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9 09:55: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力的动态管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资本会计论”框架构建
根据早期的《簿记论》（帕乔利，意大利.1494），会计的核算对象是资本，从此奠定了资本会计论的基础。但因资本会计论至今缺乏总体框架的构建，以致当代会计研究竟脱离了资本之根系，而在会计要素的多寡取舍上争论不休，令会计象打碎的玻璃般呈散片状态。
本文通过构建资本性态图（见图1），从会计视角透析资本的性质及存在形态（即资本性态），将资本和会计要素统一在同一体内，以建立资本会计论的总体框架。
从资本的静态看，资本是企业拥有的财产及其内含权益的价值表现：资本的外在表象是资产，资本的内在属性是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所有者权益。由于任何一项资产总是内含着所属权益，所以，在价值表现上：资产总计= 权益（债权人权益 +所有者权益）总计。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反映资本在某一时点的存量，象拍摄照片一样，是资本的静态表现。由此可定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个会计要素，并形成资产负债表。
从资本的动态看，表现为资产的经营（见图1阴影）：将资产投入生产而生产产品，将产品出售而取得收入，从而，收入-费用(成本) = 利润。 这又构成一个会计等式，反映资本在某一时期的流量，像拍摄电影一样，是资本的动态表现。由此可定义收入、费用(成本)、利润三个会计要素，并形成利润表。
通过资本性态图的构建，首先解决了六个会计要素（据我国会计准则）的祖源问题，即它们衍生于资本、又同归与资本（并非无根所系的散云碎片）,是资本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形态。但本文的目的不止于此，更主要的在于从中发现会计现行体系中的先天不足。
总观资本性态图可见：在资本的静态和动态之间缺乏真实的连接要素（图中阴影部分是笔者增加的），即在反映资本静态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资本动态的利润表之间原本是一片空白地带。这表明，现行会计报表体系，只有反映财务状况（资本存在形态）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经营业绩（资本运动结果）的利润表，而没有反映经营过程（资本形成过程）的报表，即只反映开头和结尾，不反映中间过程，中间过程是一个黑箱。这是一个未被发现的会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正是这一先天不足，使企业在两权分离下，资本所属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不能了解资本经营过程，资本经营者可能乘机造假经营业绩。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在资本性态图中，将产品置于资本的静态表象（资产）和动态结果（收入）之间（图1阴影部分：资产 产品 收入）。从理论上讲，由处于中间的产品连接恰好构成资本形成过程，因其符合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形成的一般公式，即货币――商品――货币 。根据资本的一般公式，资本最初表现为货币，货币雇佣了劳动力才转化为资本，因为劳动力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其劳动过程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价值形成过程是抽象人类劳动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凝结成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商品的价值。由此，商品的价值包括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在同一过程中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继而，商品只有销售之后换回货币才能实现价值，即把其中作为具体劳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将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的新价值用于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若刚好相等，这个过程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若高于劳动力的价值，就是价值增值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可见，资本形成过程就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马克思将二者统一为同一过程。这种资本与价值的必然联系过程，理应是财务会计反映的中心内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现行财务会计体系，在资本性态图中“资产 产品”阶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劳动力价值未被确认为资产，资产只是由一系列实物及权利组成。由于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缺位，无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单凭这些“死”的资产是不能进行生产的，因而也就不能产出产品。显然，这是现行财务会计又一个隐藏的逻辑性缺陷。
现行财务会计在核算与反映中掩盖了劳动力创造价值的问题，从资产负债表直接到利润表，反映的是资本自生资本（甚至“会计要素论”连资本都未提及 ），没有劳动力创造价值的中间过程。个中原因是否存在“阶级”问题不敢妄断，但至少在马克思揭示出资本雇佣劳动力（不只是雇佣劳动）、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至今，人力资源会计仍在会计之外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十分明显，在资本性态图中，资产必须包括人力资源，才构成完整的劳动三要素：劳动工具（固定资产）、劳动力、劳动对象（原材料），三者结合才能生产产品。这既符合马克思劳动力价值论，也符合亘古以来社会生产实际。
综上所述，通过构建资本性态图发现企业财务会计的缺失――缺乏反映资本形成过程的报表，又通过分析资本形成过程而寻找到人力资源会计本应有的逻辑位置。因此，笔者认为，完整的资本会计论框架的构建，有赖于增加反映资本形成过程的会计报表，以使资本运动首尾连接，实现真正的全过程的财务公开，而为此，则必须首先将人力资源会计归位。
二、弥补财务会计缺失
（一）人力资源在会计中的逻辑位置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劳动力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同任何其它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因素：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特殊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体现在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它同时也是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
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首先应将其价值确认为资产。根据资产是企业拥有的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的定义，劳动力是比现有资产负债表上的任何一项资产都更能带给企业经济利益的资源：一是资产负债表上的物质资产，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操作或将劳动加于其上，就不能进入生产过程，不能产出产品，不能新创造出价值；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 劳动力是唯一能给企业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源。
同时，根据每项资产内含所属权的原理，应辨识劳动力资产的所属权益：劳动力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人。因为劳动力变成商品的前提之一，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卖出自身；同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限度，如以一年、一月、一周为单位计算，不能一次卖完，否则，等于卖身为奴，而不是卖出劳动力。因而，劳动者只是转让劳动力的使用权给企业，所以，劳动力资产的属性应是负债，是企业对劳动者，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负债。
因此，根据复式记账原理，在确认劳动力资产的同时，应增加一项负债。应设置“人力资源”科目进行核算：根据劳动合同，按年计算劳动力的价值总额，每年初：借：人力资源；贷：应付工资（薪金）。“人力资源”科目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上流动资产项下单独反映。
在年中，每月末，按劳动用工岗位分配劳动力价值，即按各岗位人数实际出工应计工资和薪金额：借：生产成本（生产工人工资）、制造费用（车间管理人员工资）、管理费用（厂部管理人员工资）、销售费用（销售人员工资）；贷：人力资源。同时，发放工资、薪金时，借：应付工资（薪金）；贷：银行存款。在年末，如果企业正常开工，如果工人、雇员正常出工，“人力资源”和“应付工资（薪金）”科目应无余额。若有余额，则表明工厂开工不足或欠发工资，或工人出勤不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结转。
将劳动力确认为资产，便于使资本所属者了解企业资本雇佣劳动的实际情况，便于社会劳动就业的统计等，当然，本文目的是从会计逻辑角度，使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各项目的组合能完整构成生产要素，使生产得以进行。将会计的核算和反映过程与实际的生产过程取得一致，这理应是会计的逻辑。
（二）资本形成过程报表的结构设计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经济；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2-0009-1
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农业发展机制，为发展经济提供保障，把农业经济发展问题转化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相关部门的重新配置问题。在这一重新配置的整个过程中，传统农业经济左右生产力已经被市场经济的劳动力配置法则所取代。
1 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
一个国家的工业劳动吸收率如果比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高的话，则工业部门的优劣势及商业化的转折点问题推向给予重合性强的农业技术的进步率，这也是一个国家确立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发展趋同的条件。同时，农业劳动对应的边际产出如果和平均产出持平，则农业的优劣势及商业化聚合成为转折点，也可以成为农业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必要前提。这就是刘易斯、费景汉及拉尼斯模型，它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指导。
我国农业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以青年和壮年为主，如四川及安徽两省劳动力的均龄分别为26.9岁与27.4 岁，比起当地的未外出劳动力的年龄，分别小了7.6岁与4.9岁。我国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如下，21～25岁及26～30岁的两大人群的非农就业率增长一倍，16～20岁则提升两倍多；二是男性比女性多。现今，我国外出的农民工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比例约为64%，而女性的占比约为36%；三是因为我国教育的日益普及，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程度也开始随着年龄呈相反的变化；同时，我国传统教育尚未完全消除教育机会的相关分配中对女性的歧视，通常来说，农村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女性。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上述特征，使得农业劳动力就业可能发生倾斜。
2 我国劳动力迁移和农业人力资本深化
我国农村的高素质劳动力若发生选择性迁移，则必须对于迁出地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农业人力资本的深化。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力资本相应的积累会出现相反方向的反馈。但要注意，因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相对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的迁出自然会影响所在地农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关于劳动力转移选择性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这种选择转移造成本就薄弱的农村人力资本进一步损失，是城市剥夺农村的具体表现，也是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并着力探求构建农村人力资本的补偿机制；另一观点则认为，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及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正向效应。
3 基于劳动力选择性迁移的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深层解释
如果我国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表现出更适合农业人力资本深化的特征时，则在实际中，劳动力的转移率会比一个临界的转移率低，这当然适合于农业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深化。这时，吸引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开展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则必须由农业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农民经济发展机制作为基础，以确定得到更高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在农业内部则必然会产生有利于农业从业者提升投资质量，获取更高投资利益的机会。这种机会来自于：
首先，农村土地的经营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在相应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当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连续、大量地从农业部门开始迁移时，必然导致农业部门的人均土地占有率有所提升，农业生产劳动的经营空间也会随之增大，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生产能力也随之提高。在土地不断稀缺的今天，这样会使得土地约束不断减少，则人力资本深化也是农业劳动效率提高的必然表现。其次，现代农业科技成果不断推广，必然导致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当现代农业技术慢慢转化为物质资本形态时，并得到普遍性的应用时，则会造成物质资本和劳动者能力二者间产生巨大的失衡。这时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必须，其投资不仅能够提升高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同时也可以大幅度提升农业从业者的劳动生产率。换言之，就是普遍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农业人力资本深化才变得更经济、更合理。最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必然产生农业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效应，则为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向企业化转变提供了可能，其生产目的也由产量最大化转向为利润最大化，从生产导向转向为市场导向。
4 结语
如果可以满足相应的条件，则我国的农业劳动就业及人力资本深化则必然成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而引发农业经济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并且可以确保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的人力资本市场中得到优化配置。换句话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则农业经济发展机制一定会面对发展的新思潮和实践的新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志俊，郭剑雄.选择性转移与人力资本深化——理论及实证[J].思想战线，2010，（04）.
