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0:13: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商务谈判 思维差异 对策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西部高山纵横、东部丘陵起伏。此外中国三面陆地，一面环海，北面多沙漠，西北、西南均为难以跨越的高原地带。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喜欢“以史为镜”。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易形成自大与自我满足的心理。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海洋环境的动荡不安，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具有冒险性和开放性，并且，还要求人们必须具有严守规则、默契配合同时又尊重权威的团队精神。
其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对于直观经验较为重视，但是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善于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判断，做出的决定有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容易忽视量的分析，只注重质的判断和其总体特征把握。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它强调的是不具任何价值色彩的事实，习惯于对事务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量的分析判断出某种决定“好”到何种程度，坏到何种程度。因此，西方人在谈判之前会准备好准确的数据，谈判过程中的分析和决策均以数据为准绳，他们对合同条款的措辞严密而精准，其目的是借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各种争端和意外事故的损害。
再次，中国人习惯从总体上观察事物，以全局观点开展工作。以与外国公司商谈建立合资企业为例，谈判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意向书的谈判，二是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谈判。在意向书谈判阶段，中方通常都是从总体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首先要尽快明确合资意向、投资主体、股权比例、经营范围、原料和技术来源等，以便尽快对外宣布，抢占盘子，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在合资合同和章程及其附件的谈判阶段再对诸如原料价格和技术许可费等具体细节进行讨论，习惯于把最困难，也是最实质的内容安排到谈判的最后阶段中解决。而西方人采用的谈判方式是局部取向，认为细节才是问题的本质，通常在第一阶段就要求确定原料价格、技术许可费等细节，一开始就想明确自己在合资企业中的利益所在。由于这些问题的谈判关系到双方各自的切身利益，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并且还会给潜在的竞争对手造成可乘之机，以致双方失去良好的战略机遇。
应对中西方思维差异的策略
（一）树立思维差异意识，力争
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征”。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决定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人员具有不同的思维或行为，也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谈判风格。所以为了使谈判顺利完成，我们必须加强思维差异意识，正确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在谈判期间，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或判断对方的思维方式，更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要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充分注意到对方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才能针对其中的差异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同时，要善于发现双方文化的共同点，取长补短，求大同，存小异，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努力实现双赢。
（二） 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在现代社会，许多类型的谈判都普遍受到法律体制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的法律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西方国家是法制国家，法制完善，法律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人受到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关系意识的影响，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导致了在谈判过程中注重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的处理方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已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涉及的法律事务将大量增加。运用法律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已成为我国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直接参加合资谈判的一线谈判者要努力健全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一旦发生纠纷，要争取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谈判环境。
（三）讲究诚信，切忌漫天要价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由中方提供一地到某地约40公里的火车运输服务谈判。开始时，中方有人提出80多元/吨的天价运费，当外方初表讶意，马上就60多元/吨、40多元/吨…的往下降。其实，这样不切实际的狮子大开口，任由砍一刀的做法，结果只能使报价者的诚信度随着运费的下降而快速下降。因此，笔者认为，谈判时要做到目标明确、准备充分、言必有信。在围绕目标向对方提出要价时，要学会用市场和经验数据来证明要价的合理性。既不能胡乱开价，也不能胡乱降价，否则自己的诚信度会下降的比价格还要快。另外，谈判中涉及投资、产品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要先请相关设计院做方案比较和可行性研究，充分运用准确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数据和事实说话，提高权威性以取得对方的信任。
结论
综上所述，思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商务谈判双方来自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谈判者的思维方式不同，谈判的模式和方法也会不同。要成功进行跨文化谈判就必须充分认识这些差异，学会观察异国思维，善于将他人的思维与自己的思维对比。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谈判者思维的差异，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才能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共同创造一个双方都能适应的经济文化环境。否则，忽视思维差异、乃至处理不当都会增加谈判难度，甚至无法达成协议，丧失商业机会。
参考书目：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敬南菲 美中外语 2004.7
《中西思维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邱国丹 商场现代化 2007.6x
[关键词] 国际商务谈判 文化差异 文化冲突 对策
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业务日益频繁，各种类型的涉外谈判也越来越显示其重要地位。本文拟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探究国际商务谈判的内在规律，寻求涉外商务谈判的方法和策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对谈判活动的影响
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国家制度等影响下形成的谈判习惯及谈判作风，对于谈判活动的成败，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及其冲突十分必要。
一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往往体现在它的国民性上。国民性，即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特性。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观念的不同，在谈判过程中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产生误解。例如重“面子”是中国的国民性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如果要在“体面(面子）”和“利益”这二者中做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告诫读者在和中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国的这种国民性。很显然，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国民性的差异，才能有效地使我们正视自己的缺点，强化自身优势，并合理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在国际谈判的领域，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差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中国人有极强的爱国之心，这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偏见”――“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英国谈判学家比尔・斯科特曾说:“中国人极重面子，不要使他在让步中丢面子。”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有一定的共性。例如美国人的国民性在西方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他们崇尚奋斗和独立，性格外露，自信热情。在国际事务中，他们精于使用各种手段，配合外交谈判，从而谋得利益。美国人对表面的、仪式性的东西看得极淡，而对实质性的问题却非常敏感。
2.伦理和法制观念的差异。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中西方有着更大的差异。中国文化尽量回避从法律上解决问题，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西方人习惯用法律解决问题，由律师出面去处理纠纷。中国人平均主义倾向和“官本位”的思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使一些人依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美国学者帕伊曾感慨地说：“许多美国工商业者已经学会，在中国人中间，只须用口头约定，或者握一下手，来决定协议或协议生效的可能。”综上所述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国际谈判中的一些体现，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差异对于交往和谈判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
二、应对谈判的对策
中西方文化各具优劣势，而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冲突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自我和了解对手。我们在涉外谈判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1.分权与集权。中西方在谈判过程中，都是既重集体又重个人的。相比而言，西方人较侧重于强调集体的权力，强调个人的责任，即“分权”。而中国人则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人的权力，即“集权”。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外行，那么谈判的结果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在谈判中，应当科学恰当地处理好“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2.原则与细节。中国人谈判时一般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在处理麻烦的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这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讨价还价中，处于有利地位。而西方恰恰相反，他们通常“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因为他们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因而愿意在细节问题上多动脑筋，而对原则性问题则显得比较松懈。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例如：我国政府在香港和等涉外谈判中，始终坚持“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因此，预先确立了细节谈判的基调和范围，赢得谈判优势。正是此谈判策略的应用，使上述外交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总之，了解中西方谈判作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有效地利用某些优势，克服某些方面的弱点，积极驾驭谈判过程，把握谈判的方向和进度，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Bell, David and Howard Raiffa:Marginal Value and Intrinsic Risk Aver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关键词】中西文化；文化差异；商务谈判
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一）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国家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
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往往使用间接地、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相反，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德国和瑞士。而高语境文化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中国文化是一个高语境文化，很多时候表达含蓄，用字隐晦，要他人根据讲话时的环境，以及其他非言语的线索去揣测文字背后或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沟通讲究点到为止，言简意赅，同时强调心领神会。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恰恰相反，是低语境文化国家，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强调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把所有的要沟通的信息都用明白无误的可编码的文字语言传达出去，经常没有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义，不需“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二）中西方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首先，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在中西方价值观上也有着突出的体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他们在国际商务谈判时强调“把人和事区分开来”，感兴趣的主要为实质性问题。而在中国“把人和事区分开来”这一观点看成是不可能的。例如，裙带关系，事业的发展往往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谈判者不仅作为企业代表来参与谈判，其个人品行和实质问题是不可分开的。
其次，中西方文化在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中国人通常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不是从法律上考虑，但大多数西方人却相反。西方人的抽象思维方式，讲求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在处事方式上，比如中国的老总可能经常办公室大门常开，欢迎他的员工来沟通，这是平易近人的形象和作风，而在德国等国家，这会被认为是经理浪费时间，因为那不是他的职责，他的职责就是为公司做决策，有其他方法与员工交流。
（三）中西方文化在决策方面的差异
由于谈判人员思维方式的差异，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呈现出决策上的差异，形成顺序决策方法和通盘决策方法间的冲突。当面临一项复杂的谈判任务时，西方文化习惯于采用顺序决策方法，特别是英美人经常将大任务分解为一系列的小任务，将价格、交货、担保和服务合同等问题分次解决，每次解决一个问题，从头至尾都有让步和承诺，最后的协议就是一连串小协议的总和。在他们的合同中，各项条款的认定也比东方人细致明确。东方文化则习惯于采用通盘决策方法，注重对所有问题整体讨论，不存在明显的次序之分，通常要到谈判的最后，才会在所有问题上做出让步和承诺，从而达成一揽子协议。
二、商务谈判的实质是文化对话和跨文化交际
