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6 10:02: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
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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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伯恩将男版《天鹅湖》搬上舞台时认为:“天鹅是一种非常强悍的大鸟,其翅膀的形态很像男性的肌肉组织,充满了张力,因此才能如实地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威风”。这意味着舞蹈界对性别的研究已大大超越1970年后西方社会对此进行的最初研究。“性倒错”①在某种程度上,隐藏在男女性别研究问题中并发生衍变,它说明并影响了性别问题并非只是通过他所进行的某种行为本身,更是对自我内心深处一次次深刻而叛逆的寻根。男性似乎是在通过“性别反视”窥探并找到自己内心的男权意识,而女性则是在由性别问题研究发展而来的女性主义(女性意识及其形态)问题上,警醒并找回自己应处的位置。这说明,女性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意识的成形与完善做出了努力,主要试图以生活、社交、工作和艺术实践等方面加强女性意识形态的呈现。
(一)性别问题与女性意识的出现
性别研究自1970年出现以来,便将以女性文化与女性艺术为代表的女性艺术家、表现女性人物性格的艺术作品等纳入研究范围,从而扩大、丰富了性别研究的内容,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概念———女性主义[4]2-3;针对艺术史中女性艺术的诸多问题,又延伸出女性主义艺术史[2]3、女性方式[5]、女性意识形态等研究课题,譬如产生自女性舞蹈、女书文化、女红工艺、女性美术(国外学者已有关注,见《女性、艺术与权利》一书:琳达•诺克林著,游惠贞译)等基于女性艺术所展开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中,艺术家便是艺术本身的实践者。女性艺术生成自女性、或是由创作出女性艺术作品的男性艺术家,他(她)们或是通过自身社会生活的积累与提炼创造出表现女性(较大范围内)群体意识的艺术作品,或是间接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某一时期女性角色的意识形态。后者已有国外学者进行大量研究,故本文只对前者进行研究,而且以与女性意识相关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女性舞蹈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女性意识及其形态问题。由上述可知,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对女性主义(或女性方式)艺术进行的考察及研究,主要是通过女性的“自我发现、自我表达”[3]122实现艺术创作,并将其通过女性角色的神态、塑造环境、时代特征以及作品本身的内涵等再现或想象性表现,推动西方女性艺术研究的发展;而中国对女性艺术的创作与表现则朴实得多,中国女性艺术更多的是她们对自我地位的回应以及对自我生命的感知,而较少对女性艺术本身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二)女性艺术文化案例与女性意识形态的形成
自古以来,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大多都与当地的生活、习作、社交等有关,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它们。长此以往,这些社会活动逐渐构成女性意识表现的客观载体,同时又在其发展中构塑而成女性(集体)意识形态的表征。在周现的女红,是迄今较早可表现女性意识的工艺艺术。它的形成、发展到更加广泛的在女性中使用,贯穿了由古至今女性手工工艺及其艺术表现的完整过程。尽管早前并未上升为艺术,但它经过女性手工工艺所表现的物质对象,饱含着不同时期女性的社会生活状态,因此对集体女性意识形成做出铺垫。如从军前的花木兰,也是每日女红的执行者[6]102;以及在父权社会较长的时间里,女性自觉进行女红活动,并主动以“乞巧”体现女子“四德”[6]104的史事,也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女性意识,更多是为在家做好家务,便是好的事情。而专门记录女性生活的“女书”及其文化[7],更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了女性的群体意识。在不同的中国文化艺术中,大多数艺术及文化形态的形成都来自民间自发形成的集体活动,伴随着这些活动,它们逐渐上升为集体意识,之后又在新的群体性文艺活动中表现出来。女性艺术便是如此。如若缺少生活现象作为艺术创作来源的女性艺术,因违背了艺术创作的根本问题,便不能称其为女性艺术。这也意味着它必然在表现或诠释某种集体性意识之后所形成得某种意识形态,有利于在某一民族或民间地区继续传承、发展。由此可知,在艺术的意识表现方面,首先通过最为朴实的生活本身挖掘,后经过民间艺术家的整理创作形成新的艺术作品,再在表演的过程中向大多数人传递出文化的信息,最终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必要的是,这些信息是有利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发展和进步的,否则便不会被当地众人所肯定,而不能构成其群体意识及意识形态的发生。综上所述,由性别所决定的艺术载体、由其艺术表现本身所导致的不同,致使中、西方文化艺术发展出殊途同归的艺术脉路,也对女性角色最终的社会性集体意识及其形态产生本质上的不同。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有针对性地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最具直观和代表性的女性舞蹈以及女性舞蹈家,结合这些舞蹈的创与演,来探讨如何由此构成女性意识的原因之一,并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女性意识形态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
