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7 08:57: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心理学的仪式感，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 510631；2.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999078）
摘要：吸毒成瘾者的高复吸率是一个社会大难题，其中心理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心理矫治在戒毒工作中至关重要。而荣格创立的分析心理学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咨询流派，本文将从该流派的角度出发，讨论如何进行吸毒成瘾者的治疗工作。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包括仪式原型、对立面的转化、梦的分析和沙盘游戏等，希望可以为戒毒工作提供帮助。
关键词 ：吸毒成瘾 戒毒 心理分析 梦 沙盘游戏
1.引言
毒瘾的戒除是全世界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吸毒成瘾者在脱瘾后，仍有高达95%的人复吸[1]，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困扰。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因素在他们的首吸原因中占比例最大（80.00%），而在复吸原因中，个人心理因素（67.70%）则占有最大的比例[2]。所以，吸毒成瘾者的心理特征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心理矫治在戒毒工作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心理咨询包括很多流派和方法，其中，认知学派和团体辅导方法对吸毒工作者的帮助作用已经得到了探讨和研究。分析心理学是由荣格创立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属于精神分析的新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给戒毒工作带来新的启发和帮助，国外已经有这方面的论述和研究了，但国内还鲜有这方面的探讨，本文将试着对此进行探索。
2.吸毒成瘾者的心理特征
2.1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有研究者使用SCL-90对吸毒人员进行施测，发现他们在各因子水平均高于常模水平[3]，说明他们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吸毒人员进行施测，发现他们的E（内外倾向性）、N（情绪稳定性）、P（神精质）得分均高于常模,属于外倾—情绪不稳型,具有冲动、多变、易激惹、好攻击、不安和敏感的特点[4]。焦虑和抑郁是反映心理健康水平的常用指标，研究表明，吸毒人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常模水平[1，3，5]。
2.2防御方式和应对方式
防御方式是一个人抵御外界干扰，保护自我的方式，分为成熟型、中间型和不成熟型三大类。傅素芬等人研究发现，吸毒人员大都采用不成熟或中间型的防御机制[4]，包括幻想、退缩和否认等防御方式。应对方式是在防御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注重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事件的反应，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类。吴小勇等人的研究发现，吸毒人员的消极应对得分和积极应对得分都明显高于常模[5]，显示出他们应对方式的极端化。由此可见，吸毒人员在应对外在困境时，采用的大都是消极的反应，这可能是他们吸食的一个原因。
2.3父母教养方式和依恋类型
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而父母的教养方式则会影响孩子对待亲密关系的模式和态度，并决定着家庭将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研究发现，吸毒人员在父亲惩罚严厉、父亲过分干涉、父亲偏爱被试、父亲拒绝否认、母亲偏爱被试和母亲拒绝否认这六个纬度中，其平均数显著高于常模水平[6，7，9]，说明吸毒人员的父母教养方式大多属于专断型和溺爱型，不利于他们的健康发展。依恋类型是婴幼儿与主要照顾者之间形成的亲密关系类型，分为安全型、焦虑型和逃避型三种，这不仅描述了早期的母婴关系，并且会影响日后与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与生命中重要他人的关系。俞晓歆和姜永研究发现，吸毒人员中，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温暖理解”与依恋回避存在显著负相关，“惩罚、严厉”与依恋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偏爱被试”与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拒绝、否认”与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9]，由此可见，专断型和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依恋类型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吸毒人员对于亲密关系信息的判断和再认能力要低于普通人[8]，说明他们对亲密关系有一定的淡漠和隔离，难以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
3.分析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分析心理学是由荣格创立的，其标志为1912年《转化的象征》的出版[10]。该流派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新发展，当然也有很多独有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包括集体无意识、原型、阴影和扩充技术等。
3.1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既是对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理论的发展，也是荣格本人的一种创造。它是人类心灵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遗传，反映全世界共有的现象或主题，包含非个人的心理内容，具有神话的色彩和特征[11]。我们的心灵不仅是由外在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塑造，而且会受到祖先的影响。我们并不是天生的白板，可以任意塑形，我们的诞生已经包含着一个“两百万岁的自性”了。
3.2原型与原型意象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就像情结是个人潜意识的主要内容一样[10]。集体无意识正是通过原型这种先天存在的形式所继承或进化的。原型所展示的内容不独属于任何单独的个人，而是归属于整个人类，其形式和内容具有类似神话主题的远古特征[11]。常见的神话主题包括：英雄形象、救世主、龙（常与英雄相关并为英雄征服的对象）、鲸、或吞噬英雄的怪兽。英雄和龙的主题的某些变调是进入地下、深入洞穴即“下洞仪式”。而下洞仪式在古代比比皆是，是一种全世界共有的现象。
但原型从本质上来说完全是无意识的存在，我们是无法认识它本身的；我们只能通过原型意象来理解它[10]。原型意象是原型将其自身呈现给意识的形式，包括智慧老人、内在儿童、阿尼玛、阿尼姆斯、阴影和自性等。
3.3自性化
自性化是分析心理学的核心和目标，是围绕以自性为人格核心的一种整合过程。它使得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他或她在哪些方面具有独特性，同时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10]。自性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意味着我们要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荣格用太阳的运转来形容人的一生，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半阶段是太阳上升的过程，我们大都忙于适应社会，建立自己的地位；后半阶段是太阳下降的过程，这时的我们也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会考虑这些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自己的梦想都实现了吗？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这样就开始重新探索自己，寻求本真的自己，而那个真正的我被荣格成为“自性”，这个过程被叫做自性化的过程。
3.4梦的分析
梦是心理分析的主要内容，荣格相信梦是心灵的真实表达[10]，我们不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梦的语言，非逻辑的、充满意象和象征的语言。对于梦的分析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联想分析法，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荣格使用的是紧紧围绕梦所进行的直接联想，他认为梦并没有经过伪装，它真实地表达着心灵所想要说的；二是扩充技术法，主要从神话、历史和文化的水平上对梦中的意象进行象征性的解读，主要是从集体无意识层面进行工作；三是积极想象法，与前两者跟无意识的“间接沟通”不同，积极想象是直接获取无意识的内容和意义的方法，被称为“睁着眼睛做梦”[10]。在积极想象中，所有的意象都是有意识的思维中产生的，这些意象比不确定的梦更加完整，内容也更加丰富。
3.5沙盘游戏疗法
沙盘游戏疗法是一种以荣格心理学原理为基础，由多拉·卡尔夫发展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沙盘游戏是运用意象（积极想象）进行治疗的创造形式，“一种对身心生命能量的集中提炼”。其特点，实在咨访关系和沙盘的“自由与保护的空间”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于意象的创建。沙盘中所表现的系列沙盘意象，营造出沙盘游戏者心灵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持续性对话，以及由此而激发的治愈过程和人格（及心灵与自性的）发展[12]。作为一种在无意识水平进行工作，并运用象征性进行解读的工作方式特别适合于那些觉察力不够，又不太擅于言辞表达的个案。
4.分析心理学在戒毒工作中的应用
心理学包含众多流派，没有一个流派可以完美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每个流派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阐述着问题解决之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意识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需要的是各个流派之间的整合，而非分裂或排斥。在戒毒工作中，认知学派和团体辅导工作都得到了应用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分析心理学作为一门重视原型和象征的深度心理学，将会在戒毒工作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4.1仪式—原型
最早是应用在原始部落的祭祀仪式上的，可以帮助祭司和人们更好地进入与神相通的境界。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现代社会缺少仪式，人们失去了对待仪式的敬畏感，更迷失了仪式的意义。但对的使用却一直延续下来了，尽管用法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理分析师Luigi Zoja认为对的滥用是现代人对仪式的追求，渴望死亡与重生[13]。
吸食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健全的仪式，而健全的仪式——可以满足新入会人员的潜在心理需求——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刚开始的处境因为没有意义而不得不被超越。原始部落的青少年因为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而进入到仪式中，而仪式会灌输给他们一种完全的成人式的认同感。同样的，现代人也处于冷漠和迷失中，被迫单纯依赖于消费主义，他们暗自渴望着可以转化为独立的、有创造力的成人，不再受限于消费主义。二，仪式性死亡。这意味着放弃这个世界，拒绝之前的身份，并把力比多从之前的习惯性定向投射（在现在社会中是消费主义行为）中收回来。三，仪式性的重生，通过跟其他人分享这些经验或通过仪式（比如，对进行有节制的使用）可以使其在心理上更容易发生。
在当代社会，使用者很难完成这个过程，不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方式（毫无节制），而且还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第二个环节——仪式性死亡。他们缺少的是心灵的内部空间，跟外部仪式一起，承载着重生的体验。Zoja甚至提议用“仪式性（drug initiation）”来代替“吸毒成瘾者（drug addiction）”这个名词，这意味着他们不是滥用，而是通过来满足他们对于仪式最原处的、原型性的需求。
4.2阴影与转化
阴影是一种原型意象，是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或无意识的心理层面，是会让我们的意识自我觉得蒙羞或难堪的内容，多被压抑着，或被投射到其他人身上[10]。吸毒是一种违法行为，大都在隐秘的地方进行，并且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被公安抓去进行强制戒毒的经历。吸毒人员也经常遭受到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别样的对待。随着新闻中关于吸毒成瘾者为了买而伤害他人的报道越来越多，社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了吸毒者身上，吸毒人员成为了社会的阴影。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本身存在的阴影的时候，就不会把它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了，也就不会出现道德的分裂和优越感。我们（包括国家和社会）都需要有勇气去承载自己的阴影，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它们，使其获得转化。
4.3沙盘游戏的容纳与转化
沙盘、沙盘分析师以及沙盘分析师和沙盘游戏者的动态关系共同营造了一种“自由、安全、保护和共情”的空间和氛围[10]，让来访者（吸毒成瘾者）的无意识得以自由表达，使其获得内心的整合和发展。
吸毒成瘾者大都难以形成健康的依恋关系，与父母关系不好，难以获得足够的关爱和理解，尤其是在吸毒之后。而沙代表着大地，象征着大母神，可以承载和容纳来访者以及他们的问题，弥补他们对于父母之爱的缺失，为他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发展自我的机会。同时，沙具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原型意象，即使对于那些学历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的吸毒成瘾者，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内心情感，促使其心理能量的流动，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随着工作的进展，沙盘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会发生移情和反移情，这种关系与沙盘一起在沙盘室中营造出一种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帮助来访者发展出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甚至消除对的依赖，建立健康的自我。
4.4梦中的意象与治愈
吸毒人员大都做过跟相关的梦，梦中的这些意象对戒毒效果有一定的预测作用。Choi（1973）通过对物质滥用者的研究发现，梦到服用滥用的物质（酒精）这一现象就说明了，他们对于戒断工作非常地认真，是一个积极的表现 [15]。Reid和Simeon（2001）通过对可卡因成瘾者的研究发现，从梦到吸食可卡因到在梦中拒绝吸食可卡因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已经做好了戒除可卡因的准备，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6]。而Brown（1985）通过对物质滥用者的研究发现，梦到服用滥用的物质（酒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个梦的主观反应，假如感到很失望，则说明成瘾者还没有准备好戒除瘾患；假如感到松了一口气，则说明成瘾者已经准备好戒除毒瘾了[17]。由此可见，梦中的意象，尤其是对待方式的转变和主观态度，与成瘾者的戒毒效果密切相关。
而通过对这类梦的工作，运用自由联想、扩充技术和积极想象技术，可以促使梦中的意象或对待它们的态度和方式发生转化，以帮助他们在心理上戒除毒瘾。
5.总结与展望
分析心理学可以从原型与意象的角度分析吸毒成瘾者的内在需求和意义，并通过沙盘游戏和梦的解析等方法和技术来促进其治愈与转化。相信随着大家对分析心理学的理解以及分析心理学家对于吸毒成瘾问题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工作者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来对吸毒成瘾者进行工作，并做相关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曲如杰,林霖,王文忠.吸毒者心理健康状况及与复吸原因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1): 55-57.
