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0:59: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宏观经济波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 系统性风险 Credit Risk+模型
一、研究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系统性风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提及，成为当前金融领域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然而，追溯金融历史将会发现，系统性风险早在1964年就已经被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illiam Sharp所定义。他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证券市场中不能通过分散的投资组合予以消除的风险，也就是俗称的不可分散风险。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得出，系统性风险具有外部性、突发性以及传染性的特点。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将会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风险管理和支付结算将难以通过金融服务机构和金融市场予以控制。因此，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系统性风险防范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重视。
Credit Risk+模型自从产生后，很好地对各个商业银行及其监管机构的经济资本进行了计量。但是，在全新的环境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着一些缺陷，使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
二、宏观经济波动条件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的主要缺陷及解决方法
（一）债务人违约概率确定不清楚
Credit Risk+模型在设计债务违约情况时，只考虑了债务人违约和不违约两种状态，并将条件违约概率作为一个不变的常数，由数学公式：
（2.1）
可以看出，Credit Risk+模型通过式（2.1）直接将0-1分布近似为泊松分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近似分布肯定会产生误差。通过对式（2.1）观察可以发现，当违约概率取值较小时，趋近于0，不等式两边趋近相同，泊松分布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取值的取值逐渐增大时，近似结果的误差也会逐渐增加。所以，当商业银行采用Credit Risk+模型进行计算组合资本时，其计算的精确度将受到违约概率的限制。
可以发现泊松分布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下的Credit Risk+模型缺乏适用性，解决办法是引入行业风险因子的相关性，使各个行业之间的风险因子不再独立，同时，对债务人的违约概率条件取值进行有效区间的限定，修正其缺陷。
（二）行业风险因子之间被假定为相互独立
Credit Risk+模型将行业风险因子之间设定了相互独立的条件，但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条件下这一缺陷将会凸显。
首先，债务人之间的违约相关性大小直接影响贷款组合风险水平的高低。对于日常的投资风险，一般都会采用风险分散的方法对投资进行组合降低风险。同样，为了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需要对各债务人进行违约相关性界定，从而影响贷款质量和经济资本。所以，在对Credit Risk+模型进行建模时，如何体现债务人间的贷款违约相关性，对模型整体设计有着关键性作用。
其次，将债务人之间的违约相关性纳入模型设计内需借助行业风险因子。贷款组合内任意两个债务人间的相关性系数的估计为[贷款数×（贷款数-1）]/2。可以看出，随着贷款笔数的增多，需要估计的相关性系数趋向于指数增长。再次，Credit Risk+模型对债务人违约相关性的处理。根据Credit Risk+模型的技术文档可以发现，为了将债务人之间的相关性纳入模型的设计，需要对债务人进行行业分类。同时一个行业对应一个风险因子，彼此之间相互独立。贷款组合中任一债务人的条件违约概率不但受到本行业风险因子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他行业相关性的影响。为了将各个影响因素考虑全面，需要对各个债务人的违约概率通过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观察贷款组合中的任意两位债务人是否有任意风险因子的作用，确定是否将他们看做是有相关性影响的债务人，从而把各个债务人之间的相关性设计进Credit Risk+模型当中。
以上分析发现，将风险因子的概念引入Credit Risk+的模型中，可以方便在模型设计中融入违约相关性的内容，弥补Credit Risk+对于各行业风险因子相互独立假设的缺陷。为此，Credit Risk+模型应该在进行宏观经济波动的设计运算中，引入变化的系统性风险因素概念。
（三）违约损失率被假定为一常数
在Credit Risk+模型中，组合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是直接将违约率的大小表现在贷款预期损失的高低上。在宏观经济波动条件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着第三个比较明显的缺陷是假定贷款的违约损失率为一常数。违约损失率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内部评级法要求计量的四大最主要参数之一，其计算方法为1减去回收率。
为此，为了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反应宏观经济等系统性因素的波动情况，Credit Risk+模型需要改变违约损失率的常数假设，增加结果的真实性。
三、结论
本文研究了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况下Credit Risk+模型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行业风险因子的相关性、改变违约损失率的常数假设的解决办法，以为其他使用者应对系统风险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吕志华.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Credit Risk+模型的重构及其在商业银行的应用[D].湖南大学.
3．1企业债务的”实际增长“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经济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计算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分析（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问题。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研究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当前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
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控制，减少投资支出。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企业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国经济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牛鼻子”（周正庆，1991）。社会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给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
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开始“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开始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展开去，向整个经济蔓延。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理论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衔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直接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研究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一分析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到底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给量减少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减少。同时，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动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动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动资金一下子减少20％。
总之，把握企业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工业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4．6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
在经济紧缩时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紧张”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紧张”，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如果以前在正常情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紧张”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变化）；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企业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经济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问题、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社会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法律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理论分析与实例研究，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方法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问题发展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自然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员鹑耸敌小比辉颉暗氖焙颍媪俦鹑艘捕运鞘敌型摹比弧埃峁赡苁顾蔷晨龈佣窕4送猓绻笠狄恢辈扇细竦摹比辉颉埃箍赡芊涟笠导浜侠淼纳桃敌庞霉叵档姆⒄埂?BR>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目前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经济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企业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目前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版权所有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要注意区分”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区分宏观问题与体制问题、微观问题、结构问题，以便真正能对症下药。象企业经营缺乏效率、产品不对路、经济结构不合理？quot；预算软约束”、法制不严等等，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与企业间债务增长相关的，但是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近期内解决的；要想在近期内缓解企业间债务问题，只能在给定的企业行为、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前提下用宏观政策（宏观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加以解决。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版权所有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关键词】信用风险 亲周期性 简化模型 结构模型