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女性舞蹈及女性意识形态表现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中国本土舞蹈的传承遗产之一,在国内外充满了活力与生机。舞蹈形态中所表现出的各个民族的艺术特征以及文化历史表征,引起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服饰文化学者等交叉学科专家的关注,有助于由女性舞蹈生成女性意识形态的阐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动作风格与表现、情感表达等问题进行研究,也顺应历史的发展,继续对新创作出的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形态展开研究。然而,基于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历史性与丰厚性,我们更应深入到某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成因中,探索这一民族舞蹈形态的社会问题、人类学(含性别研究)问题等等,从而能使女性在舞蹈里寻找出自我言说的方式,亦如在步履维艰的生活中寻求自我的方式“不再”迷茫[8],这一问题的提出,或许将促使我们通过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女性舞蹈及女性意识形态的阐释进行思考。
(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女性舞蹈及其意识形态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形态根据舞者性别的不同导致所表现的方式、内容、情感与心理表达皆有不同,因为它们能表现出不同文化、不同内心情韵以及不同的艺术风格等等。以中国的苗、傣、汉族胶州秧歌为例,分析其中女性舞蹈样态以及女性意识形态的表现。
1．苗族舞蹈文化中的女性意识形态早期处于民族迁徙中的苗族,受到地理自然形成的生态影响,最终形成了本民族所具有的群体性族群特征以及对水、蝴蝶等自然文化的应用,呈现出阴性特征,以此来说明苗族舞蹈当中的女性舞蹈,比如通过模拟生活当中的鸭子戏水、模拟女子嬉戏(突出水的特点)或诠释苗族女子生活(手工做活)趣味的女性舞蹈作品,尤为能够突出其女性舞蹈所能折射出的苗族女性群体性意识的一面。当代苗族舞蹈表演,是对民族女性文化历史、社会状况进行再现或表现;亦或是以展现其民俗性的文化内容为创作基础,叙说苗女的生活现状及真实内心。这一民族本身在历史积淀过程中所赋予的心灵手巧、温婉朴实的民族特性,也是对苗族女性及生活状态最贴切的表述,也构成了本民族女性的群体意识。生长在贵州西南的苗族支系之一“蒙”(该支系自称)这一苗族群体,流行蜡染手工工艺。当地的手工艺亦如中原盛行的“女红”,也主要是由苗族妇女制作,像女性的头巾、上衣、围腰、裙以及绑腿等服饰或枕套、伞具、书包等生活用品均由她们经手工蜡染加工而成,另外还有通过蜡染工艺制作成表现大自然生物的不同图案,用于点缀在衣袖、衣襟、裙摆边缘等。可见,手工艺制作在苗族女性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也因此渗透着绝大多数苗族女子内心的好动与智慧,展示出其内心的情韵与美感皆来自由于手工劳动的群体意识。日久天长,这种由日常劳作积淀而来、以女性意识表现为核心的艺术审美便贯穿于苗族女性舞蹈当中,不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动作与节奏韵律,而且还由内而外表达着苗族女性根深蒂固且独特的情感意识状态。譬如,苗族舞蹈“究略”中(苗语,意为女子集体彩鼓舞)表现出整体性的欢快、奔放的节奏序列:× ×|× ×|× ×|×× …(慢起渐快内在地)××|××|× D×| ××|…(快速热情地)× ×|× ××|××|××|…[9]这一风格性舞蹈形态表现为:在进行这一特定的苗族舞蹈节奏表现时,苗女们身着自己经手工精心制作的服饰,且熟谙本民族的图腾文化在艺术中的表达;以吻合上述节奏的动律进行舞蹈表演:双脚(左脚或右脚一侧往旁虚点于地面,重心在另外一只脚上)配合双按掌斜下方出手,并顺势向旁侧摆胯的出去与收回的连贯性动作,而且每次动作呼吸都是慢出快回,折射并诠释出苗族女性在手工做活过程中,为制作完整的服饰形制而推动手工机器时充满韧劲的节奏感;脚下稳定的前后交替走动动作则显现出她们在手工过程中脚下交替踩踏的稳定感;女性舞蹈在进行表演的同时,动律与苗族服饰形制与面料(以棉为主)巧妙的艺术融合,间接表达了苗族女性服饰在舞蹈中的美感特征,寄情感于其中。这也意味着在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下,苗族女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性社会地位与意识表征。另外,专门烘托苗族文化特色的女子舞蹈多以自然崇拜为主,比如对水的依恋、对民族图腾信仰的情感表达等等。由此,也可窥见苗族女性在以自我表达的方式叙说本民族的历史性文化积淀。其动作上的细腻与情感上的真挚,体现出她们对苗族文化从寻找、形成再到成熟,并灵活运用、驾轻就熟的意识形态。最终,自我地位保持与女性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的一面也因此在苗族舞蹈中渗透出来。#p#分页标题#e#
2．傣族舞蹈中的女性舞蹈及女性意识形态傣族舞蹈素有“东方之神”的美誉,源自民族图腾“孔雀”(取自动物原形)为舞蹈创作来源成为很多民族编导着重考虑的对象。傣族舞蹈最初的形态在《拼贴的“舞蹈概论”》一书中表述为,原初的孔雀舞是过节时———特别是佛教节日时才跳的吉祥如意舞蹈,属于“宗教主题的宗教舞蹈”。舞蹈是由男子跳,动作简单,道具复杂,艺术性不高。随着宗教意识的冲淡和审美意识的提高,孔雀舞不仅去掉了笨重的面具和道具,用美丽的孔雀羽毛和羽毛图案取而代之,而且冲破了传统的表演形式,发展成为以女性为主体的独舞和群舞,逐渐把仪式性的民间广场形式提炼升华为具有观赏性的舞台表演艺术。
