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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法律体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德国、美国职业教育对两国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职业教育立法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研究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差异与共性基础上，总结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提出参考建议。
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法律发展史。两国都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获得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对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法进行比较，并探讨借鉴其做法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概况
1.德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德国众多的职业教育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进行保障推进。1869年的《企业章程》，明确企业培训的权利、义务；1969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首次在联邦的范围内为各州的职业教育确立了广泛而统一的法律基础；1965年的《手工业条例》，规范手工业行业的职业培训；1972年《企业基本法》，规范企业的职业教育；1960年《青年劳动保护法》，规定青年享有接受职业培训权利、完成法律规定的职业教育义务；1972年《工商企业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对企业实训教师资格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的《职业教育促进法》，保证了职业教育在质量和数量的稳定、待续发展，旨在提高就业率、优化就业结构和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5年对1965年《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与1981年《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
2.美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有许多的成文规定。1862年《莫雷尔法案》中联邦以拨地支持农工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士法》，将职业教育扩展到工、商、家政等领域，奠定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1962年的《人力开发和训练法》，规定为失业人员和在业的无技术的工人训练提供资助。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面向各个群体、打破职业界限，极大地增加了接受职业教育人员的数量，促进美国形成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974年的《生计教育法》，要求学校教育应与受教育者未来所从事的职业联系起来；1984年的《卡尔·波金斯法案》，加强了对困难群体的职业教育。1994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强调为成人教育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改进成人的劳动技能。
二、德美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比较
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因两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职业教育任务不同，使得两者在共同的法治目标追求下展现了不同的立法状况。
1.影响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但都高度重视法律的调控。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调动各种社会力量，调节各方面关系，两个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做了相同的选择，即法律为主要的调控手段。从两国职业教育法律调整的主体来看，所针对的主体有所不同。进入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视野的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倡导和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因此德国以“双轨制”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制才得以形成。而美国职业教育法调整主体更多表现在联邦政府与各州、职业教育学校和社区学院及普通高中都在其列，形成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重在地方的管理、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多维交叉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多元管理体制。虽然参与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作用的发挥各有千秋，但其辉煌的职业教育成就的取得与国家通过法律进行宏观调控，表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看到关乎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在联邦一级法律中都得到了规范。
2.职业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不同，但法律体系完善。因不同的法律传统，德国在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定中充分表现了大陆法系的特色，构建了以《联邦职业教育法》为基本法，以《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等职业教育法律，《职业培训条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等规章和各州的职业教育法组成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该体系层次完整，联邦与各州立法相协调，结构严整，内容完备，表现出德国立法严谨的体系追求。美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则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色彩，一事一议，就不同的现实问题作不同的法律规定，以法律调整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的矛盾或以发展职业教育解决社会矛盾。如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既解决战后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又促进就业。美国已经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律以联邦法律为导引，各州法律相充实，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但从两国的立法来看，都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得职业教育管理和发展有法可依。
3.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轨迹不同，但注重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美国职业教育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变。“二战”后为了适应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解决就业、社会福利、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每隔几年就有一部职教法案出台。如在1968年和1976年两次修订《职业教育法》，1974年重新确定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制定了《生计教育法》。德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发展表现出稳扎稳打的态势，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来完善以推进发展，法律的前瞻性、适用性较强，基本较少作法律修订。两国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但并不影响两国法律发展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变”是其共性。美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发展是一个“变中求稳”的过程，表现为前后法案的继承性很强，后法多是前法案的修改或补充，法案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律是“稳中渐变”的过程，以不断丰富法律的内容，提高法律的调控力来推进职业教育，适应社会和劳动者发展的要求。
4.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不同，但注重保障法律落实。两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丰富，涉及多方的权利义务。两国职业教育情况的不同使其内容有很大差异，但在落实上都有非常周延的法律规定。如教育效果的考核、经费的保障。按法律规定德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职业培训的质量检验要全面负责，其检验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培训人员的检验，通过考试来实现；另一方面是检验企业对受训人员的满意程度，通过对企业的调查来获得。关于经费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德国无论是接受培训者，还是提供培训的机构、学校都可以从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和资助，其中中央基金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而美国1963年《职业教育法》及1968年、1972年修订案，大幅度增加对职业教育拨款。1990年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有效的法律措施保障了职业教育的质量，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德美职业教育立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启示
1.重视职业教育，以法治教，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观念。对一项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一个根本的表征就在于在社会制度构结中是否给予足够的体现，特别是法律制度的构建。正是由于德国将职业培训作为青年走上职业生涯必须经历的法定环节并给以法律的保护，正是由于美国的终生职业培训的法律规定，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偏见和鄙薄；正是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和法律的实施，支持和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借助法律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调整职业教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明确各参与职业教育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其合法权益。同时以国家强制力的手段保证其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才能健康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也才能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有高度的认可和信赖。这样职业教育也才能获得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2.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形成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我国历史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及《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就职业教育有所规定，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1996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职业教育有了自身的专项法律，迄今已有十多年，由于缺乏足够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致使这部职业教育基本法贯彻执行起来效力大打折扣。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试行按新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及《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和各地方制定的职业教育发展法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法存在法律阶位低、单项法不配套、数量少、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的多是政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权威不足，结构不够严谨。借鉴德、美经验，我国应逐渐形成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职业教育投入法、农业职业教育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职业资格准入等若干法规为主干，辅以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构成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3.职业教育立法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法应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现实和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为此应及时地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废、立、改。在发展中逐渐完善教育法律体系，调整职业教育中各方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
4.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权利义务落实到位，注重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立法。保证落实权利义务到位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法律质量的尺度。我们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立法质量，使职业教育法律结构合理，语言简洁、规范，含义准确，权利义务明确，违规责任与后果确定，增强职业教育法律的操作性。
