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15:56: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管理学决策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产品战略决策理论；企业产品开发战略；作用；成果
产品的战略决策起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是战略管理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战略决策依据战略分析阶段所提供的竞争格局、行业机会、企业能力等决策信息，综合各项信息确定企业战略及相关方案。
一、产品战略决策理论简介
（1）SWOT分析法概念。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它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SWOT是一种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的战略分析方法，通过外部环境、内部资源有机结合来清晰地确定被分析对象的资源优势和缺陷，了解对象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从而在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对企业战略进行调整，保证企业能够达到自己期冀的目标。SWOT分别代表：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
opportunities（机遇）、threats（威胁），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现实情况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已逐渐被许多企业运用到企业管理、人力资源、产品研发等各个方面。
（2）运用SWOT分析法的主要步骤。首先是分析环境因素，运用各种调查研究方法，分析出公司所处的各种环境因素。根据分析所得出的数据进行SWOT矩阵的构建，在此过程中，将那些对公司发展有直接的、重要的、大量的、迫切的、久远的影响因素优先排列出来，而将那些间接的、次要的、少许的、不急的、短暂的影响因素排列在后面。在完成这两项之后，便可以按照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弱点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原则制订行动计划，得出企业的战略决策。
二、产品战略决策理论在企业产品开发战略中的作用
（1）使复杂信息清晰化。在进行企业产品的开发战略中，决策者不仅需要涉及有关自我和环境的信息，还要仔细衡量各种可供选择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通过SWOT分析法等产品战略决策理论进行企业开发战略的制定，可以列出企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使企业决策者能够清楚地认识企业所处的情况并加以分析，提高了决策准确性。（2）使人力资源规划更具战略性。人力资源是企业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主要力量，产品战略决策理论的运用可以使人力资源规划更具战略性，充分发挥其在产品开发中的作用。企业根据人力资源SWOT分析，从社会上吸引竞争对手没有或比对手的关键人才更优秀的人才，或者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战略，保持自己最优秀的人才，防止其流入到竞争对手公司。（3）使企业的人事决策科学化。SWOT分析法运用于人力资源规划中，根据当时当地的人才市场情况和企业具体情况，用数量化的方式把企业优势、机会结合起来与劣势、威胁相比较，才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选择战略是否比他人具有优势。把人员任免的话语权不是交给某一个或几个人，而交给一套人事决策模型，这必然将大大提高人事决策的科学性。
三、产品战略决策理论在企业产品开发战略中的成果
从理论来看，SWOT分析法等产品战略决策理论在企业的产品开发战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实践角度来说，很多企业也的确从中获益，产品战略决策理论在企业产品开发战略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产品战略决策理论的模型有很多，各有利弊，企业如果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用适合自己的产品战略决策模型，并且依照数据的分析进行产品战略的制定，则会取得预期的作用和成果。总之，产品战略决策理论在企业产品开发战略中的作用明显，成果显著。
一、行为决策理论的兴起
自Herbert A.Simon于1983年将行为决策理论引入我国后，关于行为的研究一时风靡学术界，产生了行为金融学、行为经济学、行为财务学等学科。追溯行为决策理论的起源，要从阿莱斯悖论和埃尔斯伯格悖论的提出开始，这两个悖论引发学术领域对人类实际“决策过程”的研究。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被引入到了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之中，使很多谜团得到解释。“行为决策理论”之父Edwards（1961）总结了1954年以后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决策权重”的思想，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行为学研究进展并不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成果，使行为决策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之后，行为决策理论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微观、宏观经济决策和管理决策研究成果丰富，尤其是在证券投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同于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理性决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假设人是“社会人”，面对时间和资源的限制，采取的是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寻求满意解。行为决策理论通过研究决策者的认知和心理过程，也就是在传统决策理论中加入行为变量，使其得到修正和完善。即传统的理性决策理论是行为决策理论的特例。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围涉及行为科学、认知心理学和管理科学，它将是这些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已不再研究和批判“理性决策”理论的不足，主要致力于发现各种行为变量，据此修正理性决策模型，而且善于吸收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使行为理论的研究外延扩大了很多，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决策者提供更切实际的决策依据。当然，要在实际运用中检验新模型，进一步修正模型，并且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再论证其对误，如此不断深入。
二、行为决策理论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行为经济学提出的“多心理账户”投资决策理论，认为在不同心理账户中，人们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如著名经济学家Shefrin和Statman 就在论文中把人们的收入分成三类，即固定的薪酬收入、资产收入和未来收入，并按这些不同收入的现有价值来消费，这就是“多心理账户”决策的体现之一。
本文所说的“行为”指的是投资者的各种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会使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偏离理性。“行为”是行为决策理论需要不断发掘的对象，目前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文献提出了各种“行为”。被发现的行为之一就有“损失厌恶”心理，如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若未来财富低于预期，他就觉得遭受了损失，此时投资者的心理主要是要避免损失，故而往往会产生冒险行为，成为风险进取型投资者；反之，就是风险回避型的。“过度乐观”也是一个在投资决策中经常出现的重要的心理特征，大多数投资者习惯于相信自己有超常人的感知、判断和决策能力，从而相信自己的决策优于别人。投资者的决策过程和行为中还会表现出“后悔规避”的行为特征。Bernard分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企业的收益没有太大反应，而对其他较好的或熟悉的信息反应较为敏感，至于与自己的预期或判断不一致的信息，则会被回避掉。
目前研究者发现的“行为”还在不断增多，而且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还停留在对“行为”的寻找上。但是，如何将这些“行为”引入投资者的决策过程，研究其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并力图避免其负面影响，这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内外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建立一个股票投资组合的行为决策理论分析模型。本文的模型是一个框架模型，而且仅仅涉及股票，属于行为投资组合研究的一个初步探索。