商业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带有明显的亲周期性,所谓亲周期性,简单的讲,就是商业银行会通过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具体表现为:在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信用违约会显著增加,相反经济处于繁荣时,信贷质量则会明显改善,因而银行信用也呈现萧条时收缩,繁荣时扩张的特点。信用风险的亲周期性问题已成为BaselⅡ的核心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和专家高度重视。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也明显带有亲周期性,如1992年、1993年经济高涨时商业银行过度信贷,1998年经济低迷时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出现,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因此,要增强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就必须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入手,将能够测量到的不稳定因素纳入到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中。
一、传统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即违约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模型按照建模的方法分类,可以分为结构模型(structural credit models)和简化模型(reduced form credit models)。结构模型基于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而简化模型借用了保险精算的思想。
1、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是由Merton(1974)和Galai、Masali(1976)基于期权理论提出来的。假设某企业风险资产为V,股本为S,债务面值(包括应收利息)为F,债务市值为B,到期日为T。该模型在假设市场无摩擦、无交易成本和税收,无风险利率为常数,公司价值等于股权价值加债务价值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以下几点:第一,公司价值变化服从du=vtdt+vtdzt的几何布朗运动。vt表示t时刻公司价值,表示公司期望收益率,表示公司价值波动率。第二,公司具有简单的资本结构,只发行一种普通公司债券,没有其他负债,且该债券为零息债券,面值为F,期限为T。债券到期前,公司不发行新的债券,不支付股利,不进行股票回购。第三,严格遵守绝对优先原则。只有债券持有人得到完全偿付后,股东才能获得正支付。因此,债券到期日的价值DT=min(VT,F)。
债券到期时,如果VT≤F,则股权和债券的收益分别为0和VT,如果VT>F,则股权和债券的收益分别为VT-F和F。因此,债权人需要持有一个卖出期权才能得到无风险支付F。此卖出期权到期时具有支付max[F-VT,0]。利用无套利原则,则信贷风险的价值等于以企业资产为标的物V的卖出期权,执行价格等于债务的面值F,到期日为T。如果无风险利率为r,则均衡状态时满足:
B0+P0=Fe-rT(1)
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则该卖出期权的价值为:
P0=-N(-d1)V0+Fe-rTN(-d2)(2)
其中,P0是基于V的卖出期权的价值;N(g)是累积的标准单位正态分布;是企业资产的波动率,即标准差;d1、d2 分别为:
d=
d=d-
假设该公司发行折现债券,根据公式(1)和(2),其到期收益率yr则为:
y==(3)
零息公司债券到期收益率与同期无风险利率之差,即信贷利差CS(Credit Spread)为:
CS=yr-r=-1n[N(d)+N(d)](4)
其中,是企业财务杠杆比率LR的倒数,即LR=。
以上公式表明,信贷利差是企业财务结构、资产波动性及债务到期日的函数。由于信贷利差本身反映了信用风险定价,因此,信用违约风险也取决于这三方面的因素。
在结构模型中,当资产的市场价值低于债务面值时,违约将会发生。所以,在信用期限内违约概率依赖于资产的市场价值与债务面值之间的距离,即违约距离DD(Distance to Default)。
假定企业资产在期初市场价值为V0,期末为VT,违约点对应的资产价值为v,则企业的违约概率可以表示为:PD=prob(VT≤v)。
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中,风险资产价值的波动被假定服从一个几何布朗运动过程:=dt+dz,其中,Vt表示t时期资产价值,资产回报呈即时正态分布;为常数漂移项,代表资产回报均值;为常数的资产回报波动率;z代表一个维纳过程。根据假设,对所有时间t,该风险资产的价值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即:Vt=V0exp[(-)t+Zt]。
假设投资者是风险中性的,对所有债券的预期回报是无风险利率,将换成r,则企业的违约概率可以表示为:
PD=prob(VT≤v)=prob(1nV0+(r-)T+ZT≤v)
=prob[ZT≤-]=N(-d)
其中,N(g)是一个标准累积正态分布,且:
d==
=
其中,V0e表示企业资产在期末的预期值,v代表违约点对应的资产市值,因而分子可以理解为期末企业资产市值到违约点的距离,分母是经过时间平方根调整后的资产回报波动性。相应地,d也就是标准化后的违约距离。
2、简化模型
简化模型(reduced form model)又称密度模型,与结构模型的违约由其资产过程决定不同,简化模型的违约是由一种给定的变量决定的。
假设N(t)为一个计数过程,用来表示违约数目,其密度为t,则N(t)的第一个跳跃就是违约的时间1,即1=inf{t∈R+│N(t)>0}。如果已知违约时间h,h∈R,则:
Nt=I(5)
如果t=为一个常数,则Nt为一个泊松过程,且
P{Nt-Ns=n}=(t-s)nnexp(-(t-s))(6)
假设无风险利率为rt,则货币市场账户的价值过程为:
=exp(rds)(7)
记为在[t,T]上发生违约的概率,则S(t,T)=1-P(t,T)为生存概率,则:
S(t,T)=P{>T│>t}=E{exp(-ds)│F}(8)
我们考虑一个T时刻到期,面值为1的无违约风险的零息票债券的价格可表示为:
p(t,T)=EQ(T,T)│F=E{exp(rds)│F}(9)
利用(8)和(9)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个可违约零息债券的价格。假设在时间≤T违约后,回收率为R,则此时可违约债券的价格Q(t,T)应该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没有违约,到期后本金可以按面值收回;另外一种情况是,发生违约,仅能按照违约回收率收回部分本金。假设债券面值为M,则Q(t,T)可以由下式给出:
Q(t,T)-EQ(T,T)│F-E≥t│F=ER│F
(10)
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
对于信用风险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有很多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根据经济周期是否能预测,可以粗略分为两种典型情况。在第一种假设中,经济周期是可以粗略预测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Andrew Crocket。他们把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变化看做是一个正弦曲线,因此,繁荣之后很可能是随之而来的衰退,衰退之后则会转为复苏。在这种假设之下,一个前瞻性的信用评级体系则应该是当经济繁荣时,考虑到衰退很快将会到来,就增加所评估的信用风险;而当经济衰退时考虑到经济最终将会转为复苏,就减小所评估的信用风险。第二种假设以Borio&Lowe(2001)为代表人物则认为,虽然宏观经济的波动呈现出了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的特征,但这种周期性变化特征太不规则了,根本无法事先作出预测。在这种假设下,一个前瞻性的评级体系则应该是当经济繁荣时,考虑到这种繁荣将得以延续,就减小所评估的信用风险;而当经济衰退时,考虑到衰退也将得以持续,相应也就增加所评估的信用风险。
然而,实践中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监管者都并没有走向这两种极端情形。因为经济预测的表现实在太差强人意了,经济现在的表现往往被认为是未来经济表现的最好指示器。所以,这就导致了商业银行体系并没有给予经济预测足够的重视,而是很大程度的依赖于当前宏观经济状态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评级期限通常为一年,是当前国内、国外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评级体系表现出的取向。所以,采用这些评级体系将会认为经济扩张时期信用风险是较低的,商业银行倾向增加信用投放;经济衰退时期则认为信用风险增加了,商业银行紧缩信用。商业银行的这种周期性的借贷行为具有亲经济周期的特点,最终可能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三、评价与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重视运用风险计量技术来进行风险管理,很多基于VaR(Value-at-Risk)的模型被运用到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计量领域中,这些模型包括穆迪公司的KMV、J P摩根的CreditMet rics、瑞士信贷第一信贷波士顿的Cred2itRisk+和麦肯锡的Credit PortfolioView等。尽管各种各样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结构,但在处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方面,大多数模型采用“外推”(Ex2t rapolate)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当前的经济状态是好的,意味着未来也是向好的,如果当前的经济状态是坏的,意味着未来将会变坏。具体来说,这些模型的评级周期是1年,违约率或信贷质量的变化只是评级周期机械地延伸的结果,并没有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国家监管力度加强,但是仍然存在着众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商业银行不仅要计量某一个“时点”上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更要随时关注风险岁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如何变化。这对商业银行和监管者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错误的估计了风险随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在扩张时期低估了风险而在衰退时期高估了风险,信用扩张和信用萎缩都会过度反应,这将最终放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而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赵信先:银行内部模型与监管模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Merton、Robert C: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 [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3(4).
