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41: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力流动的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arry T Oshima. The RanisFei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om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3）：448-452.
[2]Dale W Jorgenson.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my[J].The Economic Journal，1961，71（2）：309-334.
[3]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138-148.
[4]Larry A Sjaasta.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5）：80-93.
[5]Stark O， Taylor J E.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 Demography，1989，26：1-14.
[6]Stark O， Taylor J 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igr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R].World Bank，1991：656.
[7]Borjas G.Self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4）：531-553.
[8]Ramón López ， Maurice Schiff.Migration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LDCs[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31（2）：318-336.
[9]Alejandro Portes， Julia 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3，98（6）：1320-1350.
[10]Douglas S Massey. Social Structure，Household Strategies，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J].Population Index，1990，56（1）： 3-26.
[11]William J Carrington.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4）：909-930.
[12]Gordon H Hanson.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Labor[G].NBER Working Paper，14490，2008.
[13]Gustav Ranis.Analytics of Development：Dualism[M].Yale University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1988：74-91.
[14]梅建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业劳动力转移[J].上海经济研究，2003，（6）：8-14.[Mei Jianming.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J]. Economic Research of ShangHai，2003，（6）：8-14.]
[15]胡铁成.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城市化的困境[J].江海学刊，2003，（2）：59-64.[Hu Tiecheng. Dual Structure The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Dilemma of Chinese Urbanization[J].JiangHai journal，2003，（2）：59-64.]
[16]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4）：14-22.[Chen Jiyuan，Hu Biliang. Tri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and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Labor Force in Agriculture [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1994，（4）：14-22.]
[17]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Du Ying，Bai Nansheng. Out of the Village： Empirical Research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M]. Economic Science Press，1997.]
[18]杨春瑰.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2）：45-49.[Yang Chunhuai. Logistic Discrete Mode of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Stability Analysis [J]. China Rural Survey，2003，（2）：45-49.]
[19]黄泰岩.知识经济的结构革命[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5，（12）.[Huang Taiyan. Structural R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Economy [J].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12）.]
[20]张宏伟.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Zhang Hongwei. Analysis Framework of Labor Mobility in Trieconomy [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2008.]
[21]肖六亿.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技术进步[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Xiao Liuyi. Th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of Labor Mobility： Technical Progress [M].Sichuan：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08.]
[22]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Zhu Nong.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Farming Problem [M]. Hubei： Wuhan Science Press，2005.]
[23]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Cai Fang，Bai Nansheng.Labor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M].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2006.]
[24]Zhao Yaohui.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 （4）：767 -782.
[25]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6）：52-62.[You Danzhen，Zheng Zhenzhen. Fertility Desire Analysis of Rural Women：Empirical Research on Anhui and Sichuan[J].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2，（6）：52-62.]
[26]袁志刚.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和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Yuan Zhigang.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M].Beijing：Economic Science Press，2007.]
[27]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7-35.[Zhao Wei，Li Fen. Heterogeneous Labor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An Expansion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J]. China Population Science，2007，（1）： 27-35.]
[28]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 （2）：80-87.[Zhang Yongli，Hang Zuhui.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the Labor Migration of New Generation： Survey and Analysis from Samples of Ten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J]. China Population Science，2008，（2）： 80-87.]
[29]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1.[Sun Wenkai，Bai Chongen and Xie Peichu.The Effect on Rural Labor Mobility from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1，（1）：28-41.]
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the generalized theory to explai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ference of subject of labor （individual）， which is called heterogeneity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生存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来，我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受到社会各界与学者的长期关注。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7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占到60%以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作为上世纪80年代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与其父母辈间存在差异与联系，为此，中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响其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关键因素？不同性别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其进城迁移决策有何影响差异？从实证研究的视角，上述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广泛一致认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找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与政策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就以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省为例，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分类有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长期受到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及政治学学者的长期关注[1]，但经济学家的贡献尤为突出。西方学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论，一是以刘易斯[2]、托达罗[3～5]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论（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们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提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业与工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差异等影响了劳动力流动。二是被称为基于历史—结构方法的移民理论（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6～7]、双重劳动力市场等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结构性因素[8～9]。三是新劳动力迁移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将分析单元从个体扩展到家庭层面，强调了相对贫困感、分散家庭风险等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10～12]。上述经典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我国学者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体特征、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宏观与微观因素等，从而揭示了中国特定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系列特征。蔡昉对我国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13]，并指出相对贫困感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4]。李强应用“推拉”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是户籍制度[15]。李实通过建立劳动力流动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所引起的劳动力迁移[16]。朱农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流动的影响[17]。王莉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训情况等因素与农村劳动力流动间的关系，发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参加培训及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显著性因素[18]。还有学者关注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分层现象[19]。
在诸多经验研究中，除对预期收入差距、相对贫困度、年龄、婚姻、社会网络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外，关于性别、人力资本、家庭抚养人口、土地面积等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运用不同地区、更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21]。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动机从解决生存问题向追求生活转变[22]，那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实证研究中尚未达成一致结论的影响因素着手，从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特征及社会地位等维度选取了7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讨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影响机理，进而提出其政策启示。
3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的问卷调查，四川省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配额抽样方法，共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350个，历时三个月（2010年10～12月），样本具体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区、地（市）县级郊区（乐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农村地区。最后回收有效样本318个，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个，女性156个。25岁以上的有113人，20～25岁的有166人，20岁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关注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一种事件数据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坏，但在生存分析中我们统称事件的发生为“failure”，所以“failure”发生之前的时间就是所谓“生存时间”。生存分析法在医学、生物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学科中应用广泛，它是一种既考虑结果又考虑随访时间的处理生存数据的方法。生存数据包含生存时间、观测结果以及相关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调查时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为观测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调查样本是否发生迁移（这里的“迁移”定义为进城务工）是本文所关注的事件，劳动力离开学校和农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时的年龄即为生存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进城务工事件发生“failure”值为1，若没有发生其值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种分析方法，即非参数分析法、半参数分析法和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积限法；半参数分析法有Cox比例风险模型等；参数分析法有Weibull回归、指数回归、对数正态模型等。非参数分析法没有外生变量，从本研究中来看即只与非迁移时间长度相关；半参数分析法部分与外生变量相关，但不依赖于特定的分布假设；参数分析法则会依赖于特定分布的假设。本文运用3种方法分别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非参数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状况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数表示，如图1～图6所示，横轴为样本年龄，纵轴为新生代非流动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图1可知，15～25岁之间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流动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15岁开始（义务教育刚结束后）即大量发生流动，说明被调查者几乎全部进城务工。
图2为分性别的劳动力存活函数分布。反映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女性在流动时间上虽然较男性稍迟一些，但两者间差别不大。
图3显示了技能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本研究中将技能划分为无技术或低技术、中级技术、高级技术、基层管理和中层管理五类来分别观测，从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数曲线。由图3可知，具有技术的农民工更容易流动，同样时间下，具有高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强，而管理类的流动发生时间较技术类更迟些。
