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4 11:00: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韩语；谚语；女人像；“恨”之情节
1.引言
从地理特征看，韩国三面环海应该属于海洋国家，但由于韩国民族发源地以大陆与山河为地理背景，因此属于大陆国家。大陆国家主要以农业为生，农业经济需要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这一相对“群居”的生活需要某种秩序来维系，在这一经济基础的需求下，家族制度应运而生。而将家族制度解释得最完美的便是儒家思想，为了更好的维护生产秩序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者将儒家思想置于最高统治思想，随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与韩国社会制度的思想基础，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关系，决定了男尊女卑的女性社会地位。
纵观中韩文学长廊，描述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痛苦、的妇女形象的作品不胜枚举。文学作品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而谚语作为老百姓通过长时间积累的经验之产物，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整体的思想意识与意识形态，是语言与文化交融的产物。“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个体的言语体现个人之思想，而谚语作为某一群体的言语，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大部分人的思想与观念，其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本文将通过对女性相关谚语的分析，试图梳理韩国女性在韩国社会中的形象以及其特点与其形成的深层历史原因。
谚语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 因而女性相关的谚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女性观，表达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女性的要求与准则。韩语谚语雕刻了形形的“女人像”，这些“女人像”体现了该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韩国女人的定位与女人观，进而表现出其民族深层的思想意识与意识结构。韩语谚语中女人常常被表现为无能的、从属的、依赖性的、善变的存在等；并强求女人的观念与从一而终的观念。
一.软弱无能、依存性女人像
韩语谚语中将女性描述为无能、祸水的存在，体现了女子无用论的传统观念。如：
（1）??? ??? ?? ??? ???（三个女人，碗碟相撞）
（2）??? ?? ??? ???.（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3）??? ?? ? ? ? ??（牝鸡司晨，天未亮）
（1）比喻女人话多、事多，只能给家里带来麻烦。（2）、（3）两个谚语表示：母鸡在清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破败，即使母鸡打鸣，天也不会亮。比喻女性掌权，颠倒阴阳，会导致家破国亡，隐含了女性无能，没有掌管家庭与管理国家的能力的传统思想与观念。
众所周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韩国不仅接受、继承了这一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甚至还把它发扬光大，女性不仅没有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连平等的人格也不配有，规定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汉语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谚语，而韩语有
（4）“?? ??? ??? ???”（女人是空心葫芦命）
这一谚语将女人比喻成空心葫芦，葫芦的功能取决于里面盛的物件，或成祭器、或成米器、或成杂物器皿。如同谚语的描述，当时韩国女人的命运由男人来支配，全凭所嫁的男人来左右。将女人的命运比喻成空心葫芦的这一谚语，充分体现了以男性为核心的时代女性的依附性命运。
以上谚语是当时社会女性婚姻观的真实写照，女性出嫁之后必随夫姓，俨然成为男性的私有物品，有的甚至被当作殉葬物品任凭处置，终身没有独立人权和姓名权。
二.善变性女人像
儒家文化倡导女子守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同样通过观念束缚与掌控女性。
（5）?? ??? ??? ?? ?? ?? ???
（千丈之水可见 ，唯女人之心不可懂）
（6）??? ?? ?? ???? ??? ?? ?? ??? ??
（女人端桌子跨门槛也有十二个想法）
（7）??? ??? ??? ??? ??? ???
（女子外出会失节与器具外借会破损）
（5）、（6）、（7）谚语认为，女人善变弄臣、见异思迁，因此需要限制女性的活动范围，连集市也不允许出入。
（8）??? ? ?? ??? ??? ??? ??（女人不知赶集日才有福气）
在维护父权的社会秩序下，人们认为女人必须对丈夫忠贞不二，并要求终身不改，夫死不嫁。为了维护男性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与领导地位，不仅限制女性的社会活动，而且要求严加管教女性。
（9）??? ??? ? ??? ??? ?? （女子三天不打，变成狐狸）
（10）??? ??? 3?? ??? ?? ??（女人与干明太鱼要三天一打）
（11）?? ???? ?? ????? ???（管教媳妇要从刚过门起）
（12）???? ????， ??? ????（三年聋子， 三年哑巴）。
（13）?? ??? ??? ?（房子需要修缮，女子需要管教）
（9）、（10）、（11）、（12）、（13）谚语均表达了当时社会对女人的观点，认为女人是善变的，不允许女性涉足社会生活、接触外面的世界，将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生活，并认为为了维护男性的绝对权利与威严应该严加管教女子，这一类的谚语均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女性善变形象的定位与设计，这一女人像的设计与刻画，其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对“善变型女性”的管教，树立男性的绝对权威，巩固家长制社会制度。
三.恨妇型女人像
韩国作为儒家文化的辐射区域，其传统文化之根深深地扎在儒家文化的土壤里，吸取了儒家文化的精髓。 中韩两国女性受到同一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影响，但在反抗不平等境遇上，其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在女人受歧视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颇多“怨妇”形象，但在韩国出现更多的是“恨妇”形象。
（15）??? ???? ????? ??? ??.（女子恶言，五六月也会下霜）
（16）??? ?? ??? ???? ??? ???. （女子心里有恨，五六月也会下霜。）
（15）、（16）这两个谚语生动地刻画了怒目金刚式的、含恨的韩国女人像。“恨”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仇视、怨恨、悔恨、不称心，中国人所理解的“恨”与某种激动的情绪以及报仇雪恨的行为相联系。但“恨”作为韩国人的民族情结，更多的与委屈、怨恨、屈枉、悔恨等情感相联系，对“恨”的表达与理解主要在于实现某种夙愿或了去某种心愿。
韩国的“恨妇”与中国的“怨妇”形象有一定的差别，其本质区别在于其消解的形式上。中国文化中的“怨”与“恨”与报复、报仇相联系，并且报复的对象为加害人本身；而韩国文化当中的“恨”之对象模糊不清，甚至没有“恨”之对象，因此以其他的方式与途径消解内心的“恨”之凝结物。
独特的民族情绪的形成是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代西方列强的侵入，沦为亡国奴的境遇，形成了韩国民族深深的悲观意识以及民族的伤痕。韩国很早以来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社会结构形成了阎森的等级制度，两班、上民、贱民的等级制度在形成韩国民族“恨”的民族情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家长制社会下的男尊女卑思想成为形成韩国民族“恨”情结的重要原因，并且在家长制社会下韩国妇女所遭遇的悲痛形成了韩国“恨”的重要部分。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韩国女性之“恨”，其消解方式并非复仇或放弃、任命，而是以宗教、音乐、舞蹈等形式去消解其内心的苦闷与怨恨。 类似中国京剧的韩国“盘索里”是典型的韩国民族“恨”之情感宣泄的产物。作为韩国民族“恨”情节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韩国女性之恨之深在（15）、 （16）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刻骨铭心的“恨” 与其他民族同样“恨”里有“怨”，但没有对怨恨的激动情绪，没有报复行为，而这种性情必然地也要渗透到韩国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惯，并深刻地呈现为韩国民族的文化特征，成为韩国人独特的悲伤的情绪。
