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0:59: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社会适应；公共政策；四川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97-05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都普遍地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点，即城乡老龄化水平倒挂明显。日本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4.5个百分点，韩国则超过13.8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乡村高于城市，200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高1.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提高到2.38个百分点。①研究表明，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状况才将会发生转变，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1〕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城市的主要驱动力是持续性的大规模农村年轻劳动力乡―城转移。
然而，我们既有的养老保险政策、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农村产业政策等并未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以及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的实情，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鸿沟凸显在老年人群体上。2012年城乡养老金收入差异达到24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不断加大，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不良后果将由农村来承担。〔2〕因而，正确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及时调整农村政策，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为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老龄人口的社会适应，探讨农村政策调整领域与方向。
一、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保持在900万左右，农村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1.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居西部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在全国则处于第四位（排在重庆、江苏、浙江之后），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与江苏、浙江不同，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人均经济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大大落后上述两省，乡村“未富先老”特征十分突出。从纵向来看，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十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同期2.56%的平均增长幅度。
2. 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2010年，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分别为：资阳市（15.07%）、眉山市（14.91%）和广安市（14.4%），①南充、绵阳、自贡、乐山等人口老龄化水平均也都超过了13%，成为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处于第二梯队有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等5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6%）。第三梯队成员有泸州、成都、巴中、宜宾和雅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全省但高于11%。第四梯队的攀枝花和阿坝州，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程度较低（10%以下）。处于第五梯队的甘孜和凉山是全省21个市（州）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
表1四川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特点
农村65+人口占比市（州）≥13%资阳、眉山、广安、南充、绵阳、自贡、乐山12%～13%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11%～12%泸州、成都、巴中、宜宾、雅安7%～10%攀枝花市、阿坝州≤7%甘孜州、凉山州 3.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基本同步。图1 是全省各市州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直观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影响，广安市等跨省转移劳动力较高的市同时也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眉山、资阳两市，尽管跨省劳动力转移水平不高但紧邻成都，农村劳动力向成都的转移同样形成了较高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成都、攀枝花等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对农村辐射带动能力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而较低。随着跨省劳动力增量的逐年回落与存量劳动力的回流，因跨省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但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以及省内跨区域转移，将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老龄化形态。
四川所实施的劳务输出发展定位在成功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扶贫的同时，也铸成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四川流出人口总量达到890.5万人（位居全国第二位），流入人口只有112.9万人，净流出人口达777.7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位，排在安徽、河南之后）。从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居住地属性来看，无疑净流出人口的主力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来自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当年跨省转移劳动力为907.23万人，大于人口普查数据），与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叠加，进一步推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且，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年轻人还将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深。
二、四川农村老龄人口生存现状审视
1. 老年人口以高比例参与社会劳动且集中在传统农业领域。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口一般不参与社会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等活动，年轻人是农村社会劳动的主力军，老年人则退出一线生产而回归家务劳动，如照顾子孙、做饭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农村传统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老年人替代转移的农村年轻劳动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农业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而提高（表2）。在4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从事农业的比重也从81.2%（45-49岁年龄组）增加到97.6%（70-74岁年龄组）。分性别来看，男性50岁及以后年龄组从事农业的比重达到83.7%（50-54岁组）-97.5%（70-74岁组），女性为88.3%（45-49岁组）-98.4%（70-74岁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与女性化两大特征非常突出。
3. 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随年龄增加而减弱且城乡差距大。健康是老年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指标，也是能否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四川农村老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表4）。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在70岁以后急剧下降，70-74岁年龄组健康老人比重下降到不足两成，随着年龄增长农村健康老人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相反，城市同龄组的健康老人比重均高于农村，在70-74岁组两者相差达到22.2个百分点，最低也有10.6个百分点（百岁以上老人年龄组）。与城乡健康老人的比重差异不相适应的是，同龄组老人们养老资源中个人收入占比却呈现出农村远高于城市的反向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于城市但依靠个人收入来源满足自己的养老却是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选择，农村养老得靠自己，在自己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依靠家人，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
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是指个人的观念、行为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就是指农村老年人的观念、生产行为、养老策略等随着农村年轻人大量乡――城转移后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老年人对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社会劳动、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家庭照料等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而逐步强化，老年人在养老观念、家庭劳动力资源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社区组织建设等方面均得到良好体现。
1. 养老观念适应：自养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传统农村老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60岁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并由子女承担养老是极正常的。但随着农村年轻人的大量外出，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自养成为低龄老人的首选策略，但高龄老人以及失能老人仍然依靠家庭养老。现实生活中，部分低龄老人还用自己的收入反补儿女。笔者在崇州市采访过多名7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他们不仅自己承担着看护园林的任务（常年独居在园林的护院房），还在园林下种植豆类等作物，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有一半的收入是给孙子交各类培训费与外出打工路费。老人们对子女、孙辈外出务工多持积极态度并主动承担了照顾孙辈、耕种承包地、协调邻里关系等任务。老人们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所需的数万元费用，也多来自自己的积蓄。有的老人将为子女带孩子戏称为“婚嫁服务”。
2. 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主体适应：老年人口挑大梁。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建组织）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明显，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较低。这种年龄结构是适应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结果，也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一种常态化趋势。目前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大学生村官对个人发展前景的担忧很难留住村官。因此，村级基层组织管理服务人员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边缘村落，村级服务者的年龄越大。不仅如此，农村广泛实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其参与主体大都是老年人。
3. 土地权属改变适应：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耕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民最后的保障。近年来，耕地流转速度在不断加速，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重要驱动力量之一，也是农村老龄人口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四川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从2010年的975.8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195.8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0.5%），合同流转面积也从2010年的527.7万亩增加到2012年的646.5万亩。①五分之一的农村家庭承包耕地实现了流转，其中一半以上是合同流转面积（也就是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形态）。以成都近郊的崇州市羊马镇为例，全镇农村承包耕地大部分被城市商业资本租赁而流转。此外，农户之间流转也比较多，流转形式各异，或转给亲戚朋友，或转给邻居。
4. 作物品种适应：商品作物取代传统大宗农作物。耕地不仅流转速度加快，利用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传统作物被商品作物所取代。流转后的土地，以商品作物为主；未流转土地的利用形态同样发生变化：园林绿化植物、水果蔬菜等大面积种植。笔者走访的一名农户，家里4.5亩地，一亩被租用（年租金2000元，另支付地内树木3.5万元），其余3.5亩全部改为种树，原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太累人，一家3口又吃不了那么多粮食，还不如种树，自己带着孙儿打工挣钱。当树的市价好时，就出售一些，市价不好就留着，反正也没有指望从地里赚钱。在大邑县的一些山村，农民也将坡耕地变成了园地，栽树种竹，成片的树林竹林犹如绿色银行，源源不断地为农民提供财富。笔者还了解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将竹子按一定规格劈成细条出售给香蜡厂赚取手工费，一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随着老年人身体精力的下降，季节性较强的大宗农作物种植受到抑制，耗时少又环保的园林（观赏树、竹子等）作物受到青睐。
四、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调整方向