由此可知,傣族舞蹈正在有意识地将整个民族的群体形图腾信仰的意识置于女性舞蹈中进行表现,能更为有力地加强本民族女性意识的成型。然而,在以表现孔雀之灵性如杨丽萍舞蹈的《雀之灵》,成为傣族女性舞蹈的代表及经典之作,以表现女性身姿与内心美感的《碧波孔雀》(东方歌舞团表演)和根据傣族的民间习俗如泼水节而对水情有独钟、由民族舞蹈家刀美兰创作并表演的《水》以及表现神性意识之下、以人类繁衍生息为舞蹈题材的《萌动》、《两棵树》之前,傣族舞蹈———始终没有跳出对傣族舞蹈固有文化历史的再现,而限定了其发展及其研究。这些舞蹈元素及风格又限制了女性傣族舞蹈及其群体性意识的生发。只有从尚未开掘,或正在提炼的新的傣族文化历史角度找寻傣族女性舞蹈多样且确切的风格,或是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并深入发展傣族女性舞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事实上,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傣族舞蹈大多以女性舞蹈为主,最初带有宗教意义并只能由男性掌权的舞蹈形态已瓦解,傣族舞蹈形态与文化表征也因此而开放,通过男性自我意识以及力量爆发而获得宗教与神的感召力的阶段,逐渐向傣族女性舞蹈及其意识倾斜,这说明傣族舞蹈开始向女性意识方向发展。另外,从人体审美表现方面分析,人的力量不只是由阳刚的精神气质与自身能量去实现,女性的舞动在某种程度上综合舞蹈本体之和,表现傣族舞蹈表演中柔美、修长与优雅的艺术气息和审美感受,更能意味傣族的社会民俗文化及其群体性心理状态的表现。但这与深厚的中国民族文化积淀比起来,女性意识的形成很显然还只是成形于表面,我们需要深入到本民族聚居地,了解更多的本民族真实的历史与文化沉淀,才能找到在女性意识研究上可深入的内容。即使是在以对孔雀与水的舞蹈表现为例,描绘出女性在舞动中以修长灵活的手臂与手指,以及脚下重抬轻放的肌肉运动感觉,表现出超越阴性而生的强大力量的审美意境,抒发着让心灵更接近于真实、纯朴和自然的内心情态,是贴近于本民族文化之根所需的情况下,要想确证女性意识在傣族女性舞蹈中的存在,还需做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工作。
(二)汉族“柔韧与空灵”[11]的胶州秧歌及其女性舞蹈和女性意识表现
在中国三大秧歌中,海阳秧歌、鼓子秧歌和胶州秧歌具有不同的文化划分,各自的动作风格、节奏风格以及意蕴表现也有所不同。鼓子秧歌和海阳秧歌的发源地位于鲁东半岛,因其丰富的程式、不同的角色设定以及内容带发出不同的情感表达。尽管同处鲁东半岛一带,但胶州秧歌更注重女性角色的表演。在早期的舞蹈作品中,《谁不说俺家乡好》、《扇妞》均是以胶州秧歌的动作风格为创作基础,以表现女性仪态大方、自然脱俗的北方女子的本色美,记录下北方女子在舞蹈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特征。胶州秧歌的动作风格以上身的“扭拧”、胯部的“摆动”呈现女性的体态美,以脚下的“抻”表现出内在气息的缓慢与不僵和“踩”、“转”的动作表现出一步一稳的情态,手臂的推、展和慢出快收的动作及其音律,含蓄中还带有奔放的北方气息,刚柔并济,正与北方人日益形成的外向、直爽的性格以及中国女子所本有的内秀含蓄相吻合。正是在这种以中国历史发展背景为根源、东北地域锻造文化风格基础的影响下,突出了胶州秧歌具有在专门表现女子舞蹈情态的纯粹与直接的舞蹈风格方面的特点。与其它北方民族如哈萨克族、蒙族以及藏族舞蹈中男女皆舞或男女同舞的形势下,胶州秧歌则可单独以表现女性纯粹的内心情感见长。这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女性舞蹈及其意识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否有助于形成女性意识形态还需进一步深入的考察。
三、女性舞蹈与女性意识表现的艺术对话———以杨丽萍及其舞蹈创作作品为例
(一)《云南印象》里的女性舞蹈与女性意识形态
《云南印象》是杨丽萍推出的第一部成功的大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品集。这部作品里充满了较为浓厚的女性意识及其形态表征。在第二场“土地”的开篇,“花腰歌舞”由石屏地区花腰彝族女子群体表演,她们特有的唱腔、节奏以及动作的朴实与自然,表现着当地女性自然得体与洒脱的生活状态,这与早前进入男权社会时期的彝族女性有着根本的不同。现代彝族社会已经从民族发展、开放交流等封闭式的社会问题转变为,允许彝族女子外出交流学习、工作,从而提高本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加强女性意识的生发,我们从彝族女性舞蹈等文化现象当中可窥见这一变化。其次,我们还可从这一场中的“打歌”看到女性舞蹈时收放自如的状态,以及舞台上女子群体队形变化、动作的奔放,洋溢着女性自信、得体与大方的一面,也渗透出当今彝族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女性意识在整个彝族中的生长。再次,在第四场:火祭中,借杨丽萍的手指灵活的上下波浪动作形成了如“火”的生命形态,突出女性在社会民俗活动中的重要位置及生命情态的真实写照,这些并非只能由阳刚男性舞者担当此任;其后有一少女被作为“祭火”吉物送入火中正如《春之祭》中的祭春少女一样,同样是对女性意识本位的思考。
(二)从《两棵树》、《女儿国》到《月亮》、《孔雀》
杨丽萍从舞40余年,其舞蹈创作与表演从舞蹈中作为男性附庸表演角色,逐渐转变为以女性作为表演主体,为在女性舞蹈中表现出女性意识做出杰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由她创作并表演的傣族舞蹈《两棵树》,是中国舞蹈电视(DTV)的典型作品。作品的中心点以树为道具,折射并象征男性似为根、女性喻为枝,表演人类繁衍生息之生命状态的双人舞作品。很明显,舞蹈及动作表现上是以男权意识占居主要地位,而女性则是依附于男性,栖息而生。在表演动作风格与情态上,男性的动作肌肉力量超出于女性的阴柔气息,也以此象征男性为树干、女性为枝节依附而上的强大生命状态。透过文化艺术,可见在当时所反映的女性与男性地位的社会现象,中国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身份依然存余。#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两棵树》是男性女性社会主次关系的再现,那么《云南印象》中的《女儿国》则是一次有关性别的反叛,以及对女性意识及其形态的强化。首先,通过杨丽萍在这一舞段中(由慢到快)的念白表现出上述内容:太阳歇歇么歇的呢,月亮歇歇么歇的呢,女人歇歇么歇不得;女人歇下来么,火塘会熄掉呢。