到进入农业社会之前。
时代特征：火的发展和利用，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火增强了人类同寒冷气候做斗争的能力。火可以烧烤食物，可以用来围猎和防御野兽，可以照明，烘干潮湿的物件以及化冰块为饮水等。火的发明最终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技术标志：磨制石器，钻木取火，陶制工具等。
水时代=智慧时代
时代节点：第三次科技革命到现在乃至将来
时代特征：人类跨入了扁平化时代，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被网络互联，人类的所有信息将被共享，信息像水一般渗透每个角落。水时代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网络中的节点，节点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变的纯净和和谐。
技术标志：微电子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土时代
时代节点：铜和铁等金属农具的使用，标志着人类进入农业时代。农业
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工业革命。
时代特征：人类结束了一万多年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进入“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人类定居在土地周围，出现了剩余产品，开始了阶层分化和阶级剥削。
技术标志：铁农具，牛耕，曲辕犁，筒车等。
木时代
时代节点：从人类诞生到人类学会使用火之前。
时代特征：木代表了自然，木时代是自然主宰一切的时代，此时的人类过着“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的生活。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自然面前是完全被动的。
技术标志：打制石器。木棒等
金时代
时代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间
时代特征：人类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人类开始利用技术获取前所未有的能源动力，并利用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人类的欲望在此期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利益化、公式化。
技术标志：珍妮纺纱机，蒸汽机，内燃机，电，无线电等。
而且工业化中出现的大同梦，大多具有城市中心倾向。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德意志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都把未来大同社会，理解成发生于城市的事情。城市的好处是物质资源和能源的高度有序化利用。但是从低碳的观点看，耗能都较高，实行起来，必然存在大量物质和能源上的浪费。
3、后现代的大同梦想：基于信息的乌托邦
信息社会的大同，不仅要具备物质极大丰富和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还要具备个性化这个关键条件。
信息社会从纯技术角度看，突出特征在于实现了能量向信息的转换。从熵的观点看，如果说能量化(工业化)实现的是熵(不确定的物质对象)向负熵(确定的社会化)的转换，那么信息化实现的则是负熵(确定的社会化)向熵(不确定的个性化)的转换。
凯斯 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的第一章，题目就叫“多人的(偶然的)权力”。个性化使多数草根(而非少数精英)获得了源自不确定性的权力。
实现这种转换的根本驱动力，就是技术大同，也就是技术融合。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一样，具有天然的技术融合倾向，这是与工业化时代的电力、石油等能源类技术相反之处。三网融合就是例证，原来由互联网、电信网和广电网分别承载的信息，现在可以完全实现一体化。将来信息无处不在后，所有商务，都会融合为同一个电子商务，不搞电子商务，就无商可务。
融合为什么会与个性化产生内在关联?因为融合引致资本专用性的生产方式，被大规模协同分享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由于以融合的方式分享网络资源，人们不必像小农一样，为每一个独特的设计，每一个单独的口味，进行分别的资本投入。这就使差异化、个性化从空想变为现实。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出现，使麦克卢汉关于人类“再部落化”的大同梦想得以实现。
深入思考，信息的价值何在?人们往往重视信号(有序信息、负熵信息)，而忽视噪音(高熵信息)，信号固然很有价值，但比信号更有价值的是噪音。因为噪音即个性化的“信号”，它不像信号那样整齐有序，但可以传递出各个节点上多样化的个别信息。物联网时代，人们不再只围绕CBD转。工业化时代，确定性最具价值；信息化时代，不确定性最具价值。这就是能源与信息转换背后的价值观变化。
在能源耗尽前，人类的分工活动还会不断深化，集中控制的冲动仍不时涌起，社会有序化程度还会不断提高。但与之相反的力量正在出现。随着技术大同趋势出现，人类的融合活动开始兴起，WEB2.0化不可阻挡，社会个性化程度和简单化程度开始提高。在信息大同中，分工与集中只是降低成本，融合与分散才更创造价值。后者将成为主导的方面。
技术大同，人类将进入化繁为简、大道至简的时代。
二、技术大同，存在于今天的明天
只有相同的知识，没有一样的智慧。
朱厚泽生前曾对我说过，知识经济，不如智慧经济的提法更加准确。
知识与智慧的最大不同在于，知识是死的，只适合相同的情况；智慧却是活的，一定是此在的，是面向此时、此地、此人且具有价值的。在技术驱动下，智慧正在成为现实。
如今，网络技术正出现融合势头。随着当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物联网将融为一体，人与物将融为一体。我们将在从信息时代迈向智慧时代，人类不再受到过量信息的纷扰；相反，有智能化的技术帮我们处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直接得到最有价值的结果，可以享受更多的信息成果。
物联网不同于网格的地方在于，网格不是个性化的，而物联网包括定位技术是面向此时、此地的，是可以针对个别情况的，这为知识经济升级为智慧经济创造了条件。
人类在30多万年以前，就开始了进化的历程。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依靠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根茎等生存，过着饿则捕食、采食，饱则弃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动、植物的季节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类的生活是没有保证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和创造欲望使人类在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农业文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生产的国家之一。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通过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亚、印度、中国北部与中部山区、东非山区、墨西哥、秘鲁等是几个基本的、独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农业。”[1]1954年，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经测定为7000年以前的遗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猪骨，88个灰坑贮存着粮食，有的窖底腐朽粮食厚达2米，经测定，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遗物。近年来，我国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址。这些都充分证明，中国是最早出现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不仅为中华民族的进化繁衍、发展强大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国农业社会孕育了中国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国古代教育活动是从农业教育开始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类通过耕作、畜牧进入原始农业状态。农业一旦开始，人类就需要将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推广。这就开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原始人群“为了供劳动更有成效，必须制造劳动工具。他们的劳动工具虽然简单粗糙，经验虽极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经验和方法传授给年青的成员，使他们知道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动的记载，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写到“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记叙，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原始人类传播农耕技术的教育活动。
原始教育活动是不可能与生产劳动互相分离而独自存在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动，因此有了教育场所。古籍中记载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动的原始场所有两种。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证为平坦、宽阔的场地，用来堆积捕获物与农耕作物和聚会的地方，被认为是五帝时代的教育场所。二是“庠”，被认为是虞舜时代的学校，“庠”也是储存谷物之处。《礼记•明堂位》中这样阐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动还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动，都是和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许多考古发现都说明中国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
二、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农思想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们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统治者依靠农业维护稳定，农业在古代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农业作为国家之本，中国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农恪印。在许多史籍中，都有重农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确提出“农本”观念，李悝在魏国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禁技巧”，即发展农耕，约束手工业。墨子在他的论述中强调农业生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聊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为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汉代思想家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论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些重农言论的传播是古代思想家们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言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民众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来说，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允许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同时在役期上规定农民的最高役期，让农民有更多的耕作时间。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万，比唐初增加数倍，开垦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粮食充盈，这些都是唐朝统治者推行重农政策和农民接受重农思想说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活动的成果。
中国农业文明也使得中国古代教育把是否知农、会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在《论语•微子》中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记录，说的是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农，问其看到老师没有。老农说，既不劳动，又不知道劳动知识，哪里配得上称为老师。可见“四体”勤，“五谷”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才标准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两江总督8岁时能读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亲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视对子女、亲眷的劳动教育。他教育两个儿子每天都要劳作，“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并且以同样的要求对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织布，什么时候种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织做的。教育自己的子侄们:“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中国历代史籍的许多记载都反映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标准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社会蕴育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点
农业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繁殖与生产，以此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古代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吕氏春秋》“审时篇”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把天时地利的自然变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3]古代人们敬畏自然、顺从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国农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点导致了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涵，使中国古代教育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说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实体存在，天是说指自然及其客观运动，人着重强调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观世界。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论述，《尚书》有“惟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以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阐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田子方》)。“大地与我并生，而大地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典籍中又常有人与物相融的意境描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摆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大自然的变化影响人的情感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是与西方文明对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们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等，他们都在教育活动中，著书立说，演讲说辩，传播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赋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调了人性与万物的融合思想，也强调了认识自我与认识自然的统一。总之，中国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内容是丰富精深的，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中国农业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古代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民族生产生活的范围极小。正如钱穆指出的，农耕民族“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4]由于农业生产的空间局限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限制，以及农耕发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传的心理特征，使中国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为社会实施各种教育活动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单位，使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们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在封建社会，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长，他们负责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家庭的准则。宋王弘官至尚书并进位太保，他知道自己应是人们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法，以致写书信均有一定格式，这是他的家庭准则。后人都仿效他，称为王太保家法。齐中书令王延之家教很严，见子弟要先规定时间。他的儿子伦之也用这个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长作为榜样注意严肃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诲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规训，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许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写下了大量的“家训”、“家教”类著作，以教育子孙，警戒后代。现存最早的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流传最广，被称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是影响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观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响，他自己的家书又对中国近代、现代乃至当代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钱穆对推崇备至，认为是影响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典，他称为“一大教育家”。李鸿章常以“敬恕”二字诫其弟子。冯天祥也以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的岳父杨昌济抄录过的家书和日记，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学生。还在延安时期建议党员干部们都要读读家书。
