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10:23: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市场经济走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当前，期刊的发展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呈现多样性；二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推动媒体走向多元化；三是受上述主要因素影响，多数期刊的发行、广告等受到冲击。应对这些挑战，期刊发展的出路就是市场化，真正走出传统体制、走向市场。但是，要顺利走向市场，必须正确理解市场化的内涵。
思想理论期刊的“市场化”，就是在统一、开放、平等的市场平台上进行竞争，真正赢得读者的认同。市场的标志是生产的产品满足人们需求，精神产品也是如此。只有被市场认同和接受，产品才能变成商品。马克思将这一过程喻为“惊险的一跃”。那么，思想理论期刊所提供的产品是否也能完成这“惊险的一跃”，成为受众接纳的商品呢？答案是肯定的。理论期刊可以成为价值更加浓缩的商品，它的价值是将思想理论的价值整合、转移、附加到纸质媒介上，通过这个媒介转移到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选择市场化的道路，意味着改变过去生硬、刻板的宣教，真正关注民生，传达民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走向市场”就是走近实践，就是回到读者中去。这是传媒理念的转变，是传媒内涵与功能在新时期的延伸与拓展。对于思想理论期刊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就是一种需求，也就是其应当走向的市场。
思想理论期刊有着自己独特的使命，它的市场价值首先是社会价值，这个市场也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片面将市场化理解为娱乐化、低俗化，会从根本上失掉阵地、失去群众，那将是根本损失。既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又要使之成为商品、为广大受众和消费者认同，这就是思想理论期刊市场化的最高目标。思想理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的价值在于武装人、引导人。作为一种务虚与务实的结合，它更追求长远和全局的利益，其社会效益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效益去估量。所以，走向市场，要有正确的方向，切忌庸俗化、唯商业化，过分热衷于“注意力经济”和商业化运作，将使期刊引向重形轻质、平庸低俗的歧途。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思想理论期刊走向市场，也必须探索和遵循这种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传媒市场的内涵与实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零售、邮发、进书报刊亭、集团采购、赠送、转载等相互结合，多次销售，多次转换等的传播方式已经形成。同时我们面对的是细分化的市场，期刊的细分是由市场的细分决定的。要赢得市场，必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思想理论传播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理论期刊不同于新闻类、时尚类期刊等，它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简单地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更要发现和分析现象的背后具有稳定性的道理和规律，并且要把这些道理和规律表达得为受众所接受。只有将三大规律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思想理论期刊办好。
思想理论期刊走向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因素支撑，不可急于求成。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传媒时代，走向市场，首先是内容的市场化，但仅有内容的市场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杂志社的理念、推广、发行、广告、组织架构、行为模式、管理机制、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进行系统的市场化的创新与改革。没有上述多因素的共同支撑，仅靠一两个方面的突破，走向市场仍将是一句空话。这就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各方面可以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既要坚决又要稳妥，走出特色。
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走向市场，市场化的道路也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选择。但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一位学者说得好，在走向市场的进程中，要抗拒“眼球经济”时代的短视与浮躁，靠的是对真理与自身优势的坚守与自信。毕竟，思想的个性、创新力与厚度，才是决定一家文化机构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大做强的真正法宝。
农业走向市场，是坚持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转机制的需求，是农业步入高产优质高效轨道的需求。贫穷山区的农业如何完成由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这是当前我们自治州扶贫攻坚亟待研讨宽和决的严重课题。
（一）处理温饱问题是贫穷山区农业走向市场的前提前提。省委17号文件要求我州施行“八七”扶贫攻坚方案，要把扶贫开发、发展经济作为中间任务，力争在1997年基本处理温饱问题，本世纪末不变脱贫。我州因为天然和历史的缘由，当前还有60万人口没有处理温饱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地域只要首先处理群众的温饱问题，才有能够完成由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变，加快乡村经济发展的历程。
（二）提高劳动者本质，是贫穷山区的农业走向市场的基本办法。我州之所以贫穷掉队，农民文明本质较低、科技教育掉队是主要的要素。当前，我州不只不足科技人员，还有22%的农民是文盲或半文盲，且文盲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需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这项工作看成贫穷地域农业走向市场的基本办法来抓。