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在于具备充足的财力保障。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力支持不是很充分、规范，在多数情况下，职业学校要自收自支。我们现行的收费政策，无疑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生源，也制约了高水平劳动者的培养。因此必须把职业教育资金问题作为立法的重点，使资金筹措的途径、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使用的监督等问题的解决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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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依我国法律规定系指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作为教育活动的专门场所，其在行使教育法赋予的权利同时又应当履行那些义务，这对学校正当行使权利，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体系，中小学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这是学校义务的核心，其他权利和义务均是该义务的延伸和保障，《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义务贯穿于整个教育法律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教师法》第八条，《义务教育法》第三条，也都有类似明确规定。（二）保护受教育者的生命、健康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由教育法律调整形成的，该义务就学校而言主要应指其在行使权利时无违法侵犯学生生命健康权的行为，那种认为学生在校受到的任何人身伤害都应有学校负责的观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学校对学生人身伤害负责的前提是其有过错，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受教育者的人身、认知状况不同，我国教育法律也有不同规定，其中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更有力些；《教育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三）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权、人格权的义务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剥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四条：“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得随意开除未成年学生”；学生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学校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得侵犯学生的各项人格权，《教师法》第八条，三十七条的规定禁止教师体罚学生，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也有类似明确规定。（四）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中小学的职责较为特殊，其义务内容不独限于法定的范围，还应包括行使权利的不当，史尚宽在论及公务员违法行为时认为“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其行为无须为其义务，只须有权为之为已足”。作为公务活动，学校及其教育人员如何行使权利才是正当？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对教育人员的道德修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教育法律、法规对学校的义务尚有其他规定，但就其宗旨而言莫不是围绕以上问题展开，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中小学的义务也日渐明确，这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生权益的保护将有积极影响。
法律纠纷依法办学法律关系学校法律纠纷是指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教师、学生及社会其他主体等行为主体由于违反教育法律规范而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相对人认为其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产生的各种法律纠纷。学校办学在此主要指学校内部办学，即学校内部的管理或运转。在现代中国，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法律的完善，民众对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也越来越认同，学校的法律纠纷呈现一种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将学校诉诸法院的案例已经越来越普遍。学校自古以来就是被认为教书育人的神圣之地，但是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多的法律纠纷，如何来看待这些纠纷背后的教育中各个主体的法律关系，怎样防止以后类似的纠纷，努力营造学校优秀的教学环境，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近年来我国学校法律纠纷的现状
近年来学校的各种法律纠纷，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涉及的法律也十分繁杂。根据学校法律纠纷的权利主体，可以将学校的法律纠纷划分成以下三种。
一是学生的权利被侵犯造成法律纠纷。在教育中，作为主体的数量众多的学生是权利被侵犯的主要对象，这种类型的法律纠纷在总的学校法律纠纷中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重。二是教师的权利被侵害造成法律纠纷。学校运行中，教师常常也作为弱势的一方，其权利也是经常被侵犯。三是学校的办学自利问题造成的法律纠纷。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与相关的单位发生的法律纠纷，办学自问题就是与上级分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部门发生的纠纷等。
二、学校法律纠纷的原因探讨
1.办学理念的落后以及传统思想下的领导治校
在现代社会，随着法制理念的普及，人类进入到了一个权力和义务的时代，人们开始重视和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又被制定成法律予以保护。随着社会对教育培养人才的进一步重视，法律开始全面介入教育领域，而人民的受教育权也急需要法律的保护。近年来我国制定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都是为了规范教育中的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离开法律。现在我国的办学思维模式还是一种管理学层面的或者是一种按照教育政策来办学的理念，与现代的依法治校理念还有一定差距，正是这种治校理念问题为如今的学校法律纠纷埋下了隐患。教育是社会的一个系统组成部分，有其特殊性和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应用。当我们没有依法治校的理念时，学校领导很容易按照个人喜好来制定许多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甚至有些学校的规章制度直接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例如，随意地开除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规定取得学位必须要过英语四级，考试作弊就取消学位授予等。教育部多次重申不得将学位与四六级挂钩，但是很多高校打着办学自的旗号，公然无视教育部的规定，如此种种，都是因为缺乏办学治校的法律理念。所以，这种行为就更容易造成法律纠纷。
2.市场经济下学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化
教育从最早的私人办学到近代的国家承担起教育的义务，直至在如今市场经济下办学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更多的私立学校出现，使得教育中的法律纠纷愈发多见和复杂。由于私立学校的法律地位和公办学校不同，有更大的办学自，关于私立学校的招生、培养和收费等，都会引发争议。如几年前各种高考复习班，号称可以保证孩子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甚至可以签合约保证，当家长交了高昂的费用之后，学生并没有考上大学，但事后学校直接关门，造成家长们维权无门。如此种种，可以说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显然使得法律调节学校法律纠纷更加棘手，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多元化的办学，更不能一刀切，因为未来社会发展，教育肯定是走向更加多元化的办学。这就更需要国家制定更加详细和有针对性的法律，对于这些处在特殊地位的学校进行法律的规范。
3.教育活动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不明确以及缺乏问责机制
我国的学校管理方式经常是很多部门对学校运行都有管理的权利，但当学校出了事情却又找不出一个能负责的部门。这种只规定权利，却无视对各个主体义务的规定也是亟待改进的。在教育学生中，政府、学校及家长三者对学生负有怎样不同的法律责任？学生在学习期间受到伤害，经常由于三者界定不清，互相推诿，使得保护学生往往成为纸上谈兵。国家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条例，但是很多纠纷却找不到负责任的一方。教育涉及的主体比较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正是因为对这三者的权利和义务划分得不够明确，使得在学生出了问题之后，找不到该被问责的人员。国家要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可是学校却有劝退学生的惩罚权利，还有近来有些家长希望能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父母的家庭教育是否可以当做九年义务教育，也是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这样的情况下，义务教育的实施更需要法律的规范。否则很容易三方都没有尽到义务，从而使得学生的受教育权得不到保护。
4.教育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与各地规定的差异
虽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教育法律的修改与完善，相继出台了多部法律来规范教育中的关系。但是依然缺乏对教育更加细致有效的法律，这点特别是到了市场经济下的教育中，体现更加明显。缺乏与现行法律相配套的下位法律，比如说《学位授予法》、《学校筹备资金法》，比如说各个学校收取择校费、如何收取、收取多少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法律规定的。所以制定相应的学校办学法律来调整和规范教育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教育因为涉及到不同的地方因素，难以统一管理。近代以来，将教育权逐渐下放到地方，也加大了教育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难度。因为我国地广人多，各地的经济、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直接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各地教育政策有很大差别。再加上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巨大差距，如此一来，也很难从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来保障和规范各地的教育。就是制定了统一的教育法律，在各地实施中也会面临多种多样的困难。
三、学校法律纠纷解决的对策及途径
1.明确教育活动中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关系
在我国一直以来对学校的地位有很大的争议，学校能否成为一个法人，学校如何履行自己的法人地位，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在教育上又该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作为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主体，又该怎样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等。这样权利和义务都要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表述，这样才能减少以后的教育法律纠纷。教育法律关系是以法律为前提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教育法律关系是法律调整教育关系而出现的一种状态，凡是纳入了法律调整的教育关系都是教育法律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关系都有法律调整，只有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的教育关系，国家才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规范，以确保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维持教育秩序的稳定，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
2.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伦理道德水平和加强对学校行政权力的监督
虽然学校纠纷问题主要是法律问题，但是法律与道德联系密切，许多法律规范来源于道德规范，道德“底线”要求常常会转化为法律规范来加强其对人们行为调节的强制力。紧紧依靠法律不能完全调节学校内部的关系，更多地是要唤醒教育工作者的道德良知，让他们用高尚的道德做出表率，来感染学生，进而在校园内部建成一个人人讲道德、有追求的和谐的求知氛围。关于教师的管理和规范，关于如何保护学生，如何对教师这一职业进行更加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十分有必要借鉴国外的一些成熟的法律模式。当前各学校必须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各地区选拔聘任教师时，首先对其道德予以考察，如有不适合作为教师的，一定要谨慎聘任。入职以后，也要加强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树立全校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倡导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爱护和关怀。要与时俱进，在教育工作者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应该尊师重教，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困难，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制度保障方面，建立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导性制度、政策性制度，完善师德建设的五大机制，即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淘汰机制、评价机制、运行机制。
