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7 08:57: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治思维主要表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就业服务局河北承德068450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深入，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在我国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严格依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然而，在各级机关使用法律武器的现实情况中，依法办事和执法的执行能力仍然有很大的不足，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维护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加强执法人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适应社会法治化的要求。
关键词 ：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依法办事
1 培养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性
1.1 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期的到来，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问题，在面临重要的决策和难题时，各个机关的党员干部需要承担起决策者和决定者的角色，所以他们政治素养视角的敏锐性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甚至有可能产生关键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这个关键时期，必须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的培养，提高他们对于问题的理性分析能力，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和转型。
1.2 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实现党员干部提高自身工作水平的内在要求
在当前各机关的党员干部工作机制中，党员干部工作需要面临调和社会利益矛盾，调整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工作的任务，而党员干部的工作水平和能力同样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考验，需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工作水平。法治思维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以客观、理性的角度透视社会发展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和发展情况，对党员干部工作大有裨益。同时，法治思维也能够很好地制约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界限，防止个人集权情况的出现，帮助党员干部走出人权束缚的“牢笼”。
2 当前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人治思维影响严重，法治观念淡薄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封建时代占有其二分之一，传统的“个人集权”、人治思想和人治观念在我国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思想更表现在我国执法机关的个别党员干部的行政处理上，某些人由于过度迷恋个人权威而将宪法和法律抛诸脑后，将整个部门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风气影响到整个部门，造成了普通群众的一些基本权利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2.2 社会法治环境有待优化
在我国行政、司法等部门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小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突破法治，造成国家权力的滥用，对我国的法治环境产生了一些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由于公权的滥用而造成现今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仇富”、“仇官”的人或团体组织，他们一味将部分官员的不法行径加诸到所有公务人员身上，造成了社会法治的混乱，对于我国的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2.3 党员干部选用机制不够健全
现阶段，我国的党员干部选用机制主要包括了对党员干部的考核、选拔和任用，在各个环节中，党员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是党员干部选用机制最基础的环节，这主要是因为考核环节是否能够体现出科学和公正，直接关系到干部的成长和党的事业发展，然而，我国的党员干部考核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工作实践中，对党员干部的政绩考核更多的是看经济指标、社会稳定的维护等要素，从而造成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存在重经济、重稳定、轻法治的现象，一些党员干部对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的关系没摆正，对各方的长期发展也没有产生科学、系统的处理机制，造成考核机制不完善、不健全。
3 培养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具体方式
3.1 加强党员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学习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各项法律制定和执行所必须遵守的母法，机关的党员干部要想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的法律道德意识，就首先必须要加强对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学习。党员干部在学习法律时，要注重拓宽法律的学习思路，积极用法治思维思考律法中所体现出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思想，从而加强对宪法的领悟和理解，以促进自身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的提高。其次，还要加大学习力度，深化对律法学习模式的创新和改革，鉴于此，可以采用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法律观念的学习和培养，以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从而深化法治思维在党员干部工作时的影响力，提高其对法律运用的能力。再次，还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要把对党员干部的法治信仰教育放在法治思维培养的最前位，加强对广大干部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教育，坚持依法执政、宪法法律至上，加强党员干部班子的建设。
3.2 优化党员干部的法治环境
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促进党员干部班子内的法治化，就需要净化法治环境，促进和带动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和持续。
首先，要加强内部程序建设，实现各个程序的规范化，做好政府的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创新、政务公开、行政监督和问责等项工作，避免出现部门或党员干部权力集中的现象。
其次，还要加大新闻、媒体对社会法治的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促进社会法治环境的良好发展。
3.3 健全党员干部选用机制
要通过创新途径、创新机制等手段深化党员干部法治实践，实现党员干部学法用法的常态化，并将这一过程扩展至党员干部选拔考察、初任培训、升职转任等各个环节。要通过鼓励、奖励、晋职、晋级等激励机制，引导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重视提拔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法治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与法治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
1.人治现象
民族村寨旅游人治现象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旅游环境、旅游人文三个方面，其中又夹杂着国家法与民族村寨习惯法、民族村寨习惯法与人治的缠斗，主要表现为：
神判。在黔东南州，古老的民族村寨还仍然保留着古朴的神灵崇拜习俗。在苗族村落社区人们普遍相信参与了“呼清”神判后若反悔必遭恶报。利用神判的“内在约束力”来规范村寨旅游行为。但是，民族村寨“村给公共权力的运作缺乏制度规范和程序约制，容易形成人治型管理。”
风俗习惯。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沙苗寨、占里侗寨，依然信奉民族风俗习惯保护着他们的青山绿水，维持他们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然而，“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神灵的意志往往为少数人所控制，其实质还是人治的内核。
环境伦理。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黔东南苗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环境伦理思想。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认知水平有限，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只是从感性层面出发去把握，并利用本民族世代传承的行为准则，如宗教戒律、习惯法乃至禁忌习俗等自发调节或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因此，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表现出直观、朴素、自发的特点，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由于杂糅了迷信色彩，这种朴素的环境伦理思想缺乏法制要素，最终还是会滑入人治的深渊。
2.人治困局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不可持续。民族村寨旅游的人治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信息等相对较低水平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治正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这一基础。
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由于人治的随意性、不可预见性、短视与局部逐利等缺陷，民族村寨旅游并没有搭上法治规范化、长远化的快车，只能在人治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痼疾的羁绊下，艰难前行。
民族村寨旅游健康发展难以为继。毋庸讳言，民族村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法治的理解与尊重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形成了与现代文明法治的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人治已经像毒瘤一样滋长在村寨旅游发展的机体内，如不彻底拔除，村寨旅游就难以健康发展。虽然拔除人治毒瘤难免有阵痛，但如不拔除，只会后患无穷。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法治
从实用主义角度考量，人治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暂时还较实用，这与当前村寨的实际相吻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合理并不等于合法，实用并不等于有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人治只局限于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体利益；只局限短期利益，未顾全长期利益；只顾及个人荣誉，未考虑公共利益。村寨旅游的发展建立在脆弱的人治基础上，没有国家法制的强有力保障，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就纷至沓来，难以招架，人治的痼疾也就昭然若揭，还谈何发展。旅游品牌的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市场的管理等，这些靠神判、风俗习惯等人治手段，能够行得通吗？法治才是村寨旅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法治路径的战略构思
（一）村寨旅游法治思维的构建与培育
一是必须凝聚众力，形成研究村寨旅游法治的浓郁氛围。首先就必须努力锻造一只专注于村寨旅游法治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为法治提供强大的智力和学术理论成果支持。其次，加强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立法工作，彻底根除目前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不系统、不规范的痼疾，为法治精神的培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全面培育民族村寨旅游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开展法制教育， 群众要喜闻乐见，形式要丰富多彩。开展法制教育，内容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三是着力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问题，确保村寨旅游的人治逐渐向法治平稳过渡。
四是亟待革除村寨旅游法治的利益导向与参与痼疾。民族村寨法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是否为大多数村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官员的政绩服务。国家法只是从宏观层面上给予了村民旅游利益的法律保障，因此，要将实实在在的旅游利益分配到村民手中，就需要将国家法与民族自治法良性地结合起来，制定利益导向于村民利益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治才会被实行；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积极参与法治，才会认识到法治是真正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从而自觉抵制人治，接纳法治，使村寨旅游走向法治的康庄大道。
（二）村寨旅游基础要素的法治
村寨、村民和游客构成村寨旅游的基础要素，村寨旅游的法治重点在于基础要素的法治。法贵简明，制定专门治理基础要素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将游客法治融合于基础要素之中，形成村民、村寨与游客这一对矛盾体和谐共生共存的良好局面，构建利益共同体，助力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表面上与游客是矛盾的，村民、村寨一方出售服务，而游客一方购买服务，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在法治道路上由价值规律决定。但是，如果缺乏法治思维，村民、村寨一方以为自己是地头蛇就漫天要价，不但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更是饮鸩止渴，使游客望而却步，造成村寨旅游无以为继的灾难性后果。游客一方也要有法治思维，不得随意破坏旅游设施或增加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服务项目，或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或刁难村民，或举止粗俗等等，阻碍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待游客如亲人，热情周到，服务明码标价，不宰客，不黑客。同时，也可适时增加温馨可人的服务项目，让游客疲惫的心灵得到村寨旅游的慰藉，使游客流连忘返，触发其再次或多次重返的冲动，再带动一大批游客前来光顾，村寨旅游何愁不长盛不衰。游客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融入当地习俗与文化当中，与村寨、村民同乐，乐在其中，诗情画意，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当然，在这一对矛盾体中，游客往往属于弱势主体。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我们就要发挥经济法的作用。“经济法的任务是，对强势主体进行限制、对弱势主体予以保护，使它们重新回到市场机制的轨道上来”。形成村寨、村民与游客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局面，村寨旅游发展就可持续。在这里，法治是保障。
（三）村寨旅游市场的法治
村寨旅游管理的法治。村寨旅游管理应遵循政府主导――政府扶持――政府逐渐退出的发展路径。在起步阶段，单靠民族村寨现有的各种要素（既无大量的资金支持，又无丰富的管理经验），民族村寨旅游就可能被市场扼杀在襁褓之中。这时，政府应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肩负起资金支持与人才管理的重任，全力以赴开拓市场，在村寨旅游市场中起中坚力量。在熬过艰难起步阶段，村寨旅游市场有一定发展以后，此时市场还较脆弱，必须防止政府走两个极端：一是继续主导，使得旅游公司缺乏自主造血能力；与民争利，以政府名义抢夺旅游市场的红利，严重削弱旅游公司的生存能力；二是撒手不管，由于忽然缺乏支持，刚有发展的村寨旅游市场可能再一次被打回原形，彻底崩盘。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走中间路线，由政府主导逐渐向政府扶持角色转变。当村寨旅游公司能独立游走于市场，形成品牌与规模效应以后，政府应渐次地全身而退，不得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政企分开，村寨旅游公司完全市场化管理操作，村寨旅游开发的“果实”应该由人民来采摘，政府及时恢复其监管角色。在主导-扶持-退出角色转换的各个环节，必须配套有相应的法制特别是行政法、经济法予以规范，防止政府前期不作为、后期侵吞村寨旅游利益的腐败行为的发生，将村寨旅游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村寨旅游长远发展。
村寨旅游宣传的法治。目前，村寨旅游宣传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宣传乏力，碎片宣传，恶性竞争，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恶意或变态宣传。有些村寨旅游，为了招揽游客，壮大自身的旅游市场，不惜采用恶意或变态宣传方式。三是缺乏凝练民族文化成分的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不只是几张民族村寨照片、几个民族典故就叫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应着力于“凝练”与“特色”，“凝练”就是要对民族村寨文化价值、生态环境、民族风俗、村民文化素养、历史文化渊源、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方面进行量化的综合评价，根据量化指标确定不同的等级，然后按等级进行宣传。“特色”不只是宏观地大谈特谈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来忽悠游客，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分析文化旅游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文化，要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要克服这些流弊，民族村寨要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制定相应的单行条例或自治条例，将村寨旅游宣传纳入法制化轨道。
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法治。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采取辩证思维方法，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开发而忽略保护；也应防止畸形强调保护而轻视保护性开发。开发与保护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静止不动的保护，它总是在时代车轮的滚滚洪流中动态保护。这种开发与保护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依法推进，避免出现人治造成的开发与保护走极端化的现象。
村寨旅游品牌的法治。首先，旅游品牌要具有浓郁的民族村寨文化气息，有典型的地方性与显著的特征，便于游客识别记忆；其次，旅游品牌前期需要政府的前期投入，前已述及，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很可能胎死腹中；最后，旅游品牌并不是只是一个牌子，它具有丰富的人文与民族内涵，涵盖村寨古代文明及其演化史和现代文明的程度。璀璨的村寨古文明无疑为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增光添彩，为外地游客打开了一扇窥探古文明的天窗。民族村寨的现代文明程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旅游品牌的建立，如果村寨村民举止下流、语言粗鄙、观念陈旧，缺乏现代文明，不但为游客带来不便，而且还会使游客顿失好感，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旅游品牌何以建立？因此，旅游品牌的建立需要制定地方特色单行条例予以规范，走法治化道路。
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的法治。村寨旅游不能只局限于战术层面，更要有战略思维。黔东南州属苗侗民族聚居地区，各村寨都有丰富的苗侗文化旅游资源。但是，不能普遍撒网，各自为政。应该根据村寨人文、历史和区域特点整体布局，整合旅游资源，防止村寨内部恶性竞争，凝聚合力，从战略高度来布局村寨旅游。目前，黔东南州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沪昆高铁横穿而过，为沿线的短期游、假日游提供了大量的客源，建立“高铁沿线旅游带”正逢其时；同时，黔东南州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再镶嵌以苗侗文化，为建立“红色旅游区”提供了可能。因此，从战略高度构建“一带一区”民族村寨旅游，可以助力黔东南村寨旅游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都需要法治思维，依法推进，防止朝令夕改。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治。要做好详尽的规划，土地、环保、税务等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助力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民族村寨旅游要根据这些法律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使村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具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麻勇恒，范生姣.神判与“村治”――基于贵州J村共有资源开发利用权丧失的案例分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04）
[2]周克勤.民族风俗习惯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理思考――以贵州省从江县岜沙苗寨、占里侗寨为视角[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04）
关键词：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社会对学生的法律素养要求也不断提高。近年来，学生的法治教育整体上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少数学生的违法犯罪现象，甚至出现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如：云南大学马加爵杀害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杀害室友案等。这些案件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另外，一些学生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在自身权益受损时不会有效维权。可见，提高学生法律素养是高校面临的迫切任务。和文科特色高校相比，由于课程设置方面的原因，理工特色高校的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法律教育相对有限。所以，如何全面提高理工特色高校学生的法律素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途径介绍