图4和图5分别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流动情况相近，“高中及以上”类别由于受教育年限较长，所以流动发生时间相应延后。从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流动的影响来看，认为土地收入对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会越迟选择流动。图6表示健康状况对流动的影响。本次调查采用健康评价中广泛应用的健康自评法得到健康状况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认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最为缓慢。
从非参数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单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趋势。在非参数分析法中，劳动力迁移的风险函数只与时间相关，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是多种因素影响迁移发生。为更好地了解多个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下面采取半参数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
（2）半参数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为：λ（t）=λ0（t）exp（X′β）。X为外生变量，λ0（t）为所有外生变量X均为0时的基准风险函数。运用Stata10.0软件得到Cox风险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显示：①在95%置信区间下，性别、健康和家庭供养人口数的P>|Z|值均大于0.05，即对流动没有显著性影响。②由于调查设计中“土地重要性”选项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处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对流动起正向作用（Z值为正）的实际意义是相反的，即认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流动的趋势也越缓，这与非参数法存活函数分析结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呈负向影响，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时间越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延后的事实。④再分性别来看，除“教育”外，其他几个影响因素则体现了性别差异。“技能”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作用（其P>|Z|值为0.016，小于0.05），但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P>|Z|值为0.619）。“土地收入对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养人口数”对女性流动的影响强于男性。⑤“所处社会地位”越低，则越可能发生流动。
为进一步验证半参数分析结果，本文运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参数分析，以求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
（3）参数分析
经Weibull分布拟合验证，图形基本呈直线状，即样本数据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选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状参数，当σ>1时，风险率随时间递增；σ
表2给出了参数分析Weibull回归对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同半参数分析原理类似，通过P>|Z|值来判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从表2可以得到与半参数分析相同的结果是：“技能”对男性流动影响显著，而对女性流动作用不明显。“供养人数”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对女性流动呈现出比男性更为显著的影响。与半参数法分析结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显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均有显著影响。
一般来说，对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数据，利用参数法的分析结果比非参数法或半参数法的结果更精确。
通过上述变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口数”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迁移影响较男性更强；“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迁移影响显著，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性别、健康状况与社会地位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发年龄段为义务教育刚结束后（15岁开始），在流动时间上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这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毕业即主动流向城市寻求发展机会的现实特征是一致的。同时，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较男性流动性差，女性更多选择留在家乡照顾家庭或务农的群体特征有显著区别。所以，进城务工已成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共同的选择。
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发生流动，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技能”因素对女性流动没有显著作用的原因，可能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所从事行业主要集中于普遍没有技能分级或要求的餐饮服务、美容美发、零售等服务业有关。以往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影响不显著[24]。说明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强度有一定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养人口数越多，则进城务工的动机越强。同时，这两个因素对女性流动性的影响要强于男性。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观流动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学者指出：村庄农业、非农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显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应积极倡导契约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的择业观。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具有远远高于其父母辈的认同感，外部环境诸因素对其个体和群体价值观乃至流动去向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稳定有赖于我国社会环境中构建起利于其稳定的新的价值观与择业观，那种让无形的市场调节手段去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纯自由主义的做法应当有所节制，建议在全社会倡导契约精神，倡导对职业的忠诚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职业技能培训结构，并健全中小企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空间的拓展与提升。
应改善我国教育体制中现行不合理的培养结构，加大职业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资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广东等，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受众面的广度与深度，有针对性地开办机械、电气、电子、土木工程等基础产业中各短缺工种的短期技能培训；加大在中小企业中专业技术岗位上岗资格证制度与技术职称评定制度的实施推进，是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农民，从而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宜于当地农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导致承包地撂荒的现象，努力提高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与收益，鼓励有志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能立足于本乡本土，以利于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的稳定。
第四，健全劳动者社会保护政策，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条件。
完善劳动者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及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与劳动保护的法律约束，提高执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农民工整体工作环境有明显提升，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1]Alexandure Abreu.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Beware of Neoclassicals Bearing Gifts[J].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2012，41（70）：46-67.
[2]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139-191.
[3]Todaro M.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1）：138-148.
[4]Harris J，Todaro M.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1）：126-142.
[5]Todaro M.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1976.
[6]Castles S，Kosack G.The Function of Labour Im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Capitalism[J].New Left Review，1973，73（1），3-21.
[7]Nikolinakos M.Note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Migration in Late Capitalism[J].Race and Class，1975，17（1）：5-17.
[8]Piore M.Birds of Passage：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9]Berger S，Piore M.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0]Stark O.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LDCs：A Relative Deprivation Approach[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4，32（3）：475-486.
[11]Stark O，Taylor J.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1，101（408）：1163-1178.
[12]Katz E，Stark O.Labor Migration and Risk Avers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6，4（1）：134-149.
[13]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4]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中国人口科学，2002，（4）：1-7.
[15]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16]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23-30.
[17]朱农.人口流动与婚姻的历史关系回顾——兼谈生命史数据处理[J].中国人口科学，1991，（3）：51-56.
[18]王莉.基于logistic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2005，（20）：4-5.
[19]侯麟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0，1：41-49
[20]杜鑫.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战线，2008，4：70-77.
[21]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2：12-20.
[22]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11.
[23]陈家鼎.生存分析与可靠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区域分割对劳动力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的阻碍。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各区域基本上都采取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虽然各区域的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都是相似的,但是,具体的制度设计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它们在覆盖范围、征缴比例、管理办法以及发放水平上大不相同。养老保险在各区域表现出的这种巨大差异主要是由我国多层次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二)养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对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的阻碍
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制度各自为政,管理部门多、政策差异大、布局极为混乱。企业单位员工转入机关事业单位后养老保险待遇如何接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转变职业性质后如何养老,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后,靠什么保障老年生活,这些都是养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顾虑,养老保障制度的人群分割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附加了巨大的流动成本。
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对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意义及可行性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对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意义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可以打破区域对优秀劳动力的垄断和人才的区域所有制,有利于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区域和跨行业转移接续,从而推动劳动力在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将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式下,建立适应劳动力流动的、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统一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能够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促进劳动力在市场的调解下自由、合理的流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的可行性
首先,在政治上,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职权。中央政府始终保持对地方政府的绝对政治领导。这种体制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这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国统筹的政治基础。
其次,在财政上,连续多年来我国财政的增长势头强劲,巨额的财政收入是国家投入基本养老保险最强有力的保证。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以稳健的步伐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517.57亿元到2007年的5447.16亿元,2009年我国财政预计投入社保资金7827.96亿元。而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又是社保支出的主题模块。所以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强力支持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的经济依托。
三、建立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协调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将地区、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缩小到适度水平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的。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是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地区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现在的区域、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格局。目前,我国区域、城乡经济差距被普遍认为已经超过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各地区一开始就没有形成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源,是后来各区域养老保险水平差距愈演愈烈的根源。因此,要消除养老保险制度的“条块”和“碎片”模式,实现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协调发展,就必须从协调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做起,兑现当初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组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帮扶,比如人才和技术的支持。同时,将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优惠和优先发展权转移到当前的经济弱势地区,比如税收优惠政策和直接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直到将现存的、不合理的地区、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缩小到适度水平,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协调发展,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升级奠定深厚的经济基础。