中国历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家庭教育观念虽然有不少带有封建社会的糟粕内容，但它们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视营建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家庭结构的稳固，其中有许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对慈、善、孝、贞、悌等家庭伦理要求，对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研究性学习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它是相对于接受性学习而言的。
学校教育以学生发展为本，基本目标是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培养具有主动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的、能适应未来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新人。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着眼点是改变学习方式，即改变那种偏重机械记忆、浅层理解和简单应用，仅仅立足于被动接受教师的知识传输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在开展有效接受学习的同时，形成一种对知识进行主动探求，并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主动积极的学习方式。研究性学习的评价关注的不是研究成果、学术水平，而是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强调学会收集、分析、归纳、整理资料，学会处理反馈信息，更加注重研究过程。
二、研究性学习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
从教育发展的历史看，学习方式实质上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要求的体现。教育作为一种文化传递工具，它的内容和形式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教育传递着不同的内容，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同时也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
1.农业社会：与小农经济相应的是保存和延续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习俗；统治阶级的教育则是传递统治阶级的价值文化观，培养少数统治人才，采用单向传递的死灌式教法，学习方式为“接受学习”，因规模小称“个别教学”。
2.工业社会：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相应的是“集体教学”（班级授课制，类似于工厂的批量生产，效率高），试图把科学知识教给每个人。仍以接受学习方式为主，但学生需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并掌握学习内容，即“有意义地接受学习”。科技文化的普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3.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社会，后工业化社会）：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在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这个“后工业社会”将会给教育提出什么要求？21世纪的人们该怎样更多、更好地学习知识，或者说是掌握信息呢？目前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高效地学习”。这条思路的基本设想是：运用先进的学习方法，可以充分开发人的学习潜能，学习方式的革命将成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提高人的学习速度。因此，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应该特别重视学习方法的学习，包括各种快速阅读法、记忆法、思维技巧及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前一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学习的革命》一书，可作为这种观念的代表。另一种思路是“研究性学习”。这条思路的基本观点是：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意识是信息时代学校教育的核心，而创造能力培养的关键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因此，应该提倡研究性学习，即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让学生通过主动的探索、发现和体验，学会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从而提高思考力和创造力。
三、高效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理念不同
上述两种思路对信息时代的学习方式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它们都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现实的不满，并试图改变普遍存在的不适应时展需要的低效率、被动性的学习状况。但从两种学习方式所蕴涵的教育理念及其教学实践来看，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所谓高效学习，十分重视学习方法的学习，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学习效率，强调“授之以渔”，但实际上并不关心打到的是什么“鱼”。高效学习所追求的，首先是掌握知识的量而不是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时代注重单位时间效率的观念。与高效学习相比，研究性学习更关心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研究性学习也讲求方法，但它较少强调学习知识的技能和方法，而更关注培养思维能力，特别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和途径。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是否掌握某个具体的知识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对所学知识有所选择、判断、解释、运用，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换句话说，研究性学习的过程本身也就是它所追求的结果。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学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概念学习，通过概念来了解事物的性质；二是规则的学习，懂得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三是问题解决的学习，即运用概念和规则来解决实际问题。高效学习着眼于前两个层面；研究性学习则主要是第三层次的学习，其目的是发展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它与一般的知识、技能学习的根本区别。
四、高效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不是对立的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小应该定位于“立足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而应该与城市基础教育的目标一样，定位于为整个国家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
随着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教育也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所有的农村教育问题中，农村教育的目标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广大农民及其子弟的命运，也决定了农村经济、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我国当前农村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立足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其中有一些研究者还批判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存在，目标的单一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结果导致未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是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首先，农村教育不等于农村基础教育，不能将两者的目标混同。农村教育中除了包括农村基础教育以外，还包括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高等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等几个部分。农村基础教育的对象是农村未成年人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高等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却主要是成年人，将后者的目标定位于为农村培养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将前者的目标也定位于此却是很不适合的农村义务教育在包括农村的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农村一些地方也逐渐普及，因此现在可以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也正在逐步走向普及化，接受基础教育将成为每个农民子弟的权利和义务。而普及化的农村基础教育就应该为农村学生提供普通教育，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生源，农村基础教育隶属于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它与城市基础教育一样，都具有基础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基础性$即要满足每个适龄青少年的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2)。二是普及性$即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不论处于社会哪个阶层#群体的适龄青少年，都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三是全面性，即培养每个适龄青少年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全面发展%因此$所谓农村基础教育目标的!城市化倾向只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问题。我国基础教育培养目标总的只有一条，即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农村基础教育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我国正处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农村基础教育应该适应这一时展的潮流与需要、农村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口素质等方面与城市文明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城乡融合并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表现，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诚如世界银行在《2002年的中国》中所指出的：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我国农村城市化必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7%第二产业即工业占50%，第三产业占33%。而在未来20至50年内，第一产业将急剧萎缩，农业的比重可能降到5%以下，工业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将会超过50%，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第三产业即金融#服务等行业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三产业!城乡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农村人口将降到20%左右(3)。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服务!也就是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而不是漠视甚至阻挡这一进程，可以设想!在广大农民主要从事现代第三产业而不是传统农业生产劳动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像老子、嫂子那样去、种田、养猪了!而代之以现代化的规模农业%饲养业"我敢肯定，那时候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在种田与养猪但是却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子和嫂子。
第三，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有让其子女读大学的愿望，而广大农民子弟也都有自己的大学梦，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多年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代表着先进、富裕，而农村则代表着落后、贫穷，城市与农村分别处于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多年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一直享受着稳定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等待遇、政策。而农村居民则完全没有这些保障。因此改变农民身份成为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样生活，一直是许多农村人的梦想。然而，农村人要想成为城里人却十分困难。虽然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生活在城市里。但由于其农村户口性质的限制，很难甚至根本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社会福利、医疗、养老、保险等。也就是说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就目前而言，高考仍是广大农民子弟改变其农民身份的相对较为容易的一条通道。然而，就是这为数极少的通道也要被某些将农村基础教育目标错误定位的人所堵塞。
这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是很大的不公，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社会的平衡与稳定，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必须保证正常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包括横向的流动和纵向的流动；横向的流动指的是地域流动，而纵向的流动指的是社会升迁性流动。而这两者又紧密相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仅是一种横向的地域之间的流动，而且是一种纵向的社会升迁性流动。农村学生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农村户口性质，才有可能利用自己绝不逊于城市学生的天赋、努力，走向社会的上层。这种社会流动是极有价值的，它有力地保证了所有人在公平的机会下竞争，保证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合理、有效的配置和使用。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学生的高考入学率本来就远低于城市，农村的学生要付出城市学生数倍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现在我们却将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于、面向农村。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不是要更加减少乃至剥夺他们走向城市，走向社会上层的机会吗？为什么我们在期望农村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农村!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时候!不要求城市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面向城市%工厂或企业!经常参加社区服务和实践!掌握工业生产知识和技术，为什么我们在大力批判农村的所谓应试教育的时候!却无视城市学校经常补课，让学生掌握大量科学文化知识以备高考的现实。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现实面前，把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农村，只会继续加剧城乡二元对立，也只会使农民处于更加不利的社会地位。我不知道!那些要求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农村的、而又出生于农村并且接受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决策者、倡导者和研究者们是否想过，如果按照你们的目标定位，你们今天还有机会在此谈论这一问题吗。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
首先，我们在规定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时，应该立足于农村社会的现实与发展需要"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村是处于前进、发展中的农村是正在逐步走向城市化的农村。如果仅仅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农村来要求农村基础教育，那么就可能使农村基础教育永远落后于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这非但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反倒有可能成为农村社会进步、发展的障碍"其次!我们在规定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需要。目前农民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最大需要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而不是掌握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与自己一起呆在农村种田。这是农民最现实、最朴素的需要，也是非常合理的需要"农村的孩子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就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享受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今天!我们有什么资格阻碍或者禁止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孩子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扶持农村基础教育!应该为农村的孩子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并且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而不应该把他们局限于农村，最后，依照以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应该与城市基础教育一样，都应该着眼于基础性、普及性和全面性!即为每个适龄青少年准备进一步发展的知识、能力和精神基础，使其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在此，农村与城市只是区域性、地域性的划分!它们决不意味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刘尧，积极关注，农村教育目标错位问题[M]人民政协报，2002，10，10.
