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10:20: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铁器文物的保护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文物；修复；材料；管理
前言
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利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很多珍贵的器物，但是不幸的在那个封建以及统治阶级的时代里绝大多数的珍贵器物都被统治阶级当作陪葬品而深埋于地底下。几千年来，随着地壳运动、墓室倒塌以及盗墓者的猖獗活动导致很多珍贵文物损坏，也有部分文物是由于和空气接触，在长时间里被腐蚀掉了。目前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已经找到的被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以及管理，由于文物离我们年代甚远，因此在修复的过程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在管理体制上也不够成熟完善。
1 文物修复的发展过程
我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很多人类历史上无法超越的瑰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文物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自从有了墓葬这一风俗就产生了盗墓者，他们组成专业的团伙到墓室里进行盗窃，这对文物造成了极大的损坏；同时由于地球板块之间的运动也造成了文物的损坏。我国也是近些年来才提高对文物修复工作的重视，将破碎的器物收集起来，经过整理修复恢复他们的原貌，这样亦减少了文物的损失，工作中研究出文物的最佳修复方法也是考古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1]。
2 文物修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修复文物的方法和材料落后
在珍贵的文物面前，我们应该做到一次性修复完成，恢复它们的原貌之后将他们保存起来成为我们珍贵的宝藏.我国历史上经历过好几个朝代的发展鼎盛时期，因此留下的文物也有着制作精致、样式繁多等特点，比较出名的有玉石器、铜器、唐三彩、铁器、陶瓷器、漆木器以及各种丝绸织物。修护文物工作在初期的时候所使用的修复方法很落后，使用的材料也不能保证文物长时间的保存，尤其在金属和铜器的修护上使用漆将其黏合在一起，不仅严重影响了文物的外观，在一定程度上还损坏了文物的价值。
2.2 不同的器物修复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青铜器和铁器出现的时期很早，在那个年代对于纯度要求不高，炼造方法很粗糙，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青铜文物和铁器文物修复的难度。在修理之前一定要准确地判断出文物的材料以及年代，还要特别注意到文物的形状、器物表面有无铭文花纹、外表颜色等，在确定文物的原料之后还应该尽量的了解该文物的原来的形状，对于破坏比较严重的文物来说可能比较难以恢复原貌，考古学家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将其恢复，但是因为在恢复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到文物的腐蚀程度等一些因素，这给文物修复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3 解决文物修复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3.1 积极探索新的修复材料和方法
以前的文物修复工作往往会利用很落后的方法，例如对铜器的连接使用的不是焊接技术，而是在铜器需要连接的地方进行钻洞，用铜锔子或者是铁锔子将其连接起来，尽管铜铁锔子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在文物修复上这会造成对文物的损害，因此我们应该淘汰这种过时的方法。对当今的焊接技术还应该再继续研究探讨，虽然说焊接可以避免对文物进行硬性接触，但是焊接的技术不够的话也会带给文物新的伤痕，我们的考古学家应该结合科技的进步与科学家携手来改进这一技术。对于修复材料我们更是应该注意保存时间问题，以前的修复材料是将大蒜的蒜泥加上鸡蛋清与石膏混合作为胶状物进行黏合，但是这种方法牢固性很差，不仅不能持久，还会影响文物的外观，在新材料的开发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耐久性，还要考虑到空气潮湿等特点，因为文物一直被埋藏于地底下，再重新与空气接触肯定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化学和物理反应，新材料应该符合不怕潮湿以及防腐的特点。
3.2 针对不同文物建立一套完整的修复方法[2]
不同的文物修复所用的材料和方法都不尽相同，因为铜器会被空气氧化，对于铜器的修复上难度比较大，在修复前必须对铜器本身进行细致的观察，对于氧化严重的不能用焊接的方法，应该进行黏合，而且在铜器生锈的地方还要观察一下有无花纹，焊接地方应该避开有花纹的地方；陶器的修复和铜器大不相同，陶器本身就是用泥土铸成的，时间一长就会产生很多的断口，这些断口比较容易吸收灰尘，在黏合以前要进行必要的清洗，对于包面上有附着物的陶瓷还应该保护表面的附着物，对于损坏比较严重的陶瓷也就是说对变形严重的应该结合现代工艺将找不到或者是有大面积损害的地方补齐；铁器由于本身硬度就比其他的器物大，因此对铁器的修复主要就集中在防锈部分和修复方面，因为铁在古代是制造兵器的主要原料，在帝王的墓葬中铁器就会比其他的墓葬品要多，而且都是兵器形状比较多，在地底下的铁由于受到的腐蚀程度很大，生成的铁锈可能被层层的剥落，大部分变成了氧化铁；在地面上的铁器比底下的铁器好一些，但即便是保存比较好的铁器，其表面也会有一层铁锈，对于这种的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先将铁器清洗之后用专门与铁锈发生反应的化学试剂将铁锈消除掉；古代石器也是我国珍贵的文物，往往石器上会有相关的文字记录，我们可以直接从上面读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石器包括石碑、石刻、用石头制成的生产工具等，对于这类文物的修复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石器一般比较笨重，修复不牢固容易发生事故，其次是石碑上刻的文字在修复之后必须要仿照再刻一遍，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以石补石，选用同样颜色、质地的石头经过加工后运用到石器上。
3.氯离子选择性电极测定铁器碱性脱盐溶液中氯离子的含量成小林，陈淑英，韩英，潘路，梅建军，CHENGXiao-lin，CHENShu-ying，HANYing，PANLu，MEIJian-jun
4.北方地区寺庙、殿堂壁画可溶盐活动规律的实验室模拟研究王永进，于群力，阎敏，马林燕，陈港泉，WANGYong-jin，YUQun-li，YANMin，MALin-yan，CHENGang-quan
5.汉代铸钱过程的计算机模拟试验廉海萍，杨弋涛，LIANHai-ping，YANGYi-tao
6.利用同墓葬出土泥芯、陶器示踪青铜器铸造地初探——以湖北襄樊部分东周墓为例黄凰，秦颍，孙升，王先福，陈千万，韩楚文，陈明辉，HUANGHuang，QINYin，SUNSheng，WANGXian-fu，CHENQian-wan，HANChu-wen，CHENMing-hui
7.汶川地震可移动文物震害研究周乾，闫维明，ZHOUQian，YANWei-ming
8.古代丝织品的丝素蛋白加固保护周旸，郑海玲，胡智文，赵丰，ZHOUYang，ZHENGHai-Ling，HUZhi-Wen，ZHAOFeng
9.实验室微型发掘方法在北周武帝孝陵发掘中的应用杨忙忙，张勇剑，YANGMang-mang，ZHANGYong-jian
10.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锦缘绢地乘云绣荒帷"的修复楼淑琦，LOUShu-qi
11.道教人物画像颜料的原位无损分析何秋菊，李涛，施继龙，赵瑞廷，李玉玲，邵芳，HEQiu-ju，LITao，SHIJi-long，ZHAORui-ring，LIYu-ling，SHAOFang
12.四川邛崃一批出土银元的分析与除锈保护杨颖东，王宁，YANGYing-dong，WANGNing
13.六朝初期铜鎏金铺首衔环保护与研究吕良波，LVLiang-bo
14.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梁明亮，郑国东，梁收运，王旭东，LIANGMing-liang，ZHENGGuo-dong，LIANGShou-yun，WANGXu-dong
15.对青铜器保护修复理念、原则的探讨陈仲陶，CHENZhong-tao
16.国外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现状路智勇，LUZhi-yong
1.文物藏展常用木材挥发性酸快速检测评价方法研究徐方圆，解玉林，刘霞，施超欧，吴来明，XUFang-yuan，XIEYu-lin，LIUXia，SHIChao-ou，WULai-ming
2.三萜树脂漆的老化和黄化-老化条件和树脂成分的影响谢燕
3.生物病害对唐皇城含光门土遗址的危害及防治措施研究黄四平，李玉虎，肖娅萍，金普军，王肃，HUANGSi-ping，LIYu-hu，XIAOYa-ping，JINPu-jun，WANGSu
4.利用锶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格洛斯特地区罗马殖民时期的饮食与迁徙状况吴婧玮
5.岩画病害的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初探吴育华，刘善军，WUYu-hua，LIUShan-jun
7.焦山古炮台夯土成分分析及建造工艺研究袁润，宋向荣，李建康，丁超，YUANRun，SONGXiang-rong，LIJian-kang，DINGChao
8.江阴黄山小石湾炮台遗址修复用灰土最佳配方筛选研究张慧，万俐，ZHANGHui，WANLi
9.氟碳涂料在铁质文物封护中的应用研究马立治，沈大娲，王永生，潘路，马清林，MALi-zhi，SHENDa-wa，WANGYong-sheng，PANLu，MAQing-lin
10.丙烯酸酯改性明胶古墨锭修复胶的试验研究邱建辉，徐雷雷，徐方圆，吴来明，陈国清，QIUJian-hui，XULei-lei，XUFang-yuan，WULai-ming，CHENGuo-qing
11.安岳石窟经目塔5.12汶川大地震后抢救性修缮——兼论三维激光扫描、计算机模拟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运用张荣，李贞娥，徐世超，ZHANGRong，LEEJoungAh，XUShi-chao
12.宁波地区露天梅园石质文物病害机理研究金涛，JINTao
13.馆藏唐代壁画画面霉斑清洗剂的筛选实验研究严淑梅，周铁，黄建华，付倩丽，王伟峰，张群喜，YANShu-mei，ZHOUTie，HUANGJian-hua，FUQian-li，WANGWei-feng，ZHANGQun-xi
14.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李晓岑，贠雅丽，韩汝玢，田建，王涵，LIXiao-cen，YUNYa-li，HANRu-bin，TIANJian，WANGHan
15.α-淀粉酶改性淀粉的制备及在书画装裱中的应用研究季慧，徐文娟，戴红旗，JIHui，XUWen-jua，DAIHong-qi
16.沧州铁狮子结构健康监测数据管理及集成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范峰，陈明，金晓飞，王化杰，王伟，永昕群，王林安，FANFeng，CHENMing，JINXiao-fei，WANGHua-ji，WANGWei，YONGXin-qun，WANGLin-an
17.对出土饱水糟朽漆器脱水定型的实验研究——兼论饱水残破漆器的修复冯宗游，冯莹，FENGZong-you，FENGYing
18.砖石结构古建筑修缮中的规范应用问题张金风，ZHANGJin-feng
19.试论纺织品文物保护中的水质问题路智勇，惠任，LUZhi-yong，HUIRen
20.纸质文物变色原因及脱色方法研究进展徐文娟，诸品芳，XUWen-juan，ZHUPin-fang
1.一种基于形状和颜色特征的建筑彩画检索方法毕学刚，黄华，王官振，马涛，齐扬，BIXue-gang，HUANGHuan，WANGGuan-zhen，MATao，QIYang
2.理论走向实践:评《古陶瓷热释光测定年代研究》吴婧玮
3.考古发掘现场智能预探测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王珏瑶，朱晓蕊，铁付德，赵涛，苏伯民，胥諝，杨军昌，赵西晨，WANGJue-yao，ZHUXiao-rui，TIEFu-de，ZHAOTao，SUBo-min，XUXu，YANGJun-chang，ZHAOXi-chen
4.沧州铁狮子健康监测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范峰，王化杰，金晓飞，陈明，王伟，马清林，永昕群，王林安，FANFeng，WANGHua-jie，JINXiao-fei，CHENMing，WANGWei，MAQing-lin，YONGXin-qun，WangLin-an
5.汉代陶俑彩绘颜料表征分析张虎勤，廖光熙，周铁，夏寅，赵西晨，陈雪梅，ZHANGHu-qin，LIAOGuang-xi，ZHOUTie，XIAYin，ZHAOXi-chen，CHENXue-mei
6.西安鼓楼油饰彩画主要病害分析王丽琴，何秋菊，周文晖，杨璐，马涛，WANGLi-qin，HEQiu-ju，ZHOUWen-hui，YANGLu，MATao
7.改性MDI型聚氨酯文物保护材料耐光性能研究杨璐，王丽琴，黄建华，唐丽琼，YANGLu，WANGLi-qin，HUANGJian-hua，TANGLi-qiong
8.ARTIC-1:一种适用于文物展柜的新型调湿剂黄河
9.汶川地震导致的古建筑震害周乾，闫维明，杨小森，纪金豹，ZHOUQian，YANWei-ming，YANGXiao-sen，JIJin-bao
10.湖北省鄂州五里墩出土孙吴时期"红色粉状物"的测试分析李小莉，秦颍，徐劲松，LIxiao-li，QINYing，XUJing-song
11.常用清洗材料对瓷器的影响研究胡东波，张红燕，HUDong-bo，ZHANGHong-yan
12.抗菌剂壳寡糖、儿茶素和纳米氧化锌对冻干前处理古木微生物作用的研究李东风，卢衡，周旸，LIDong-feng，LUHeng，ZHOUYang
13.成都市新都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土坑墓提取与保护李钢，王波，LIGang，WANGBo
14.北宋富弼墓壁画的揭取及修复保护杨蕊，YANGRui
15.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汉代木牛车抢救性复原修复陈庚龄，田小龙，CHENGeng-ling，TIANXiao-long
16.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探讨汪常明，金正耀，WANGChang-ming，JINZheng-yao
1.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检测用无动力扩散采样器初步设计解玉林，徐方圆，吴来明
2.聚合物膜修饰电极QCM方法对博物馆环境中典型气态分子污染物甲醛的检测研究周浩，吴来明，闫莹，赵利红，彭熙瑜，蔡兰坤
3.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调湿材料研究进展罗曦芸，吴来明，张文清，夏玮，曹嘉洌
4.文物保存微环境用调湿材料调湿性能研究徐方圆，解玉林，吴来明
5.博物馆文物环境用甲醛净化材料评价方法研究罗曦芸，吴来明，徐方圆，张磊，袁盛伟，杜一平
6.木材中挥发性有机酸的SPME-GC/MS分析研究周新光，吴来明，宋国新
7.银纳米薄膜试片在博物馆藏展材料评估筛选中的应用陈晖，张敏，孔令东，陈建民，周姣妮，王升，吴来明，周新光
8.博物馆藏展材料评估筛选的薄膜试片测试法陈晖，孔令东，陈建民，王升，吴来明，周新光
9.薄膜试片测试法试片图像采集分析系统庞宁，黄华，吴来明，陈建民，齐春
10.图像处理方法在研究纳米薄膜试片腐蚀特性中的应用庞宁，黄华，吴来明，陈建民，齐春
11.低温竹炭净化文物保存环境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探索詹天珍，修光利，徐方圆，吴来明，解玉林，刘兆辅，张大年，王大为
12.文物保存微环境空气氮氧化物集成净化技术研究王大为，修光利，张大年，徐方圆，刘兆辅，吴来明，解玉林，魏华，吴燕
13.文物保存环境中温湿度研究徐方圆，解玉林，吴来明
14.无酸纸的发展及其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徐文娟，吴来明，解玉林，戴红旗
1.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区地下水渗流机制分析方芳，方云，燕学锋，尚存良，黄蕾，FANGFang，FANGYun，YANXue-feng，SHANGCun-liang，HUANGLei
2.氟-硅-丙石质文物封护涂料的合成及性能分析陈国清，邱建辉，朱正柱，徐雷雷，CHENGuo-qing，QIUJian-hui，ZHUZheng-zhu，XULei-lei
3.通风、过滤和被动吸附措施对博物馆库房空气质量的影响黄河
4.上林湖越窑瓷器前剂量测定年代中的热激活特性(TAC)研究夏君定，吴婧玮，熊樱菲，龚玉武，XIAJun-ding，WUJing-wei，XIONGYing-fei，GONGYu-wu
6.垣曲商城出土炉渣炉壁内金属颗粒及矿物组成的初步研究梁宏刚，孙淑云，李延祥，佟伟华，LIANGHong-gang，SUNShu-yun，LIYan-xiang，TONGWei-hua
7.宁波东钱湖石刻群微生物病害研究傅亦民，金涛，周双林，王进，FUYi-min，JINTao，ZHOUShuang-lin，WANGJin
8.沧州铁狮子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研究及测试试验范峰，金晓飞，王伟，马清林，永昕群，王林安，FANFeng，JINXiao-fei，WANGWei，MAQing-lin，YONGXin-qun，WANGLin-an
[关键词]科学技术 档案鉴辨 发展历程 特性与功能
[分类号]G270
1、引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演进历程中形成并留存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致使大量伪误档案混杂其间，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之前必须对其真伪进行考订。我国档案鉴辨工作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后经两汉、唐宋至明清不断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硕的鉴辨成果，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鉴辨方法。特别是近代以来，我国档案鉴辨在继承传统鉴辨方法的基础上，采取化学、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法及图形图像等现代信息技术，大幅度提高了鉴辨的准确性和普适性。本文主要对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进行论述，并深入分析其应用特征及功能，以期对今后档案鉴辨技术及鉴辨工作的发展有所裨益。
