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9 10:59: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非遗文化重要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莺歌柳书；非遗；传承与保护
莺歌柳书是2008年由山东省菏泽市申报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口述史最先于20世纪出现在美国，作为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被我国广泛应用于非遗及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中。莺歌柳书在发展过程中遗留资料较少，且目前是濒临消失的状态，好在传承者们的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故笔者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阐述莺歌柳书的现状。本文口述史材料基于对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多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莺歌柳书发展历史
“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中国曲艺集成•山东卷》（下）中说：“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但从目前尚存曲目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②；李梦华老师也在《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一文中论述了莺歌柳书可能存在的五种流变，其一就是莺歌柳书是由明代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但从曲调唱腔对照来看，已难看出两者联系③；何丽丽在其博士论文《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④从伴奏乐器、节奏、旋律及旋法等多方面论证曲艺类莺歌柳书完全是柳子戏【莺歌柳】的简化版，两者的联系是紧密的且是显而易见的，了“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说法。笔者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坚持莺歌柳书是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的观点。菏泽地区最早的莺歌柳书艺人是清末民初曹县仲提圈的张瞎子（1848--1928），其弟子为曹县张保亮和定陶曹志田；曹县张保亮的再传弟子为曹县郑庄郑玉昆（1904--1976）；郑玉昆晚年又将莺歌柳书技艺传授给曹县郑文祥和菏泽的高志军、平。第二部分莺歌柳书的发展现状将以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口述史为主，并参考笔者的多次田野调研。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整理均为笔者在2020年9月至11月末完成。为叙述方便，口述史不以问答形式呈现。
二、莺歌柳书的现状
笔者于2020年11月30号至菏泽市曹县郑庄乡寻找藏匿在民间唱莺歌柳书的老艺术家——郑文祥老先生。寻找过程算是顺利，据资料显示郑文祥先生1946年或1950年生人；笔者找到年纪相对大的老乡询问，大家对郑文祥先生很是熟悉，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个唱曲儿的先生。见到郑文祥老先生很是亲切，家里非常朴素，像大多数曹县农村家庭一样，不同的是先生家里摆放了几张很显眼的关于莺歌柳的证书和奖书。郑先生今年高龄73岁，由此看来网上资料不准确，应是1947年生人；老先生自谈有个乳名儿“刘根儿”，街上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喊。郑先生8岁开始学习莺歌柳书，其老师是曹县邵庄镇郭庄的郑玉昆先生（现已离世），在这期间也学习了山东琴书，且郑玉昆先生也只有郑文祥先生这样一个学生；郑文祥先生20多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就不经常学习和演唱曲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2008年莺歌柳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11月，菏泽市文化局命名郑文祥先生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命名郑文祥先生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市政府和省政府层面开始对莺歌柳书重视起来，在莺歌柳书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后多次邀请郑文祥先生录制莺歌柳书，对即将消失的这一曲艺文化施行抢救性的保存；而且每年会给传承人六千多元的补助。老先生说08年09年那会儿孩子们正好也稳定下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和老伴儿可以享受日子了。据郑先生描述，他的老伴是给他伴奏最多的，老伴拉曲，他唱曲；老伴刚开始不会拉弦，耳濡目染加上他的点拨，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了。郑先生说经常载着老伴到曹县的广场和公园里一晌一晌地唱，冬天冷了便唱得少，也有好多围观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都会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有时候唱莺歌柳书时间久了会随性改口唱段山东琴书，就这样反反复复唱，也不会心生厌倦，觉得让大家听到传统曲艺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笔者总结：郑先生平时演出和休闲演唱的曲目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在这过程中没有创新，更没有关于莺歌柳书的创作班子；郑先生教学生也是倾囊相授，那么目前看来，莺歌柳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目前保存的算是“原汁原味”。郑先生中间收过很多个学生，但坚持下来并唱得地道的只有平老师一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不会唱曲儿了。现在莺歌柳书的传承人只有两位，一位是73岁高龄的郑文祥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54岁的平老师。两位传承人老师都在尽全力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唯恐莺歌柳书在此出现断代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的梳理
（一）莺歌柳书濒临消失。莺歌柳书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辉煌过，也曾萧条过，目前已经接近消逝，主要体现在这一曲艺形式面临无人传承的状态，不禁引发思考，存在200年之久的莺歌柳书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二）传承人严重缺乏。经笔者了解，菏泽当地高校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早在2014年便让学生学习并演出莺歌柳书，并在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将《偷诗》搬上舞台，但此后并没有学生坚持下来。没有学生自愿长期学习这一曲艺形式，是目前莺歌柳书存在专业传承人较少的主要原因。（三）群众被隔离。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当地人对于莺歌柳书是处于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在很多人心中更是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但莺歌柳书目前少有社会参与，当地人对当地的宝贵文化没有熟悉的认知；也就是郑长铃老师所提出的“民众被隔离”。民众被隔离，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保护终究是无根之木，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⑤民众参与进来，让更多青少年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知当地非遗文化是当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四）精神财富不被重视。莺歌柳书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了隔阂与距离。隔阂越大，距离越远，消逝的速度便会越快。当代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曲艺形式似乎不再符合大众审美。莺歌柳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精神财富累积而成，莺歌柳书面临失传足以以小见大，当精神财富一点点被剥离出去，可想我国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魄，我们如何挽救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中第七条有明确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笔者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莺歌柳书存在的以上问题，总结出以下应对措施：分别从官方建设和艺人本身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官方建设。1.相关文化宣传机构应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从官方层面让大众认识到非遗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莺歌柳书已接近消逝，在此情况下应增加演出次数；增多演出场所；举办非遗文化的专场研讨会、展览会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听见并感受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任何文化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都脱离不了群众，只有让大众了解认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更长久地存在。2.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虽然越来越多的文化被列入省级或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单位之间分工不明确；被保护的文化被分层；文化遗产所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保护的认知发生偏差等。针对莺歌柳书的保护与传承，我们要认清一个实质问题，即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莺歌柳书这一曲艺形式的技艺、唱腔、具体内容等多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地保护莺歌柳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名分。在实质性的保护工作上，不能让保护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不应把非遗名录项目从文化的整体性中抽离出来。目前莺歌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鲁西南菏泽地区，我们应把保护莺歌柳书所在地区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注重起来，保护好生存环境，是非遗文化存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只有传承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的建设中。3.当地教育部门应适当地对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包含的文化形式。培养当地青少年、高校学生学习传统曲艺，使其了解非遗，了解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可以提倡教师在音乐课堂和实践课堂中开展莺歌柳书的相关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同时学习传统曲艺，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相关单位已将遗产名录不断地更新、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生活学习中做到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与振兴。（二）艺人建设。1.提高数字化。莺歌柳书发展到当前依旧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保存传承方式虽然可以将艺术经验更直观地传达下去，但是显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条件的允许下，传承人可适当做好对当下曲艺的资料记录、视频记录，提高传统曲艺的理论化、多媒体化，让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2.增加市场化。面对莺歌柳书社会市场的急剧萎缩，艺人老师们应当在官方部门的帮扶下努力使这一曲艺形式走向市场，并开拓市场，让观众可以进入剧场欣赏莺歌柳书演出中所讲述的故事。3.推陈出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留存少不了创新。在传统曲目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创新呢？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大众口味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继续传播，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历史，生存于当下，或存续于未来。保护与传承就是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在上迎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艺术文化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面对莺歌柳书这一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应该消除隔阂，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带着合适的方法融入到非遗文化世界，其实恰巧是这些宝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丰富地服务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下）.第一版，北京：中国ISBN中心，1982年12月：第1281页。
③李梦华，《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曲艺，2020.10。
④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04。
⑤郑长铃，《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贾磊磊等主编《建构文化江山——第二届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
关键词：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弈；保护；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4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我国以“两大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各级政府和机构纷纷投入到保护行列中来。当前，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将博弈论运用到其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牟维、李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个新的视角——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解决其保护问题；王巨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中对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的多方参与进行博弈；林鸿熙在《基于进化博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运用进化博弈论，研究管理者与使用者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趋势，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文献中，诸多文章承认传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性决定传承人在其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其物质性和保护的实体性快，定了政府在保护中的领导地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所保护的遗产是非实体存在，是具有活态性和无形性的文化传统，是共同体、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则是社会化的个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者这三方都对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探讨基于博弈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运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博弈过程中主要包括三类参与主体：政府监管机构、继承者和旅游企业。图1描述了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链，其中X1、X2分别为政府监督机构和社会职能部门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信息，0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机会损失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都只是一种断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实进度，但是两个部分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一）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传承人保护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与传承人之间存在博弈行为，这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策略对非遗传承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旅游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时，为了使投入的成本尽早收回会对传承人采用一系列经济诱惑，使之渐渐漠视对非遗的保护。
设A为开发湘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企业，B为该非遗继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A有两种选择：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即保护与不保护；B也有两种选择：保护与不保护。现做如下假设：（1）如果A和B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开发时，所得的收益分别是R1、R2；（2）如果都不保护时，所得到的收益分别为L1、L2。进行保护时，由于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间缩小，束缚条件增多，这样往往会使投资会大于短期内所得收益，所以R1
