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7 09:40: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需求 供求关系 人力资本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6]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R].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6-13.
论文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引言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结语
靠发育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第二，解决失业问题，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我们需要问一问，在城市存在失业现象的情况下，为什么外地劳动力反而比本地职工更具有竞争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外地劳动力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而符合雇主降低劳动成本的意愿。靠人为的保护，无异于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如果与增加劳动相比，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更为合算，谁又能阻挡得住企业家这样做？结果是事与愿违，劳动力市场上的总需求反而因就业保护而降低了。
[关键词]供需不匹配；在职培训；高等教育
[DOI]10.13939/ki.zgsc.2016.42.040
1 劳动力市场现状
人社部根据11个省市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数据分析得出，今年4月份，市场求人倍率（岗位空缺数量与求职人数之比）是1.12，而且在2001年第一季度，求人倍率仅为0.65，21世纪以来，求人倍率是逐步提高的。为此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是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匹配，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常态，阻碍着过剩产能和污染产业的退出，更抑制了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机制的良性运转，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1.1 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供求缺口依然存在
现阶段，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情形来看：新成长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峰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将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而从现阶段劳动力市场需求端情形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稳定现有岗位和进一步扩大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供求缺口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1.2 从高端劳动力市场来看，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更加艰巨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始终保持较快增长，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56万人，创历史新高，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男枨罂矗目前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还难以跟上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有效岗位相对不足，毕业生专业结构、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一些影响毕业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另外，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1.3 从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当前劳动力市场既面临招一线普通工人难和技术工人的严重短缺，也面临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特别是随着转型升级的加快，受产业需求变化和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共同作用，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
2 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的成因
2.1 劳动力供给方面
2.1.1 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
从1978年以来，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质的扩张。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2006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540万人。同时，高校扩招给了农村孩子、特别是困难群体子女更多上学机会，使知识改变他们命运的愿望得以实现。大学扩招从5%的毛入学率，一下超过了15%，后来又超过了20%，现在是23%。我们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时间，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就业工作任务仍相当繁重。
2.1.2 教育体制问题：强调传统教育，忽略在职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最初因为没有意识到教育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一度强调传统教育，而忽略了在职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这一快捷有效的方法，导致了如今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2.1.3 高等教育无法准确预测，匹配市场需求
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教育质量等教育产出与社会需求不一致。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能够准确预测、灵敏适应，使受过高等教育者完成学业后都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这是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中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关系和这种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2.1.4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教育培训年限长
我国高等学校的结构调整往往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由于教育培训年限的存在，教育系统对信号做出的反应总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与此相应，2000―2011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62年延长至8.85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更为明显。因此，单靠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所产生的高等教育被动性调整，不足以解决当前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矛盾问题，所以，高等教育的主动性适应调整必须首先研究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机制。
2.2 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
第一，从需求角度考虑，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岳昌君和丁小浩（2003，2004）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就业弹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弹性，发现经济增长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并不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作用相对而言更明显。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不大，按目前8%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难以吸纳日益增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随着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接纳能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其中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
第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3 在职培训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不均衡，空岗与失业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化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性失业矛盾是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途径。从人力资本的供给侧出发，提出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有效途径是在职培训。
3.1 职业培训写进“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战略目标。但要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单纯靠岗位创造和自主创业远远不够，还必须着眼长远，从根源入手，使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需求形成动态适配机制。国家就业规划提出的终身就业技能培训制度，强调了职业培训在化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分析在职培训不足的原因从而更加有效地提出在职培训常态化的建议。
3.2 世界发达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地位重要
欧洲大陆的职业培训起步最早，发育也最成熟。工业化革命却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具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一致性的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的传统学徒制，代之以各具特色的职业培训新模式，其中以英、法、德三国最具代表性。英国的自由市场模式、法国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合作模式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所折射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各具特色。如在德国双元模式中，市场导向（在继续职业培训领域）和学术导向原则（在职业学校）与职业导向原则结合，法国的培训模式把职业和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合并于一体，即使是市场主导的英国培训模式，国家继续教育机构也在根据职业类型和专门的职业学科进行重构。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任何轻视、逃脱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都注定是跛足的、残缺不全的。相反，包括美、德在内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齐头并进、彼此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完全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3.3 在职培训的优点
因为在职培训具有时间灵活、针对性强、周期短、见效快、可持续、有利于终身学习等优点，是抵消人力资本快速折旧、形成和积累新技能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专业技能性人力资本而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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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先国.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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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锋亮.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J].复旦教育论坛，2005（4）.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新兴产业；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善和劳动力市场配资资源的作用增强，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一、现状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供给不足并存；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与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供给缺乏并存。
1、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人才不足并存
自1999年中央政府做出高校扩招政策后，高等院校的数量和在校生的数量迅速增加。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已经发展到2409所，在校本专科学生数量达到68.15万人。从1998―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108.4万人增加到681.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上升到26.9%。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加，就业难度也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远远不能满足新兴产业需要，这些新兴产业集中在产业发展前沿，虽然高等学校的教育培训模式在逐步调整，但是面临着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如何提高大学生在新兴产业的就业率仍然是一个难题。