【关键词】女性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理论；劳动参与率
一、引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大量的农村女性开始摆脱传统就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束缚，通过结构性和区域性的流动，转换原来的身份，并追求经济和人格上的相对独立，已逐渐成为外出务工队伍中的重要力量。然而，农村女性在由农业向非农产业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因受到自身、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使男女两性和不同层次女性群体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这种现象不仅影响着农村女性潜能的发挥和独立人格的发展，而且对家庭和社会的安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存在着深远的不利影响。
二、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动态
英国学者莱温斯坦提出一种人口移动理论，他把社会中人口迁移的规律概括为：迁移以短距离迁移为主，长距离的迁移是迁往大的工商业中心。相对于一个吸引移民的中心来说，距离越近，迁入的移民人数越多，相反，距离越远，迁入的移民越少，移民人数与距离成反比关系。美国学者E.S.Lee在莱温斯坦的理论基础上，对迁移规律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模式。他把迁移定义为人们的居住地发生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变更。他认为，与人们的迁移行动有关，以及影响迁移的因素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与迁移的目的地有关的因素；二是与迁移的原住地有关的因素；三是与介于迁移目的地和原住地之间的因素，四是与迁移者个人有关的因素。在以上四个方面，都存在有利于迁移的正的因素（+），和不利于迁移的负的因素（-）以及不起作用的中性因素（0），正负因素的较量和综合，促成最后的迁移行动。
刘易斯提出了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一元是以土著方法生产的、以农村为中心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以现代方法生产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不可再生性的土地是其生产的基础，而土地面积则是有限的。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本投入，生产技术简单而进步缓慢，结果是经济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部门人口持续增长，达到劳动年龄就自然就业，收入分配不计劳动者实际上的边际效益。其结果是人均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负数，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现代工业部门使用的是可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加上不断增长的资本投入，从而使生产的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的收入和边际生产效率也可以不断提高。由于两部门在经济结构和收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地流向工业部门。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地被工业部门吸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会不断提高，其结果是工业化的逐步实现，二元经济转化为地一元经济。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了对刘易斯理论有进行了改进。他们将两部门的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第二阶段，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边际生产率提高但仍低于制度性工资，显性失业继续存在；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边际生产率高于制度性工资，工资取决于市场机制决定的边际产出，从而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无论是刘易斯还是拉尼斯-费，都假定了工业的失业为零，从而与实际相悖，理论的可行性大打折扣。托达罗认为来自传统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在城市的传统部门过渡，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机是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人的迁移决定于预期的收入、就业机会的大小、输出成本和等待成本。他认为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入城市，而是发展农村，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最终使二元性消失。康纳德・博格（Kannada・Berg）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推力―拉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种种消极因素形成“推力”（如低收入），其积极因素形成“反推力”（如家人团聚的欢乐）；城市种种积极因素形成“拉力”（如较好的生活水平），其消极因素形成了“反拉力”（如污染的环境）。农业劳动力总是在“推力”和“拉力”、“反推力”和“反拉力”的比较中和转移后的正负效益权衡中，做出是否转移的决定。以斯塔克（stark）等人为代表的“新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则不是个人福利最大化，而是家庭福利最大化。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并非完全为了获得城市中的更高的收入，也是为了避免农业生产存在的风险，以求得更加稳定的家庭长期收入。
三、国内研究动态
关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候茂章、旷爱萍（2004）认为，我国女性劳动力总体概况是基数大，文化素质低，教育水平与男性相差大，身体素质差，女性劳动力年龄结构以中年为主，地区间差异大。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中的困难主要是教育程度低，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对低素质劳工要求减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成本高，社会传统因素中女性自身的依附性，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李实（2001）利用1996年山西省10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外出打工行为和外出打工收入进行了经验分析，在影响女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因素中，年龄无疑是一个主要的解释因素，农村妇女外出打工者大多是年轻人，同时，较高的文化程度更加有助于增加她们的外出打工机会。黄芳（2001）从开发利用农村女性劳动力资源出发，分析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妇女所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针对这种现象可以采取的解决途径与措施。侯俊香、牛习昌（2004）认为，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的文化、科技、身心素质，传统男尊女卑观念，二元社会结构等。解决对策主要有：加强农村妇女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农村女性劳动力素质；创造有利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社会环境；做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服务和引导工作，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有序转移。
同时，妇女在家庭中的职责及社会公平性的特征也将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产生一定的影响。赵巍，邹玲芳，侯建华（2002）从农村妇女平等进入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实现本地非农就业的角度出发，探讨女性平等进入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及促进女性劳动力平等转移的对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别平等的农村社区劳动力市场的公共政策选择。苏群等（2003）认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在流动就业中明显受到来自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保护观念、计划生育政策等直接影响着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朱秀杰（2005）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隐含的深层约束机制及作用途径，认为个人素质差异属于条件性因素，直接约束了女性流动的选择，而宏观层面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通过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观层面发挥影响，是约束的根源所在。陈春霞（2006）的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而个人及家庭因素的影响较显著。年龄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倾向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并在婚龄前后达到最大值；初中教育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就业倾向的影响作用超过其它教育水平；配偶外出就业倾向的影响作用可以是替代的，也可以是互补的。罗媛（2008）认为，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经济理性”在劳动力供给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已婚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决策正越来越多的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家庭相关因素，特别是子女养育因素对其的作用正日益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家庭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
关于农村女劳动力转以后对农业生产和农户家庭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李新然、方子节（1999）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深远影响，在带来一定正面影响的同时，也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下降，农业劳动的结构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业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相分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难度加大，不利于对农民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和农村家庭的稳定等。李、赵连阁（2008）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所有农户家庭中，女性是否外出打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在只考虑有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中，女性的外出打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四、简评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结构、自身的生理条件、家庭职责、教育程度、社会性别歧视。政策环境等等。由于女性劳动务工转移难，涉及自身、家庭、社会三方，因此，解决我国女性劳动力转移难问题，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从今后的发展对策考虑，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增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心理素质、价值观等方面的引导，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将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工作决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城镇化建设，提高对农村女性的保护强度也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苏群,刘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3(4):39-43.
