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5 21:46:1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全球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历史与现状
世界发展史显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曲折、持续发展的过程。据美联储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共同语言、法律、货币等的出现,英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大发展。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美、东亚地区的贸易。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后被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815年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问世并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其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补互利的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里,各国政府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实施开放政策。但由于来自“外围”地区的廉价谷物进口使“中心”地区的地主收入面临下降压力,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欧美国家相继提高关税。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全球贸易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扩散效应增强和国际移民持续进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25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降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仍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还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但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仍十分强劲。据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可望长期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将从世界经济的外围走向中心,逐步成长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将达3%,高于过去25年的增长率。按2001年美元计算,世界GDP将从2005年35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75万亿美元,其中.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GDP将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总体收入的同时,收入分配将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未来25年,世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国家面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着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中国著名学者刘吉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通向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抑或对于发达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因应经济全球化最好的对策就是全球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被认为是第五种观点。
经济全球化四种观点
目前，国际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四种基本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是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这是所谓“自由派”观点；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因此本质上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决批判与反对，这是所谓“新”观点或“左”派观点；
第三种是怀疑派观点，历史并没有显现所谓全球化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互动而已，经济全球化是某些理论家的神话；
第四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在世界，但未来如何尚看进一步变革，即著名的“变革论”。
刘吉的第五种观点
常出新论的刘吉的观点与以上四种都不同。
刘吉认为，社会大生产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虽然曾经与资本主义伴行，但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新高度、新阶段，资源和社会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代表了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先进的生产力，将成为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和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经济规律，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此它对一切国家都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都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
某些发达国家高唱经济全球化，想的尽是对他们通向更加富裕的机遇，而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近在眼前的，有些是严峻地潜在着的。就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对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首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无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使全球市场萎缩，“贸易自由化”还有什么实质意义？贫穷的国家总是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从而投资环境恶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参与，还有什么经济全球化？这样，反过来必将制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引发起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幸免，而且即使不首当其冲也必然损失巨大。
其次，“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历史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对立将以新的形式再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贫穷国家的动乱将引起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性动乱。更严重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铁的规律，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浪潮必将一浪高一浪，阶级斗争也将从国内走向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将结束，代之以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革命与战争。即使在血与火中诞生一个新世界，也将是人类一次空前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是向人类的挑战，全人类应该在这一挑战面前深思。新晨
发达国家首先要转变观念
仲裁，作为诉讼外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作用，目前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私法（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也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以及由此所确立的仲裁制度日益趋同，特别是联合国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实践，使仲裁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仲裁裁决在140多个国家之间得到相互承认和执行。在世界贸易组织（WTO）144个成员中，有90多个国家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可以说仲裁是解决国际贸争端的“全球通”。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国际商事仲裁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出现了仲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论文百事通建立统一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对国际贸易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从19世纪末,便开始了以此为目标的努力。仲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主要方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所解决的争议范围非常广泛。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仲裁最初适用于海事争议，以后逐渐扩及到货物买卖及其运输、保险、支付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上兴起了各种引进外国资本的形式，仲裁又扩及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商事、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融资、银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等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由此而发生的争议也逐渐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二，世界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日趋统一。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趋于一致的。特别是在1985年6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市场经济各国的仲裁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国家甚至以示范法为蓝本只对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从1985年到现在十几年间，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
第三，有关仲裁内容的国际公约逐渐增多。一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从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入手，联合国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统一了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条件和执行程序。该公约组织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个缔约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国际公约之一，也为全球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仲裁领域比较重要的公约还有1961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1965年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75年的《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新晨
第四，仲裁机构及其仲裁规则、仲裁员的国际化。世界上许多著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修改并制定了具有国际性的仲裁规则，或者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仲裁机构的国际性仲裁规则，聘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仲裁员，以解决不同国籍、不同法律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国际仲裁案件。
第五，一些国际组织设立了自己的仲裁机构，如附属于国际商会的国际商会仲裁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属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的仲裁中心等。然而，有些国际组织设立的仲裁己不是仅仅限于对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的仲裁，当事人甚至是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本身。如国际商会仲裁院的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也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是用于解决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投资争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包括仲裁程序，但它是用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有其自身的特点。
仲裁作为一种解决民商事争议的重要方式，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当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使全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时，仲裁全球化是仲裁制度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客观结果。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仲裁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确定我国仲裁机构今后发展趋势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还是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业绩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这样两个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的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明显增强（参见表1）；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表2）。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6页。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5页。
俄罗斯在转轨开始时，立即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布自由兑换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国内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外开放，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转轨头5年，在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上进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过50%。以后3年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机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导致进口品相对价格急剧上涨，使1999年进口品在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下降为1/3。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所引起的国内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效应逐步耗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进口品平均价格下降），进口品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强，它们在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将近40%。（注：［俄］В．А．奥列什金娜：《俄罗斯的对外经济综合体》，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严重威胁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
同时，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曾是世界第二大国苏联的一个最大的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21%～30%；90年代的经济下滑，使这一比例下降为10%～14%。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比较，从90年代初前者为后者的30%下降为末期的19%；在高技术部门，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改革维度的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9期。）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引发俄罗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探讨。
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条件
（一）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
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它们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直接牵动效应和间接示范效应，是促进经济转轨的重要因素。国内市场的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现象，这是推动国内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企业运行机制转换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应，则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国外的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外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经营管理及其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转轨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取向转制的现实样板。转轨国家建立的各种对外开放的特区，更向全国提供建立市场体系、改进政府管理等多维度的新鲜经验，可以发挥综合的示范效应。