韩震：课程之所以要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全面和实质性的变化，这必然引出思想、意识文化和行为方式方面的改变。总体说来，社会的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更高了，原来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首先，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知识形态发生了改变。随着工业社会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知识进化的逻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知识以整体性思维为主，工业社会的知识以分析性思维为主，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逻辑则是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重建整体性思维，以整体性思维引导分析性思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发展给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因如此，课程改革强调分科课程应该注重综合性视野，强调以整体思维为导向的学习理念，而综合性课程则是对这个要求作出的更加彻底的呼应。历史与社会把强调时间逻辑的历史与以空间逻辑为主的地理综合起来，这是在分析思维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思维的重建。
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国已经深度地走向世界，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其中最根本的潮流就是信息技术所改变的生产方式，从以机器为主要生产资本的社会转变到以高科技为主要资本的知识经济社会，从以流水线制约的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转变到以灵活生产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的知识往往是整体性的，而在大工业时期，每个人的工作可能只是涉及生产线分工之中的一个环节，因为大工业需要标准化和按照工序分工。可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大批量的生产似乎又成为过去，人们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追求个性和创新，因此有差异的思想和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鉴于此，后工业的知识越来越期冀有个性的整体性的知识或综合视野。鉴于此，历史与社会打破严格的学科视角，也就为多样性探索开辟了道路。
第三，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带来另一个改变，即我们越来越走向未来导向。未来导向的社会是不断寻求各种可能性的社会，自主自由的探索就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源泉。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化，以村落社会和单位社会为特征的熟人社会正逐渐变成以所有人权利平等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人才不只是对社会传统的简单认同，而是在遵守基本社会公德基础上有个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实际上，综合课程更容易培养学生的自由探索精神，也有利于培育学生完整的心灵和人格。历史与社会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空间与生活联系起来，有助于人的历史感的建立和自由全面的发展。
第四，在一个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新的需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国外有些学者也把当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满足需要的方法引出新的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出更多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我们最需要的精英人才不再是在流水线上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序的人，而是能够根据情况灵活解决问题的人。这样的人，必须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习惯于探究性学习，可以灵活地重组自己学到的所有知识的人。所有的实际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的，而是综合性的，只能通过多学科的协调组合、灵活运用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综合课程的历史与社会有利于让学生面对实际的实证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分科教学的教师也应该有综合的视野。
第五，在农业社会，人们需要的知识有限，知识的更新也比较慢；在工业社会，工序分工清晰、明确，人们只要掌握有限的知识和技能就能够胜任工作。但是，在知识经济或信息时代，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也越来越快，职业结构变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断变换职业将成为常态。只学习某些有限的知识，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变化。现在，对基础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尽可能多地灌输，而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兴趣和方法。只在已有的知识领域内徘徊，很难适应社会的要求；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改变学习领域，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社会的发展、时代性的问题，需要一个综合的视野，重整被分割的知识视野就是历史与社会的任务之一。
记者：您讲这么多，都是说明综合性课程的积极价值。难道综合课程就没有弱点或不足之处?
韩震：当然有。一切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嘛!与分科课程，如历史、地理相比，历史与社会在学科结构的连贯性方面显然有不足之处。不过，历史与社会虽然少了学科的连贯性，但却获得了社会生活的连贯性；少了学科的逻辑，却多了生活的逻辑。问题在于，基础教育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只有探索出启迪式教学、研究性学习和建立综合视野的规律，才能培育未来社会的人才，从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综合课程的开发，就是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培养能够应对21世纪新挑战的创新型人才而进行的一次教育创新和变革。
记者：作为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韩震：作为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减负明显。由于综合看待历史、地理和社会，省去许多学科的铺垫和交叉的内容，这就大大减少了原有课程的分量，连课时都省出不少。
再者，与分科教学相比，历史与社会在育人理念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突破。综合课程的目的，就是基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人类生活的新问题，变革教育内容和方法，改变教育形态与模式，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积极主动的建设者。一句话，历史与社会更有利于按照现代社会要求，培育新型的学习者。
――既然现实中的所有实际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那么以综合为导向的历史与社会有利于培养有行动能力的学习者。学习知识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实践能力。综合课程把许多实际问题直接显示出来，这样的学习是面向行动者的，使学生习惯于把知识转化为改变世界和生活的工具。对作为行动者的学生而言，智力学习应该是与社会需要和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因此，他们可以使在一种环境下学习的知识在另外一种环境中激活，灵活利用已经学习的知识去发现新的知识。
――既然我们主张创设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氛围，那么把历史、地理和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与社会有利于培养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主动的学习者是具有综合思维能力的人，能够发现似乎并不相关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利用一切知识来理解世界和生活。这样的学习者有着自身的理想目标，学习动力非常强烈而且自主。这样的学生，才能成为建设未来学习型社会的合格成员。
――既然面向真实问题需要开放的视野和视角，那么视角开放的历史与社会，有利于培养有创新能力的学习者。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明显、最强有力的动力和形式。生产率的提高，更多的不再是技能的娴熟，而是新产品、新材料、新功能的发现和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能力甚至都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多视角综合化的学习文本显然有独特的价值。
――既然把现实问题而不是学科判断作为出发点，那么鼓励学生按照生活逻辑探究学习的历史与社会课程有利于培养终身学习的学习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学习是终身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行动力。把历史与现实、国外与国内、空间与生活整合起来看的历史与社会就是将学生引入学习即生活的进程之中。
记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综合课程在实施时要面对更困难的问题、更复杂的背景条件。
韩震：综合课程的实施确实要比分科教学更复杂、更难开展，对教师而言，教单科显然比综合课程容易。这主要是因为教师教育是分科的，而综合课程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且要把这些知识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生活的综合逻辑显然是受学生欢迎的。因此，强烈希望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更多地关心综合课程的实施，鼓励和支持综合课程的推广，激励教师积极投身综合课程的改革。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教育问题是影响农村发展及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近年来，政府对农村教育一再加大投入，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农村教师的待遇也有所提高。但是从多方调查来看，农村青少年辍学率却居高不下，在一些学校初中辍学率达到50%以上，很多青少年在十四五岁就离开学校，这不仅造成了农村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农村青少年辍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转型期的农村教育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显得意义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对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研究比较多，总的来看，学界对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村教育制度层面分析，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长期以来价值选择上存在着“离农”和“为农”的悖论:一方面，农村教育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的发展储备人才;另一方面，又强调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教育的要求，这样的悖论使我国农村教育在发展方向的选择上陷入了困境［1］。邓琴和覃永县认为，现在的农村教育遭遇“话语权的缺失、知识的尴尬”等问题，农村教育话语权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形成知识尴尬、文化退守的局面［2］。有的学者认为，农村教育面临着与城市教育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必然要求农村教育在发展模式和发展定位上与城市教育有所区别［3］。曹晶认为，在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农村教育由于受到再分配和市场两种机制的双重边缘化，而使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在城乡之间明显失衡，农村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减弱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在农村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兴起［4］。第二，农村青少年辍学原因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农村青少年辍学的深层根源在于农村的社会文化因素，农村生产力落后，生产和生活不需要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获得理论的指导及专门培训的技能，仅凭上辈人传授下来的经验完全足矣;农村人口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大家都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生活，生活条件和境遇相差不大，教育改变生活的示范和刺激效应难以显现，农村的社会文化氛围决定了教育处于次要地位［5］。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原因是辍学的原因之一，在一些地方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约占辍学人数的71%。所学知识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学生厌学也是导致农村学生辍学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之一［6］。此外，农村青少年辍学行为也受朋辈群体的影响［7］。有的学者从布迪厄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村青少年辍学行为是由于农村习惯所引起的一种策略行为，青少年辍学行为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结果［8］。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了河北省中东部的一个乡村———常村为个案，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来收集与分析资料。所谓质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者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采用多种方法收集与分析资料，如开放式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9］。之所以选择常村为研究地点，在于近几年常村青少年辍学的典型性。近几年来，常村的辍学率居高不下，甚至有上升趋势，很多青少年初中未毕业就辍学打工了，年轻人在20岁左右就结婚，家长对这种状态也非常满意，他们对子女期望就是能够早点打工挣钱，然后就结婚成家，对于上学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常村18－25岁的年轻人有15人，这些人中只有3人是高中及以上学历，1人是初中毕业以后外出打工的，其余11人中，9人是初中阶段辍学的，剩余2人小学阶段就辍学了。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共有15人，只有1人正在读高中，6人正在读初中，其他都已经辍学。调查对象由几部分组成，包括辍学青少年4人，青少年家长8人，正在读书的青少年3人，还有初中教师1人，镇中学管理者1人。
三、农村青少年辍学问题的分析
