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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关键词：房价；宏观经济；关系
一、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总汇
关于房价与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和传统模型包含了以下几点。
1.存量---流量型。Wheaton提出了存量---流量模型，把房地产市场看作为相对独立的市场，并分析作为外生变量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和房价，但由于它把房产市场看作为一个相对外生的市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缺乏微观基础。
2.基于资产定价方法型。一种是基于无套利原理的资产定价模型，就是假定投资房地产的投资收益与其他投资资产利益相等；另一种是基于消费资产的定价模型，就是把房地产看成是一种资产，房价的多少直接由地产和消费品的跨期均衡而决定。Okumura和Canpbell等分别用相同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房价变动。
3.理性预期的房价泡沫型。这种模型认为房价包括基础价值和泡沫价值两个部分，其中基础价值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而泡沫是满足一个过程，和人们的预期直接有关。袁志刚和樊萧彦通过了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式从而分析了房价理性泡沫的产生和存在的条件。
4.金融加速型。Bernanke等第一次提出金融加速的理念，即是经济中较小的外部冲击而引起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金融加速机制通过信贷市场，从而使得家庭或企业的房地产抵押资产值和宏观经济波动相互联系，然而当经济中出现需求冲击家庭或企业的房地产抵押值上升时，会使融资成本降低，投资增加，引发新一轮的房价上升，从而使经济变化具备自我加强的趋势。
二、房价与宏观经济的探究进展
早期的宏观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领域缺乏对房地产以及宏观经济的探究。而作为主体的宏观经济学中也忽视了对房地产的研究，错误地把房地产当成平时居民必须的消费品，从而没有单独地进行房地产的探究。早期的城市和房产经济学在研究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忽视了房产市场、价格、宏观经济的三者联系，近年来相关研究一般比较侧重于分析对房价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机理和影响。
1.上世纪90年代，普遍学者分析经济基本因素对房价的影响，这里所指的基本因素，就是指收入、人口、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等。根据相关领域的文献，如case和Shiller、Quigley、Poterba等表明了房价基本上可以用经济基本面因素来作以说明。据沈悦、刘洪玉的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的房价上涨已经不能用基本面因素来说明，加之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Peng发现了在我国沿海地区房价早已脱离了基本面因素。
2.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房地产作为企业和居民的重要资产，房价的起伏往往会造成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从而导致产出和物价的变化。根据房价到宏观经济的传导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渠道：一是直接渠道（财富效应渠道），当房价上升的时候，财富水平则随之上升，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时候，消费增加，从而导致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二是间接渠道（信贷渠道），这种渠道主要表现为信贷渠道。当房价不断上涨时，作为经济中主要抵押物的房地产值也随之上升，因而家庭和企业可以利用房地产抵押来获得更多的贷款。在此情况下，由于房地产抵押价值上升从而改善了借贷者的资产负债表，道德问题及逆向选择问题的减轻，银行为了刺激企业贷款投资，使房价和信贷的互相推动进而导致总产出和通货膨胀不断上升，通常会投入更多贷款资金。
3. 房价、信贷和宏观经济
Fisher认为信贷对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用债务紧缩的观念阐明了1929年的美国经济萧条，并认为资产价格的下跌和信贷的收缩相互反馈是经济萧条的主要因素。以前这一主题的研究一直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框架，Gertler和Bernanke把这一主观思想进而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此后，更多的学者便沿用均衡分析房价、信贷及宏观经济的互动影响。Kiyotaki和Moore是最能证明的著名文献。严金海认为银行信贷和土地价格之间存在互相加强的关系；Benito认为信贷约束是认知和了解房产价格和反产市场的重要观察角度；周京奎则发现了房价的上涨与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
4.房价和货币政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的房价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对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之下，货币政策研究者们随之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货币政策对房价做出反应的原因是什么？二是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资产价格包括房价在内做出反应。对此，德国瑞典银行的Virginia和Daria及相关学者研究发现表明除了日本和英国对房价变化做出反应外，其他国家则没有任何动向。因而学者及政策的制定者们不断认识到，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防止资产价格泡沫就必须要考虑到房价的因素。近年来，部分学者们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继续盯住房价做出下一步研究，尚且无法定论，其结论分出了一下两种：
(1)货币政策不应盯住房价。代表这一观点的有Gertler和Bernanke等人。原因一方面是，识别房价泡沫往往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即使能识别泡沫，货币政策对付房价泡沫不一定能起作用，除非房价的波动影响到对通货膨胀的预测。然而Pescatori则认为货币政策对房价的正面反应是促使社会福利降低。
(2)货币政策应盯住房价，代表这一观点的人有Goodhary和Cecchetti等人。其依据是首先在房价中含有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信息；其次，房价泡沫在形成和持续时，会影响总需求和通货膨胀，在泡沫破裂后则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最后是房价往往是宏观经济的领先指标，而CPI是滞后指标，以房价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可以有效仰止CPI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滞后性问题。针对不同观点，Goodhaet认为货币政策盯上房价，能有效减少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动，因为如上所说在房价中隐含有经济运行的相关信息，然而Cecchetti等则认为货币死盯住房价能减少泡沫的存在，进而改善经济的运行。
三、结论和相关建议
1.从长远角度看，房价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长久稳定的均衡关系。然而从短暂角度看却失去了均衡的作用。在短时间内若房价远离了长远均衡的状态，经济系统的调整机制便又将失衡的房价拉回长久均衡点上来。
2.利率因素不是引起房价变化的主要原因，说明了利率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并不大。因而，避免房价的起伏过大应该采取相关的措施，比如在房地产运行环节中从土地和房地产的供需入手。根据现行的土地机制，国家利用对土地一级市场拥有垄断权，从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控制，以避免市场出现过热或过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相对疲惫的时候，国家则应加大市场的土地供应量，促进房产业建设，以此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来进一步刺激国民经济。
3.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引起房价的涨跌，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加剧会使房产价格上涨的速度增快。通货膨胀因素影响房地产的名义价格变动，从而导致房地产经济运行出现相应的变化。房地产作为一种长期资产，具有较强的保值和增值潜力，并且还可以在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顺利实现保值增值的功能，因此房地产便成为消费者抵御物价上涨的有效方法，进而推动房地产投资活动的增加。相反在物价降低，出现通货紧缩时，房地产的价值便会减少，因而使房地产投资行为和规模受到影响。
4.短时间内，宏观经济与房价两者存在反馈机制。这就表明政府不易过多的运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房产市场，反而应根据运行周期进行可持续的政策性调整。
参考文献：
[1]黄忠华 杜雪君 吴次芳等:房价与宏观经济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1):62-67.
[2] 宋焕如 魏 建:2001年以来我国房价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部金融,2009,(6):18-20.
