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7 09:40:19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内涵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交换劳动力的场所，即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与生产经营中使用劳动力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的场所，是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劳动力市场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和货币的交换。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随着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和结构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大量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据估计，2000年底，包括登记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新下岗职工，机构改革中分流，农转非等几项指标在内的我国未处于就业状态的劳动力数量约为2800万-3000万人。此外，农村约有1.3亿-1.5亿剩余劳动力。未来10年我国农业领域每年要转移850万剩余劳动力，城镇每年要安置 200万富余职工，每年还有9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加人劳动大军。不考虑城镇公开登记失业人口，上述三者合计每年就有1950万人需要就业，而我国未来10年，伴随经济增长，每年平均新增劳动力需求仅在675-1031万之间，即使劳动力需求达到昀高预测值，年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也有900多万。
另一方面，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中国经济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结构性失衡，还表现在低素质或未开发的低质盘人力资源大为过剩，而经过科学开发，具备现代文化素质和先进劳动技能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又相对缺乏，这反映在就业市场上就是存在大量低质量的劳动力剩余，他们又无法填补许多要求较高技术和技能的工作岗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失业人口的存在，有利于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提高其自身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造成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增加社会诸多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1-5374-04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actor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DENG Ruo-bing1，2，XIA Qing-li2，HU Ji-liang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mpact factor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90 to 2010 to make a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f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creases by 1%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will increase by 6.05%. The impact also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namely， the impact grows in the sequence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ch shows that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backward area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empirical analysis
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和第三产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GDP占比处于下降趋势。2010年农业GDP为36 941亿元，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 919元，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1%，农田无人耕种现象日趋严重，留守农村的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未来无人种田”问题是当务之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长期任务。
Lewis[1]认为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能够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周英[2]也认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转移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薛国琴[3]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陈来等[4]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必须通过加大投资、进行制度创新、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措施来缩小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还有一些学者从促进农民增收的角度入手，认为除了增加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外，促进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化进程也十分重要[5，6]。
已有文献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本研究将从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使用强度、复种指数等角度，研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东、中、西部3个区域劳动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差异。
1 数据来源、变量处理和描述性统计
1.1 数据来源和变量处理
本研究收集了30个省份1990-2010年的面板数据（由于重庆市数据不全，因此剔除了该市）。由于不同地区地理区位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本研究参考国内学术界广泛选择的省份区域划分法，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等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11个省（自治区）。本研究的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
本研究的变量主要有3类：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农业劳动生产率是用第一产业GDP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值测度。
2）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借鉴程国强[7]的研究方法，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产值比重表示。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施用率、复种指数等[8]。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取得无偏的参数估计。
4）虚拟变量。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引进虚拟变量。
变量的计算方法见表1。
1.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1）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了平滑。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均值较低，且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6和0.22，差距较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总体也不高，且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7倍之多，差距十分大。从东、中、西部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两变量均成下降趋势，但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差距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显著，且中、西部差距较小。
2）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1990-2010年，两变量都呈现增长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在2002年以前处于稳步上升阶段，2002年以后上升速度逐步加快，可能的原因是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近几年实施的一些惠农政策。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呈现波浪式前进，在2002年之前，整体呈上升趋势，其后至2008年相对平稳，而在近两年有所下降。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定
本研究主要采取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了减小数据的波动性与异方差，对有关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基本模型的设定如下：
lnyit=α+βxit+γzit+μit （1）
式（1）中，i表示省，t表示年。lny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x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代表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Z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对数（lnz1）、化肥施用率的对数（lnz2）、土地使用率（z3）和代表样本所属区域的虚拟变量的D2和D3。μit为随机扰动项。
2.2 估计方法和结果
在进行每种估计之前，需对数据进行统计检验，以确定数据的特征和存在问题。对于面板数据的估计，常用的估计方法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当样本数据满足随机变化的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时，使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更有效；但如果不满足该假设，则只能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是采取固定效应方法还是随机效应方法。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是系统一致的，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那么就应该采用随机效应估计；反之，原假设被拒绝，则需要选择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利用Eviews 6.0，通过对全国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101，接受了原假设，所以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方法。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可知，在全国样本下，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x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且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相应提高1.80%，也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6.05%。其他控制变量的结论：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化肥施用率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机械化水平和增加肥料的施用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与理论完全相符合。复种指数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复种率，农业专家褒贬不一：复种指数高，可以提高短期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土壤休整和营养循环，从而又会降低劳动生产率。本研究从21年的时间跨度上也证实了，从长期来看，复种率高反而会降低土地效率，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虚拟变量系数均为负，D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D2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中西部和东部存在差距，且西部与之差距显著。
为了进一步说明东、中、西部各区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别对东、中、西部进行回归。与全国回归模型所不同的是这里去掉了区域虚拟变量。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接受了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估计，中部在1%的显著水平拒绝了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估计（表4）。
由表4可知，从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系数可以看出，符号为正，说明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东、中、西部地区系数依次为0.49、1.13和2.36，呈明显的阶梯性增长。从东部来看，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表2可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本身也相对较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向依赖其他条件，这也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有限的。从中、西部来看，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正向效应。东、中、西部的差距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在落后地区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大，在发达地区影响相对较小。控制变量的结果：农业机械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在东、中、西部3个地区都很小，且东部和西部为负但不显著，中部为正。从化肥的施用率对劳动生产率作用看，东部地区的最高，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的最低。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结构和土地特性不同，复种率所产生的作用在各区域也存在差异。
3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针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较好，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6.05%。我国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部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农业机械化和化肥施用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分区域看提高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亦具有正向效应，且呈阶梯式上升，即越是处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促进作用越大，发达地区则相对较小。基于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从根本上解决“未来农田无人耕种”问题。
3.1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发挥指导作用，制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为农业劳动力市场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完善就业促进政策，整合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调整行业间劳动力的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同时，为适应市场需求，还需要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3.2 深入推进农业机械化、标准化和规模化
农业技术变迁已经越来越以节约劳动为取向，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效益；另一方面，能够节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使他们能够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促进农民增收。实践证明，农业机械化能够推动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
3.3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也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最有效的途径是深入推进以家庭农场为经营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市场需求为取向，经济效益为核心，综合开发资源，形成“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的农业，从而最终提高农业的综合劳动生产率。
另外，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农作物种类也有重大差别，化肥施用率、土地复种指数等也要因地制宜、科学运用。
参考文献：
[1] LEWIS.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2] 周 英.农村劳动力市场化问题界定与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6）：45-47.
[3] 薛国琴.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J].农业经济，2002（3）：22-23.
[4] 陈 来，杨文举.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态趋同：产出增长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J].产业经济研究，2005（2）：11-16.
[5] 蔡 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2-7.
[6] 王先柱，余吉祥.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来自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作用[J].农业技术经济，2012（1）：74-82.
