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3 09:44: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口老龄化治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资源老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过程，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过程。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本国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本国总人口的7%时，则称为老年型人口。根据这一标准,到1999年10月,我国60岁以上人口总数为1.26亿，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已经跨进人口结构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不足、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大等国情不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这决定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中国老龄化人口绝对数量大，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数最多的国家。由于计划生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将下降为1/7。然而，由于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老龄人口数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据预测，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7%；2050年达到4.12亿，占总人口的27.43%。由此可见，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及其增量在世界上都是最大的。
（二）老年人口比例高速增长，老龄化进程快
从历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来看，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老龄化过程不断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5.5%上升为2000年的6.96%,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按照联合国于1999年公布的最新预测，中国2030年与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7%与22.6%。按联合国1999年公布的中生育率与中死亡率最新预测结果，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的年份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瑞士64年（1947-2011）；美国57年（1971-2028）。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过程，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以及人口再生产的现代化自发实现的。而我国的老龄化是长期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政策作用的结果，因而形成了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目前，世界上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仅达1000美元左右。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即使到21世纪中叶，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大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状况，由于不同省区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上海自1982年率先进入老年型人口行列，到2000年全国进入老年型社会，据预测将于2018年最晚实现人口老龄化，前后相差36年。由此可见，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存在巨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老年型地区，内陆平原地区即将跨入老年型行列，西北、西南及边陲地区则属于老龄化的后进地区。从城乡差异看，由于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城市，农村也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一）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化不大
从人口学上来看，我国15-59岁的人口称之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供给数量一般则是由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使总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而且也使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总体上看，未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在2020年以前一直是增加的，以后绝对量虽有所下降，但始终都在8亿以上（高于1991年7.4亿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虽有所变化，但也都在60%左右，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劳动力总体过剩的状况不会改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化不大，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二）劳动力资源老化
虽然从长期来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变化不大，但是从劳动适龄人口的内部结构看，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据预测，1990-2050年，15-29岁的劳动力规模会逐渐缩小，从3.53亿减少到2.57亿，所占比重从48.76%下降到30.20%，下降18.56百分点；45-59岁的劳动力规模将逐渐扩大，从1.37亿增加到3.16亿，所占比重从18.88%上升到37.16%，上升18.28个百分点，劳动力老化趋势十分明显。虽然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工作时间长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但由于生理机能的逐渐衰退，体力和精力开始下降，同时心理方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接受新事物、掌握新技能的能力随之降低，生产效率往往低于青年劳动力。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的行业、职业和工种将不断涌现，社会分工将更加复杂和频繁，而这些都要求劳动力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新的知识技术结构，显然，中老年劳动力过多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特别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三）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
家庭作为劳动力供给的最小单位，其劳动供给决策决定了社会的劳动供给状况。人口老龄化主要从时间决策和分工决策两个方面影响了家庭劳动供给。首先从时间决策来看，人口老龄化将在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对家庭劳动力供给决策产生两方面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社会的老年抚养系数增大，在家庭内部则表现为一对夫妇所需赡养的老人数目增加，赡养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家庭中的老人特别是一些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特殊护理和照顾，在没有雇用外来家政人员的情况下，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减少原本用于闲暇和工作的时间来照顾老人，甚至还有可能因承担的家务过重而被迫放弃外出工作。其次从分工决策来看，由于家务负担的加重，家庭成员还不得不做出分工决策，即根据家庭总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由谁外出工作，由谁负责家务的分工。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影响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要大力发展经济。据预测，从目前到2030年左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总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国家负担较轻，这就给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要抓住这一有利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为迎接我国劳动力资源老化挑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根据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规模变化不大，但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问题较为严重。要解决劳动力老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减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大，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鼓励和引导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三）开发人力资源，加强对老年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健康状况逐步改善，同时老年人口中仍有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劳动经验和知识积累相对丰富，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老年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将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因此，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将会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供给的不利影响。要建立统一、高效、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实现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构建城乡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