经济利益是最现实和最基本的利益，经贸关系无疑是各种国家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当今这个无比开放的时代里，国际市场营销与国际贸易活动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频繁、活跃。并且，它们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大。同时，国际商贸谈判的作用也越发重要。在讨论国家之间的磋商和谈判时，我们姑且可以认同“在国家关系中，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的说法。然而，不同文化对利益和价值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凯特奥拉说过：“文化影响、造就和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是人们对生活的全面设计。”对国际文化环境了解得充分就能比较顺利地开展国际市场营销业务，反之则可能功败垂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审美观、语言文字、宗教信与价值观等方面都能影响企业的营销效果。在不同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倾向、购买态度、使用物品种类、产品设计、色彩及文字语言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会决定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是进行市场营销和商贸谈判时都应考虑的。把文化背景、公司特点、个人性格、谈判技巧、谈判时机、谈判方式由下向上像金字塔一样做了排列。处于金字塔最底层就是文化背景，它决定着上面的一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贸谈判就是文化对话，是跨文化交际。
三、如何有效的进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谈判
（一）原则与细节问题
按照中国文化特点，在谈判时，一般注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西方恰恰相反，他们比较注重“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这种差异常常导致中西方交流中的困难。中国人喜欢在处理麻烦的细节问题之前先就双方关系的一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把具体问题安排到以后的谈判中去解决。这种思维定势在多数情况下，可使我方在以后的讨价还价中，处于较为有利地位。西方人由于对中国人的这种谈判方式不够适应，结果谈判的结局往往是比较地有利于中国人。西方人通常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质，因而他们比较愿意在细节问题上多动脑筋，而对于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则显得比较松懈。很多事实表明，先谈原则必然会对后面的细节讨论产生制约作用。例如：我国政府在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涉外谈判中，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前提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总揽下，已预先确立了细节谈判的基调，成为控制谈判范围的框架，这就赢得了细节谈判的优势。正是我国政府这一谈判策略的成功应用，使上述外交谈判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良好声誉。
（二）集体与个人问题
应当说，中西方在谈判过程中，都是既重集体又重个人的。但相比较而言，西方人比较侧重于强调集体的权力，强调个人的责任，即"分权"。而中国人则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人的权力，即"集权"。这种差异导致谈判场合中出现这样两种现象：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但他们身后却往往有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个体以相应的权限，智囊群体辅助其应对谈判中的复杂问题；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可以想象，如果拍板的人是行家里手倒也还好，但如果“拍板”者是是外行，那么谈判的风险和结果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在谈判中，应当科学而恰当地处理好集体与个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以在与西方人的谈判中始终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
总之，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在谈判桌上各自的谈判作风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有时谈判桌上的困难甚至完全是由谈判作风的不同而导致的。因此，了解中西方谈判作风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并且有效地利用我们在谈判作风方面的某些优势，克服某些方面的弱点，积极驾驭谈判过程，把握谈判的方向和进度，这是中国的谈判人员应当予以重视的。
【参考文献】
[1]郭建梅 徐文.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影响探析[J].中国商贸，2010（04）.
[2]王国平.文化差异与跨文化商务沟通[J].理论月刊,2007,(1).
[3]杨群祥.商务谈判[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 启示
“跨文化交际”这个概念是从英语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过来的，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包括语言交际方式、语用问题、非语言行为、交往习俗、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以前，这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所关心、研究的问题，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对于我们加深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而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陌生的文化和国家，面对的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们，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巨大的差异。
1.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
任何一个种族、民族或文化群体，不管其自身的文明程度怎样，他们都拥有一个固有的文化判定模式，即以自己的文化判定模式为标准，去判定不同文化群的行为规范是否正确或恰当。人们通常把自己所熟悉的、习惯性的方式当作是最好的、正确的、理所当然的处事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把自己的文化模式置于其它文化模式之上的行为，必然会削弱跨文化交际能力，妨碍跨文化交际的进行。在这里我们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差异：
1.1隐私方面的差异
隐私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它是人们控制及调节与他人交往的机制。在当前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隐私问题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人们的隐私观的差异是造成交流障碍的因素之一。
中国人和西方人有着各自独特的隐私观念。以集体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中国人十分崇尚群体隐私，个体隐私的意识比较薄弱。中国人往往认为个人应该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要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因此，中国人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交换一些个人隐私方面的话题可作为谈话双方迅速拉进心理距离的一种方式。相反的，以个人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西方人则崇尚私有和个体隐私。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活动领域以及私人权利都是他们要极力保护的隐私。西方人讲究个人隐私，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所谓“见男士不问收入，见女士不问年龄”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1.2时间观方面的差异
时间观作为非语言交际要素之一，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在非语言交际各要素中，关于时间的使用，其代表的意义及产生的交际行为是最能导致交际失误的所在。
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做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是不礼貌的行为。无事打电话闲聊也是西方人视为扰乱别人私人时间和活动安排的行为。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地按照计划进行。在中国，亲朋好友和同事之间的串门很随便，邀请别人来访无需为对方确定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也无需郑重其事地征得同意。
1.3礼仪方面的差异
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文化传统不同，使得世界上不同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西方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礼仪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像“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谦虚之词就应运而生。而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回答“Thank you”表示接受。正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够诚实。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那样做不仅是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1.4餐饮方面的差异
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能够反映出不同民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很注重形式，讲究“色、香、味”俱全。所以在中国烹调里，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具体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讲究色香味的搭配。而西方人讲求实际，在菜的花色变化上不会下过大的工夫，而更讲究其营养搭配，注重菜的内在质量。再看看餐具的差别――刀叉和筷子。这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也影响了东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则需要与家庭成员共同围坐桌边进餐。由此便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中国人更喜欢老老少少坐在一起的方式，让其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会习惯性地讲几句“多多包涵”之类的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中国人在饭桌上的这种热情好客经常被认为是不文明的行为。西方人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其习惯是“Help yourself，please”。
2. 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这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文化差异对交际能力的影响很大，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可以影响跨文化交际中的信息获得，或误导信息的获得，或阻碍交际的进行。
2.1思维方式各不相同
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主要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各自的特征及其结构规定着思维方法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从而产生了思维方法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其思维方式必然存在着差异。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而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强调部分分析，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正如傅雷先生所阐述的：“……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彼此殊难融合交流。”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地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的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对此会非常愤怒。
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各不相同
价值不是指人的行为或事物本身，而是用以判断行为好坏或对错的标准。价值所涉及的行为、事物、状态或目标可能属于各种不同的范畴，如家庭、工作、社交、休闲、文学、艺术、宗教、经济、政治及法律等。一种价值偏好经过时间长久而演变为影响重大的广泛信念，便可称为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人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丑善恶，进而形成了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不过，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
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语用迁移具有跨学科性质，不仅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难题，而且会使跨文化交际出现障碍，对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跨地区、跨文化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或多或少无意识地总要带着自己文化的烙印，以自己的文化或社会语言规则来理解和评判别人的行为，这就发生了语用迁移，结果难免造成理解失误甚至交际失败。
这种后果有时很严重，甚至招致巨大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一直不好，原因就在于对英语单词goat的理解。在英语中，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对于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相信西方的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们也不会愿意把它铺在床上。
3.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学习一门语言，除了要掌握其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了解该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以便能跨越文化障碍，得体、有效地同所持语言的人交流信息和思想。“如何说”、“不说什么”，有时候比“说什么”更加重要。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就曾说过“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教师应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本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宽容、平等、开放的跨文化心态和客观、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与世界意识，并形成有效的跨文化交往、理解、比较、参照、摄取、舍弃、合作、传播的能力。这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为了达到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对授课教师就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不能把教学重点只放在语法和词汇上，这样学生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教师应帮助学生跨越文化阻隔，使学生在掌握听说读写译技能的同时，导入异国文化，弘扬本国文化，帮助学生了解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其从不同视角看待和理解中西文化。另外，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鼓励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作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总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面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是跨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我们的外语教学应为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许力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07）.
