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0:42: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土地面积测算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
一、 引言
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农经发[2014]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应该适度”。然而，多大的规模才算适度？
中央政府关于适度规模标准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中央难以确定全国统一的适度规模标准，各地政府应该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第二，虽然中央没有确定全国统一的适度规模标准，但在部分中央文件中提出了相关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从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比较、务农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比较、农场规模和当地农户平均经营规模比较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适度规模标准，但部分地方政府仅是照搬中央文件的表述，还有部分地方政府家庭农场相关文件中没有关于适度规模标准的表述，这说明地方政府还不能独立制定合理的适度规模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一方面，中央既没有也不能制定全国统一的适度规模标准，这个工作需要地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适度规模标准相关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那么，地方政府应该怎样测算家庭农场适度规模？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个小问题。问题1：现有的测算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方法是否合理？问题2：如果不合理，应该怎么测算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
二、 现有测算方法合理吗？
1. 现有测算方法简述。中央政府关于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标准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中央难以确定全国统一的适度规模标准，各地政府应该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张红宇（2014）表示：“很难提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具体面积标准”。中办和国办《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以下简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各地要研究确定本地区规模经营的适宜标准”。第二，虽然中央没有确定全国统一的适度规模标准，但在部分中央文件中提出了相关意见。《指导意见》指出，家庭农场主“收入水平能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当”。《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应该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然而，部分地方政府仅是照搬中央文件的相关表述， 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关于适度规模标准的表述。
综上所述，目前政府是从三个角度衡量家庭农场适度规模：一是务农收入与城居民收入比较;二是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比较;三是经营规模和当地农户平均规模比较。
2. 现有规模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现有测算方法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非理想指标。由于老人、孩子等非就业人口的存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估了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如果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场家庭劳动力数量的乘积表示经营农场的机会成本，则计算结果低估了适度规模。第二，混淆务工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政府分别从务农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或务工收入比较角度确定适度规模。然而，务工收入一般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不同的标准会导致测算的适度规模不同。第三，“当地”指代不清。政府文件多次提到“当地”，这是指本乡、本县、本市还是本省？不同区域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应的适度规模也不一样。第四，未考虑土地租金收入。现有测算方法没有考虑家庭农场经营者外出务工或成为城镇居民后将原有的承包地和开荒地流转出去获得的租金收入，这会低估经营农场的机会成本和相应的适度规模。第五，从农场规模和当地农户平均经营规模比较角度确定适度规模的方法缺少合理的理论依据。在政府认可的三种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测算方法中，务农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比较、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比较的测算方法是以机会成本作为理论基础，即农场经营者可以选择经营农场或从事其他职业，只有当务农收入不低于其他职业收入时，农场主才会选择经营农场。然而，经营规模和当地农户平均规模比较角度的测算方法并没有合理的理论依据。
三、 应该怎么测算？
1. 对现有测算方法的优化。针对现有测算方法的上述不足，本文进行了以下优化――第一，采用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并用其与家庭劳动力的乘积表示机会成本。第二，区分务工收入与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就短期而言，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收入较低的体力工作，可以将务工收入作为机会成本;就长期而言，农村劳动力已经有能力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可以将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作为机会成本。第三，明确“当地”范围。就短期而言，农民工远离本市和本省务工的情况非常普遍，应该选择全国数据;就长期而言，农民工选择安家地点时会倾向离家较近的城镇，应该选择本省数据。第四，考虑土地租金收入。不再经营家庭农场后可以将承包地和开荒地流转出去，应该将租金收入作为机会成本的一部分。
本文从上述四个角度优化了现有的测算方法，并根据农场利润应该与外出务工或城镇居民“收入相等”的原理，将优化后的方法命名为“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
2. 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原理：机会成本理论。机会成本是指为了生产某种商品而放弃生产的其他商品中的最高市场价值。对于家庭农场而言，农场主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一种有限资源。这些时间和精力既可用于经营农场，也可用于从事其他职业。就短期而言，农民在其他职业中普遍选择外出务工，可以将外出务工收入视作经营农场的机会成本;就长期而言，农民在其他职业中普遍选择成为城镇居民，可以将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视作经营农场的机会成本。相应地，能带给农场主不低于机会成本的利润的生产规模就是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计算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
3. 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与适度规模最小值。有学者认为，当家庭农场经营者获得和外出务工收入或城镇居民收入相当的利润时，相应的农场规模就是适度规模。其实，这种方法计算的规模只是适度规模的最小值。当农场面积小于测算的短期适度规模时，经营农场的收入低于短期和长期机会成本，农场主在短期会选择外出务工，在长期会选择成为城镇居民;当农场面积大于测算的短期适度规模但小于长期适度规模时，经营农场的收入高于短期机会成本并低于长期机会成本，农场主在短期会选择经营农场，在长期会选择成为城镇居民;当农场面积大于测算的长期适度规模时，经营农场的收入高于短期和长期机会成本，农场主在短期和长期都会选择经营农场。可见，该方法计算的适度规模只是农场主选择经营农场的最小规模。
4. 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
（1）前提假设。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建立在一些前提假设之上。第一，农场主在短期只有经营农场和外出务工两种选择，在长期只有留在农村居住和成为城镇居民两种选择。第二，农场主在做出短期和长期的决策时只考虑经济因素。第三，不存在兼业情况。家庭农场规模一般比普通农户的承包地规模大，农场主无法像普通农户一样既务农又从事其他职业。
（2）家庭农场土地结构和亩均利润。农场的耕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二是转入土地。如下图所示，对于农场的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S11，亩均收益等于亩均产量乘以粮食平均销售价格，亩均成本主要包括农资成本、固定资本折旧和租赁成本、人工成本、其他成本;对于农场的转入土地S2，亩均收益和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的亩均收益相同，但亩均成本比前者多了地租成本。两类土地的亩均利润分别等于各自的亩均收益和亩均成本之差。
（3）家庭农场主收入结构。当选择外出务工或成为城镇居民时，家庭农场主将获得两部分收入：一是外出务工收入或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二是承包地和开荒地的租金收入。当选择经营农场时，农场主将获得三部分收入：一是转入土地的农业生产收入，二是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的农业生产收入，三是转出余下的承包地和开荒地的租金收入。如图2所示，S1表示农场主家庭拥有的承包地和开荒地面积，S11表示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表示流转承包地和开荒地。
（4）计算适度规模最小值。
①短期适度规模最小值。
第一，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短期机会成本――外出务工收入。这部分收入包括务工收入I1和承包地和开荒地的租金收入I3。I1=外出务工人均纯收入×家庭劳动力数量，I3=S1×平均土地租金。
第二，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包括转入土地的农业生产收入I4、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的农业生产收入IS、转出剩余承包地和开荒地的租金收入I6。I4=R2×S2，I5=R1×S11，I6平均土地租金×S21。
第三，计算短期适度模最小值。农场主愿意经营家庭农场的条件是经营农场的收入（I4+I5+I6）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I1+I3），即。
②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
第一，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长期机会成本――城镇居民收入。这部分收入包括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收入I2和转出承包地和开荒地的租金收入I3。I2=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家庭劳动力数量。
第二，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收入。和短期一样，这部分收入包括I4、I5、I6。
第三，计算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农场主愿意经营家庭农场的条件是经营农场的收入（I4+I5+I6）不低于成为城镇居民的收入（I2+I3），即。
四、 实证研究
1. 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以黑龙江省为例。本文使用2015年农业部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对东北三省和440个玉米家庭农场的监测数据。由于计算方法相同，本文以黑龙江省为例演示适度规模具体计算步骤。
（1）短期适度规模最小值。第一，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短期机会成本――外出务工收入。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平均年收入310 271。根据黑龙江省家庭农场数据，农场平均家庭劳动力3.273人，承包地和开荒地94.7亩，土地租金461元/亩。所以，I1是101 544元，I3是43 725元。第二，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收入。根据黑龙江省家庭农场数据，农场平均利润是308 911元，转入土地620.4亩，农场平均转出承包地和开荒地极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I4是229 548元，I5是78 790元。第三，计算短期适度规模最小值。假设农场转入土地面积是x亩，则。得到x？叟179.7亩。所以，短期适度规模最小值等于转入土地面积179.7亩和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面积94.7亩之和，即274亩。
（2）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第一，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长期机会成本――城镇居民收入。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局数据，201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8 881元。所以，I2是159 974元。第二，计算农场主经营农场的收入。如上文所述，I4是229 548元，I5是78 790元，I6忽略不计。第三，计算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假设农场转入土地面积是x亩，则I4=370元/亩×X亩。I2+I3？燮I4+I5得到x？叟337.6亩。所以，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等于转入土地面积337.6亩和自营承包地和开荒地面积94.7亩之和，即432亩。
2. 实证结果分析。可以用上述计算方法得到三省一区玉米家庭农场短期和长期的适度规模最小值。黑龙江省短期和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分别是274亩和432亩;吉林省分别是268亩和446亩;辽宁省分别是257亩和514亩;分别是491亩和904亩。
黑龙江省相关文件指出，粮食家庭农场面积应该在200亩以上;吉林省相关文件指出，粮食家庭农场面积应该在100亩以上;辽宁省相关文件指出，粮食家庭农场面积应该在100亩以上;相关文件指出，粮食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应该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15倍。可见，东北三省提出的标准低估了玉米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内蒙古提出的标准缺少合理的理论依据（详见第二部分第二节）。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1）现有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测算方法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2）在现有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并分析了短期和长期适度规模的最小值。（3）东北三省政府提出的适度规模标准低估了玉米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政府提出的适度规模标准缺少合理的理论依据。
本文的建议是：（1）应该从区分务工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等角度优化目前的家庭农场适度规模测算方法。（2）收入均等化测算方法计算的短期适度规模最小值是针对当前，是政府文件可以具体提出的标准;长期适度规模最小值是针对未来，虽然并不建议政府文件具体提出这个适度规模，但可以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标准。（3）适当提高东北三省适度规模标准，更改适度规模制定办法。
参考文献：
[1] 高强，周振，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实践界定、资格条件与登记管理――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4，（9）：11-18.
[2] 郭庆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尺度：效率抑或收入[J].农业经济问题，2014，（7）：4-10.