(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障中的职能,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要建立全国统筹的、全民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首先必须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制度中各自的权利与责任。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管理体制,同时基本养老保险是公共性质比较高的的共享性产品。因此,基本养老保险的事权、财权应该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与地方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关系是决策、监督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制定和管理监督由中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负责,各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只负责本区域的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工作,保证自上而下政令畅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终消除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养老保险管理成本的居高不下、各区域养老保险制度的“囚徒困境”。
(三)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养老保险账户的“完全转移”
为贯彻《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件,各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明确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省内流动时,按有关规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向转入地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供转移职工历年缴费基数。跨省流动的,按转入地有关规定转移个人帐户档案。因此,必须破除现有的规章制度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过程中对员工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转移限制,参保人员跨省流动时,不仅转移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档案,更要足额转移所缴纳养老保险费,含个人帐户及社会统筹二项费用。
(四)搭建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化管理与发放。
关键词：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地区差距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的：一是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获得了港、台、澳、欧美数量巨大的直接投资，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改革率先在农村试行、然后延伸到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从先前低效的集体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村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而且更深的意义是，当城市经济活力不强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差异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述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在各地区取得的进展差异极大。有的地区（如三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袁志刚、范剑勇，2003）。
外资投资区位的非均衡性、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与自然资源禀赋的迥异共同决定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发生集聚的动态演变过程。由于一国之内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这种产业集聚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特别是由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就业。本文探讨的是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之间的这种必然关系，定量描述这种受产业集聚影响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与数量。
本文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以前相关地区差距研究的延续。在这些相关研究中，范剑勇、朱国林（2002）分别按三次产业与亚地区间差距（按泰尔指数分解地区差距）将地区差距详细分解并发现，从产业角度讲，地区差距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与非农产业在地区间不均衡分布引起的，从亚地区间的差距演变来看，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此，两个角度综合起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集聚。袁志刚、范剑勇（2003）从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差异上实证分析并进一步阐明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直辖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范剑勇（2003）从制造业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地区市场规模差异与要素流动性四者相互作用的角度阐述了引发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产业集聚机制。他发现，东部沿海地区高的人口密度（代表地区市场规模）
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FDI 向东部沿海地区涌入、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是改革以来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本文则从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的角度进一步详细举证其对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贡献。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的研究着眼点也仅限于数据描述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结构。
在具体展开分析前，我们先作以下说明：1）、本文的产业聚集是比较宏观意义上的聚集，这种集聚区别于更低层次上的集聚（如硅谷或城市意义上的集聚），是在一个国家内区域层面上的产业空间转移与聚集；2）、根据各地区工业化阶段和体制条件不同，本文应用类聚方法把中国分为六大区域：原来的三大直辖市、东部沿海各省、东北三省、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1]；3）、本文使用的数据除作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当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调查所得。该次调查的网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市，共有857个调查县、5000多个乡、8000多个村和68000多个农户。调查不涉及被调查者是否为城镇户口的问题，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定义界定为，劳动力转移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均计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同时由于婚姻关系、考取大中专院校和参军离开农村的均不视为转移劳动力。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单说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详细结构描述；第四部分则是结论。
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
根据笔者理解，区域层面上产业集聚的起因一般说来有三种：一是地理位置等自然资源特征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的开放首先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这完全是外生的，也是属于比较优势理念范畴的；二是市场规模大小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丰富的人口资源等，这虽是外生的，但属于新国际贸易理论范围，它已假设了不完全竞争与产品差异性，当人口丰富的地区易于实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对产品差异性的追求，当地区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间水平转化时，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易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者，这是一种温和的产业集聚；三是新经济地理学范畴的产业集聚，它假定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地区，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导致一个地区演变为产业集聚区、而另一地区则沦落为低效率的农业区，这是一种极端的产业集聚。本部分首先简单介绍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集聚理论，然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地区间的产业集聚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现的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本文也仅是从劳动力要素流动、市场规模概念来理解中国产业集聚现象。
1、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
新国际贸易理论（krugman and venables，1990）的模型结构如下：存在地区1和地区2，各个地区都有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有差异性产品、农业部门生产的是常规模报酬的同质农产品。同时，该模型还规定，地区1为核心地区，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60%，而地区2为外围区域，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40%，但两地区的人口也分别为60%和40%，因此任何一地区没有相对比较优势。这时，我们发现地区一体化进程（即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的反义）与地区生产结构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当一体化水平处于中间水平时，核心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它的要素禀赋份额60%；而当一体化水平很低时（即没有发生贸易往来、制造业产品在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很高），各地区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处于自给自足水平，其制造业份额等于其要素禀赋份额；当一体化水平很高时，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选择又取决于各地区要素的价格差异，地区制造业份额又回到要素禀赋份额（图1）。
上述一体化与地区制造业份额之间的机理可以描述如下。当处于一体化水平低时，各地区市场厂商的竞争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当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迫使一部分厂商退出。
关键词:农村 剩余劳动力 转移 开发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的中心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我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众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它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入把握这一群众性实践,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积极探索一条具有特色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途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状况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是: ①总量丰富,过剩严重。全国有9亿多人口居住在农村,在这9亿多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约4・9亿,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14。从这个现实可以认定,我国乡村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如果按发展集约农业的要求来测算,我国农村失业人员将会更多。②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部门对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流数量的低限估计为4000万人,高限估计约8000万人,即使平均按6000万人计算也已占到农村劳动力的14%,在部分省区这一比重还要高。
二、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的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开发所经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为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极大解放,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大容量来安排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条件下开始的,分散保守是其基本特征。②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民工潮阶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接收剩余劳动力的容量已基本达到饱和,由于乡镇企业效益的降低,一部分劳动力重新“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形成的后向推动力,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形成的前向牵引力,以及农民观念更新和宽松政策形成的可能性,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形成强大的“民工潮”。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的新阶段――城市化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向二、三产业转移,城市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因此城市化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经阶段。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表现在:①转移方式向有组织化过渡。一方面外出民工的自组程度有所提高,出现了定点外出、以老带新、包工头组织、经纪人介绍等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培育外出就业和管理工作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劳动力外输逐步向规范化、有组织化过渡。②转移方向以省内为主,跨省流动有所增加。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4%,但流动方向逐步偏向省外。1988年~1993年外出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66・3%,在省内流动的增加了113・6%,而跨省流动的增加了329・3%,说明跨省流动的外出劳动力明显增多。③就业结构多样化。过去外出劳动力就业结构偏低,一般以建筑业、饮食服务业为主,主要在“廉、粗、苦、险”等岗位就业。随着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逐年提高,外出民工的就业结构也向着高层次多样化方向发展。目前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农业、运输业等都有民工在辛勤地劳动,有的民工已在机械制造、轻工、电子等行业从事较复杂的技术性劳动。
四、几点建议
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对剩余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应做到:①限制民工流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对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笼统地提倡放开城门或让农民自由进城落户也是不尽合理的。增加就业机会靠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和扩大或建立新的产业。②控制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并行,构建劳动力增长与转移规模相适应的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固然有农村生产力提高推行机械化、自动化的因素,但隐藏在背后的症结却仍是人口数量的控制问题。脱离控制农村人口数量,单方面采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解决程度将取决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控制程度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因此必须“节源”与“增路”并行。③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管理职能。虽然目前我国建立和发展的是市场经济,依靠市场配置生产资料和资源。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不应被忽视,政府应保证其宏观调控与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一方面要对宏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进行指导和协调,使其不畸型发展;另一方面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抓紧制定地方法规,使市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④创造优良环境,鼓励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劳动力输出并非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外出劳动力一般青壮年比例较高,而且文化结构和技术素质也较高,他们一般都学习了一定的技术,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部分资金。这部分人如果长期流入外地,势必会对流出地造成较大损失,从根本和最终解决劳动力开发问题也应在农村内部自身解决。因此,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这部分人得到锻炼后回乡创业。综上所述,我们面前的选择只能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造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发方式,校正和解决现有的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诸多偏差及其产生的问题,开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2史同广,王慧.山东陵县冬季农业开发模式的探讨.经济地理,1996,(4)