4. 结语
谚语作为熟语的一种，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化最古老和最有价值的表现形式之一，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本文通过考查有关韩语谚语，试图了解韩国深层文化结构以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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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其内涵博大精深，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着几千年来都不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上演着一出出华夏子孙不断丰满其文明羽翼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绵延不绝的演化中慢慢汇集而成的。此外，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中也不断流入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和风俗习惯，反映了各民族特质与风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道、佛三足鼎立，互融互补，此外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确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各种习俗、思想、观念、行为的汇总，具体通过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形式表现出来。
（二）现代文学概述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业道德 商业经营
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商人大多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今天,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道德缺失和信用危机,损人利己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影响国际形象。因此，挖掘儒商精神的内涵，倡导儒家商业伦理，对现代商业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价值观蕴含的商业伦理思想
1.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人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利”的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惟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2.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儒学的“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成为儒学之核心，《论语》中多次专门提到“仁”,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孟子也说:“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离娄下》)。“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推之于国家、天下。商品交换,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金钱与金钱的交换,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主张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3.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的“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倡导“致中和”, 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 实现“和则众”的目标。把这种“和气”伦理转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气生财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视顾客为上帝,诚实无欺；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注重上下沟通,协调劳资关系。
4.守信重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无妄”；“信”是“诚”的具体表现,即“诚善于身之谓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在中国由来已久。只有以诚待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搞欺诈,就不可能把生意做成。“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它还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稳定、上下相亲、经济秩序良好、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
二、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营中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 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并非是唯一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在现代商业经营实践中，不少品牌特别是中国老字号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有着独特认识,在商业经营中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家喻户晓, 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因此,不少“老字号”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定位于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如: 同仁、聚仁、全聚德等等,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北京以经营书画、篆刻、扇面、笔砚等而著名的老字号“荣宝斋”,则表明该店有发扬光大中华瑰宝之任务。
第三，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事事顺利),宝元通(财运亨通),永安堂(永远平安)等等。传统“老字号”名称用得最多的字是“庆、祥、泰、丰、兴、顺、荣、盛、昌、福”等代表吉祥如意的字词。
第四，注重人文形象。许多商家字号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所定的文化内涵相配合。例如:字号的书写十分讲究,一般都要请社会名流或书法家题写,字体厚重,字划故意加宽加粗。除招牌外,一些著名老字号在店堂内还悬挂宣扬本字号的匾额。还有一些“老字号”除名称之外,还配有对联,以便对字号作进一步的诠释,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顾客对该字号的印象。以中国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商号, 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
三、在现代商业经营中弘扬儒家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商业活动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必须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机制,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功利冲动,就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势下,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呢?