3.完善教育法律体系，促进教育法制建设现代化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定更加细致和科学的教育法律，比如说像学校处罚学生的法律、学位授予法律，甚至可以制定招生的法律、学费收缴法律等。当前学校里面很多法律纠纷就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进行校园运行的规定，如当前很多农村开始撤并中小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权，这些都是需要法律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而且要有相应的监督处罚机制，切不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二是修改违反上位法的一些地方上的法律条例。很多地方上的法律条例公然侵犯了宪法规定的人们具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教育选择权等。很多地方法律的错误和狭隘也需要我们纠正和整理规范。做到下位法不违反上位法，上位法不违反宪法。一定要将学校里面的所有违反法律的规章制度予以废除，还有很多法律和规章制度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纠纷，一定要以保护弱者的视角出发，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公平正义。只有将法律自身的问题解决了，法律才可以更好地调整学校的法律关系，也只有法律合法，人们才会更加认同和遵守法律，才会更容易地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校。
三是要提高法律的权威性、效果性。让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将法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也让所有的受害一方相信法律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依靠法律来伸张正义。总之，找出教育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实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构建出能够规范办学行为、保障教育发展的可依、可信、可行的、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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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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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一)《职业教育法》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不够明确
《职业教育法》第一条所提出的立法目的，基本上与《教育法》中提到的立法目的十分相似，只看其立法目的，难以区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致使与职业教育紧密相关的其他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参加职业教育体系的其他主体找不到自己明确对应的位置。因此，应更加明确职业教育在整个现代教育制度体系框架中的地位，处理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进行职业教育的目的、地位、机构设立、实施程序及效果。理顺教育部门与其他各行业部门的关系，明确各自对职业教育的管理责任和分工，明确职业教育的分级管理体制。
(二)《职业教育法》的配套法建设严重滞后
我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方立法机构都分别出台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但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侧重于依照本地情况对《职业教育法》进行细化阐释，国家级的适用范围更广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并未出台。因此，要使《职业教育法》更加适用于社会，其配套法规必须尽早的制定出来，要制定一系列相关的国家级单行法规和实施办法等进行配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法》法律体系，使之更加具有实用性。具体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政策倾斜等方面对参与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部门予以肯定和扶持。
(三)职业教育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不明确
在《职业教育法》中没有明确参加职业教育的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没有规定在实现权利过程中受阻的具体救济方法和程序。导致参与到职业教育中的当事人只能凭借合同关系来约束双方的行为，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职业教育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即学生，难以得到应有的权利保障;同时，学校和企业作为重要的职业教育的参与人，其利益也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例如，在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时，学生的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劳动保障等如何得到实现，企业的商业信誉、机械设备、商业秘密如何在学生面前得以维护等等，这些在《职业教育法》中都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使我国目前大力推行的校企合作这种职业教育模式在不少环节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成为制约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
(四)《职业教育法》缺乏执法监督程序
我国《职业教育法》包括总则、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教育保障条件和附则共五个部分四十条，其体例过于宏观条文较少，原则性纲领性条文非常多，可操作性条文太少。其中，只是概括性的提出实体法内容，而缺乏对职业教育执法监督的专门规定，造成法律本身可操作性、约束力、规范性不够。执法监督的主体、执法监督的程序、执法监督的范围和权力，以及相关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等都没有相关的规定，或者规定得并不明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既负责职业教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同时还负责对违法行为给予处罚，球员和裁判同归于一人，根本起不到应有的监督的作用。而对各种职业教育违法行为缺乏执法监督程序的状况，又导致了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因此，《职业教育法》中应在每一个具体职业教育活动行为后增加相关法律后果的表述，增加法律责任条款，使得其所有的违法行为能够违法必究。
作者：乔海丽 单位：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关键词：贫困生 资助体系 法制化
一、我国高校资助体系现状
1994年起，我国高校开始实行教育收费制度，国家和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在高校收费政策全面展开的同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也日益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已达到2000余万人，其中经济困难学生达500余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5%左右。为了帮助这部分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在国家与高校的共同探索下逐步形成了“奖、贷、助、减、补、勤”为主导思想的资助体系，对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资助体系的主要内容
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作为政府转移支付手段的一种具体形式，起着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保障学生基本学习与生活、激励学生立志成才等多种功能。目前，我国高校已初步建立起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以“奖、贷、助、减、补”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资助保障体系。“奖”主要指的是各类由不同主体设立的奖学金，如国家奖学金为每人8000元，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予以物质奖励；“贷”指的是各类金融机构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贷款，资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所提供的手段，主要有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贷款；“助”主要指的是国家助学金，受助金额分为三个等级，分上下两学期发放；“减”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给予部分减免学费以及缓收学费的特殊照顾，如各大高校在新生入学时所设立的绿色通道。“补”指各级政府出资给予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的情形，如困难生活补助、秋季伙食补贴；“勤”主要指学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一定勤工助学岗位，缓解生活压力的行为。
（二）立法现状
学生资助工作体系是国家、社会、高校甚至个人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给予经济上支持的公益行为。由于涉及到的主体和情况纷繁复杂，迫切需要用法律手段予以保障和制约。
就我国而言，目前关于学生资助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中。譬如，《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社经济困难学社接受高等教育。”为了保证弱势群体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4条55条亦作出了相关规定，具体如下：第54条：“高等学校的学生应按国家规定缴纳学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补助或减免学费。”第55条：“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并鼓励高校、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应履行相应义务。”此外，1999年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教育部共同了《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国家助学贷款这一新的资助形式就以法律形式予以正式确立下来。
二、现行资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近年来国家大力增强教育投入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许多国家奖助学金以及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以此来帮助更多的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如《高等教育法》第9、54和55条。毋庸置疑，这一系列法律规定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但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仍属概括性规定，不够深入，且对于资助主体与资助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申请发放、回收国家助学贷款程序等问题没有准确明了的阐述。因此条文缺乏可操作性，使得其助贫的成效还不够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很难使各项具体的资助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二）国家投入力度不够
虽然国家在改善资助经费管理、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上均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相对于我国庞大的教育对象来说，政府在资助环节的财政投入仍然很稀缺，这就从无形中使优先落实教育发展与实际教育经费投入短缺矛盾日益尖锐。
此外，国家在不同省份、不同高校之间的资助力度不够均衡，对中东部等发达地区的211、985等高校，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力度较大；但对于边远的西部地区，特别是非重点高校，其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投入却非常少。实际上，这些地区贫困学生所占比例较大，需要得到帮助的学生也更多。这种国家投入的不均衡特别不利于我国资助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三）受助学生诚信感恩意识缺失
我国各大高校在对贫困生资格的认定上均偏于主观，缺乏充分有效的调查，这就使得许多家庭条件并不贫困的学生钻政策的空子，开具虚假证明，以此来获得学校的各类资助。据央行统计，自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实行以来，不良贷款率已超过20%。这样一来，国家商业银行就不得不提高门槛。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后面申请办理的贫困生就越来越难，这对我国资助体系的建立是非常不利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当前许多贫困生并无这种感恩意识，甚至以当贫困生为荣。从形式上来，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还未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法制化建设，没有以有效的立法形式将此体系予以固定。
三、推动高校资助体系法制化建设的建议
（一）国家相关部门应完善资助立法与监管
虽然我国确立了系统的高校学生资助制度，但目前资助依据还停留在“办法”、“条例”等阶段，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时都应当从实际出发，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完成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由于制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我们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法》与《教育法》对资助体系已有了概括性规定，那么我们所制定的《资助法》就应与其上位法相统一，从属于《高等教育法》与《教育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台较为合理。
为了使我国《资助法》更加完善，应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资助工作应遵循的基本理念与指导原则；明确资助主体与资助对象；规定贫困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保障其获得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要采取强制措施保证基本义务的履行；详细规定具体的资助程序、资金来源与使用状况，建立资助资金绩效审计与监督制定；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与归责原则。
除了制定制度之后，还应当将监管制度也纳入到法制化范畴。可以依法成立专门部门对高校整个实施过程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最终成立一个专为高校教育服务的独立仲裁组织，专门负责处理与学生资助相关的投诉与权责纠纷。
（二）高校构建资助体系的法制化模式
要想解决我国高校资助工作中所面临的难题，就应从根本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构建规范和谐的资助法律关系，最终使其执行力得到有效提高。