我们首先来看A的决策情况，假定B选择传承保护，那么A选择合理开发时的收益为R1，过度开发的收益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优策略为过度开发；很明显，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策略仍然是过度开发。同理，无论A的选择哪种决策情况，B的最优决策都是不保护（L2>R2），因此，（过度开发，不保护）就构成了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L1，L2）就成为相应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传承人保护传承与相关政府干预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性组织，其保护遗产流失都是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特别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遗文化，市场失灵的几率很大，这种市场失灵就给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所以，相关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之间存在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属于一种监督博弈模型。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传承人。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管理与不管理，传承人的纯战略选择是传承保护与不传承保护。
图3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这里，a为政府应得收益，b为支付政府收益后传承人所得收益，c为管理成本，f为传承人不合理保护而应缴的罚款。
假设c
（三）政府监督与旅游企业保护开发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旅游经营市场中的监督活动是政府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之间利益相关的博弈。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政府不监督的情况下，一般将在非遗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双方之间并不趋于共商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博弈当中，假设政府有两种选择：管理式监督和转让式监督；旅游企业也有两种选择：违规利用与保护性开发。假设政府选择管理式监督的投资收益为G，选择转让式监督的收益为z，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测到何种模式的经营能够确保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再加上政府对旅游企业在获得开发权之后是否会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信息也同样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就又可假设旅游企业违规开发所能带来的外部成本为W（即包括自然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损失和人文因素导致的成本损失）。实践中，如果在政府实行转让式监督之后企业合理保护开发，政府所得收益便为Z，否则为Z～W。为应对政府的行为选择，旅游企业一般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方式来处理自身对利益的安排：一是违规利用进而获得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护开发而获得合理经营收入H。由于博弈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均是理性的，因而实践中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转让式监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监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们假设Z>G，同理分析D>H，该博弈模型如下图4。
实践中，如果政府选择管理式的监督解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则博弈结束，政府能获得收入G，而此时假设旅游企业无法进入该开发领域，所获收益为0。不过当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模式时，旅游企业开发商便会获得自己的选择机会：合理保护开发与违规利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合理保护开发则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欢喜；如果违规利用，则政府的损失为W，显然，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W。也就是说，如果Z-W>G，那么政府会选择转让式监督，则在此种状态下，因为D>H，旅游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策
上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优策略，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社会各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各界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保护中的风险，实现保护开发的切实条件，下面根据博弈分析，对传承人、政府、旅游企业的行为提出几点建议：
（一）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被称作人类记忆的背影，这些经历了上千年沧桑记忆的宝贵文化，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进行湘西非遗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旅游企业、游客以及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意识，进行其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1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参与措施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对于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有效的传承，必须加强对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来组织开展多途径的保护开发教育，使当地居民能够参与到湘西文化的建设中。例如，开展以宣传湘西非遗保护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当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增强文化信心。
2 必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合理的承载力和容量
旅游业对湘西非遗资源的开发会导致旅游者的大量来访，这不可避免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会主动保护可贵的非遗资源的，这种情况势必会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或者旅游活动量之大超过了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使之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建立适当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传承人、文化建档、维护和跟踪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为排除规范中的非遗资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须对传承人和旅游企业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以最大承载力和容量为尺度进行等级划分，过度越级的将缴纳成倍的税收，以此提高传承人和旅游企业的保护意识，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必须对损害额和侵犯行为所得利益进行预算，根据不同损害情况，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进行赔偿，损害严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内也能避免承载力过度和容量过大的情况。
3 有计划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湘西相关政府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人员的培训体系，以及文化利用标准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再邀请知名专家进行保护方法的指导，组织学习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新动向及成功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确保护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对专业保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
（二）提高传承人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增加其自豪感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些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而现在许多领域，传承人的确立本身已成为瓶颈，所以社会各界更应该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给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帮助
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帮助，能够激起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增加其传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积极热烈的文化氛围。同时这种社会的肯定对年轻一代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创造新的节目，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既保持传统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内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会关注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
2 适当将部分传承文化纳入课堂教育
传承非遗文化对各中小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学生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保护意识和好奇心，而且对于课堂老师言传身教的知识非常重视也非常信任。我们可以将学校设为传承的重要阵地，政府可以鼓励学校开设民间文化课程，致力于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和推广。根据不同的发展状况，选择恰当的时期一步步将非遗文化引人到课堂教育中，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使之激起对传承的热情，并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从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广，也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三）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增强政企合作
根据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如果运用管理式监督的模式来经营湘西非遗资源，一般就更需通过传承人的力量来促使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但此行为在现实实践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在实行转让式监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确保旅游企业合理的保护开发，政府才有可能会获得持续的收入，同时也不至于破坏到非遗资源。因此，为了引导旅游企业进行合理经营，也就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约束其具体的行为选择：
1 明晰权责，设立奖励制度
政府应明确规定旅游企业经营的责任和权限，并设立相关名誉与实物奖励制度，提高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湘西非遗资源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
2 规范惩罚制度
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罚款，需要制定统一的严格使用标准，坚决避免粗放型惩罚。对违规的人或单位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定量检测，以量化的形式标准化，再根据标准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特别是对违规利用的旅游企业应加以重罚，以治理不规范的旅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
3 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帮助明晰权责，提高执法效率，当出现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时，无论是责任的承担者，还是监督者都将失去效力，切实维护湘西非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安全环境。
（四）旅游企业搭建“真实”文化舞台，促进非遗保护性开发
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以及政府之间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非遗产品消亡的严重后果，旅游企业应该审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长期隐性效益，重新认识该效益在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更长期的经济利润，旅游企业势必要使湘西非遗产品的利用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克服短期高额利润的诱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开发好这项潜力十足的产品。
1 打造真实的文化旅游路线，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
旅游企业需要创新文化旅游观念，以“分区发展、以点带面”的发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题路线。让游客通过亲自参与，以娱乐的形式短暂的学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提高其了解的欲望，为游客对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提供机会，唤醒游客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兴趣。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教育；传承保护；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252-01
高校是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物质载体，它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应该符合社会文化发展基调，在展现他们专业能力的同时，也为社会发展建设作出相应贡献。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也是我国对未来一代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它希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与民族地域性都体现在教育内容当中。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一）重要性。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就指出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引入高校，实现以高校为核心的传承机制，并在实践中规范其教育思路及要求。在《意见》中还指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在高校采取如资助教育扶持、表彰奖睢⒔逃鼓励等多模式，让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有人。
（二）可行性。高校在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一直都追求不断创新改进，所以在对知识的积累与教育体系形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即浓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应该义不容辞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这也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扬民族精神、培养大学生爱国精神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契机。本文认为，非遗保护在高校需要大量的理论支持，高校师生人才在文化层次及内容挖掘方面都有较强的思辨能力，可以整理和应付基础非遗研究工作内容，并将其转化为理论研究能力，通过专家、学者、教师等多方力量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方向探索。所以说高校在开展非遗教育及科学研究方面是颇有心得经验和实践能力的，这一点也说明在高校实施非遗教育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优化策略
在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教育模式体系，需要首先明确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际路径，将教育基础根植于地方文化及生态环境之中，从不同角度来达成传承教育目标。本文以云南省少数民族――傈僳族的民间舞蹈《阿尺木刮》为例来探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高校的教育传承保护优化策略。
（一）将民间艺人请入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一定还需要老一辈艺人的协力支持，以云南省澜沧江地区的傈僳族地方教育为例，他们就将民间艺人请入大学校园，利用讲座形式来扩大非遗在高校校园的宣传影响力，并激发学生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索兴趣。该地区高校在民间艺人讲座方面主要提出两套教育方案：第一，采用教师、艺人双教师模式来展开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主要传授地方舞蹈《阿尺木刮》的相关历史及知识文化，以理论课模式来实现对本体历史知识的传授并进行相应外延；第二，采用以学生为活动主讲人的形式，让教师及民间艺人协助学生共同开展公开性讲座活动，期间让学生主动查阅并整理讲座内容。
（二）延伸探究式课堂教学空间。探究式课堂教学空间依然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通过查阅网上资料、观看《阿尺木刮》影音资料来自觉主动地探索相关非遗知识，而教师则设计各种教学情境，提出各种教学问题来帮助学生明确非遗客观事物的主要属性。