2、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历程
“档案真伪技术鉴辨是借助于物理、化学原理和方法，利用一些设备和仪器，凭借鉴辨人员的丰富经验和与档案相关的信息，分析档案制成材料的类型和特征，考证作者，时空定局，由此而确定档案的真伪”。档案鉴辨技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档案学囿于史学，因此档案鉴辨技术亦主要蕴含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具体而言，科学技术在我国档案鉴辨工作中的应用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1 “”前的初始阶段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如意大利的Fabroni、德国的戈贝尔(F.Cobel)、法国的达牟(A.Damour)、美国的理查德(T.W.Richards)等就开始应用化学方法分析文物成分。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20世纪上半叶“发射光谱开始用于青铜器成分的分析，开了用科技仪器分析文物的先例”。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人，我国考古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如20世纪30年代周仁和叶麟趾最早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国古陶瓷进行了研究，50年代梁树权等采用重量法对44件殷周青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建我国c测年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系率先在国内“采用液体闪烁计数器技术进行常规c－14的测年研究，技术简化，工效高，而且有效地防止了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缩短测量时间，提高测年精度”。此外，金相分析、电子探针检测等科技方法亦开始在出土文物的检测与断代中得到应用，如1964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室采用金相分析法对元大都出土的55件铁器进行了成分检测，1974年又采用电子探针检测了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铁笄。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主要应用于考古学中的田野挖掘、古迹调查、测年断代等领域，而对于文物特别是档案的应用尚不多见。
2.2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阶段
“”时期，我国各项事业遭受了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再次引发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急剧变革，如1990年在参观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览时就曾强调“鉴定文物要利用科学技术，不要净用眼学，这种老传统的办法，要结合科学技术”。近年来，电子显微镜、热分析技术、光谱、色谱、质谱、x射线、碳14测定等现代化仪器及科学技术在考古、文物鉴辨中逐步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如北京大学建成的加速器质谱计(PKUAMS)被大量应用于文物鉴定等研究之中；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文化部门分别使用x光、电子探针等技术手段对馆藏毛公鼎、陈侯午敦等文物档案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辨。同时，计算机技术在信息存贮、转换、检索及传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文献鉴辨注入了新的活力，如1991年杨镰曾利用计算机检索技术对《坎曼尔诗笺》(以下简称《诗笺》)的真伪进行了科学鉴定。此外，有些学者还利用统计学、数值计算方法等对档案进行了考据。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已被应用于科技考古、档案鉴辨及相关领域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工作体系和研究方法。
3、科学技术在档案鉴辨中的应用特征
根据不同标准，档案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鉴辨技术亦互有差异，这也就决定了档案鉴辨技术既具有一般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3.1 档案鉴辨技术的共性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其内容信息需要借助某种记录方式附着在特定的载体之上，一般而言，档案鉴辨工作通常可以从外形和内容两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博物馆；文物藏品；科学保护
博物馆一词，英文为Museum，其源于希腊文Mouseion，原意为祭祀缪斯的地方。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有人开始接触西方的博物馆。1989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博物馆定义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以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和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可见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包括征集、保护、研究和展示四个大项。征集是前提，保护是根基，研究和传播展示是主体。文物是人类科学和历史文化不断发展的见证，不能再生，一旦损坏就永远无法复原，就会失去其历史面貌和价值内涵。文物保护功能是博物馆其他基本功能的根基，占据重要的地位。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文物的价值体现以及历史的还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做好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完善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功能，才能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藏品传播展示提供坚实的基础。本文根据笔者的实际工作体会，简要分析了博物馆文物藏品的科学保护工作，并对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就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一些参考和建议。
一、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科学保护
文化遗产的传播及展示是博物馆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体现之一。世界各地的众多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大量的展览来吸引观众，传播展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展览需要将文物藏品置于展柜进行陈列和展示，以供观众欣赏，因此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在展示陈列过程中的保护问题，是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的内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科学保护工作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展览的藏品在陈列展示过程中，本体容易受外界条件改变的影响而变化，如光照、温度、湿度、空气污染物的突然变化，都会对藏品造成损伤或损坏。如何防止文物藏品在陈列展示过程中不受环境突然变化的损害，是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当前面对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博物馆陈列文物的科学保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展品的摆陈
文物藏品的摆陈是陈列文物保护的首要工作。摆放时需根据文物的特性，如空间大小及材质，将其陈列在特有的环境中。展品的摆放要考虑文物的稳定性，防止文物遇到震动（如地震）而倾斜、滑动甚至摔落于展托。展品的捆绑固定应根据文物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材料和工艺，要防止因受力过大而损坏文物。展托的制作材料要求化学性质稳定，不会释放污染气体而侵蚀文物。此外，陈列文物的摆陈在兼顾观众欣赏方便的同时，要以文物的安全为首要前提。
（二）展柜的光污染防治
光是一种电磁波，是能量的一种传播方式。波长越短，能量越强。光污染是陈列文物的污染之一。由于光的特殊性，以前文保人员对光污染损坏文物的研究较少。随着人们对文物材质及光污染文物机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开始逐渐地关注陈列文物的光污染问题。紫外线会加速纤维素的水解进程，破坏文物的本体，因此书画和纺织品类等有机文物在展柜陈列展示时，要严格控制展柜光源的照度避免紫外线照射。年代久远的古代书画和丝绸展品的展柜，应严格使用无紫外线的LED冷光源。
（三）展柜的湿度、温度调控
湿度是表示大气干燥程度的物理量，温度是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二者互相影响。在一定的温度下，一定体积的空气里含有的水汽越少，则空气越干燥；水汽越多，则空气越潮湿。湿度和温度对各类文物的保存都有很大的影响，应给予优先控制。国际上的各大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研究机构都对文物保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有严格的控制。近些年，国内博物馆在馆藏环境的湿度和温度控制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省级博物馆展厅的展柜基本都具备了恒温恒湿条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铁器等金属类文物容易受潮湿气体的侵袭而腐蚀，所以此类文物的展柜温度和湿度要严格进行控制，以保证文物的安全。
（四）展柜的空气污染物控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空气污染愈来愈重。工业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硫化洹⒓兹、氨、甲酸等气体，都会对展示的藏品造成破坏。因此，博物馆应严格控制展厅及展柜的空气质量。此外，在展柜的装饰材料及展柜的选材上也应该慎重，避免造成展柜的空气污染，损坏文物。需要说明的是，硫化氢对银器的污染殊为严重，所以银器类文物展出时应做好硫化氢气体浓度的监测。
二、博物馆库房文物的科学保护
库房是博物馆文物存放和保管的核心部位，是博物馆的心脏。库房文物的保护是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文物的年代、地域、材质的不同，各类文物的保存环境也不尽相同，通常的做法是不同种类的文物分别保管在不同条件下的库房内。博物馆库房文物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防潮、防光、防空气污染、防虫、防霉、防碰撞、防火、防水、防震等等。博物馆的库房文物保护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库房的温、湿度监测
同展柜的湿度、温度调控一样，库房的温、湿度监测也非常重要。库房温、湿度的阈值应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相关标准和各类文物的实际情况来设定。某些地市级博物馆无恒温恒湿条件的库房，此种条件下通风通常能起到降温防潮的作用，但要注意通风的同时应严格防止过高的温、湿度进入库房对文物造成损坏。有恒温恒湿条件库房的博物馆，库房应配有专人监测库房内温、湿度数据的变化，保证恒温恒湿机组的正常运行。同时，文保专业人员应定期使用精度更高的温、湿度测量设备，对恒温恒湿机组测定的温、湿度数据进行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消除隐患。
（二）库房的空气质量监测
库房的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文物安全与否，某些空气污染物会加速文物的劣化进程。新建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一般会释放氨气等有害气体，所以应定期测定氨等有害气体的含量。新装饰、装修过的文物库房则应定期测定甲醛、甲酸、乙酸、硫化氢、氨等挥发性有机物及颗粒物的含量。在做好库房空气质量监测的同时，也要做好文物库房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记录和保管，如检测数据超过国家标准，应及时采取措施，改善库房的空气质量，保证文物的安全。
（三）库房的防虫、防霉
书画、古籍、丝绸等有机类文物是虫、霉的食料，极易受到虫、霉的侵食，因而库房的防虫、防霉工作也是库房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虫和霉菌是生物，需要一定的氧气和适宜的温、湿度环境才能生长，所以温、湿度环境的控制对于防虫、防霉至关重要。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有恒温恒湿条件的库房仍然发现有虫和霉菌破坏文物的现象，说明防虫、防霉工作马虎不得，需要文保专业人员和文物保管员定期对文物库房进行巡查，发现虫、霉现象，及时采取措施，改变库房环境，使用防虫、防霉药剂等来消除隐患。
三、博物馆文物的预防性保护
随着文物保护风险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现代测量技术的持续进步，博物馆文物保护功能的重点正从先前的以抢救性保护修复、被动性维修遭损文物为主，逐渐转向预防性调控环境、主动维护防止文物劣化。文物预防性保护理念强调通过长期监测、科学记录和日常维护、智能探测等手段，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通过风险评估和科学监测等方法，分析损毁变化规律，在问题出现前进行预防，并以此来确定科学的保护方法。文物预防性保护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工作，通过制定计划和控制状态，将被动性的抢救修复变为主动性的预防保护。对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进行科学有效的监测和控制，成为实现博物馆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的首要因素。以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市浑南区所建新馆的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为例，该文物预防性保护工程主要借助信息传感技术、环境质量调控措施，并有效集成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智能处理和互联网通信等技术，构建辽宁省博物馆新馆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系统，全面实现博物馆文物藏品收藏和展示环境的实时监测、质量评估和有效调控。同时，在此项目完成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省级文物保护环境监测区域中心，组建成一套覆盖省、市县监测站二级文物保存环境监控层的文物保护风险预控平台，自上而下地深入实现馆藏文物保存微环境的有效、稳定、洁净的调控，卓有成效地提升整个辽宁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精度和实时性。
四、当前博物馆文物藏品科学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博物馆文物科学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大部分国有博物馆对陈列及库房文物的保护都比较重视，但是仍有部分地市级博物馆的文物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其中既有客观条件，如文物保护经费投入不足的限制，也有博物馆工作人员主体文物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至于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目前还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和部分省级博物馆，占国内大多数的地市级博物馆仍然没有开展这项工作。此外专业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极度缺乏，严重制约了我国博物馆文物保护功能的发展和完善。
（二）改进措施
国家在加大投入文物保护经费的同时，应有计划地培养复合型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形成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具有文物保护理念的人才梯队。国内各大学和相关培训学院，应加强对博物馆现有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培养，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提高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能力，满足博物馆文物保护功能不断发展的需要。此外，国内各大博物馆应增强与西方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以项目合作的方式锻炼人才，增长经验，通过不断的实践促进国内博物馆文物保护事业的进一步l展。
[参考文献]
[1]张海峰.当前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现状及对策探析[J].艺术品鉴，2015， （9）.