三、股票投资组合的行为决策理论分析模型
在学术界，关于行为决策研究目前主要有两个主流分析模型：一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展开；二是从收益—风险的角度展开，在收益一定情况下追求风险最小，在风险一定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本文采用第一种模型，一般是通过将人类的情感、认知等行为通过数学处理后引入效用函数，力求新的效用函数能更好地描述投资者的行为。比较出名的效用函数有CRRA型效用函数。本文在这个思想的启发下，通过量化“行为因素”对股票投资组合的影响，建立一个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股票投资组合的行为决策理论分析模型。
由于投资者具备各种各样的“行为”，要想把所有行为一起考虑在目前的研究现状下是很难实现的。一般来说，投资者会表现出一种主要行为，而且只有研究好了单种行为的影响，才可能把所有行为一起考虑。因此，本文只研究单种行为对股票投资组合决策的影响。
其一，建立“行为”效用函数。针对每一种典型的“行为因素”，修改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使效用函数能够反映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如新的效用函数可表示成u（c，si）或者u（w，si）的形式，其中w表示财富，c表示消费，si表示一种或多种行为特征。本文用财富的多少和变化来衡量投资者的效用，主要是期末财富的数量和各种“行为投资者”的主观认为即将获得的财富（主观财富）和期末财富的对比，建立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为：
其二，描述“行为变量”。研究如何用v（·）表达各种“行为”，即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各种“行为投资者”在财富变量的作用下的效用分布。如Kahneman和Tversky的财富变化价值函数：
其中r'为各种“行为投资者”主观认为即将获得的收益率（主观收益率），所以这一问题转化为如何确定r'。关于r'的确定，本文总结和提出三种方法：
（1）期望收益率。
（2）行为者决策心里模拟法。如“纵向代表性偏差”型投资者的收益确定方法。因为纵向代表性偏差为将某一事物当前的局部特征作历史的比较，在其历史发展轨迹的角度上，判断和预期事物的未来走势。为此，模拟其决策思维为：投资者选取股票过去的历史收益率数据，将与今年某些特征相似的股票选出来作为参考，把股票过去的绩效当作未来的代表，进行错误的趋势预测。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将某一投资组合所含资产的N年历史收益率，表示为r1，r2，...，rn，分别赋予权重η1，η2，...ηn，且η1
四、结论
本文将行为决策理论引入股票投资组合决策的研究领域，研究如何通过考虑投资者的“行为”以建立更符合实际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最终确定投资者对各股票的选择权重。首先，论述了行为决策理论的兴起、发展过程及当前的主流研究模式；其次，总结了现有研究中涉及到的一些主要“行为因素”；再次，在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股票投资组合的行为决策理论分析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建立的仅仅是一个框架模型，后续可在此框架下进一步研究各种“行为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选择，而且应当考虑将所有行为变量一起考虑，建立一个符合实际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
参考文献：
[1]普劳斯著，施俊琦、王星译：《决策与判断》，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
[2]Edwards W.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61，12：473～498
[3]Tversky，A.，Kahneman，D.，1974，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185，1124-1131.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当时的管理水平也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管理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第一部法典、古罗马建立的层次分明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及古中国的《孙子兵法》都闪现出了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火花。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管理思想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计划、组织、控制等职能相继产生。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的分工理论为管理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进入前工业社会,社会分工、分层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双方矛盾日趋突出,生产力水平也日趋提高,急需一套系统的管理理论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与之适应。尽管早期的管理思想有其科学的一面,但毕竟非常零散,没有系统化,工厂主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怎样进行管理才能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又不减少所获取的剩余价值。因此,如何改进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泰罗抱着解决劳资双方矛盾的初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一经济人假设,重点研究了企业内部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建立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与此同时,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使管理学体系初具雏形。泰罗的科学管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要彻底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应运而生。它超越了泰罗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为以后的行为科学学派奠定了基础,成为科学管理向现代管理过渡的跳板。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因此,许多管理学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出现了管理学说丛林。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管理的关键在决策”的思路,对社会人假设进行了升华,提出决策人假设。综上所述,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体系。二、管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学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与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寻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管理学也必须动态地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必将推动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从它的发展趋势看,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由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向复杂人假设转变。早期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的人性假设称作X理论。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精典而又精致的需求模型。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决策人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决策人。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个人目的、个人偏好、个人利益的存在,人就会有多种需求。这些需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动机,因此引发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来满足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如果管理者不及时审时度势,引入激励机制与员工真诚合作,以满足员工的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组织效率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因此,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必将超越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升华为复杂人假设。