[2]孙毅.中国女性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发展趋势研究[D].吉林大学,2005.
[3]周复.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障碍的实证分析[D].南京农业大学,2006.
[4]李,赵连阁.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08,5.
[5]侯茂章.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本投资[J].农业经济,2004,5.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88-03
1 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产生的原因
1.1 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分类
所谓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合理配置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指超过农村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和相对的概念，它随着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剩余是相对的剩余，即隐形或不充分就业的剩余，其边际生产率为零。
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积累型剩余农业劳动力。是指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的需求而日渐增多的剩余劳动力。它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超过农业需求能力，沉淀在农村的劳动力日益增加而造成的；其次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渐加多。
其二，效益型剩余农业劳动力。是指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新技术的应用、产业的更替等原因使部分劳动力剩余。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减少而使农村部分劳动力剩余出来。
其三，结构型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经济不合理，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及工矿企业转移，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产生的剩余。
其四，季节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由于农业生产自身具有季节性特点，农忙时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较多，农闲时对劳动力需求较少，在农闲时产生部分剩余劳动力。
1.2 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
一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的不适应性剩余。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加快，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由于新兴的产业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民大部分素质较低，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要，因此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同时随着传统农业及农产品工业资本存量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也致使一部分人无事可干，从而导致农村富余人员增加。
二是农业边际报酬率递减造成的弃地剩余。自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上世纪80年代末，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土地的收益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农民物资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农业边际报酬递减促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因此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更加突出，致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农民家庭直接减收。不断减少的土地回报率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减少，有的地区甚至仅能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农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更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最终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隐形失业者。
三是农业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资源短缺性剩余。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缺乏的国家，可用于耕地的面积尤其较少。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农业耕地面积正在快速减少。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近1.3亩，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的1/4左右。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对土地的不合理的使用，我国耕地正在以每年500－700万亩的速度减少。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却以每年1000至1300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使得我国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四是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相对性剩余。随着我国农业科技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技成果得以广泛的实施。在农业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如高效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收割机等机器的使用都极大地减少了农民为施肥、收种、除草、灭虫等田间管理的劳动时间；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技术效益不断增加也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相应地提高，使农业对活劳动的需求减少，也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2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1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了城乡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促进了社会变革，塑造了一代新型农民，产生了广泛的回归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意味着农业的剩余向农村转移、农村的剩余向城市转移的绝对转移思路,也意味着劳动力本身、农业、农村自身的直接发展所形成的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高而导致的相对转移。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是良性发展过程的应有之意。”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资本、技术、信息随人员流动而运动，使区域间交流日益增多，纵横联系加强。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大范围转移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是继后，对中国传统体制的第三次冲击。由于它的存在，促使政府对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务市场法规制度，以及户籍管理、住房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比较充分利用，充分发挥了农村存量资源的经济作用，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前提，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第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第二，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转向非农经济的劳动力，无论是离土不离乡或是进城务工经商，从根本上说没有脱离农村，他们务工经商所得除一部分用于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外，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本地的农业或非农产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稀缺资金。第三，返乡创业的农民，不仅带回了稀缺的资金，更带回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带回了市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技术、管理和市场。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业经营模式，由小块的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转移，发挥规模优势，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搞特色经营，创农业品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农业现代科技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经济发展减轻人口负担。“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键是要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关键又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以及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城市的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现代城市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聚集的一种物化体现。资源要素的集聚，是城市化的内在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各地各类专业及综合市场的成功发育，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镇聚集，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绝大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向小城镇转移，毫无疑问，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减轻了人口负担，为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做出了贡献。
2.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现代化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只有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劳动力非农化水平的提高方面，而且更在于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民收入、农民的消费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机械化程度等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现代化意味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过大的人口压力必然阻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替代，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减缓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转移，才能有真正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才能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锻炼人才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用人单位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通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环境，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如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价值观念、法律观念等，进而全面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也就没有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也就没有农村的小康和富裕。农民的富裕又反过来在农村进行教育和其他智力投资，不仅增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4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人了资金，繁荣了农村市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包括三层含义: 产业转移、地域迁移及身份改变。产业转移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地域迁移指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的聚集居住;身份改变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造成职业生活的转变并失去农民身份。”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均低于10%，而我国却高达80%。人口流动不但能降低我国务农劳动者的实际人数，还可较快地改变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组合，并有力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外出劳动力增加的收入，绝大部分带回家乡消费，带动了当地建材业和商业的发展，这不仅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发展农村经济，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一批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和善于管理的企业家、实业家已经在“ 打工仔” 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其中许多人致富后带着资金、项目、技术回家，促进了当地市场的繁荣，加快了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客观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迫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容量。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高标准农田基本建设、小流域治理、荒山绿化、平原绿化、农村交通建设等，引导农民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此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具体而言，产业化经营是以建立高效农业体系为核心，注重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可以调整乡镇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其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农副产品为原料办乡镇企业。这种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能够降低乡村办工业的成本，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乡镇企业、乡镇加工业，有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产前、产后环节转移，缓解农业生产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形成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很强的吸纳能力，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积蓄人才。