所谓法律关系，是指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资助法律关系指的就是资助法律规范在调整主体与对象等一系列资助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要做好高校资助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明确资助主体。在资助法律关系中，作为资助方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法人或组织，作为受助方的主体应该是符合某些特殊条件的在读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当然，双方主体需具备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实现资助体系法制化的关键，就在于要构建一个合理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行为模式。从法理学上说，行为模式指的是法律规则中规定的人们可以行为，应该行为，不得行为的行为方式，它可以是苛以义务，也可以是授权的。在资助法律体系中，行为模式指的是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规则来确定资助主体、工作流程与效果，最终将权利义务及各类有效资源合理地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应将在资助工作中已成熟并行之有效的制度通过此种法律行为模式予以固定，从而进一步规范政府、高校、银行等部门的职责，将高校资助工作更好的向深层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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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概念
（一）法治的概念
法治在我国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形式法治”。即在西方法文化“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经过我国传统实用性思维的加工、处理，将西方法治思想中支撑其信仰存在的内在精神与理念予以删除，仅将其作为制度层面的法律予以保留。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法治不仅包含“形式法治”，还包含实质法治。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难以指导我国社会法治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期待实质法治的实现。法治不同于人治，主要是指伴随社会民主化、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通过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对公权力予以控制，进而保障私权利最大程度实现的治理模式。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概念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试图通过对高校所享有的管理权予以限制，从而保障其享有的管理权能够有效运用，进而实现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大化。即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主要是指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应当在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制定、完善学校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从而实现学生管理过程的进一步规范，进而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伴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增强，尤其是近年来学生与高校争讼案例的不断增多，致使高校管理者开始思考原有治理过程中曾运用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方式等是否出现问题。尤其是在依法治校的影响下，高校学生更加关注自身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护以及高校在治理过程中是否侵犯其切身利益，由此导致现阶段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
（一）相关立法的缺位
由于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发展，导致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相关立法没有得到及时修订，并且在其规范中针对学生管理的条文也多以宣讲性为主，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例如，执法主体的模糊规定，往往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各主体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与此相关的部分上位法缺位，致使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大部分高校在学生管理的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推进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性，从而积极制定与学生管理有关的规范。虽然新增“立法”从数量上颇为可观，但就其质量而言，还存在一定差距。首先，从内容上看，多体现为与其上位法冲突或者抵触的情形，从而致使规范本身丧失合法性。其次，从形式上看，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不同部门针对同一事项有不同的规定，以致该具体规定无法具体适用或者难以操作执行。最后，从程序上看，多缺乏必要程序，例如制定规范时缺乏相关调研、论证以及征求意见等民主情形，从而导致此类规范一经推出便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正当程序的缺失
高校学生管理的上述“立法”规定，多体现为“重实体，轻程序”，即不少高校在推进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因其对实体与程序的辩证关系缺乏正确理解，致使对正当程序的价值观念予以忽略，仅对关涉当事人实体权利的部分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程序规定的缺位以及未对程序予以合理关注，导致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不按程序办事，多体现为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管理者所应依据的程序多因人、因事、因时而被恣意改变。此种情形对于学生而言，因未明确规定其参与、监督以及救济等方面的程序权利，导致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和制约，从而导致实体正义无法得到实现。正当法律程序的缺失影响并阻碍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进程，主要体现于在学生管理过程中往往将学生作为客体，而常常将自己置于主体地位，且多采取以命令或者告知的方式进行管理。例如，学生受处分多表现为一般的告知，往往缺乏听取申辩、举行听证等有效民主管理的方式。
（三）权利救济的不足
现阶段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体现于学生权利救济渠道的进一步畅通，主要指在高校学生管理纠纷发生后包括学生提出申诉、提起民事或者行政诉讼在内的一般救济途径的行使均存在一定的阻碍。例如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部分高校的规章制度均对申诉制度做出了规定，但因其规定本身不明确、缺乏不可操作性，在难以保障申诉公正、合理的情形下，致使这一机制往往处于闲置状态。而民事诉讼本应作为学生实现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但却受民事诉讼法只调整处理平等主体之间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案范围的规制，将学生管理过程中涉及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以外的部分纠纷未在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即对于这部分案件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一般会裁定不予受理。其中，这类案件的典型如学生诉高校未授予其学位的案件，致使各地法院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多作为行政诉讼予以处理，但仍有一部分案件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不予受理。具体而言，以上三种权利救济方式未充分发挥其效用，若仅仅通过此三种方式也难以充分解决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纠纷，并且学生权利救济问题未得到充分解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完善
针对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上问题，管理人员应当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的理念，通过采取健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建构正当管理程序以及完善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等方式，真正实现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完善。
（一）健全管理法律体系
建立健全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主要是指建立新的法律法规、修改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建立完善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首先，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在高校内部主要体现为依法治校，即其所依之法并未完全覆盖高校学生管理的全部内容，应在结合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类似于考试作弊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应当建立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相适应的程序性立法，使其上述法律中明显体现为宣讲性的条文具有具体运行、操作的可能性。其次，针对颁布较早、修订次数少或者尚未修订过的《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而言，立法不仅表现为严重滞后于当今社会的发展，还表现为背离了原有的立法初衷、立法目的以及立法理念。现阶段为了贯彻依法治校的进一步推进，应在服务学生以及维护学生权益相关理念的指导下加大对相关立法的修订与完善。最后，健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也是高校学生管理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作为高校内部的“法”在具体制定过程中应遵循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民主性原则。合法性原则主要体现于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应违背宪法、法律的规定，且应当在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制下，结合本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制度。合理性原则主要是指高校制定规章制度时应公平、公正，合乎情理，不能仅因学生上课偶尔低声说话、迟到或者早退等情形就给予学生严重警告或者留校察看等处分。民主性原则是指高校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听取高校学生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还要考虑征求在管理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且被管理的广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致使制定的规章制度更加符合实际，进而保障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容易得到广大学生认同。
（二）建构正当管理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深受自然正义观念的影响，最早提出于英国的《自由大》，其后在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将正当法律程序运用到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不仅体现为有利于解决高校学生管理纠纷、促进高校学生之间权利的实现，还体现于在实现管理者之间权力制衡的基础上规范双方基本权利。在依法治校下的高校管理过程中，还应当加强管理者的程序意识，即应当将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渗透到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保障实体正义实现的程序正义也应当予以实现。在实现学生管理实体正义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强调学生应当享有的程序性权利，例如享有针对处分的申辩、听证等权利。建构正当管理程序有利于保障学生管理活动严格依照既定的正当法律程序运行，从而实现处理过程的公正、公开、公平，进而实现学生权益保护的最大化。
关键词：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167-02
一、引言
我国大陆现行教育法律包括教育基本法律和教育单行法律，但是，并未有单独的全国性的成人教育立法，而成人教育法律法规是规范成人教育行为和规划成人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地区更积极构建成人教育的相关法律体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了台湾成人教育事业的稳步、有序发展。本文就台湾地区成人教育主要立法情况以及立法特点进行简述，并探讨其对我国大陆构建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借鉴意义。
二、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的主要立法情况
台湾地区主要的成人教育立法有《成人教育法》和《终身学习法》，他们的成人教育立法相对比较完善，适应了社会发展对各方面实用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成人教育发展的需要，对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成人教育法》。台湾地区的《成人教育法》于1997年正式制定，是当地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相关法律文件，这对于发展当地的成人教育事业有重要意义。该文件还引入了终身教育理念，完善了终身教育发展的保障机制，有效推动了台湾地区终身教育事业向前迈进。这部法案的目的，就在于保障成人参与成人教育、终身学习的权利，并强调了对于弱势群体学习权利的保障，切实保证了台湾地区各成人群体接受应有的教育，提高了该地区成人的受教育水平。该法律对实施成人教育的机构进行明确的规定以及性质划分，规定了对这些机构的奖惩措施、税收制度以及严格的监管制度，这些都对规范该地区成人教育事业的经营行为起到非常有效的规范作用，保证了该地区成人教育活动的持续和有序进行。