（三）表演式创新教学形式。由于傈僳族民间传统舞蹈《阿尺木刮》具有着强烈的文艺色彩，是地方艺术形式中的主要代表，所以针对它的非遗教育也应该做到对学生实践操作欲望的有效激发，例如采用表演形式来作为教学过程的考核及评价标准。为此，学校及班级可以举办各种规模的汇报表演，邀请民间艺人与学生一同来表演《阿尺木刮》，在舞台上充分展示非遗文化的组合创编成果，并相应为学生给出评价分数，鼓励他们在舞蹈表演、舞蹈创编方面的优秀才华。这种以直观表演来促成的创新教学模式也应该成为高校非遗教育的主要途径[2]。
三、总结
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性及教育方法，也希望通过对新一代大学生青年的思维意识及实践行为培养来促进非遗传承的发展步伐，在丰富素质教育形式的同时也做到对地方非遗财富的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认知 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3.090
1 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学者对非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非遗保护、教育传承、非遗产业化、非遗旅游等方面，其中非遗保护和传承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教育手段实现非遗认知与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而高等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播和继承的重要载体，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有责任弘扬、保护和传承非遗。在此背景下，凸显出大学生非遗教育传承的研究价值[1]。
高校在大学生遗产教育传承中占有科技文化、人力资源、学术科研和群体调度等优势，高校教育传承可以保障非遗良好生存、提升非遗保护研究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坚实保障（白鑫刚，2009、王守义，2010）。目前，高校非遗教育传承研究已经受到大力关注，学者对教育现状、教育模式、教育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研究视角和理论参考，但对于非遗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深入，为本研究留下空间。
2 问卷设计及调研过程
大学生依托高校独特的资源优势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所以是非遗教育保护和传承的主力军。本研究以沈阳市高校为研究对象，根据各高校教育水平及院校性质，选取沈阳师范大学、沈阳工程学院和辽宁大学三所高校，涵盖文科、工科院校，专业涉及经济、教育、管理、计算机等专业领域，专业覆盖范围较广，提升研究数据的客观性、全面性和普及性。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调查问卷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被试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专业和成长环境；第二部分是非遗认知状况；第三部分是非遗保护意识；第四部分是非遗传承教育的态度和参与意愿。考虑到不同属性的大学生认知差异，问卷以非遗的实例设问，如民间故事喜好程度、传统节日命运关注度；面对神话传说消失的态度、校园推广民间文化重要性、参与非遗志愿者意愿、“二人转”选修课选修、亲手制作陶器艺术品、校园皮影戏观看意愿等问题进行调查。
本研究量表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其中1分非常不赞同，2分不赞同，3分一般，4分赞同，5分非常赞同[2]。所得数据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中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设定显著程度为0.05。
问卷发放采用的是目的性随机抽样调查法，按专业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50份，收回214份，回收率为85.6%，其中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93.5%。样本中女生人数为88；男生人数为112，分别占43%和56%，来自于城市的学生82人；乡村和小镇的学生分别为74、42人；专业分布情况：旅游管理36人；经济学34人；工业设计20人；机械制造自动化38人；市场营销16人；计算机40人；空中乘务14人，文理科类专业各100人，各占50%，人数比例符合文理实际分布。本研究在广泛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13.0对问卷所获数据进行处理，以期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3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特征
3.1.1 整体认知水平较低，非遗认知差异较大
在200份有效问卷中，对非遗概念听说过的同学有162位，占总人数81%，但对非遗概念有134位同学认知模糊，占总人数67%，整体认知水平较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非遗认知为3.5，是所有专业中意愿最高的群体。经济学、工业设计、市场营销、计算机这四个专业学生的认知明显低于均值3，可以看出大学生非遗认知水平整体较低，且各专业大学生认知差异较大。
3.1.2 整体关注度较低，非遗保护意识淡薄
在非遗的关注度方面，传统节日的关注度选项中经常关注和始终关注的同学只占18%和5%，多数同学只是偶尔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不关注的比率甚至高于始终关注，整体看来大学生对非遗的关注度偏低。问卷第三部分对非遗保护意识进行调查，在面对神话传说等非遗消失时，只有91位同学认为应当保护，占45.5%；在非遗存在价值方面，有172人认为很有价值，占62%，48人认为价值非常大，占24%，可以看出大学生对非遗保护责任感不强，保护意识淡薄。
3.1.3 非遗推广态度积极，志愿者参与意愿不高
在校园推广非遗教育态度上，认为有必要的占78%；，其中25%认为非常重要，53%认为很重要，可以看出大学生面对非遗的推广持赞同态度，在是否愿意加入校园非遗志愿者方面，均值为2.85，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大学生对当非遗志愿者态度表示中立，参与意愿不高。
3.1.4 校园教育传承态度积极，不同形式意愿差异较大
通过对大学生非遗传承教育的态度和参与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大学生对文娱形式非遗教育参与意愿较为强烈，对开设选修遗产课程意愿低。在对亲手制作陶器态度上，有84.5%的同学表示会参与，在校园表演皮影戏观看意愿上，81%同学表示愿意观看，；学校开设“二人转”等非遗课程方面，59%同学态度消极，只有16位同学表示会选修，占8%，非遗课程的参与意愿方面很低。
3.2 大学生非遗认知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3.2.1 非遗认知状况差异分析
大学生非遗认知整体水平较低，且认知差异较大，为找到差异产生原因，对大学生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卡方检验。通过比较人口学统计背景与非遗认知的卡方检验显示，性别（P1=0.940）、专业（P2=0.043）、成长环境（P3=0.641），所得P值中P1和P3大于0.05，P2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和成长环境在非遗认知差异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专业在非遗认知差异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是否听说过非遗选项中（满分为2），旅游管理的M值最高，为1.59，机械制造自动化M值最低为1.11，所以专业的差异性对大学生非遗认知差异有较大影响，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无显著影响。
3.2.2 非遗保护意识差异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可得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淡薄，均值都位于2.5至3.4之间，态度较为中立。通过大学生属性对其进行卡方检验可得性别（P1=0.030）、专业（P2=0.787）、成长环境（P3=0.033），所得P1、P3值均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不同性别和不同成长环境对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上有显著差异。
3.2.3 非遗传承教育态度差异分析
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在校园内推广非遗文化的态度均值为4，卡方检验可得出性别（P1=0.090）、专业（P2=0.000）、成长环境（P3=0.002）。专业方面，其中只有旅游管理专业均值4.06、空中乘务3.79，对非遗传承教育态度持赞同态度，其他专业均值都介于2.5至3.4之间，态度中立；在成长环境方面，来自农村、小镇和城市的均值分别为4.03、2.86和4.05，只有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态度中立，对非遗教育传承态度相对较为消极。
3.2.4 非遗传承参与意愿差异分析
在非遗传承参与方面，通过对亲手制作陶器态度进行检验，可得性别（P1=0.009）、专业（P2=0.755）、成长环境（P3=0.004），P1和P3的值小于0.05，统计上认为不同性别和不同成长环境的大学生在非遗传承参与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对亲手制作陶器的意愿均值为4.21，女生为3.08，男生相对于女生参与意愿明显强烈；来自乡村和小镇的大学生均值均在，3.5以上，城市背景下的大学生均值只有2.6，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参与非遗传承意愿有待提升。
4 研究建议
高等教育学校是大学生的聚集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面对大学生非遗保护意识淡薄，责任感和参与感有待加强的现状，高校应营造良好氛围和提供学习平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引入学校教育。根据本研究的调查分析，针对高校提升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保护与传承，提出以下建议。
4.1 建设非遗专业，构筑学科体系
目前，许多高校已经设立了民族文化教育和艺术相关专业，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形成科学的学科体系，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高校可因地制宜地筛选特色及优势专业，尝试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从较为成熟的学科建设经验中汲取精华，实现向非遗学科化的过渡。
4.2 完善体系设置，丰富体系内容
学校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大学生是其直接受益者，在高校建立完整、科学、可行的非遗课程体系是加强非遗教育的必要方式，非遗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价几方面，由于非遗教育目前尚未学科化，结合本研究给出以下参考。
4.2.1 明确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
将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作为培养的基本目标之一，让大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培养其保护和传承意识与责任感，努力使大学生成为非遗的主要传承人。学校应酌情增设非遗的相关课程，在不同专业设置选修课和必修课，客观地使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中去。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民俗学、民间文学等课程，西安交通大学把太极拳作为体育必修课，这就使得多数同学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去。本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同学队开设“非遗”课程持无所谓、赞同和会选修的态度，反对开课的同学几乎不存在，所以高校应发挥好课程设置的功能，通过学分奖励等方法鼓励学生选修“非遗”课程。
4.2.2 丰富课程内容，完善课程评价
非遗课程内容是高校非遗教育的重点，目前高校内非遗教育课程的内容多是根据院系专业特点而设，如语言文字、传统文学艺术、传统手工技艺等非遗教育内容，民族非遗教育多于民间非遗教育，一些优秀的民间非遗文化并未在高校得到宣传和传承。高校应根据院系特点酌情增加非遗教育内容，使专业和非遗教育有机结合，尽可能让非遗文化渗透至所有专业。同时充分发挥课程评价作用，丰富课程评价方式，尽可能让大学生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去，将非遗的实践参与作为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提升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意愿，实现大学生非遗传承的主力军作用。
4.3 推进非遗宣传，成立专业社团
4.3.1 开展校园活动，普及专业知识
2008年6月14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暨河北省首届民俗文化节在河北科技大学举行，后河北省文化厅命名该校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为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3]。在校园内通过海报、展板、广播、校报、有奖竞答等方式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知识，提高大学生的认知度；同时在各种晚会和文娱活动中举办非遗相关的有奖比赛，如在晚会中有意识表演“昆曲”等非遗节目，在运动会中增设非遗相关的小游戏等，并可和校外实习基地、当地文化部门和民间文艺团体等进行合作交流，增强学生非遗的参与性，培养非遗传承的专业人才。
4.3.2 成立非遗社团，招募学生志愿者
高校开设不同主题的社团可以有效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实现学生在第二课堂的有效学习。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专业和生长环境对非遗教育有较大影响，以文科专业为例，其非遗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参与意愿明显高于理科专业的学生。组织音乐、舞蹈、戏剧、旅游、美术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成立校园民间艺术社团，委派专业老师进行指导，招募不同属性大学生志愿者，提升大学生非遗教育的参与性。
4.4 鼓励非遗科研，提供保障平台
国内有少数院校在校园内设立了“非遗”保护中心、“非遗”工作坊等宣传和保护驿站[4]。如河南师范大学的“非遗”保护协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非遗”工作坊、中央美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充分发挥高校非遗理论研习地和教师学者研究团队优势，成立非遗教育研究中心，必要时可以成立研究小组，重视非遗教育科研，加强非遗教育学术交流，着力研究探索非遗普及、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模式，为我国非遗科研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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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丽华，何军.国内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度实证研究――以沈阳市民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为例[J].旅游论坛，2009，2（4）：611-615.
[3]胡芳，谢鼎新.地方高校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59-161.
[4]赵明奇.地方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徐州高校“非遗”特色教育探讨[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3-64.
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品格的养成是高职院校实现技能型、实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而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教育育人的关键，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品格的养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三大方面阐述了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自信品格养成的作用。
关键词：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自信品格
学校教育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养成自信品格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产生的高等教育的新类型，受建校时间短，校园文化积淀少的限制，校园文化建设还刚刚起步。因此，加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塑造积极、健康、有内涵的校园文化，为高职院校大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成长、发展环境，是高职院校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大学生自信品格养成的重要保障。
一、优美和谐的校园环境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品格
校园环境的美化和建设体现了高职院校的校园环境文化，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物质形态。高职院校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特色及办学特点，开展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引导和培养大学生在校园环境建立公众意识，提高文化修养，展现高职院校的独特人文精神，进而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品格。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在于校园环境，校园环境同时也是校园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校园环境文化价值的提升，审美功能的丰富，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现代文化素养的养成，必然有利于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自信品格。笔者所在的学校坐落于儒家文化发源地，该校依托区域优势，传承儒家文化“仁和”精髓，在校园环境规划中，充分发挥区域文化优势，体现“仁和礼仪敬信”的办学理念。确立10处“济宁职业技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建设全国文明单位成果展馆、校史馆、工匠馆；完善了“四书六艺园”建设；建设上善亭、燕居亭、乐山亭、乐水亭四个修读点；建成了小树林论坛、榴花园两个休读点，着力打造绿色、生态、人文、和谐、智慧的校园文化。高职院校大学生获取知识的场所，已经由课堂扩展到整个校园，置身于优美和谐校园环境，大学生们之间的交流、休憩都是在获取知识、陶冶情操。此时的校园环境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更是心理环境。它在熏陶滋养着大学生们的心灵，使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完善，同时也促进着其自信品格的提升。
二、灵活多样的校园活动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品格的养成