关键词 农业技术偏向; 劳动力调整; 劳动节约型指标; 广东省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11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0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机械、杂交种子、良种种植、化肥和农药等这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的进步，使我国农业产出不断增长，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大幅的巩固。农业技术偏向上的差异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有多大以及这些影响在多长时间内反映出来？哪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偏向主导了农业劳动力的变化？这些问题是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的合理解决可以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关于农业技术对劳动力调整影响的争论，也可以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寻求有效途径。
1 文献综述
农业技术及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中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不同的农业技术生产要素的偏向对劳动力调整和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对此，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生产要素偏向增加了劳动力需求。速水佑次郎［1］把技术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机械技术，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另一种是生物和化学技术，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农业增长被看作是人造的投入品替代劳动和土地的过程，因此，劳动节约型技术就成为对劳动的替代品。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劳动力使用总量下降。相比而言，土地节约型技术成为土地的替代品。土地节约型技术的进步，土地使用总量下降，而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土地节约型技术上升，与其相应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土地的总产量增长。常向阳［2］指出农业技术选择对农业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且相对增加机械投入对农业生产具有正效应，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量和化肥投入量对农业生产都具有正效应。李淑颖［3］认为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也仅为4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农业产出增长率中，科技进步所占的比率已达到81%左右；一部分学者相信农业技术生产要素偏向促进了劳动力的供给。Minten［4］把区域地理特性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对马达加斯加实证研究表明乡镇可以通过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和资本使用型技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从而带来更低的粮食价格。提高非熟练工人的真实工资，增加劳动力供给，社会福利指数上升；一部分学者深化对农业技术生产要素进行研究。陈开军，贺彩银和张永丽［5］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通过资金、劳动间的替代效应，引起渐进累积的资本偏向型技术创新，在短期增加农业产出，在长期形成农业生产的资本深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力调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Chen［6］指出中国各地的农户边际土地产出、边际劳动力产出、边际资本产出和边际化肥产出都是显著不同的。东部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具有低弹性的特点。农业中村庄过剩的劳动力导致更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李仙娥［8］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农业技术偏向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农业技术生产要素以及农业劳动力调整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于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农业技术和劳动力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忽视农业技术偏向本身对就业结构调整；突出了独立的特定分析，并未对相互关系如何作用进一步深入说明；更注重其定性的分析，没有定量对各地区的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行探讨。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如何处理好农业技术偏向与农业劳动力调整的关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旨从农业技术偏向与农业劳动力调整的关系角度出发，为农业政策的制定以及农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预测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机制进行理论基础分析；第三部分建立描述两者关系的模型并对广东省农业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王雅俊等：广东省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的定向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2 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机制: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扩展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的机制可从费景汉-拉尼斯的模型中进行挖掘。费景汉-拉尼斯［7］-［10］对传统的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建立了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的模型。该模型的中心思想是：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必须生产足够多的农业剩余，才能维持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体制的重心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两部门资本、劳动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农业技术进步促进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获得同步发展。本文采通过此模型，把侧重点从工业部门转到农业部门，提出相应的假设条件，并扩展该模型的适用范围。
2.1 农业技术偏向的实质衡量
假设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Q = F(K,L,t)，其中资本为K，劳动为L，时间为t。εLL为边际劳动率对产量的弹性，εKK为边际资本率对产量的弹性。εLL+εKK=ε，ε代表两个生产要素的综合强度。按照生产函数的构成，本文将农业技术偏向按照农业技术的生产要素偏向划分为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希克斯定义技术要素偏向是：HL= fLt/fL ，表示单位时间劳动力边际生产力（MPL，记为fL）的增长百分比;HK= fKt//fK，表示是单位时间内资本边际生产力（MPK，记为fK）的增长百分比。J代表技术进步的密集度，表示在假定资本、劳动力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完全由于每单位时间的消逝而出现的产出的部分增加。为了将创新的要素偏向区分出来，引进衡量任意时间t上的创新偏向程度指数：BL=HL-J，表示是创新的劳动力使用偏向程度，BK=HK-J，表示是创新的资本使用偏向程度。农业技术的生产要素偏向衡量标准就是：
(1)中性技术偏向：BL=0或者BK=0；
(2)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偏向：BL＞0或者BK＜0；
(3)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BK＞0或者BL＜0。
2.2 劳动力调整与农业技术偏向关系的理论模型
劳动力转移就是劳动的重新配置过程，从二元经济的角度分析此问题就是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对t求微分fL=fL(K,L,t)，符号η表示一定时间内变量的变化率。例如ηL代表一定时间内劳动的变化率。单位时间劳动力边际生产力ηf的计算过程具体如下：
dfLdt=fLLdLdt+fLKdKdt+fLT
ηfL=dfL/dtfL=fLLLfLηL+fLKLKfLηK+fLtfL
=-εLLηL+εLLηK+HL
=εLL(ηK-εLLηL)+BL+J（1）
农业部门不断转移劳动力（η=0）。在二元结构中，农业部门的劳动调整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强度和特点。由（1）就推导出：
ηL=ηK+BL+JεLL（2）
假设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外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调整取决于技术创新的强度η≠0。较高的技术创新强度和劳动使用偏向促进劳动创新的转移。由此可见，尽管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出，但由于资本偏向型的技术创新持续进行，农业部门的产出仍然增加。劳动力调整依赖农业技术偏向，劳动力的调整是技术偏向的直接相关。在二元现实经济下“农业部门的成功发展必须实现关键性最低努力”［8］，即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可以迅速带动创新强度，而创新的资本使用偏向必将致使劳动力报酬递减规律。
3 模型及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我国劳动力调整依赖农业技术偏向实证研究，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abort= c +α1CapTecht + α2LabTecht +εt
这里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别在下文中简称为劳动力、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下标t代表时间变量，ε为回归残差。本文的样本为广东省从1990至2008年期间时间序列数据。以第一产业劳动力作为衡量农业劳动力的变量，这样能更好反映农业劳动力的水平；从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偏向中选择农业机械总动力实物量为代表变量；从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中选择农业化肥使用实物量为变量。样本截取范围为1990年至2008年，共选取19年的数据。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广东省农业统计年鉴》。对所选取指标及其取值做如的处理是分别取第一产业劳动力、机械总动力和农业化肥使用实物量的自然对数，得到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别在下文中简称为劳动力、劳动型技术和资本型技术，并且用这三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消除数据的剧烈波动。从表1中可以看到，广东省从1990至2008年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最大值是1990年的1 600.8万人，最小值是1995年的1 432万人。机械动力最大值是2008年1 847万kW，最小值1990是1 279万kW。化肥使用量的最大值是2008年的700万t，最小值是1993年的536万t。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Variables均值Mean中位数Median最大值Maximum最小值Minimum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观测个数Observations劳动力（万人）1 519.821 532.21 600.81 43255.6419机械动力（万kW）1 652.751 6841 8471 279160.5819化肥使用量（万t）602.52603.17700.22536.237.9819
3.2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在EViews6的环境下，对Labor、CapTech和LabTech及其差分形式进行平稳性检验，滞后长度的选择依据赤池信息准则。即在AIC值最小时，滞后长度为最佳。在确定选取何种类型单位根检验时，我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时间趋势图的观察来予以确定，检验表明变量CapTech和LabTech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并且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I(1)；变量Labor在1%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在5%、10%三个显著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并且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I(1)；所以在5%、10%两个显著水平下满足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根据Engle和Granger［11］的协整理论，对于各I（1）序列，虽然它们本身不平稳，但却可能存在一个向量，使各I（1）序列的线性组合成为平稳序列，这时序列就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按照两元协整方法，对于两向量CapTech和LabTech，首先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序列平稳，则存在协整。协整关系对应着误差修正模型（ECM）。当我们考察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技术水平的关系时，如果多元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对农业劳动力表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运动。由于Labor、CapTech和LabTech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根据两步法建立协整关系。
[JP2]Labort=6.637746***+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ε
［8.482001］ ［2.69063］［-2.840898］
R2=0.41795 F=4.667424 adj R2=0.328404 DW=0.692564
[JP][HT9.5SS]其中，***为1%水平下显著，**为5%水平下显著并由此得到残差序列：
[HT9.5,7.]εt=Labort-6.637746 -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HT9.5]
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ε在1%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在5%和10%两个显著水平下都不存在单位根，为零阶单整时间序列I(0)。
3.3 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上述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可以得到更加一般化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D(Labor)=ECM+D(Labor (-1))+D(CapTech (-1))+D(LabTech (-1)) +c[HT9.5]得出：
由[JP3]D(Labor)=-0.142559+0.527529-0.189755*-0.165999**+0.005472***[JP]
［-1.27782］ ［2.03992］ ［-2.22953］ ［-0.67252］ ［0.78851］
R2= 0.754681adjR2=0.64565 F-statistic= 6.921733