(一)农村教育的环境背景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2003年以来，中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战略方针，大大加快了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国务院从政策上、投入上和制度建设上，着力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实现了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日益完善。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农村教育更是加大投入，2007年至2008年，我们用于全国农村中小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资金共达268亿元。与此同时，政府在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一些举措:一是在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推出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4年累计招收免费师范生4．6万人，首届1万余名毕业生全部落实到中小学任教，90%以上到中西部中小学任教。二是启动实施了“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5．5亿元，培训中小学教师115万人，其中农村教师占95．6%。三是实施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的“特岗计划”，2006年以来招聘近30万名特岗教师，赴中西部22个省区3万多所农村学校任教，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的留任比例连续两年达到87%。四是在义务教育学校率先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据调查，绩效工资实施后，农村教师工资增长34%，明显高于城镇教师工资增速［10］。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常村青少年就读的中小学办学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访谈中，很多学生家长也谈到“现在学生上初中可比过去好多了，现在盖的都是新教室，教室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2000年之前，那时条件就太差了，教室都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冬天冷，透风，也不点炉子(没有取暖设施)”。在调查中，常村居民中有一位是在本乡镇中学任校长，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访谈，他说:“现在国家对农村教育很重视，学校的办学经费很充足，咱们中学也都有了微机室，教师上网、查资料很方便，教学设施比过去强多了。可不像过去，教育经费紧张。”在访谈中，这位中学校长也谈到农村青少年辍学的现状:“现在农村办学条件提高了，可是初中学生辍学的依然很多，甚至比90年代还多。现在很多学生都不愿意上学，家长也不赞成孩子上高中。在初中一部分学生智商也挺高，如果努力上个高中应该能考上，家长不支持，周围不上(辍学)的也很多，看到同学一个个不上了，外出打工了，或学手艺去了，这些学生也浮躁了，往往咱们中学初一有4个班，到初三就剩2个班了，甚至有时就剩1个班了。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很无奈，劝也白劝，就这环境。跟城市完全不一样。”农村教育硬件设施相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师资水平有了提高，从教育制度的支持来看，农村青少年辍学率居高不下，显然与农村教育的校舍条件等关联性不大。
(二)农村生活的现实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这不仅表现为经济活动的不同，而且表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等一系列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虽然已经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剥离出来，有部分农民已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但就中国广大农民而言，其传统的基本特征并未彻底改变，他们中绝大部分还是一个传统群体，是现代性的旁观者，仍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征［11］。以常村为例，目前的常村村民的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均耕地面积为2亩左右，村内没有任何村办企业或工厂，除种植玉米、小麦外，常村的另一部分经济来源靠打工。由于靠邻县县城只有3公里左右，很大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在农闲时节去附近县城打工或跟村里的建筑队去盖房子做小工，目前他们做小工一天的收入为50元左右。常村地处华北平原，离北京、天津比较近，也一部分青少年辍学后去这些地方打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及国家一些惠农政策的实行，常村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不仅通了公路，而且早在2001年就接上了自来水。农业收入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常村人均年收入也在5000元左右。经济、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常村人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常村村民的婚姻习惯。在常村，很多青年人在20周岁左右就结婚了，甚至一些男性青年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对于常村有男孩的家庭来说，对于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盖房子、娶媳妇”。很多男孩在上到初中之后，家里就在开始考虑为他盖房子的事。如果孩子提出辍学，他们一般不会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大了，有劳动能力了，可以出去打工了，能挣一部分钱正好积攒下来，为盖房子用。等到18岁以后就开始张罗给孩子介绍对象，差不多就结婚。等到孩子结婚、成家，父母的心愿也就完成了。对于家里的女孩，家长更不赞成读好多年的书，读到初中，然后就可以外出务工了，挣点钱补贴家用，等到20岁左右就结婚嫁人了。在这样的生活轨迹与文化氛围里，青少年辍学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的生活轨迹，青少年家长是认同的，也是他们所希望的。这样的生活也是他们期待的一种现实的生活。对于读大学、留在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常村所在的农村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还是处在农业生产为主，以不发达的工业生产形式为辅的阶段，从事生产的科技含量比较低。这与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形式、组织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还相去甚远。在这种经济活动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在没有太高学历和教育背景的情况下，也只能靠以体力为主的打零工、做建筑工等形式谋得生存条件。与相对简单的农业生产相适应，常村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理念也处于传统社会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非常小，不仅在物质活动领域，而且在精神活动领域，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对乡规民约有一种不假思索的认同。人们沿着传统的轨迹生活，没有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具有的追求“个体的价值、理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与人的追求也有一种“传染性”，在家长的灌输及乡村风俗的熏陶下，青少年的理想就是“长大挣钱、盖房子、结婚、过日子”。沿着传统的轨迹生活，没有太多的求学欲望，等到上到初中有劳动能力以后，就想着离开学校，去打工或学点手艺，挣钱然后在家里的帮助下盖房子、结婚等。
(三)农村教育功能的困境
教育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上学的目的就是实现向上的流动。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下，农村人求学的目的就是实现农村村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与地位的转变。多年来农村教育在实现农村人的身份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不仅普通高校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就业问题，甚至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也存在一定的就业制约，一些专科学校、职业学校的就业更是雪上加霜。在高校扩招的状态下，就读大学的学费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在这种状况下，农村村民的想法是现实的，他们认为子女上大学，然后实现向城市居民转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甚至认为子女即使上了大学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可能会使他们的投资血本无归。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们是不赞成子女读多少书的。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在乡土社会中，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12］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时期，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理性化与人的现代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是由政府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有一种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特征，在这种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多地方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大城市，我们在某些地方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我们的文化、观念、行为习惯、生产力水平、经济活动方式离现代性的社会还很遥远。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教育的知识体系等是按照一种现代化的知识体系来进行传授的，因此对广大的农村社会来说，有一种“嵌入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传授的基础知识尚且在农村社会用得上，但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之后，我们的知识体系和农村现在的生活现实差距很大。一个社会个体在经由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后，完全具备现代社会的理念、知识体系，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社会个体一些想法在农村可能不符合当地的理念，有的可能还会被当地农民“排斥”。在这种状况下，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如果在城市不能找到就业空间或者收入很少的话，农村人就会认为读大学“没什么用”。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读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留在城市，如果没留下，回到农村，这些知识是没什么用武之地的。在当地农村，青少年没有太高的学历也能靠打零工等谋生，而且用他们的眼光看，生活得还“不错”。这使得我们的教育在农村遭遇功能的“困境”。
四、结论与思考
农业“七大体系”基本架构
农业“七大体系”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设计。通过构筑宏观层次的“七大体系”，明确“体系”的发展和建设方向；通过组织中观层次的26个工程，形成支撑体系的骨干；通过选建一批微观的建设项目，明确工程的建设内容，形成“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总体架构。
跨越，从源头开始
从2003年7月开始到去年底，农业“七大体系”建设的规划工作一直在紧张而又缜密地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农业“七大体系”建设是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战略举措。在农业部制定出台的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中，种养业良种体系从一开始就被排在各大体系之首，始终处于基础和先导的位置，格外引人注目。
提起农业良种，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种子革命所引发的农作物产量的“核裂变”。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统计分析，近十年来，良种在全球单产提高的作用率占25%以上（美国已占40%）。专家预言：“种子将成为今后国际农业竞争乃至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种子战将取代产品战”，“谁掌握了种子谁就掌握了世界”。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把种子改良和良种推广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予以实施。
种子是生命之源，种子是农业之本，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特殊的、有生命力的、不可缺少和替代的生产资料。把良种体系作为“七大体系”的基础和先导工程进行规划，实际上是农业部党组“源头兴农”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可以断言，任何时候，如果没有种养业良种发展的新突破，就绝对不可能有整个农业发展的新跨越。
经济学上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昨天的经济安排会影响到今天的经济制度选择。这次农业部制定的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规划，毫无疑问受到了历史的启发，但采访调查之后，记者发现，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更多地统一到了如何应对新的形势挑战上来。
据权威测算，全球农作物种子市场总价值量约500亿美元，目前的贸易额为300亿美元。我国农作物种子常年用量在125亿公斤左右，市场潜在价值超过800亿元人民币，而目前我们的商业供应能力只有45亿公斤左右，贸易额仅约250亿元。正是看到国内巨大的良种市场潜力，世界大型良种企业纷纷抢滩我国良种市场。问题的严重程度远不止于此。种子在农产品贸易中还表现出鲜明的技术性壁垒特征，并把农产品贸易与良种贸易直接挂钩。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能够迅速提高良种竞争力，农业发展的主动权必将授之于人。
无论是站在农产品竞争力提高的角度，还是站在良种这一特殊商品自身经营的角度，《规划》始终都是站在市场的高端“诊脉”。
针对我国良种的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机制不活，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的要求等问题，《规划》认为，建设新型种养业良种体系要以市场为主导、以科技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政府要给予扶持，并依法进行管理。规划确立至2010年的具体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全国商品良种覆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二是做大做强一批良种企业。种子出口贸易地位由现在的世界排名第16位跻身前10强；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良种市场；四是形成监管、调控和保障有力的体制。
据农业部有关方面透露，这次与《种养业良种规划》同时配套出台的文件还有《种子工程二期建设规划》、《畜禽良种工程二期建设规划》和《渔业良种工程二期建设规划》。并且，由于三大工程建设属于公益性、基础性、创新性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WTO规则，该部已正式建议中央将其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在资金上予以重点扶持。
《规划》还提到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良种的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彻底脱钩的改革。一方面，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公正的现代化执法队伍；另一方面，将尽快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深化种业改革和促进良种发展的若干意见。适时实施种养业良种推广使用的直接补贴制度，尽快完善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制度。在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有关承诺前，利用宝贵的缓冲期，加大对国内重点良种企业的扶持力度。
可以预见，通过种养业良种体系建设规划的实施，我国农作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资源保护利用、引育扩繁、生产经营和推广使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公共支持、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工作必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科技，铸造农业新辉煌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有13亿人口的我国来说，更是无农不稳，缺粮则乱。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至0.08公顷，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压力。