当然，国内经济的持续转向市场化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体制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逐步接轨的基础。这既是转轨国家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信息市场联系，进入全球性生产和销售体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在市场化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二）在经济运行方面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还通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出口通过乘数作用对一国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门和出口企业往往具有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这些对一国经济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在进口方面，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产出率一般高于国内供应的设备和技术，进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利用扩展和改造过的费德模型来研究1969年至1999年间贸易与上海市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的产出效应的总和均为正值，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贸易对上海市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为10%～15%。（注：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转轨国家必须利用动态比较利益，通过国际市场用国内富裕、廉价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稀缺的、国内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所有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在转轨初期对缓和资金供求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资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转轨时期争取经济加速增长，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以后偿还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在转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更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的经营和发展，使国内企业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有可能将积累的“默会性”市场经营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转轨国家企业特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效应，将使经济转轨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可有较多的资源用来补偿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轨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新旧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时，国内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是对外开放能够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积极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企业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不断进展，才能产生和扩大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并做出正面的行为反应的经济主体，使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流中积极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载体；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确立，使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得以在国内正常地比较充分地传导。这样，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即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趋势。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论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相互促进的牵动效应，还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相互作用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会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良性互动趋势的出现和保持，也不是单独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的。世界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市场结构又是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转轨国家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主要供应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确决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
国际贸易仍是转轨中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出口对国内经济的产出效应是明显可见的：出口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出口支持着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存，并缓和了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
不过，出口部门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门的片面发展和出口，不能发挥应有的技术上和体制转型上的溢出效应。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这些部门的技术设备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转轨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改造；同时，这些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没有走在非出口部门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赖对丰富资源加紧开采和输出来维持国内急需的外汇收入。由于70%的设备已经陈旧，依靠不断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边缘化”国际分工方式难以为继。据俄专家估计，要在今后避免国内市场出现燃料短缺，需要对燃料经济综合体增加50%的投资或者至少减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奥波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为了使贸易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持续的产出效应，其进出口必须具有溢出效应，才能够实现动态的比较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内产业长期处于封闭的被保护的环境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转轨开始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俄出口结构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极地适应在国际市场上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不着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不仅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极不稳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往往将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势作为预期俄罗斯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不能在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动态比较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呢？这就必须考察它的转轨模式和政策。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实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伪市场经济”，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已经是没有任何异议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决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对社会需求的严格限制政策，从而在转轨初期立即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能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迅速减产并濒临崩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在俄罗斯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对企业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是有害的，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却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任务所必需的。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比较利益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拥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并不能无条件地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获利。因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而是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不仅必须与比较利益互补的国家而且与比较利益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必须转化成绝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真实地实现。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业转变成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的过程。在后发国家利益动态比较利益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断变化的；随着产业的成长，政府和企业的相对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的规制和扶助作用逐渐淡出，企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完善（见表3）。
表3后发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过程
进口替代阶段加速出口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阶段
竞争优势状态在要素水平从要素到产品处于相对
上创造转移稳定状态
政府作用引导与保护促进与帮助放弃控制
企业地位跟随与协商平等合伙人主导力量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弃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必要的调控，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仅限于资源采掘部门和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产业，连按功能／成本比的劳动力优势都无法得到实现，大量食品和消费品以及机械工业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开始转轨的1992年，进口几乎完全是免税的。1993年以后，俄罗斯历届政府开始承认过早开放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试图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使调整的意图无法得到落实，收效甚微。
在控制进口方面，政府的调节余地极其有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的宏观环境极不稳定；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价上涨水平有所收敛，俄政府规定了卢布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一定浮动幅度的“汇率走廊”。尽管对进口重新设置了关税，但是卢布的贬值速度赶不上国内的物价上涨速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仍然有利可图。而且，走私活动猖獗，更加剧了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的势头。
在鼓励加工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罗斯政府不断提出要求，但难以见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经通过发展出口的联邦计划，规定要采取综合措施来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计划提出将对商业银行向出口商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并积极参与有前途的出口项目的建设。同时，对出口通过税收优惠进行奖励；并提供信息、市场和咨询等服务。结果，该年的总统选举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而出口发展计划在资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年，按计划应在出口鼓励方面投资9亿美元，实际上只投入了严重贬值的1.1亿卢布。以后几年的预算，再也没有为鼓励出口拨出过专用的资金。（注：［俄］В．奥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俄企业也缺乏积极增加出口的动力。据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在“伪市场经济”体制下，俄全国注册的非国有法人企业共有25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业银行1300家，还有几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业（150万家）是虚构的，它们没有决算报告，所提供的创办人是不真实的，并且不缴纳税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许多企业热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机活动，对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既缺乏动力，也没有实力。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业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这样的企业当然对政府的政策引导（即使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做出积极的反应。
引进外资和债务负担
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后，每年资本引进的流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它在缓和俄罗斯资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开放政策的不当和国内市场环境的扭曲，其应有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效应，是与外资结构和外资用途相联系的。在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较小，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等间接投资为主。2000年初，在俄罗斯引进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43.6%；一半以上为间接投资。并且，大量资金，尤其是以间接投资形式借入的贷款，被用于弥补预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领域。在行政部门和货币金融部门占用的资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进外资总量的32%，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部门（见表4）；投资于实际经济部门的数量有限。引进直接投资的规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资源开采的燃料工业以及投资报酬回收较快的食品工业，这些部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至于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部门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只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4.2%。因此，引进外资在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尚没有形成有力的促进因素。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出口中的贡献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作用，1996年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超过6.5%，而其进口额却占了进口总额的11%。
表4俄罗斯外资的用途结构（2000年初的资料）
部门外国投资其中直接投资
总额总额
(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货币9353.632.07.40.3
金融领域
燃料工业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业3166.110.82568.620.1
通讯业2673.89.12243.417.6
商业和餐1794.16.