冷风吹着老人的头么,女人拿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轲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有个女人在着么,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有个女人在着吗,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苦荞不苦吗,吃得呢;槟榔不苦吗,嚼得呢;女人不苦吗,咋个得呢;女人不去吃苦吗,日子过不甜呢。天上没有个女人在着吗,天就不会亮了;地上没有个女人在着吗,地就不长草了。男人没有个女人陪着吗,男人就要生病了;天底下没有个女人在着吗,天底下就不会有人了。其次,在这一舞段中,女性领舞及群舞演员的动作由慢到快,由舞者们在原地使身体局部柔和的舞动,到行进中身体整体剧烈的动态,是女性从自我束缚到自我解脱与自我地位纠正的艺术写照,以此发出唤醒女性意识的呼喊。这与西方艺术形态中,将女性意识自然地通过人体表现出某种社会现象或人的内心情兆而创作的作品截然不同:前者用女性意识集中体现中国女性地位渴望回归的群体意识形态,后者则是通过女性艺术表现并反映出女性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云南印象》之“序”中的舞段《月亮》和舞剧《孔雀》(2012年)是杨丽萍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与表演上,完全以女性及其意识为主体进行的艺术表现与人类思考。《月亮》虽以女性作为神性之载体,但在动作表演上仍以纯净、自然的动态体现女性本身,未跳出却有助于加强女性本位对中国女性意识形态的思考,唯女性更能表达月亮之阴性:柔美且纯净的文化特征,将真实与女性意识完美融合。《孔雀》与20世纪90年代《两棵树》中舞者所要表现的关系上呈相反趋势。这部舞剧中的男性与女性关系也与《两棵树》中的双人关系相反,同时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倾向以女性意识表现为主———男性舞者成为剧中女性所表现的阴柔之美的衬托,从而反衬出女性对自我地位的摆正与回归。这部作品与《云南印象》一样,她们既是杨丽萍舞蹈生涯毕生心血的积累,也是她通过舞蹈艺术对女性舞蹈、女性意识及其形态的最好诠释和努力。正如琳达•诺克林在《女性、艺术与权利》一书中所说,艺术家具有的原始权力,亦即他作为独一无二、有价值的物品之创造的地位,乃建立在以性别差异作为权力的论述之上。
四、结语
关键词: 民族民间舞蹈 文化认同 教育价值
民族民间舞蹈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不断积累、发展而成的,并在广大人群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舞蹈形式。民族民间舞蹈有着区别于其他舞蹈形式的明显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目前人们已尝试将民族民间舞蹈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但只有对民族民间舞蹈的教育价值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才能为此类尝试提供引导。
一、民族民间舞蹈可以加深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
人类学家指出:“一切艺术的发端归功于它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非仅仅艺术家本身。艺术家的独特创造力在于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敏感性和在于用令人满意的美学手段进行反映的能力。”[1]因此,艺术的创造并不是某些艺术家个人的成就,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的。一切艺术都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艺术的根。舞蹈,作为特殊的人体文化艺术,其对情感的表达、动作的模拟,是易于被人们理解的。但一些特殊体态、社会思维、民族意识等标志则不易被本民族或本地区以外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些正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根本的文化特征。民间舞蹈的韵律、韵味、节奏、动作、技巧、姿态,以及衔接规律、方法有机的结合是研究这一民族文化的形象资料。民族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不同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流传、风俗习惯、等不同,产生了不同风格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2]
民族民间舞作为一种人文性课程,不再是单纯的艺技,而是这个地区文化的积淀和人们想象力、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了不同时代的文明,集聚着浓厚的人文精神,闪烁着人们的智慧,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它可以通过感人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打动学生的心灵,接近学生的生活,表达学生的情感和文化追求。民族民间舞蹈也是文化的符号性载体,记录和再现了民族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课程的准入进入学生的素养体验和培育,可以增进一代新人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加强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学生通过参与和观赏舞蹈,可以获取民俗知识,以便以后参与民俗活动;强化民俗传统记忆,自觉遵守民俗规范,保存和保护好民俗传统。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传统,实现了独特的课程价值。舞蹈是表情达意、交流交往、传承文化的一种形式。民间舞蹈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原始古朴,保留了更多的远古遗存的信息,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表征,透露出其族群及其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的历程。民族民间舞蹈表现了历史,传承了文化。学生通过表演和观赏舞蹈来了解历史、记忆历史、传承历史,传播历史信息,增加民族的历史感,以及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二、民族民间舞蹈率真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陶冶学生的性情