按照学科范围分，高校一般分为综合类高校和非综合类高校。综合类高校学科门类齐全，非综合类高校侧重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理工特色高校是指以理工科为特色的高等学校，具体包括综合类大学中理工科比较突出的大学和非综合类大学中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理工特色高校的教学硬件设施、教师配备、学生知识结构均以理工科为主，再加上法律课程设置不足，面对学生日益增长的法律素养的要求，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亟需加大对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力度。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途径主要分为校内培养和校外培育两大途径。校内培育法律素养的主阵地是课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程。该课程是全国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该门课程又分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个部分，其中法律基础在该课程教材（以2018版“马工程教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为例）中仅占一章比例，对社会主义法律作了简要介绍，同时引导学生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二是有条件的理工特色高校开设了一些法律课程。这些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中对法律课作了相应安排。以南京邮电大学为例，该校开设了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法学概论等课程。另外，在师资、课时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些理工类高校开设了法律选修课，旨在拓宽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这类选修课包括中外法律思想史、IT法律、专利法、法律推理与辩论、学生维权等，这些课程比较灵活，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法律的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受理工科学生的欢迎。当然，为弥补课时的不足，高校还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教育、法制讲座、推广法治教育APP、开展学生创新项目等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校外培育法律素养的主要方式是组织学生参与法治社会实践。具体方式有参加法庭庭审、参与法律援助、参观访问法治教育基地、收看法治电影、参加法治知识竞赛和学生辩论赛等。
二、理工特色高校在学生法律素养培育方面的局限性
（一）法律课程设置不完善一是法律类课时普遍不足。目前，理工特色高校培养学生法律素养主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内完成。该课程的理论课时约为48课时，在2018版“马工程教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法律内容占的篇幅仅有一章。从历史来看，“法律基础”起初在不少高校都是一门独立课程，2005年后，随着“05新方案”的执行，“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两课合一。大多数教师认为法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法律课时被压缩至18课时左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教师系统地介绍法律知识的确强人所难。除该必修课外，一些理工科高校开设了数量不多的法律类选修课，但有的高校因师资原因无法开设法律课，导致学生通过课堂获取法律知识的机会偏少。二是专业课缺乏法治功能。不少理工科高校课程目标单一，课程教学大纲中缺少育人尤其是提高法律素养目标，课程理工特色有余、法治及人文关怀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因理工类专业课学习任务重、课时安排紧，或因缺少法律专业知识等原因，很少在理工类专业课中体现法治元素。
（二）课堂外法律素养培育渠道有限虽然理工类学生不需要深入系统地学习法律专业知识，但是，树立法治意识、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也是必需的。目前，课堂外培育学生法律素养的渠道主要是社会实践，如组织学生观摩法庭庭审、创办法律援助中心、参加法制宣传等，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再加上有的高校主观上不重视课外法制教育，课外法律素养培育渠道较少。
（三）师资法治教育能力不足目前，理工类高校的法治教育专业的教师队伍内部结构不合理、法律素养欠缺，不仅缺乏优秀的法律方面的教师、专家，而且教师队伍的法律素养也参差不齐。很多理工类高校中承担法治教育角色的教师的专业背景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法律缺乏深入的研究。一部分教师自身对学生法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培养学生法律素养方面作用不大。而大量理工专业课教师由于其知识背景和法律专业相距甚远，种种主客观因素造成其无法在教授专业课时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渗透。
（四）学生知识结构局限理工类学生思维敏捷、逻辑性强，但也普遍存在重理轻文、重教学轻素质、科学与人文脱离、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一部分学生视野比较狭窄，认为研究法律是文科生的事，接受法治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学生虽然对法律有兴趣，但由于学习机会有限，或理工科学习任务繁重，没有时间研究法律，知识结构明显地偏向于单一的理工科模式。
（五）评价体系不合理不少理工类大学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受“唯分数论”的影响，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主要看专业课成绩，另外也参考思想表现、参加活动情况。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学生参加理工科专业竞赛获奖、获得专利等受到极大的重视和鼓励，但很少有学校把法治指标纳入对学生的考评体系，缺少对法治活动的积极评价，也很少把法律素养及法治活动表现作为对学生考核的重要指标。
三、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路径
（一）高度重视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理工类学生在高中阶段注重理科课程的学习，进入大学后，囿于专业结构，主要研究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理工类课程，对法律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学生都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但该课程中法律内容比重偏低，而让学生建立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和正确的法律价值观需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生即使掌握了法律知识，也不能学以致用。因此，应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认识到法律素质是法治社会中的人才必备素质。让理工类学生明白，仅仅掌握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在法治社会，法律是陪伴每一位学生终生的必修课。
（二）改变不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对教师的评价主要是品德、教学及科研表现，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品德、学习成绩、参加活动等，缺少法治考核指标。教师在法治教育方面的投入、学生在法律素养方面的表现尚未被足够重视，无法发挥师生在法治教育方面的积极性。因此，要改变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改变唯科研、唯成绩的人才评价体制。在学生的素质发展考核中，要有意识地加入法律意识的考核指标，并把其纳入思想政治表现的重要指标，从而提高师生参与法律活动的积极性。
（三）优化理工特色高校的法律课程体系首先，应大力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律内容所占比重。在修订与完善该课程教材时，建议增加法律内容的比重，并且增加与学生有关的案例，从而引发学生思考，提高其辨别是非的能力。第二，要完善理工类学生的课程设置，多开设与专业有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例如，教学单位在编制培养计划时，需要慎重考虑与本专业有关的有哪些法律课程，把这些法律课程有机融入理工类的课程计划中。可以适当开设经济法、知识产权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与理工科学生关系比较密切的课程。另外，要体现“课程法治”元素，鼓励教师挖掘理工类专业课中的法治元素，让法治与所授专业课更好地融合。例如，在计算类课程的教学中，可以加入防范计算机犯罪的内容，在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之余认识到规范自己将来的从业行为。又如，在讲授一些科学发明的原理时，可适当加入专利法的内容，用法律知识为学生将来可能从事的发明创造保驾护航。
（四）提高教师队伍的法治教育水平理工类高校法治教育的师资主要包括通识教育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等思想政治工作教师三类，三者要形成法治教育的合力。首先，要大力提升通识教育课教师法治素养，通识课教师队伍建设是核心和关键。理工类高校在引进教师时，就要考虑专业的全面性，引入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尤其要引进与理工类专业密切相关的法律专家型人才。针对目前有不少通识课教师不具备法律专业背景这一问题，理工类大学对这类教师要进行法治业务培训，同时鼓励他们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和技能，同时要加强对其法治教学方法的指导，引导他们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开展法治教育。要培养教师关注学生生活和学习实际，抓住容易产生法律纠纷的领域（如网络贷款、网上购物、消费行为、兼职打工、知识产权纠纷等），结合校园中的实际案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分析案例中提高法律素养，这比单纯地讲法律理论更有效果。其次，要提高理工类专业课教师的法治素养，加大对其法治教育培训的力度。专业课教师要结合自己专业，将法治教育内容充实到自己的专业教学中去，使理工类高校的学生尽早接触并熟悉本职业领域内的法律规范，成为本专业领域内的复合型人才。辅导员等思想政治工作教师比较熟悉学生的思想和心理活动特点，在日常工作和活动中加大对学生法治教育的力度，往往能起到比单纯课堂讲授法律知识更好的法治教育效果。
一、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与走访调研，并梳理部分高校关于“三严三实”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并不尽如人意，表现如下：
1、高校法规、制度传达与落实力度不够
近年来，随着我国有关教育发展、学校管理的各项规定、制度的出台， 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提供了基本的依据。然而广大师生员工对学校相关法规、制度的知晓程度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师生对法的学习仅限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制度， 而且了解不深，大家对从何种渠道获取相关法规、制度也不甚了解。一条法规、一项制度出台往往是只有上级知晓，师生员工并不知情，上传下达力度不够，普法教育工作有待加强。
2、“依法办事”意识淡薄
高校中少数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意识不强，对法律及高校中的各种法规制度的认识与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当前高校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对法治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中“依法控权”、“依法治官”的法治精髓。对于权力边界的认知不清，甚至将“上级明确要求”作为权力的界定范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上级指示高于法规制度的情况。对于办事流程，存在决策忽视程序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缺乏规则意识。
3、校务公开力度不足，维权困难
部分高校校务公开机制不完善，解决问题的处理流程存在漏洞，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困难，造成高校内部纷争与矛盾。在徐德刚（2005.3）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中出现纠纷，仅有39.43%的学生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更有部分学生选择“打个新闻热线，让媒体保护我来得方便”。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缺乏专门维护高校师生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部门。二是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成本高、时间长。
二、导致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强的原因
1、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
“重人治，轻法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的治国方略，更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沉淀下来。这也是影响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问题根源。
2、高校法规、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依法办事的难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社会关系愈加复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理难度逐渐加深，造成原有管理机制不能满足当前需要，导致高校的管理不到位。同时，高校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够，不能彻底实现从人的管理转变为法的管理。而在发生纠纷时，更多选择行政手段来解决，而不是法律手段。对于高校内师生的违纪问题，仍缺乏有效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处理结果缺乏合法性。
3、对于法规、制度的学习、宣传力度不足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知法、懂法才是依法办事的前提。而让高校师生了解本校法规、制度及问题的处理、解决流程才能真正的让“依法办事”落到实处。因此，加强高校法规制度的宣传，加大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力度、转变法治思维才是高校提倡依法办事的重点。
三、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途径与对策
1、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与流程
进一步完善“权责”划分，细化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内容及责任。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常见事件进行分析与分类，明确其产生的根源及本质，最终明确权责所属部门，确立处理事件及问题的解决方法及流程。组织专人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具体办事流程，针对办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与记录，并建立相关问题档案。同时，针对高校法规制度进行定期审议，结合相关实际案例，对法规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与漏洞进行探讨并加以改善。
2、严以修身，提高法治思维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法治思维与法律意识。只有树立法治思维与法律意识，才能够真正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培养法治思维习惯是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内在因素，通过组织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态化的学习，将法律知识作为高校学习培训的必修内容，为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奠定基础。
3、严以律己，严格依法办事
在实际工作中合理运用法治思维，逐步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要做到办事要依法，执法要严格。以高校法规制度为依据，建立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与流程，并对处理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审查，杜绝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其次，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也需要外在环境的推动。建立对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做出较为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将依法办事状况纳入考核机制。利用必要手段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法治思维，从而提升依法办事能力。
4、严以用权，加强监管力度
强化高校中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严于用权，加强监管，降低腐败机会。对高校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反应灵敏，对责任人做出的决定进行核实，以确保处理结果的公平公正，并确保落实到位。高校法规制度、重大决策要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通过校内各种组织途径与管理部门，将高校法规制度传达至每一个教职工及学生。加大高校师生对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的参与力度，向全校师生公布各类问题的处理方法与流程，并明确相关责任人与事件问题的处理时间，提高群众监督力度，从而提高校园的民主、法治氛围。
一、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融入赏识教育的重要性
从本质上来说，赏识教育并不是表扬和鼓励，主要是赏识学生的一个过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在教学中创建良好环境，为学生指明发展方向，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初中阶段的学生需要教师的赏识教育，因为他们处于成长期，在行为和心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所以有必要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赏识教育。将赏识教育合理运用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第一，赏识教育的合理融入会让学生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对初中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产生较强的信心。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可以全面提升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效果和质量。第二，赏识教育让教师和学生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学生对教师教学产生较强的信心，就会针对具体的问题与教师进行沟通和分析。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会共同进步，最终强化师生关系。第三，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赏识教育为学生提供鼓励和支持，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会朝着多个方面发展和进步。总之，赏识教育在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中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赏识教育的具体途径
1.规范教学语言，重视学生学习表现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政治教师要对自身的教学语言进行规范。在教学中，要运用和谐和幽默的语言，让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变得更加活跃和和谐，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在课堂中，教师从具体的教学目标出发，关注学生的具体学习表现。这样，就会深入了解学生，在具体事情上展现出德育素养和法治思想，最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比如，教师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教学过程中，要从交友的原则出发，让学生对友谊进行交流和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才会对朋友产生清晰的认知。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发言的机会，并鼓励和肯定学生，最终保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重拾信心。这样，学生学习的表现得到认可和鼓励，就会强化学生的学习行为，最终对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产生清晰的认知。
2.关注学生个体发展，赏识行为和品德
教师在实际进行道德与法治教学的过程中，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关注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良好行为和具体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如果得到相应的肯定和表扬，其个人荣誉感会得到满足，并最终展现出一定的带头示范性作用。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学习表现，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入学生的行为表现。比如，教师在进行部编教材初中道德与法治“交往艺术新思维”教学过程中，就可以为学生呈现出人们交往的相关视频，学生在真实案例的激发下，会深刻理解何为交往的艺术。在此，教师开展赏识教育就会引领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品德，满足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的要求。
3.创建良好班风、校风、家风，营造良好德育气氛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学生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通过良好班风、校风和家风为学生提供引领和帮助。这样能更好地进行初中生品德修养和法治思想的建设。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以身作则，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典范。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学生之间和谐交往、相互帮助。在其中融入法治常识，提升学生的法治修养。另外，政治教师还应该和家长进行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从教育理念出发，家长也需开展赏识教育，在家庭中对学生的言行进行规范，最终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法治思想，提升学习效果。综上所述，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对教学模式进行升级和优化，合理融入赏识教育，让学生真正理解初中道德与法治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还应该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让学生在学习上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教师要联合家长，对学生的言行进行规范，在教育多主体合作的背景下，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提供助力。
[关键词]国家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
一、若干概念之涵义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对本文的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内涵，这里主要有区域、法治发展以及区域法治发展等相关概念，以便确定本文的讨论范围，认识论题的时代意义。