[关键词]：数字化经济 劳动力市场 影响
现今，数字化强势席卷全球，极大的促近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为信息社会、商务模式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数字化的存在，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的部分特点。数字化经济不仅提升了电子商务的质量、生产效率，而且对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由此可见，关于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研究尤为必要，对加强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确保我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等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长期以来，劳动力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其与市场供求等存有密切的关系。经调查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主要由新增劳动力、事业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构成。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劳动力配置、劳动力数量、优化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
随着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繁荣，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利好因素，这使我国第三产业所占经济比例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呈下降趋势，而服务业则恰恰相反。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为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路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服务业每年创设的就业岗位约为700万。这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就业难问题的解决，对于提高就业率，降低社会矛盾起着积极的作用。
2、大学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
近年来，我国多家民营企业、传统制造企业倒闭。然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却不断攀升，这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此外，大学生缺乏一定的社会资历、工作经验、实践技能等，其在就业过程中自身核心竞争力较为薄弱。
3、缺乏新兴产业高技能岗位人才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大多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新技术、高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统计资料明确指出：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劳动力约占所有劳动力的10%，其余的劳动力没有人力资本，其就职方向大都倾向于简单的劳动体力。就当前来看，社会特别渴求新兴产业高素质人才。
二、当前数字化经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实践证明，数字化的普及，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转变（传统工业经济转变为数字化经济你）的目标。与此同时，数字化给我国环境、社会、经济等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工作方式、劳动力市场结构、运营机制等内容。根据实际从业经验，笔者将数字化经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内容：
一方面，数字化经济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对于数字化经济而言，其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当前，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创新，在改变劳动方式（劳动力加劳动工具）、手段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因此，数字化经济环境中，我国劳动力市场必然受到其的影响，从而在微观、宏观层面发生一定的变化。
另一方面，数字化经济影响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数字化经济的蓬勃兴起，促使新产品、服务需求产生，对市场供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劳动力市场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优化，从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三、国外劳动力市场对我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数字化经济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人力资源的流动。数字化经济形势下，互联网普及率明显增高，对经济投入、产出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工作场所的优越性发生了转变，工作场景、模式的虚拟化逐渐引领潮流。笔者以美国劳动力市场为案例进行分析，其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工作模式得以丰富
数字化经济背景下，社会、经济、生活等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工作模式亦是如此。自2000年以来，远程就业开始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高素质人才需求量不断攀升
就美国数字化经济而言，其制定、出台了很多关于远程就业的法律法规，以提升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优化效率。此外，美国开设技能培训课程，以提升劳动力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满足社会、企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与此同时，美国极其重视引进国际人才，为保持高科技竞争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上述这些内容，对我国更好地配置、优化劳动力资源等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结束语
数字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电子商务生产率、质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数字化经济时代，就业模式、劳动力资源流动等发生了巨大变革。为更好地应对数字化经济形势，我国应采取构建互联网就业平台、对劳动力进行科学培训、转变高校育人方案、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等有效措施。希冀，在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下，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等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何枭吟.经济数字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13（08）：130-134.
[2]李剑玲. 数字化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5（07）：47-48.
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 p.and piore 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 labor 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 labor 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 of entry and 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 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 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 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 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 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 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 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 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 radical 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theory)
贝克尔(becker 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 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 of 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 e.and rosen 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 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 of 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 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 research 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 d.and salop 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 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 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 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助性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 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 d.and rubbery 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代理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 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我国经济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20多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占农村总从业人员的30%左右，使乡镇工业取代国有工业，成为我国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渐地减缓，并在近几年因市场变化而出现倒流趋势。仅1997、1998年两年统计，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净增366万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净增100多万人。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应的潜力告终。主要依据是：尽管已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但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还有3亿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100多万。农业与非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国国民经济经过20多年高速增长的量变积累，已经呈现质的变化，即绝大部分商品的供给已经满足或超过市场需求，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大多数乡镇企业在市场导向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饱和，不再有超常发展的空间；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领域虽然市场广阔，却需要乡镇企业进行重大结构调整，不可能再以低技术和粗放经营的方式跨进结构升级这道门坎。况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乡镇企业，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远离城市集中地带，难以再走“离土不离乡”的道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调整期，这就不可能再以从前那样的超常速度增长着。与此相联系，乡镇企业可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趋于下降。从“七五”期间年均925万人，降到“八五”期间年均719万人，降到1996年674万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万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前面所说的资源配置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显著放慢。
我国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二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并因此带动了乡镇企业高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这种替代终究是有限度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是不可阻挡的，限制城市化是积累矛盾，加剧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这两者之间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几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趋缓。这就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地解决这种不协调问题，并使之相互促进，以开创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也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缺少的原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是产业结构变迁引起就业区域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3:7转移为7.5:2.5，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3.6:6.4，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并且独立于城市化进行的，使得迅速增长着的剩余农业劳动力无法被城市二、三产业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全国城乡劳动力共增加19127万人，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村，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市场取向改革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有了显著的进展，并且与工业（尤其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正是市场化因素不断强化的结果。然而，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城市化滞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来。
二、是进小城镇抑是进大中城市
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城镇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是，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就很难对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认为，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换句话说，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发展小城镇战略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时，又总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现阶段农民进城方式和条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城乡分离或城乡分割体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们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上，也可以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这两种方式。当城市化还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必然是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并重（目前两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进小城镇的人数还会比进大中城市的人数多得多。当城市化演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城镇化就会逐渐被城市化所代替。届时，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进入大中城市，或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远远超过小城镇。
