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9:41: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朱熹道德教育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德育目的上，朱熹根据其哲学思想以及古传的划分，把教育阶段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小学”强调“成人”的教育目标，而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得以“成智”[1]。“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2]在朱熹看来，所谓“成人”，就是一个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一个人摆脱原始性、蒙昧性、野蛮性变得有理性、有教养的过程，是一个人经过教育并通过“成人礼”的洗礼，开始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而“成智”的教育主要是“增长见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指的“智育”。总之，朱熹在教育的目的上强调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且要德育为先，以德统才。
在德育的内容上，朱熹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到“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以及礼仪教育的问题。首先，在“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虽然朱熹的这一主张成为了今天众多批评者的的矢，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具有现实针对性。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出：太学“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得隽于场屋者耳”。再让我们联想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以理统欲的主张是针对时弊的。至于“礼仪教育”的问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载体，这在自宋以后的理学教育体系中也不例外。
在德育的方法上，朱熹强调师者的模范表率作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为了教育学生，朱熹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甚至还特意邀请时贤名流到学校任教，“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朱熹还特别重视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他说：“学校规矩虽不可无，亦不可专恃，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劝导，使之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3]同时主张对学生加强伦理教育，改善教学方法，“无牵于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不但为举子而己”。
在德育发展的阶段理论上，朱熹主张教育应该有先有后、循序渐进。朱熹认为八到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德育的任务是“教事”，即让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4]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五个方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矩、行为举止等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十五岁以后是被朱熹称为“大学”教育的阶段。德育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教理”，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5]。朱熹还认为，这两个阶段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二者同时又是紧密联系的，他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5]
在教育的管理上，朱熹主张“德主刑辅”。朱熹认为学校的教学管理不但要有必要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把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实行，同德育的教育管理目标结合起来，他说：“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义理之不足以悦其心。”[5]要求教人者能“知其心”，言“中其情”。以德为主，就要切实提高德育的成效，而德育的成效则取决于施教者和受教者能否将心知心，情感交融。
二、朱熹德育思想对中小学德育的启示
1.做事为主——辅之以理。朱熹认为“小学”教育阶段是人生的8~15岁，并为“小学”制定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在儿童“成人”教育的路上，“小学”德育应侧重于“事”，“大学”才侧重于“理”。朱熹反复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定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根据布鲁纳的认知生长理论，儿童的认知生长要经过动作表征、映像表征和符号表征三个阶段。在动作表征阶段，儿童主要靠动作来认识了解周围的世界；动作表征是认识的基础，但却使用终生。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也认为：认知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结构连续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过程的进行是连续的，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不连续的，故发展有阶段性；发展阶段是按固定顺序出现的，出现的时间可因个人或社会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变。根据以上认识，我国中小学阶段的德育应该以“做事”为主，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从做中学”，这是符合道德发展基本规律的。但是“做事”和“明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发展阶段又是以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个体的年龄为根据[6]。儿童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明理——做事的过程即是明理的过程，但是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中小学的德育只能以做事为主、辅之以理。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特别是教育者一定要为学生树立模范表率的形象，并通过一些现代道德教育活动，形成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能力。
2.德育引领——四个学会。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德育无疑是教育中的首要任务，“成人”的教育要优先于“成才”的教育。“小学”的主要教育任务是“成人”的教育：通过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使儿童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从朱熹的教育主张来看，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学会做事学会认知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做事“是朱熹教育主张的起点，儿童要先掌握正确的做事方法，然后再明其理。学习做事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的，那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在朱熹看来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君、亲、师打交道；知道了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达到了“乐群”的教育目的。通过学会做事，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之后，射御、书数之文的学习才有坚实的道德土壤，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德才兼备。朱熹这种先学做事、德育引领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代中小学教育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小学教育应该德育为先，为培养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雕琢好中小学生这块“璞玉”；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培养中小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培养他们正确处理自身与家庭、社会的关系的能力，以及独立判断、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逐步养成知荣明耻、尊敬师长、相互尊重、友善宽容等文明行为，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生存技能。
3.仪礼载道——重构礼教。朱熹的道德教育秉承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可谓是“礼仪载道”，而我国古代重视“礼教”的传统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然而反思我们当今的学校道德教育，最缺乏的就是礼仪教育，尤其缺乏日常生活行为的礼仪教育。因此，重构礼仪教育，对中小学生进行现代礼仪教育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4.统筹规划——注意衔接。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论述体现了一种统筹规划和相互衔接的教育理念：朱熹不仅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阶段，而且为每个阶段的教育设计了具体的目标、内容、方法和策略。这种统筹规划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学校德育系统分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子系统，每一子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要素。目前我国大、中、小学德育衔接性不强，甚至有各成体系、断代以及缺位嫌疑[7]。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对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工作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但小学、中学在以智育为核心的导向下德育出现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地位被严重边缘化；道德教育本身被严重抽象化，脱离日常生活基础；德育方法主要靠苍白的“说教”和“灌输”；教育内容重复而陈旧；大、中、小学德育缺乏统一的执行和管理；德育评价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结果是：儿童“知”与“行”不能很好统一，德育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程但教育效果欠佳。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小学德育放在大、中、小学德育的大系统中去考察，从德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以及儿童道德发展问题上进行统一规划、整体部署，并在教育管理上确保这一德育理念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冯达文.简论朱熹之小学教育理念.中国哲学史，1999（4）.
[2]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3] 朱熹.答郑常卿.朱熹集，卷62，
[4]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小学辑说，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一）朱熹家庭教育的基本主张
1.及早施教