［2］邓炎昌，刘润清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张蓓，郑文园.跨文化意识英语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
［4］顾曰国主编.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08）.
［5］胡文仲主编.跨文化交际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否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电影《刮痧》是一部集中体现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的经典之作。通过从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提出的五大价值取向维度对电影中体现的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进行解读，可以加深中西方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电影《刮痧》；价值取向理论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然而，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因为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而导致文化冲突。电影《刮痧》以中医传统疗法刮痧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由于中西文化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最后又因为文化上的交流和理解而冲出困境的故事。电影中的主人公陷入困境和冲出困境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能够理解文化冲突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本文旨在从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提出的五大文化价值观取向维度浅析电影《刮痧》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一、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家佛萝伦丝•克拉克洪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在哈佛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对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五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展开一项大规模的研究。1961年，克拉克洪根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价值取向理论。价值取向是指“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1]。该理论认为，任何社会和个体都会面临五大维度上的价值取向，即人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人与人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和活动取向。但是每个社会和个体在这五大维度上价值取向的偏好有所不同。因此，各个维度上的不同价值取向构成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五大维度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可以总结如下：1.人性取向：人性本恶（Evil）、人性本善（Good）或善恶兼而有之（Mixed）；2.时间取向：过去（Past），现在（Present）或将来（Future）；3.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服从自然（Submissive）、征服自然（Mastery）、或与自然和谐共处（Harmonious）；4.人与人取向：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附属的（Collateral）或等级的（Hierarchical）；5.人类活动取向：存在（being）、成为（being-in-becoming）或做（doing）。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以上五大维度的价值取向上都有所不同。电影《刮痧》中的诸多情节都体现了中西方在五大价值取向维度上的差异。
二、电影中反映的中西方在五大价值取向维度上的差异
电影《刮痧》是中国内地著名导演郑晓龙的代表作之一。影片的主人公徐大同在美奋斗八年之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将北京的老父亲接到美国同住。一天，五岁的儿子丹尼斯闹肚子，他的爷爷用了中国代际相传的传统中医疗法刮痧给丹尼斯治病。美国医院的医护人员偶然发现了丹尼斯背后的痧印而怀疑其父母有虐待孩子的嫌疑。面对着对刮痧一无所知的美国律师和法官，许大同有口难辩。法庭宣布剥夺了他对儿子的监护权，美满家庭瞬间变得支离破碎。最后，许大同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亲自到唐人街体验了一次刮痧疗法，才最终促使种种冲突化解，大同一家重新团聚。这个华人家庭在美国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因刮痧事件而最终爆发并显现出来。影片中展现出的文化冲突从本质上而言可以用克拉克洪的价值取向理论予以解析。
（一）人性价值取向
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中方的德治（人治）精神上的文化冲突可以在影片中略窥一斑。在决定是否剥夺许大同对儿子监护权的重要法庭上，大同慷慨陈词动情演说，法官都几乎为之动容。但是，一旦出现不利于大同的重要证据时，法官最终还是以证据为依据做出裁决。然而许大同却在聘请律师时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虽然昆兰的法律专业领域和他的案子并不契合，但是他依然执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好友出于情面一定会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昆兰却因为坚守事实而无意间做出了对大同不利的证词。这些细节都反映出西方偏重法理的法治思想和中方偏重人情的德治（人治）精神。而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中方的人治精神的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人性价值取向。性恶论的主流思想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思想基础而性善论的主导观念则是我国德治（人治）精神的思想源泉[2]。西方系统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一般而言，人都是忘恩负义、诈伪轻浮、怯懦、贪婪的。当你成功时，他的一切都属于你，他的血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一切都贡献给你。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4]。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代表是性善论的信仰者。民间通俗文化第一文本《三字经》的首句训言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文化也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5]，人自身具有自我觉悟、自我行善的可能性，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这种乐观性的人性论价值取向，使中方文化重视劝善激励机制而疏于防恶约束机制，重视德治（人治）而甚于法治[6]。影片中大同在法庭上的动情陈词和重视情面都体现出他倾向于通过以德感人而不是以理服人来赢得官司。然而，他对中西方在人性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认识不清致使他败诉并陷入困境。
（二）时间价值取向
霍尔认为美国社会是“将来型”时间观念占主导的社会[7]。“将来型”取向的社会认为变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过去的是很容易过时的，很容易被抛弃的[1]。在影片中，美国人对“美国梦”的追求就体现了他们“将来型”的时间观念。与之相反，中国则倾向于“过去型”的时间观念。“过去型”的社会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年龄和经验，崇拜祖先，喜欢引经据典，喜欢依据过往的经验指导当前的事情[1]。影片中的爷爷集中体现了中方“过去型”的时间价值取向。爷爷喜欢引经据典，运用古语来教育自己的儿孙。例如，“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等。同时，爷爷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疗法给孙子治病，也体现了“过去型”的时间观念。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
在电影中，中医传统医疗方法“刮痧”是将矛盾推向的导火索，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向美国的法官和庭审人员解释刮痧：“刮痧是一种传统的医疗手段，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几千年来中医认为人有七经八脉，就像无数小溪流向江河，江河又奔向大海。人的身体就像非常复杂但看不见的生命网络，如同计算机网络一样。人的气发自丹田又回到丹田，也是同样的道理。”对面这一番关于“气”和“经”的陈辞，美国法官和庭审人员无一不感到困惑，直呼“请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但事实上，中医是很难用从西医的角度解释清楚的，因为中西医代表着中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文化赖以生成的理论基础[8]。“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状态是天人调谐[9]。中医治疗和养生的理念强调顺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以护养调摄，顺应自然的规律，追求人体生命与自然万物整体和谐的状态[8]。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而与之相反，西医则体现了西方人征服和控制自然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念。《圣经•创世记》中记载,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牲畜。”人被看作是万物的主人，可以用理性和意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人类是世界的中心[10]。人和自然是分离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西医在治病时主要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体各个部分的病变，并不是从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性的思维去寻求治病的方法。电影中的美国法官和庭审人员由于无法理解这种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建立的中医文化而导致跨文化沟通的失败。
（四）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
影片中，许大同和美国律师对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西方在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大同的眼中，“孙悟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是个善良有正义感的英雄，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然而在美国反方律师则对孙悟空这只“猴子”的道德和价值观表示怀疑：“这只猴子受托管理九千年一熟的桃园，却把桃园占为己有。当别人制止他时，他竟然毁坏了全部的桃树。一个神仙炼出了长生不老药丸。孙悟空不但吃光了全部的药丸，还掀翻了炼丹炉，砸烂了别人的车间。这么一只顽劣粗鲁的中国猴子，却被当成道德与价值的榜样！”在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中国人倾向于附属性取向，注重集体意识，认为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群体的利益[1]。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代表着百姓对强权的集体反抗意识；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不顾自身安危降妖除魔，力保取经团体能顺利完成任务，是机智和勇敢的化身。对孙悟空的推崇和赞扬与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而美国人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则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取向，认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个人的目标与目的优于群体的目标与目的[1]。个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一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之下，美国律师对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肆意毁坏他人私人物品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和容忍。他刻意把西游记的这一段描写摘录出来在法庭上宣读，说明这些细节是容易引起美国人共鸣的地方。大同看到自己崇拜的英雄被他人解读成一个粗鲁暴力的形象，顿时在法庭上怒不可遏。这样的表现正好印证了反方怀疑其有虐童的嫌疑。如果大同能够理解中西方对孙悟空的不同解读，认识到这背后潜藏的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许就能更加理智地做出反应。