2.《终身学习法》。继台湾地区《成人教育法》正式制定之后，该地区的《终身学习法》（2002年）也随之正式公布实施，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当地成人教育发展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随着该法律文件的实施，台湾地区各级教育部对终身教育活动的投资大幅度提升，加快了整个台湾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前进步伐。该法律的特色是把如何促成大学生终身学习，作为大学教育水平的一项评估内容，将终身教育的推行与传统高等教育结合起来，有效利用传统高等教育的优势资源、人力物力，切实保障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的主要特点
总的来说，台湾地区注重成人教育的法制化及系统化，成人教育机构办学思想明确并能关切到成人学习的个性化需求，公正对待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学习成果的成人学员，这些对大陆的成人教育立法工作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注重成人教育法制化及系统化。以往成人教育机构的建设、发展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存在一定的混乱，这造成了教育资源大量浪费。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的实施，突破了过去相关成人教育法规相互割裂的局限，成人教育法制化和系统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效地促进了当地成人教育法制的不断完善。
2.办学思想明确。台湾地区的成人教育立法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45岁的，没有完成国民教育的成人，都必须参加成人基本教育。这就明确了接受成人教育的人群，保证了成人接受成人教育的义务和权利。因此，成人教育机构具有更明确的办学思想，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满足成人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实现对广大成人的教育和培养，更加切合终身教育的发展理念。
3.关注成人个性化需求。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更加注重保障成人教育个性化的需求。该地区成人教育法律法规整合各类成人教育机构资源，并鼓励社会及民间办学形式兴办成人教育机构，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各类政府、团体机构依据当地的发展实际以及文化传统举办各具特色的教育机构。这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成人对于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有力地提高成人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扩大了成人教育教学活动的覆盖范围和实际效果，同时也提高成人教育机构教育教学活动的实际收益。
4.对各种途径成人学习形式均公正对待。台湾地区的成人教育立法，切实解决了成人参与不同种类成人教育机构、不同学习形式的后顾之忧，它通过建立公正、合理的学习成果认定制度，保障学生通过不同学习途径获得的学习成果是受认可的。这就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成人学员积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职业发展需要选择适合的成人教育机构，相应的，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机构也由于成人在学习途径上选择权的增多而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成良性竞争。这就从整体上促进了该地区成人教育向更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并且根据需要不断将各级各类教学机构予以整合优化，形成了一股发展终身教育的合力。
四、对大陆成人教育立法的启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这说明未来世界的教育将是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将朝着社会化、国际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完善的成人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地区在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上做得比较突出，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值得大陆地区借鉴，根据大陆的实际情况形成适合我国大陆成人教育发展需要的较为完善的成人教育立法。
1.重视终身教育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国民教育体系的目标，不过，直到今天，当人们听到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的时候，也仅有浅显的理解，甚至是闻所未闻，终身教育理念并未深入人心，所以也并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需求，致使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在我国的发展速度缓慢且收效不大。大陆应借鉴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推广普及终身教育思想，尽快出台适合大陆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社会中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推进终身教育事业的发展。
2.加快制定全国范围的成人教育法。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全国性质的成人教育立法，而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文件中提及的有关成人教育的条款少之又少，并且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等原因，这些条款更是流于抽象，缺少实际可操作的内容，对于成人教育活动的开展指导意义不大。因此，时代的发展呼唤全国范围的成人教育立法的制定和实施，以保证成人教育活动有理、有序地进行。
3.明确成人教育立法的定位。成人教育的地位是以法律法规来保障的，而法律又赋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利与义务，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行为来推行和实施成人教育。成人教育法是教育法的子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要体现我国的教育方针。在政策方面，要有利于促进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要以国家现行的成人教育政策，尤其是以《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为政策基础，体现其基本精神，丰富相关的内容。
4.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成人教育立法。当前，我国仅福建、北京、上海三地制定了地方性的成人教育法规，我国大陆可借鉴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关于推动各地方建设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政策，不断鼓励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宏观的教育政策法规，制定地方性成人教育法规，切实推动地方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有助于不断形成全国性的成人教育法规，从而真正从法律上保障成人教育教育活动的实施，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
五、结语
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的制定和完善，对推广终身教育思想和台湾成人教育事业，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人教育立法明确了成人教育机构的办学思路，使各成人教育机构办学进入正轨，同时又通过立法切实保障了成人参与各类成人教育机构、选择适合的成人学习途径的权利，提高成人参与的热情，促进成人教育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丰富，形成了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台湾地区成人教育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从整体上规划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发展。台湾地区成人教育立法在微观层面及宏观层面都得到较好的执行，我国大陆应当积极借鉴台湾地区在成人教育立法方面的实践经验，不断吸收该地区制定成人教育法律法规的优秀成果，加快构建我国大陆整体的成人教育立法，逐步形成完善的成人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推动我国大陆成人教育事业向前发展，不断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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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国际和教育立法的共性规律总结开始,重点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等几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教育立法相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教育立法的现实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相关启示与借鉴。
一、引言
由于国家体制、民族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不同,各个国家对法的运用及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但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尤其是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教育法制建设的历史都相对悠久,成效卓著。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法律趋同之势日益明显,国外教育立法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就更为显著。本文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高等教育等几个方面总结和归纳教育立法相对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结合我国教育立法的现实,提出对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相关启示与借鉴。
二、我国教育立法实践与问题
我国教育立法从无到有,历经20多年的艰辛努力,已逐步构建了教育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反映了教育立法的重大成就。这是我国依法治教方面的重大进展,同时,也奠定了教育法治化的坚实基础。但实践中,教育立法依然存在为与社会对教育需要不相协调的地方:
第一,是教育法制体系不健全。学校是国家教育权、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场所。学校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教育权的落实和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从静态上看,我国缺少《学校教育法》《教育财政法》及《教育投入法》等保障教育发展的关键性法律。第二,是立法技术与法律完备性欠缺。按照《义务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该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后学校一直在收费。直到1992年《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出台后,才在第17条中补充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没有人对《细则》第17条违背上述法的规定提出异议。第三,教育法规构造、表述与实施存有缺陷。目前的教育法规名称缺乏规范性,如法规名称过于庞杂,仅仅是教育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法规,就有条例、规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等称谓,而且法规名称与其效力并不一致;教育法规内容不完整、不全面,尤其是法律责任和法律程序方面的规定过于薄弱,同时,几乎所有的教育法规都以实体性规范为主,极度缺乏程序性规范。
三、教育立法的国际共性与经验
在梳理了我国教育立法的历史以及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着重从世界上各个教育相对发达国家教育立法的特色分析入手,对义务教育立法的历史渊源、职业教育的各有侧重、民办教育投入与支持模式的异同,以及成人教育立法等进行多方面的总结与归纳,为我国教育立法提供启示与借鉴意义。
1. 义务教育。综观国外义务教育立法,虽然基于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权组织方面的不同侧重,各国在义务教育立法上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差异性。但义务教育本身的基本规律和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都注定了国外义务教育立法仍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
义务教育的强制性。在国外,很早时候开始,义务教育就名副其实,首先被视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以至于早期的受教育与纳税、服兵役一道成为国民的三大义务。在我国清末,深受国外教育立法影响的《强迫教育章程》的“强迫”二字,以及“罪其父母”之类的规定,可谓尽得“强制性”精髓。
免费本是义务教育的基本特性(这是国家和政府应尽的基本义务),因此义务教育立法确保免费的实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在国外,不少国家义务教育的免费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英国,1891年初等教育已经实现免费,1902年时中学教育却并未完全取消收费,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对那些结束了义务教育却未能升学的青年免费教育至18岁。在法国,1881年的《费里法》已经规定了国民教育“义务、免费、世俗”三原则,学生享有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且当年就实现了母亲学校和小学的免费教育以及师范学校免缴膳宿费,并逐步发展到了更高层次和更长年限的免费教育。
2.职业教育。自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法律法规,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修斯法》之后又相继通过了《乔治—里德法》《乔治—巴顿法》以及《国防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每一部法律都有其历史性和阶段性问题。立法的实质是联邦扩大教育权限的手段之一,通过立法引导职业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在日本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广辞苑》给职业教育的解释是,通过对从业人员进行的以职业能力开发和技术水平提高为目的训练。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人们从事工作的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广义上的职业教育。狭义的职业教育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其中包括产业教育和专门教育。