朱熹认为早期教育是教育的最佳时期，这时期儿童心理纯净尚未受到外界熏染，如果给其以道德教育，就可“先入为主”，收到教育的最佳效果。朱熹将胎教作为早期教育的始端，他认为孕妇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腹中胎儿。他曾提出：“古圣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庄，才过从矣”的胎教思想。在教师的选择上，也体现了“早”。朱熹认为，慎择幼儿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在他看来，乳母与婴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儿的影响也较大，“乳母之教，所系尤切”，为此朱熹提出了选择乳母的条件：“必选求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备的品行。此外，当幼儿入小学之后“及早施教”的理念仍然不能放弃，这个时期，父母应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以“孝悌”、“诚敬”等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来抵御“不合礼法”事情的侵袭。由此可见，朱熹教育思想中一直贯穿着“及早施教”的思想，希望子女在童蒙时期能够接受正确的教育，为以后成长奠定基础。
2.取便于童
朱熹批判当时家长不顾儿童心智发展规律，而一味地要求儿童死记硬背的错误教育方式。提出了“取便于童”的主张，为此他专门对古代经典添加注解，以方便儿童阅读，如《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这样便于儿童汲取书本的精华。此外，他认为除了让儿童诵读经书之外，还应该根据儿童身心的特点，适时的更新教育内容，开展一些新的教育训练，提升其子女的心智水平。比如在小学阶段，朱熹认为这一时期儿童“智识未开”，思考能力低下，所以主张儿童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追求浅显、具体，以“教以事”为主，即“洒扫、应对、进退之事、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阶段，重点是“教理”，即教以事物之所以然,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提高儿童修养水平。朱熹认为小学阶段是培养璞玉，而在大学阶段是给璞玉加修饰，使之更加光鲜亮泽。这两个阶段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处理好儿童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教育任务，做好衔接工作，才能使儿童获得更完整的教育。朱熹的取便于童，循序渐进的思想符合教育的某些规律，为我国古代蒙养教育增添了新的血液。
3.易子而教
朱熹十分关心子女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平时著书亦或交友，都不忘谈及子女教育问题。在其子女婴孩时期，他都是亲身进行教诲，教以读书识字，培养日常品行习惯。子女长成一些后，朱熹自觉能力有限，为了给他们提供优良的教育，他采用古时“易子而教”的教育主张，将自己的子女交给别人教诲。为了教育儿子朱塾，朱熹先后诚请林用中、蔡元定、名师吕祖谦等人进行教导，希望在老师们的学术熏陶和淳淳教诲下，使得朱塾养成良好的习惯，提高文学修养，有所作为。
（二）朱熹家庭教育的主要原则
1.以身作则
朱熹认为家长是儿童情感上最亲近的人，儿童自出生起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的言语、举止、习惯、爱好等都会在儿童心中打下很深的烙印。因此朱熹就认为父母必须“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水平，为此他提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弟子及家众”。只有这样才能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使之初尝教育的甜果。
2.立规训导
封建“礼教”是封建时代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体系，也是儒家教育的重要内容，朱熹对“礼教”十分重视，为了规范和约束儿童日常行为，使其有规可循。朱熹专门编著了《童蒙须知》，该书分衣服冠履、言语不趋、洒扫涓洁、读书楔子、杂细事宜等目。对儿童生活起居、学习、道德行为礼节等均作详细规定，例如，规定“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凡脱衣服，必齐整摺叠箱匣中；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于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当所知”等等。虽然要求比较琐屑，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3.严而有慈
在家庭教育中如何处理好慈爱与严格的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父母自然要对子女爱护，但是朱熹认为“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在朱熹看来，父母爱护子女天经地义，但是慈爱应有“度”，父母应担负起子女教育的问题，做到有爱有教。朱熹常教训子女：“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于昏怠。出入步趋,务要凝重,不可剽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观杂书,分精力,早晚频自点校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放佚,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虽然他的有些做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合理，但是他的初衷是不可臵疑的。
二、朱熹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一）重视开发早期教育的价值
加强基础道德教育孩子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但现在家长过于重视智力开发和文化教育，却忽视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朱熹非常重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时期儿童是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个性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能顺应儿童的发展习性和发展要求，顺势利导，将为幼儿一生的道德行为打下良好的基础。幼儿美好的心灵、优良品质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要靠从小对孩子进行有明确目标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来实现。比如，从小要求孩子爱清洁讲卫生、说话文明、不打架骂人、尊敬长辈、友爱同学、帮助他人、自己的事自己做等等。这些内容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从小事、从身边事做起，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于被儿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将为今后的生活学习打好良好的基础。
（二）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关键词：宋代蒙学 道德教育 发展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亦称“蒙学教育”，是指当儿童智慧开蒙之际及时施以正当的教育，或者说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问。蒙学教育以“明人伦”为目的，以孝悌为主要内容，始终肩负着承载和传播伦理道德的使命，伦理道德教育也就成为传统蒙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到了宋代，蒙学的伦理道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宋代，由于儒学复兴，特别是理学兴起和发展，在伦理道德教育实施上，注重把伦理教育实施于“童蒙”开始，在“洒扫应对”等细微之处用功，养正气道义于幼蒙时期，以便打下良好的伦理道德根基。宋代的蒙学伦理道德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蒙学伦理道德教育专门教材增多
宋代蒙学伦理道德教育教材的增多从北宋时期就开始了，到了南宋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有关史料看，吕本中的《童蒙训》是这类教材中比较早的一种。它用宋代流行的语录体写成宋代名人的言行汇编，分为三卷，主要涉及儿童道德修养和部分学习方法问题。书中罗列了吕氏本家以及北宋一些名人（多为理学家）的言行和事迹，内容比较形象生动，避免了伦理说教的单调死板，能给学生造成较大影响，书中文字也比较浅近，是这类教材中较成功的一部。继《童蒙训》之后，南宋还有不少蒙学伦理道德教育教材。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与其学生刘清之编纂的《小学之书》、邵笥的《孝悌蒙求》、程端蒙和董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朱熹的《童蒙须知》和《小学》、真德秀的《家塾常仪》等等。此外，宋代还专门为女童编写了蒙学伦理道德教材和读物，如徐伯益的《训女蒙求》等。
伦理道德教育教材的增多，表明宋代儿童伦理道德教育的进一步加强。从这些教材几乎都是理学家的作品看，理学思想对当时蒙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极大。同时，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地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对人行为和思想的束缚。这种倾向除了在专门的伦理教材中得到体现外，在其他类的蒙学教材和读物中也加入了不少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
二、伦理道德教育逐渐成为蒙学教育的主要职能
强调儿童的道德品格培养，注重儿童道德行为方式的训练，成了宋代蒙学教育的主要职能。由于宋代对儒学的重视和提倡，特别是理学的产生，蒙学教育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训练职能得到了强调。并且伴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从南宋后期开始，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训练逐渐成为蒙学的主要职能，而蒙学的另一职能――知识技能训练却逐渐被削弱。这与儒家伦理道德型人才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诚如朱熹说的“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为忠为孝也”。
三、蒙学教育对象扩大，社会伦理教化功能增强
宋代以前，蒙学教育多流行于宫廷之内或某些达官贵人之家。到了宋代，蒙学教育已逐步推广到一般庶民子弟之中，教育的对象、范围扩大了许多。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陆游在《秋日郊居》诗中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育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他还自注：“农闲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蒙学在宋代得到普及，且形式灵活多样。随着蒙学教育的普及和受到重视，蒙学的社会教化功能也进一步加强。这不仅基于对蒙学基础性意义的认识，而且是基于以下事实。在宋代，对于有机会受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无受大学教育的可能，蒙学阶段既是他们受教育的开始，也是他们受教育的结束。他们受教育的最终结果，仅仅是要掌握最低限度的或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读写能力和必要的伦理道德教育，而不在格物穷理。蒙学教育因受教育对象众多，以及被作为大多数受教育者的唯一机会，社会教化功能得到凸显。
应该说，宋代的蒙学教育与社会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蒙学的教材和读物是作为社会普及读物通盘考虑的，比较好地解决了少儿读物、蒙学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相互衔接、沟通和配合。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既是蒙学教育的通用教材，又是流传极广的社会通俗读物。这样大大强化了蒙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参考文献：
王阳明将“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这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而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善恶的差别。当恶念抬头时，人的判断往往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这时就要反求诸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所以，在王阳明看来，“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示其规律，所以，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的重要伦理观点之一。是他根据孟子的“良知”观点加以综合、发展而创立的学说。（语出《孟子.尽心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
其要点包括：
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
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感觉。这也就是诚意。
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2、“心即理”