[3] Philip Lowe:Credit Risk Measurement and Procyclicality[R].BIS Working Paper,2002(116).
内容摘要：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密切。目前，对服务业发展能否缓和宏观经济波动还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在定性分析前提下，采用1978-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时间序列资料，用HP滤波法分析了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波动性大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服务业的相对波动性是国民经济的1.2258倍。即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相反会加剧经济波动。
关键词：服务业 经济波动 HP滤波分析
研究背景
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先后迈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已经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远远超过农业和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位推动力。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历来受到经济学家关注的宏观经济波动性也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服务业比重提高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即服务业发展能否有助于缓和宏观经济波动呢？解释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历来是经济周期理论的重点研究内容。然而无论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是新凯恩斯主义都是从总量经济的角度，研究资本、技术、价格及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自身特征和对波动的影响，从服务经济学和产业角度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并不多。
在国外，伯恩斯最早（1960年）注意到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发生变动，他认为国民经济自身的发展就可以使波动性逐渐降低，因素之一就是服务业对经济周期不太敏感。伯恩斯只是通过观察定性的认为服务业发展可以缓和经济波动，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朱立斯利用1970年至1997年英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发现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服务业对经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文献对于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即肯定服务业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和反对服务业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而在国内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一是从产业层面关注和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学者不多，二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大多选取国外的样本，没有专门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研究。
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分析
服务业比重提高会影响宏观经济波动吗？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复杂多样，经济波动变得稳定往往不是单因素所能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是否与服务业发展有关？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是有可能的。
国民经济由三大产业构成。由于三大产业的生产和技术特点不同，其波动性存在差异。农业的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的增长率变动比较大。工业的增长率向来都是波动幅度最大的，在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的时期，国民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工业带来的。三次产业中，服务业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不可储存性等特点使得服务业的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小。
一是服务业产品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以酒店为例，酒店产品生产的同时，客人也开始了消费。在整个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产品基本上没有储存，生产了就立即被消费掉，有的甚至是边生产边消费。服务消费的稳定性决定了服务生产的稳定性，所以服务业产品的购买率与实际生产量非常接近，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二是服务业产品具有不可储存性。如酒店的客房和餐厅的座位一天或一餐出售不出去，它们的价值就会失去。因此，服务业产品不如制造业产品那样容易被储存。也正因为此，服务业产品受到存货投资周期波动的影响小，而存货周期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是与制造业相比，服务行业多是非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因素在服务业发挥的作用不如在制造业发挥的作用大。而投资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所以服务业的波动性相对较小。
四是服务业受到来自需求波动的影响比较小。经济扩张或收缩会较大程度影响到消费者的收入，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的购买，进而影响制造业的生产，造成经济波动。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面临的需求更加稳定，受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五是服务业就业相对稳定。服务业的工作专业性强，不宜频繁地更换员工，因此就业失业的变动性较小。另外，服务业更倾向于调节工资和工时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解雇员工来应对需求变动。
六是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受到进出口贸易的冲击较小。因为服务业产品具有不可储存性，使服务国际交易比实物贸易少，所以服务贸易对服务业的影响较小，服务业的波动受到来自国际贸易的冲击也较小。
由此可见，服务业本身的波动性较小，其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较小。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已经超过国民经济总量的一半，如果国民经济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部分比较稳定，那么国民经济总量波动自然变得相对稳定。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服务业发展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
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实证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迅猛。1978年，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为872.5
亿元，到了2008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到120486.6亿元，是1978年的139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3.9%提高到2008年的40.1%，中国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随着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我国GDP增长波动是否出现了幅度变小的趋势？
研究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增长波动，需要将增长序列的中长期趋势剔除，分离出波动的部分才能准确反映增长序列的波动情况。本文采用HP滤波法。HP滤波是由经济学家Hodrick和Prescott在1980年分析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使用的，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引用和认可。HP滤波法简便有效，它的原理可以概况如下：
设{Yt}是包含时间趋势成分和周期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时间趋势成分，{YtC}是其中的周期波动成分。则Yt=YtT+YtC (t=1,2,...,T)其中T是样本长度。计算HP滤波就是从{Yt}中将{YtT}分离。一般地，时间序列中不可观测的时间序列{YtT }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其中，σ1和σ2分别是时间序列当中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标准差。HP滤波依赖于参数λ，该参数需要先验地给定。当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序列为{Yt}，随着λ的增加，估计的趋势越光滑；当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的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
先利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法将时间序列分解成长期性趋势和周期性波动两个部分。剔除每个增长率序列的长期性趋势，对周期性波动的部分进行比较研究，判断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为了研究增长波动，本文分别考察了国民经济增加值增长率序列、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每个增长率序列都是通过对1978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取对数后做一阶差分得到的，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按照1978年不变价处理，最终得到了实际增加值增长率序列。
图1即为利用HP滤波法分解的中国国民经济和三大产业的时间趋势序列和周期波动序列。图2为中国国民经济和三大产业增加值增长波动性趋势曲线。从图2中可以发现，工业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国民经济的波动幅度，农业的波动幅度、服务业的波动幅度与国民经济波动幅度相比并不十分清晰。这需要通过计算，进一步的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更准确地衡量波动性，可以对国民经济增加值增长率序列、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序列的周期性波动部分分别计算标准差和相对标准差来衡量波动性和相对波动性，计算结果见表1。
通过计算得知：工业是中国三大产业中波动性最大的，农业是中国三大产业中波动性最小的。中国农业的增长波动性小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波动，只相当于国民经济波动性的93%。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波动性都大于国民经济的波动性，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波动性分别是国民经济的1.6631倍和1.2258倍。中国农业的波动幅度仅相当于工业波动的56%，相当于服务业波动的76%，说明中国农业表现出比工业和服务业更加稳定的特征。
西方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发展可以缓和经济波动，本文以中国为例，通过计算国民经济总量和三大产业增长波动序列的标准差和相对标准差论证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长波动比宏观经济增长波动要剧烈。即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相反会加剧经济波动。这似乎肯定了以费拉多、朱立斯为代表的西方反对服务业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们也应看到，1978年至2008年这三十年中国正经历着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中国服务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外，中国服务业增长的波动性比较大，可能也不能忽略行业构成因素，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和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1.Bums,Arthur F. Progress towards Economic Sta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0,50