“区域”亦可称之为“地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层次的范畴。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区域不仅仅意味着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更多地是指通过稳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协议所建立起来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跨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第八章专门设定了区域体系的法律框架，这样区域体系就成为介于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次级国际体系。“二战”以来，这种基于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态的乃至军事安全的诸种共同联系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区域一词则表征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个行政管辖层级所组成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形态，既有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机理，又有着各具特点的表达形式。比如，郡县制构成了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的一条主轴。秦帝国以来的各个王朝的行政统辖区域，大体上都按照郡县制的架构，结合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加以划分，进而形成一幅皇朝统治的疆域版图。而在不同的皇朝统治年代，郡县制的外在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辖驭四方、治理天下。在当代中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区域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诚然，郡县制这一传统中国行政辖区的基本主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建国之初曾经一度实行行政大区制度，但是，“省”和“县”依然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时下中国的行政统辖层次繁复多样，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市”或“较大的市”这一介于“省”和“县”之间独立的行政管辖层级。加之，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基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有效的边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区域以及行政管辖层次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彼此交错的非均衡格局开始形成，超越现行行政管辖层级的省份与省份之间、“大市”之间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机制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政府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各有侧重的发展目标，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因之，当代中国的区域概念的内涵与形式确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的看来，省域以及以特定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若干省域的结合根据我国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把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等。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区分，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等。市域（设区的市）以及同样一般以相邻的地缘为纽带的若干市域的结合，和县域这样的基本的地区单元，大体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多层面的区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多层面的区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础上，融入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便会相应地形成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政治、区域法律、区域历史、区域文化和区域地理等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从而给我们认识国家范围内（包括当下中国）的区域生活状况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法治发展，这个概念与法制现代化概念具有相通的意蕴。正如我们多年来不断论及的，法制现代化反映了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变革过程。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之，当下中国的国家法治发展，就是要致力于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制的历史性跃进，而这个时代进程的基本目标，乃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国家法治发展趋势和走向，意味着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到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进而确立与全球法治发展进程相协调而又充满浓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其生活准则系统。很显然，作为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在国家的特定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它所展示的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基础在特定地域中展开的具体生动的法治场景。所以，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在基本性质、主体内容与总体目标诸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绝不存在一个脱离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孤立的区域法治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于说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主要是指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能否成立，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在这方面，学界的认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大体上已经或正在形成共识，即：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要对这些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这里所要提出的原则性的看法是：尽管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起点、条件、过程、动力机制、实现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区域法治发展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法治发展与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及其互动过程，从而确证区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而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拟从法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样性统一”的命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反映在经济学产生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与此相反，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则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即：“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或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说，通过思维的抽象力，抽取一类对象的共同点，把握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片断的简单规定，构成思维或叙述的起点，进而从局部的、简单的规定，上升为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统或普遍的理论概念体系。很显然，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方法论原则。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论述通常“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初的认识对象，表现为无限丰富的现象，成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观和表象，进而“蒸发”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第二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则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那里开始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我们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混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样，通过理论思维，把作为思维的起点的那些抽象简单的规定，再现被认识对象的内容，使之不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和感性的直观，而是一具表现为必然的和综合起来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从而获得整体的具体规定。
由此，马克思强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乃至一切科学思维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或者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二者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对于形成和建立一个理论概念体系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且是科学思维“所专有的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科学理论思维所特有的、把直观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也就是说，把在经验上得到的直观和表象材料，放在应有的逻辑联系之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客观必然的相互联系。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可以在概念运动中反映、再现、复制所考察客体的自我发展的客观过程，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规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为“整体的具体规定”，就必须着力探讨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若干单方面的、比较简单的基本单元或要素，即以特定空间形态[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县域及其有机联结的相关地域]表现出来的法治发展状况为基础或出发点，考察这些基本单元的区域法治的一切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体的表象”。第二，如果说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亦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那么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则是对于这个“具体的总体”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说，区域法治发展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的若干单一的规定性，它不断地从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从而愈加丰富起来，最后重新返回到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普遍性的“具体总体”之中。第三，国家法治发展不应当是若干个区域法治发展的简单罗列，而是各个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都是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体系之网上的纽结，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就必须把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看待，揭示各个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而把握由若干个“局部的规定性”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的具体”或“具体总体”。因此，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辩证逻辑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如同整个法的现象以及国家法治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总要受到一定规律的支配，不是区域法治发展决定这些规律，而是这些规律决定区域法治发展。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和一定社会经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归根结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统摄。所以，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之所以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要从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系统中划分出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并且把它们当作决定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全貌的基本关系，进而把区域法治发展看作是一个受到一定规律支配的活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观性质。但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体从事区域法制实践的规律，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体活动的产物和条件。因而，区域法治发展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体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深刻而准确，从而有意识地把本区域社会经济关系法权要求转化为生动的区域法制实践；反之，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要求无法自觉地加以把握和转化，从而妨碍或延缓了本区域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性。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亦具有不容忽视的主观性。
更进一步地来看，区域法治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反映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如前所述，由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之，所谓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就是指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这里，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对排斥的状态，因而必定会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总体”；意味着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乃是一个法治的发展与命运的共同体，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统摄着区域法治发展这个具有丰富关系的“许多规定”，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为基本前提；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确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共同的必然的区域法治发展的运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努力探寻区域法治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
不仅如此，区域法治发展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从广泛的法律文化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径发展演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有差异，每个国家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习惯和民族传统特点，况且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等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势必会使法律文化的运动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历史特点。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来说，它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具体性。国家法治发展是由一定的国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及其法律实践、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所联结而成的运动之网。作为这面运动之网上的每一个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都独具个性，并且这种个性不是仅仅具有相对意义的特殊性，而是一种不可绝对重复的个体。尽管在区域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正因为不同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富有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当下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才呈现出这般的丰富多姿。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法治发展的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个性有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国家法治或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呆板划一的群体的堆积。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的时代进程，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容与方式只会愈来愈绚丽多姿。这是毋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区域法治的特殊的发展进程，进而深刻揭示多样性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
很显然，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就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上存在的和现实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区域法治现象，也就无法科学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只能使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另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形式。认识和考察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层面之上，而应当深入下去，从复杂多样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的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否则，我们就只会把区域法治发展的空间展开，看作是一个充满了一大堆偶然现象的杂乱无章的法治序列。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法治发展所赖以存在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差异性。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条件等关键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下，区域社会及其区域法治形成了经久相沿的空间差别。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面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从而展示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的特质。但是，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绝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的关系。一定的区域社会生活条件的诸因素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这是区域法治发展运动的多样性统一的最深刻的根据所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何以会产生那些不同点和相似点，也才能揭示各种特殊的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从中加深对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透彻把握。
三、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上）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这个命题的价值意义，有必要深入考察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丰富的“具体总体”的基本地域单元的区域法治现象这个生动的“许多规定和关系”。从法哲学意义上讲，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之所以构成统一性基础，是因为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并且通过个别来实现。这里的作为“一般”之载体与实现途径的“个别”，显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运用个别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有助于我们透视区域法治发展运动多样性的内在奥秘。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对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单纯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关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坚持其共同之点，其结果导致人们在情感上觉得这种概念是空疏的，只认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阴影。其实，概念是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东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或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性“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这里，“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而个体性或个别性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的东西，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独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须把真正的普遍性与单纯的共同之点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这三个环节是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概念的个体性或个别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个别就是从区别出发而在绝对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完全具体的东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殊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或个别性。而个体性或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了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当概念的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而发生的。因此，抽象是具体物的分离及其规定性的个别化。”概念作为具体的东西，乃是个别内容与抽象普遍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东西也是个别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说，个别的东西也同样是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所以，普遍和特殊一方面显现为个别之变的环节，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总体的概念，而“只是在个别中被建立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个体的即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在这种个体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区别开了的，但同时又是同一的。”
