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9 09:55: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了促进二者共同发展最为关键的话题。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较为复杂，主要是因为构成这一系统的要素具有多样性、多元性等特征。高等教育经济协调发展是指二者在各自内部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发展过程中，二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状态，最终形成保障这种状态稳定运行的机制。一旦高等教育经济这一复合系统的发展不协调，就会造成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的内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符等问题，因此，采取积极措施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一、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定义及特征
（一）定义
系统是一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个体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集合。根据这一定义，可以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是指一定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而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二）特征
整体性。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同行为主体的参与，每个主体各自的目标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和利益大体保持一致。可以说，不同系统的目标具有客观上的一致性，这为宏观管理提供了可行的前提条件。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整体目标是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各个子系统的目标务必要与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有序性。构成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不是杂乱无章的关系，它们按照一定的链接方式，有组织、有秩序的形成排列组合，正是这些有秩序的组合，使得各个要素的性质和意义得以体现，以促进高等教育经济系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中，其子系统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协同功能体现着其整体的有序性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越大，系统整体结构就越来越倾向于有序化。
二、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与控制
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实际就是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促使二者共同发展。发展的协调性要求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要想实现这一系统的协调，必须控制好二者的关系，主要包括系统结构的协调、组织管理协调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协调等多种机制。协调，即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作用的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一致的程度被称为协调度，协调度决定着系统的结构与有序性，促使整个系统实现由无序向有序的过渡。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则是指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协调程度，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结构关系如图所示。
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结构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构造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时，不仅要重视系统内部自身的协调，也要注意整个系统的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在对复合系统进行建模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注重系统功能的协调。整个复合系统功能的实现借助于各个子系统功能的实现，但系统功能又不是简单的将子系统的功能叠加。就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而言，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利益、教育发展速度的快慢与教育效益等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和优化，才能实现系统功能。第二，注重结构的协调。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不单单是指其内部多层次结构系统的协调，还包括是否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复合系统的机制应具有一定的自适应性，其结构不仅能适应紫自身系统的发展演变，还应该能够很好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到内部与外部协调。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于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若不能将二者有机协调，可能会出现教育不足或是教育过度的现象，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注重时空动态的协调。不管时间和空间发生怎样的动态演变，复合系统自身都应避免失调，保持稳定、协调、持续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教育系统应为之提供相应的智力及人力的支持。在对教育进行资金投入时，应着眼于长远利益，考虑到教育效益具有滞后性，教育投入务必要超前。
三、结论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相关部门要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大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实施教学改革，并以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在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内部及外部形成更好的信息流、物质流的循环，使得高等教育系统的有序度得以提升，以适应经济系统的有序化发展，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与控制。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问题日益突出。高等院校招生录取政策尤其是区域性招生政策的问题仍然是实现教育起
点公平的重要制约因素。只有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自身、制度保障三个层面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将其有效
落实，才能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对策
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学者探讨的重点学术范畴，是一个国家和教育学者都致力达到的教育目标之一。我国
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日益扩大，相比上世纪末，更多的学生拥有了接受高
等教育的权利，尤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学生来说，能够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对
学生、学生家庭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因此，解决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迫在眉睫。