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思想，认为“万物皆归于吾心”，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王阳明“心即理”是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不是朱熹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
3、“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知行合一”观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 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功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一、中国古代幼教思想的本要义理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是由西方传入的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那么，什么年龄段为幼儿呢?《礼记曲礼》中说:人生十年曰幼，学。汉郑玄注曰:名曰幼时，始可学也。把人从出生到10岁出外上学之前的年龄段视为幼。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又把人从出生到8岁的年龄段视为幼。不论是把幼儿界定为10岁还是8岁，所指代的都是从出生到外出求学之前这段时间，幼儿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宽泛概念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中国古代就有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的幼教思想，民间也有小树不剪不成材，小孩儿不教不成人的俗语，反映了古人对幼教的深刻认知。孔圣人周游列国授经讲学，感悟出教习真谛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成的绝妙论断。汉代的贾谊则明确提出了早谕教的主张:婴幼儿心地纯洁，可塑性大，在婴幼儿纯洁的心境还未受到外界环境的熏染时就要及早教育，造就循规尊礼的言行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其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倡导: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对幼教领悟颇深。他认为，幼童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也特别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即将事无一济矣。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幼童时期，思维稚嫩，早以教育，生性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否则，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任何有所作为者，幼年时就确立了奋发向上之志，必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教主要是家庭教育。施教者一般是婴幼儿的父母尊长，注重根据幼童身心发展和认识水平的特点，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灵活机动、适时而教，感知知识、遇物而教，应幼儿的性情，引发幼童的兴趣，导幼童行为，讲究教育的方法。能坐、能行则扶持之，勿使倾跌也，教以幼童坐、卧、爬、行等肢体运动、戏耍锻炼;按照幼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创设幼童感知知识、辨析事相、发展语言能力的环境;造就幼童勤于动手、生活自理、讲求卫生的行为养成;培育幼儿日常生活、接人待物、言行举止等礼仪修养;塑造幼童尊老爱幼、扶弱济困、积德行善的行事之道;确立幼童为人处世、谦卑恭敬、诚实正直的德性;还特别重视对幼童言行举止的垂范和影响作用，朱熹论定为: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中国古代幼教的品德教育崇尚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核心思想，并把其作为品德教育的主旨。汉代的王修教育自己的儿子，未必读书，并学做人。朱熹则倡导: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钱穆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教育的主要对像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钱穆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都是为人的条件，是人所遵守和具备的素养。幼童在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塑就长成难以改变。因此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古代的幼教在立德遵礼、修身养性的铸塑上是成功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成为了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二、古代的幼教对幼儿素质教育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幼教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古代教育家倡行的顺应幼儿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顺导幼儿性情，鼓舞幼儿兴趣，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依据幼儿成长规律施行穿衣膳食、肢体运动、感知知识、辨析事相、礼仪规矩、德性品行的塑造养成的幼教理念，对于幼儿素质教育改革、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是立国之本，幼儿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的根基，以幼儿为本体，顺应幼儿的发展，使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培养德、智、体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推进幼儿素质教育根本的目标要求。
道德教育是素质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要借鉴古代幼教以道德教育为主，把道德教育置于重要位置，渗透入幼儿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感知知识之中。克服幼儿教育为义务教育服务，重智育、轻德育，重识学、轻素质，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倾向，把道德教育贯穿于幼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提升幼儿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摘要：儒家德性论的核心是建构了一个内容涉及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德目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德目繁多。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古往令来被人们视为生活的行为准则、修养的理想目标。仁、义、礼、智、信是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德目。且以“仁”为核心。儒家德性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三个层面。
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孔盂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它包括状态、性情和习惯等。在西方传统里，它分为勇敢、慷慨、谦逊、节制、大方、大度、温和、公正等条目；在中国传统里，它则分为恭、宽、信、敏、惠、忠、孝、礼、智、义等条目。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一)身教示范、典型引导的榜样仿效方法儒家特别强调统治者、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臣民和学生的榜样。孔子曾经对鲁国大夫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还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儒家要求统治者带头践行高尚的伦理道德，做被统治者的道德表率，以达到榜样示范教化万民的目的。同时，儒家对教育者要求也很高，认为教师的道德人格对引导学生的作用很重要，教师要以身教示范，严格要求自己，做学生的道德楷模。孔子主张“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即对人要忠诚守信，不交品德学识不如自己的朋友，如果做错事就要敢于改正。孔子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讲究做人做事要坦荡、磊落，不要过分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孔子正是用自己以身作则的道德言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影响着他的弟子，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儒家在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身教作用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典型引导在德育教化中的作用，从而达到榜样示范的目的。如早在秦汉时期基层政权组织设置的“三老”，主要职责就是要做到凡有忠孝节义可为民效法者，都旌表其门，以为倡导。清朝顺治皇帝就曾颁发《上谕》教化民风，规定每月初一、十五民间乡里要在宗族祠堂等地集中宣讲《上谕》，并按照其要求在老百姓中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通过对优秀者树立牌坊，修建祠堂，加官进爵等形式发挥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从而达到上行下效，以点带面，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进而维护其统治秩序的目的。
(二)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差异培养方法在道德教育过程的一贯性和持续性问题上，儒家强调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的实际情况，提供既有差别又相互联系的、具有渐进性、层次性的教育目标，并循序渐进地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德育方法。如南宋朱熹把对学生的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在对学生的要求以及在学习内容上虽然不一样，但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教育过程，“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明其理”。“小学”要求学生做到“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事”、“杂细事宜”等五个与道德修养相连的方面。“大学”阶段就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选取《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该阶段的基本教材，并对其重新进行了诠释。［3］孔子在其教育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主张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引导，做到因材施教。如《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分别记载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同问孔子于孝，孟懿子不明孝道，表现为违背礼仪;孟武伯不懂孝道，常使父母为其担忧;子游不懂孝道，表现为不能够多关心父母;子夏不懂孝道表现为不能充分尊重父母。孔子针对每个学生对于“孝”各不相同的误解而做出不一样的回答，这正是因材施教的具体体现。
(三)环境渗透、美育感染的熏陶管理方法儒家认为良好的道德环境，对于人的高尚道德品行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一定的渗透、熏陶作用。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既是自身的事，又必然与外界环境有关。孔子认为受教育者要择良友而交，择良处而居，“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其意为:人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为好，不选择仁德之地为居所，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因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良好的道德环境的作用。重要的德育环境应该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家庭教育环境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良好家风的形成和父母的教育引导非常关键，除了教育孩子要有孝德之外，也是“仁义礼智信”的教育启蒙;学校教育环境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保障，朱熹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学校教育的关键是要有道德品质十分高尚、教育方法非常有效的教师;在社会教育方面要注重对各阶层的道德宣传，尤其是统治阶层的良好官德的形成，以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礼让谦和的社会风气。儒家认为美育是培养塑造理想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说:“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见艺的重要性。孔子将《诗》与乐列为德育的必修课程，认为完美的德行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认为完美的人格品德起于《诗》，成长于礼，成熟于乐。因此，在德育教育中不能只注重表面的“礼”的规范和训练，而忽视内在的人文情感需求和满足。从古代儒学的课程设置次序上看，六艺也被定位为小学阶段的基础课程，是儒者成人之前接受大学教育的前提性培养;对于受教者而言，六艺既是大学阶段课程的基础，又是受教者在社会中立足的技能，可以说六艺教育终身受用。［4］