11312.910.3
饮业
机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属加工工业
运输业922.13.2682.75.3
保证市场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务活动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纸工业
有色金属642.72.2279.52.2
工业
资料来源：［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期，第93页。
俄罗斯引进外资偏重间接投资及其非生产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资部门也缺乏溢出性效应，使得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不能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动而得到提升。严重依赖燃料和原料资源的出口格局，制约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到了转轨的中后期进入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俄罗斯为此每年将向西方债权人支付数百亿美元，无疑加重了俄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而且，俄罗斯的外资结构中还有相当多的间接投资是以购买俄企业股票和各种证券的形式引进的。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达6.8亿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2期。）这些资金在俄罗斯的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性炒作。它们在市场行情出现某些不良征兆时立即大量撤出，成为引发1998年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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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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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
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发展正遭遇不少阻力，主要体现在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次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三是理论上经济全球化应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现实中不少国家及群体并没有受惠。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国际社会普遍高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走势。一些学者以经济全球化损害多数国家和民众利益为由，断言经济全球化将会出现逆转。而主流观点认为，只要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发展将是可持续的。
历程和前景：发展动力大于阻力
从历史上看，近2000年来世界出现过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通过建立交通网络、形成共同的语言、法律和货币等，促进了从英国到中东贸易的发展；第二波全球化浪潮出现在500年前，哥伦布等航海家开拓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及东亚地区的贸易。这些贸易后来为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在此期间，因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出现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势头受挫，经济全球化一度陷入低潮；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年至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增长，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被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政府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赢的理念，开放政策对国际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产生重要作用。科技发达和资本充足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成为其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劳动力等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发生，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并出现倒退；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
与前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相比，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第一，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世界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超过20%，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GDP的比例为21%，而19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正在空前扩大；第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技术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十九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巨大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经济体输入资本；第三，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购买政府债券等少数领域；而现在的投资者拥有涉及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第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的水平。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过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会出现逆转，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实行开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因素。科技进步的直接结果是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以及通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进一步降低运输和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了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战结束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持续发展，多边贸易谈判多次达成协议取得进展，较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近150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80年代30%降至目前10%；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直接结果是人口众多的东亚和南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是通往繁荣的道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参考的发展范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正遭遇不少阻力，主要体现在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选民的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增大，其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俄罗斯及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经济国有化举措；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次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而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三是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将使所有国家和群体都得到好处，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及群体并没有受惠，他们的态度对全球化发展不利。总的看，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仍不会重蹈倒退的覆辙。
影响和问题：利益不均
从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正对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据世行统计，1980年以来，全球人均收入增长近1倍；1990年以来，世界有4.5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丰厚利润，出口扩大，生产率提高，消费物价降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价格计算，经济全球化使美国每年GDP增加约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至5000美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大，美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为25%，支持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机会。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国创造600万个就业机会。近几年，美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数千亿美元资金，以弥补其“双赤字”。除老牌跨国公司外，许多西方中小企业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大发展的机会。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成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据世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4%提高到2005年的6.6%，其中东亚和南亚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分别从8.5%、5.4%提高到9%、8.1%。不少国家还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产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其跨国公司也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如韩国1960年代仍是个穷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其经济快速增长，目前韩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行列。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都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及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于困境，工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美国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几百万，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和IT业务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作岗位及工资水平受到影响。据预测，发达国家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3年的150万个增至2008年的410万个，其中美国外包的服务工作岗位将从56.5万个增至120万个；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挑战，特别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较弱和自然资源缺乏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一些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即使较成功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东亚和南亚国家，其国内两极分化也在加剧；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不利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保及失业救济等机制来缓解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此类社保体系，缺乏规避和减轻风险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的发言权很小，无力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内部原有贫富差距拉大，不少中产阶层沦为新的贫困阶层。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的业主、高管等是经济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区的企业主和工人却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能够适时融入经济全球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其经济快速增长。而拉美、东欧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非洲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经济全球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绝对贫困人口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新世纪初的47%。
原因和症结：
[关键宇]经济全球化 国际关系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已经渗透到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客观现实。有着它自身的历史进程和特征。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我们熟悉的、耳闻目睹的那些全球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讲，它使当代国际关系处于急剧的变革和转型之中，对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一 经济全球化定义及其特征