其中，***为1%水平下显著，**为5%水平下显著，*为10%水平下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反映出动态调整过程：当t-1期劳动型技术提高时，对t期的劳动力需求偏离均衡，劳动型技术对劳动力产生影响，这反映在ECMt-1值为负，在负的调整系数的作用下，劳动力需求下降。这里的调整系数预示着上一期的失衡将有多大比例在下一期的到纠正。调整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小，存在有限的传递。同理，当t-1期资本型技术提高时，劳动力需求下降。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与劳动型技术、资本型技术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资本型技术的系数为正，说明资本型技术有同向趋势，劳动型技术为负，说明劳动型技术有反向趋势。劳动型技术与农业劳动力显著正相关，而资本型技术与农业劳动力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业在发展中更多的使用了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技术。误差修正模型的调整系数确实为负，说明了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存在自我校正的机制。实证印证了速水佑次郎［1］的观点：化肥被当作替代土地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标。拖拉机马力被当作替代劳动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标。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拖拉机马力相联系的土地劳动比率的变化与每公顷土地投入的资本型技术相联系的土地生产率的变化之间的正相关。表明通过增加每个农业劳动者所拥有的机械可以增加其耕种土地的面积，减少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
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确定一个变量的滞后项是否包含在另一个变量的方程中。如果VAR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平稳，则可以直接使用标准F检验来检验。
在这里，F*=F*(p，t-2p-1)，其中p表示滞后期数，t表示时间序列的跨度。我们这里给出的是5%显著水平下的F*值。当时F>F*，我们认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从第二期到第四期的滞后期中，劳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型技术偏向的始终互为格兰杰原因，科技进步对劳动型技术和资本型技术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第三期的滞后期中劳动力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互为格兰杰原因，但是到四期的滞后期中只有劳动型技术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所以认为劳动型技术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成立，即只有劳动型技术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资本型技术不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
3.5 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主要是考察劳动力和资本型技术偏向与劳动型技术偏向的状态，而误差修正模型则初步刻画了物价的动态调整。为了进一步从动态角度考察劳动力和化肥与机械的跨期相互影响，我们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变换，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并称为新息合算，它们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有用工具。
(1)脉冲响应分析。从实证结果来看，我们把资本型技术和劳动型技术序列对劳动力的影响（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脉冲响应在t+8期后，系统平稳。劳动力的冲击使得资本型技术需求上升，而劳动型技术的需求下降。当在第三期劳动力冲击达到0.02个单位最大值时，对资本型技术的冲击只有其的五分之一，而在第七期对资本型技术的需求量迅速提高，由此可见，资本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吸收需要一个滞后5期的吸收过程。冲击后只有其资本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对劳动力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并不显著。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使得劳动力需求迅速下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劳动型技术的冲击增加一倍，机械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使得劳动力需求减少一半。
(2)方差分解。考察在第t期做关于t+s期的预测，由于这s期中发生的冲击是预测不到的。因此，预测误差就是由这段时间内各个新息变量的冲击造成的。将总预测方差归因于各个新息变量的过程就是方差分解。
当我们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型技术偏向和劳动型技术偏向序列作为VAR模型的变量时，脉冲响应分析的经济含义在于，在某一时刻受到资本型技术偏向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对以后各期劳动力的影响。方差分解则说明了从某时期起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受到资本型技术偏向和劳动型技术偏向冲击而产生了波动，该波动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资本型技术偏向冲击造成的，又有多大比例是由劳动型技术偏向冲击造成的。从表3所示的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随着考察期的延长，劳动力冲击在总方差中的比重逐渐趋于稳定。以第10期的考察期为例，有以下结论：来自劳动力自身的冲击在总方差中逐渐下降，而来自资本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在总方差中仍居主导地位，表明资本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冲击远远超过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影响。劳动力的波动主要受到自身和资本型技术波动影响，而资本型技术的波动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响，具有相对惯性，劳动型技术的波动受到资本型技术波动影响。
表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
Tab.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ables
滞后数Lag Num零假设Null hypothesisF值F ValueF临界值（5%）0. 05 Critical Valuep值P Value结论Conclusion2劳动型技术不是资本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4.083.980.05接受2资本型技术不是劳动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4.583.980.04接受3劳动型技术不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3.973.860.07接受3劳动力不是劳动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8.083.860.02接受3劳动型技术不是资本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55.363.86
农业劳动力的调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转型经济成功发展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经济社会现象之一。农业技术偏向在改变农村就业人口结构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和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借助于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扩展，分析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调整这一关键性问题。本文认为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与劳动力显著正相关，而资本型使用型技术偏向与劳动力显著负相关，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冲击超过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劳动力和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与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在长期内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劳动力与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有同向趋势，与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有反向趋势，这就说明资本型技术与劳动力显著负相关，劳动型技术与劳动力显著正相关。农业在发展中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的农业技术。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在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的始终互为格兰杰原因，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型技术和资本型技术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但是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不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同时，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吸收需要一个滞后5期的吸收过程。机械技术的冲击可以使得劳动力需求在滞后4期内减少一半。劳动力的波动主要受到自身和资本型技术波动影响，而资本型技术的波动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响，具有时间的连续性。
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的结果来看，广东农业技术进步位于全国农业的前列，农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调整日益凸现。因此，正确处理好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就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大土地节约型技术偏向生产要素的投入，加快农业科学研究的速度。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强大压力，考虑效率与公平兼顾问题，开发那些偏向土地节约型或者劳动使用型技术，或者至少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中性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新的种子化肥技术是偏向土地节约型技术。在劳动力使用问题上基本是中性的。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因为生物技术通过改良农作物，充分供给和利用农作物自身的特性，有利于把照射在土地上的太阳能更多地转化为农作物的更高水平的产量。广东省人口稠密，人均耕地稀少。粮食耕种面积稀缺，高科技农业必须走土地节约型的农业技术路线。加大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实际投入，以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进步模式，培育高产、耐肥作物两种，提高化肥和生物技术对土地的边际替代，提高土地的生产率，稳定农业生产水平。
(2)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生产要素对劳动力的吸收。由于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与农业劳动力显著正相关，推广劳动型技术要求更多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同时，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操作者技能的要求提高。种子、农药、化肥、饲料、农机、灌溉设备等资源的合理使用，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产品加工，市场推销，信息咨询等都需要一支精通业务，善于管理，洞悉市场的队伍。只有健全农业教育培训机构，通过多种渠道，鼓励农民参加农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使得土地节约型技术落到实处。
表3 预测方差分解(%)
Tab.3 Variance decomposition (%)
时期PeriodLabor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orCap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apTechLab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11000024.8375.1709.8367.88A22.29299.5800.4214.8466.3518.814.2164.1131.67398.101.590.3215.6866.0318.292.2470.5427.22490.478.421.1115.6368.5615.811.5274.0024.47580.0417.232.7313.6469.7916.572.0474.2023.76669.5826.204.2212.3471.0216.642.8574.2522.90759.9934.365.6611.2072.4216.373.6474.0622.30852.2340.836.9410.1273.3716.514.3573.6422.01946.3145.777.929.2974.1216.594.9173.3121.781041.7849.548.688.6474.7616.605.3473.0521.62
(3)多渠道调整农业劳动力，稳步增进农民收入。由于劳动节约型技术与农业劳动力显著负相关，所以农业劳动力调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农业的科技推广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解决这部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摆在自然面前。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就必然需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如何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转移的速度都会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主动性。针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及城镇的有效转移，合理配置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科技兴农真正落到实处，农民得实惠。多样化经营利用农业中闲置资源，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才能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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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endency and the Labor Adjust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Yajun WANG Shubin
(School of Economic,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一、人力资源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内生增长理论，“知识”或“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新知识生产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阻止物质资本投资中出现的报酬递减现象。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形成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人力资源开发一般是指充分、科学、合理发挥人力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进行的数量控制、素质提高、资源配置等一系列活动。开发、配置和利用好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对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走产业化之路，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人才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只有比较普遍地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才能为农业产业链条的每一环节提供高素质的初级产品生产者，加工产品制造者，销售环节经营者，提供技术、物资、信息保障的高素质服务者。