[2]王垒,罗黎辉,赵建新和童佳瑾.吸毒者心理社会生活质量分析.心理科学,2004,27(2):284-286.
[3]郭秀丽,姜峰.87例女性劳教吸毒人员心理健康水平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3):313-315.
[4]傅素芬,王义强,赵卫航.男性吸毒劳教人员防御方式与个性相关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8(1):90-93.
[5]吴小勇,郑丽军,罗洪,代文娟.吸毒劳教人员特质应对方式和焦虑情绪的调查研究.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08,5(4):17-20.
[6]缪丽,张继平.吸毒男性家庭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研究.教育学术月刊,2010,5: 53-54.
[7]郑晓边.吸毒妇女与早期父母教养方式的访谈调查结果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5,20(24):3324-3325.
[8]张妍,孔繁昌,梁超,郭英.吸毒劳教学员对亲密关系信息的认知加工特征.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1): 57-60.
[9]俞晓歆,姜永.男性戒毒者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成人依恋的关系.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3,22(4):311-314.
[10]申荷永.荣格与分析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1]荣格著,成穷,王作虹译.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高岚,申荷永.沙盘游戏疗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3]Luigi Zoja.Drugs,Addiction,and Initiation: The Modern Search for Ritual.Einsiedeln,CH: Daimon,2000.
[14]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东方出版社,1998.
[15]Choi,S.(1973)."Dreams As A Prognostic Factor in Alcoholism".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30: 699-702.
关键词：图腾；塔布；强迫性神经症；宗教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56-02
《图腾与禁忌》由弗洛伊德的四篇论文组成。在讨论图腾与禁忌问题时，弗洛伊德以澳洲土著人为对象，其中将蒙昧人与儿童和强迫神经症患者相比较，因而如弗洛伊德所说，对此问题的研究，在社会人类学及民俗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一、对的恐惧
通过我们对史前人社会生活的了解，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将史前人看作我们的同时代人。以澳洲土著人为例，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与现代人一样能够竭力抑制自己的本能冲动，但我们却能够发现食人野民的性冲动也有严格的规范，即为了避免关系，他们处处留心。这与我们现代人有着相似的道德准则。
史前人对的恐惧，来源于他们对图腾的崇拜。“澳洲土著人没有宗教和社会的机构体系，一切均由‘图腾崇拜’体系所取代。”这种体系制约着人们的性本能冲动。因此，相同图腾的人们不能发生性关系，自然也就不可通婚，于是产生了相同图腾的族人不得通婚的图腾族外婚制度。由图腾引出的族外婚制度逐渐成为氏族之间不可触犯的戒规。图腾部落分化成不同的氏族，而氏族又分化成不同的次氏族，这样的分化即证明婚姻群类在当时的影响力，而这样的婚姻群类是为了“要禁绝更加遥远的亲属群体间的通婚”。甚至一些地区为了防止而盛行了限制性的禁忌，如长大的男孩与母亲不可同住一个屋檐下；女孩与父亲不能单独呆在屋里；女婿与岳母限制交往等。下面我们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女婿与岳母限制交往的原因。
弗雷泽曾举例，在所罗门群岛，男人婚后绝不可见到岳母，更不可与之交谈。碰巧撞见时，他可以装着没认出是岳母，但同时必须跑开并尽快将自己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男孩最早的恋爱对象一般为自己的母亲或姐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因知道这是行为而抑制这种冲动，随即这种感情会转移到外界的相似对象上，于是男孩先恋上岳母，但他又不得不竭力控制自己不要重蹈覆辙，所以男孩移情于岳母的女儿。
对限制的恐惧，实则是人们不成熟的心理特征。在精神分析学上，这些幼稚的心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为人潜意识里的一部分。但在蒙昧民族看来，这些潜意识的欲望会招致祸患，甚至是灭顶之灾。
二、禁忌与矛盾情感
塔布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意义：一方面是指“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是指“怪秘的”，“危险的”，“不洁的”。通俗一点理解塔布，它就像瘟疫一样，是任何人都不想触犯的禁忌。塔布可以说是图腾慢慢演变的结果，对图腾的崇拜或对图腾的不敬导致蒙昧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禁忌。第二篇主要讨论塔布与神经症患者在情感表现上的共同特征。弗洛伊德将神经症患者的某些类似塔布的表现，称之为“塔布病”。虽然二者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表面入手，塔布与神经症的禁忌都是“触摸恐怖症”。这种触摸不单单局限于直接接触，还包括间接接触。如毛利人首领是不会用嘴吹火的，因为食肉者认为首领的神圣之气会经由一系列中介物传递到他的口中，这样他就必死无疑了。这在正常人看来是何等荒谬，但在蒙昧民族中，这极其严肃，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也将其视为不可玩笑之事。塔布的本源归因于一种内在于人和幽灵的奇特魔力，并可通过无生命的物体由人和幽灵进行传递。这种附著在人或鬼身上的神秘力量被称作“玛那”。人们所惧怕的就是由玛那传递的不洁。
通常的禁忌又分为对敌人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禁忌以及对死人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禁忌与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症状有着相似之处。神经症患者的意识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触碰那些忌讳，但他们的潜意识则是希望触碰忌讳。如君王和臣民，臣民对君王的限制看上去是保护君王，实质上是臣民对君王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一种惩罚，是臣民对君王的报复。
在塔布礼仪中有过分的焦虑情绪存在，这种情绪在强迫性神经症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与情爱感情相对，其潜意识中隐藏着敌视流――矛盾情感。情爱通过焦虑得到体现并逐渐具有强迫性质。”如君王与臣民之间、母子依恋或恩爱夫妻间的依恋。由这种矛盾情感的存在延伸至对死者的禁忌之中，道出了蒙昧民族或者神经症患者对其亲人死亡所产生的一种强迫性自责心态。这说明在每一个人对某人产生强烈情感依赖的同时，都会在其潜意识中隐藏对那个人的敌意。病患对于死者的死亡抱有潜在性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死亡发生的同时又转变成自责。对于这种期待，患者产生了一种防御心理，宣称死者会伤害自己，因此避免和他们接触，对敌视所采用的形式叫“投射”；正因为投射作用的影响，他们对于心中产生的期待死者死亡的懊悔会因此而减轻。由此知道，“塔布是在矛盾情感态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死人的禁忌亦是有意识的哀痛和潜意识的满足之间的对抗而产生的。如果说这是亡灵怨恨的根源，那么死者生前那些最亲近的人自然也就最害怕。
通过对矛盾情感的理解，塔布的双重意义――“神圣”而“邪恶”成了一对混合体。由此我们发现当时的塔布情感引申出了对良心的本质和起源的理解，良心的本质是活着的人冒犯塔布之后的罪恶感。“触犯塔布的人，本身也将成为塔布”，为了避免其他人的模仿，再加上良心的作用，才保证社会制度不被瓦解。
三、泛灵论、法术和思想万能
第三篇展开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在思维方式的共通性。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产生了三种对自然的解释：泛灵论，宗教说，科学说。灵魂的观念是整个泛灵论体系最原始的核心，它相信无生命的物体都有跟人同样的灵魂。
与泛灵论体系相伴出现了主宰灵魂的指示：巫术和法术。巫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影响神灵的艺术，是某些特殊的人将神灵当作相同条件下的人们来对待，使他们息怒或服从我们的意志，如用喧哗和喊叫的方式来驱逐灵魂。法术无视灵魂的存在，它采取一种与日常生活心理不同的特殊方法来影响灵魂。使用法术可以达到咒伤敌人的目的，如扎一个类似于敌人的小人，或拿敌人的衣服、头发、名字来代替敌人，这就像我们现在所指的盅蛊之术。还有一种，把割伤人类的兵器放在凉爽的地方，那么伤口会好得很快，如果兵器被敌方拿走并放在火上烤，那么受伤人的伤口会继续恶化甚至有生命危险。
这里提及法术的法则都包含在“接触”的意义里，这不得不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塔布所表达的含义不正是害怕与之接触吗？玛那在发挥其作用。于是弗洛伊德总结，这种建立在泛灵论思维模式基础上的法术法则，是一种思想万能法则。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也正是为了将心理想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事物利用思想万能的方式来加以实现。思想万能与我们所知道的联想、想象有着相似之处，可以说，在理性的现代社会中，艺术是仅存的思想万能方式。
泛灵论是科学产生之前的产物，人们将一些不能解释的现象归于神灵。弗洛伊德提出将原始人的心理结构从外部转移回心理，即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泛灵论及恐惧感，如丈夫外出狩猎，妻子则在家受一些限制。从原始人的法术角度讲，这些限制会对丈夫的远行产生积极地影响。但从心理学认识上讲，只有当男人放心家中的这些缺乏保护的妇女时，他们的狩猎才会尽心竭力。泛灵论是宗教产生的基础，而泛灵论与精神分析又有着种种相似的可理解性，由此我们发现宗教与心理学的某些联系更加紧密。
四、图腾崇拜在童年时代的再现
第四篇论文追根溯源，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讲述图腾在先民时期倍受崇拜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精神分析与社会学的关系。
图腾不只是一种，也受到了科学的认可。弗洛伊德引用雷诺1900年提出的“图腾崇拜法”来说明图腾的科学性。弗洛伊德通过儿童与动物以及原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儿童对动物的恐惧说明其潜意识中对父亲的恐惧，这证明了俄狄浦斯情结在人的潜意识中的巨大影响。俄狄浦斯情结正是早期人类图腾崇拜的心理根由。我们都知道，图腾崇拜的两个塔布是不可杀图腾以及不能和同一图腾氏族的女性发生，而俄狄浦斯情结的禁令是不可杀父以及不可和父亲的女人。
我们坦白地承认，那些祭献的对象，也就是现在被奉为神的东西是意指着父亲的。在这种假设下，动物献祭是活人献祭的一种替代，即是屠杀父亲的仪式。在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中，儿子杀害父亲，但其潜意识中父亲是不可替代的形象，因此演变成藉由图腾餐来增加对父亲的认同。这种仪式既包含了儿子的懊悔，也包含了其取胜父亲后的满足感。
总之，《图腾与禁忌》试图通过一些保留在儿童时期的图腾崇拜的遗迹，来推导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人类宗教的起源在于图腾和俄狄浦斯情结，由弑父之后的矛盾心理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及人的道德、文化观念的成熟。
弗洛伊德指出，神经症可以理解为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特定的社会文化会把不符合自己文化理想的思维方式病理化，因此神经症会给人不安、紧张、焦虑和不正常的印象。但是如果是集体性的神经症，那么在这个集体内部，相关精神状态就不会被视为不正常的。原始民族正是人类产生的初期，宗教的来源可以看成是婴儿的无能为力，这与个体人的成长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原始人对图腾的塔布与人类潜意识中俄狄浦斯的欲望是相对应的。这正是本文追寻的社会学、民俗学与心理学的沟通，也是弗洛伊德突出的宗教美学思想。
2009年5月，泰勒・本・沙哈尔教授的《幸福的方法》一书在中国出版，得力于2007年泰勒中国课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有位清华在读EMBA看了这本书后，立刻买了5000本送给自己的员工。
2009年底，清华大学开设了积极心理学课。2010年初，国内一些知名字幕组开始介入国外名校的网络公开课的翻译，幸福课由此被更多人所了解和喜欢。
“关注心灵”被提上日程
2006年，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理事长倪子君在国际上的合作伙伴给她发来了一个名叫泰勒・本・沙哈尔的哈佛教授的资料，说他讲授的积极心理学课（即幸福课）当年在哈佛大学本科生选修课中最受欢迎。据统计，听这门课程的学生已经超过了曼昆的“经济学导论”。
倪子君觉得不可思议，在哈佛，心理学课程应该不会是主流，那些学生都那么聪明，怎么还需要选修这样的课？
当时，倪子君正好做了专项研究《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分析》，她了解到，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金的时候，就开始有大量人群关注心灵。当社会出现激烈竞争，生存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会激发人们关注心灵。
在中国，人们其实也到了对价值感的寻找阶段。当时国内也有类似成功学课、态度管理课、身心灵工作坊等出现。
“成功学里是讲很多激励的话，有益处但不够。它只说了事实的一部分，很少有依据证明它持久有效。”
倪子君举了一个例子，无论是禅宗灵修还是积极心理学中，都提到过打坐可以让人身心发生变化，而积极心理学拿出了更使人信服的科研成果。
2005年，麻省总医院的拉若医师及其同事，比较了有1年～30年冥想打坐经验和从未打坐过的各15位志愿者的大脑核磁共振图，发现冥想打坐增加了志愿者前额叶脑皮层和右前脑岛等脑皮层区域的厚度，而这些区域是控制人的注意力和感知能力的地方。曾有研究显示，一些著名的音乐家、运动员和语言学家的这些脑皮层区域都有增厚现象。