2.Roura,Juan R.Cuadrado & Alvaro Ortiz V.Abarca.Business Cycle &Service Industries:General Trends & the Spanish Case[J].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2001,21
关键词：产业结构 Moore指数 HP滤波 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我国产业机构的变化历程分析
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对产业结构的了解和定位就是，它是指以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态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生产部门之间所占的比重与所创造的价值比重，对于我国而言，过去对产业结构这一问题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比重这一问题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由于这一问题造成的偏差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直接的体现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上。
二、产业机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变动的关系衡量
产业结构变动，从其本质上来看，仍然是生产力发展进化的体现，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我们要借用经济学相关原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的衡量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或者升级，都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来重要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式和计算来得出结论。Moore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这个公式主要表述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产业比重、GDP增长之间的关系，W,ti 表示t期第i产业产出占 GDP的比重,W ,it- 1表示t- 1期第i产业产出所占比重。定义θ= arcos (M+t)则表示的是在两个互相连接的时期内，产业向量之间的夹角，值越大，也就表示变化的程度越大。通过这种计算我们可以看出，在K值与Moore数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二者之间的指数变动情况近乎一致。这也就意味着，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二）宏观经济变动的衡量
对于宏观经济的变动，我们通常采用统计方法来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波动进行分析，主要有HP、BP和 Kalman滤波三种方式，本文中我们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来对我国近几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趋势经济分析。除此以外，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客观环境的影响，单一的统计方法可能无法完全的展现经济变化发展的形态，所以在学界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反映经济波动的形势，这种就是经济增长率方法，本文中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以便更加客观真实的展现出我国经济在近三十年中的变化发展历程。采用这两种分析方式以后，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的波动形态与HP滤波在形态上趋于一致，这种周期性的波峰和波谷与我们上文已经分析过的自1978年以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基本一致，这再一次验证了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的波动之间存在着客观必然的联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采用格兰杰关系实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所采取或者选择的变量之间都必须是稳定的变量，只有稳定的变量才能够更加真实的体现在一段时间长度内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的研究，必须排除大量的偶然性因素，选择与客观真实最相似的稳定值来作为研究对象是最佳选择。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必须重视滞后期的选择，即使对于同一组数据，如果选择的滞后期不同，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很大差异。这个结论意味着，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经历过几次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对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产生冲击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产业调整与当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状态密切相关，这种调整并不是完全脱离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作出，而是在大方向明确的情形下，根据当下的客观经济环境做出一些缓慢的改变和调整。从一个时间长度内来看，这一变化是明显的，但是具体到每一年或者几年中，这种变化的不明显的。通过这次检验，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的波动，是带来我们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依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外，一些非市场性因素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具有人为的操纵性，而这种变化的原因或者动力，就是来源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状况。
[关键词]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技术冲击
一、引 言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ydland和Prescott创建了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过去25年间，其主要结论是技术冲击(Technology Shocks)是引发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主体对经济情况变化的最优反应，政府不应该执行熨平经济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而应该着力于经济长期发展、对经济有长期效应的政策。近年来，国内学者在RBC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陈昆亭和龚六堂（2004） 在基本RBC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考虑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形成。黄赜琳（2005）构建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讲，RBC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更是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家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框架。
二、标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
在经济中生活着大量的同质消费者，每期他们拥有1单位时间，并可以将时间分配成劳动(Work)和休闲(Leisure)两部分，拥有K0单位生产性资本，其折旧率为0＜δ＜1。中央计划者(Central Planner)通过选择{Ct,Nt,Kt}∞t=0来最大化：
max E0βtU(Ct,1-Nt)：(1)
s.t. Ct+Kt+1≤F(Kt,Nt,At)+(1-δ)Kt ： (2)
其中，Ct是消费，Nt是劳动时间，Kt是资本,At表示技术，假设技术外生，服从一定的分布，经典设定为1nAt=ρ1nAt-1+εt，εt～N(0,σ2)即1nAt服从一阶自回归（AR(1)），εt为对技术增长率的冲击，即技术冲击。其中ρ表示技术冲击的持续性。
通过中央计划者问题，得到关于Ct,Nt,Kt,的三个一阶条件(First Order Conditions)：
UC(Ct,1-Nt)=λt3： (3)
UN(Ct,1-N)=λtFn(Kt,Nt,At)： (4)
λt=βEtλt+1(FK(Kt+1,Nt+1,At+1)+1-δ)： (5)
(2)，(3)，(4)和(5)共同组成了均衡系统(Equilibrium System),通过解这一均衡系统就可以解出{Ct,Nt,Kt}∞t=0的动态最优路径。由于此均衡系统为非线性系统，无法求出解析解(Analytical Solution)，经济学家通过参数校准后的均衡系统在稳态点进行一阶线性展开(Log Linearization)，并将均衡系统在计算机上进行数值模拟(Numerical Simulation)，以得到具体的均衡路径。
通过观察上述RBC模型，我们发现，其模型设置是如此简单，没有政府（转移支付、国债、税收），没有货币（价格、通货膨胀率），没有金融部门(Financial Sector)，没有外国部门（进出口、汇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经济(Model Economy)，其对真实经济却有着惊人的吻合。
从图1和图2两张图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用美国数据校准后的标准RBC模型从矩(Moment)角度相当好地（相对如此简单的模型设置和如此复杂的美国经济而言）拟合了现实经济。
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是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Standard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研究经济波动的模型最初是增长模型中借鉴过来，一般而言，波动和增长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主要是为经济波动研究所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一系列技术工具，为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波动提供一块共同的实验地。在基本的模型框架内，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经济原理、数据来修改局部的模型设置，然后进行数值模拟，与现实经济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此种修改设置是否有效地提高了模型对经济的解释力度。可以说，其分析框架为宏观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不亚于凯恩斯主义者的IS-LM分析框架。
四、总结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并且这一框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逐渐成为主流研究框架。RBC及理论，尽管其无法解释部分典型经济事实，其认为技术冲击是驱动经济周期的最重要的波动源也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其提供均衡分析框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不亚于凯恩斯主义者的IS-LM模型。可以说，不掌握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一系列技术工具，已经很难研究现代宏观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陈昆亭 龚六堂 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世界经济,2004第4期
[2]黄赜琳: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和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5第6期
摘 要：针对三大地带经济波动研究的匮乏以及各地带经济波动与我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密切联系，本文利用H-P滤波以及单位根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三大地带的经济波动以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经济波动与三大地带经济波动在曲线走势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并且是中部地带而不是东部地带对我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而西部地带对我国总体经济波动基本上没有影响。本文还对以上研究结论给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波动；三大地带；H-P滤波
一、引言