[关键词] 农民工 流动 经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经商，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考察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的起因及影响因素，不仅是“三农”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也对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实施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的特点
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归纳起来，从来源、作用范围和强度、作用性质这三个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这些影响因素具有双重性。
1.外部性与内部性共存
从来源看，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既有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也有来自内部微观情况的。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主要指经济、社会文化和体制因素，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户籍制度的松动等。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对农民工的流动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将这种二元结构所隐藏的流动可能性显现出来。来自内部微观情况的因素主要是指流动农民工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婚姻状况、家庭模式等。在农民工的流动决策过程中，作为背景的外部性因素只是提供一种流动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流动，而内部性因素才是农民工进行利益比较的出发点。
2.一般性与差异性共存
从作用范围看，流动的影响因素中绝大多数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普遍发生作用，体现出一般性，但是从作用强度来看，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别农民工群体的作用强度不同，呈现出差异性。比如城市的高收入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普遍具有拉动力，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更加有吸引力，但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来说，当地的收入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这种拉动力较之对前者就不是很明显了。又如结婚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产生一定的回拉力，但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与家庭责任及压力不同，这种拉力在男女两性之间是不均等的，男性农民工在婚后虽然可能回流，但也可能因为家庭生计的需要而继续外出，但女性在婚后要照顾家庭，还面临生育，除非有条件与丈夫一起外出，否则只能留在家中。因此结婚可能只是男性农民工外出的中止，却是女性农民工外出的终结。
3.推动性与阻碍性共存
从作用性质看，流动的影响因素往往对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同时具有推动和阻碍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一方面使得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吸引着农民工，为农民工流入城市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成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歧视的根源，给农民工融入城市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在当地也容易找到比较体面的工作，受人尊敬，相较之下外出务工的心理成本反而高，因此当达到某一临界水平之后，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越不倾向于流动，而宁愿就地转移。
二、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分析
1.农民工群体仍将长期存在
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是促使农民工流动的直接动因。关于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Kuznets，1955；Williamson，1965）都表明，在收入分配不均等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达到最高值以前，存在一个持续提高的区间。近年来，尽管农民工群体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无缩小迹象，相反有扩大趋势。因此，既然消除城乡差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农民工群体的长期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事。
2.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从需求看，“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呈现规模扩大和素质要求提高的总趋势。从我国的比较优势看，增长潜力最大、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工种的用工需求将主要由农村转移劳动力来满足。这种持续扩大的就业需求将会带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3.农民工流向呈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的趋势
农民工流动就业是城乡比较利益所导致的，只要城乡差距仍然明显，农民工的流动就不会停止。因此未来几年农民工流向仍将主要是从农村向城镇特别是向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仍是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入地。但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逐年提高，而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对农民工的吸引力有所减弱，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中部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一批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将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从而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提供新的选择。一些农村劳动力将选择在本地或本省或其他相邻地区的城镇就业，使劳动力的流向趋于多元化。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其归宿也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得以解决。作为输出地的农村和输入地的城市，在这一进程中都应该贡献力量。
1.推进农村工业化
(1)以农业为基础，深化农村非农产业的分工链条，丰富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分工系统的重要环节，其自身也由无数个分工所构成。当交易效率大于交易成本时，随着专业化的不断深入，分工链会越来越长，交易成本会大幅度下降，产出增加，就业也会相应增加。因此，深化农村非农产业的分工可以加强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过，分工的深化不能照搬城市分工，应以农业和农民为核心，如延长农业产业化的链条，扩张农产品加工空间；促进乡村金融、商贸、旅游等的发展；实现非农产业的集群化等。农业从单纯原料生产向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转变，农产品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加工、流通，多层次增值，农民在出售原料的基础上分享加工、流通利润，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有利于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乡务农。
(2)巩固和调整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脱胎于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存在的布局零散、产权不清、设备老化、规模偏小、环境污染等局限性使其近年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纳就业的速度有所下降，但并不表示乡镇企业己经失去了吸纳农村劳动力主渠道的作用。如果经过新一轮改制和调整，乡镇企业能够弥补自身的缺陷，适当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从以农村为主到城市超越农村，特别是农村个体从业人员的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城镇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资金积累快于农村，因此应该为农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提供更多的优惠。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大量吸收当地劳动力，另一方面改善了的就业环境也会吸引部分外出农民工回乡务工，而优惠政策的出台也将鼓励农民和在外务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又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2.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1)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许多农村非农产业因为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转求民间高利贷等途径，金融市场的不规范打击了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积极性。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建设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可以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2)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国家发展策略和体制选择外生地决定着在农村就业的机会空间，而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决定他们抓住就业机会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而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一点对于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如何在教育产业化的激烈竞争中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开辟一条道路还需要深入研究。
(3)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刚刚起步，问题很多，如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体系不健全，这使得许多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容易出现非农产业劳动力向农村和农业回流，造成就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利于稳定非农产业就业，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形成良性的国民经济循环。
3.加快城市化步伐
(1)城市化战略。目前不同城市的发展对吸引农村劳动力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中城市就业机会较多，但多数大中城市仍存在户籍限制，进入的经济成本也相当高，进城打工的农民留城定居较难；小城镇已基本放开户籍限制，进入的经济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多数小城镇就业机会有限，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也有限。从发展趋势来看，开放大中城市是城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市人口老化、扩大内需都有重要的作用。当然，解决广大农民转移进城的途径不能仅仅限于开放大中城市，中央曾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目前的情况下，应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制定相关政策。例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城市化的重点不在人口和家庭的迁移，而应重视乡村地区自身城市化的作用，可根据县以下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适当发展小城镇，并吸引其他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入，形成聚集效应；在经济不发达并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则不应盲目地搞小城镇建设，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营造城市化的外部环境上。从长远来看，一方面要按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加速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要使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获得必要的发展支持，使其在支撑县域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
(2)户籍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随着就业、教育培训等基础政策的实施和城市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准备在城市定居。通过户籍政策促进这些农民工的身份转换就成为必要。对进城农民工来说，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获得一个城市户口，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利益的获得（目前与户口相联系的这方面的内容正在逐渐弱化），还在于社会认同的实现。通过提供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待遇，提高其就业稳定性和生存质量，是社会福利保障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方面较突出的问题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等。对困扰许多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国务院在《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已明确要求，流入地政府要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目前进城农民工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缺乏稳定的工作岗位，长年在外打工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其生存轨迹大都以农村为重心；另一类是工作较稳定，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的被市民化了的农民工，争取落户城市是其目标，其生存轨迹大都以城市为重心。两类农民工都要在城市度过一定的工作周期，因而与工作周期有关的保险项目是必须为其建立的。应该对全体农民工建立与其工作周期相适应的必要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大病医疗等救助、补贴制度，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社会保险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和一定的条件（如雇佣状况、在城时间等），为有留城倾向和条件的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参考文献：
[1]马捷:基于制度需求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5（4）
[2]白南生宋洪远: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3]冯宪:农民工进城和留城的政策当议[J].现代经济探讨，2005（7）
[关键词] 二元经济 劳动力流动 理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迁移现象已取得不少成就。其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即无限剩余劳动力发展模型)。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则在补充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的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二元经济配置的理论,为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第一个人口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部门能够在维持低工资水平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现代部门具有了不断增大资本积累和实现规模扩张的内在机制，进而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第一次清晰地定义了二元经济结构，指出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显著差异，从而开辟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
二、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农业劳动力流动理论
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理论。他们认为刘易斯的二元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重要前提条件。为此，他们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该理论阐述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即当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总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工资上涨、工业贸易条件恶化、工业劳动供给曲线逐渐陡峭,从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可能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就停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减少农业剩余产品，从而使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由此,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根本保证。如果农业发展是停滞的,那么在农业劳动力流出以后,农业总产量将会下降,农产品价格将会上升,提供给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也会减少,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上升,这就限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发展了刘易斯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第一，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第二，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