治穷要先治“愚”。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快慢与一个地域的科技教育程度凹凸和人口本质凹凸有直接联络。我们同发达地域和周边地域摆开的间隔曾经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假如我们还只看到“仁慈憨厚，勤奋英勇”的一面，而对人们科技程度掉队、文明本质较低这一现实视若无睹，必将招致决定计划的再三掉误。我们有的同志关于这个“愚”讳莫如深，担忧一提治“愚”就会损伤民族自我尊重心，这种顾忌是完全不用要的。我州土家族、苗族及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历程中发明了光芒绚烂的文明，但近些年来与外地比较，的确是掉队了。正视实际，奋勇赶上，这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真正表现。
（三）提高乡镇党委的科学决定计划程度是贫穷山区农业走向市场的关键环节。上级部分的有关经济政策能否在乡镇发明性地贯实，要看乡镇党委能否科学决定计划。而要提高乡镇党委科学决定计划程度，首先要提高班子成员的实践程度。然则，乡镇党委班子往往由于公事忙碌，学习方案成为一纸空文。这就要求乡镇班子要依据工作实践来安排学习，要挤时间自学。其次，要坚持“上情”和“下情”的严密结合。乡镇虽然是基层单位，与群众贴得近，但只要认真查询研讨，才干真正透辟调查下情，真正做到“上情”和“下情”有机地结合，这样，才干对乡镇的经济建立作出准确的决定计划。
（四）经过大力兴办农产物加工业来带动农业构造调整，是贫穷山区农业走向市场的工作重点。农产物加工业具有开辟市场、指导生产、深化加工、供应服务的综合功用，是调整农业构造的火车头。近几年来，我州的农产物加工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各地迅速兴起。我们采用了外地提出的“三高战略”：经过合理装备资源，加上科技含量，完成第一产业的高产出率；经过大力发展农副产物加工、贮藏、保鲜业，发展乡村工业，完成农副产物的高增值率；经过打破性地发展第三产业，搞活农产物流通，完成农副产物的高商品率。“三高战略”，带动了农业构造的调整，促进了贫穷山区农业与市场经济的接轨。
（五）加大山地开发，兴办支柱产业，是贫穷山区的农业走向市场的有用路子。我州山地上积大，是典型的山区农业。要把农业引向市场，关键在于念好“山”字经。我们常说的潜力在山，优势在山，但愿在山，就是要求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的还，依托山地资源，下大力抓好林果药茶桑烟油麻及草食禽畜开发，建基地，上规划，坚持主导产业，走立体开发、综合发展之路。从富民富县的角度看，大搞以果药茶桑烟油麻及草食禽畜为首要内容的山地开发，既是不变脱贫的工程，又是指导农业进入市场的工程。加大山地开发，重在建立支柱产业，构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一县一品的拳头产物，成为有规划有商品量、可以左右乡村经济情势、符合社会主义市场规则的主导产业。还要坚持种类有特征，科技上程度的准则。要因地制宜，选择应变才能强，抗灾才能大的名特优种类。要普遍地联络有关科技部分和专门技能人才，协助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特征产物，还充分发扬当地科技人员的效果，抓好技能培训和推行工作，真正把经济提高转移到提高劳动者本质的轨道上来。
经济犯罪是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致使国民经济或集体经济、他人物质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因而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提出相应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以保障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市场经济系件下经济犯罪诱发因素[文秘站-www,,找范文请到文秘站网]
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有不同的犯罪诱发因素。我们可以从市场经济有关特点来看犯罪诱发因素的一些变化：一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每一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恩格斯语），拜金主义必然诱使一些人钻社会需求和价格的空子，干方百计捞钱，甚至非法占有他人或社会劳动，从而走向贪污、盗窃、抢劫等犯罪道路。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本来潜在的一些违法乱纪因素，不仅很可能使一些竞争中的失利者、失意者挺而走险，以身试法，而且也可能使有的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盈利，不惜搞歪门邪道，走向犯罪深渊。三是在对外开放的活动中，西方一些腐朽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通过多种渠道对人们潜移默化，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外部条件。经济价值、实用价值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下，成为部分人的行为准则。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的特点
1、职业性：有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或满足某种邪恶的欲望，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实施犯罪活动。
2、职务性：由于思想疏导工作弱化，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以身试法，。
3、技术性：大多数罪犯为了减少风险，往往在作案时非常重视技术的运用和提高，犯罪工具（包括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犯罪手段、作案方法、反侦察等方面，都有技术化倾向。一些在社会竞争中失意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也可能主动或在犯罪分子的协迫下为犯罪提供技术服务。
4、组织性：犯罪分子为了增加作案成功机会，往往采取团伙作案，大至武装走私贩毒，小至街头勒索，均是多人联手作案，结帮行凶，表现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5、渗透性：为了与社会对抗和获取更多的财物，以及在案发后有保护力量，犯罪
团伙往往有意识地向政府机关、甚至是执法机关进行渗透。
6、隐蔽性：指的是犯罪主体以合法身份进行的法人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一般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故意犯罪。
7、复杂性：就犯罪主体、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而言，情况母益复杂，犯罪主体呈多元化.