(四)学思并重、克己内省的自我修身方法所谓学思并重，就是提倡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二者相互协调补充。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明确反对把“学”与“思”割裂开来。运用学思并重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在道德修养方面不断提高。“学”是继承前人优秀道德成果的必要环节，前人所创造的优秀道德成果，只有通过“学”，才能为我所吸收;“思”是“学”的继续和发展，人们所学到的东西，只有通过“思”，才能有新的突破。［5］因此，只有掌握好活学活用这一学思并重的方法，才能做到充分的消化吸收，才能利于推进道德主体进一步做好道德认知和实践。在儒家看来，克己内省是完善高尚道德人格的主要途径。所谓“克己”是指从言行上约束、克制自己的不良思想或欲望，通过不断修养、纠偏的方式合乎道德规范。所谓“内省”是指从主观上进行思想监督，自我反思，并通过“慎独”的方法，使人们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只有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道德规范。孔子还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自我反省而问心无愧，就会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忧愁和畏惧。孔子还教导自己的学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学习，看到修养不高的人就要在内心反思，不犯跟他同样的错误。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反求诸己”，即对任何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行为，都应当从自身查找原因，这样经常自省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有无过失，就会达到“迁善改过”的境界。
(五)慎言力行、知行合一的躬行实践方法儒家在道德教育中十分注重受教育者在实践过程中的感悟，突出慎言力行，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孔子曾说:“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把行列为教育弟子的重要科目，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还说:“力行近乎仁”(《礼记•中庸》)，可见孔子十分注重行。荀子也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强调在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要养成将获得的道德认识不断转变为道德行为的良好习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重视行的思想，对后世的思想教育家、教育家开展道德教育活动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南宋朱熹提出，行是知的完成，只有能力行之知，才是“至知”;只有经过道德实践人们才会真正体悟到道德伦理的合理性。明代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道德修养中知与行应该是统一的。王阳明也认为，“学”必须见于“行”。明末清初之际的颜元认为，人们学习的目的，在于“实行，实用”，只有在“办天下事”方面“躬行实践”才能辨别出是否是真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推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儒家提倡的这种道德践行不但是对道德认知的体悟和升华，更是对其提倡的积极入世的积极实践。总之，以上儒家德育方法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的方法体系，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精髓，体现了自律与他律、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的协调统一，对我们做好当代道德教育很有启发意义。
二、儒家德育方法对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的价值
当代高校德育工作者应以理论为指导，对儒家德育方法进行合理的批判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提高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水平。
(一)要改善理论灌输法理论灌输教育法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6］317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市场经济对思想领域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法依然有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进步和发展，改革理论灌输法以增加实效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对高校德育工作者而言:首先，应该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教学内容应该在讲授基本理论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多结合传统文化、时代热点、当今社会问题和大学生自身发展的问题。授课方式应该多采用多媒体、视频、小组讨论、分组辩论等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其次，要鼓励、指导大学生成立理论学习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调动大学生开展理论学习的热情。再次，通过学校电视台、广播台、网站、报纸、橱窗，博客、微信等媒体宣传平台，构建全方位的理论灌输体系。最后，在理论灌输的同时，不能忘了进行有效的思想疏导，要关注宗教、迷信、谣言和非主流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时进行干预、解释和教育。
(二)要重视典型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是通过典型的人或事进行示范教育，引导人们学习、对照和仿效，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在典型教育法中，要注意优秀典型与落后典型，集体典型与个人典型的树立方法和效果。在大学德育工作中，要多树立、宣传优秀典型，发挥榜样的“身教”作用，在进行典型教育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多树立大学生中的典型，并在树立时遵循慎重选择、全面考察、品德为先、跟踪培养的原则，防止榜样“走样”，品行倒退下滑的不良现象;二要利用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新旧媒体，大力宣传校内外道德榜样的先进事迹，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三要在德育课教育过程中，充分搜集榜样的鲜活生动案例，通过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四要积极邀请先进典型开展座谈会、报告会活动，用震撼的事迹打动学生心灵，激发其学习先进的动力;五是在开展学习典型过程中，要总结出大学生能理解、能认可、能学习的方面，并建立学习的长效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
(三)要实施分层教育法分层教育是指根据人们的思想、智力、心理和兴趣发展特点和规律，区分不同层次的受教育群体，采取分类教育的方式。在学校教育中，分层教育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二是同一年龄段学生个性特征。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我们要针对大学生不同年级特点、学习任务、发展需求的差异性，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诚实守信教育为基础，开展分学年甚至是分学期的主题德育教育活动。大一学年要注重公民意识和日常行为养成教育，大二学年要注重心理素质和情感伦理教育，大三学年要注重科学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大四学年要注重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等特点，重点关注学习暂时落后生、经济特困生、心理问题生等特殊学生群体教育。
(四)要强化感染教育法感染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受到一定感染体或环境影响、熏陶、感化而接受教育的方法。［7］大学生德育工作者在运用感染教育法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注重学校校园环境建设，通过创建一些名人雕像、名言警句、主题橱窗和教室宿舍的德育氛围，营造良好的德育感染环境;二是运用直观形象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如组织大学生观看改革开放成就展，观看革命或德育影片，开展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板报比赛等;三是通过开展格调高雅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娱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道德情操;四是注重对大学生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等优秀群体培养，发挥他们对整体大学生的模范带动和群体感染作用。
(五)要突出自我教育法自我道德教育法，就是在教育者的引导和启发下，提高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识和教育主体性，从而主动接受正确的道德观念、原则和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方法。［8］大学生德育工作运用自我教育法，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要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大学生的自主性，相信大学生具有自我道德教育的能力;二是通过适当引导，让大学生认识到道德内蕴对成长、成才的无穷价值，激发和调动他们的道德修养上进心;三是通过管理教育、制度约束等方式提高大学生自制和自律能力，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行为;四是充分发挥大学生学生会、社团、班级等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促进大学生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
[关键词]洛学；二程；宋代；河南；书院
一、洛学因河南书院得以形成和弘扬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史载．“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因二程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洛阳，故世称“洛学”。特别是二程将书院这一新型的教育机构作为讲学和学子聚会学习之所，诸如伊川的鸣皋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河南书院也成为洛学得以孕育和弘扬的土壤。
1．“洛学”创立于二程
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老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佛道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诚如《濂溪学案》所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可见，二程上承周敦颐(元公)并开创洛学，将儒学发扬光大。程颢(1032—1085)，因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因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因明显站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闲职，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程颐24岁“游太学，胡安定瑗试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得先生论，大惊，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太学读书时，与吕希哲为临斋，吕希哲的父亲吕公著便让其子拜程颐为师，程颐便收了第一个学生。以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拜程颐为师，从学者遂众。虽然程颐后来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入京，开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贬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伊洛河流域洒遍了二程的足迹。虽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学术上很有成就”。