（二）管理职能由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向信息职能延伸。传统的和现代的管理职能,构成了一个管理循环体系,使管理工作周而复始地进行,每循环一次,管理水平就提高一级。但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进程加快,缺乏信息渗透的管理工作将显得苍白无力,要么管理节奏跟不上,要么管理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管理工作中,强化信息职能,将是管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其表现有三,首先,信息职能能革新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要素结构,使资源转换系统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同时以不断增加的柔性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变化。其次,信息职能能促成管理系统的优化,促进组织的创新,使组织的绩效不断上升。信息职能能提高计划与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生存、发展、竞争致胜的有力武器。信息职能的引入,与传统管理职能将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管理职能系统。信息职能为传统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信息,反过来,传统管理职能又促使信息职能去开发、收集、处理、传播、分配信息资源。
（三）管理学新的理论前提———“合工理论”向传统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200年以前,亚当·斯密以制造针为例论述了劳动分工的作用。而且,他的这一分工理论成了近代产业革命的起点,也成了后来的管理学家创建管理学的理论前提。确实劳动分工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专业化和职能化管理。但是,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出来。现代社会,一方面追求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企业经营多元化,如果片面强调分工精细和专业化,则使得企业的整体协调作业过程和对过程的监控越来越高,结果致使企业整体效率低下;同时,把人分成上下级关系的官僚体制,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相反腐蚀着人的精神,摧残着人的身心健康,以至于走到了分工与协作原则初始动机的反面。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运用,使简化管理环节成为可能。同时,与市场变化和高科技发展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员工不再满足于从事单调、简单的[1][2]复杂性工作,对分享决策权的要求日益强烈。与分工理论相比,合工理论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即借助信息技术,以重整企业业务流程为突破口,将原先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业务流程再合理地组装”回去,将几道工序合并,归一人完成,也可将分别负责不同工序的人员组合成工作小组或团队,以利于共享信息、简化交接手续、缩短时间。另外,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幅度,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从而打破官僚体制,减少了审核与监督程序,降低了管理成本,减少了内部冲突,增加了组织的凝聚力,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员工的个人发展。
【关键词】
管理职能；有效决策；管理者素质和能力
一、决策内涵及在管理活动中地位
（一）决策内涵
古往今来，有人类活动，有分工和协作，就需要决策。现代管理活动具有专业化分工和环境不确定性，企业谋发展促合作求增长，都需要正确做选择。究竟什么是决策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较具体的定义是，”所为决策，“是组织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和调整过程”。
（二）决策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
管理一般职能包括决策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企业经营六大活动，人、财、物、产、供、销。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所有活动中具有创造性能动性作用的要素，决定着企业经营的其他方面活动。而作为人力资本的企业管理者，最主要的工作是做决策。决策贯穿于企业始终，包括计划阶段、生产阶段、产品销售阶段。也涉及高、中、基层管理者，而管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和可持续经营，无数先例告诉我们，错误的决策将直接导致企业失败和市场丧失。《孙子兵法》日：“用兵之道，以计为先”。对企业管理来讲，经营企业也要事先定计、谋划，而决策更先于计划。
二、决策理论的演变
（一）古典决策理论
古典决策理论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提出来的，主要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该理论引用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概念，做决策的依据是个人或组织利益最大化原则。该理论要求决策者对决策前每一决策方案都能正确评估，事先掌握与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且对决策者能力要求较高。这种决策追求最佳方案，由于决策是条件的限制，事后往往会产生后悔心理。
（二）行为决策理论
行为决策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相对于古典决策“经济人”提出的。该决策基于决策者“有限理性”认为决策应该遵循满意原则而不是最佳原则。事实上，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是有限的，环境和条件也在变，就掌握的信息也不是全面的，满意决策更符合实际条件，决策的满意程度也较高。
（三）法定决策程序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对行政决策的法制化要求，企业管理也可以借鉴。建立员工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宠大企业合理化程序。对企业内部来说，结合实际，民主参与，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外吸收专家，法律顾问，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
（四）系统决策理论
系统决策论的代表人是社会学家巴纳德，它视组织为一个有机体。组织是有各要素构成的，共同维持组织正常运行。系统是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各要素间相互作用，互相制约。系统的基本特性是：整体性、层次性、相关性、目的性、环境适应性特点。系统论主张决策应注重整体性，部分效益的最佳并非整体最优，只有对组成总体的各环节优化，才能实现整体最优。队组成总体的各子要素存在效益背反现象，如企业在努力较低库存成本，运输成本会相应上升。
三、有效决策对高层领导者素质和能力要求
（一）领导者的素质要求
“五德”俱全，可谓将。领导者面对的决策和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决策要求具备全面的素养。孙子兵法》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领导者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具体表现为：计划和决策能力。信：诚实守信，讲信誉，言必行，行必果。仁：管理活动中以人为本，调动下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勇：勇敢果断，在重大问题和重大风险面前，敢于决策，勇于承担责任。严：重纪律，不仅严格要求下属，而且严于律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二）领导者的能力要求