积极心理学不治病
直到现在，国内接触积极心理学的人群仍然不多。积极心理学与传统心理学很不一样，“传统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缺点、失败，是面对问题去治疗，而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模式不是治病，它被称为是‘帮助人类发挥潜能的科学’。”
幸福课，就是研究福祉。其实2000多年前的孔子、亚里士多德，还有各种宗教，都提到过福祉，但传播的方式各有不同，依据也不同，宗教是选出一个人、一个神，哲学则有自己的体系，可以自圆其说。
近些年，对幸福的研究，即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主要是由大众心理学所占领。在众多类似的培训和书籍中，人们确实可以发现很多乐趣并被深深地感染，但是它们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而在学术方面，曾经有许多著作和研究极富实证性，但却无法应用于生活之中。用泰勒的话说：“积极心理学就是连接象牙塔和日常生活的桥梁，它既有学术的严谨性与精准性，同时也具备自助运动给人带来的愉悦和乐趣。”
倪子君认可积极心理学的普适性。于是，2007年，她决定邀请泰勒到中国讲课。
1月份，泰勒首次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开课仪式，很多企业高管、政府人员等前来参加。那一趟，他还给一些企业高管、心理学界人士、传媒集团等做了专场，场场爆满。4月和7月，泰勒再次来到中国，开设了两期培训课，两期总共30人参加，参加培训的大部分是企业家，包括上市公司的老总和跨国公司驻华代表。每期3天的课程，每人交费3000美金。
“中国企业家前30年都在想怎样把公司做大做强，近几年都渐渐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了。”《环球企业家》董事总经理陈婷相信，未来10年，幸福课会普遍受到成功人士的追捧。
除了组织泰勒的课程，倪子君也开始向泰勒学习。2008年，他们组织了心理援助小组，到地震灾区用积极心理学帮助灾民。
同年，倪子君开展讲座。到现在，她已经做了100场左右的讲座，面向国资委、奥组委、微软、中移动、时尚传媒等机构、团体。2009年年底，清华大学开设了积极心理学课，由倪子君主讲。
2010年年初，国内一些知名字幕组开始介入国外名校的网络公开课的翻译，幸福课就是其中的一项。有些人在关注其他公开课的过程中发现了它，有些是经人推荐，直奔幸福课而去。泰勒《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也被网友推荐出来，受到广泛欢迎。
方法好，谁用谁知道
陈婷，70后，2007年经朋友介绍去上了泰勒的课程。其中一个环节令陈婷印象深刻。
泰勒先让大家写下自己讨厌的老师和家长，以及他们身上都有哪些地方让自己讨厌。接着，泰勒让每个人把自己身上最令自己讨厌的所谓缺点也一一列出来。
两相比较，大家都有了意外的发现：原来别人令自己讨厌的地方，有很多正是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缺点”。
和大多数同龄的中国人一样，陈婷从小就被教育要做“大”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自我批评”意识特别强的人。学生时代，每天的日记里都写着“今天做错了什么，哪些做得还不够好，要如何改正”。工作后做了管理层，她也总是先看缺点；给员工开会，都是总结教训和不足，以及以后要怎么解决。
“总是看缺点、不足，人实际上是很痛苦的。”
这一年，陈婷已经在董事总经理的位置上做了5年，人有些疲倦，压力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职业人，特别是在重要位置上的职业人，已经很少有时间去考虑幸福的真义，更多的是考虑成功。”
6天课程上完，陈婷发现，自己多年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机制开始松动、扭转。她渐渐意识到，真正的成功是挖掘人的潜能，而不是与缺点作斗争；对于缺点，应该是在不断挖掘潜能的过程中，慢慢去修复。
当年一位正艰难挣扎于事业低谷、曾经显赫一时的企业家，在上过泰勒教授的两次课程后，毅然决定关掉自己的企业，潜心研究积极心理学，专注成为积极心理学的讲师。他说：“我曾经很成功，也曾经惨败。我关注心灵已经很久，看过很多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而让我内心发生真正改变的，是积极心理学。泰勒博士这本《幸福的方法》，我看了很多遍，几乎每一句话对我都有启发。书中的练习我每天都在做。我真实地感受到，积极的心理力量每一天都在我的内心蓬勃成长。在经历失败后，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了……”
有网友说，原以为所谓哈佛排名第一的课程有多深奥，看了以后才发现，其实好的东西从来都是简单的。泰勒自己在一开课时也说过，学完这门课程，重要的不是你们收获了什么，而是你们改变了什么。
“他教心理学跟其他心理学老师有很大不同，他试图让你把这些理念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哈佛的一位学生算是道出了幸福课的要义。
练习找幸福
所有认同泰勒的人，都会称赞他能够较为系统地讲述获得幸福的方法。心理学中常有大家啃不动的理论、学术用语，而泰勒用若干个可行性很强的练习，让积极心理学变成任何人都能付诸实践的行动。以下是其中的几个练习。
写快乐日记
每晚入睡前，写下5件让你感到快乐的或令你感激的事情。这些事情可大可小：从一顿饭到与一个好友的畅谈，从工作到你的信仰都可以。如果每天都进行，这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规律。慢慢来，习以为常地做感恩回顾，可以让我们学会去珍惜生活中的美好，而不会把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绘制人生路线图
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自己的日常作息记录下来。在每天结束前，写下你是怎么使用时间的，从“花15分钟在E-mail上” 到“看了2小时电视”都可以。这个练习不需要特别精准，它所提供给你的是一个整体的回顾。
在每个星期结束时，画出一个图表，上面包括了你所做的事情，它们给你带来了多少意义和快乐（5是最多，－5是最少），以及你所花在它们身上的时间。在所用时间的旁边，注明你希望以后用更多还是较少的时间在它上面。如果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就写个“＋”；希望用很多时间的话就写“＋＋”；减少时间就用“－”；保持原状用“＝”。
经常重复这个练习，看看自己在最珍贵的事情上是否真正地付出过？要想深刻地改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建立带来幸福感的习惯
找到可以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然后将它变成习惯。比如，每周运动3次，每天早上冥想15分钟，每个月看两场电影，每星期二与伴侣出去逛逛，隔天阅读一些有趣的读物等等。每次建立新的习惯时不要太多，一两个足矣。当习惯固定下来之后再增加新的，循序渐进。
关键词：班级管理；激励策略
班级管理者在制定激励策略时，必须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树立激励源――班级的管理部门与管理者的权威。需要建立健全班级管理体制、培养合格的班级管理人才、展现班主任及班干部的才干和人格魅力；第二，明确激励所要达到的目标。制定激励政策首先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目的明确了，将会使激励与被激励产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共识，从而起到激发动机、强化行为的目的；第三，激励的形式要系统和可行。第四，注重激励策略的稳定性，即一方面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激励措施要继续实施，使之逐渐形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不断创立新的激励方法，为班级激励机制注入活力，使之不断完善。
一、班级航向的明确――目标激励
班集体的管理是以目标行为管理活动的指南，以实现目标的成效作为评价依据。一个集体没有目标就等于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形不成凝聚力，学生在没有目标的集体中也就缺乏动力和自我要求。为此，开学初，作为班主任的我在摸清底细的情况下，就引导学生结合班级实际制订奋斗目标和各自的实际方案，然后在全班范围内组织讨论，认真研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用表决的方式通过，形成全体认可的班集体目标，并张贴在教师最醒目的地方，时时对照，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激励，起到了强大的心理凝聚力和行为激励作用，强化了团队精神，引导班级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完善班级管理体制――责任激励
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集体成员以不同的形式参与集体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对于提高成员的士气、改善心理氛围、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学习与工作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根据管理心理学的这一原理，在班级管理中实施“小组长负责制”，有助于班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小组长负责制”在班级管理的不同时期，其模式和作用有所不同，但激励的主题是永恒的。
1．小组轮流执政制
班主任根据学生档案，均衡学生优劣之势后，把班级分成若干小组，并指定任过学生干部的同学担任小组长。在班主任直接领导下，由各小组轮流管理。每个小组管理一周，往复循环三次结束。小组管理期间，负责班级的全部管理工作，诸如主持班会、考勤、打扫卫生、学习与生活管理、组织班级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等。
2．小组长负责制
班委会、团支部在老师的宏观指导下，通过各管理小组长完成自己的工作。操作环节如下：（1）在班长（团支部书记）主持下，各行政小组（团小组）投票选出自己小组的组长（团小组长）。（2）在班务会议（团员会）上，由班长代表班委会（团支部书记代表团支部）正式向管理小组长授权：管理小组长具体行使管理本小组的权力，诸如：小组成员的学习、文体、出勤、卫生等管理工作，并按照班级要求，将统计情况汇报给相关的班委委员。团小组长负责小组的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工作，定期向团支部汇报。（3）班委（团支部）定期在班会（团支部扩大会议）场合听取小组长情况汇报。（4）学期终，由班委会（团支部）评议出先进小组和最佳小组长。
三、用数字说话――公平激励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认为，公平感是一种影响人积极性的普遍现象。从心理发展过程看，中学生正处于心理自律时期，他们一方面用审视的目光观察别人，同时，也很注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如果遇到不公平的评价，就会产生巨大的受挫感，影响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作为管理者，一方面在自己的行为、态度上要做到一视同仁，避免主观、片面性评价，另一方面，设计出科学的衡量学生行为的指标，实行量化管理，用数字说话，把公平落到实处。（1）班级日常管理一览表（略）；（2）学生学习成绩一览表（略）；（3）学生操行量化表（略）。
量化管理用数字说明问题，学生在科学的数字面前，没有不公平之感，只有口服心服。同时提高了管理的透明度。量化表格一律公之于众，量化结果一目了然，对管理者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对被管理者则具有很大促进作用，量化管理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可比性，以得分排名次，会增强学生的“差距感”，由此而萌生的赶超之念，会敦促学生施赶超之行。公平激励将使班级涌现出一批优秀分子。让优秀分子得到鼓励，必须实施荣誉鼓励。
四、让星星更闪亮――荣誉激励
在量化的基础上，及时对学生的优点予以肯定和奖励是激发学生积极性的重要途径，荣誉激励就是诸多奖励方法中的一个。所谓班级荣誉激励，就是班委会（团支部）对在学习与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班级作出较大贡献的同学给予认定，给予相应的荣誉，并以一定的形式或名义标定下来，以此调动全班同学的积极性，促进班级目标的实现。
1．集体荣誉激励
参评对象为管理小组、团小组，评比时间为一学期结束之时，评比依据是量化表，荣誉名称有先进管理小组、先进团小组，奖励凭证为奖状。奖励仪式设在班务会上，由班长主持，班主任颁发，并把奖状贴在教室墙上，以示宣传。
2．个人荣誉激励
（1）评比操行优秀学生。参评对象是全班学生；评比时间为每月评一次；评比依据是量化统计表；荣誉名称为优秀学生；奖励励凭证为优秀学生卡。卡内分设以下优秀项目：功臣奖、勤奋奖、全勤奖、好人好事奖、卫生模范奖、优秀组织奖、快速进步奖等。卡内书签精制而成，每卡下方有班委会的落款和班主任的印章。奖励仪式设在月末班会上，班长主持，班主任颁发全面性有学生卡；
一、学生基本情况简介
小岩，女，15岁，初一学生，上课时习惯用校服盖住头部并趴在课桌上，很少见她笑。平时话很少，眼神中带着一丝哀伤，不精神，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学生发蔫。从一次心理课上她对教师的讲述中得知，她的父亲在一年前教师节的前一天晚上发生车祸去世，她现在与妈妈、爷爷、奶奶、弟弟一起生活。做沙盘游戏的原因是，在这次课上她讲述了自己反复做的一个梦，总梦见爸爸回来了，当时特别兴奋，可醒来时却发现是个梦。每次醒来她都要哭一阵子，很苦恼。在讲述这个梦时，小岩刚开始时强忍着泪水，几次泪水在眼睛里转悠几圈又憋回去，最后实在忍不住，才开始哭。从她的讲述中还了解到，在她爸爸去世时，长辈们没有让她参加爸爸的葬礼，车祸发生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爸爸。爸爸的骨灰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每次的祭典家人也没有让她参加。
二、学生心理情况分析
一个人经常梦到重复的梦境说明这个人的内心可能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事件没有放下。从小岩讲述梦境的过程可以感受到，她与爸爸的分离焦虑没有处理好，正处于哀伤阶段。更主要的原因是，小岩没有参加爸爸的哀悼仪式，这是造成她经常做同一个梦的重要因素，她的习惯性表现也与这个因素有关。造成她内心痛苦的原因，家人和教师都没有意识到，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因为梦是无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
三、沙盘游戏作品呈现与解读
基于小岩的这种心理情况，心理教师决定陪伴小岩使用沙盘游戏来发现她的问题。在做沙盘游戏的过程中，心理教师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通过沙盘游戏使小岩更加自信，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二是通过沙盘游戏使小岩完成对爸爸的哀悼。依据分析心理学的理论要求，小岩的沙盘游戏次数设定为十二次，频率为每周一次。下面将其中几次沙盘游戏作品呈现情况与解读分析过程介绍如下。