（五）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
在电影《刮痧》的片头中，许大同获得了电子游戏设计新星奖。他在颁奖台上作出感言：“八年前，我作为一个移民，站在街头卖画为生。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美国人。这个奖杯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就是我的美国梦。”与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大同相对比的是，影片中爷爷的老友老霍在美国待了十多年，依旧打着零工。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中国人，但却代表了中西方在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美国是社会一个强调“做”的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美国人工作勤奋，并希望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获得晋升、加薪以及其他方式的认可[1]。大同对美国梦的信仰表明他对西方文化在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上的认同和接纳。而中国文化则倾向于“存在”取向，提倡“以静制动”“无为而治”“以不变应万变”。老霍没有拼命工作的意愿而是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在赌场上娱乐消遣，便是中国文化在人的活动的上倾向于“存在”取向的表现。
三、结语
电影《刮痧》这部电影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五大维度上的价值观差异。正是这些价值观上的分野导致了电影中的人物陷入文化冲突的困境。然而，故事的结局却说明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并非不可化解。在影片的结尾，大同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亲自到唐人街体验了一次刮痧疗法，才令他真正开始理解中方文化，将大同一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并不要求某一方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只是要求在交际中尽量理解对方，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方面尽可能一致。如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相互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种种文化冲突便可以化解[11]。在影片的最后，大同扮成西方圣诞老人的模样顺着水管爬进自己的家中而一家团聚的画面表达了对跨文化交际中达到相互理解状态的愿望。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世界，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圈的人都能够积极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偏见并努力相互理解，“和而不同”的“大同”世界才会实现。
作者：王兰芳 钟玲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注释：
[2]黄治东：《西方法治思想与法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探析》，前沿，2007年，第12期，第36-38页。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页。
[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6页。
[5]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孟子》（上下），北京：人民文学，2005年版。
[6]肖群忠：《论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特点与影响》，齐鲁学刊，2007年，第03期，第38-42页。
[8]尹冬青，李俊：《“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养生文化中的积极影响》，医学与社会，2009年，第03期，第18-20页。
[9]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关键词：文字；中西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11-01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何种文字,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而来,它浸润着文化发展的基因。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其意思是说,传统并不是固定性的东西,而是会产生变化的。因此，文字最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它的发展兴衰可以看作一部社会发展史的缩影。以下将就中西方文字发展差异背后的文化做初步探究，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两种不同文字背后的文化。
一、中西方文字发展背后的文化差异
古代以来，人类一直在寻找能够用视觉符号方式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寻找能够把信息的传达程序化和简单化的方法。文字的产生、传统图案的发展，都代表了这种努力的成果。中西方社会形态及文化意识的不同，也使得中西方文字发展的轨迹有所不同。世界文字在历经悠久的历史长河之后，逐步形成代表当今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大板块即：代表华夏文化的汉字体系和象征西方文明的拉丁字母文字体系。
（一）社会形态的不同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和主导思想的影响，中西方社会形态不经相同。而这种不同，直接导致了文字的传播及印刷发展的不同。
1、地理环境：
中国文明起源于大河文明，即两河文明（长江黄河）土地辽阔，人口较多，不搞专制国家难以统一。所以就形成了以中央为主的许多地方机构，统一由中央发号使令，形成了中央集权。而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海洋文化，其四周环海，小国寡民，易于管理，需要参议的事物比较多，于是西方形成了比较民主的制度。
2、经济形态：
中国地大物博，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能够自给自足，于是形成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中央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小农经济直接导致人口流动性小，物质交换相对局限，于是使专制统治更加稳固同时也限制了文化的传播。西方的封建制度比中国晚将近千年，封建制度相对于中国不够完善和稳固。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导致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及物品交换频繁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的传播。
3、主导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始皇后都尊崇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所倡导额便是“忠君爱国”，正是要求“忠”所以要“各安其位”。后来佛学的传入，倡导的因果说，也教导老百姓要“顺应”自身的命运。中国传统社会，“敬鬼神而远之”的训言将唯一可以与世俗皇权对抗的力量抛在了社会的结构范围之外，虽然宗教在各种社会中都存在，但其地位和作用却大相径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宗教虽然存在，但只是皇权的附庸和点缀，不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反而为其助力，用来巩固其权力，皇权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皇权密切地管制和监视一切社会活动，如果要形成一定限度的自治，无异于天方夜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切事物都由官员包办，包括案件和纠纷的处理和判决。但不管什么人都是有私情的，这样很难形成人们对法律的真正信仰，最多只是畏惧而已。所以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还有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之下，一切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皇帝的周围，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为皇帝打点江山，统治天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与皇权保持一定距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这些原因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下，文字的印刷和文字识别是少数知识分子和权贵掌握的文化。普通老百姓不识字，于是具有强烈表象性的具有传统图案穿插的文字反而广为流传，如：福、禄、寿、喜等穿插吉祥图案代表美好寓意的文字深入人心。
而在西方，神在西方的传统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中世纪神权甚至可以和君权相抗衡。所以在西方传统社会中实际上并存这两种权利，即君权和神权，这两种权利此消彼涨，相互博弈，这客观上限制了君权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的侵犯和剥夺，教会客观上起到一个反对君权的堡垒作用。这就为市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一个条件。神是公平明智不徇私情的，一切案件有神来裁判，人是最放心的，法官秉神意，所以法官是公平明智不徇私情的。这样法治才有可能。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传统社会中最优秀的人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教士，有这样一群有知识的人站在君主的另一面就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最好的人员力量和智力保证，而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征服中亚，基督教国家基本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开始了漫长的所谓“收复圣地”的。为了宣传基督教义，教皇全力促进宗教书籍抄本出版，由于宗教的原因，书籍的发行在这个时期达到，文字也普及于平常老百姓。
（二）对待语言文化表意的不同：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对待语言这个问题上也有其本质意义的差别。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西方人声称“语言之外无思维”、“语言是思想的边际”对于崇尚理性的西方人来说，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人类运用语言进行命名，从而把事物转化为对象的存在，这才有了认识，进而获得知识和智慧。离开语言，人类的一切认识都不复存在，所以他们进一步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语言即世界”。
然而在中国，人们对待“语言”则与西方大不相同。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荃。”在庄子看来，语言是表象，是手段，而不是终极。当真正“得意”，语言是可以弃之一旁的，所以真理不在语言本身，而在语言背后，智慧的最高境界是“忘言”。禅宗则说“不立字，直指人心。”为什么不立文字？因为禅宗认为，文字所代表的语言不但不能通达真理，反而会迷惑我们的“真心”。庄子更明白无误地指出：“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而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在庄子看来，语言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它所指的“意”，“语义”可以释，真“意”不能追，世人因贵言而贵书，当“言”被确定根本不能达“意”的时，书自然也就不值得珍贵了。西方文化重理性，讲科学，而中国文化重感性，讲体悟。于是表情达意的文字就有所区别了。