以上所迷的经济犯罪特征，都是与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新情况分不开的，这是我们采取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时应充分考虑的。
三、预防经济犯罪的基本本对策
1、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强化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法制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着力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经济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2、强化经济立法，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客观要求，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真正贯彻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原则以及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促进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农村群众文化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文化工作者在业务上习惯于单纯的政治性或娱乐；在经济上，习惯于上级拨款。财政减少拨款后，工作出现滑坡和萎缩，一些地方甚至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两难境地。应当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才能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更加努力做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我认为，文化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思想观念的转变带动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进而提高工作效果。在工作中不仅树立文化也是一种产业的观念，树立大文化观念，更应牢固树立市场观念。
树立文化观念是一种产业的观念，就是围绕农村整体发展目标，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文促经，以文助文，走产业化发展之路，使文化工作尽快进入市场经济的领域。发展文化产业时，一定要立足于自身主体业务优势，坚持产业不离文，以产业兴文的思想。可以探索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基层文化单位将部分文化服务当作第三产业来抓，如文艺演出、业务辅导和培训等；二是把部分文化产品开发转化成商品。如经常参加一些民间民俗艺术博览会探索出有利的商机，如我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今都白白闲置，没有利用和人开发实在令人惋惜。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观念的落后和淡漠。大多数艺人仅把自己的手艺当做一种业余爱好，并未意识到自己手艺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更不知道用自己创作的艺术品去赚钱。如用根雕、剪纸等都可以广为开发。发展文化产业还可以延伸文化主业来发展文化产业，用文化馆场地开阔人才集中的优势，开办儿童文化园、业余艺校，创办文艺广场演出活动等。总之，文化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大胆走向市场，坚持依托事业办产业，办好产业服务事业，才能走出困境。
发挥集体和个体办文化的作用，对农村已经出现的个体户、个体文化服务公司都应该给予积极引导和支持。在工作范围和内容上，农村文化应把文教科体融为一体，不能把群众文化理解为是单纯的文艺活动，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街道文化、广场文化都应包含在内。
树立市场观念，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为市场经济服务中，选准位置、找准方面，找好切入点，从而使文化工作与经济建设相互结合，互相促进。二是抓好文化的市场开发。要认真研究文化市场的发展趋势，把握群众的心理需求，不断提高文化这种特殊商品的水平。
如一些旅游者到哈市旅游，常抱怨买不到具有哈尔滨特色的纪念品，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果人们的观念缺少与市场的对接，企业缺少对民间艺人的扶持，那么民间艺术精品就很难形成体系。
可以说，至少从目前看，我市的一些商家不注重开发文化产业，投资者对当地的潜在文化市场研究不足，选项不准。弘扬黑土地域文化，挖掘民间民俗艺术宝藏，引导民间艺人走向市场，是振兴文化产业的一个契机。如何抓住和利用这个契机，使文化产业走向市场，走向辉煌，是一些有远见的文化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课题。
从目前情况看，困扰基层文化工作的原因很多，其中活动经费不足、文化自身造血功能是一个重要方面，成为制约基层文化单位事业做大做强的，瓶颈问题。要做先进文化的实践和建设者，就要在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上下一定功夫，更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提敢抓文化的经济效益，为基层文化工作者做先进文化的代表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
如果每个县市都开办一个发展文化产业的工厂，如木兰的地毯，阿城的青铜器、版画，巴彦的剪纸，双城的秸杆工艺灯等，各具特色；如果项目选准，宣传到位，市里对选定的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予以启动，文化产品在迈向市场时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综上所述，目前公益型文化单位的经营活动往往容易受到观念上的陈旧而造成实质性的制约。只有通过更新观念，勇于面对市场，发展文化产业，才能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把文化工作做得更好。
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市场化可基本分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党报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第一是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流通领域市场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党报，仍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运行，其改革并未提上议事日程。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与成功，商贸流通领域不可遏制地活跃起来，“承包”、“万元户”等词出现频率最高，“承包经营、贩买贩卖”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但对党报并未构成冲击。
当各种自发而来的广告开始“敲门”时，靠行政拨款维系生存的党报是犹豫而被动地接受着利润的。尽管“送”上门的收入让它们初尝市场的甜头，但是对市场经济，它陌生而警惕，而新闻信息市场却在这个阶段开始露头。
第二是生产资料领域市场化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实行双轨制，基本建设大面积铺开，钢材、水泥、化肥等最火，生产资料市场开始浮出水面，但呈混乱无序状态。“倒爷”迅速走红。权力成为一种紧缺资源，倒卖计划批文、靠关系致富、靠权力致富，成了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也带来了新闻媒体广告的大幅增长。
这个阶段，激增的广告量大部分流入党报，它的市场意识被激活了，“政治喉舌与工具”的经济价值清楚显现。党报明白了版面是一种可充分利用的资源。它们借着市场的无序，开始主动地向市场大量“倾销”版面，大胆而放肆地开始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只是，此时的经营仅是一种以版面换钱的简单交易，是一种占据着新闻资源坐等收钱的被动型官商式经济。作为一种产业，它并没有成型。
第三是金融领域市场化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明确提出，经济成分迅速多样化，所有制形式发生激烈变化，股票热，房地产热，集资热，引资热，中国迅速进入一个靠资本运营致富的年代，金融领域空前活跃，成为一些“敢闯、敢冒”者的天堂。“搞钱”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在这一阶段，新闻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标志是党报开始脱离财政拨款而“断奶”。经济上必须独立把党报逼进了市场，直接导致党报从被动型经营向主动型转变。这期间曾发生过文汇报卖头版广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但党报卖广告很快成燎原烈火，广告上报纸头版已不再引起争议。电视广告拍卖出天文数字，一些大的党报年广告收入不断创出新高，令外国新闻媒体同行也觉不解。
这一阶段是党报学习市场经济的演练期，也是党报经济高增长、高效益的黄金时期，目前许多效益较好的党报正是在这一阶段打下基础迅速繁荣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信息迅速成为致富资源的时代，作为占据着主要信息资源的党报以“低成本高回报”的方式首先致富，是一种必然，主要应归功于“天时地利”。它“脚踩两只船”，有很大的投机性。