在书院教育中，二程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将其哲学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创立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我国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洛学的主要学术实践源于河南书院
二程的主要学术实践在书院进行，洛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发表于书院。诸如在嵩阳书院，学生问程颐：“如何学可谓之有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洛学的教育内容是很容易让学生自己体会“默识心通”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当时学校的教学由王安石的经义新学统治着，理学家们通常不能登上官学讲台。书院则坚持门户开放，可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二程就利用书院来传播洛学思想，常在嵩阳、鸣皋等书院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学说。如程颐晚年在鸣皋书院讲述自己的著作《易传》，《宋元学案》记载：“《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和靖(伊)、思叔(张绎)。”当时向学生讲授《易传》时，程颐已68岁高龄。
二程在书院的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在教育目的上，提出“教育为王化之本”，把教育看作是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主张培养重人生品行、求道传道和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转变气质，熏陶德性；关于道德教育，二程作了系统的发挥，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集义”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在教材上，二程主张要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主，并开创了《四书》与《五经》并列的局面，从“四书”探幽发微，创造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在教育方法和原则上，二程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学贵自得、以约取博、循序渐进等。
3．洛学众弟子出自河南书院
因为河南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有愿从学者，皆可人书院学习。加上以二程这样的大儒为师，从学者甚众，生徒不远千里而至。诸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河南的谢良佐、吕希哲；湖北的刘立之等。程颐致力于传播洛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亲自入关中讲学，关学门人大多归于程门。程鹰根据《两程门人名单碑》即(《先儒讳中坚吕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讳苹吕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证，在《二程故里志》中记载二程的门人为93人。据笔者考证，有名有氏的有90人(其中包括程鹰先生补入的贾易)，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被称为“程门四先生”。
4．洛学著述完成于宋代河南书院
二程在河南书院不仅授徒讲学，而且还进行著书立说。程颐自述，“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可见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在他60岁以后、逝世之前，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可以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称《周易程氏传》成书于程颐编管涪州的时候，但完成定稿并公布在伊皋书院却是大家的共识。
同时，许多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如程颐去世后，张绎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后编入了《二程遗书》的《外书》之中。杨时把二程教育弟子的语录加工订正成《二程粹言》，后经张栻编次，流传于世。
二、宋代河南书院因洛学传播而振兴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宋以前，河南已经创办的书院有嵩阳、应天府和龙门书院，后又新建鸣皋、明道等书院13所，在北宋时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在宋代河南书院中，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占宋代河南书院的50％。可见，河南书院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不容忽视的是洛学在中原大地的形成与传播。在当时，因洛学传承应运而生的书院或与传承洛学有关的书院主要有明道书院、春风书院、鸣皋书院、嵩阳书院、太极书院、颖谷书院、显道书院等，下面着重介绍三个。1．明道书院也称大程书院，在开封府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程颐也侍父程珦同往扶沟。程颢“集中县里的优秀弟子，亲自为之传授，并书‘书院’悬于书院门上”，还招来弟子游酢职学事。
当时书院学生除“邑人子弟”外，也有远道而来求学的，有记载的有谢良佐、周纯明、吕大临等。《二程集》记载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记录了吕大临元丰二年到扶沟问学于二程的内容。
2．嵩阳书院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退居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学术民主气氛浓厚，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当时司马光、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有助于学术研究。二程在嵩阳书院主要是用洛学的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讲学时，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高徒杨时、游酢等，“当时院中学生常有数百人，奠定了洛学规模”。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考察等规务，使书院名声大振，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3．太极书院
故址在河南省辉县百泉，苏门山麓百泉湖东侧。程颐于哲宗元祐、绍圣年间游学苏门，并结茅而居，潜心讲学于此。问道求学者而至，所居遂成聚落，因名程村。正如吾淳先生所言：“书院成为推行学者们思想与理想的重要场所……书院的普遍建立确保了思想和文化精英们的思考能够在较为宽泛的知识层面或范围得到落实。这种状况与早期儒学家们的讲习和传授方式是大致相同的，一个人的思想借助一群人的学习把握而得到推广”。可以说，河南书院成就洛学，为繁荣学术、构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洛学也为书院的发展和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洛学与河南书院结缘对后世的影响
洛学和河南书院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的结缘，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书院学术及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洛学的南传与分流，促进了理学思想的活跃和繁荣
“二程的门生将‘洛学’带回自己的家乡，传人陕西、四川、荆湖、福建、两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开花，形成南宋时期主要的各个学派”，开创了一代学术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架构，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洛学南传后得到广泛传播，笔者认为，二程同处于洛学体系，因二人哲学的相同相异，对于以后理学思潮及其流派的分野、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相同相异之中，由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洛学分别开启了宋学的心学和闽学两大流派。由于二程弟子南传后在不同地区的书院讲学而使“洛学”得以传播，形成了一些地域性的学派，如事功学派、中原文献学、湖湘学派、涪陵学派等。
王梓材说“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此“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可见，程颐之学由程门弟子杨时经一传弟子罗从彦、再传弟子李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的宏大建构集大成而成“闽学”，所以后世称“程朱理学”。
程颢之学由又一程门弟子谢良佐经王蘋(字信伯)、张九成(字无垢)、林季仲传至陆九渊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者刘宗贤认为，“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靠，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处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如程颢哲学中的心即是性，其性无内外即心无内外，内外都归于心，并提出“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题，开启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体系。全祖望谓：“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对传承序列的表述，既有师承关系，也有思想渊源。
洛学由二程的弟子周行己、许景衡在温州地区传播，继而由周行己的弟子郑伯雄发扬光大，郑伯雄之后，由二程的再传弟子薛季宜和陈傅良把洛学演变为事功之学。到了陈亮、叶适则形成了更系统、更完整的体系，在学术界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三足鼎立之势。
吕希哲曾拜程颐为师，《宋元学案》中说：“先生遍交当世之学者……其后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吕希纯也以师礼事程颐。经吕好问、吕切问到吕本中，吕氏家学再由吕大器传到吕祖谦集大成而成“中原文献学”。
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至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
2．后世理学家皆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在南宋，河南书院仅有一所。
洛学在南方的发展使南方成为洛学传播的沃土，宗派纷呈，学派之间的论争又促进了南方书院的兴盛。胡昭曦教授说“南宋前期洛学之所以迅速传播，师徒擅传，学派繁衍，形成强大的学术阵营和理学学统，以致南宋后期为官方提倡，是同重视和充分运用书院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可见，洛学后学的理学大师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促进了洛学的广泛传播。
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创建的书院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书院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67所。张栻创建城南书院，并在岳麓等书院著书讲学；继朱熹、张栻之后的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先后创建了两所鹤山书院，教学时间10年左右；洛学后学胡宏，冒着被人诟病之险，求秦桧恢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不成，即改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聚众讲学。可见，宋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书院教育。
关键词：古代；蒙学教育；历展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41-03