第一次的沙盘游戏作品主要呈现了一个为小公主开生日派对的场面。作品中有两座桥，桥旁边分别摆放着两处房子，其中一座桥摆放在沙子上，另一座桥摆放在她认为的海里。
笔者对本次沙盘作品的解读是：摆生日派对的场面说明小岩目前内心特别孤独，渴望与伙伴们沟通；摆放在沙子上的桥和一座房子说明小岩的内心极度渴望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渴望友情；从摆放在海里的桥和房子则能感受到她内心对失去亲人的思念，但是却隔着一道屏障，在内心深处还没有接受爸爸去世这件事情。在摆放的整个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小岩的内心存在极度的自卑感。
第四次的沙盘游戏作品呈现的是一个许多小熊和玩偶聚会的场面（见图1）。
图1 第四次沙盘游戏作品
教师对作品的解读是：小岩的内心感受到了温暖。通过教师三次在沙盘室内的游戏陪伴过程，她已与教师建立了良好关系，内心的安全感在增强。从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可知，一般前四次的沙盘游戏过程是建立咨询关系的过程，但是由于笔者是本校教师，平日里给学生们上课，跟学生比较熟悉，所以咨询关系比较容易建立。从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小岩的心里敞亮了许多，脸上呈现出更多的愉悦感，内心的能量在增加。
第五次，沙盘游戏作品呈现的是为爸爸送葬的场面，整条马路被两排车辆占满了，马路两旁是松树，周围是几辆摩托车和两处楼房（见图2）。
笔者对本次作品的解读是：小岩在内心中认为爸爸的送葬场面应该是风光的，在沙盘作品中她摆放了两排大大小小的豪华车辆，小岩的内心正在接受爸爸去世的事实，在无意识中完成了送爸爸人生最后一程的心愿。她的心理能量再一次增强，自卑感逐渐减弱。从整个游戏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小岩的内心世界已经有了支撑。
第七次，沙盘游戏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墓地的场面（见图3），小岩没有说出来，可能是因为不想说或是还没有意识到，但在潜意识中小岩为爸爸设计了一块漂亮的墓地，周围有不老松，还有家人的照管，有买菜的爷爷，还有自己，在这幅作品中仍有两处第五次作品中摆放的两座房子。
图3 第七次沙盘游戏作品
笔者对这幅作品的解读是：两座房子可能代表她的爸爸妈妈，这次又重复摆放出来，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已内化在她的心中。她在无意识层面接受了爸爸的去世，但由于爸爸的骨灰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就有了为爸爸设计墓地的想法。从对家人的摆放可以感受到小岩的安全感已经建立，她与家人的沟通情况在发生好转。笔者可以从整个游戏过程中感受到，小岩的自信心更强了，能量在增加。
第十一次，沙盘游戏作品呈现的是一群少男少女为一对老夫妇祝贺生日的场面（见图4）。
图4 第十一次沙盘游戏作品
笔者对本次作品的解读是：小岩对她爸爸的哀悼过程已结束，开始勇于面对现状，接受了现在家里的状况。整个游戏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小岩对父母养育的感恩之情，她的本我得到了释放，自我得到了满足。
第十二次，沙盘游戏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傍晚，一家四口人吃过晚饭后，走出家门散步和一对老夫妇在自家院子里喝茶的场景。
笔者对本次作品的解读是：小岩已放下爸爸去世给自己带来的伤痛，开始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并有了自己的打算，自主性、自信心进一步增强。
四、沙盘游戏后的思考
对于不善于通过语言与人沟通情感的孩子来说，运用沙盘游戏进行心理疏导，调动其无意识呈现，是适合且行之有效的。在本案例中，小岩从一开始进入沙盘室的胆怯，到现在遇到问题时能主动找到心理教师做疏导，足可以证明。
[关键词] 企业文化的层面 符号表达 印象整饰
一、企业文化的层面与符号表达
作为企业文化的奠基人，“埃德加・沙因（Edgar H. Schein）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实战派管理咨询专家，‘企业文化’一词被业界公认是由他“发明”的。”1986年，他又把企业文化划分为三种水平，我国学者凌文辁、郑晓明等将其译为:(1)表面层。系指组织的明显品质和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肉眼可见的特质）。(2)应然层。位于表层之下，主要指价值观。(3)突然层。位于最内部，是组织用以应付环境的实际方式。”
按照沙因的理论,企业文化经过长期的建设、维护与形成后,终将以明显的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符号的形式表达与他人面前。
我国台湾学者在解释沙因的表面层文化时,将其命名为器物及创制(artifacts and creations),是指语言、典礼、制度、行为等有形文化,它是组织文化中最可见的部分。当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组织的价值、规范和期望时,往往可以由这些可以观察得到的人工器物和创造物来加以判读和推测。在这些器物与创制中,主要包括:
1.语辞类的人造品。一是指符号、手势、标帜等，它们常可用来对外宣示组织的特质或理想，对内促进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及承诺感。二是与组织相关的典故，其中包含着组织所珍视的价值和行为规范；三是迷思的使用。迷思是传奇性的神话，以光耀组织并巩固主角人物的德行。四是术语的编制。通常组织成员发明一种新语言，只对该团体成员有用，此举一方面能加速组织成员的沟通，再方面可作为确认成员的手段。
2.行为上的人造品。一是指仪式。仪式是一种精炼化的活动，颇具戏剧效果,在保持与传承文化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二是庆典。组织中另一种明显仪式是在成员地位的改变方面，许多机构常以豪华隆重的表扬典礼,展示公司对员工工作表现的认同。
3.物质上的人造品。一是指组织的物质环境如建筑物，这些物理特征非常显著的人造品是一个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最明显符号；二是室内隔间及设计，家具的购买与摆放，装饰品的挑选与使用等，这些人造品会强调组织的审美与品味，是企业文化的典型体现；三是成员的服饰，以及公司为不同的员工配备的不同待遇，如高档轿车等，这些器物一是对内激发组织成员责任感与荣誉感的手段，二是对外表征企业的能力与水准。
二、“剧班”的印象整饰与企业文化的符号表达
在日常互动中,人们总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以便给人留下印象。社会学著名学者戈夫曼的印象整饰理论认为，人生是个大舞台,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有如演员相互配合的演戏。其中，戈夫曼从戏剧舞台中借用来的另一个最为形象、妥帖的说明日常互动和印象整饰的词语是“剧班”。剧班指的是“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合作的任何一班人。”在戈夫曼看来,不能将剧班视为个体表演者的简单相加，因为如果说个体表演者表现的只是自己的特征，那么剧班表现的则是成员间的关系和被表演的工作的特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剧班的表演是一种群体性的印象整饰。
所谓印象整饰，即人们按社会剧本的需要(即社会期望的需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他们的演出又受到互动对方的制约。因此，要使互动能够顺利进行，互动的双方都应有能力运用某种互动的技巧对自己的印象进行控制、管理、整饰。这种对自我形象的管理能力就叫印象整饰。
戈夫曼的“剧班”整饰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企业文化表面层文化符号表达的过程。按照戈夫曼的理论，企业不断地设计、寻求、谋划各种器物与人造品的过程，就是在为所有成员制定统一的规范与形象，并试图通过所有成员刻意使用这种形象，以达到对外界“表演”的目的。
以往的研究中，大家更重视个体的印象整饰。笔者以为，组织的印象整饰在企业文化的符号表达中，有着比个体整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企业文化的符号表达，不是通过哪个员工自己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组织整体表达出一种特定的、共有的状态。这就需要通过企业文化的内化，形成每个员工共同支持企业文化符号的愿望，并时刻以群体的利益为前提，刻意去表达它。
三、组织印象整饰的过程与技巧
组织的印象整饰，同个体的印象整饰一样，都需要前期的自我知觉与设计。其过程大体包括以下阶段：
1.印象动机的产生与形成。所谓印象动机，就是指组织是否试图对自己的形象进行管理，或者这种表达自我形象的愿望是否强烈。有的企业只有对员工的内部管理，却没有集合所有企业形象去对外表达的动机，或者这种动机不是很强烈。
因此，若想进行组织的印象整饰，就必须先行形成组织的印象动机，使企业从上到下产生一致对外进行“表演”的愿望，而且应该使用一切手段使这种愿望达到最强烈的程度。
2.印象构建的过程。当组织与所有员工都形成了印象动机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思考与谋划阶段。即组织的管理者要思考我们的组织想给社会与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而且我们用怎样的物质符号才能够表达这种印象？
这种印象构建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从深层次的价值观的确立，到全体员工的认同，再提炼出器物与人造品的过程。它是一个复杂而且艰巨的过程，需要凝结全体员工与管理者的智慧。
当以上过程完成后,组织就可以开始表达自己企业文化的符号了。
组织通过印象整饰表达自己的文化符号时的技巧包括：
(1)强调团体的声誉。在组织员工“表演”时，要加强员工的归属感与荣誉感，使其进入激情状态。有了情感的投入，演出效果才会良好。
(2)明确团体任务。只有目标清晰，任务明确，表演的目的性才会增强。使大家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并以主人翁的精神支持、表达这种符号。
参考文献:
一、 重用问题学生的另类教育
在现实教育中,一些班主任往往会采用一种较为特别的教育方式,对于部分班级管理中的问题学生,班主任可能会采取重用该学生的办法,即任命问题学生担任班级干部或其他方面的工作职务,以促使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这种教育方式,就是重用问题学生的教育。这种另类教育在现实教育中比较普遍,同时也引起了教育界的质疑:将一个纪律很差的学生任命为纪律委员,将一个自控能力不好的人任命为班长,或者将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任命为学习委员,这种教育方式有效果吗?另外,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对这些问题学生的纵容?对于班级其他学生是不是一种伤害?好像越调皮的学生越能当上学生干部,越不听话越能得到老师的关照。而如果这种教育方式不成功,是不是又会给班级管理的整体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不管怎样,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重用问题学生的教育策略被很多班主任运用,其自身的普遍存在就证明了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可以从教育理论与管理学中找到相关依据的。
二、 重用问题学生的另类教育的理论依据
1.唤醒问题学生的荣誉感(提高学生的需要层次)
任何人都潜意识地存在荣誉感。重用问题学生的另类教育的核心点,就在于唤醒问题学生长期被自己所忽视的、被外界所压抑的潜在荣誉感。借助对这种荣誉感的唤醒,让学生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并实现自身的价值。问题学生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在生活中长期借助于其他方式(甚至违纪)来吸引别人的注意。重用后,其注意点将得到转移,问题学生将极力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心态,正是问题学生变好的关键。“道德在我们看来无疑具有两重面孔: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绝对的法则,需要我们完全服从;另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想,我们自发地追求着它。”[1]对于问题学生,我们往往重视的是服从纪律,而忽视了学生个体对于道德理想的追求。重用的目的,就是希望提升学生的需要层次,让道德成为问题学生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从而实现其自发的对纪律的遵守。
2.建构主义教育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儿童的学习和发展主要是儿童自己用以前的知识和经验去学习和建构新的知识和新的经验。在日常生活和以往各种形式的学习中,儿童已经形成了有关的知识经验,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是有些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当问题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会基于以往的经验,依靠他们的认知能力,形成对问题的解释,提出他们的假设。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必须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新的知识经验。教师应该重视学生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时下的看法,思考他们这些想法的由来,并以此为据,引导学生丰富或调整自己的解释。问题学生所缺乏的,就是负责任的经验和经历,重用问题学生的教育方式就是希望学生被重用后的职务上的责任感能转化为学生新的经验,并进入学生的情感价值观中。任何方式的教育都必须转化为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以及情感、品德、价值观,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在论述道德心理学的广泛领域中,康德的箴言尤为贴切:“没有概念的感知是盲目的,而没有感知的概念是空洞的。”[2]我们要使问题学生既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又体会到班级纪律的作用,从而增强纪律责任感。
3.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优先处理
任何管理中都有着一般问题与重大问题处理的优先选择。在班级管理中,问题学生往往是班级管理中的难点与重点,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工作必须突出重点。如果能够将问题学生的问题处理好,其他问题一般也就迎刃而解了。通过对问题学生的重用,实现对其他问题学生的有效管理,这也是符合管理中的重点问题重点处理原则的。