韩国职业教育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战后韩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表现出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步调一致,形成了较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3. 民办教育。世界各国对民办(私立)学校经济的支持,除了以法律的形式作明确的规定外,还都采取不同的经济形式给予私立学校相应的待遇。
匈牙利私立学校的总经费中政府拨的经费占70%;在丹麦和奥地利,政府经费占到了80%;在挪威,政府经费甚至占到85%。在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法国和墨西哥,政府也向私立学校提供经费,并规定了比例。
日本政府有关给予私立学校财政支持的立法比较完善。1949年的《私立学校法》第59条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为振兴教育,在必要时依据有关的法律对法人办的私立学校给予资助。1970年的《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规定设立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其资金为10亿日元,全部由政府支持。1975年的《私立校振兴资助法》规定,对私立大学和私立高等专门学校的经费,由国家补助l/2。此外日本还设立了私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为私立教育提供贷款以及贷款有效利用的管理方案等。
4.成人教育。英国是西方成人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号称“世界继续教育之乡”,其成人教育对世界各地成人教育的发展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成人教育有关的正式法律法规主要有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进入新世纪后,英国政府继续积极完善继续教育政策。2002年政府发表的《为了每个人的成功——改革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出,继续教育要以雇主和广大学习者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为导向,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2006年,英国教育和技能部发表了题为《继续教育:提高技能,改善生活机遇》白皮书,根据继续教育白皮书的建议,英国议会于2007年3月颁布了《继续教育和培训法》。该法案从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以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为重点,提出了继续教育的改革目标和内容,由此确立了英国继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律基础。
四、中国教育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教育法是人的主观愿望的产物。要使这些主观愿望与教育管理的客观规律相符合,就必须完善教育立法机制,清理、修改现行教育法律;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教育立法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实践看,中国的教育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要以《立法法》《行政许可法》为依据,清理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其次,要借鉴国际教育立法经验,对我国各个层次的教育立法进行梳理与完善,以基础义务教育为根基,以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为辅助,以民办教育为补充,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第三,要提倡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使之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的民办教育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最后,要重视立法的与时俱进性质。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变化,应完善与充实相关法律条款,使得教育立法与实践和社会实际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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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教，是促使高校管理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人性化的源泉和动力。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践中，实现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要求高校管理要尊重和注意保护学生权利，为此要求对高校管理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高校应转变观念。树立法治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以学生权利为本，确保学生权利落到实处。
论文关键词：学生权利；高校管理
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高校行使教育管理权对学生实施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大多数学生的权利。但现实中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并不鲜见树立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的高校教育管理新理念迫在眉睫。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在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公正评价权以及程序性权利等方面。造成冲突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学生权利的法律法规滞后和缺失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教育法》是1995年施行，《高等教育法》是1999年施行，《学位条例》则制定于1981年。法律法规规定明显滞后于现实，法律规定的疏漏不断显现。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未得到及时弥补，法律法规无法指导现实工作，造成了高校管理的法律盲区。一些法律法规是在特定背景下由政府推进立法的产物，偏重于管理，立法的总体价值导向着眼于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忽视大学生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保障大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缺位，导致学生权利被侵蚀。虽然《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生享有众多权利，然而，除了《学位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学位授予问题外，保障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法规缺位，学生权利更多地还停留在书面权利的状态，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权利。
(二)保护学生权利的法律程序缺失，救济途径模糊不畅
目前高校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关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程序缺失。《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中，没有规定程序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3条第2款对学生的权益保障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在高校管理的现实中，还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在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几乎都没有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和理由，也很少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后，也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往往是在处理决定公布后，被处理人才知道惩处的结果、内容，被处理人不知道是否可以申诉、向何处申诉。程序缺失导致学生权利未能真正得到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等未得到充分尊重。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学生权利的一个重要的救济渠道。该规定把学校处分和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赋予了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机制——申诉权。遗憾的是，虽然该条款在形式上赋予了大学生申诉权，但是法律和其他法规都没有对大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作进一步的说明。事实上，目前也很少有高校设置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学生申诉权仍然形如虚设，学生的权益实质上仍未得到有效救济。
(三)高校内部管理秩序失范，学生权利保护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仍然沿袭着行政机构规则行事的运行机制，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高校自身对教育法的了解和贯彻也非常不够。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其内部管理的秩序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完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轨道，没有形成真正有权威的、客观有效的监督，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和致害的风险。
许多高校在“从严治校”理念指导下，出台了诸多加强学籍管理、严肃纪律等校规校纪。不容否认的是，校规校纪从维护高校管理的角度出发，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管理权利而轻视学生权利的现象。甚至有些校规校纪的规定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校规碰撞法律。一些高校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无法律依据擅自增加学生义务，限制甚至剥夺学生合法权利，学生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对学生权利的尊重，没有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二、以学生为本。树立高校管理新理念
在高校管理中，尊重和保护学生权利是高校管理工作不断趋于法治化的重要体现，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突出学生权利本位，促进高校管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民主化。
(一)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明确大学生权利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立法已有明显进展，在明确高校的法律地位，调整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护高校体制与管理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有诸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学生与高校纠纷不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参考，以致当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时，校方与学生各执一词。应进一步完善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特别是完善《高教法》内容，将学生权利明确写入法律。针对学生权利被侵害的现状，有必要把《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关于“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化、细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高校学生权利，确定高校对学生奖励或处分的权限，对于确需剥夺或限制受教育权的条件、情节、程序要明确作出规定，使高校管理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监督规范高校管理，依法治教
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在制度上一直没有解决由谁来监督或如何监督高校依法办学、自主办学的问题。必须加强对高校教育管理的监督，在赋予高校充分行使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将高校纳入被监督之列。
当前，我国教育立法对高校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及责任承担等问题，都缺少法律规定。这是造成高校滥用权力，侵犯学生权利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校可以不需法律依据而关于管理、教育学生的命令规则，学生必须服从。高校可以对学生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学生如有不服，只能提起申诉而无法寻求司法救济。高校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对学生合法权利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依法治国原则相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应抛弃这种与法治不符的观念和做法，在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况下，高校不能自行规定剥夺或限制受教育权的条件、范围、种类。
正确理解和合法行使高校教育管理权，高校必须遵守法律，依法治教，依法管理教育学生，行使管理权力的职能范围必须由法律授权。高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制约，进行教育管理活动的权力来源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行使必须合法。在实现依法治教的进程中，既要确保高校管理权的实现，同时也必须对高校管理权的行使给予必要的约束和限制。高校管理必须建立在合法设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并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合法。