很显然，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个别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被包裹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外壳之中，在他那里，现实事物不过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体（个别）三个环节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后来的德国思想演进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所谓“世俗历史主义”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表达。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取代了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这种试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截然分开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了批评，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分析原则。实际上，这种“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历史观相抗衡，以便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正名。这一思潮在社会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社会学的发源地，它由威廉・狄尔泰所开启，经由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到马克斯・韦伯而集大成。作为“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理解的方法视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它的对象通过建立其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者关系之间的态度而与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属于人文科学。”狄尔泰极力强调个体或个别对总体或整体的价值意义，指出：“理解总是以个别物为其对象”，“但我们理解个体是借助它们彼此之相似性，它们内部的共同性。这一过程假定了普遍人性与个体化之关联，个体化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样性之中，而在这一关联中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上解决内心仿佛经历朝向个体化之提升的任务。”㈤正是通过理解，单一的个体性与总体性或普遍法则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的总体只有在种类的意义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在这里，对个体的理解有助于对总体的理解。所有其他类型都是如此。意义在于对类型的理解，只有通过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由此，狄尔泰对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认为客体化仅仅对个体化说来乃是异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和密码，在理解的主体与对个体的理解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介质或媒介物，这就是客观精神，理解的主体正是通过客观精神来把握个别的客体化，因为在客观精神中，客观化已经表现为属于共同的东西，即属于某种类型的客体化。通过客观精神，我们理解了“不同个体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观化而构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种形式”，“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形式直至这个社会所形成的最终的整个系统，包括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狄尔泰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文德尔班从方法论上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法则科学与个体科学，重复性、常规性与个体性、独特性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类，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思维总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在这里，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不赞同所谓的“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口号，指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必须坚持：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所有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全部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这是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历史学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提出所谓“形式的分类原则”，认为这种分类原则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科学加以分类，据此可以把文化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截然划分开来，而二者的区别体现了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对立。在这里，李凯尔特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对于方法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即：“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所有材料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相对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个原则具有形式的性质；这样一来，科学的‘形式’这个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因之，“科学方法的特点显然取决如何分开现实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的那种方式”，进而把现实的直观内容纳入概念的形式之中。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式。李凯尔特强调，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性特征，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意味着形成关于现实的绝对普遍的判断。“如果没有通过普遍化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简化，那就不能对世界进行计算和支配。在个别和特殊之物的无限多样性没有通过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这种多样性是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的。”而对于文化科学问题来说，则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详尽研究的。文化科学总是力图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旨在于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比如，历史总是“力求使它的叙述仅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世纪、一个社会运动或一个宗教运动，一个民族或其他等等，历史学借助于这种方法使听众或读者尽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个别事件。”当然，文化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对于科学的逻辑学的区分来说，文化科学使用的普遍概念，仅仅涉及它用以构成其个别化叙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的“精确性”。不论文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对文化科学构成奠基性的意义，因此，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所固有的思维目的、思维形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原则性的逻辑区别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凯尔特通过对“解释”与“理解”的涵义的辨析，力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作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释中，是将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理解中，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对于作为文化科学的历史学来说，历史理解通常意味着“既是对真实存在的个体性的‘再创造’，又是对那些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非真实意义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非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遵循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基础。李凯尔特进一步分析说，作为体现个别化方法的文化科学的历史学，它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则指导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文化现象以及那些被我们当作文化萌芽阶段或类似之物而与文化现象相联系的现象，与价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必须从与文化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现实。这一文化价值立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把对象看作整体，那么对象的文化意义就不是依据于它与其他现实的相同之处，而是依据于它与其它现实的相异之处。”这就是说，基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对特殊的个别之物及其一次性过程感兴趣，要求应用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去认识特殊和个别之物，认识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相异之处，进而把去观察的现实看作是特别的和个别的。因此，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联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够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借助于文化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这种“个别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义就在于，在价值联系原则的指导下，它能够从那些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李凯尔特关于选择性原则的先验判断带有显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色彩。但是，他坚持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个别化方法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客观而严格的科学，突出文化价值对于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导性原则地位，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强调个体的统一性基础来自独特性，证明个性统一性或独特个性的不可分割性（而这仅仅是和某种价值相关的个体的统一性）。这一思想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学者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准则称之为“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这是有道理的。面对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韦伯坚定地承继着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解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捍卫着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或个体性的方法论准则。但是，韦伯的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创意义，散发着炽烈的理性之光。与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与解释加以彼此对立的看法不同，韦伯强调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补充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解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意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给定的特殊行动者的具体情形中实际存在的意义；二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观意义都不是指某种客观上的“正确”意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而对这种主观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理解的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关于行动的经验科学的基本使命。因之，在韦伯看来，关于“理解”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对诸如此类的给定活动包括言词的表达的主观意义所作的直接观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释性的理解，对于关注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经验科学来说，说明需要被这样解释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现实途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解都牵涉到出现在下列情况之一中的意义的解释性把握：（a）历史研究中的情形，即对具体的个体行动的实际预期的定义；或（b）社会学的大众现象，即现实的预期意义的平均值或相似性；或（c）适合于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普通现象的意义。”社会科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进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行动”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讨行动着的个体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进行因果性的解释，就成为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对于此项工作，自然科学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它只局限于阐述自然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关系以及诸客体和事件中的因果统一性；而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主题，对作为社会的集体状态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作出主观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知识的特有性质与任务，这是在自然科学中绝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在这里的因果解释问题上，韦伯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片面的曲解，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在作出因果解释的公式，“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或者显现出）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一个历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相信经济‘因素’是‘真实的’因素，唯一‘真实的’因素，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韦伯在评析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歪曲时，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要区分“物质”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指出无论对哪个“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回溯，都会发现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会牵涉到政治、宗教、伦理、地理及其他条件，同样地，对政治现象的说明，也会牵涉到经济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这表明在韦伯那里，经济因素乃是对行动着的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释链条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归根结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韦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想类型”思想，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凡是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
总的看来，韦伯把旨在于把握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的理解，看作是个体性因果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而区分了致力于抽象规则的自然科学或法则性科学与追求特定具体知识的社会文化科学或现实实在的科学，强调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现实的独特性质”。正是从上述立场出发，韦伯对作为价值概念的文化给予高度关注，指出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成为“文化”，进而在赋予现实以意义的价值指导下，对现实的关注以及根据现象的文化意义对受价值影响的现象进行选择和分类。由此，韦伯建立了一个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文化科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想类型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并且把关于历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认识看作是这个“概念结构”的独一无二的终极目的。
四、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下）
通过扼要地回顾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个别化的分析原则之重要意义就在于：探讨包括法的现象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固然要注重揭示该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藉以探求社会生活的固有法则，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的个别的关系或结构，关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亦应如此。实际上，当下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日益显现出这种个别化的方法论取向。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在重视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研究的同时，区域研究日益兴盛，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慰成大观。这些年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时，一些学者把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到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为中心的较小的单位，力图反映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内容和幅度，这一方法论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又如，在中国法律史的学术领地，探讨特定地区的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诸如关于近代上海租界法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察，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档案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等等。再如，在法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地方法制或行业法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探讨还在不断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许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与史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同一个方法论层面，但是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确乎体现了重视历史的具体经验现实的独特性分析这一“个别化的方法”的本质性要求。那么，运用个别化的方法论准则分析区域法治发展问题，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个体性的普遍性”以及马克思关于“许多规定的总体”的论断，确证了整体性依存于个体性，个体性体现普遍性且为普遍性之基础的辩证关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精神，反映国家法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在各个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国家法治发展的准则是体现在区域法治发展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因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和动力，制约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贯彻个体性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国家法治发展通过区域法治发展的具体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不能把国家法治发展作为大写的符号同区域法治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也就会自然得出：不仅要重视国家法治发展，也要看到国家法治发展在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进而重视和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第二，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意揭示和概括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的关系和属性。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本质性的与非本质性的关系的区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着的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必须运用反思的观点，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本质性意义。在这里，一是要从逻辑上把握区域法治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之，区域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社会发展的制约。二是要深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区域法治发展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这里，不仅要考察区域法治发展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区域法治发展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认识到区域法治发展并不是同区域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它有时会先于或落后于区域社会发展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蕴藏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内部或背后的本质性关系，进而赋予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法学命题。