1.知人善任的能力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宝贵资源，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各种技能人员的集合体。而作为企业管理者如何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至关重要，企业强则国强。知人善任是对领导者用人艺术的体现，以史为鉴，真正做到知人善任并非易事。如我们熟知的三国时期的蜀国著名军事家诸葛亮，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用人方面也有很大失误，如马谡失街亭，关羽大意失荆州，无不说明识人任将之难。故要全面理解知人善任的含义，知人，发现人才，了解优势和劣势：善任则是要依据每个人的特点和才能，优势互补，将人放在最能发挥专长的方面，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2.审时度势的能力
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无不说明世界格局在变，国际关系在变，企业竞争的环境在变，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也要相应变化。对企业管理者而言，认清自身优势和劣势、外部环境机会和威胁。审时度势，对领导者而言，要知天、知地、知彼、知己和知顾客。环境分析的内容是“天、地、彼、己”和“顾客”。“天”指外部一般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自然环境；“地”指企业竞争所处的行业环境，主要是行业竞争结构；彼”指企业竞争对手；“己”，企业自身条件；“顾客”指企业为之提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3.战略思维能力
决策应立足长远，追求可持续发展，维护消费者利益，注重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近年来，一些公共问题已成为热点，如环境问题、食品安全、矿难事故，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和争议。企业管理者要争取将企业做大、做强、做久，创百年企业、百年品牌；注重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在社会领域，提供优质产品，注重环境保护理念。
四、企业决策有效性的实现途径
决策，就是从若干备选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过程。决策具有层次性，小至个人、家庭；中至企业、公共部门；大至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再如全球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国际安全、贸易规则。决策对不同层面领导者能力要求不同，因区别对待。本文主要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而言，面对未来不确定性，如何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指导实践，不断提升企业的市场适应和竞争能力。
（一）构建组织发展团队
团队，是指组织中的领导班子。俗话讲：“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团队，人员至少在两个以上，知识技能互补，有共同的目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业务范围和市场的拓宽，仅凭一人独挡的时代已不存在。企业在发展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高层管理者的日工作，从而使高层管理者更加致力于组织发展战略计划。
（二）立足长远，决策杂于利害
企业决策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二是减少未来不确定性损失。决策立足长远，不仅要求领导者全面、系统地分析未来形势，又要将企业短、中、长期目标有效地衔接。古语云：“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勿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要求领导者决策时要有逆向思维，一分为二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快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了资源过度浪费和环境方面问题。
（三）决策要有现实可行性
企业决策为目标服务，决策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组织自身和外部环境因素。内部因素是指组织自身资源状况和发展阶段；外部因素包括市场环境、政策法规和竞争者分析。决策意味着机遇和风险。决策的制定，依赖组织现有的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员、技术、信息等。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才能动员各种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实现企业目标。
（四）培养学习型组织
变化无处不在，唯有变化才是永恒的，企业只有对外部环境保持敏感，及时察觉到可能潜在的危机和挑战，并能迅速调整，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外部环境瞬息万变，企业必须保持开放姿态，学习新的知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谈到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于1990年提出的“五项修炼”，一直是学习型组织领域最为经典而流行的理论。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学习型组织不只是一种理论和理念，更不是一个“口号”或“时髦运动”。其更大的价值在于深入有效的实践和应运，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和运作体系之中，注重整体性，又要追求持续发展，避免急功近利。学习型组织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创造适宜的学习型环境、点燃学习的火花、激发学习的正循环。做出高效的决策，实现组织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戴淑芬.管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邱昭良.学习型组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6
[3]杨先举，覃家瑞，李世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许是祥.卓有成效的管理者[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关键词：政策环评；决策理论；决策模型；决策辅助制度；决策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18-03
所谓决策，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在广泛收集有关信息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从若干备选方案中选定最优方案的过程。[1，2]一切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主体，大到国家、政党，小到家庭、个人，只要面临选择，就需要做出决策。对不同制度、不同情境、不同主体决策行为的研究，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决策理论和模型，其中决策目标、决策主体和决策过程是决策理论的研究核心。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往往是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3，4]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政策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种在西方国家早已广泛使用的决策辅助制度，[5，6，7]应该尽快引入到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发挥从决策源头防范环境风险、减小资源环境代价、缓和社会矛盾、保障决策科学化的功能。为此，梳理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策理论和决策模型，并分析其与我国决策实践的关联性，对于我国开展政策环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决策模式及其对政策环评的影响
决策模式是对决策过程的抽象表达，一般涉及决策目标、决策主体和决策原则三个方面内容。研究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情境出发所概括出来的决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也适用于不同的决策体系。政策环评作为一项决策辅助制度，其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所采用的决策模式。
1. 决策目标属性决定政策环评的难度。政策一般为问题导向，即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设计。但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政策行动，监测政策过程，以及评估政策效果，往往需要预先确定政策目标。政策目标是设计政策方案的依据，也是预测政策影响的基础。如果政策目标明确、单一，则政策方案往往也比较具体，如此则政策实施的环境影响也容易预测。反之，如果政策目标模糊、多元，且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则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较大，其环境影响也难以预测。