[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机遇与挑战；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42.028
2015年9月份，国务院与工信部联合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要求在“十三五”规划中重点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这也为在大数据时代下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开展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政策保障。
1 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1.1 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要想保证宏观经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就必须以大量的数据信息做样本，对数据样本进行客观、专业的处理和评估。传统的宏观经济数据获取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是数据样本数量有限，难以反映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整体因素；另一方面是数据获取途径少，时效性低，往往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现状不相符合。而大数据技术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例如全国旅游消费总额、全国商品房年销售总量等。可以说，只要数据分析部门获取了相应的数据调查权限，就可以随时调用管辖范围内与宏^经济分析相关的数据内容，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宏观经济分析所需的样本容量和样本种类，确保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1.2 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手段，由于受技术条件和工作理念的影响，往往采用统计分析和随机抽样分析的方式，近似地反映或推断出宏观经济的分析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和我国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手段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云时代的到来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更多种类、更加简便的分析方法。例如，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由于获取数据困难，因此采用“随机抽样反映整体”的分析方法，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必然会存在较大误差；而大数据的分析是以海量的数据样本为基础，并且样本种类丰富，基本上涵盖了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所有行业，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分析结论无限趋近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
1.3 优化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单纯的计算机数据统计的不同之处在于：计算机数据统计只能进行初步的数据分类和整理，并以数字、图标等形式展示出来，虽然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但是不能深层次地反映宏观经济内容。而大数据分析融合了计算机、电子信息和数学建模等多个专业技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建立数学分析和统计模型，利用分析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处理和加工，并结合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提高了数据分析技术的专业化水平。
2 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机遇与挑战
2.1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具有的机遇
大数据技术融合了多种现代化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的精确分析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从当前的发展形式看，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主要机遇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大数据技术使“在短时间内获取海量数据”成为了可能，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无论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还是其他各类专业统计，数据获取都是最基础也最为关键的环节。数据样本的丰富度和样本容量，直接决定了后期分析结果能否反映实际情况，而数据样本越多，则最终分析结果越趋近于实际。除此之外，宏观经济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数据样本在“获取-分析-得出结论”这一过程中占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因此，数据分析师历来重视数据样本数量和样本获取速度，大数据技术兼具上述两种分析要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占据较大优势。其次，大数据扩充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空间广度，使数据价值得以体现。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获取基础的数据信息，不仅能够有效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在数据价值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并且利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和数学模型，拓展了数据所包含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为新时期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
2.2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首先，大数据所采集的数据量大，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标准，导致数据中夹杂着部分无用或不相干的信息。例如我们在采集“全国旅游消费总额”相关的数据时，可能会搜索到与旅游相关的“交通运输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会对宏观经济分析起到影响，反而增加了样本总容量。因此，如何加强信息甄别和筛选，是下一步大数据技术优化的重要内容；其次，数据的安全性仍然有待提高。由于前期采集数据量非常大，但是进行宏观分析是一些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些数据在保存期间如何确保安全性，关系到后期宏观经济分析的最终结果。虽然部分数据库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防火墙和病毒查杀系统，但是也很难彻底根除非法访问的风险；最后，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大量专业化人才，但是从现阶段相关从业人员的整体情况看，大数据分析人才数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要。
3 提升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作用的对策
3.1 构建良好的大数据获取环境
政府应当主导建立一个大数据的收集体系，在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领域制订大数据的收集计划，从而保证大数据的获取。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做好以下具体的工作：首先，政府部门要从思想认识上提高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对于大数据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价值予以认可。从而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形成稳定的资金投入并在政策法规上为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便利条件。其次，政府应当加大高校或者是相关研究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的研究投入力度，支持研究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的深度挖掘，从而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最后，政府应当支持企业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从而为大数据的获取提供基础性的条件。利用企业的信息化系统可以快速地获取企业的相关发展数据信息，从而为宏观经济的大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材料。
3.2 提升大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工作水平
制定规范化的大数据采集与管理体系，保障用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大数据均能够得到有效的采集，并且还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宏观经济的分析中大数据是基础的分析材料，所以有效地采集到大数据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规范大数据的采集工作流程，制定科学的大数据采集体系，从而促进大数据采集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次，对于在大数据采集过程中因小集体利益而不配合采集的个人或者是单位，应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威慑这些干扰大数据采集工作的不良情况。最后，要对大数据采集人员进行培养和提升，从而使其掌握较为熟练的大数据管理技能，为大数据的更好地应用提供条件。
3.3 培养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
在大数据的应用中人才是其中的关键性组成部分，高素质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能够为宏观经济的分析提供有力支撑。为此，就必须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进行改进和提升。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内容：首先，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培养，出台各类支持性的培养政策。其次，高校应当根据现实的需求而开始相关的专业和课程，从而发挥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培养的基地作用，以便为社会输送大量的大数据专业应用人才。最后，企业也应当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企业内部的数据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提升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实际技能。
4 大数据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
大数据革命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服务种类，并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政策指导。同时，在大数据分析的运用、提高效率与其他政策和技术协同以及为公共服务领域带来变革等方面，政府可以加大重视和投入力度，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大数据给政府的经济统计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变革，政府应该将其纳入政府统计之中。经济统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提供的技术和条件，促进政府统计工作的变革。例如“10亿价格项目”便是政府应对大数据变革的成功典范。其次，面对大数据带来的统计对象扩充，政府不但应当重视结构化数据，更应当重视挖掘非结构化数据，以期找寻出恰当的经济统计指标。大数据时代，非结构化数据包含更多信息，而且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数据挖掘，不仅可以得到数字资源，文本数据也可以通过挖掘获得。最后，面对大数据带来的统计资源的拓展，政府应该将其统计资源拓展到政府以外，重视拓宽其他数据资源。在过去，政府靠自己的力量收集数据，但在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是数据的制造者。例如，谷歌和百度等数据巨头拥有大量政府无法获取的数据资源。政府要想办法让数据巨头将数据放到统计中来，而不能仅靠自己调查统计。
5 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极大地拓宽了信息来源、提高了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同时，新信息的非结构化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噪声的存在，宏观经济数据挖掘变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改进技术，加强对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挖掘。实时、快速、海量的数据为更加准确的宏观经济预测提供了可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也有待于进一步更新。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机器学习算法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改进宏观经济分析技术，解决“维数灾难”，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大数据时代也将促进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变革，提升政策的时效性，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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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成峰，张连增.我国财产保险区域差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12（11）：142-153.
关键词：市场经济发展；企业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重要性
一、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管理的存在价值
（一）调整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失灵的体现方式非常多，例如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市场无法自发的消除垄断现象；市场混乱无法展现公正的收益分配与合理竞争；市场无法有效的处理外部非经济因素；市场调整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以及盲目性，无法达到想要的调整目的[1]。上述的这一些市场失灵现象，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进行处理或解决。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近些年许多新技术、新设备不断的推广和应用，企业之间的经营利润不断增加。（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我国当前仍然处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本身的体系并不是非常完善，市场的调节也并不是非常的完善，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仍然会遭受非市场内因素的不正常干扰，导致市场的正常秩序无法有效维持，这也就提出了需要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来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以及平衡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需要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发展目标也需要借助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进行推动，发展与巩固我国的国有经济主导性地位，并逐渐促使社会团体成员可以走向富裕的道路，促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有力。
二、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管理所形成的影响
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最大的特征便是以投资驱动的方向为主，以工业主导型为方式，投资当中的政府占比相对比较大。政府的主导性投融资、行政干预的作用较为突出。这一现象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异，以美国为例，美国是采取宏观经济的方式推动消费，以服务行业为主导，投资的方式以私人方式为主。与此同时，因为我国的发展时间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我国的制度演进速度相对较快，西方国家的许多制度体系已经相对较为成熟，基本定型。但是，相比之下，我国在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投资、制度等多个方面仍然有着较为突出的发展空间，这一些发展都需要在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之下进行，所以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仍然较为突出，但是这一差异正处于缩小阶段。西方的统一性制度框架体系之下，是通过长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市场环境，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因为我国地域跨度较大，南北、东西、城乡等方面的地域因素差异较为突出，所以这一种经济环境仍然存在偏向性、动态性以及不确定性，在我国实行宏观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对比模型的应用条件，许多的静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本身就存在缺陷，局限性以及不广泛性很难规避。方法论方面相对较为尴尬，这也促使无法直接应用宏观经济的数据，也不能根据之前的经济过热经验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导致无法构建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点与出发点。