[3] 夏怡然.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3）：35-4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创新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研究”（项目号：13AZD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成员异质性、合作社理论创新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政策体系构建”（项目号：7127326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实践案例研究”（项目号：14JJD790030）。
关键词：地籍，地籍调查；农村宅基地；地籍测量；地籍控制
中图分类号：P25
1地籍与地籍测量
1.1现代(多用途)地籍(以下简称地籍)是指由国家监管的、以土地权属为核心、以地块为基础的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权属、位置、数量、质量和利用现状等土地基本信息的集合，用图、数、表等形式表示。其含义：地籍是由国家建立和管理的，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土地产权和合理利用土地；土地权属是地籍的核心；地籍是土地基本信息的集合，它包括土地调查册、土地登记册和土地统计册，用图、数、表的形式描述了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权属、位置、数量、质量和利用状况。农村宅基地是地籍的一个分类。
1.2地籍调查，在进行地籍测量之前，必须进行地籍调查，即调查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信息，在实地确认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权属界址和利用状况，并填写地籍调查表，为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精确定位、面积测算等地籍测量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地籍调查是遵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权属、数量、质量和利用现状等基本情况进行的调查。它既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和社会性很强的基础工作，又是一项集科学性、实践性、统一性、严密性于一体的技术工作。
根据调查时间及任务的不同，地籍调查可分为初始地籍调查和变更地籍调查，初始地籍调查是指对调查区范围内全部土地在初始土地登记之前进行的地籍调查。初始地籍调查一般要在无地籍资料或地籍资料比较散乱、严重缺乏、陈旧的状况下进行的调查工作，但不是指历史上的第一次地籍调查。这项工作涉及司法、税务、财政、规划、房产等方面，规模大，范围广，内容繁杂，费用巨大。变更地籍调查是指为了保持地籍的现势性和及时掌握地籍信息的动态变化而进行的经常性的地籍调查，是在初始地籍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地籍管理的经常性工作。
按调查区域的功能不同，地籍调查可分为农村地籍调查和城镇地籍调查。目前农村地籍调查主要有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土地质量调查、土地权属调查等。《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规程》规定了境界(各级行政区划界线)和土地权属界(村、农、林、牧、渔场界，居民地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界)的调查内容、方法。城镇地籍调查是指城镇及村庄内部的地籍调查，主要对城镇、村庄范围内部土地的权属、位置、数量、质量和利用状况等进行调查。合理利用城镇土地，对城镇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地籍调查时，调查的内容应覆盖调查区域的每一块土地，其中土地权属调查是核心。
1.3地籍测量是为获取和表达地籍信息所进行的测绘工作。其基本内容是测定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权属、位置、数量、质量和利用状况等。具体内容：地籍控制测量，测量地籍基本控制点和地籍图根控制点；界线测量，测定行政区划界线和土地权属界线的界址点坐标；地籍图测绘，测绘分幅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宗地图等；面积测算，测算地块和宗地的面积，进行面积的平差和统计；进行土地信息的动态监测，进行地籍变更测量，包括地籍图的修测、重测和地籍簿册的修编，以保证地籍成果资料的现势性与正确性；地籍测量也遵循一般的测量原则，即先控制后碎部、由高级到低级、从整体到局部的原则。
2地籍测量工作步骤
2.1地籍控制测量
地籍控制测量是根据界址点和地籍图的精度要求，视测区范围的大小、测区内现存控制点数量和等级等情况，按测量的基本原则和精度要求进行技术设计、选点、埋石、野外观测、数据处理等测量工作。
2.1.1地籍控制测量的基本方法
①利用GPS定位技术布测城镇地籍基本控制网。由于GPS定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其测绘精度、测绘速度和经济效益，都大大地优于目前的常规控制测量技术，GPS定位技术可作为地籍控制测量的主要手段。对于边长小于8~10km的二、三、四等基本控制网和一、二级地籍控制网的GPS基线向量，都可采用GPS快速静态定位的方法。由试验分析与检测证明，应用GPS快速静态定位方法，施测一个点的时间，从几十秒到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精度可达到1~2cm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地籍控制测量的需求，可以成倍地提高观测时间和经济效益。建立GPS定位技术布测城镇地籍控制网时，应与已有的控制点进行联测，联测的控制点最少不能少于2个。
②二级导线地籍控制网的布设。目前各大中城市所建立的质量良好的城市控制网，基本能满足建立地籍控制网的需要。可直接在城市控制网的基础上进行一、二级地籍控制测量。
③图根控制测量。城镇地籍测绘中控制网的布设，重点是保证界址点坐标的精度，界址点坐标的精度有了保证，地籍图的精度自然也就得到了保证。目前一、二级导线的平均边长都在100m以上，这样的控制点密度用于测定复杂隐蔽的居民地的界址点势必要做大量的过渡点(多为支导线形式)，不但工作量大，作业率低，在精度方面也不能保证。因此，经济而又可靠的方法是布网时增加控制点的密度。可在二级导线以下，根据实际需要布设适合的图根导线进行加密。图根导线的测量方法有闭合导线、附合导线、无定向附合导线、支导线等。在首级控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采用附合导线和闭合导线，但如果控制点遭到破坏，不能满足要求，可考虑无定向附合导线、支导线。
2.1.2界址点测量
界址点坐标是在某一特定的坐标系中界址点地理位置的数学表达。它是确定地块(宗地)地理位置的依据，是量算宗地面积的基础数据。界址点坐标对实地的界址点起着法律上的保护作用。一旦界址点标志被移动或破坏，则可根据已有的界址点坐标，用测量放样的方法恢复界址点的位置。界址点测量方法一般有解析法和图解法两种。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获得的界址点坐标，一旦履行确权手续，就成为确定土地权属主用地界址线的准确依据之一。①解析法。根据角度和距离测量结果按公式解算出界址点坐标的方法叫解析法。地籍图根控制点及以上等级的控制点均可作为界址点坐标的起算点。可采用极坐标法、正交法、截距法、距离交会法等方法实测界址点与控制点或界址点与界址点之间的几何关系元素，按相应的数学公式求得界址点坐标。在地籍测量中要求界址点精度为±0.05m时必须解析法测量界址点。②图解法。在地籍图上量取界址点坐标的方法称图解法。此法精度较低，适用于农村地区和城镇街坊内部隐蔽界址点的测量，并且是在要求的界址点精度与所用图解的图件精度一致的情况下采用。
2.2地籍图测绘
2.2.1地籍图
地籍图只能表示基本的地籍要素和地形要素。它主要直观地表达自然的或人造的地物和地貌，对应的地籍空间要素的属性在地籍图上只能用标识符来对此进行有限的表达，这些标识符与地籍数据和地籍表册建立了一种有序的对应关系，从而使地籍资料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地籍图集合中，我国现在主要测绘制作的有：城镇地籍图、宗地图、农村居民地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所有权属图等。地籍图上应表示的内容，一部分可通过实地调查得到，如街道名称、单位名称、门牌号、河流、湖泊名称等，而另一部分内容则要通过测量得到，如界址位置、建筑物、构筑物等。
2.2.2地籍图的测制。测绘地籍图的方法有平板仪测图、摄影测量成图、绘编法成图和全野外数字测图等。现在的地籍图测绘基本上使用数字地籍测量。数字地籍测量是数字测绘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其实质是一种全解析的，机助测图的方法。数字地籍测量是以计算机为核心，在外连输入输出设备及硬、软件的支持下，对各种地籍信息数据进行采集、输入、成图、绘图、输出、管理的测绘方法。数字地籍测量是一个融地籍测量外业、内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作业系统，是计算机技术用于地籍管理的必然结果。它的最大优点是在完成地籍测量的同时可建立地籍图形数据库，从而为实现现代化地籍管理奠定了基础。
2.3土地面积测算
土地面积测算是地籍测量中一项很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它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分配土地，收取土地费(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农业区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数据基础。土地面积测算包括行政管辖区、宗地、土地利用分类等面积的测算。概括起来，土地面积测算方法有两种，即解析法面积测算(简称解析法)与图解法面积测算(简称图解法)。现在测量基本上为解析法面积测算。街坊(或村)面积测算：用解析法测算街坊(或村)面积。用解析法野外施测出各街坊拐点的坐标，组成一个闭合多边形，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出街坊面积，并以此控制街坊内各宗地和其他地类面积。
宗地与地类面积测算：宗地面积可采用解析法和图解法，地类(如道路、水系、空闲地等)面积采用图解法测算。土地面积的汇总统计：控制面积和碎部面积测算工作结束之后，要对测算的原始资料加以整理、汇总。整理、汇总后的面积才能为土地登记、土地统计提供基础数据，为社会提供服务。汇总工作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村、乡、县土地总面积的汇总，可在控制面积测算之后进行，它是第二阶段的控制基础；第二阶段为村、乡、县分类面积汇总，在碎部面积测算之后，按权属单位及行政单位汇总统计分类土地面积，它是第一阶段工作的继续。两个阶段的工作不一定相继进行，但两者汇总统计结果应起到相互校核的作用，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3新技术应用
地籍测量技术和方法是对当今测绘技术和方法的应用集成。地籍测量技术是普通测量、数字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面积测算、误差理论和平差、大地测量、空间定位技术等技术的集成式应用。根据土地管理对图形、数据和表册的综合要求组合不同的测绘技术和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3S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S技术是遥感技术(Remote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s，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s，GPS)的统称，是空间技术、传感器技术、卫星定位与导航技术和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相结合，多学科高度集成的对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处理、管理、分析、表达、传播和应用的现代信息技术。随着3S技术的不断发展，将遥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起来的“3S”一体化技术已显示出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以RS、GIS、GPS为基础，将RS、GIS、GPS三种独立技术中的有关部分有机集成起来，构成一个强大的技术体系，可实现对各种空间信息和环境信息的快速、机动、准确、可靠的收集、处理与更新。成为国土资源信息管理与应用中的主导发展方向。
RS遥感是利用遥感器从空中来探测地面物体性质的，遥感技术具有大范围获取数据资料，获取信息速度快、周期短，获取信息手段多，信息量大的特点，因此它在气象服务，地质调查，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GIS是一个专门管理地理信息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它不但能分门别类、分级分层地去管理各种地理信息；而且还能将它们进行各种组合、分析、再组合、再分析并能查询、检索、修改、输出、更新等。GPS全球定位系统是一种高精度、全天候和全球性的以卫星为基础的无线电测时定位、导航系统，可为航空、航天、陆地、海洋等方面的用户提供不同精度的在线或离线的空间定位数据。
GPS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RTK定位技术是基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实时动态定位技术，它能够实时地提供测站点在指定坐标系中的三维定位结果，并达到厘米级精度。在RTK作业模式下，基准站通过数据链将其观测值和测站坐标信息一起传送给流动站。流动站不仅通过数据链接收来自基准站的数据，还要采集GPS观测数据，并在系统内组成差分观测值进行实时处理。流动站可处于静止状态，也可处于运动状态。
GPS利用卫星定位技术的最新理论和技术，建立覆盖一个省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网络，在省域内建立一个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高效率、高覆盖率的GNSS综合信息服务网，它使卫星导航定位技术、测绘学、气象学、地理信息系统与现代通讯技术等有机的结合。使GPS定位技术所获得的三维坐标中的大地高分离求解正常高或海拔高，大大地改善省地区的高程测量工作，并取代三等及以下水准测量，从而满足大比例尺测图，快速成图和大规模地籍测量的需求。
摘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解决城乡用地矛盾的有力抓手，但现实操作中，片面追求挂钩用地指标，造成耕地占优补劣现象严重，采用限制性因子评价法和邻接度加权法对增减挂钩拆旧区进行宜耕性评价，从耕地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测算增减挂钩潜力，提出增减挂钩潜力平衡方法，并以陕西省洋县华阳镇增减挂钩项目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有效保护耕地提供有益探索。
关键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保护；潜力测算；陕西省洋县
作为建设用地指标从农村到城镇定向流动的重要途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在解决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紧张与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粗放的矛盾，优化用地布局，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护耕地资源，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国内学者从增减挂钩政策内涵、模式设计、效益评价、潜力测算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关于潜力测算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忽视了微观层面的地类数量和质量平衡问题，使测算结果不能体现耕地变化情况，实际指导性不强。中国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保持耕地数量、质量动态平衡是增减挂钩重要前提，本研究以增减挂钩项目区为研究对象，在宜耕性评价基础上，从数量、质量两个方面对增减挂钩潜力进行测算，同时提出项目区增减挂钩潜力平衡分析方法，为在开展增减挂钩中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有效保护耕地提供有益探索。
1.研究思路与方法
1.1研究思路
基于增减挂钩项目区的微观尺度，从耕地保护角度，以调查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作为潜力评价测算单元，采用限制性因子评价法进行宜耕性评价，在此基础上测算增减挂钩数量潜力，采用邻接度加权法测算宜耕地块质量潜力，同时采用GIS工具分析增减挂钩需求情况，并提出增减挂钩潜力平衡方法，为科学设置增减挂钩项目区提供理论依据。
1.2增减挂钩潜力测算方法