2.决策主体属性决定政策环评的深度。如果政策主体坚持理性决策，必然会对各个备选方案进行深入论证，政策环评也须深入开展。反之，如果政策主体受自身的利益和偏好影响较大，对多方案比选不感兴趣，则政策环评也难以深入进行。如果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不统一，则最终方案往往是利益集团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决策过程中政策环评同样难以深入开展。在威权社会中，精英决策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如此则对政策实施的环境后果更加没有兴趣，政策环评也经常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
3. 决策过程属性决定政策环评的方法。理性决策需要从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政策实施的可能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综合判断各个备选方案的净收益，因此成本—收益分析是最核心的分析方法。相反，如果用于决策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或者决策主要是出于社会道德层面的考量，或者最终决策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则难以对决策方案比选投入太多精力。相应地，政策环评使用的方法也应以定性分析为主，其主要功能一是防范决策可能隐藏的重大环境风险，二是制定减缓环境影响的具体措施。
二、国际上主要决策理论及其对我国政策环评的启示
1.主要决策理论及其对比分析。1929—1933年席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宣告了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思潮的结束，主张对经济系统进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随之兴起，这是政策科学得以起步发展的社会基础。[8]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旨在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的政策科学迅猛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决策理论和模型相继成型。从目前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决策理论有完全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渐进模型、系统模型等。[1，2，3，4，9]在决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运筹学等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表1所示。
2.适用于我国决策过程的决策理论。在所有的决策理论中，完全理性模型建立的时间较早，对其他理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限理性模型和渐进模型都是在批判传统理性模型的基础上形成的，混合扫描理论则是传统理性模型和渐进主义模型的综合。由于不同决策模型适用的政治情景和理论基础不同，因而在我国的适用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系统模型、混合扫描理论和制度理论主要建立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之上，其实用性难以证实；博弈理论、团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适用于存在多个利益团体，特别是存在多个政党的西方政治体制，在我国尚缺乏基本的制度基础。从目前来看，尽管完全理性模型的理论前提在实践中很难满足，但却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事实上已成为决策者的共同追求目标。除此之外，根据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有限理性模式、渐进模式和精英理论应该也是三种比较符合我国决策实践的理论模型。
3.主要决策理论与政策环评的关系分析。鉴于完全理性模型在决策理论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对科学决策的重要指导作用，应将之作为我国开展政策环评的基本参照。有限理性模型是在修正完全理性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秉持的决策原则与完全理性模型并无本质区别；渐进模型主要适用于政策持续干预的领域，适用于延续性政策；精英理论强调政治精英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但在精英主导的社会中，其决策通常也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性的。因此，上述决策理论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只是适用的政治情景和理论前提不同。为此，政策环评在程序上应坚持完全理性模型的决策思路，在方法上则可根据具体决策采用的模式选择更具可操作性的评价方法。四种决策理论与政策环评的关系见表2。
三、政策环评的基本程序探讨
尽管完全理性模式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但其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推导出来的决策过程却揭示了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普遍规律。该理论适用性不强的原因并不是决策程序有问题，而是决策者并不能完全满足实现理性决策的所有条件。事实上，在决策实践中，我们大多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理性主义的模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无论是建设项目环评，还是战略环评，目前基本上都采用了完全理性的决策程序。之所以如此，与人类追求决策科学化的初衷有直接关系。因此，政策环评也应根据这一模式来制定自己的评价程序。
一般而言，决策过程大致包括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方案比选和确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调整等几个阶段。为充分发挥政策环评的决策辅助作用，应紧密围绕政策周期的各个阶段来开展工作，力求将政策环评融入决策过程，如此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基于以上考虑，在政策问题界定阶段，应同步研究有关资源环境问题与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在政策目标确立后，政策环评工作应正式介入，分析政策目标中是否隐含重大环境风险，并据此调整政策目标和指标。待备选方案确定并完成细部设计后，可将每个政策方案看作一个给定情景，预测各政策方案实施可能导致的影响。在评价内容上，应以资源和环境影响为主，兼顾社会、经济影响。最终决策应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做出，这也是政策环评有别于建设项目环评的一个重要特征。选定最优政策方案后，就需要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使资源环境影响从预测变为现实。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伴随着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测活动的开展，应适时开展政策环境影响中期评价，将评估结论作为改进政策行动的重要依据。一个政策周期结束后，通常会开展正式的政策评估（事后评估），西方国家一般称之为公共政策评估。在这个阶段，也应把政策环评作为重要内容，其结论可用于指导下一轮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与政策过程相融合，政策环评应分为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四、结语