2、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供给缺乏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
自2004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普遍出现“用工荒”以来，这一现象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用工荒”最严重的地区，目前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为10%。新增劳动力由于工作经验缺乏、工作技能低等原因难以满足较高要求的企业用工需求，但是一些对工作经验要求低，工作技能需要“干中学”培养的企业来讲，由于无法满足新增工人的较高收入期望而招不到人。下岗工人由于工厂倒闭、企业经营不善等原因离开劳动力市场，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预期流动成本高、再就业信心丧失等因素而自愿失业。
二、不利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不利。一方面是结构性失业导致失业率上升。相对于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危害是双向的、长期的，且治理难度非常大，难以在短期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从而造成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因为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导致其减产甚至停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容易引发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最大不利影响在于它的难根治性。结构性失业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确定的群体，例如那些容易受到技术改变、受所在企业衰退或在整个国家内的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所影响的群体。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在一个区域或行业中，那些被新技术替代或工厂倒闭的工人可选择的就业机会很少，且这种工作搜寻可能要持续好几个月，甚至以年来算。
2、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换。由于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滞后性和缓慢性，决定了它有一个相对较长的适应期或调整期，难免出现劳动力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脱节，从而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失衡，造成失业率上升。
3、制约社会生产顺利完成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正在遭遇技工人才短缺的困扰，技工的短缺已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许多企业由于技工的短缺，一些大的订单都不得不放弃。技工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壁垒”。根据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的一项统计显示，广东省普工求职者与用人需求缺口达38.5万人，具有职业资格一到五级的技工缺口更是高达71.5万人，其中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分别是1.79、1.98、1.33。虽然目前广东就业难度有所提高，但对于有一技之长的技工仍供不应求。
三、原因分析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不可避免地促使传统产业对劳动者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不同产业对劳动者的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原来在传统产业就业的人员如果无法对自身技能、知识、经验等各方面素质及时做出调整或没得到相应的培训，就不能顺利转入新兴产业就业，这会造成大中城市普遍就业饱和状态下的某些类型职位空缺现象的出现。
2、教育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高职高专和研究生规模相对较小，本科教育规模相对较大。高等教育的这种层次结构难以满足社会各个领域对研究生和高职生的需求，导致技术型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除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不合理，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也存在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高校之间专业设置互相重叠，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二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专业的课程已经过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不一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设置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使得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之间有很大差距，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新兴产业需人才缺乏的局面。
3、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趋向于复杂化和多样化，除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外，在城市中还存在首要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乡两级劳动力市场分割最初是由于体制性分割造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制性分割效应不断弱化，行业分割开始逐步显现。由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壁垒”存在，所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力也极少降级到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造成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难以治理。
四、对策建议
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必须从调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完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入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加大相关制度改革与创新，逐步建立统一、高效、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深化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从大学生供给方面来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脱节，“学非所用”和大学生就业能力较弱。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仅要依赖于经济增长和新兴产业发展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要依赖于在大学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更加有效地联系。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通过提高就业能力来扩大就业机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提高就业的良性互动。
2、加大培训力度，增强新增劳动力、下岗工人适应市场能力
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与工作岗位匹配效率低，增强劳动力适应市场能力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要加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尽快扭转当前企业对技术型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局面，广泛开展技能培训活动，加快技能型劳动力的培养。高度重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工作，通过建立市场导向的运作机制使劳动者和企业都能从职业培训中获取最大收益，采取企业培训与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学习相结合等措施来增强劳动者适应市场的能力。
3、利用比较优势，提高劳动力市场需求
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以低知识、低技能素质的劳动力为主体，高技术、高技能劳动力相对比较短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当前情况下，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种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动者就业以后的“干中学”目标。这不仅可以增加这些企业商品的附加值、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还可以为企业储备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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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8－0087-04
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要素买卖双方从事交易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其具有通过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来实现劳动力在各种社会用途之间的分配并且协调就业政策的基本功能。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力的流动而逐步建立和发育起来的。
在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劳动力市场交易双方的特殊性，雇佣者和求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发生，并导致资源错误配置（郑伦卫，2003）；（2）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着实际就业水平，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信誉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郭艳茹，徐钧，2004）；（3）信息障碍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匹配供需能力的主要因素，信息不充分不仅会导致失业时间延长，而且会增加劳动力供需双方的风险，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使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实现（高谋洲，2003）；此外，近几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较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当前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加大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制约就业市场的发展，从而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一、中国劳动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市场中，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不完善和不健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增加
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①总量不断增加，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
1. 人口增长高峰惯性的作用。1996-2006年间，中国人口数由1996年的122 389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31 448万人，增加了9 059万人，年均增加人数约823.55万人。经济活动人口②也由1996年的69 765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8 244万人（见表1）。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给中国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 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力参与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1996年末，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为57％，之后逐步上升到2006年末的59.52％（见表1）。
（二）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下降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有所减弱，就业弹性在降低。所谓就业弹性，就是经济增长每变化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数。在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就业弹性越大，所能够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少、越弱。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21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105，显然，中国就业弹性在逐步下降③。1996-2006年，中国的就业弹性由1996年的0.14下降到2006年的0.07，每年净增加的就业机会由885万个减少到575万个（见表2）。可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求缺口拉大，总量供大于求，而且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在未来数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持续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这使得中国的就业压力更加严峻。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是由英国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和美国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rey）在信息经济学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用以说明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的不对称分布对于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斯彭斯（Spence）等就把这一理论引入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领域。由于信息在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就业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