经济全球化这一专门术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他用全球化一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这一词已被普遍采用，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对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外发表的难以计数的文章和著作中，表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无标准的定义和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普拉卡什和印第安拿大学的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我国有学者说：“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由各国市场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步开放，势必会推动商品(包括服务)、信息、技术及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不断增加，多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国家内部扩展延伸到全球，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还有学者根据经济学关于生产社会化或资本再生产的理论来定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生产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条件下的新发展。”“生产社会化这一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向，在当代……衍出经济全球化潮流。”等等。无论是生产社会化的新发展，或再生产过程在全球的展开，都意味着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两篇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问世以来，全球性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逐渐成为东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反全球化运动”也正在全球化。在国内外，有一些“反全球化”的人士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主观的东西，是少数人有意操纵的产物，是“美国的阴谋”，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陷阱。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抹杀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在现代高新技术条件下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成熟的一个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向。首先，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的产物。科技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技术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单传依靠自身的力量都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需求。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进步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全球化。其次，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市场化既是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起点，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证明，在市场经济成为所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接受的体制后，才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市场的力量强迫一国内部经济自然而然地摒弃了强烈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去，由封闭的国内分工走向开放的国际分工，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再次，经济全球化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指的是国际间物资、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当代世界经济中，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其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更无法抵挡。各国政府的推动，法律、规则、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经济贸易自由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征：一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基本上是制造业各部门之间的水平分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大力发展制造业。二是贸易全球化。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传统，也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国际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三是投资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投资的发展更为迅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纽带。当代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国际直接投资上。除国际直接投资外，国际间投资的发展也很迅猛。四是跨国公司大发展。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销售、全球化采购和全球化研发，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当代，跨国公司的数量激增，规模日益扩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2》提供的数据，2001年，跨国公司总数为65000家，国外分支机构数量为851234家，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为1875170亿美元，与199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77.6％、400.7％和238.0％。近年来，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世界任何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必须要充分考虑跨国公司的作用，世界任何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离开了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切表明，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广度、深度、速度和制度等方面都有重大新发展和新变化，这不仅是简单的量的变化，而是从量到质的变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总趋势的三个组成部分。贸易从产品狡猾关系体现国际经济关系，金融从要素配置角度体现国际经济关系，跨的稳定或者动荡等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反作用上，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力量，往往是单个国家所无法阻挡或对付得了的。
这是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超越民族国家经济之上的全球经济的发展，各种用以协调乃至管制各国内部经济政治政策的超国际组织的涌现，跨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愈来愈被包容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脱离全球范围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可能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而放慢，巴西的债务问题可能因为美国联储利率的变动而趋于恶化，日本国内的政局兴许因为中东的一
场战争而发生动荡，而印度新的工业发展政策在过去完全是国内的问题，现在则可能因为会威胁到邻国的环境状况而遭到这些国家的抗议。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国家内部的问题愈来愈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压力，带有很强的外部痕迹。这从客观上迫使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纠正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一些传统看法，既要看到国际问题的国内因素，但更要注意国内问题的国际因素。
(四)南北关系的相互依存和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下，发达国家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给国际关系注入更强的和平因素，还是导致国际关系可能的更剧烈的冲突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加重了还是转化了呢?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持续、公正、和谐发展的关键。
战后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技术特别是资本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相应加强。发达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还体现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加强和发展。
除发达国家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外，我们也应看到，当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处于一种互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互依存已不只是产品市场上的互补交换关系，而是在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中的深层次的相互联系。不过这种相互依存的意义既不同于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依存，也不同于发达国家问的依存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一利依附发达国家的地位，这是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关系的典型现象。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表现;新趋势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济全球化这个词语已经越来越备受各个学术界专家以及国内外舆论界关注。在这个新趋势下，我国加入了WTO这个组织，也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局势中。要想全面的分析经济全球化这个新趋势，就需要从世界经济学的角度去认识这个词语。就比如说，自从经济全球化以来，各个产业链也把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一件产品已经演变成由多个国家生产。就比如说一架飞机，它的机翼、机舱、油箱等等都由不同的国家生产，再比如说一辆汽车，它的各个零部件也都是由各个不同的国家产生的，这些国家都分别对某一零部件有较好的生产技术。所以说现在一件产品很难说清它到底是哪一个国家产生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经济全球化在一天一天的加强，比如说“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的连锁店多之又多，并且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等也慢慢的走向了世界，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服饰―汉服、中国的海尔电器不也是备受着国外人事的喜欢。正是因为这样，又有越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组织加入了世界贸易这个大组织，它就像一个大工厂，而各个小小的国家就是构成这个大工厂的小车间。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人民就会觉得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密切了，也变得越来越小了，人们的购物也变得越来越方便了，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经济也逐渐的实现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这个词语最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提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一开始就被世人接受的，它也是一步一步逐步走向世界的，是在各个小国家逐渐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被世人接受的。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在慢慢的走向一体化，全球化，同时也在走向市场化、开放化。他们在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在慢慢的互相融合，互相趋近，都在向着经济一体化慢慢的靠近，并且在融合的过程中慢慢的提高，各国的经济贸易也在慢慢的相互依赖着。它的相互依赖性不仅包括着生产过程，还包括着生产要素跟产品的技术过程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的科学技术也在逐渐的相互交融，各种信息也是相互交流的，所以伴随着科技的一体化，经济也在慢慢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也在逐步的壮大，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逐步扩大自己的产业，把自己的产业植入别的国家，与别的国家共同创造出一个一个新的产品。
经济一体化是跟经济全球化是不一样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顶端的结果，达到经济一体化之前，必须使所有产品的流动障碍消除掉，使这些产品能够在各个国家之间自由流动。还有在达到经济一体化达到之前，各个国家的文化信仰、等等也是消除产品流动障碍的根本所在。所以说就目前来看，经济一体化正是各国共同奋斗的目标。
三、经济全球化所具备的特征
经济早已不单单的只与经济相连着，经济也越来也越与文化、知识更与信息技术相关联着，我们可以说是信息技术把各个国家联系成一个大大的网络，把地球这么大的星球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把一个一个相隔两岸的国家联系到一起，曾经的它们相隔万里，现在的它们彼此相依，这就是信息技术给经济全球化提供的便利条件。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还包括着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生产的国际化就是指生产一个产品，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它所需要的各个零部件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分工不同，但却都为了生产处一件合格的产品。