二、中西方文字构成的不同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文字发展的差异。中国文字是象形、会意和仿音结合的文字体系，它的特点在于据有一格单字本身构造的特点，每个字自成体系，本身有完整的架构，类似图画，或象征图案。而它最大的问题就在难于掌握。当文字不能简单容易地为大多数人掌握和使用时，便会阻碍文字的发展。
而在西方，字母的发明和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书面传达的方式，大幅度地提高了人们掌握文字的速度，缩短了掌握文字的时间。字母的出现影响了平面设计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产生了独立的、西方式的平面设计方式。
西方文字全是拼音字母，因此活字的种类并不多，印刷的改革也就比中国汉字改革容易得多。所以欧洲虽然掌握造纸和印刷技术比中国晚了整整上千年，但一旦掌握了这两种技术，其发展的速度和技术的完善、运用的普遍大大超过了中国水平。而印刷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极少数文化人和权贵的工具，绝大部分中国人仍旧是文盲，所以普通老百姓最为熟悉的视觉传达符号莫过于传统图案了，其表意的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超过文字的功能。
现代文字设计最重要的是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而不是对文字符号图形化的简单拼凑。探索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字设计的碰撞点，才能找到适合于本民族的字体设计思路，才能形成本民族独特的的文字设计风格，这也正是本文探索文字差异背后的文化之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左民安著.细说汉字.九州出版社，2005．
［2］[瑞典]林西莉著.汉字王国.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3］［英］路易斯・布莱克威尔著.西方字体设计一百年 (修订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4］洪再新著.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5］张法著.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6］郭芳著.中国古代设计哲学研究.万方数据，武汉理工大学，2004．
【关键词】：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孔子 中庸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所阐发的思想，在中西方思想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他们的中庸思想，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对古代中西方各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当代中西方各国依然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庸观作为处世之道， 在中西伦理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起源、含义及其差异原因等进行对比分析，中庸思想在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以及对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简述。
一、《政治学》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是中西方不同文明的开创者，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中庸思想，两人在对同一思想上的碰撞与交汇也值得探讨。
（一）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含义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中庸思想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所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必须从至善说起。他在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这样讲到：“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得好，万物都是向善的。”
在《政治学》中也提到：“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
柏拉图将善比喻为普照万物的太阳。他认为善的地位要高于科学和真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延续了这一观点，并且对它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只有那些自身被选择而永不为他物手段的事物才是至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幸福。“行为所能达到的一切善的顶点是什么呢？从名称上说，几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幸福。”如果说人生有各种各样的追求，那么幸福便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于是沿着善―至善―幸福―德性的路径，亚里士多德便开始了他的伦理学创建。他把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例如智慧、明智等；另一类则是伦理的，例如节制、勇敢、慷慨等，而伦理德性的实现就在于中庸，这就引出了他的中庸思想。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含义
孔子继承并且发展了“中”、“和”思想，同时他将“中”和“庸”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孔子对中庸思想极为推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他看来，中庸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境界，民众己经长久的缺失它了。这句话对什么是中庸没有展开说明，但是在《论语》中，却包含了对中庸思想的一些具体解释。其一、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师指子张，商指子夏。子张过分，而子夏又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是否过分的比不及的更好呢？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分与不及同样都不好，因为它们都是偏离中庸的。
二、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中庸思想的不同表现
（一）伦理观与礼法的不同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出于礼法的部分，他没有在哲学方面做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亚里士多德则明确指出“中庸之道”是一种美德，是对激情的控制和支配，它是相对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制约，因人因环境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孔子更多是从道德的角度强调如何做，没有指出为什么做，强调的是“过犹不及”，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没有否认两端是不好的。
（二）历史背景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同处在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尚待确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之下。二者人生哲学的相同之处在于：认为人生的处境有其必然性；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人生处境；认为德性可以带来幸福。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在人生方式中，他推崇中庸之道，重视用感悟来体验中庸的精神；认为德性就是仁。
三、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治国思想的异同
（一）亚里士多德“法治”治国思想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是中西方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治国思想，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经当今思想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重视法律和法制思想，主张法治，而孔子则主张德治。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提出和阐述法治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要建立和维护共和政体的稳定，防止革命的发生，需要做到两方面：一是教育，二是法治。同时他认为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形式。他把法治和人治观点进行了对比，并明确表示法治优于人治。
首先，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易于感情用事，而法治具有一种人治不能为的“公正性质”，指出法治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理性之治。其次，法律是众人之治，多数人的力量和意见比一个或少数人会更正确。为了限制权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将权力适当分解为行政职能、审判职能、议事职能。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之法必须是良法。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至上。
（二）孔子“德治”治国思想
孔子则主张德治，其特点是“为政以德”，把伦理道德当作是治国之根本。这种治国的主张从道德的自我“修身”开始，到“齐家”，再到“平天下”。总体上就是把一种完美的德性，通过人的自觉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广到民众，从而创造出理想的社会。但是“德治”也具有不公正、不稳定、不明确的特点。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官手里极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判决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决。
孔子认为，要用道德来取消刑罚，即以德去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孔子把政与德对立起来，把刑与礼对立起来，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主张法治，孔子强调道德，主张德治。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亚里士多德同时对道德也很重视，正义和美德一直是他热心讨论的话题，他也强调良好城邦的条件之一是能促进公民的道德。因此，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将道德寓于法律之中，法律即体现了道德；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孔子将法律寓于道德之中，道德即体现了法律，因此孔子主张以德去刑。
四、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和影响
我国是一个曾经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国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运作模式，这种情况造成了国人封闭保守的小农性格。中国封建社会集权的等级政治又造成了中庸的圆滑处事的特性。但同时，儒家的中庸思想也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格。在当今当我们大力提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塑造中华民族新精神的新时代，我们可以大力发扬中庸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新形势和新背景下建构起一种新的中庸思想。把中庸思想作为一种实践方法论，渗透到日常的学习、工作和具体社会实践中，运用理性把情感和欲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有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提高自身的判别能力，从而清醒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高工作水平、生活质量、实现个人价值。我们既要认识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客观评价自己、从容面对得失，这样才能正确发挥自己的个人价值，从而有用于社会，达到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体现的观点和思想，作为一个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他在为统治阶级贡献治国智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在学习前人思想时，我们首先寻找的应该是对现实有建设性意义的闪光点，注重实用性和可行性，而并非一味地批判。两位哲人思想家带给我们的美德和经验，会让后人更加勤于思勉，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郭昂（1993―），女，汉族，河南漯河市人，郑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单位：郑州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 《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关键词】体验 内外形象 控制