1.2.1潜力内涵 增减挂钩须将腾退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出的耕地作为建新占用耕地的硬性约束。增减挂钩表面上是城乡建设用地间置换过程，而实质上是建新占用地类与拆旧整治地类之间的平衡问题。增减挂钩潜力可以简单理解为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运用各种技术手段，通过拆旧区整治，增加有效土地面积、提高土地（特别是耕地）生产能力的潜在能力，可分为数量潜力和质量潜力。
1.2.2宜耕性评价 本研究通过对县域村庄摸底调查，根据农户搬迁安置意愿，确定规划期内可开展增减挂钩的拆旧地块，以此作为增减挂钩潜力测算基础。根据建设用地整治为耕地的限制因素，参考农用地分等规程和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方法等，建立增减挂钩拆旧区宜耕性评价体系（表1），采取“限制性因子评价法”（评价体系中指标1-7中任一指标受限制，则评价结果为不宜耕），对评价单元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将地块分成两类：宜耕地块和不宜耕地块。
在选择合适的测算模型之后，就应进行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收集工作了，这一环节的工作会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产生很大的影响[2]。农业系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农业产量除了会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外，还会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自然天气的好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因此模型变量的选择至关重要。在对变量进行选取时，应该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应该认真分析可能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对于那些影响相对比较小的因素可以忽略不计。
2数据的处理
2.1计量范围不一致
一般来说，数据计量范围不一致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数据的统计方面，不能有效确保统计量涉及到的内容是相同的，另一个是指数据在时间上的不一致可能导致数据失去意义。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对于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我们不应该直接拿来使用，因为粮食的产量指的是这一年的收成情况，而统计年鉴指的是年末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2.2时间增量的长度选取
一般来说，对于模型的计算，我们用差分计算法来代替微分计算法，这样更加方便计算。然而，一旦出现时间增量长度较大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忽略高阶增量对计算造成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计算的准确性，时间增量的长度应该尽量的选取较小值。
3测算过程和结果分析
3.1变量和统计数据的选取
变量和统计数据的选取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粮食总产出。粮食总产出可以通过选取农业的总产量、总产值和农业的利润来实现。其中，农业利润难以测算，因此我们一般选取农业的总产量和总产值。第二，土地投入。土地是生产粮食的根本，没有土地谈不上粮食生产。一般来说，土地的投入量多少我们用粮食的播种面积表示，粮食播种面积可以很好的反应出土地面积和产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三，劳动力投入。劳动力投入的多少我们无法具体知道，只能根据农民的人口数量等状况进行预测和计算。具体的测算方法为，依据农村从业人员的数量来推测出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具体数目，并依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来推算出从事农业种植的农村人口数目，依据此方法推测出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准确性相对较高。第四，农业机械投入。一般来说，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衡量农业机械投入的相关资料和依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农业机械生产的总动力这一指标来反应出农业机械投入的多少。第五，化肥投入。粮食的生产离不开化肥，化肥的有效投入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因此化肥投入量的多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六，有效灌溉面积。灌溉面积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粮食作物的抗旱能力，对农作物采取有效的浇灌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灌溉面积的大小也应该成为我们考虑的因素。
3.2所需的统计数据
根据以上提出的六个变量，我们应该确保所需的数据统计是真实有效的，这样才能反应出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才会有利于我们下面的计算工作顺利开展。
3.3对数据进行测算
根据前文提供的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开展测算工作了。我们首先应该对生产函数模型进行确定，根据有关的公式，计算出相关变量的弹性。然后我们应该计算各个变量的增长率，一般来说，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对变量的增长率进行计算，一种是几何平均数法，另一种是环比增长速度算术平均法。一般来说，几何平均数法的算法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一旦出现异常就会失去准确性。因此，几何平均数法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对来说，环比增长速度算术平均法不仅算法简单，而且更加不会受到其他条件的影响，因此应该大力推荐此种方法。
4农业机械化对粮食产出效能的贡献结论
关键词：建筑；日照间距；密度；关系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筑日照间距问题是当前人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它涉及到建筑的采光。随着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城市中建筑物的内部采光大受影响，究其原因，这和建筑的规划设计有很大关系。采光不好会影响到建筑住户的使用质量，因此对房屋的销售也带来不利影响，造成建筑企业的经济利益受损。因此，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必须考虑到建筑的间距问题，通过合理的计算与设计，制定建筑的日照标准，确定合理的日照间距，以保证建筑的日照采光符合人们的要求。
一、日照与建筑物密度之间的关系
在城市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筑之间的距离设计，有非常多的因素会对建筑之间的距离的设计产生影响，例如：通风条件、建筑周围的交通况、施工建筑的条件、日照时间的长短等等，如果是北方城市，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某过于日照，要想保证房屋获得足够的采光时间就必须对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通过测量和计算建筑日照间距，来建筑物的朝向进行科学地布置与规划。按照科学的建筑日照规划标准，一般来说，北半球每年的冬至日也就是12月22日普通住宅的中午阳光满照的时间为1到2个小时，然而一些工作区域例如：办公楼以及教学楼的中午阳光满窗日照时间应该保持3至4小时，对于儿童生活的区域，例如：学前班的中午阳光满窗日照时间应该保持在5到6个小时，一些专家还建议把中午满窗日照减小到中午半窗日照时间，事实上这样的标准是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享受生活舒适的水平所制定的，这是一个卫生标准，科学的日照标准不仅要考虑住户的卫生要求，还要顾及到太阳辐射、紫外线照射与节省资源等方面的因素，只有将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得出一个更加合适的日照标准。
二、日照间距的测算
在没有对日照间距进行测算之前，要对一个地方整个一年四季的太阳位置进行测算，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包括：冬至日当地的日出与日落的时间，日出与日落的地理方位，以及当地冬至日的正午太阳高度角以及建筑物的水平阴影的长度，再结合固定的日照间距系数，这个固定值为：2.126.利用数学关系算出当地的房屋日照间距。
下面以某建筑的五层楼为例子（如图1），对日照间距的测算方法加以分析和说明：
图1
假设此建筑物的高度为：H=14.5米，后面的建筑物一楼的窗台与地面之间的距离为H1=1.2米，
那么：H0=H—H1=14.5-1.2=13.3米
要想保证在冬至日这段时间，中午过后，后面的建筑的一楼仍然能够获得1个小时的阳光照射时间，就要对其最小日照间距进行计算，正确的计算方式应该为：
D=Hoctgh·cosA(其中的h为当地冬至日正午太阳高度角的度数)
=13.3×ctg25度11分×cos0度
=28.29米
从众多的测算与观察中会发现，建筑物的朝向对其日照间距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图2
例如：建筑物的朝向如果由面向南方逐渐向东方偏移（如图2），那么此时的日照间距系数就会发生逐渐的变化。
根据科学地测算表明：
建筑物正朝南方时：日照间距系数为：2.13
由南偏东15度：日照间距系数为：2.09
由南偏东20度：日照间距系数为：2.00
由南偏东30度：日照间距系数为：1.84
由南偏东40度：日照间距系数为：1.63
由南偏东45度：日照间距系数为：1.51
由南偏东50度：日照间距系数为：1.37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如果建筑的朝向从南部向东方向偏转，其日照间距系数也呈现缩小的趋势，那么建筑之间的距离也可以随之减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建筑的朝向在不断地变化，这必将使中午的阳光与墙面之间的夹角减小，这时候的阳光应该斜向射到墙上，倘若把太阳的其他位置作为日照标准来加以测算，那么，由于太阳的方位线在朝着东面偏转，这时候的太阳高度角就会逐渐减小，这样反过来也会增加日照间距，基于这个科学现象，很多国家制订了新的日照卫生标准，也就是说如果阳光与墙面之间成角在22度30分范围内时，太阳高度角小于10度不算在日照时间范围内。我们认为北方地区保障有效日照时间前提下，建筑间距主要利用太阳方位角进行控制。当然还包括建筑防火间距等条件。
三、建筑物的层数以及每层楼的高度对住宅建筑密度的影响
在最近的一些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将建筑物高度进行降低处理，因为随着建筑物层数高度的降低就可以减少工程建筑造价成本，而且也能科学地节省土地面积，根据科学的测算表明：建筑每个楼层每减少10厘米那么就可以减少1%~1.5%的造价成本，如：一个有五层楼的建筑物，以前的整个建筑高度为14.5米，每个楼层减少10厘米，整个建筑高度变为14米，倘若日照间距依照1.7H进行测算，那么这种降低后的建筑能够为整个城市节省3.4%的土地面积，由此可以看出这种降低当个楼层高度的做法，对于整个市区的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一方法已经为我国大多数大中城市所利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日照面最不利点是在被遮挡建筑主日照面上被遮挡区与非遮挡区在日照面的临界点。若建筑物日照面的两个独立的最不利点满足日照要求，则两个最不利点之间的日照面就可以满足日照标准要求。
经过科学的研究表明：每个建筑物的楼层数量对于住宅建筑的密度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随着建筑层数的增加，就会使单位面积上享受的房屋基地面积减少，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建筑用地面积。例如：一个三层的建筑物与一个六层的建筑物相比，浪费了建筑用地大概为14.4%。
具体的节约示意图如图3所示：
图3
对于高层建筑，也要在比较适合的城市地段上进行建设，要按照科学的比例进行建造，一般的科学比重为：15%至30%，高层建筑是城市的标志，展现了城市的繁华，见证了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节省出来的地面空间可以用来增设一些绿化带，这些绿化带不仅使城市环境更加整洁，对于城市空气的绿化与城市容貌的更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为了节省城市建筑用地面积，提高建筑物的密度，可以采取公共建筑与住宅建筑相间分布的建筑布局模式。因为一些公共建筑，例如：商场，餐饮业，娱乐健身等建筑对于光线的需求量不是很大，在保证各项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小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之间的距离，从而保证住宅建筑获得更多时长的光照，一方面保证了居民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也节省了城市用地。
四、结语
房屋日照间距与住宅建筑密度在着紧密的联系，在搭建楼房过程中，房屋间距有与采光日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采光不好容易减少室内热量，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成长，掌握科学的房屋日照间距测量方法，科学地提高住宅建筑的高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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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倩．对建筑工程管理重要性的分析一城市建设[J].2010
[4]杨海峰，姚正明.测绘工程实施监理制度的探讨[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09(02)
关键词：生态足迹法；土地承载力；生态指数；哈-大-齐区域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02-73-04
Analysis on Land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in Ha-Da-Qi Area
Cao Shuai et al.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00， China）
Abstract：Ha-Da-Qi is in the study area，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calculated and analyse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land bearing capacity in Harbin，Daqing，Qiqihar from 2005 to 2012， and made evaluation for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index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deficit.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three areas increased，although the land bearing capacity also rised in a year，the land bearing capacity was far less than the demand of the natural ecology， causing serious ecological deficit，and average ecological pressure index also increased.（2）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Daqing increased more obviously than that in Harbin and Qiqihar before 2008， but after 2008，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Harbin rised significantly and passed in Daqing in 2010，and grew more gently in Qiqihar.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ecological deficit between Harbin and Daqing is large，the ecological damage is more serious than Qiqihar.