全球的产业都在发生着非常大的转移，并且这个转移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个转移的过程表现在各国的外资越来越壮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越来越多的外企到中国推销产品，却不愿意为中国产品投资，所以日企能否在中国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投资化比贸易化似乎更加重要，以前的中国非常注重出口，并没有注重经济全球化，但是现在的中国开始注重外资的引用了，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如金融风险的增加、产业结构的问题、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各类极端思想的浸入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四、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以来，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会把一些产业移到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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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然.科技创新引领吉林全面振兴――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视察组关于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J].吉林人大. 2016（09）.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奥多尔.拉维特1985年在题为《市场全球化》的文章中提出的，意指前20年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但究竟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大致可归纳为：一足要素优化配置论和相互依赖关系论。例如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跨国公司投资的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信息交流日趋快速和方便、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等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括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二是资本主义化和美国化。美国学者埃伦.伍德认为，目前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全球化这个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化，在我国学者当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美国等西方大国，正是运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的机会，来推动它们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行为标准，即推行所谓的‘全盘美国化’”；三是无国界论和国家管理取消论。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公司将不再以国别区分，而只有成功与否之别。如德国贝特尔斯曼股份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米德尔霍夫认为：随着经济趋于全球化，在像贝特尔斯曼股份公司和戴姆勒——奔驰汽车股份公司这样的公司里，管理网络同国际通用机器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风格是一样的。不存在什么德国公司或美国公司，只有成功的公司和不成功的公司之分。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丹尼尔.耶金就是这样分析全球化现象的。他认为，所谓全球化，“这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将减少”。“人们对市场发挥公平作用和提品的能力增强，因而不再指望政府管理经济。这种做法变成取消政府管理和使企业私有化”。四是概念混淆论和概念质疑论。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本质都是一回事。“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一体化比全球化的层次高，全球化倒是一体化发展的较高阶段”。也有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指出：“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事实上，资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寻求不受限制地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路径，即资本主义一直在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所谓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质来说是由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国际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开始大规模地突破国家、民族界限，各国经济逐渐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
这个历史过程发端于地理大发现，加速于产业革命以后，战后科技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大范围的流动，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更为密切。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微电了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生产要素流动的全球化、市场规则的全球化、金融运作的全球化、科技开发利用的全球化，构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方面。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
经济全球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开放性。这主要体现在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世界范围的涌动日益广泛，已不可逆转。如目前世界上每天大约有60000亿美元在不停地流动。高科技和信息网络化，也支持了经济全球化的这种高度流动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由闭关自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打开国门，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最落后的国家，势必都将被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席卷。
2.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渗透性和高度的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的时空约束减少、成本降低及资源互补，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文化等将迅速向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口家渗透，使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特征资本、知识、资源等也将在全球市场流动并趋向合理配置。这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知识、资源等互补，从而有助于全球化问题的缓解以及全球性行动的协调，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集约性和高度的垄断性。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单元和行为主体跨门公司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一个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跨国公司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几乎涉及世界经济生产活动的所有领域，而且大约控制了世界上80%26#37;的新技术、新工艺专利，70%26#37;的国际直接投资，60%26#37;的世界贸易，30%26#37;的国际技术转移。
4.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依赖性和高度的异步性。这主要体现为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资源的依赖性增强。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可以有选择地输出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设备，甚至直接将纯物质生产外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强化其对输出资本的控制，从而形成不对称的依赖性。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的流向首先是工业化基础条件、资源条件、环境条件、市场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及地区，尤其是流向国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同时，也表现为资本、技术流入国家及地区首先进行经济响应，而在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响应和变革相对滞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异步性，使世界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乃至原始社会并存现象。
5.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风险性。这主要体现在资本、技术、管理的快速流动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程度不一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政治安全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管理流向的选择性，势必使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甚至经济发达国家也不乏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对之声，其原因也在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风险性。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对世界而言，经济全球化己不是一种选择问题，而是一种现实问题；不是要不要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经济全球化问题；不是如何游离在经济全球化以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平等、公正、互惠、共赢、共存、共同繁荣的经济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将是科技的全球化。这种科技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科技活动的全球化、科技传播的全球化、科技目标的全球化和科技影响的全球化。举世瞩目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在全球内有16个实验室、1100位科技专家参加，涉及到美、英、日、德、法和中国等国家。在科技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市场换技术”和“技术换市场”的动因将使国际技术转移明显加快。经济全球化将是服务的全球化。这种服务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社会服务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远距离的充分体现。如销量高居全球首位的零售帝国沃尔玛，在世界各地的分店超过4000家，并通过卫星网络实行动态管理，每周接待并服务的顾客高达1亿人次，其送货车平均每年为9200万户家庭送货服务15次。经济全球化将是生产的全球化。这种生产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新型网络企业模式使生产过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并使其产品为世界范围的消费者认同。如耐克公司在美国本土没有生产厂家，只有研究开发中心和管理中心，其产品生产厂家则遍布世界上许多国家，耐克品牌具有巨大的无形资产价值并被世界各地的众多消费者所青睐。
三、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l．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正面影响
首先，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竞争，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空间上的距离大大缩短，任何一个国家都失去了地理上的优势，都成为彼此潜在的竞争对手。面对日益短缺的自然资源、资金以及市场，各国都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中来，利用自己本国的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努力开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促进了全世界生产力的提高，因而全球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增长。其次，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量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根据联合国有关统计，1977年世界各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1.4%26#37;，1990年为16.2%26#37;，2000年为20%26#37;。其中，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制成品贸易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增长速度和所占的比重都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都依赖于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再次，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加快，并呈多元化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资本流动一直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到1980年业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了5119亿美元。1985年-1989年国际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21.6%26#37;，其中1985年和1988年分别高达30.81%26#37;和30.50%26#37;。国际投资不仅表现为直接投资，还表现为间接投资，如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及进行证券投资、信贷等。