民间舞蹈的魅力不仅因为舞蹈中所展现的那一幕幕的真实有趣的生活感召和那一个个生动翩翩的舞姿,而且因为其中那真朴强烈的感情的牵动和冲击,使人们直接感受那无距离或近距离的明朗体验。感情是艺术作品的血液,民间舞蹈之所以能为当代人所体验感悟,就在于它的内部有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宏大的感情血液在潜流,在澎湃,在激荡。它所表达的是人之常情,是普通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的感情,因而它能拨动普通人的心弦。它极少受上层正统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不受模式化、凝固化的局限与束缚,无忧无虑,即兴发挥,显现出截然不同、毫不造作的潇洒风度。舞蹈的最原始的意义就在于自娱和宣泄感情。在民间舞蹈的艺术活动中,人们直接参与、渲泻情感,在精神上达到满足,通过自娱达到怡情悦性,从而实现对社会心理的调节、补充、沟通,使社会心态获得一种新的平衡。如赵县扇舞,迁喜庆丰收之时,农民们手持扇鼓,在场院里扭起舞步,敲打着轻快活泼的鼓点,哼唱民歌小调,表达欢悦的情绪。再如秧歌,徙步于地上表演,不受场地和道具的限制,易学易演,演出者步伐颠颤、肩腰并扭、双手摇摆,如风摆杨柳般陶醉其中,集自娱性与表演性于一体。
现如今的民族民间舞蹈可以说是处于自娱性和表演性舞蹈的中间地带,它所具有的娱人性与自娱性的特点对在学校中进行的普及具有很大的优势。民族民间舞蹈的美不是要表现一连串高难度的动作技巧,而是要透过动作外表,感受到深藏在动作之中的情感。它的美糅合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智慧凝结成了一种舞蹈思想――积极向上的整体健康观和对心灵的唤醒,这正是民间舞蹈美的内在本质。舞蹈表演不是舞姿、动作、技巧的堆砌,而是由角色的情感线、视象线穿织而成的艺术生命形象的整体。我们要用“心”跳舞,用情感带动舞蹈中的一切,感动自己。惟如此,方能吸引观众。民族民间舞蹈自一开始便大多数是自娱性的舞蹈,发展到今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化。有一些人在学习、钻研、表演、教学的过程中已经将舞蹈中“情感”这一部分慢慢的淡化了,只重视一个花哨、复杂多变的外表,一开始,这种形式确实可以让观众感觉到新鲜,却不能使人为之感动。“一个舞蹈倘若缺少表现情感的意念,不创造出有一定精神内涵的艺术形象,这就形同于体操、杂技,最多也只不过是为舞蹈而做的动作技巧展示”。“情”是民间舞的生命线,把握住这条“情”的线,就能从内心节奏入手,找到它的感觉,把握住它的气息,通过主观意识在表演中迸发出一个又一个的火花。很显然,表达情感是民族民间舞蹈的最终目的。
三、民族民间舞蹈是增强学生体质、锻炼学生身体协调性的良好素材
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生活方式、历史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形成了民族民间舞蹈的不同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但它的共同点就是节奏感强、运动频率快。舞蹈,是一种人的生理活动表现形式,它借助于人的手、脚、头等身体部位的运动、协调配合而形成一套连续不断的动作体系。因此,舞蹈首先可以看成是一种生理运动,舞蹈的动作形式多样,包含有跳、踢、蹦、蹬、转、扭、走等,在完成这些动作的过程中,人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增强了人体的灵活性。舞蹈是一种由多种动作联合组成,各种动作相扣相连,只有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位,才能完整地表现舞蹈的整体效果,这就要求舞者既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要点,又能够娴熟地将各种动作有机的串联起来。因此,它能够锻炼人的协调能力。舞蹈还是一项综合性的项目,需要人的全身心投入,舞者必须将视、听、动全都集中于舞蹈上来,而舞蹈的节奏、音乐往往又是优美的,有强烈的节奏感,能够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琐碎的生活事务中解放出来。因此,舞蹈能够缓减人的精神压力,使人的身心得到放松,处于一种和谐状态。
民间舞蹈风格独特,有着较高的训练价值。如,既有随着骨盆臀肌间的左右连续运动,同时会牵动上肢和头的左右运动,使之体态呈现横二道弯的“横摆”动律,还有以腰椎发力,上身经收腹、含胸做前后波浪式的连续运动的“蛇腰”动律,以及用肩胸带动上身,双肩交替向前或向后做相反的方向转动“圆线式”动律,等等。民间舞蹈不仅身体动律独特,面部表情中眉、眼、嘴的运用表现也特别丰富,它同身体各部位配合构成了民间舞蹈独特的风格和神韵。民间舞蹈以其活动丰富和特色鲜明,构成民间舞蹈文化资源优势,为民间舞蹈课程的开发和学校舞蹈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学校教育体系在吸纳民族民间舞蹈资源时,在学习如藏族、蒙古族、傣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及其他地区的汉族民间舞蹈之外,开设本土民间舞蹈课程,开展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价值内涵和富有训练价值的本土民间舞蹈教学训练,无疑是与其他民族民间舞蹈学习的一种互补,有利于学生拓展视野、激发兴趣、丰富文化内涵、培养表演个性,进而提升综合艺术实践能力。
四、民族民间舞蹈的伦理精神有利于学生的人格培养