4.交往中的换位思考理论
问题学生形成诸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是这类学生很少有责任感,因为这类学生很少得到负责的机会,所以很难理解管理者的压力与责任。将问题学生重用,从管理学角度看,就是将问题学生放入一个必须负责的岗位,通过该学生在职位的位置感,体验和实践、理解管理者的责任与压力,同时从心理上换位思考班集体中的荣誉、班级成员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自己的问题所在,这种换位思考,往往能够促进问题学生更好地反思自己曾经的行为对班级的伤害。通过这种反思,能够有效构建问题学生良好的责任意识与理解意识。问题学生的反省本身就是对其他学生的一种很好的示范和警醒。
三、 重用问题学生的策略
重用问题学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随便实施的教育方式,必须注意相应的环境以及其他措施的保障。
1.注意仪式的庄重与正规
对问题学生的重用一定要注意仪式的正规性。庄重的仪式,以及正规的程序,是体现事情的正规与严肃的标志。对于问题学生的重用,一定要有相应的庄重的任命仪式,最好应该具有任命书、宣誓以及必要的其他人物的参与,特别是问题学生的父母。这种正规的仪式,是重用问题学生的一种必备的程序。
2.注重问题学生的宣誓、承诺和述职报告
在对问题学生的重用上,一种非常重要的程序是,注意引导问题学生自己进行工作上的承诺,这种承诺一定要明确、公开,并当众宣誓。在全班集体面前的公开宣誓对任何人都有较强的心理约束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问题学生保持良好的自制力。对于个人荣誉的珍视往往就是青少年最为重要的面子观念,通过对其面子的维护,达到潜在的转化问题学生的目的。在一定时间,要安排班干部的述职报告,特别是问题学生,这样的述职报告有助于问题学生深入思考职务行为以及自己的努力程度,这种述职本身就是对所有学生的一种很好教育。
3.注意正面强化
对于问题学生的重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重用的过程中,班主任一定要时刻对问题学生进行强化,只要问题学生有所进步,班主任就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如班集体活动、例会、班会等形式和渠道对学生进行正面强化,如表扬、鼓励,通过对其持续的强化,往往能够实现问题学生向班主任期望的方向转化。
4.反馈与协调
问题学生一般都有着相应的坏习惯,班主任必须在工作中注意对问题学生进行必要的反馈,当甩手掌柜是不行的,因为问题学生除了变好的可能以外,还可能将全班带坏。班主任必须注意事态的发展,在学生有进步的时候正面强化,在学生不进步的时候提醒,在学生更有问题的时候警示,在问题学生屡教不改的时候,也必须采取其他措施,甚至直接撤销任命。毕竟,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学生影响了全班整体工作。
四、 重用问题学生的条件及其注意事项
重用问题学生的教育模式并非一定有效,其模式自身就有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在运用该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和综合考虑,条件具备的时候才能使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最好不用,运用不当往往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1.问题学生不能有品质问题
运用的首要条件是问题学生的品质不能差。问题学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控能力不强而导致的问题,另外一种则是因为学生的品质不佳而造成的问题。如果是前者,仅仅是因为自控能力不强,通过重用,利用职务上的责任去增强其自控能力,而达到转变问题学生的目的是可行的。但如果是后者,那么最好不用,品质不佳的学生的重用,极可能给全班管理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品质不佳的转变难度更大。
2.班主任的日常工作必须细致
对于问题学生的重用,班主任的工作必须细致。问题学生大都有着长期与老师周旋的经验,班主任工作不细致,往往能够被问题学生所蒙骗。问题学生一般都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伪装能力,班主任一定要深入班集体,了解问题学生工作上的实际情况,做好对问题学生的信息跟踪与反馈,才可能使这种教育模式有效。
3.该策略要谨慎使用
重用问题学生的教育策略,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教育模式,不可轻易使用。任何险棋都只能非常时候使用,平常使用可能导致问题更趋严重。长期使用这种策略,很可能导致班集体更趋混乱。
4.注意对其他学生的心理疏导
问题学生的重用,给学生的一个心理暗示或许是:越有问题的,老师越关注,最有问题的,很可能最受老师重用。这种心理效应是班主任一定要警惕的。班主任要注意对其他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将班干部视为对集体奉献和服务,而不是小官僚。同时要注意鼓励学生给问题学生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而实现班集体的共同帮助,促使问题学生转变。
5.班级内部的民主化是必备条件
重用问题学生的一个条件是,班级自身要民主化管理,即班级内部学生职务的流动和制衡,不可将班干部的权力设置过大,否则问题学生的重用,可能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导致全班的紧张,通过集体民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班级干部的流动,实现问题学生多个角色的转换,这种多角色的转换,往往能够更好地促进问题学生的自我反省,从而实现其心理上的重新定位。
参考文献
1.多重角色。
高职院校里的辅导员与班主任同为一人的现象居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几手都在抓，几手都不硬”的现象。当下很流行把高职院校辅导员称为学校的“消防员”、学生的“保姆”和“警察”、学校机关部门的“勤务兵”、院系的“服务员”等。辅导员一人分饰多种角色，学生的日常事务要处理，特殊事务仍要处理，使其疲于应付。其实，高职院校里的辅导员更应该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和学生心灵的雕琢师。
2.工作繁杂。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要求，高校专职辅导员总体上按1:200的比例配备。但很多高职院校的比例远远超过这一比例，一般都是1:180或1：200，而且在部分高职院校中，辅导员既是班主任，也是辅导员。辅导员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与学生的直接交流中，或在教室、或在寝室；或布置任务、或开展第二课堂。工作头绪多，事无巨细，涉及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就业、党团等各个方面：如监督学生晨跑、晨读；检查宿舍卫生、学生上课出勤情况、晚自习及学生就寝；评定班级各类先进、奖学金；办理助学贷款；催缴学费；办理学生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会议、讲座、仪式和各类文体活动等等。在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里，只要有与学生有关的事情，不管是否属于辅导员的职责范围，辅导员都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成了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真实写照。
3.结构欠佳。
目前，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存在着整体学历层次偏低、知识、年龄结构不合理、理论素养不高等问题。2014年3月，笔者就自己所在高职院校做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中本科学历占了60%，硕士学历占34%，学历层次总体水平低于普通专业教师；同时，高职院校辅导员在知识、年龄结构上比较单一。就调查结果而言，高职院校辅导员大多为85后或90后，所占比例为59%。对于这一群年轻人来说，自己尚处于热血贲张的年龄，想要在学生中树立合适的威信度，尚需时间；高职院校的辅导员所学专业大多为体育、艺术或本学科专业，在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方面的理论功底较差，缺乏必要的科学管理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技能，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显得力不从心；另外，高职院校辅导员的综合素质有待加强，要有指导学生如何生活起居的耐心，要有及时发现学生情绪问题的细心，要有在繁杂琐事中坚持的恒心，要有帮学生成长的信心，更要有时时处处为学生着想的爱心。“五心”缺一不可，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辅导员要上得了讲台，下得了寝室，听得进倾诉，融得进活动。
4.队伍不稳。
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一直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高职院校辅导员自嘲“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工作繁忙、科研受阻、早出晚归、事无巨细、责任重大、薪资偏低、晋升无门等所有现状累积一起，造成辅导员队伍不稳。
二、高职院校辅导员情绪特点
俗话说，什么样的老师带出什么样的学生！高职院校辅导员在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其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着学生。高职院校辅导员情绪有哪些特点呢？
1.紧张、焦虑。
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工作过程中，每天要面对的可能是学生各种问题引发的校园危机，处于高度的心理戒备状态，因此总是体验到紧张、不安、提心吊胆等焦虑情绪。
2.愤怒、自责。
“只要学生不出事，就是天下太平”，这已经成了辅导员的口头禅。学生工作持续而琐碎，难出成绩，没有成就感、面对暗淡的发展前景，感到失望；面对学生的各种“简单”问题和“幼稚”思想，感到无助和愤怒。情绪极易受学生事件的控制，起伏较大，学生有了成绩，兴奋异常；学生出了问题，虽积极处理，但情绪低落、难过。
3.失落、厌倦。
在主观心理体验和职业行为方面，高职院校辅导员主要表现为长期的精神不振或疲乏，对外界事物失去兴趣；逐渐对学生失去爱心和耐心，对学生疏远、冷漠，期望值降低，开始厌恶恐惧自己的工作，试图离开本岗，另觅岗位或职业。
三、高职院校辅导员如何进行情绪管理
高职院校辅导员的情绪直接影响着学生，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他们需要加强自身的情绪管理水平。
1.改善辅导员管理体制。
作为高职院校，应重视辅导员的发展，建立以辅导员为主体的多元化学生管理体制。同时为辅导员建立明朗、清晰的发展前景，提高辅导员的薪资和地位，使其在职称、晋升及其它方面与专业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2.加强自身情绪管理。
2.1努力学习心理学知识。情绪心理学的认知理论表明，认知在情绪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高职院校辅导员应主动学习掌握心理学知识，感知并接受自己的情绪，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调节，将负性情绪转化为正向情绪。
2.2学会宣泄情绪。
2.2.1文饰法。文饰又叫“合理化”，这是一种用合理的理由和事实来解释所遭受的挫折，以减轻或消除心理困扰的方式。它的表现形式可概括为“酸葡萄效应”、“甜柠檬效应”。当一个人无法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以减少懊丧情绪。与此同时，又以“甜柠檬心理”来肯定自己的成绩和价值，以减轻内心“求而无果”的痛苦。
2.2.2移情法。在遭遇情绪困扰时，通过转移注意力，使自己能较快地从消极情绪中解脱出来，达到心理平衡。
2.2.3暗示提醒法。当产生激烈的消极情绪时，可以通过自我提醒，使自己明确将要采取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进而解除迷茫，冷静面对现实。
2.2.4升华法。改变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动机和欲望，而使之符合社会规范和时代要求，是对消极情绪的一种高水平的宣泄。化悲痛为力量，是升华法最好的说明。
关键词：反生活 伦理冲突 伦理环境 犹太人身份
在1987年《反生活》出版后，美国作家威廉・加斯在同年的《纽约时报》上将它定义为“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新作同时也是小说主题的一次重要转变”，它用词精美却富有争议，它用词诙谐却又严谨。[1]凭《终结感》荣获2011年英国布克文学奖的朱利安・巴恩斯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这样评价：罗斯在《反生活》的创作中做出了大胆挑战。他将朱克曼不再设计为对新泽西州犹太人的反叛，而是对整个以色列犹太世界的反叛，朱克曼与以往的角色呈现相比，在罗斯的笔下更加激M了，巴恩斯将这部作品定义为罗斯的最精彩的作品。[2]菲利普・罗斯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德里克・帕克・罗亚尔认为《反生活》可以算作是罗斯的经典佳作，理由有三：第一，它是罗斯的作品中最复杂并且最能够体现出后现代特点的小说，尤其是在对自我的建构上；第二，在这部小说中，朱克曼的叙述声音开始作为主角出现，这为该系列后四部小说的创作铺平了道路；第三，也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这部小说中开始对犹太人的种族的自我身份的探讨，这个主题始终贯穿全文。[3]