（一）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低下
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和雇员是一组最基本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1）雇员和雇主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例如有些雇员为了更好地包装自己，制作了精美的推荐材料，将个人优秀的一面凸现出来，而将薄弱或不足的方面进行“包装”；而某些雇主，为吸引优秀雇员，也将单位的情况进行“包装”，制作了漂亮的宣传海报，许以丰厚的待遇，很多雇员难以掌握其完整的信息，签约后才发现上当受骗。（2）雇员和雇主之间信息不畅通。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如岗位、人数等，由于公布渠道问题，使得很多雇员不能及时了解。
2． 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用人单位的发展状况、对人才需求的量、质的情况，政府未能充分掌握；政府依据规划制定的当地经济发展的计划、作出的相关策略，用人单位也是不能充分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二）信息不对称使社会运行成本加大
1． 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人才高消费是指由于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和使用上，不切实际地盲目招揽和囤积高层次人才，从而造成人才闲置和浪费的不良现象。产生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雇主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人才高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就业市场中，雇主对应聘者的真实信息掌握的不多，和应聘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大多数就业市场中，当雇主要招聘一名雇员时，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生产能力，即使在雇用后也不能立即了解他的能力，雇主对求职者缺乏了解，缺乏完全的信息，为了使雇员能快速胜任工作，就要对其进行专业培训，这就意味着，雇用一个人是一项投资决定，又由于雇主并不能完全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因而雇主的决定就成了一种风险投资。为减少风险，同时又能简捷、经济，雇主对应聘者学历的要求就提高了，于是也就出现了需要中专生做的事就要求大专生来做，大专生能做的事就要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做，从而导致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发生。再加上当前人才市场供求失衡，雇主掌握着较大的选择自，致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2． 劳动力为获得有利信号，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膨胀。信号传递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显示个人能力的信号，能为雇主发挥判断雇员能力的信号作用，从而使得雇员的资源得到合理、优化的配置。于是越来越多的雇主把受教育程度当作录取员工的先决条件。一般情况下，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程度支付工资，这应该是一种均衡，也没有效率的损失。但问题是，毕业文凭基本上只能作为一种有“缺陷”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和信号，与其他所有市场信号一样，以文凭作为衡量尺度也会带来“统计歧视”的负作用，实际上，“重文凭”是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雇主所作的一种不得已的次佳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作用，个人为获取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有利信号，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逐渐膨胀。同时，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无限需求也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这种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不但使得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而且造成教育系统资源配置失衡，使得整个教育系统效率低下。
三、优化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传播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方面
在不对称的劳动力信息市场，由于其自身的不完善和盲目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失灵――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因此，政府应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指导，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保证信息能被如实、充分的传递。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
1. 政府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以鉴别和评估各种资质认证，如劳动力需求方的身份认证、信用水平认证，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认证、从业资格和水平认证等。权威的评估和鉴定是政府传递教育信息的重要方式，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许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2. 政府应成立一个专门的信息部门，由其负责把包括各个学校、各个企业、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准确信息建成数据库，并随时更新，做到准确、快速地为劳动力市场中信息需求者传递所需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减少信息误导的情况。
3. 破除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的制度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前劳动力市场是一种体制性人为分割的市场，因户籍、人事、档案、住房、保障等制度的不合理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也使得大量的人才囤积于大、中型发达城市而不愿到一些落后的城市或县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达地区人才高消费、欠发达地区人才短缺的现象。所以，应改革传统的人事制度，使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并加快户籍、档案、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体系。
（二）劳动力市场方面
为了更好地为企业和求职者服务，保证信息传递的顺畅、准确和真实，劳动力市场要充分发挥其中介、协调管理及信息沟通的职能。
1. 劳动力市场必须具有对各类文凭、证书评估鉴定的机构。这种方便企业鉴定的做法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鉴定成本，并对造假、伪造者起到震慑作用，为信息的准确传递创造了条件。
2. 做好协调和管理职能。劳动力市场作为中介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较为充分，在充分考虑双方要求和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双方利益的代言人，一方面向应聘者介绍用人单位的情况，另一方面向企业推荐应聘者，让用人单位和应聘者双方的相关信息能得以充分的沟通，促成双方的合作，达到“双赢”。
3. 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首先，要求就业市场参与主体充分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提供真实的市场信号，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蔽信息，并对提供误导信息的行为进行处罚。其次，改善信息传递机制，提供真实的市场信号。如利用媒体面向社会公布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供求的详细情况。
（三）企业方面
企业要有适合本企业的信息识别方法。很多企业仅通过阅览毕业生简历的简单方法来判断其能力的高低，或一味追求高学历，这样会助长虚假信息的泛滥。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现实情况，采用看简历、面试、笔试、试用等一系列识别劳动力信息的方法，与应聘者进行更多的了解与沟通。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了实习或是试用的方法，先给雇员3~6个月的试用期，在这段时间里，通过观察、试用来测试其能力，最后才决定是否雇用。
（四）求职者方面
求职者一是应该摆正心态，认清形势，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确立适当目标；二是要尽量充分收集就业信息，掌握求职技巧；三是应充分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以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藏信息，向雇主传递有效的信号。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立法步伐，建立一套使提供真实信息者受益、武虚作假者付出代价的制约机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企业及求职者的违约成本，使中国的就业体系及其发展真正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
注释：
①劳动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总称，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的重要指标，其是指16岁及以上的全部劳动人口。
②经济活动人口指在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
③数据来源：cyx.smehen.省略/ArtPaper/Show.aspx?Id=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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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ection of Employment In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Labor Market
Li Xia1, Li Ji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2. Bengbu Institute, Bengbu 233041, China）
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失业理论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长期内平均失业的决定因素问题，中心问题是研究市场确实无法出清，以及失业的原因及结果，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工人和工作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出现的不重要的摩擦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经济的非瓦尔拉斯特征的结果；二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周期，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非瓦尔拉斯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周期的关键。如果瓦尔拉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失业，则失业的工人会立即压低工资直至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当工人异质性和工作的异质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时，每个工人和工作应该被看做独特的，就业过程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搜寻匹配过程进行的。
针对后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就业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失业问题。如Willams认为可以通过如推行有利减少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劳动市场信息，扩大公共就业等手段缓解失业问题。Sherraden根据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源于市场失调，提出针对摩擦性失业采取制订匹配工人和岗位的政策，针对结构性失业采取培训工人的政策，针对周期性失业，采取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Mortensen以及nssarides的研究构建了一些模型来研究就业政策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双向匹配的过程，失业是由于非完全信息、流动成本和市场的异质性造成的。就业政策通过补贴等方式可以增加新创造工作合同的数量。这些研究虽然对解决商业周期下的就业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对就业政策是通过何种路径来对冲击做出反应的分析以及对策研究。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受到出口需求大幅减少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加剧。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人口存量大。近一个时期正值我国劳动力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平均年增加约1500万人，给就业带来较大的困难；二是农民工就业问题突出。2009年初约2000万人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据有关部门测算，不考虑2009年新增的611万大学毕业生，历年积累的就有近1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减少，据对5个省15个城市513家企业的持续监测显示，2009年3月份企业岗位累计增减相抵为净减，3月底减幅达5.3%。在这一背景下，失业问题受到日益关注。因此，如何依据现实基础，调整公共就业政策，缓解就业压力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现实基础