1.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2.倡导儒家“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 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当义、利发生矛盾, 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提倡儒家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3.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商无信不富”，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信誉竞争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4.树立“天人合一、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儒商文化将对人、自然、社会的哲学思考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强调“天人合一”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性等之间的各种关系，注重塑造一种和谐、舒展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摩擦成本，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各种关系, 实现“ 和则众” 的目标，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 管理目标的实现在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作为有理智、有感情的“社会人”,其思想、气质、性格、爱好,千差万别，所以，承认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格, 就成为感化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企业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现代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这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结束语
发扬儒商文化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进行新的思想创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创建现代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搜狐财经(business.省略)
关键词：儒家入世思想；根源；大学生；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8-91 -02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天子权威下降，国家四分五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孔子提出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说：“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后来经过儒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儒家入世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观，三是取财有道且寡欲的义利观。由此内涵不难看出，儒家的入世思想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一、儒家入世思想形成和兴盛的根源
历史上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兴盛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儒家入世思想也不例外。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和兴盛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根植于当时社会土壤中，才使得儒家入世思想生根、成长，并在后来枝繁叶茂。
（一）儒家入世思想形成的根源
1.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国家四分五裂，周王权威下降，各方诸侯虎视眈眈；军事上冲突不断，杀伐不绝，常年战乱；经济上由于朝廷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了，无力组织生产，老百姓不能正常地耕作，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了破坏；文化上礼崩乐坏，夏商和西周时期形成的奴隶制文化被瓦解，而新的礼制没有形成。泱泱周王朝名存实亡，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分散在诸侯手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总而言之，当时的社会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之中。但是，正是这种动荡和变革的社会现实，为儒家的入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首先，在社会变革时期，旧思想、旧制度、旧礼仪由于不符合时代要求，总是要被破除。如奴隶制时期高高在上的奴隶主与毫无地位和尊严的奴隶之间的关系要打破，奴隶不是奴隶主的附属品，他们不能任由奴隶主处置，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投身到生产事务中，而且还可以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其次，旧思想、旧制度、旧礼仪被破除的同时，总要有一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礼仪来主导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儒家的人就想，动荡的根源在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集中在诸侯等奴隶主手里，他们想怎样就怎样。于是儒家人就提出大家要通过努力学习，学好了再参与到社会事务中。这就是入世思想的诞生。当然，一方面由于当时统治者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黎民百姓的觉悟还跟不上儒家的倡导，入世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但是，它已经在社会上生根发芽了。
2.有识之士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探索国家和社会的出路
国家和社会越是动荡，越能激起有识之士对社会、对民生的关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古训就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们救国图强的最好注解。当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人到处游学，思考国家何去何从，思考如何限制王权、如何解救百姓。他们向弟子宣讲，向王侯劝谏，表达自己主张，希望权贵践行。他们这种身体力行的呐喊，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能动。所以我们可以把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看作是儒家入世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把有识之士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注看作是儒家入世思想产生的主观原因。主客观原因都具备了，事物的产生也就是必然了。
3.社会包容性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还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很强的包容性有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权威下降，各地诸侯为了争雄称霸，需要笼络各方人才，广开言路，因此整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给各种学说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各种学说和言论开始互相碰撞、彼消此涨，形成了我国古代最引以为自豪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盛世时代。但是，在当时每一种主张都有其基础，也有其局限性，诸侯及权贵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任由其自生自灭。
（二）儒家入世思想兴盛的原因
1.国家兴盛成为社会各阶层共识
儒家入世思想第一次真正成为正统是在汉武帝时期。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后，西汉初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急需休养生息。一向备受冷落的道家忽然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主要流派――黄老学说，成为当时的国家哲学。老子清静无为思想得到提倡，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的主流，并对现实政治和经济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国家休养生息阶段结束，需要建设强大国家，黄老学说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了。社会各阶层都希望国家在恢复元气的基础上蒸蒸日上，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后，儒家思想逐步被统治者接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从此走上强大王朝之路。作为儒家思想重要内容的入世思想从此也成为了国家哲学的重要内容。
2.入世思想引领时代潮流，符合统治者需求
汉武帝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虽然在一些时期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有所动摇，但是其入世思想在每个时期基本上都得到认可。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在什么时期，统治者总是希望臣民能积极建设国家，百姓也希望在国家安宁的环境下积极生产和生活，读书人当然更希望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儒家入世思想的产物。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优秀人才管理国家和社会，同时也管控这些人才的思想；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改变自己的命运。儒家入世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入世思想不仅调节社会，也调节人伦
儒家入世思想倡导处理好个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自身和外界的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植根于其生活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封建科举考试就是调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入世思想通过科举考试制度使统治者和平民百姓之间达到了相对和谐的状态。不仅如此，围绕着科举考试，家庭间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及其它人伦关系都需要调节。儒家入世思想既能在宏观层面作为国家哲学发挥作用，又能在微观层面调节人伦关系，所以受到历朝历代推崇。
二、对大学生教育管理的启示
（一）当今中国社会处在深刻变革时期，为大学生入世提供广阔舞台
当今中国已进入发展的新常态时期，经济转型换档升级，社会事业逐步推进，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各项事业的改革不断深入。而且现在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好时期。全国上下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么大好的局面为大学生积极入世提供了广阔舞台，高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让他们深刻了解国情，认清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学生的主人公意识，让他们积极投身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浪潮中。
（二）只有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才能在进入社会后有所作为
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是儒学人士积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产物。当今大学生进入社会后要有所作为，当然也需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只有把自己植根于社会、植根于群众，才能发现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才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培养才干。大学教育不能理论与实践脱节，应该大力加强实习、实践教育，通过实习、实践增强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意识。学生的社会实践不能搞流于形式的参观、访问等，必须贴近百姓、深入生产和生活，带着专业知识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去实践，才能有收获。
（三）当今社会包容性强，各行各业只要做出成绩，都会受人尊重
儒家入世思想诞生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包容性强的社会是各种思想、学说萌芽、生长的土壤。当今社会的包容性比春秋战国时期更强，各种新事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行业进一步细分，各行各业都能涌现出佼佼者。为此，对大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创业教育要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学生创新、创业，为学生的创业提供政策支持。二是积极探索多元教育，不要一个专业的所有学生都按一个专业计划、一个教学大纲从入学教到毕业，而要探索根据不同基础、不同就业方向、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三是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业去向，鼓励学生到新兴行业就业，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价值观，让学生知道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做出成绩，都会受人尊重。
（四）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进取，才能成为时代的主人
儒家入世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都受到统治阶级推崇，它所提倡的积极进取精神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社会的主流。在当今世界，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不进取就落后，不进取就会被时代抛弃。作为大学生，要融入社会，顺应时代潮流，才能推动时代进步，成为时代的主人。首先是思想要有前瞻性，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心，善于批判地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其次行动要有积极性，积极面对学习和工作，就能和时代保持步伐一致。
三、结论
儒家入世思想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而且这种影响从古代一直到当今社会。儒家入世思想的形成和兴盛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探究这种根源对当今高校的大学生教育和管理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高校的教育和管理可以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汲取力量，古为今用，传承发扬。高校要研究探索怎样把传统的入世思想和当今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时代感。这样有利于大学生接受，有利于入世思想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姚伟钧.儒家“入世”精神的形成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04）：79-84.