依法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高校必须依法行使管理权，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相抵触。高校应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分析研究，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充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废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校内规章制度，出台一些新的保护学生个体权益的规范性文件，真正实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在实际管理中高校应将有关学生管理的规定及时向学生公告。并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指导、检查和督促。
(三)建立多元化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教育行政法是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所谓"教育行政关系"，是指教育行政主体在行使教育行政职能和接受教育行政法制监督的过程中与教育行政相对人、教育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发生的各种关系。[1]教育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教育行政权的法。而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是指教育行政法在理论上所应该具备的通过抽象所得出的理想状态。
一、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
(一)教育行政法应然的释意
应然性本身并不是教育行政法，它只是教育行政法所应该体现的精神。它所表现出来的属性或特征与教育行政法所应该体现的精神。它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和特征与教育行政法的合理性在概念上是互相放映的关系。应然性可能是合乎事实及规律这一状态也可能不符合或者不甚符合这一状态。
教育行政法应然性的表现形式是由其逻辑原则正确性的因果关系紧密程度所决定的，应然性所依赖的因果联系主要包括对教育行政法自身有限性，相对性和历史性进行理性反思与批判的必然性、可能性等属性范畴。
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表现为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做出的关于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做出的关于价值客体对价值主体有无价值，有何价值、价值大小的判断，又是主体做出的有关于教育行政法本身的发展的关于教育行政法本身的发展规律的理性描述。
教育行政法应然的意蕴在于描述教育行政法在理论上所应该具备的一些特定的属性，既教育行政法的质的规定性。从法律逻辑的视角分析，教育行政法的应然首先要思考法律的各种相关规定，并探求法律的目的、精神、原则，同时以法律理论作为推理依托，来确定针对具体事实的法律结论。它是对教育行政法规范、指引、预测和制裁功能的理性结论，其主要标志是合理性。
教育行政法应然的概念比教育行政法的实然性更容易与真理范畴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法，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保持了自己的法律本性，在质的规定性上以自然法的精神，将法的价值进法律。教育行政法的应然希望依托法律逻辑促成行政双方的互动交流，并形成法律至上的服务理念，来减轻教育行政的张力。同时，对于一个个"意外"的失衡，通过契合社会基本心理思潮的预期，从逻辑上比较分析来各种成熟的教育行政法律制度的共同原则、概念和特征，来对具体的、某些情况下的自由或者秩序加以扬抑，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教育行政法的应然将合理性界说为，行政主体在认识，行为和评价等一切方面应用自己理性智慧估算、计划出适当或最佳选择、目标，并深思熟虑地尽最大可能地调动自己可利用手段，达到可以期望的最佳效果。
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关注的核心就是行政主体对外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协作、监督，也就是外在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理的逻辑关系。从教育行政法的核心价值和现实的关怀度来看，教育行政法的应然，在现实中不希望看到仅仅基于权力的逻辑扭曲教育行政的过程，也不希望看到行政相对人的本来合理的追求被双方所曲解，与现成逻辑理论相悖从而造成不信任的扩大。在合理性基础上所确立教育行政法应然的概念，是以教育行政法应然的现实需要、理想追求和积极的评价态度三大前提逻辑基础的。从这些前提出发，人们对教育行政法的合理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看法，对教育行政法合理性产生了信任，并去向往或者追求教育行政法的理想状态。
我国学界虽也曾使用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来概括教育行政法的合理现象，但应然对于教育行政法合理性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其提出对于教育行政法合理性带来何种影响以及涉及那些教育法律和政策问题，却较少系统分析。作为教育行政权有效运作的规范理念，在程序主义的教育行政法律范式中，其涉及的深层次教育行政法律问题，对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存的共时性格局当局中的我国教育行政而言，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向现实性转化是认识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认识层面的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过程;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应是从教育行政法合理性的层面切入。
实践表明，比较完整的教育行法制度框架，所展示出的应然不仅隐含这教育行政法理的一致性以及默示的合流，而且是基于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法律思想方式合乎法律逻辑的教育行政合理行为。
(二)、教育行政法"应然性"的性质
法律逻辑颠覆了教育行政法应然自足的假设，在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下，让教育行政法适用的过程基本上与教育行政管理的预期相符。教育行政法应然的属性表达了这样一种判断，既不仅要将行政相对方从传统的行政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一个能够自主决定的主体，而且还要求行政机关积极行政，以便推动公民价值的提升和自由程度的提高。
教育行政法的应然营造了一个法律逻辑的城堡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建立了一种肯定性的逻辑联系，涵摄法律逻辑概念体系、法律逻辑判断体系、法律逻辑推理体系，使教育行政法的应然具有逻辑上的决定意义。主要包括相对稳定的边际、坚决地与政治剥离、与行政技术保持应有的界限，法不逾越行政，其中涉及合理性的评判要注重慎密的逻辑。
教育行政法质的规定性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建立了同一的逻辑联系，这种确定性是针对因果关系的，反映了让自由和秩序从形式上在尽量少的冲突下得到动态均衡的规律。应然性的核心概念是应该，而应该的本质是对某种事件发生原因或发展结果的带有肯定性的逻辑联系的前提下，根据同样的原因可以作出应该产生同样结果的逻辑判断，或者是根据相同结果的逻辑判断，或者是根据相同的结果可以推论出该存在相同的原因，借以将自己的各种属性或特征表现出来。
也就是由应然而推导出的合理性要包含这的价值因素，在应然的领域中教育行政法合理性的逻辑价值，须符合因果关系确定性的法律逻辑应求。因此，教育行政法应然性的本质是对教育教育行政法的价值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带有肯定性的逻辑判断。法律逻辑探究的是纯粹的教育行政法之应然，注重对教育行政法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教育行政法的逻辑结构体系，认为依照理性构建的教育行政法，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演绎既能得出准确结论。
作为教育行政法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应然性具有较强的决定力量，它可以从现在推及未来，具有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段的作用。因此，在教育行政法中"现在"是"过去"的应然性的产物，"现在"又是"未来"的应然性的产物，"现在"又是"未来"的应然性三个时间段的作用。因此，在教育行政法中"现在"是"过去"的应然性的产物，"现在"又是"未来"的应然性的依据。[2]在某种意义上教育行政法应然性的价值表现，是以法的精神和理性为存在的根据，是一种实质合理性。
应然将合规律与和目的作为判断合理性尺度，通过法律逻辑对教育行政法的本原、本体及本质附以价值、理念等层面上的探求，在逻辑联系上从可能的法域中去寻找合理性。就教育行政法作用力的抑制而言，在这种理性基础上进行的重组并不代表着合流。
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在可能的法域里，应该是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逻辑的可能性。教育行政法在调整教育行政关系和基于行政关系而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时，用理性眼光去衡量现实，修正其不完善地方，促使其逐渐地完善。它体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即运用特有的核心理念法律物化形式来实现教育行政法的价值目标。
这种宽泛实在的应求旨在限制行政权，保护法律主体之平等性，促进自由状态之实现，具有教育行政法终极的本体性。也就是说，作为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实质上是受作出应然性价值判断的教育行政主体意志属性和利益属性支配的。所谓合理性便是在内在于这种追求实在的东西。所谓合理性便是内在于这种追求的东西。因而，教育行政法的应然性不是一种客观属性，而是一种价值属性。
在教育行政法合理性的层面，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做出决定的互相关系中，"矛盾"一词表现得特别明显，论证合理性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其逻辑形式，而且还需要考虑其内容，否则价值判断是不可能得到逻辑证成的。[3]实际上，教育行政法合理性既不是"根据法律逻辑分析性的概念体系、演绎的严密性和规则导向的推理这些标准来建构"，也不是以"目的导向"来侧重讨论前提的可接受性、正当性、恰当性;而是倾向于准确地刻画那些对教育行政行为的过程、组织、权利与权能的分配予以规制的组织规范和程序规范，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得教育行政法基于自身的规律达到所应有状态，朝着追求理性和公正的法律目标迈进。
二、教育行政法的必要性
近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国之所以可以却取得这样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重视教育并且发展教育。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突出表现在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上，而所有的管理活动之中，法律的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这都决定了，教育行政法在国家管理中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95年之前， 我国长期以来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在指明政府对教育事业管理的方向上起着的指导作用，但是政策的原则性和非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政府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管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忽视教育行政管理的法制建设，必然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和发展进程。只有将教育行政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教育行政法的法律体系，才能使我国教育事业走向健康、有序、稳定发展之路。
因此，国家制定教育行政法，建立教育行政法体系，首先有利于加快教育行政法的立法进程，完善现行教育行政法。我国具有具有悠久的教育历史和优良的教育传统，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但是教育法制和十年前相比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有些教育行政法律规范并不能并不能准确地体现国家关于教育行政管理的一般意志，而且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重复立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完善我国的教育行政立法，以及加强教育行政法体系的建设，能够保持教育行政法规范之间的内在统一和外在协调。其次，完善教育行政法的立法，加强教育行政法的法律体系建设有利于教育行政法的适用。
教育行政法律体系是教育行政法律规范的有机组合体。各种教育行政法律规范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能够确立其效力等级，明确适用范围、方式和程序，便于教育行政法律规范的实现。最后，完善教育行政立法和加强教育行政立法体系的建设，有利于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我国教育行政法的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完善过程。行政法有众多的分支部门，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的各个领域。部门行政法的建立是完善行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教育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行政法的重要分支。完善教育行政立法和加强教育行政法体系的建设是完善教育行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教育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行政法的重要分支。建立教育行政法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对行政法学系统、科学和深入地研究。
摘要:在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背景之下，开展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能够革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校企间资源共享和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工作时间还不长，在学生的管理、教育等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结合我国法律的保障机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人才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需要合理制定职业教育法律规范和校企合作的规范化条例。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对高职人才需求的增大，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仅能促进高校对人才的培养，而且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具有深远意义。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机制是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但是连接教学与生产的必要途径，还是连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重要枢纽。通过完善和优化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体系，促进高校和企业共同分享有效资源，促进校企间的密切配合，一起为教育事业和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构建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是满足职业教育发展和时代进步需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能够加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1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