第四是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阶段。这是一个从9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化进程，引入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理念，引入了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遵守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国经济开始遏制过热，平稳过渡，经济结构调整使市场开始重新组合整理。
这是我国经济回归客观规律走向成熟的阶段，但对党报来说却带来一种无形的阻力：遏制过热、调整经济结构使市场趋于有序，市场广告投放量与前一阶段相比大幅减少，广告利润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了。面对这种形势，一些党报率先喊出“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的口号，传媒集团化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模式浮出水面，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剂良药。
然而，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进入21世纪后，党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缺少后劲。一些发展速度太快、摊子铺得过大的党报，越来越尝到扩张过度、经济过热的苦头；而另一些理念落后、体制落后、经营方法落后的党报更感到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这种形势，使多数党报不得不进行战略反思，并自觉进入了一个盘整重组时期。
综上所述，我国党报走向市场起步于生产资料领域市场化阶段，发展速度最快是金融领域市场化的阶段，在进入知识与技术市场化阶段以后，党报逐渐从高峰跌落，发展速度放慢，致富势头减缓了。
二
当我们真正以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党报二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时可发现：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力量，一步一步对党报产生影响，其间党报一直是被动的，并没有与经济市场化同步前进。经济政策的冷热、市场环境的优劣，在左右着党报的收入，其发展完全受制于所在地区的环境条件（经济状况和政策宽松度），以广告赢利仍是大多数党报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根本原因是：党报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真正融入市场，它的致富是过多依赖“权力寻租”来实现的，其具体表现为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垄断。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党报是作为一种受意识形态保护并享受政策性保护的特殊行业，作为一种以指令性计划控制其发展规模的产业，来参与市场竞争的，与其他竞争对手并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在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根能撬动利润的杠杆。目前阶段，有三类行业或部门极易致富：垄断性行业、政策保护性行业、行政执法部门。它们凭借自身地位和特权，靠行业垄断来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显然，党报也属于此列。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对党报的垄断性与暴利性的非议就一直不断。
党报的权力是什么？两个权力：信息权和舆论监督权。一方面，由于党报具有党和政府代言人的“政治身份”，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党报享受着政治保护，享受着最优惠待遇，从而独具中国特色地保持着对新闻信息市场的相对垄断。另一方面，由于在我国，新闻信息资源是一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源，因此新闻产业的高利润刺激了很多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传媒。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及新闻媒体布局管理上的原因，创办新媒体很难获批准，而20多年来持续增长的经济，对信息、掌握信息、交流信息的需求又在不断扩大。正是这种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维持着党报多年的垄断。
这种垄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新闻信息资源的垄断。党报是几乎所有主流新闻信息的第一享受者，任何权威性的信息都优先被党报无条件占有。
第二是信息权的垄断。党报享受着政策法规的独家权，享受着“政府指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广告权。
第三是市场占有份额的垄断。党报借行政指令来扩大发行量、覆盖率，这已成公开的秘密。
第四是舆论监督权的相对垄断。舆论监督是党报的最大优势，尽管舆论监督权的使用必须接受宣传主管部门的严格掌控，但实施批评毕竟是党报的强项，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它带给党报的社会影响力是可直接转换成经济效益的。
这就是党报的“权力寻租”，以此维持着对新闻信息市场的相对垄断。
三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随着“公正公平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随着传媒的多元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我国的新闻信息市场再也不是党报的一统天下。广告市场在分化，广告权在分流。投放市场广告量的增长，已赶不上媒体数量的增加，光靠广告收入再也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经营广告再也不是党报的独家业务。各种新的媒体、新的广告形式和信息传播形式，开始对党报发起冲击。更严峻的是，国外的传媒虎视眈眈，先行者的足音已清晰可辨。
在这种时代潮的冲击下，党报的“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弊病不可避免地暴露，并带来不良后果。它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在各级党报仍存在“级别”的现行体制下，对新闻信息源的垄断因级别高低而各有不同，这是一种“一级控制一级”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其结果是新闻资源的分配受“级别”高低来调配，这种不公平损害的是党报自身，使很大一部分党报缩小了自主新闻信息的空间和主动。它们不得不努力开辟新的新闻信息源以抵制垄断，从而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新闻信息的导向有误、格调不高、过分猎奇、可信度低等。
第二，在党报与专业性、行业性或其他性质的媒体之间，竞争开始在争夺垄断权的层面上展开，其竞争范围和目标总是锁定在行业圈子之间、盯准在同行身上。每年的发行大战硝烟弥漫，搞地方主义，互相攻讦，低价倾销，媚俗媚钱，变相出卖版面，等等。这种近乎“窝里斗”的现象，引发出越来越多的不正当竞争手段，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削弱并损害了党报的形象。
第三，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等改革的深入，信息权在分散转移，渠道增多，壁垒被打破，垄断带来的效益在党报整体效益中所占比例已越来越小。因为新闻信息是公共资源的意识已成共识，任何垄断都开始被视为对公民知情权的侵犯、对市场竞争规则的侵犯。
第四，党报对市场占有份额的垄断所造成的非议越来越大，在有些地方甚至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和抵制。自主地收听、收看、阅读，自由地选择媒体，被视为公民的权利。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发行、争取覆盖面、强占市场份额的行为，连政府也不得不发文件予以制止，承认这是“违规”。
第五，舆论监督权作为一种任何新闻媒体都天然享有的权利，正被所有媒体所掌握运用，新闻舆论监督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共享资源。而另一方面，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等力度越来越大，来自民间、社会的监督渠道也大大增加，舆论监督不再“一枝独秀”。
第六，多年来党报以特殊的“政治身份”出现于市场，倚仗“权力”从事经营，这种“唯我独尊”和“胜者通吃”的优越感，正在麻痹一些党报的管理者和决策人。其直接表现为：一方面滥用特权，盲目扩张，盲目地上项目，贪大求快，战线太长，不真正去开发市场，寻求正确的市场定位，而是努力去开发权力、努力去投机；另一方面是因循守旧，目光短浅，不思变革，不求创新，以不变应万变，不能以一种发展的世界的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不尽快从“事业单位、行政运作”模式中跳出来，从而实现体制与机制的改制转型。
这，就是造成目前党报后劲乏力的原因，也正是这些因素，将党报逼入一个盘整重组时期。
四
[关键词]竞争协作非价格竞争
正确认识竞争与协作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关系、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对于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竞争与协作的关系