（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使养老保障全民化。对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加大政策强制性的力度，进一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建立。同时，还应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如敬老院、老年医院、老年社区服务站等，使养老服务逐渐社会化。老年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家庭赡养负担重的问题，使家庭层面上劳动力资源供给增加。
（五）实行地域间的优势互补
由于我国不同省区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较大，劳动力资源结构中年龄老化的程度也大为不同。从全国来看，在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年龄结构形成年轻型、成年型与老年型并存的局面。老年型地区可以为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决老龄问题的经验，年轻型和成年型地区可以为老年型地区输送劳动力以缓解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问题，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供给的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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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首次以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周刊》再次联合《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报告三大指数显示：2013年，“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上年的62.7分升至63.5分，是唯一及格的;“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略有提高，但仍未达及格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不及格，且得分比上年进一步降低。
“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
部分人或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
与上年相比，三个指数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从去年的52.6分，进一步降低至52.2分，离及格线更差了一步。
该指数从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老龄人口红利等5方面来评价中国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事实上，“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赡养比”这个项目。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测算，该项目从去年的39.1分，进一步降低至32.3分。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养老
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养老基金在贬值
“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为58.5分，比上年的58.4分略有提升，但仍处于差等区间。该指数从政策公平性、制度效率性和基金持续性三个方面评价中国养老金状况和发展趋势。
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方面，2013年，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2.24%和2.03%，但与此同时，由于退保、断保、漏保以及异地迁徙携带难、身份转换续保难等原因，养老金支付率（领取养老金人数÷养老制度应保人数）有所下降。“前面参保，后面断保，退休老人领不到养老金，说明用工管理欠规范、社会保险服务有漏洞。”杨燕绥说。
另外，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与企业养老金的“待遇差”方面，因为差距较大，得分与上年相同，均为0分。杨燕绥表示，国务院近期下发文件自2014年10月1日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养老保险并轨，“养老金政策公平性将有所改观。”
在养老金制度有效性方面，养老金难以养老的问题仍然存在。2013年，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金替代率（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为57.6%，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42.52%，均未达到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设计的59.2%养老金替代率目标。 北京东五环外的松堂关怀医院的老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 I 摄
按照国际经验，综合养老金替代率如果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最低替代率为55%。总的来说，中国养老金替代水平不高，这将导致养老金购买力不足和老龄人口消费不足等问题。
杨燕绥介绍，提高养老金制度效率，一要调整结构，建立国民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含职业养老金）两个计划，提高综合养老金替代率;二要提高制度效用，以较低的费率提供较高的养老金水平，这需要增加缴费年限和延迟领取养老金，做好养老基金投资保值增值绩效。2013年的数据显示，养老金投资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主要投资渠道仍为银行协议存款和购买国债，养老保险基金仍在贬值。
在养老基金持续性方面，2013年数据显示，不足3个缴费人就要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人。1963年出生高峰的女职工年满50岁大量退休后，领取人增速为8%，远远超过参保人5.2%的增速。
2013年，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2680亿元，支出18470亿元，结余4210亿元，比2012年结余4439亿元减少了229亿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3019亿元，比2012年增加了371亿元。当期结余减去财政补贴和非正常缴费，结余很少，2014年将出现当年资金缺口。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人均医疗费用增速偏快，个人支出比重高
医疗保障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享有“可及的、买得起、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居民走出家门在合理的半径内（社区内）就能找到值得信任的医生。
“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医疗保障财务合理性、医疗保险政策科学性和医疗服务治理有效性三个方面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数是唯一及格且不断改善的，分值从2012年的62.7分升至2013年的63.5分。
2013年，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个人支出比重略有下降。其中，财政支出占30.14%（达到世界卫生组织30%的标准），社会支出占35.98%（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0%的标准），个人现金直接支付占比33.88%（高于世界卫生组织20%以下的标准）。可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医疗总费中的支出占比，降低个人支出占比，是我国医疗保障健康发展的治理目标之一。
2013年，医疗保障政策科学性有所改善。医疗保险城镇居民覆盖率为84.97%，比上年有所提高;城镇职工覆盖率为71.77%，亦高于上年;农村居民覆盖率基本达到100%。但是，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低于支出增长率，转移携带医保关系、异地就医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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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社区居家养老；养老模式；探索与实践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首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速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 亿，老龄化水平为17.17%。
2013年2月28日，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中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报告同时还指出，空巢老年人口数量继续上升,2012 年为0.99 亿人,2013年也将突破1亿大关。
在中国，由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等没能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齐头并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养老现状令人堪忧。“谁来养老,在哪儿养老”是今后牵动每个社会成员的大问题，今年召开的“两会”，关于民生、养老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词，除了养老金，大家更关注的是养老模式—明天我们如何养老？
二、妥善解决养老问题意义重大
关心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明天。“老有所养”已成为十七大报告中“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容之一；十报告指出：“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妥善解决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福，更关乎国家和谐稳定和发展—“老有所养”不仅应成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是社会进步及文明的标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目前我国养老存在的问题
1.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就认识到了“亲亲”和“敬长”的重要性，认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向百姓提倡“孝行”，实现“家”的和谐。历代统治者都强调“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居家养老模式。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照顾意识淡化、家庭照顾功能弱化、空巢老人增多，老年人照顾上的需求巨大,家庭照顾资源严重不足，使家庭养老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大多数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更加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社会机构养老受到许多制约