1. 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达成共识。尽管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形成共识并提出了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政策，但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却缺少足够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重点依然保持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优先的思路，养老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城市优先，城乡差别巨大，农村承担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成本。正如前述，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老人生存状态更差，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口尽管在努力适应年轻人转移后的农村社会现状，但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养老产业以及医疗健康、居住分散等，农村养老政府投入较低，不仅养老保险未能全覆盖，而且养老资源（如养老机构的建设）严重不足，农村政府型机构养（敬）老院的养老对象为农村三无人员（五保户等），而设置在农村的市场化养老机构的定位对象又多为城市中产及以上老人服务，农村老人只能在家孤独地自我养老。因此，农村养老责任承担应有家庭与子女承担为主转向以政府与社会承担为主转变。〔3〕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养老资源分配，加大政府补贴型养老机构建设，主动承担起农村养老的托底责任。同时，通过多方渠道筹集农村养老资源，鼓励农村富裕阶层投资养老产业的发展。
2. 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以应对村落调整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据统计中国前十年已消亡90多万个村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年轻人流入城市而留守老人逐渐去世，还将有更多的村庄在未来20-40年消亡。面对村庄消亡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事实，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愉快地安度晚年。一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废弃设施如学校、活动室以及农户废弃的房屋等，将其加以改造建成村级养老服务中心，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与交流、娱乐服务；二是完善中心村与镇的规划，在中心村建设多功能活动场地（这种场所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在中心镇规划老年服务中心与养老中心，可开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
3. 提供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城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将农
①2012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http：///scnq/2661.jhtml。村公共服务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各地都实施了医疗卫生、教育、乡村市场、乡村图书室、活动室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大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更多是着眼于农村正常的人口结构，是以农村整体人口为主的，缺乏人口年龄结构的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乡村人口老龄化意识，老年人不能分享到这些基本的服务。对此，应针对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的农村人口主体特性，提供与老年人口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养老机构建设、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社区农资服务、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应该体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倾向，帮助农村社区建立老年人自助组织，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大力开发低龄老人的养老服务潜力。农村低龄老年人口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低龄老人主要是指70岁及以下老年人口（男性为60-70岁，女性为55-70岁），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劳动参与率较高，是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随着农村耕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这部分群体的农村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具有参与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一是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相应的护理与照料服务。他们自身也是老人，对老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熟悉老人需求，是养老服务中心最为理想的员工。二是成为农村养老产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村养老产业不仅是养老服务中心，还包括老年人的医疗、陪护等服务型产业，也有文化、娱乐、餐饮、食品、保健等系列产业，农村低龄老人均能参与这些产业的发展。三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在居住空间上出现分离，老人的日渐陪护照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政府则对低龄老人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既可增加低龄老人收入又可减少农村高龄失能老人负担。
5. 为农村高龄农业劳动力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农业生产劳动者高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年轻人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极少有农业情结并留在农村务农，即使是现在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也都年龄偏大。高龄农业生产者面临着文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不足、现代科技（电脑等）认知障碍等。据统计，四川省农业劳动力中有8.6%未上过学，48.3%的仅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占39%，高中文化占3.7%，大专及以上只占0.4%。①鉴于此，农业部门应针对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提供图文并茂的技术综合服务，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开展技术培训，在服务时间、培训内容与形式上，更多体现年龄与性别特点，帮助老年农业劳动力改善农业生产技能。
6.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免费健康检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法》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60岁以上的老人有获得社会养老资源的基本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自养与家庭养老特点突出。2010年，四川农村65岁以上人口中，有低保的老人仅占农村同龄老人的4.8%，有55.7%的同龄老人靠家庭，34%的同龄老人靠自己。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城流动，依靠家庭养老将面临养老生存危机。政府应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给予农村更多倾斜，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金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在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应逐年提高高龄老人的经济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也可以减轻流动人口的家庭供养压力。同时，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健康检查制度，为农村老人提供免费隔年体检。
〔参考文献〕
〔1〕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土地流转；安徽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6-116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accompanied by women oriented phenomenon， reasons for the ageing and its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were pointe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eplying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od security； land circulation； Anhui
诙力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劳动力的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作为农业大省，安徽正加紧推进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等受到严峻挑战。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流向非农业产业和城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龄结构日益老化，进而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农业的不景气，甚至产生衰退[2]。如何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安徽的现代农业，是当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之一。
1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
1.1 安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人口老龄化同样具有城乡差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3]。据2014年《安徽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安徽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6 030万人，老年人口系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2.24%；另据2014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同期安徽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由表1可知，综合比较2005～2013年安徽省老年人口系数和同期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发现除2009年外，安徽省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从2005年的10.87%上升到2013年的12.74%。可见，安徽农村老龄化表现出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的特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于城镇水平，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其严峻。
1.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高龄化、妇女化形势严峻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人口。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者为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而在15～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64岁人口所占比例呈现日趋增高的态势时则称之为劳动力高龄化[4]。由表2可知，安徽在2006年底，仅51～60岁一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占比就达18.59%，已经超过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15%的标准，尚未将41～50岁和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中符合规定的人数计算在内。若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进行估算，安徽农村老年劳动力人口占比至少达到30%，远远超过国际规定。此外，表2的农业普查数据还显示，安徽农业劳动力高龄化（51～60岁和60岁以上占比）程度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水平，且年龄越高，安徽劳动力高龄化程度越大。在51～60岁年龄段内，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8.59%，全国平均水平为17.10%，中部平均水平为17.80%，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9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0.79个百分点；在60岁以上年龄段，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0.02%，全国平均水平为7.89%，中部平均水平为8.43%，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另外，安徽农业劳动力不仅呈现出高龄化现象，还表现出妇女化现象。安徽农业男性劳动力占比（49.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83%）和中部平均水平（50.35%），而安徽农业女性劳动力占比（50.54%）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17%）和中部平均水平（49.65%）。总体来看，安徽农业劳动力早已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加重。因此“农民荒”、“‘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2]，安徽尤为明显。
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化现象，是社会老龄化、流动人口涌向外省、农村高龄老人被迫从事农业、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安徽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然而为保证粮食安全及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不能长期建立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基础上[5]。因此，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作为农业大省，安徽必须积极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稳定发展。