水污染对文物的影响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被污染后，水体中含有很多污染物质，如酸、碱、有机污染物等，污水在排放过程中渗入地下，对文物遗迹的可能危害主要表现在对地下文物如陶制品、墓葬、化石等的危害，降低了文物的开发和贮藏质量。文物遗址周围水体的恶化及富营养化等影响整体文物环境感官。
辐射线对文物的影响辐射线可使文物表面老化，降低文物品质，缩短文物保存寿命，其中紫外线对文物的破坏尤为严重。光辐射污染在文物保护中不容忽视，光环境影响织物的颜色，降低织物强度．光辐射对文物损害还表现在光化学污染，或称“光化学烟雾”，即在有阳光直射时，光线中较强的紫外光、紫光、蓝光诱导汽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少量有机醛类等腐蚀性强的污染物，日积月累将毁坏文物的质地［6］。
地下水对文物的影响地下水对文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地下水水质污染造成对文物的影响，还表现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的影响，地下水水位的升高，对文物的侵蚀作用加大，水位降低，地表塌陷影响对文物破坏加剧．这方面例子很多，古城西安超采地下水至地面沉降危及多处文物景观［7］，埃及首都开罗附近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正受到地下水位上升的威胁，近年来发现，地下水位上升正在侵蚀和削弱狮身人面像的基座和主体［8］。
田野考古对环境的影响
田野考古学是为了研究人类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与信息资料的学科，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田野调查发掘作为直接获取资料的环节，是考古的重要方法，但同时，田野考古过程如不注意采取对环境的保护措施，考古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表现在水土流失、局部生态的影响。
水土流失的影响在野外考古的过程中，对文物及遗址的挖掘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土体和岩石等固体的废弃物，由于土方开采，会对原有的地表结构造成破坏，同时面在外力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出现滑坡甚至坍塌等危害的出现，从而产生新的水土流失;野外考古搭建的临时居所用及临时性的施工便道，如果没有的必要的保护措施，在遇到大雨或者大风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水土流失。
局部生态影响:土地利用、文物景现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野外考古对土地的占用，改变了原有土地的用途，改变了原环境景观，由于挖掘等方面的原因，对原有的植被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改变了动物的栖息环境，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其他影响考古作业人员生活废水如随意排放，会使地面水甚至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在河道中的考古会使河流的含泥沙量有所增加;考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噪音，对周围居民及生物有一定的影响。考古过程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悬浮物及生活垃圾对环境产生影响。
文物考古及保护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
环境污染造成文物的损坏，考古过程对环境又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文物考古过程，还是文物的保存保护，既要保证环境质量保护文物，又要在考古过程中保护环境不受影响。
田野考古的环境保护措施田野考古从田野调查开始到发掘完毕对遗址进行保护的整个过程，既要考虑文物的保护，又要考虑到发掘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9］。
调查阶段要充分了解环境考古调查是发掘和保护的基础。考古调查不但要对当地遗址文物情况有着初步的了解，还要了解清楚自然和生态环境状况。野外调查对该地发掘前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有着相当大的作用［9］。
发掘阶段采取生态保护措施发掘时要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和遗物分布状况合理布设探方，发掘出的土层要分层堆放，对于地表土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地表土连同地表植被需要单独码垛，回填探方后，尽量恢复发掘前状态。
选择合适的保护方式常用的保护方式有回填保护、建博物馆保护和露天展览。保护方式要根据文物的性质决定。
文物及遗址的保护要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文物保护方式要分类保护，对于分散的文物，建议采用建博物馆保护的方式，而对于大遗址的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在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的大遗址具有年代悠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类型复杂等特点，是中国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精髓部分［10］。中国《“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大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蕴，同时也是极具特色的环境景观和旅游资源，并明确要求设立专门的对公众开放的遗址展示区。2008年10月21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提出:应将大遗址保护同旅游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大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社会，实现保护与开发的互动发展［11］。中国对大遗址实施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作，整治环境，也是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推向21世纪的战略部署。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创新。考古遗址公园是在许多国家经实践检验证明切实有效，并已日趋成熟的一种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10］。中国汉阳陵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过程，不仅是保护遗址的过程，更是形成优美生态环境的过程。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在每座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均按一定比例设置公园和城市绿地，而位于城市中心和城郊结合部的大遗址可以作为城市绿地的首选。中国的一些古都，建城年代早，经历朝代多，持续时间长，在城市规划区域遗存了众多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如通过城市规划的设计，将这些遗址的整体保护与城市规划总体布局调整相结合，从而在城，近郊区形成了蔚为壮观，特色鲜明的考古遗址公园带，将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土地利用性质的置换合理安排城市用地，又有利于大遗址的整体保护，还有利于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的文化品位［10］。
加强污染防治、提高环境质量保护文物文物及遗址所在地要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要满足环境质量标准和要求。大气质量标准要达到一类区一级标准，水质标准要不得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噪声标准按达到城市O类标准。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要全部收集，集中处理，保障文物所在地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环境整治，为文物保护和利用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12］。
加强规划、全面保护文物保护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要协调一致。在制定各级文物保护规划时，要重点考虑环境保护因素，根据目前社会经济状况，充分开展区域内文物调查，制定博物场馆建设规划和遗址建设规划，对文物分类保护。各级各类环境保护规划要充分考虑区域内文物保护问题，保护目标要首先考虑文物保护的环境需要，环保措施要有针对性考虑文物保护。
加强环保部门和文物部门的合作两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一直在各级开展，如工程建设选址要充分考虑文物遗址因素，文物部门文物证明是环保部门环评审批依据之一。实践证明，环保部门与文物部门的合作，对于提高文物保护与环境保护法的执法力度，提高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效率，将起到重要作用。
结论
［关键词］炳灵寺93窟；壁画保护；壁画修缮
［中图分类号］K87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4-0032-02
一、炳灵寺93窟壁画概况
炳灵寺93窟位居于石窟群中部第二层栈道之上，与91、92窟被纳入同一残龛内。开凿于唐代，现存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天王，均为唐代原作。但佛像、窟顶、窟正壁、南北两壁、前壁壁画均为明代重绘，壁画内容主要有佛背项光、坐佛、千佛、药师菩萨、坛城、两蕃莲、金翅鸟等。这些藏密壁画保存基本完整，画面清晰，色泽鲜艳，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93窟在历史上曾遭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近年来，由于缺乏维修处理等，壁画出现了空鼓、开裂、起甲等现象。为此，2010年初，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组织所内修复保护人员对此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修缮。
二、保护修缮前所做的相关工作
（一）壁画保存现状调查
正壁：佛及弟子背项光保存完好；佛头顶所绘人面形金翅鸟周身似有被钝器损坏的几个小坑，该壁现存壁画面积约1平方米。
南壁：菩萨、天王背项光，二者之间的云团纹、菩萨左上侧坐佛均保存完好，现存壁画面积1.83×1.85 平方米。
北壁：菩萨和天王背项光及背项光上的莲瓣流苏等饰物保存完整，但二者中上层所绘坐佛已残破，很难辨析，面积1.83×1.85平方米。
左前壁：上、中、下三层三身坐佛保存完整，但褪色较严重，面积0.4×1.83平方米。
右前壁：上、中、下三层三身坐佛及佛间装饰两蕃莲等花草保存完好，面积0.4×1.83平方米。
窟顶：窟顶四周11身坐佛，均遭到不容程度损毁致残，部分可辨清，窟内北侧壁画脱落殆尽，南侧及中部靠外整体保存完好。药师佛、坛城清楚可辨。
（二）壁画制作工艺调查
93窟壁画制作工艺及程序为：在窟顶、正壁、南北两壁尤其是岩壁凿好挂泥浅岩槽，在上面抹掺有少量棉花的土泥后整平，待水分蒸发、土泥具有一定强度后，在表面喷涂白灰后作画。在南北前壁岩面则直接采用在岩壁上喷涂白灰作底、在表层作彩的方式。
在壁画绘制过程中，为满足广大善男信女及佛教徒的审美需求、更好地实现弘扬佛法的目的，在壁画制作完成后，窟顶、窟壁略显得规则平整。但是在洞窟顶、窟壁岩壁不太平整的情况下，又在抹地仗材料薄厚上下功夫，相比之下这要比凿平岩体更为省时省力。炳灵寺93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窟顶靠窟门岩体前半部分比靠右半部分在水平高度上低，这是制作者对泥层薄厚进行调整的结果。
（三）前期保护修复调查情况及评价
现存壁画边缘开裂处在1972年安装了带纱窗的简易门窗。1981年，工作人员又进行了封堵加固，虽然当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资料，但通过仔细观察可知，这些封堵材料主要由石灰粉、麻刀、大白土构成。当时使用这种材料封堵对于防止壁画开裂、脱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30年以后，这些覆压在边缘裂缝处的保护材料已经非常疏松，与岩壁脱离，失去了应起到保护的作用。另外，在当时处理过程中，由于抹压材料的处理不当，遮掩了部分壁画表面，进而影响到相关信息呈现。疏松堆压在窟顶岩体与壁画间的材料，因重力因素进一步的加剧了壁画的开裂程度。所以，修复人员决定在修复保留过程中清除这些材料。
（四）壁画现存病害调查及成因分析
首先，壁画整体出现了开裂、空鼓现象。窟顶、南北壁两侧及窟底中央有一条宽约3厘米、深度不详、呈矩形贯穿岩体的裂缝，受此影响，两侧壁画出现开裂及空鼓现象。窟顶岩体裂缝两侧空鼓面积较大，这与岩体裂缝处不时掉落的沙石沉压在壁画上有关。另外，在正壁、南北两壁与窟顶接触处，壁画均不同程度出现空鼓现象。
其次，壁画表面彩绘层出现起甲现象。在93窟周身、窟顶及窟壁不同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彩绘层呈鱼鳞状起翘或与地仗层脱落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原材料及制作工艺有关。
再次，壁画脱落边缘出现壁画地仗层与岩体脱离现象。在窟顶壁画脱落边缘处，现存壁画均不同程度出现与岩体脱离现象，其深度不一。
最后，壁画表面污染严重。主要表现为：整个洞窟布满蜘蛛网，厚积尘土；佛像周边壁画表面被鸟粪局部污染；前期修复过程中由于方法不当造成对壁画的污染。
三、 保护修复的主要方案及步骤
（一）清理壁画表面污染物
使用工具有软毛刷、吸耳球、软毛笔。材料为纯净水等。具体做法是用竹签轻挑去蜘蛛网，用软毛刷轻刷造像壁画表面尘土，在彩绘层起翘、开裂较为严重的地方，用吸耳球轻吹多次，除尽尘土。用蘸有少量纯净水的毛笔在被鸟粪污染的地方先浸湿后，用竹签轻剥，达到除去鸟粪的目的。
（二）壁画加固及补全材料的选择
93窟现存壁画边沿开裂等处易碎易裂，为避免受外力情况下出现相关历史信息遗失的情况，需对其进行加固处理。对于壁画出现裂缝的地方主要指该窟窟顶、窟壁岩体两侧壁画，为增加牢固度与提高外在审美的完整性，需进行填补。对于窟顶、窟顶与窟壁接触处出现空鼓的地方，也需要填充合适的加固材料予以加固。上述这些问题均涉及加固补全材料。在选取这些材料时，应选择与壁画原制作材料相近，处理后表面颜料在视角上要近于原壁画。通过借鉴其他单位的经验与现场试验，最终修复人员确定了补全材料：加固液为1%的明胶填补补全材料（研细的澄板土+棉花+水+1.5%的明胶），空鼓填充材料（研细的澄板土+水+2%明胶）。
（三）表面彩绘层起翘或与地仗层脱离的壁画的加固处理
主要使用工具有注射器（15毫升）、针头、绸布裹包（拳头大小、内裹海绵）、小木抹子、修复刀，加固材料为1%的明胶。具体做法是：第一，配置1%的明胶。用天平称好明胶和纯净水的重量，使其重量比为1:99，倒入塑料瓶中，摇匀。再将之置于有水的铁器中煮沸，待其完全溶解后，趁热作为加固液用。第二，用注射器吸取加固液，安装针头。第三，在壁画彩绘层或与地仗材料脱离处慢慢滴注加固液，使其完全被浸湿。第四，待加固液稍干后，用布裹包、小木抹子、修复刀等工具挤压起翘或与地仗脱离处，直到彩绘层完全与地仗层粘结结实。需要注意的是，为防止明胶凝结，要及时加热加固液。
（四）空鼓壁画的处理
第一，确定空鼓壁画分布范围。一般情况下，空鼓较为严重的地方壁画有明显凸起现象。另外，用手轻压地仗层与岩壁脱离的壁画，若壁画与岩壁粘结较好，轻敲时响声较小，而出现空鼓的地方，则发出“咚咚”沉闷之声。第二，确定插入注浆管的位置，插入注胶管与排气管。在壁画开裂有彩绘层缺损、脱落壁画边沿处，彩绘层已剥落等处确定插管位置，保证该处在插入注浆管时尽可能深，注浆液能够流淌到所有的空鼓区域。第三，支撑空鼓待注浆的空鼓壁画。用撑杆支顶上铺有白绸、带有厚度为2~4厘米海绵的木板，确保壁画不会在灌浆过程中掉落。第四，配置注浆液。将经脱盐处理澄板土研细、分筛后倒入小型塑料桶中，加水和1.5%明胶溶液，待其成稀糊状后，用50毫升塑料注射器吸取，沿注浆管注浆。待注浆液完全注满空鼓壁画后，支紧支撑杆。待干燥后，拆除支杆。需要注意的是，为避免浆液从裂隙处渗出污染壁画，注浆过程中需边注浆边细心观察，对这些裂隙进行封堵，对于已经污染到的壁画要及时用棉球等进行处理。而对窟顶地仗层较薄的空鼓壁画，可采用“打点滴”的方法慢慢注浆。第五，封堵填平开裂壁画。用修复刀把掺有棉花、加有乳胶的澄板土泥经封堵压平做旧处理，增强开裂壁画与岩壁的粘结度，尽量减弱或者消除视觉上对开裂壁画的敏感反差。第六，清除前期使用不当的修复材料。使用工具有修复刀、注射器、纯净水、竹签等。具体做法是：先用吸有纯净水的注射器滴注修复泥层，待浸湿后用修复刀慢慢剔除，在位于离壁画较近或与壁画接触的泥层，为防止操作给壁画带来损伤，换用较软的竹签慢慢剥离。
最后，清除前期使用不当的修复材料，加固壁画边沿惨损部位。同时，还要补全壁画裂缝。主要用毛刷、洗耳球等工具清除出现裂隙、酥松，与原材料不相干反而影响原材料的杂物及壁画地仗的老化材料，用注射器注1%明胶液加固。待加固液渗透稍晾一会儿，逐步用修复泥刀补全材料。填补后，用海绵、修复刀等压实，最后协调外观即可。
［参考文献］
［1］王亨通，杜斗成.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摘 要】2009年7―9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四方汇清华・紫光园小区项目工程范围内44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陶罐、陶壶、陶瓮、陶仓、陶灶、铜镜等随葬品300多件。通过考察墓葬结构、随葬品形制与组合，推断该批墓葬分属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或稍晚时期。
河南四方汇泽清华・紫光园小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西侧，国基路南侧，地理坐标：北纬34°49′11″，东经113°38′51″，海拔91～92米。2009年7―9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清华・紫光园小区项目工程范围内古文化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75座，其中东周墓葬28座（2009ZJMLM46―M65、M68―M75简报另文发表），汉代墓葬44座（2009ZJMLM1―M25、M27―M45）（图一、二），晋墓2座（编号2009ZJMLM66、M67），时代不详的墓葬1座（2009ZJMLM26）。现将汉代墓葬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此次发掘的汉代墓葬均为砖室墓。由于早期盗扰及基建施工破坏，多数墓葬仅余墓室底部，发现有人骨遗存的仅6座，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多位于墓主人头部及耳室内。由于M36与M44破坏严重，仅残存底部局部，形制不清楚，根据墓葬形制和建筑材料，可将除M36、M44之外的42座墓葬分为三型：
A型 平顶空心砖墓，17座。除M16、M27、M29、M31带有耳室外，余均不带耳室。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墓室略宽于墓道或与墓道同宽。墓室一般较长，棺前留有一定空余放置随葬物品。
M33 方向0°。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葬上部遭破坏，现开口距地表深约2.5米。长方形土坑斜坡墓道，长2米，宽0.8米，深0.1～0.8米，墓室长4.4米，宽1.4米，残高0.8米。墓室构筑方法：墓道与墓室间用一块1.1×0.46×0.1米的空心砖侧立横置作封门，东西两壁分别用3块空心砖侧立纵置，空心砖规格为1.38×0.46×0.18米、1.38×0.32×0.18米。墓底共用8块空心砖平铺，前部用4块空心砖纵向平铺，后部用4块空心砖横向平铺。墓室后壁用一块1.1×0.32×0.18米的空心砖侧立横置封堵。壁砖残存一层。未见人骨及棺木遗存。随葬品置于墓室入口处，有陶罐1件、陶壶2件、陶仓4件、陶灶1件、陶瓮1件、铜镜1面（图三）。