我们对常州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大部分人认为：送老人去养老机构无疑可以解决后顾之忧，但又怕背上不孝顺的骂名。只有少数人表示，养老机构的条件、待遇好的话，会考虑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相对子女们的态度，很多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为了不拖累儿女会考虑养老机构。不过老人们表示，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
按照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大部分老年人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养老机构生活，因为农村的敬老院、城市的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不仅牺牲了老人们原有的生活习俗而且费用较多—机构养老还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3.社区居家养老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社区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按照我国民族生活习惯，选择居住在家庭中安度晚年生活的养老方式。它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漠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居家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发展社区养老既能满足老龄人口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多方诉求,又能弥补政府财政和服务能力的相对不足,是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对常州市养老现状的调研
1.常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情况
常州市早在1985年就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比全国提前15年。全市老年人口以年均4.52%的比例增长，据预测，到2015年，常州老年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2.46%。比如，戚墅堰区花苑社区居民总人数8983人，60岁以上老年人2725 名，占比30%，且以空巢、独居老人居多。
戚墅堰区老龄办负责人表示：常州的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但进入敬老院、福利院和老年公寓的很少，大部分仍然选择“居家养老“这种传统模式。
2.花苑社区托老所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
2012年10月，花苑社区托老所建成并投入使用，它能为社区老人及时提供日间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情感慰藉等多样化服务。老人们白天到托老所可看书读报聊天，也可打牌奕棋，或开展其他有益的文体活动，既能健身又能益智，延缓衰老，晚上回家仍可享受天伦之乐。托老所的优点还在于收费不高，绝大多数老人都可承受。
3.社区居家养老得到政府、地方、企业的支持
（1）政府资助支持社区养老。从2001年开始，我国发行福利彩票筹措资金资助城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农村敬老院，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社区照顾”提供制度化的支持手段和平台。
（2）地方互助社区养老。比如花苑社区建立的社区、助老志愿者、居家养老服务站、活动中心、民间组织五方连动的服务网络体系。
（3）单位社区福利养老。戚墅堰区花苑社区与南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结对共建，企业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1400平方米的专门活动场所，配备专人管理。
4.社区服务日臻成熟
社区根据老年人需求和自身条件，开展短期供养、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医等生活服务，还兼顾老年人文化娱乐、教育、社会参与、权益维护等多种需求；服务人员既有专业、专职人员还有志愿者队伍。
我们在戚墅堰区花苑社区进行关于“到哪去养老”“老人需要哪些社区服务”“社区如何提供服务”“养老金能养老吗”“居民对社区养老的需求”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许多居民认为“社区照顾居家养老，不仅解决了家庭养老的不足和子女难以尽孝的矛盾，还解决了社区部分40后、50后人群的就业问题”。调研中，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子女、亲朋，对现在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便民、利民、惠民”的好政策深表赞赏和感激，认为不仅解决了温饱生活还很安心，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5.社区居家养老面临的困境
调研中我们还得到了“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和“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社区要经常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因为目前社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人群，这些人的学历大部分比较低，有的外地务工人员比较多，素质参差不齐。同时，服务还仅限于提供家政服务、护理保健等，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不能满足，比如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
五、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几点建议
1.完善和营造良好的敬老、养老氛围
（1）加强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孝道和尊老的优良传统。通过社区教育、道德讲堂、模范引领等宣传，使每个公民真正认识到传承孝道和尊老、安老、养老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的责任，营造社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2）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在每个城市社区、农村乡镇驻地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设立家居养老、护理中心以及文体娱乐中心等；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标准，并将老年人心理关怀等方面内容纳入其中。
2.积极探索、创新社会养老模式
（1）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相互渗透，创新服务内容和模式。比如提供家政生活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问题；提供安全保障服务解决老年人在社会治安方面的担忧；提供精神慰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提供各种问候式的服务，把老人的困难情况和救助要求及时反映给街道养老服务站。
（2）正规照顾资源与非正规照顾资源的融合。使专业养老机构、社区专业人员、物业和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资源融合，做到资源互通、共享。
（3）社区照顾队伍建设（专业人员、志愿者、一般人员）和保障（资金等）措施。营造政府、社区、家庭、老年人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确保能为老年人社区照顾模式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资金保障。
（4）社区养治模式。社区照顾引入优质专业养老机构、引入NGO（非政府）组织，推进社区养老有效管理。
3.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问题上政府应积极作为
(1)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而且涉及房地产、医疗卫生、保险、储蓄、消费、劳动力市场、退休金、税收等多个领域。针对“社区老年文化娱乐设施配套跟不上”“社区要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培训、讲座，让老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等问题和诉求，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为，要重点考虑养老因素，在土地、项目等规划设计中，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中，要在审批规划中加入托老所规划。
(2)解决“专业护理不够、照顾不太正规”“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等还跟不上”等问题，建议国家采取公办民营、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元资金投入和经营运作方式，兴办托老所等养老服务业，成立一个家政组织、社团组织，成立以后要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技能和素质，从而达到家政护理、居家养老的条件。
(3)政府应积极为托老所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尽快将托老所纳入相关法律体系，以解决“养老金太少、老年人福利保障、医疗保障有缺口”“读老年大学社区应出学费”等民生问题。
第一是城乡之间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般认为城市的老龄问题要比农村的老龄问题严重，实际上农村的老龄问题比城市的老龄问题要严重。二是城乡养老金相差24倍，悬殊很大。中国社科院近期的2014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201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之多。
第二是地区之间差距很大。根据设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中央统一规定，目前每人每月为55元。第二部分待遇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是个人在60岁以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其他来源资金。就基础养老金来说，据某报报道，这一指标在地区之间差距正越拉越大，目前最高的是上海，为每月540元，北京、天津分别为430元和220元，吉林、河北、安徽等省只有55元，省际差距最高达10倍左右。
第三是城市内部养老服务水平很不平衡。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养老保障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梯状分布。
第四是养老产业结构的构成上很不平衡。我国现在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养老服务，技术型、资本型的养老服务极少。
第五是在服务项目上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面向中高层收入群体的养老服务多，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养老服务少;一般性的养老服务多，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少。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养老和粗放式的养老。尤其是对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服务极少，2013年我国上述三类老人分别有2300万人、9700万人、3600万人。目前我国收养的失能老人只占需全部收养的17%。