尽管拉尼斯一一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所以除了存在与刘易斯理论共有的缺陷外，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哈里斯一托达罗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理论
刘易斯与费景汉―拉尼斯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就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的依据包括两方面：第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流动的重要动力；第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引进这一概率变量，是托达罗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做出迁移的选择。只要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比在农村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高，做出迁移的决定就是合理的。
托达罗理论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第一；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伴随劳动生产率的高，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就会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概率就越大，从而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口流入城市。第二；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行为必须消除。在发展中国家，由某些政治因素决定的工资水平远于农民的平均收入，一般高2倍～3倍，有的甚至达4倍以上。收入的差距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和农剩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托达罗模型局限性：一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二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在我国农民面临的土地资源向来十分严峻，我国有限的耕地在众多的农户之间细碎分割，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狭小的耕地上，使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有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大量地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经济才可能发展。
在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暗中假设了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是同步的，所以没有涉及到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劳动力同步转移模式。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而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因此也造成了这些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应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与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第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刘易斯、费一拉尼斯理论提出应通过依靠工业的发展和扩张来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托达罗模型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二，探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条件。认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在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具有阶段性。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必须重视农业和工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综合发展，循序转移。
但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因而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是有限的，还需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美)威廉・阿瑟・刘易斯 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郭庸保: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1989(12):38～45
[3](美)拉尼斯 费景汉:经济发展理论[J].美国经济评论，1961(9):536～566
[4](美)费景汉 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0
一、发挥资源优势，依赖农业科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和发明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着机械技术的方向进行的，例如与农业机械化相关的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新型动力的引进等等，这种创新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进行的。另一类技术创新活动是沿着生物技术的方向进行的，如动植物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化肥农药的发明及其施用方法的改进等等。其目的是为了节约土地而进行的，结果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对于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农民总是选择那种能够节约稀缺生产要素，并能更充分的利用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禀赋不尽相同，因而这种诱致性技术变迁的途径也不一样。
我国的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特点是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所以应选择旨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生物技术以及节约土地而多用劳动力的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在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较为成功。我国的台湾省具有耕地缺乏的典型特点，在发展的早期，台湾省利用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形成了少占用土地而多使用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成功出口了蘑菇，芦笋、鳗鱼和食用蜗牛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形成了自己的农业比较优势，取得了较好的农业收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台湾农业逐渐丧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随即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相应改变，转向出口一些具有高附加值的园艺产品。
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业生产资源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制订规划，加强宏观指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农民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现时期，农业部门应下大力气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多样化指数和复种指数，面对加入WTO后，国外优质廉价农产品所带来的压力，我国农业应切实注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绿色农业，实现精品农业，改粗放式经营为精耕细作，改追求产量为追求质量。这样既可以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劳动投入，又可以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二、提高农业公共投资，培养坚实的农业基础，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有研究表明，由于农业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可相互替代，故增加农业领域的公共投资，如农业科研、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可使生产者在私人物质投入（如土地、化肥、机械动力、种子和其他物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或者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必要投入和私人成本，或者在增加一定私人成本投入的同时得到更高的产量。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单位产品的私人成本都可能降低，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政府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至少有三点启示：
首先，政府应舍得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路筑桥，疏浚河道，完善市场设施等。在开展上述工程时，政府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当地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其次，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生产及流通环境的改善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对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农户而言，当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提高时，农户就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投入，从而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
最后，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而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其就业岗位的获得机会及收入之间呈现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做详细的论述。
三、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促使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和转移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已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在广东，有近一半以上的电子通讯产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基本上停止招收初中及高中毕业生，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不断在升级，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但是企业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成本远远高于直接从人才市场上招收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成本。所以，企业对低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了，而且，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也在下降。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广东进行分析的，但其结论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具有普遍意义。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1985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仍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占90％以上。在农村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也较少，以广东省为例，1998年，农村中受过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只有13.8％。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以下的一组数据也许更使人们清楚农民素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相关性。有资料显示，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我国农村人口中的精英阶层。首先，他们年轻，72.3％的农民工年龄在30岁以下；其次，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湖南省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的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最后，他们不少都有一技之长，48.2％的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就业前都会一门以上的技术，而全部劳动力中会一门技术的仅占22.9％。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就可能或较容易地在城镇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低素质的劳动力将会被拒绝于城镇之外。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但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城市管理成本的大小。经济学家比尔约翰逊曾指出：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的抵触，而且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减少城市管理的成本。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条件。
就如何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均进行过有益探索，总结之，其基本思路如下：1、政府应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有关研究表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应将发展初等教育放在农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地位上。政府投资于农村教育的资金应确保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有效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率。2、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这种办学方式在我国农村的一些中学已进行了很有益的尝试，并获得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有关部门应下大力气将这种教育模式发扬推广。
四、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城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市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在大城市，本地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却占据着大量的岗位，如果把由外来劳动力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下岗职工，就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为了保护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各地对农民进城务工设置了形式繁多的限制，具体包括：1、设置“经济门槛”，提高使用农民工的成本，迫使各单位、部门不吸纳或少吸纳民工；2、按不同工种限制外来工的吸纳比例；3、城市各部门、单位招用外来民工都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批准，否则要清退、罚款。
由于保护性市场低技能劳动工资的高估，导致低技能劳动力期望工资过高，影响到其在开放性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被保护性市场排出后，要么选择自愿失业，要么再难以找到工作。保护性市场还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低估的情况，由此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从保护性市场流向开放性市场，最终导致保护性市场中的劳动力的“逆淘汰”，影响整个经济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将不可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有关政府部门应转变思想，打破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对于日益增多的进城农民，不能简单的采取堵、卡、驱的限制性措施，而要认真研究农民流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结合目前的新情况，应着重以下工作：1、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转变；2、实行身份证管理，建立新的劳动就业运行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接轨；3、依据劳动法规等加强监管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完善农民进城落户后的社会保障体系；4、建立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网络，使农村宜流动劳动力及时获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准确信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和成本。
五、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为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
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这里的非正规部门指在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之外的规模很小的经营实体单位。包括三类：一类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如个体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雇工在7人以下的个人独资企业等；二类是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社团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生产自救性和公益性劳动组织；三类是其他自负盈亏的独立劳动者。2、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即“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