Key words：Ecological footprint；Land carrying capacity；Ecological index；Ha-Da-Qi area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日益减少，人地关系矛盾加剧，土地承载的压力逐渐变大，严重威胁着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土地承载力的研究，可以判断土地利用强度和结构对土地承载力的影响，反映当前区域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压力大小，对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人口规划及生产布局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都对土地承载力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对土地承载力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650年沃仑・纽斯在《通论地理》提出的人地关系，随后，人口承载一直是土地承载力的代表，计算方法也是以一定区域内土地所生产的粮食产量为基础[1]。1949年英国的威廉・阿伦提出了以粮食为标志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计算公式，目的是计算出某个地区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能够养活多少人口或者说土地资源承载人口的上限。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开展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3年，粮农组织和国际实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估计了“世界不同地区潜在的人口承载量”，他们的估计突出了耕作期的长短、土地类型和生产体系，并根据技术、能源、资本及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低投入做了不同的估计。我国最早进行承载力研究的任美锷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通过对四川省农作物生产力分布的地理研究，首先计算了以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土地承载力[2]。近年来，关于生态承载力的量化方法的研究也日益发展，主要成果是由王家骥和高吉喜2位学者对黑河流域生态承载力的研究[3-4]。同时，我国对土地承载力研究内涵也逐渐完善并丰富，如：李蕾等从土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承载力4个方面展开研究[5]；丁赏从土地资源的水土资源、社会、生态、经济承载4个方面构建研究指标体系[6]。
哈-大-齐工业走廊是黑龙江省经济实力与发展潜力最强的地区，分析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消费是否处在土地承载力范围内，客观预测生态安全状况，对实现该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并振兴黑龙江经济甚至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复兴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哈-大-齐地区位于松嫩平原区域，地理位置为东经[123°26']～[127°18']，北纬[45°08']～[48°01']，总面积4.71万km2，占全省总面积的[10.36%]。区域内海拔87～234m，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盛产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产品，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气候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527.43mm，年平均气温5.17℃。嫩江、松花江是该区域的两大水系，为该区域提供丰富的水源，同时也是该区最重要的水上运输线。区域内地势低洼，湖泊众多，地貌类型以冲积、湖积平原为主。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以黑土和黑钙土为主，沼泽土沿嫩江周围分布。该区拥有国家级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水禽栖息地，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该区域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网络区位中，也是中俄两国贸易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化地区，它以我国重要的机电工业城市哈尔滨为核心，滨洲铁路作为纽带贯穿其中。2013年底人口1 834.1万人，占黑龙江省人口总数的47.8%，其中城市人口1 036.26万人，城市化率56.5%，人均GDP 56 839元，是黑龙江省经济实力最强、工业化水平最高、经济辐射力最大、科技人才优势最明显、可供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翻阅统计年鉴来获取相应指标的数据。依据2005-2013年《哈尔滨市统计年鉴》、《齐齐哈尔市统计年鉴》、《大庆市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按照生态足迹模型中的用地类型进行重新归类，分别计算哈-大-齐3个地区土地承载力所需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以及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基于统计数据以及生态足迹理论，通过建立生态足迹模型、土体承载力模型以及生态安全度评价模型对哈-大-齐区域的土地承载力进行分析。本文计算结果均是根据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经计算得到。
2.2 研究方法
2.2.1 生态足迹法 生态足迹法包括2个部分：生态足迹和土地承载力。生态足迹法的计算基于2个基本事实：一是人类可以测算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二是这些资源流和废弃物流能够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7]。因此，依据生态足迹模型，将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的土地按生态生产性分成了6个类型：耕地、草地、水域、林地、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计算人均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并且为了保证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计算的过程中，需要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面积。
3 结果与分析
3.1 人均生态足迹分析 通过表1中数据可见：2005-2012年，哈尔滨市的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呈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从2005年的2.123 8hm2增加到2012年的3.477 7hm2，但在2007年有一个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哈尔滨市政府加大了水域、林地环境综合整治。在对哈尔滨市生态足迹的计算过程中可以看出，草地与水域的生态足迹不断加大，主要是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饮食上更多的追求营养搭配，增加了对草地和水域的利用程度；大庆市的人均生态足迹由2005年的1.901 2hm2增加到2012年的3.321 3hm2。一方面是由于大庆市的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对当地的资源造成的压力日益增大，另一方面，由于大庆是一个资源型城市，能源开采与消耗造成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不断提高；齐齐哈尔市的人均生态足迹由2005年的2.190 7hm2增加到了2012年的2.667 3hm2。原因在于人口的不断上升，耕地和草地为齐齐哈尔市的主要生物性能源生产土地，造成对生态的利用程度也逐渐加大。3个地区近些年都是稳步发展，发展伴随着能源消耗，所以3个地区在这里就表现为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增加，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足迹不断增加，对其他用地类型造成很大的压力。
3.2 人均土地承载力分析 通过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哈尔滨市人均土地承载力在2005-2012年有明显上升趋势，这是由哈尔滨市城市的发展与人口的不断增加，食物的需求量变大，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大造成的；大庆市的人均土地承载力也表现为上升状态，但是相比于哈尔滨上升较为缓慢，主要是由于大庆的土地较为贫瘠，过多的依靠资源；齐齐哈尔市的人均土地承载力也不断上升，原因在于，齐齐哈尔市的建筑用地和耕地保护工作相对较好，但土地资源有限，使区域土地承载力增加幅度较小。
3.3 生态安全度分析 通过表3可以看出，哈尔滨市的人均生态赤字从0.881 1hm2增加到了1.802 2hm2，增加了0.921 1hm2，平均生态压力指数为1.866；大庆市的人均生态赤字从1.040 1hm2增加到了1.894 2hm2，增加了0.854 1hm2，平均生态压力指数为2.384；齐齐哈尔市的人均生态赤字从0.939 2hm2增加到了1.160 2hm2，增加了0.221 0hm2，平均生态压力指数为1.751。由此可见，3个地区的生态赤字都逐年增加，尽管管理水平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会使产量进一步提高，但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索取远远超过了土地自身承载力，物质需求与生态供给矛盾会不断增大。
3.4 折线图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3个地区的生态压力状况，作出了如下3个折线图，对哈-大-齐地区2005-2012年的生态足迹、生态赤字状况及生态指数进行对比（图1～图3）。可以发现：（1）在2008年前大庆地区生态足迹上升情况要比哈尔滨、齐齐哈尔地区明显，但是在2008年后，哈尔滨地区生态足迹上升明显，在2010年末超过了大庆市，齐齐哈尔地区总体增长较为平缓。（2）总体上看，3个地区生态赤字都在不断上升，但在2007年左右，哈大齐地区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下降，2007年后，哈尔滨生态赤字上升很明显，增长率极大的超过了另外2个城市，综合分析，哈尔滨与大庆的生态赤字极差很大，生态破坏程度比齐齐哈尔地区要大的很多。（3）在生态指数方面大庆市近些年有所下降，哈尔滨市提升不是很多，齐齐哈尔市较为平缓，可以看出，3个城市近些年已经意识到了生态问题严峻，已经在生态建设方面作了些工作，土地承载力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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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渠系水利用系数；分析；计算；辽宁沈阳；浑北灌区
中图分类号 TV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5-0219-01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生产活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农业的命脉。水资源状况和利用水平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1-2]。由于灌区中的灌溉用水是水资源的最大用户，灌溉用水量最大，节水潜力也最大，因此精确地测定灌区的渠系水利用系数十分必要[3-6]。
1 灌区概况
沈阳市浑北灌区东起于东陵天柱山脚下汪家乡陵前堡村，西至新民市车古营子水库，北达解放乡的陆家窝堡，南到沙岭镇，其辖区涵盖于洪区的8个乡镇，2个国营农场，新民市的2个乡镇，总土地面积达285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2.44万hm2。水田设计灌溉面积为1.53万hm2，有效灌溉面积为1.31万hm2。
灌区水源主要靠浑河上游大伙房水库供给，由浑河区间径流水和田间地下水补充。渠首位于东陵天柱山脚下汪家乡陵前堡村前的浑河上，由进水闸、冲砂闸和2道拦河坝构成。进水闸为胸墙式，共8孔，设计流量为48 m3/s，总宽度16 m，单孔净宽2 m；冲砂闸为开敞式，共6孔，设计流量为120 m3/s，总宽度16 m，单孔净宽2 m；主河道上干河子拦河坝长360 m，坝高4 m，设计流量为3 850 m3/s；支流上东陵拦河坝长185 m，坝高2 m。
灌区渠系及建筑物基本情况为：总干渠1条，总长为26 km，自东陵渠首起至三面闸。干渠2条，总长20.68 km，其中南干4.1 km，北干长16.58 km。分干2条渠，总长27.5 km，其中六零分干长17.3 km，五星分干长10.2 km。小浑河排干1条，长16.64 km。支渠34条，总长118 km。共有支渠以上建筑物158座，其中：闸54座，涵洞12座，渡槽1座，桥91座，倒虹吸1座，灌区有效灌溉范围内有水田灌溉机电井56眼。
2 研究及计算方法
渠道水量损失包括渠道水面蒸发损失、渠床渗漏损失、闸门漏水和渠道退水等。其中水面蒸发损失一般不足渗漏损失水量的5%。闸门漏水和渠道退水取决于工程质量和用水管理水平，可以通过加强灌区管理工作予以限制，在计算时不予考虑。因此，把渠床渗漏损失和水面蒸发损失近似地看作总输水损失水量。但蒸发损失主要受气候的影响，而渗漏损失水量与渠床土壤性质、地下水埋藏深度和出流条件、渠道输水时间、渠道断面形式和水深等因素有关。此次由于是直接观测，避免了测量上述各种损失的复杂性，可以直接测量后运算得出。
渠道水利用系数为灌溉渠道净流量与毛流量的比值，它反映渠段中水可被利用的程度，同时也反映某一渠道的管理水平和渗漏损失情况。渠道水利用系数的计算是把所有渠道不同观测日的流量数据逐一计算，然后求出该级渠道的平均渠道水利用系数。
渠系水利用系数为同一时间末级固定渠道净流量之和与渠首引入流量的比值，它表示从渠首到最末一级固定渠道中水可被利用的程度，是反映灌区自然条件及渠系工程技术状况和管理水平的总和指标，其数值等于各级渠道水利用系数的乘积。
3 渠道水利用系数计算
浑北灌区选取了干渠的典型渠道进行观测测量，选取的渠道分别为总干渠、南干渠和五星干渠（图1）。
根据渠道水利用系数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出浑北灌区各典型渠道不同观测时间的渠道水利用系数，再求出各典型渠道的平均渠道水利用系数，其中的出口流量为各渠道中所有出口流量的总和（表1、表2、表3）。
4 渠系水利用系数计算
此次观测只选取对总干渠、分干渠进行观测，因此在计算浑北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中参考了相关的试验数据，选取的参数为支渠、斗渠、农渠的渠道水利用系数，其中分干渠的渠道水利用系数为南干渠和五星分干渠的渠道水利用系数的算术平均值，从而得到浑北灌区的渠系水利用系数（表4）。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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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维； 生态足迹； 生态安全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ecological deficit and ecological pressure of Shihezi from 2000 to 2014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mean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reased from 2.388216 hm2 in 2000 to 6.049847 hm2 in2014， with an increase rate of 0.244109hm2/ years， with an increase of 60.52% in the range of. Per capita ecological deficit increased from -0.72892 hm2 in 2000 to -4.47925 hm2 in 2014， an increase rate of -0.250022hm2/ years， an increase of 83.73%. This shows that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demand is higher tha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supply， the current ecosystem is in a state of extreme insecurity， the development model is not sustainable， and the degree of sustainability is growing. This shows that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Shihezi has brought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exacerba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 seriously dama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nally， som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cological security； three-dimensional； ecological footprint