[2]刘恒山.儒家入世精神及现代价值[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03）：9-12.
在古代农学发展史上，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贾思勰，齐郡益都（今属山东）人，曾任高阳太守，北魏时期的农学家。他的《齐民要术》共十卷，九十二篇，内容丰富，“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涉及精耕细作、选种播种、作物栽培、果木种植、畜禽饲养、食物加工等等许多方面。《齐民要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其中也吸取了儒家思想以及儒家经典中大量有关农学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齐民要术》吸收了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序”说：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这段论述源自《汉书食货志》，其中吸收了《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中的民本、农本思想；尤其是“《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一句，实际上是把儒学与农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所谓对百姓要“富而教之”。《齐民要术》还说：
《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儒家讲仁爱，落到实处，也包括富民；讲孝道，也包括赡养父母，所以要发展农业，要“不违农时”，以保证“黎民不饥不寒” ；因此也就需要发展农业科技。贾思勰对儒家经典中有关民本、农本思想的引述，旨在说明他的《齐民要术》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的，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落实。
第二，《齐民要术》吸收了儒家的“三才之道”。儒家的“三才之道”至少可以追溯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后来的荀子也说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还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易传》则明确讲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提出“三才之道”。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吸收了这一思想，其中说道：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齐民要术》要求遵循天时、地宜的自然规律，而不赞同仅凭主观而违反自然规律的“任情返道”，这就是要实现天时、地利、人力的三者统一。《齐民要术》还说：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谚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錤，不如待时。”又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齐民要术》对于《孟子》的这些引述，同样是为了说明遵循自然规律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儒家“三才之道”的思想与古代农学的密切关系。
第三，《齐民要术》还吸收了儒家经典中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许多知识。儒家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古代科技知识，也包括农学知识。《齐民要术》一书对儒家经典中的农业科技知识有较多的引述，大致可分为两类：
其一，对儒家经典中动植物知识的引述。比如，《齐民要术种瓠第十五》有：“《卫诗》曰：匏有苦叶。毛云：匏谓之瓠。《诗义疏》云：匏叶，少时可以为羹，又可淹煮，极美；故云：瓠叶幡幡，采之亨之。八月中，坚强不可食，故云：苦叶。”《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有：“《尔雅》曰：壶枣；边，要枣；櫅，白枣；樲，酸枣；杨彻，齐枣；遵，羊枣；洗，大枣；煮，填枣；蹶泄，苦枣；皙，无实枣；还味，棯枣。”等等。
其二，对儒家经典中有关农事安排的农学知识的引述。比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有：“《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宫室，坯垣墙；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孟冬之月，谨盖藏，循行积聚，无有不敛；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取之不诘。”《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有：“《周官》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此类引述在《齐民要术》中还有很多。
应当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一部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农学经典；儒家文化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知识层面上对《齐民要术》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经典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以及后世的农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这一点而言，就可看出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积极影响。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古代农学家大都认真研读过儒家经典，这对于他们的价值观以及知识结构的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们研究农学，无论是研究动机，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的农学著作还包含了大量儒家经典中的有关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农学家大都是有着儒家思想并且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家学者，他们的农学著作大都是包含了儒家经典知识并且是在农学领域中延伸的儒学著作。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技，尤以农业科技最为突出，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推动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古代农学知识不仅是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知识来源，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注释：
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
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齐民要术》“序”。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富国》。
《荀子天论》。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辩证思考 企业管理 发展
传统文化是指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仍被今天所保存、沿用或发展的，反映人的共同特殊本质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它渗透在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心态、审美、情趣、制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语言文字之中，是一个国家长久以来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势力等，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浩瀚，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高峰。一度三教九流、百家争鸣，而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用一句话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特点，就是南宋孝宗皇帝说过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赵慎《三教论》）。因此，结合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博采道、佛、法等各家之言，其他诸子百家为辅形成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一种人伦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及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的企业开始向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企业学习管理。而在日本的管理界，普遍存在着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的现象。可以说，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的快速壮大及其富有东方色彩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本溯源，深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资源宝库，并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我国企业的管理实际有机契合起来，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但是，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二者常常可以互相转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局限于时代，存在积极、进步的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保守、消极的影响。因此，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对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并为我国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参考。
1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有很多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很多观点可供现代借鉴。
《企业文化》的作者刘光明在书中提出，“华人企业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勤俭、敬业的创业精神，恪守儒家商业文化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论现代企业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的作者认为，界定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和主流，儒释道三位一体，以伦理为本位，以封建宗法为内涵的混合型文化。我国企业管理者应该在继承儒家思想的优秀传统和基础上创新，树立正确的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形成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更好地在WTO竞争中发挥国外企业难以模仿的核心优势。