公共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依据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它们决定了公共就业政策的规模、范围和效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1.具有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基础
我国的就业制度是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相伴而生的。我国传统的就业制度是以城乡劳动力分割、城市就业统包统配、低工资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它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并与国家确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对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价格逐步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变化和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工具。我国开始以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新型的就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企业依据《劳动法》可以自主用人，劳动者可以自主择业，企业用人机制更加灵活。在工资分配上，国家从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工资形成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工资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状况、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杠杆。同时，与就业制度变迁相适应，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体系。
2.具有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等较完备的物质基础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为求职者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并为就业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援助，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越来越多的国家依靠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政府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调节政策的载体来解决失业问题。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公共就业政策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具有降低经济周期对就业的影响的功能；二是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不平衡；三是具有改善一般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四是具有增强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能；五是可以支持弱势群体或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求职者就业。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发展到今天，我国的各城市和区县基本设立了综合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场所，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功能比较完善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到2005年底，全国县区以上公共职业介绍机构3860个，工作人员2.7万人。全国98%的街道和70%的乡镇设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89%的社区配备了专职的劳动保障工作人员。街道、乡镇和社区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共有17万人，构成了实施公共就业政策的主要载体。
三、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1.出口冲击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贸易伙伴需求萎缩，我国进出口出现收缩趋势。海关统计显示，2009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832亿美元，下降30.9%。由于在我国近年的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和欧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下降直接和较大地影响到我国的就业。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和产业部门受到影响较大，这些企业和部门的就业弹性较高，因此对就业的影响较大。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出口占全国的1／3，外向型程度较高。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占制造业很大比例，行业的利润率较低，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在出口冲击下，广东加工贸易企业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从2005年的76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43万人，减少了33万人。从行业来看，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等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明显冲击。同时，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就业需求下降的压力。
2.外资增幅减少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就业量究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也就是国民收入是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均衡还是在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大的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继续进行投资。同时，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也减少了投资者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的影响下，很多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甚至倒闭的威胁，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加剧了就业问题。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52家，同比下降27.5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29%。但11月份当月统计显示，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16家，同比下降38.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22亿美元，同比下降36.52%。
3.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机会的创造，取决于诸多结构性变量，但在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变量。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一方面，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经济增长与劳动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劳动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中，投资对于消除失业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经济增速与就业率的关系上，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会降低失业率，而经济低速增长仍然会使失业率上升。由于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危机因素的共同影响，自2008年10月份以后全国工业生产增速陡然大幅下滑，月度落差最大达3.2个百分点之多。由于工业经济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最高，预计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比2008年下降，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较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二是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下滑；三是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4.经济周期调整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2007年处于我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波峰，2008年上半年在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下，经济增长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周期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在劳动力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过低，对劳动力需求就少，形成周期性失业。而且，存在周期性失业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些愿意工作的求职者无业可就。受经济周期调整的影响，今后2-3年内的经济减速将对城镇总体就业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如大学毕业生就业会产生挤压。对于部分倒闭的制造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是不吻合的，求职者找不到与自己技能相符合的工作，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延长，从而在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压力的同时，会加剧失业问题。
四、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改进策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一种供求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并存。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造成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我国政府需要调整公共就业政策向积极的公共就业政策转变。在危机下，推动积极的就业政策已经成为欧美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公共投入集中用于提高职业咨询、就业培训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从各国实践来看，与消极的就业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保障和养老金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各国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增强职能，在缓解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
1.完善公共就业机构与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就业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管理失业人员的福利并提高求职者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为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改善涵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的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要延伸服务网络，延伸到各街道和社区，形成以社区服务为主的基层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并促进各种形式的服务机构的共同发展，以实现提高就业率的目标。在运行机制的调整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共就业服务组织机构需要在雇主和求职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渠道，主要的标准是雇主与求职者之间能够进行方便和有效的沟通，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能够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灵活的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调整。针对不同群体调整服务的方式和重点，如在下岗职工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有效的职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职工的再就业；“4050人员”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和新的就业岗位开发计划。
2.改善就业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在公共就业政策中，就业培训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现阶段，就业培训除主要为失业人员提供岗位技能培训，还为就业人员提供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在就业培训，内容上，强化实用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创业培训；在培训方式上，采取实地实习的方式，将黑板讲授和专家咨询案例分析相结合，并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和求职者的需求，来及时调整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3.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岗位和培训