三、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管理的方式
首先，宏观经济要求企业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体现在道德角度上，同时在法制角度上也有充分体现。想要促使企业自觉的承担社会相关责任，政府必须从监督、管理的角度着手，构建完善的政府监督管理体系，同时督促社会中各类型企业主动履行自身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适当的考虑社会稳定性，从而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平衡性发展。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会逐渐减少，同时企业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性会主动提升，这样的现象必然会出现市场失控的问题。对此，政府还需要在适当的环境与前提条件之下，对市场失控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判断与分析，并借助有效措施。其次，宏观经济要求企业强化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是财务报表中的一项工作，同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保障投资合理性的关键，展现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直接体现。信息披露制度本质上是借助报表的方式为政府、行业、社会提供企业的经营状况，其初衷在于让企业行为因公示而被约束，促使企业可以主动履行好自身的责任义务。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市场经济提示之下，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借助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才可以有效的约束企业的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仅可以有效的控制市场中失灵的校正，实现对市场缺陷的调节、弥补性作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突出市场创造以及维护的作用，更好的展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经济发展的健康、持续、稳定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加顺畅。
1宏观经济主要衡量指标分析
要想了解宏观经济，就需要知道哪些指标是可以衡量宏观经济的。首先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被全球很多国家所采用，主要是由于他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需要核算消费总数、个人投资额度、政府的支出额以及国家的净出口额四个方面，并将这四个方面相加，得出的结果，其结果如果为正数，表示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处于发展的，这个方面包括人们的收入、消费能力都在增加，如果为负数，则表示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由此国家需要采用相关政策来加强重视。其次消费物价指数，通过这个指数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价格情况，物价水平的高低影响人们的购买能力，购买能力的大小又影响了商品的生产商、经销商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国家需要了解这一指标的数据，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是失业率，失业率与物价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存在一定关联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失业率较高，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低，从而说明了物价水平低，反之，如果失业率高，则表示经济不景气。
2宏观经济的主要分析方法
（1）通过数据收集并统计的方法进行分析。一般而言是收集衡量指标的数据，在收集和统计完数据后可以采取三种方式进行分析，一是以物价水平的变化为依据，进行前后数据结果的年度、季度和月度对比；二是通过经济增长速度快慢来进行年度、季度以及月度的分析；三是各个因素的权重进行对比，看哪个因子能占据影响数据结果的重要比例，从而研究数据结果的结构变化。（2）通过经济预测的方式进行分析。经济预测一般是在理论基础上，依靠众多专家的讨论和调查进行预测；通过数据收集进行先后时间对比分析，并剔除其中的客观因素，从而能减少一定的误差；另外就是采取建立模型的方式进行预测，这种方式进行预测的结果较为客观和准确。
3宏观经济的主要宏观政策分析
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主要衡量指标，收集相关数据后进行数据分析，最后根据结果来制定改善经济现状的政策，其主要是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国家的需求和供给。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或是减少购买和支出能力，调整个人、企业或个体等方面的纳税比例来制定财政政策，调整政策状况。比如当经济不景气时，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支付，政府就要出面购买，反之，在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时候，政府就要减少购买力度。对于支付能力同样是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对丧失劳动能力或是退伍军人发放补助，或是对特定的农产品给予一定的补助，来增加政府的支出，反之则减少补助比例或是延长补助时间。货币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服务的，通过调节利率、发行货币的总量等措施来进行控制和调节市场经济，比如出现通货膨胀现象时，可以采用制定货币的发行量来调节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当需求不足时就可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来平衡经济。由于货币政策中含有更改利率的部分，因此也能通过利率来保证物价的稳定。此外还能吸引人们合理地将多余的资金用来投资或是储蓄，从而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结语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不仅可以为国家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也能对将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预测。本文对其原理的研究，以期能为国家制定良好地经济政策提供一定的指导性。
作者：李迪 单位：贵州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关键词：宏观经济；经济管理；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逐步加快。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管理，唯有通过适当的调节，及时地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应对才能真正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在进行具体的管理和调节时，务必要对几个问题进行注意和解决，从而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不良因素，科学的认识经济管理的本质，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实现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1宏观经济管理概述
宏观经济管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点部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的使用着宏观调控手段，从而最大可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实证明，适量的宏观经济调控可对市场有较好的引导作用，而缺乏宏观管理措施的经济是不成熟的，也会经常遇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对于市场有以下几点作用：减少垄断行为，使市场趋于公平；平衡宏观总量，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的公正；适当提供公共物品，调节经济发展；减少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但是，以上所列的宏观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唯有通过科学恰当的管理理论的指导，再加上严格的执行过程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重视，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在某个时期使经济达到一定的目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对目前的经济进行影响的活动，其主要包括了决策、预警、调控、组织以及监督等活动。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含义还可用三点来叙述：第一，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预期，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目的、人民生活得到较好改善的目的以及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目的；第二，宏观经济管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本身，该种管理与政府管理有所差异，后者属于前者的一部分，在具体形式上，国家管理还包括了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管理；第三，从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活动主要包括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总量的平衡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相对于微观经济管理来设定的，其管理不等于国家管理，后者主要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
2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理论体系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出现之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力度比较大，政府相关部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由国家来对经济进行统一的决策。该种体质虽然具有一定好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对经济的前行造成阻碍，例如对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趋向于采用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因此产生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关于宏观经济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完善。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这些理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研究的对象较为模糊。由于研究对象关系到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同时还对研究的最终目标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合理的确定。而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各个版本中，大多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最终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理论体系不够合理。在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中，有太多的内容是关于具体管理措施方面的，而在管理职能的方面的内容较少，宏观经济管理本身属于方法论的科学，务必要以管理方法论来进行体系的建设。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只能作为管理活动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其主体部分，若不能对其进行合理适当的安排，将大大影响学习人员的学习效果。
2.2管理目标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的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所采用的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还对管理中的资源配置等造成影响，另外，管理内容的确定也是十分重要，这会对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较大影响，对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管理目标和内容进行明确，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有序进行。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较为模糊的情况普遍存在，管理内容也不是十分正确，这就导致管理过程出现较大的混乱，进一步降低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益，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部分相关的建议
3.1完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宏观经济管理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从而保证经济管理方法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对理论重点进行提炼和突出。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较为繁多，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使得相关人员在使用时极为不便，通过对理论重点进行有效提炼，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是理论体系的脉络更加清晰；第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框架。要对理论的框架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相关要求，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偏向于管理职能而不是管理内容；第三，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可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优势，所以，有必要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建设和阐述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辅助，利用多种决策和调控模型来帮助分析具体理论。
3.2明确管理目标和内容。
通过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学习，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对国际收支进行平衡；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过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进行准确设定，便于进行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通过参考国外先进理论，来对目前的管理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改，从而确保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升工作的效率，保证工作的效果。宏观经济管理质量的高低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具有很大影响，较好的管理工作可大幅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力的显著增强，确保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问题进行重视，设定合理的管理目标，完善管理的理论体系，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仔细分析，对其概念及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最后给出了一些建议，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定帮助。
参考文献
[1]张金才.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系统[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63.