我国已有近40年的建设项目环评历史，规划环评正式纳入法律要求也已将近10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无疑是政策环评。然而，国内迄今对政策环评的研究严重不足，仅限于对个别行业和领域的框架性探索。[10，11，12]从理论上讲，作为决策辅助制度的政策环评，在评价内容和重点上必须与相应的决策模式相协调，在评价程序上应与人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相一致，本文就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若干探索。总体来看，我国政策环评从理论探索到普遍开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应重点加强政策环评的评价对象、管理程序、评价方法、评价重点等方面的研究，并尽快形成技术规范。在推进路径上，应首先从事前评价开始，逐步扩展到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循序渐进地扩展政策环评参与国家综合决策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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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内容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它的内容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农业企业管理学还广泛地吸取了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运筹学等学科为农业企业管理学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纪初，欧美的农场经营学和农场管理学，主要研究劳动力诸要素的选择和利用、生产组织与管理等问题。本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们的研究内容和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企业管理中广泛地运用决策理论和技术，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计划和目标，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来考查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运用信息和市场预测，掌握市场动态，以便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等。
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研究农业企业的形式、特征，企业经营管理的目的、任务，企业管理的体制与组织结构，企业的经营预测和决策，企业的经营战略与计划，生产诸要素的合理结合和利用，生产过程的合理组织、农产品的销售，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等。
由此可见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远超过了经济学科的范围，我们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为农业企业管理实践服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对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生产关系的调整及上层建筑的协调等。
在研究生产力的组织方面，主要是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在质上的相互联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业内的产业结构、生产布局、生产调度、不同生产要素在时问和空间上的合理组织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产关系的调节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生产责任制中的责、权、利关系，产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关系等。
在研究上层建筑的协调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以及国家方针、政策、经济法规的贯彻执行等。同时还包括企业的政治思想教育、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在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应用。把力量、方法与管理实践联系起来，以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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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管理理论；精要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19-02
西方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和探索中不断发展创新，形成了包括众多学派和理论的体系。各种不同理论以不同的人性假设为前提，从不同视角，用不同方法对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西方管理理论。统观这些管理思想和学说，大体上可以提炼出七个字的精要。
一、严
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以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为标志。泰罗的管理理论使经验管理上升为科学管理，集中表现为一个“严”字。泰罗针对美国劳动生产率远低于设备设计能力的现实问题，提出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以极严肃的态度研究管理问题，做了大量实验，进行了时间研究、动作研究、疲劳研究、图表管理和成本核算等具体研究，使其提出的管理原理、管理方法和制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凭经验和主观意愿进行管理。他强调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对工作过程严格控制。进而明确提出达到相应要求的具体措施，即建立科学的操作方法，培训工人，使他们掌握科学方法，并为生产的各环节定出标准，以规范工人的生产行为；同时，定出劳动定额，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促使工人努力工作。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产生后在美国普遍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其管理措施后来发展为制度管理。制度管理要求建立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与规程，严格执行各项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力图实现管理科学化。
二、情
泰罗的理论是把人看作“经济人”，作为生产的附属物，其管理方法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使工人不得不努力工作。这种方法易引起工人的抵触情绪。行为科学理论针对泰罗理论暴露的弱点和局限性，提出了新的人性假设即 “社会人”，主张研究人的行为规律，按照人的行为规律合情合理地进行管理。行为科学揭示的行为规律表明，人有各种需要，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管理者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使人快乐地工作、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突出了人在组织中的作用，认为组织的实质是人的行为，维持人的协作意愿是实现组织对内平衡的关键。在行为科学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普遍开始重视情感管理，对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人性化的呵护和关心，实行民主化管理。企业帮助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设计，让员工与企业一起发展，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对工作团队乃至企业的认同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际上，情感管理与制度管理是互补的。制度管理是前提和基础，主要保障日常经营管理的规范性和内部竞争的公平性；情感管理是发展和提升，主要以人性化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情感管理的运用必须在制度规范的框架内进行，不得侵犯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策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个人和企业都会对其行为或活动所带来的利益进行测算，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西方管理理论强调科学决策，精打细算。二战后，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日益大型化，内容复杂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受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加大，决策的难度更大，管理者能否正确决策、取得好的效果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这时，特别需要把决策作为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西蒙的决策理论便应运而生了。西蒙十分重视决策的关键性作用，指出“管理就是决策”。他详细分析了决策过程，研究了决策程序，并把行为科学、组织理论、系统理论、运筹学等学科的新成就运用到决策技术之中，提出了实用的决策技术。他强调，管理者必须精于决策，要确立正确的决策前提，依据科学理论，运用科学方法，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科学决策。与决策理论对决策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管理科学理论特别重视决策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甚至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解答，以达到企业的目标。该理论创立了运筹学，提出了一系列以数学和电子计算机为工具，以选取最优决策方案、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科学管理方法。由此，西方学者对定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不少实用成果。