我国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是源于农村工业化是在城市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运行的。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是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剩余农业劳动力就地向乡镇企业转移，比起旧体制下农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初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就业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封闭性指的是面向农村，就地转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镇集中的不及8%。应当这样看，即小城镇建设对带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国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过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企业，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础设施条件。但由于企业自身和外界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数还很难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镇的进入门坎则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集聚效益差，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小、档次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很有限，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0000个，但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达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小城镇的规模，提升小城镇的档次，客观上要求小城镇建设必须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与大中城市一定距离内和交通干线附近形成小城镇群带，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扩散和带动效益，并减轻其膨胀压力。事实上，目前有些小城镇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效益，有相当部分来自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认识到，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今后我国新增就业岗位，将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如果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严重受阻。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建设质量上。还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往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对饱和，在乡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是无法满足这一结构重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较容易提供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市场条件等，而且还将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统计资料表明，我国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仅占2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档次）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从消极限制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城市。与此相联系，农民进城的方式将越来越由集中小城镇转向集中大中城市。
与农民进城方式相联系，在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还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条件，还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多为城市劳动者不去竞争的岗位，并领取比城市居民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相对少得多的社会福利。这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领域，农民进入的机会也很少。这种制度上的市场结构差异，目前起着缓解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冲击力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就业性质一般是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指的是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和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对于传统的国有、集体单位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加上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性过程，使得这种就业岗位大都留给进城的农民。
三、制约农民进城的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
农民进城的条件，首先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就必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1980年国务院作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从理论上说，要把一个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大约需要三种基本投入：(1)生产资本投入，为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投入；(2)生活资本投入，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投入；(3)基础设施投入，就是生产与生活所必需的水、电、路、汽等基础设施。这三种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补贴越高，大中城市建设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镇则近乎等于零。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农民又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财政补贴），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镇最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尤其是进大中城市的条件，就必须消除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各种待遇差别（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制度等），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为了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就必须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是由政府负担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负担的。受政府财政资金的限制，政府很难把对城镇居民的义务扩大到农民身上。因为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限制农民进城，即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因势利导地促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逐步实现城镇建设市场化，使城镇化建设从以往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诱导型，即不依赖于国家投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诱导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发展中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建设资金三大问题，使城镇化步入快车道。
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滞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这就必须逐步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其具体内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如实地反映公民的职业和身份状况的本来面目，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只有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才有可能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以往那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它从制度上堵塞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途径，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使这种转移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政府一方面要为增强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为这部分劳动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包括养老、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包括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服务体系严重滞后的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这是我国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现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农民尚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进城的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在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方面，身份没有变化的农民只能自己承担高额费用，导致在许多已经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出现进城农民又回到农村“人口回流”现象。
我国农民进城的条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之前。也就是说，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工业规模急剧扩大，需要劳动力大量增加，为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良好机遇。当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前，社会上大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此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主要不再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与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赶超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不是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反而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为发展重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和对劳动力排挤同时发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很大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趋向回落。这固然和改革进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有很大的关系，但就国内因素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国民经济增长建立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但是，与我国经济转型相联系，或由我国经济转型派生出来的，则是就业问题的尖锐性，以及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须应对的就业模式的转变。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短缺经济”。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被压抑的需要迅猛释放的阶段。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结构也随之由以往的供给主导型转变为需求主导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国有企业，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加上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大量产品积压，生产能力严重闲置，致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伴随着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这种结构性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进而由工业制造业本身结构调整所形成的结构性失业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传统体制下，以低效率为代价的大量隐蔽性失业显性化，即转化为公开性失业。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角度，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必要的、进步的，从缓解由此带来的公开失业压力的角度，这又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到各地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8800万人，而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业优先的原则，并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现在全国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的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采取各种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国城市约有8800万农民工）、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实际上是属于城市边缘群体。从行政管理上讲，他们被看作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从政治上讲，他们不被承认为工人；从经济上讲，他们没有城市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这种产业工人队伍隐性化，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应当认识到，尽管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实际失业率远远低于城市实际失业率，他们已成为全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被确认为城市的正式户口，也没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务，但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和城镇劳动力大体相同。为了促进我国结构变革、城市化进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实行常住人口申报制和登记制，只要具有劳动岗位（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视为当地注册人口，并有获得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目前进城农民工的真正后顾之忧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农民工一旦成为城里人，其原来拥有的土地如何处理，是今后制定农民工政策的一个难点。对此，胡鞍钢教授曾经提出“给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即如果农民工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应该给其城镇户口，让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即应该根据《劳动法》给其各种社会保障权力，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应该拥有。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农民工就会自动放弃其原来所拥有的土地。但是，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远未到位，又要解决近亿个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①《了望》周刊记者：《中国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