关键词：信息；股票价格；经济波动；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Pigou（1927）[1]的理论将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随后发展起来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文献背弃了这一传统，并且将技术冲击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一直在经济周期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居民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以及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的冲击（news shock about future macro economy）在解释一些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Beaudry and Portier， 2004； Jaimovich and Rebelo， 2006； Christiano et al.， 2008）[2][3][4]。但是，鲜有学者谈及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信息在中国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期望通过将相关方法和模型应用在中国经济中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Beaudry and Portier（2006）[5]中，信息以及信息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是在一个双变量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tructural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SVECM）中识别的。在这个识别策略中，结构模型被相继赋予短期限制条件（short-run restriction）和长期限制条件（long-run restriction）。在短期限制条件中，信息被识别为股价中与技术新息（innovation）不相关的新息；而在长期限制条件中，信息被识别为对技术进步具有长期影响的新息。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推论，如果关于未来宏观经济波动的信息在经济周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模型中的变量—尤其是技术进步变量—对这两种信息的脉冲响应函数应当是相似的，而两种信息之间应当呈线性关系。这种方法在美国数据中的应用支撑了信息驱动型经济周期模型（news-driven business cycle）。Barsky and Sims（2010）[6]则将信息识别为一些向前看（forward-looking）变量（包括股价，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通货膨胀）中新息的线性加权。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逐渐凸显，证券市场与宏观经济方面的联系也在逐渐加强。譬如说，利用1995-2004年的中国数据，方文全（2009）[7]验证了中国股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王晓芳、高继祖（2007）[8]则利用ARDL边界检验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靳云汇、于存高（1998）[9]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论证了中国股市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与国外股票市场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意味着股票市场价格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有关信息，我们完全能够利用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验证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信息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同时利用其策略识别出该信息；这就是本文将要做的工作。
二、模型介绍
1. 信息的定义及其识别中的问题
按照Barsky and Sims（2010）中的定义，以全要素生产率代替的技术进步一般可以表达为两类冲击的随机过程：未预期到的技术冲击和以前预期到的对当前技术进步的冲击，其中，以前预期到的对当前技术进步的冲击就是本文中所要寻找的信息冲击（news shock）。进一步来说，技术进步一般可以表达为：
这个表达式符合由信息冲击定义所导出的限制性条件，但是简单的模型估计只会将两类冲击混淆，研究者只能得到两类冲击的和而无法分别产生出两类冲击序列，因此简单的估计会产生出误差，从而影响研究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息冲击是无法在单方程的估计结果中获得的，我们只能利用向量自回归或者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估计信息冲击序列。
2. 信息识别策略
本文的识别策略是遵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模型和步骤。具体来说，假设一个由技术进步和股票价格构成的双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Bivariate Vector Correction Model）的表达式为：
分别为短期和长期结构冲击，其方差-协方差矩阵均为单位矩阵。为了保持结构模型和原始模型的一致性，结构模型必须能够产生原始模型中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这就意味着以下的关系式：
和
从上述关系式可以发现，由于包含长期限制条件的模型和包含短期限制条件的模型式从同一个原始模型中估计出来的，所以对于方差-协方差的限制条件是一样的。由于是对称矩阵，上述方程中是一个包含四个变量和三个方程的方程组，所以需要提供结构性限制条件来估计参数，这就是下面的短期限制条件和长期限制条件所要做的工作。
本文假设在短期中，股票价格新息对当前的技术进步没有影响，按照这一假设，短期结构模型中的系数存在条件；同时，对未来宏观经济和生产率的信息冲击可以识别为新息序列。在长期中，依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中的方法，仅有技术进步方面的新息对技术进步具有长期作用，而股票价格中的新息对技术进步不存在长期作用。该假设条件中，长期结构模型中的系数存在条件。在该识别条件中，股票价格中能够长期影响技术进步的新息与本文的信息定义较为接近，所以如果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信息驱动型的，那么两类模型中变量对来自新息序列的冲击反应应当是类似的。本文的模型估计及其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一分析基础之上的。
三、数据描述
本文的模型估计建立在我国1995年一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国技术进步数据来源于对中国生产函数的估计，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来代表中国的技术进步。假设中国的生产函数为步序列可以估计为：
但是，利用该模型估计中国的技术进步需要解决诸多问题。针对相关问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都做出了相应的处理。
首先，由于本文模型需要估计中国的股票价格中所反映的宏观经济信息，而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程度较低，与股票市场的直接联系也较弱；因此，本文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方法，模型中的总产出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产出来代表。然后，从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寻找到中国的月度环比通货膨胀率，该通货膨胀率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示。利用中国的月度环比数据，通过简单的相乘，能够计算出中国的季度环比通货膨胀率，然后能够进一步计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间各季度建立在1995年一季度基础上的价格，其中1995年一季度的起始价格假设为1。然后利用统计数据中的名义总产出和各季度的价格指数，本文得到了各季度的实际总产出。
其次，对中国的季度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永续盘存法的估计表达式为，其中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该估计方法要求确定起始的资本存量，各季度的投资价格指数，各季度的名义投资以及季度折旧率。本文中的各季度的名义投资能够直接由统计数据获得；而季度折旧率则为1.27%，这与年度折旧率为5%是相一致的（王小鲁等，2000；郭庆旺、贾俊雪，2004；陈彦斌等，2009）[10][11][12]。按照乔根森（2001）[13]的思想，本文采用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指数来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代替，但是该价格指数仅从2003年一季度开始，对于1995年一季度至2002年四季度之间，本文只能采用总体通货膨胀率来代替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对于各季度的投资，本文采用各季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总和进行计算。按照所选取的时间宽度，本文将郭庆旺、贾俊雪所估计的1994年底的资本存量作为起始的资本存量，但是这一资本存量是以1978年的价格进行计算的，这与本文所选取的价格基点完全不同。为此，本文首先利用中国年度通货膨胀率，计算出按照1995年价格计算出的1994年资本存量，然后利用1995年的环比通货膨胀率，计算出1995年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与全年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该初始资本存量转化为按照1995年一季度的价格进行计算的数值从而满足永续盘存法的公式。利用所有处理的相关数据，可以估算出1995年一季度至2011年四季度之间的所有资本存量。
再次，对于本文劳动收入份额的处理。由于本文的总产出和资本数据都是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劳动收入份额数据也最要来自于这两个产业的估计。因此，本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直接取自1995年至2004年的平均值。为了构造一个统一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笔者首先利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其总和的比重作为加权值，从而得到历年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最后取历年的数值进行平均从而得到本文所需要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最终的劳动收入份额约为0.40。
最后，对于（1）式中劳动力的选取，本文将各季度末全部城镇单位的从业人员数作为本文劳动力的替代，这也与本文的模型中不包含农村部门的生产相符合的。
利用相关的统计数据和经过处理的数据，本文估算出了中国各季度的技术进步。但是估计出来的数据具有严重的季节性，所以笔者进一步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调整出来的技术进步数据可见于图1中的虚线。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技术进步总体来说是增长的，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事实相符合。
对于股票市场的价格，本文采用上证季度最高综合指数进行替代。按照Beaudry and Portier（2006）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首先将股票价格除以本文中得到的各季度价格指数以及中国各季度15—64岁的人口总数，然后再取对数从而得到本文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本文按照历年抽样调查中该年龄段人口所占的比例以及历年人口总数估算出历年15—64岁的人口总数，然后假设同一年不同季度之间的人口增长数是相同的，从而估算出各季度内15—64岁的人口增长率，并进而计算出各季度内的人口数量。依据相关处理方法，最终各季度的股票市场价格指数可见于图1中的实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价格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是没有中国的技术进步那么平缓，它是在波动中缓慢上升的，甚至在特定的时间段有一定的下降。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是否正确，需要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和股票价格均是满足一阶单整（I（1））的，而Johansen协整分析则表明两个时间序列数据满足9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存在协整关系的，这意味着本文所采用的误差修正模型是正确的，模型的构造符合中国数据的特点。
四、模型估计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工具JMulTi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滞后阶数利用AIC信息准则可确定为5，第一阶段的误差修正模型采用Johansen的计算方法，第二阶段的结构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在估计中采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 estimation），抽样期数为2500期。按照本文第二部分中对模型意义的阐述，信息由两个结构新息和进行刻画；在估计结果中，模型中的两个总体变量对新息的脉冲响应图可见于图2。在图2中，两条实线是脉冲响应的点估计，其中，带三角形标注的实线表示的是总体变量对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2（a）绘出了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从该图中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对新息冲击的反应为零；这是与估计过程中所施加的短期限制条件是一致的，即来自股票价格的新息对当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该新息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持久的影响，来自当前的一个正的对股票价格的结构性冲击，能够对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个持续性的增加。而另一方面，通过利用长期限制条件得到的新息序列按照限制条件的定义应该是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持久性的影响，这一点也能够从图2（a）中的脉冲响应图中看出；重要的一点是，股价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基本是相似的。其中是符合第二部分中提及到的Barsky and Sims（2010）中对信息（news）的定义，即。图2（a）中的脉冲响应图表明，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完全反应在了股票价格中，同时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影响。
图2（b）中的关于股票价格的脉冲响应图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论。从该图中可以看出，股票价格对两类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图是完全相似的。短期中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正的新息冲击能够使股票价格在当期中有所上升，两类新息冲击都刻画了这样一种状况。
（a）技术进步
（b）股票价格
（a）短期信息冲击的解释力
（b）长期信息冲击的解释力
图3 方差分解
注：该图表示的是预期误差的方差在各类模型中被信息冲击解释的比例。其中（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和股票价格的预期误差被新息冲击η2的解释比例，（b）表示预期误差被新息冲击的解释比例，因此，图形表示了两类新息冲击在各自模型中的解释力。
上述的脉冲响应图证实了一点，即总体经济（即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长期的影响，而相关信息能够通过对股票市场价格的分析得到。关于这一点能够进一步通过对估计结果的方差分解得到。图3中的方差分解表示了各变量中的预期误差的方差能够得到相应新息的解释比例。其中图3（a）表示股票价格的预期误差的方差能够得到新息的大部分解释，而短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预期误差无法得到该新息冲击的解释，但是该新息冲击能够解释长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图3（b）则表示了两个变量的预期误差的方差受到新息冲击的解释力。从改图中可以看出，该新息序列同样能够解释大部分的股票价格额预期误差的方差，同时虽然没有施加短期约束条件，新息冲击同样难以解释短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同样它能解释长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预期误差，这是与长期约束条件相一致的。
脉冲响应图和预期误差的方差分解反应了一点，即中国总体经济的波动并不是仅仅由未预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或者投资技术冲击造成的，关于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的冲击也可能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上述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来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宏观模型应当要合理考虑关于未来宏观经济信息的冲击对于当前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上述的分析结果也表明，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关于宏观经济的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市场的“晴雨表”的作用，关注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五、结论
Beautry and Portier（2006）通过将信息识别为与股票价格中与短期全要素生产率新息相垂直的结构新息，并与长期限制性条件中所估计出的信息进行比较。本文将这种思想应用到了中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中，结果发现中国的股价中包含了未来宏观经济的信息；因此，通过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对该信息进行了一定的识别。从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图来看，信息的识别较为成功，其所产生出的结果与长期限制条件下的新息之间是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的，从而造成两类新息对总体经济变量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文章结论对于进一步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一定的 意义，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选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当然，本文的研究依然是较为初步的，譬如说，本文模型是由双变量构成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多个变量之间会存在协整关系。这就需要对本文中的双变量结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拓展，这其中包括模型意义上的拓展以及限制条件上的拓展。这需要更多的工作。因此，为了能够充分理解信息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中国学术界依然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参考文献：
[1]Pigou， A. C.， 1927. Industrial Fluctu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2]Beaudry， P. and F. Portier， 2004. An Exploration of Pigou’s Theory of Cycl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1（6）， 1183-1216.