四、谋
如果说“策”着重于现状分析，那么“谋”还要求对未来进行分析。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的战略管理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则着重研究了“谋”的问题。战略管理理论学派众多，主要研究制定战略的思路和战略分析的方法。资源配置战略理论认为，企业战略行为就是组织通过改变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管理者应以环境--战略--组织三者为支柱建立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在正确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战略。综合各学派的观点不难看出，战略分析的内容包括对宏观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法律、技术和竞争对手等外部环境的分析，对内部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状况、生产与运行、研究与开发等内部环境因素的分析。系统管理理论为管理者的战略谋划打开了新的思路，它把系统的观念、系统分析的方法引入管理，要求管理者重视整体性，把握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以及环境的适应性，在决策中追求整体优化。社会系统理论揭示出谋划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维持组织对内和对外两个平衡。上述这些理论无一不突出了立足现实，“深谋远虑”的特点。
五、变
20世纪60年代前的西方管理理论都试图找出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方式，而现实表明，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权变理论研究了以往管理理论显露出的问题，认为人是“复杂人”，环境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最好的管理方式，只有最适合的管理方式，任何管理理论都不能包医百病，管理者必须认识内外部可变因素随机应变，寻找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管理模式、管理方式。比较管理理论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母公司的管理方式、方法出现的“水土不适”问题，指出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各种外部因素以及组织的计划、人员、领导、控制等内部因素都影响到管理和管理效果。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内外部因素不同，管理的方式、方法也应不同。管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活动，必须注重实效、适用，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变通。在权变理论形成之前产生的经验主义理论虽没有明确指出管理须随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由于认识到管理是一种实践，要依据从实践中总结的经验进行管理，因而所提出的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和目标管理的方式，也成为企业提高其应变能力的有效方法。
六、魂
日本二战后的迅速发展，引起美国管理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和比较分析，以求找出日本企业管理的“秘密武器”。美国教授巴斯卡尔和艾索斯在《日本的管理艺术》一书中，概括了日本的经验，提出了“7S”管理模式，即制度、策略、结构、作风、最高目标、人员、技巧。他们把前三个变量称为“硬”因素，把后四个变量称之为“软”因素，认为日本成功之处在于他们重视“软”因素。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学者认识到日本并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和鲜为人知的方法，其成功的秘密在于重视人的精神，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日本人把管理工作的关键看成是企业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树立起大家共同遵守的信念和价值观，产生一种大家同心协力共赴目标的精神状态。美国学者对日本经验的研究带来了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文化热”。 90年代，美国教授彼得・圣吉所著的《第五项修炼》，更为突出地强调对人的精神激励。他要求管理者引导人们强化精神方面的修炼，终身学习，追求生命的意义，使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如同艺术家对待艺术品一般，全身心投入，不断创造和超越，活出生命的意义来。重视人的精神状态，强调抓铸魂，反映出当代经济的增长和企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发掘出一种新的以活生生的人为重点、能激发人的精神力量的管理模式。
七、新
摘 要：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探讨了决策方案的属性值为区间灰数及各决策人的属性权重部分已知的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根据区间灰数的本质，定义了两区间灰数的新的相离度．引入了个体理想点、群体理想点、相对接近度、群体接近度等概念及其计算公式。将多属性群体决策的TOPSIS方法推广到灰色多属性群体决策情形。文中实例分析说明了所提出的灰色多属性群决策方法的合理性及其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区间灰数；相离度；群体理想点；接近度；群决策
中图分类号：0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22-04
一、引 言
群决策是决策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人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许多问题单个决策者已没有能力处理，需要集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复杂系统的多属性决策中，为了使决策、评价结果尽可能贴近客观实际，尽量减少单个决策者偏好所引起的偏差，一般采用群体决策，以避免单人决策的片面性，使决策更科学，有关群决策的理论与方法，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成功应用。在决策分析中，重要的是准确地获得决策者真实的偏好信息，由于受主客观等许多因素的干扰，决策者的偏好信息往往是模糊的或不精确的。同样，在多属性群决策中，每个方案下的属性值只知道大致范围，而不知其确切的值。这种只知道大概范围而不知其准确值的数称为灰数。把含有灰数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称为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文献将用于个人多目标决策的灰色关联理论推广到群体决策情形，引入个体理想最优效果和群体理想最优效果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多目标群体决策问题的灰色关联模型。文献利用数值分析中的幂法和群决策系统的熵模型，讨论了一类灰色群决策问题．但未见文献讨论权重信息部分已知的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在管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工程中，通常会遇到决策人的属性权重信息部分已知、方案的属性值为区间灰数的灰色多属性群决策问题。因此，将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到群体决策分析中，有利于促进群决策理论和灰色系统理论研究与发展。
本文利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对各决策人的属性权重信息部分已知，方案的属性值为区间灰数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进行探讨。
二、问题的提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关键词：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发展；实证研究；视觉；参照系；分析工具
1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关键词：西方管理；历史；体系