第六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矛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提出到2015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增加日间照料床位和机构养老床位340余万张，实现养老床位总数翻一番。实际上，仅就床位数而言，目前距离“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还差三分之一。
第七是养老模式上，传统养老与现代养老的正常关系，被大规模的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扭曲。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养老模式、养老体系应当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来决定，但是快速的异常的老龄化把传统的关系、正常的秩序破坏了，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破坏，需要重构重建，仅仅靠机制性调整解决不了。
第八是养老服务主体分工不清。养老服务难题的破解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应该干什么，社会应该做什么，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分工。
第九是供求之间的矛盾。大规模的、快速度的人口老龄化，需要有巨大的投入，包括资金、配套设施、机构设置、专业服务人员、志愿者等，而我们对养老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政府投入不足、民间投资规模有限，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床位严重不足等等的现状，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为的矛盾非常突出。
“少子化”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少子化”问题实乃人口发展的“元问题”，很多其他问题由此引发，所以带有根本性意义。这是因为从人口的生命历程出发，人口是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的，角色、力量和价值均会发生规律性变化，恰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长江新浪换旧浪。如果说0-14岁的少儿人口是朝阳人口、希望人口和潜力人口，那么15-59或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是活跃人口和实力人口，是可以有最大价值产出的贡献人口，而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夕阳人口和余力人口。人口更替（递进式加替换式发展）规律表明，如果没有少儿人口的成长和替代，劳动年龄人口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2012年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减少，就是人口少子化远期效应的一个信号、一种表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为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 这是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今后将会持续减少。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
传统的人口治理思路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这就是通过控制生育、减少出生增量来达到控制与减少人口总量的目的。但为什么要对哪怕是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那么害怕和担忧，却找不到可以说服人的理由。所谓人均理论，其片面性和牵强性连支持者也心知肚明，不好意思再继续传播和说教。强制性计划生育是集权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恢复自然、自由和自主的生育生态，从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看，1990年也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从正转负的历史拐点。
“少子化”与“老龄化”
少子化由来已久，且将持续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87个百分点。同1982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带来极为严峻的挑战。
然而，仅仅将少子化看作是老龄化原因之一是远远不够的。“少子化”的危机有别于“老龄化”，这两个问题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庞大的人口总量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人口少子化问题完全淹没和遮蔽了，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将导向片面的甚至是本末倒置的人口治理。 如果说少子化是人口之本，那么老龄化是人口之末。少子化关乎人口的生机和活力问题，老龄化则彰显人口的负担和保障问题。不遏止少子化，老龄化将陷入无解困境。少儿人口是潜力人口、朝阳人口和希望人口，具有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比较而言，老年人口则是余力人口、夕阳人口和负担人口，潜力随着时间的推延而减少。年轻人口是一国最重要的资产。
少子化日积月累的危机尚未被深刻认识。中国要深切关注“人口态势”，而不仅仅是“人口现状”。“人口态势”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历史视野，树立人口发展、人口问题的大历史观，由此获得人口少子化的忧患意识。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釜底抽薪，过了某个拐点，就是人口自杀的开始。少子化过程存在着自发性机制和干预性机制。现有体制的个性充分说明了“权力集中”的危害，强制一胎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过于强大，强大的公权力压制了弱小的私权利。
少子化带来的其他问题
少子化不仅会带来少子老龄化（底部老龄化和跷跷板效应），2014年9月24日公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2030年间，全国老年人口平均子女数将下降到2个以下，城镇老年人口的平均子女数不到1个。未来，空巢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将突破70%。 而且，少子化会带来其他严峻问题。
其一，年轻人口持续亏损。从“老龄化社会”（the aging society）转型到“老龄社会”（the aged society）和“高龄社会”（the super-aged society）之后，无论宏观和微观，老年人口都严重缺乏年轻人口的生产性、服务性和依靠性支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和“未富先老”一样重要的特点，就是“未备先老”，所谓“未备”不仅表现在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等没有准备好，也包括极其重要却在庞大人口总量的表象下常常被忽视的年轻人力资源储备的不足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有钱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需要，还必须有强大的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包括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也包括为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人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年轻人口战略性储备不足”而追悔不已。
其二，少儿人口的代际减少意味着人口三大潜力将受到严重损害。0-14岁人口的生育潜力、支撑潜力和创造潜力将在成年阶段表达出来。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不是说应该什么时候放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做适中适度、合情合理的定位，最初就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再迟疑不决，只能雪上加霜，带来更多的人口风险、人口失衡、人口负债，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理想的选择是公民自主负责生育和国家鼓励优化生育的结合，全面放开二胎只是一个过渡点和平衡点，实际上80后、90后的意愿生育率在高抚养成本的压力下已经达到超低生育水平，仅仅放开二胎也不可能使生育率有明显回升，达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此外，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痛苦家庭和困难家庭则需要国家建构起贴心关怀、真诚服务和福利保障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伦理要求。
其三，有朝一日，老龄化比重超过少子化，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人口关系倾斜、失衡甚至断裂。严重的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低于18%）将使人口失去平衡能力、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到16.6%。微观上，一些独生子女因为就学、就业或者婚姻离开自己的父母，造成“老年空巢”和“赡养脱离”，儿女养老有心无力，家庭养老形同虚设。宏观上，护理人员、家政人员短缺以及普遍的用工荒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其四，生育的独子化带来人口的少子化，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人口惯性”，这是最可怕的。经过计划生育长达几十年的片面宣传，一代又一代生育观被严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年轻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责任大大弱化甚至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今后即使鼓励生育，响应者也将寥寥。中国早已经掉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浑然不觉，反倒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不客气地说，少子化的不断深化将有导致大国衰落的危险。
让计划生育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人口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血肉长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态势无异于自毁“长城”。放眼历史的长河，也许过不了多久，中国将兴起一场人口学意义的民族救亡运动。“复兴中华人口”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计划生育也终将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1/1000，死亡率为6。4/10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1/1000。总人口中，乡村人口占59。47%，城镇人口占40。53%。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