第三，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努力探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里深入追溯社会主体在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特定结果的实际过程，这是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所提出的个体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法的现象，都是建立相应的经济形式上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国家形式以及法权现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法哲学来说，要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影响社会主体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进程及其实现结果的原因和因素是多样复杂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唯一因素，而应当正视，承认和努力揭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四，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把特定的诸要素中从现实中加以升华而形成思维类型。韦伯的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找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联系的理解尺度，进而构造了一个以理想类型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学的概念工具系统。按照他的看法，运用这种理想类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对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变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理想类型的概念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的推断原因的能力：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所以，韦伯把理想类型概念和结构的盛行，看作是一门学科处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症状，强调就理想类型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者是一种类概念来说，“科学的成长总是意味着对理想类型的超越”。随着时光的流逝，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流淌过程中，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有必要从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把特定的诸要素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进程的现实中抽取出来，加以概念的升华，形成一定的思维类型或理想类型。进而，运用这一思维类型及其概念工具，考察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这样便具有发现的功能。面对着转型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的与时代的议题，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学”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对方式变项所组成的概念工具系统，以期形成新的“理想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时至今日，我感到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主体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区域性的变量因素和条件。这十一对方式变项运用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分析过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微、法治的兴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区域法治转型发展的基本评估概念工具。而在当下的中国，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并存的法律状态，提示我们在运用这套概念工具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考量这一进程及其结构的复杂的历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在19世纪晚期德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尖锐论战中，个别化方法的理论分析原则得到了突出和强化，进而成为世俗历史主义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学或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信条，并且被转化为由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理解社会学的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理论系统。所以，韦伯热情洋溢地说道，对于历史学科这一永远年青的科学中的一员来说，文化之河不断地向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工作的核心不仅在于超越一切理想类型，同时也在于新的理想类型的必然出现。”因之，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拟应意识到这一理论分析原则及其概念系统乃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规定性是从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从而对因果性地解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所有材料提供了思维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确立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点，即：“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证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证明区域法治现象从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历史逻辑。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去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在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区域法治现象的材料，阐明这些材料、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差异性，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当然，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材料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条，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把握那些影响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实或材料的影响。此外，在考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时，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如果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与范围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它一定历史时期中或发展阶段上特定的区域法治发展形态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评估它的应有的历史价值。并且，各个历史时代区域法治现象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的历史条件及其具体特点，那就根本无法揭示一定时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的文化价值属性。
第六，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结合李凯尔特、韦伯的相关论述，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实证主义否定价值的观点相反，李凯尔特把价值看作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进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形成的东西，把“价值联系”视为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导原则，认为“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历史学都不需要讨论价值的有效性问题，“价值的有效性并不是历史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也未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文化价值所应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仅在其形式方面是事实上被普遍承认的价值总和，而且就内容而言也是和这些价值的系统相联系”，“不管对这些文化价值的事实上的评价如何，这种有效性是这些文化价值所应有的。”由此，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客观性问题，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文化概念的客观性所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因而文化科学的客观性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于我们大家企图促进和支持的那种一般的普遍的文化价值。韦伯吸收了李凯尔特关于价值联系原则和文化科学客观性的思想（尽管他并不赞成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普遍文化价值的观点）。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属于主观性的范畴，乃是个人主观情感作用的产物，它不是经验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他想什么。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试图影响尚未被明确承认的科学观点。它们已经引起持续的混乱，甚至在决定各种事实之间简单的偶然相互联系的领域，它们也会根据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即是否有可能获得某物，而对科学论点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诚然，科学认识需要了解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这就必然涉及到价值问题，但是在这里，价值的本质并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其有效性。“不过，判断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探讨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思辨解释中得到解决。但是，关于价值有效性的判断肯定不属于现在人们所实际从事的经验科学的范围。这些终极目标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一经验上可证明的事实并不影响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这与人们经常认为的恰恰相反。”因此，韦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不要做出价值判断。应当看到，针对人们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即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把主观的评价作为它分析的论题），韦伯郑重地说道：“不管我过去说过什么，下述‘异议’是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科学致力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更进一步说，论题的选择起本身已经包含了‘评估’。”在我们看来，毋容讳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法学，固然要解决法和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致力于探讨法和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法律科学的学术使命之所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当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动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期性；法律也是对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形式问题，也要研究价值与价值评价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注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的“法治”，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多样，众说纷纭，但从本质意义上讲，“法治”乃是指谓一种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更加关注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愿望和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重视法律下的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因而强调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时代趋势，无疑大有裨益。
五、小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正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展开，这是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着区域法治的运动、变化、发展与转型。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确立更为扎实的基础，本文着重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三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般来说，区域既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又有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概念，后者主要涵盖以行政辖域层级为基础的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和县域三个层面的地区单元，以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相同行政辖域层级的地区共同体，由此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治发展反映了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有着相通的意蕴。而区域法治发展则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它是国家的国家法治发展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展开和实现，从而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 法律素质 大学生 法治
作者简介：寇晓燕，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在当今中国，法治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方略。党的十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作为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支柱力量，青年学子的法律素质高低无疑直接关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然而近年来，刘海洋伤熊事件、马加爵案、药家鑫案、复旦研究生投毒案等大学生违法犯罪、命案要案频频发生，这些典型个案不但折射出大学生群体存在的亟需关注的心理问题，同时也凸显了高校教育如何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增强其对法律的敬畏精神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一、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法律素质是指通过经常研习和日常生活获得的法律知识，经过深入思考、判断和分析后内化形成的法律意识和由此确立的源于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服从以及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它对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素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普遍认为，它是由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与法律能力三个维度所构成。首先，法律素质养成是以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前设的。只有储备了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 理解法律的内在精神，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髓，才能为培育正确的法律观念意识和提升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奠定基础。其次，法律素质培养的核心是法律意识的确立，法律意识包括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程序意识等，是主体对法治理念、制度的心理反映，体现了主体对于社会法律现象的精神态度，其标志是在对法的科学认识和由此形成的良好的法律思维基础上对法律真诚信仰的确立。第三，法律能力是法律素质培养的关键，是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在实践中的外化。具有良好的法律能力要求具有遵纪守法和良好的依法办事的能力，具备积极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至上的效力与最高权威地位，敢于同一切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勇气与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法治中国的蓝图越来越清晰，有了完善的顶层设计的指导，还必须有具体的实践落实，只有法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意识，才能让法治国的理想照进现实。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沃克所说：“归根结底，法治力量和他的健康发展并不依赖于专业法律人员，而是依赖于广大群众对法律的态度。只有当普通人也认真守法时，法治才是根深蒂固的。没有普通群众遵守法律的态度，就没有法治。” 法律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内化为民众的主体意识与潜在素养，是法治的生命力所在。一个充满了法律精神的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先生曾说：“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 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能否达成，大学生作为其推进主体本身的法律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前提和重要因素。高校无疑承载着大学生法律精神养成的重要使命。大学生作为未来推动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如何卓有成效地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促使其将法律素养内化为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格类型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使这一受过高等教育对于未来社会发展进步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群体成为国家法治理想实现的中坚力量，为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保证，就显得特别重要。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群体法律素质的提升及其这个群体在多元化时代展示的法律态度对社会各个领域和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力，站在促进国民整体法律素质提升，加速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视野和高度，而不是仅仅囿于大学生这个特定群体本身，来深刻认识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二、大学生法律素质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法律素质蕴含的三个维度来考察，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法律素质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想的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的需要提升的空间，具体表现为：