1. 引言
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相伴而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生态安全目前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的状况能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不受或少受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状态，包括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两方面含义[1]。国外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前已进入环境变化和安全内在关系的探讨阶段。而我国生态安全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和实践研究尚待深入[2].目前学者对于生态安全方面的研究大多采用生态足迹的分析方法。生态足迹是指人类消耗自然资源或消纳废物所占用的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地域面积，其实质是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生态影响联系起来[3]。该概念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于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Wackernagrl等对其做了进一步完善[4] 。于1999年引入我国，2000年已有成果[5- 6]。传统生态足迹模型是基于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二维模型，提供了全球可比的、简单有用的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手段[7]，但无法区分自然资本利息和存量的关系，也未能体现生态透支在时间维度上的积累和不可持续状况[6，11]。在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发现模型存在一些缺陷或有争议的地方[8-10]。为此，Niccolucci 等在大量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维生态足迹的概念，即引入足迹广度和足迹深度两项新指标，以分别表征人类对流量资本和存量资本两方面的利用程度[12-13]。我国对生态足迹的研究正从二维向三维过渡[13-17]。但目前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在研究中并未大范围应用。且随环境的不断变化，模型中的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也已有变化。基于此，本研究选用三维生态足迹模型，选取最新研究测算且适于本区的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来分析石河子的生态承载能力及发展状况，旨在对石河子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为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石河子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荒漠，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古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地理坐标为84°58′～86°24′E，43°26′～45°20′N。下辖18个农牧团场及石河子乡，面积7529km2。而且石河子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化进程还在加快，人口迅猛增长，土地利用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和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本区的城市生存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用地增多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工业化发展所引起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物等环境污染问题。
2.2 方法
2.2.1 数据来源及参数的选取与确定
通过查阅《石河子统计年鉴》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获得2000年～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于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选取，分别采用的是2009年刘某承、李文华等人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各地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的结果和2010年刘某承、李文华、谢高地等人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生态足迹产量因子测算的结果，并结合本地特点加以应用。具体数值见上表[18-19]
2.2.2 三维生态足迹模型
根据Niccolucci等的三维足迹理论，足迹广度表征人类占用自然资本流量的水平，表明了区域生态承载力限度内实际占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具有空间属性。足迹深度表征人类消耗自然资本存量的程度，表明了人类对超出生物承载力部分资源的累积需求，具有时间属性；可表征为维持区域现有资源消费水平理论上所需占用的区域土地面积的倍数，或者相同政策及技术条件下再生出区域 1 年资源消耗量所需的时间[17]。
2.2.6生态压力的计算
生态压力指数是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比值（EF/BC）。
3. 结果与分析
3.1 2000年～2014年石河子人均生态足迹计算分析
根据生态足迹三维模型的原理和计算方法，得出石河子2000年―2014年农用地、能源用地、建筑用地、牧草地、林地、渔业用地等六种生产用地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加趋势（见图1）。农用地、能源用地、牧草地、建筑用地的人均需求明显增加，其中前三者的需求持续稳定增加。农用地的需求空间最大，其次是能源用地、牧草地、建筑用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足迹的具体表现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对住房、学校、道路等建设用地在不断地增加。供暖以及人们出行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与依赖不断增强，生态足迹表现为能源用地的不断增加。而且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奶蛋产品和肉类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生态足迹表现为牧草地面积的不断增加。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林地建设活动越来越多，人工绿化面积也不断扩大，生态足迹表现为林地的生态占用面积在逐渐减小。
农用地、牧草地的人均承载力变化虽有波动，但总体呈减小趋势（见表2）。表明石河子正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渔业水域用地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本区水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对城市建设及环境都是不利的。而建筑用地、林地的人均承载力呈增加趋势。表明石河子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的过程中，绿化建设也在不断加强。
3.3 2000年～2014年石河子生态盈余/赤字分析
石河子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赤字逐渐增加，且增加幅度比较明显（见表3）。其中人均生态足迹由2000年的2.388216hm2增加到2014年的6.049847hm2，平均增加速度为每年增加0.24410873hm2。人均生态赤字由2000年的-0.72892增加到2014年的-4.47925，平均增加速度为每年增加-0.250022hm2。人均生态承载能力也处于波动之中，但变化趋势并不显著。随着石河子2000年～2014年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之间差距的不断加大，人均生态赤字也呈明显增加趋势。表明石河子的自然资源利用超过了其自然资源的生态容量，说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利用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且不可持续程度越来越大。
3.4 2000年～2014年石河子生态压力分析
人均生态压力指数逐渐增加，且>1，斜率约为0.167hm2/年（由图2可知），表明石河子生态环境处于极不安全状态，对自然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供给能力，这对石河子的生态环境构成沉重的压力。说明石河子所面临的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遭到严重破坏，其环境也变得越来越脆弱。随着石河子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原本相对稀缺的资源显得更加贫乏，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人口剧烈增长、环境破坏问题，使生态压力进一步加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由上述的数据统计、计算与分析可知，石河子在2000年～2014年间的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足迹、生态赤字和人均生态足迹呈显著上升趋势，总的生态足迹由2000年的507701.37hm2增加到2014年的3781154.2hm2，增加幅度为86.57%。人均生态足迹由2000年的2.388216hm2增加到6.049847hm2，增加幅度为60.52%。总的生态赤字由2000年的-154957.4hm2增加到2014年的-2799529hm2，平均增加速度为176304.77hm2，增加幅度为6.30%。人均生态赤字由2000年的-0.72892hm2增加到2014年的-4.47925hm2，平均增加速度为每年增加-0.250022hm2，增加幅度为83.73%。
这表明生态足迹需求高度大于供给，存在较大的生态赤字。一方面表明，石河子当前整体生态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且不可持续性较强。生态可持续发展是石河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目前，石河子必须坚决改变发展方式，即要输入资源，加以节约集约利用，并严格控制石河子人口增长，以满足或降低当地生态足迹需求；还要加大环保投入，坚持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生态供给，缩小生态赤字，最终实现石河子生态足迹供需平衡或有盈余。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以石河子为代表的干旱区绿洲生态脆弱，不依赖外部输入，仅凭当地薄弱的生态供给，很难支撑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20]。我们需要通过人为积极的调控，对人类活动的进行优化，进而达到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统一，从而使本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上一条健康之路。
4.2 研究不足
本研究在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尤其在数据的选取过程中，一些主要的、连续变化的数据指标体系还不是很完整，对于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选取，仍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因此，今后在进行某地区的纵向研究时，对于特定的区域选取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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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测绘技术；地籍测量 ；数字国土
中图分类号：P27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现代地籍测量技术—数字测绘
地籍测量是指在土地管理工作基础上，利用测量仪器，采用科学的方法，在调查区域内，测量每宗地的地籍要素的过程。全数字测绘是在现代机助制图技术下发展起来的高新测图技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产业和计算机制图理论。是以传统的白纸测图原理为基础，采用数据库技术和图形及数字处理方法，实现地图信息的获取、变换、传输、识别、存贮、处理、显示、编辑修改和计算机绘图。使用全数字测绘技术，实现一体化作业，将传统的逐级控制方法与现代测量技术手段相结合，减轻了室外作业的强度，缩短了成图周期，保证了成果的高精度，又保证了作业的高速度，使整个作业流程方便快捷，作业人员得心应手。
2.数字测绘的应用
2.1数字测绘的模式：野外数字测量主要使用全站电子速测仪，而根据搭配使用的硬件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方式：
(1)全站仪+电子记录簿(如Pc—E500，GRE3，GRE4等)+测图软件。这类方式利用全站仪在野外实地测量各种地籍要素(控制点和目标点)的数据，在数据采集软件的控制下，实时传输给电子记录簿，预处理后，按相应的格式存储在数据文件中，同时配绘草图，供测图软件进行编辑成图。全站电子速测仪和电子手簿是目前最新的测量仪器，同传统的测量手段(外业白纸测量、内业数字化)相比，智能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能够实现角度、距离的自动计算，而且技术容易掌握，但是受硬件设备的限制，操作的可视性较差，草图容易出错，功效不高。
(2)全站仪+便携式计算机+测图软件。这种方式是一种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于一体的数字式地籍测量方式。通过全站仪在实地采集全部地籍要素数据，由通信电缆将数据传输给便携式计算机，数据处理软件实时处理并显示所测地籍要素的符号和图形，原始采样数据和处理后的有关数据均记录于相应的数据文件或数据库中。由于现场成图，具有直观、快速、高效的优点，可价格昂贵、野外环境适应能力较差。
2.2数字化测绘的作业流程：
（1）地籍测图准备:目前应用数字法进行地籍测量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根据城镇地籍调查的范围，划分好区、街道街坊；进地籍权属调查，实地标出每宗地界址点的位置；布设控制网；划分每个作业小组的测区范围。