4.1 培育新型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人才支撑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顺利转型的关键。效率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是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率提升，二是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不管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还是利用农业技术，这都对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提出新的挑战。基于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十分严峻的客观情况，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素质、技能水平，鼓励新型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运用现代化农业装备，无疑是推进安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此外，懂得农产品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经营理念的农业人才，了解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型职业农民都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民增收的生力军和人才基础，都需要政府大力培养、重点支持。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
城镇化的推进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进而使安徽的农业生产对新的主体产生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11]。然而，在中国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农业面临家庭承包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15]。现阶段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带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高；而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大量土地浪费，懒人农业和老人农业现象普遍，妨碍农业生产大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因此，为保证农业生产、粮食增收，安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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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分析
科左后旗位于通辽市东南部，辖12个苏木镇，4个农牧场辖，有455个嘎查，蒙古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本文拟选取的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口为667人，是纯蒙古族聚居村，也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自然村，所以选其为调研对象，分别对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结构及文化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
1、年龄及性别结构
本文根据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将年龄进行分段，并对花灯嘎查从1999年到目前为止近十五年内各年龄段人口变化进行了详细调查。
如图1所示，2014年花灯嘎查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1999年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占总人口的10.64%；15―64岁之间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77.6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1.7%，较1999年增长了5%。
对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本文使用的是联合国人口组织制定的标准，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5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花灯嘎查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1.7%，这表明花灯嘎查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并有加剧趋势。而花灯嘎查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老年死亡率下降以及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剧。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花灯嘎查在村人口中，女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69%，男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08%，在村人口性别比为169.57。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74。性别比过高或过低都不正常，而花灯嘎查性别比明显过高，主要是受中国几百年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所致。
2、就业结构
科左后旗花灯嘎查的一部分劳动力除了从事农牧业以外，剩余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商业、养殖业、劳务服务业等多种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以下对花灯嘎查在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分别进行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和表1得知，截止到2014年11月，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数为667人，在村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为71.21%。从事副业的总共有10家，其中个体小商店共有6家，修理部有2家，专业养殖户1家，出售化肥农药的1家。而根据实际调查得知，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外出打工人群中，15―34岁之间的男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男性人口的比重为56.96%，15―34岁之间的女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女性人口的比重为71.05%。人口迁移去打工的盟市主要包括北京、呼和浩特、通辽、锡盟、呼伦贝尔等地。花灯嘎查流动人口就业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最高，占总流动人口的62.34%，主要分布在住宿餐饮业，由于普遍文化程度低，所以其只能从事比较笨重的体力劳动。剩下的依次分布在批发零售业（19.39%）、建筑业（11.23%）与社会服务业（7.04%）。
3、文化结构
国家统计局针对人口普查，对人口文盲率下了定义：文盲率是指15岁及以上未上过学且不识字的人口占相应人口的比例。本次文盲率调查针对农业户主进行展开，因为户主是家庭主导力量，户主有文化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高低。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如图2所示，花灯嘎查有183户，其中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达到31人，文盲率为17%，学历以小学初中居多，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户主未上过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也未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人口数众多，生活艰难。户主总体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有一部分只能从事一些较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一部分丧失体力劳动的就只能“养儿防老”。这样不仅会影响家庭收入、当地经济发展，也会阻碍农村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同时还会增加社会负担。
二、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降低劳动力素质
科左后旗劳动力结构发生的变动，无论是从文化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将使得劳动力素质下降。根据以上调查，花灯嘎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必然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导致农村贫困化的加剧（Chin和Maddox等）。农业劳动力“妇女化”，意味着一个无论从体力、技术、获得资本支持的能力还是从精神状态上讲，都呈弱势的群体在支撑着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经济，这自然就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以及农村经济的“空壳化”。而农业增长潜力下降、农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耕地面临的主要问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只会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阻碍农业增收
农村人口“空心化”已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村土地的抛荒和闲置，已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花灯嘎查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妇女和老人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来源和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种地务农劳动强度大，再加上播种需要大量的器械化设备，妇女劳动力在这方面大大受限。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变高，在花灯嘎查雇佣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甚至一天达到200―300百元。随着农村留守人员老龄化的不断增长，使得农耕力不从心，很多农村老年人在选品种时，一般会选择易于耕种的品种，使得农作物种植单一化，农业效率低下，农产品很难实现增收。而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会制约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3、阻碍农业科技推广
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最主要靠的是农民，所以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特别是文化素质较高，能够快速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青壮年。而花灯嘎查缺的就是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人才，由于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力资源都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使其人才更加缺乏。根据对在村人口户主学历调查得知，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达到17%，户主上到小学的人数比例达到总人数的4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的推进，需要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而青壮年大部分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在村老年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制约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对策建议
1、促进农业规模化
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妇女化等一系列现象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以家庭承包制为主，往往农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小，加上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大型农业器械价格又太过昂贵，根本无法推行农业机械化，因而必须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土地集中。如何既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对此，政府应出台一些相应政策，如建立合作社，采取有偿转让、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农村闲置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生产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支持妇女创业
政府应该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妇女化的现状，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农村妇女创业。科左后旗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政府可以出资在农村建立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店，专门制作有民族特点的服饰或手工艺品，并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聘请一些擅长这方面技艺的专家进行指点。民族地区传统手工技艺在操作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要求较低，没有年龄要求，且制作传统手工艺不仅能够传承民族文化，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就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
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的主要行业为农业且参与了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的劳动力，即一年内从业时间最长的行业是农业的劳动力;一年内凡是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业的，且每种行业的从业时间大体相同，则按收入最多的行业为从事的主要行业。
1农业劳动力结构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或转向非农领域，农业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短缺。通过对样本中207位劳动力从业状态的统计发现，农业劳动力为75人，仅占所有成年劳动力的36．2%，平均每户拥有农业劳动力75/70=1．07人。M村大约66%的劳动力游离在农业之外，有的在东南沿海、省会城市远距离务工，有的在县城甚至村庄内部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M村在农忙时会出现短工市场，农户通过雇佣短工或是邻里间互助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对样本中75位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性别分布。M村整体劳动力男女比例平衡，农业劳动力却男女比例失衡，女性(62．67%)比男性(37．33%)高出25个百分点。从男女自身择业状态来看，大约一半女性选择从事农业劳动，而男性中不到30%的人选择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原因是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由于家庭劳务的牵绊，相比男性，更难转移出去。