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放宽对金融的管制，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更加扩大。最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各国政府把较多的精力从军事上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从而大大降低了引发世界性军事战争的可能性，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2.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间的不平等。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全球利益的产物，它是山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所推动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充满了不平等。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但各国间的利益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最贫穷的5个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26#37;降到了1.4%26#37;。世界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的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高。发展中国家在财富分配中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其次，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经济波动风险加大，其中最明显的便是金融领域。由于各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金融业已呈全球化趋势，并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在国际外汇交易中，大量的资金用来投机牟利，加上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投机资金的形成和流动。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外汇市场交易额超过了10000亿美元，而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交易额不足2%26#37;。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管制的经验，导致国际金融炒家有机可乘，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每一个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的国内经济随时都会受到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那些国内的劣势企业和产业可能会面临更多被淘汰的经营风险，即使是具备优势的企业，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也会增多。再次，经济全球化引起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世界经济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已逐年下降，这是由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全球化推进了全球市场的发展，但却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带入了全球市场。在国际间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但随着加入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产品制造业的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而发达国家凭借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保证这种比较优势，它们不会将新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这种技术密集型产品价格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难以承受，从而造成了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过剩，事实上，也造成了全球的生产过剩、社会动荡、失业量猛增，经济萧条也将随之而来。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长期以来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环境保护的不到位、大量污染产业的排污量达不到环保标准，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严重污染，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将高度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污染的范围。
四、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遇。事实上，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流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1982年）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70%26#37;），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OECD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26#37;。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我国的发展。
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为背景。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性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性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
3.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管理并实现管理创新的机遇。从整体上看，我国的管理从理论到实践都相对滞后，甚至比技术的差距更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和物流的涌动过程，我国能够引进、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管理，并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管理创新。事实上进入我国的跨国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给我们很多启迪和借鉴。
4.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拓展海外市场，增加就业的机遇。一方面，进入我国的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是全球性的，为世界范围的消费者所认同，有助于我国“借船出海”，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能够影响和刺激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尽快走出国门并形成基于全球经营实绩的真正竞争力。海外资本、技术、服务诸方面的流入，无疑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拉动国内收入总体水平的提高，对促进内需不无裨益。
5.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为更快地纳入世界经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经济竞争力。一方面，我国必须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更新；另一方面，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知识服务业。从策略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接受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不失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的一种现实选择。
我国加入WTO的漫长经历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经济全球化工使我国面临严峻的挑战：
l．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作为现代化启动晚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和物流，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科技、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和强势，使我国可能面临经济依赖性和技术殖民地的风险，对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2.经济全球化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经济全球化将迫使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接受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其中不乏部分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产业项目。尽管这种转移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的调整，但会对产业结构的真正优化产生负面效应，尤其是可能加剧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资本紧缺更为严重，也无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及知识服务业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产生消极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异步性规律，可能会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同时表现出各地发展的明显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日渐凸现，不论是按基尼系数还是欧希玛指数计算，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和物流，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无疑会加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采取相应对策：
l．强化国家利益、民族意识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及民族创新能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并势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观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2.依法做出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技术跨越。经济全球化强化了我国发展的紧迫感，我们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要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因而相关的制度安排显得非常重要。科学、合理、可行且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安排，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保证。经济发展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发展的竞争，科技发展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我国科技能力的现实，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举全国之力，以有所为有所不力的方针实现某些领域的技术跨越。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协调与合作机制 建设
“经济全球化”一词，一般说法最早是特・莱维在1985年的时候提出，但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愈加广泛、愈加深入、彼此融合成了一个利益的复杂综合体；另外，在世界范围内也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经济法则，制约和调节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在经济运转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居主导地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得到了实现。所以，经济全球化是指各类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经济体，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相互融合、不断协调发展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内涵