经过多年艰苦努力，中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进入到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这种低水平并不稳定。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性质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将长期坚持。
现阶段，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没有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劳动年龄人口在到达峰值后缓慢下降，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口素质提出了迫切要求；人口流动迁移活跃，城乡人口分布出现根本变化，对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成为社会和谐面临的重要问题。未来一个时期，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新形势，中国政府把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作为战略任务，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总体部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和合理分布，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中国13亿人口日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一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别比升高，一胎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态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在许多农村地区，生育男孩是重体力劳动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需要，同时，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农民有后顾之忧，这是产生男孩偏好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观念一直延续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种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刺激人们产生“男孩偏好”的情结。而性别比升高最直接的原因，是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并于2003年启动关爱女孩行动。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10年内翻番
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省内流动的占65%，跨省流动的占35%。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岁到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
流动人口的日益庞大，将不断加大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因此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及时有效地提供包括生殖健康在内的多种服务。
本世纪中国人口将先后迎来三大高峰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1世纪，中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龄人口三大高峰。这是记者日前从国家人口计生委了解到的。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总人口中，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最大，为70。15%。因此劳动年龄人口将最先达到高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各级政府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我国保持了多年的低生育水平，有的地区已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出生缺陷人口累积增加、社会老龄化步伐加快以及人口管理系统信息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十分突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新形势给人口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转变只重视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观念，提高对人口问题丰富性和多层次性的认识，正确处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发展寻求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提出新举措。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综合治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该项指标为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达到116.9，严重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值(103—107)。我们建议：(1)各级政府要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由政府主管领导亲自抓，计划生育和卫生两个部门共同负责，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要采取有效措施，疏堵结合，奖惩结合，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利益导向机制。(2)要加强对B超使用、实施中期以上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管理，完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违法行为。要把农村作为治理的重点，根据不同情况，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切实加大有效治理力度。(3)国家启动“保护女婴健康工程”，制定具体的目标，设计可行的、可操作的方案，建立项目机构负责协调、指导、培训、检查和评估。加强宣传教育，努力建设有利于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
二、关注出生人口质量，实施出生缺陷救治工程
目前我国承受着规模较大的出生缺陷人口的负担。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推算，我国每年实际增加出生缺陷人口大约有50～60万。如此逐年积累，后果十分惊人。我们建议：(1)国家在计生工作中，实施出生缺陷救治工程，充分利用多学科的优势，将社会干预、技术干预、政策干预和法律干预结合在一起，满足育龄夫妇生一个健康孩子，减轻出生人口质量低下对社会经济和家庭造成的压力。(2)在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以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战略方案和有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国情，形成我国出生缺陷救治的战略框架，以社区参与、干预技术和措施、信息传播和优生教育为手段，以服务网络为载体，以法规、规范为保障，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建设我国出生缺陷救治体系。
三、应对老龄人口高峰，营造老龄文化环境
进入21世纪，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现有60岁以上老龄人口1.3亿，到2020年将增加到2.3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我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未雨绸缪，把解决老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尽早纳入法制化轨道，以法规制度和政府行为作保证，积极应对老龄人口高峰的到来。我们建议：(1)国家实施“健康老龄人口工程”，把它纳入国策，在政策、法规、经费、人员等方面给予重点考虑。建立健全老年法律体系，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基础上，尽快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强化依法管理和执法监督。(2)将老龄工作列入政府职责，改革现行的老龄机构设置，增加基层编制，保证区县、乡镇和社区有专职工作人员，统一管理老龄人口工作。(3)要按老龄人口数量自然增长比例增加经费的投入，努力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教育，积极发展老龄文化事业，有计划地在城乡兴建示范老年文化活动设施等，开展科学健身文化活动。
四、加快人口系统信息化建设，提高人口管理工作效率
人口管理部门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人口工作的效率。目前，政府各部门都有比较好的内部信息网络，而主要由于技术平台不统一，各部门之间的信息网络交换尚有一定的困难。在人口方面，公安、统计、计生等部门各自进行统计。由于各部门工作性质和要求不同，统计口径及方法不一，所得出的数据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很难统一应用。我们建议，由政府再建一个通用的上一层平台，将所有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整合，实现无密级文件计算机网络传输，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达到资源共享；要加强信息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加大投资力度，列入政府社会发展计划和年度财政预算，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多方筹措资金；建立完善的人口系统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建设一支既懂业务又掌握信息技术的人口工作队伍。
人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措施，搞好新时期的人口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关键词:欧债危机；货币政策；经济的影响
随着近期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和升级，这将对欧盟从中国进口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我对欧盟出口将面临较大的压力，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下面就谈谈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欧债危机最早起源于希腊，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国债信用也遭到了降级，财政状况不佳的爱尔兰和意大利也引起了市场的担忧，欧债危机不断升级。
1.欧债危机的内在原因