市场竞争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市场行为的优胜劣汰而展开的争斗和较量。市场协作是各种市场主体的当事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则的基本要求，协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或既定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与协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1.竞争与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1)这是竞争与协作的内在联系来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上讲，竞争与协作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竞争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自觉参与竞争。同时，市场经济也需要协作，协作是增强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2)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协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3)这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必然趋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途径一是改革，二是开放。不改革旧体制，难以建立新体制；不对外开放，难以形成统一大市场。
2.竞争是贯彻价值规体的客观要求，协作是生产杜会化的劳动形式。竞争与协作是一对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商品生产者彼此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协作的要求。
3.加强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协作，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纵然它更强调协作，但不排斥、也排斥不了竞争。深化改革不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有意识地引入竞争机制。
二、竞争与协作有机结合的意识
竞争与协作是两种经济行为，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可以通过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实现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努力培养竞争与协作的意识。一方面，要从思想观念上更新竞争与协作意识。竞争不是排斥协作，协作也不是不搞竞争。另一方面，要从理论上弄懂竞争与协作的辨证关系，积极参与竞争与协作的实践。
三、广泛开辟竞争与协作的途径
我们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走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参与竞争。同时也要搞好协作。要搞好区域协作。长江流域以上海为龙头，以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为契机，以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为开放带，带动长江流域广阔腹地加速发展；东北三省取消一切封锁，实行跨省联合，迅速建立全东北地区的大流通、大市场，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循环；西南五省七市利用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发挥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特色，联合起来，走向南亚和东南亚；西北地区协力进行能源、交通建设，通过欧亚第二大陆桥，联合起来走西口。搞好集团协作，跨行业协作，跨所有制协作。五是国际协作。在竞争与协作中，各级各部门要有所作为，特别是经协部门，要名正言顺地走上整个经济活动的舞台。
四、在竞争与协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获得最佳经济效果的。问题在于竞争的目标是否选准、竞争的手段是否正当以及联合的对象是否合适等。因此，对竞争和协作要加强引导，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1.竞争与协作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行。我们的竞争，不是盲目的竞争，必须在国家宏观统一调控下进行。国家应该制订长远战略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2.要有明确目标，避免企业在竞争与联合中的盲目性。当人们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应当倡导竞争和加强横向经济联合时，各企业应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国内外市场的发展趋势和企业的专长，综合拟定出在经营战略上具有相当水平、经过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
3.要重视非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熟知的，非价格竞争是价格竞争的对称。它是指在商品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商品的品种、款式、质量、包装、服务等方面所开展的竞争。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除价格竞争外，非价格竞争便成为更广泛更高层次的竞争。
4.要防止横向经济联合、特别是企业集团走向垄断。当前，在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出现了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企业集团。与常见的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相比，已由单个的、分散的企业变为相对集中的企业。这种联合不仅是生产上的联合，而且还包括了销售、科研、服务等更广泛的内容，使资金、人才、物资、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具有更高层次的竞争力，更大规模和更强的凝聚力。
5.要充分运用法禅手段，保护联合，维护企业正当竞争的合法权益。国家要制定出企业法、竞争法、联合法等有关法令，使企业在联合与竞争中有法可依，企业的行为受法律的监督、约束，企业的正当权益是受法律的保护，并依法调整好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
[2]马洪主编: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l993.28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原则思想指导与影响下，全国各行各业也都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进行工作的，图书馆亦受其制约和影响。这就使图书馆形成一整套具有计划经济特色传统的服务思想、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服务手段。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图书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更新图书馆服务思想，内容方法和手段，则是图书馆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1.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服务方式
作为社会知识交流最有条件，最有优势的图书馆，如果不对传统的思想进行变更，不对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改革，不在服务领域进行开拓，不在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上进行创新，只能是自我贬值，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图书馆必须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迎接挑战，尽快转变观念，努力构造新模式，改变传统的文献服务方式，由封闭、被动、静态单一的服务方式，转向开放主动、动态多样的服务方式，开拓新领域，闯出新路子，使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大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
2.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树立市场效益观念，增强参与竞争意识
图书馆工作要求适应市场经济，就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服务又是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牢固地树立“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思想，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做好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各项工作。在竟争激烈的今天，信息就是效益，就是金钱，信息资源就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二、图书馆面对市场经济应用的对策
市场经济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作为信息的集散地的图书馆，怎样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图书馆能否进人市场?面对市场经济图书馆应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应拿出具体的措施。
1.培养和发展图书馆的信息市场