2)受教育程度分布。研究将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共5个等级。通过对样本中75位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析，发现该村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不识字者占到了20%，大部分人集中在小学和初中。从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劳动力择业状态分析，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17位“不识字”中16人是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23位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成年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农业劳动力。唯一的一位大专学历是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外出。M村农民普遍重视教育，村中培养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能回来从事农业的凤毛麟角。可见，当前农村、农业发展人才缺乏。
3)年龄分布(表1)。从整体的年龄结构来看，M村人口呈正态分布，青壮年(16岁～40岁)达60%以上，但是，此年龄段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34%。表1地反映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占农业劳动力比例在上升。16～24岁的人数最少，仅有5人，其中2人患有疾病无法外出。人数最多的是50～59岁，占34．67%。从不同年龄段择业状态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业劳动力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不断增加，相反，外出务工人数占该年龄段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逐渐下降，见图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M村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性别比例失衡，以女性为主;受教育水平低，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高学历人才普遍永久性地离开了农业;年龄梯队不完整，年龄偏高，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况分析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经样本统计推测，M村已经处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状态。上文已经分析了M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分布，随着年龄的上升，农业劳动力比重逐渐增大。为了更准确地判断M村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笔者以50岁为界，分别统计了两个年龄段人数比例(表2)。如表2所示，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3．33%，其中6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14人，占18．67%，远高于国际劳动组织对行业老龄化状态的标准15%。此外，笔者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界定本研究统计的农业劳动力包含了两种从业状态:一种是完全农业劳动力，即只从事农业劳动;另一种是非完全农业劳动力，即以务农为主，还从事其他产业劳动，比如农闲时在本村或是县城打短工。M村完全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更高，50岁以上占61．2%。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高。M村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总人数的53．33%，这一比例高于我国其他地区农业老龄化程度。
(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并存。样本显示:农业劳动力女性比男性高出25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结构女性化特征明显。其中超过一半的女性农业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老龄妇女成为农业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
(3)老龄化加重了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最多的是不识字，超过老龄劳动力总数的66%，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占85%。老年人由于生长的社会环境差，教育水平不发达，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此外，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兼业状态的人数较少。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外，还要照顾孙子、孙女，做家务劳动，没有空闲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从事其他产业。综上所述，M村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已经处于老龄化状态，且程度较高。与之相随还有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流失等现象。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潮下，M村只是中国中西部成千上万个普通村庄中的一个，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它们都要面对的发展困境。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产生和变迁，给农业及农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对文化、技术、管理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它同时也影响着农村广大老龄劳动力的生存、发展，并因此而最终反过来对农业、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及劳动力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是更多的表现在负面还是正面上，从改革与发展的层面看，对这一问题的准确认识具有深远意义。
1对农业的双面影响诸多研究显示，50岁以上老龄劳动力在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将对我国的农业和粮食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正面影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耕地“抛荒”现象，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数量上保障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劳动力不足而带来的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在我国的中西部，存在着诸多像M村这样的村庄，既无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也无优势的地理位置供房地产商开发，外界资本介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能性很小。年纪大的接替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抛荒”现象的发生。M村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坦，耕地以村庄为中心，集中分布在方圆二三公里以内，机械化程度较高，这些都为老龄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加上，中原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相对较深，那些50岁以上有过困难时期饥饿经历的老年农民，往往都很珍惜并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因此，虽然青壮劳动力已大规模转移，M村不存在耕地“抛荒”的现象。“抛荒”现象的减少，客观上保证了耕种面积，稳定了农产品的产量。
2)负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不足，农业经营粗放化，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抛荒”现象的抑制和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一定的时间内。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土地较为分散的丘陵地带或山区，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抛荒”现象。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能掩盖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事实，再加上与之相随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等特点，都严重的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由于靠近黄河，水源充足，M村有着十分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村里的133．33hm2耕地，曾经全部用来种植水稻。与全村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同步的是村庄水稻种植面积的减少。2010年M村种植小麦106．67hm2，玉米86．67hm2，水稻只有20．00hm2，种植棉花不到6．67hm2，其他作物13．33hm2。老年人接管土地，体力有限，选择管理简单而又机械化较高的农作物，小麦和玉米轮作成为“老龄劳动力”的首选。相对于其他农作物而言，小麦和玉米机械化程度高，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都可以使用大型机械，且田间管理较为简单，对水肥的需求不高。而曾经在M村种植历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水稻和棉花，则因为机械化程度低、田间管理繁琐、人工劳动强度大逐渐被“老龄”劳动力所放弃。主要农作物所需劳动环节如表3所示。
(2)农业生产的单一化、粗放化经营降低了农业土地的利用率，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体力有限，大多只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对于套种、复种等辅生产无暇顾及。在南方一些光热充足可一年两熟的地方，由于年轻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种一季稻谷，无形中浪费了温度、热度等自然资源。这些都间接地减少了某些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导致其产量降低，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
(3)老年人自身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不利于现代农业、创新农业的实施。农业老龄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在样本中40位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中被访者中，小学及不识字者占了绝大多数，只有3～4人是初中毕业，是周围人眼中的“文化人”。这些不足使老年人对新的耕作技术等知之甚少，土地的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甚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年纪大的农民单纯地重复原有的耕作品种或是依据道听途说就盲目决策。他们参与公共事业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无法进行，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影响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2009年，县里曾经想在该村推广蔬菜大棚，但召集起参加培训的只有7～8人，这一项目只好作罢。综上所述，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差、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思想素质较为保守等原因导致了农业的粗放化经营，阻碍了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不利于农业长远的发展。劳动力的老龄化、女性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地位下降。由家庭中较为弱势的老人或妇女承担农业经营活动，意味着农民对农业重视度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老龄化所暗含的农业危机———后继无人，农村的年轻人不愿意也没有经验从事农业生产。
2对老龄劳动力的影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于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来说，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不用再向子女张口，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忧的是劳动负担加重，体力不支。
1)正面影响:提供生活来源。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支出主要包括:饮食消费、医疗费用、人情支出、日用品、交通等［1］。综合这些支出，M村老年人一年的最低生活标准是1500元左右。而M村大部分50岁以上老龄农民从每年子女那里拿到的赡养费在300～1000元，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农业经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生活来源，他们可以通过农业产出的实物解决口粮，将口粮之外多余的粮食卖掉换来的收入来维持日常费用。按照之前M村老支书算的农业经济账，小麦/玉米轮作的土地，除去种子、化肥、机耕费等投入外，一年纯收入12750元/hm2。对于经济负担较重的年轻人来说，这点收入太少。但对于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老年人来说，2000多元的现金收入已经足够。
2)负面影响:增加劳动负担，影响身心健康。虽然说从事农业劳动给老人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老人们的身心健康，也使年轻人更有借口推脱赡养责任。尽管机械化降低了农业的劳动强度，但总体来说，在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体力劳动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根据笔者的调查，M村大部分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要独自承担约0．40hm2地的农业生产，50%以上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身体不好的老年人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更大。沉重的劳动负担严重损害了老龄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大多数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老年人都落下腰疼、腿疼病，还有的患有严重的胃病和颈椎病。高负荷的农业劳动强度也是导致农村老年人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作物的农事劳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由于体力有限，效率不高。他们通常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完成农事，往往是一个环节的农活没有结束另外一个环节又得跟上。农业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且耗费了其不多的精力，使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影响。在访谈中发现，50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的闲暇时间远远高于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