在研究我国经济波动的文献中，大多重点关注于以GDP为指标的全国总体经济波动。我们可以将这些文献大体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主要研究引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的因素，如樊明太（1992）研究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形成机制和模式，雎国余、蓝一（2005）考察了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对削弱经济波幅的作用。第二类研究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如刘恒、袁文平（2000）探讨了中国经济波动中的“宽带”现象，刘金全、樊剑青（2001）则讨论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在经济波动当中的各种非对称类型。第三类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在平滑波动中的作用，如史晋川（1996）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黄赜琳（2005）通过在RBC模型中加入政府的作用探讨了政府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以上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波动时仅研究了我国总体的经济波动，他们都没有考虑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不同的波动特征以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联系。实际上，在我国经济的演变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政策以及资源禀赋分布差异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逐渐形成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而经济结构的不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所强调的重点的差异又使得各个地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和经济波动特征。由于我国经济总体的波动是由各个地带的波动所构成，因此研究各地带的波动特性，探讨三大地带经济波动区间以及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可以为实现我国总体经济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刘树成等，2005）、努力延长增长区间、缩短衰退区间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
另外，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波动时大都直接采用GDP变量作为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作者认为，这一衡量方法是不甚科学的。由于经济波动是指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因此我们不能直接采用实际GDP变量来衡量经济波动，而应该采用产出缺口指标来衡量。鉴于此，本文首先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产出缺口作为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然后利用相关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我国三大地带经济波动的特征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联系。
本文余下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确定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第三部分实证研究各个地带的经济波动特征以及它们与总体经济波动的联系，最后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衡量经济波动的指标
Taylor和Woodford(1999)指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它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这些指标很多，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GDP，对于其它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GDP指标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即：
yt=yttrend+εt=y*+ytgap（1）
其中，yt是实际GDP，yttrend是实际GDP的长期趋势，y*是潜在GDP，εt是随机游走项，ytgap就是我们要考察的指标，即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为了便于对不同的经济波动进行比较，我们这里并不采用ytgap指标来衡量经济波动，而是采用了产出缺口指标，其定义为：
产出缺口表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占潜在产出的比率，它既可以反映我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又可以反映出对现有经济资源的利用程度。在式（2）中，GAP表示缺口，y表示产出，y*表示潜在产出。如果缺口GAP大于0，表明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经济增长处于繁荣期，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反之，如果缺口小于0，表明实际产出小于潜在产出，经济还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从中长期来说，估计产出缺口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确定经济增长的空间；从短期来看，主要可以评估通货膨胀的压力。具体来讲，通过对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经济政策的导向是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
关于潜在产出，经典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当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国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量。由于一国调动所有生产要素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能力很难精确度量，它对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要求非常高，因此本文的研究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潜在GDP的定义，即在稳定的通货膨胀条件下，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为潜在产出，在这个定义下，yt可以近似于yttrend。
三、计量经济分析
为分析市场机制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本文将数据样本期确定为1978-2004年。另外，我国总体经济总量用名义GDP来表示，各个经济地带的经济总量以其所包含省份的名义GDP的加总来衡量，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下面我们首先利用H-P滤波得到潜在产出及波动轨迹，然后考察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系。
（一）利用H-P滤波得到潜在产出及波动轨迹
H-P滤波是经常使用的经济变量趋势分解方法。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经济波动成分分离开来（Hodrick and Prescott,1997）。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t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Ct}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
yt=ytT+yCt（3）
利用H-P滤波从包含预测值的{yt}中将{ytT}分离出来，将其看作潜在产出，记为y*t。
图1至图4显示了依据H-P滤波得到的我国总体经济产出缺口（以gdpfil表示）和三大经济地带产出缺口（东、中、西部分别用eastfil、middlefil、westfil表示）的波动轨迹。
图1 中国总体经济波动曲线图 2 东部地区经济波动曲线
图3 中部地区经济波动曲线图4 西部地区经济波动曲线
从以上各图可以看出，三大地带与我国总体经济在波动曲线上表现出极强的相似性，尤其是我国经济总体、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体上说，从1978-2004年总体经济的波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3年，经济波动表现出从大的振幅到振幅逐渐减小的过程；第二阶段为1984-1989年，经济经历一个小振幅波动阶段；第三阶段为1990-1999年，经济经历了整整一个较大振幅的波动周期；第四阶段为2000至今，经济表现为较小的波动，只是从2003年开始，经济波动的振幅开始逐渐增大。之所以出现如此波动特征，是因为1978-1983年为我国改革的起步阶段，逐渐增强的市场力量和缓慢减弱的行政力量最终使得经济波动表现出从大震幅到震幅逐渐减小的过程；在经济经过先前市场改革力量释放的1984-1989阶段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市场化过程，包括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政府分税制改革等，再加上后来的金融危机，所以这一阶段波动的幅度又明显变大；从1999年开始，在各项改革措施到位、金融危机的冲击平息后，我国的经济波动趋于平缓。
另外，值得注意的两点是：（1）中西部地带从震幅上看明显大于东部地带和经济总体，这说明中西部地带抗冲击的能力差，而东部地带由于政令畅通、基础设施齐全、产业健全，所以应对冲击的能力强于中西部地带；（2）西部地带经济波动相对于东中部地带以及总体经济来说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二）三大地带经济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研究
OLS是研究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平稳时间序列变量，所以在计量回归之前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时间序列平稳，那么就可以直接进行OLS估计；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就需要探讨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下面我们使用ADF检验法来验证变量gdpfil、eastfil、middlefil和westfil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n表示滞后阶数（由赤池信息准则决定）。
由表1结果可知，4个时间序列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直接进行回归。设定估计方程如下：
gdpfil=α0eastfil+α1middlefil+α2westfil+ε（4）
其中，α0,α1,α2表示待估参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直接进行OLS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gdpfil=0.193144eastfil+0.295304middlefil+0.697553westfil（5）
（0.834943） （0.923072）
（1.820218）
R2=0.966677
调整后R2=0.9639
DW=0.502775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方程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为消除序列相关性，我们对方程进行重新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gdpfil=0.24641eastfil+0.725093middlefil-0.070056westfil+1.08936AR(1)-0.317038(2)（6）
（2.428032）
（4.241793）
（-0.368597） (5.562624）（-2.832999）
R2=0.98494
调整后R2=0.981928
DW=1.883514
括号内为t统计值。重新估计后的方程具有很高的拟合度，同时也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从参数的估计看，α0,α1均是显著的，但α3的P值为0.7163，说明该系数不显著，去掉变量westfil，我们得到如下估计结果：
gdpfil=0.230326eastfil+0.682617middlefil+1.101431AR(1)-0.325093AR(2) （7）
（2.601902）
（5.615208） （5.948327）（-3.062444）
R2=0.984836
调整后R2=0.982669
DW=1.840084