信息服务产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图书馆是文献信息资源的中心，这是不容置疑的。将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信息，经过整理加工与发展，使之成为信息产品，然后推向市场，便成为有价值的产品。图书馆是信息资源的宝库，要将文献信息开发作为产业来办，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馆藏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的优势，以此为突破口主动出击，使图书馆尽快地、全方位地、有偿地进人信息市场。总之，图书馆进人信息市场，不仅是市场经挤对图书馆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2.把工作重点转向为企业服务
将科技、教育、文化集于一身的图书馆，应该在为生产、科研服务，在为经济建设的服务中，自觉地把握有利时机，积极投人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图书馆为企业服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当前的主要任务。知识一但与生产相结合就能成为“物化的智力”;这种物化的智力，可以十倍、百倍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因此，把工作重点转向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当今图书馆活力之所在。要在做好为企业深层次定向跟粽服务的基础上，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和咨询功能，为企业所碰到的问题，如原材料供应、镜售市场和资金来源等提供咨询服务，尽可能地对重点课题承担产前、产中、产后的文献、信息、科技一条龙的全程服务。
3.建立多层次、纵横结合的服务协作网络
由于企业所需求的信息和技术面广，量大，因此，任何一个馆都难以全面承担和完成，所以必须注意发展图书馆和政府经济部门、情报部门、科协、科研单位等部门的纵横联合，形成纵横交错的服务协作网络，以保证为企业提供全优的服务，并达到资源共享，分工合作，共同服务，共同发展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
同志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推动。之所以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是因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政府要自己改革自己，而改革自身必须要有大勇气、大智慧、大毅力。
政府转型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政府转型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基本“定型”，而是一个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究竟是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这是根本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或方向反了，直接后果是政府职能混乱，最终不仅无法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而且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稳定形成重大障碍。
硬实力为软实力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其力量在于“强制”。软实力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其力量在于“吸引”。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
1.综合国力决定国家文化竞争力
历史证明，综合国力强大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的竞争力。古代的中国经济实力雄厚，国力强盛，中华文化对周边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隋唐300多年间，中国无论是在市场化程度，还是海外贸易，或是手工技术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依托于强大国力的中华文化，在这个期间也吸引了来自周边乃至世界各国的人们，他们纷纷效仿、学习中华文化。然而时至近代，资本主义异军突起，西方文明跟随着资本主义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有更先进的理念、更人性化的内容、更科学的方法，隐藏在这背后，支撑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飞速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与之相伴的便是文化的扩张。如西方的宗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同他们的坚船利炮一起来到世界各地，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深刻影响。因此，经济的发展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文化利益，它不仅是综合国力的硬性评价指标，也是提升国家的文化竞争力的物质支撑。
2.综合国力决定国家文化吸引力
综合国力强大与否也决定了文化的吸引力的强弱。明中期以前，国外对中国的描述多以赞扬为主，将中国描述成地大物博、制度先进、历史悠久、令人神往的东方国度。18世纪以后，闭关政策、封建思想、政治腐败等因素致使国力逐步衰弱，中华文化沦落为连国人都意图抛弃的负担，文化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降到冰点。可见，综合国力是文化吸引力的重要来源。物质的繁荣和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强盛，但是国力衰弱的国家，其文化是注定没有吸引力的。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引领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国际地位明显上升。当今的中国正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走向世界。伴随着综合国力提升的是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强。近年来出现的国学热、汉语热等文化现象表明，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充满自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接受、追随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并不输于西方文化，而是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远落后于西方而导致文化被漠视。
3.综合国力提升要兼顾物质与精神两种生产文化
“走出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依托于综合国力的有力支撑，因此必须兼备物质与精神两种生产。综合国力的提升源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才能不断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从而提升综合国力。然而单纯的物质支持是不够的，没有灵魂的文化不能称其为文化。所以，一方面，我们仍然要大力推动经济、科技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为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大力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综合国力提升提供精神动力。
二、心理基础:高度的文化认知
心理基础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人的因素，即我们对文化的认知。这是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条件。文化认知是对本民族的文化及其精髓有深入了解，对民族文化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有所把握，以及当民族文化遇到外来文化时的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定位。也就是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能使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正确的认识，文化自信能引导我们用正确的心态对待民族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通往文化自强之路的心理依据，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心理基础，只有充分认知自己，审视自己，反思自己，才能创新发展，更加自信、自强，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发展既要反思过去，立足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要有民族特色，又要有全球视野。
1.文化自觉是文化“走出去”的自我认知和
内在动力所谓文化自觉，即是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要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清醒的认识，客观地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熟知它的深刻内涵，正确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从而自觉主动地推动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然而文化自觉不应单纯地停留在对本民族文化的发掘、保护和重建上，而是应本着开放的宗旨，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推动多元文化互动，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在文化反思中重新审视自身文化，既摆脱“全盘西化”的自我否定，又避免“全面复归”的盲目自信，在文化反思中做好自我定位，在文化批判中推动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文化“走出去”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文化就成为中国与世界相连的纽带。文化自觉为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内在动力。反过来，文化“走出去”为文化自觉提供了广阔空间，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可以更好地推动文化的创新与改革，增强文化的自主能力。只有走出去，文化才能真正的自觉、自信、自强。