农业最终要靠科技解决问题。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新目标、新任务要求农业科技提供更强大的支撑力。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正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规划》要求，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主体，构建起布局合理、效能统一、运行高效的新型体系，快速地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综合实力。
科技生产力，是基础研究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效力的综合体现。《规划》统筹考虑到了“三力”的建设，显示出科学全面、客观务实和可行实效的特性。
创新，是灵魂，是动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是主导和支撑整个体系的动力工程，成为了《规划》建设的第一重点。开展该工程建设，就是为了农业科技领域重大原始创新与突破。它以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为重点，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形成与农业产业发展、区域规划和农业科技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创新群体，不断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该建设突出政府投入，同时，积极吸引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按照合理布局、扶优扶强、政府主导和分步实施，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制三个环节为建设内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没有应用于生产实践并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或科技成果，就没有现实的生产力。《规划》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作为整个体系建设的关键工程来部署。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鹊桥工程，一旦对接成功便会产生强大活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建设，正力图解决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不利因素，要在改革与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系统集成及二次创新和加强对农业科技转化应用的支持力度上有所作为。
该建设优先扶持四大粮食作物最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兼顾其他成果组装集成与创新发展。建设包括农业科技成果中试熟化基地、转化促进服务中心和产业化示范基地三方面内容，分别起到解决重大农业科研成果二次创新、开展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及信息服务和培养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事关农业科技能否在广大农村和农户中落地、生根和结果。因此，《规划》将农民科技培训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工程。这是为了落实总理的有关指示精神，培养造就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将科技兴农战略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
虽然，近年通过实施“绿色证书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远程教育等，农民培训成绩斐然。但当前农民科技培训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简陋、手段单一而培训水平低和农民培训面广量大四大问题，亟待加以改进与完善。
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的实施，等于建立起了农民科技培训的长效机制。该工程建设将遵循因地制宜、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和突出重点的原则，构筑起中央、省、县、乡相衔接的农民科技培训网络。其具体建设内容为：一是农民科技培训媒体资源与传播能力建设；二是农民科技培训基地建设；三是农民科技书屋建设。
《规划》总体预计，到2010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将明显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由目前的45%提高到50%。科技将铸造中国农业的新辉煌。
监控，让“动植物”免遭侵害
据有关部门测算，近三年中，我国病虫草鼠害年均发生面积达54亿亩次；多种动物疫病时有发生，而且，近年来，我国农业和林业每年因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570亿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农业部筹划出台了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作为新时期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之一，动植物保护体系将为中国农业打造一道安全绿色屏障。
显然，《动植物保护体系规划》是农业部高层统揽全局，经过了深刻考量之后出台的，而这种考量是有依有据的，这便是我们国家动植物生长环境目前面临着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植物病毒、有害昆虫和螨类、农田杂草、农田鼠类等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作物受害损失巨大。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危害农作物的病虫鼠种类高达1600多种，可造成严重危害的有100多种。我国是世界畜禽业养殖大国，每年仅动物发病死亡造成的直接损失近400亿元，相当于牧业总产值增量的62%。另外，近20年来，全国发现新传入动植物疫病近20多种，水产养殖病害100多种，危险性植物有害生物20多种。我国每年因动植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40亿元。
农业部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分析。
据《规划》的制定参与者介绍，为了抗御农业自然灾害，实际上，我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农业动植物保护工作。到目前初步制定出动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标准系统，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动植物保护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基本控制了重大动植物病虫害的蔓延，畜禽的死亡率分别由建国初期的32%和40%下降到目前的8%和18%以下。
但是，去年的禽流感发出了明明白白的警示：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农业部在《规划》中首先列举了当前动植物保护业存在的“四大症状”：一是管理体制不顺，机构有所削弱；二是防治系统不健全，技术手段落后；三是动植物保护队伍不稳定，知识更新慢；四是法律制度和标准不健全。
农业部有关部门指出，必须尽快健全我国的动植物保护体系。
在《规划》出台之前还处在运作中的时候，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一次有关农村防非典、动物防疫工作的调研中就指出：“投入机制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建设投入，一个是财政投入。农业部尤其是畜牧局要好好研究到底哪些是最关键、最紧迫的，我们应该上的，对全局、全国起作用的。”同时，他还指出：“在加强卫生体系建设的同时，动物防疫体系也要挂上号、排上队……建设要争取标准高、起点高。”而2003年国务院16号文也指出，加强动物防疫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安排。
可见，国务院对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一直是非常重视、非常支持的。正是在上述精神之下，没多久之前，《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在农业部常务会上破壳而出。
《规划》设计的动植物保护体系建设，涉及工程技术、组织管理、社会服务、机制变革和技术创新等内容，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主要内容便是实施植物保护、动物保护和水生动植物保护三大工程。三大工程犹如三条腿，相辅相成地构建起整个动植物保护体系的基本架构。
种植业是农业的“本业”，植物保护也就成为农业领域中最重要的防灾减灾体系之一。在未来几年，《规划》植保二期工程安排了5个项目：重大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优势农产品有害生物非疫区建设、农药与农械安全监管、有害生物治理综合示范和技术创新与支撑。同样，《规划》也详细地“给出”了接下来的几年中，动物保护工程建设和水生动植物保护的主要内容。看得出，这是一个全方位建设的大工程、实工程。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是要下决心结结实实地构筑起中国农业的安全网络。《规划》绘就的是一幅乐观的宏图，务实而让人振奋。
质量，塑造农业健康之躯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当前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和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也是农业发展新阶段，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农业部在新近推出的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中，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作为要件之一，成为新时期农业发展综合支撑力的重点建设内容。有分析认为，该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上，已经有了更为成熟和全面的战略安排，在保障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人们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国青年报》报道，根据一项调查，有82%的中国民众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调查还发现，有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在生活中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据统计，仅2000年全国累计发生150余起报告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中毒6237人，死亡135人。研究证实，人类常见的癌症、畸形、抗药性及某些中毒现象都与食物中的有害残留有关。事实上，不安全农产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远不止健康问题。2003年的“非典”事件、去年的“禽流感”事件、安徽阜阳的“假奶粉”事件等等食物中毒事件的相继出现，造成的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一些农产品质量达不到一些国家的要求，直接影响了出口贸易。据估计，仅2004年，由于国外的“绿色壁垒”造成农产品出口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在100多亿美元。而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引起的隐性损失则更加难以估计。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是中国农业直面现实的必然选择。农业部下大力气制定此《规划》就是要使其成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手段，这也是实现农业“三增”的关键举措，更是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经过近些年的努力，尤其是2001年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以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有了显著进展，但问题也比较突出。
让人欣喜的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出台同时，还制定了《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规划》和《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对2004年至2010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作了具体部署。两大工程支撑起体系，从而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农业部领导形象地比喻：两大工程就是要扼住生产和流通的“咽喉”，铸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链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全程控制的理念看，该体系建设应当坚持源头管理、过程控制、市场准入相结合的思路，抓住关键的影响因子和制约环节不放松，逐一加以规范、规定和细化。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的制定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按照“巩固、健全、提升”的方针，明确提出，以抓源头管理，推动过程控制能力的建设；以体系建设，推动行政执法能力的加强；以试点示范，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措施的全面落实；以例行监测，推动稳定的制度化建设；以进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推动整体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还提出了九大保障措施使其更加完善。
面对挑战，《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规划》给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到2010年，我国基本形成与国际水平对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基本做到基础支撑有力，保障措施配套，全程监管规范，应对国际竞争成效显著。可以想象，当《规划》目标实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国人的健康状况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更是我们民族自信心和声誉的大跨越！
信息，让农民联接大市场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信息和市场基础之上的。这是我们在农业工作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判断。农业部在农业“七大体系”中提出了要在全国建立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战略构想，显然，此举将进一步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
按照《规划》，国家将全面实施“金农”工程和农业遥感监测工程。以农业信息采集传输、储存开发、服务为重点，建立部、省两级农业数据中心，开发整合信息资源，完善信息服务网络，选建遥感监测地面样方县，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升级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新型流通方式，建设和完善农产品营销促销服务平台。
从目前的农业、农村形势看来，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确实是极为必要的，体现出的是一种远见卓识，是新的改革思维使然。
2004年10月17日，《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在杜青林部长主持召开的农业部常务会议上，经审议后获原则性通过。至此，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被正式列入了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措施之一。大思维终于“催生”大体系。
现在，农业部正在做的，就是试图从体制上加以创新。根据国家“政府先行，带动整个信息化发展”的信息化发展战略要求，农业部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出发，结合自身管理职能，在认真总结推进农业信息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金农”工程建设为突破口，通过加强农业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的工作构想。这种构想是有针对性的。
自从商业社会的理论奠基者亚当·斯密阐述了“市场”的种种好处之后，市场便风靡开来，到今天，它已经被大部分国家当作调控经济的最主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这一“国际手段”是依靠“农业国内支持”来实现的。而且这应该也是“国际惯例”。