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984836，具有较高的拟合度，这说明三大地带的经济波动较好地解释了我国总体的经济波动；另外，变量eastfil、middlefil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2303、0.6826，这说明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最强，东部地区的解释力次之，而由于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因此西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对我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上述计量经济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由经济波动曲线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各个地带之间的波动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波峰、波谷、上升或下降的区间所对应的时间段几乎一致。这主要是因为：（1）我国经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在不同的地带间依据资源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以当冲击来临时，各地带对冲击的反应没有大的差别。这一结果是与我国宏观产业布局的初衷相违背的。我国在产业布局的伊始，就是希望通过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筑与各地带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以实现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国有经济占据优势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较多干预，我国的产业结构并没有体现产业政策的初衷，产业重构化严重，这使得我国总体经济波动与各地带波动间并没有因为产业结构的差异而对冲击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性。（2）政府部门的干预对我国大震幅经济波动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完善，以及宏观调控经验的增多，政府的调控将会逐渐变成熨平而不是引致经济波动。
第二，在我国的三大地带中，中部地带的经济波动对我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带次之，西部地带的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小，达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1）东、中部地带“热”“冷”差异很大,对宏观调控的承受能力及反应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尽管我国政府针对不同的地区实施了差别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承受能力的差异使得中部地带对政府宏观政策的反应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带。中部地带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不利冲击对中部企业的影响远比对东部企业大得多。东部企业的市场融资渠道多,在紧缩情况下企业融资的调整能力较强。中部企业基本依赖国家资金,一遇紧缩便易发生资金断档、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当宏观紧缩刚使东部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的时候,中部经济却已从正常增长陷入停滞衰退；而调控措施一放松,又会出现东部经济再度趋热及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宏观调控紧不得,松不得,可调整的空间很小。宏观紧缩常常未达到预期效果便中途放松,有时不是出于兼顾经济适度增长的考虑,而是迫于中部企业经营危机的压力。宏观调控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紧缩,不是“软着陆”过程中“紧”“松”搭配的主动调整,而是地区贫富差异及“热”“冷”差异压力下的被迫应急措施。因此，尽管东部地带经济总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巨大（1978－2004年东部地带GDP在我国GDP总量中所占的平均份额为54.9%），但其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却小于中部地带。（2）西部地带在我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大。1978－2004年，我国经济总量按照地带来划分，平均来说西部占18%，中部占27%，东部占54.9%，西部地带所占的份额大大小于中东部地带；在产业结构方面，西部地带的第一产业比例比东部地带高8.5%,比中部地带高1.27%，而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第一产业对经济的冲击更缺乏敏感性。这是我国西部地带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的重要原因。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不断地深化。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体制。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化宏观调控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督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法规，同时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其次，抓住目前经济回升的有利时机，加速经济结构形成机制的转变，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建立体现地带优势的产业结构。政府可以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与其他各项政策更好地配套结合，使政府投资能够带动社会尤其是民间投资，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回升。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包括：一方面要加强法制、税务、工商管理、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制，积极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最后，实行“差别性”宏观调控政策，对不同的地带要根据其波动特性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确保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中部地带尽管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其波动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力量。要实现我国经济波动在高位的平滑化，除了要加强中西部地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要对西、中、东三大地带采取不同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实施力度。比如说，由于东部地带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融资手段较为齐全，所以对东部地带要以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主，尽量减小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而中西部地带则由于在各方面相对落后，所以有必要加大调控力度，同时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樊明太. 1992. 中国经济波动的形成机制和模式［J］． 经济研究（12）．
黄赜琳. 2005.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6）．
雎国余,蓝一. 2005. 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微观基础的转变［J］. 中国社会科学（1）．
刘恒,袁文平. 2000． 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宽带现象探析［J］． 经济学动态（10）．
刘金全,范剑青. 2001. 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J］. 经济研究（5）．
刘树成,张晓晶,张平. 2005. 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J］. 经济研究（11）．
史晋川. 1996. 货币政策、经济周期与增长方式的转变［J］. 上海金融（6）．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关键词】 经济周期 信贷风险 亲周期性 逆周期
一、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的变动趋势
经济周期亦称为经济循环或商业循环，是指总体经济活动的发展趋势有规律的出现扩张和收缩的一种经济现象。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峰点和低谷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经济周期可以据此划为扩张期和收缩期。当经济变量从谷点运行到峰点时，经济处于扩张期；当经济变量从峰点运行到谷点时，经济处于收缩期。如果我们把经济扩张阶段的前半阶段称为复苏阶段，则后半阶段称为繁荣阶段，把经济收缩的前半段称为衰退阶段，后半阶段称为萧条阶段，整个经济周期便可划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
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不能在到期后全部收回信贷本金和利息或只能部分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正确认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特征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减少损失、增加收益和增强银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贷风险主要是由债务人自身因素和宏观系统因素所决定，宏观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系统风险，很难在银行贷款组合中进行分散。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表现为在经济扩张阶段信贷风险较低，而在经济衰退阶段信贷风险较高。经济周期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违约风险、违约损失和信用质量迁移风险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二、经济周期下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
1、商业银行自身因素
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活动中表现出明显的亲周期性。在宏观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信贷需求旺盛，银行此时也往往过于乐观，对风险估计不足而制定出较为激进的经营政策。信贷的过度扩张使得部分资金进入低盈利、高风险的项目。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收缩时，低盈利、高风险项目风险不断暴露，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对未来经济产生悲观情绪，此时银行可能会制定出保守的经营政策，甚至会过度收缩信贷规模，导致银行惜贷现象的发生，使得部分经营稳健的企业出现融资困难，使其正常的经营受到影响，致使银行不良资产进一步增加。
另外，商业银行一般会选择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健和发展潜力大的企业作为贷款对象。但是企业的盈利状况除了受自身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的变化会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周期影响信贷行业结构、期限结构和客户结构选择上：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相对增加对周期性行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其贷款期限也较长。这就会造成一种结果：当商业银行没有把握好经济周期变动规律时，商业银行就很难及时调整放贷对象，造成比较严重的信贷风险。因为在经济下行时期，周期性行业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冲击相对比较大，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弱小，同时期限较长的贷款也增加了银行信贷资产风险暴露的可能。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信贷资产质量下降。
2、借款人因素
经济周期变动会导致借款人经营状况的波动，并最终对借款人违约产生重要影响。当经济从萧条转为复苏时，经济增长使得企业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刺激企业增加投资，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使得总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会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并使得下一年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增加。经济形势的乐观和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企业的利润，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投资，导致经济高涨。在经济高涨时，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对收入的比率会提高（企业成本构成中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扩张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减少和产品成本的上升。在现行价格水平上，工人买不起企业的产品，市场无法出清。企业如果选择降价则会导致利润减少甚至亏损，企业投资随着利润的下降也减少，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引起企业盈利下降，商业银行将会减少信贷供给和向企业追债，导致企业破产，引发商业银行信贷损失。
3、监管层监管因素