中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中国文化早就意识到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的重要性。蒙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文王所著的《易经》，其意思为若在蒙昧无知的时候，认真学习，修养正道，便可成就圣人之伟业。从字面上看，蒙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启蒙文学。后来人们才渐渐将其与儿童的启蒙学习相联系，故蒙学之教导儿童学习是后人才赋予的意义。因此，蒙学又有“蒙馆”之意，是儿童学习的地方。在古代，蒙学教育贯穿始终，古人尊崇圣人之道，儒家之思想。儿童年龄尚小，不能明辨是非，对于社会交际礼仪多为苍白的理解。古人开设“蒙馆”进行正确的启蒙教育，教导儿童，使其摆脱幼稚蒙昧。通过教育的手段让儿童明辨是非，学习圣人之道，明白圣人之为圣，以圣人之礼仪言行要求自己。对于蒙学一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蒙学的含义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蒙学来自于《易经・序卦》中的“蒙者，蒙也，物之维也。”针对此问题，文章将在下文进行较为简洁的论述。
对于蒙学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则认为蒙学是一种教育机构。第二种观点是将蒙学看作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第三种观点大致将蒙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一般对于八至十五岁的孩子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或者是对于这些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就是狭义的蒙学。除此以外的并含有教育所需教材的，私塾规定的礼仪言行以及古代学者关于此类现象的理论著作，便是广义的蒙学。对于蒙学的概念，很多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但是将其囊括总结起来，其本质是一致的。本文认为：蒙学是指我国古代家庭、社会、学校对儿童进行的早期启蒙教育，又称童蒙教育、蒙养教育或启蒙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对儿童进行基础的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的道德养成教育来启迪儿童智慧、培养儿童品德，使之健康成长。教育对象是蒙养阶段的儿童即蒙童，其年龄段大致为七八岁左右或更早。从入学时间和教育程度上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教育者被称为蒙师，为蒙童所编写的蒙学读物或教材被称为蒙书、小儿书、蒙学书。
一、古代蒙学教育的萌芽期
我国的蒙学教育在殷、周时期已有记载。原始社会末期主要特征尚没有系统的教材、成熟的教法，在官方的教育机构中一般情况下是不包含蒙学教育的，所以它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私学的形式出现，蒙学只能是一种私有的教育教导方式，只有少数上层社会阶层才能享受。夏商两代，蒙学读物无史料可考，唯西周有相关文章记载，相传出自于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东汉班固书中有相关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此书现已亡佚。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为“史官教学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学校性质的机构成均和庠。《礼记・文子世子》郑玄引注董仲舒的说法曰：“五帝名大学日成均。”根据记载和考证，可以推论出学校在夏代时就已经建立了。到了商代，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而国学又分为右学和左学。右学在西郊，为大学；“左学，为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乡学则指的是“序”，礼乐教育成为其基本内容。“左学”和“序”属于小学性质的教育。西周时期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西周贵族子弟的训练过程是先经家庭教育后再进行学校教育。贵族子弟从小在家庭中接受基本的生活技能和习惯的教育，进而教以初步的礼仪规则，确立初级的数的观念、方位观念和时间观念。比较夏商两代，西周的贵族家庭教育已有较大的进步，能够按照儿童年龄发展提出不同要求，有自身明确的教育方向和目标。
根据《周礼》和《礼记》等相关文献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官府教育机构就分有“国学”和“乡学”国学的主要设置点是在王城和诸侯国都，乡学的设立是按政府机构的大小分别设立的，如州设序，党设痒，而闾里则设为塾或者是校。国学里是按照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可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根据家庭政治地位的不同，学生进入小学的年龄有早有晚，越贵者入学越早，反之则晚。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痒、东序、瞽宗。西周王朝衰落之际，上层建筑统治开始受到动摇，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经济不断发展，奴隶主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遭受封建地主的反抗，周朝开始没落，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想封建地主转化，贵族官学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私人的自由讲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春秋战国期间，各国虽然无学校，但未尝无教育，国家有保傅之官，教育王太子，而“士农工商四民”之子，则就“父兄之教”。由此可以判断，逐渐失去政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后裔其启蒙教育主要依靠保傅之官，而小民后裔主要接受家庭的启蒙教育。
二、古代蒙学教育的转折与发展期
1.秦汉魏晋开始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期，以识字为主要功能
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战局面。秦国统一六国后，为巩固自身阶级统治，焚书坑儒，用暴力控制言论和学术研讨，废除了官学，也禁止私学。为使语言文字统一，秦国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制定了学书内容，又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合力编写的三本书，这三本书分别为《仓颉》，《爱历》、《博学》，这些书并没有使用很久。到了汉代，出现了书馆，其教师称之为“书师”。书馆规模较大，学子也是数量众多，由此可见汉代对于蒙学的重视程度，因而汉代对秦的字书进行了修正改编。这三本书在汉初又被“阆里书师”合为《仓颉篇》。此后史游撰《急就篇》，周兴嗣编《千字文》，均流传于后世。
2.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和私学是蒙学的主要教授方式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于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但同时又给文化学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蒙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类是集中识字教育即以“书馆”为主要教育形式，一类为初步经书教育即以“乡塾”为主要教育形式。从蒙馆教育用书中，可以将其分类：一是识字读书，二是读文读物。在基础教学中的识字教育大部分都是使用西汉时期的教材，到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大同年间，出现了新的读物，即是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该书和西汉字书《急就篇》成为蒙学的主要读本。读文读本内容大多是简单的经书，现已无法考证其具体内容，儒家经典的《论语》以及《孝经》等书籍，其教育教学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综上所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大融合时期，国家注重教学，其中最为侧重的是经学教育，因此使得蒙学的初级读物内容多为经书。此期间，读经教育的出现，使得蒙学语文教育与口语型书面相分离向着文言型书面语言教育的方向发展。
3.唐宋时期的蒙学教育，官学、私学与家学都有所承担
唐宋时期，是史上难见的盛世之时。特别是唐朝，农业方面，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很发达，政治开明，人们生活稳定社会和谐。在这一时期，精神上的需求相对于其他朝代更为重要。盛世大唐，注重教育事业，完善传统教育机制，积极发展官学，同时扶持私学，共同发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唐朝的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教育基础也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例如：京师州县办了官方的小学，地方民间则有乡学、小学、乡塾等。另外一些士大夫还在家中设学亲自教授或者观看子孙受教。有史可鉴唐朝的政治以及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为宋元时期蒙学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也有一定的发展。唐代有诸多新编蒙学读物，例如：《初学记》、《俗务要名林》》、《杂字》、《杂抄》、《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女论语》等，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主要有《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内容独具特色，富有张力的语言，对后来的蒙学读物编写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在《蒙求》的基础上编撰出来的《史学提要》和《名物蒙求》等。另外，唐代蒙学读物的重要内容包括古代儒家经史，宋初成书的《百家姓》、宋末所编的《三字经》与前代的《千字文》构成的识字教材。唐代新编《太公家教》，适用于小孩子的道德教育。宋学家们亲自编写蒙学教材，订立道德行为规范，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如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须知》、《小学》等。还有为适应科举直接或间接要求而编写的《兔园册》、《蒙求》、《书言故事》、《神童诗》、《小学绀珠》等。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方法依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其蒙童要跟着教师学习读书认字，通过熟读背诵蒙童读物来强化认字能力。运用“六书法”进行字形教学。写字教学与读书教学没有捆绑在一起，而是进行分开学习。唐代的书法家字迹在写字教学书里用来让蒙童临摹学习。
三、蒙学教育的延续发展与兴盛期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蒙学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渐鼎盛的时期，以教授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以及知识为主要功能。
元朝的蒙学教育，纵观元朝历史来看，终不过是个过渡期。从宋代蒙学的教育机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向明清时期的程朱理学转换，元代的蒙学教育即尊崇经书，同时也有较深的宋性思维掺杂其中。元代的教育内容较为混杂，例如：元代教材多沿用前代的教科书，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纳入教育范围。在蒙学教育中，朱熹也是被纳入其中的，只是要求不深入理解，而是稍稍地作为了解并且知道其内容罢了。元代的蒙学多实行“分斋教学法”，即按照学生所读的书分“班”教学。元代蒙学的主要形式是“社学”，它得到中央政府的法律认可，普遍设立，在明清时期更是风行，成为乡村民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机构发展到明代达到鼎盛。明代蒙学在办学体制上官学、私学并举，形式多样、种类齐全。官学，主要是社学，另有义学，也叫义塾。私学，有蒙馆、家塾等。蒙学教学的基本程序是识字、写字、阅读、属对、作诗、作文。分为识字阶段和读经阶段两个部分。识字阶段的蒙童使用《童蒙训》、《小儿语》、《小四书》、《幼仪杂箴》、《日记故事》、“杂字”等教材；读经阶段的蒙学教育主要包括写字、背书、理书、属对和简单的阅读写作训练，选用教材为“四书”、“五经”、《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发蒙》等。