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往来的互通有无、互为依赖情况越来越深，由此各国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球的有机整体，不同的国家间、地区间乃至于任何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部门、各个经济活动环节都成为了这个有机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经济向前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作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关系范畴，经济利益关系是构成其他关系的基础，而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自然会带动其他关系范畴的调整、突变和改良。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利益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将以闭合的国家经济活动为单位的经济模式打散而进行的世界范围的互通和重组。而经济全球化往往也带动了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和外交全球化，总之，由于国家经济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全新的建立，因而国际关系格局也形成了全新的面貌，协调与合作机制也相应地建立起来。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间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推进了协调与合作机制新格局的形成。经济全球化既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存在巨大风险，还在引发着新一轮以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变为核心的激烈国际竞赛。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激烈竞赛中，由于大多数国家都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采取了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的科学战略部署，趋利避害，从而在经济与科技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进步。在这种大的发展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凭借着能促进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独特性质与功能，促进了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发生在强国和大国之间的相应国力序列位移的幅度与可能性都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和作用得到了相对提升，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相对下降。所以，旧有的经济格局就会在诸如力量对比、影响力发挥和以往的重大事情表决作用上出现重大调整。快速上升的国家将那些下降的大国原有的一些影响力进行了分享，同时持续地发展出更加多元的、全新的领域和空间，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地位乃至一些国际关系的不平衡得到转换。正因为不平衡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经济关系的多元化，也相应地改变了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变更。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强化和完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任何国家都已经把经济的加快发展作为国力提升的重大战略，作为跻身世界性竞争舞台的重要举措。经济全球化效应促进了大国之间日益深化的相互依赖，所以一些大国，将再也不能靠以往损害他国利益来求得自身的快速发展，只能依赖于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在国际经济社会中，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着譬如金融危机、债权债务、环境破坏等影响深广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本国或者超级大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是唯一的出路，而其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大国间的合作。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迫使国家与地区之间共同努力，维护和建立起协调控制的综合反应机制，因此以往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战略就难以得到实施了。所以说，在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国际社会关系中，随着经济利益调整中的政治势力范围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各国之间的联系、往来、发展就会得到不断的强化，更加突出了国家间寻求合作的主观推动力。
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协调与合作机制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业务往来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经济问题业已成为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合作多赢成为了国际上国家间交往的主流。同时，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市场体系和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世界成为了一个交织的整体。和平、发展、合作业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由此，经济全球化确实为世界的和平注入了强有力的保障因素。每个国家都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到国际间的经济合作，都在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行为准则中强化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都在积极主动地广泛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合作机遇，吸引投资、改进技术、换代设备、提高管理水平，加快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凸显了协调与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经济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运作模式以自身强势的资本输出方式和自我中心的经济利益驱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动出击。发达国家中以某一个超级大国为首的阵营，正是利用他们多年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强国的巨大优势，在金融市场、贸易往来、市场信息、科技创新、军革等各个前沿领域内都率先取得了话语权和主导权，他们通过经济的、军事的等各种手段，不断地扩大了他们的竞争力，分割和强化了他们在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势力范围，由此实现了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行使权，如组建世贸组织、认定他国的市场国家地位等。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基础的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的不强，抵御金融风暴的作为有限，在急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出现了不适应状态，步履维艰。甚至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时，结构调整不及时，造成了极为突出的发展滞后问题。而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的最深刻的变革，给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挑战，由此凸显了协调与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协调与合作机制的发展思考
协调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外经济交往的主线。协调与合作下的经济对外交往，是指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所搭建起来的国家间的对外交往，即国家间依据一定的准则和规定，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扩大和维护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来确定经济活动的对外交往目标，制定对外合作政策，并且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交往活动。和平与发展作为20世纪后期和新时期国际社会的恒定主题，在冷战结束后日益迫切，各个民族国家因而顺应这一共同的经济合作发展之流，通过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经济、外交政策，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加速发展本国的综合国力。从这个意义出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必须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并通过正确的内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伟大进程。所以，各个国家都愈加重视运用对外经济的交往来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和改善本国的经济发展格局。总之，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是一个不断合作、不断竞争、不断调整的过程，它给各国带来了难得的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由此，我们也看到各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利益、处理贸易问题时对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迫切需要。正是基于此，如今协调与合作下的经济外交已经完全取代始自冷战期间的安全外交，成为了当代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主导。
协调与合作是经济全球化下对外交往的民主化。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潜在的不平衡和对国家之间优胜劣汰的催动，外交民主化才被广泛呼吁，从而塑造一种趋于和谐的国际关系环境。各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在促进国内社会和谐、国家之间和平、全球和谐等方面都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国际决策的民主化，是国家之间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在协调与合作的大背景下，在国际事务的处理和解决中，国家间都是平等的、独立的，能够保证世界各个民族国家无论国力强弱，实力大小，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协商、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经济全球化带给世界各国福音，进而推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要素集聚 要素集聚力 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要素的国际流动,使传统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化。要素集聚已经成为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但如何集聚全球生产要素就要看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
要素集聚与要素集聚力
(一)要素集聚的内涵
要素集聚是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制度、政策等经济要素在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要素合作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集聚就是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专利、跨国经营网络等要素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生产者。通常所说的要素在地理上直接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这是狭义的要素集聚。本文所指的要素集聚是一种广义的要素集聚,是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
(二)要素集聚的特征
要素集聚是一个动态过程。要素集聚实际是要素的移动过程。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开放经济体系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的约束,在国内资源不足时,从外部输入,国内资源充裕时向外输出,通过资源的国际流动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
要素集聚不是简单堆积。要素集聚不是简单把外部要素聚拢过来,或拥有或占有,而是让各种要素协同作用,进行要素合作,实现要素的价值。经济全球化解决了一个国家或企业仅仅依赖单一国家资源的问题。
要素集聚是不均衡的。要素集聚状况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都是不均衡的。实际上,之所以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是要素集聚不均衡造成的。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了产业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集聚了科技创新、资本、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往往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源地,当这些产品标准化及产业成为夕阳产业以后,就会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只好成为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者或者组装者,生产和加工最低端环节的产品。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分工模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和跨国经营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地区总部甚至研发中心向该地区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三)要素集聚的途径
要素集聚主要有四种途径:自然集聚、人为集聚、近程集聚、远程集聚。不同国家在这些途径的应用比例有所不同。自然集聚是指一个经济体由于具备初始的资源禀赋,从而拥有吸引资源的能力。人为集聚的主体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主动挖掘、吸引、管理、配置优势资源,以及对退化资源的处理。近程集聚指的是区域经济体积极的挖掘、利用和整合积累内部及邻近区域资源,而远程集聚则是破除地理的限制,积极从较远的国家或外部地区集聚优势资源。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实现国家集聚环境的补缺和扩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
单纯的要素流动比商品流动要困难一些,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素流动的背后会涉及军事、政治问题,比如移民限制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内部,包括资本在内,人口的流动也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要素集聚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以企业、产业为载体的要素流动过程,主要表现为:
1.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种要素集聚过程。现实中,贸易的确是要素流动的替代品。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意味着美国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表明中国利用了国外的技术、资本要素。国际贸易作为间接的要素交换,美国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是要素的“远程集聚”。外包就是一种典型的远程要素集聚。
2.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带动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移动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本跨国集聚的结果,并且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的开展,它会带动技术、人才、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向东道国集聚,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活动也带动了中间产品和资金的流动和交易。