按照农业部的规划，近期，将改造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包括中央扶持的30个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和质量监测设施。同时，建立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推进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和新型流通方式。该规划强调，要加强农产品公共营销促销服务系统的基础设施和组织建设，开展国内外农产品营销促销服务。农业部出台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的相关规划，正是说明农业部把它看作“份内”的事儿，从政府这一块儿再切切实实地“加把劲儿”。
农产品市场是农业信息的重要来源和传播渠道，信息化是农产品市场改造升级的重要内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种相互关联的密切关系，才使得农业信息与农产品市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有效的农业支持大体系。而且，从制度绩效来看，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规划》包容了近期、中期和长远这三类政策目标。
杜青林部长在一次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七大体系”，更多的是着眼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强化，着眼于实现工作由抓点的突破到抓整体提升的转变，着眼于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工作的稳定性。杜部长为体系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花大气力去落实。
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作为公益性、基础性事业，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应当作为政府当前优先、重点支持的事业，推动其快速发展。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农业信息服务和农产品市场流通领域，形成政府主导、扶持下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资格局。实际上，这也是这一《规划》的基调。
据悉，农业部已经在研究建立以《农产品批发市场法》为核心的农产品流通法律法规体系的问题。
迎战，捍卫“生存之本”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空间提出了挑战，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总体性危机。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有赖于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赖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这个长期战略要求出发，农业部制定了《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该规划的出台，预示着一种新的更为全面、科学的农业发展观，必将在全国很快确立起来，并推动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
据农业部《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的1/3，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天然草原大面积退化，渔业水域“荒漠化”日趋明显。农业生物资源破坏和流失加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工业“三废”污染使农业环境整体恶化，农业自身的面源污染也日益突出。
毫无疑问，扭转农业资源退化和破坏的趋势、整治农业环境污染，这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同样更是我国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大紧迫任务。
前不久，杜青林部长在谈到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时曾经指出：“我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更加有力地推进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综观《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的全部内容，应该说它给人的最强烈感受就是处处体现了科学的农业发展观。面对这一规划，有人感慨：长期以来，人们的两眼更多盯住“增长”，对于全面的发展往往有意无意地被人“忽视"，农业部能够花费这么大工夫，专门制定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实属大善之举。该规划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也就是新时期中国农业的“可持续行动”计划，必将对今后的农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早已明示：环境的恶化是文明的丧钟，而敲响这一丧钟的，恰恰是人类自己。造成我国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惜以破坏、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把资源和环境保护排斥于经济发展之外的“短视”行为却难逃其责。
正因为有了眼前利益的驱动，所以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于其它体系的建设，在很多地方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国家在法律法规、组织机构、政策、资金和科技、宣传教育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采取综合性措施，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规划》提出，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农村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有危机感和责任意识，真正把这项工作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为农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来抓，切实加强领导。要逐步建立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使规划的任务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规划》还在健全机构、强化管理，制定政策、加大投入，创新科技、开展合作，宣传教育、公众参与等方面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按照这些“信号”，规划实施期间，从国家、省到重点地区(县)，农业部门将要建立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和监测预警机构，形成职责分明、运转协调、反应迅速的组织保障系统，明确责、权、利，防止职责“缺位”；积极争取扩大国家对退耕还草、农村沼气、渔业转产转业等建设的投入，并将其作为长期的支农项目。借鉴国外经验，利用WTO“绿箱政策”，对农业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等给予必要补贴，逐步完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
面对来自于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挑战，应该说，《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规划》就是我们主动迎战的路线图。捍卫“生存之本”，真诚地希望并坚信规划能带给我们更美的山、更甜的水、更长久更健康的农业发展！
能力，在强化与创新中提升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规划（2004—2010年）》是农业“七大体系”建设规划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这份规划以构建和完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系统体系为蓝图，明确了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基本思路，提出了改革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业行政执法体制、体系建设投入机制等几项具体的保障措施。
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早在1991年，国务院就下发过《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初步形成。近几年，农业执法服务建设也获得很大进展，国家已出台了29部农业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农业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还很薄弱，与农村改革发展需要比，与发达国家水平比，还存在差距。体系本身还存在着定位不准确、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的现象。
实践证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的迫切要求，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以及转变政府的扶持方式。而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建设，形成扶持载体，便于更好地实施“绿箱政策”，是政府支持保护农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增强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提升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水平。可以说，建设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是我国农业在WTO时代的必然选择。
从这种意义上说，《规划》正是承担了这一功能。
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机构改革、部门职能转变不断向前发展。改革与转变的着眼点既有“硬件”也有“软件”，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家农技推广体系在动植物新品种和重大技术推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本形成了以专业为主的事业型推广网络，完善了适合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推广方式。然而，由于服务网络断层、服务功能不全、服务设施落后、经费保障不力、人员素质不高、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致使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功能弱化、服务方式落后、服务水平不高，严重影响了推广机构公益性质的履行。
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国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建立农业科研、开发、推广一体化的新机制，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解决好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和技术扩散“最后一道坎”的问题，努力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生产力。《规划》针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突出了政府在公益性技术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全面建设高效的推广服务网络。前不久召开的农业部党组会议强调，农业部门要提高按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提高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要积极推进依法治农，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着力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张莉，甘肃政法学院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关键词：农村；青年女性；生育观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农村传统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尤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就业，外出务工青年在城市中感受到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他们的生活再也不愿意接受传统乡土礼仪的制约，他们也在开始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农村青年女性作为农村青年的重要部分，在这场变革中，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生育观念方面，农村已婚青年的自主性在增强，她们的生育观也在发生着一些悄悄的改变。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率持续下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这给变迁的中国社会带来很大挑战。农村已婚青年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探讨她们的生育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农村青年由于受城市文化的影响，现代性在增强，但是作为农村青年她们在生育观方面不可避免受到传统观念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双重影响。那么作为中国转型期的已婚农村青年女性她们的生育观有哪些传统性特征？又有哪些现代性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生育观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是支配人的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力，是变革生育行为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及生育间隔等问题[1]。
目前关于生育观研究较多，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农耕文化和宗法文化是影响我国生育观的主要因素[2]。二、从经济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生育观是受经济条件、经济方式影响。三、个体微观因素进行研究。四、关于生育观的转变趋向，一些学者认为，目前人们的生育目的、生育意愿、最子女的质量期望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经由落后的传统生育观转变为现代的生育观[3]。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对生育观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育观。青年群体分为城市青年与农村青年，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生育观存在差异，而农村女性的生育观与男性又有所不同。因此很多研究忽视了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对农村已婚女性的生育观的研究更少。因此关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观的传统性特征
（一）生育目的
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引退与侵入的社会历史阶段，农村青年的生育观也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特点。一方面他们的生育观仍受传统乡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4]。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在生育目的方面具有传统性特征。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缺乏正式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对传统农民起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而在目前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虽然生产力水平、经济收入等都有大规模的提升。但是我国的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尤其是在养老方面，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宗族观念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大多数生育的目的是为了“养老”。一般结婚以后都会顺理成章的生育子女。甚至一些已婚农村女性认为，结婚也是为了要孩子。有孩子才能被称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在生育目的方面，仍具有传统性的特征。
（二）性别偏好