M27 方向185°。由墓道、封门、墓室、耳室四部分组成。墓室上部遭破坏。墓道平面呈梯形，斜坡状，长2.6米，宽1.44～1.7米，残深0.04～0.7米。封门砖上部破坏，用4块画像空心砖竖立作封门，东西两侧用规格0.18米的柱形砖作门柱，中间用两块宽0.46米的砖作为墓门。门柱砖对称两面画像相同，正面画像外框饰绳纹，主体纹饰分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画一立鹤，长喙叼一鱼，中间为两组8个菱形方格纹，内饰乳钉纹；另一面上下各画一圆圈图案，中间为两组12个菱形方格纹，内饰乳钉。封门砖纹饰分为三部分，外部两重纹饰相同，饰绳纹，向内饰一周长青树纹，主体纹饰一面饰一行飞翔的大雁，间饰乳钉纹，另一面饰菱形方格纹，方格纹内饰蟠螭纹 。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由空心砖构筑，长3.74米，宽0.98米，残高0.54米 。构筑方法为：先用一排12块空心砖铺底，其上用空心砖侧立砌筑墓壁。
耳室位于墓室前部东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2米，宽1.3米，残高0.7米。构筑方法为：为墓底用7块空心砖平铺，其上用30×14×7厘米的小砖错缝平铺构筑墓壁。耳室与墓室相接处用3块与封门门柱砖相同的空心砖作立柱，中间一块饰菱形方格纹，方格纹内饰蟠螭纹，另2块画像纹饰与封门门柱砖相同。
该墓人骨和棺木均无存。随葬品放置于耳室内，有陶罐1件、陶仓5件、陶壶5件、陶灶1件、五铢钱20枚（图四）。
B型 弧顶小砖墓，21座，分三式。
Ⅰ式 16座。均为单室墓。
M23 方向354°。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封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平面略呈梯形，长2.3米，宽0.92～1米，深1.2米。封门位于墓室入口处，为小砖错缝平砌弧形封堵，高1.08米。墓室平面长方形，长3.95米，宽1.32米，高1.06米。构筑方法为：先用小砖直缝平砌墓底，南壁用小砖错缝侧砌6层、东西二壁用小砖错缝侧砌5层后开始起券，墓顶为弧形并列券，共11道，券高0.28米。所用小砖尺寸为34×14×6厘米。墓室南半部高出墓底0.3米处出土人骨一具，头北面西，仰身直肢，葬具已朽。随葬品位于墓室北半部，出土陶钵2件、陶壶3件、陶罐9件、陶灶2件、陶仓4件、五铢钱2枚 （图五）。
Ⅱ式 4座。双室墓 。
M6 为双墓道、双墓室组成的合葬墓，方向92°。墓道长2.5米，宽2米，残深1.3米。两墓室大小一致，均为长3.5米，宽0.82米，高1.02米。封门位于墓室入口处，先用小砖错缝平砌，然后再在其上放置空心砖封堵。以南墓室为例，构筑方法为：先采用小砖直缝平铺墓底，在此基础上，用小砖错缝平砌墓壁。小砖尺寸为：32×14×6厘米。墓室横断面呈梯形。北墓室置人骨一具，头东足西，仰身直肢；随葬品因漂移所致，多位于人骨的上方和墓室入口处，出土陶仓5件、罐4件、灶1件、壶2件、五铢钱5枚；南墓室随葬品遍布整个墓室，有陶仓4件、壶3件、罐1件、灶1件、钵1件（图六）。
Ⅲ式 1座。
M41方向180°。由墓道、封门、横前室、双后室构成。墓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3米，宽1.08米，深1.1米。 封门介于墓道与前室相接处，用两块规格1.3×0.46×0.18米的空心砖竖立封堵。其内侧前室前墙上部用1.4 ×0.3×0.12米的空心砖侧立横置作门楣。前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4米，宽1.2米，高1.3米。墓壁用青灰小砖错缝平砌，东西两壁与两后室墓壁为一体，但前室与后室墓壁的相接处均用一块空心砖竖立作为后室的立柱。前室顶部塌陷，东西纵向起唬室内放置随葬品。
两后室平面均呈长方形，墓室纵连唬保存完好。东室短于西室 ，东室长2.3米，宽1.2米，深1.3米；西室长3.4米，宽1.2米，深1.3米。墓室后壁用小砖错缝平砌。东室墓底用小砖纵向平铺；西室墓底南部用小砖平铺，北部用空心砖铺底，墓室前部放置随葬品，后部置墓主人，人骨架已朽为粉状，仅东室见有牙齿。随葬品有铜镜1面、陶灶2件、陶壶11件、陶仓16件、陶罐4件、五铢钱21枚（图七）。
C型 多室墓，4座。
M30 平面呈十字形，方向102°。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南侧室、北侧室组成。墓室均使用32×14×6厘米的小砖构筑。墓葬早期被盗扰，后来因基建施工取土，上部破坏较为严重，发掘时墓道和墓室均出露于地表。
墓道 斜坡式，平面呈梯形，口长2.6米，底长1.96米，宽1.2～1.36米，残深0.7～0.9米。
甬道 平面呈窄长方形，南北长1.2米，东西宽0.6米，残高0.9米。
前室 平面近方形，南北长2.68米，东西宽2 .72米，残高0.88～0.96米。前室底部较平，用8行小砖横向平铺，共18排。放置陶罐1件，陶瓮1件。
后室 平面近方形，南北长1.34米，东西宽1.28米，残高0.9米。底部较平，用4排小砖纵向平铺，墓室内放置陶仓1件。
北侧室 平面近方形，室长2.56米，通宽2.68～2.72米。中间用两道小砖直缝平砌将其隔成两个室，隔墙宽0.32米。东侧室宽1.18米，残高0.78米，底部较平，与墓葬前、后室底面相平。西侧室宽1.2米，残高0.9米，底面高出前、后室底面0.12米。 无随葬物品。
南侧室 由两个独立的墓室构成，平面近梯形。其中东室长2.32米，宽0.96～1.12米、残高0.86米；西室长2.48米，宽0.94～1.08米，残高0.92米。两侧室底面均高于前、后室地面，其中东室高出0.12米，西室高出0.06米。东室随葬陶磨1件，随葬物品多集中放置于西室内，西室随葬品有陶灶1件、陶罐3件、陶鼎1件、陶盆1件、铁刀1件、货泉4枚（图八）。
二、随葬器物
出土各类随葬器物共334件，其中陶器318件、铜器14件、铁器2件，另有铜钱241枚。
1.陶器
壶 7件，分三型。
A型 盘口壶，5件，均为泥质红胎釉陶。
Ⅰ式 4件。浅盘口，束颈，扁圆腹，腹部饰三组弦纹，腹中部两侧各饰一铺首，折曲状圈足。标本M10∶2，酱黄釉，口径18厘米，腹径30厘米，底径17厘米，高37.5厘米（图九，1）。标本M27∶7，酱黄釉，口上覆盖，盖为折平沿，顶部隆起。颈、腹部饰弦纹。口径20厘米，腹径31.5厘米，底径19厘米，高47.5厘米（图九，2；封二，1）。
Ⅱ式 1件。M14∶7，盘口较深，细长颈，溜肩，鼓腹，颈、腹部饰弦纹，腹部两侧饰铺首衔环，折曲状圈足。施绿釉。口径22.6厘米，腹径36.8厘米，底径19.2厘米，高48厘米（图九，3；封二，2）。
B型 敞口壶，1件。M41∶29，泥质灰陶，浅覆钵式盖，颈、腹上部饰弦纹，腹两侧饰铺首衔环。口径19厘米，腹径30厘米，底径17厘米，通高48厘米（图九，5）。
C型 直口壶， 1件。M7∶11，泥质红胎，绿釉，壶有领，粗颈，圆腹，腹上部饰弦纹，两侧饰铺首衔环，筒状假圈足。口径18厘米，腹径34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43.5厘米（图九，4）。
小陶壶 82件，分三型。
A型 盘口壶，68件。
Ⅰ式 50件。束颈，圆腹，筒状或折曲状假圈足。标本M40∶6，泥质灰陶，口径10.5厘米，腹径19.2厘米，底径10.5厘米，高24厘米（图九，6）。标本M32∶3，泥质灰陶，口径7.2厘米，腹径14.6厘米，底径8厘米，高16厘米（图一，1）。
Ⅱ式 18件。口外敞较甚，束颈，腹部由Ⅰ式横长变为竖长，平底或高假圈足。标本M2∶6，泥质灰陶，口径8厘米，腹径11厘米，底径5.3厘米，高14.8厘米（图一，2）。标本M7∶13，泥质灰陶，口径8厘米，腹径13.2厘米，底径6厘米，高17厘米（图一，3）。
B型 敞口壶，13件。敞口，溜肩，鼓腹，筒状假圈足。标本M14∶12，泥质灰陶，口径7.5厘米，腹径14厘米，底径7厘米，高17.5厘米（图一，4）
C型 1件。 M9∶2，泥质灰陶，敞口，粗颈，扁圆腹，平底。口径10厘米，腹径19厘米，底径12厘米，高20.5厘米（图一，5）。
陶罐 80件。除个别为釉陶器外，多数为泥质灰陶。分为四型。
A型 通体瘦高，35件。根据口沿的变化分为两亚型。
Aa型 平沿罐，5件。
Ⅰ式 4件。敞口，宽平沿，束径，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标本M17∶1， 口径18.5厘米，腹径28.7厘米，底径11.5厘米，高38厘米（图一，7）。
Ⅱ式 1 件。宽沿下垂，颈较长，弧肩，微鼓腹，平底微内凹。标本M1∶1，口径11厘米，腹径21厘米，底径11厘米，高28厘米（图一，6）。
Ab型 内卷沿盘口形罐，30件。根据口沿和肩部的不同，分为三式。
Ⅰ式 8件。卷沿较薄，束颈，广肩，鼓腹，最大径在腹上部，下腹曲收，平底微内凹。标本M31∶4，口径14厘米，腹径33.6厘米，底径9.5厘米，高40.5厘米（图一，8）。
Ⅱ式 15件。卷沿较厚，束颈，弧腹，最大径在腹上部，下腹弧收，平底。标本M23∶4，口径11.8厘米，腹径29.4厘米，底径16厘米，高42厘米（图一，9）。
Ⅲ式 7件。沿较厚，向内凸起，未成卷状。长颈，溜肩，微鼓腹，最大径在腹中部，下腹曲收，平底微内凹。标本M23∶8， 口径13.5厘米，腹径23厘米，底径13厘米，高32.5厘米（图一一，1）。
B型 通体矮胖，43件。分二亚型。
Ba型 口径大于底径，37件。
Ⅰ式 5件。直口，平沿，方唇，扁圆腹，最大径在腹上部，下腹曲收，平底。标本M10∶3，口径14.5厘米，腹径17.5厘米，底径8.4厘米，高13厘米（图一一，5）。
Ⅱ式 12件。与Ⅰ式相比器身变长，下腹斜收或曲收较甚，平底。腹上部多饰栉齿纹、小菱格形纹等。标本M30∶5，泥质红胎，酱釉泛绿，口径11厘米，腹径19.6厘米，底径9厘米，高16.8厘米（图一一，3）。
Ⅲ式 5件。直口，方唇或尖圆唇。弧腹，最大径在腹中上部，下腹弧收，平底。标本M23∶6，口径13厘米，腹径19.5厘米，底径12厘米，高19厘米（图一一，2）。
Ⅳ式 15件。卷沿，圆唇，圆腹，最大径在腹中部，平底。标本M7∶16，腹中部饰有弦纹。口径11厘米，腹径16.8厘米，底径9.5厘米，高16厘米（图一一，8）。
Bb型 底径大于口径，6件。
Ⅰ式 3件。腹上部多饰短直线或斜线纹。标本M24∶6，口径12厘米，腹径24.4厘米，底径14.5厘米，高23厘米（图一一，9）。
Ⅱ式 3件。最大径在腹中部或微下垂。标本M23∶17，口径13.5厘米，腹径20.8厘米，底径14厘米，高18厘米（图一一，7）。
C型 折腹罐，1件。M14∶6，器型较小，直口，方唇，折腹，平底微内凹。 口径7.6厘米，腹径14.5厘米，底径8厘米，通高11.2厘米（图一一，4）。
异型罐 1件。M22∶3，泥质灰陶。直口，扁圆腹，腹部下垂，平底，三足残。口径9厘米，底径12厘米，残高11厘米（图一一，6）。
陶仓 108件，分为二型。
A型 100件。圆唇，筒腹，平底，附三兽足。
Ⅰ式 11件。广平肩，腹下部微收。标本M31∶2，泥质灰陶，腹部饰三组凸弦纹。口径6.5厘米， 底径16厘米，通高22厘米（图一二，1）。
Ⅱ式 60件。 弧肩或折肩， 腹下部内收。标本M10∶10，泥质灰陶，有盖，腹部饰凹弦纹饰。口径5.6厘米，底径12.5厘米，通高22厘米（图一二，2）。标本M14∶8，泥质红胎釉陶，腹部饰凹弦纹。口径6.5厘米，底径17.5厘米，通高29厘米（图一二，3）。
Ⅲ式 20件。溜肩，腹下部内收。标本M23∶11，泥质灰陶，腹部饰两组凸弦纹。口径6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27.5厘米（图一二，5）。
Ⅳ式 9件。体瘦长，溜肩或弧肩，腹下部斜收较甚。标本M7∶1，泥质红胎黄绿釉陶，下部饰凹弦纹。口径6厘米，底径13.5厘米，通高31.5厘米（图一二，4）。
B型 8件，筒腹，平底，无足。
Ⅰ式 5件。口无唇，折肩，腹近直。标本M13∶8，泥质灰陶，口径6.5厘米，底径15厘米，高20厘米（图一二，6）。
Ⅱ式 3件。体瘦长。口微敞，有领，窄肩，腹下部斜收。标本M22∶5，泥质灰陶，口径9.5厘米，底径13厘米，高26.5厘米（图一三，4）
陶瓮 6件。泥质灰陶，分二型。
A型 大口瓮，2件。形制相同。卷平沿，尖圆唇，圆腹，下腹斜收或曲收，大平底。标本M24∶18，腹上部饰一周篦点纹，下部饰弦纹。口径24.5厘米，腹径40厘米，底径26厘米，通高33.5厘米（图一二，7）。
B型 小口瓮，4件。侈口，高领，溜肩，鼓腹，下腹曲收，大平底。标本M33∶1，平沿下斜，方唇。肩上饰短斜线纹。口径9.5厘米，肩径30.5厘米，底径22厘米，通高35厘米（图一二，8）。
陶钵 4件。 侈口，仰折沿，方唇，弧壁，小平底或圜底。标本M12∶6，泥质釉陶，圜底。口径20厘米，通高9.5厘米（图一三，1）。
陶井 1件 。M35∶1，泥质红陶， 敛口，平沿，沿下部有一周凸棱，筒状腹，下部微外斜，平底。口径12.5厘米，底径14厘米，通高11.5厘米（图一三，2）。
陶磨 1件。M30∶2，泥质灰陶。由磨座、磨扇两部分组成。磨座方形内凹，平底中空，有四柱状足。边长17.5厘米，厚2.2厘米，座高4.4厘米。磨座正中隆起一圆柱状磨扇，直径11厘米，高3.2厘米（图一三，3）。
陶灶 26件，均泥质灰陶。灶体长方形，灶前壁正中开有火门，灶面微鼓，开双火眼。分三型。
A型 1件。M11∶9， 灶前设有挡板，前火眼上置一釜一钵，后火眼上置一釜一甑，灶尾正中立一葫芦形烟囱。灶面模印有鱼；火门上方模印有三角纹、矩形纹、水波纹组成的图案，火门左右两侧分别印有长青树纹，菱形格纹。灶体长33.4厘米，宽22厘米，高12厘米，前壁挡板高8厘米，烟囱高22厘米（图一四）。
B型 19件。 后壁高出有挡烟墙。标本M23∶20，前火眼上置一釜一甑，后火眼上置一釜一钵。灶面模印菱形格纹，后壁挡板上模印鱼纹，前壁火门两侧及上方模印菱形格纹。灶体长24厘米，宽15厘米，前壁高10.5厘米，后壁及挡板高20厘米（图一三，5）。
C型 6件。灶后壁盖有屋顶。标本M24∶1，火眼上放置一釜一甑。后壁右侧起墙，其上盖有瓦垄屋顶。灶面及前壁上均模印菱形格纹。灶体长26厘米，宽16厘米，前壁高12厘米，后壁到屋顶高24厘米（图一五，4；封二，3）。
陶盆 2件 。侈口，折沿，方唇，折腹，下腹斜收较甚，低矮假圈足或平底内凹。标本M2∶1，泥质灰陶，口径29厘米，底径14.5厘米，通高10厘米（图一五，1）。
陶鼎 1件。M30∶8，泥质红胎釉陶，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子母口。器身斜弧腹，腹较浅，平底，下附三个人面形足。器盖与器身形制相同，上附两耳。口径21厘米，底径8厘米，足高3.6厘米，通高16厘米（图一五，3；封二，4 ）。
2.铜器 14件。
铜洗 4件。斜折沿，敞口，弧腹，小平底或圜底。标本M9∶3，口径17.5厘米，底径6厘米，通高10厘米（图一五，2）。
铜勺 1件。M40∶1，扁椭圆形，圜底，长柄。 勺径10厘米，柄长16.5厘米（图一六，1；封三，1） 。
铜甑 1件。M40∶4，敞口，斜折沿，弧腹，小平底，底部有9个小孔。 口径16厘米，底径6厘米，通高11厘米（图一六，3；封二，5）。
铜弩机 1件。M24∶25，机身上部有一道箭槽，郭身横穿两键，用以固定钩心、望山、牙和悬刀。身长4.5厘米，前端宽0.9厘米，后端宽1.2厘米，高1.1厘米（图一六，4；封三，2） 。
铜镜 7面，因M7∶2锈蚀严重，纹饰不清，余下6面分为三型。
A型 蟠螭纹镜，1面。 M9∶ 4，三弦钮，圆钮座，座外有宽凹面形环带一周，其外纹饰由主纹与地纹组成，地纹为圆涡纹和并列线纹，主纹为四组极度涡化的蟠螭纹，两端成“C”字形，间饰小乳钉，外有一周内向的十六连弧纹。素卷立缘。直径9.5厘米，厚0.24厘米（封三，3）。
B型 日光镜，4面。
Ⅰ式 2面。宽素平缘，半圆钮。标本M41∶1，钮座圆周外均匀分布八组三短竖线，外饰内向八连弧纹，之外两周短斜线纹间有铭文带。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字之间用“”“の”符号隔开。直径7厘米，缘宽0.4厘米，厚0.3厘米（封三，4）。
Ⅱ式 2面。形体较小，胎薄质脆，窄缘，镜缘上卷，作立墙式。标本M33∶10，圆钮，钮座圆周外均匀伸出四组三短竖线，外饰内向八连弧圈带。主纹带铭文“见日之光，长不相忘”，每两字之间有“”形符号。外侧为一周短斜线纹。直径5.6厘米，缘宽0.1厘米，厚0.2厘米（封三，5）。
C型 昭明镜，1面。M37∶1，并蒂十二连珠纹钮座，分为四区，每区中间连珠向外伸出一组三条短竖线。座外一周凸弦纹圈带，其外内向八连弧纹。再外两周短斜线纹间有篆隶式变体铭文带。铭文“内，光而象夫日月，心忽而忠不”。窄缘。直径11厘米，缘宽0.2厘米，厚0.3厘米 。
3.铁器 2件。
铁刀 2件，均锈蚀，形制相同。标本M20∶1，刃、背皆直，仅在刀首前端成斜刃，把末环首。刀长76厘米（图一六，2）。
4.铜钱 241枚。
A型 五铢钱，225枚。
I式 28枚。“五”字交叉两笔较直，“铢”字金字头如一带翼之镞，朱字头方折。标本M9∶5，钱径2.5厘米，周边有一周凸起的外郭，郭宽0.1厘米，厚0.2厘米；正方形穿，边长1厘米（图一六，5）。
Ⅱ式 181枚。“五”字交叉两笔弯曲，朱字头方折。标本M20∶12，钱径2.5厘米，周边有一周凸起的外郭，郭宽0.1厘米，厚0.2厘米；正方形穿，边长1厘米（图一六，6）。
Ⅲ式 16枚。磨郭五铢，为Ⅰ式、Ⅱ式五铢钱磨掉周郭所致。标本M27∶12，钱径2.3厘米，厚0.1厘米；正方形穿，穿边长1厘米（图一六，7）。
B型 新莽钱，16枚。
大泉五十 12枚。标本M18∶7，钱径2.7厘米，周边有一周凸起的外郭，郭宽0.2厘米，厚0.2厘米；正方形穿，穿边长0.9厘米。钱正面书“大泉五十”（ 图一六，9）。
货泉 4枚。标本M30∶11，钱径2～2.2厘米，周边有一周凸起的外郭，郭宽0.1厘米，厚0.1厘米；正方形穿，穿边长0.6厘米。钱正面书“货泉”（图一六，8）。
三、结 语
此次发掘的44座汉墓已经被严重破坏，大部分墓葬上部结构不清，个别墓葬仅剩余墓底，但从墓葬的形制结构与出土随葬品器物组合分析，仍然可以看出墓地的布局特征及时代顺序。
1.墓葬时代
就墓葬形制来看，这批墓葬与郑州地区的郑州二里岗、南关外、人民公园、荥阳赵家庄等地汉墓形制基本相同[1]，分属于烧沟汉墓Ⅰ、Ⅱ、Ⅲ型[2]。就随葬品分析，仿铜陶礼器基本消失，主要为生活用具和明器，组合分为壶、罐、仓、灶和井、磨两大组。综合考察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品组合，可将这批汉墓分为三期：
第一期 17座（M8、M9、M10、M11、M13、M16、M17、M21、M22、M27、M28、M29、M31、M32、M33、M39、M40），皆为平顶空心砖墓。随葬品主要有AⅠ―Ⅱ仓，AⅠ壶，AaⅠ、AbⅠ―Ⅲ陶罐，Ⅰ式五铢钱，蟠螭纹镜等。其中AⅠ仓与巩义康店叶岭M14∶11相似，AⅡ仓与康店叶岭M9∶2[3]、巩义万宝苑M12∶4相似[4]。出土的Ⅰ式五铢“五”字交叉两笔较直，介于烧沟一、二型五铢钱之间[5]。出土的蟠螭纹镜为武帝时期的典型铜镜。因此，推断此期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
第二期 21座（小砖单室M 1、M2、M3、M4、M5、M14、M15、M19（空心砖封门）、M23、M25、M34、M37、M38、M42、M43、M45，小砖双室M6、M12、M20、M24、M41）。建筑材料多为小砖，极少量空心砖墓。随葬品主要有AⅡ、AⅢ仓，AⅠ―Ⅱ、B型小陶壶，AaⅠ―Ⅱ、AbⅠ―Ⅲ、BaⅠ―Ⅳ罐，B、C型灶，Ⅱ式五铢钱、Ⅲ式磨郭五铢，日光镜、昭明镜等。其中AⅢ陶仓与郑州南仓西街M1∶17[6]相似，日光镜、昭明镜为西汉中晚期所常见，Ⅱ、Ⅲ式五铢与烧沟二型五铢相似[7]，因此推断此期墓葬时代为西汉晚期。
另外，M41由墓道、封门、横前室、双后室构成，墓葬用空心砖作门楣和封门，墓室用小砖砌筑，前室东西狭长，横向起唬 后室纵向起唬墓葬形制具有向第三期M7、M35穹窿顶多室墓过渡的特征。
第三期 4座（M7、M18、M30、M35 ），单穹窿顶墓。随葬品主要有AⅢ―Ⅳ仓、C型陶壶及C型小陶壶等，新出现井、磨等模型明器。除五铢钱外，还发现大泉五十、货泉等货币，据此推测这批墓葬时代为新莽或稍晚时期。
2.墓葬的性质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郑州地区的汉代墓葬，以平顶空心砖墓、小砖券墓及土洞墓为主，耳室不发达 。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砖室墓，不见土洞墓，墓葬所用建材为不同规格的空心砖和小砖。B型墓与C型墓均出现空心砖和小砖混用的现象，但空心砖已经不再是墓葬的主要建筑材料，而只是作为墓葬的封门砖或门楣。画像砖仅见于3座墓葬中（M18、M27、M40），均为封门砖或者立柱砖。
从所发掘的44座汉代墓葬的布局特征分析，该墓地虽然分为三个时期，时间跨度比较长，但除了M27一块封门砖打破M17墓室的后壁外，均未有互相打破的现象，墓地的布局显然是经过了精心规划。特别是A型墓葬，具有多组两两并列或相近分布的特征，比如M1、M5，M8、M9，M10、M11，M21、M22，M31、M32，M39、M40等均平行分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期出现弧顶双室墓，如M6两墓室共用一个墓道，墓室仅通过砖墙相隔，应为“隔山葬”。而M12、M20墓道偏于一侧，墓室长短不一，与烧沟汉墓所表现出来的二次造性质相似[8]。
本次发掘的四方汇泽汉代墓地既发现有异穴合葬的现象，也发现有并穴合葬的墓，一些墓葬出土了模型明器，这对于我们研究郑州地区汉文化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墓地与居址的关系
有学者通过对墓葬与县城的距离分析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认为西汉时期的墓葬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墓葬离县城的平均距离大多2―6千米”[9]。根据这一观点，四方汇泽汉墓区周边15公里范围内有汉代城址荥阳故城和固城城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郑州属河南郡，“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下辖雒阳、荥阳、偃师、京、中牟、阳武、河南、卷、原武、巩、故市、密、开封、成皋、苑陵、新郑等16县，而郑州西北区域最近的县城当为“荥阳”“故市”两地。汉代荥阳县治在今荥阳市古荥镇，距四方汇泽墓地12公里，显然超出了“墓葬距县城2―6千米”的范围。故市县在东汉元鼎五年（前112）并入中牟县[10]，其县治在今郑州市惠济区固城村附近，“固城”即“故城”，在四方汇泽墓地的北部，距离墓地4公里，恰在“2―6千米”的范围内。由是推知，四方汇泽墓葬区所葬墓主，当是西汉时期故市县所辖区域，这对于西汉时期编户齐民统治体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领队：信应君