结语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虽然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总体来说，不利于我国农业和农村老年人的长期发展。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是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当前的社会环境，笔者建议，加强土地的“本地化”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入，吸引更多青壮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那些以“种田能手”为主体的擅长农村经济活动的“优势农民”更应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逐步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体。
1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形成规模效益，增加农业收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首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则是跟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相比，农业部门比较收益低。由于青年劳动力的退出，导致老龄劳动力比例上升。我国农民收入低，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土地规模小，一户农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要。土地集中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则可以实现规模收益，增加农户的家庭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必然能够吸引既解决了农村年轻劳动力流转的后顾之忧，又避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规模经营需要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机械操作水平等，这些都是许多年龄大的人所难以掌握的。
【关键词】失业率，体制改革，统计误差，结构性失业，老龄化
一、失业率的含义
1.1国际定义
失业率是指劳动中没有工作而又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率。一个社会的总人口包括处于劳动力队伍内外的两个部分，而在劳动力队伍之中的人又可分为已经就业和当前处于失业状态但是希望就业的两部分，基于此对失业率做一个具体的公式化描述，即：失业率等于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比。
1.2我国失业率
我国统计局在统计失业率的时候采用的指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
二、我国失业率数据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失业率的统计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现行的失业率统计低估了我国的实际失业状况。因为：
2.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仅限于城镇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相当大一部分比重（改革开放后82.08%——如今50.05%），因为土地的缺乏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及近年来乡镇企业吸收劳动能力的下降，如今不少农村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镇务工，但是他们大多从事的是低技能、劳密型的工作，而且其工作状态极不稳定。农村劳动力是中国最庞大但是却没有被正式统计的失业大军。
2.2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仅限于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我国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失业人数仅限于在当地相关机构正式登记失业的城镇失业人员，没有包括处于失业行列但是没有正式登记的人员。
2.3失业人数并未包括下岗职工
我国关于下岗职工的定位为“待业”而非“失业”。下岗职工是指在企业无工作岗位三个月以上，但是尚未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继续从原企业领取低于工资的生活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且未在社会上有其他就业的人员。这一类群体因为没有实现就业而应当归于失业统计，但是我国统计局统计失业时却并未统计进去。
综上，我国实际失业人数要高于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人数，即我国实际失业率要高于现有统计水平。
三、失业率变动现象分析与解释
如何解释我国改革开放后失业率先下降后不断攀升这一现象，本文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经济体制转变
由于时期的破坏，后我国人民依旧贫苦，技术设施落后，失业率较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全方位进行改革，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市场的开放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需求的增加使得就业率增高、失业率下降。
（二）统计误差
统计局关于失业的统计是依据城镇登记失业率，随着1986年我国失业保险体制的正式建立于与健全，可以预料人们逐渐认识到失业保险对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失业之后选择去相关单位进行登记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失业率计算公式的分子逐渐变大，出现失业率增高的趋势。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局统计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城镇人口的失业、就业情况便未被考虑进去。而随着经济与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往城镇就业。虽然他们大多从事低技能、高劳动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大量供给仍给城镇人员的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减少了城镇人员的就业机会，这也使得城镇登记失业率逐渐上升。
（三）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其特点是既有失业，又有职位空缺，失业者或者因为没有合适的职业技能，或者因居住地点不当，因此无法填补现有的职位空缺。结构失业是本文主要考虑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在不断下降（从33.39%到10.10%），第二产业的比重无较大改变，第三产业比重在逐渐上升（从21.60%到43.43%）。相对应的是我国三个不同产业中就业人口比重的改变：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逐渐降低（从70.5%到36.7%），第二产业无较大程度上的改变，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增长（从12.2%到34.6%），和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不过第一产业中就业人数远高过就业需求，造成劳动供给过剩，而对于第二、第三产业来说，就业人口远没有满足第二、第三产业的需求，存在较大的空缺，而且这种过剩和空缺幅度并没有明显的缩小。这表明中国目前依旧存在着较大程度的结构性就业失衡，造成了很大的结构性失业。
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由来已久，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虽加强对西部以及偏远地区的扶持和照顾，不过重点发展地方还是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的不完善以及劳动力流动成本限制较大，不同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受限制程度较高，这样一来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不足，使得结构性失业情况难以缓解。
（四）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我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比重中逐年上升，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从1982年的4.91%到2010年的8.87%）。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队伍的缩小。根据劳动统计年鉴里主要统计指标的解释：经济活动人口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而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文件精神，“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基于此，我国老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一定时间段内推出劳动力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综上，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对我国失业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不断攀升。
参考文献：
对冲日趋严重的农民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不利影响，要用好在城市受过现代产业训练后重返农村的“城归”。他们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合适种子。
当前，中国农村其实正走在新一轮结构性变迁的起步阶段。一方面，逐步细化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让土地资源向更有效率的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另一方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将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既为资本进入现代农业提供空间，也建立了防护堤。目前，农村现代化缺的是能把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合适人选。
人的流向，是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表征。我国农业面临的成本上q、价格倒挂、增收趋缓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个根本制约是农村适龄劳动力长期净流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滞后。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多时，“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经营方式，就能激发农村的活力，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培育懂农村、有闯劲且留得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农村和农业的吸引力。做好这篇大文章，无法通过简单地不断减少农业人口来实现。尽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仍然偏高，还处在“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发展阶段，但新型农业经营者不能全指望目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经过培训的确可以胜任这一角色，但在开拓意识、市场经验及经营才能、资金实力等方面，确实也存在较大局限性，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还在逐步下降。
对冲日趋严重的农民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不利影响，需要拓宽视野，用好外部力量，尤其是在城市受过现代产业训练后重返农村的“城归”。对农村现代化建设而言，他们是合适的种子。事实上，随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制度利好的释放，近年来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越来越多，甚至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也开始下乡创新创业。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约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创新。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城归”寄予厚望，甚至视之为中国新的人口红利，应该说指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些对农村有认同感的“城归”，或可适度平衡农村变革过程中的各种负外部性。
当然，呼唤“城归”改善农村劳动力和经营主体的结构，实现代际更替，不是要搞“逆城市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定居，仍是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有意愿、有条件的人变为“城归”，来改造农业农村，活跃农村经济，本质上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当城市的资本和人才以更合理的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把更多的农业人口更平稳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才能为中国的新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叶兴庆）
关键词：农村；养老问题；家庭；社区；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54—03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老化、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农村，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笔者对江苏省丰县大沙河镇杨集村的农户和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杨集村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行政村，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全村总人口3 560人，人均耕地约0.04467公顷（0.67亩）。由于这里属黄泛区冲积平原，土壤多为砂土，耕地适用于果树种植，村民的全部农业收入依赖于果树种植。由于果品收入远远高于粮食收入，所以杨集村所在的大沙河镇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镇。