宋代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制度有所改变，学术著作以及文化的传承相对比较自由化，蒙学教学在此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唐朝一样，宋朝政府更为重视教育，而蒙学教育是重中之重。政府多次颁布时令在各地方设立小学，加强蒙学教育。宋代的蒙学根据设立的性质可以分为民间办的私学，和政府办的官学。宋代由政府办的蒙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设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还有一类蒙学是由民间设立的私学。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小学。宋代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并且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课本，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综合性的，以识字和常识教育为主。《三字经》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综合性蒙学教材。第二类是道德教育类的蒙学教材，这类教材是专门为培养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世的态度而编写的教材。主要包括：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等。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以及《神童诗》、《千家诗》等。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
回顾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我国的蒙学教育最早出现在殷、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汉以后由于经济政治的原因，蒙学的地位逐渐抬高，蒙学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官办教育机构中一般不含蒙学教育，所以它大多以私学的形式出现。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历朝历代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蒙学教育体系逐渐趋于成熟，然而，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历时数千年，笔者凭个人之力无法在短期内对历代蒙学的情况逐一翔实记录。但同时笔者根据客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蒙学发展情况作为突破口，见微知著，找寻出一些规律性因素。既充分肯定前人探索规律的意义，利用前人的经验，也正视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今日学前教育的教材、教法等研究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构想与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诵读法 讲授法 明清课程
诵读法是中国传统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起源在周，一直绵延几千年。在《周礼・春官字伯下》记载“以乐语叫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其中的“讽诵”，就是有关吟咏、诵读的教学。朱熹也强调：“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宋・朱熹《训学斋规》）显然，朱熹把诵读当作一种重要的阅读方法加以推介。清朝桐城派文学家姚鼐曾说：“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孙绍振在介绍他自己的读书经验的时候说：“（那时候）就是背古文，用老法子念，抑扬顿挫，像唱歌似的，很好玩。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我还能背得出。”（孙绍振、钱理群：《对话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版，115页）
在很多人看来，进行文言文教学只要让学生多读书就行了，似乎学生会读会背了，教学任务也就完成了。然而，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传统的教育方式中，诵读是很重要的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
以明代的小学为例，就有授书课、写作课、习礼课、习算课、歌诗课、书法课等多种课程。这也就是明代的分堂教学。桂萼把小学分为“习礼堂”、“句读堂”、“书算堂”、“听乐堂”四个不同的科目。这不是把学生区分为四类而分别教育之，而是以分科方式将教学相对集中于某一场所。对以四堂教学的小学来说，其学生每日均须进入各堂学习。四堂从头到尾学习一遍，一日已近结束。这种分堂教学在明代广为流行。如果我们以为，古代的学生一天到晚就是在读书背书，那就大错特错了。
从授书课的情况看，也并不是一味读书，相反，老师的讲解占了很大的比重。吕坤在《蒙养礼》中说：“与初学讲书，教弟子先将该讲之书理会一遍，方与讲解。”“看书不可就讲，先令童子将注贴经，贴过一番，令之回讲，然后一一细说巧比。再看，复回不知，再讲，庶几有得。”可见，当时并不回避教师讲解，而是继承了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传统进行教学。用现在的教学理论看，很有点学生自主探究和教师讲解相结合的意思。沈鲤在《义学约》中说：“讲书先说大旨，这一章书是为什么说。次训字或逐字俗讲。次收缴。次分段落。中间有关系德行伦理者，便说与学生知道，要这等行才是好人。有关系修政理事、治民安邦、忠君爱国者，便说：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教师不但讲解书本的大意，疏通字词，还要进行道德教育，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并且，教师是先从整体上让学生把握书中的要旨，再进行细部的分析。这些和我们当前的做法都是相通的。在明代的小学中，讲授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书院和太学中，也是如此。书院的教学方式中，比较常见的是会讲，有每日必行的会讲和定期举行的会讲两种不同的方式。在白鹿洞书院中，实行的是每日的会讲，是由教官的主讲、学生的复讲和质疑答问构成的。定期的会讲为大多数书院采用，如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各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在会中，要仔细听讲，有不同见解的在会后提出。每日的会讲相当于是课程的安排，只有那些有固定学生的书院采用；定期的会讲在有固定学生的书院中，是一种课程，也是一种学术讨论会，而那些没有固定学生的书院，定期的会讲就是一种定期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了。明代太学的教学方式有教师主讲的会讲，学生主讲的复讲，相当于作文课的作课和抽查性质的背书组成。会讲和复讲都是名副其实的讲授课。
清代的蒙学教育，基本上能够沿袭了传统的注入式的方法，以教授识字、写字、阅读和作文为主。清代的书院和太学，依旧是会讲和自学为主导，和明代十分相似。
可见，在古代教学中，无论是小学还是太学，并不是一味要求背诵而不做讲解。我们现在取法古代的教学方法，也不能只取法诵读的这部分，而忽视了讲解的部分。诵读必须以理解为前提的，没有理解的诵读是无效的。
叶圣陶把朗读称之为“美读”，他说：“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感情思想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诸如此类。……务期尽情发挥作者当时的情感。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心灵感通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25页）叶圣陶认为，要“发挥作者的情感”，也就是说读书的时候要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读书。有的教师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要反复读书，自然而然就能理解。这种期望于学生自己“开悟”的想法是错误的。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实际上是推卸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的责任。如果学生反复读书就能学好语文，那么要老师在做什么呢？
熟读必须伴随深思，而当学生自己深思不能解的时候，教师必须为其讲解，这是教师“解惑”的职责所在。王荣生指出：“诵读”的要义，是“得他滋味”(朱熹语)。“诵读”重在“味”、重在“玩”，“须是沉潜讽咏，玩味义理，口目嚼滋味，力一有所益”……“诵读”包含着“背诵”，但能背出不等于“诵读”，“诵读”也不一定要延伸到“默写出”。“诵读”与记背、默写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滋味索然，仅得其声音、得其字形，算哪门子“诵读”？（王荣生《对“整体感知”、“整体把握”的感知与把握》，语文学习，2002(6)）
诵读对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学生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清代陆世仪在《小学类》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之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这是从经验出发得出的结论，却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不谋而合。皮亚杰把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皮亚杰认为儿童约自11、12岁开始，个体形成了完整的认知结构系统，能进行形式命题思维，智力发展趋于成熟。皮亚杰起初认为形式运算的智力发展约在15岁完成。后来，1972年修正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正常的人不迟于15―20岁达到形式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与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在反省思维上的表现是不同的。是否具有检验自身思维内容的能力被称为反省思维，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不具有这种能力，而形式运算阶段则具备的这种能力。
所以，在诵读中，对于不同年龄层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于低年级的学生，应采取浅显的解释和诵读结合的办法，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讲解宜深入仔细，在此基础上熟读成诵。如果不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用一种办法进行诵读，是切切不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2］褚树荣.高中语文3・古诗文阅读新视点［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2．书院祭祀的对象
先圣：从各书院建立伊始，都要祭祀孔子及其门徒，诸如四圣、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如岳麓书院建有文庙，主祭孔子，孔子像的左右两壁上有孟子、子思、颜回、曾参四配像。这类祭祀对象体现了历代书院祭祀制度对儒学源流的高度重视。
先贤：主要祭祀本书院的开创者、各代山长及书院的有功之臣。明朝重修白鹿洞书院，始作先贤祠，主要祭祀白鹿洞洞主或有功之名官，如开洞之主李涉、李渤、颜翊、李善道等人。岳麓书院的六君子堂、李中丞祠、罗典专祠、欧阳厚均专祠等所供祀的人都对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朱洞、李允则、周式是岳麓书院开创时期的人物，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
先儒：祭祀与本书院学术渊源有关并受到本书院尊崇的学术大师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宋学盛行，书院主要以宣讲理学为主，因此宋代书院特别重视供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各书院还有它们各自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是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用以表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如白鹿洞书院祭祀朱熹，象山书院祭祀陆九渊。
名宦：对本地或本书院做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地方官或造福一方，受到民众的赞扬与怀念；或直接关心过书院的建设，为书院的发展作过贡献；或地方官员本身是儒学大师，关心文教，促进文化发展。如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濂溪书院，是用来祭祀周敦颐的，这是因为周敦颐曾在这些地方做过官，功绩显著，同时又是理学开山人，受到百姓的怀念。白鹿洞书院祭祀的名宦如邵宝、李梦阳、邵吴远等，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多有赞助，理应受到书院生徒的尊重。
乡贤：即当地的乡土先贤。如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南昌豫章书院还设乡贤祠、吉安白鹭洲书院设景贤祠专门祭祀乡土先贤。
祖先：清代以前的书院并不祭祀祖先。嘉道以后，世风日下，有钱人家捐官捐学，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唯有选取正途，但每年考取的士子，在晋见学师时都要送礼，礼品中必须要有一份厚重礼金，俗称为印金。贫寒士子如交不起印金，则学师不悦，前途便更为渺茫。地方上便出现一种带有教育基金会所性质的书院。这些书院广置学田，以田租支助士子的印金费用，又俗称为印金局。书院实质上是一座议事会所，其中大部分是用买牌位的形式集资，因此，较大的宗族都在书院买有牌位，并以牌位作为议事的选票，每年春秋二祭等大型祭祀活动便成为祭祀乡贤的活动，而且开了祭祀祖先的先例。清末书院改学堂之时，又产生了家族书院，这种书院不是学校，它只供本姓子弟住宿、聚会，实际上也是宗族会所，每年都在春秋二祭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集书院与祠堂，教化与祭祖这两种功能于一身的独特的建筑。家族书院每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祖活动，无疑是给家族的每个成员又进行了一次宗法教育，使大家更加尊敬祖宗，不忘祖先的恩典，并求祖宗保佑自己，使事业得到发展，人才更快成长。