[3]Jaimovich， N. and S. Rebelo， 2006. Can News About the Future Drive the Business Cyc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4）， 1097-1118.
[4]Christiano， L.， C. Ilut， R. Motto and M. Rostagno， 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Stock Market Boom-Bust Cycles[J]， ECB Working Paper， No.955.
[5]Beaudry， P. and F. Portier， 2006. Stock Prices， News，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4）， 1293-1307.
[6]Barsky， R. B.， and E. Sims， 2010. ”News Shocks and Business Cycles，” mimeo.
[7]方文全，2009：《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效应还是通货膨胀幻觉》[J]，《金融评论》第1期。
[8]王晓芳、高继祖，2007：《 股市收益与通货膨胀率：中国数据的ARDL边界检验分析》[J]，《统计与决策》第2期。
[9]靳云汇、于存高，2007：《中国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第3期。
[10]王小鲁、樊纲，2000：《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M]，经济科学出版社。
[11]郭庆旺、贾俊雪，2004：《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第5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要］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很多相关学者都纷纷展开了研究，但从已有的研究中看，并没有对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的异动现象以及机理有清楚的解释。站在投资选择以及寻租理论的角度上看，能够将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异动的内在机理解释为：当股市的一些相关的制度宽松的时候，租息率就会较高，此时资金也会大量的流入到股市当中，共同推动股市的不断走高，但在这之中，流向产业领域之内的资金比例会逐渐地减少，最终导致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使得宏观经济进入到缓慢增长状态。本文针对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的观察与机理进行一定的分析，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
［
关键词 ］宏观经济；中国股市；走势；机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38
实践表明，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该现象的存在，给相应的股市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能够掌控股市，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纷纷采用宏观经济控制的手段，应用寻租等办法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调整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确保在股市以及宏观经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下，投资者以及公司都能够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
1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异动现实情况分析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相关的解释，在该解释当中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股票市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宏观经济大的环境当中，股票市场在其中不断地发展运行，同时，它也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在中国股市运行中，应该注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趋势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基本上保持一致。股市实践表明，宏观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衰退、萧条等，都会给市场的周期性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在“牛熊”周期变化方面，其影响更大，这也是周期变化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众所周知，股市的周期由经济周期决定，在股市波动情况当中，能够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状况真正的反映出来，为此，在国民经济当中，股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但事实上，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的走势现实情况并不与传统理论中的结论相一致，如果将近些年的股票指数和GDP走势情况结合起来看，自股市设立直至当前，中国的股票指数和GDP从总体上看，一直都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如果单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事实上，从1993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开始下降，这种下降的现象直到2000年才有回升的趋势，但是股票市场却从1994年开始经历了大牛市，这种状况持续了7年的时间，并且在不断地发展当中创造出新的高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走势方面，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相反的状况。
在国内，针对中国的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异动之间存在的关系、成因等，有相关学者已经展开了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发现，股市与宏观经济走势两者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异动态势。有相关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股市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双重的体制两者都能够正常的运行，并认为影响股市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部门的思路、意图以及相关的要求。也有相关的研究人员经过调查得出，1991—1996年，中国股市以及经济周期运行情况很平稳，两者之间基本上都保持一致的发展态势。在此之后，针对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我国政策逐渐放松，政策的放松推动了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
2对投资选择和寻租理论的相应解释分析
2.1对投资选择以及资产配置方面的解释分析
证券市场主要是以股市为代表，在融资当中，它属于一个较为重要的融资渠道，同时，该渠道在投资方面也有着较大的作用，被称为投资渠道。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当中，投资者展开证券投资以及产业投资等，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相同的元素，对于投资者而言，它们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资产配置的方式，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并应用相应的投资方式，预期投资风险，从而对投资资产进行一定的配置。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不同资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形势。我们也可以说，当增加证券投资分配资源的时候，产业投资以及储蓄分配资源便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为此，投资者在不同的投资领域当中展开不同程度的投资，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利润，并展开资产配置，在这之中，很多资产都会流入到预期资金收益率较高的一方。如果资金流入到股市之内，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股市不断上升，相反，就会导致股价不断地下降，给投资者造成一定的损失。
2.2寻租理论以及中国股市寻租特性分析
现阶段，作为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分支学说，寻租理论已经在很多领域当中被广泛地应用。近年来，对“寻租”的解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理论中，既包含了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寻租活动的实施状况，也包含了一些寻求政府干预活动。如今，寻租关系以及制度变迁已经成为经济学探讨的较新的领域。有相关学者认为，由于寻租生产存在着一定的条件，那么在该条件之下，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市场进入以及市场竞争的制度等。一般情况下这都与政府干预的特权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实际上，在政治活动中寻租表现最为明显，如果政府的经济活动范围有所扩大，那么就会不断地推动寻租的可能性，同时，寻租的规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寻租活动自身具备着一定的非生产性质，使得社会资源出现无限浪费的现象，为此，如果要确保寻租限制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需要对政府的经济活动以及范围进行相应的限制。也有人认为，寻租之所以能够和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关键在于政府在供给或者是制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2.3股市租源和寻租活动、寻租风险等分析
事实上，寻租的展开，无法创造出新的价值，它主要能够对价值进行再分配，这就决定了租源将会来源于生产、生活中，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可被寻租的租源是有限的。在不同制度环境影响之下，租源也会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点。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盈利不断下降，所对应的分红派息就会减少，那么此时，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就会极为有限，为此，股市租源具备一定的特殊性质：它的主要并且直接的渠道是投资者所用于循序的购股资金。以下为寻租活动主要的体现：①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借助新股、投机两种方法实现收益。②于二级市场中开展投机活动，当然这些活动中势必会存在借助虚假信息获取利润的问题。③当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后，很多小股东的债权也会被一定程度侵占，其利益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股市寻租会出现负数以及博弈性质的再分配情况，这样一来，其中一部分人必将能够获得相关的收益，而其他的人需要承担着寻租所带来的损失。事实上，寻租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的风险，主要的原因在于与规定的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风险规定不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其规定，与此同时，制度的不完善，漏洞的不断出现，寻租风险就会有所降低。