(1)人口趋于老龄化，生育结构不平衡。欧债危机之所以恶化，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而相比于美国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的问题要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是社会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一种发展趋势。欧盟人口趋于老龄化，然而生育率却保持低水平。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2008年以后的财政刺激政策则将这件事情雪上加霜。
(2)高福利制度拖累，劳动力过早退休。欧元区各国社会福利收支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一方面会降低养老金的缴费收入，另一方面又将增加养老金的给付支出。导致其财政赤字猛增。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竞争力的提升。
(3)产业结构不平衡，欧元值不断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元区各成员国产业结构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并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微电子科学、航天等领域取得很大成功。煤炭、纺织、钢铁等部门已经萎缩，高技术产业又无法吸纳大量的劳动者，失业率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
2.欧债危机的外在原因
(1)欧元和美元的竞争加速了欧债危机。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高级产物，是依托于欧盟的发展而逐步壮大的。欧元区若扩张，必先覆盖欧盟内的非欧元国。美国把打击欧元作为重要目标，欧洲债务危机的背后有美国的影子，全世界各国大量储备的都是美元。欧元如果代替美元，对美国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欧债危机本质上是欧元区现有体制和结构的一场信心危机，而欧元区决策者们目前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都难以达到解决债务危机的目的。
(2)美国评级机构不断调低欧盟的信用评级。美国评级机构不断调低希腊、爱尔兰、比利时的信用评级，大举做空欧元，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美国成了这场危机的大赢家。美国打击欧元最佳的方法就是让世界各国认为欧元是一个不安全的产品，没有可持续的安全认同感。
二、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1.我国对外贸易额下滑
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对我国出口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很大困境，产品销售以及用工成本上都有很大压力，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欧盟一直希望以贸易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对外贸易额下滑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出口商品需求减少，那么用工人员减少，增加中国的失业率，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币相对欧元升值，则出口竞争力降低。
2.外部融资风险加大
如果希腊再次引爆欧债危机，欧洲银行业将在短期出现明显资本金缺口，其海外资金回抽可能产生连带效应，造成亚洲乃至中国的外部融资环境将出现恶化。
3.加大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成本
欧债危机催生的全球资金风险偏好转移、避险情绪回潮等，也会传导至国内股市等。中国持有欧洲巨额债务，若欧洲成员国没有偿还能力就可能债务重组。
三、中国机遇与借鉴
1.给中国直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一些欧洲渴望优质中国企业出手相助，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既是“救”了欧洲一把，对自己的品牌实现国际化也是一个绝佳的机遇。一切有利于完善上下游产业链的并购成为关注焦点，如金融、矿产等行业。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欧元这一人类货币史上的重大创举将受到重创，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环境或将更为有利。
2.中国应当债权人
虽然欧债危机流动性危机当前，不过期间“危”中有“机”。中国应把握住其中的机遇，扮演“债权人”角色，为本国企业“走出去”寻找机遇。应坚定不移地与欧洲主要强国加强贸易和投资的往来，更在治理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国际事务中加强与欧洲多方面的连手。改变中国“穷国为富国融资”的经济失衡格局，对调整全球财富分配存积极意义。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我国财政状况良好，但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支出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上升，未来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准确判断、等待债务风险彻底暴露的关键时期，进行斡旋，获取所需的技术和资源等。
总之，欧盟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走出债务危机，踏上复苏的坦途。中国要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措施，未雨绸缪，应对欧债危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中国国情；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3-117 -04
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明显高于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预测显示，2015～2035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会增加一倍。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超17%。此后，我国将进入加速和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这些说明，在21世纪，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的人口报告指出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点：首先，工作人口会因老龄化问题下降。其次，中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会加快。最后，老龄保障体系不完善。2016年国家将实行的全面二孩政策，正是政府对于人口老龄化危机所采取的积极措施。
一、文献述评
（一）国内文献综述
马佳、蔡吉梅、宋曦玲、李小平（2014）：中国老年人信息素养教育范围急需扩大。吴婷婷（2014）：在中国建设集中性养老住宅具有一定可行性。孙海燕、夏立平（2013）：我国的养老模式各有其特点和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养老方式，满足高龄老人晚年的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的需求，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马海燕（2014）提出以新农保模式为基础，探索农村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的前瞻性理念。蔡吉梅，马佳（2014）：不同养老模式下生活质量得分有差异，且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
（二）国外文献综述
1. 独居型方面
美国形成了多元化的养老体系，其中独居型是一种普遍的养老方式。
2. 混住型方面
日本千叶县“新村”集合住宅日本千叶县“新村”集合住宅为混住型社区。
3. 新型的多代居模式方面
多代居模式在德国已经正式建造有500个有官方记载的多代居，仅柏林就有超过100个此类项目。
4. 社区照顾模式
英国的社区照顾分为“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照顾”两种方式，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
5. 政府的作为方面
新加坡政府于1995年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
二、当前人口老龄化下各种养老模式的主要内容
（一）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
其优点是：
一是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二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三是有利于解决困难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四是有利于推动社区建设。
其缺点是：
但是，一方面，多重原因使儿女没有充分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好老人。另一方面， 老年人的需求在增加。因此，必须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进行创新。
（二）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先把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然后定期从抵押机构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的养老方式。
其优点是：
以房养老使产权价值得到极大发挥，也使得家庭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实现效用最大化。
其缺点是：
一是传统文化差异。二是房价走势未料阻碍模式预行。三是我国农村人口比例大是现实国情。四是政府扶持不足不利于模式实施。五是我国房地产估价行业正处改革阶段。
（三）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指在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生活护理、健康管理和文体娱乐活动等综合的机构养老。
其优点是：
（1）减少孤独。（2）生活有安全感。（3）减轻家庭养老压力。（4）提高老年生活质量。（5）提供专业化、高效的老龄服务，尤其是临终老人。
其缺点是：
（1）床位供不应求但资源利用率不高。（2）微利甚至负债导致养老机构自我发展能力不强。
（四）医养结合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有效解决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医的问题。大致包括三类：（1）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结成联盟，合作服务。（2）医院转型为医养结合服务机构（3）在养老机构中设立医疗机构，医养一体化经营型。
其优点是：
解决了老年人把医院当做养老院长期住院治疗的困难，也缓解了医疗资源的紧张。
（五）社区养老
社区型养老是指以居家养老为核心，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新型养老模式。
其优点是：
它基于关注老年人的权力和尊严的新理念，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和生理状况，充分尊重他们的个体意志，其最大优势在于使老年人留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保持代际关系的完整。