对法律的认识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法律思维有待强化。在全民普法的法治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在长期的学习与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由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获取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训练，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尤其是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精义缺乏整体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的认识。总体而言，很多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仍停留于比较模糊的、感性的阶段，还未达到作为未来社会精英群体应有的深度和高度。由于缺乏对法律的科学认知，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法律思维，在遇到一些情、理、德、法糅杂的复杂情境时往往会习惯以伦理、人情思维来作出评价，容易被感情或情绪所左右，无法作出理性客观的判断与分析。
对法律源自内心的真诚信仰尚未真正确立。古人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的至上权威，使法律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实，实现法治理想最大的障碍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而在于社会群体对法律的冷漠态度。虽然法治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主流话语，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作为后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我国法治建设所遭遇的实践困境首先表现为法律信仰的危机。由于受到社会上司法腐败等亚文化现象和“人情大于法律”、“权大于法”以及“以权代法”等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产生了质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负面价值观念的冲击甚至导致一些大学生为实现个人目的，无视法律的权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了部分大学生缺乏坚定的法律信仰，未能在内心深处形成对法律存在的高度认同感和敬畏感，因而难以做到用法律的准则和法律精神自觉抵制各种与法不容的歪风邪气，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 参与法律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存在知行脱节现象。德国著名的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指出： “为权利而斗争是一种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法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其指向的是现实中争议问题的解决。很多大学生虽然通过学习储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法律意识的层次性还不高，遇到问题时还不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思考、分析和寻求解决方法，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权利赋予与保护，缺乏主动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并且将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能力不高。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许多学生并不善于和勇于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尽管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兼职、就业过程中经常遭遇侵权，但不少学生会选择忍气吞声、放弃权利。可见，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往往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一方面对理想的法治社会极其向往，对法律的学习也极具热情，但同时在实践中参与法律生活的积极性不高，反映出其现实行为与对法治理想的追求之间的联系尚未完全建立。
三、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具体路径―――基于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思考
就高校目前课程体系的设置而言，面向全体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渠道。它在拓展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培育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所以，高校教育者必须依托这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努力探索增强课程教育实效的具体路径以达到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目的。
（一）明确教学目标
布莱克斯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学习法律，但不是学习法律的技术细节，而是理解法治的精神。没有精神上的法治自觉，就没有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表现为制度却形成于精神，法治社会的建立绝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最为关键的是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定位已从最初的向大学生普及基本法律常识发展到以如何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为目标的阶段。这意味着当下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建立法律思维方式，培养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等内在法律精神。教学实践表明，试图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有限的课时内使非法学的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法律素质的训练应以帮助学生认识隐藏在法律条文背后的思想，学习使用周延的态度来观察法律问题。2013年最新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关于法律基础部分的修改正是在传递着这样的理念，具体的部门法律和法条几乎很少涉及，更加注重法理和法律精神的传达以及法律思维的培育。教材的这一变化也要求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操作过程中必须明确教学目标，正确处理和把握法律知识传授与法律素质培养的关系。法律素质培育无疑是以法律知识的传授为基础，但是，法律知识的储备量并不必然与法律素质的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只能说明其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法律条文的熟悉情况。对法律意识的培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并非仅仅以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来衡量。” 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法律“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不能在教学中单纯追求学生对具体法律条文掌握的数量而忽视法治理念、法律思维以及法律信仰与情感等精神性法律观念的培育， 应更注重实现大学生内在法律意识、精神的整体提升。
（二）精心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制约着大学生的情感体验，自然也会影响教育目标的达成。如前所述，当前高校法制教育应当突出的是法治精神的传达，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深入钻研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内容，并能融会贯通提炼出其中的主要法律精神来对学生进行渗透教育。一个国家浩繁众多的法律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内部协调的有机体系，就在于这些法律条文遵循或体现着共同的法律理念和精神，如民主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正义、权利义务对等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注意挖掘法条背后的法理，梳理教学内容各部分所包含的法治观念，将其从各个具体法律部门中挖掘出来，使“法治”精神成为贯穿整个课程讲授的一根主线，并将其融入到相应的具体知识传授中去，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学生的观念中，使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真正实现提升大学生内在法律精神的目的。
在安排教学内容时教师需要对当下日新月异的现实教育环境有准确的把握，因此，教学内容要结合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的改变，尤其是虚拟环境等因素的入侵，引导学生识别网络虚拟空间下的法律风险，正确认识新出现的法律现象，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形成自控、自律的法律行为习惯。同时，要注意把握学生的心理，认识到“人的需要在人的心理―行为过程中处于起点位置。尤其是在人们接受外部信息时，需要决定着‘灌输’是否有效。” 所以，在内容的讲授与安排上，应密切结合大学生的社会生活和日常实际需求，结合大学生在消费、恋爱婚姻、兼职、择业中可能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以及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专业择取相应的具体法律规范予以重点讲解，这更容易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意愿并易于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明的核心应当是立法文明、执法文明和司法文明。立法文明主要表现在立法的公开性、公正性，“良法”是立法文明的标志和隐喻。立法是利益协调和正义分配的重要渠道，执法文明主要体现为行政执法的程序性、规范性。司法文明集中体现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公正性，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实现司法文明要求我们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从正义的角度讲，立法分配正义，执法落实正义，司法则矫正正义。司法的意义在于以裁决的形式解决社会纠纷，矫正失却公平的正义。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善于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有利契机，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笔者提出“小康社会就是法治社会”的新概念、“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新口号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建构法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思维。
从法治的视角解读，小康社会就是崇尚法治、鼓励法律消费、法律服务比较发达的法治社会。“法治”应当是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性的文明特质。小康社会不止是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进行时”，同时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法治进行时”——从一定意义上讲，小康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就是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以及上至政府机关下至黎民百姓，都不再对法治持一种疏离甚至排斥的或傲慢或偏见的态度而是与法治全方位地亲密接触。
享受法律、消费法律是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是由政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服务于作为纳税人的广大公民的，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的公共消费品，“享受法律、消费法律”应当是现代公民崇尚的法治新理念，同时也是小康社会的“法治化生存”的新模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重视培养公民的“法律消费”意识，变被动的消极的守法意识为主动的积极的用法意识，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要强化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法律消费群体高质量高效率地提供服务的“服务”意识，以及维护公民这一法律消费群体权益的“维权”意识，树立立法的质量至上和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兼容的观念，遏制形形的立法腐败和司法腐败现象；要大力发展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服务业，充分彰显律师在促进法律消费运动方面的中介作用。在成熟的法治社会，律师既是提供法律服务不可缺席的主角，同时也是帮助公民享受法律服务的重要“中介”。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业的发达程度往往与全社会法律消费水平成正比，律师服务业愈发达，则表明社会对法律服务的个人或集团购买力愈高，公民及法人的法律消费水平愈高。此外，与强化公民法律消费意识同等重要的是，应当切实提高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消费水平及法律服务购买力，并尽可能降低公众法律消费的成本（如诉讼成本）。一言以蔽之，享受法律，就是享受以“良法”为标准的良好的立法服务，享受以“公正和效率”为理念的司法服务，享受以“为委托人合法权益而斗争”为主旨的律师服务……让曾经令人敬而远之的法律成为大众自由享用的“公共产品”，由法治建构的社会文明秩序成为公众享受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小康社会鲜明的法治隐喻。
据媒体报道，天津市宁河县农村最近兴起了一股“法律消费”热，许多农民在涉及土地、房产、借款等重大事项时，都自愿到公证部门办理公证。实践证明，公证可以有效地避免某些纠纷的发生，可以降低潜在的诉讼风险。我认为天津宁河农村的这一新鲜事，不仅是当代农民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的表现，同时更是中国农民“法律消费”意识开始萌发的可喜体现。
建设小康社会与建构法治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法治文明是一个关涉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立法和司法这两个重要环节，堪称放飞法治文明的“两翼”和驱动法治文明的“两轮”。具体而言，立法工作要“更上一层楼”，实现“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既定目标，实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法治化，使国家的各项工作和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另外，要重视提高立法的质量，扩大公众对立法事务的参与程度，从制度上保证法律这一公共消费品的良好质量。要适时推进“立法公开”、“立法回避”等立法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遏制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等立法腐败现象。中国已经从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逐步进入重视立法的质量和效益的“后立法时代”，在“后立法时代”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由政府推进型立法向市场主导型立法变迁，由闭门造车型立法向开放借鉴型立法过渡，在良法的天平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从一定意义上讲，小康社会是权益有保障、纠纷可诉求、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型社会。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制度直接维系着小康社会的安宁和稳定、公平与正义。依我之见，运作正酣的中国司法改革要以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价值取向，着重围绕司法体制宏观结构的变革和司法权力体系内部的职能配置，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的行使，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正如小康社会的建设要防止出现脱离现有基础和实际国情国力搞所谓经济“”，法治社会的建构也同样要避免步入法律万能、搞所谓法治“”的误区。人的希冀、想象、浪漫和热情往往是没有边疆的，而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功用则是有边界的，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放在法治这个“魔瓶”中予以消解的。法治活动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立法的规律和司法的个性，实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兼容。法治毕竟是一种“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建构法治社会需要热情的投入，更需要冷静、理智和审慎，当然还需要时间。
小康社会和法治社会——与其说是理想，毋宁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实践过程；与其说是令人神往的宏伟蓝图，不如说是中华民族正在创造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关键词:行政审批;改革;思想政治;简政放权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3－0279－02
2015年5月，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总理强调:“有权不可任性。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体现。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践行简政放权，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关键在于强化思想保障工作，务必确保行政审批相关工作人员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并积极实践。本文主要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开展路径展开一些探析，希望能够起到些许积极意义。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与方向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治包含了“权力必须受到约束”的基本内涵。在法治政府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中，政府必须服务于民，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变到行政服务的轨道上来。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流程繁杂，程序冗长，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因而必须予以改革。同时，行政审批是一项重要的公权力，该项权力的行使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现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也是打造廉洁政府的重要手段。可见，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背景是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建设。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
按照总理的指示和要求，我国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必须做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以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从中可以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归纳为如下四点:一是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做到简政放权，简单来说就是能裁减的行政审批权必须裁减，能下放的行政审批权必须下放，能简化的行政审批程序必须简化;二是放管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做到放管结合，不能由于简政放权而导致行政不作为，该放的放，该管的管;三是优化服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理念，应做好行政审批服务，使行政相对人享受到优质的政府服务;四是职能转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是一种手段，目标在于政府职能转型，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方向是政府职能转型。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制度改革，观念先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否得以成功，除了顶层设计外，还需要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和行动，并以思想保障、思想激励，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夯实思想基础
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动力作为保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简政放权、简化程序、提升服务质量。一系列改革措施可能会使行政审批工作人员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如行政审批工作不重要了，进而在思想上有所松懈;或者由于思想滞后而无法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变到行政服务模式，难以适应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或者由于简政放权而认为自己岗位工作及权力的“含金量”有所降低。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是有害的，必须予以纠正和澄清。思想政治工作能够起到观念纠偏的良好作用，有助于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夯实思想基础，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各项工作。
(二)提升服务意识
不管是制度的改革还是制度的实施，关键在于人，即古人所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行政审批人员是否树立较强的服务意识。传统上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是管理和管制，但是这些落后的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也难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要求。政府工作必须从管理转变到服务，这不仅仅是机制上的转变，更是观念上的升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切实优化政府服务，使行政相对人不再面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窘境，而是享受到高品质的行政服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行政审批人员充分认识到强化服务意识的必要性，并在行政审批的每一个细节上体现出服务意识。
(三)实现高效廉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既要做到高效，又要做到廉洁，以此践行政府法治精神，推动政府廉政建设。长期以来，尽管大多数工作人员能够切实按照廉政规范严格做好行政审批工作，但行政审批领域极易滋生寻租和腐败，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曾经痛批“行政审批是腐败源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是简政放权，这是最好的廉政方案，也是最优化的廉政路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行政审批工作人员认识到“权力行使必受监督”的法治理念，行政审批工作必须做到高效、廉洁，从而提升工作人员的廉政思想境界———即从“不能腐”，到“不敢腐”，再到“不想腐”。