1.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传承千年而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理念。其中的“义利观”和中庸之道，更是影响深远。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义，正义，义气；利，利益，效益。儒家思想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孔子提出“见利思义”，孟子提出“舍生取义”，还有“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都是这个意思。从现实意义上看，“利”即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义”既指管理者个人价值取向，又涉及到宏观环境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法规、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等。当代企业，要想做强做大，茁壮发展，追求经济收益是必然，但应该先义后利，遵纪守法，增加社会效益。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本质特征是和谐。《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应该时时处处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既无过，也无不及。认为偏激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即阐明此意。其现实意义就是要在从事管理工作时选择最恰当的办法，实现企业管理与特定的国家宏观环境、企业自身要素的和谐统一，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达到共赢。
《大学》是儒家经典，出自《礼记》，其中讲到修身是治国之要，而修身的根本是诚意。其具体阐释诚意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人如果没有诚意，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不能使人信服，更不要说管理他人。这阐明了对企业管理者自身的修养要求，以此为鉴，管理者应该立身修德，增强职业道德，提高从业素质，才能在管理工作中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效果。
1.2 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多用逆向思维来处理问题，其重要观点是“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具有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的特性，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观点“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处。刘备用诸葛亮，刘邦用张良、萧何与韩信就是最好的例证。其现实意义就是企业管理者应该以人为本，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性，所有管理工作以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为着眼点，通过善于用人、精于管人来实现、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1.3 法家观点
法家是和儒家、道家相齐名的理论，阐释以法求治的原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治的内容深入人心，对治国的贡献巨大。联系到企业治理，就是说只有首先建立起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才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这些规章制度是“硬管理”，是必要的，所谓“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君主控制臣子的七术也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中的几个观点，如要善于全面参照、观察臣子；要有错必罚，从而显示威严；要有功必赏，恩威并重；要广纳谏言，促使臣下增加工作主动性等，都是现代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管理方法。
2 现代企业管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虽然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为世界广泛学习接受，极为丰富，却也局限于时展，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因素。如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与当代需要的开放创新、传统的平均攀比与当代的差别观念、传统的奴化意识与当代的参与管理等的关系问题，即源于此。
儒家思想推崇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对权威的认同服从，确立了道德的象征意义与权威的社会秩序，体现在企业管理上，即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依附性。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事经营活动，采取各种措施增加效益。但是，在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多数企业依附于政治，管理依附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形成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模式，达到市场经济的独立自主与公平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另外，“中庸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求安稳、怕风险的思想观念，否定了独树一帜、开拓创新的精神。如在国企中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现象，扼杀了创新精神与竞争意识，导致经营活动中的传统与保守，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个人得失、贫富是上天注定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否定了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使人们只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奉献争取，有违现代企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情”。虽然融入了情感理念的管理比机械化的利用制度、规定进行管理更加人性化，但是管理者需要对“情理”进行适度把握。许多企业“情”大于“法”，岗位安排、职权设置、工作分配更多地取决于人情而非制度规定，意味着这些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既有积极地引导作用，又有局限和消极方面。现代企业管理，面对未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既要从自身历史和现状出发，依靠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古为今用，去芜存菁，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又要学习当代西方优秀管理理念，并摸索归纳当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轨迹，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企业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J].价值工程，2012（18）.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关键词：意境说宗教思想儒家道家佛家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关键词：中日两国文化；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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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不断发展,资源配置在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进而占据优势地位就成为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从市场管理角度而言,一个企业的资源主要包括人、财、物、信息四种要素,各种要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合理协调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创建初期,对于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因此财就成为企业在发展初期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物和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财、物、信息都相对均衡的状况下,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与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不同,“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就要求在企业的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把“人”摆在核心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达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而这也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对传统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说“即使将我的工厂、设备、市场和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还在,四年之后我仍然会成为钢铁大王。”因此,人本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科学性和具体性使得人本管理理论迅速转化为实践,并指导着实践的发展,为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人本”管理方面,却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如西方企业比较注重的是“理性”管理,注重通过制度的构建和个人的努力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企业在此方面则更加注重对人际关系、人事合作等“人性”内容的挖掘。