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以及民族信仰和传统礼教存在的巨大差异，中西方戏剧就处理舞台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形成了中西方戏剧各自独具魅力的特点。这些鲜明的特点让中国演员面临如何才能合理进行外国戏剧角色创作的巨大考验。
大多数中国演员遇到外国戏剧人物总会下意识就自然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然“固定模式”也有其独特的魅力。比如说中国的戏曲表演，就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程式化”表演体系，并且这种表演模式为世界所公认，成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但就中国演员扮演外国角色来看，一些表演者自创的怪腔怪调还是越少越好。无论是表演专业的学生作品还是一些剧院的专业演员演出，外国角色的塑造总让人觉得太过于夸张虚假。表演者为了追求所谓的“老外腔”，喜欢毫无依据肆意变换语调，还在舞台上挤眉弄眼、耸肩晃头，认为这是一种巧妙体现外国人物性格的方式方法。殊不知自己这样的表演只会被观众视为笑料。
记得上大学时笔者最怕遇到外国戏，大二时排的经典片段《爆玉米花》，笔者扮演里面的好莱坞大牌女明星法拉，一个自私矫情的女人，尤其自负。那时每一次排练总要挨老师好几顿批，说笔者演的这个外国女明星极度虚假。自己也想尽了办法，可越想越改就演得越假越乱。“外国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得说人话，何谓人话，就是说出来的话能够让人听懂、能够跟人交流。”原来笔者一直演不好的原因在于自己想得过多，过多强调了角色表现的部分，过多在意了如何将角色“演”出来，只着重分析自己能够出彩的独白而忽视与对手之间的交流语言，总想着精心设计角色的动作，设计角色的表情，做了这么多唯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角色就是个人，人离不开生活。
一、揣摩剧本 分析背景
表演者要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和角色一样正确地、合乎逻辑地去思考、希望、祈求和动作，才能接近他所扮演的角色。但如果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是一名外国人，而我们自己本身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并且还从未出过国，那从何谈起切身体验人物？
表演者拿到任何一个剧本，无论是外国戏剧剧本还是中国戏剧剧本，首先要做的都是细读剧本，仔细揣摩剧本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规定情景，分析人物所处的年代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内容。中国演员遇到外国剧本就更应该事先多下功夫做足功课，我们不能忽视中西方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要求表演者必须不断加强自我文化修养，只有知识储量达到了才不至于出现看不懂剧本的尴尬，要真是看不懂我们也别装懂，及时通过各种途径查阅相关资料帮助自己尽快理解，争取透彻理解剧本中所隐含的深层意义。因为戏剧表演艺术中角色的创作是来不得半点模棱两可的，我们稍稍理解错误就很可能会扭曲整个作品的内在思想。例如话剧《12怒汉》，发生的背景在美国，剧中提到的陪审制、悬案陪审团、合理性怀疑等有关法律名词中国人很少了解。排练初期，导演为了让演员弄清楚这些陌生的名词，还特地用一下午的时间专门进行过讨论。当时他提出这样两个问题：1.你觉得是先有宇宙，还是先有生命？2.谈谈你对这些的感悟？
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很简单的提问，貌似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正因为如此大家自然轻松地随性而谈，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比方说涉及社会，涉及时间，涉及习惯，涉及进化，涉及法律，涉及中国，涉及哲学，涉及无限大和无限小……最后导演简单说明了讨论的目的，他希望我们通过一下午的讨论感受到“自由”，让演员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如果我们就生活在崇尚民主自由且法律至上的美国，作为陪审团成员的我们有权利自由地进行思考、讨论、争辩，更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二、中国演员扮演外国戏剧角色的局限
中国表演者扮演外国人物会受到诸多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注意：
第一是主观上的局限：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也大大不同于西方国家。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与生俱来喜欢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当我们看到一个女学生披肩黑发，着简单大方的学生装就会认定这是个好孩子。同样的一个人，头发换成金发大波浪，着牛仔套装，大家就很自然觉得这是个混混。同一个人，只是外貌上稍稍一变，人们给出的主观态度却截然相反。这就不得不承认人类固有的主观思维，所以往往表演者先扮上人物能大大帮助自己更快地进入角色。
第二是客观上的局限：中国人与西方人首先从外表看就长的不同，一名表演者无论其表演技巧如何精湛，始终改变不了自己黑头发黄皮肤的事实。即便再怎么通过人为的刻意装扮，也依然会显得不自然甚至做作。再者，中西方思想礼教的差异形成了我们与外国人待人处事方面的极大不同。
中国演员扮演外国角色因为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局限，所以要求演员自身的主观控制能力必须足够出众。特别是对剧本和角色所反映出来的生活，表演者自己所持的态度和评价上。任何一名表演者在进行角色构思时，总会或多或少把自己对于剧本和角色的态度有意或者无意地参与到自己的创作中。然而这种态度无论强烈与否往往都会影响我们所扮演角色基本的走向。好的演员就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态度。话剧《12》中，笔者扮演的4号陪审员是一名美国本土富有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排练中，笔者始终达不到理想的人物状态，考虑到表演的真实性，最终导演决定把故事中的外国女性们，整体改变，使角色能尽量跟演员靠近，尽可能让观众忽略12个人的国籍问题。如此一来《12》对演员自身对角色的塑造能力要求就大大降低了，只要求舞台上演员能够下意识掩藏自己本身的习惯动作语言即可。
比起外部造型，笔者认为表演者心理造型的发掘更为重要。我们知道演员与形象之间的融合非常微妙，只一念之间，往往我们并不能很清晰地分辨出这一念之间到底哪个是自己，哪个是角色，也不能确定真正感动自己感动观众的某一瞬间，到底是角色还是自身。当我们面对外国角色时，我们何不尝试别在意那么多，单纯的寻找演员与角色性格特征中能够契合的特性，然后将这些契合的特征扎根于演员的本色演出，巧妙做到穿梭于“演员自身”和“角色扮演”的二重性中自如地相互转换。
参考文献：
[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创作角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
关键词：中西；思维方式；影响；作用
一、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一）中国主要思维方式
自古以来，中国都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认为宇宙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都是统一的整体。中国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直观性，直观性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而是根据经验来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加以理解。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仅仅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对感性认识的更深层次不做进一步的思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追求定义的精确性，更多的是模糊性地表达。老子哲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把“道”由“人行之道”这样一个具体对象的名称上升和抽象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并对“道”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述。老子把“道”规定为“无”和“无形”，表现其虚无和神秘色彩。中国讲究“中庸之道”，即反对偏执、片面，主张诸要素的兼济、统一与平衡。孔子主张“中庸”，并将之称之为最高道德。“枪打出头鸟”即告诫人们别太出风头，做事情不要太抢眼，即要做到“中庸”。
（二）西方主要思维方式
西方主要强调“天人对立”，注重个体性。这种思想也逐渐演化为利己主义，强调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个人利益作为思想、行为的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西方注重科学、理性、分析和实证，他们把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作为认识和把握真理的最基本手段。西方的理性和逻辑性思维对近代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方追求精确性，对任何范畴和定义都有明确的界定，它们将整体拆解，对各部分和要素进行逐个分析，体现了他们的严谨。在制作西方甜点时，面粉、黄油等原料都会有明显的克数限制。不仅如此，西方人对食物的加工时间及温度也追求高度精确。西方注重个性与创新，文艺复兴极度强调解除宗教桎梏，追求人的个性与解放。西方人的大胆与外向和中国人的内敛与含蓄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人乐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富于想象，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西方极力推崇创新，他们无法忍受平庸，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以追求标新立异为荣。
二、中国思维方式对行为主体的影响
中国整体性思维方式，要求综合与全面，强调各部分的联系。中国人的园林艺术可谓享誉世界，在建造园林时，中国人往往会从宏观布局，注重景物和景象间的协调。另一方面，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可能使人们过于注重整体，而忽视了对部分的分析。人们往往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从大体趋势来判断事物，缺乏对事物部分的微观分析和逻辑思考，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直观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能够直接切入对象并产生突发性的彻悟体验，有利于灵感的产生。中国许多诗人都是在游历山水的过程中，通过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对视觉、触觉、听觉造成剧烈冲击，才写下了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名句。直观性思维方式虽然使中国人在文、史、哲方面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但缺乏实证精神和逻辑思维却使得中国人在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却难有建树。直观性思维方式重视经验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往往表现出决策主体的专制性，决策多有感性经验的特征。模糊性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文学及艺术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它要求人们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那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味。中国有句古语，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与人交谈时，中国人也比较委婉，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及感受，而是话中有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在艺术创作中，中国人也不喜欢过于直白，总是用含蓄的修辞来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中国人的模糊性思维在园林艺术中也是清晰可见，例如一步一景、先露后藏、窗景、抑景、漏景的巧妙构景方法都体现出了一种意蕴美。但模糊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对事物的钻研不够深刻、细致。中国人喜欢说概数，例如十点左右，大概三十度，这使得我们的时间概念不强，对事物精确度的把握也不够到位。“中庸”是一种处事哲学，体现出辩证智慧，有利于思维主体把握适度原则。中国人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不争不抢、随遇而安、平凡度日。这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已经子女无忧无虑的成长，另一方面对人的创造力和潜能的发挥是一种极大的阻碍。例如中国学生普遍比较乖巧，善于应试，但长期的循规蹈矩和填鸭式教育使中国学生缺乏想象力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实践和动手能力也一直是中国学生的短板。