校园活动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发展、形成的源泉和基础，同时也是实现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品格养成、发展的有效载体。校园活动的主体应是学生社团，依托高职院校办学理念，设计具有本校特色的学生社团，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文化育人、德育载体的功能，为高职院校大学生打造展现自我、提升自我自信品格的平台。学生社团活动立足校内，兼顾校外，坚持课余，融合各方面知识于一体，知、能、智、德交融，学以致用。将知识运用于实践，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身体、心理等综合素质。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决定重点方向，自主支配活动时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灵活的活动方式的学生社团，为更多的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大舞台。笔者所在学校，以传统“六艺”为依托，按照“社团全覆盖，人人有才艺”的思路，融合经典儒家文化、融通现代产业文化、融入地域非遗文化，打造济职“社团通”第二课堂网络平台；建设儒家文化融合的“新六艺”社团：礼行天下礼仪队，天籁之音合唱队、叩响青春排球队、心灵之约社、水墨丹青书画社、舞动天下协会；非遗文化融入的“特六艺”社团：龙腾狮舞社，非遗传习社，茶韵品味社，乾坤太极社，《论语》研习社，经典诵读社，对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业文化融通的“特六艺”社团：清风车影社，霓裳羽衣社，机电创新协会，精打细算理财社，爱眼协会，网罗时代社，为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打下基础，促进了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品格的养成，同时也为构建和谐书香校园、文化校园做出了一份贡献。
三、自尊自信的师资队伍有利于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自信品格
学生自信品格养成的关键在教师。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实施各类教育的主阵地，各科教学都渗透着自信品格的教育要求，使大学生在课堂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教师的爱生敬业的献身精神和充满激情的教学态度，以及各学科知识发现的旅程，都能很好地渗透有自信品格的精神。从教育实践来看，养成自信品格不是任何一门科目的教学目标，不可能设置独立的课程，只有更新教师的教育观念，认知自信的重要性，才能将其落实到教育教学目标中，才能在既有的教育内容中挖掘出有利于个性品质养成的要素。自觉、自信的教师是有利于学生个性品质养成环境的缔造者，自信的教师也是学生自信的榜样。因此，要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自信品格，首先要培养教育大学生的教师，加强师资自身的综合素养，将教师塑造成一个拥有良好自信品格的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主导者是高职院校的教育者——教师，作为被教育者的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是校园文化的受体和主体。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质量是高职院校教育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中之重。反观我们的教师队伍，高职院校的师资队伍组成比较复杂，相当一部分新任教师未经过企业锻炼和实践训练，不具备师范素养和教学技艺就承担强调技能、突出应用的高职教育教学。高职教育教学的现实压力，以及高职教师整体素质的短板很容易使高职教师产生职业挫败感，无心安于教育教学。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经济压力，严重影响了高职教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专注力、投入量和敬业精神。高职院校需要制定对高职教师的后续培养措施，缓解年轻教师的职业焦虑感和职业倦怠感，保证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和教育教学的质量。当前，山东省已全面启动高职学校专业骨干教师素质和教育能力提升计划项目，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计划，实施国家、省、学校三级培训。由此看来，借助于省级师资培训平台，高职院校自身也要根据办学实际和现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师培养发展规划，为高职教师群体搭建教学科研的平台，创造学习、交流、进修的机会。
四、小结
依托校园文化建设平台，关注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信品格的养成，不仅有助于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职业素质，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对未来职业的憧憬，增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社会输送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滦镇的沣峪口老；由坊，历经清末到民国的战火硝烟存活至今，是我国仅存的几处百年老油坊之一。2008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经营老油坊的高让让、高飞父子次年也被省、市两级政府认定为陕西省非遗“老油坊榨油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然而好景不长，在成功申遗后的第四个年头，老油坊的命运便发生了转折。为了配合区政府新农村建设方案的实施，老油坊将被建成博物馆。但在博物馆的规划里，传承人生产榨油的场所却没了踪影。百年“活化石”的院落将被拆作一堆瓦砾。申诉无果的情况下，高让让、高飞父子从2012年10月开始，不得不当起了“钉子户”-……
要“遗产”不要“非遗”
钉子户，一个听起来格外倔强固执，甚至有种决绝意味的名词。然而不管它给人怎样的印象，终究掩盖不了它弱势群体的本质。在这个行政命令高于一切的年代，所有钉子户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黯然离场。音乐人左小祖咒没能改变结果，高让让和高飞父子更加不能，哪怕他们是非遗传人。
拆毁文物驱赶传承人，让高家父子和众多非遗保护专家痛心疾首。只是有一点让人感到迷惑，在这一事件里，当地政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立场？一面是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先后认定老油坊为非遗项目，以及高家父子的传承人地位；4年之后便一改初衷，开始拆毁文物驱赶传承人。
据长安区文体广电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在传承人和多位非遗保护专家的呼吁下，文体局曾向区政府和区城建局提出过意见。“但得到的答复是‘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我们心里有数’，从此，我们也不好管这事儿了。”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难道不是应该由文化部门主导，其他部门配合吗？然而现实再次让我们意识到，在发展经济为主的大背景下，无论文化的口号叫得多响，始终都是“虚”的，“文化”再次被迫为“经济”让路。
修建博物馆不是不好，但因此而将传承人“驱逐”，是否有些功利和不近人情？非遗保护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傅功振说得好：“非遗保护应该讲究整体原则，不能仅仅把油梁、榨油设备等个体看成了文物，它与传承人一起构成的整体才是完整的文物。我们不能‘割裂’着保护！”
难道不能想想折中的办法吗？比如聘请高家父子为博物馆工作，向游客介绍老油坊榨油工艺？然而，要“遗产”不要“非遗”的举动实在让人质疑修建博物馆的真实用心——是为了保护历史，弘扬传统文化，还是扣着“传统文化”的名义圈钱？
“人造文化”的联想
从当地政府的规划上看，博物馆将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群。它包括了“沣河乐园”、创意饰品店、老街酒吧等部分。其中的“非物质文化活态展示区”有“门架、展厅、保护展示、生活辅助”4个部分，但传承人生产榨油的场所没了踪影。
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当前的“古镇热”。从丽江到凤凰，从周庄到乌镇，古镇的热度一年高过一年，一大批“人造古镇”也随之应运而生。看着用颜料勾画出来的“青砖墙”，看着水泥浇筑的“飞檐翘角”，看着一片片崭新的“老瓦”、复古风的地板砖、仿瓷涂料……古镇就这样从新变古了，古董造假，岂不也是如此？
无论博物馆还是古镇，都是为了发展旅游，都是打着“宣扬传统文化”的旗帜，然后在规划之后，真正的老建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漂漂亮亮的“新古典”建筑。有人笑言：要毁了一个地方，就让它成为旅游景点。在这个经济挂帅的年代，多少真正的古镇老建筑经历了数百年风雨没有倒下，却因为旅游开发而彻底走向末路……
无论保存得是否完好，一律推掉重建！这也许就是当今对古建筑最常见的规划方法。理由也很充分：都快成危房了，不拆还能怎么？再说了，钢筋水泥结构再加点复古装饰，既漂亮又结实，更容易整体规划。于是，那些破屋老楼自然拆得理直气壮。
长安区规划的博物馆也没能免俗，拆掉真文物，修个假古董。只可惜了那些传统手工艺，就这样被“规划”掉。诚然，古建筑的修缮、复建都相当费钱，当然没有新建省事儿省钱。可是，如果没有实力修复，至少不要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做着摧毁它们的事情。老百姓不是傻子，这样的“人造文化”忽悠得了谁呢？
别让技艺淹没于尘埃
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如今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抢救性呆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智认为，老油坊能够活态存在100多年，生产性保护无疑是最适宜的。
然而事实已成，一句“博物馆不能榨油，你们得搬走，回迁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就决定了“非遗钉子户”再怎么折腾也无力回天。2012年的年尾，高家父子终于离开了守护多年的老油坊。在他们搬离的第二天，老油坊的院落轰然化为一片瓦砾，只留下了榨油的主屋。现在，高让让已在距离原址几公里外的自家后院，重新建造油坊。他说：“毕竟不是在老院落榨油了，感觉不一样。几代人在沣峪口老油坊榨了120多年的油，到我这儿却被迫离开了，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苦涩。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技艺传承下去。”
在被迫与老油坊这块“文化招牌”割裂之后，古法榨油技艺如何传承便成为高家父子目前的最大问题。说实话，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早已有了比古法榨油更为先进、高效和卫生的榨油方法。高家父子坚持榨油为生，究竟能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而他们所传承的“老油坊榨油技艺”，有何特殊之处？在当前时代，除了作为历史的记录之外，还有什么价值？
高家父子的坚守让我们看到一种力量，但也从中看到了问题。不只是“老油坊榨油技艺”，还有很多别的非遗传统技艺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缺乏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只能无奈地失传。老油坊不在了，但未来还要继续。古老的技艺传承至今不易，如果已不合时宜，那么只能与时俱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一些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习俗迅速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断层。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立法势在必行。
一、依法确认和确定遗产持有者身份问题亟待解决
(一)立法确认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遗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对于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的一项遗产,如何确认最具传承能力和资格的持有者的问题。因为同一遗产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都有权做传承人,而非遗特有的自身文化技艺决定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均地接受非遗的技术传承,有的是家中的长子,有的是次子,有的甚至是族外师徒。所以,应明确确认遗产持有者身份的程序,规定首先由一家之主来提出遗产持有者的人选,然后由遗产保护组织进行审查和认定,以确保遗产持有者符合条件。另外,在确认中不能单纯地将遗产家庭中的血缘关系作为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
(二)族人和族群之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需要建立相关的认定条例。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中,同一项遗产在同一族源中或家族支系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现象不断增加,有的因家庭成员意见不一致,而造成申报失败或遗产流失。对此,需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认定条件。立法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属于族人,同时也属于社会、民族和国家。强调在保证遗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各族成员之间加强合作,共同申报保护。
(三)确立遗产授权人的身份和资格。国家已规定每一项遗产在申报保护前要由遗产持有者向相关单位授权。但目前的授权要求是遗产的实际操作者(指遗产的具体传承人)有时因家庭、家族的当家人出面干涉,使这个授权往往被否定。为此,应明确规定:“授权时必须由遗产持有者和家庭、家族主要当家人共同签名授权。”以避免发生矛盾和纠纷。
(四)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和资格需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特别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是经过层层选拔认定的项目代表人,一经国家选拔和认定后,要立法保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们的非遗传承和保护不受相关事项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他们在非遗技艺的传承上,在收徒弟的日常工作上,要给予保障并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行使和发挥他们传承人的工作能力。
二、要通过立法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是指遗产的自身特点性。如前郭的查干淖尔冬捕、延边的民众节,各项与自然和生活相关的礼仪活动、传统节日等等。要立法促进这些项目的正常活动的开展,以促使这些遗产得到传承。
生产性保护的观念还可以施用于那些可移动遗产的制作和展示,特别是不受环境和背景限制的手工艺遗产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剪纸、浪木根雕、石刻、泥塑、草编、柳编、布贴画、刺绣,包括各民族的服饰制作,还有民族表演艺术和歌舞音乐等类别的项目,可以给它们创造生产性保护的条件。提倡这些类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或进入旅游区展示。特别是在民族节日和传统节日期间,要充分发挥其特点,为族人和社会展示自己的技艺,同时获得经济利益,以促进它们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三、应明确做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地传承活动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依靠传承人来传承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既固定又流动的活态文化,应区别不同的项目,允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传承。
(一)家庭或家族性遗产要保持遗产传承的传承性和背景环境性。许多遗产属于其家庭或家族自身祭祖或展示表演。要慎重对待这种遗产,不支持脱离本地域本区域的异地展示。但如政府和重大活动在相关组织或部门的安排下出去展示可以安排,但一定要得到遗产持有者当家人和本人同意方可。因为,脱离了背景环境的非遗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非遗文化形态,违背了非遗的真正精神和面貌。
(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由于传承人自身流动而带出遗产,要对传承人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加强解决。如前郭县的非遗项目蒙古博的传承人青春就是这样的实例。她由前郭到了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女儿家生活,从而将蒙古博的技术带到了另一个地域。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设法为她解决回到本地的条件,让她回到本地传承保护。如果不成,要立即同异地相关部门联系,作为特殊情况同异地联合申报这项遗产。
(三)关于建立遗产展示基地。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遗产专题园区、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这种做法直接起到了遗产抢救和保护的作用,开辟了非遗传承的新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一些可移动性项目,不受遗产背景和条件限制的民间艺术类遗产剪纸、雕塑、制作类,集中在这样的地点展示,真正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但是作为一些依靠背景和民俗信仰空间而生成的遗产,如祭祀类、信仰类,还是慎重到异地传承为好。同时,在异地存活的这类遗产是否由异地组织者申报,要非常慎重。应该立法解决这类遗产与异地组织者间的关系,从而解决目前非遗类型中存在的多种情况和问题。
四、成立保护机构和设立专项资金应依法进行
(一)全面建立独立的非遗工作机构。目前国家已经建立并要求各地组建非遗保护工作机构和专家机构,但因机构编制等问题,多数地方没有设立,有的非遗机构置于文化机构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这不利于开展工作。国家应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工作。一些非物质遗产资源比较集中,并且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但要建立独立的非遗保护工作机构,还应建立传承机构,确定人员和编制,以利于工作的开展。
(二)应依法设立专项经费。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将非遗保护工作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统一支出,专项使用;并制订有关政策吸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遗保护项目,确保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五、应将促进全社会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增强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来体现
非遗的保护是全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关系到国家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因此要立法促使全社会能自觉地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遗产持有者,并给他们创造保护的条件和环境。