导论
一、单选题
1.劳动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需求方的雇主和作为供给方的员工对
、
、
及雇佣关系中的非货币因素（比如工作条件等）做出的反应。
①工资
②价格
③成本
④利润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2.实证分析对经济行为人两个最基本的假设是（
）
A.稀缺性假设、感性行为人假设
B.富余性假设、理性行为人假设
C.稀缺性假设、理性行为人假设
D.富余性假设、感性行为人假设
3.
实证分析所采用的三个步骤的顺序，是（
）
①估计参数
②建立经济模型
③预测行为及其影响
A.①②③
B.③②①
C.③①②
D.②①③
4.成为互惠交易不包括以下哪种情况（
）
A.交易中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但受损不大。
B.交易中的一方可以受益，但没人受损。
C.交易所涉及的各方均能够从中受益。
D.
交易中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但是受益者完全能够补偿受损者的损失。
5.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三种力量，不包括以下哪一种（
）
A.市场力量
B.社会的力量
C.企业的力量
D.机构的力量
6.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不包括以下哪一种（
）
A.交易对象的特殊性
B.劳动力市场的限时性
C.劳动力市场交易条件的复杂性
D.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
7.消极的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主要是使
获得相关福利的政策。
A.应届大学生
B.员工
C.失业者
D.初就业者
8.优等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不包括以下哪一种（
）
A.职位需求量大
B.就业条件好
C.工作环境良好
D.职业保障性强
9.企业运营所必须面对的三大市场不包括以下哪一种（
）
A.资本市场
B.劳动力市场
C.产品市场
D.证券市场
10.劳动力市场可划分为地区性劳动力市场和（
）
A.外部劳动力市场
B.全国性劳动力市场
C.优等劳动力市场
D.内部劳动力市场
二、多选题
1、劳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哪些？（
）
A、劳动分析法
B、实证分析法
C、经济分析法
D、规范分析法
2、劳动经济学与一下哪些因素具有现实意义？（
）
A、国家与社会
B、企业
C、个人和家庭
D、学校
3、以下哪些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
）
A、多样性
B、不确定性
C
、交易条件的复杂性
D、风险性
4、以下哪些不是劳动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
）
A、劳动
B、经济
C、市场
D、服务
5、以下哪些政策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A、公共就业服务
B、培训
C、非公共工程建设
D、工资或就业补贴
三、判断题
1、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运动变化规律的学问。
2、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只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研究方法是实证分析法。
3.、按照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
4、世界各国都对劳动力市场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通常称为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主要包括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两种。
5、新古典经济学更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而制度经济学更为强调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作用，这两种分析方法为理解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具有各自的价值。
四、简答题
1、请简述劳动力市场的概念。
2、请简述劳动力市场有哪几种结构。
3、请简要说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含义。
4、简述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5、什么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和员工分别有什么价值？
五、案例分析
2011年五月，南京市公布了企业工资指导线，首次对金融，电力，房地产等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幅度进行控制，这些行业的工资基准线为10%，预警线为15%或16%，均低于普通行业，2011年六月，北京市发布的企业工资指导线要求北京市属垄断行业的企业，国家财政补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一般不突破基准线10.5%。2011年八月，浙江省也发布了企业工资指导线，明确规定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2010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全省社会平均工资三倍的2011年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严格按5%的下线进行控制，不得突破。
问题（1）：我国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高于其他企业，这属于什么类型的工资差别？
问题（2）：我国为什么在垄断企业会出现工资收入高于其他企业的现象？
问题（3）：案例中，各地对垄断企业工资收入进行限制的意义何在？
六、材料分析
材料：据《三湘都市报》7月22日报道，为防止人才流失，株洲某大型集团规定夫妻双方任何一人辞职即视为两人同时辞职。迫于无奈，同在该公司工作的一对夫妻只好先离婚，并商定等一方辞职手续办下来后再复婚。报道还称，现在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也有类似的规定。市场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国企也好，私企也罢，靠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才是吸引人才的正途。株洲某集团的这种留人方式，不仅难以留住人才，甚至可能会加速人才的流失
问题：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因素。
第二章
劳动力供给理论
一、单选题
1、引起劳动力供给量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
）
A．生产技术革新
B．资本规模变化
C．市场工资率变动
D．企业经营范围变动
2、有关最低劳动供给价格的理解，正确的是（
）
A、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即为市场最低工资标准
B、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因家庭而异
C、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实质上是闲暇的效用与劳动收入的效用的互补关系
D、不同家庭的最低劳动供给价格呈斜线分布
3、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其他供给曲线存在明显区别，即“向后弯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A、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B、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
C、总互补关系
D、总替代关系
4、替代效应是指在收入（
）的情况下，工资率变化所导致的工时变化。
A、保持不变
B、下降
C、上升
D、不稳定
5、劳动者的最终工作——闲暇决策点是（
）与（
）相切的那一点。
A、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无差异曲线
B、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预算约束线
C、无差异曲线；预算约束线
D、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与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
6、如果某种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等于零，则该劳动力供给弹性为（
）
A、无弹性
B、单位弹性
C、缺乏弹性
D、富有弹性
7、在工资率维持较高水平并且收入也在较高水平时，随着工资率提高，劳动供给会减少，原因是（ ）
A、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B、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
C、收入效应大于规模效应
D、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
8、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是因为：（
）
A、收入较低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牺牲收入去换取更多的闲暇
B、收入较低的时候人们更不愿意牺牲收入去换取更多的闲暇
C、任何收入水平人们都愿意以相同的收入去换取更多的闲暇
D、闲暇换取收入的边际替代率是负的
9、一般来说，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
）
A、从左上向右下倾斜的曲线
B、从左上向右下倾斜的折线
C、从左下向右上倾斜的折线
D、从左下向右上倾斜的曲线
10、测量、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指标是（
）
A、就业率
B、失业率
C、劳动力供给弹性
D、劳动力参与率
二、多选题
1.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
）
A劳动力市场现象
B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律
C劳动力市场
D资本市场
E就业与失业
2.实证研究法的步骤有（
）
A确定和分析研究对象
B设定假设条件
C提出理论假说
D验证
E反馈
3.一般来说，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
A.教育制度与教育规模
B.工资政策与工资关系
C.工资水平
D.个人非劳动收入打
E.社会保障制度
4.总供给等于各类生产要素供给的总和，其公式中的生产要素包括（
）
A．劳动
B．资本
C．技术
D．土地
E．管理
5.等成本线反应了企业实现一定产出水平的成本约束，其斜率（
）
A.等于零
B.为正值
C.为负值
D.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比率
E.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情况
三、判断题
1、劳动力参与率为实际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力人口之比。错
2、如果工资固定不变，劳动力供给量变动的绝对值小于零的状态叫做供给有无限弹性。错
3、非劳动收入的增加会增加人们谋生对劳动的依赖程度，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错
4、从劳动力供给的意愿性看,劳动力供给量即劳动力资源数量不等同于劳动力的实际使用量。对
5、专职家庭主妇应被划分到非劳动人口中去。对
四、简答题
1.
简要回答社会经济运行中导致互惠交换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
2.
简述劳动力的主要特征？
3.
如何正确理解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
4.
什么是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有哪些？
5.
为什么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
五、案例分析
1.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到了恐怖袭击，随后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交通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如2003年9月，航空公司的员工人数由2001年9月581000人减少到464000人，旅馆和汽车旅馆的就业人数也由原来的1508000人下降至1426000人。这起事件甚至也波及喷气客机对原材料及装配工人的需求。波音公司已解雇了其装配厂的30000名工人。恐怖袭击还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并且减少了消费支出，结果使许多行业的劳动需求都下降了。但是恐怖袭击后美国采取的系列反恐战争行为也增加了对某些工人的需求，例如安全人员、国防工业的人以及翻译等。
问：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有哪些？
2、2.
许多政府项目是以实物来补偿人们的。经济学家经常争辩说现金的转移支付标准的食品券（只能用来购买食品）受益者每周有200美元的收入和80美元的食品券补助。
（1）画出预算约束线
（2）一个建议是用80美元的现金补贴来代替80美元的食品券。画出补助前与实施了这个建议后的新的预算约束线
（3）益者会选择哪种方案？为什么？
六、材料分析
据《三湘都市报》7月22日报道，为防止人才流失，株洲某大型集团规定夫妻双方任何一人辞职即视为两人同时辞职。迫于无奈,同在该公司工作的一对夫妻只好先离婚,并商定等一方辞职手续办下来后再复婚。报道还称,现在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也有类似的规定。市场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国企也好,私企也罢,靠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才是吸引人才的正途。株洲某集团的这种留人方式,不仅难以留住人才,甚至可能会加速人才的流失。
问: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因素。
第二章
劳动力供给模型的扩展
一、单选题
1.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工资率与总的边际产值相比（
）。
A.前者大于后者
B.前者等于后者
C.前者远大于后者
D.前者小于后者
2.劳动力市场达到充分就业的条件是（
）
A.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
B.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小于需求
C.市场工资率等于均衡工资率
D.市场工资率低于均衡工资率
3.在家庭生产模型中,当市场工资水平提高时会产生两个替代效应。他们分别是在（
）之间。
A)市场工作与闲暇,和家庭工作与闲暇
B)市场工作与家庭工作,和闲暇与家庭工作
C)市场工作与家庭工作,和市场工作与闲暇
D)市场工作与闲暇,和市场工作与效用
4.如果社会保障给付发生了改变使得各退休年龄的终生收益出乎意料地减少一固定数额,理论上讲,这会引起工人（
）
A)提前退休
B)延迟退休
C)退休时间和收益减少前一样
D)可能提前退休也可能延迟退休
5.在生命周期模型中,预期工资水平的变化会引起（），而非预期工资水平的变化会引起（
）
A)收入和替代效应,收入和替代效应
B)仅是替代效应,收入和替代效应
C)收入和替代效应,仅是替代效应
D)仅是替代效应,仅是替代效应
6.在以下哪种情况下会引起妇女增加教育投资（
）
A)劳动市场职业生涯中断的可能性增大
B)妇女就业机会得到改善
C)妇女的贴现率高于男性
D)对妇女持续的歧视
7.在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中，“发散型蛛网”模型成立的条件是
(
)
A.劳动力供给弹性小于劳动力需求弹性
B.劳动力供给弹性大于劳动力需求弹性
C.劳动力供给弹性等于劳动力需求弹性
D.劳动力供给弹性等于工资弹性
8.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通过竞争达到均衡时，将导致
(
)
A充分就业
B劳动力供给过剩
C劳动力供给不足
D劳动力需求不足
9.下列哪种情况劳动力资源能实现最优分配
(
)
A.当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的时候
B.当劳动力市场偏离均衡的时候
C.当生产效率高的行业向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移劳动力时
D.当不同行业出现不同的工资率
10.
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供给增加时，均衡工资率会
(
)
A.上升
B.不确定
C.不变
D.下降
二、多选题
1.劳动力市场是比较典型的非均衡市场，其原因是（
)
A.
工资刚性比较大
B.工资可以灵活地上下波动
C.
劳动力需求是派生需求
D.
劳动力供给数量受人们主观偏好的影响
E.劳动力市场信息不足
2.内部劳动力市场有利于降低雇用调整的成本，雇用调整对策的具体形式有（
)
A.
存货调整
B.商品数量调整
C.
商品价格调整
D.变更劳动关系调整
E.劳动投入量调整
3.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包括（
）
A.
范围只限定企业内部
B.
形成基础是企业与雇工的持续劳动关系
C.