1．1相关法律缺失
目前，校企合作已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展开，国家也制定了很多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但这些法律中只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相关内容做简要的概括和总结性表述，并没有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合作形式、合作管理以及合作的主要项目等一些重要的细节进行详细的介绍或规定，仅和校企合作的一般法律法规起相同的作用。通过详细阅读这些法规后发现，这些指导性的法律文件都是用一些具有原则性的词语来规定高职院校和相关企业间的合作事项的。然而一些教育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比如在德国这个高度关注职业教育的西方国家，一般都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间密切合作，共同商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具体内容和具体的合作管理等事项，再分别制定一部相关的职业教育法，规定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合作时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也明确了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在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时的责任范围。此外，德国联邦政府和各级政府还颁布了多种相关法律来配合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这些法律主要包括《劳动促进法》《职业教育法》《手工业条例》和《青少年劳动保护法》等，明确规定高校与企业合作期间学校、企业，甚至学生、企业员工的负责事项及相关义务，这就比我国只以一部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实施校企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规定不完善，并没有详细规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高校和企业分别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法律对校企双方承担的后果及权利义务主体的相关规定缺失，致使出现高校想合作而没有法律保障，而企业没有激情参与合作的僵持局面［1］。通过查阅《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得知，这部法律仅规定了国内各企业都有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义务，但并没有详细规定企业和高职院校的相关权利，以及双方不履行合作义务所要承担的后果，法律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主体权利、义务规定得不明确，是校企合作出现诸多纰漏而不能顺利实施的最主要的弊端。
1．2校企合作内容缺失
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以及支持高校职业教育的相关规定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上。一是进一步建设教师队伍，在相关政策法规上明确规定: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职业高校可以根据高校发展状况，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可兼职担任教师，相关单位以及部门应进一步提供方便。这一条例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师资队伍方面，有义务向高校提供方便。二是教师和学生实习细节问题，《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事业组织、企业单位应该接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和学生进行实习，对于上岗实习的学生及教师，企业应该提供一定报酬”。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法》对开展校企合作的有效保障。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过程中，要真正做到高校和企业之间长久合作，单单依靠以上两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职业教育的一系列过程中，在确定培养目标、制订教学计划、建设师资队伍、开展学生实训、指导就业等方面，都需要企业积极参与并给予一定的支持，企业不单要保障学生的实习状况，而且也要真正提高实习学生的实践能力。校企之间的合作更应该追求“互利双赢”的结果［2］。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不但要强调企业需要履行的义务，同时也应该从多方面保障企业的权利，比如企业获得合作院校的合作权利、学生实验不得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学生实验实训应该尽量减少成本等等。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中，只是强调了企业所需履行的义务，却没有说明企业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对企业是不公平的。
1．3管理机制不完善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要是在政府部门的管理下开展的企事业单位与高职院校间的合作，这里所说的政府部门实际上主要包括企事业主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讨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关事项，比如合作备案、合作管理、合作审查、合作监督等。但是首先，政府部门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相关管理机制，导致高职院校和企业间根本没有有效的制度规范，例如《驻场老师工作规范》《校企合作注意事项》以及《企业对学生的管理规定》等;其次，在校企合作期间，高校实习生和企业员工产生摩擦或实习生产中出现某些问题，也缺少“管理组”来解决双方纠纷，而“管理组”实际上可由实习生代表、企业代表、家长代表或学校代表中的一个或多个组成;再次，校企合作也缺少监督管理部门对实习生的实际实习表现进行全面的考核和评价。
1．4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职业教育是诸多教育阶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高技能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有所不同［3］，因此高校要不断变革其人才培养模式，适时改变课程安排，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形式。企业是对高校毕业生技能进行客观评价最具说服力的场所，是为高校传达时展信息的最佳平台，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对高职院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职业教育法》却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速度，缺少相应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机制，很多法律依据也不能及时更新，导致在校企合作过程中高职院校和企业双方没有相应的法律条例作参考，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2关于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保障体系的创新
2．1在校企之间建立新的运营方法
唯有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运营机制才能保障学校和企业之间开展长期有效的合作，才能保证培养出高质量、高水准的人才。宁波市就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推动校企合作的全新升级，其主要的运行模式则包括: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高等院校的主动寻求参与、相关行业中介的加入以及企业的积极寻求促进校企合作;除了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校企合作的建设之外，还借鉴了其他地区在校企合作方面的成功经验。根据相关的法律条出规定，即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大力支持和鼓励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的有效合作，并且建立起合适的体系和机制，将校企合作所能产生的效果最大化，充分调动高校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在行业内部充分发挥校企合作优势作用;积极引导同行业的高等院校与企业展开有效合作;将同行业在资源、操作技术以及信息交流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成立相关部门和单位对校企合作、资源利用、校企合作所制订的项目进行审核和评估。
2．2为校企合作制定专有法律
一个国家对人才的培养、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都离不开校企合作的有效开展［4］，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专用法律法规，最大程度地保障高等院校和相关企业在开展校企合作时的权利和义务。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当着眼于具体实践，要具有多样性，尽可能关注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不能盲目地对所有问题都使用同一种解决办法来解决和看待。考虑到我国当前在高等职业教育与相关企业合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当制定诸如《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细则》这样的法律文件，明确高职院校、企业及政府部门各自的法律责任，正确对待校企合作体系下法律所赋予自己的权利及义务，由专门部门进行监督，从而确保校企合作能够合法开展。法律的制定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的影响，不与其他的法律条文产生冲突，并且要做到无缝衔接。而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任意性条款和强制性条款的平衡，任意性条款过多会使高等院校和企业操作的自由度过大，会让法规成为摆设难以起到实际的作用;强制性条款过多则会捆住高等院校和企业的手脚，双方顾虑太多，使得校企合作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也会使法律失去其价值。教师和学生也是校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单一的法规不可能将所有人员之间的关系理清。企业在接收学生进行企业培训时应当和高等院校签署相应的合同，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对学生培训的时间期限、资历要求以及报酬多少都要明确，以保证在发生纠纷时，有明确的规定可依。
2．3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法律保障
经费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并不是简单的学校行为或者企业行为，而是学校、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的职责。因此，在为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时，各方必须明确各自承担的义务，当然这个义务里面就包含各方需要承担的经费，而且还需要明确的法律支持与保障，在法律上确定三方经费问题，不仅仅是为了约束三方的行为，同时也是明确三方要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经费问题必须有法律保障，用法律形式把企业、政府、学校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的法律关系确定下来。在实际执行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约束，企业、政府很容易因为其他事情忽略了职业教育培训，用法律的形式把学校、企业、政府三方绑在一起，三方必须履行各自的义务，才能很好地完成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能够保证校企合作的真正进行。
2．4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实时更新和完善
传统背景下所指定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要在现有的社会背景和高等教育的全新要求下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新的法律法规能够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进而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因此应当对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更新，更新时还应当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制定法律时应当顺应国家总体发展规划部署，及时调整学校的课程规划，让职业教育紧跟时代的脚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技术型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其次，应当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校企合作中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加以明确，对于合作过程中所需要的费用和场地都要做出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高校和企业的利益，并且将这一合作体系下所能蕴含的价值最大化，进而激发各自的参与积极性，让各个行业都认识到校企合作的益处。
3结语
校企合作机制的产生是实现政府、学校以及企业之间利益共享的重要举措。政府部门应当明确其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校企合作持续、有效、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方聪慧．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与对策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6．
［2］崔青青．“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创新教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3］赵丽．从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现状看《职业教育法》的完善［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2，14(5):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