一、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中国正迈入一个老龄化社会。所谓“老龄化社会”，通常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的社会状态，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老龄化进程正逐步加快，全国总人口为1 339 724 852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 648 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 831 709人，占8.87%。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显然，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大量青壮年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趋于结构简单化、规模小型化，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农村养老的需求。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农村养老的支柱方式。这种养老保障体系的存在有着历史渊源和客观必然性。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族族群式生活是传统农村社会生活和治理的重要模式，家庭养老是传统中国农村家庭的义务和神圣职责。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空巢家庭增多，农村原有老年人养老模式被打破，传统农村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地区，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来的一项伟大历史任务。农村养老保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国务院于2009年6月24日通过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并随后召开了全国新农保的试点工作会议，对试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另外提出了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为全国农村老年人享有全面的社会保障勾画出美好蓝图。不断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切实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不仅是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也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深入考察当前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问题，健全与完善农村养老的途径和模式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当前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分析
养老，即奉养老人。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经济能力、自理能力等逐渐减退，需要依靠子女、亲友和社会的奉养。这种奉养不仅是提供物质的满足，还包括精神上的愉悦。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模式通常有三种形式，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通过调查发现，家庭养老是当前存在的最为普遍的一种养老方式，显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农村经济状况、老年人价值观念等有很大关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活质量有较大提高，老年人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农村养老依然面临很大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村养老的经济来源不足
经济保障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首要因素。经济条件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养老的质量和水平。由于老年人劳动能力下降，收入不断减少，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中，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花费和服务主要由子女、配偶等近亲属来提供。调查发现，杨集村100%的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险金，其收入为60元/月。根据《关于印发丰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丰政发[2010]42号）的规定，农村适龄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最低60元，支付终身。年满60周岁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农村居民可按月领取养老金。但是，多数老年人反映，每月60元的养老金仅能充当零花钱，对于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杨集村受访的老年人多数是长期从事农业劳动。自然条件优越的杨集村大面积种植了果树，但是，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价格的走低，农药、化肥价格以及人工成本的日渐提高，农民的净收入所剩无几。在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村子，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也仅是刚达到温饱，用老年人自己的话说“刚够吃喝”。
[关键词] 宿州；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原因；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相对于城市更为严重，必须未雨绸缪，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而更好地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宿州作为农业大市，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于宿州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下的农地流转
（一）宿州基本状况
宿州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全市总面积97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73万亩。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914.9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37.3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78.9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98.65亿元，增长13.1%；三次产业结构比25.9：41.5：32.6；人均GDP17038元（折合2709美元）。根据宿州市2012年统计公报：2012年全市总人口651.66万人。18岁以下人口139.17万人，占总人口的21.4%；18-35岁人口193.39万人，占总人口的29.7%；35-60周岁人口221.09万人，占总人口的33.9%；60岁以上人口98.02万人，占总人口的15.0%。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必然结果。2012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39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为14.3%，已超过了10%的国际平均水平。安徽2012年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为973.6万人，所占比例为16.3%。就人口结构而言，宿州显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二）宿州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具有地域性特点，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略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略高。合肥周边的肥西县和长丰县60岁以上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3.5%和34.2%，地处皖北的萧县和桥区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8%和48.1%。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划定的45岁及以上即为老年劳动力的标准，萧县老年劳动力所占比例则达到75.2%，桥区甚至达到了84.5%！这表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年龄将不断上升，农村劳动力数量将逐渐下降，甚至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
由于老年人口相对文化素质较低，这使得他们对于农地流转相关政策了解不够。根据我们课题组针对宿州市桥区和萧县557位转出农民所做的调研，对于农地流转相关政策非常了解的为54人、有所了解的为160人、不大了解的为343人，所占比例为9.7%、28.7%和61.6%，这表明农民对于农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农地权利的维护。农民放弃耕地的意愿与其年龄、文化程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年龄越大，则农民愿意放弃耕地的意愿越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则农民愿意放弃耕地的意愿便会越强。
不仅如此，我们还注意到农地流转过程中，公共权力介入程度也比较高。根据调研，在农地流转谈判过程中，有13人和亲戚谈的，有418人和村干部谈的，有26人和乡镇干部谈的，有124人和转入企业谈的，相当于总样本的2.3%、75.04%、4.7%和22.26%。这表明村两委在农地流转中介入过程较深。这种较深的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推动流转的顺利进行，但也有可能使得本应处于矛盾调解者位置的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成为相关矛盾的当事方，从而在农地流转纠纷中处于尴尬地位
二、宿州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原因
（一）宿州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关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寻求各种就业机会，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下来。与之相对照，农村中老年群体由于体力、文化水平等进入城市难度相对较大，因而不得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迅速推进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将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二）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有关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之抚养孩子的各种成本不断攀升，安徽人口出生率和净增长率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安徽2012年全年人口出生率为13‰，0-14岁人口1073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社会。这一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仅人口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
三、宿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
（一）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压力
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是在农业现代化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出现的，当前农业发展仍主要靠劳动大量投入的家庭耕作方式。一些老龄劳动力将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种植规模缩小至满足自用水平，无力耕种的土地或撂荒或临时送给乡邻耕种，农业生产又回归到改革开放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模式。从家庭副业看，一些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主动缩减了养殖业规模，有的即便养猪也主要用于自食。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于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生产供给方面以及来自于农产品需求方面的双重因素作用使得农业生产面临更大的压力。
（二）使得农村发展后继乏人
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已达52.6%。安徽2012年城镇人口已达2784.4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46.5%。另据国研中心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5%，即便不放开户口，80%农民工也表示将长期留在城镇，他们进城选择与户籍制度是否改革关系不大；外出务工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的仅占8.9%。因此，如果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视而不见，那么新农村建设也必将失去其应有之义。
（三）将导致区域农村发展差异更加明显
农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前往城市或沿海地区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人们年龄较大，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就业机会有限，因而难以获得较高收入。对于安徽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来说，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给予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如此必将导致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拉大。2000-2012年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长270%，比浙江、江苏、山东等周边省份略快，但就绝对而言，安徽与浙江、江苏、山东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中。
四、应对宿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一）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投入集约化和生产规模化的特点决定了今后农业发展不能靠分散式的小农经营，而必须靠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素质和较强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当前而言，首先，应制定惠农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回乡务农创业，扭转农村人才净流失的局面；其次，应通过农业组织化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构建制度平台；最后，可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考虑构建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并对于职业农民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推进土地流转，提高种粮效益
中国人均耕地仅为0.1公顷，不仅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强国相去甚远，即便与日本、韩国、越南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土地规模小、细碎化现象十分突出，并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或因年老体衰，或因耕作成本太高而撂荒或者低效率使用。我们在调研中曾多次遇到稻作区农民水稻改旱稻，甚至改种小麦等现象。这显然不能靠行政命令解决，更不能靠私有化解决。更现实的是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支持农民兴办土地流转合作社，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使农村土地对于农民的价值切实体现出来。