(一)要加强宣传,普及非遗保护知识。针对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和文化工作者及社会大众对非遗概念还不太清楚的现状,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力度宣传非遗保护知识,尽快普及公民对这个领域知识的了解,从而不断提高全民非遗保护意识。
一、湖湘传统工艺式微的原因
（一）生产力发展变化快
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随着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新的生产力远远高于传统工艺所能达到的水平。很多领域，无论是式样还是技艺，机器都能代替人工，而且机器能批量生产，且不说质量能否跟人工做的一样精致（实际上也能过得去），至少在产品的产量上远远超过了人工的生产量。如湘绣，机器也可以绣出普通的甚至稍有难度的绣制品，对湘绣作品要求不高或者不了解的人可能无法说出机绣品跟人工绣品的优劣。而一幅好的湘绣作品要耗费一个绣女或者绣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而机器则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
（二）市场需求急剧缩减
曾经为湖南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传统工艺，在工业社会却已经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地位。如侗锦，在过去，侗族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宗教活动都离不开侗锦，而如今，方便轻巧、物美价廉的服饰、日常生活器具等早已能被批量化生产，已广泛融入侗族人的生活，而工艺复杂、耗时多的侗锦等手工艺制品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使用范围缩小，逐渐成为只有盛大的节日才用得到的装饰品或者卖给旅游者的纪念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以前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工具也可以用别的物品替代。如竹编制品，以前挑谷物经常要用到竹制箩筐，家家必备，而今且不说现在直接用车托运，退一步讲，也是用塑料编织袋等其他非竹编制品替代了。哪怕竹箩筐再结实耐用也难有用武之地，更不用说米筛、鱼篓、锅刷等竹制品了。
（三）社会保护意识淡薄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社会，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新奇，而传统工艺默默的被贴上了陈旧、落后的标签。如果说年长的一代人还对传统工艺制品存留着一份感情，那年轻一代人就没有这样的感受的。因为对于年长者来说，传统工艺品曾经饱含着过去的美好回忆，年长者在对待历史和老物件的心智也更成熟些，而年轻人没有对过去的留恋，只有对新事物的追求，他们更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对传统工艺缺少敬畏心，保护意识淡薄。年长者慢慢老去，年轻人开始当家，老年人即使想为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做点事情，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听之任之。
（四）后继乏人
传承人作为传统工艺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递者，对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远古而来，手工艺人很多是迫于无奈才选择这个行业，要么是家境贫困者，要么是不爱读书的人，因为手工业的门槛相对比较低，只要勤劳，靠双手是能够吃饱饭的。然而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今社会，传统工艺传承人的代际断裂H为严重，现在的年轻一代多不愿继承学习，传统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如目前通道县内织锦者多为40岁以上的妇女，40岁以下者为少数，20岁左右者最少，“技艺”面临渐成“记忆”的尴尬。传统工艺出师的过程很漫长，像陶瓷没个三五年摸不进门。浮躁的年轻人没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一个从事竹编近70年的老师傅曾经收过7个徒弟，但现在没有一个徒弟从事这一行。他说：“花一天多才能织成的菜蓝只能卖100来块钱，每天平均收入才7、80元，而在外面做工一天能有200多元。”的确，在物价飞涨的当下，没人愿意继续坚守这份不挣钱的事业。
（五）现有传承群体整体素质不高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鲜少从事手工业，如今虽然有海归女传承母亲衣钵研习非遗技艺，但也只是个例，绝大数手工艺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文化水平低。这与传统工艺的传授方式有关，传统工艺主要通过师傅带徒弟、近亲传带等方式获得技艺，师徒中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更别说是系统的民族文化、美术理论、艺术设计等方面的教育，于是最理想的状态是技艺可以传承的娴熟精湛，但是对传统工艺本身的文化，以及技法的来源与创新等认识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研究了。如侗锦文化，当地不少织娘虽然掌握了高超的织锦技艺，但对侗锦图案纹样所代表的深意缺乏了解，正所谓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现有传承群体的民族工艺文化、艺术修养、审美水平和创新能力均有提升的空间。
二、传承与保护传统工艺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培养培训
为培养非遗传承人才、全面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提升传承人的艺术修养、审美意识、创新能力，达到“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的目的，文化部协同教育部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全国试点，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作为全国首批参与院校，为湖湘非遗传承已经成功举办了湘绣、侗锦、瑶锦、剪纸、陶瓷、雕刻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普及培训班，学员报名踊跃，学习热情高涨，结业时感慨收获很多，对培训班的举办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传承人进行培养培训应当多鼓励，在提升传承人能力的同时，促进技艺学习与交流，能很好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二）进行抢救性保护
湖南的很多传统工艺都是靠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工艺更是口传心记才能流传至今。汉族人掌握的传统工艺因为语言的相通尚还能在别的地方找到破解之道，少数民族则不一样，一些传统工艺中蕴含的特有的民族观念、、审美情趣等优秀文化面临失传或被同化的处境。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挖掘与整理，难免面临灿烂的民族文化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窘境。
（三）加强宣传推广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工艺光靠传承人是不够的，需要全社会的人共同关注，对传统工艺的重要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大力宣扬，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们自觉承担保护非遗工作，并以此为荣。除去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外，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广泛传播，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要利用好博客、微博、共享协作平台、社交网络平台，争取让传统工艺及非遗文化深入到我们熟知的Qzone、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微信朋友圈等任何角落。
（四）注重创新设计
传统工艺要想获得重生，必须结束止步不前的状态，要打破观念牢笼，敢于大胆创新。笔者认为传统工艺因创新而重生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设计紧密结合，将创新设计融入传统工艺作品，提高作品的艺术品味，赋予作品新生命，从纯粹的生活器具变成工艺美术品。这一步需要职业教育的配合，实际上已经有高职院校正致力于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高度融合，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创新的目的，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如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就是一个典型。该校的全部专业均是设计类，并且开设了湘绣、湘瓷、小郁竹艺、根雕等传统工艺的专业，为湖南省工艺美术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撑。第二步是让传统工艺重新找到市场，让传统工艺回归生活。未来最理想的状态是传统工艺美术品既有装饰作用，又有实用价值，真正回归人们的生活。长沙铜官窑非遗传承认彭望球就正在尝试这么做，他将湖南黑茶文化与陶瓷文化相结合，期望引导传统技艺重新回归生活。
关键词：现代农业文化；建设；思考；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19-09-02
农业文化是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是以农业为载体，以农民为主体。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农村、农民内涵得到进一步充实，以农耕文化为标志的原始农业文化随之向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过渡与发展。现代农业文化是现代农业与传统文化、新兴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的，它融入了资本、技术和市场，具有教育、示范、观光、旅游、生态、文明、园林、艺术和科技等多种文化内涵。目前，现代农业文化按空间地域可分为乡村农业文化与都市农业文化；按农业及其产业与文化结合形成的作用与功能可分为旅游农业文化、生态农业文化、创意农业文化等[2]。
目前，安徽省现代农业文化对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及地方经济发展、农民的增收乃至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通过对安徽省部分地区现代农业文化建设的境况了解来看，目前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人们对其重要性认识不清，农业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农业文化产业规模小，效益不高等。如何把安徽现代农业文化建设好，下面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1 大力开发与利用优质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资源指具有文化特征和人类进步痕迹的，人文和传统价值的资源，包括历史遗迹、民俗文化、乡土风情、文化历史、民族曲艺、宗教文化等[3]。2012年，农业部下发《农业部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丰富休闲农业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来开发利用，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1.1 发掘保护已有的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有皖南的徽文化等；历史文化名城有安庆、亳州、池州、黟县、寿县、绩溪等；历史名人文化有寿春楚文化、帝王文化、三国文化、三子（管子、老子、庄子）文化、曹魏文化等、还有皖西的文化、巢湖的淮军文化、有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地方曲艺文化资源有黄梅戏、花鼓灯、庐剧、徽剧等；旅游文化资源有黄山、九华山、天柱山3大名山、皖南古村落、巢湖等；宗教文化资源有九华山佛教圣地与齐云山道教圣地等；农业园区与文化园区资源有南陵大浦农业园、宿州农业科技园区和芜湖方特文化园等；农业特产文化资源有淮南豆腐文化、砀山梨文化、怀远石榴文化、合肥大圩葡萄文化、长丰草莓文化、旌德灵芝文化，还有徽菜饮食文化、亳州药文化、徽茶文化、宣州酒文化等。
1.2 充分利用和开发现有文化资源 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合肥源泉徽文化博物馆，应发挥其已有的资源功能。积极发掘文化资源，拓展利用徽文化旅游元素功能，把徽文化产业做强，如依托“铜”元素，铜陵将矿山公园建成彰显文化创意的世界铜文化旅游的制高点；芜湖镜湖区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建筑风貌积极打造“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园”，皖北地区正在积极挖掘形成道家文化园。着力拓展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如合肥三河古镇把历史文化、名人文化与农业特产文化结合起来，使其影响力不断提升。淮南豆腐文化节，融招商推介，文化传承、民俗风情、休闲旅游于一体，其影响力越来越强。
2 积极发展农业园区与文化园区建设
2.1 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中农业与文化元素有机结合 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是现代农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形成完善有效的现代农业文化园区，必须使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中农业与文化元素有机结合。目前，我省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有安徽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芜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铜陵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颖上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涡阳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庐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6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2012-2013年度省农委授予148个，这些示范园区都展示了现代农业生产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但不少农业示范园缺少了文化元素，影响了其休闲观光、旅游的功能。文化产业园区是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安徽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着眼错位发展、提升品位、有序竞争，进一步优化了文化产业布局，目前，全省已有4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4]。重点扶持的10大文化产业园区有芜湖方特非遗文化游乐园、九华山大愿文化园、黄山徽文化艺术长廊、宣城中国宣纸文化产业园、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安徽出版集团数字印刷文化产业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滁州中国文具产业示范园、合肥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及芜湖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这些园区整体呈现出地域文化元素，注重文化科技创新，注重文化与生态、旅游、教育等领域融合发展等特点。但这10大文化产业园区很多与现代农业结合不紧密。因此，现代农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加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中更多文化内涵的融入，在文化产业园区中融入更多的农业元素。目前，农业园区和文化园区结合的比较好的是芜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该示范园大浦乡村世界属国家AAAA级景区，中国国家首个自然灾害体验主题公园。该示范园以“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村企共建、政策创新、产业推动”的思路为指导；以打造农业生产、旅游度假、生态人居3大功能为核心，集农业科技展示、农产品生产、农业观光、农业休闲、亲水休闲、户外运动、商务会议、养生居住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休闲旅游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区，已建成的项目有农业自然灾害教育主题公园、农业驯化中心、农业文化广场、生态美食园、葡萄广场、科普植物园等，在现代农业园区中融入了自然灾害体验文化，农业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元素，使其观光旅游的作用大大增加。
2.2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一是大力引进农业新技术，包括园林技术，生态保护技术、相关作物栽培技术等。如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自办宿州种苗研究所、宿州市农业生物工程开发中心，承担国家、黄淮海和省玉米、小麦、油菜、旱稻等品种区试，参试品种300多个，已筛选出一大批优新品种。合肥大圩葡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引进农业新技术20多项，引进了农业新品种100多个，为园区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是大力发展信息化技术，如农业物联网技术，文化产业网络技术等；三是积极引入国家级科技项目，加强科技创新。
3 强力扩大现代农业文化品牌效应
总的来说，当前现代农业文化发展还处在初步阶段，各地区发展均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比经济相对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发展要好一些，如合肥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现代农业文化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增收和社会进步，因此首要任务是要进行科学规划，做好顶层设计。要做强做大休闲旅游农业文化和创意农业文化必须实施农业文化品牌战略。
3.1 通过“文化节”大力推介 如淮南豆腐文化节、砀山梨花节、怀远石榴文化节、大圩葡萄旅游文化节；长丰草莓文化节等。长丰草莓目前已形成了特色草莓品牌，2012年全县草莓种植面积已突破1.23万hm2，均产值1.5万元/667m2以上，拥有7万多种植户，从业人员12.6万人，总产值超过25亿元，受益人员30万人，“长丰草莓”品牌价值已超过10亿元。“长丰草莓”已经成为长丰的农业产业名片。长丰草莓文化节已举办了11届，对外推介长丰草莓起到巨大的作用。淮南豆腐文化节已举办了20届，把淮南豆腐推介到全国各地，享誉全球。
3.2 政府着力打造 农业文化产业是一个投入大见效慢的产业，政府支持尤为重要。如合肥大圩葡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集中流转、产业升级转型等方面经过多年的打造，探索出了一条从传统农业向城郊农业，进而向现代农业跨越转型的科学发展之路。2012年争取农发项目、水利建设、绿化造林资金1 670万元，积极引导农民和种植小户将土地进一步向种植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集中和流转，促进农业生产区域化和规模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形成“万亩菜园”、“万亩果园”、“万亩荷园”和“万亩林园”“四个万亩”的特色农业产业。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实现了农业一产与旅游三产的有效结合，还被国家旅游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国家生态农业AAAA级旅游景区”。