为新增劳动力提供的项目包括为新失业青年提供的就业咨询、求职培训和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的技能培训。为毕业生提供的求职培训，主要是帮助毕业生完成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过渡。当前，从城市就业人员结构来看，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与其他求职者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方面表现出工作持续时间短、流动性大等特点。公共就业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和等形式，引导农民工的有序流动，减少农民工中长期失业的比例，以提高我国就业的整体水平。当然由于公共就业机构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长期失业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所以在考虑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需要考虑费用的合理分担。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其突出的特征是普通工人工资迅速上涨，低技能劳动力短缺频繁出现。
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2006?2012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2.7%，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正是这一转折性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仍然得以保持总体稳定。
然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蕴含着潜在的就业风险。如不积极应对，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掣肘。
观察部分发达经济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越来越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随之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这种变迁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教育投资的回报也不断增加。这不仅激励了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创新储备了人才。
反观目前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大程度是劳动力供给下降的结果。低技能的劳动者无须提升自身的生产率，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提高了教育的机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正在接受教育者继续求学的积极性。
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过渡，不仅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也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不断升级。可是一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与未来经济结构的需求不相适应，结构性失业风险将会大大增加。欧洲一些高失业率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强劲时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很容易在面临结构转换压力时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而言，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已在眼前，如不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中国可能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
首先，顺应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中国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大致发生于2004年，而农民工工资增速快于城镇职工则是近几年的事。这说明此前以计划方式推行的高校扩招，由于缺乏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并不能为产业结构升级有效地储备人才。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是存在大量对要素价格反应灵敏的企业。例如，普通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理性的企业应用更高技能的工人来替代普通劳动力。
目前，技术工人和低技能个人的替代弹性为0.26，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5?2.0。也就是说，对技能的需求以及对普通劳动投入的替代只是刚刚开始。而要实现企业对要素价格的灵敏反应，不仅需要深化企业微观机制的改革，更需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使价格能够真正反映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
再次，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忽视了灵活性与安全性的统一，最终会损害经济的结构调整，也会成为结构性失业的根源。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州 510800）
（Guangzhou College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800，China）
摘要：大学生失业现象普遍存在，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较高的失业率表现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造成失业的原因多样，研究显示，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成本高的问题。构建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是降低失业的重要手段，亦须从市场的角度寻找改善途径。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 unemployment is widespread.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high unemployment rate shows th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The causes of unemployment are divers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can not be ignored， especially the market of labor market in China has the problems of market segment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high market cost. To build efficient labor marke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ducing unemployment， and it must seek improvement ways from the market point.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
Key words： labor market；frictional unemployment；structural unemployment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9-0245-03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项目《如何加强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和就业信息化建设研究》（CR140708）的资助。
作者简介：米君龙（1987-），男，内蒙古赤峰人，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0 引言
失业率是反应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数据，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主要指标，而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失业现象。一份来自国家统计局（NBS）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7.4%，这是自1990以来最慢的增长步伐。经济的转型升级意味着对就业贡献最大的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提高。2014年新增就业岗位1322万个，调查失业率为5.1%左右，而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至4.3%微小区间变动。因为统计方法的局限、未登记失业人员以及隐形失业的存在，上述失业率低估了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据经济学人信息部的估计，2014年中国的真实失业率高达6.3%。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在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下，失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大学生失业的的影响因素很多，如：经济发展方式、高等教育扩招以及毕业生缺乏就业竞争力等。但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1 失业理论与劳动力市场
失业理论认为，失业可分为：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由于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劳动力市场受到经济周期的冲击，人力资源供求关系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的一般性失业，因而也称为总量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人力资源在市场中寻找匹配职位的过程。因为人力资源在搜寻匹配职位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摩擦性失业属于暂时性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中不可避免的失业现象。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特定区域或行业劳动力市场中，因劳动力与岗位不匹配，出现的失业与岗位并存的现象。结构性失业的影响因素多样，例如：毕业生的同质化、人才培养与市场所需错位、过度教育等。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统称为自然失业，是弗里德曼认为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均衡失业率。而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中，因为市场发育不成熟以及体制制约等因素，使得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成为主要的失业类型，同时也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特别对于大学生群体，这两类失业类型尤为显著。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使用权转让和购买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与其他交易市场一样，充分发挥其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是高效的。但劳动力市场又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受到众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使其很难达到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大学生就业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子市场，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完成劳动使用权交易的主要场所，因而大学生实现就业实质上是基于该市场完成交易的过程。
2 失业的市场因素分析
2.1 劳动力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市场的非经济因素出发，给出了相对合理的描述，即基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相互隔绝、自成系统的不同部分，并且阻止了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经典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整个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大部分，并且他们在报酬率、职业稳定性、发展前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相比具有较高的报酬率、工作稳定，并且享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等。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点，首先是所有制体制分割，尽管近年来，民营经济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并且国家采取了很多扶持政策，但公有制企业依然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职业培训以及发展前景等方面具备足够的优势；其次是区域分割，由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分割，具体分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形成的主要劳动市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地、县级、乡镇等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最集中的市场，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而相比之下，次级劳动力市场则出现了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特别是在吸纳较高层次人才方面。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造成摩擦性失业，特别是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原因。以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主要原因为：首先，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了主次市场之间的正常流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待遇性差异被称为“分割性收益”。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活动，毕业生就业则倾向于选择能提供较高投资回报的主要劳动市场就业，即对“分割性收益”的追逐，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则“分割性收益”消失；同时，毕业生一旦选择次级劳动市场就业，则被普遍认为是缺乏竞争力的体现。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增加了市场成本。我国现行的户籍、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选择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毕业生很难再次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由主要劳动力市场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则要在接受较低期望收益的同时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不仅仅体现在户籍、福利、社会保障方面，更为可观的是终身报酬，因而优质劳动力资源对低质劳动力资源的替代性较差，从而加大市场成本。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了主次市场间发展的不平衡。毕业生普遍偏好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增加了东部沿海城市、发达地区就业市场的竞争，但这些市场的人才容量是有限的，毕业生的过度集中必然会导致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造成部分毕业生失业，而失业的毕业生不愿意在次级劳动市场就业，因而同时造成次要劳动力市场萧条和毕业生的自愿失业现象。