非正规就业是转型期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就业模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在现时期，我国面临着就业的巨大压力，大量过剩的低素质劳动力无法通过有限的正规部门来充分吸纳，而非正规部门具有经营方式灵活，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资金投入较少，经营条件要求简单等特点，正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城市就业渠道和新增就业岗位的来源。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收入差距；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55－07
陈 恩(1956―），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经济与区域经济；于 绯(1983―)，女，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广东广州 5106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区域的流动日趋频繁，经济活动集聚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但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拉大。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虽然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建议的制定，对理论演变的探索和内生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过程，立足于学者们普遍沿袭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范式，总结主要的实证成果，并且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撇清现实生活中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劳动力流动”①与“劳动力迁移”。White ＆ Wood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将迁移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居住地在管辖区间发生变化”。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导致了常住地的变更，这种流动就是迁移；如果劳动力流动不涉及常住地的变化，这种流动就是通勤者。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劳动力迁移比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更容易统计和获得，所以，学者们通常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本文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将它们视为同义。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
（一）理论演变过程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区域收入差距都会引发劳动力流动，因此区域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Hicks就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式”，奠定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乡二元模式的里程碑。Harris－Todaro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他们不仅将就业概率引入劳动力的效用函数，而且摒弃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假设，进而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劳动力对区域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仅限于实际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是一个关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净贴现值的增函数。虽然新古典迁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根据区域收入差距来判断劳动力是否迁移，决策因素过于单一。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不同劳动者也会做出迥异的迁移决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因为人力资本特征是存在差异的，这正是个人迁移回报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例如地区i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地区j，只要这个人的人力资本特征能够保证他未来收入增加，他也可能从地区i迁入地区j。由于人力资本难于量化，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概括为五项，②第五项“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就标志着迁移活动也可作为一项人力资本③。Sjaastad沿袭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引进“成本―收益法”，认为劳动者为了增进个人利益，在比较其所有可能目的地(包括现住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迁移。虽然人力资本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④，但是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并且暗示潜在的迁移者是孤立于社会的，忽略了所在家庭和群体对劳动者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工业化水平较低和社会保障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家庭财富的收益和风险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迁移往往成为整个家庭生存及发展的策略。Stark et al．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投资组合理论。农村家庭要对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通过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控制其财富的风险⑤，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二，契约安排理论。家庭与迁移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可视为一种“自愿契约”。迁移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当移民的职业及收入稳定后，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⑥。而家庭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不同于前述迁移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吸收了Marshall的外部性理论、Myrdal的循环因果理论和Arthur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空间集聚的层面阐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向心力表现为“需求关联效应”⑦和“成本关联效应”⑧的循环累积因果；而离心力是指：“要素市场拥挤效应”⑨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⑩的共同作用。当贸易自由度大于临界值时，向心力开始大于离心力，区域对称分布均衡被打破，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开始向某一区域集中，直到形成“中心（制造业)―(农业)”的均衡格局??。在此过程中，众多厂商因某一区域的需求优势而在该区域集中起来，市场需求份额增加会导致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同时，厂商竞争使中心区域商品种类丰富，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越少，节约的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降低了劳动力的生活支出，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形成“生活成本效应”??。可见，一旦劳动力流动引起集聚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从而导致“中心―”均衡格局的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演变特征
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演变的过程中，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改善福利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目的。但在此过程中，考察劳动力迁移决策的视角越来越重视微观因素，变量由外生转变为内生，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区域收入差距或者预期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迁移理论认为，除了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人力资本差异也会导致个人之间迁移回报率的不同，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由与潜在迁移者密切相关的群体共同决定的结果。以上迁移理论的共同假设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而新经济地理学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运输）成本等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按照“劳动力流动―产业空间集聚―区域收入差距”的逻辑链条来阐释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关系。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经验
（一）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
1．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第一，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之分。从短期来看，劳动力流出降低了迁出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利于区域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中，移民汇款汇往迁出地，增加了迁出地的投资，从而提高了迁出地的生产率和农业产出。Rozelle，Taylor， De-Brauw以我国河北省及辽宁省的农村家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二，移民汇款的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影响迁出地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国内汇款可以降低迁出地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国际汇款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原因在于移民存在选择性，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两类不同素质的群体。McKenzie在研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国际迁移时发现，当迁移规模较小时，位于财富分布上端的家庭从迁移中获得更大利益，使迁出地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移民分布的家庭越广、移民规模扩大，位于财富分布下端的家庭获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迁出地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认为，随着迁移阶段的进行和迁移规模的扩大，迁出地内部收入不平等与国际移民汇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取决于职业选择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多数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与迁入者职业相同的本地劳动者将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下降；而与迁入者职业形成互补关系的本地劳动者，则会受到互补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上升。形成互补关系的迁入者与本地劳动力是否产生竞争效应？这与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有关。Knight，Song and Huaibin通过分析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村移民往往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两者之间并未构成竞争效应。但Roberts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与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本地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形成了竞争关系。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收敛性的作用
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首先，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而资本则是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区域流向较高的区域，因此区域收入增长倾向于趋同。第二，劳动力通常从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就会降低落后区域的相对人口增长速度，使得落后区域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提高，因此可以缓解区域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收入收敛。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与上述理论不符。Barro and Sala－i－Martin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较长时间序列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人口迁移促进一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收敛，而为另一部分国家带来发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迁移的劳动力往往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向发达地区迁移，使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增加，但会加剧两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差距，产生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Shioji利用日本1960―1990年39个地区的数据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收敛性的作用。他发现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经济收敛，但影响较小，不至于使区域收入水平绝对的发散。Rappaport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理论模型??，当劳动力从小国流向工资较高的大国时，小国劳动力减少会降低小国资本的边际产品，小国居民的投资率就会降低，由此减慢了经济收敛速度，说明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区域收入收敛的作用十分有限。[1]Larramona and Sanso演绎了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收敛的动态变动规律。当达到稳态时，各国将以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但这并不表示各国人均工资水平也具备收敛性，各国人均收入仍可能长期存在差距。[2]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必然导致区域收入的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机制。
（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
1．空间均衡状态与实际工资差距
根据中心―理论，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的大小，但实际工资率差距取决于产业空间状态。如图1所示，l1表示贸易成本较高的集聚过程，区域1产业份额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所以劳动力不会流动，区域对称分布是唯一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此时两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 l2表示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的集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但是内点不对称均衡（不完全集聚）在长期中是不稳定的，只有完全集聚均衡才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只有达到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才会产生差距。l3表示贸易成本较低的集聚过程，在产业份额的1／2点，工资差距曲线的斜率为正，表明区域1产业份额的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工资率的上升，于是劳动力流动与实际工资率上升形成一个循环累积因果，最终导致中心―的空间收入差距格局。[3][4]可见，只有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而在其他长期均衡状态下，实际工资差距为0。
2．集聚对不同区域产生的福利效应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集聚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产生以下几种福利效应：第一，集聚会同时促进中心和区域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但区域间的福利差距存在扩大趋势。[5]因为集聚带来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使中心区域增长率高于，并且创新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当贸易成本低于临界点，中心区域就会获得较高的增长路径而实现经济起飞，而区域会享受到中心区域经济起飞带来的好处，福利水平大幅上升。但是只要贸易成本不为0，两区域的相对福利差距是持续扩大的。第二，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促进创新成本降低，从而使现有厂商资产缩水，对中心和区域都产生负效应。由于中心区域资本存量较高，所以对中心带来的负效应比更大。第三，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会影响交易费用，给中心带来交易费用下降的正效应，而给则带来相反的负效应。
3．集聚状态对异质劳动力产生的福利效应??