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低
D.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雇用关系
E.主要靠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
4.对于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理解正确的有（
）
A.经济中各种对立变动着的力量处于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
B.经济中各种对立变动着的力量处于持续变动中的状态
C.揭示经济变量之间实现均衡的条件和如何调整实现均衡的分析方法
D.揭示经济变量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分析方法
E.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均衡
5..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内部劳动要素进行再组织时，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有（
）
A.雇员的招聘、调动等活动通过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
B.雇员和企业之间是从属关系
C.雇员与企业之间是平等的选择关系
D.企业对雇员具有使用支配权
E.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范围是全社会的
三、判断题
1、家庭生产理论不再简单地把闲暇和商品以及服务的消费看成是效用的直接来源，相反，它把一个家庭所生产出来的家庭物品看成是效用的直接来源。对
2、家庭的生育决策会直接影响一个经济体中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尤其是短期的劳动力供给总量。错
3、正如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一样，灰心丧气的劳动者效应与附加的劳动者效应在作用方向上也是相同的。错
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队伍在经济衰退期倾向于萎缩，在经济复苏期则倾向于扩张。对
5、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在不同年龄段是有所变化的，这种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变化并不仅仅指供给数量的变化，同时还涉及是否参与、何时参与以及何时退出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决策。错
四、简答题
1、试论述家庭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2、请比较家庭生产模型与工作-闲暇模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3、请结合家庭生产理论的相关内容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农村的家庭生育行为进行分析。
4、请解释家庭中的联合劳动力供给决策问题。
5、请解释劳动者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变化。
五、案例分析题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效果最为明显的时期，这
30
多年来，是我国农村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我国农村的就业矛盾极其突出。经过
30
多年时间，有超过
1.35
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了就业转移，其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不仅是改革开放前30多年不可比拟的，就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了不起的巨大的成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增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开始了大规模转移。
（1）
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2）
请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六、材料分析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妇女就业数量呈上升趋势。以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为例，1982
年，我国共有在业人口521505618人，
其中女性为227844338人，占全部在业人口的43.
69%;
1990
年，我国的在业人口已增至647244706人，其中女性为2910144153人，占全部在业人口的44.
69%。此间，我国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为24.
11%，其中男性为21.31%女性为27.73%,
8年内，女性劳动力在就业数量的增长上高于男性6.42个百分点。以城镇女职工的增长速度而言，改革开放14年来，我国女职工人数平均每年以4.
3%的速度递增，快于男职工的增长速度。到1992年底，我国女职工人数已达5600
（5586)万人，占全部职工总数的38%，比1978年提高5.4个百分点。以乡镇企业女职工的增长速度而言，1985
年的乡镇企业就业的女职工人
数为2100万，到1992年，上升为3500
万人。以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而言，1982年为1.
78亿(
177651381),
1990年上升为2.
21亿(221446361)人，增长了24%。残疾妇女的就业状况也有改善。目前已有72.6万残疾妇女在福利企业或分散在各单位就业，还有数万残疾妇女个体从业，占残疾妇女就业总数的33%。
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5-60岁城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有83.7%在业，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与80年代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相比，就业妇女占全部妇女的比重，我国是53.04%，日本是34.6%，印度是11.8%，世界的一般情况是就业妇女占全部妇女的30%以下;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女性所占比重，我国是44.96%，日本是37.
0%，印度是17.4%，美国是40%，我国妇女就业比率明显高于其它国家甚至某些经济发达国家。
关键词：城镇劳动力；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分解；反事实分析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71-08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劳动用工权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劳动力的就业受到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户籍制度的管制下，城乡就业市场分割，外来劳动力无法流入城镇就业市场寻求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大量外来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户籍制度的放松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依然被区别对待，他们在工资、福利、医疗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1]。
歧视的存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歧视使得同等素质、同等能力及经验的人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阻碍了价格信号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劳动力本身在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上就劣于城镇劳动力，歧视的存在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为了研究城镇就业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及其变化，本文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文献综述
户籍歧视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国内方面，许多学者对外来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姚先国、赖普清运用浙江省企业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对城乡工人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企业的差异，另一方面源于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户籍歧视，其中前者占到70%～80%[2]；章元和王昊进一步将城市劳动力样本区分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后发现，外来农民受到了565%的歧视，其中26%为地域歧视，305%为户籍歧视[3]。另一些学者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歧视，如邓曲恒在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0%应该归结于歧视[4]；谢嗣胜和姚先国运用BlinderOaxacaCotton模型对浙江省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特征不同导致的，而余下的552%则归结于歧视[5]。王海宁、陈媛媛对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城市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分位数分解后发现，两群体工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特征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形成的，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力资本特征[6]。王美艳在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了北京、长春、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后发现，其中的76%应该归结于歧视[7]，但是她在采用Brown分析法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资差异中歧视的部分只占到了4288%[8]。
国外方面，同样有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进行了研究。孟昕基于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农民工与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进一步的Brown分析则发现有超过100%的职业内工资差距是由歧视导致的[9]。而毛雷尔-法齐奥（MaurerFazio）的估计中歧视占工资总差异的比例只有2489%[10]。
上述文献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两个不足：第一，以上研究都是在某一时点上展开的静态分析，并没有分析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第二，上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平均意义上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没有研究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工资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征差异和歧视的大小及其随时间是如何变化的；第二，市场歧视的影响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差异，其变化趋势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着不对称现象。
二、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12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2063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5327人。2007年的调查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重庆、四川9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1474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8446人。
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第一、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只选取15～60岁的样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第二、将工资和人力资本数据不全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处理之后，2002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样本数目分别为9978人和3343人，2007年样本数目分别为6946人和6798人。
表1给出的是2002年和2007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从小时工资上看，两类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明显，城镇劳动力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外来劳动力，并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由2002年的276元上升至2007年的781元。
三、 工资决定方程的估计及结果
为了考察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工资上的差异，首先需要分别对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我们在明瑟（Mincer）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培训、地区本文根据调查对象工作的省份所在将地区控制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控制变量和职业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小时工资率作为工资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由于不同阶段的教育边际报酬率并不相同，我们摈弃了传统的以受教育总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做法，采用了阿兰（Alan）和斯科特（Scott）、阿萨姆（Asam）和巴里（Barry）以及张车伟、薛欣欣的做法[11～13]，采用各阶段实际受教育年限作为不同教育层次的变量本文将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受教育年限规定为6年、3年、3年。，这样估计出来的变量系数表示的是各阶段教育的实际边际报酬率，有利于在各层次教育实际报酬率之间进行对比。
表2给出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2002年和2007年工资决定方程的OLS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变量的系数和符号基本符合预期且都很显著，同时可决系数也很合理。我们运用邹氏检验对方程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2002年和2007年的F值分别为2615和1723，这说明2002年和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结构性差异。
四、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异的分解是在Blinder和Oaxaca框架下展开的[18～19]，该方法在收入歧视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将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由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带来的可解释部分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即歧视。具体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为：D—=lnwur-lnwim=（X—ur-X—im）′βur+X—im′（βur-βim）其中D—表示群体间平均工资率的差异，lnw表示对数小时工资，X—表示平均特征向量，β表示OLS估计的特征报酬率。上式中的下标ur和im别表示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由此，工资的总差异便被分解为由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即等式右边第一项，和由不同群体报酬率不同导致的系数差异（歧视），即等式右边第二项。
五、城镇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马查多和马塔（Machado and Mata）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进行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研究[24]。首先进行的是工资差异的反事实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然后基于反事实分析进行分位数上的分解。
本文采用的反事实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回报率获得工资的话，那么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将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F（y*|Xim，βur），其中Xim表示影响外来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βur表示影响城镇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在某个分位数上的报酬率，y*表示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报酬率获得工资的话其工资的数值。
从两条曲线的关系上来看，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整体上要小于2002年歧视总差异比，更加详细的讲，在第23个百分位数到第9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的歧视总差异比要小于2002年该比例，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所受到的歧视状况得到了改善。从第9个百分位数到第2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和2002年的歧视总差异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情况无明显变化。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9个百分位数以前和第93个百分位数以后的外来劳动力而言，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要大于2002年该比例，说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试图改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状况，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的措施主要是在中高收入者阶层发生了作用，处于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低收入者群体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对于少数极低收入者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另外，少数拥有极高收入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程度也有增大的情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六、结论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人力资本贡献部分和歧视部分，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歧视，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这占到总差异的6482%（2002年）和7592%（2007年），而本单位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导致工资差异的人力资本要素。
更进一步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将歧视的变化在整个工资分布上进行分解，分解的结果表明，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到第9个十分位数的广大外来劳动力而言，他们受歧视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发生恶化；另外，工资分布位于第93个百分位数以上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情况也出现恶化。
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有着丰富且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除了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结合近年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在逐渐降低，因此，政府在接下来应该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进一步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的水平。
第二， 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工资位于第23个百分位数以下的低收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并未改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这类劳动力的帮扶和照顾，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这类劳动力受歧视的状况。
最后需要注意，本文分析的歧视变化只是涉及劳动力收入方面，除此以外，外来劳动力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因此，实际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可能会更严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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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2].