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古典管理理论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的背景，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逐渐的建立，不断出现丰富的思想火花，反过来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管理理论出现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实践基础是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科学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成为古典理论阶段的产业基础。
⑵特征：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使小企业获得生存和把企业获得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以组织为整体，以获得最大利益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科学管理理论。泰勒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作业管理、组织管理、管理哲学。作业管理，由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组成。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制定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实行刺激性的报酬制度。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如重大的企业战略问题和重要的人员更替等。
②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组织理论一般认为包括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六大职能为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以及管理。并提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同时提出了法约尔14项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利和责任、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
韦伯的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现代官僚制也称为理性官僚制或韦伯官僚制，它的内涵可以总结为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有效的管理方式，作为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结构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是人类普遍采用的组织结构。
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⑴背景：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古典管理理论并不能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人的研究，古典管理理论涉及的非常的少，逐渐从科学管理理论转向了行为科学理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行为科学理论出现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在客观上要求新的理论出现。
⑵特征：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人的心理、行为等。重视高效率实现组织的目标。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霍桑试验：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资产阶级管理者们研究什么决定了工人的效率，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开展了著名的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前后共进行了2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主持下进行的。试验共分为：车间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试验、访谈试验、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室试验。通过霍桑试验，人们发现了影响员工效率的因素。霍桑试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金钱不是刺激人们积极性的唯一动力。
②个体、群体行为研究。在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出现了分别对个体和群体的研究。人作为社会中最小的单位，研究个体人的行为，是研究组织的基础。个体行为研究中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奥尔德弗的生存发展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沙因的复杂人理论。霍桑试验之后，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同样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群体行为研究研究主要是指群体动力学。
③领导方式理论。在西方领导方式理论分为2个部分，一是对领导者品质的研究，二是领导方式理论的研究。美国的行为科学家亨利和鲍莫尔都提出了成功的领导者所具有的的品质，例如：能与人合作、忠于组织、灵活机智、责任心强、掌握领导艺术、具备高效率的企业领导能力等。领导方式理论，包括连续统一一体理论、二维领导的模式、Z理论。
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资本主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管理理论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现代管理理论的经济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科学技术背景。垄断企业规模巨、大中小企业协作化要求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而生产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自然科学的渗透则是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
⑵特征：现代管理理论体现出了管理理论的渗透性、相交性和多样性。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复杂性。现代管理理论又被称为管理丛林时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的管理流派甚多。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流派之多，思想之丰富。现将最具有影响力流派介绍如下。
管理过程学派理论来源于法约尔思想。该理论后经孔茨得以发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的职能是分不开的。管理是个普遍的过程，它与组织中的层次没有关系。
决策理论学派，决策贯穿于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西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基础，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观点、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统筹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四、当代管理思想阶段
⑴背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各国的竞争由军事实力为基础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制造业的生产、流动资金的发展，是当代管理思想的的经济原因。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旧的格局解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也是管理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⑵特征：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战略”这个词语被引入到了管理界。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动荡的环境中，迫切的需要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为了适应这一动荡的年代，出现了以彼得斯为代表的适应变化的管理管理思想，以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兼并和企业的发展，波特创造出来战略管理理论。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彼得斯的管理思想、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威廉大内和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