2.4对股市和宏观经济异动分析
对股市以及宏观经济异动的分析，主要是依据投资选择情况作为研究的基础。就中国目前的证券发展情况来看，股市不但是其构成部分，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主体，市场经济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租息率，而与投资经济形成对应关系的则为收益率，与前两点相比，和储蓄形成对应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利率。以上三个方面，就是目前中国投资的代表性渠道。而我们从以上渠道中也不难发现，对于一个投资人员而言，其可以根据对于收益率以及利率等方面的选择来进行资产的配置调整，一旦租息率超出了收益率，那么预期未来走势不断的提高，此时投资者就会加大证券市场的投资力度，提升投资比重，从而有效的缩减其他方面的投资比重。如果与之相反，租息率较低的时候，预期未来将逐渐的走低，那么投资者便会更多的转向产业投资以及储蓄方面。
从上述我们已经得知，影响租息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便是制度不够完善、缺失，因此，我国股市有关政策如果发生变动，对租息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寻租风险相应降低，租息率相应提高，进而对投资者形成吸引，融入更多的资金，另外，此方法还可以扩充新的租源，使股价更快速的提高。随着股价的增高，寻租的规模也相应有所扩大，从而引发投机情况。如果相关政策变得严格起来，不但可以降低股市资金的流入量，同时也能够使租息率有所降低。
3结论
从分析中得出，当前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动现象，并且我国当前对该异动现象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充分的解释。仅仅凭借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不断地发展我国国内的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某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实践表明，我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在某一时间段里同时处于上升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市公司的发展，但是，在此之后，随着风险的不断出现，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走势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为此，相关学者在中国股市以及宏观经济走势方面还需要不断地研究，确保能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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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彩票消费；宏观经济；GDP；彩票发展指数(LDI)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25－05
收稿日期：2010－05－05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界定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彩票消费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影响彩票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如消费心理、年龄、经济状况、社会阶层、性别等等。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彩票消费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
关于彩票发行与宏观经济的关系，Garrett(2001)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Garrett利用1997年全球彩票销售资料，对彩票与宏观经济中GDP和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给出了各地区彩票销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欧洲为0.550％，澳洲为0.570％，北美为0.496％，南美为0.486％，亚洲为0.214％，非洲为0.100％，全球平均为0.448％。此外，他还研究了这种比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在Garrett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葡萄牙学者Kaiseler等(2008)进一步研究了彩票销售与人均GDP的关系。他们利用2004年8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跨国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彩票发行量占GDP的比重会随着GDP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的水平即极值后，就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少，从而验证了彩票销售量与人均GDP为倒u关系的假说。Faustino等(2009)进一步拓展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国民收入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彩票需求弹性的假定，并利用具有显著控制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说。结果发现，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购买了更多的彩票。
国内学者运用不同方法研究彩票销售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孙晓光等(2004)认为影响彩票销售量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一个信息不完整、不充分的灰色系统，而该系统的各种影响因素(如GDP总量、人均GDP、人均收入等)对彩票销售量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灰色关联空间；影响彩票销售量的主要因素是GDP总量，而人均收入对彩票销售量的影响最小。李汶华等(2007)认为使用灰色关系分析方法是基于线性关系的，但前提是要证明彩票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他采用了基于非线性的相关分析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法，对彩票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并因此估计出中国彩票市场的容量。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笔者首先界定彩票发展指数的概念及所要证明的三个命题。
彩票发展指数(LDI，Lottery Development In-dex)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彩票销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彩票发展指数反映了某国家或地区彩票消费发展水平的高低。
三个研究命题为：
命题1：世界上发达国家彩票发展指数在0.4％～0.5％之间。
命题2：中国彩票发展水平与美国相当。
命题3：中国国内区域彩票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下面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对中国彩票消费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从而证明上述命题。
二、彩票销量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
(一)西方七国集团彩票销量与GDP的比率
为了比较分析，我们对西方七国集团的彩票销量与GDP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之所以选取西方七国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西方七国代表发达国家的水平，GDP总量很高；其次，从2000年以来，西方七国集团的彩票销售量一直都位于世界彩票销售量前十位，也是彩票销售大国。因此，我们计算了2002年～2005年、2008年西方七国集团彩票发展指数LDI，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七国LDI非常不均衡。意大利最高，在0.82％～1.21％之间，且波动较大；日本最低，在0.21％～0.28之间；美国的比率在0.38％～0.41％之间，比较稳定。(2)七国LDI均值在0.46％～0.56％之间波动，2005年以后有降低的趋势。(3)由于意大利在七国LDI均值的权重最大，如果将其剔除，则剩余六国的LDI均值在0.35％～0.47％之间，比七国均值降低了0.1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世界发达国家的彩票销量与GDP密切相关，其比率稳定在0.4％～0.5％之间。如果一个国家的彩票发展指数达到了0.4％以上，就可以认为它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彩票发展水平。
(二)中关两国彩票发展水平与GDP关系的比较
美国目前共有41个州发行彩票，是世界上彩票发行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彩票发行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如果将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区都包括在内，从2007年起中国地区的彩票总销量已经稳居世界前3位，而其中又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彩票销量增长速度最快。因此，将中美两国彩票销量与GDP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表2给出了中国与美国2000年～2008年彩票销量与GDP比率对照表。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GDP只占美国同年GDP的12.27％，而到了2008年，中国GDP则占到美国GDP的31.35％；2000年中国彩票的销售总额占美国同年彩票销售总额的5.88％，而到了2008年，中国彩票的销售总额则占到美国彩票销售总额的29.09％。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彩票销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24.79亿元人民币，约折合194亿美元，彩票发展指数为0.40％。如果美国彩票销售额没有太大增长的话，中国彩票销量将会达到美国彩票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同时，从表2还可以看出，中国彩票发展指数从2005年起基本上与美国处在同一个水平，在0.4％左右。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开始步入世界彩票销售大国的行列。
中国彩票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同时彩票销售量也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3倍多，而中国彩票销售增长了7倍，增长速度比GDP更快。这一时期，美国GDP和彩票销售增长均不到50％。
(三)彩票消费与区域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前面讨论的彩票消费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从不同国家的角度进行的，下面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区域之间，低收入地区居民是否比富裕地区居民购买了更多的彩票呢?