对《反生活》的解读，有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将朱克曼的家族历史和宏观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分析，把《反生活》看作是朱克曼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将历史的虚构性和现实的真实性结合起来。[4]也有从跨学科的角度运用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进行解读，从而得到一个创新的结论：这不是作者对犹太人和女人的憎恶，也不是一个作家的自我人格体现，关于它的创作意图也许目前暂时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但是通过心理学的解读丰富了对朱克曼的理解。[5]在前人研究中，朱克曼的历史伦理环境中的冲突和家庭伦理环境下的冲突是理解朱克曼追求犹太身份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将从伦理冲突的角度，对朱克曼的伦理环境下的冲突进行分析。在个人成长伦理环境下，朱克曼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他有着犹太人的血统，却在有着种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成长并接受教育，这与那些本土的犹太国家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使得朱克曼在多年后回到祖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伦理冲突，这不是对犹太人的厌恶抑或对朱克曼自我的厌恶，而是两种不同的伦理环境作用下伦理主体所面临的伦理冲突，这种伦理冲突体现为朱克曼对生活的反叛以及对自己伦理身份的定义和追寻。朱克曼的伦理身份是对他进行评价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于是导致伦理冲突。[6]在历史的伦理环境下，历史伦理冲突作用于不同的伦理主体，以至于当这些有着各自特点的伦理主体汇聚在一个家庭伦理环境时导致了家庭伦理冲突。家庭伦理环境中，朱克曼与英国籍妻子玛利亚的矛盾，以及她的家人与朱克曼自己的矛盾都将家庭伦理冲突的矛盾持续发酵。可见，《反生活》是一部将伦理冲突集合的作品，在主人公朱克曼世界里的多重伦理冲突使得他对伦理主体的定义更加困难，即对自己伦理身份认定的困难。朱克曼在深陷伦理冲突的同时，对自己伦理身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使得《反生活》成了对朱克曼追寻自我的主题解读的重要作品之一。
一.个人成长伦理环境影响下的冲突
在朱克曼与艾尔恰南开始交谈时，他这样对朱克曼说“看见那棵树吗？那是一颗犹太树。看见那只鸟吗？那是一只犹太鸟。瞧，那边，一片犹太云彩。只有这儿才是犹太人的国家。”[7]艾尔恰南当时六十五岁左右，在海法当焊工，他用英语和朱克曼交流，英语是在当年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候学会的。在艾尔恰南的眼里，在犹太国度的事物才具有着犹太性，鸟儿、云朵和大树，这些本就是随处可见的事物只因在犹太人的国度也出现了，就被贴上了犹太人的标签。既然在犹太国家飞翔的鸟儿、成长的小树和漂浮的云朵都是具有犹太性的，那么本来留着犹太人血液的朱克曼，更加被确定为是生来就具有犹太性的，朱克曼是犹太人，他应该留在属于犹太人的国度，这是艾尔恰南对朱克曼的看法。这种对犹太文化传统的保守与朱克曼在美国的伦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价值的冲突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更加凸显。朱克曼告诉艾尔恰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一直觉得自己恰如其分。朱克曼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国家，因为美国并不是一个排外的国家。在朱克曼的伦理价值看来，他不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不是在犹太人国家，譬如以色列这样的国度成长，而是在美国那种文化包容的伦理环境里成长。这是他和艾尔恰南成长的个人伦理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不同的伦理环境作用下，同一种族的人产生了不同的伦理价值。
在同艾尔恰南的谈话中，朱克曼认为美国并不简单地归结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问题，反犹主义者也不是美国犹太人最大的问题。没有一个地方像美国那样，将自己公开宣称的梦想置于多元文化的中心。尽管他对美国存在点儿理想主义，就像艾尔恰南的儿子――舒基对以色列有点儿理想主义一样。[7]艾尔恰南和朱克曼的伦理冲突来源于他们不一样的成长环境，他和朱克曼成长于不同的伦理环境，艾尔恰南对犹太人传统文化的坚守，不愿踏出这个犹太国度，去接受一种资本主义的包容文化。在朱克曼看来，他的第一重犹太人的伦理身份应该拥有着艾尔恰南那样的坚持，但是，朱克曼的第二重伦理身份却是如何做一个美国人，这两重身份不仅意味着对犹太文化的坚守，而且意味着一种和谐，一种对美国文化的包容，一种对非犹太文化的吸收。
历史的伦理环境作用于不同的伦理主体后产生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舒基和艾尔恰南都是在犹太国家成长，受到传统的犹太主义洗礼的犹太人，朱克曼是生长在美国犹太家庭的犹太人，尽管都是犹太家庭环境，但是朱克曼是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大融合的伦理环境，人们更加包容的接纳其他事物，相比之下，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以色列国家则显得更加的保守。
二.家庭伦理环境中的冲突
在关于主人公朱克曼的解读中，由于伦理主体在多部小说中的行为都与性有关，有评论家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从女性角度来分析罗斯作品中的女性角色，认为作者罗斯是位厌恶女性的人。[8]朱克曼的妻子玛利亚是个英国人，在遇见他之前，她已经有过一段婚姻。在玛利亚对朱克曼的陈述中可知她的母亲是不介意朱克曼是个犹太人的。但在朱克曼看来其实玛利亚的家人对朱克曼的犹太人身份是心存芥蒂的。玛利亚的姐姐，甚至玛利亚的母亲显得像是代表某个纯种的社会组织，会经常宣告朱克曼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劝诫他最好不要加入这个组织。[7]在这里，“这个组织”是一个种族的代表，一个拥有共同伦理意识的伦理环境，它与朱克曼的犹太伦理环境不同，并且存在着一些敌对。这在朱克曼看来是极其受辱的。尽管从玛利亚的对话可以看出她对朱克曼犹太身份的认可，但是，直到她们一起在伦敦餐厅吃饭时，一位英国太太对餐厅侍者要求打开窗户，原因竟是因为朱克曼的犹太身份而引发的“这里有一种臭味”的无理言论。朱克曼认为玛利亚实则是背负着严重的精神包袱才选择跟他在一起的，并且玛利亚对他们的未来并没有严肃的考虑过来自她的家庭带来的压力，至少在美国他没有遇到在公众场合如此明目胆的对其他的种族的排斥。而玛利亚认为“如果事实上你一点也不喜欢一个犹太人的话，那么一个犹太人的一举一动，你都会认为是犹太作风。那就是说，他们应该摒弃那种作风。”[7]夫妻两人的立场代表了两个不同伦理环境的冲突，玛利亚是英国人，她的母亲和姐妹都对犹太教有着很强烈的排斥。朱克曼是美国的犹太人，第一重犹太人的伦理身份是他无法改变的，是他的父母遗传给他的，美国的包容让他学会了接受过去，并且试图将过去和美国的伦理环境很好的进行融合，学着做一个美国的犹太人，可见，他对自己的犹太人伦理身份是不排斥的。然而，玛利亚的家庭以及伦敦的餐厅见闻让他明白了，即使玛利亚不会对他产生排斥感，他也无法自我欺骗，也无法去否定两个不同伦理环境间的冲突。
在玛利亚和朱克曼的吵架中，他们的争论焦点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的辩论。朱克曼第一重犹太人的伦理身份是不可厚非的，他从祖父母辈那里知晓犹太文化、犹太传统。玛利亚则是一个彻底的非犹太人，她的伦理身份和家庭的伦理环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不一样的伦理环境里有着激烈的伦理冲突。在他们的家庭中，夫妻俩的争吵，归根结底是在于两个不同伦理环境影响的伦理主体间爆发的伦理冲突
三.个人信仰伦理环境下的冲突
在朱克曼对自我的认知中：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恰如其分。我的背景在工业化移民的美国，我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受教育，我的圣书不是《圣经》，我不是从纳粹死亡营中逃出来的辛存者。[7]在这段朱克曼和艾尔恰南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朱克曼对自己伦理环境的认知：我不是一个在犹太环境中成长的犹太人，我没有受到犹太人文化氛围的彻底熏陶，我也没有受到犹太教的洗礼进而成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我不是一个非犹太教的异教徒，我也不是从纳粹集中营逃离出来并对社会主义有一种狂热追求的犹太人。在朱克曼的家庭里，她与玛利亚的一次最严重的分歧就在是否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进行割礼。在他写给玛利亚的信中，他给出了对割礼的看法：“要在一个崭新的男孩的生殖器官上施行那种精巧的手术，在他看来就是人类荒谬无理性的奠基石。”[7]这段话写于小说的结尾，朱克曼将割礼看作是犹太人心目中所推崇的一幕。关于割礼的问题，朱克曼将它提升到了犹太人身份认定的高度。在朱克曼看来，每个人生来是自由的，他不期望将每个人的自身与自己的犹太祖先甚至现代体制挂钩。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带任何宗教色彩，朱克曼是赞同割礼的。他不赞同的是将割礼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一种在一个新生生命身上落下烙印的仪式。所以，他在反对割礼之时，也承认了“而我也不愿意简化那种联系，任我们的孩子包皮耷拉着”。[7]割礼在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盛行。在《圣经》里记载着上帝和先知亚伯拉罕的盟约，上帝告知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子孙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盟约的标记，你的子孙后代中出生有八日的必须实行割礼。因此，割礼在犹太人家庭是如此重要，犹太人父母都会坚持给小孩实行割礼。按照犹太的传统，小孩会被割礼，反过来，进行了割礼的孩子就会被当做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9]因此站在父母的角度，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子女的将来考虑，希望以此有益于将来的发展，朱克曼赞成割礼。站在宗教的角度，它是犹太教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进行意味着犹太身份的确立，他不赞成割礼是因为，他不希望一个崭新如白纸的新生命一出生就被各种传统以及宗教所压迫。这个伦理冲突的根源，在于朱克曼对自我伦理身份的定义。朱克曼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小孩也理所应当是犹太人的小孩，就如同他的本人的第一重伦理身份一样，他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如果犹太人的身份的认定就是割礼，他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出生就背负着宗教的枷锁，他会更愿意给他的小孩讲述着属于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就像美国的包容的文化环境一样，而不是将自我完全献身于宗教的束缚中。
这本小说通过内森和亨利在美国的遭遇以及在以色列和英国的一系列行程中对于犹太身份认识的变化，探索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犹太身份的内涵。[10]美国著名的犹太学家沙亚・科亨教授在他的《为什么不给犹太妇女行割礼？犹太教性别和契约研究》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对犹太人割礼进行了研究，从女性未割礼的角度论证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因为没有进行割礼，所有犹太妇女不能算是真正的犹太人中的一部分。[11]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克曼处于伦理冲突的原因所在，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定一直就包含割礼，朱克曼在努力追寻着自己犹太伦理身份和美国人伦理身份的统一，作为一位父亲，他对孩子寄予了厚望，他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可是他又不愿意将一种枷锁，一种种族的枷锁带给下一代。犹太人身份的定义之一就是必须进行割礼，然而这种宗教性的强迫与他在美国成长时所接受的包容的伦理环境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伦理冲突。伦纳德・格里克在他的《你身上的印记：从古犹太到现代美国的割礼研究》一书中探讨了为什么有些人不在传统和宗教的指引下给他们的儿子进行割礼。这本书从历时的角度解读了为什么大量的美国男性，在他们其中甚至很多不是犹太人，他们选择去进行割礼。在该书第五章中，他认为在关于割礼的问题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观点越来越接近，同时，在它的结尾处，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无论割礼对于美籍犹太人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但是在当今社会主题下，它对于犹太身份确立的意义以及和上帝契约的意义都不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了。[11]
《反生活》作为“朱克曼”系列的第五部，主人公朱克曼的成长日趋成熟。反抗生活，反叛独立，这些并不仅仅是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追寻，而且也体现了他在不同伦理冲突下的伦理选择：在朱克曼与犹太人国度中的犹太人群体的伦理冲突，朱克曼就割礼这件事与以妻子玛利亚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伦理环境群体的冲突，这些冲突成为了朱克曼对伦理身份追求的诱因之一。在美国做一个犹太人，是做一个彻彻底底的美国人，还是做一个深刻具有民族使命感的犹太人？在朱克曼看来，当成为犹太人意味着时刻肩负历史使命，戴上宗教的枷锁，而成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对犹太文化的摒弃，他的决定是逃离犹太文化历史的束缚，寄希望于一种包容的伦理环境中实现他的双重伦理身份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William H.Gass.Deciding to do the Impossible， New York Times. 1987， January 4.
[2]Julian Barnes. Julian Barnes on Philip Roth’s“The Counterlife”， 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2007， September 25.
[3]Derek Parker Royal. Postmodern Jewish Identity in Philip Roth’s The Counterlife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2， Volume 48，number2， 422-443.
[4]Matthew Wilson. Fathers and Sons in History： Philip Roth’s The Counterlife [J]. Prooftexts， 1991， 41-56.
[5]Sarah Eden Schiff. Family Systems Theory as Literary Analysis： The Case of Philip Roth [J]. Philip Roth Studies， 2006，Volume 2，Number 1， 25-46.