（2）地籍控制测量:地籍控制测量是为地籍细部测量和日常地籍测量服务的，具有传递点位坐标及限制测量误差传播和积累的作用。在地籍测量工作中，为了限制测量误差的积累，保证必要的测量精度，使各街区测绘的地籍图能够拼接成一个整体，就必须先在全调查范围内选定一些控制点，构成一定的几何图形，用精密的测量仪器和精确的测算方法，在统一的坐标系统中，确定它们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再以这些控制点为基础测算其他细部点的坐标。这个过程通常采用GPS卫星定位技术建立控制网。
（3）地籍细部测量:地籍细部测量采用GPS(RTK)、全站仪配合的草图方式测图，关键的部分绘制在草图上。草图的清晰、明了对内业工作至关重要，草图绘制的比例尺不宜过小，要使地物之间的相对关系大体能够得到体现。地籍细部测量主要包括：野外数据采集（数字法地籍测图时，野外数据采集的方法按记录器的不同可以分为：电子手簿录模式、便携机记录模式、电子速测仪数据存储卡记录模式、GPS测量模式）、数据传输（野外数据采集后，用专用电缆将外业采集的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一般每天野外作业后都要及时进行数据传输，以避免数据丢失）、数据处理（首先进行数据预处理，即对外业采集数据的各种可能的错误检查修改和将野外采集的数据格式转换成图形编辑系统要求的格式，接着对外业数据进行图形生成，建立图形文件等操作，再进行等高线数据处理，即生成三角网数字高程模型（DTM）、自动勾绘等高线等）。
（4）面积量算汇总:在错误修正后，按照从整体到局部，层层控制，分级量算，块块检核，按面积平差的原则进行面积量算、面积平差和面积汇总等工作。
（5）图表生成:最后在检核无误的情况下利用制图软件的功能生成地籍图、宗地图、界址点成果表、宗地面积绘总表、土地面积分类表等图表文件。
3.现代地籍测绘与数字国土
现代地籍测绘、地籍信息系统与“数字国土”三者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地籍测绘为建立地籍信息系统提供基础数据，但为了有效管理和共享大量的地籍测绘成果，需要建立一个地籍信息系统(其核心就是数据库)，进而就可以存放各种图形和属性等信息，并对国土资源部门进行从“部”到“厅”到“局”的各种行政级别上的空问应用分析。在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空问技术等的作用下，人们共享该数据库资源。息系统建设及其网络体系建设即“数字国土”的重要内容。
4.结束语
传统方法是先进行地籍调查，并在实地标定界址点、量取界址边及相关元素、填写地籍调查表，地籍成图是先测界址点后根据宗地草图装绘，出宗地图后再签字盖章。此方法浪费人力物力并且效率不高。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广泛应用，地籍图中的每个点都有解析坐标，以前的方法已不再具有明显的优势。本文所介绍方法的优点是：
（1）节省人力，每个作业组只需要 名技术工人和 名作业员。
（2）效率高，由于是由作业员打点，并且许多房屋及其它地物能连线者均已连线，或按一定的编码规则已编码，这样给内业编绘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初编图时绝大部分地物都已编绘成图，外业只需 次调绘即可成地籍图。
（3）差错少，因为调绘时对所有的构筑物和建筑物均进行全面的调绘，这样就对已绘成图的部分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对错误部分可进行彻底纠正。另外，地籍调查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地籍图的检验过程。通过地籍调查也可以纠正测量中的一些错误。
（4）权属调查时不需量测界址边，只需对界址边进行检测需量测宗地中的建筑物，只要对其进行检查即可。相邻宗间确认界线正确时即可互相签字盖章确认界址线，避免了宗地在确认界址线后因无宗地图而拒绝签字盖章的现象，跟本上提高了权属调查的速度。
【参考文献】
[1]覃其进.浅谈数字化技术在地籍测绘中的应用[J].广西地质,2001
关键词：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 治理
1 我市矿业经济发展概况
“十一五”期间我市矿业经济发展迅速：新发现矿产地5处，新增铁矿资源储量516.3万吨，水泥用灰岩资源储量7108万吨；2007年，矿业采选业总产值15.75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3.99亿元，年递增15%；矿业总产值338.8亿元（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当年价），比2005年增加179.4亿元，年递增45%；实现利税34.55亿元，利润16.37亿元，分别是2005年的2.5倍和3.6倍。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与消耗，这为矿产开采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矿业企业抓住机遇，不断加快开采进度。这也就随之给我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市虽然因地质环境保护问题造成的事故较少，但地质环境问题却不容忽视。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保护，不论对于矿业企业自身安全生产，还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是负责任的体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现状
近些年，我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2007年，全市矿山年排放废水348.97万吨，处理253.39万吨，废水排放达标率72.6%；尾砂（粉煤灰）年排放65.2万吨，年处理利用量9万吨，处理利用率13.8%；废石年排放量94.49万吨，年处理利用量40.69万吨，处理利用率43%；矿山恢复治理面积达到82.2公顷。但是必须指出，未来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截止2007年底，全市矿山历年累计积存尾砂288.43万吨，废石1121.95万吨，累计破坏土地面积2337.73公顷（占全市面积的0.74%）。矿山的生产活动诱发各种地质灾害将有所增加，导致采空和疏干塌陷、泥石流、滑坡、崩塌、地下水均衡破坏、矿坑突水等。2011年我市共发生三起地质灾害。因此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我市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3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原则
3.1 注重以人为本、防灾减灾
凡是地质灾害，都与矿山职工和矿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因此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首先要保证矿区各种地质灾害的危害对影响范围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最小，达到防灾减灾的根本目的。
3.2 注重综合治理、有效防护
针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特点、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各种治理方式，采取拦、排、护、整、填、植等综合治理措施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只有各种措施配置合理，才能根治灾害。
4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措施
4.1 加强已闭坑矿山土地分类管理
遵循“区域开展、重点突破、解剖典型、控制一般”的原则，依靠当地政府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填表调查，对典型矿山进行实地调查与核查，查明全市矿山土地资源现状及开发利用条件，重点查清闭坑矿山土地资源现状及开发利用条件，提出矿山土地用途转换方向和治理恢复意见，为矿山环境开发式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探索建立矿山土地转换使用制度与模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引导社会投资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加速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进程。
①宜“建”矿山土地：凡是适宜转换为建设用地的矿山土地资源，可由地方政府投资进行矿山土地复垦和环境综合治理，经申请和备案，可按建设用地出让管理规定要求进行招拍挂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
②宜“农”矿山土地：凡是适宜转换为农业和果业用地的矿山土地资源，可采用多方式、多渠道投资进行矿山土地资源开发整理和环境综合治理，经申请和备案，当地政府可采用协议、承包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
③宜“林”矿山土地：凡是适宜转换为林业用地的矿山土地资源，可采用多方式、多渠道投资进行矿山土地复垦和环境综合治理，经申请和备案，当地政府可采用协议、承包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
4.2 加快矿山废弃物处理
矿山废渣、废石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废弃物的堆积造成矿山周边占压土地、植被破坏，影响了原有地貌环境。开采矿山会造成采坑区，现许多矿山通过废弃矿石与砂石配比进行回填，不仅减少了运输别的材料回填带来的巨大资金成本，而且也直接处理了废弃矿物，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节省了废弃物处理成本。
4.3 加大矿山地质灾害治理
由于传统矿山开采很少进行矿坑回填，造成地质塌陷等情况极易发生。同时由于矿山开采影响了植被的生长，造成矿山地质出现疏松，为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地下岩石的应力发生改变，岩石应力均衡被破坏，以及矿石废渣的乱堆乱放，易造成边坡不稳固，在外力诱发下，极易产生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灾难。
从治理技术上讲，矿山地质治理首先要从水治理开始，加快矿山植被的恢复，通过树木种植、草皮移植等方式恢复矿山植被，防止滑坡、泥石流的发生。
积极争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我市正在进行的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有分宜县双林镇废弃煤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项目、渝水区因资源枯竭关闭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渝水区下村镇航桥村岩溶地面塌陷勘探项目，总投资1000多万元。
4.4 加速实施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
开展矿山环境现状调查，查明矿山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及影响程度，制定分期治理方案。建立并实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提高矿山准入门槛，禁止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提高资源利用率。新建矿山应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矿山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并按规定存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矿山环境治理保证金，属采矿权人所有，实行专款专用，在矿山环境治理完成后，经验收合格，返还全部保证金及利息。目前，省发证矿山基本全部实施保证金制度，市县发证矿山正在逐步实施。
4.5 加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人才培养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必须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施。加强科学技术在矿山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特别是要加强对矿山的综合利用和尾矿、煤矸石、矿渣等开发利用的科研投入和生产开发研究工作。这样既可减少环境地质题目，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又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另外还要通过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对在职职员的再培训等方式加快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人才培养，促进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实施。
5 结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要相关部门通过长时期地监控与治理，进行有效地引导，才能促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而且，还要加强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技术开发，促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切实实施，才能最终有效加强我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促进矿山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江发.浅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
关键词：农地流转；寻租；嘉兴模式；博弈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1-64-05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农地流转是必然趋势，流转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由于我国目前农地流转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流转的垄断程度高，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力小，流转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虽然“嘉兴模式”的流转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受到了多数农民的欢迎。但是，在具体分析了“嘉兴模式”后，笔者认为其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仍然有一定的寻租空间，这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基于“寻租”的视角，本课题的研究旨在发现“嘉兴模式”农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寻租空间，对寻租形成的机理进行经验假设和总结，通过实证分析测算出嘉兴农地流转的租金规模，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寻租空间和寻租防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
（二）“嘉兴模式”概述
所谓的“嘉兴模式”即是把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因此“嘉兴模式”就是一种 “两分两换”模式。具体流程为（图1）：
由于嘉兴的宅基地利用率较低，城镇化水平不高，因此通过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并对宅基地复耕和整理，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水平有所提高。2008年以来，嘉兴市先后在15个镇、街道开展农村试点，涉及区域总面积598平方公里，农户8.89万户，人口33.8万人，宅基地面积0.606万公顷，承包地面积2.523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嘉兴将全市858个行政村集聚到55个新市镇镇区和452个城乡一体新社区。截止2011年，共签约换房农户23787户，土地节约率为58.7%。