2.文化自信是文化“走出去”的自我肯定和内在依据
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充分肯定，对理想的不懈追求，是文化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的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世界历史表明，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具有能将其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的文化，它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只有对民族文化充满信心，才能使文化在历史的洗礼中保持特色，接纳外来。中国辉煌灿烂的古代和充满屈辱的近代导致了“骄傲自大”和“盲目自卑”两种极端的文化心态，这些错误的心态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用理性、科学的心态对待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追求。文化自信是文化“走出去”的观念前提。文化自信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文化自信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的心理根基，只有对本民族文化充满信心，才能使中华文化以正确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立于不败之地。文化“走出去”为文化自信提升创造了条件。在同异质文化相遇时，中华文化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兼容并蓄的胸怀，既肯定自身的内在价值，又合理吸收外来的有利因素，使文化在不断创新中获得生命力。
三、制度基础:日趋完善的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的产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市场经济中，文化转变了以往的发展方式，以商品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共赢。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今天，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制度基础。
1.市场机制是文化“走出去”战略视角转换的动力机制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几次典型的文化“走出去”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张骞出使西域，目标是抗击匈奴，文化交流是完成政治目标的间接收获。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政策开放带来了空前的文化交流，唐文化在世界各地名噪一时，至今仍有影响。但是唐文化走向世界凭借的是唐文化的吸引力和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仿效学习，并将其带回本国。郑和下西洋更是依托于明成祖的大力推动得以实现。可见，历次文化“走出去”虽然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走出去”缺乏明显的经济动机，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市场机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收效甚微。反观西方，文化“走出去”则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在经济的主导下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效益。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然而西方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当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极度膨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对外扩张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西方国家纷纷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夹杂在经济扩张之中的还有文化输出与渗透。如宗教宣传、文化贸易、创办教育等，在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文化利益，使西方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无论在产量还是在世界电影市场的占有率，都居于前列。美国电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似真似幻的视听享受，而且还是传递美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它将美国式的思想、观念、生活、行为融入其中，无形中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巨额的票房收入和无形的文化渗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收益。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给文化带来的好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凭借产业化模式得到长足发展，在资本的刺激下，获得经济和文化效益双丰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制度保障
媒体集团是企业集团的一种具体形式，具有单个企业难以企及的经济功能和雄厚实力。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集团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过程，其规模、类型、体制特征均由市场来决定，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传播媒体的垄断和跨行业、跨地区经营。在我国，媒体集团目前已初具规模，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媒体集团。本文拟从动力机制着手对中西方媒体集团化进行分析、比较。
在西方社会，媒体与其说是一种宣传工具，倒不如说是一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产业。正因为如此，媒体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带有商业企业的性质，因此也就更多地偏向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
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纷纷出现生产集中化的趋势。媒体业的集中和垄断出现稍晚，但进展迅速。在传媒集团序列中最早出现的是报业集团，它在西方已有百余年历史。本杰明・斯克里普斯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报业集团。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传统被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发挥到了极致。在赫斯特的顶峰时期，集团拥有全美14％的报纸发行量和25％星期天报纸的发行量。今天美国报业集团的巨头甘耐特拥有92家日报，包括《今日美国》。二战之后，传媒产业扩张更为明显，大型传媒集团往往横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不同新闻媒体，还拥有大量与大众传播非相关企业。1996年10月，在同一媒体不得兼营生产与的法律期满失效后，美国的媒体集团化又掀起了新一轮热潮。迪斯尼率先兼并大都会广播公司，形成总资产达190亿美元的超级巨人。随后，时代华纳又与CNN宣布合并，继而NBC又与微软联手推出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传媒与信息并网，信息产业全面进入传媒行业，电视、电话、计算机开启了多媒体网络新时代，传媒的集团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这些媒体集团公司的出现是以谋求利润为中心的，这种集中是利益相关者在市场的驱动下，寻求商业同盟的结果。实际上，在西方，媒体集团与其他企业集团并无实质性区别。企业的集团化是一种必然，它是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资本的本性是扩张，扩张的结果必然导致兼并重组的发生。为了追求规模效益和垄断利润，成功企业越滚越大，企业集团便应运而生。传媒业在西方与其他企业遵循的是同样的市场规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相互竞争的数家传媒必然有胜有败，于是大鱼吃小鱼，胜者兼并败者，媒体集团的出现就成为市场经济下传媒企业化运作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媒体集团化完全是市场规律作用不同，我国媒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又往往是政府行为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的作用又往往是首要的。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媒体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直在事业制度下运作，报刊和广播电视在管理体制上是实行国家"统包"，其特点是权利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管理、行政干预过多、财务统收统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具有企业行为和商业行为，并提出产业化问题，集团化道路，首先取得突破的是报业，出版业、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也在积极地探索中，究其动因有以下三点：