一、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必要性分析
通常认为，教育公平主要包括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大内涵，高等教育公平亦是如此。
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就是在承认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个体存在差异的前提下，给予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
会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可观，在校生规模也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口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基数来说依旧很小，这也体现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其发展状况和资源配置
有不合理的客观因素存在。高等教育是一种阶梯型教育，院校的多样化发展说明不同个体享受教育机会均
等并不是所有人接受同质的教育，而是在承认差异存在的前提下，保证公民不会因为制度弊端而丧失教育
机会或者受到不公平的教育待遇。
教育过程公平是指各参与主体在参与高等教育活动的过程当中，享受到同样的待遇，拥有相应条件方面的
平等。教育结果公平是指在保障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的前提下，给予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一定的补偿以实
现结果的协调和平衡 。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才足以达成最终的目标。总之，教育机会公平是过程公平
和结果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过程公平是机会公平的重要保障，而结果公平正是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
重要体现。
二、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表现
（一）高等教育地域性不公平
首先，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发展呈现严重的失衡现象。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发
展远远滞后于东部，从高校聚集形态可见一斑。如C9院校，首批进入我国"985工程"，以创建"世界知名高
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国内最好的9所研究型大学，其中7所位于东部地区，仅有2所位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布
局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关，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往往决定该地区的教育水平。
其次，高等院校招录政策的不公平。高等院校招生为学校自身发展考虑，择优录用优秀中学毕业生本无可
厚非，但是其中的出现的问题还是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重视，改革之声呼之欲出。以C9联盟高校的招录情况
为例，2009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在本地的投放比例依次为22.00%、20.48%、
60.21%、43.79% 。由此可见，西部落后省区的生源选择名校就读的几率在起点上已经遭受了无形的不公
平待遇，这是急需改革的问题之一。
（二）高等教育经济性不公平
高等教育经济性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因此高等院校社会服务功能的真正发挥是各地区经济发展的
一大动力，高等院校密集分布的地区或者城市，其经济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
市。院校布局和院校发展规划的制定需要更多的考虑经济因素，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
这有利于该地区中学毕业生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提升。
三、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策略探讨
（一）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政府部门在我国教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高校的发展发挥着指导和调控功能。高校社会服务
功能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上，政府是必须而且有所作为的。
首先，要加大监管和指导的力度，避免在高等教育在招生环节不公平问题的出现。其次，充分发挥政府的
宏观调控功能，实现高等院校的合理布局，将行政区域内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大化。最后，政府要
充分发挥其行政优势，为处于弱势的学生群体提供帮助，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二）科学制定院校发展规划
一所高等院校的发展规划需要考虑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制定发展规划要做到有理有据。有
理，即要制定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战略规划；有据，即要制定符合院校实际发展情况的规划。从C9高校的
各地域招生比例来看，很多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逐步扩大从除院校所在地之外的省份招录的学生数
额。
（三）建立健全多样化招生制度
多样化招生在我国高招制度层面依旧没有完全发挥其特殊的优势。各高等院校也在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创新
、改革和积极的尝试。北京大学的"校长实名推荐"、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办学"等崭新的教育改革局
面已经展开。教育主管单位和各高校应该继续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建立多样化招生制度，保障普通学子接
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机会。
总之，公民接受高等教育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公民自身素质提高的诉求，如何保障公
民的受教育权，如何落实相关的政策都是教育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制定、院校发展规划和
健全招生制度三个层面入手，有效改善高等教育地域性不公平和经济性不公平问题。只有这样，公民素质
才能整体提高，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取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西阁.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J］.继续教育研究, 2008
关键词: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教育观
高等教育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抉择与整合是个两难问题。教育本应以育人为旨归,而偏重于功利价值的现实社会要求,使生产力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导致现行职业教育走进了“以经济为中心”的误区,这给教育自身及外部带来了许多问题。因此,对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价值取向进行反思与超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高等教育的功能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的功能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本体功能或育人功能;二是社会功能,包括一般的社会功能和具体的社会功能。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教育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功能相互混杂,难以明确区分,育人功能中蕴涵着社会功能,社会功能的发挥也对人产生影响。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的本体功能。教育的使命在于培养完善的人,而不应该是单一的“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等。教育对社会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是以对人的影响为中介而发生作用的,在这种意义上,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更具有核心意义和基础作用。高等教育不应该脱离人的轨道,而应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卢梭曾呼吁教育“必须在教育成为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为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康德更是直言,“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