发掘：胡亚毅、信应君、潘寸敏、
刘秀秀、朱葡萄、曹铁良
整理：胡亚毅、信应君
绘图：邓建强、焦建涛
摄影：蔡 强、信应君
执笔：胡亚毅、信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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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汉画像空心砖墓》，《考古》1963年11期； b.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同洲花园小区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 c.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外东汉墓的发掘》，《考古》1958年2期； d.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人民公园秦、汉墓发掘简报》、 《荥阳赵家庄汉代墓群发掘报告》，载《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2003年。
[2][5][7][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58页。
[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巩义市康店叶岭砖厂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3期。
[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巩义万宝苑昱盈阁公寓汉墓群发掘报告》，《中原文物》2004年1期。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南仓西街两座汉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4期。
［关键词］博物馆；社会教育；服务工作
［中图分类号］G2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86-03
坚持“以人为本”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博物馆办馆的指导思想。一切为社会服务、为观众服务是博物馆的根本任务。博物馆的实物给人们提供了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物证，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又以其独特的语言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客观事物。所以说，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的课堂”和“终身教育的学校”。同时，博物馆的服务面向整个社会公众，它包括前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也包括博物馆需要争取的观众，博物馆观众是有不同的需要和爱好的。博物馆要吸引公众，赢得公众的喜爱、得到公众的支持，就必须从陈列展览到服务工作都要注意研究公众的需求与变化，根据公众的需求变化调整工作，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发挥博物馆应有的社会功能。本文就甘肃省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之后，如何深化博物馆社会教育和服务工作，谈几点认识和想法。
一、坚持“以人为本”，继续解放思想，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和实际的需要，也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创新的前提条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人为本”就成为博物馆办馆的指导思想。今天，“以人为本”、“人与物的结合”、“有助于人的发展和愉悦”已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没有人的需要与利用，博物馆的实物就无法发挥作用；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没有人的参与，教育功能就无法实现。因此，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发挥，是以人和物的结合作为基础的。
时代在不断发展，解放思想要与时俱进，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也要提倡创新。只有不断地图新求变，不断地突破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不辱使命。创新是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开拓新的领域、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事物。为此，作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者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探索，在实际工作中有所作为，才能适应新时期的岗位要求。没有教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博物馆。
博物馆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讲，博物馆的工作都可以称作教育，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狭义讲，是为学校教育服务的。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是博物馆各项工作中最贴近公众、最直接服务于公众的部分，是博物馆工作的中心环节和主要社会职能之一，它的重要职责就是“宣传展示，服务社会”。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是广泛性的，通过人们的参观、学习和思考，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延伸到社会生活实践和文化形态的不同领域，从而构成了人们教育实践的必要环节和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因此，博物馆在营造人文环境、提高民众素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博物馆社会教育的最大特点也是其最大优势就是它的物。博物馆的物是历史的见证，每一件都有着不平常的经历，它告诉人们的知识是真实的、客观的。它突破了教科书的抽象性与主观性，而以直观、生动、科学的方法解读、传达社会历史信息，并印证这些信息。这些社会历史信息,尤其是一些史前社会信息，如果没有通过考古发掘、采集，没有博物馆的科学陈列展示，人们几乎没有办法去了解和认识它。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彩陶时代、青铜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四坝文化等文化类型都有哪些特色，当我们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等展览展现在观众面前时，一系列的石斧、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陶制的罐、豆、鬲、甑等生活用器，璧、琮、璜、环等礼器配之以图片和文字来展现在观众面前时，他们会兴致勃勃地欣赏、想象，自己勾勒出一幅那个时代生动的生产生活图景。在一个通史陈列中，从猿人复原雕塑或化石到古人、新人，从旧石器时代粗糙的砍砸器到新石器时代磨制精细的石器、骨器；从夏商周精美的青铜器到秦汉的铁器；从隋唐到宋元明清，越来越精美的瓷器，越来越华丽的丝织品……观众漫步于其中,仿佛置身于时光隧道，“目睹”了我们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了解了我们的祖先不同时代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与规律，了解了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通过这样的方式学到的社会历史知识应该是难以忘怀的。一个民族只有充分认识自己民族在人类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从中汲取精华，继承与传承其中优秀文化，不断创新，才能成为一个前进的民族，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二、完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水平，是甘肃省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创新的途径和落脚点
时代的发展带动了博物馆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活动的创新。博物馆教育中传播给观众的知识信息量越来越多，新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知识的传播已不再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单向传递，而是双向交流，互动影响。博物馆的教育对象具有广泛性，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成员。面对具有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的陈列展品，人们在欣赏、享受它的同时，也获得知识和启迪。观众在博物馆的氛围中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博物馆也就真正成为国民终身教育的场所。
在设施建设上，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展出环境，功能齐全、实用舒适的展厅，使参观者有良好的视觉感受，这是博物馆坚持“以人为本”宗旨的真实体现。新落成的甘肃省博物馆展览大楼，是一个“工”字形现代建筑群。整个建筑本着庄重、典雅、美观、人性化的原则设计和建设，所有展厅都配置了先进的火灾监控报警灭火系统、安全防盗监控报警系统，新建成的展览大楼同时也是一座现代化智能建筑。院内还有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验室等设施。为了使外部环境与博物馆的功能、风格相协调，对新展览大楼周边基础设施、环境进行了重新设计和整治，让其更为幽雅、舒适，给观众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
强化专业知识，提高讲解水平，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创新的基本保障。讲解工作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博物馆辅助观众参观的重要手段。讲解员作为连接展览与观众的桥梁，通过讲解使观众不仅了解展览的基本内容，获得知识，而且还得到精神上美的享受。对于不同观众对讲解的不同需求，讲解员应该最大程度地给予满足。“因人施讲”是衡量讲解员讲解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博物馆工作对每一个讲解员的基本要求，也是讲解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真实体现。同时，还要利用各种现代化的讲解工具，如语音导览机、扩音团队讲解器、无线团队讲解系统、同声传译系统等，全方位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借助科技手段，打造精品陈列，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创新的展示平台。陈列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方式。是否具有观赏性，使观众赏心悦目非常重要。因此，展览的设计者必须把握住观众真正的关注点，了解观众的想法及他们的问题。以甘肃省博物馆的“甘肃彩陶展”为例，它凝聚着众多考古、历史学家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汇集了甘肃省历年来考古发掘的文物精品，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内容设计以黄河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为主线，通过实物展品、辅助展品和文字说明来贯穿并印证这一历史进程。为使形式更加别具一格、突出地域特色，使观众在参观时减少审美疲劳，设计人员调动各种手段努力呈现形式的多样性，借助现代化高科技声、光、电等诸多手段，以新引人，以奇制胜。另外，以模拟考古发掘现场，使观众身临其境，反响非常好。所以，贴近民众、贴近生活的陈列设计，更能打动民众的心灵、引起观众的共鸣，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加强对外协作，扩大社会影响，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创新的宣传窗口。改变原来闭门办馆、独家经营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实行开门办馆，加强与各方面的协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扩大影响，实现双赢或多赢。具体措施是：（一）加强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的协作。通过联合办展、联合宣传、人员交流等形式，提高馆藏文物的利用效率，赢得更多的观众。（二）借助新闻媒体开展宣传。积极与各大新闻媒体合作，通过开辟专题节目或专栏、制作专题片等进行宣传，提高社会知名度，有效激活博物馆资源。（三）采取发送宣传资料、上门联系、电话联系、网上联系等方法，加强与学校、企事业、党政机关团体、部队、社区的合作，使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四）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大、中、小学校提供特色服务，并与所在地区大、中、小学建立共建教育基地，制定共建计划，签定共建协议，确定联络员和课外辅导员，使博物馆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五）与旅游部门合作，提升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六）做好博物馆志愿者工作，充分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
提供方便的服务设施。如停车场、音乐茶室、咖啡厅、专供观众乘坐的电梯、能使用多种语言同声传译的学术报告厅、文物鉴赏室、公众阅览室、志愿者服务室、博物馆之友活动室等硬件设施，更进一步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凸显“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三、对深化博物馆社会教育与服务工作的几点设想
免费开放以来，甘肃省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与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摸索了一些经验，也学到了一些好的做法。今后，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再做努力：
加紧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尽快解决各学科科研人员短缺的严峻局面。一方面，从专业院校吸纳真正需要的学子，来加强科研力量；另一方面，从在职职工中培养人才，舍得为他们花代价，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足够认识。实际上，将爱国主义作为教育的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并不显见。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其丰富、广博而具体的内容，其具体体现在我们平时所从事的历史知识、革命传统、自然科技等知识的教育和传播。因此，一定要使爱国主义教育及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开展得扎实有效，避免形式化。
强化对教育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利用博物馆藏品实施教学，教育效果会更显著。博物馆是大众的终身教育课堂，经常走进博物馆，可学习历史知识，感受博物馆的文化氛围，增强民族自豪感，当前博物馆宣传教育功能发挥不够，博物馆没有与学校教育结合。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们中没有人在博物馆上过有关课程，也没有人到博物馆当过志愿者，对博物馆的了解非常有限。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每年走进博物馆2～3次，而在我国，平均每8人一年走进博物馆1次。相比之下，我国博物馆功能发挥很不够，博物馆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突出。文物部门、教育部门及学校、博物馆应该共同探讨，认真研究，切实采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使学校能够更多地与博物馆相结合，博物馆也要在走进学校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尝试。
切实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教育活动。从时间上来说，免费开放以后，甘肃省博物馆除了白天正常开放接待参观者以外，其余时间几乎没有任何活动和安排。而国外的博物馆则会在晚间举办各种教育活动，活动形式包括讨论会，放录像、电影，举办讲座等。从活动范围看，国外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也不只局限于展厅，一般在展厅之外都设有为未成年人独立开展教育活动的专门区域。另外，还会有很多经常性的延伸到博物馆之外很远地方、很大范围的教育活动。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员也不仅限于博物馆教育部门的人员，从志愿者到专门的研究人员、从一般职员到馆长，都可能具体负责某项教育活动的策划和实施。
在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中，应采用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适当增加博物馆休闲娱乐功能的宣传。比如组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更多观众进入博物馆。在当今信息社会，对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充分利用，并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还要敢于创新，引进适当的、见效快的方式进行博物馆宣传，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的目的。
如何让青少年走进博物馆、感受博物馆是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博物馆本来就是青少年素质教育的课堂，所以，应设置儿童展厅、美育课堂、互动天地、科普乐园、数码时空、素描画廊、临摹园地等一系列以参与式、感受式为主旨的，适合不同年龄青少年需求的服务设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来感受博物馆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乐趣，并从中感悟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尤其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要从儿童时期抓起，博物馆还应设置书法习作、礼仪讲座、诗歌朗诵、心灵讲堂等课程。
关键词 物 民族志
交换 文物 博物馆
作为物的民族志标识