1．新闻媒体追求利益的内在冲动。由于国家逐步取消对新闻媒体的财政补贴，把新闻媒体逐步推向自负盈亏的轨道，这种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促使新闻媒体走向产业化。拿最大的传统新闻媒体报纸来说，国家1985年就开始对报纸"断奶"，实行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收抵支，差额补贴，超额自留"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财务管理体制，这不仅意味着报社财务收支由政府统包统管变为自收自支，而且还意味着报纸出版所需的各种资源成本和报纸发行的价格，也要受市场供求关系制约，这就逼着新闻媒体逐步走向自负盈亏、自谋发展的道路。但在20世纪80年代，报社内部总体是"强事业，弱企业（管理）"的格局，"企业化"的经营收入仅仅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补充。报业与经济（商业）联姻的两大重要举措--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恢复、报纸广告--进入90年代才有突破性的进展。报业广告加速发展，更深层的是报业经营管理引入市场机制，"企业化"走到了"事业单位"这个壳所能允许的边缘。进入90年代， 全国各级报纸都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争取新的繁荣"的问题。1993年，多数新闻单位坚持"两个轮子"的办报方针，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一部分新创办的报纸则直接按企业化模式办报。2000年，以报团为标志的报业的企业化达到了。可以说，新闻媒体走集团化道路，实行产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新闻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惟一道路。
2．市场经济的外在压力。市场经济把新闻媒体纳入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体系，这种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新闻媒体走向产业化道路。这种市场竞争是残酷无情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它的基本规律，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无数个产品、企业、产业的兴衰史。新闻媒体一旦走向市场，也必然要服从优胜劣汰规律，不同的传媒因为历史传统、所处地域、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了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其中经济实力强的传媒利用经济优势很快进行设备更新、聚敛人才，并向兼并和扩张发展，形成人才资源和信息源的集约化，乃至影响对市场利润的大量占有。传媒业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就迫使更多新闻媒体试图通过合并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实行集团化，明确地把符合社会效益的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目标，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3．政府行为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日报》成为我国传媒集团的第一个试点单位与其说是市场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府行为。尽管其广告收入名列全国第一，但影响仅限于广东，且发行量排在10名以后，至于运行机制和发行实力也不是全国报业中最好的和最强的。如果考虑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报业集团的试点就不会是《广州日报》。但新闻出版署还是批准《广州日报》为我国首家报业集团，主要原因就在于报业集团对于我国报业来说是新生事物，为减少风险，用一张地方报纸来作试点无疑更为稳妥。所以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诞生是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政府作用又是主要的。事实上，从已成立的报业集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集团还是以党报等综合性日报为主体，集团化是一种高层次的政府决策行为，是在党报发行量呈普遍下降的趋势下，政府为确保党报舆论主导作用的一种出路。此外，对政府来说，媒体集团化有利于对其进行管理。媒体集团比分散的媒体好管。通过组建报团，化零为整，政府只要抓好"龙头"就可以了。
在我国，媒体是国有资产，政府作为出资人最有权决定传媒是否或如何重组，因而政府参与成为"必然"。所以，与西方不同，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媒体集团还将在企业与事业的双轨道路上努力寻求平衡：一方面，已成为一种行业，它不可能回到事业单位的老路上去，靠国家拨款生存；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特殊"的行业，政府参与（或干预）会比较多，"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走进现代企业的行列。但由于新闻媒体产业化的基础，是新闻媒体个体以企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所以可以预料，随着新闻媒体个体企业化和新闻媒体产业化的发展，"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体制肯定会有所改变。
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是难以消除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西方各国联手救市没有能阻止股市的继续下滑。从10月5日到11日一周之内股票价格又暴跌了20%以上，10月11日，布什在白宫宣布：“在领导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可发挥特殊的作用，美国政府会继续利用可供我们使用的一切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在当今情况下，有谁能相信布什的承诺呢！
依据经济学原理，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是难以消除这场广泛而深刻的金融危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预测，股票市值还将下跌20%。看来问题的解决必须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外找答案。英国已经制定了一项银行部分国有化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打算在私营银行中掺入国家股。这些措施使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缕社会主义色彩。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好像很突然，但它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以疯狂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最大化为内在动力和不可动摇的目标，美国和西方国家盛行的虚拟经济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适宜的载体和平台；而虚拟经济又是最容易造成信用危机的一种经济形式；信用缺失则是直接走向金融危机的阶梯。可见，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有一条无法改辄的路线图：利润和资本最大化虚拟经济信用缺失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同时，也给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敲响了警钟。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有强力刺激经济技术发展的一面，又有导致经济无政府状态发展的一面。也就是说，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针对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特性，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应该牢记两条：第一，要严格控制虚拟经济膨胀，必须把经济安全建立在壮大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笫二，一刻也不能放松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发挥市场经济积极性、遏制市场经济消极性不可或缺的手段。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所在。（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