（三）推动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改善农业经营
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一些地方开展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深受农民欢迎。如宿州市意利达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在确保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土地用途不变，农产品归属权不变的前提下，为宿州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保姆”式农地托管服务，目前已经累计成功托管农民承包地16000多亩，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农业生产劳动强度，规避了农业经营风险。而且还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笔者调查，被托管农户每亩地每年可净增加收入200元。
（四）调整人口政策，鼓励人口回流
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它不仅造成了人口老龄化，还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保障压力，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改的越晚压力越大，因此也就显得越被动！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是单向的城镇化进程，而应是城乡居民和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不仅农民进城受到诸多限制，城市居民前往农村定居并从事农业也困难重重。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前提下，应采取各项政策措施鼓励那些有志于三农，又有经营能力的年轻人前往农村从事农业经营，以解决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1]党国英.“十二五”规划时期农村改革的基本任务[J].中国农村经济，2010（8）
[2]胡霞.日本农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经验与启示[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
[3]马晓春，宋莉莉，李先德.韩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10（7）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减少，年长人口比重增加的社会动态，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实施，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老龄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我国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且城乡差别明显。
2.我国农村养老现状
（1）收入无基本保障
农村老年人大多无固定收入保障，大多仍靠劳作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能积攒较多养老储蓄，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家庭儿女帮助获得物质供给，据统计，城市老年人三分之二有养老金，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只有4.6%，目前城市老人的在业率已经降到5%，但是在农村还有43%的老年人要进行劳动，因此我国农村老年人大多缺乏有力的经济保障。
（2）生活条件较差
农村地区社区、养老院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且居住屋舍条件普遍低于城镇，由于劳动人口的迁移，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继续耕作维持生计，并且常需要肩负照顾留守儿童的重担，生活条件得不到基本的保证。
（3）养老思想保守
传统思想对农村老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无法理解当前社会的新形势，也难以接受新的养老观念，认为住进养老院是不光彩的，依赖儿女养老，并且对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充分的认识，在思维上不认同新型养老模式。
（4）医疗保障缺乏
因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事业缺乏必要的资金，并且因地理条件劣势，难以吸引到专业的医护人员，老年人因身体机能退化，对医疗的需求较大，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难以享受到充分的医疗看护。
二、农村养老问题形成的原因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难以深入贯彻
新农保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依附于我国农村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尽管基本覆盖各个地区，但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首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三大筹资模式并不平衡。新农保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个方面结合的筹资模式，但由于我国农民过于依赖政府补贴，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压力过大，虽然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的目标，但政府负担却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
其次，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新农保的实施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比起城镇养老保险，农民在个人账户中投入不足，因而缴费能力和养老保险需求弱于城镇居民。
2.人口迁移加剧农村养老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获得的经济收入远大于务农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已经成为趋势，老少分居、子女进城务工老人孩子留守的状况加剧，留守老人的大量存在使得传统家庭养老的作用被弱化。
3.养老体系法律不完善
尽管我国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强养老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各层次法律法规和制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如很多地方政府的规章和全国性政策的规章冲突、地方性政策和部门间规章制度，加之相关监管尚不完善，致使养老体系效力在实施的过程中被削弱，难以发挥充分作用。
三、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对策建议
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特有的农村特征，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已有的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科学合理得建立一个适应农村现状的养老体系，保证现阶段国情下农村养老的实施。
1.提高对社保的认识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很多农民没有足够吸引力，农村人口参保的效率低。
养老观念的普及可以说是落实养老政策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现状下，通过对政策的宣传，提高农村人员的参保积极性也就显得极为重要。
政府应当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农民了解相关政策，提高信心，完善认识，逐渐形成参保的普遍观念，从而使得农民的利益得到良好保护。
2.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
政府作为规范指引社会的无形之手，对于农村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对于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保证政策的落实，并且通过对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对养老机制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养老资金能够落实到位。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117-02
1 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人口转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 最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在第一阶段, 先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 并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三阶段,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一般在30年左右)。总人口“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较快的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目前,我们仍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未来10年左右,“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红利”往往是与债务相对应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较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为对我国经济产生阻碍作用的力量。
2 现阶段妨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
(1)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2)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 走向城市, 走向发达地区。但是他们主要的从事行业为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建筑行业占到了80%,因此说, 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3)阻碍农民进城的一些客观因素依然存在。
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益,但是有时除去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机会成本、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外,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明显提高而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所以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削弱。再加上政府对农民给与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务农收益相对提高,而且农民也不需要再背井离乡就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口红利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如果中国在人口红利时期不能积累起数量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人口红利时代”没能实现“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工”,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当目前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进入老年时,一方面百姓自身无力应对养老挑战,另一方面,政府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开支将急剧增加,届时必将大大增加劳动人口的负担。所以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3 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的方法和途径
从上面所有的分析中我们也知道未来的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红利,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3.1 延缓人口红利,就是实行“就业优先”原则
我国人口红利的兑现主要是从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能否顺利就业创造社会财富来看的, 其实关键就是提高就业率。我们讲人口红利是因为有充足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开始短缺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这个优势。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调节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调动出来,可以延缓人口红利。
3.2 推进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会始终摆脱不了“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和无奈。中国强大最终要从“低劳动力成本时代”走向“创新型竞争力时代”,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教育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公平,使得我国城乡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而我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这样肯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从而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3.3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
众所周知, 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 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消除城乡间的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自由流通。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 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发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
3.4 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续的人口保障体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失伴随的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国家的富裕,而我们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 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本身就比较大,老年人相对的也就比较多,而且目前农村养老还是依照老传统,依靠儿女们来养老,自己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就必须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Bloom, D.E. and J.G. Williamson ,1998.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影响1、 分析山东省人口结构现状