[6]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7]Philip Roth. The Counterlife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Inc，1988.
[8]David Gooblar. Introduction： Roth and Women [J] Philip Roth Studies， 2012， Volume 8， Number 1， 7-15.
[9]J. M. Glass. Religious Circumcision： A Jewish View [J] British Journal of Urology International， 1999， 83， 17-21.
[10]管建明. 对立生活版本的并置与犹太文化身份的探寻―――评菲利普・罗思的小说《反生活》[J].国外文学. 2009（04）：69-78.
一、“原生态”舞蹈的内涵
所谓“原生态”舞蹈,是古代先民们“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最原始表达情感的方法之一。它是人类情感和社会现象的直接表现;是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的具有“文化源头”意义的民间舞蹈;是最接近舞蹈本质的舞蹈形式;原生态舞蹈是广场的而不是剧场的;是自娱自乐的而不是表演性质的;是参与的而不是观赏的;是随机的而不是规范的;是省力的而不是刻意的;是传承的而不是创编的;是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直接生活形态的表现;原生态舞蹈是由普通民众在民俗仪式或民俗活动中传承的民间舞蹈。
从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去把握,我们会发现原生态舞蹈有以下一些精神和文化内涵:
一是以图腾符号为神圣力量的崇拜性。图腾是原始氏族和部落群体的标记和象征,图腾文化作为形成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原始积淀层,具有民族文化之始、民族灵魂之源与人性之本真的元初意义。原生态舞蹈就是表现图腾崇拜或本身即以某种作为图腾符号的动物动作为舞蹈动作,使其获得群体认同的标记性,满足和实现社会性集体意识和归属心理。例如,龙舞的表现形式与汉族人民对龙的图腾崇拜是分不开的。而少数民族中对铜鼓的崇拜、对竹的崇拜,许多民族的傩仪傩舞中对天地神灵的崇拜,是原生态舞蹈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图腾崇拜性舞蹈,源于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祖先信仰的需要。
二是以生命本体为主题的仪式性。仪式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仪式舞蹈在原生态舞蹈中占有重要位置。仪式舞蹈产生于对超自然神灵的敬畏和依赖。在原始社会,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舞蹈。仪式舞蹈在行为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膜拜行为,一种是模仿行为。无论是对神灵的膜拜,还是以神灵依附及装神扮鬼,目的都是为了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现驱邪纳吉,反映了他们对生命的追求和生活的向往,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愿望。
三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性。舞蹈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礼乐”中“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认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这种观念反映在原始文化心理中,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自然秩序的服从,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的初始含义为“神”,人只能消极被动地顺从。人们后来认为天即自然,是指大自然及自然界的演化规律。“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表现在原生态舞蹈中,就是反映人们祈天祷地、求取风调雨顺的各种仪式舞蹈,而具有原生态性质的民族民间舞蹈,也含有大量类似内容。
四是以民间生活为基调的大众性。原生态舞蹈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内容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是民间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一个部分,是以民间生活为基调,以大众审美为旨趣的民间舞蹈艺术。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以人类体力活动形式为基本表现形式,形成反映劳动活动的原生态舞蹈,同时表现出劳动中自然流露的美好感情。
二、当前“原生态”舞蹈热潮分析
在经历了20世纪城市文化中民族艺术的低迷之后,新原生态舞蹈演出中出现了少见的火爆场面。新原生态舞蹈对原生态民族艺术元素的吸收与改造,不失为对民族艺术进行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
(一)“原生态”舞蹈具有丰厚独特的文化内涵。“原生态”本意是指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是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当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认识到原生态舞蹈的艺术魅力时,无不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自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日益麻木而愕然。原生态舞蹈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一种民间原始文化的记载,是民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厚饱满的文化内涵,它和历史文物一样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原生态”舞蹈“因其质朴自然而广受群众喜爱。原生态舞蹈保持着人类童年的率真,存续着早期梦幻的记忆。如果以现代生活为观照,过度文明化造成的心理浮躁在质朴洁净的原生态舞蹈中,也许可以获得一点心灵皈依感。在这样的舞蹈中,浮躁的心性就会得以静养,为物所役的、迷失的自我就会找到精神家园,使我们在自我灵肉的世界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境界。“原生态”一词最早是出现在对张艺谋《印象・刘三姐》的评价上。张艺谋以桂林的真山真水为舞台,让当地的农民不受拘束随意的尽情欢歌曼舞,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模糊的原生态艺术表演就这样被人们所接受并得到了认同。杨丽萍和她的《云南映象》则把原生态表演发扬光大――云南的当地人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舞蹈以原始性的风姿,挤进了电视和荧屏,和千家万户见面了。从那时起,原生态才正式发芽了。
(三)“原生态”舞蹈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复归。“原生态”舞蹈兴起,作为“乐失而求诸野”的特殊艺术文化现象,表明了国人力图摆脱文化价值“中心”论的偏颇,追求传统文化价值复归的趋势。如《藏迷》原生态舞蹈,在舞台上,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道具及服饰定会让你大叹漂亮,演员穿着的3000余件藏族服饰,以及诸多神秘乐器都令人目不暇接;舞台上的彩色经幡和藏族特色浓郁的石墙、木桩、玛尼石等布景以及藏族特有的乐曲和旋律,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藏族风情的展览中。
三、“原生态”舞蹈的生存空间问题
近几年,社会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保护,在对民间文化的普查中,发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遭到的破坏相当严重,“原生态”舞蹈的生存空间问题突出,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到相对完整的保护外,大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导致民间舞蹈逐步变异、消亡。保护“原生态”舞蹈的生存空间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紧迫。
一是社会的转型对原有生存方式的改变,改变了“原生态”舞蹈的生存空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呈现出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全世界的文化生态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传统的民族边界正在日益模糊,不同民族文化的趋同日益明显化、各国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全世界的文化生态都毫无例外地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我国各地的原生态舞蹈有着悠久的传统,众多的民族、丰富的民族语言和独特的民俗风貌,孕育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舞蹈艺术。原生态舞蹈文化保留了民族生存过程最精炼的信息,是本土文明延续生长最基本的精神要素。然而,那些依附于农业社会典型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舞蹈以及文化,是从其存在的生活土壤中萌发出来的,一旦随着经济转型而“发展”,就不再是它自己了。所以,在喧哗城市的亮丽舞台上,不论以何种贴近民间的形式呈现, 都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的。艺术不等同生活,这是一个铁律。只有将原生态舞蹈置于它原本的生活环境中,它才能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是在日益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在商品社会时尚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难以保持,“原生态”舞蹈也难以再现。在当今这样一个工业急速发展,机械和电子几乎占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通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国度其实是很难有生存空间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有机会领略纯正民间歌谣的韵味,更无法真正体验独具审美特征的原生态舞蹈充满质朴个性的文化传统及其丰富内涵。以往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当中还较多地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因为突然而至的外来文化以及这种外来文化强大的“渗透”,他们正在逐步地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汉语普通话的推行、流行文化的冲击,原生态舞蹈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受到破坏,一些传统舞蹈失去了表演环境。一些舞蹈的功能丧失了,附着在这一功能上的文化也随之萎缩。
三是民族文化开发过度,对原生态文化造成严重伤害。“原生态”舞蹈也日益商业化、庸俗化。很多地方, 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被当作旅游的资源加以推销,庄重的仪式、礼俗成为日复一日的表演,寄寓其中的民众情感自然就会逐渐淡化,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但被抽掉了情感和灵魂,被空洞化、异化了。一些地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了“摇钱树”,商业化运作使得许多民间歌舞和民俗变味乃至变形。当前,一些以“原生态”名义充斥市场的跟风之作更是数不胜数,大都是找一些带有少数民族元素的歌舞胡拼乱凑,来者必称“大型”,“情景歌舞剧”,“原生态”。这样的跟风演出必然无法叫座也更不可能叫好, 不仅严重泛滥扰乱了演出市场,也使原生态在诸多观众心中成为了一场哗众取宠的骗局。过度的开发,经济利益的驱动, 一些地区的民风习俗被商品化,原生态文化内涵和原生的文化价值正在丧失。
艺术起源的几种学说：
( 1 )艺术起源于“模仿”。这是最古老的一种说法。主要代表人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模仿是人的本能，所有的文艺都是“模仿”，不管是何种样式和种类的艺术。中国古代认为音乐也是由模仿现实生活中的自然音响而来。鲁迅认为，“画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而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19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
( 2 )艺术起源于“游戏”。这种学说的代表人是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和 19 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称为“席勒一斯宾塞理论”。这种说法认为，艺术活动或审美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另一方面是人将这种过剩的精力运用到没有实际效用、没有功利目的的活动中，体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
需要注意的是，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说法，仅仅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仍然未能揭示出艺术产生的最终原因。尤其是这种说法把“游戏”看作人和动物共有的本能，更是错误的论断，因为艺术活动与审美活动仅仅属于人类社会所专有。事实上，动物的“游戏”可以归结为过剩精力的发泄，而人的“游戏”则是为了精神需要的满足，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人的“游戏”是以使用工具的物质生活活动为基础，并且具有了超越动物性的情感和想象等社会内容，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性的文化活动。正是由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得人和动物界真正区分开来。而艺术起源于“游戏”的说法脱离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所以仍然不能揭开艺术诞生的真正奥秘。