在农村地区，近年来女性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已婚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权、财产分配权方面，显示的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但是从性别秩序的角度看，目前农村地区仍主要延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很多调查显示，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由女性承担家务。受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在农村家庭一般延续着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性别秩序。青年男女婚后的居住模式一般也是“从夫居”，在这种性别模式从，农村居民认为，女孩早晚是“人家的人”。而男孩不管以后是否孝顺，都是自己家的人，延续的是自己家的香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在生育中大部分都有男孩性别偏好。希望生育的子女中要有男孩。否则被别人称为“绝后”，没有面子。
三、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观的现代性特征
（一）子女数量上减少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主要靠人力进行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多子多福”成为传统社会的生育观念。女性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生育子女、抚育后代中度过的。随着现代化的观念的影响，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主性意识开始觉醒，开始重视个体的独立性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女性均认为生育过多子女对于女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目前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中，抚育、照顾子女一般也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已婚青年女性开始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愿意一生多次遭受生育孩子的痛苦，承担过多照顾子女的劳累。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抚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也越来越高。在目前农村，男孩娶媳妇的成本节节攀升，彩礼少则三、四万，多则六、七万，加之婚前给男孩盖房子的成本，在很多农村地区，男孩盖房子、娶媳妇的费用大多在十几万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基于生育成本的理性算计，都意识到孩子越多，家长压力越大，尤其是第一胎是男孩的已婚青年女性都对生育存在一定的紧张心理。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对子女数量的理想状态是一男一女。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极大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之相适应的后代的养育成本也提高。加上生活节奏紧凑，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养育孩子身上花费过量的财力和精力，理性的生育观念逐步形成[5]。
（二）对于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
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得高素质的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越来越明显。相对而言，子女数量给家庭带来的效益却在不断下降。农民对子女教育培养的投资已成为家庭投资的主要项目[6]。青年女性在生育上对子女的质量越来越重视，已经意识到优生优育的重要性。已婚农村青年女性很多有过城市务工的经历，城市的现代文明对她们的思想、行为有着一定的冲击。目睹了城市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她们对自身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期望。希望子女能够很优秀。受城市优生、优育的观念的影响，很多农村青年女性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尝试用一种科学、先进的态度对待子女的抚育及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十分重视。据调查，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开始重视孕检，对怀孕期的饮食、起居都非常在意。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在子女年龄达到3周岁以后，想办法让孩子享受较好的学前教育。尽量让孩子接受较好的小学、中学教育，希望孩子成为有文化、有素质的人。
四、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社会结构的形塑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念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当前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处于激烈碰撞中。体现在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构成了普遍的生育文化基因[7]。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婚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显示出农村青年对生育的重要地位的认可，同时生育观明显带有传统的烙印。目前在中国家庭男性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方面优于女性，以男性为主的性别文化最终造成了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男孩偏好”。
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代表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也在不断冲击着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利益与权利成为现代农村青年的价值诉求。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已婚农村青年女性不愿意成为生育的机器，少生优生成为她们的价值选择。
（二）个体的理性选择
社会个体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也体现了个体的理性选择。在目前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中，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养老、医疗等的需求。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必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已婚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目的体现了个体对子女提供保障的需求。基于男孩与女孩在提供给老人方面的不同侧重，以及生育成本的提高，已婚农村青年已不再盲目的追求生育的数量，“一男一女”，成为她们生育子女最佳的理想组合。
基于对生育的理性考虑，更多的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生育及抚育投入更多的关注。她们既考虑到作为女性主体的价值诉求，不愿意为生育承担更多的痛苦。同时也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基于对子女未来的理性规划，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
五、结论与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场变迁中，传统的乡土性文化与现代性的观念并存。已婚青年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她们的生育观体现出传统生育文化中的“养儿防老”、“男孩偏好”的特征。在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农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观也存在现代性的特征，她们否认了“多子多福”的观念，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对子女的数量要求减少，重视孩子培养的质量。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传统生育观念与现代生育观念必将长期存在，目前情况下，如何用现代生育文明引导农村青年生育观念，促进农村人口发展的和谐，必将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培津，潘振飞.皖北农村青年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研究，2005（7）：22.
[2]王晓燕.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独特的生育观[J].医学伦理学，1994（5）：44、45.
[3]杨巧.中国育龄青年生育观研究：解释范式与现代性变迁[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2）：131、132.
[4]颜其松.社会交换视角下的农村青年生育观[J].当代青年研究，2006（7）：54.
[5]杨 菁，章 娟. 未婚女研究生的理想生育观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22.
[6]谭克俭. 我国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转变分析[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4.
一、“齐鲁文化”与域内“区域次文化集”
长期以来，“齐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等同于“儒家文化”或者“孔孟文化”，这种概括是不正确的。从发源上来说，齐鲁文化有“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发源，自从西周在现在的山东省境内设立了“齐国”和“鲁国”以来，逐渐在两诸侯国的辖域内形成了民风重经济、尚武功、好胜尚气、追求实利、标新立异、见异思迁，对工商活动的热衷的“齐文化”和性情温厚、淳朴、安逸、自足，民风重道德、尚礼仪，安贫乐道，清心寡欲，安土重迁，墨守成规的“鲁文化”，虽然在以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两种文化有了非常多的交融，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区分这两种文化是有必要的，具体区分形式上，本文对这两种文化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内核进行研究，进而研究其内部的“次文化”，从而进一步分析两种文化特质的异质性。在历史上，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发源，山东大地上陆续形成了多种“区域次文化”或者叫“地域文化”，其中主要有“有天人合一和帝王文化色彩浓厚”的泰山文化；“开拓创新、坚忍不挠”的黄河文化；有创建“仁义、礼制”思想的孔孟文化；有孕育了早期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有“仰慕忠义、秉性刚烈”的水浒文化；有“忠诚、奉献”的沂蒙文化。这些“区域次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发展，但都或多或少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特征，并且和狭义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一起构成了广义的“齐鲁文化”，亦即本文研究的“齐鲁文化”是包含在山东大地上形成的各种地域文化的统称。
综合看来，区分“齐文化”起源和“鲁文化”起源是必要的，然而对于齐、鲁文化以后形成的各种“区域次文化”，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也同样重要。为此，本文提出“区域次文化集”的概念：“区域次文化集”是同区域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起源、一种或多种相同特质、文化的传播者和受众都具有较大的交集不同区域次文化的集合。属于同种“区域次文化集”的不同区域次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隶属于同一区域内；第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起源；第三，形成于相同或相近时期；第四，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第五，同一区域次文化可以隶属于多个“区域次文化集”。分析“齐鲁文化”下衍生的多个地区文化，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以下四个“区域次文化集”，“泰山孔孟区域次文化集”、“黄河沂蒙区域次文化集”、“海洋运河区域次文化集”和“水浒墨子区域次文化集”。其中，“泰山孔孟文化区域集”主要包括“泰山文化”和“孔孟文化”；“黄河沂蒙区域次文化集”主要包括“黄河文化”和“沂蒙文化”；“海洋运河区域次文化集”主要包括“海洋文化”和“运河文化”。“水浒墨子区域次文化集”主要包括“水浒文化”和在战国时期一度风行后来影响仍在的“墨家思想”。总结每个文化集中的区域次文化的共同点，并从经济绩效上分析他们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必要的。上述各种“区域次文化集”的分类与概括有助于了解整个“齐鲁文化”的特征，这些区域次文化的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现在的“齐鲁文化”，也形成了山东人的“价值观念”，对山东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
虽然上述每个“区域次文化集”都在山东省域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与推崇，“泰山文化”和“孔孟文化”还是占据了“齐鲁文化”的主体地位，其他的各种区域次文化也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上述对各种“区域次文化集”的分析，再加上对各“区域次文化集”的地位的区分，可以概括出“齐鲁文化”的主要特质：强烈的政治意识，忠君、重仕、重农、轻商，较强的等级观念；崇尚传统、缺乏破坏性的创造精神。具有法古尊先的保守态度，敢于反抗的水浒精神始终没有占据齐鲁文化的主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提倡吃苦耐劳，具有自强不息的传统人文精神；崇尚气节，重义轻利。
二、“齐鲁文化”特质的经济绩效分析
针对“齐鲁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质，本文将在下文中结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超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从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与运作、人力资本的开发等角度对“齐鲁文化”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分析一个地区的有效劳动投入可以直接分解为以下几个因素：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该地区人口中参与劳动的人口比例）、劳动时间、劳动效率（包括客观的劳动能力和主观的努力程度）。这些因素都受到文化的显著影响。具体从“齐鲁文化”来看，“齐鲁文化”中整体观念、家庭观念非常浓厚，“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深受山东民众的欢迎。而“齐鲁文化”中所固有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精神，使山东人的劳动参与率较高，自愿延长劳动时间的意愿较强，地域文化的熏陶使得该地区人民多勤劳能干，由于封建社会劳动力投入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因而山东地区的单位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劳动效率，对于同等的人口规模，有效劳动力供给相对较高。此外，“齐鲁文化”中还有着比较浓厚的“重农轻商”的色彩，而我国封建社会整体上是一个农业社会，这种区域文化特质也使得农业社会时期的山东经济在除去有较大自然灾害的年份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对资本积累以及运作效率的分析克鲁格曼说：“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点就是用‘新教教义’解释西北欧的经济增长；可能高储蓄率和崇尚教育的儒家思想就是亚洲经济成功的共同主题。”以泰山文化和孔孟文化为主体的齐鲁文化对于山东经济发展在资本积累上的影响也体现在高储蓄率上，勤俭节约使得自古以来山东人都有着较高的储蓄率，历史上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盘剥，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个人和家庭财产的剩余相对较少，勤俭节约导致的高储蓄率无从体现。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以年末城乡居民的存款余额与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看，也一直在全国各省中处于前列，其中，“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一定作用的。韦伯说：“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然而，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不等于较高的资本利用效率，“运河海洋区域次文化集”所蕴含的重视商业活动的文化特质并没有成为山东文化的主流思想，重农轻商的思想还是一直占据着山东文化的主体，而保守传统、老实本分、不敢冒险的精神也使得即使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山东人不会有太高的负债率，资本运作的效率比较低，没有较好地利用社会中的闲散资本，有一定储蓄的人没有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而需要大额资本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者缺乏良好的融资渠道，并且有一定的舆论压力，使得山东省商业的发展饱受掣肘。当然以上分析更多的是针对封建农业社会的分析，现代社会融资渠道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上述分析更多的是针对受“鲁文化”影响的山东地区的分析，对于深受“民风重经济、尚武功，好胜尚气，追求实利”的齐文化影响的胶东半岛地区，情况还是相对较好的。