2.2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对市场的交易行为和运行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到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和需求企业必须通过特定的渠道搜寻对方的信息，通过信息传递，双方在掌握对方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匹配，最终达成劳动使用权的交易。但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由于双方对现实存在的事实不了解，或者了解程度不够，或者故意隐瞒或掩盖真实信息，造成双方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这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交易双方在信息获取的地位是不对等的。第二、信息在交易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第三、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的相对地位是清楚的。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根据麦克利兰经典的“冰山模型”，该理论认为劳动者的个体素质像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分为海面以上的裸露部分和海面以下的隐藏部分，知识、技能作为劳动者的基本信息，相对容易观察和评价，但对劳动者优异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诸如：内驱力、社会动机、个性品质、自我形象、态度等，属于潜藏于水下的隐藏信息，这部分称为鉴别性素质，也是用人单位最关心的素质条件。于此，不难发现，用人单位很难获取毕业生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鉴别性素质，在实际的就业工作实践中，既是基础信息，因为部分毕业生的造假现象，加之校方的监管不严，也存在欺骗和隐瞒情况，此时用人单位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有时，用人单位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出现虚假招聘、只招不聘现象，虚假招聘是隐瞒劳动报酬、工作职位、晋升空间等信息；只招不聘则出于开发大学生市场，推销企业形象等目的，此时，毕业生则处在信息上的劣势地位。
通常，信息不对称按照发生时间和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发生在签订合约之前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和发生在签订合约之后的事后信息不对称，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信息优势的一方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事前和时候分别隐藏信息或行动，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2.1 逆向选择由是指某一市场上，劣质产品排斥优质产品的现象，其是指是市场失败或无效率，阿克洛夫的经典旧车市场模型是逆向选择的经典分析。具体到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根据前文分析：第一，用人单位无法获得毕业生的全部信息；第二，较差毕业生通过隐藏信息可以达到与优秀毕业生具备同等的竞争力；第三，在假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与保留工资（即毕业生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正相关，使得较差毕业生在保留工资上具备相对优势，即在同等保留工资的条件上，较差毕业生更愿意受雇，进而弱化了优秀毕业生的竞争优势，甚至将其逐出市场，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2.2.2 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为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而做出的不利于另一方的活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普遍现象。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首先，毕业生在与一家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之后，并未退出市场，在另外企业提供较为优厚的待遇时，毕业生因不用或很少承担违约成本，因而存在道德风险；其次，如若企业不能兑现承诺待遇，毕业生可能会在短期内离职，既浪费了招聘机会和资源，同时造成毕业生的失业，特别是摩擦性失业。
2.2.3 劳动力市场成本 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主要包括企业成本和就业成本。企业成本即企业为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源所付出的所有费用与支出的总和，具体包括：搜寻、招聘、订立合约、培训及监督成本。而就业成本则指大学生实现就业过程中发生的各类费用的总和。根据威廉姆森的三维度理论：交易市场成本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首先，精细的专业划分决定了毕业生专用性较高，按照经验不难看出，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专业，毕业生越难找到相匹配的岗位，相应的毕业生所承担的就业成本也越高昂。其次，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伴随着其他偶然事件的存在，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高，同时，双方在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市场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毕业生找到匹配职位是一个频繁交易的过程，毕业生在就业前期，需要不断进行职位搜索；即使签订就业协议，因为违约成本较低，毕业生并未迅速退出就业市场，而是进行持续的搜寻，以期获得能提供更加优厚报酬的岗位，供求双方的频繁交易，增加了市场成本。大学生就业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摩擦性失业的重要因素，因而交易成本越高，摩擦性失业率也越大，市场成本越大使人才替代和流动阻力更大，所以容易产生人才和岗位的不匹配，造成结构性失业。
3 结论与建议
我国长期处于经济的繁荣期，伴随着转型升级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加，周期性失业不是主要的失业现象，但大学生群体一直保持较高的失业率，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市场成本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两种失业现象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认为是最重要的就业市场影响因素。信息不对称是市场机制问题，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均产生影响。市场成本决定着人才流动和替代，成本越高将导致较高的失业率，特别摩擦性失业率。
降低大学生失业率需要以下方面的措施改善就业市场方面的影响：首先、打破就业市场分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我国，需要经济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努力。经济层面需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通过经济手段缩小或消除“分割性收益”，分流发达地区就业市场过分集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而缓解其竞争压力。制度层面则需彻底扫除阻碍人才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减小市场阻力，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平的就业机制。其次、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引入更多的非市场手段对大学生就业市场进行干预，特别是政府和高校层面，双方需协力改善就业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搭建高效的信息平台，制定科学毕业生鉴定方法，规范企业招聘管理等。再次、降低就业市场成本。降低市场成本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和毕业生共同努力，其中政府作用最为关键。政府就业市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传统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对称和公共物品提供不充分的情况下，将会造成市场失灵，就业市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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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投资；波动；影响因素；IPO；劳动力市场刚性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8－000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8.01
一、引言
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是向具有高成长性的创业企业投入资本以期获得高回报的一种股权投资[1]。创业投资最早出现在美国，而后逐步得到其它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推广，为各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3]。我国的创业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根据统计，我国创业投资年度投资总额在1994年仅有2.3亿元，而2010年总量已达到343.8亿元，增长趋势明显。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波动较为剧烈。研究表明，1994—2010年间，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共经历了3个较为完整的波动周期[4]。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创业投资波动的原因，研究者们多是从创业资本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方面来考察的。一般认为，当某些影响因素发生剧烈变化时，创业资本需求或供给曲线具有粘滞性，从而引起创业投资的波动[5-6]。考虑到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在很多方面有独特的国情，例如还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养老基金也未被允许进入创业投资行业等，因此，下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创业投资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
（一）IPO
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投资回报，在创业投资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无法回收投资的风险。因此，一个可行的退出机制对于创业投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创业资本实现退出变现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具吸引力的一种方式是通过IPO退出。Jeng、Wells（2000）认为IPO可以直接体现出创业投资的收益率，所以它是创业投资首要的推动力[7]。Black、Gilson（1998）的观点与此相似，他们认为IPO是一个影响创业投资非常重要的因素[8]。但Gom-pers、Lerner（1998b）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经过研究，他们并未发现IPO对创业投资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我国的企业IPO地点有美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市场可供选择，而近年来我国企业越来越多的选择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因此本文主要关注香港股票市场IPO情况对创业资本量的影响。
假设1： 香港股票市场上中国企业IPO的规模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IPO规模越大，则创业资本量越大。
（二）GDP
关于GDP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认为GDP增长率对创业资本筹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有Gompers、Lerner（1998）和Astrid、Bruno（2004），后者的研究表明，创业投资强度是与经济周期正向相关的[9]。而Jeng、Wells（2000）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把GDP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替代变量，把股票市场总市值的增长作为创业投资的解释变量，结果发现GDP对创业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考虑我国的情况，虽然创业资本通常会通过美国、香港以及其它海外股票市场实现退出，但其投资地点在我国，目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我国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国GDP增长率会影响创业投资的需求和回报，本文预期我国GDP增长率和创业资本量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相关关系。
假设2：中国GDP增长率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 GDP增长率越大，则创业资本量越大。
（三）利率
利率也是一个对创业投资波动有重要影响的因素。Gompers、Lerner （1998）主要考察了利率对创业资本募集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利率与创业资本募集的需求正相关。Astrid、Bruno（2004）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只有短期利率才与创业资本额正相关，这意味着利率对创业投资需求的影响要大于供给的影响。Jeng、Wells（2000）在研究中则并未考虑这个变量。考虑我国的情况，长期利率的变化对创业资本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期利率对创业资本量有正向影响。