当贸易成本较高时，熟练劳动力均匀分布在两个区域使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集聚也会导致熟练劳动力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但是对于不熟练劳动力而言，无论贸易成本如何变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最有利的??。Ottaviano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Vanessa Strauss－Kahn进而提出就业不平等的空间模型，他把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并且各自分布于两个区域。两类工人可以选择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者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但是不可以跨区域流动。当技术创新相对集中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将向高技能工人所在区域流动，如果相对工资保持不变，低技能工人所在区域就会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福利水平大幅降低。此外，Mu-rata、Mossay、Tabuchi ＆ Thisse的研究显示，工人对原居住地的特有偏好、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异质偏好产生的离心力构成一对相反的作用力。这一对作用力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影响着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导致区域工资差距也随之发生改变。
4．异质劳动力流动与集聚
虽然Walz的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为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有利条件，但Wolfgang的分析表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随知识起源地与扩散地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6]Takatoshi Tabuchi et al把劳动力流动的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强调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劳动力流动将呈现多元化趋势。[7]近十年来欧洲国家迁移流的变化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欧洲国家以低素质劳动力流动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欧盟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所以，劳动力的异质性对“中心―”模式具有明显的分散效应，劳动力异质性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离心力就越强。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将经历“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
5．异质空间与收入不平等
空间的异质性对空间收入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有关学者15年来的经验研究，可以认为异质空间正是通过以下三类地理特征影响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过程，从而促进空间收入不平等。第一类地理特征是指[8]，运输成本、要素禀赋、矿山资源、交通枢纽、贸易港口等区域优势将有利于产业集聚。第二类地理特征是指，[8]需求、供给和知识创新的接近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会引发产业集聚，使生产和销售节约成本，获得更多利润，并且这些因素具有自我强化作用。第三类地理特征是指社会基础制度特征。Bao Shuming et al．运用我国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沿海各省具有自然地理优势，造成较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些地理特征提高了要素报酬率，从而吸引劳动力和FDI向沿海区域集聚。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各省增长率差距的60％，肯定了空间异质性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贡献。Songhua Lin利用Redding－Venables模型对我国1988―1998年的工资差距进行检验，发现区位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并且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的比较
（一）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不同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区域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迁出地收入水平、迁入地收入水平、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方向、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化等，达到缓解区域收入不平等的目的，并且只存在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间收入收敛的条件收敛机制。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产业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中心与区域的收入差距。其中，制造业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大小，市场规模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会导致中心与区域的名义工资差距扩大。与名义工资率差距不同，实际工资率差距与产业空间集聚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劳动力流动导致“中心―”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时，才会产生中心区域高于的实际工资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各异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移民汇款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职业选择的替代和互补效应、人力资本竞争效应等是作用于区域内收入差距的机制；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迁移者人力资本水平等是作用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机制。这些影响机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既可以加剧也可以缓解区域收入差距水平。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贸易（运输）成本、市场潜力大小、产业集聚状态、劳动力的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导致区域间形成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贸易（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产业完全集聚、流动的劳动力异质性越低，越容易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
（三）劳动力与区域的内在关系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根据劳动力迁出地和迁入地内的收入水平，以及区域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来探讨区域收入差距，可见区域的存在是先验的，并且区域之间相互独立。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只有在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才会产生，而在其他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可见，区域存在与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内生关系，并且区域之间相辅相成。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论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各方面观点尚未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二者通常互为因果，并且导致二者产生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对于这一命题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原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假设前提和微观基础，如考虑更加多样化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更多细分的劳动力异质性、更多种运输成本类型等等，使研究结论更加具备一般性意义。第二，将多种外部性纳入劳动力流动导致的集聚过程，如异质性知识外溢，进一步建立动态的分析框架探讨空间均衡路径，从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考察区域收入差距。第三，从空间经济视角对区域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区域基础设施和福利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缓解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办法。
注释：
①可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水平流动”通常指劳动力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工作变动。“垂直流动”通常指劳动力从一种职位流向更高级别或更低级别的职位，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一般工人向管理人员的流动等。
②这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分别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的教育；成人教育；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③虽然迁移本身并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但是能够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扩大人力资本的潜力。
④如年轻、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
⑤包括缺失的或者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家庭财富造成的损失。
⑥从迁移者的角度看，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除了互助及利他精神以外，很大程度源于迁入地就业的不稳定、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等。
⑦当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一个偶然因素会使厂商在某一区域集中。厂商为了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而扩大规模，不断流入的劳动力同时成为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大，于是市场规模扩大吸引更多厂商的进驻，这就是“后向关联效应”，也称为“需求关联效应”。
⑧厂商集中会刺激名义工资上升，而产品市场竞争力会导致产品多样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于是劳动力生活成本降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又会刺激更多的劳动力流向这个区域，这就是“前向关联效应”，也称为“成本关联效应”。
⑨“要素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农业的生产必须分散进行，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又不具有替代性，于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存在增强了分散力。
⑩“产品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随着一个区域生产份额的提高，如果相对市场规模一定，将会降低该区域每个厂商的销售额，从而降低流动要素的收益，这显然不利于厂商集中的分散力。
⑾人们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越大，工业产品的种类越多，导致向心力就越强，临界值ΦB就越早出现。当贸易完全开放，即贸易自由度为1时，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都不复存在，企业选择任何区位都是一样的。
⑿可视为一种“需求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⒀可视为一种“成本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⒁典型实例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现象。
⒂该理论模型中包括一个已经达到均衡的大国经济和一个未达到均衡点的小国经济。
⒃标准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假设流动要素是同质的，偏好是相似的，并且他们根据实际工资率的高低决定是否迁移。因此只有完全集聚状态下，中心和区域的实际工资率才会存在差距，否则，两区域之间的工资率是相等的，但实际情况比这种假设复杂得多。
⒄当熟练劳动力向中心区域集中时，既没有考虑移民增加带来的竞争加剧给当地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没有考虑导致市场需求扩大给企业带来的正外部性。
[参考文献]
[1]Rappport，J．，How does Labor Mobility Affect Income Convergence?芽．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05， 29(3)．
[2]Larramona G． and Sanso M．， Migration dynamics， growth and convergence．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Control， 2006，(30)．
[3]Baldwin，R．E． and P． Martin，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in V．Henderson and J．F．Thisse，ed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es: Cities and Geography，North－Holland，Amsterdam．2003．
[4]Helpman，E．，The Size of Regions，in D．Pines，E． Sadka and I． Zilcha(eds．)．Topics in Public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5]Martin，P．and G．Ottaviano，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43)．
[6]Wolfgang Kelle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1， Mar)，2002．
经济全球化全新而复杂的运行机制要求我们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其内在的利益机制，从而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也必须从对新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上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纳大学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执行董事、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在对这种冲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显现形式，而忽略它的间接隐蔽形式。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冲击，不仅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从而正确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先是易于看到的显性冲击，如由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国产业的生存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弱小的现代制造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可能迅速崩溃；由企业破产与产业倒闭而导致的失业迅速增加；由本国生产萎缩引起的政府收入的严重下降和政策对本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明显削弱；由竞争失败导致的本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落后，从而使工业现代化目标的丧失；由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混乱，其中包含着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永恒性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因此，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回答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只说明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说明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深化国际分工，仅此而言可能对各国在总体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关系却同样是未知的。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邓宁等提出了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全球化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就某一种产品从事跨国贸易，而后者是指一个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经济实体通过一个增值链网络进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高度协调以服务该实体的全球利益。因此，从微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企业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参与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从宏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国金融、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区域多样性，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增值构成其GDP的相当比重。邓宁认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介于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之间，但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从贸易竞争上看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不能仅仅从产业生存上看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冲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现代产业。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已经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分工，因为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已经提升。但是很明显，除了就业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获得产业进步的主要利益。至少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各种好处，如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外部经济、学习曲线等等，在许多产业中是不明显的、或者是有限的，经过较长时期才逐步体现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的进步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绝不是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的全部。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以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要素富裕是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正确的理论，隐含了各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隐性冲击。