三、假设提出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国家的持久繁荣离不开人才的不断输出，因此养老问题是国家发展中必须面临也必须妥善解决的。优秀的养老模式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性发展。同时，随着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也将大幅提升居民幸福指数。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年龄、学历、收入等因素与养老模式的选择具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收入的影响很大。
假设2：当前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也会对养老模式的发展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我们设计了相关调查问卷。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先用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确立自己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希望父母得到的养老方式的相关性，再将四种养老方式和各种因素转换为0-1虚拟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因为个人的学历和收入水平可能会对养老观念产生影响，而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养老机构发展可能的影响因素可能反映了个人对养老问题的某些担忧或者期盼，同样可能会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故本文选用这四个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三）样本选择与检验
1.样本选择
根据我们的调查目的、精度要求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经费承受能力等推测，我们的样本选取应较广泛，因此我们选择通过在网上调查问卷，迅速地让更多的个体和不同群体接收到调查问卷并及时地获得反馈。同时通过网络平台更方便高效地进行后台数据统计和分析。此次
2.相关性分析
将父母选择的养老方式和自己选择的养老方式，用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由上图可知，希望让父母养老的方式和自己选择的养老方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存在明显相关性。从问卷看出，大多倾向于社区养老（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尤其是希望自己的养老方式，其次是居家养老（和父母一起生活）。
根据上表的值，Pearson的相关性为0.274，同时显著性大于0.05。此时认为，年龄与养老问题的显著性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因此可以判断两因素不具有关系。从问卷中发现，基本每个年龄段都对养老问题表示关心。
根据上表的值，Pearson的相关性为0.601，同时，显著性小于0.05。此时认为，年龄与养老问题的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月收入越高，能够越好的实现对父母的养老。
根据上表的值，Pearson的相关性为0.474，同时，显著性小于0.05。此时认为，家里月收入与选择父母的养老方式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从问卷中发现，家里收入不同父母的养老方式也相应的不同。
3. 回归分析
因为养老方式的选择无法量化，各种因素之间也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选择将四种养老方式和各种因素转换为0-1虚拟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旨在研究各种因素对于某种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
在数据处理上，因为本文中所用数据均为问题选项，无法获得年龄、学历和收入等准确信息，同时考虑数据样本量的限制，在回归中将选项转化为0-1虚拟变量。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记为“0”，40岁以上记为“1”；学历在本科以下记为“0”，示本科以上记为“1”；收入在5000元以下记为“0”，5000元以上记为“1”。
本文将当前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的选项“资金困难”“设备落后”“人员不足”三项记为“资金问题”；将“缺乏政策支持”和“缺乏公众支持”记为“外部支持”；将“内部制度不完善”记为“内部制度”；将“交通落后”“环境差”和“其他”记为“其他问题”。
本文将对未来养老机构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的选项“政府”和“法律环境”记为“政府层面”；将“公共支持”和“媒体”记为“社会意识”；将“养老机构自身”记为“养老机构”；将“慈善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记为“其他因素”。
本文借鉴明瑟方程，设定如下方程形式对养老方式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Yanglao=β0+β1age+β2edu+β3income+βX+u
其中yanglao为0-1变量，表示父母和自己的养老方式选择，age表示年龄，edu表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 income表示家庭收入水平，X表示其他影响因素。
样本中父母养老方式中不含机构养老的样本，父母和自己养老方式的多元回归分析如下表5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回归分析可知，年龄只显著影响父母的养老方式，且对居家养老有正向影响，而对以房养老有负向影响。可能是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父母在生活中将遇到更多不便，偶尔看望父母并不能够解决日常问题，此时居家养老能够更方便的照顾父母。而自己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基于自己年龄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考虑，并不会受年龄的影响。
上表显示学历对父母和自己的养老方式的选择都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养老方式的选择更多的基于家庭条件、养老机构现状等现实因素的综合考虑，个人的学历会对思考方式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改变现实因素，所以不能显著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
收入同时影响父母和自己的养老方式选择，但收入增加，显著负影响自己选择居家养老的概率，而不对父母的居家养老概率产生影响。可能是因为收入较高时，与子女同住的养老方式存在较多不便，由于经济条件允许，子女可以采取其他养老方式而减少不便。而社区养老模式不仅可以避免子女同住造成的不便，更能通过社区平台，提供更加舒适的养老环境，所以在收入增加时，对父母和自己选择社区养老模式都有正向影响。
当前养老机构存在的问题，即从被访者的角度来看待养老机构的存在哪些问题。如对养老机构存在的资金问题更加关注，说明自身可能不能完全承担养老机构的费用，也就有可能无法实现以房养老，即与以房养老的模式间存在负向关系。
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不只需要考虑当前情况，更需要综合对长远发展的考虑。在上表中，对养老机构本身的考虑并不会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可能是因为对于养老机构来说，更多的问题存在于机构之外，关注机构本身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而社会意识对养老问题的关注，会更多的引发对养老问题的思考，更加关注老年人。而传统来看，居家养老能够更好的关心老年人，这可能是为什么社会意识崛起会正向影响居家养老的概率。
四、分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现实层面
面对白潮的席卷，空巢家庭的逐渐增加，未富先老的现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加上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改善，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出生率死亡率降低等因素，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并且，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传统养老观念的逐渐改变，家庭养老的模式正逐步改变。同时，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也逐渐提高，而目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又普遍偏低，现有的养老保障水平只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开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很容易产生养老金不足而导致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的现象。
（二）养老资源利用率低
机构床位供不应求但资源利用率不高。有一些养老机构只是达到入住率的五六成，有的才二三成。社会福利机构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矛盾的现象：其一，老年人及其家庭有入住意愿，但未必最终选择入住；其二，虽然社会福利床位供给数量相对有限，但床位闲置率仍然很高。原因是，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偏爱，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担心等。一方面是供不应求，一方面是住不起、住不满，养老机构的这一对矛盾，使得养老机构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并不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三）文化意识
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由于远离自己生活过的街区， 平时难以与亲人见面， 心理易产生一种被家人和社会冷落的孤独感和忧伤感。
五、相应对策
（一）发挥政府的作用，统一规划，完善相应机制
各级政府应把发展居家养老事业列为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改变目前许多地方把社区养老工作仅仅归结为民政部门负责的福利事业甚至仅仅是救济事业的狭隘观念。统筹社会资源， 新建和改建一批老年人福利服务的设施和活动场所，同时完善社区居家养老运行机制，明确社区居家养老机构运行相关各方的职责要求，强调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体系中的统领性地位，设施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
参考欧美等国通过财税优惠补贴等措施，提高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来促进高端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在完善养老模式过程中，需要政府制定养老的法律和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和维护老年人的权益，特别是养老服务网络，更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
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措施，规范养老服务行为；坚持阳光、透明、公正的原则；定期进行反馈调查。
（二）注重精神养老，完善服务设施和专业队伍建设，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的品质与成效