当然,不同模式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依赖的基础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德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国人思想乃至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不能脱离所依赖的社会实际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恰恰能够为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提供有力的借鉴和促进作用,而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导之下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机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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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人本思想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和有利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运用好人本思想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文也提及,当前西方国家所建立和运行的企业人本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理性”管理理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一定差异的。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更好地促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实践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通过以中国传统的先秦儒家文化,尤其是其德治管理思想为借鉴的主要内容,全面客观地介绍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内涵、特征以及主要职能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在结合理论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探索采取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将两者充分地融合起来,为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2.2 研究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以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虽然国内对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研究已经初步展开,但相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过多地照搬西方已有的经验,这就无形之中导致相应的理论无法为现实中企业的科学管理与发展提供足够的指导。而本文将中国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这一传统文化与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充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体系的发展完善。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无疑会推动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也有助于相关理论空白的填补,这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理论的发展。
其次,从现实角度而言,本选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基础上的,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人本”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不可少,而先秦德治管理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因此通过对比两者的异同,通过科学的制度设置,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和切入点,无疑对于我国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充分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无疑能够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利地位的占据提供有力保障。因此,该课题的现实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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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
在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是保证相关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证课题研究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内在要求。
2.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而儒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就其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分为先秦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发展的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其中先秦阶段是儒家思想的起步阶段,也是思想快速发展与高度自由的阶段,是 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思想的阶段。因此本课题选择先秦阶段的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作为研究和参考的标准。
2.1.1 历史渊源
在中国的夏商时代,
“德”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那时的“德”与现代意义上的“德”有很大的差异。夏商时代的“德”主要表现为“习惯法”,这是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同意识的体现,也需要所有氏族成员共同遵循。当然,其并非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直接渊源,但也为儒家德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德”却没有帮助殷商摆脱灭亡的不归路,这也给周朝统治者以极大的启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开始认真思考保障政权的有力手段,经过多次比较,找到了天命变易和永葆天命的法宝--“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其认为衡量一个现实政权统治好坏的关键就在“德”,而“德治”也逐渐成为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 到了东周春秋时期,管仲、子产等人也十分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为政必以德”、“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义”,这些都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经过长时期的认识积累,到东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德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将这一伦理道德推广到政治领域,从而以伦理关系来理解政治关系,进而丰富、完善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德治”思想,儒家学者将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将两者融为不可分隔的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管理思想,其启动的标志就是孔子率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张,此后的儒家学者对此思想体系不断予以丰富和完善,如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和荀子的“礼制”思想等,这些思想使德治思想的内容更加丰富、逻辑更加完整,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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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依据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现实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人的个人理解,本文认为,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人性理论
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先秦儒家也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从整体上来看,人是先秦儒家思想所围绕的核心,对于儒家学者而言,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动物界中灵性最高的,因此应该围绕“人”来展开所有的管理活动。同时,儒家学者又进一步指出,虽然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人自身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在对“人”进行管理时必须对“人”的本性进行分析,只有全面地分析人性,才能为管理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
孔子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儒家中最早提到人性问题的。孔子在人的等级差异逻辑起点基础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的德治思想体系,从而构建了以此种家庭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结构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孔子还抽象出了道德的理论原则,即“仁、义、礼、智、信”,并且根据不同个体对此种道德标准所具有的多少程度,对人作了进一步的道德等级划分,进而对不同登记的人采取不同的德治目标和要求。基于此,孔子提出了德治的核心所在,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由此,孔子将感化作为道德构建的重要途径,也将其作为自己所倡导的德治理念的核心,但孔子这种将德治建立在人的阶级差异基础之上的理念模式,显然无法解释如何仅仅依靠道德等级承诺的差别来解决德治存在的逻辑性。