3.3 加强创意农业文化建设 创意农业文化是创意农业与文化的融合产物。创意农业是指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形式、工具、方法与产品进行创意和设计，从而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活动的总称[5]。发展创意农业，对于促进农业资源再生、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特色鲜明的新型农产品、旅游产品，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生态资源的文化特色，突出文化品牌的民族特征和区域特色进行创意和设计，营造出更多的“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园”。
4 结语
现代农业文化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文化传承的融入而赋予活力。现代农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大力开发与利用优质文化资源、积极加强农业园区与文化园区建设、强力扩大农业文化品牌效应，而且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需要培养一支专业队伍，更需要引入市场体制和竞争激励机制等。目前，安徽省现代农业文化发展还是在起步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做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与文化产业，把安徽省从农业大省、文化大省发展成农业强省、文化强省。只有如此，现代农业文化才能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白露，朱启臻.农业文化的价值及继承和保护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1（1）：54-58.
[2]方玲燕.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阈下的现代农业文化建设[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15.
[3]陈永金，刘加珍，张重阳，等.聊城市优秀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J].经济研究导刊，2011（31）：139-143.
[4]孙语圣.皖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建设[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0-12.
关键词：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学校文化；地方文化；融合途径
作者简介：朱有明（1980-），男，江苏盱眙人，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张薛梅（1976-），女，江苏盱眙人，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房地产经济。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1-0031-05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行业对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我国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唯有强化内涵建设，营造良好的高职教育环境，才能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素质较高技能过硬的人才。在高职院校加强内涵建设过程中，文化内涵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而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是有效保障其内涵建设成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相关概念
（一）内涵建设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主要指高职院校的各项制度及管理建设，包括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以及文化建设等内容，与传统的高职院校硬件设施建设相比，内涵建设抽象性更强，衡量其内涵建设水平的指标主要是高职院校的管理建设状况。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浪潮的推动下，高职院校内涵建设逐步由制度、管理建设向文化建设深化，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实施途径之一就放在了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区域文化的结合上[1]。
（二）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一般是指文化的载体所反映出的人类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体现。无论何种文化，其本质性的、深刻的内涵是哲学，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生存思想与方法的各方面体现。优秀的文化是需要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与弘扬的，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等，如果不能很好地与现实生产生活紧密融合，造成文化的历史缺位，就谈不上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三）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或称校园文化，指的是在开展教学活动时，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形成的，可以反映出学校的办学宗旨及师生价值观念的一种精神和倾向。学校文化具备了文化属性，其不以强制性作为建设手段，而侧重通过学校管理者及教学者营造相应的教学氛围和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学校文化，并对其思想行为加以引导。学校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不同学校具有不同的学校文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关联较为密切。
（四）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也称为地域文化、区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各个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基于文化背景的特定文化，这种文化与地理空间存在较强的匹配性。在地方文化的形态和构成上，既可以完全按照地理空间及区位来划分，如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农村文化等；又可以将文化空间作为划分依据，形成诸如沿海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还可以按照地方工商业特色分为徽商文化、浙商文化、苏商文化、晋商文化、粤商文化等，甚至于更小地域的特色工商文化，如江苏省无锡市的锡商文化等。现阶段所倡导的地方文化，其外延更广，涉及到区域人们工作生活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都可以视为地方文化内容。
二、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中将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加以融合的必要性
（一）高职院校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既要注重基础知识学习，又要侧重专业技能训练，学生的后续就业也具有高度的区域指向性，这就需要高职院校以内涵建设及教学质量为中心点，在文化内涵建设中将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加以融合，为学生投身区域经济建设做好铺垫。此外，高职教育在学生就业上也带有一定的指向性，通过将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加以融合，能够增强学生的区域文化归属感，便于优化及稳定区域人才结构，对区域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大有裨益。
（二）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客观需要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主要是对学校的制度、管理及文化等软性层面进行建设及规范，而制度及管理的建设又离不开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参与及指导。纵观我国高职院校建设，一方面经历了高职生源扩招及规模化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也凸显了高职内涵建设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众多高职院校纷纷注重在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创建等层面加以提升，并将教学、管理、服务的质量在学校文化中予以体现，借助学校文化来提升学校的内涵和价值，同时学校文化又是对地方文化的提取和淬炼。
（三）高职院校提升学生素质能力的保障
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中，依托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能够提高内涵建设的实效性，在将地方文化中与学校教育及专业学习紧密相关的地方特色文化和企业文化引入到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能够使高职学生深入及时地感受地方和企业对人才素质能力的需求，从而促使其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为其毕业与就业的无缝衔接创造条件。此外，高职院校的教学具有较强的程式化，涵盖了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实践操作及定岗实习等环节，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主要局限在学校及实习企业中，无法全面接触到社会的各类信息，而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能够使学生从校园中获取必要的文化信息，有助于保障其素质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四）高职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般而言，高职院校在设置课程时，其主要的参考依据是社会行业人才需求，以此为基准来开展人才教育及培养，使其具备相应的技术操作能力及职业素养[2]。但在这一过程的具体实施上，在开设相关的理论及实践教学课程时，以人才市场需求为依据的教育模式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及时掌握社会行业发展动态和人才岗位需求上的更新变化。此时借助于地方文化与学校文化的融合，高职院校可以根据对地方区域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及时丰富高职课程内容，提高高职教学的前瞻性，也能够带动高职学校文化建设，进而为高职院校的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三、基于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融合视角的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对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内涵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
作为两种文化形式，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带有其各自的独立性，一方面其具备了互相融合的基础和可能，另一方面在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又受限于各种因素而较难真正交汇。在此背景下，有些高职院校在内涵建设上，往往将两者加以割裂，主抓教学质量及科学研究，在文化建设上也偏于一隅而无暇顾及与地方文化的有效互动，由此导致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完整度不高，无法实现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有效互补。
（二）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覆盖面不广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也带有长期性和系统性，既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又需要在内涵建设的各个环节加以贯穿[3]。纵观我国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多数高职院校仅是通过实践活动等方式来寻求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一方面并未彻底调动起学生参与此类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难以使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覆盖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方方方面，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结合尚需进一步完善。
（三）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规划性不强
从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来看，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通常是由中专院校合并升格演变而来，其不具备先天的文化底蕴，由此也使其教学、实践及管理活动表现出较浓厚的中专院校色彩。在高职院校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基础并不牢固，需要围绕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进行科学设计规划，以使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互相哺育，尽快提升高职院校的文化内涵及教育实力。但从实际情况看，高职院校在内涵建设中普遍存在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融合规划性不强、融合过程随意性过大等现象，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流于形式。
（四）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在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机制上亟需完善
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主要是由于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融合机制匮乏所致，受此影响，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实效性和稳定度不强。首先，从法律层面上看，现阶段尚未制定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有效融合的法律法规，两者融合的规范性无法保障。其次，作为社会企业来讲，其一方面能有效接纳产教结合及校企合作的理念和模式，另一方面又缺乏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关注和有效涉入，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看似与社会及行业企业间的关系得以加深，实则其融合度尚有所欠缺。第三，高职院校自身也没有成立负责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融合的专门机构，无法针对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给予有效指导。第四，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隶属于省管，与地级市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缺乏深度有效联系，更谈不上与地方文化建设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的合作，缺乏沟通衔接的工作机制，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与指导。
四、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有效融合应遵循的原则与路径
（一）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应遵循的原则
1.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应注重凸显院校的办学特征。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以院校的个性及办学特色为主要标志，在将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地方文化，特别是特色文化和企业文化加以分析研究，然后将之灌输到学校文化中，增添院校文化底蕴。与此同时，作为高职院校而言，其在培育办学特色的过程中，要对地方文化进行提炼，提高地方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匹配性，建设独具特色的高职教学环境[4]。
按照上述原则，作为一所以商科为主的高职院校，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办学中主张天道酬勤、商道酬信，形成了浓郁的商科办学氛围。无锡的“锡商文化”源远流长，如民族工商业创业精神楷模的荣氏家族企业，缫丝业首屈一指的薛氏集团，面粉、棉纺实业家唐保谦、唐星海父子，以及现在的海澜集团、阳光集团、红豆集团等，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开放、灵动、务实、创新的精神，是一种公平细腻、正心诚意、勤俭自持、践约守信、谦让包容、勇往直前、审时度势的文化[5]。借助这些文化，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相应的实践教学活动，既充分利用了地方区域文化的精髓，强化了学校内涵建设，又促进了学生的价值观念深化和升华，是地方文化服务于高职学校文化内涵建设的典型。
2.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应强调地方文化的具体要求。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尤其是与地方文化中所涉及到的企业文化如何有效衔接，是开展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时应着重探讨的问题。在将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加以融合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地方文化的特色及优势，丰富补充学校文化；另一方面要针对地方文化中所涉及到的职业素养要求等内容，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通过完善学校培训设施、管理制度等途径，来对学生的职业素养、合作意识、诚信观念、创新能力等加以着重培养，从而使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既凸显办学特色，又彰显地方特色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为学生的后期就业做好铺垫。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所处的地理区位较为优越，是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区域，无锡的发展主要依托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精细加工等制造业和物流、旅游等服务业，地方企业围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也形成了相应的企业文化。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开展内涵建设时，在对地方文化加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会经营、懂管理、善沟通、重诚信”的商科人才特质，以经营教育、管理教育、沟通教育、诚信教育“四育并举”的教育内容体系和科学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以政、行、企、校“四方联动”为机制[6]，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企业文化要求，注重对学生的岗位素养及职业技能进行双向培训，为当地企事业提供了职业精神、文化素养、实践技能和创新意识俱佳的高职人才。