2.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加快城镇化建设，既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城镇化发展也对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要求。农村城镇化离不开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都有赖于各级各类人才的支撑，农村劳动力素质决定了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规模与进程。
3.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以增收为核心的农民问题的最终之依靠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即农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科技、靠教育、靠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农村人力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开发，能否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己成为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困难
1.农民对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还十分淡薄。农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使其在接受、培养相应劳动技能方面有一定差距。受到传统农业自我完成型低水平经济的影响，农民学文化积极性不高，从而阻碍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这样形成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中的主体障碍。尤其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区，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农民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命”的宿命观。
2.存在劳动力制度。劳动力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尚未建立，相应的就业制度急需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健全，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未完全覆盖到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育养老、医疗等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保障为主。这些都形成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3．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严重妨碍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性、分散性、小规模和不规范的特点，劳动力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市场供求信息不畅，以户籍划分的城乡劳力市场，严重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抑制了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层次低。在学校教育上，教学设备落后，教材内容陈旧，高校以及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村生产，脱离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培养的学生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劳动力就业能力不大，缺乏完善的职业培训。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约，一些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农民缺乏安全感，农民教育难以持续下去，经济基础薄弱，农民难以跳出文化水平，智力带动差，经济生活贫困的文化怪圈。
三、我国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对策和思路
1.作为各级农村领导干部首先要树立人力资源的观念，认清自己的角色，摸清不同地域的特点，根据不同农村的情况，采取符合地方特色和实际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并要求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有的农村盛产棉花，有的生产小麦，还有的可以开发旅游，发展乡镇企业，鼓励民营企业，政府要在具有地方优势的产业上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力度。一些地方没有优势产业，但是有土地，可以引进外面的企业建厂矿，带动地方经济，同时也可以促进农民的学习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
2.健全管理制度，减少劳动力流动中的自发性、盲目性，消除制度障碍，为劳动力合理流动提供组织保障。在不断深化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步伐，变户口登记制度为人口登记、管理稽核和了解人口分布和变化的制度，使之成为一种地域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居民的自由迁移。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能力;城市化;欠发达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的关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证明 转移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关系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已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多个因素。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式(Fei 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性障碍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1)供给数量。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表示。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能力;(4)转移空间。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来度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应当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从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资本状况是农民数量和质量状况的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镇中的就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机会。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主要在那些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工作，如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电器组装、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部分社会服务业等。因而，不难理解，从静态的角度看，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而技术含量高的技能型岗位的比重却会显著增加。这样，如果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保持不变或提高缓慢，那么其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受到制约;反之，如果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能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能进入更多的行业工作，获得更大的就业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第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决定力量是比较转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经济考虑。因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支付各种必要的流动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转移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能弥补转移成本，且实际收入水平超过农业生产纯收入，才会使作为“经济人”、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做出转移决策的愿望和动力。从这个方面讲，伴随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必然会增强。因为，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对自己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其迁移的动机和意愿就会更强烈。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也与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有关。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能更为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他们有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获取渠道，其获取的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决策的正确程度较高，正面强化了其向城镇转移的动机和意愿。
第三，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我国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滞缓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素质偏低，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以农户为单位的购买力较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即转移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懂得科学种田，并有利用现代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农户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以降低体力消耗。这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第四，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篱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视。不过，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对转移能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向城镇转移的阻力确实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数地区都逐步降低了外来从业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显然，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职业与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反映了农民转移至城镇就业的“支付能力”。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他们就越有条件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或租借房屋，从而获得合法固定住所，进而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只有稳定地转移到城镇并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在形式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却比较少，因此城市化进程也就比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镇找到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为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很不稳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与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相比，素质低的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质低的劳动者也更易重返农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
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最大。这就说明，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为加快河南乃至我国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中，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能力”。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城市就业的“素质门槛”与城乡人力资本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换言之，增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为此，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同时，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按时投入和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协调机构，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各地实际展开特色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展开对口培训，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机”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真正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是“动机”，而是劳动力的“能力”，仅有转移动机不足以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就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反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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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关系 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对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入门之时，过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随着工人不断被提升而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在专业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因为在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只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暂时存在，这种现象随着劳动力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提升而减少；但是，当有技术的工人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后，过度教育也会随着劳动力的升迁而减少。
一、我镇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