在人类学的研究视域里，对客观物质的研究除了侧重于物质性(materiality)，即包括人类的物化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还包括物质形态、意义和理解的主观性。作为分析、判断文明类型和程度的依据，人类学对“物”――尤指客体的存在――的研究大致包括几个方面：(1)物作为标识。主要有两种认识方式，其一是将“异文化”作为现代物质文明的“他者”。早期人类学有一个基本的分野，即把欧洲文明与原始、野蛮社会进行区隔化的“对话性分类”，这意味着原始的部落社会在整体价值上陷入到福科的“权力／知识”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价值判断的范式。其二是将具体物(发明、发现、创造、使用等)视为文化进化的标志和形态。文化人类学从本质上说是属于比较的，即包含物的自我变化和发展的历时性比较。(2)物作为分类原则。人类学研究社会首先从分类开始，如果没有分类，人类的认识就很难细化和精确；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生物的社会化分类；对物的具体分类包括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纯粹实用器物”、“为宗教或其他社会制度之目的而产生的器物”和“追求文化殊的美感价值而创造的器物”，这三类物质虽各有其基本特性，却又彼此关联。(3)作为物的符号表述。物的存在既可视为形体的展现，也可视为特殊符号的表述；物的符号表述经常与社会的认知体系结合在一起。“物的结构符号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研究人类认知系统和交流体系的方式，有助于检验特定文化传统中物的建构和使用的方式与意义。”(4)物作为交换的价值。物的交换不仅表现在经济范畴的商品交换和交易所产生的复杂的劳动、生产、价值和利润中，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礼物”的交换和交流不啻为观察和分析社会的重要“媒体”，以满足生活中的使用功能，突出交换中的声望和权威，强调交换中的社群秩序――亲属、等级、性别、婚姻――的维系等。
现代人类学大致有三个演进线索，它们分别侧重于人的文化类型和理念的研究、社会功能和结构的研究以及人与环境的研究。虽然这三个线索各自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线性特点，但同时又将对物的不同分析交织在一起，“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正是民族志对物的研究”。民族志对物的研究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即民族志的研究对象被民族志所制造，这是因为它们被人类学家定义、制造、分离、搬移，脱离了原生的状态。民族志对物的研究包含以下几个内容：(1)民族志对物的选择。任何一种物(包括动物、植物和自然物)被人们所认知和认定的方式并不一致。以图腾为例，其对象可以指氏族与特定动物、植物等所建立的特殊的崇拜和亲密关系，包括一氏族与另一氏族建立的族外婚关系。除了在认知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建立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图腾制度还形成特殊的“编码”体系。人类学家发现在奥吉布瓦的图腾制度中，当地人通过“鸟”与“雷”的象征来认识和解读天象和日历。这种由图腾物所建立起来的亲属制度、、知识体系、生态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范畴内成为学科知识谱系中的专门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图腾制度相联系的“物”被特定民族所选择，再被人类学家作为对象所选择。(2)选择的过程既是制造的过程，也是发明的过程。世界上有无数事物，为什么一些特殊的物品被贴上不同的标签甚至标价?除了历史语境的复合因素外，专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物的叙事。一方面，物品具有其产生、演变等自我说明的内在规律和变化轨迹，这些决定着阐释者的阐释限度；另一方面，它们被民族志者添加上主观性、知识性和专业性的“附加值”(added value)。
人类学的历史也是对物的民族志的历史。早期的进化论者直接将物的演变与社会的进化同置一畴，并将人加诸于物的因素、程度和类型视为文明“高／低”的一种标识。摩尔根是以“物质文化”为线索关照社会进化的代表人物。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把人类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蒙昧阶段一野蛮阶段一文明阶段”。不同的阶段又有低／中／高的分层，各自有特定的物的标识和标志。比如：在低级蒙昧阶段，人类与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中级蒙昧阶段，人类开始渔猎和使用火；在高级蒙昧阶段，人类发明和使用弓箭。在低级野蛮阶段，人类发明制陶术；在中级野蛮阶段，东半球开始饲养动物，西半球则开始种植玉米等作物；在高级野蛮阶段，人类发明冶铁术并开始使用铁器。而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在摩尔根的研究视域里，“物”、“技术”和“文化”构成了重要依据，“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这也为后来的“新进化论”学派定了基调。
新进化论兴起于20世纪中期，以纪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契机，借以批判人类学研究中“笼统的历史”倾向，物化的“生态”和“能量”成为重新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依据。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柴尔德、萨林斯、斯图尔德、怀特、塞维斯等一大批人类学家，其中斯图尔德提出了“多线进化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文化生态学。他认为，文化生态学的核心是研究文化与物质环境的各种关系和过程；把文化形态与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以物与环境的关系来确认和分析“文化核”的整体观，即人类物质的“生计活动”与“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层次化整体，包括社会及宗教内容。而怀特则认为对这个系统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本身是物质的结果之一。“技术决定论”除了强调工具技术革命的意义外，还以“能量”来解释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与过程。尤其到了20世纪中期，“能量”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核心，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解人与自然的切入点，同时也成为一种物质分析的方法。
学术界对物质研究表现出的兴趣透露出这样的一种思想维度，即它代表某种真实的存在和经验的体验。学者们试图在对物质的重新发现中，诠释以往所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那些凭附于“物”之上的特殊理由和历史价值，进而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意义。通过对物的社会化生产的研究以体现其社会进化的强烈倾向，在马克思眼里，物质的力量和生产关系是两个重要的关照对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对物质的社会化分析，也为后来西方人类学的结构提供了指导性原理与原则。
物质文化不仅将研究的视野拖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且揭示物质文化在知识与社会中的重要性。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物质文化有助于使学者了解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信息：(1)了解有关技术与工艺的自然法则，以及因自然法则而创造、制作出来的实物本体；(2)完成这些实物 的整套技术和知识，包括特定的和仪式；(3)制作这些实物所企求的目的和功能，包括实物在社会体系中牵涉的所有权和权力的运作体系，以及与生态互动的技术系统。
这些以特定物质的使用和工具的发明作为衡量和判断文明的肇因，在今天看来显然过于刻板；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志资料也不支持线性进化论的发展程式，但无论是传统的进化论还是新进化论所反映的价值理念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性。在摩尔根看来，人类文明发展线索中具有重大标志和纪念意义的事件多少都来自于物质的资源，这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建立社会进化论的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即使在今天，人们认识和看待社会演变时仍然以物的使用、物的产生、物的交换、物的价值、物的关系、物的技术等为参照依据。
民族志表述中物的交换
物的交换在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早期对物的交换的研究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当数莫斯，其代表作《礼物》奠定了民族志范式的基础，对后来的人类学家，包括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理查德、弗思、尼德汉姆、列维－斯特劳斯、杜蒙、萨林斯、古德利尔、格雷戈里、麦克柯马克、阎云翔以及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等，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莫斯确立了礼物的“整体馈赠”原则，提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义务”，即给予、接受和回赠这样一个三阶段的“演进图式”和礼物交换的互惠关系。萨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礼物交换的一般、均衡和否定性三种互惠类型。其次，莫斯把物的交换视为与“灵”、“精神”相联系的传媒力量。比如，波利尼西亚的“奥”，即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the gift)，就深入到了精神领域和社会结构内部。第三，物的“超物”和“超越市场”的特殊形态。莫斯以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志材料为依据，认为原始社会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经济”，库克船长笔下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中的“物物交易”只是交换中的一种，且与自然经济的原则有很大的出入。莫斯把礼物交换中的非计量性因素，诸如“声望”、“荣誉”、“权力”等，加以重点的呈现，并与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物”与“声望”的交换模式进行“对话”。第四，莫斯认为日常的礼物交换衍生出其他的交换形态，如亲属关系的交换、婚姻的交换以及社会关系的交换等。列维－斯特劳斯还引伸出了“禁忌”等许多重要问题。
物的经济交换原则在今天被人们当作衡量某一种物质的价值依据，但是这种经济法则并非代表原始社会，或人类早期的社会交换关系和交换形式，甚至相互抵触，比如新石器文明遗迹中的一些现象仍可在现代社会的某些生活习俗中反映出来。而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礼物“整体馈赠”制度，即“氏族、个人以及群体相互间的交换关系，是我们可想象和观察到的古老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原型，这才是产生交换关系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物的交换在人类原始社会中不仅表现为对物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和崇拜，而且还表现为人类对物与生活休戚相关的经验的感知和体认，以及将物作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的整体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被学者们称为“物质主义者”，在他的民族志系列中，生活中的物质被用来说明“满足人类基本功能的需要”。他并非最早研究原始社会物品交换的学者，但却是最著名的学者，使他享誉世界的是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民族志研究。他发现了这个西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交换形式：一种叫“金麻利”(gimwali)，即纯粹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没有仪式、没有巫术、没有伙伴关系，主要原则是互通有无。另一种著名的交换就是“库拉”(Kula)，它也是一种“物”的交换，所不同的是库拉交换的不是具体的生活物质，而是代表“声望”的象征物。“库拉是一种大范围的、具有跨部落的交换形式。它施行于一大圈岛屿上的居民群体之间，这些岛屿正好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圈。”库拉有两个原则：第一，不是物物交换，而是礼物之间的延时交换；第二，等价与否由回赠者决定，对方不能强迫、不能争辩、也不能取消交易。这两种物质的交换形式也成为了后来经济人类学中所谓的“形式论派”(formalist)和“实质论派”(substantivist)争论的缘起。相比较而言，库拉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它不仅与当地酋长的权力、声望相关，与控制部落生活的主要力量――风俗的惯性――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绝对命令”，而且它还与神话、巫术和仪式等超现实力量相结合，形成库拉巫术体系，即操作上具有不同层次的“巫术系统”。与莫斯“整体馈赠”中“奥”的神灵作用相比，“巫术系统”的方式既便于分析，也避免陷入绝对化。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批评莫斯说，荣誉公民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其个人行为并不需要完全满足团体的情感，但其具体的行为和工作必须符合整个交换价值系统。换言之，这些行为和工作要与通过回赠来维持交换系统的价值相一致，而这正是莫斯的“整体馈赠”体系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列维－斯特劳斯无疑是将礼物的交换延伸到亲属制度中最卓越的人类学家，特别是他通过相关社会集团之间的女人交换来分析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制度。他说：“女人交换和食物交换都是保障和表现社会集团彼此结合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两种现象既可以连带出现，也可以分别出现。二者都是同一类型的程序(而且一般被看作同一程序的两个方面)。”尽管婚姻的交换与食物的交换的情况有所不同，然而对于一个社会集团来说，比如就其图腾制度的禁规和习俗而言，二者的“互补性”却是一致的。女人在维系集团间的婚姻制度中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与一般物品和劳务的交换并不一样，“被交换的女人与同样被交换的商品、劳务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别：女人是生物个体，也就是说，由其它生物个体自然繁殖的自然产物；另一方面，商品、劳务是制作物(或用技术和制作物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由技术活动者在文化平面上制作的社会性产品”。简言之，在婚姻的交换与物品的交换之间，女人成了特殊的“物”；女人与商品的构造和特性不一样，而交换的原则和规程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取决于亲属制度结构的共性。
其实，除了具体的物品在交换中以满足日常之需，某些物品的交换以满足声望和权威获得之需，以及女人的交换以满足维持相关集团的关系之需等类型外，在原始社会中，死人的某种特殊价值也经常被作为具有原始宗教和婚姻交换的象征物进行交换，特别在某些重大的仪式中。比如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岛，死者的尸体通过特定亲属关系(特别是姻亲关系)所确认的食物、礼物，在“尸宴”(segajya)仪式上进行交流和交换。死者的“物”被说成是对食物的“加油”，对食物的享用和消费与释放特定个人和团体的潜在能量联系在一起。其逻辑根据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是一个剪不断的纽带，死者的身体、灵魂以及各种象征符号都是特定社会、人群、继嗣制度、亲属关系、宗教观念、巫术体系等的必需品和必备物。
物的分类决定了交换的形式。古德利尔大约是继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之后对此讨论最为深入的一位人类学家，而他对物的交换的解释也最符合现代经济伦理。他在《礼物 之谜》一书中认为，礼物首先需要进行分类，即“可赠予之物，可出售之物以及不可赠予或出售只能保存之物”。他通过对礼物的分类巧妙地建立起了他的礼物交换伦理，也就是把在莫斯那里没能找到的解答和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过于笼统的结论化解了。他认为：“神圣之物是一种与事物起源的联系，并占据了人的位置。换言之，神圣之物是某种类型的关系，人们以此来维持与事物起源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带有想象的成分，虽然神圣之物可以通过置换，有“在场／缺席”的情形、在赠予中存在着“不对称”的礼物交换等现象，但神圣之物作为一种交换系统中的可交换性和某种圣物，如巴鲁耶人宣称有一些东西是从太阳、月亮和自然精灵那里作为礼物而接受到的，所以不能赠予和交换。物的交换虽表现为个人行为，但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和表现意义上，个人行为无论是建立在“经济与伦理的代码”之上，抑或是建立在宗教、慈善事业之上，其意义都会散布到特定的意义系统中。所以，无论是莫斯还是古德利尔，他们都强调支撑物的交换背后的那些社会关系和时代特点。
格雷戈里不仅注意到了“礼物”与“商品”间的差异，而且也注意到了物的交换之于人与神在对象上的不同所形成的差异。特别是礼物的交换与交换者所形成的相互关系，包括义务和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所形成的给予、互惠和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礼物系统和商品系统完全不一样：在礼物系统中，礼物的赠与回赠之间表现为参与交换者之间的认可与认同关系，虽然在某些场合以个性化的形式出现，但原则上要满足相关的氏族和亲属之间所形成的既定关系；而商品系统则遵循商品流通关系和贸易原则，且多数以个体的身份作为表现形式。所以，在礼物系统中，具体的物必须与被认可的物的社会价值相一致；商品交换则只需要满足在社会生活中的供求关系和利益原则。毫无疑问，格雷戈里的这种划分有助于帮助厘清社会中的“礼物／商品”之间的差异以及二者所遵循的不同原则。然而这样的划分未必能解决所有的社会事务，因为“礼物／商品”之间的社会表现形式并非泾渭分明，二者经常交错在一起；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个人行为与纯属个人日常生活需求之间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可以被明确地归到“礼物系统”和“商品系统”的。
文物：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注重对不同“物形”与“物性”的研究：早期的进化论关注物质形态标志，通过对物的发明、发现和使用程度来划分文明的高低；莫斯开创了对礼物交换的研究，人类学由此转向物与人的关系研究；第三阶段的象征人类学主要探讨物的象征性与其他分类体系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为社会和文化；现阶段则侧重以物为切入点来探讨社会生活方式与心性，透过物折射“人观”(personhood)以及人类与生态的关系。从这个发展阶序来看，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物”离得越来越远，转而关注于人与社会的研究。当下的遗产研究有助于将人们的关注点重新拉回到“物”，这也反映出“民族志对物的研究”(objects of ethnography)的反思精神。民族志对“物”的研究不仅刻意于形体，而且立意于其文化背景和社会中的核心作为，例如，对于民间手工艺品和技术的描述、研究便属于物的民族志范畴。