金融监管的外部规则大大强化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这些外部规则主要包括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等。商业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顺周期性，在资本监管等外部规则下进一步得到强化，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1）资本监管。资本要求会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经济衰退发生时，监管层会要求商业银行有更多的资本来抵御风险，而当经济扩张时资本要求会随之降低。这样做虽然实现了对资本要求的动态管理目标，但经济扩张和衰退所导致的资本要求变动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强化宏观经济的波动程度。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对信贷风险直接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到监管层对资本的要求。在经济衰退时期，一方面商业银行坏账的增加会冲减银行资本；另一方面借款人信用等级的下降又会迫使商业银行增加银行资本。这无疑会大大制约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最终会加大经济的衰退程度。而在经济扩张时期，资本的顺周期性又会使得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促使经济进一步过热。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无疑使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系统风险。
（2）贷款损失计提规则。在监管体系下，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也是导致其信贷行为顺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周期性波动强化了商业银行信贷周期性特征，其结果会增加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最终对银行信贷资产产生不利影响。在经济繁荣扩张阶段，商业银行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降低，计提的损失拨备减少、利润增加，促使银行扩张信贷，推动宏观经济进一步扩张；在经济紧缩衰退阶段，违约率和损失率的上升，使得银行大量增加拨备计提，导致银行紧缩信贷规模，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延缓经济复苏进程。
通过在经济周期背景下对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周期、信贷周期、信贷风险周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信贷供给波动会增加实体经济波动的风险，这又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三、对策与建议
1、完善信贷经营机制
商业银行在信贷经营中应该做到：一是商业银行总行应该组建具有较高水平的、能够掌握经济周期变动的专家团队，前瞻性的预判宏观经济走势，为制定信贷经营战略提供依据。地区分行应该建立区域和行业风险控制部门，制定出较为稳妥的区域和行业信贷投放策略，控制信贷区域和行业风险。二是商业银行应该在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基础上，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授信额度，建立逆经济周期信贷授权机制。在经济繁荣上升时期，适当的控制银行分行的授信额度，在经济紧缩萧条阶段则适度扩大授权来增加信贷投放，以此来避免信贷过度扩张和收缩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
2、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建立跨周期的信贷风险计量模型
建立适当的跨经济周期信贷风险计量模型，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风险预警和管理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来看，大部分风险计量模型多采用“外推法”，违约率或信贷质量的变化只是评级机械式延伸的结果，显然这些计量方法，不适应计量由于宏观经济波动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变化的需要。因此，商业银行可以考虑改进信贷风险计量模型。一方面要建立至少跨越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违约数据库，完善数据库的建设，以此缓解数据期限跨度不够导致违约率易产生偏差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设计更为科学的计量风险模型，利用历史数据找出经济繁荣时期和衰退时期不同的违约区分指标，在考虑经济周期各个阶段指标差异的基础上，对信贷风险进行计量。
3、进行审慎的金融监管
监管层应当采取适当的逆周期政策和机制来弱化金融机构的顺周期，避免其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1）前瞻性的资本监管要求。由于内部评级法本身的亲周期性，使得计算出的监管资本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表现出较大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增加针对宏观系统风险的逆周期性资本要求，减弱银行信贷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由于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筹集资本要比在经济下行时期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也低很多。因此，监管机构可以考虑在经济繁荣时期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的持有，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经济衰退阶段大量损失提供足够的缓冲。这样可以保证经济衰退来临时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本金来增强银行面对危机的承受力。
（2）跨周期的拨备计提制度。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在损失准备金计提时，会计处理上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使得商业银行损失准备金计算在经济繁荣时期计提的少，而在经济衰退时期计提得多，导致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来临时缺乏足够的准备金来缓冲违约损失，加剧了商业银行的亲周期。因此，为了缓和信贷损失的顺周期性，建议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贷款损失拨备计提的前瞻性。
此外，可以设计一种将逆经济周期因素引入到现有的拨备计提制度中来，在这种制度下，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数据应当基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我们可以用整个经济周期中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除以该时期信贷总额，得出完整经济周期中的平均拨备比率。这样，在经济和信贷扩张时期应当使贷款损失拨备比率高于制度设计计算得出的平均拨备比率；在经济和信贷收缩时，由于在前期计提了额外的贷款损失准备，只需计提低于平均水平贷款损失拨备即可。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由于商业银行的亲周期带来的宏观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 陈昆亭：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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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玲、谢鹏霞：宏观经济波动规律的实证研究[J].商业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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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关键词 宏观经济 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
一、引言
不良贷款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而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存在重要影响，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考察是不良贷款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的分析有助于银行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防范信贷风险。
二、文献综述
Gambera（2000）通过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发现，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失业率、利率等都较好地解释了不良的变化。Fofack（2005）考察的是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发现这些国家的不良和GDP增长、实际利率等变量之间有强烈因果关系。周忠明（2005）以江苏省379户企业为样本进行调查，得出约70%不良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的结论。李思慧（2007）选取四个经济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不良与其呈强负相关，经济增长会推动不良减少。
国内在实证模型的选取方面，大多数文章的方法只局限于变量间的当期关系，无法对动态联系提供严密说明，而本文采用VAR模型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
三、宏观经济影响不良贷款率的实证分析
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企业总产值（IOV）、金融机构贷款（LOAN）、一年期贷款利率（BIR）、存款准备金率（RE）、财政支出（FE）和资产价格（AP），被解释变量为不良率（NPLR）。采用2004Q1至2012Q4的季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其中不良率数据来源于银监会网站，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我国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不良剥离，为使研究结果更准确，本文采用施华强（2005）的方法将不良率数据加以变换，计算剔除剥离后的不良率。对于GDP、IOV和FE这三个变量净增加值作为基本计量值。除BIR和RE外，其余解释变量均已对数化；BIR和RE使用的是季度加权数据。
所有变量都是I（1）序列，（NPLR，GDP，IOV，LOAN，BIR， RE， FE， A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VAR模型可估计变量动态关系。用Eviews得出VAR模型估计式如下，经检验模型可靠。
NPLR=0.2397NPLR（-1）+0.1234NPLR（-2）+1.9976GDP（-1）-2.8687GDP（-2）-1.6177IOV（-1）+0.0372IOV（-2）-9.1366LOAN（-1）+7.7527LOAN（-2）+0.8459BIR（-1）-0.3105BIR（-2）-0.1941RE（-1）+0.1615RE（-2）-1.6167FE（-1）+0.5631FE（-2）-0.7251AP（-1）+0.0483AP（-2）+64.6112
方差分解如表1所示。NPLR受自身影响占到50%左右，受BIR影响占24%左右，受GDP影响占12%左右，而来自RE、AP影响分别只有0.63%、0.40%。这说明NPLR受其自身影响最多，其次为BIR和GDP，而受RE、AP影响较小。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GDP、IOV、LOAN、FE和AP与NPLR呈负相关。当经济衰退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银行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下降，大量繁荣时期被掩盖的不良开始暴露。不良率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
（2）BIR和RE与NPLR之间呈正相关。央行加息会增加企业贷款成本，减弱偿债能力，带来不良率的提高。上调存准率会抑制信贷投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不良率上升。此外由方差分解知，调整BIR会对NPLR产生很大影响，这表明对NPLR而言，BIR是比RE猛烈得多的工具。
2、建议
（1）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保持健康稳定、平稳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银行系统的稳定，可以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政策制定部门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情况，防止泡沫的形成与破裂。
（2）加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控制，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银行需要将宏观经济波动纳入风险控制体系，加强信贷风险控制水平，风险控制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Gambera M. Simple Forecasts of Bank Loan Qualit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2000.