此外，无锡历来就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无锡的民营企业众多，曾经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苏南模式”的代表，具有浓厚的创业氛围与环境；地方政府也一直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对大学生创业给予了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作为高职院校，要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就要紧跟地方发展脉搏。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早在2004年就在全国高职院校中率先开展创业教育，把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渗透到教学环节中，注重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知识与创业能力，形成了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工作全方位开展、对象全面覆盖的创业教育格局和“创业教学+创业模拟+创业实践”为内容的“三位一体”创业教育体系[7]。多年来，学校创业教育成效显著，涌现出一大批自主创业、团队创业和岗位创业的先进典型，利用地方浓厚的创业氛围将创业教育打造成为学校文化特色。
（二）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有效融合的路径探究
1.提高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对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认识。作为高职院校管理者来说，其应科学认知作为一所高校所肩负的服务社会、人才培养、教育科研及文化传承等职能，在此基础上，对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在院校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加以重视，自觉将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与高职院校教学设施等硬件建设加以结合，以提高院校的综合办学能力和社会声誉。在开展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时，要强化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力度，一方面在教学及管理中将地方文化融入到教学课程建设、教学课堂实施、实践活动及岗位实习中；另一方面地方行业企业也要积极参与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将企业文化等地方文化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全面铺展开，为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创设平台。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开展内涵建设时，学校管理者基于无锡围绕物联网技术、机械制造、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布局形势，在进行院校内涵建设的过程中，对所在区域的地方文化及人才需求进行了跟踪，结合自身的办学优势和学校文化，将地方产业发展动态融入到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中，开辟了物联网技术、景区开发与管理、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等专业群，有效满足了无锡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型人才的大批量要求。
2.扩展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覆盖面。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应覆盖到高职院校教学及管理的各个方面，以此增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成效。在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覆盖面的扩展上，应主要通过建立高职院校、社会企业、区域社区共同参与的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来实现[8]。首先，高职院校、社会企业、区域社区等要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探讨及制订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策略，增进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衔接。其次，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邀请社会企业人士入校开展企业文化讲座及报告等活动，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到本行业的先进技术及发展趋势，通过三方联动，使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具备相对明确的方向，避免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沦为“假大空”。第三，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地方特色文化基地，建立校外文化教育基地，定期开展见习活动，加强对学生的地方文化教育与熏陶。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开展专业建设和文化内涵建设时，紧密围绕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与无锡市文广新局合作设立了“无锡传统文化设计人才培养基地”和“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文化创意产业设计研发中心”，重点就无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政策、机制、规划和文化创意产业优化升级以及无锡地域文化产品开发等主题，结合无锡传统文化人才培养进行专项研究。学校还在艺术设计学院相关专业中成立了“非遗班”，由无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担任兼职教师，系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相关课程，通过“非遗文化”的学习，为师生的艺术设计增加文化内涵[9]。
3.提高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融合的规划性。首先，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有机融合应以学校文化作为着力点，通过校园文化来带动学生的学习及科研，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质量水平。在高职院校学校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上，高职院校应注重对其融合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规划，通过与其他高职院校加强交流，借鉴其内涵建设中在学校文化创建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然后结合自身的文化优势和特色，根植本地区域文化，提高学校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其次，作为政府部门来讲，其在进行本区域的高校布局设计时，应注重分析高职院校的独特属性，在各类基础服务设施上进行合理规划配置，使高职院校的学校文化能够与地方文化有效互动。
4.完善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的机制。高职院校要强化内涵建设，还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针对高职院校的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尽快制定相应的促进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的法律法规，对高职院校、社会企业、相关区域组织的职责加以划分，从而使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有章可循。社会企业应积极参与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在开展校企合作及顶岗实习时，对学生的素质能力要求加以明确，为高职院校学校文化的补充完善提供参考。高职院校自身应针对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工作设置专门的机构，着重对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素质能力加以强化，做好相应的指导及培训工作，对其理论及专业操作技能加以强化的基础上，增强其认知及领会地方文化的能力，使其能够在高职院校教学实践中自觉将学校文化与地方文化加以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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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代;墓葬;区域性;考古学研究
Abstract:A number of Han tomb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ina, while we can do regional research because of their widely distributed. To study the regional Han tombs comprehensively needs both basic and the related social investigation,so we must adhere to correct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regional research could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Han tombs, and then we can d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ombs for the ultimate aim.
Key words:Han Dynasty; tombs;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墓葬是盛放尸体或其部位的场所和置放方式的统称,墓是场所,葬是方式方法及与其相关的内容。古人对丧葬极为重视,融入了较多物质和精神的因素,包含内容十分广泛,所以墓葬一直是考古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趋于统一,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的墓葬都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墓葬所蕴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为广泛和多样。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和当代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已有相当数量的汉墓被发现、发掘,相关报告和简报层出不穷,为我们进行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墓葬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同时又是一个信息载体,它既充分体现出墓葬自身的诸多内涵,又能够从多方面反映古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从某种角度讲,它可以被看作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墓葬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去研究和探索。笔者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为例,浅显讨论一下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不正之处,以求指正。
一、 区域性汉墓研究的必要和条件
由于我国疆域大,汉墓分布面积广,加之汉代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局面下形成的地域性差异的影响,使得汉代墓葬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至东汉晚期,汉代墓葬表现出较大的趋同性,但区域性特征仍较明显。关于汉代墓葬,我们有必要去作相关综合性研究,并以此作为我们进行其他研究的指导和参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两汉统治时间较长,疆域较大,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这些都为综合性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进行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全面认识汉代墓葬的一个方便途径,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虽有相当数量,但多为考古类型学的基础性研究,深入性研究较少。因此,我们有进行汉代墓葬区域性研究的必要,而相关的条件也基本具备。
研究的成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行深入细致和较为全面的研究,汉墓的区域性研究亦是如此。以徐州地区为例,该处作为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同时又是两汉楚国和东汉彭城国、下邳国的封国所在地,诸侯王、列侯墓葬发现较多,中小型墓葬更是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墓将近两千座(1),这正是开展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从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的汉代墓葬看,分布范围广并有一定规律,且种类较为齐全,诸侯王、贵族、官吏及中下层平民等的墓葬一应俱全。墓葬形制方面,有横穴崖洞墓、石(土)坑竖穴墓、石坑竖穴洞室墓、石椁墓、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筑墓等,另外还有瓦棺葬,如邳州刘林M68(2)等。陪葬品的数量大,质地杂,品种多,有相应的组合。相关墓葬的时代较为明确。西汉墓中,已发现的小龟山楚王墓(3)、宛朐侯刘墓(4)等内均出土有墓主印章,墓主史书有载,下葬时代清晰,为其他墓葬的断代提供了标尺。另外多数墓葬内出土有钱币、铜镜等物。而早、中、晚期的墓葬结构、陪葬器物等有明显的前后发展关系,说明徐州西汉墓的时代序列较为明确;东汉墓中,墓葬结构与陪葬品亦有前后发展顺序,加之诸多纪年画像石墓的发现和发掘,为东汉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参考标准。不同墓葬形制和陪葬品组成了多类型的汉代墓葬,对研究徐州汉墓本身及当时的社会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徐州汉墓与周边地区的汉墓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苏皖北部、鲁南、豫东地区特别是皖北和鲁南部分地区发现的汉墓与徐州汉墓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对进行徐州汉墓的相关研究有很大帮助。
众多汉代墓葬的发现、发掘为徐州汉墓自身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墓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某个时期丧葬思想的写照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综合研究徐州汉代墓葬可以对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也正是我们进行墓葬研究的目的所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以及汉代墓葬的发现情况都存在不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也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恰对我们进行多地区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有着较为有益的帮助和参考。
进行墓葬研究,往往会碰到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不利条件。如较早发表的报告过于简单,有的仅是介绍,没有墓葬和器物描述及相关照片、线图等等;因墓葬内、外的环境较差,加之被盗和破坏,相关信息无法保存,使得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有的由于墓葬规模小,发现数量少,被盗或破坏严重,墓葬资料未能公布,处于相对封存状态,这对于墓葬研究来讲无疑是个缺憾。区域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尽量降低这种缺失,这与区域性研究资料收集的针对性强有关,而汉墓的区域性研究多由从事地方考古工作的人员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充分补充和完善这些资料。
二、 区域性汉墓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汉墓的区域性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还要学习和借鉴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示范及有益的提示。汉代墓葬考古属于战国秦汉考古的一个部分,而战国秦汉考古又隶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考古学、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大致看来,区域性汉墓研究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个主要内容,而社会研究的内涵又是多种多样的。
(一)区域性汉墓的基础研究
区域性汉墓的基础研究和其他墓葬的基础研究一样,主要包括墓葬形制、葬式、葬具、典型或重要陪葬品等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期及年代推断,探讨发展演变,确立发展序列,构建时代顺序;与周边进行比较研究等等。