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仍然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方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企业网络等等。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决定了其获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热也认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是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
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了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
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益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国际经营管理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稀缺性的结果，因此使企业的收益向跨国投资者转移。在合资企业中，跨国投资者的各种非现金投入中大量实现了国际经营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资则更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而大量获得了国际经营管理收入。
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农民培训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上农村劳动力仍然呈现数量不够和质量不高的状况。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出去是我国农村今后的发展趋势，农业后继无人在我国将不是遥远的事。据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农业后继无人现象还将加剧。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的深入，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阻力越来越小，农民进城务工由挣钱回家转向到城市生活，外出务工农民举家外出的越来越多。目前大量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妇女、老人、孩子成为务农劳动力的主流，已经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2009年农民问题研究所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青年不懂、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缺乏基本技能和现代农业技术。“今后谁种田？怎样种田？如何帮助种田的人种好田？”是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建华谈到农村农业劳动力缺乏的危害时的提问。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现状与问题、掌握怎样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对发展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以及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的新型农民。当前我们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新阶段和关键时期，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着许多课题和挑战，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将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职业农民是将农业作为产业来经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职业农民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一是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二是必须以获取经济利润为目的；三是必须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经典定义，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有较大差别。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是一种等级秩序；而职业农民更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它是农业产业化乃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传统农民是“世袭”的，具有强制性，不可选择性；而职业农民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自我选择的，具有自主性。传统农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难以流动，具有封闭性；而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人员，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开放性。传统农民对于经营素质、科技知识、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条件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几乎没有什么约束；而职业农民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投入等方面或某一方面则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性。
理论上说，农民要成为一种职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重要条件：一是农民这种职业是由经营者或劳动者自主选择的，并能够充分就业、自由流动；二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取得社会平均收益；三是从事农民这一职业的人员能够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条件。现代农民不是身份、称呼，而是有尊严、有保障的职业。要从认识上实现从传统身份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变，必须要把职业农民的培养与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相结合，与惠农政策和土地规模经营、贷款等准入制度挂钩，使农民能够实现稳定就业、公平保障。加快职业农民培育，是解决务农人员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有效途径。
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来看，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供给增长将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带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劳动生产率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
土地和户籍制度需要联动改革
中国的城市人口即使包括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农村居民，也只有45％左右，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
但是，问题在于，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采取同样的步伐来提高城市化水平，还是在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以更快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显然是后者。但是，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却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
目前，中国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中央政府对各省市都设置了保护基本农田的指标。为了保护耕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较发达的城市的非农业用地指标已经非常紧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如果沿海地区缺建设用地指标，而内地有的话，至少应该允许沿海到内地买这个土地指标。
如此一来，内地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内地的大量劳动力再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一起联动改革，让内地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必须在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放弃集聚，就是放弃发展
随着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内地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生产效率将获得极大的提高，问题是，在此过程中，到底可以获得多大的增长空间?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研究了不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的区域布局，总结起来可以得到五个结论。
首先，一个城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离显著地影响了它的土地利用效率。笔者测量了一个城市到沿海三大港口：香港(包括深圳)、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发现沿海和内地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差距是巨大的。以2006年为例，如果从大港口开始往中国内地走，走到500公里的时候，相当于从上海走到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在这个范围内，土地利用效率下降50％。
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经济理论，经济开放的进程会提高大港口附近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会引起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从1995年到2000年，特别是2000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里，地理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反过来说，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我们不在土地政策上做重大改变的话，中国在土地利用效率上的损失将越来越大。
第三，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要远远超过中西部。在未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让距离大港口450公里以内的城市面积扩张更快，而不是所有城市同步扩张，才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平均利用效率。
第四，中国的经济活动的集聚趋势远远领先于人口和城市土地的集聚。笔者的研究计算了不同城市的规模差别，发现大城市越来越大，小城市相对来说越来越小。中国经济在发生集聚，而人口却没有充分集聚，道理很简单，因为受到户籍的限制，人口没有充分自由地迁移。
第五，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城市建城区的扩张速度，而且主要是西部城市存在这样的脱节。有趣的是，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越往内地，城市面积的扩张速度越是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中国内地城市的扩张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这对于中国这样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来说，经济损失非常大。
人均收入如何平衡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经济集聚是不是会导致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但笔者要说的是，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不仅地区间的差距不会扩大，反而会缩小。
对于区域平衡发展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人均收入或者生活质量的平衡。人均收入如何平衡?
中国在过去30年里面，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经济集聚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要实现区域间的人均收入的平衡，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收入者要能够自由流动。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全世界就一个国家，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想让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最有效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把发达国家的国界放开，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民，让发展中国家的人自由地迁移到发达国家去，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就缩小了。
中国在过去30年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更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者的跨地区流动是受限的。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城市，通常常住人口要远远超过户籍人口，而在中西部城市，则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在流动中的劳动力是中西部的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自由流动将加速城市化进程，大大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
地区间差距在集聚中缩小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地区会更多地享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扩大地区间差距，但最终，地区间差距一定会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再缩小。这个过程已经被法国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那么，为什么经济在集聚的过程中会走向平衡呢?
首先是因为交通成本持续下降。一开始，交通成本非常高，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要素流动和经济集聚就发生了，之后，交通成本持续下降，一些经济活动远离集聚的中心，反而也可节省成本。
其次，有一些资源在物理属性上就是不易移动的，与这些生产要素有关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完全集聚。比如说自然资源，很多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经济活动都接近于资源所在地。再比如说文化，文化的可移动性实际上是非常差的，当文化成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时候，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例如旅游)也不会集聚发展。
第三个导致经济离散发展的力量来自所谓的“拥挤效应”。在集聚过程中，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污染也更严重，犯罪率也更高，特别是地价、房价和工资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觉得集聚的好处还抵消不了拥挤的成本，这时候也会出现经济活动的离散趋势。
第四个机制是偏好差异。经济集聚的好处是规模经济和收入增长，但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钱的。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爱钱的人到大城市，但必须忍受交通拥挤、污染、犯罪这些问题。如果不那么爱钱，可以到内地某个中小城市生活。这就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区域间平衡。
最后，不要忘记汇款机制。实际上，大量的劳动力流动到较发达地区之后，还会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汇回老家，这是很重要的平衡区域间收入水平的机制。
要财政转移，更应要素自由流动
要实现区域间平衡，直接动用行政手段，把富的地方的钱拿来给穷的地方不就行了吗?但是，财政转移并不是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治本之策。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并没有起到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的作用。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那些在平衡区域发展上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通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的。
让沿海城市购买内地的建设用地指标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的财政转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内地自然地分享到了土地在沿海地区的增值收益。建设用地的指标甚至可以分解到人，让土地指标和人一起走，农民工在哪里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将土地指标带到哪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还将展开相互竞争，这就提高了农民的谈判能力，有益于让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更为有效的区域间平衡发展政策，但也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
比如，土地制度一定要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那些需要更多建设用地的城市也应该同时接纳低技能的劳动力为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要均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