假设3：利率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利率越高，则创业资本量越大。
（四）劳动力市场刚性
一般认为，劳动力市场刚性是创业投资发展的障碍。Sahlman（1990）通过对德国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考察，认为劳动力市场刚性是阻碍创业投资成功的一个因素[10]。Ramón、Marti（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欧洲，劳动性市场刚性可能会成为创业投资募集的障碍[11]。Jeng、Wells（2000）的研究考虑了创业投资的不同阶段，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刚性对整体创业投资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只对早期阶段的创业投资有负面影响。Shertler （2003）对不同刚性的劳动力市场细分，发现在高技术公司里劳动力市场刚性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文选取了私营企业雇主数量占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刚性。私营企业雇主数量可以描述创业者的数量，其与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越小，表示劳动力市场刚性越大。本文预期劳动力市场刚性与创业资本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4：中国劳动力市场刚性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劳动力市场刚性越大，则创业资本量越小。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失业;公共就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6 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7009904
一、 引 言
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失业理论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长期内平均失业的决定因素问题,中心问题是研究市场确实无法出清,以及失业的原因及结果,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工人和工作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出现的不重要的摩擦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经济的非瓦尔拉斯特征的结果[1];二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周期,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非瓦尔拉斯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周期的关键。如果瓦尔拉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失业,则失业的工人会立即压低工资直至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当工人异质性和工作的异质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时,每个工人和工作应该被看做独特的,就业过程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搜寻匹配过程进行的。
针对后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就业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失业问题。如Williams认为可以通过如推行有利减少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劳动市场信息,扩大公共就业等手段缓解失业问题[2]。Sherraden根据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源于市场失调,提出针对摩擦性失业采取制订匹配工人和岗位的政策,针对结构性失业采取培训工人的政策,针对周期性失业,采取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3]。Mortensen以及Pissarides的研究构建了一些模型来研究就业政策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双向匹配的过程,失业是由于非完全信息、流动成本和市场的异质性造成的。就业政策通过补贴等方式可以增加新创造工作合同的数量[4]。这些研究虽然对解决商业周期下的就业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对就业政策是通过何种路径来对冲击做出反应的分析以及对策研究[5]。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受到出口需求大幅减少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加剧。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人口存量大。近一个时期正值我国劳动力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平均年增加约1 500万人,给就业带来较大的困难;二是农民工就业问题突出。2009年初约2 000万人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据有关部门测算,不考虑2009年新增的611万大学毕业生,历年积累的就有近1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减少,据对5个省15个城市513家企业的持续监测显示,2009年3月份企业岗位累计增减相抵为净减,3月底减幅达5.3%。国家统计局网站 stats.省略/tjfx/ztfx/2005sbnjjsp/t20090424_402554241.htm。在这一背景下,失业问题受到日益关注。因此,如何依据现实基础,调整公共就业政策,缓解就业压力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现实基础
公共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依据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它们决定了公共就业政策的规模、范围和效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1.具有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基础
我国的就业制度是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相伴而生的。我国传统的就业制度是以城乡劳动力分割、城市就业统包统配、低工资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它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并与国家确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对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价格逐步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变化和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工具。我国开始以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新型的就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企业依据《劳动法》可以自主用人,劳动者可以自主择业,企业用人机制更加灵活。在工资分配上,国家从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工资形成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工资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状况、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杠杆。同时,与就业制度变迁相适应,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体系[6]。
2.具有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等较完备的物质基础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为求职者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并为就业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援助,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越来越多的国家依靠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政府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调节政策的载体来解决失业问题。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公共就业政策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具有降低经济周期对就业的影响的功能;二是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不平衡;三是具有改善一般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四是具有增强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能;五是可以支持弱势群体或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求职者就业。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发展到今天,我国的各城市和区县基本设立了综合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场所,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功能比较完善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到2005年底,全国县区以上公共职业介绍机构3 860个,工作人员2.7万人。全国98%的街道和70%的乡镇设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89%的社区配备了专职的劳动保障工作人员。街道、乡镇和社区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共有17万人,构成了实施公共就业政策的主要载体[7]。
三、 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1.出口冲击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贸易伙伴需求萎缩,我国进出口出现收缩趋势。海关统计显示,2009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 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 45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 832亿美元,下降30.9%。由于在我国近年的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和欧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下降直接和较大地影响到我国的就业。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和产业部门受到影响较大,这些企业和部门的就业弹性较高,因此对就业的影响较大。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出口占全国的1/3,外向型程度较高。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占制造业很大比例,行业的利润率较低,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在出口冲击下,广东加工贸易企业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从2005年的76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43万人,减少了33万人。从行业来看,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等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明显冲击。同时,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就业需求下降的压力。
2.外资增幅减少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就业量究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也就是国民收入是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均衡还是在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大的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继续进行投资。同时,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也减少了投资者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的影响下,很多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甚至倒闭的威胁,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加剧了就业问题。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 952家,同比下降27.5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29%。但11月份当月统计显示,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 216家,同比下降38.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22亿美元,同比下降36.52%。