在特定的语境中，这种物的展示性“民族志画廊”(Ethnographical Gallery)被言说为另一种“文明的制造”(Civilization in the Making)。事实上，人类学对物的民族志描绘无法回避“制造的双重性”，即人类如何通过物进行文化叙事。比如象征，如果说象征是人类最具标志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种类的表述方式的话，那么“象征性器物”(symbol-vehicle)和“物性的表达”(objective expression)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赖以在文明的定义中说明自我的一种专属性符号系统。具体而言，象征可以与颜色、方位、时间、性别等建立联系，产生出序列性意义，如“男的器物／女的器物”、“好的质量／，坏的质量”等，换言之，它已经具备了传统历史意义上的社会符码价值。这些社会符码释放着复合的信息，人们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语境重新对它们进行拦截和撷取，却不能完全背离物的意义原型。而器物符号的指喻总要在特定的场合中产生意义且随着场境的变动而变化。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之所以适用于那些来自于无文字民族、族群、民间文化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器物成了这些民族、族群特殊的文化表达。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将人类学的学科精神植入其研究对象“物”，即物质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了明确的目的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以“文化相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各类遗产和遗物，不仅肯定其生成、存在的权利，而且还要发掘出那些文化遗留物中所积淀、存贮、包含的独特品质。
毫无疑问，博物馆是诠释物的话语机制的最佳场景。检讨博物馆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对将西文“museum”翻译成“博物馆”做一个概念比较。在我国，“博物”有“无所不包”的意思。比如，西晋张华撰写的《博物志》分为十卷，包括地理、山脉、河流等自然形貌，也包括异地、异俗、异物等地方性文化和特产，甚至还包括灵异、方术、怪像等无法解释的现象、巫术、传说和神话。而西文“museum”的出典却有着两个潜匿的意义和指喻。它出典于古希腊的缪斯(Muses)，这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特别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有详细的记述。按照神话传说，缪斯原只是一位歌唱女神，后来成为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总管。在古希腊时期，“museum”原指缪斯庙，即专门祭祀缪斯的庙宇，也指用于收藏缪斯所掌管的艺术品的场所；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喻，即与“记忆”联系在一起，因为缪斯的母亲是记忆女神。所以，无论是从博物馆的词源考据还是从它的现实功能来看，“记忆”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使参观者“记忆”那些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连接在一起的关系和过程，而非仅仅限于“物”的收藏和展示。
现代博物馆产生于19世纪初期。它的产生开创了一个特殊制作历史形象的工作，即通过搜集文物，以器物、形具和展示等方式对人类的过去进行发明和重构。一方面，人们通过博物馆事业对人类的遗产特别是文物进行搜集、修复和保护，使那些濒临灭绝和毁坏的文物得以留存和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博物馆对文物特殊的展示和保护的需要，通常将文物搬移出文物的历史现场，并按照专业的分类进行重新排列，这就意味着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建构的历史。无怪乎“博物馆对历史的重新发明(the museum's reinvention of history)被认为是对历史原义的一种威胁”。其中包括以下几种指喻：(1)展示性博物馆的原型始于欧洲，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工业革命、现代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发展等因素、事件和价值的主导下，使现代博物馆兼有某种“欧洲中心”的话语特征。(2)博物馆对文物的搜集和展出无形中将不同文物特殊的历史及族群、生态等的多样去，使之受制于某一种历史价值和专业原则。人们这样拷问：“在博物馆里展示的物 化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吗?”博物馆中的文物原本有其各自的原生性和归属性，然而，当它们被搬移(通过购买、捐献、收藏、转移、盗窃、掠夺等合法或非法手段)历史的现场后，其原生意义大半已经丧失。(3)当博物馆行业与专业形成知识体系时，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专业性历史。换言之，博物馆参与了社会理性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获得了对事物的社会价值的控制和调节。(4)博物馆具有怀旧的明显特征。观众和游客通过现场观摩、欣赏、教育和根据个人的经历、经验、背景、专业知识等的主观参与实现怀旧的愿望。其中包括两种实现途径：其一，博物馆根据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文物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场景，比如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都展出了殖民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遗产，使欧洲人感受到昔日殖民主义的“辉煌”；其二，专业人员通过经院式的知识和技术将文物进行分类，以达到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区隔和凸显，特别是其中日常生活的器物展示，唤起人们对过去的怀旧情感。
从学术角度看，博物馆所收藏和展示的文物既是真实的，也是“非真实的真实性”(inauthentic authenticity)。所谓真实，是因为实物存在的真实。所谓“非真实”，一方面指遗产和文物离开了遗产和文物发生的历史现场，与它们所发生和联系的“原生纽带”(primordial ties)出现了断裂甚至隔绝，使文物失去了自我说明的理由。当人为化的物品与传统的生活经历中的原生形貌相分离时，博物馆宛若一堵不透风的墙，把原始的意义与人们的交流隔离开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品。另一方面，博物馆所展示的文物在物和人之间获得了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解释。19世纪早期欧洲的许多博物馆，比如英国博物馆，展出的工艺品是没有标签和说明的，目的在于不妨碍观众对文物的解释。何况，当那些特定的遗产和文物被摆上了博物馆的展台，不仅贯彻着一套知识话语，而且当它孤立和独立地进行自我说明的时候，也会形成一套自我表述话语。
博物馆对物的展示形成了一个历史演变的实物谱系。然而，不同时代的博物馆的功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今天，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悄悄地发生变革。有资料显示，在美国，从1960年到20世纪末，博物馆的数量增长了15倍之多；每星期去博物馆参观的人数比上体育馆看球赛――比如美式足球、棒球等――的人还要多。在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形。在现代社会，博物馆也成了物的价值、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场所。今天，人们只要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创造遗产”?回答就是消费需求决定了文物的“生产”。这种“西方模式”会对第三世界的旅游发展和博物馆建设事业方面起到“样品的模仿”作用，而成为事实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再生产”的产品。这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在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所以，那时的各类史书中记载的“禹生石纽”、“禹出西羌”和“禹出西蜀汶川广柔”等，也是人们的共识，没有人怀疑。关于大禹出生于四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时候，曾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详细的记载了大禹的各方面情况，司马迁敏锐的意识到了古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东西部文明文化的对待与相互作用关系，他说：“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六国年表》），魏晋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注解到：“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石纽究竟在哪里呢？大思想家扬雄在未出川之前也在川西地区做过大量田野调查，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里”。按照民国时期的汶川县志记载，石纽山就在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汶川县的飞沙关一带。由于与汶川县毗邻的北川县在唐代时期叫“石泉县”，宋代徐天佑注解《吴越春秋》中关于“禹生石纽”这句话的时候，将石纽注明“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现在四川的北川县与汶川县，在汉代同为“汶山郡”，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当年大禹出生地和大禹积累治水经验的地方。
同时，《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姓姒氏。……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也，命曰会稽。会稽，会计也。”。即，司马迁认为当时舜的部落是在现在山西、河南交界的阳城、安邑一带，由于大禹给这里带来了重疏导的先进的治水经验和“与益予众人庶稻鲜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以他受到了舜和这里人民的爱戴，舜去世以后，大禹接受了舜部落的人民的要求，取代了舜的儿子而在这一带建立了夏王朝。后来，当了夏王的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病故于现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一带，禹墓也就在浙江会稽山。
这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大禹是西蜀人，他接任舜部落而成立的夏王朝的都城，是在现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地区，他在任夏王期间，病故于浙江。由此可知，当时，大禹是以西蜀、山西河南、浙江的大三角地区为中心区域，而初建出了中国大一统文明文化格局。
但是，随着元明清三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及其东移，中国知识界中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思想大为抬头，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及其怀疑大禹是否是出于西部四川的言论，也就出现在中国知识界中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初顾炎武说的“禹生于汶川之石纽村，颇为无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以及现代学者田继周说的“禹之生地，不可能远在四川汶川、茂汶一带，应在禹父母生活的地区，即今郑州、嵩山、密县一带。”（《先秦民族史》）。由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解的“禹”字义是“虫也”，王矩切，应该发音成为“骛”（wu），所以，清代段玉裁注解此字的时候说：“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这样一来，使许多学者在“大禹”究竟是什么上更是蒙上了雾霭。至于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疑古大家顾颉刚，则干脆认为历史上是否是有夏代，都是个问题。
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影响，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又在历史上记载的夏都城的山西河南的阳城、安邑一带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所以，现今中国的历史文本都将夏文明定在了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则将历史上记载的大禹出生地的巴蜀地区及其大禹会诸侯且葬身的浙江地区划出了夏文明之外。这就是说，中国夏代时期，大禹是否真是西蜀之人，当时的蜀地是否是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基础之地，大禹是否曾经会诸侯于浙江会稽山，现在竟然成了学术界中的悬案，或者说是已经不被中国“正史”所载了。
二
四川本地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大禹是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西蜀人，但是，大概是受到元明清三代的北方和东部学者怀疑大禹是否是出生在四川的“疑古”影响，四川的汶川县与北川县也各自引经据典开始争论大禹出生地的“禹里‘石纽”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百年，在20世纪的80年代达到了高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禹故里应该是在四川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而历史上记载的“禹出汶川”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没有北川那样多的“禹里”文物遗迹，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了下风。笔者长期以来，常常去属于大禹古故里的岷江、湔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高原山区流域一带旅行，对大禹其人其事，自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看法。
历史上记载的大禹有三个重大功劳，一是他生平完成了“丰水东注，唯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文王有声》），建立起了重在疏导的治水方法，并从治水经验中总结出了“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六府三事九功的和平文化文明模式。这个文明文化模式，不仅是后来中国各朝代的立国宗旨，且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中心特征；二是他在当时中国各地区推广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人民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文化时代；三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由大禹建立起了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国家政体与相应的国家 管理制度。
夏、也就是“华夏”之国，是不是最早产生在四川呢？大禹又是不是象《史记》等典籍记载的那样是出生在“西羌”呢？也就是出生于现在四川的北川地区与汶川地区呢？笔者认为，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上古巴蜀文化文明的历史遗迹的发掘，及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民俗的深入了解，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
什么是“夏”？“夏”的文训之义，就是“中国之人”的意思。什么是“中国”？现在人们大多是从地理的“中原”位置去理解的，或者是从旌旗屹立的指挥“中心”去理解的。但是，“中”在汉语里是“上下通和”的意思，这就是说，“中国”在上古时期是相对于当时还处于在“不火食”的尚未开化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说的，并不定指某地域与某民族。而“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利味，咸有利器知道之俗，今之有量地度，居有城廓，地以度邑，邑以度民，以观安危……有君长正之者乎，公曰善哉”（《大戴礼记》卷九）。按照现代语言解释，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已经进入了“安居、熟食、农耕、有城市、有生产生活管理制度与各部落所共同的祭祀崇拜礼仪，有解决人民矛盾纠纷与困难的机构，有公平公正机制”的国度。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哪个地方最早进入稳定有序的农业、渔猎、放牧生产生活先进文明文化形态，并有了多种功能的城廓和乡村组织机构，且对外产生了同化的影响作用，那个地方及其那里的人民就是“中国”与“中国人”，其与地域的中心位置并无直接关系。其实，这样的虽然地处偏远，却因为自己的经济、文化与技术的发达而在客观上成为世界“中心之国”的情况，在现在已经是个常识了，近两百年地处地球北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就是个证明。而根据现在农史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的农业都不是最早发生在平原地区，而是最早发生在山谷地区，然后再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的。中国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是东平原西山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最早都出现在中国西部山谷地带，旱地农作物最早是产生在四川与西藏接壤的“康藏”地区及其甘肃大地湾一带，水稻则产生在云南与四川接壤的横断山脉一带。而农业生产生活中的发达形式的水利农业，则最早形成于后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