在孔子研究的基础上,先秦儒家学者的继承者进一步从人性的角度对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其中着名的就是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理论和荀子提出的“人性本恶”理论。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集大成者,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即善端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善端的存在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向善。他认为,正因为“善端”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器官一样自然存在,那么这个善端就是人的道德本性,即人性。人生来即有“仁义礼智”这四德,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善端,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开发拓展这种善端,进而实现后天道德完善的目标。孟子认为,人性的“善”不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是在其内心自然存在的,只是在后天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需要指出的是,孟子也赞同人性天生的善端与善的表现并不等同,人天生而来的善端也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进而出现迷失,因此每个人的后天人性会出现各种差异,这就需要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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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13
3.1 德性立身(三达德):总原则........................13
3.2 和而不同:人际关系原则......................14
3.3 中庸为美:做事原则............................15
4. 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基本理念概述.................18
4.1 企业人本管理的产生与发展......................18
4.2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及特征......................19
4.2.1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20
4.2.2 企业人本管理的特征....................20
4.3 企业人本管理的职能要求.......................22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24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24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24
5.1.2 两种管理理念的区别......................24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适应社会变化和需求的理论创新,也是人才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资源的客观反映。目前,国内企业在运用人本管理理念进行企业管理 制度构建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最为直接的反映就是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管理的一个鲜明特点,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实质也是对人的管理,因此从本质上而(文秘站:)言,两者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当然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因此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
一方面,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人性理论。从两种理论的产生根源上来看,都是建立在人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的“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鲜明的特征。孟子和荀子从人性的角度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儒家不同学者虽然在人性的天然本性认识上有一定的差异,在人性改造的内外因素重要性认识上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丰富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上文也详细分析了人性假设理论是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整个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一
点上,两者表现出很大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两者都注重“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人性理论基础决定了两种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势必要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性,即两种理论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中也提到“仁智勇”、“仁者爱人”、“民惟邦本”等思想,这些思想都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人本管理思想也认为要以“人”为核心,将人放在管理的主要地位,两者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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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管理思想尤其是德治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大放光彩,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基本要求的今天,也对企业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从可行性和必要性角度研究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都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线,许多国家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将其予以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确实为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人本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积极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在分别研究介绍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具体借鉴内容和措施。
关键词： 区域文化 河南传统筝派 山东传统筝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和传承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一定意义上，黄河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河南、山东两省，沿黄河流向一字排开，在地域上同属于北方地区，在文化上同属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沿黄人民生生不息，传承着古老的中原文明。
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形成不同地区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它对中国筝乐的形成、流传、分布、发展有长期的或潜或显的影响，不同流派区域性特色的形成与地理、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是我们对筝乐区域文化进行探讨的基本前提。
一、两地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的对比
音乐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从一开始的那天起就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自然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人文地理环境为音乐提供了相应的精神基础。可以说，音乐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地区差异的形成基础便是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和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异。
1.中原文化的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
探讨中原文化，首先必须明确中原文化的地理范围。中原在历史上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中原指今天的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狭义的中原范围外，还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区域，有些文献里还包括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古代，人们称呼中原大都是广义的。近代以来，“中原”则更强调河南省这一狭义定位。本文探讨地域文化，特指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地域文化，因此，使用狭义的中原文化，即河南文化。
河南省处在黄河中游的下段和黄河下游的上段，全省东西距离约580km，南北距离约530km，总面积16.7万km2，约有80%的面积在黄河以南，是我国由东部平原向西部丘陵山区的过渡地区，也是我国由南部亚热带向北部暖温带的过渡地区。在交通上，自古以来就是联南接北、承西启动的地方。中原地区总的地形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和南部主要是丘陵山地，有太行、伏牛、桐柏、大别四大山脉；北部和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统称为豫东平原。气候属于湿润和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降水量不均衡，年均降水量600—1200mm。黄河过境长700多km，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最大。
2.齐鲁文化形成的地理范围和自然环境
准确地说，齐鲁文化产生的地理范围应该是周初分封在泰山南北的鲁国和齐国，鲁国的中心在曲阜（今属济宁），齐国的中心在临淄（今淄博）。因为齐鲁两国对于山东影响巨大，所以现在基本上都用齐鲁大地作为山东省的别称。山东省处在黄河下游地区，东部沿海且海岸线较长，全省东西最长距离约700km，南北最宽距离约420km，总面积15.7万km2，西部连接内陆，中部高突，泰山是全省最高点，东部山东半岛伸入黄海。地形上，中部是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胶东半岛是起伏和缓的低山丘陵区；西部、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比较集中。