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那么，应如何做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配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呢?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以法治思维为根本
行政审批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以法治思维为根本。法治的基本意蕴即“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法治思维能够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权力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法治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线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致力于提高行政审批人员的法治思维，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法治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强化法治理念后，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必然能够在岗位工作中敬畏法律、依法行使，自觉遵守各项规范，积极配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战略，并以实际行动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
(二)以规章制度为圭臬
行政审批是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应高度严肃，不得有丝毫马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教育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在审批工作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不得容忍任何工作闪失。思想政治工作中应要求审批工作人员做到:一是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认真做好审批工作，负起审批职责，绝不推卸职责、逃避责任;二是不得违规操作，更不得利用审批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三是依法依规，防范法律风险，避免投诉、举报和诉讼。做到上述三点必须要求审批工作人员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政治上高度成熟，在业务上高度熟练。
(三)以群众路线为指引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做到简政放权，以方便群众为宗旨。群众是行政审批工作的监督者，群众是否满意是行政审批工作是否到位的衡量指标。行政审批人员应以群众路线为指引，发现群众需求，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批评，以此改进工作作风，杜绝形式主义和，不让群众“摸不着门”、“跑累了腿”。思想政治工作中应不断坚持群众路线教育，使每一位行政审批工作人员都能够认识到群众路线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自觉在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精神，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审批服务的质量，真正做到便民、服务、高效、廉洁。
(四)以服务品质为追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要将审批工作作为一项行政服务来对待，使行政相对人感受到一定的服务氛围，享受到便民、高效、高品质的行政服务。基于服务型政府理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各项措施的制定上，要充分突出服务属性，不但审批人员应以服务心态做好审批工作，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对审批服务的态度和品质提出批评指正的意见，从而实现双向的、良性的互动，推动行政审批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
(五)以作风建设为突破
不管是群众路线精神的贯彻，还是行政审批服务品质的提升，都有赖于转变工作作风。工作作风的转变，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为直观的表现，也是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直接表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以作风转变为突破，不但要求行政审批人员在思想上认识到转变作风的重要性，还要求行政审批人员在行动上积极转变作风。行政审批服务中的作风转变，应以“三严三实”、反“”的总体要求为指引，结合行政审批工作的实践情况，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统一部署下，发挥积极性、能动性，自觉形成良好的作风环境，展现行政审批服务的新形象。总之，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体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应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审批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实现理念转变、作风转变和机制转变，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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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世界舞台上，亚洲是以统一体的形态出现的，从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看，亚洲人生活在统一的亚洲社会环境之中。
当亚洲社会开始发展道路时，人们无法摆脱统一的共同体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特别是，西方社会个体性与亚洲社会整体性价值之间冲突，使人们往往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徘徊。
亚洲法治是亚洲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并创造性地发展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亚洲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的出现及其在亚洲社会中的发展是亚洲文明的重要标志。正是亚洲法治的历史和社会功能以及亚洲法治的独特的文化魅力，提供了亚洲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契机，进而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地区。
亚洲社会是以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和思想体系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共同文化背景从客观上形成了亚洲体系的相似性。
从亚洲宪法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中，传统文化发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在东亚、南亚还是西亚，文化的共同体意识客观上形成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的法律基础。有学者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发展上必不可少的层层阶梯和环节，它的一切积极成果是推动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根据和动力。[3]东亚传统文化是东亚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的体现，反映了东亚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东亚民族以理智、客观的态度比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既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本国国情的因素，又要保留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因素，因而合理地协调了东西法文化之间的价值。
由于亚洲宪法体系赖以生长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不同，亚洲宪法体系的形成过程因国而异。我们知道，亚洲近代法制的形成过程就是移植与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引进”与“加工”的过程。移植西方文化是形成亚洲宪法体系的外部因素。当然，西方文化对东亚法形成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途径，而是经历了文化价值的比较与选择的复杂的过程。比如，东亚国家属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东亚国家合理在法治发展模式与调整其方向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分析儒家文化是揭开东亚法现代化奥秘的一把钥匙。就其产生的道德与伦理基础而言，东亚法是在国家与个人价值没有合理分化，法的理念缺乏具体化的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故东亚社会中的法还不能达到脱离伦理要求的完整的自由的规范体系。在西亚，伊斯兰法文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国家宪法体系的统一性。1990年7月通过的《开罗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规定“宣言的重要性在于指导成员国的全部生活”，“重申伊斯兰乌玛在文明和历史中之作用，它是真主所创最佳社会共同体，赋予了人类以普遍与均衡之文明，构建了现世与来世之和谐……”。文化的统一性客观上提供了宪法体系上的共同性。[4]
对亚洲宪法体系的比较研究必然涉及到其背后的共同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亚洲社会整体上所表现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社会结构，在宪法文化的层面上表现尤为突出。在亚洲社会，宪法不仅仅是一种规范的创制与运用，而且是一种蕴含于特定文化背景，表现人文关怀的文化现象。宪法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一命题是当代法学界普遍公认的观点。
宪法文化是一个多样化的概念，它反映着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宪法价值的认识与情感，特别是反映一个民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宪法的特定价值。在战后西方国家法学中之所以兴起研究法律文化的学术热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学者们在东方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发现，探讨东方法律文化乃是寻求东方法律制度与基本精神的基本途径。如果只停留于法律制度表面层次而忽视其文化价值的话难以得到有关亚洲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即“要真正理解东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同时研究东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光有法律的比较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5]
在西方，美国学者埃尔曼（H·W·Ehrmann）的《比较法律文化》一书可视为研究东方法律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在其著作中认为，法律文化是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它涉及法律的性质、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法律制度的组织及应用，法律的制定、适用、完善及其讲授，律师和法官的训练方式和习惯，民众对法律的想法，人们求助于法律的目的，阶级结构与法律制度运用与否之间的关系。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作者强调法律制度运用过程中的文化背景的意义，同时对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法律文化特征进行宏观的论述。此后，在西法学者的论述中东方法律文化、东亚法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为比较法律体系，形成与现代世界法文化具有内在联系的文化。
从亚洲各国宪法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亚洲宪法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结构，其形成与存在的基本特点是文化冲突中形成融合，即在不同法文化的冲突中寻求自然和谐与融合。比如，作为共同体的东亚法文化通常包含着如下因素：中国传统法文化、西方法文化、本国固有法文化以及融合中形成的新的法文化形态。在传统东亚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为法文化在东亚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不能代替东亚各国古老文化体系中曾经存在过的传统因素。
当然，亚洲宪法体系的统一性是以亚洲宪法文化的特殊性为基本条件的，没有特殊性价值所谓的文化统一性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亚洲的不同地区宪法文化在保持共同体价值的同时，各自保留着能够体现其传统的合理文化，呈现出宪法文化的多样性。当东亚各国面临西方法文化的冲击时，各国所表现的文化心态与接受文化影响的具体内容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国家所采取的态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的，而有些国家则采取了消极和被动的态度。同样的西方法文化影响，就其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中国宪法文化主要是通过日本被动地接受了德国宪法文化的影响，日本战前接受德国宪法文化的直接影响，而战后又大力移植英美宪法文化；新加坡除受中国法影响外，还受英国宪法文化的影响，宪法文化体系中英国法的色彩比较浓厚。越南宪法文化则主要受法国宪法文化的影响，表现大陆法系的特点。因此，在分析亚洲立宪主义历史与价值时，既需要统一性眼光，同时也要从不同的传统与文化出发揭示各国宪法制度的具体运行过程。
（二）法治既表现为人类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同时也是具体的实践过程。
在古老的亚洲大地，实行立宪主义，建立民主的制度需要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选择宪法发展道路。以人治治理国家生活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出现法治的价值体系，即法律统治并不一定带来法治的良好状态。因此，法治是通过良好法律而实施合理统治的一种治理国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过法律的合理运用实施社会控制的思想体系与制度。
由于缺乏实施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立宪主义文化传统，传统亚洲社会中自然不能产生实施的系统理论与制度。尽管在亚洲各国政治文化传统或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一定形式的立宪主义因素，但它毕竟是片段的，没有形成为具有整体性理念的政治道德基础。如在东亚社会，所谓法律体系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实现社会正义的作用，但在儒家政治文化体系下，从制度层面和理论层面上法律体系只作为规范体系发挥有限的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宪法应具有的社会正义价值。东亚社会中形成的法治观念是东亚各国在实现法的近代化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比如，日本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概念来自于西方近代。[6]这一点也是东亚国家法学者们的普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东亚社会中存在过的“法治”一词与现代法治的内涵是不同的。有些东亚国家的学者在分析东亚法治与西方法治时也提出法治概念的历史联系性问题。如韩国古代的法治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到了三国时代有关法治的学说也随之产生。但古代法文化与司法中出现的法治只是刑罚的一种表述，以具备完备的法典为标志。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出现的“法治”不等于西方近代的法治。法家主张的君主“垂法而治”、“以法治国”等等，都是强调君主要用法律来治国、治臣、治民、治别人，并不涉及君主本人守不守法的问题。[7]法家所提倡的法治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述的法治是不同的，不能以东亚国家古典文献中曾出现过的“法治”一词来说明古代法治与近代的历史联系。可以说，传统的东亚社会中只存在法的规范，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法治理念与精神。东亚社会中的法治是法的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即在废除人治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吸收西方法治思想，实现东亚法的近代化。
传统亚洲社会没有完整的法治历史，这是由东亚社会本身的文化与历史条件所决定。但是，不能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简单地得出亚洲传统与法治价值完全是无缘的，经过法制的近代化过程，特别是亚洲各国移植吸收合理的法治原理后，有可能在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寻求既符合立宪主义普遍性价值，又符合亚洲合理的传统文化的宪法体系。在立宪主义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中，亚洲人以其政治智慧，丰富了立宪主义实践，建立了富有亚洲特色的立宪主义模式。
源于西方的法治理论可以被东亚社会结构所采纳或借鉴，立宪主义在亚洲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不同类型的法治模式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即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其最高价值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而人本身又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之中，以不同的体验理解与认识立宪主义的价值。因此，形成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成为立宪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有学者认为，“从现代制度变革的层面上说，亚洲国家的现代制度的生成过程是一个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设于一体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亚洲国家的立宪过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有一个自然长成的过程。”[8]特定的社会背景、悠久的文化传统、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亚洲立宪主义比其西方立宪主义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亚洲立宪主义模式是在西方立宪主义思想与理论的移植与借鉴中形成的，在具体制度的选择上往往以西方为参照系。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因为传统的亚洲社会中虽然存在法律制度及其法文化，但没有形成立宪主义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在传统的亚洲社会结构下，国家高于社会，个人权利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权力，由此形成人权价值缺乏保障的国家权力优先与至尊的社会结构。在亚洲宪法的近代化过程中，西方立宪主义所具有的魅力深深地影响了东亚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在痛苦的思索中感受到法治理想与制度的作用，以各种形式了解西方，试图引进西方的立宪主义制度。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法律改革几乎都经过了法律移植过程，不仅有同一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法律移植，也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法律移植。
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亚洲是世界上法律移植最频繁、数量最多，而且是移植形式多样化的地区。自然迁移、强行移植、刻意仿效等移植形式存在于亚洲的不同国家实践过程之中。有的学者认为，基本人权的理念和立宪主义思想，是在西洋社会里经长久的历史的涵育，逐渐演进成长而来，一旦移植到东方世界来，因东西方传统思想不同，社会要求有别，加上政治结构的迥异，就形成与原来理念与思想不同的发展。[9]在立宪主义原理的移植方面，亚洲国家的确创造了其他非西方国家值得借鉴的经验。
亚洲立宪主义模式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立宪主义价值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法治在亚洲社会中的本土资源。立宪主义精神源于西方社会结构，但立宪主义中包含的某些因素又在亚洲传统结构中曾以不完整的形式存在。当亚洲人引进西方立宪主义原理时，人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在法治原理的移植过程中，可以寻找其相互结合的传统的因素。牟宗三先生认为，民主和人权保障在中国的建立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的生命”的要求，这种政治上的“现代化”，有助于成就儒家的价值理想。[10]牟宗三先生同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已经包含着民主和人权的种子。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产生和发扬了“理性”的“内容”上的表现（又称为理性的“运用”上的表现，即民主的精神和尊重人权的精神）。[11]总之，立宪主义的道路是在具体国家的不同背景下出现的，立宪主义一旦出现便与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为一体，表现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亚洲立宪主义之所以在文化的冲突中寻求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亚洲法律文化具有的同化能力。立宪主义理论与制度的移植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律文化是否具有同化能力是评价移植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志之一。同化能力主要是指本国的法律文化对他国法律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亚洲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既存在相互的冲突性，同时也有相互的适应性，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有助于人们在文化的选择和竞争中强化法治的社会适应性。当然，同化能力并不能自发地发挥作用，它需要实施移植主体的能动作用。主体对移植对象的选择和移植内容的分析、判断是文化之间进行平等交流的基础。从法人类学的角度看，不同民族法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体现不同民族法律信念与情感的法律文化应当具有同等的价值，具体宪法制度发展与完善过程不应影响人们对法律文化价值认识的平等观念。
亚洲立宪主义模式在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上遵循着独特的原理。在亚洲社会，法的确立与运行过程中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法律制度呈现出人间化(person)的特色，实体的合理主义得到长时期的维持。形式的合理主义在亚洲社会中是不够发达的观念，其原因是受到了儒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点上东亚立宪主义显然不同于充满非人间性的西方立宪主义观念。从主体上，法治实际上是众人之治（民主之治），人治是一人（或凡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12]）。亚洲社会法治从其主体上看，也是众人之治，体现民主政治，体现现代法的精神。这一点上亚洲法治与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观念之间并不存在法治思想原理上的冲突。当法制度的设计与运用者的意志同社会公众的意志之间达到融合与协调时，法治可以保持自身的价值。特别是现代东亚社会中维持这种法治状态是完全可能的。以亚洲文化的价值与传统为基础强调治者的道德水准，使人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是亚洲社会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立宪主义作为治国的原则与价值体系，除其表现的普遍性原则外，其实践过程是多样化的，表现其特殊的运行形态。如从立宪主义实践过程看，东亚社会中合作与团体意识的价值高于竞争本身的价值，法律秩序的最后形成往往依靠合作的价值得到实现，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竞争原理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拥有广泛的市场。亚洲社会的集体、合作与“和”的社会意识奠定了亚洲团体主义精神的基础。