[2]Fofack， Non-performing loans in sub-Saharan Africa： Causal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2005.
[3]周忠明.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银行业监管，2005，6，45-46.
【关键词】RBC理论 RBC模型 经济周期 经济波动
20世纪80年代，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克特（198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理论）。RBC理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第一次系统地从供给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在分析方法上，RBC理论建立在典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RBC理论的大部分研究以美国经济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研究较少。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的经济数据，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卜永翔、勒炎，200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刘树成、张平、张晓晶，2005；殷剑峰，2006）。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验证结果加以充分和谨慎的比较分析，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一、RBC理论的基本模型及结论
1、RBC理论的基本模型
在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等条件假设下建立的RBC模型被称为RBC基本模型（basic RBC model）。RBC基本模型在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的一般均衡基础之上引入真实冲击，并考虑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为简便起见，假设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面临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Et表示在第t期的信息集合下求条件期望；?茁表示贴现率；?啄表示折旧率。
根据上述规划的一阶必要条件，补充初始资本存量、横截性条件、稳态时行为人的劳动供给等三个边界条件，可以得到求解最优规划解的充要条件。补充一些参数条件可以求得解析解。如果采用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法，在稳态附近对约束条件线性化，可以求得规划的数值解。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消费、劳动受技术冲击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从而给出经济周期的理论解释。
2、RBC理论的主要结论
RBC理论的主要结论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1）经济波动的根源。经济周期根源于真实变量异常变化造成的供给冲击。经济波动是正常的，与市场失败无关。
（2）经济波动的传播。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的跨期替代，即行为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优化配置自己的劳动时间。
（3）经济周期的过程。经济波动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面对冲击时所做出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系列冲击引起的均衡本身的波动。
（4）政府无须干预经济。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
（5）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根据当时的约束条件制定并宣布一项最优政策，这项政策宣布之后各经济行为人会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动，导致政府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新的条件下原来的最优政策不再是最优的，于是政策制定者就会采取一项与新的最优政策。前后两个政策的不一致，就导致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
1、RBC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前述的RBC基本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首先是需要完全竞争的市场；其次是价格灵活调整，市场连续出清，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三是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在现有的禀赋约束下追求其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四是完全信息，行为人理性预期；第五是不存在外部性。
2、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模型假设条件的满足情况
RBC理论主要研究完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波动，RBC基本模型有着诸多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是难以完全满足的。
（1）尽管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研究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直接采用RBC模型是不可行的，即使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直接采用RBC模型也会存在偏差。
（2）由于我国存在最低工资标准等限制条件以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价格灵活调整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也是不完全成立的，非自愿失业在当前大量存在。
（3）由于过去的5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政策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信息不完全，使得行为人难以做出理性的预期。例如，我国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一波三折引起了证券市场的非理。
由于RBC理论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难以完全满足，因此，借鉴RBC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基本模型进行修订。
此外，RBC模型中的参数及国外研究中确定的数据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所做的研究中一些参数的取值是采用King & Rebelo（1999）对于美国数据的估计值，这个参数实际上还包含了制度变化的因素，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三、RBC理论模型应用于我国有待修订的问题
RBC基本模型本身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需要予以完善。
1、RBC基本模型无法对经济周期中就业的变化做出有力的解释
基本模型需要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足够大才能对就业波动进行解释，但经验研究表明劳动的跨期替代弹性很可能小于1。另外，基本模型表明只有工资暂时性变化时才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较显著影响，而研究表明，工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持久性。
针对这一缺陷，许多学者尝试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如引入劳动不可分性和劳动契约）或修改生产函数（如引入资本利用率）形成拓展模型。
2、经验数据表明实际工资与产出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通过模型的公式推导，产出与实际工资的相关系数等于1，实际经验数据则表明实际工作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明显。
针对这一缺陷，克里斯蒂诺和伊齐鲍姆（1992）引入了政府支出。
3、RBC基本模型对于冲击过程存在很大的依赖性
根据RBC基本模型，如果生产技术的冲击是一个自回归过程，才能较好地模拟经济波动的实际情况。若技术冲击是一个白噪声或符合单位根过程，那么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结果将无法模拟经济周期中的特征事实。
针对这一缺陷，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修改，引入劳动调整成本，或者引入资本利用率和凸性的资本折旧函数。
4、RBC基本模型用索洛残差难以准确衡量真实冲击
许多经济学家将索洛残差作为衡量真实冲击的标准，但索洛残差是除去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产出影响量的剩余量，是许多未知因素的综合，含有很大的波动性，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也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而且索洛残差是否能有效衡量真实冲击也受到质疑。例如，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索洛残差经常出现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认为真实冲击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出现退步？
5、用校准的方法检验模型影响了模型的解释力
采用校准方法而没有运用计量的方法，使得RBC模型与数据的匹配有相当大的弹性，所以当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重要的“矩阵”匹配得很好时，也可能无法判断模型是否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尽管可以通过广义矩阵法对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幅度进行统一的估计，但模拟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仍受到质疑。
四、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依据RBC理论的基本模型与结论，从RBC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以及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借鉴RBC理论的可行性与条件，有如下的结论及建议。
1、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RBC理论的模型有着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中国的经济环境难以完全满足模型的假设条件，应用RBC理论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应用模型时需要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全面考量和分析。
2、对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进行修订
RBC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架构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修订。例如：引入政府支出、引入劳动调整成本，修订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我国学者殷剑峰（2006）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典型事实，引入了劳动力的现期跨部门替代，构建了基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周期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问题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3、重新估算各种参数
模型的参数如何取值是评价标准RBC模型对中国数据解释力的关键之一，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有争议的各种参数重新估算。例如，折旧率对于波动是很关键的因素，直接影响资本存量的估算，间接影响到估算的技术冲击变量；再如，劳动份额影响模型中所估计的技术冲击时间序列，而且决定模型中各变量对外在冲击如何传播。
4、实证研究中样本数据的取值应考虑具体国情
例如资本存量的估计、劳动时间采用的标准，应该予以科学的判定说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据与现在的统计口径存在很大区别，这些是否需要调整或者是否需要分两个阶段分别校准，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
尽管RBC模型在我国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些限制性条件，且模型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RBC理论对于进行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仍然有积极的意义。例如，通过RBC理论，有助于认识稳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析政府对教育、高新技术的支持力度问题，有助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关注长期性、一致性以及完善政策的制订机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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