通常，我们将中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经济区域。表3为2001年～2009年中国四大
经济区域彩票销售量一览表。
表4根据2008年各地区的GDP数据计算了人均GDP，进行了合理修正。原因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GDP为300670亿元，而各地区GDP的累计数却高达331229亿元，存在较大误差，因此在计算时以各地数值为权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GDP数值进行修正。
从表4的数据很容易看出，A组包括5个西部理由是：国内全面销售电脑彩票始于2001年，2000年以前为传统销售方式。另外，1987年～2009年全国累计彩票销售总额为7072.9815亿元，而2001年～2009年的彩票销售总额为6391.3872亿元，占总销售额的90.36％，可以基本上反映中国彩票销售的概况。从表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彩票销量增长速度最快，2009年是2001年的6倍多；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最慢，2009年仅是2001年的4倍。
显然，下面的问题就是验证我们的假定：如果经济落后地区的彩票销售增长速度很快，而经济发展水平又落后于发达地区，那么，彩票销售额与GDP的比率一定会比发达地区高。为此，我们利用2008年的全国经济数据给出了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PCGDP)、彩票销量以及彩票发展指数，如表4所示。
省区和2个中部省份，人均GDP均在2000美元以下，而该组LDI均值最高，为0.55％；随着人均GDP的增加，B、C、D组LDI均值呈下降趋势；作为发达地区的D组，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但LDI仅为0.324％，是最低的。
因此，正如低收入国家购买了较多彩票一样，中国各地区购买彩票的现实是，越是贫穷地区，彩票发展指数越高。中国国内区域彩票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三、中国未来5年彩票销量与GDP的关系预测
我们先给出按照人民币计算的2000年～2009年彩票销量、GDP及其增长指数的基本数据，如表5所示。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彩票销量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我们用表3的数据给出了中国2000年～2009年GDP与彩票销量增长指数比较图，如图1所示。
通过观察图1中GDP与彩票销量的点线图形可以看出，2000年～2009年中国名义GDP增长指数基本上呈线性增长，而彩票销量的增长更为迅速，其增长指数曲线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准线性增长。下面给出彩票销量增长指数的回归方程Y1和GDP增长指数的回归方程Y2
Y1=68.395X－13.124 (R2=0.941)
Y2=30.581X+45.617 (R2=0.962)
显然，Y1比Y2回归系数要大，表明彩票销量增长速度更快。
经过上述讨论，就可对中国未来5年GDP及彩票销量增长进行预测，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预测二给出的彩票销量最高，其次是预测一，最后是预测三。预测一是根据回归方程Y1和Y2进行的，存在一定的误差，GDP及彩票销量比实际值会偏少一些。预测二假定GDP的增长率为8％，预测三假定GDP的增长率为6％。总体上看，预测三与预测一结果相差不太大，两者差距在5％以内。
这个预测结果显然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彩票监管部门根据宏观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来调整彩票发行的量与度。如果宏观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则可以适度增加彩票销量；相反，就要适度控制彩票发行量。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彩票消费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西方七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彩票发展指数近年来在0.4％～0.5％之间。所以，这个数值区间可以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彩票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第二，中国与美国彩票发展水平相当，但中美经济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显然，中国彩票消费增长的速度过高过快，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将很快超过美国。
第三，2008年中国不同省份的彩票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中国彩票消费的现实证明了穷人消费了更多的彩票产品。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关于中国彩票事业发展的建议。
一，中国彩票发展指数目前为0.4％的水平，今后彩票业的发展应考虑不突破这个指标。财政部在制定年度总体彩票发行计划时应加以认真考虑。
【关键词】市场收益率 房价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数次房地产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国房产价格似乎逐渐趋于稳定，市场似乎是处在了一种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这N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是一个依赖政府层层管控的不稳定均衡，并非是一个反映了市场所有激励的帕累托最优均衡，一旦政府放开管控，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所以，尽快找出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房地产价格出清模型来协助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同时，房地产政策也从2000年开始逐渐成为了人大会议讨论的焦点。
地产市场的出清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难题，国内外学术界对土地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谓多如繁星却仍未形成统一共识，但近些年一些学者通过数学模型对房价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渐拨云见日。
一、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以及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四个发达国家房地产业与其密切关联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前向、后向、环向等不同层面量化研究后，王国军、刘水杏（2004）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了房地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关联关系的变化规律、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①及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发现我国总体范围内房地产业产值每增加1对各产业的总带动效应为1.416低于英国和日本；几乎与此同时，周红（2005）在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时序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然而，在历经了2006～2009年世界经济史罕见的举行房地产泡沫之后，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的审视也逐渐趋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过定义房地产实际价值，通过实证分析的手段得出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产生。解保华、李彬联、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场F-O模型测度中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价模型测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国这两个市场近9年来的月度泡沫估计值；以Granger因果检验②的方法证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巨额恶性泡沫对其它资本市场的严重影响。在此之后黄瑾（2010）通过求出房租与房价的预期收益净现值，并与实际房价进行对比试图量化泡沫，然而房屋价格的真实组成并非预期收益与市场泡沫的简单加总，而是包括了诸如文化、市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传导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有着诸多分歧，所以为了绕开这些分歧有学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房地产的财富效应③深入剖析了国民收入与房屋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运用我国季度数据，在误差纠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简称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以此对国民收入与房价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确认和分析（宋勃，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的理论分析和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观主体的消费决策都是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而社会文化环境却又是一种极其难以量化又起着决定性因素的外生经济变量，而这种外生变量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又极为显著而且难以准确地将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饶文军，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以及对策；经济学家，2010，03）。与此同时也有学者通过房价租金比的方法试图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联性（如储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为房价和租金仅仅是两个市场表现结果，它们的变动受到很多外生变量的影响，比如供求关系、利率、文化，而且从Junmin Wan的研究结果上看，我国住房市场化以来房价租金比一直与房屋价格保持着极强的正相关性，甚至可以用联动性来形容二者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反映两个变量关系的强度相对数房价租金比，应该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不应该与房屋价格联动变化。所以在中国这样的购房者占主导的特殊市场，房价租金比是近乎无效的。
正是由于难以将市场结构、文化环境、消费习惯等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从宏观角度观察房价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趋势化的结论，以及一些定性结果，无法给出真正准确的答案。所以，不少学者尝试通过金融与房地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绕开这些难以外生的经济变量，以利率、固定资产收益率以及通货膨胀率来综合分析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每一本经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作者们论述每一条理论似乎永远都离不开对市场收益率的论述，为了简化分析不少学者常常假设市场收益率在数值上约等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实际市场收益率只有在相当严格的假设下才近似于短期国债收益率或者银行存贷中间利率相等（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场收益率必须采用更严谨的方法从微观市场角度或宏观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对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过于基于微观主体选择行为角度的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的研究者们大多坚信，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实际变量的变动是只能直接地由实际冲击所影响，而名义变量改变对宏观经济发展是没有实际冲击的，只会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长期或者超长期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式产生间接影响（这也可以理解为古典二分法在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新发展）。Jordi Gali在分析货币政策和理性资产泡沫以探讨传统“逆风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货币政策的可行性时候采用的一种三部门联合出清模型就是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非常经典的例子（2014，AER）。因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献论述都是基于多部门联合出清的方式展开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来使用世代交叠模型展开多部门联合出清模型的一个典范，所以这里我将详细介绍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关于市场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标准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方法一样，我们将无差异微观个体的一生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为年轻时工作，其一期财富分为两个部分：已有财富（来自于继承上一代的财富）、工资薪酬，其消费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后者购置风险资产；第二期处于退休阶段，所有的经济决策都依赖已有财富，其消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用于消费，一部分通过遗产或者转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给下一世代的无差异微观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行三部门联合均衡的论证分析了。
1.每个微观个体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条件：
即Πt为t时刻的总通货膨胀指数，Π为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目标，QB为稳定的资产泡沫价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论述中使用该联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随机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设下的的动态与静态的市场表现情况，详细阐述了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充分论述了市场收益率和中央银行指定的短期国债利率的明细关系，对我们后续的更严谨的对基于资本定价方法分析房地产发展走向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最近刚刚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载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内的四部门的联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创新的使用HPI与CPI之间的协整回归来验证二者之间的时序相关关系，同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最终成功验证了在我国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费水平与房价之间的关系。虽然模型的具体形式以及推导方法与Gali教授对资本市场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的微观主体决策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所以，综合上文所述作为世代交叠模型核心理论的多部门的联合均衡和跨时期微观主体决策理论必然会给我国学界对房地产市场现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观政策角度的市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
近些年来，基于泰勒定理和适应性预期下的动态总供给总需求模型（DAS-DAD）逐渐成为学界的新焦点。为了模型的完善，有学者对其在弹性通货膨胀预期、最优需求政策反应的前提假设下对已有的DAS-DAD模型进行了相应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终分别给出了在多种情况下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论述市场收益率、宏观经济与房地产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就不多赘述。
三、资本市场与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作为一种特殊资产，与资本市场的信用供给密不可分。理论上，资本市场的市场收益率、土地市场的地价、楼市的房价与银行贷款存在两个相互作用关系循环，在以土地为中心的房地产行业里，资本市场对产业的周期发展起到外部放大（缩小）的作用。通过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的产业周期的深入研究，吴剑雄（2012）认为资本市场是房地产周期转换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资本市场对于不同时期的房地产行业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产扩张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扩张推波助澜的作用效果明显，但是在房地产收缩时期，资本市场对房地产收缩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结果，我国现今正处于房地产行业的收缩洗牌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并没有对房地产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对接连不断的由房地产市场违约引起的金融违约现象的关注，国内不少民众错误地认为我国房市崩盘的日子即将到来。但是这条观点毕竟是缺乏严谨理论研究的外行观点，2014年，就有学者对银行体制、资本市场与房地产风险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过对银行利益与资本市场的抑制关系、资本市场中银行自身风险的累积的论述分析，发现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虽然不会因为个别房地产市场中的违约现象受到很大风险冲击，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单一的房地产末端融资方式以及现有银行体制下缺乏再融资平台，金融市场无法实现预期的繁荣。同时由于风险的不断累积，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再融资平台以及再融资方法以分散已有风险的话，我国的资本市场在未来必然会面对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