近年来出现的非西方法治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法治的理性精神要建立在各个民族平等地位之上，文化价值的多样化是法治赖以生存与生长的文化背景。现代法治理论与制度是西方社会法治与非西方社会法治实践的升华与总结，并不以西方法治为其惟一的构成要素。在立宪主义发展上，特别是立宪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人们习惯于单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衡量法治的客观尺度与参照系，往往忽视非西方法治的应有价值与理性精神。立宪主义思想与实践最早源于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这是公认的事实，但立宪主义模式＝西方立宪主义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西方立宪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的产物，它并不代表多元化的世界法治实践。正如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欧美法反映在欧洲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表达在这个环境中形成的思想观点，认可在这个环境中形成的制度。[13]
亚洲社会的丰富多彩的立宪主义实践是推动亚洲立宪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亚洲立宪主义的发展又在客观上推动世界法治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在法文化价值相对主义的影响下，非洲立宪主义模式、拉丁美洲立宪主义模式将会显示其民族性的特色，在世界发展多样化的背景下人们必将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立宪主义价值的多样性。
（三）亚洲立宪主义是以亚洲法文化为背景而生长的模式，反映了亚洲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与发展需求。
亚洲立宪主义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困扰人们的难题是，如何超越立宪主义工具性价值，寻求具有正当性的立宪主义体制。
由于亚洲立宪主义生长的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人们对立宪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价上，容易陷入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往往把立宪主义理解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或工具性意义，忽略立宪主义所包含的价值性。特别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立宪主义价值体系的确立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条件。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后来者，广大亚洲国家能否走西方社会走过的道路？亚洲国家应借鉴哪些经验？适合亚洲现代化的立宪主义模式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从工具性价值走向价值体系是亚洲立宪主义发展的基本目标。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瞩目。学者们对亚洲经济发展过程与成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研究。在工具性价值的反思与批判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成功的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与立宪主义的一体化，立宪主义所倡导的人权保障与有效的权力控制是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立宪主义是不断变化的开放性、动态性结构。随着社会的变迁，亚洲立宪主义所体现的价值也要及时地反映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人有必要重新审视立宪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合理地确定立宪主义在亚洲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功能。亚洲宪法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课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立亚洲立宪主义共同发价值体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考方式与研究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对于亚洲历史与现实中曾经出现过的、正在存在着的以及将来发生的许多宪法现象缺乏必要的分析与研究，亚洲立宪主义具有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没有得到理论解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我们“自然而然地把中国作为西欧的对照物，而不是并立体系来加以考察，总的以西方近代化过程作为既定指标衡量中国的问题，这就使我们难以看清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更难于把握欧洲、亚洲及中国各自的问题”。[14]
回到亚洲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思考和分析未来亚洲立宪主义是亚洲学者共同的学术使命。基于立宪主义价值的普遍性，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亚洲区域法治发展的一体化，以区域合作的形式发挥立宪主义在亚洲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些人认为，在法治发展领域，建立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亚洲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来自不同历史观的认识，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又影响法治发展过程的多样性，难以在亚洲寻求共同的法治思想基础与原理。但事实表明，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亚洲法治的整体形象、适应法治国际化的趋势，必须形成一定形式的区域一体化，以共同性的法治原理调整东亚社会的现实生活与发展进程。实际上，法治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并不矛盾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补充统一性的作用。在以多样性社会结构为特征的北美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多样化的欧洲社会正努力实现以欧盟宪法为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在文化与社会结构十分多样化的非洲，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的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发展非洲法治的重要形式。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建立亚洲法学交流合作机制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东亚法治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法治发展。在亚洲社会，法学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涉及理论与制度层面、现实与历史等方面的不同课题，法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公法领域，各国制度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寻求区域性法治发展模式是东亚法学者们需要考虑的现实课题。在保持亚洲立宪主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亚洲立宪主义实践融入到世界立宪主义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强化亚洲立宪主义实践的国际性，推动亚洲社会的法治化进程。
（四）亚洲立宪主义是充满争议的学术命题，能否把亚洲地区中存在的立宪主义的不同形态概括为整体意义上的“亚洲立宪主义”？这一学术命题本身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在多次国际或国内学术讨论会上，作者听到一些学者对是否存在“亚洲有立宪主义吗”提出疑问，更有学者提出：所谓亚洲立宪主义政治哲学的命题实际上是为权威政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对亚洲立宪主义学术命题的各种批评或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争论实际上是学术范畴之内的问题。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宪法实践的发展并没有纳入到整个学术视野之内，人们的学术评价往往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我们生活在亚洲，却对亚洲社会结构与宪法的存在形式缺乏必要的认识，甚至无法树立亚洲人的主体意识。因此，在宪法世界中关注亚洲地区的宪法实践，在世界宪法学体系中把亚洲宪法学纳入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宪法世界和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会受到影响。至于如何评价立宪主义在亚洲的实践是一个学术问题，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宪法文化的多样性趋势的发展，有关研究亚洲宪法的成果不断出现，举办了一些与亚洲宪法有关的区域性或国际性会议。但从宪法学发展的总体水平与趋势看，对亚洲宪法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的，缺乏必要的学术关注，与西方宪法相比较，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基于这种状况，深入研究亚洲宪法以及立宪主义的理论对推动亚洲法治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认为，无论从外国宪法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还是从亚洲各国相互交流与合作的需求看，研究亚洲立宪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首先，有利于树立亚洲人的主体意识，以文化相对主义角度反思立宪主义发展历史，确定亚洲立宪主义的历史方位；其次，非西方社会宪法制度与宪法理论的研究是比较宪法学的重要内容，其中亚洲宪法又是我们所研究的重点。立宪主义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所积累的治理国家的经验与各种规则等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亚洲立宪主义的研究会产生积极的实践价值。我们知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伴随与之相适应的立宪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根据一定原则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立宪主义经验固然重要，但从立宪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文化与现实功能而言，来自于亚洲立宪主义的实践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地处东亚，有着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应认真研究亚洲宪法发展的经验与过程，借鉴其教训与成功的经验。第四，在国际化时代，对外政策与宪法的价值联系越来越紧密，合理的外交政策直接受宪法价值的影响。与亚洲各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和谐的亚洲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积极而主动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各国宪法制度加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学界重视研究亚洲宪法问题，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基本结论是：西方立宪主义价值体系反映了西方的文化与经验，虽对世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识性价值，不同文化与不同文明可以在平等交流中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超级秘书网
（五）为了得出上述的结论，作者在本书中具体采取了比较研究、实证研究与宪法社会学研究等方法，并力求在亚洲社会结构的统一性中解释其多样性特点，并在价值与事实中探讨亚洲立宪主义发展模式。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三、法律意识与守法
法律意识随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评价、取舍而逐渐形成。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5〕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可以超越社会现实：又可以滞后于社会现实，还可以与社会同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公民社会没有出现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远远抵不上权力意识（官本位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如何遵守法律，而是如何钻法律的漏洞，或逾越法律后，如何运用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在我国，真正走向法治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有完备的法律，是否有善良之法，而是要有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公民，即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将守法变为自觉，社会法律秩序才得以建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6〕所以，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法律”。
四、法律意识与司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所以，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法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公正。法官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影响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法院的整体形象。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7〕五、法律意识与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保障，是维护法制统一，防止权力滥用、懈怠的手段。它是法制的必要环节。
1.法律意识与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任何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程序进行。为避免其违法、越权，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必有监督机构的设置，以对公权力形成制约。这种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法机构，其法律意识状态与前述一样，是监督权能否正确行使的内省力。因为，要想杜绝官官相护，执掌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将法律意识内化为职业道德和内心信念，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才能不畏压力，确保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2.法律意识与权利监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并服务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设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其自身的私利交织在一起，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成为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践踏者。此时，如果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畏惧权力，只会助长权力的疯狂、恣意。反之，公民的维权意识很强，则会形成强大的震撼力，迫使权力有所收敛。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有着良好的法律意识，他们会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他们会自觉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以此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3.法律意识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誉为第三种权力的监督，这说明其监督的力量与力度的强大。理论上，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它独立于公权力，只要依法行使，便不受公权力干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尴尬状况。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极端现象：其一，舆论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自我，缺乏独立性；其二，舆论不负责任，进行严重失实的报道。两种现象均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试想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和信仰，不畏权势，不受制于权力，勇揭权力的滥用与黑暗，那将会对公权力形成怎样的制约，公权力自会收敛其无度的扩张。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慎重对待给社会的信息是否客观，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诉争。此外，舆论工作者的法律意识状态直接影响并引导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甚是会影响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必备的内在精神要素，它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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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深化经济法治意识与经济法律信仰
实现依法治国，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培植。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其具有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状况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经济法学科是调整和规范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主要法律形式的一门学科，因此，其是能够培养与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经济法治意识和经济法律信仰的一个基本专业课程。通过经济法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形成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宏观调控权法定、实质公平等法治意识，还可以使学生通过经济法律来维护消费者权利、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
1.2培养经济法律思维
现代社会中法律职业群体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等基本上是应用型法律人才，这些法律人才具有其共同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经济法律思维则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体现，与国家和市场关系密切相关。由于法律思维本质特征在于规范性，因此，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宏观调控规范化、市场规制规范化、市场竞争规范化等法律思维方式。而通过经济法的学习对于培养与训练法学专业学生的经济法律思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应用型法律人才处理经济法律事务时经济法律思维的形成。
1.3形成操作经济法律的能力
法律操作能力是法学专业学生胜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学教育效果的表现。一般而言，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与判断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与辩护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形成既有赖于法学课堂教学的训练，也需要课外社会实践的锻炼。①通过经济法学习，使学生形成经济法律操作能力，如能够正确处理经济社会中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反垄断案件、产品质量纠纷案件、税收征纳案件等，以推动社会经济的规范发展。
2经济法教材体例存在的问题
2.1与经济发展需求的不相一致
为了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经济法教育教学中，必须树立和贯穿创新理念，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当前，有许多经济法教材的体例仍然定位于以培养理论型法律人才为主，以学术知识为主。目前在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专业使用的经济法教材种类繁多，有的学校也经常更换使用的教材。从整体法学本科专业经济法教材使用的状况来看，这些教材往往理论性较强。很多学生反映虽然学习了目前使用的经济法教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得却并不多，有时只是偶尔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甚至还有一部分学生反映关于经济法教材中的知识自己在实际生活中从未运用过，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认为在分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方面能够经常运用经济法教材中的内容。
2.2滞后于司法考试的变革
随着2008年司法部允许高校在读的大三学生报名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越来越重视与司法考试紧密联系起来。民法、刑法等其他法学学科的教育都或早或迟地开始与司法考试紧密衔接起来，在教材体例、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和探索。关于经济法教材体例，也应该与时俱进，与在校学生司法考试需求相结合，与司法考试内容相衔接。
2.3欠缺一定的案例和习题
经济法学界中一些学者认为法学本科专业的学生学习经济法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经济法的理论，并尽量掌握一定的深度，而忽视了不仅应该让学生学会基础理论知识，还应学会如何将理论知识应用到生活实践中，以分析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偏见导致了现在许多经济法教材的体例侧重于讲述纯理论知识，没有一点相关案例分析，课后几乎也没有习题巩固。
3经济法教材体例优化的路径
（1）在介绍每章节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之前，可以设置本章节的概述、重点难点提示以及知识结构图。概述应做到语言精练，是作为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能够让学生方便理解后面要学习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重点难点的提示主要是方便学生能够做到轻重有度，也便于教师对于重点难点内容的详细讲解和阐述；知识结构图应能够一目了然，呈现出所学具体经济法律制度所涉及的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