山东省是经济人口大省，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人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也属于全国较低的地区，从而逐渐致使山东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生育率迅速降低使得人口总抚养比明显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份额迅速增加，山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为9579.31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07931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500.00万人。增长5.50%，年平均增长0.54%。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507.43万人，占15.74%，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省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892。78万人，占20.85％，现在比之前增加减少了5.11个百分比。可见生育率迅速下降。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64岁的人口为6457.09万人，占71.12％，第六次普查中，15-64岁的人口为7128.90万人，占74.42%，比上次提升3.30个百分点，可见劳动年龄份额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我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5.02岁，比2000年增长1.6岁，其中男性人口7243岁，女性77.62岁，分别增长1.42岁和1.63岁。2012山东省人口预期寿命已近77岁，比之前又增长了一个台阶。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29.44万人，占8.03％，第六次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942.98万人，占9.84%，比上次增长1.81个百分比，增长数额也是比较庞大的，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可见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2、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人口结构变迁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Y=AF（K，N）
其中，Y是总产出，K是实物资本存量，N是人力资本存量，A是索洛余值或者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用它来代表技术水平。因此这个式子是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
人均产出y=Y/N=AF（K/N,1）=A k
ΔY/Y=（1―θ）N/N+θK/K+A/A
其中，（1―θ）为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θ为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份额
方程表明，总产出增长率来源于三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长率，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Δy/y=θΔk/k+ΔA/A(由y=Y/N，k=K/N对两式取对数求导得到）
因此，由上式可知，人均增长源于人均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
这说明人口增长会影响劳动的投入，从而会引起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也就相当于向城镇转移了劳动力，因此城镇的劳动率增加，根据上式方程，从而使得经济增长。
（2） 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来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越发严重，老年化成上升趋势，老年人口不断的增长。2007年山东省老龄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2.1%；2006年的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均为12.71；山东省城镇老年人占全省老年人比重的39.08，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即山东省与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老年人口以居住在农村为主。
我认为,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经济增长越是缓慢,人口日益的老龄化将会对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逐年下降,必然会对影响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健康发展。同时，人口老龄化会严重降低某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在人们为踏出校门进入社会前,一直都是消费者,在工作以后,才开始得到稳定的收入并进行储蓄,根据边际效应递减曲线，其储蓄的数额也会随着工资的提高而逐年增加,当退休之后,日常的花费再依靠养老金和以前的储蓄来进行生活,从而再次成为了纯粹的消费者,随着储蓄额的降低,资本形成也会逐渐减少,对投资、贸易以及进出口均有较大的影响。在于养老金以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养老金数额比例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随之增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使政府预算中应用于其他行业的发展支出相对减少，这必然损害了经济发展。同时，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弱，患病机率高，使财政收入中用于医疗和保健的开支的比重增加，这也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1984年，山东省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伺候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到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程度，也成为人口暴力时期，伺候总抚养比又不断上升，到2030年山东省人口状况又由人口红利时期过渡到盈亏平衡时期，人口红利时期共持续约46年。所以我省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时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正在逐渐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好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的这一优势，尽最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对策：
首先，应当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尤其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即向所谓“二次红利”的转变；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所产生的影响上来看，其实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一定使储蓄率必然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因为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刚退休的人们往往都还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其较高的储蓄倾向也继续持有一段时期，因此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其次，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来突破“未富先老”的局面，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为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使得劳动力短缺，以投资和出口促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技术进步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可靠的动力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未富先老”，还得依靠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最后，加强制度建设，除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还要限制特权和打击腐败，尤其是用人制度的腐败，通过制度创新使得“人尽其才”。目前，我省极其需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法规、政策和政治制度建设，设计良好的制度使得人才到最适合的岗位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从而使得我省变成一个强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养老问题；现状；演变历程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定社会中老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广泛公认的一种定量标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者60岁及以上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那么该社会就可称为老龄化社会。2009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8.8％，说明河南省目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河南农村养老的普遍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模式，为完善河南农村养老体系寻找路径，为研究农村养老制度提供参考。
一、河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2009年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2万人。老龄人口不仅数量多，而且增长速度快。1982～1990年间，河南省老年人口年均增长13.7万人；1990～2000年间，年均增长14.9万人；2000～2009年间，年均增长39.9万人。1982年河南农村老龄人口所占比例为5.36％，1990年为6.10％，2000年已达到7.49％，2009年达到8.84％。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老龄化速度很快。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多数自理能力下降。这使得老人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
二、河南省农村养老方式的演变历程
(1)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形式。长期以来我省农村的老年人口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家庭负担，“养儿防老”是农村养老主要模式。(2)集体支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5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针对农村“三无”老人实行“五保”政策这种集体化的养老方式。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建立。这种以家庭养老为主、集体支持为辅的养老方式，使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障。(3)养老方式多元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河南省农村也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路径。此时河南省农村养老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混合型养老形式。
三、新形势下河南省农村养老出现的新问题
(1)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使得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受到冲击。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增加了农村养老问题解决的难度。(2)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政策逐渐放松对城乡壁垒的控制。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大量空巢老人家庭在农村出现，即使子女能够为父母提供一定的物质资助，但无法实现对老年人的适时照料，也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3)农村社会保险实施不力。由于目前我省农村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再加上农民的保险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民也没有买养老保险的意愿和实力，导致农村社会保险无法实施。
四、对河南省农村养老问题的几点思考
(1)继续大力发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亲子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其抚养与赡养关系构成了传统中国伦理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为法律所首肯。要在全社会继续大力倡导敬老养老之风，弘扬传统美德，表彰敬老养老先进，在中小学开展孝敬主题教育活动等方式，从小培养孝敬父母以及尊老、敬老传统美德。(2)加强自我养老意识。倡导那些仍具有社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既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又丰富了老年人自己的晚年生活。(3)提高农民收入。养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的支付能力问题。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老人的状况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中来自农民个人的部分才能有望持续稳定地增加。(4)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广大农民对于国家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大的贡献。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富裕了之后，有义务反哺农民，包括为农村养老投资，使农村老人也尝到改革带来的实惠。(5)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包括降低医疗费中自付比例，提高乡镇卫生院医生的医疗水平，对农村老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使农村老人都能看得起病，真正做到“老有所医”。(6)进一步完善农村敬老院建设。加强敬老院建设既能更好地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又可以创设一些农民就业的机会，使老人能进得来、留得住，使敬老院真正发挥尊老、敬老、养老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河南省农村宜采用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政府应采取措施，在农村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料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