3.外包。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企业的外部寻源。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境外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近年来,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外包业务,使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国远程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要素。
(四)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
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换。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就是实际的贸易壁垒。因此,要素集聚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
安全因素。保证生产要素的安全是一切要素目标的前提条件,这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自由的市场环境。要素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值机会,提高要素收益,而流动性是保持要素获得盈利机会的前提,自由的市场环境则是要素流动的保障。所以,互通有无是要素的根本。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与外部要素流入有关。
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状态虽不是要素集聚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因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要素能够较自由的流动,提高了要素流动的效率和社会收益。经济全球化下,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要素之间合作的机会和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地理位置、交通及通讯等条件,甚至还有良好的外围环境。
政策、法规。政策要素能人为地或有意识地创造要素集聚环境,法规则是要素集聚的法律保障。
其他条件。宜人的气候、清洁的空气会成为要素集聚的理由。全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集聚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和英国伦敦的梅费尔,但近几年来不断向新加坡集聚,因为该国宜人的气候、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优越的生活方式,还有人才、法律环境和免税政策等要素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要素集聚的相互关系
要素集聚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基础。一方面,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就是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断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如罗肇鸿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状态,主要是讲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余永定也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全球化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战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将世界各国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并促进了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因此,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是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
(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要素集聚机制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素的国际交流将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在这种联系和交流中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安排、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机制促进了要素交流。要素的交流能力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硬实力,又反映其软实力。
全球经济多边规则与制度安排,规范了商品、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阶》中指出,“这些组织框架和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博弈的暂时均衡的结果”。由于经济实力和相应的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经济运行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具有全球化的国际制度优势,不断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本国意志,保护本国利益。
要素集聚机制就是引领要素顺利集聚的法律规制,它影响乃至决定要素集聚方式和效率。一个地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区要素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快体制转轨。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显示,一个好的、有效的要素集聚机制可以顺利实现要素的自由交流与配置,降低要素交流成本。
在当今世界,国际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率的会晤、协商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及其载体,世界各国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从而使一国无能为力的问题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要素集聚能力和集聚效率。
在国际要素集聚机制框架内,除了上文提到的国际组织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要素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要素的有效集聚,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993年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1999年启动的单一货币欧元,部分实现了要素的无障碍集聚。
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国际分工,即要素供给的国家专业化,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
尽管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要素集聚的全球化,但是,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仍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发达国家支配了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二)要素集聚与区位优势
硅谷、新竹、剑桥、深圳、浦东等很多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证实了要素集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企业、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某个区域、某企业成为整个经济国际当中的经济极和经济场,往往就会有资源集聚而来,创造出更高经济效益。并且,通过努力,将其拓展为发展优势,形成全面的增长态势。英、美、日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利的要素集聚环境,包括:安定的社会环境,政府与民众互信,文化、制度、人文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世界银行曾经对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占64%,远远高出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本和工厂道路等人造资本。劳动力与教育相结合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就越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越强,也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形成良性要素集聚机制,就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现有人才资源,并通过“筑巢引凤”,集聚各种外部生产要素。
(三)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
城市集聚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要素,农村则被边缘化。反过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集聚各种要素。城市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和完善的分工体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本大量集聚此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就源自城市集聚的经济效应。同时,要素集聚的不均衡性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中国,制度和政策是最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象,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质。而权力制约机制最根本的是支配要素的权利。因此,要素的不均衡集聚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实质就是发达国家发挥高层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低层面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集聚了高级要素,发展中国家集聚了低级生产要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集聚创新要素的规模与层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加快,这为我国集聚国内外要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才是自主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养,二靠引进。
国家拥有丰裕的科技资源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资本、人才,从而拥有产品研发阶段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普通工人和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或教育程度,因而拥有产品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发展潜力。在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集聚了大量的外部要素,经济率先发展,这里的人也率先富裕起来。反过来,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内陆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速度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也较大。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在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要素集聚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为要素提供了广阔的增值空间。外部要素的大规模流入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和以加工为特色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除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中国内地的各种要素(如人才)也集聚东南沿海,形成了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生产中间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低端,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增值率低,处在加工工业 “微笑曲线”的底部。中国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交易条件)处于不利境地,造成规模经济下的贸易条件恶化。在中国的出口创汇中,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的微薄加工费,换来的却是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条件恶化的不良后果。
造成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主要是由于要素集聚模式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短缺问题,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国民收入,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要素集聚过程中,国外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偏向性产业扩张,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在优惠政策和外资推动下的对外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价格比较优势。但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路是走不远的。因为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涨,且还有比我国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必须集聚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贸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就要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集聚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创造要素优势,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要集聚外部要素,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在集聚内部要素的时候,要对本国劳动力要素进行投资培养,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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