三、西方思维方式对行为主体的影响
“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更注重人的自身，因此有利于主体个性的发展。西方人维权意识很重，很重视自身利益。我们动不动就可以看到西方人游行示威，有什么事经常诉诸法律。但对个人利益的过于重视也容易导致利己主义的产生，往往因为个人利益就不顾集体利益，功利心强，人际关系淡漠。西方人也比较善于分析各部分、各要素，善于钻研它们的特点，但有时会忽略部分、要素间的联系，导致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西方十分强调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抽象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念。例如，西方的古典园林是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来创造美，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法国凡尔赛花园就是典范之作，与中国的苏州园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过于理性，过于追求逻辑使得他们对大自然和真善美的感知不如中国人那么强烈和敏感，也丧失了许多感知生活的乐趣。西方对定义和范畴的精确追求以及他们的严谨使其自然科学和技术飞速发展。例如瑞士的钟表技术举世闻名，德国的刀具品质精湛，美国的电子产品至今遥遥领先。西方人的精确性思维方式使他们进行工艺制造和科学研究时一丝不苟并刻苦钻研。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爱迪生、诺贝尔、阿基米德等都出自于西方国家，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执着与全身心投入都令人敬佩不已。这种精确性反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食品安全方面，西方人有着严格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而中国的食品问题却屡禁不止。西方人追求个性与创新，因此西方决策主体进行决策时力求创新，不拘一格，较为大胆。他们往往更看重一个人的创新能力而不是分数的高低，这与中国的高分低能也形成了鲜明反差。在着装上，西方人力求标新立异，追逐创新，无论你穿的多奇怪，走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过问，爱穿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事。但在中国，如果着装迥异，第二天可能就会上新闻或者微博热搜，遭到人们的嘲笑和议论。这种创新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西方人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精神，新大陆的开辟就是对这种冒险精神的馈赠。
四、如何发挥思维方式的积极作用
（一）培养提前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崇祖观念很重，因此凡事喜欢向后看。但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做事要有预见性，因此要培养提前的思维方式，凡事要想在前面，根据目前形势分析利弊，这样才能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培养提前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多参与实践，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积累经验，在判断和预见事物时才能保证准确性，采取正确的行动，获得期待的结果。
（二）培养开放的思维方式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故步自封只会使自己落后于时展的步伐。开放性思维方式是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系统论认为，科学的系统都应是开放的。根据这个道理，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就必须敞开思维的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善于吸收有益的思维成果。对待外来文化，我们不应一律排斥，而应取取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三）培养立体的思维方式
立体性思维方式是指对客体的思考要注意其纵向层次与横向要素的耦合，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在思维中把握对象的立体层次、立体结构和总体功能。要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思维对象的前后、左右、上下各个方面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①在改革、开放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需要全方位立体式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要把握要素的特点还要统筹结合，把握要素间的联系，并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
（四）培养创新的思维方式
创造性思维是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最重要特点。今天，无论是社会生活领域还是科学技术领域，那些只知被动接受知识和信息，思维呆板的人，是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思维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要正确处理好过去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创造性思维活动，并不是一种与前人、他人毫无联系的、全新的思维活动。它立足于现实，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针对新问题，结合新情况，运用新方法，以求新突破。我们平时应多阅读，多接触艺术熏陶，只有一定的积累才能有丰富的素材来激发灵感，促进创造性思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多观察，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我们要从多角度进行思考和判断，不能人云亦云，而是形成自己的独特观点。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0-80.
[2]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60-187.
[3]景蜀慧,孔毅.中国古代思想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74-267.
[4]于广跃.论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J].东方企业文化?远见2010,(12):139.
【摘要】阅读是英语语言学习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对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对于大学生掌握好英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对于大学英语教师而言，必须将文化教学持之以恒地融人到阅读教学中，提倡先进的西方文化知识，对消极的文化内容进行一般的介绍，并强调对比中西文化，培养学生在阅读中对西方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意识能力和英语阅读能力。
1引言
文化一词历史久远，涵义广泛。在我国，“文化”一词可追溯至西汉，意指帝王文治和教化，与“武功”相对。如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一，先文德而后武务。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旧文译自拉丁文cul-tura，英文写作Culture，原意为耕作土地，后引申为培养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19世纪中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在西方兴起，文化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步成为概括以上新兴学科现代色彩的重要术语。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使用的是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他在《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尽管文化看似包罗万象，但大多学者认为文化大致包含三方面含义:观念形态、精神产品、生活方式，包括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认知能力等等。
语言作为文化载体，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反映了社会现象，而一切社会现象又都是文化现象，所以语言与文化相互交融。有学者指出，人说话的能力是天生的，但说某种语言如英语的能力则是文化的。原因在于，语言作为某一社会的成员们所共有的交流体系，不仅可以深度描写该语言所在的文化的价值形态，而且可以显示其使用者的独特的思维与世界观。在一定社会环境下，被英语框定并体现出思维特征和精神气质的，就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核心。文化之于语言学习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在以往的语言教学中，语言常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交际工具，而且，交际过程也被简化并符号化为“编码一发送一接受一解码”。交际这一现实需要被理解为语言唯一的和全部的意义;语言中所包含的和难以回避的其他意义似乎被边缘化乃至全然忽视了。在英语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如何传授文化，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来促进教学已经成为了英语教育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阅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也是英语学习的一项重要技能。本文以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英语学习者的西方文化素养并探讨这种素养与英语学习尤其是英语阅读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阐明文化对英语阅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二、大学生对西方文化与英语学习关系的看法
调查是在2005年11月太原师范学院第三届大学英语文化知识竞赛后马上进行的，接受本次问卷调查的是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经过筛选，调查者最后选出485份有效的答卷，比较均匀地来自于各个非英语专业院系，因此问卷的结果可以大致反映出学生们整体上对西方文化与英语学习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大学英语教师在其阅读教学中对西方文化的重视程度等。学习英语的目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们于西方文化方面的真正重视程度。问卷调查表第一项关于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57.93%)学英语只是为了应付考试，33.4%的学生是为了胜任将来的工作，只有7.21%的学生是为了了解相关文化或者为了学术研究。