[15]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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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10].
[23] 同[4].
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我国市场经济也从起步、成长阶段，相应进入到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阶段。总体来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我国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在全球的比重都达到了11%，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规模则是世界第一。但这就像一个少年，身材体量与成年人相差无几了，而行为举止却还带着几份稚嫩，并不成熟。这意味着我国发展与改革已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要从这个新的起点出发，进行适应性改革，以使我国市场经济变得更成熟、更健康和更有质量。改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也应当转换视角。
一、推进市场化，从以“自由竞争”为中心转向以“平等竞争”为中心
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而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则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扫除平等竞争的障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心环节。
我国的市场化并没有完成，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仍需要拓展。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而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我国经济的活力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皆是市场竞争推动的结果。市场竞争的前提是经济主体拥有经济自由。过去的改革就是围绕“放权、让利、搞活”来做文章，培育市场主体，并赋予其充分的经济自由，搭建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经济就活了。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给国企松绑，给民企自由，是当时市场化改革的头等任务。但就今天来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平等竞争，而不是企业缺少自由。除卷烟、军工、盐业等少数国企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自由竞争”作为过去经济改革的重心，已经基本实现，而当前面临的是自由中的不平等。尽管2007年出台了《反垄断法》，但“平等竞争”并未实现。譬如市场操纵、地区封锁、市场准入歧视、行业限制、就业限制等等现象依然存在，滥用行政权力、在位优势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使各类经济主体处于事实上的体制性不平等状态。竞争不平等，尤其是行政垄断、行政干预与各种经济联盟行为，都严重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了效率，也带来了不公平和寻租，使我国市场经济变形走样了。扫除平等竞争的障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心环节。
二、劳资关系，从偏重资本转到关注劳动者权益
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包含劳资关系协调、劳资利益均衡这样的基本内容。而如何既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以防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是当前及今后经济改革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稀缺，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青睐。至今天，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也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资本在我国经济中渐渐居于支配性地位，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而放眼世界来看，在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中，其支配性力量也是资本，劳动力是作为生产要素受资本支配，是以资本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血汗工厂到处存在，广大工人被资本奴役，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认为资本一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肮脏的血。我国市场经济并未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比如，“黑砖窑”等血汗工厂也存在；克扣、拖欠工资，甚至恶意拒付工资的现象也不鲜见；劳动者的休息权、报酬权、劳动保护权、社会保险权等被任意侵害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并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随着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到来，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已不可能廉价地“无限供给”。更重要的是，更加注重劳工权益，是市场经济从粗野到文明的进化取向。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包含劳资关系协调、劳资利益均衡这样的基本内容。可问题是，自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这个问题至今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永久性解决。这对搞市场经济时间不长的我国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害怕资本，而我们今天却在与资本共舞；但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利用资本，以资本为手段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不能被资本所利用。如何既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以防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这是当前及今后经济改革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三、处理城乡关系，从注重“要素流动”转变为注重“人口流动”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则，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劳动者是经济社会主体，有自身的权利诉求。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
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要素流动为前提的。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国主要是来自农村，与市场化、工业化相伴随，渐渐形成了两亿多农民工的劳动力群体。这个流动的庞大群体活跃在非农的各行各业，成为我国劳动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壮观图景。这配合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生产要素——劳动力。
但“劳动力”和“劳动者”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素，后者是经济社会主体。随着我国以城镇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到来，“要素流动”自然会转变为“人口流动”，即农民变市民。农民进城打工赚钱，是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的，只要获得劳动报酬即可，不奢求公共服务的同城平等待遇。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城乡之间候鸟一般流动，只图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卖一个好价钱。但农民作为经济社会主体，却有选择在城市定居作市民的权利。人口的迁徙、家庭的迁移就将成为农民新的选择。人口的城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城镇化，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无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内涵。
城镇化既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积聚集中的过程，也是人口流动移迁、重组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合的，包含了经济、社会两个层面相互交织的多元变化过程，其复杂性呈几何级数上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则，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劳动者是经济社会主体，有自身的权利诉求。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这时候，农民的权利就不只是获取劳动报酬，还有作为社会成员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如农民有权平等获得所在地城市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
这意味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不只是打工赚钱，而且同时有作为社会成员选择做市民的权利，城乡关系已经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扩展。城乡分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改革拓展的重要内容。
四、国民经济治理，从偏重“宏观调控”到注重“宏观管理”
把宏观调控置于宏观管理之中的应急管理层次，对于超出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应使其纳入宏观管理体系之中。建立健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而不仅仅是盯着宏观调控，是当前经济改革的又一新要求。
随着产业联系的扩展和金融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国民经济治理方式——宏观调控，也变得越来越不相适应。
一事一议、相机抉择反波动是宏观调控的本质属性。这种方式的特征是：个性化、事后解决、随意灵活，属于“问题导向”。只有等问题显露出来了，才一个个去解决。经济热了，就要降温；经济冷了，就要加热。产业过剩了，就要抑制，用各种手段去化解；产业短缺了，就要激励，用各种政策去刺激。在问题较少，且较为单一的时候，有宏观调控就足够了。可一旦问题越来越多，宏观调控就变为“小马拉大车”。目标越来越多，把总量、结构甚至环保、土地、粮食等等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这样就很容易因为政策手段不够用，或政策手段见效慢而演变为行政干预，间接调控变为直接控制，甚至替代市场。长此下去，宏观调控就会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双非劳动力 人力资源 档案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1（b）-0-02
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劳动的非城镇人口的劳动力，简称双非劳动力。与转移劳动力不同，转移劳动力是指到外乡就业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或虽未发生地域转移，但在本乡内从事非农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双非劳动力是转移劳动力一部分。这部分人不具备城市居民资格，因此在一些政策上如计生、居住证、社保、医保等与城镇人口有些区别。我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和落后的工业现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各种待遇之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显著加快，许多农村人口逐渐脱离世代为生的土地，部分或全面的进入城市，并开始部分参与或完全成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生产资源分配条件的变化，他们中许多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进程迅速发展，双非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现代城市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双非劳动力在各方面的待遇和管理上仍然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前文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有所不同的，现在还仍然被人忽视的就是人力资源档案方面的管理缺失。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使双非劳动力在为城市建设的同时，分享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好处，该文从以下几方面论述建立双非劳动力人力资源档案的必要性。
1 现实的需要
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需要大量和优秀的劳动力资源。在实行计划生育多年后，早期的人口红利的效应（指的是人口红利的结构效应[1]）已经逐渐消失，甚至有预言2013年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点。人口红利的因素要加强现有人力资源的深化提高效率弥补，这就要求不断提升现有劳动力的素质。目前较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虽然有预测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仍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劳动参与率却处于下降趋势[3]。因此现实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参与率以解决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困局。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双非人口大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但是但多缺少相应的职业技能训练，工作状态不稳定，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经常性的成为准待业或待业的劳动人口，因而不能充分就业。导致劳动参与率较低，增加了隐性失业率，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有助于充分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的有效补充。
由于对双非劳动力管理的缺失导致个人信息缺少必要的系统性、连续性，既不利于用人单位人力资源聘用和管理，也不利于劳动力的个人技艺水平的进修提升。所以目前为使紧缺的劳动力资源得到缓解和同时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必须建立双非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档案。