可能是出于对中国房地产近几年的特殊市场表现以及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组织方式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正逐渐直接或间接的观察着中国市场。最近有法国学者在美国研究抵押贷款规模扩张的外生效应时发现，当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场信用供给增加，于此同时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弹性供给，信用扩张的最终结果却是导致房价升高同时房屋的市场储备增加，即信用扩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会加剧房地产市场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过对美国金融市场的IBBEA数据库，以及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的HMDA数据库研究，作者严谨地得出了，在低弹性需求市场中，信用扩张所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影响是积极的，即会使房地产市场处于高价高出清的理想状态，但是在弹性市场需求中，信用扩张却会适得其反，即会对已有的市场均衡产生不良影响。而这似乎正是我国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即在早些年放松银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良性繁荣，但是后期的发展似乎不尽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与Jean Imbs在论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扩张会加剧房地产市场不均衡的市场现象。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并不是，众所周知，在我国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对于其它国家更具有低弹性的特质。也许有人会质疑，对土地的刚性需求是人类历史中劳动成果私有化的产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个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无数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为获得一块封底，如欧洲的骑士阶级、教会、中国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阶级……虽然方式不同，但最终目的无不是寻觅一块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因素主导的刚性需求，不同市场却有不同的表现呢？这里，我们不能单纯地以总体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论，我们要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这是一个仅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轻市场，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当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所以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是由多种因素协同制约的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现存的分析方法虽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观点，并能够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预测的方面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型。
四、总结及研究方向上的一点思考
在学术界对房地产市场已有的理论研究领域，国内外无数学者在已有的经济理论框架下，已经对房地产市场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场供给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微观主体决策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反应，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诸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已有研究对我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宝贵的建议，指出了合理的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理论界公认的模型能为我国的政策当局给出一个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稳健的建议，即缺乏一个公允的、值得依赖的定量尺度来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市场现状。以上基于已有经济理论框架的研究均忽视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特殊性：1、我国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大国，文化变量对于市场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国家更为明显，即我国市场可能存在着极大的优于文化因素影响的非理性成分；2、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与管理者都缺乏足够的技术与经验，使自身决策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综上所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殊的市场性质提出一定的理论创新，才能获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态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更多严谨的建设性建议。
注释
①带动效应：某种产业的发展对其它与之关联的产业聚落带来的推动效应。
②Granger因果z验：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过分析相关变量之间往期与现期的相关关系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具体方法以及思路见附录4。
③财富效应：货币余额的变化，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这样的财富效。应常被称作庇古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92）
④格兰杰、纽博尔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会造成虚假回归，并且沃深（1989）也证明当变量存在着单位根现象，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将出现偏差，具体修正方法是当VAR模型中发现存在单位根现象时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将原回归模型置换为多阶协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稳化，即通过了ADF分布的单位根检验后，使用修正过的模型对经济变量进行解释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完全阐明模型具体使用方法，仅在此论明思路。
⑤这里原文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没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此处不能简单地以终值代替所有过程信息，因此该问题业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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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规则；政府支出；经济波动；DSGE模型；贝叶斯估计
一、学术综述
政府支出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调节手段，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关于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政府支出对总产出或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支出扩张能显著推动经济增长（龚六堂 等，2001）；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公共支出调整成本的急剧上升将使得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下降，甚至产生负面影响（郭庆旺 等，2003）。
这些研究大多是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受累于“卢卡斯批判”，研究结论显然会低估或高估政府支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要全面综合判断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必须考虑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尽管国内已有学者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黄赜琳（2005）等，但这些研究均未考虑名义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不同于现有研究的特色之处在于运用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引入价格和工资的名义刚性，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的DSGE模型，从而分析在一定财政规则下我国政府支出扩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典型事实
确定经济波动的典型化事实，既有助于说明经济波动的总体特征，又能为经济波动模型的构建提供经验参考。基于此，本文采用我国1978～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中国实际的经济波动进行特征事实描述，数据来源于相应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的变量包括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就业①，在对原始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采用HP滤波法，剔除了序列中的趋势成分，仅保留序列的波动成分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1978～2012年间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的主要特征有，从波动幅度来看，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产出的波动幅度，而居民消费、政府支出以及居民就业的波动幅度均小于产出的波动幅度。其中，消费的标准差为7.5780%，与国内总产出的标准差7.7094%比较接近。从与产出的同期相关性来看，消费波动、投资波动以及政府支出波动均表现出顺周期性，而就业波动则表现出逆周期性。其中，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的相关度最大，而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的相关度最小且为负相关。
二、理论模型
为从理论上阐述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部分将构建一个具有名义刚性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主要基于楚尔鸣等（2012）的前期研究框架。模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通过在消费和投资函数中分别引入消费习惯偏好和投资调整成本等因素，说明消费和投资对外生冲击是否能产生驼峰形反应；二是借鉴Muscatelli等（2005）的研究思路，将政府购买性支出设定为关于滞后产出及滞后通货膨胀的反应函数；三是运用Calvo（1983）的方法，在模型中引入“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进而构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分析在一定财政规则下政府支出扩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具体内容如下：
（一）家庭部门
假设经济由众多的、永久性的、同质的家庭组成，每个家庭j（j∈[0，1]）的目的是通过选择消费序列{Cjt}t=1∞和劳动供给序列{Ljt}t=1∞使如下的预期效用和最大化：
根据上述各式，我们可以得到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一般均衡经济系统。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求解该非线性经济系统的稳态值，然后围绕稳态值进行对数线性化，得到一个包含14个动态方程的线性系统；其次，求解该线性系统，得到稳态条件下各变量的波动（Blanchard et al，1980）。本文通过分析该系统的脉冲响应图，研究在一定的财政规则下政府支出扩张对产出和消费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以及实体经济对需求冲击（利率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和供给冲击（技术冲击）等不同外部冲击的动态响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我国1999年～2011年的宏观季度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包括：GDP、消费、就业量、CPI和利率。其中，用全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衡量居民消费，用城镇居民就业人数衡量就业量，利率采用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得到各变量的波动序列：首先，利用X-11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季节调整；其次，对各变量序列取对数；再次，采用HP滤波法对取过对数的变量序列进行趋势分离，从而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动序列。
（二）参数的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模型中的参数按照刘斌（2008）所采用的规则进行赋值，即：一般静态参数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动态参数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估计。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参数包括：资本收入份额α，资本折旧率δ，跨期贴现率β，以及投资产出比和消费产出比。校准参数主要采用先前文献估计和普遍采用的校准值。例如，本文选取时间偏好率β=0.9926，即稳态下年利率为3%；设定δ=0.025，即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根据李浩等（2007）的估计，设定α=0.651；根据李雪松等（2011）的估计，将投资产出比和消费产出比分别赋值0.43和0.42。
模型中其它参数，则采用贝叶斯技术进行估计。表2显示了结构性参数先验分布和后验分布的均值，标准差以及95%的置信区间。
（三）脉冲响应分析
[关键词] 联立方程 宏观经济 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 1937）和汉森（Hansen, 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 Robert Klein 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 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 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 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3.1)
式3.1中δ, 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 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3.2)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 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 为系数项，Y, C, I ,R, M, P, G, 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 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 消费支出(C), 政府支出(G), 投资(I), 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 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 5% 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 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 β, d, θ, λ, k, 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 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 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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