二、农地流转中寻租动机的经济解释
（一）理论前提
1.“经济人”假设。一切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探讨的问题都必须满足“经济人”假设这一条件，无论是“行政人”还是“有限理性”，他们都首先是自利的理性人。“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来源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本文的讨论范围也是基于这一假设前提下展开的。
2.政府行为目标与公共利益存在差异。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政府存在“政府失灵”。主要是因为：（1）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2）政府机构本身是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集团。政府机构的运行需要成本，为了追求机构官员的福利和政治影响力，他们会通过权力设租，以增加财政收入；（3）特殊利益集团会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实中的政府多是介于“官僚政府”与“民主政府”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更偏向于“准官僚政府”，具有主动设租的特点。
3.交易费用为正。科斯定理认为，在产权明晰且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无论初始资源如何配置，最后都会达到有效率的状态。然而，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归属于集体，产权主体并没有落实到个人，因而导致了交易费用必然不等于零。其次，创租所需的制度成本和运作成本。在寻租理论中，交易费用包括寻租所耗费的一切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最后，寻租与避租者之间的博弈也会产生成本。综上所述，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所发生的寻租活动都必然导致交易费用为正。
4. 制度的非中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非中性的，任何制度都只能让一部分利益主体受益，而使另一部分利益主体受损。寻租理论的产生和制度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租金的存在所产生的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UP）使原本被用于创造利润的资源用于了游说、维护垄断地位、获得许可证等一系列社会性活动中，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浪费。
（二）租金的来源
由于存在“政府失灵”，从而产生了租金。租金的来源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的无意创租，二是政府的被动创租，三是政府的主动创租。嘉兴的农地流转试验改革在我国垦地有限的背景下展开，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获取土地指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土地财政”使得官僚的短期行为具备了主动创租的动机。农地流转的根本动因是土地产出收益，通过行政干预垄断农地流转市场，这是寻租的第一层次，这部分租金是不可以被直接测量的。由于租金的诱惑从而使人们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争夺政府官员的职位和权力，这是寻租的第二层次，不包括在本文所探讨的范围，因此可以忽略这部分租金的存在。政府主导的土地拍卖，将“暗租”转变为“明租”，一部分的租金转化为财政收入，开发商为了获得土地的开发权而展开寻租活动，这是寻租的第三个层次，这一部分的租金是可以被测量的。在本案例中，第一层次寻租的期望收益也依赖于对这一部分租金的估计，因而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在“嘉兴模式”的农地流转过程中，宅基地换取社保改变了土地产权性质，由禁止流转的宅基地变为可流转土地。通过集中安置失地农民，将空出的宅基地上的房屋拆迁后进行复耕，通过验收后得到一比一或打折的建设土地指标。经过土地用途的空间调整，农保区变为待置换区，土地性质从农用地变为集体建设用地。置换后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扣除安置参与流转农民的商住房用地和农民自建房用地，剩余的土地可用于基建工程、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等的拍卖。而这一部分土地的拍卖所得即是“租源”所在。
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是“租”的根源，而政府的干预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由于农民对农地只享有经营权，所有权归属于集体，而对宅基地只享有不充分的所有权，不可以直接参与市场的交易，因而造成了对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与国有土地的价格歧视。政府可以通过“合法”的形式对宅基地进行整合，改变其产权性质，而开发商为了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寻租活动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但农地在流转前后并没有增加社会的财富，因为当农民拥有土地时具有潜在的机会成本，而是将农民的土地进行了二次分配，将大部分利益转向了政府和少数利益集团，因此具有DUP活动的特性。
（三）寻租的成本
寻租成本问题最初由哈伯格在其著名的“哈伯格三角形”中提出，这是关于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的模型。但是塔洛克却认为寻租的成本远远大于三角形的面积，它不但包括寻租所造成的无谓损失，还应该包括寻租所耗费的活动成本，比如游说、贿赂等，以及寻租所失去的技术创新的机会和用于寻租资源的机会成本。这部分成本被称作“塔洛克四边形”。对于寻租者本人来说，其负担的成本仅仅是寻租的活动成本，而由于寻租所引起的社会性损失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因此寻租活动本身具有负外部性。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随意创租，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极大的浪费。下面将从寻租者的私人成本和寻租的社会成本两个维度来分析农地流转中寻租的成本问题。
1.寻租者的私人成本。我们已经了解了“两分两换”农地流转模式中可能存在的寻租空间。但租金的存在只是寻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寻租者是否进行寻租取决于寻租的期望收益，因此寻租活动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租金规模，也取决于寻租成本。
对于寻租者而言，寻租成本只是所能获得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一旦寻租成本高于寻租收益，寻租者就不会寻租。然而，现有制度下的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买方垄断市场，农民无法私下对承包地进行流转，也无法自由买卖宅基地。因此政府成为了这一市场中唯一的购买者，买方垄断势力使其拥有定价的能力，供给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通过一个买方垄断下的寻租模型来说明。如图2所示，MV代表土地的边际价值，也即买方的需求曲线；由于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若买方想多流转一单位的土地就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也可以表示买方的平均支出，于是买方的边际支出为ME。在买方垄断市场，寻租者是买方，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流转规模为Q*。
为了维护购买者的垄断地位，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个成本是寻租者的私人成本。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买方垄断者所要支付的价格从P*上升到了P*+c，但是这个价格并没有支付给供给者，而是因为寻租活动所发生的成本，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制度成本。原本买方垄断者获得超额利润为图2中四边形面积SABCP*，扣除寻租的成本，即为图2中阴影部分的面积c，依然可以得到超额利润SABD （p*+c），寻租成本的界限为P0～P*之间的面积，一旦寻租成本超过竞争性均衡价格，寻租就会终止。
对于政府而言，流转补偿费用是土地流转的价格，而寻租的成本只是交易费用。由于农民处于一个相对弱势地位，虽然农地流转是基于自愿原则，但在权力干预下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接受流转或不满意补偿价格的农民可能也会被迫参与流转。因此，可能寻租成本较之于寻租的期望收益要小得多，即使目前的投资是亏损的，但从长期来看，一旦获得土地指标，剩余土地就可以进行拍卖，这部分收益在短期内并不明显。
2.寻租的社会成本。对于社会来说，由于买方垄断的存在，消费者（政府）剩余为SHBCP*，而供给者（农民）的剩余为SHEP0。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消费者剩余仅为SHEP0，供给者剩余为SEGP0。因此在一个买方垄断的流转市场，社会的福利损失为SBCE，这一部分损失既没有被政府得到，也没有被农民得到，而是一种无谓的损失，即是哈伯格所说的狭义的社会成本。然而，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寻租造成的经济效率扭曲，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谓损失一样都应该被纳入寻租的社会成本。
就如同前文所谈到的那样，买方垄断者的寻租成本并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仅仅是一种制度成本，或者说是交易费用，在图2中表现为阴影部分c的面积。这是寻租的社会成本的第二个构成部分。寻租成本的第三个构成部分是买方垄断者所获得的寻租收益，在图2中表现为面积SABD（p*+c）。这部分租金本身就是存在的，只是被从农民转移到了特殊利益集体的手中。如果这部分租金被政府所得，政府并没有拿着这笔租金进行投资，而只是进行腐败活动，那么对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损失。如果这部分租金被土地拍卖的开发商所得，那么可能会导致X-非效率。更糟糕的是，如果拍卖流程不透明，竞标的开发商进一步寻租，那么将导致更大的社会成本。这一社会成本就是“塔洛克四边形”。至此，寻租的社会总成本就是SABECP*=SBCE+SABD（p*+c）+c。
但是，本文认为，上述讨论所描绘的社会成本并不包括这些成本的机会成本。如果还要考虑机会成本，比如，这部分收益被农民所得就可以拉动国内的消费，进而刺激生产者的投资。又如，收益被效率更高的企业所得，那么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或者鼓励技术创新。因此，在考虑了社会成本的机会成本后，那么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五边形的面积SABEP*。然而，遗憾的是，寻租者或者创租者并不会考虑到社会成本问题，他们寻租行为的准则只是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
三、寻租利益双方的博弈分析
（一）寻租――避租的博弈
1.模型假设。在农地流转市场上，假设主要存在两大利益集体，即农民利益集体和地方政府利益集体。由于农地产权归属于集体，因而确定主体困难，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有助于我们进行理论推导。农民利益集团追求农地流转中获得的补偿最大化。地方政府利益集体追求流转租金的规模最大化，它既是设租主体也是寻租主体。一方主动寻租是为了获得垄断的超额利润，而另一方为了规避损失而被动的参与寻租。由于中国农民的人口基数较大，政治参与意识淡薄等特点，因此可以将农民利益集体看做是寡头博弈中集体行动能力较弱的一方。相应的，政府往往是决策的制定者，因此地方政府利益集体的行动和信息掌握能力较强，处于强势的一方。
2.模型建立。设G代表政府利益集体，F代表农民利益集团。G的寻租成本为CG，F的寻租成本为CF。G的寻租收益有两种情况：（1）寻租成功后获得的超额利润，即RG-CG；（2）寻租失败的净损失为-CG。假设寻租成功的概率为p，则寻租失败的概率为1-p，则G的寻租期望收益为？仔（G）=p（RG-CG）+（1-p）（-CG）=pRG-CG。
同理，F的避租也有两种情况：（1）避租成功后获得较高的补偿nrh；（2）避租失败后获得较低的补偿nrl。假设避租成功的概率为q，避租失败的概率为1-q，则F的避租收益为？仔（F）=q（nrh-CF）+（1-q）（nrl-CF）=qnrh+（1-q）nrl-CF。其中n为受益人数。
由于一方的成功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失败，则p+q=1且（1-p）=（1+q）=1。因此这个博弈只存在两种纳什均衡，即（G成功，F失败）和（G失败，F成功）。双方寻租的期望收益取决于双方寻租成功的概率，而成功的概率又与能力呈正相关。
3.模型的经济意义。由于农民利益集团避租的边际收益为：
■
可见，集团中每多增加一个农民它的边际收益总是正数，因此农民的避租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假定避租的成本为固定成本，只要有一个农民积极避租，那么其他农民也会得到更高的补偿，由此产生的“搭便车”行为无可避免。而且，关于集团内部制度安排的成本，人数越多所产生的制度成本越高。即使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组成地方性农民利益集团，其组织成本也远远高于所获得的收益；即使形成了暂时的农民利益集团，其稳定性也较差。基于以上两点，农民利益集团较为松散，不能长期有效的规避寻租。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集团的有效行使，我们引入另一个重要变量，即村委会。村委会作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它在农地的流转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二）农民――村委会的博弈
1.模型假设。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代表着不同的合约。因此，要建立农民与村委会的博弈模型，就必须要先理清农民与村委会的关系。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唯一合乎法定体制的正规制度安排，承担着政府人、集体产权人、社区管理者相互矛盾冲突的三项职能。一方面，作为农民利益代表的村委会应当履行维护农民利益的人；而另一方面，村委会同时作为政府任命的人，又必须执行政府下达的农地流转政策。其双重身份模糊了村委会的定位。然而，我们在讨论村委会这一制度安排时并没有将其人格化，即它也具备“经济人”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妨假设在农民的避租活动中会对村委会进行适当的“贿赂”，以便在流转中获得较高的补偿。村委会帮助农民避租的激励来自于农民对它的口头承诺。可见，农民与村委的博弈是一个“委托―”模型。但是，农民（委托人）无法有效的观察到村委会（人）的行动选择和各种随机因素，只能在事后观察到他的补偿收益。此外，村民的口头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性和强制性，这就造成了村委会的机会主义行为。这里有两个假设前提：
假设一：人越努力，委托人的收益越高，这里表示获得的补偿标准越高。
假设二：人越努力，其成本也越高，这里表示为与政府交涉的成本和心理成本。
2.模型建立。设a是一维努力变量，避租所获得的收益函数是一个线性函数？仔=a+？兹，？兹是一个随机变量，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滓2的正态分布，表示不可预测的因素。因此，村委的努力水平决定了村民的期望收益E？仔=E（a+？兹）=a，var（？仔）=？滓2。
村委的收入函数为S（？仔）=？琢+？茁？仔，其中，？琢是固定收入，？茁与村民的收益正相关，即村民的收益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可获得的边际报酬。而村委的努力成本是努力变量的函数，设为c（a）。这样，农民的期望收益为
Ev（？仔-s（？仔））=E（？仔-？琢-？茁？仔）=-？琢+（1-？茁）a。
假设村委会是风险规避的，有u=-e-？籽w，其中，？籽代表村委的风险规避程度，w是实际的货币收入，现假设：
c（a）=b・■
其中，b>0是成本系数。则村委的实际收入为：
w=s（？仔）-c（a）=？琢+？茁？仔-b・■