高等教育还具有社会功能。社会功能是在社会范畴内与育人功能相对而言的,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促进社会的延续与发展,这主要通过教育的具体社会职能来实现,即发挥教育对政治的拥护与调节、为经济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传递、传播保存、批判、创造等功能。经过粗线条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功能;既有生产性的也有非生产性的功能;既有适应功能,又有前瞻性、预见性的超越功能,因此高等教育是具有多种功能的整合体,片面追求单一的价值取向,一味强调高等教育的生产、功利价值,这是对高等教育的误解。再说,社会不仅仅只有经济领域,人的需要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完善的人也应该是精神富有的人,以高等教育的功利价值为唯一取向实属偏颇。
教育的构成因素复杂,其功能的发挥有外显的,也有内隐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教育价值取向的复杂多样,主观上源于人的差异,不同社会、不同人群的世界观、人生观各异,自身的文化素养不同,导致其价值判断标准不一,他们对教育各取所需,从而出现了历史上政治型教育、人格型教育、经济型教育、文化型教育。客观上,教育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无论评判哪种类型的教育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与社会条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单一类型的教育是对教育功能的分割,没有把各种教育功能看作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同时,考察教育进步与否的标准应该看其是否促进了人的发展、完善。人是一切活动的条件,也是最终的目的,高等教育也不能例外。因此,理想化的高等教育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融多种价值取向为一体,具有超世俗性、超功利性的特质,对人类进行终极关怀的教育。
二、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反思
在西方近代教育史上曾出现过“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两种教育思潮的对立。杜威认为,教育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单向抉择的尝试已被证明是一种无谓之举。他主张教育应使“个人特征与社会目的的价值协调起来。”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来拨正传统教育不尊重儿童的倾向。他认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并建立实验学校进行尝试。杜威开创的现代教育理论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当然,教育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倾向。“社会本位”论者认为,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类似于“有机体”与“细胞”的关系结构,社会作为有机体,个体则分布在由社会各个子系统组成的“器官”中,起着机体基质的作用,社会处于决定性的中心地位,社会是目的,而个体则处于从属地位,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个体必须加入某一社会系统,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个人才具有价值。“个人本位”论者认为,个体与社会的结构关系类似于“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个体作为有机体,而社会则成了个体生存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个体实现自己生命价值与发挥潜力的舞台,个体处于中心地位,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是目的,社会是个体生存发展的手段。“个人本位”虽则注意到个人的价值,但它仍不具有以人的丰富、完善为最终目的的博怀,因此我们仍然不能作简单的取舍。中国古代社会以社会为本,封建伦理纲常使个人消融于社会之中,个人“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是我国古代社会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精辟总结。及至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思想的渐入,教育开始突破单纯培养“士”、“君子”、“圣人”的藩篱,而注意到人本身的发展。教育不仅要发挥政治功能,也要发挥经济功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的现实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教育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但高等教育却走进了“经济为中心”的误区,其功利价值取代了它的全部价值。有人将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作为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只要是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就是高质量的人才。”认为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即使学富五车,相当合格,但不合用,不适应人才市场需要,那么这样的学校就谈不上高质量。“高校也是有目标市场的,不管是教育服务,还是学生产品,如果能够适应目标市场的需要,满足目标市场的要求,这样的高校都是高质量的。”把人看作是经济的工具,把教育看作是制造这种工具的手段,这是现实教育问题的症结。
也许有人这样认为,发展经济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人,思路可以总结为:教育-人-经济-教育-人。教育先为经济发展塑造人,这种人是工具性的存在,经济发展了,有了更多的资本来发展教育,然后再将教育培养“有个性的人”。这种设想的初衷不错,但事实业已证明美好的愿望已落空。因为训练出来的人像不同机器的零部件,只能被拧到需要的地方,如果再想培养成有个性的人,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三、功利主义职业教育的危害及其改革建议
追求功利主义导致教育上的科学主义愈演愈烈,科学与人文的对抗陷入难以调和的尴尬境地。科学使人类的生活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盲目的崇拜却使科学成了一种新的宗教,科学教育变成了科学主义教育。因此急需用人文教育来整合科学主义教育,彰显教育所固有的人文关怀职能。相信目前的社会与未来的社会能够或将能证明科学与技术本身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为人类服务。
以功利价值为取向导致高等教育片面以“就业为导向”,用就业率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高等教育的丰富内涵窄化为职业培训,人的丰富性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为了训练的目的,一个人的理智认识方面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不是被还原到一种胚胎状态,就是随它在无政府状态下发展,为了科学研究和专门化的需要,对许多青年人原来应该进行的充分而全面的培养被弄得残缺不全。”因此,素质教育要想取得实质性突破,必须转变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取向。