应当物质养老与精神养老并重，全面推广精神关怀与心理咨询，加强对于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料服务。同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数量和质量，特别是要引入社会工作和老年护理与管理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并组织定期专业培训；在教育工作中开设社会工作方面的课程；推进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实行持证上岗，规范队伍；制定衡量养老服务水平的评估体系；打造专业化的医疗护理队伍，为老年人提供贴心服务。
（三）保障资金的来源与投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政府方面，加大资金投入，设置社区居家养老专项保障基金；社区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捐助、社会慈善捐赠以及个人捐赠等广泛筹集各类财物，积极用于养老建设；家庭方面，将老年人子女和亲友馈赠的财物，适当地用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
（四）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学习西方国家，调动社会的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志愿者、慈善机构，倡导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敬老院、进社区关爱老人等活动；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尊老敬老、扶贫济危等优秀美德；完善社区志愿者、义工激励机制。只有将来自社会、政府和家庭的多方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养老事业才能继续发展。
总之，通过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研究，我们发现现行养老模式面临挑战的原因主要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养老资源少且利用率低和人们的传统观念制约选择。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统一规划，把发展居家养老事业列为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完善社区居家养老运行机制，保障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发挥政府的保障和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服务设施，发展专业队伍建设注重精神养老和对失能老人的照顾，保障资金的来源与投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品质与成效。调动家庭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在完善监管体制的同时造专业化的医疗护理队伍，为老年人提供贴心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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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丽.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思考[J]. 当代经济管理， 2012，34（4）.
作者简介：
吕似玮，女，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会计学；
徐雯君，女，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会计学；
董轩，男，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食品科学与工程学专业；
丁鹏飞，男，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会计学专业；
30多年来，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关键词：欧债危机，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81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3-0004-02
一、欧债危机成因的简要分析
1.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长期过度举债
欧元区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这是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由于欧元区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各国易于获得低廉、充足的借贷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国劳动生产率低但劳动成本高等结构性问题。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基本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重负。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
1.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失衡
近10年来处于欧元区核心的德国和法国等依靠实体产业快速发展和对外出口不断增长促进了欧元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希腊和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信贷业务的扩张，而不是通过提升本国的实际竞争力。这些欧元区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失业率也长年居高不下，但却采取了跟核心国家一致的高福利政策。由于都处在欧元区内，核心国家的闲余资金大量流向国家，支撑了这些国家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10年间，欧元区国家紧紧追随核心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债务负担日益加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国加的信贷链条突然断裂，其依靠信贷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持续。
2.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欧元区各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人口老龄化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欧洲各国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间较早，出生率一直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再加上死亡率一直较低以及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移民的年龄层次相对较低），欧元区人口年龄结构从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转变，人口占比的峰值从1990年的25~29岁上移至2007年的40~44岁，而且这一趋势仍在进行，从今往后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现行的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3.欧元区治理结构缺陷
首先，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即欧洲央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各成员国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当危机来临时，各成员国也无法根据自身的状况来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其次，政治决策力不足。欧盟各成员国之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不相同。在希腊危机爆发之初，各成员国在救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争论不休，从而错过了救助的最佳时间点，导致“蝴蝶效应”。再次，授权缺失。当危机发生后，欧盟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处置问题的权力，只能听任成员国之间争论不休，而不能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二、欧债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1.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明显减慢
随着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欧盟国内需求增长乏力，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开始减少，我国对欧盟出口增长明显减缓。据统计，2011年1-6月，我国对欧盟出口增幅为16.9%，相比同期我国出口整体增幅24%，低7.1个百分点。我国对欧盟出口比重占对外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上半年为18.8%，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另外，通过对2011年春季广交会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欧盟对我国商品需求增长减慢。
2.出口贸易利润下降
欧债务危机波及范围较广，导致欧洲部分国家经济复苏脚步趋缓，欧元大幅贬值。欧元的下跌，导致人民币相对于欧元大幅升值，提高了产品成本，降低了出口产品竞争力，加上欧洲市场的萎缩，影响中国对欧出口，造成出口价格的下跌，直接影响出口利润。在低产值行业如服装和流行服饰配件方面，越来越多客户要求更低报价。同时，国内生产成本逐步上升，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
三、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欧债危机为我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此次美国信用等级与国债上限下调，使我们很有必要好好反思我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传统模式了。
2.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国际产业竞争力下降。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的基建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减少，加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事业逐步走向社会化，因而，单位和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大大减少，负担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举办的福利事业在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福利项目的需求。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改革进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朝着社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1]姚铃.欧债危机路漫漫中欧经贸待考验――剖析欧元区债务危机及其影响[J].国际贸易,20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