民族民间舞蹈一旦被编为课程进入到学校的教育体系,其教育性意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了。这不仅仅是课程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于民族民间文化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为人处世的教育性本质,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音乐舞蹈在初创之时就带来了具有普世济民意义的伦理倾向。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有的舞蹈有很强的形象性和鼓动性,能以直观形式给人以感染和教育。优秀的舞蹈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着行为的示范意义,能成为人们直接模仿的形象和学习的楷模。民间舞蹈多以除恶扬善、扶正压邪、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勤劳自强等为主题,它生动的舞蹈艺术形象和精彩的艺术表演,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教育功能。舞蹈通常是全体性参与相互配合的的圆圈舞形式、增加了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将这种舞蹈用于学校,有助于养成学生共同参与的群体意识和相互尊重的合作精神,使学生的群体意识、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无论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民间舞,还是在传统民间舞的基础上改编或创作的新民间舞,在表现人们的生存、劳作,表达人们的欢乐、向往时,都没有那种矫揉的修饰和生涩的理性,而以简朴稚拙的美学形态为人们所感悟,以其真挚开朗的浓郁情感叩击人们的心扉。对于现如今的校园学生而言,民族民间舞蹈的内在本质对学生的心灵净化提供了有利的帮助,民族民间舞蹈的美不仅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而且能够营造出人际交往中的和谐气氛。
参考文献:
一、学习与研究公民知识
在公民教育过程中，要创造一个公民教育的大环境，可借鉴普法等大规模的群众教育形式，在校园掀起一股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公民社会公德等方面的学习热潮；教育理论界应更多地关注公民教育，改变我国目前公民教育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为公民教育摇旗呐喊，创造良好的公民教育氛围。
公民知识以文化为载体。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因此，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确立民族自信心与自主、自我的民族意识，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维护和忠诚，培养顾全大局、奋斗不息的国民精神。学习与研究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的公民教育理念在内的公民知识，有助于公民基本素质的提高，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
二、设置合理的公民教育课程
（一）开设公民课程的必要性
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是落实公民教育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课程化的价值取向，使不能进入课程的教育内容常常落到有名无实的境地。因此，公民教育本身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青少年社会性成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决定了该课程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开设的必要性。为公民教育设置专门的课程，可以使社会、家长和学生更加重视公民教育，使学习内容更加系统和集中，有利于提高公民教育的效果。
（二）开设公民课程的途径与方法
为了使公民课程顺利开设，应分步骤实施：首先是开设公民课程，使公民课程与思想政治课并列，在实施过程中探讨和研究公民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之间的关系，积累公民教育的经验。 另外，也可以采取设置综合学科的方法。开设如“社会教育”、“公民与道德教育”等综合学科。
三、开展必要的公民训练
（一）公民训练的必要性
传统的公民教育只注重道德的说教，不注重教育对象的思想感受和接受能力，这种僵化的教育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要想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公民，就要培养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做一个在道德上能够反省的人。
（二）养成教育是公民训练的主要途径
在公民教育中，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公民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而养成训练则被证明是公民道德素质生成的有效路径。这是由品德生成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体验教育、实践育人的任务决定的。
四、营造良好的公民教育氛围
（一）高校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主阵地