“作为不同文化的空间载体，这个‘区域’首先有它独特的地理风貌和相适应的地域范围。”就目前而言，我国大致具有15个文化区①，那么其各自文化区又同时在其重叠地域内形成了相对应的民间音乐区。而齐鲁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则位于其中。作为齐鲁文化区的核心省份山东与中原文化区的中心省份河南的自然地理情况存在着一定差异，正如乔建中所讲：“地形地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制约并影响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艺术；而音乐当中由及其自认地表露出种种地区风貌及民俗特征。”对于河南与山东的地理因素的比较则是具有价值的。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河南地形地势较山东更为复杂，气候较山东更为干燥；这样的自然环境，自会影响到两地人们性格的形成，加之两地人们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日常所处的劳作环境，都会对音乐产生影响。这样一些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异正会造成音乐文化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将造就不同的音乐风貌，作为不同的文化空间载体，豫鲁两区域具有各自独特的地理风貌和相适应的地域范围。比如说，如果我们将山东所独具的吕剧、五音戏、柳琴戏、鼓吹乐等具有齐鲁文化特质的音乐类型放到一起，就会发现他们所共同具有类似的旋法、音结构、音列、调式之类，这些种类的音乐是具有共同的山东文化音乐特质的。同样，河南的河南梆子、民间歌曲等也同样具有河南文化区的音乐特质。正是因为鲁豫两地不同的自然风貌作为基础，才产生了鲁豫两地各具特色的音乐形式。
正是由于特定的地理因素在长时间的历史塑造过程中，逐渐影响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生产方式又产生了一定的音乐形式。在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基础上，才会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形成不同的音乐特质。
二、两种区域文化的界定与对比
文化是在地里的缝隙中长出来的——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缝隙”，不同的“缝隙”中培养出来的文化，自然各呈其态，豫、鲁、秦等地，可以称为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两地的历史文化同属于华夏文化的正宗，中华民族勤劳、善良、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在当地人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儒、道、释三教的长期影响，又造就了他们乐道重教、修养身心的优良品格。正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使得他们几乎所有的文化创造都带有强烈的历史的厚重感。通过对文化的追溯，将对比出河南、山东两地筝乐艺术发展方面的区域传统和形态特征。
从根源上说，齐鲁文化包括的范围应该是大于儒家文化的，儒家文化是齐鲁文化的主体和核心。然而，两千年的正统文化地位，使得儒家文化与齐鲁文化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差异，虽然以后的儒家文化有很多的分支和新的内容，但用儒家文化代表齐鲁文化是没有问题的。齐鲁文化的特征包括：人为本，仁义为核心，德政治国，孝道为先，和为贵，礼仪为规范，强调趋“中庸”，重视“三纲”“五常”，追求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最高境界。儒家伦理以仁义为核心，推崇重义轻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厚德载物，讲究忠恕之道。齐鲁文化同时还兼收了墨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精神。受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山东人比较喜欢讲情义，本性仁厚，富有牺牲精神。在孔颜人格精神及孟子倡导的“大丈夫气概”的感召下，在儒家节俭伦理、实用理性和忠孝理念的下，山东人特别耐苦，特别勇敢，特别务实，具有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忠诚爱国等性格。在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刻画出如梁山李逵等“粗犷、豪爽、勇武、坦直”的“山东好汉”的形象。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曾常年游走四方，在中原大地上传播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主流文化为中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河南人的思想中，理学大家加入了重视天理的成分，使得理学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深刻影响了宋朝以后的儒家思想，也渗透到了河南人的文化血液里。李庚香在其《中原文化精神》一书里，认为中原文化从总体上说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和正统性，中原文化具有和谐的理念，这方面体现在“天人合一”和“中庸”上②。
通过对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黄河流域存在着多种地域文化。其中，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两种地域文化在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完善，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同时，两种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相同，整体上都属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但两种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因此齐鲁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异较小；中原地区在很长时期里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活动区域，因而中原地区与齐鲁地区相比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
地理自然环境给不同地域人民带来不同的生产、生活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表现在语言、民俗、宗教、行为、性格等各方面。我国汉语分成七个方言③且差异较大；除世界三大宗教和道教外，各地人们的信仰（或者称为崇拜）也非常多；民俗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行为和性格上，各地人们的差异非常鲜明。本文概括：河南人多勤劳朴实、中庸循礼，山东人多忠厚、豁达、直爽。
三、两地筝乐曲风格对比
内在精神文化塑造和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外在精神文化通过沿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两者共同影响本区域内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古人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④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创作主体会带来区域音乐风格上的差异。如传统筝曲《高山流水》，山东与河南两地的此曲属于同名异曲。山东《高山流水》以山东老八板筝曲为素材创作而成。乐曲由庄重的和弦开始，以双手交替演奏的繁响，描绘出高山耸立的巍峨气魄⑤。而河南《高山流水》为“板头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乐曲之一，此曲在河南南阳地区是艺人们初次相见时必弹曲目，他借用古代伯牙子期遇知音的历史故事，作为初次见面时把对方尊为知音的象征，还具有某种礼仪的含义⑥。两曲一粗犷，一质朴，尽显不同风格。
一种方言的声调特征对其地方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很可能成为该地区音乐的地方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从语言到唱腔旋律再到器乐语汇的过程，完成了从语言到音乐的升华。这种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依附于语言。下面将豫、鲁两地方言与普通话相比，在声调的调类上相同，但调值有明显的差异。详见下表1：
表1 豫、鲁方言片与普通话比较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山东方言多为升调；河南方言升、降调较多。在筝曲中则表现为：山东筝曲上滑音的使用较之下滑音多，滑奏速度快，音乐装饰成分少，粗犷、刚直、灵巧；河南筝曲中多用上、下滑音，装饰成分较多，正如河南人说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多质朴、刚柔并济。
不同地区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的音律和音调。方言还赋予地方筝乐丰富的节奏，说话的抑扬顿挫影响了筝乐的高低长短，不同的语言习惯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奏技巧。以大指的运用为例，在河南筝和山东筝的演奏中，大指的运用是极为常见的，尤其河南筝主要以大指为主，“密摇”是以腕部作为活动部位，带动整个大指关节连续快速“托劈”（指法顺序为先“托”后“劈”）。其特点为音头重、密度大、连贯性强。其中音头重与河南民歌的节奏控制和句首重音强调如出一辙。山东筝曲中的大指“摇”（或称“轮”），是以大指末端小关节作为活动部位，一般都为先“劈”后“托”（与河南筝的指序相反），其节奏型为××××或××××?摇××××，颗粒感极强。正如山东方言区的人将合口呼读为开口呼，主要符合语言中经济简便、发音容易的原则，与语言的生理特征有关，突出了山东人直爽的性格。
本文将文化放到“地域”这个场景中，探究不同区域内形成的多元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区域文化囊括了一个特定区域内历代传承下来的所有精神产物，具有传统性和地方性的品质。不同的区域文化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各异的日常习俗，造就了各地方言土语，熔铸了人们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性“选择”了不同风格特点的地方音乐。同为“北方传统筝派”的山东筝派和河南筝派，在音乐结构、旋律节奏、演奏技法方面都有密切关联，本文在两个筝派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下同中求异，以使两个筝派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使两个传统筝乐流派的继承落到实处并健康、有序地推向深入。
注释：
①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272.
②李庚香.中原文化精神［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56.
③七个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
④乐记.
⑤李萌编.古筝曲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3.
⑥李萌编.古筝曲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9.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2］李庚香.中原文化精神［M］.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3］李萌编.古筝曲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4］周青青.河南方言对河南筝曲风格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
［5］李勤德.中国区域文化·序［M］.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6］王修智.齐鲁文化对山东的深远影响［J］.理论研究，2008，（13）：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