据对全镇9个行政村、1个街道居委会进行统计，截止20__年8月底，全镇外出打工人总人数为2.06万人，其中省外1.55人，省内0.51万人；打工人群男性人数占61%；女性人数占39%；年龄18岁——30岁的之间的占打工总人数51 %，30——45岁的40%，45——60岁占6%，其它占3%；从文化程度来看，文盲人数占3%，，小学文化水平人占35%，初中文化水平占42%，高中文化程度占1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从收入来看，平均每人每年收入6000多元。我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输出规模看，增速较快。据统计，20__年全镇外出打工人数为1.8万人，20__年达到2.06万人，增长速度较快。
(二)从趋向分布看，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居多，特别是宁波、上海、广东几大城市居多,约点外出总人数的60%。而且这些集中分布的情况大都与“亲缘、地缘、情缘”有关，75%以上的都是“亲靠亲”介绍去的，劳动等中介组织介绍的较少。
(三)从就业工种看，从业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且多为建筑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从事管理和一定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员较少，不足打工人员总数的5%。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生产工人约1.52万人，占打工人员总数的69.8%以上。
(四)从经济效益看，20__年，全镇外出打工人员人均6934元，比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1195元高出5739元。
（五）从学历与待遇比例上看，学历高、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待遇相对较高，体力劳动者工资较低。
（六）从时间上看，呈现间隔性、短期性、不稳定性。闲时输出劳动力，忙时带回生产力。
（七）从在家在外人员结构上看，在外的多为青壮年男女，在家的多为“386199”(“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部队。
（八）从就业观念上看，观念不新，创新意识不强，多从事一些传统的技能。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镇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不难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在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
1、农村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我镇总人口4.1万人，其中95%以上是农村人口；全镇农村劳动力22711人，占全镇农村总人口的55.4%。截止20__年8月底，劳务输出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0.3%，尚有近1万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同时，乡镇企业发展不快、工业企业不没有新的突破，农村城镇化速度缓慢，城市对民工的种种限制等，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提出了挑战。
2、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乡镇虽然成立了人才站、劳动就业指导中心等组织，但多数未能正常开展工作。存在着有机构无人员、有人员无经费的问题。总体上看，在外虽设立了劳动信息站、外出务工人员联谊站等，对外开拓劳务基地、搜集用工信息的力度不够大，上下内外有机结合的联动机制不健全，由此而出现了劳动力转移信息不畅、工作脱节、有组织劳务输出比例低的局面，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劳务收入的提高、权益的维护和输出的稳定性。
3、农民技能培训力量薄弱，农民素质亟待提高。在全镇2.27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 人。由于本身的素质比较低，造成就业上的低层次化。有95%的外出打工农民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体力劳动。当前，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增大。但从当前情况看，对农民的素质教育普遍重视不够，特别是缺少时间短、见效快的务工技能培训。培训机制不健全，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培训机构大多资金缺乏，培训设施、培训手段落后，加之农民对接受有偿培训热情不高，严重制约了培训工作的开展。
4、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和扶持力度不够。村级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从一定程序上折射出县、乡有些部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没有明确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指导，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规划和调节，缺乏统一组织协调，缺乏必要的扶持手段。对劳动力转移工作宣传不够，在帮助农民消除思想障碍、增强就业意识、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
5、“留守”家庭子女教育、家庭治安存在问题。许多家庭父母在外打工，家庭中留下是教育阶段的孩子，体迈多病的父母。孩子缺少父母关家、指导，学校缺乏与家庭的经常性联系、沟通，使得一些孩子缺乏有效的管理，经常上网吧或到其他地方玩，形成一些不良习气，耽误了学习，影响了健康成长。对于家庭，因青壮年大都在外，家中缺少“主心骨”，社会治安存在有许多不安定因素，个别地方时有偷盗现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大隐患。
三、思路与对策
(一)进一步增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乡镇实际的现实选择。乡镇农业人口多，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少，单纯依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十分有限。只有减少农民，实现富余劳动力充分就业，才能富裕农民。同时还要看到，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
问题。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用科学的发展观充分认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战略范畴，像抓农业结构调整一样，千方百计地组织劳务输出，实现农民增收的新突破。要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摆上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量化考核，搞好检查督促，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健康有序转移，是一项涉及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一是理顺管理体制。建议县涉农部门成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负责，把各自职责和工作任务落实到位，切实改变“多头管，无人管”的局面。乡镇事务站、农业综合服务站、农经站等涉农部门要尽快配齐配强人员，各村设立劳务信息员，形成上下贯通的劳动力管理服务体系。在劳务输出集中的地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以县为单位设立办事处，派驻专人负责搞好协调和服务。二是建立健全以公共就业服务为主体，社会中介就业为补充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劳务输出的格局。同时，加大对现有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依法规范或取缔不合理的中介组织。三是全面摸清农村劳动力资源底子。对农村现有劳动力情况进行一次详细地普查，将劳动力按年龄、学历、技能水平、性别等分梯次输入微机，建立信息资源库，实现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的动态控制，为搞好转移提供科学依据。
(三) 进一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一是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生活保障。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加快土地的规模经营，促使有转移意愿的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切实维护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务工者户籍管理、子女上学、就业、就医等方面给予方便。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和实施劳动力开发就业计划，创建符合用工市场需求的劳务基地，形成相对稳定的输出渠道；要加强与用人单位联系，督促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及时为务工人员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等社会保险；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确保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是创造宽松的就地转移和返乡创业环境。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发展，特别鼓励他们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饮食、运输、家政服务等吸纳劳动力多的产业。要把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纳入招商引资范畴，积极为他们提供创业平台，实现“输出人员，引回人才；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目标。四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展劳务经济的意义、劳动力转移的供求信息和劳务经济发展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形成有利于劳务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一、&&镇劳动力转移现状及特点
（一）、现状
1、劳动力分布现状：
从总体数量上看：2003年&&镇有农村劳动力21133人，除了已经进入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15033人外，还有6100劳动力在农闲季节处于相对失业状态。
从地区分布上看：由于各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虽带有普遍性，但在各村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村，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率较高，而&&村、缫舍村、磻溪村等中心村及一些企业较多的村，由于第三产业和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较低，村与村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据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0.1％，小学程度的占31％，初中程度的占49％，高中程度的占9％，中专程度的占1％，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1％。其中，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79.4％。由此可见，&&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比较低。
2、劳动力转移现状：
2003年度，原&&、&&、&&三个乡镇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全县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本乡镇实际，因地制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截止2003年底，全镇累计转移劳动力15033人，占劳动力总数21133人的71%，其中2003年转移劳动力5780人。2003年外出务工人员劳务性工资收入达4500万元，占全镇农民人均收入的31%，劳务性工资收入已经成为&&镇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和有效途径。
（二）、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1、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居多。据调查，2003年在外打工人员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批零贸易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的从事人数占整个务工人员的78%。
2、外出务工以自发为主，政府和经纪人组织的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异地转移中，主要以自发转出为主。
3、季节性转移的较多。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和传统的风俗习惯，决定了&&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季节性很强的特点。2003年底，全镇转移超过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占转移量的38%，而62%的转移劳动力则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基本上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经商、跑运输，往往是春节后出夏收前回，夏种后出秋收前回，秋种后出春节前回的“候鸟式”转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4、群体性外出的多，而单枪匹马外出闯世界的少。输出的劳动力一般都按照血缘、人缘关系，或三五成群，或数十结队，集体外出，互相照应，互有联络。
二、&&镇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制约因素
一些农民知道靠有限的土地挣不了几个钱,也懂得出去闯荡才能走上富裕路。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多数农民不愿转移,也不敢转移。
从主观原因分析主要表现在:一是安于现状,怕打破宁静的生活。尽管改革开放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二是胆小怕事,怕带来麻烦。在农村,由于教育、文化、技术、信息落后,使一些农民自卑心理严重,怕跑出去找不到活干,怕干了活又要不来钱,怕外出打工挨欺负。特别是老年人心疼子女,宁可不挣钱,也不让他们出去闯荡。三是缺少手艺,怕自己干不好。在农村,多数人文化少,素质低,没有一技之长,外出打工只能干那些苦脏累、挣钱少的活。这显然已经不适应城市产业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了农民进城就业的风险。农民进城因找不到工作返乡的屡见不鲜,也使一些没有走出去的农民不再往外走。
从客观原因分析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不灵,怕找不到挣钱的门路。一些农民与外界接触少,缺乏沟通,信息量小。想出去打工,不知该干什么;想在家创收,不知干什么挣钱;想学技术,不知要到哪里去学。二是渠道不畅,怕没有人帮助。就内部环境而言,虽然在镇、村组织中成立了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但还没有很好的发挥从事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服务、培训等项工作的作用;就外部环境而言,农民外出打工,在户籍管理、婚姻、子女入学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三、&&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对策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政府搭台,农民唱戏”。做到上下统一,转变思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广阔的道路。
1.破除陈旧观念,变要我转移为我要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要从农业以外去想办法,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农民必须破除安于现状、守摊吃饭的观念,要有创新意识,盯住市场,走向市场,从自身实际出发,自觉地寻找适于自己发展的空间。
2.加大教育力度,变盲目转移为特长转移
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是加大农村教育的力度,搞好农民教育。
第一,搞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在保就学率上下功夫,也应该狠抓教育质量,确保九年义务教育收到理想的成效。
第二,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教育,为农民走出土地重新就业创造条件。在农村,应为“下岗”或半下岗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使之具有一技之长,不但为农民在农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条件,也为农民到城市创业、就业创造条件。这就不仅要靠政府去办,也要由政府引导、扶持大企业、教育单位去办,根据农民个人特长,培训他们相应的技术,使他们取得必要的技术资格证书。
3.创造优良环境,变无序转移为有序转移