高校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施教机构和优良场所，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促进大学生掌握公民知识、形成公民意识、提高公民技能，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的职责，这就要求学校探索新路径，建构新模式，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保证公民教育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效果。要想发挥学校作为公民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就必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学生在形式多样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中感知更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阅历，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激发学生探索、创造的热情，进而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
（二）社会环境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
社会是一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公民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公民在实际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接触现实，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了解现代社会对公民素质的要求，进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逐渐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技能。这样得来的知识和经验相较于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公民教育，对公民自身的影响更为深远。
（三）大众传媒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媒介
现代公民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助推器，大众传媒促进了公民个人的社会化，推动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不当使用也易于消解其传递主流道德文化信息进行公民教育的功能。因此，加强公民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必须充分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 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组织性特点和传播作用，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努力打造现代公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
总之，大学生公民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通力合作，努力为公民教育营造有利氛围。同时，公民教育又是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不能一蹴而就，要长期坚持下去并形成一套严格的体制。只有采取科学有效的教育途径，大学生公民教育才能取得实效，才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合格公民。
[关键词]电影《屈原》 当代大学生 爱国主义情操 培养
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电影《屈原》在我院各个系先后播放。旨在激发青年大学生对祖国、对民族、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实际行动“践行荣辱观，树立新风尚”，为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一、电影《屈原》的故事梗概
战国时代，秦、楚、赵、魏、燕、韩、齐七大诸侯国割据称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楚国大诗人、政治家屈原力主对外联齐抗秦。对内改革变法，但遭到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贵族集团反对。屈原努力不懈，促使楚怀王接纳其主张。并在弟子宋玉和婵娟的协助下，撰修了限制贵族特权的新法令。靳尚拉拢怀王宠姬南后出面与屈原对抗。更在秦国宰相张仪访楚之际。对屈原大肆诽谤。屈原痛加驳斥。但贪图小利、轻信谗言的楚怀王竟不顾忠告而绝齐亲秦，中止变法。并免去屈原的官职。逐出皇宫。屈原满怀悲愤，漫游汉北，写出了著名的《离骚》。后惊闻楚怀王因受骗在与秦国交战中大败，又毅然接受怀王决心变法的诏令赶回郢都。靳尚等竟残杀志士。囚屈原于东皇太乙庙，婵娟也被投入黑牢。在风雨雷电之夜。婵娟由卫士石豪救出，潜来相会，却不幸误饮阴谋毒害屈原的鸩酒而身亡。石豪怒杀凶手，纵火焚庙。屈原怀着满腔悲愤和继续探索真理的意志向汉北而去。
二、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内涵
影片中能吸引学生视线的是最后一节屈原的《雷电颂》。这曲《雷电颂》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表达感情，增强语势。独自中，屈原满怀激情地直接和风雷电对话，直接怒斥偶像神灵。用拟人的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鲜明的爱憎感情：用反复、排比的方法，充分地表达感情，使独自更有气势。屈原借助于讴歌伟大的自然威力，抒发了祖国的无比热爱。对摧毁黑暗的渴望和对这种伟大正义力量的赞美。那么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内涵是什么呢?