“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主要是通过墓葬材料搭建起来的,以若干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材料为标杆,再根据墓室形制及陪葬品的特点,将其它没有纪年的墓葬单位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年代序列。进而把这个序列和其他类别的考古资料的分期编年相互参正,从而获得涵盖内容更为广泛的年代体系”(5)。如《洛阳烧沟汉墓》一书,系统整理了洛阳烧沟地区发掘的255座汉墓,通过墓葬形制的演变、出土遗物形制及组合形式变化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了烧沟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形制及各时期的变化,并结合铜镜、钱币等的研究基本确定了它们的相对年代及分期(6)。类型学和地层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论,是研究遗迹和遗物相对年代及变化规律的有效手段,是进行墓葬研究的立足点。在汉墓研究中,立足于这两大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才能保证资料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如在发掘、整理和研究汉墓时,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叠压在墓葬上的地层,墓葬的开口层位,特别是多座墓葬之间的打破、叠压或共时关系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汉墓出土遗物研究,我们还应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科学方法。如在青铜器分期断代方面,郭沫若先生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和郭宝均先生创立的“分界群分法”等,这些方法对我们进行汉墓出土器物的分型、分式和断代等方面很重要。如一些带有文字,甚至有纪年的遗物,如封泥、印章和碑刻等,这些时代特征较为明确的考古资料对于我们进行汉墓研究十分难得,也极为可贵,利用它们我们可以推断墓葬及出土物的年代,并用来说明其他一些问题。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在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材料,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又提出加强利用考古资料、简牍材料等辅资料来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已形成了多重证据法的共识。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基本关系是互补关系,因此未来考古学将在文献史学不断加深整合中得到发展(7)。汉代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且多为当时或稍晚人撰写,可信度很大,是汉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汉墓本身是当时人们有意识的行为结果,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因此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形制及组合变化等有着其所在历史时期的烙印,我们只有结合文献记载,才能通过研究考古资料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文献是我们进行研究必须参考的资料,正如宋治民先生所言,“在文献记载资料十分丰富的可靠的情况下,这一基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必须遵循的(8)。”
受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墓葬的发展会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反映在汉代墓葬上,就是汉墓的地域性特征,而其也体现出相应的地域文化。因此,除上述方法和原则外,在进行汉墓区域性基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它是对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揭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源流、发展谱系以及文化性质等问题。考察汉代之前徐州一带的文化,是在本土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秦文化、楚文化、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综合形成的,而战国楚文化对其影响尤深,这与战国晚期徐州一带属楚国管辖有较大关系,墓葬因此呈现出较多楚文化的元素,墓葬形制、器物类型和纹饰等均有反映,而西汉晚期的一些墓葬如铜山县凤凰山M2(9)等还保留有较强的楚墓特点。结合两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中原文化、周文化以及日渐成型的汉文化等对徐州汉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所必须注意的。
(二)区域性汉墓的社会研究
墓葬作为古人遗留下的特殊的实物资料,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社会的方式是多层面的,体现的社会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物质生活面貌等等无一不包。目前,学术界通过史学研究汉代社会的成果较多,如孙筱先生的《两汉经学与社会》(10)、刘厚琴先生的《儒学与汉代社会》(11)等等。但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墓葬研究汉代社会的成果较少,其中如韩国河先生的《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一书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对秦汉魏晋时期的社会,特别是丧葬制度进行了精辟论述(12);李如森先生通过两汉墓葬对其所反映的社会面貌进行了论述(13);另外如李振宏先生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14)、吴荣曾先生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15)等则是通过与墓葬相关的遗迹、遗物来探讨汉代社会的。在一些研究性文章及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常有一些通过墓葬对社会相关问题如纺织、冶铁、农作物等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可以说,上述研究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庸》云:“事死如生,事之如存。”不同墓葬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内容和特征,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对区域性汉墓所体现的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就徐州汉墓而言,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较为广泛。徐州奎山M1(16)、东甸子M1(17)等墓内出土的大量水稻,说明徐州一带在西汉早期可能已有水稻种植;墓葬中较为常见的仓、灶、井、磨、猪圈等模型明器组合,表明当时人们丧葬观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的部分社会生活面貌,体现出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等等。因此,进行区域性汉墓的社会研究可以相对全面地复原汉代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展现社会面貌。相比较而言,汉墓的综合性研究涉及面广,但得出的结论多为概括或总结性的,而区域性研究则较为详细,结论也较为全面和细致,若综合多处区域性研究结果,升华至综合性成果,其内容当较一般的综合性研究丰富许多,结论也就更具科学性。
王仲殊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发掘古代墓葬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种族的体质特征,了解古代埋葬的风俗与墓葬形制,了解古代的工艺制作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形”(18)。韩国河先生在《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一文中对两汉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作了全面归纳。文章指出:墓葬较之城址、手工业遗址等,其包含的信息较为丰富,除了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之外,还全面地反映了人的精神、宗教思想以及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为我们展示一个立体而全面的古代社会面貌,而这也正是考古学研究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该文还指出,从墓葬建筑模式到陪葬物品,大致可分为天神系统、人间系统和阴界系统等三个系统,而对于墓葬的考古学研究,除了对其形制、葬式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外,还包括对墓葬及其包含物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等的研究(19)。韩建业先生亦指出,“墓葬研究中,对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对历史的复原,解释是核心,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探索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墓葬研究社会组织和阶层化等问题正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20)。两汉墓葬不断第宅化,陪葬品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几乎包括了生人所用的各个方面的器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墓葬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较为全面,是大大超越前代,多层次、多方面的反映,因此具备了这方面研究的条件。但墓葬只是繁杂丧葬活动中葬的一部分,是葬仪终结的标志,并未承载丧葬活动的全部信息(21)。所谓墓葬反映社会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考古资料本身(22)。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墓葬与社会潮流之间既有同时性又有滞后性,只有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化因素,才能通过墓葬的研究更为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23)。
通过对徐州汉代墓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相关社会内容。政治上,具有较强的封国特色,同时又体现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诸侯王权力下降,地主势力增强的政治特点;儒家思想、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等多有体现,而最为突出和全面的为丧葬思想;徐州地区汉代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均有较大发展;衣、食、住、行等是汉代物质生活面貌的集中体现,徐州地区汉代的物质生活面貌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即不同等级差别较大,庄园经济特色明显,虽然地方特色较浓,但却不脱离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另外,墓葬的修建说明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视;画像石墓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出丧葬思想的转变及对墓葬的影响;夫妻合葬墓、陪葬墓(坑)和车马、陶俑陪葬等则体现出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的变化等,如墓地的买卖、诸侯王权的衰落、墓主身份地位的差异、家庭伦理的展现、期望升仙的渴求及相关科学技术等等,而墓主身份地位差异方面,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相对较低尤为突出,体现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以上是徐州汉墓所体现的相关社会内容,而就这些内容来讲,也为我们进行区域性汉墓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即根据不同墓葬的不同内容,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门别类地有序探讨,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再通过这些结论来复原当时的社会内容和面貌。在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进一步对汉代这一区域的地域文化作相关分析,探讨其在统一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汉代墓葬区域性研究的几点想法
正如上文所讲,我国各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数量众多,相关资料也有较多公布,从墓葬类型、出土遗物等多方面来看,一些已具备了进行本地区汉墓综合性研究,即对墓葬本身及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条件。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地区的汉墓进行考古学研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坚持上述理论和方法,以它们为指导,并根据本地区汉墓的实际特点,合理利用。其次要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在时间上不能仅限于两汉,还要兼顾汉前和汉后;在地域上,不能囿于现属地区,周边及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相关资料亦不可或缺。对原来公布内容相对简单的资料要尽量补充,对一些尘封或未能公布的资料要尽量收集和核实,对新的考古动态加强关注,尽可能多地收集已公布的资料,尽量做到相关研究与最新考古资料的统一。第三,对收集资料进行仔细梳理,对墓葬(群)、器物进行分析、分类比较,并对相关结论进行总结。在此过程中既要重视典型墓葬、器物对研究的重要性,又要做到不能过分依赖某个墓葬或器物,更不能简单地就某些墓葬或器物作出武断的结论,做到“实事求是”。第四,严格认真地进行基础研究,建立相关序列,确定相应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紧紧结合文献资料,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以历史文献为辅助,对区域性汉墓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第五,考古发现的墓葬多是孤立的遗迹,只是全部丧葬活动系统的一个片断,是被过滤后的结果,对墓葬的研究应该对资料的局限性有足够的估计(24)。因此要结合其他学科,多层面地进行研究,避免单一性研究。同时要做到从一些表面现象看到内在的涵义,从静态的观察看到动态的相互作用。第六,要大量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到既不过分依赖,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或摒弃。第七,各地区间尤其是临近地区的研究成果相互沟通,这样既能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达成共识,又能减少相应的工作量,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三、 进行汉墓区域性研究的作用和意义
进行汉墓区域性研究有着其自身的作用和意义,大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可为本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相应的标尺和参考,对以后考古发掘及墓葬研究有相应的帮助。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也可为其他地区借鉴和使用。
(二)区域性汉墓的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补充和印证历史,纠正某些历史文献记载错误的作用。我们知道,史书中关于某一地区的记载并不多,而且有的还存在讹误之处,对考古资料,尤其是墓葬资料的深入研究会在很多方面起到补充、印证和纠正历史文献的作用。
(三)区域性汉墓的研究是整个汉代墓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补充综合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提供更多可以参考的资料,使得综合性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另外它还可减少综合性研究的工作量,避免了重复工作。
总的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有越来越多的汉代墓葬被发现、发掘,这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笔者仅就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希望对此能有些许帮助。由于水平有限,认识浅薄,文中还有很多不成熟和欠缺之处,望多多批评指导。
注释:
(1) 李银德:《徐州楚汉文化遗存及其特点》,第二届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委会选编:《楚汉文化论坛――第二届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第423~431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
(2)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遗址的汉墓》,《考古》1965年第11期。
(3) a.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b.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c.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4) 徐州博物馆:《西汉宛侯刘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2期。
(5)、(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6年第6期。
(6) 洛阳地区考古发掘队编:《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8)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思考》,《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246~25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9)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凤凰山西汉墓》,《考古》2004年第5期。
(10)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1)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年。
(12) 韩国河:《秦汉魏晋南北朝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 a.李如森:《西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b.《东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4) 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15) 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16)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汉墓》,《考古》1974年第2期。
(17) 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18) 王仲殊:《墓葬略说》,《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19)、(23) 韩国河、柴怡:《有关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以两汉墓葬为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31~340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20) 韩建业:《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