3．书院祭祀费用的来源
为了保证书院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书院多有置办祭田、产、祠田、祀田者，这些田产大部分为捐赠，也有部分为政府拨给。其中多作为书院的祭祀费用。如长沙岳麓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复明代故亩四十亩，收租谷四十八石，专作道乡祀事之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院中诸生又捐置文昌阁田产，年收租四十一石，专祀文昌帝君。祭田之设，实可视为一种专款专用，意在确保其正常进行。祭祀之费的名目，还可细列为祭品费、礼生衣资、香火、灯油等。
4．书院祭祀的形式
书院祭祀是有一定形式的，一般由山长主持，也有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主持的。祭祀有两种祭典：释奠和释菜。
所谓释奠，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就是说，释奠是每年春秋举行的，春祭定于二月初三，秋祀则在八月初九。祭品为猪羊全牲等。
所谓释菜，也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般在学校开学时举行。《礼记·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释菜”也可读“舍菜”，解释为“置菜”，即放置菜蔬于先师祭位之前，以通其神灵。释菜之祭品多属常见的芹、藻之菜蔬，并不名贵。
此外，书院在每月朔望(即农历初一和十五)也要举行祭礼，由山长主持；每日则要“早晚堂仪”，形成一套严格的规矩。
不同时期，不同的书院，其祭祀形式是不太相同的。这种师生对先师先儒顶礼膜拜的形式，就是为了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依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极佳形式。
二、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
1．道德教育功能
祭祀实际上是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书院把祭祀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来陶冶学生之品德，树立德育规范。
宋代苏州州学祭祀乡贤范仲淹，吴潜说祭祀的目的就在于使“诸生朝游而夕思，景行先哲，睹文正(范仲淹)容貌，而企慕其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勉，以六经为师，文章论说一本仁义而后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无利害，与上官反复论辩，不以官职轻人性命而后可；其仕而通显也，必如文正至诚许国，终始不渝，天下闻风，夷狄委命而后可”。一句话，就是要学习范仲淹刻苦自强，不计得失，忠贞报国的爱国精神。
2．学术认同功能
书院是具有学派性的，一代宗师创立学派。他们的门徒往往建立书院，传习本门学派的学说，祟祀学派的祖师。书院学子朝夕生活在有着浓郁学派气息的氛围里，目睹本门学派祖师的遗容塑像(或画像)，研习他们的著作，体会他们的教导，自然容易产生对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与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如象山书院主陆九渊学说，直至明代，书院依然祭祀陆氏兄弟，明景泰四年(1453年)，书院重建告成，大堂中仍设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先生供像。岳麓书院则一直祭祀朱熹、张栻，直至清末。3．榜样示范功能书院除了直接向学子传授知识以及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采取更富有宗教味的方法，即通过祭祀使学子更直观地看到先圣先儒的形象，产生心灵的震撼。读“圣贤”书，并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向神灵高踞的“圣贤”顶礼膜拜，理论学习与祭祀有机结合，“圣贤”再也不是字里行间的想象，而是一排排的塑像与木主，直观的效果缩短了士子与“圣贤”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功能，使学子们从中受到启迪，勤奋研读儒家经典，最终达到教育之目的。如岳麓书院的船山祠，就是祭祀明代的王夫之，他的学术水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让学子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前进的榜样和目标，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4．学派凝聚功能
关键词： 《三字经》 蒙学 教学方法 教育理念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在马年春晚上，众少年朗朗的吟诵，让观众们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而这几句四字韵语正是出自我国古代经典蒙学教材《千字文》。《千字文》和《三字经》、《百家姓》一样，都是古时儿童启蒙识字必不可少的教材，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三百千”。近年来，随着“国学”的持续升温，古代蒙学经典教材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而“读经热”正成为学前和小学教育中新的潮流。接下来我们以《三字经》为例谈谈蒙学教材对现代小学教育的影响，这对今天的小学教学和教材编写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三字经》首先明确教育孩子是家长和教师共同的责任。
《三字经》作者在强调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意义之前，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是本书教育理论的基础。然后才指出“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这里阐明了家长、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与责任。送孩子上学受教育是家长的责任，教育要求不严是教师的失职，不好好学习则是学生的过错。小时候不用心学习，长大了靠什么立身处世呢？因此，成功的教育与学习既需要家长、教师和学生三方面的同心协力，更需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相互作用及良性互动，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三字经》的教育理念既重知识的学习又重品德的养成，把品德培养看成是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事。
《三字经》内容丰富，知识面宽，如介绍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等基本名物及“小学”、“四书”、“六经”等基本常识；然后讲述历史及朝代更迭，被人们誉为“袖里通鉴纲目”[1]、“千古一奇书”。《三字经》在让孩子学习文字和语言的同时，又学习了一种文化传统，渗透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最深厚、影响最深远的为人处世的人本思想和道德意识。如《三字经》明确提出“首孝梯，次见闻”，认为人生第一大事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其次是增长见识。如“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是说要和睦师友，谦恭有礼；“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是说要孝敬父母，关爱长辈；“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是教人兄弟友爱，互谦互让。在讲述易被儿童理解的“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故事的基础上，潜移默化中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既生动又积极。通过《三字经》的学习，教师可以利用孩子喜欢听故事的特点，利用课外时间讲解有关《三字经》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激发孩子学习《三字经》的兴趣。如孟母三迁、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小故事，孩子们听起来津津有味，提前渗透对《三字经》经文的理解，通过故事达到教育培养孩子良好品质的目的。可以让孩子养成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文明有礼、爱国爱家的良好品格。
三、利用榜样的力量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字经》不是枯燥的说教，先是利用榜样引导家长重视家庭教育，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窦禹钧，号燕山，五代后晋富翁，富而不忘对孩子的教育，最终五个儿子（窦仪、窦俨、窦侃、窦、窦僖）都获取了功名，成就了“五子登科”的典故。《三字经》还以众多的学习榜样劝导儿童勤奋向学、立志成才。书中列举了21个榜样，有圣人、宰相勤学不辍者（如“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有平民百姓刻苦勤勉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有年少成名者（如“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有大器晚成者（如“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有才华横溢的男子，也有聪慧过人的女子（如“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这些事例既形象又生动，仲尼师项橐，赵普读《论语》，路温舒与公孙弘抄书，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等故事，是古人勤学成才的例子，即使今天用来教育孩子刻苦勤奋也是很好的例子。
四、主张教学和学习都应当循序渐进。
《汉书・食货志》在记述“教人之大略”时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2]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则更明白地指出：“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大学“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3]。《三字经》讲解为学方法，作者首先认为“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小学终，至四书”是说达到一定的识字量就可以开始读“四书”了。四书读完读什么书呢？“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显然，读完四书读六经，还介绍了“诗书易，礼春秋”六经名称。经书读了还要读子书，“经既明，方读子”，怎么读呢？“撮其要，记其事”，作者在子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五家作介绍，“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经书、子书都读了，还要了解历史，“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如何读史书呢？“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可见，作者每提出一点问题，都有自己自成体系的内容，既有观点，又有例证。作者不但告诉孩子读书的顺序和内容，还告诉孩子读书的方法和技巧。学龄初期儿童的记忆力超前于理解力的发展，因此能够读通文章，明确字、词、句的含义，达到“字求其训，句索其义”的程度即可。至于理解文章更深层次的道理和进入文章的意境，那是将来长期的任务，对蒙学儿童不必过分要求。因此，小学阶段的学生应当认真读书，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反复诵读，先掌握重要内容，再在今后的读书和实践中逐渐加深理解。在打好基础之后，学习应遵循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
五、对待孩子的教育，态度要和蔼，要循循善诱。
《三字经》注意语言的亲切感，作者娓娓道来，犹如一位长者和蔼地与孩子交谈，如“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幼而学，壮而行”，等等，就像这位长者在跟孩子说：“你们小娃娃呀，也要多思考；你们小孩子呀，要有志气，要勤奋学习。”这就不会给人以说教之感，而让孩子在受教育的同时如沐春风，如逢甘露，将老师当成知心朋友。《三字经》最后以“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结束，这样的内容能够让儿童掩卷深思，从而达到启人心智、劝人向学的目的。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方式值得今天的教师学习和借鉴。
《三字经》中的多数思想教育观念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思想，如劝善友爱、尊老爱幼、爱国主义、劝人勤勉等，这些思想无不充满正能量，无论是对于培养当今学生积极向上的品格，还是对构建和谐社会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王应麟著.[清]贺兴思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1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