爱国主义体现了人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种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首先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当前爱国主义情操的基本内涵有如下几个方面。
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河山在人们的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祖国的山山水水滋养哺育着她的子子孙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只是自然风光旖旎，而且是、财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载体。因此，每一个爱国者都会把“保我国土”、“爱我家乡”、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作为自己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自己的骨肉同胞，反映的是对整个民族利益共同体的自学认同。民族利益是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这种利益高于民族内部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爱自己的同胞就是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基础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意志决定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对人民感情的深浅程度。是检验一个人对祖国忠诚程度的试金石。爱自己的骨肉同胞，最主要的是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紧紧地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爱祖国的灿烂文化。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常常被称为国家和民族的“胎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篮”，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会背井离乡，或许会彼此隔绝．但对祖国灿烂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认同总会把人们的心连在一起。学祖国的灿烂文化就应该认真学习和真正了解祖国的历史，深入理解祖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
爱自己的祖国。爱祖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自己的骨肉同胞，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同具体的国家相联系的。我们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的。爱祖国就要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力量。热爱祖国，也就是爱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爱她的山川景物，爱她的语言文化，爱她的文明历史和优良传统。祖国，固然包括它的锦绣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祖国主要是指人民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和条件。我们说不同时代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主要是就不同时期祖国的不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指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当前。爱社会主义就成为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当前爱国主义的主题。一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都必须以此为核心，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活动。离开它。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为实现新时期爱国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应做到：首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把自己的爱国热情转化为报效祖国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拼搏的实际行动，其次，每个爱国者都应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社会上有些人往往看不到我国的优势所在，只是一味夸大我们建设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缺乏分析，产生盲目崇洋心理，丧失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因此，“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三、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操存在的问题
影片中能吸引学生的镜头其次是侍女婵娟弹奏古琴、吟唱屈原诗作《橘颂》的画面。那是多么美丽的声音和画面啊!清雅秀美的婵娟姑娘怀着对诗人高洁品格的敬仰，吟唱出古意盎然的《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重视“外美”的修治，更注意“内美”的坚持。他最痛恨的是“外承欢之沟约兮，谌荏弱而难持”的“无实而容长。是”委厥美以从俗“的毫无操守。于是这“独立不迁”的南国之桔，便成了诗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体现：即具绿叶素荣、精色内白的美好形态。又兼廓其无求、横而不流的仁正情怀：特别是爱恋乡土、至死不移的伟大秉性，更带有伯夷、叔齐那样的古贤之风。诗人如许深情讴歌着南国的桔树，正因为这桔树的美德，恰与诗人 自己息息相通!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有理想有追求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体形象。他们思想活跃。在变化中思考，在思考中选择。但与此同时，对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如：
1．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对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由此衍生出来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以及享乐主义等消极东西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致使“个人奋斗、自我实现”成为不少学生的价值取向。
2．思想脆弱。承受能力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今天。社会不断进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涉世不深、思想脆弱的大学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们中的一些人处处争强好胜，要求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支持和关心，确信自己的成功率，只相信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教育，表现出自命不凡和虚荣。一遇挫折，就会垂头丧气、萎靡不振、丧失斗志，缺乏持之以恒的韧劲。他们不是把困难当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在经历了失败之后，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导致了有些人精神抑郁，个别的甚至走上轻生之路。
3．存在着“三重三轻”的现象
生活在高等学府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大学生，虽然气质、能力、性格各异，但大都富有个人理想。由于认识水平的不同，有些学生的理想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其具体表现为：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重工具性知识轻品行修养。重外在功利性追求轻内在文化培育。
4．存在严重的知行不一现象
高校大学生在经历了大学教育后，理论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在进行理论探讨、客观评价、演讲等方面表现出不凡的水平，然而在行动上缺乏具体的体现。着重表现为言与行的分离。在学习生活上则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精神，“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整体意识：在对社会和他人方面则缺乏奉献精神。总的来说，他们的自立意识增强了。协作意识降低了。
四、加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操培养的探讨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长期工作目标。将荣辱观教育渗透到思想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切实加强学风学纪建设，树立大学生文明新风尚，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入课堂教学，特别是结合形势政策课的开展．合理设计讲座内容，将“八荣八耻”的观念融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及其政策”、“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等教育主题中，体现在课堂教学、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增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
2、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我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点抓紧抓好，结合责任心教育、学生党员教育、诚信教育、创新教育和校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的开展，以“八个为荣”作为教育实施的具体目标，逐条抓紧落实．力求实效：
“以热爱祖国为荣”――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团日活动。“我与教院共奋进”演讲比赛，“感动教院”征文比赛等主题教育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激发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学校的情怀。培养学生造福于祖国、造福于人民的奉献精神：
“以服务人民为荣”――结合“爱心献给社会”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全面推进大学生“三下乡”、“四进社区”、“青年志愿者”等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强化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责任意识：
“以诚实守信为荣”――加强学风教育和诚信教育。围绕“上课不缺勤、考试不作弊、作业不拼凑、论文不抄袭”等要求，以解决学生逃课、考试作弊、拖欠学费等问题为重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诚信教育。营造大学生诚实守信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