由于村委会的风险规避，因此它的确定性等值，一个与某一不确定收入相对应的确定性收入，等于不确定性收入的期望减去风险溢价，即：
■
其中，■是风险溢价水平。又令■为村委会所能接受的最低收入。则村委参与避租的约束条件为：
■
由于农民难于观察到村委会的努力程度，因此，双方信息不对称，村委会的风险规避一定会选择一个？琢使自己的确定性等值最大，对？琢一阶求导：
■
因此，农民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村委会积极地帮助村民争取最大的补偿，那么村民的最优收益问题为：
■
将约束条件带入目标函数后得：
■
将上式对P′求导，得：
■
四、寻租规模的测算思路与设计
（一）租金规模计算的一般方法
克鲁格估算了印度和土耳其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租金数量，在贸易配额限制的条件下由于寻租而产生的租金总额等于每单位进口商品的租金乘以进口总量。同时，她又假定一国只生产农产品，被用于国内消费或出口，若实行贸易许可制度，那么租金就等价于进口批发工资高于农业工资的那一部分。
胡鞍钢（2000）对我国部分垄断行业的租金进行了初步的估计，垄断租金的简单计算公式为：垄断租金=消费量×（ 垄断价格-竞争价格）+消费者的净福利损失。沈飞（2004）提出了土地征用出让所形成的制度性租金的测算过程。土地出让价格与集体土地征用补偿之间的价格差则是政府在征地出让过程中的制度性寻租租金规模。简言之，寻租的租金规模的一般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某一要素或商品的政府管制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之差，然后确定此要素或商品的总量，最后可得某一要素或商品的租金为差价乘以总量。如果把一个国家各项要素或商品的租金进行加总就可计算出该国租金的总规模。
（二）农地流转中租金规模测算思路
由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价格歧视，因此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存在着价格差。前文已经论述，“嘉兴模式”农地流转的租金来源为剩余建设用地的拍卖，减去流转中支付给农民的补偿，即是租金规模。农民得到的补偿可以换算成每流转一户所结余土地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可用公式表示为：租金规模=剩余土地出让收益-每节约0.067公顷（1亩）土地成本×剩余土地。为了计算这部分租金，分别对15个试点镇的流转成本收益进行测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设剩余土地面积为X，各地工商住用地的市场价格为 ，置换每节约0.067公顷（1亩）土地的费用为C，共节约用地为m，则Ri=∑XiPi-Cm。最后对15个试点镇的估算租金进行加总，R=■Ri，即为租金的总规模。
五、结论
首先，对“嘉兴模式”的农地流转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局部均衡理论，从理论上解释了寻租发生的机理和寻租空间。由于买方垄断势力的存在，使得寻租所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寻租者的私人成本。
其次，农民在交易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在政府与农民的“寻租―避租”博弈中，由于农民利益集团的稳定性不高，且避租的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因此农民的避租效率较低，最终可能导致避租失败。然后通过引入村委会，试图论证农民委托村委会对政府进行避租是否提高了农民的避租效率，从而可能获得较高的补偿。但村委会的双重身份，使得村委实际进行避租的积极性不高，相反，村委会可能更倾向于政府对农民进行游说。因而证明了农民在农地流转的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寻租空间防范机制的缺乏导致政府寻租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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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核算经济价值量核算方法
1引言
环境经济核算已成为目前国际上研究的焦点，其基本思想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测算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称为国内生态产出或绿色产出(英文简称EDP)，以弥补传统GDP指标的不足。
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发展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已经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空气污染、水质污染、森林消失、土壤沙化、资源枯竭等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环境保护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相互联系的，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程度是区分传统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经济过程和环境系统是完全分离的，因此，它不能反映环境对经济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为了适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统计核算的新要求，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在其联合发表的题为《环境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未能包括环境资源因素的重大缺陷，并从1987年起联合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主体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各会员国的主要目标为扩大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该体系，至少所有会员国的核算体系应包括附属自然资源核算制度”。
挪威和芬兰是欧洲开展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同领域中处于领先行列。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还开始利用实际的统计资料开展实证分析。本文拟对我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子系统———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进行研究。
2国外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本思路
联合国统计局向世界各国公布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曾对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作了推荐性界定：凡是影响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地貌、土壤、动植物、矿物等都是环境经济核算的范围。按照其要求，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们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主体。
2.1地理条件核算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主要指某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和气候等方面的自然物质要素。在统计核算中具体指与社会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气温和干湿度。这些自然要素影响人类的活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从一侧面反映某个行政区域或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环境。从这三个方面设计指标构造核算表进行地理条件的核算。
2.2自然资源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它包括土地资源、地下资源、生物资源和水资源。自然资源用以下指标核算：自然资源储量变化串、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及消费量、矿产资源回采串、自然资源破坏成退化程度、资源进出口量。
2.3环境资源、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
环境资源可分为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其中，生态环境包括土地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和水生态环境等。环境污染，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所排放的废弃物质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致使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一种活动。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治理污染、改造生存环境、维持环境自净能力的活动。
环境指标核算包含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变化量，人均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故总量及变化串，废气处理串、工业污水排故量及变化串、森林覆盖串、人均森林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及变化串，沙漠化土地面积及变化串、草原退化面积及变化串、自然保护区面积、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及变化率、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量、森林覆盖率增长率、格林综合污染指数、“三废”综合利用量、城市噪音水平、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抗灾串、人均资源数员以及支撑的潜力、环境承载能力。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环境经济的实物量核算。虽然实物量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基础，但仅仅依靠实物量核算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全面地描述环境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不同的计量单位使各种实物数据无法综合，而且也缺乏可比性。要想得出综合并具备可比性的核算结果，必须同时以货币单位进行计量，进行价值量核算。
由于环境资源的使用大多属于非货币交易，在难以通过市场行为确定其价格的情况下，对资源增减、环境变化的估价只能采用虚拟方法。现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虚拟估价方法：
（1）市场价格法。它以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量和相应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环境资源的经济使用价值。从理论上讲，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核算最适合国民经济核算，但现实中的环境资源利用远未市场化，这就为市场价格法的运用带来了因难。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法比较适合于环境货物(如开采的地下资源)数量利用的情况。
（2）住户意愿法。它就是以人们为了自己将来的健康和福利，利用和改善资源环境而愿意承担的费用作为环境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损失价值。由于该方法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随意性大，在目前的环境经济核算中，一般和市场价格法合起来应用。
（3）维护成本法。环境经济成本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是环境的资源观和价值观。环境作为一种资源，是因为环境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得以实现的基础，离开这一资源基础，人类将不复存在。
（4）按照资源环境恢复到耗减和降级前的水平所需的费用来计算其价值。与市场价格法相比，维护成本法在理论上更加体现持续发展的思想，因为维持资源环境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不变，也就是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用公式表示为：
EC=(D-S)×I，
其中：EC为环境成本，D为环境资源需求量，S为环境资源供应量，I为环境成本系数。
环境成本表现为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质量和受纳体的不利影响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对活动地造成的损失和对活动地以外的其他区域造成的损失。从量的角度看，环境成本应等于受纳体损失的总和。因此，国际上一些专家比较看重维护成本法。
总之，国外价值量核算方法注重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主要考虑耗减问题。同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区户相比，现在，价值量核算方法增加了对“外部”环境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它在以下两方面扩展并完善了SNA体系：产品生产和最终需求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由于污染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3对我国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思考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实行环境核算，以此强化人们的环境与资源意识。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不完善，环境统计资料也残缺不全，要建立我国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合对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核算现状的分析，目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才会更为科学可行：
（1）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在核算内容上会产生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计算增加值时，将考虑生产经营过程对自然资源的使用等因素，并把它们视同中间投入予以剔除；二是在认同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考量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就需要在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时要将经济信息与环境信息并重来考虑。
（2）宏观核算与微观核算相协调。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单个企业，也不能单单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角度考虑问题。在企业环境核算内容与方法的设计中要充分体现宏观思维，以保障企业间环境核算信息的统一性、可比性和系统性，同时要根据单个企业的特质区分对待，这样就会使得环境经济价值量核算考虑的层次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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