本结论说明对英语学习真正感兴趣的学生的比例是很小的，如果再考虑到西方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观念，在英语教学中较一般的语言知识和技能更加广泛复杂和缺乏系统，那么可以肯定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非常缺乏的。这一推论与第三项即对“跨文化意识”的理解的结果相吻合:84.74%的被调查者不太清楚或者根本不懂“跨文化意识”。
第四项旨在调查学生对“英语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总体认识，而第五项是具体到“西方文化背景对其本人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的描述。反馈者对这两项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英语与西方文化关系十分或比较密切的比例占到95.25%，说明被反馈者充分认识到英语与西方文化的紧密联系。认为西方文化背景对自己学习英语十分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为88.86%，有力支持了第四项的结论。然而，在第二项即对西方文化，尤其价值观的态度方面回答十分重视或比较重视的反馈者只占到总人数的45.97%。这说明在日常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们对西方文化学习的实际重视程度并不高。
最后一项的调查可以给出部分的解释。认为其教师经常提示文化语词的反馈者只占到总人数的19.17%，回答有时提示的占到55.88%，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大学英语课堂上的西方文化内容不足和缺乏系统性。
归纳起来，被调查者尽管在总体上积极认同西方文化对于其英语学习有重要意义，但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却很缺乏。原因一是对英语语言学习的兴趣不是十分的浓厚，因此学生们缺乏深究文化内涵的动力;再就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在西方文化的输人方面缺乏量和系统，学生们缺乏这方面的引导;还有就是文化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不系统性也给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造成了困难。
3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融入西方文化知识
阅读是一种认知活动，所以首先要对比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语言思维文化的差异。对于已具有一定英语语言基础知识的大学生而言，从自己的语言思维习惯上是可以窥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系统思维为主体。这一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决然不同，中国人思维特征:重整体，轻个体，重综合，轻分析;西方人思维特征:重个体，轻整体，重分析，轻综合。中华民族的宗教意识淡薄，也是因为古人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影响下，人与神趋向和谐的统一，都是大家庭的一员，上帝派天子统治下民，上帝如同祖先父母般地护佑百姓;而西方神与人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对立的，人对神要绝对服从，从而顶礼膜拜。另外，中国古代辉煌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与西方近现代科技进步均是各自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思维方式不分好坏之说，只能说中西方思维习惯方式存在差异，我们应了解它们的差异，并使它们相融合，就能更加完善各自的思维习惯方式。就阅读教学而言，两种思维方式的融合对我们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及内含有很大的帮助和作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全新版的综合教程的第二册第一单元Learning，Chinese一Style就是美国人谈中西文化基础教育的炯然不同，尤其在“creativity"(创新)和“skill"(技能)孰前孰后的问题上进行实例分析，但课文中没有评价，只是谈培养教育的各自不同方式等，在结尾处，作者写道:Canwegather，fromtheChineseandAmer-icanextremes，asuperiorwaytoapproacheducation，perhapsstrikingabetterbalancebetweenthepolesofcreativityandbasicskills?(我们能否从中美两个极端中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它或许能在创造力与基本技能这两极端之间获得更好的平衡?)这段话就是倡导融合中西方教育模式是最佳教育模式。其实我们也坚信中西方文化必将走向融合，并通过互存互补而共同创造发展的新局面。所以在阅读教学中要提倡中西文化知识是平等重要的。
了解到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各自不同，在阅读英语文章时，就首先要考虑到西方人的写作特点肯定与中国人写的文章特色不尽一致，一般来讲，英文的文章语言用词很具体(重个体)，例子较多，且分散(重分析)，由此文章结构就显得有些凌乱不是很严谨。所以中国人在阅读英文文章时，开始要尽量排除系统思维的干扰，否则就会形成理解上的模糊和笼统性，提倡学生增强西方人的分析性，经过个体分析或文字细节分析，再利用我们系统思维习惯理解文章的主题及文化内涵等。
尤其对于大学新生而言，他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应试，而且对于西方文化及背景知识在阅读中的意义的认识很淡薄。所以我们教师在教大学一年级学生阅读英语文章时，要始终贯穿文化教学的理念，尽快让学生养成在阅读文章时，有意识地发现西方文化知识并能对比中西文化的价值等。
关键词：语言；文化差异；国际商务谈判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6）11-0127-02
[作者简介]李长华（1978-），女，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管理学；徐辉（1975-），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校商务英语专业跨文化教学中本土文化的缺失与重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BC1213033）；2014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D006）。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互为表理，相辅相成，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加深，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商业经济往来日趋密切，商务谈判与日俱增，其直接关系到商务活动的成败。因此，要顺利开展商务活动，首先要保证商务谈判的顺利进行。成功的商务谈判要求谈判人员充分了解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差异，熟知各国文化对谈判的影响，才能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取得成功。
一、国际商务谈判中中西语言文化差异
目前，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文化有400多种，不同的人对于文化的理解也不同，一个国家中的独特传统和习俗塑造着本国人民特有的态度和行为，各国间也会存在语言文化差异。
（一）谈判风格差异
中西方人的性格特征不同，因此谈判风格也不同。中国人性格内敛，表现得谦虚、有耐性、有涵养，而西方人性格外向、奔放、直率，喜怒哀乐充分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思维紧密，喜欢绕圈子，思路开阔，他们大多掌握着谈判日程和议事内容，常用暗示或隐喻来提出实质性的要求，不会直接拒绝对方，因为中国人十分“好面子”，所以他们认为直接地拒绝对方会损害对方的面子、僵化关系。而西方人在谈判中，喜欢直接地陈述观点及表明自己的立场，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而且他们注重实际利益，非常重视合同的法律性及履约率。西方人坚定地认为合同一旦签订，便不能违约，如果违约就要严格按照合同的违约条款支付赔偿金和约金，没有再协商的余地。上述性格和谈判风格的不同，就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二）思维方式差异
思维方式是造成语言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由于长期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就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中国文化重演绎推理，习惯于从一般到个别，即根据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而西方文化重归纳推理，习惯于从个别到一般，即从许多个别事物的特征中找出这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中国文化注重统一，思维上整体优先；西方文化注重对立，思维上部分优先。中国文化偏好综合思维，而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维。因此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由于受思维方式的制约，中、西方谈判者呈现出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和对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
二、国际商务谈判的语言策略
（一）运用提问语言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巧妙运用提问策略可有效防止语言失误的发生。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谈判者，应该对谈判中所用到的提问方式非常熟识，并且还能根据不同的谈判环境作出恰当的选择，如在进行一场关于进口商品价格谈判时，最好采用询问式的语句：“Is there possible，do you think， for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to be lowered？”使用开放式的问题来了解外商的需求：“Could you tell me any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正确的提问方式不仅能使我们获得相关的信息，而且还能证实已有的判断。
（二）恰当使用委婉语言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时常会出现一些虽然语言表达正确，但双方谈判结果不是很理想，此时，应恰当使用委婉语言，例如：“I agree with most of what you said”另一层意思是“There are something in what you said that I can not agree with”。这句话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直接否定的语境。再如：“You should have delivered the goods much earlier”其暗含意思是一种批评：“You should not deliver the goods so late”在谈判中很多的环境下都可运用到此策略。如遇到商业机密不宜直言的或不友好言行和活动场合等不宜直陈时，委婉语策略的间接表达，既可以保留双方面子，避免正面冲突，又可以使商务谈判顺利地进行下去。
（三）适时使用模糊语言、幽默语言
模糊语用策略在商务谈判中的运用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可以使谈判的信息不确定化，使谈判者处于进退自如的状态下，如“This offer is dependent on our final confirmation”，上述的“to our final confirmation”便是模糊性语言，意思灵活，能让人理解，又留有余地。模糊性的语用策略可通过较少的代价，实现信息的传递。
诙谐幽默的语言能使即使处于非常激烈的价格之争中，也能令严肃紧张的气氛变得缓和。这种语言方式不但能活跃谈判气氛，还能增进谈判双方之间的感情，使得错综复杂的谈判活动更为顺利，也对提高谈判效率有一定的帮助。
三、结语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语言所导致的沟通障碍，主要是文化差异引起的心理差异和行为差异，进而形成了交流障碍。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商务谈判人员必须要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及对商务语境的认知能力。注重商务文化语境以及因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掌握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上所存在的不同，从而采取相应策略。
[参考文献]
[1]魏薇，孙慧玲中西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6）
[2]郝博.商务谈判策略研究综述与构想[J].中国商贸，2012（8）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 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 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 《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