（三）对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的分析教育，或称人力资本形成，关系到劳动力的智力素质，它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是，实行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对该区域个体价值观的形成、群体价值观念的形成以致区域文化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不同。“齐鲁文化”历来重视教育，孔子是我国私立教育的开创者，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而孟母择邻的故事也体现出山东地区自古以来对教育的重视。但是，由于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齐鲁子弟从小就被灌输的是忠君报国、重仕轻商的理念，虽然在历史上齐鲁大地出现了很多的能臣良相，但优秀的商人十分少见，更没有形成一个“鲁商”群体，就是现当代时期，山东学生毕业后选择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学生比例在全国比较来看也是相当高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齐鲁文化里对教育的重视是重视“德育”，而对于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培养是十分匮乏的，墨子曾经非常重视科学研究，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小孔成像”的古代学者，但是墨家思想在汉代就基本失传了，对后世影响比较有限。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用“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社会大门。作为“大炮”的前锋先进的西方思想迅速渗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师夷长技”,再到资本主义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传播,与西方倡导民主、科学、理性、民权、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张普世价值观与以中国为代表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交锋,下,使原本处于不同轨道思想文化不断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据理力争,体育便成为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径,使体育具有系统、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全新阐释人文主义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人生观。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传统节日；节日文化；捍卫
近年来，我们的传统节日面临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民族民间文化特色正在逐渐消失，传统的节日文化也遭受着巨大破坏。
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侵略”
21世纪，人类进入了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主要通过信息手段，包括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以及文化传播进行的。信息全球化成为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这就是说，新全球化是以信息全球化为本性。新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
目前对于文化的全球化的样态，社会学者基本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文化的同质化。有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以确立了它们的国际地位，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关系，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冲击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等，其最终结果是消除弱势民族的文化，建立起一种世界普遍性的文化。所谓的世界普遍化的文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是以西方文化为基本框架的单一文化。第二种观点是文化的多元化。荷兰学者汉斯．阿德里昂逊指出，“经济一体化可以与文化独特性并不相悖，全球化真正消除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组合物，而不是要消除民族的文化特色，它要达到‘这种整体上的相互联结下地方特色可能的繁荣’” [1] 。我国学者张世英指出，“文化多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 [2] 。在这些学者看来，统一化中要消除差异，而全球化则承认了差异的存在。第三种观点是文化的一体化。这些学者认为，由于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加之环境问题、航空、通讯、信息技术、互联网等手段的促成，世界已成为“地球村”。这个“地球村”不仅是经济上的往来，而且有文化上的交流与碰撞，各种文化在相互撞击下融合，会愈来愈趋同，走向一体化，民族文化的成分将逐步被削弱，以至于趋于瓦解。[3]
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三种全球化的文化都有可能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当前，认真分析形势，放眼未来发展，推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设。
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打破了西方的一元化和霸权主义，使各民族、国家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使世界呈现出多元和多级。实际上，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全球化的到来，只能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教育上，再次陷入新的“侵略”中。这种侵略并不是指武力入侵，而是通过经济掠夺、政治干涉、文化渗透的形式进行的“文化侵略”。文化本身不构成侵略，它是跨国界的，并具有动态多变的特点。文化不是独立单纯的，它是杂交混成的。文化是在相互传播、交流、对比、碰撞下相互补充、促成、甚至渗透的。
我们清楚，文化全球化也就是文化大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某些强势文化势必会给相对弱势的文化带来冲击，产生影响，甚至改造、异化弱势文化。就目前的全球形势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在文化大融合中弱势文化可能会渐渐西化，特别是美国化，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失去相对独立性。早在100年前，我国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就提出了所谓的“西学东渐”，当时西方的影响刚刚来到中国，而100年后的今天，“西学”已经不是“渐”的问题了，它已经从各个领域全面侵入，从纯粹的思想和抽象理论深入到了现实生活中，并渗透到最具体的生活内容和细节中了。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化”，而其中很高的比例又是“美国化”。
二、捍卫我们的传统节日
近年来，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淡化。而与此同时，各种洋节却开始大行其道，大有盖过传统节日之气势。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本身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或者是因为中国传统节日原先所具备的功能已经逐步丧失；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国家在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存在不足所造成的；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缺少商业包装。我们应该看到，传统节日及其节日文化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它源于中国农业社会，随着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转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其社会主要结构和功能有所改变，加之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结构不断拓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民意识改变、社会开放性加大，尤其是文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深入，使得传统节日及其节日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物质财富的增加，传统节日中代表性食物的吸引力逐步下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们已经告别了食物短缺年代，作为节日符号性特征的食物随时随地都可以购买到，这使得对于传统节日食物丧失了期待和向往。
其次，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对传统的宗亲关系已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就动摇了传统节日的文化基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禁锢于家族和宗族关系中，节日的庆典活动多围绕祭祀和礼仪活动。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的身份关系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和职业角色的增强，使得节庆活动不仅是限于家族血缘关系，而且多为广泛的社会交往。
再次，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成为一个突出的样态。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文化尤其是节日也逐步渗透到我们国家，这是社会开放性和多元性带来的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由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我们传统节日在和西方节日抗争的过程中，开始处于下风。西方节日中的娱乐性、全民参与性、温情性、浪漫性、狂欢性和商业运作化形式在不断冲击着我们的传统节日，使得传统节日越来越淡化。根基于农业文明中的传统节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其原有的单一性、封闭性逐步被工业文明的开放性、多元化、参与性、平等性所取代，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逐步渗透和现代年轻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本性都是传统节日淡化的原因。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提升传统节日文化、如何捍卫我们的传统节日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不能一味地就认定淡化传统节日是不好的，或者认为西方节日就是优秀的，而是应该是有“借鉴”的“吸收”和“学习”。
第一，要培养全民的“文化自觉”，大力宣传本土文化。所谓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来历、文化得失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自己文化的有点，又要认识到它的不足。以“文化自觉”的良好态度和意识，在实践过程中推动传统节日文化建设，提升它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要加大力度进行传统节日文化的宣传，对传统和习俗有所尊重和改造，通过多种形式来弘扬、宣传和塑造良好的节日文化氛围，扩大群众参与性，以提升传统节日文化的吸引力。
第二，要适度加入商业开发元素，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商业开发。现代工业社会是不可能脱离商业开发和商业运作的，因为二者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因素。商业运作的目的就是提升文化的竞争力。西方节日中融入了大量的商业元素，如圣诞礼物和卡片、情人节的玫瑰和巧克力、复活节的彩蛋等等都营造了节日气氛，我们的传统节日中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一优秀特色，适度引入商业元素，如开发传统的节日吉祥物和各种饰品，增添节日氛围，开发民族文化特色，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
第三，国家可以适度给予传统节日以法定假日的形式来予以纪念，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的认同。共同体有没有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认同。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将重要的传统节日通过法定形式来确定为公共假日，这样既尊重了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的风俗，又能让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到各种活动中，以此活跃传统节日文化，提升人们的民族认同感。
三、结语
我们的中华民族是有着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传统的文化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方面都对传统的教育活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在中西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面对西方国家大力宣传、推行的西方文化，应该大力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增强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情并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好迎接所谓的“文化侵略”的心里准备。当我们的传统节日面临着文化全球化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西方节日及节日文化带来的冲击，以各种方式给传统节日营造传承发展的空间，积极调动广大民众传承享用传统节日的自觉性与创造性，将传统节日重新唤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来，让它成为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人们在传统节日期间，还可以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形态，尊重和改造传统和习俗，创新和发展节日文化，使得传统节日习俗完全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进而增强民族认同性。
捍卫我们的传统节日，就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民族精神，是弘扬了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它传承了中华文明，发展了先进文化，对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充分认识传统节日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科学价值，积极捍卫我们的传统节日，并为它们适当注入新的内涵，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得以振兴和发扬光大，以达到家庭和睦、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汉斯．阿德里昂逊经济的一体化可以与文化独特性并不相悖[A]跨文化对话（2）[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9.39
[2]张世英文化多元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A] 跨文化对话（2）[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