2 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现在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使社会不断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5%，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4]。一方面，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包含大量的双非劳动力，这部分人的就业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如果在此时能够建立起相应的人力资源档案，并系统的对其进行技能培训，提供就业指导等帮助，既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有助于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人的发展本质内涵应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5]。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家的发展强大，也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先一步富裕，总的来说是全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国已经进入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从简单的低水平的生产劳动专项具有一定职业技能较高水平的现代化工业生产，需要从业人员相应的提高技能水平。应该对这部分人员予以关注，减少在转型过程中的隐性失业，为他们提供充分适当的
帮助。
建立起双非劳动力人力资源档案，采取有计划和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提高劳动力效率，进而全面的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助于我国尽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3 国际大环境的外在需要
当下虽然全球化趋势减缓，但是国际市场的人力资源流动仍在持续，既有高端的人才流动，也有较为低端的劳动力服务市场的人力资源流动。全球化使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很大，国际市场的变化深刻的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需求衰减，进口持续消减，导致国内出口企业的开工不足，不少企业只能辞退员工以维持企业低位运营，消减的员工劳动技能有限，又没有其他就业渠道，因此大量失业，这些员工中主要是双非劳动力。国际市场动荡，必然影响国内的就业，双非人员首当其冲，因此也最可能成为不稳定因子。城镇失业工人有社区关心，城市低保等救济，或其他再就业途径，而双非劳动力缺少这方面的保障。
同时，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的分工精细化，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更多的要求。为应对这样的趋势，应该充分发挥双飞劳动力的资源潜力和就业多层次性。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有针对性的将经过适当职业技能培训后作为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必要补充，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劳动力价格机制;培养激励
一、引 言
大学生就业难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200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供给人数达到 212.2万人,出现了高达60多万人的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2004年以后至今的数年间,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大幅度增长。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加到413万人,失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1 13万人。2007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增加到495万人,失业大学生数量136.1万人。[1]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言人尹成基2010年1月22日在新闻会上透露, 2008年我国应届大学毕业生599万人,2009年增加到611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但大学生就业率仅 为87%,2010年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63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创出新高。[2]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讨论。有些学者指出,就业市场的供过于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基本原因。如岳昌君、胡咏梅和薛海平[3]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进行了测算,结论是适宜的招生规模应在每年200到300万人之间,高等教育不宜再大规模扩张。这属于“大学生数量过剩说”。但邓微[4]认为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因为数量上出现“过剩”,大学毕业生“过剩”问题的实质是知识型劳动力的“结构性”不匹配问题,包括专业结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李晓波[5]则从大学生就业 观念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模式和就业形势已发生较大转变,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人才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而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改变,滞后于社会就业形势的转变,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这属于“结构过剩说”。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每十万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3611人。[ 6]可 见我国并没有达到大学生数量绝对过剩的程度,所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主要应该 从大学生数量以外的角度考虑。近几年,我国大学扩招规模很大,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形成稀缺化状态,大学生专业结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与社会需求出现一定的脱节。造成了我国一定程度上的大学生就业结构性问题。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因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由于人口因素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我国的整体就业形势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大学生就业存在相当不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据估计, 近年我国城乡劳动力过剩的总量规模高达2亿以上。[7]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现象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的理论分析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均衡工资,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则两者可能会不一致,产生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现象。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存在两种状况:一是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向失衡,主要是由于劳动者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工会组织,或者是由于经济中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占优势,使得收入分配时,劳动者实际工资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均衡工资水平;二是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负向失衡,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劳动者相对于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均衡工资 水平。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口,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是当前我国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要“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8]从此,我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和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国有企业内部数量巨大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释放出大量的下岗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明显加快,出现了农民工现象。我国逐步进入劳动力供给充裕的时代,到2007年,我国就业人口达76990万人,[6]但相对而言,我国资本存量规 模很小, 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9]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在1978年的 固定资本存量只有26002亿元。[10]资本的稀缺和劳动供给的充裕,决定了我国资 本的相对优势,使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11]同时,中国的工会从组织的组建到人员的配置再到会费的收缴,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会的组织和功能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工会的要求,传统的工会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种种困境,使它不能完全履行它应有的功能。[12]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主要存在负向失衡。
(二)劳动力市场价格失衡现象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上看,要检验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现象,我们需要取得两个关键数据。首先是劳动者实际报酬。其次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工资。根据本文的定义,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负向失衡程度是指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均衡工资的程度。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所确定的均衡工资水平难以计算,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变化很大,故本文假定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 规模报酬不变,用引入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用劳动报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来表示。
1.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包含个体劳动者的收入,而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利润是不分的,所以,本文把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根据个体经济的产值进行一定比例的调整,然后加总调整后的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得到全国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在产出当中的比重用全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劳动投入在产出中的实际贡献率用1978―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其中,资本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 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 数据,根据何枫等(2003)[13]方法求得。
2.劳动投入在产出中的实际贡献率估计。计算劳动投入在产出中的实际贡献率,本文 采用索罗的增长方程,其基本原理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考虑到改革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这一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即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包括在GDP中所占比重和在GDP年增长率中所做贡献;这一特征反映到要素效率上,即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提升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效率,本文采用刘伟[14]所建立的引入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
Y=AKαLβeR1X1+R2X2+e(1)
式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L表示一个国家的就业人数;α和β分别表示该国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X1和X2分别表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X1表示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扣除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X2表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R1和R2表示经济结构对规模的边际影响参数。
利用1978―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数据,用Eviews软件对方程(1)进行估计,可得模型如下:
LNY=-0.9508 + 0.11LNK + 0.89LNL +1.3036X1-1.6805X2
(-0.589)
(1.998)
(6.068)
(3.897)
(-1.559)
R-squared=0.994,其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对应参数估计值的t检验值。DW=1.695,查杜宾―瓦特森检验上下界表可知不存在序列相关。
由上述方程,我们知道,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1和0.89,当增加1%的资本投入时,产出增加0.11%;而当增加1%的劳动投入时,产出增加0.89%,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我们可以算出各年劳动的贡献率,首先计算经济增长率 (y),劳动力投入增长率(l);然后计算EL,这里EL表示劳动力投入贡献率,其计算公式为:[15]
EL=βl/y
用Eviews软件可得劳动的贡献率,见表1。
表1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程度年份劳动报酬占产出的比重劳动投入的边际贡献率劳动力市场价格失衡年份劳动报酬占产出的比重劳动投入的边际贡献率劳动力市场价格失衡19920.1478780.0670040.08087520000.1191410.123882-0.0047419930.1419460.0694260.0725220010.1233240.168906-0.0455819940.1423540.0723960.06995820020.1093720.156906-0.0475319950.1385130.0813150.05719920030.108550.14284-0.0342919960.1337560.1280620.00569520040.1057060.156651-0.0509419970.1263090.135597-0.0092920050.1076310.188408-0.0807819980.1186610.141849-0.0231920060.1103320.222142-0.1118119990.1203330.14272-0.0223920070.1121230.246517-0.134394