( 3 )艺术起源于“表现”。19世纪后期以来，艺术起源于“表现”的说法，在西方文艺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流行于现代西方各种美学思潮。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就是强调艺术应当“表现自我”，显示出这种说法的巨大影响力。
系统地以理论方式提出这种说法的应当首推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其美学思想核心是“直觉即表现”说。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对克罗齐的表现说作了进一步的详尽发挥，认为艺术不是再现和模仿，更不是单纯的游戏，只有表现情感的艺术才是所谓“真正的艺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主观想象和情感的表现。而把艺术的起源归结为“表现”，脱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脱离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情况，仍然是把现象当作本质，把结果当作原因，同样不能科学地阐明艺术的起源问题。
( 4 )艺术起源于“巫术”。此种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最早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原始人思维的方式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对原始人来说，周围的世界异常陌生和神秘，令人敬畏。原始人思维的最主要特点是万物有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在原始人看来都是有灵的，并且都可以与人交感。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原始部落的一切风俗、仪式和信仰，都起源于交感巫术，人类最早是想用巫术去控制神秘的自然界，显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人类又创立了宗教来求得神的恩惠。当宗教在现实中也被证明是无效时，人类才逐渐创立了各门科学，以此来揭示自然界的奥秘。
我们认为，艺术的产生最初确实是与巫术有密切联系的，但艺术起源于“巫术”的理论又并不准确，因为原始时代的巫术活动是直接和当时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艺术活动虽然具有明显的巫术动机或巫术目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和人类早期认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把握自身，更无法支配自然界，于是原始人便寄托于巫术，使得巫术与原始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无论是艺术的起源，乃至于巫术的起源，最终还是应当归结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 5 )艺术起源于“劳动”。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是认为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19世纪末叶以来，在欧洲大陆许多民族学家与艺术史家中，就广为流传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理论。希尔恩在《艺术的起源》中就曾经列出专章来论述艺术与劳动的关系;俄国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位的信》中，通过对原始音乐、原始歌舞、原始绘画的分析，以大量人种学、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文献证明，系统地论述了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并且得出了艺术发生于劳动的观点。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动物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
( 6 )关于人类实践与艺术起源的多元决定论。法国结构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理论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他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用于研究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用于意识形态批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不是一元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并进而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或者说是结构的辩证法;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多种多样的复杂原因，而不是由一个简单原因造成的。的芬兰艺术学家希尔恩就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现象，因此，研究艺术的起源必须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揭示艺术起源的奥秘。
总之，艺术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其中也渗透着人类模仿的需要、表现的冲动和游戏的本能。艺术的发生虽然是多元决定的，但是，巫术说与劳动说更为重要。从根本上讲，艺术的起源最终应归结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事实上，巫术在原始社会中同样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归根结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艺术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原始社会中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谈到教师的职业倦怠，一般无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工作压力非常大。二是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三是社会期望与教师实际素养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四是成就感过低。而一般的解决方案，从外部而言，多是要求给教师减压并提高教师待遇；从内部而言，往往是期望教师能够通过情绪管理等策略自我减压。
事实上，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并没有绝对的关联，工作压力大的人不一定产生职业倦怠。决定教师是否会产生职业倦怠的最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由工作压力所致，不如说是没有充分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当教师专业化程度低的时候，职业与教师个体生命之间必然产生断裂并构成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正是职业倦怠的根源。
教师的专业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目前中国教育的症结所在，教育改革的成败，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参照国外教育改革失败的教训，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从改革学校、改革课堂、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做起。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师职业倦怠问题，下面两个问题须格外注意。
一是教师的工作压力问题。教师的工作压力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首要因素。但是仔细想想，教师的职业压力再怎么大，恐怕也没有职业经理人的压力大吧？为什么职业经理人不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呢？因此，减轻教师工作压力的问题，远远不是减轻教师负担这么简单。其实，比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减少无用功。要提高效率，只有提高专业化水平一条路可走。与其“减负”，不如“增效”，效率提高了，负担自然就减下来了。这需要几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从学校管理来讲，要认识到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作业”，减少形式主义的各种检查。其次，在评价机制上，过于频繁的评比排名，也使教师普遍短视，为一次次的月考、周考疲于奔命，增加了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学校生活应该有其自然规律，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管理上的“效率主义”恰好导致了教师工作的无效率，压抑了教师的创造性，破坏了教师的幸福感。
二是教师的孤独感问题。我认为教师职业是孤独的职业之一。教师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但是并没有“共同生活”，每个人都固守在自己的教室里，对自己的教学持封闭态度。偶尔的教研组活动，也往往流于形式。许多学校试图通过教研组以及教研活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但收效甚微。
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学校管理的官僚化。官僚化造成的弊端是，从课程到管理的过于整齐划一，过于“标准化”，过于封闭和僵化，缩小了教师个人的创造空间，让教师有无力感。教师的自主创造和专业判断没有受到足够尊重，自然也不必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意味着专业化对自己而言是外在的命令而非内心的声音。这种体制对于缺乏创造性的教师而言当然是极其有利的，却损伤了整个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这种官僚化带来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教师队伍中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有存在，彼此之间不良竞争、相互保密现象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星球”，每间教室都在独立运转，相同的问题在不同的班级内反复出现，教师们在各自的教室里独自奋斗却不善于互相帮助与合作。这种现象的存在，造成了教师的孤独感。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教师很难不产生职业倦怠。
总之，管理上的整齐划一，同事关系上的日渐疏离，职业与生命的割裂相悖，最终造成了教师生活的碎片化与平面化，使教师心理承受着来自外在的（学校认同与同事认同）和内在的（自我认同）重重压力并不堪重负，这是职业倦怠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走出职业倦怠不是单纯地减轻教师负担或者心理调适、情绪管理的问题，而是需要多方协同解决的问题。在应试教育思想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教师的职业压力事实上不大可能单纯依靠减少工作量来减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学校转型来大面积地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
我所讲的学校转型，是指所有学校在二十一世纪必然面临的挑战：即将学校打造成学习共同体。我们试着设想这样的一种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没有指纹机与“签到”制度，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评比，无论教师或者学生都不会被排名。学校教师按年级、班、学科组织为不同的共同体，一些棘手的问题（无论是德育问题还是教学问题）会被提交到共同体内进行讨论并获得解决。所有的教室都是开放的，教研活动不是为了评优树模或者开展所谓的教学大赛，而是围绕着具体的教学问题展开。新教师得到充分的宽容并能够借助优秀教师的经验得到迅速成长。每个教师都拥有充分的教学权，这种权利会激发教师内在的责任感。教师工作的动力来自同事肯定、学生肯定与自我认同。共同体的舆论会发挥重大作用，态度认真、专业技能优秀的教师会成为天然权威并得到充分尊重。在这样的学校里，领导的任务是愿景管理和专业服务。也就是说，校长要组织教师不断地讨论并形成学校的愿景，不断地通过仪式庆贺成功以激励教师，协助每一个教师形成个人专业发展计划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为每一个教师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这样的学校，是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置于首位的学校，必然是欣欣向荣的学校，是同事之间合作大于竞争的学校，是排除了孤独感、充满了关心的学校，这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必定是未来优秀学校的一种可能。在这样的学校里，教师的工作量未必会减轻，但是教师的职业倦怠一定会减轻，会有越来越多的教师过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就要求广大的教育者特别是校长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自觉的意识，否则，学校很容易从官僚机构又跳入“市场主义”泥潭，那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漩涡，让千千万万的教师身不由己地卷入残酷的竞争，从而彻底地丧失了幸福。因此，为了教师，更为了学生，一切真正关心教育的人需要联合起来，打响“学校保卫战”，这是“保卫”教师的幸福，也是“保卫”学生的幸福乃至人类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