3.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机会的创造,取决于诸多结构性变量,但在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变量。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一方面,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经济增长与劳动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劳动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中,投资对于消除失业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经济增速与就业率的关系上,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会降低失业率,而经济低速增长仍然会使失业率上升[8]。由于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危机因素的共同影响,自2008年10月份以后全国工业生产增速陡然大幅下滑,月度落差最大达3.2个百分点之多。由于工业经济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最高,预计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比2008年下降,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较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二是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下滑;三是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4.经济周期调整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2007年处于我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波峰,2008年上半年在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下,经济增长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周期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在劳动力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过低,对劳动力需求就少,形成周期性失业。而且,存在周期性失业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些愿意工作的求职者无业可就。受经济周期调整的影响,今后2―3年内的经济减速将对城镇总体就业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如大学毕业生就业会产生挤压。对于部分倒闭的制造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是不吻合的,求职者找不到与自己技能相符合的工作,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延长,从而在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压力的同时,会加剧失业问题。
四、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改进策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一种供求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并存。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造成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我国政府需要调整公共就业政策向积极的公共就业政策转变。在危机下,推动积极的就业政策已经成为欧美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公共投入集中用于提高职业咨询、就业培训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从各国实践来看,与消极的就业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保障和养老金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各国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增强职能,在缓解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
1.完善公共就业机构与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就业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管理失业人员的福利并提高求职者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为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改善涵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的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要延伸服务网络,延伸到各街道和社区,形成以社区服务为主的基层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并促进各种形式的服务机构的共同发展,以实现提高就业率的目标。在运行机制的调整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共就业服务组织机构需要在雇主和求职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渠道,主要的标准是雇主与求职者之间能够进行方便和有效的沟通,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能够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灵活的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调整。针对不同群体调整服务的方式和重点,如在下岗职工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有效的职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职工的再就业;“4050人员”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和新的就业岗位开发计划。
2.改善就业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在公共就业政策中,就业培训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现阶段,就业培训除主要为失业人员提供岗位技能培训,还为就业人员提供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在就业培训内容上,强化实用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创业培训;在培训方式上,采取实地实习的方式,将黑板讲授和专家咨询案例分析相结合,并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和求职者的需求,来及时调整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3.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岗位和培训
为新增劳动力提供的项目包括为新失业青年提供的就业咨询、求职培训和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的技能培训。为毕业生提供的求职培训,主要是帮助毕业生完成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过渡。当前,从城市就业人员结构来看,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与其他求职者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方面表现出工作持续时间短、流动性大等特点。公共就业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和等形式,引导农民工的有序流动,减少农民工中长期失业的比例,以提高我国就业的整体水平。当然由于公共就业机构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长期失业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所以在考虑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需要考虑费用的合理分担。
4.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补贴
补贴的主要对象涵盖失业人员和其他特定的人群。
补贴的目的主要包括:一是为私企提供的雇佣补贴,主要弥补私企雇佣失业人员所需要提供的培训等费用;二是为失业人员创业提供的资助;三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公益岗位的支出。从用人单位来看,在劳动力市场中,用人企业通过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或优惠的服务或一定数量的补贴,这些补贴主要发生在匹配模型中的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签订雇佣合同时以及由此导致的培训成本,可以弥补部分成本。从求职者来看,政府的公共补贴增强创造工作岗位的机会和求职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获得的匹配租金,相当于用人单位提供了更好的培训等服务。因此,公共补贴通过减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成本,有利于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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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以统计资料和对农民工的访谈为基础，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佟新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力量无不作用于家庭，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形成。
3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形成如下局面：首先，通过改造国有企业、鼓励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引进外资企业，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其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城镇贫困人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后一直在0.4以上。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低水平的平等。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种经济的迅速变化呢?
在剧烈的经济变迁面前，家庭成为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家庭利益成为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并发展出各类应对模式。城市底层居民多以家庭共同体模式为主。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迫使城市居民走向个体竞争，但面对残酷的竞争，个体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显得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团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庭共同体。而农村居民则以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为主。对于广大的乡村来说，现代性为每个家庭提出了一个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下，每个家庭成员为应对变迁付出成本：老人和孩子守在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以个体的方式走进城市，家庭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下具有国家保障意义的商品供应被市场化，家庭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经由家庭分工来削减经济发展的成本，变个人成本为家庭成本。而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家庭成本的承担者。
经济转型使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减少，最低收入户就业人口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和交通等都有国家的最低保障，而市场化条件下，人们的居住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都大幅增长。每人年收入2005年比1990年增长了746.4％，但食品支出增长了420％，居住支出增长了1328％，交通通信支出增长了2460％。这种增长给贫困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原因的调查表明，有29.7％的失业女性是因为要“料理家务”而失去工作，这占了女性失业原因的第一位；而同样原因的男人只占16％。毫无疑问，妇女会像男人一样承担着家庭经济开支和消费的重负，特别是在贫困家庭中。
当实践家庭计划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利益”，并可以站在家庭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家庭应对策略。但是，家庭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而非一致性的利益则意味着不公平的权威关系，如丈夫对家庭事务似乎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权威；如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应当让男性发展其社会能力等。那么，站在女性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利益掩盖下的女性利益的缺失，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一个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才得以稳定的存在，成为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
佟新认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是嵌入在市场化与家庭利益之下的。当国有企业改制，迫使大量的女工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时，女性“更适合在家庭”的意识形态使女性合理和合法地“回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东北三省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1982年，这6个省市的女工人数为767万人，占全国女工比重的25.98％；2000年这6个地区的女工人数大幅度下降，仅有476万人，比重降到12.78％。但是，“回家”的女性直接感受着家庭收入的锐减，因此她们不得不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此时，她们只能进到工资更为低下、缺少社会保障和工作更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领域。
当家庭就业人口趋于减少，家庭支出又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就不得不出外寻找工作才能维持家庭开支。两种力量的挤压：――正规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排斥和家庭经济的压力――迫使妇女不得不在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进入到没有保障的各类加工业和照顾性工作中。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中结构位置的变化大大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市场成本。女性劳动力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化又使女性以个体化的方式应对排斥，而无法形成团结的力量，几乎毫无谈判能力而言。其结果是女性不仅以自己低价的劳动来应对市场变化，同时她们的劳动贡献还被掩盖在巨大的市场阴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