《尚书·禹贡》记载，四川在夏代为“梁州”，《诗经·大雅·韩弈》则说：“奕弈梁山，唯禹甸之。”。在四川本土语义中，“甸”是农村村社的意思，因为四川本土语言中没有翘舌音和后鼻音，所以，说四川在夏代为“梁州”，大禹开辟的农耕之地为“梁山”，那多半都是北方人的误读，“梁州、梁山”在四川语音中应该发音成“连州”或“联州”；“连山”或“联山”。“连、联”当然就是联合、连结的意思，既指西部所特有的连绵起伏的大山脉，也指联合的文明形态。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廓遗迹中就发现了众多不同生理面貌特征与不同服饰及不同礼仪姿态的青铜人像，共同在朝拜有十只鸟头的神树，这说明四川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进入不同民族部落和平相处的联合政体的文明文化形态。《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四川地区有庸、蜀、羌、茂、徽、泸、彭、濮等不同的部落联合体，他们又各自称自己为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矛其誓。而现在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就称自己是“罗罗”，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羌族人则称自己是“尔矛、冉駹（庸茂）”，阿坝地区中至今还留有介于藏族与羌族之间的一种独特民族“白马藏”（濮矛赞）。藏人中的主要民族是有悠久农耕传统的康巴人，而康巴人都知道自己的根本就在雅砻江上游地区，即现在西藏的昌都与四川西部地区，就是以前称之为“康藏”和“西康”的山区。现在四川的羌、藏、普米、纳西、彝等少数民族所生活的岷江、雅砻江、大渡河、湔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恰好就是后来历史记载的大禹当年生长与活动的地方。这就是说，农业最早发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山谷之中，后来，农业在四川盆地地区与中国东部地区的平原得到高度发展，这些地方的人后来就逐步变成为了以农业为主的“汉族”，而继续留在山区与高原地区半农半牧的人们则成为了现在中国西南与西北的“少数民族”。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出土的高三米的大“神树”上有十只“鸟头”，在《尚书·尧典》中，这些鸟头称为“星鸟”，也就是后来的人们说的“朱雀”，既代表星宿，也代表着太阳的意思。同时，这些鸟头还代表当时四川地区不同民族部落和方国的人们所共同崇拜的“凫”，“凫”即可以是鱼鹰，也可以是大雁、鸭。由于“禹”的古音的“鹜”（wu）是“鸭”的意思，也与“五”这个“中”之数同音义，而三星堆中出土的金权杖中就有“凫”与“鱼”的图案，且川人历来有崇“五”习俗，这样，“骛、凫”同为“鸭”，鸭与雅同音，雅与夏同义，五为“中”义，所以，最早的华夏之国很可能就在四川。三星堆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上古城廓，其内部的祭祀、商业、筮卜、铁器玉器制造等功能齐全，而且，该城廓就建立在古称“洛水”又称“鸭子河”的旁边，现在，这里依然还是野鸭与家鸭成群的地方。古代人们说的大雅小雅，其实就是大夏小夏的意思，其义都来自于“鹜”，这与四川上古时代的蜀人崇尚“凫”（即鱼鹰、鸭等水候鸟），及其藏族人崇拜鱼（藏族人认为鱼为水神，所以他们的旧习惯是不吃鱼的）也是不谋而合。
当然，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被定为是殷商时代的文物，但是，其文化文明特征却应该是夏文明文化的继承，这从大量的民族民俗和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许多证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代常璩所著的中国西南地方志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了夏代天下分九州时候，梁州包含了夏之前就存在的华阳、黑水和江汉三地区，这三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陕西、甘肃一带。“华阳”是指梁州之中心地区，而巴蜀又是华阳之“中国”，梁州与巴蜀都是禹治水之功所成。而到底什么是“华阳”？这个问题则如同一个历史悬案给搁置了几千年。而按照笔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释，川人因为无翘舌音与后鼻音，所以，阳（yang）其实应该念成为“雅（ya）”或者“雁（yan）”，所以，上古的“华阳国”可以念成为“华雅国”或者“华雁国”，前面说了“雅”与“夏”同义，所以，上古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华阳国”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华夏国”。只不过由于后来大禹扩展了中国的疆土，人们又编造出了“人皇居中州而制辅八方”的“中州”说法，这样，“中国”就转移到现在中国的中原一带去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夏人尚黑尚玄不理解，其实，人们只要到大禹当时生活的地区中，也就是牛羊成群的四川高原的草原地区与水利农耕发达的成都平原地区，去看看那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颜色，自己就会恍然大悟的。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就是地理土壤学中说的中国最大的“黑土区”，其由远古时代的热带腐植物质所形成，后来随着地质变动，一部分成为高原草原，一部分成为了盆地平原，这样的黑土十分肥沃，非常利于动植物生长与生存。大禹的“六府三事九功”的中心，就是“土”，即我们现在说的“以土地为本”。这就是说，因为夏禹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农耕与稳定放牧时代，所以，对水土的重视与崇尚也就相应出现了，夏人尚黑，其实就是指进入农耕时代的夏人尚肥沃的黑土的意思。现在，四川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彝族人依然有尚黑且以黑为贵的传统习俗。夏人尚“玄”，常常有典籍把“玄”注解为“黑红”为“玄”，红与“日”同义，所以，黑红之“玄”就是指的红日黑地的“天地”。同时，“玄”与“元”同义，“元”为周期性旋动的意思，所以，其还指农耕民族对太阳周期性所表达出来的律历法则的崇尚，也是表达放牧民族定时间空间的周期性的放牧和平生活生产方式。当然，也与这里的人民崇尚旋转形状的“螺”有关系，现在，四川西部地区中的羌族与藏族农牧民还有在自己生产生活的区域中塑立“尼磨堆”的习惯，“尼磨堆”是一种用石头所累积起来的旋转型的圆锥体，型似海螺状，这里的人民都知道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在远古是海洋，螺是他们的崇拜物。同时，“尼磨堆”也是自己部落所生活的空间的记号，是与其他放牧农耕群体和平共处与互不侵犯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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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将夏人称之为“华夏人”呢？因为“华”与“花”相通，笔者在四川西部高原藏族人民生活的草原地区中发现，这里一年只有4月到9月是放牧与农耕的黄金期，其余时间都是白雪恺恺，所以，这里的人民特别向往与珍惜农历中说的夏天。而草原人民判定夏天来临的象征，就是“尼磨花”，汉语是“太阳花”的意思。“太阳花”的确很有意思，它的花心在一天的白天中一直向着太阳自旋转，一天中自转180度，夜晚，“太阳花”再次自旋转180度将花心向着太阳即将升起的东方。这种“尼磨花”在夏天遍开草原，是这里的人民美好生活的象征，也是人们判断季节的标志。同时，大禹出生地的四川北川县禹里沟，有一处专门用以人们判断夏天来临的标志地域，这就是“杜鹃花林”，每年5月，这里遍山都是各种颜色的杜鹃花，极为壮观。而四川西部的高原山区，就是《竹书纪年》、《史记》与扬雄的《蜀王本纪》中说的“禹出西羌”的西羌之地。这就是说，所谓的“华夏”，就是表示充满生机的“夏花”的意思。所谓的“华夏人”，就是生活在“夏花”之地的人，这刚好与“禹出西羌”不谋而合。
历史典籍还常常记载大禹有行“禹步”的习惯，什么是“禹步”？人们大多将其解释为大禹因治水有腿疾而行走的跛步，或者说是一种左右摇摆的“鸭步”，后来的中国养生学还因此创造出了“禹步功法（又称巫步功法）”。其实，在四川西部所特有的崇山峻岭区域中，人们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都有行“禹步”的习俗，原来，所谓的“禹步”，就是山区人们走山路的时候所用的一种省力的左右摇摆的行走方法，其状似鸭步。特别是藏族老人，即使到了平原，也改不了这样的“禹步”习惯。而且，现在生活在这个地区中的羌族人，至今都还有尚花的传统，他们习惯把八瓣花绣在自己衣服、头巾和鞋子上。最有意思的是，羌民族中的挂毯，实际上都是用花与动物生肖绘制成类似于“河图、洛书”那样的图案，根据羌族老人讲，在过去，这是非常尊贵的象征物，只有“比摩”（部落中观天地象与预测吉凶的巫师，又称为“端公”）才能够使用，其意深刻，一些羌族人把这种挂图叫做“氏图”。
同时，“夏”是“胡雅切”，古音应发音成“哈”。而将“下”发音成为“哈”，现在仅见于四川、甘肃与陕西地区，所以，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也从语言学角度认为夏民族最早是活动在崇山（四川西部高原山区）与陕西伊洛流域一带，后来才由河南向山西一带发展的（见徐中舒《先秦史讲义》）。笔者在人迹稀少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与四川绵阳地区的北川县的大山区中发现，这里一直就存在着一种与现在的羌族、藏族和汉族有区别的“土人”，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及其语言有自己的特色，他们自称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后来，笔者才知道这样的现象也被民国时期的一些有识之士注意到了，有人认为这些“土人”是这里最早的原始民族，比现在的羌族藏族都还要古老，他们害怕这些“土人”的情况灭绝掉，特别将这些“土人”的一些特殊语言记录了下来。这里，笔者抄录几段所谓的“土人”的语言与汉语所对照，以飨读者，表中的土语发音用汉语字代替：
注：此表参照了1934年的《汶川县县志》
三
在《说文》中，许慎把“禹”解释为“虫”，为何“禹”为“虫”，长期以来，对巴蜀文明文化不了解的人对此十分困惑。其实，许慎也同时把“蜀”解释为“葵中蚕，从虫。”，把“巴”解释为“虫，象蛇。”。四川地区，气候潮润，十分适合于蛇与蚕等虫类动物生存，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地区，历史上就是著名的养蚕之地，盛产桑树与蚕，现今藏族的“献哈达”，就是代表的这里的人民最早是生产蚕丝与“帛”的民族的意思。为什么藏族人会把丝帛叫做“哈达”，且认为向人献“哈达”是很高的礼仪，笔者在藏族老人那里得到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原始部落一直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的中心，是部落中最长的女性，在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女性的主要工作就是织布与接待客人。所以，他们叫祖母为“哈达”，后来，哈达就成为了珍贵的象征。而笔者在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地区的彝人与摩梭人中了解到，他们那里至今尚存在的母系社会中同样也有这样的习俗，只不过他们把部落中的最长女性叫做“老子”或者“老者”，他们向客人敬献的是酒，表示友谊天长地久的意思。现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的“神树”（俗称摇钱树）中往往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以“西王母”为至尊的塑像，二是有人们载歌载舞而农桑的塑像，这与现在少数民族习俗完全相同。
至于“禹、巴、蜀”为何为蛇虫，前面说了，农业最早都产生在中国西部山谷之地，农耕族最要紧的知识就是季节判断。四川的西昌地区的农业区域，是日月常挂的高地热带地区，可以根据观察日月天象去定时间季节。而在一年只有1000个小时左右的日照期的四川盆地地区及其川西连绵起伏的山区中，农民们判断农时季节的主要手段，就已经不可能在观察日月天象了，而只能根据蛇虫等动物的冬眠与苏醒及其蜕变的时期来判定农业耕作的时间和季节，所以，蛇虫崇拜就因此而来。这样的蛇虫敬仰习俗现在都还存在于西部偏远地区，笔者当年下乡的川西南农村，老乡们决不打与食蛇虫，还有在春天用糍粑敬喂这些蛇虫及候鸟的习俗，老乡们认为，这些动物是人们判断时间季节的标志，理应保护。春夏的到来，对于农民来说，就代表着一年生机与生计的开始，农历节气中的“惊蛰”，就是由此而来。这就是说，大禹之所以被东汉士大夫的许慎注解为“虫”，则又没有去多解释，实在是因为他不熟悉大禹时代中国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因不同地区的条件，所出现的农时季节判断的标志情况所致。
出成都市西门往西行，经过都江堰市，便进入了汶川县山区，在湍急的岷江河的北岸，有一座小巧的市镇，这里就是相传大禹治水的“绵凫（fu）镇”，又称“绵虒（zhi）镇”，不远处，有一山洞名“飞沙关”，在往前行，就是“刳儿坪”，所谓的“刳儿坪”，就是相传圣母剖背大禹母亲接生大禹的地方，刳儿坪山上有形状似人的白石，据汶川县文物管理所的汪友伦老先生解释，那就是“石纽”，表示天地生大禹的意思。如果把大禹说成为是山崩裂而出的圣人，或者说成为是圣母剖其母背而生，都不过是神话，但是，从巴蜀文明文化中的“大石崇拜”上去解释，却是说得通的。四川历史上一直有“大石崇拜”，号称“石笋”，其俗可能来自于石器时代人民对石器工具的崇敬。1960年，中国古人类研究所与四川省博物馆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县（古称凫里、伏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汉源文化”，也就是大型的石器加工作坊，并从这里出土的动植物化石及其文物中可推断出上古时代四川西部山区的气候湿润温暖，十分适合农耕与其他养种植业。所以，说大禹可能是石器时代的人，是有道理的。
在汶川县岷江河的“飞沙关”的对面，是“西川第一羌寨”，寨子中的许多见闻不多谈，到是羌族人的“天公、地婆、栖伏”的三石崇拜物把笔者看呆了。西川的羌寨和藏寨，大多是用石头砌的楼房，汉人称之为“石室”，他们自己则称之为“邛笼”和“碉堡”，这是笔者早就知道的，无非是说他们是从邛地（现在云南与四川的横断山脉一带）所来，碉堡其实就是指“颠高”之房。但是，在寨子中央塑立三块呈现三角形的大石头，号称“天公、地婆、栖伏”却是笔者以前所不知道的。根据寨子中的老人介绍，这是非常神圣之物，任何人不得对其有不尊，否则就要被严厉惩罚。汉族也有“天地人皇”的崇拜，但是，没有用 三块对等的石头代表的，这说明羌族既古老，又有平等观，崇拜物还是石器时代的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羌族老人们将“栖伏”称之为“媳妇”，根据他们介绍，羌人一直就尊敬妇女，老妇人是部落中最受尊敬的人。当然，按照古代语句的倒置现象，他们说的“栖伏、媳妇”应该是人皇“伏栖”的意思，当笔者“纠正”他们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些，他们一边说着“雅唯”（“是”的意思），一边说这样的叫法不必改了，也无伤大雅嘛！到说得笔者不好意思起来。
羌寨里老人们至今还在使用的“说卦”，简直就是最原始的“易经”，这里都不多谈了。
北川县的古县城叫“郅（zhi）城”，因为“氏”（双音字，有zhi、shi 两个发音）与“郅”同音，所以，中国古代往往将“羌”与“氏”联系起来说，是有道理的。郅城紧邻湔（jian）江 与白草河二水合一处，所以，“郅城”是水城的意思，其现在是“禹里羌族自治乡”的所在地。郅城下游是“旋口镇”，也就是湔江急弯之处，上游则是岷江中游的茂县，湔江流入涪江。距禹里乡西北10多公里，是白草河、青片河与青氏沟的三江汇合之处，沿青氏沟往上在走5公里左右，就到了“禹里沟”，禹里沟临近大熊猫最多的“蜂桶寨”羌乡。禹里沟现在是禹里羌族自治乡的一个特别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这里的小镇只有一所小学和10来户人家，但是，羌族村民们却大多独户散居在大山深谷处耕种。禹里沟现在有禹王庙与“岣嵝碑”（一种用独特的文字符号记载的大禹功劳的碑文）。这里的山川十分雄伟，有“誓水柱、刳儿坪、洗儿池、禹穴、禹床、血石流光、采药山、杜鹃林”等多个关于大禹传说的名胜之地，这些都自不言说，笔者关心的是这里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条件为什么会产生出以疏导洪水而著称的大禹。
笔者发现，禹里沟（青氏沟，或称青水沟）实际上是由大山深处的溪流汇集起来出山的一条河沟，由于两山之间只有100米宽左右，这里的人民就世世代代在沟河两旁狭长的地带边耕种。一旦遇上大雨之时，河沟必然要涨水，在加上整个蜀山都非常的年轻，常常会发生山崩，所以，随时都有大块石头滚下山堵在河沟里，这样，就必然造成河流堵塞而淹掉河沟两岸的农田。笔者发现，禹里沟现在也堵有不少山上滚下来的巨石。1995年夏天，禹里沟发生了山崩，巨石堵塞河沟，把这里的田地房屋全淹了，但是，也在洪水之后，给这里活生生的冲出了一块宽几十米且一米多厚的肥沃滩地。正因为这样的实地考察，笔者认为史书上记载“禹生石纽”很可能是文人的笔误，应该被称之为“禹生氏里”。因为四川本土音中没有翘舌音，“氏”（zhi）应该与“孜”（zi）同音，而“孜”是水的意思，“里”是地方的意思，所以，说“大禹出生在河流很多的地方”，才与多方面情况符合得起来。而“禹生石纽”中的“石纽”也很可能是“绵水”的笔误，因为，“纽”是代表“弯弯纽纽”的意思，同时，川人将运动说成“纽”，现在，藏族人就把流动的河流称之为“曲、渠、柒”，这主要是指山区中的河流特有的弯纽曲折的形态。四川人还有把经久不息的现象叫“绵”的习惯，而四川西部是树林集中区域，一棵树就是个小水库，所以，这里的河流是长年水流不断，现在，四川绵竹县境内就有叫“绵水”的河流。所以，“禹生石纽”，也可以解释为是禹生“曲水”与“绵水”的意思，这样，才说得通。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大量使用了语言学来说明历史问题，是因为四川语是中国非常古老的语言，其中有许多古音义。而现在我们使用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则没有古入声等，是在宋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中国上古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后来混沌，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元明清以后流行的“北方官话”所造成的。
笔者在沿湟河、黄河、夏河、洛河、渭河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这样的由纯粹黄土质所构成河床的河流，多半没有疏导的可能性，也没有疏导的必要性，因为，黄土高原上的河流只有泥沙淤积现象，而没有象四川禹里沟那样的巨石堵塞河道的现象，泥沙淤积河床，除非河道彻底断流了才能够实施疏导。黄土高原土地广袤，如果黄河在雨季涨水了，人民另外转移耕作居住地方就是，而禹里沟地区的农民就因为崇山峻岭而决无它处可去，所以，他们必须与洪水争夺一尺一寸的土地。而且，滔滔黄河，怎么个疏导法呢？不要说古代，就是现在，对于大江河的中下游也只有堵与放弃耕地的办法，所以，三门峡的“神、鬼、人”三门，不可能是人为的结果，当然也就不会是大禹所劈。大禹当年对河流的疏导，只可能是在季节性质的河流中实行。即，在雨季来临之前，就地取材，用火烧堵塞在河沟中的石头，然后在用水浇烫石，将其炸裂，然后在将小块石头搬运出河沟。或者，在枯水期间对浅水的河道进行梳理。笔者在四川什邡县洛水镇的章山的李冰墓地处，就发现这里流传与记载了当年李冰沿袭大禹治水方法，用火烧石头炸裂堵塞在河沟中的石头的故事。这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大禹疏导治水法则，主要就是在季节性质的河流中用以上说的方法实现的。
笔者在走访羌寨羌民的多年中发现，川西蜀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山青水秀之地，之所以能够流水长清，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民长期对山林的爱护所致。羌族藏族人民有在日常生活中敬仰山、水、树、农作物、动物等多种习俗，他们且实行火葬、天葬、水葬，不与山林农田争夺土地，所以，这就保证了山林长期茂密和动植物生机盎然，水流当然也就清澈了，这样，河道也就几千年不会发生淤塞现象。笔者在湔江、岷江各支流的的大山区中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守着茂密的山林却不去砍柴，而是习惯在河边“捡河柴”回家当薪柴，“捡河柴”是这里人民的一项传统习俗，所谓的“河柴”，就是那些被山水冲下来的杂树枝。但是，在岷江中上游的一些“开化”地区，依靠砍树与开挖江河两岸的矿石而至富者到是有不少，所以，近年来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山坡沙化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说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长江上游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危机，是一点都不夸张的。长江上游如果生态恶化，长江水位就要被淤泥抬高，长江也就要成为第二条黄河了。大禹当年的治水肯定不止是治理河道本身，还有山林保护措施在其中，这从他的故里的羌族藏族老百姓的良好生态保护习俗上就 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