农民的思想解放了,素质提高了,想要转移,但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又成了摆在农民面前的一道难题。政府要为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是要建立健全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机构,安排专人搞协调服务,宣传引导。二是通过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扶持私营企业,加速小城镇建设,来拉动和吸引剩余劳动力转移。
4.敢于投资创业,变守摊式转移为创业式转移
在劳动力转移中,对于有条件的农户,拿出一笔资金搞投入,其效益大多高于单纯靠出力气打工的收入。在劳动力转移中,首先应考虑如何投资、如何增值的问题。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不敢投资是不会挣到大钱的。但投资一定要看准;盲目投资则损失更惨。
5.练就一身本领,变不敢转移为大胆转移
一要有“手艺”。现在很多农民外出打工,不愿从事那些挣钱少、粗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也想干点挣钱多、出力少的“巧”活,而这种活收入高,科技含量也高,也就是人们说的“手艺活”。因此,要想办法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充实自己。掌握一技之长,才能占领一席之地,开创一片新天地。
二要有“心计”。就是在外出打工时要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注意的是:要了解对方,知道用人方的实情;找工作要通过正规的职业介绍中心,不要急于求成;要签订合同,发生纠纷时有依据;要遇事多想一想,有问题向专业机构寻求帮助;要学习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用以保护自己。
四、&&镇劳动力转移工作建议及体会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个重要课题，如何实现劳动力快速、合理、有序的转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根据前文分析及对策，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总体目标：
截止2003年底，&&镇共有未转移劳动力6100人。在今后五年中，要在稳定已转移劳动力总数的基础上，力争每年新增转移劳动力1500－2000人，到2008年，全镇劳动力转移总数达到19500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的91%(以2003年人口为基数)，非农产业收入达8000万元，其中外出务工收入达2000万元，人均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5%以上。
（二）、具体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合力。把推进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列入&&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体系。成立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及劳动力转移办公室，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农办、工办、民政、司法、城建、教育、成教等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建立目标考核制度，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导向作用，大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使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关心农村剩余劳动力。
2、做好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和调研工作，及时掌握劳动力转移动向。一是建立劳动力资源库，实行劳动力资源电脑化管理。二是每年对劳动力转移工作进行1次到2次的专题调研，及时掌握劳动力转移动向，积极探索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新路子、新办法，为制定工作计划、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提供依据。
3、积极拓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和空间。
城建等部门根据&&实际，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进程，大力发展城镇二、三产业，提高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建筑业、运输业、饮食餐饮业、娱乐业等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工办等部门加快发展&&镇民营经济，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一步解除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使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
农办等部门要积极开展农业招商，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畜牧业、水产业，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
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瞄准国际劳务市场，充分利用大集团、大公司的国外承包工程和劳务项目，组织农村劳动力跨出国门，提高对外劳务输出水平。
4、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培训。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首先，落实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狠抓该镇各中、小学教学质量，提高&&镇中、小学学生升学率，从而普及高中教育，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良好基础教育和掌握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技能的新型劳动者。
其次，充分发挥该镇成教中心等教育阵地的作用，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再次，成立&&镇劳动力素质培训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务输出专门培训，建立农村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注重培训质量，讲求培训效果，根据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要，合理确定培训专业和培训规模，进行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培养输出。
就业扶贫工作经验做法
一、抓实目标管理，夯实就业扶贫基础。一是每年组织召开组织全县人资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参加就业创业工作安排会暨业务培训会”，结合市、县两级对我局提出的任务要求进行就业创业工作讲解，并结合每年度开展的工作目标进行具体业务工作培训；将目标任务分解到乡（镇、街道），实行按月提交数据、季度实施通报制度。要求各乡（镇、街道）务必要保证相关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切实把“脱贫攻坚”做为首要努力方向。二是建立和完善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信息台账。2016年以来，为全面掌握贫困劳动力基础信息，牵头组织开展摸底调查工作，建立了搬迁户劳动力就业创业信息台账，并及时将全县搬迁群众摸底情况录入《贵州省劳动力培训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理；三是组织各乡（镇、街道）建立健全搬迁家庭“一户一册”“一人一档”培训就业档案，对《家庭就业台账》《全程服务卡》《职业培训卡》《就业失业情况登记表》进行归档管理，做到全程跟踪服务管理。四是建立和完善就业岗位信息数据库。广泛收集县内外就业岗位信息，完善《岗位信息数据库》并及时更新；整理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岗位信息，定期发送各安置点（镇、街道）根据贫困劳动力就业需求，组织贫困劳动力开展“一对一”就业推荐工作。目前已全面建立贫困劳动力数据超13万条，各项台帐数据做到全部录入《贵州省劳动力培训就业信息系统》，实行县乡村三级专人管理调度，贫困劳动力的信息全部实现了动态跟踪管理。
二、抓实政策扶持，帮助贫困劳动力创业就业。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结合各类专项活动，印制宣传资料，发放各乡镇开展宣传，深入各乡镇和易地搬迁扶贫点宣传创业就业政策，组织专班深入园区企业开展专题政策讲解和送政策服务活动。二是积极服务，落实各项扶持，引导和帮助贫困家庭创业人员申请创业贷款，创业扶持补贴等各项扶持。三是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建设。结合各搬迁点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实际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窗口，并配置2名劳动力保障协管员，为搬迁群众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就业创业服务。2017年以来，水城县东部农业产业园区被认定省级农民工创业示范园，获得50万元奖补资金；水城县惠民布依绣娘农民专业合作社、黔之英鞋服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省级农民工创业示范点，分别获得5万元奖补资金。2018年落实就业创业服务补贴3.34万元，自主创业补贴2.55万元，创业场所租赁补贴15.10万元。
三、抓实岗位开发，促进贫困劳动力充分就业。一是围绕各园区挖掘就业岗位，优先安置贫困劳动力，鼓励县内各类经济实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二是强化劳务协作，加强与对口帮扶城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劳务协作，引进外地劳务机构，鼓励兴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公司、劳务合作社等市场主体，鼓励各类劳务市场输出贫困劳动力就业。2018年组织贫困劳动力培训后输出到大连市就业75人。三是强化宣传动员，发动帮扶干部、驻村干部、村组干部，通过村民大会，院坝会，走访等形式动员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2018年市下达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任务数为18473人，完成39555人，完成任务数的214%。四是推进农民工创业园（点）建设，加大创业扶持政策、创业服务支持力度，鼓励各类创业实体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五是加大安置点就业扶贫车间、扶贫基地等载体建设，创建一批扶贫车间和就业扶贫基地，提供一批弹性工作制岗位，重点促进留守劳动力居家就业。组织创建培育扶贫车间（基地、工厂）13家，县级初步认定就业扶贫基地(车间）8家，其中就业扶贫示范企业3家、就业扶贫示范点5家。六是落实就业扶贫专岗，托底解决困难人群就业。对有就业意愿，但凭借自身技能条件和技能培训提升后仍无法实现就业的，通过开发保洁保绿、治安协管等公共服务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截至目前，已有效落实公共服务岗位安置8879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增收脱贫。
四、抓实技能培训，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一是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对技能偏低、就业困难、有就业培训需求的搬迁家庭劳动力，按照灵活培训方式，灵活培训课程设置、注重实际操作的定位，在安置点组织实施有针对性就业技能培训，并按规定及时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和培训生活补助，有效提高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技能。二是结合产业特点建立建立全县师资库，完善师资派遣制度，全面满足贫困劳动力培训需求。三是结合园区建设和产业布局，利用闲置设施设备，引进有实力的职业院校与园区企业联合创建职业培训学校，作为县内培训资源的有效补充，确保贫困劳动力就近培训后实现就业。结合水城经开区企业用工特点批准新设立水城县坤华职业培训学校，全面开展校企合作，就地实现贫困劳动力边上岗边培训运作模式。四是优化调整的就业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和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力量，组建培训工作专班，分片调度各乡（镇、街道）、各园区开展全员培训工作, 负责协调指导、督促检查、资料审核等工作，实现了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调度工作无盲区，培训开展全覆盖。2018年，在年初安排9013人的培训任务基础上，结合水城实际，再次增加了16000人的培训任务，最终完成贫困劳动力培训25299人次，培训后实现就业19084人，初次就业率达75.4%，培训带动就业成效明显，助推脱贫攻坚爬坡过坎，如期完成“拿下‘三段式’脱贫攻坚基本面”目标。当年培训数量在全省县级单位中排全省第一。
一、指导思想
以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为纲领，以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以深入实施“三民工程”和创建“中国幸福乡村”为契机，以市充分就业行政村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为指导，在全镇深入开展充分就业行政村的创建工作，通过完善镇村两级劳动保障机构、开展就业状况普查、落实就业优惠政策、提升就业服务能力等措施，统筹全镇就业工作，形成“以创业促就业、以政策促就业、以培训促就业、以服务促就业”的良好机制，实现我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真正做到谋就业、保民生、促和谐。
二、创建目标
到年底前，全镇70%行政村均达到充分就业行政村标准，年底前全领所有行政村均达到充分就业行政村标准。
三、创建标准
1、行政村法定劳动年龄内（男周岁，女周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力就业率达95%以上。
2、行政村中基本消除“零就业”家庭。
3、行政村中无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有劳动力和就业愿望的失业人员。
4、行政村中未发生过因就业问题而出现的上访事件。
四、创建要求
1、村“两委”中有分管劳动保障工作的领导，有一名以上劳动保障员。
2、全面掌握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情况。
3、全面掌握本村适龄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状况，实名登记，建立台帐。
4、积极开发就业岗位特别是公益性就业岗位，兴办服务实体，组织灵活就业，努力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尤其是“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五、实施步骤
年度充分就业行政村创建工作从年月起至年月止，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年月日至年月日），主要任务：
1、建立创建工作机构；
2、拟定创建工作方案；
3、开展创建工作宣传；
4、做好台账资料的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创建实施阶段（年月日至年月日），主要任务：
1、组织创建村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对行政村内适龄劳动力的就业、失业和技能状况进行分户调查、实名登记、建立台帐，并及时进行数据增减维护，实施动态管理；
3、对行政村内用工单位的用人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建立长期联系制度和工作台帐；
4、开发就业岗位，对本村有就业愿望的劳动力特别是就业困难对象和“零就业家庭”开展“131”（提供一次职业指导、三次有效就业信息和一次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援助工作，并建立就业援助服务台帐；
5、定期走访失业人员家庭（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建好失业人员基础台帐，实施动态管理；
6、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就业和创业培训；
7、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对有创业要求的要协调落实创业培训、创业项目服务工作，积极培育创业典型。
第三阶段巩固提高阶段（年月日至年月日），主要任务：
1、按照创建工作目标和要求，对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自查，进一步完善各类台账资料。
2、对创建工作进行分析总结。
第四阶段总结评比阶段（年月日至年月底），主要任务：
镇里组织人员，对照创建标准，对各村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自评，查漏补缺，做好上级考核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六、组织领导
1、建立组织，加强领导。为切实抓好创建工作，镇里成立以镇长同志为组长，分管领导同志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为成员的创建工作协调小组。各创建村要根据创建要求，配备相应的负责领导和一名以上的劳动保障员，同时要结合本村实际，制定相应的创建方案，并将创建方案报镇里备案。要建立和完善创建工作协调机制，利用每周二干部学习时间及定期召开各村劳动保障员会议，掌握创建进度，交流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