3.计量结果与讨论。从表1可以看出,1992―1996年,我国劳动报酬占产出的比重大于劳动投入的边际贡献率,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呈正向失衡状态,且正向失衡程度在不断减弱。1997―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产出的比重小于劳动投入的边际贡献率,劳动力市场机制呈负 向失衡状态,且负向程度在不断加强。
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程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1)1993年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增量改革”,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所以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呈现正向失衡状态。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国有企业内部数量巨大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开始释放出部分下岗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整体就业人数的比重开始下降。再加上国民经济开始走出1989―1992年 的治理整顿期,调整了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我国私营经济在这一段时间得到较 快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减少,所以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正向失衡程度逐渐减弱。(2)1997―2007年,劳动力市场呈负向失衡状态,且负向程度在不断 加强。原因是:一方面,1997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富余人员大量释放出来,据统计,从1998―2000年底,全国累计有2300万国有企业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16]另一方面,1997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松绑了传统的户籍制度。[17]以上改革举措的推出,我国城市大量下岗工人、农民工的出现,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市场价格机制对劳动力供求开始发挥基础作用。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正向失衡的力量在逐渐消失。但是,我们另外应该看到的是,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呈负向失衡的力量却没有减弱。一是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相配套的法律、社保制度还很不完善。二是我国的工会还不能完全履行它应有的功能 。因此,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正向失衡的力量消失速度快于负向失衡力量的消失速度,是我国1997年至今劳动力市场价格 机制负向失衡程度不断加强的主要原因。
三、大学生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失衡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如果把劳动力分成决策层(上层)、中间层、基础操作层(下层),则劳动力结构随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做相应的变动。第一阶段即经济起飞阶段:GDP在人均300―1000美元之间,劳动力结构呈三角形。在这一阶段,上层和中间层人数都很少,人才非常匮乏,因此,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发展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培养人才。第二阶段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GDP从人均1000美元向3000美元冲击,这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而劳动力结构则呈现出一种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在国家大力发展教育的过程中,许多青年人进入大学,大批决策管理层人才被培养出来,上面这一层开始变大,下面操作层仍然很大,中间层出现严重匮乏。第三阶段即经济优化阶段: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不断优化,劳动力结构开始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新特征。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是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的结果,它导致了生产过程中需要越来越多能够把复杂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技术方法不断转化为现实的操作运行产品和服务的人,这就导致中间层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技术技能层面的人才不断扩张增长,这一趋势最终导致劳动力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啤酒桶形状。[18]
我国2007年的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19]处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末期, 正在向第三阶段发展。我国现在的劳动力结构也是“两头大中间小”,技工的短缺非常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据测算,到“十五”末期,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增长15―2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20]
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能不能从第二阶段顺利的转向第三阶段。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能不能同步优化,我们现阶段能不能培养出大量技术层面的人才。一般来说,技术人才的培养要具备两个条件:(1)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储备人才。这一问题要由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来解决,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国家大力发展教育,大批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这一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和就业形势要发生较大转变,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人才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我国已经较好的完成了高等人才储备的任务。我国大学生数量2009年已经达到61 1万。(2)具有技术人才的培养激励机制。建立技术人员的培养激励机制,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技术人员的需求方要有足够的动力去培养技术人员;二是储备人才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去接受培训,成为技术人员。因此,现阶段,我国大学生数量的激增是处在 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正常现象,我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生不能顺利转化为技术工人。出现转化障碍的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技术人员培养激励机制。
我国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失衡现象为技术人员培养激励机制的缺乏、“大学生就业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解释。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负向失衡会导致劳动者在产出当中的贡献一部分被企业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当前收入减少。这会从两个方面影响技术人员的培训激励。(1)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劳动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减少人们参加技术人员培训的经济能力和动力,而且随着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负向失衡程度的加强,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强化。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各类高、中等职业学校已达2万多所,但以培养企业一线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术学院只有200多所,并且许多职业院校为了生存,从迎合大众不想成为工人的心理角度来设置办学专业。在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多设置文化理论课,削弱了职业技术培训的力度。[21](2)劳 动力市场价格机制负向失衡会使企业的利润增加,使得资本的实际边际生产率上升,财富集中在企业家手中,导致储蓄过多,资本的价格――实际利率下降。资本价格的相对下降,使企业一方面相对增加在资本方面的投资,据笔者统计,1997―2007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要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见表2)。
表2我国1997―2007年固定资产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 比(单位:%)年 份固定资产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 份固定资产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70.1060.08820030.1200.1019980.1050.07820040.1230.1119990.1020.07120050.1280.07320000.1010.08020060.1300.07520010.1030.07320070.1340.07820020.1110.097
资料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GDP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资本存量以1990年为不变价格,根据何枫等(2003年)方法求得。
另一方面,减少在劳动力方面的投资。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投资,分为显性投资和隐性投资,显性投资就是企业发给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还有其缴付的社会保险费等。隐性投资包括企业在劳动者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由于工资、福利等显性投资具有刚性,并且是劳动者看得见的。企业不会大幅度减少。但是出于趋利的动机,企业会相对减少其劳动力隐性投资,即相对减少其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上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并不多。企业用于就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仅为195元,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4%,未达到国家规定的1.5%这一最低比例。这次调查还显示,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其中,职工教育经费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比例在20%以下的企业占58.5%,比例在20%―50%之间的企业占26.9%,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占14.6%。[22]
四、结 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负向失衡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要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技工荒”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关键是减少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的负向失衡程度,使得劳动者的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以相应增长。一方面政府作为监管者,应当健全工资、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提供公正的规则并注意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同时应当增强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发挥与企业在工资福利谈判等当中的作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公共福利的提供者,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加大对大学生的岗前职业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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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lance of Price Mechanism in Labor Market and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 E mployment
Su Yongzhao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negative imbala nce of the price
mechanism in labor market on the serious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 employment b y establishing a simple theore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gative imbalance of
the price mechanism in labor market results in lack of the technical worker tra ining incentive mechanism, difficulty of the change from college students to ski lled worker, and thus results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erious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killed worker shortage. So taking the efficient steps to mitigate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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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场；供需弹性；新《劳动法》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48-06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 （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 ），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 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出发，探讨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政策含义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