教育的这种功利主义追求不仅给自身带来了种种矛盾,还给外部带来种种危机。在功利主义诱惑下,一方面,人与自然矛盾激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社会上的重利轻义造成人际关系淡漠,社会道德滑坡,理想迷失,人情淡漠。虽然,外部的矛盾与危机,不能全归于教育,但具有超前预测性的教育要发挥正确的导向功能,而不能一味地迎合世俗化的功利主义。
人类的危机是自己制造的,也只有人类自己才能消除危机。作为担任拯救人类灵魂责任的教育,要摆脱单一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取向可表述为:以培养一种“完人”为中心,兼顾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融功利性和非功利性为一体,并具有超功利特质。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确立以下几种高等教育观:
(一)生命教育观
第一,要改变以教育为工具的观念,把高等教育上升到人的发展高度,以人的发展为标准来评价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在高等教育中,无论在理论教学还是在实践性教学中都应着眼于学生个体的发展。不仅注重学生劳动技能的掌握,更应注意学生个性的发展。第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教育观要求高等教育时刻牢记: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个有鲜活生命的个体,而不是可以任意摆弄的物体。关注人的发展就要把握人的完整性,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情感、意志、信仰、价值和目的等)都要进入高等教育的视野。高等教育不仅要有它的“长度”,即人的关怀;而且要有它的“广度”,即人的全部生活的各种层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教育更要有它的“深度”,即教育应该指向人生终极意义的体认与最终关怀,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第三,生命教育观不仅要关注“生”更要关注“死”。现实的教育对死的理解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大学生或自杀或践踏他人的生命的行为令人触目惊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不理解死,便难以了解生,理解生活的快乐,理解人在大地每走一步应负的责任”。也许,高等教育只有关注人的生命,才能培养个性充分发展完善的有血有肉的人,才能把一个人在智力、体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教育的一个特定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感情方面的品质,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感情品质。”
(二)超越的教育观
第一,对社会观的超越。正如社会形式经常落后于社会经济的现实一样,教育可能长时间地再现过去的社会形态,或者相反的,教育也可能预示某些新的社会形态并加速它的变化。因此,教育要改变过去那种被动地适应社会的状态,教育要敢于超越社会,并引导社会向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方向前进,教育要充分发挥其预见性、前瞻,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培养未来的人。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就是人类对不适应自己的社会的超越、改革。一味强调教育维护社会的稳定,只能导致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于倒退。第二,对机械集体主义的超越。集体主义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但今天集体主义教育却走向了一个极端。集体主义教育的统一标准造成高等教育“千校一面,万人一书”的壮观场面,却使人失去了个性。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个人在今天正被大众的人所消灭。”这种“群众统治”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趋向于迫使人化成为蚂蚁一样的自动机。”对集体主义教育的弊端要进行扬弃,使个性化的教育及教育的个性培养成为超越教育观的理念。相信“每一个学生的确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不能和任何别的历史相混淆。他有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被一个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符合体所决定”。
(三)开放的教育观
首先,“教育科学不仅应当从科学领域,而且应当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吸收思想资料。用全部民族文化和全体人生经验来开阔教育科学胸襟,是大科学发展的要求。高等教育为完成自己的使命就不应该故步自封,而应有一种宽容、理解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气概,去融会吸收各门科学的精华,改变单一的科学至上的偏颇。”第二,开放的教育观要求教育走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的道路。高等教育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中外的文化成果,厚古薄今、民族虚无都是人类的陷阱。教育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彼此应相互吸收、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德广.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和质量保证[J].高等教育研究,2001(4).
2、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等译.怎样培养真正的人[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地增加。这些研究表明，最能体现高等教育发展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特征最久远的、深层次的因素是文化。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能从文化的研究中获得“对不同的学术生活及其教学和科研的职能比较深刻的认识，使政策能更好地与高等教育工作协调一致”。文化学学者研究高等教育中的文化问题，的确给高等教育科学带来了生机。
本文以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是一种新颖的构想，有助于我们扩大对高等教育的视野，提高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从而吸取对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有益的经验。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英文Culture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中的Cultus和Cultura。在拉丁语和古英语中，它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后来古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Cicerro）所使用的“文化”已经具有了比喻和引申的含义。他所说的Culturamentis（耕耘智慧）已与拉丁语中的用法有所不同，具有了改造、完善人的内心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意思。而18世纪末，德国学者赫尔德则表达了文化的现代用法：“文化乃是一个社会向善论的概念，它意味着人的完善，或者在发展他自己的过程中取得的工艺、技术和学识。”
“文化”一词在中国也出现得很早，它是由“人文化成”一词简化而来，是指对人施以文治教化，把新生的本来不懂事理之人培养成为有教养、明道理的人的过程，它是与人的内在教养、德性、品行等联系在一起的。
从中国和西方关于“文化”和“Culture”的辞源来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表明人的进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广义的教育过程。文化与教育的“共生同源”，既表明了文化与教育的本质关系，也表明了文化功能是教育的基本功能。
二、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可以概括为两种关系和两种作用:既是外部关系，又是内部关系;既起直接作用，又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的视野考察高等教育，才能较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的功能。
就外部关系说，文化同经济、政治一样，制约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它虽不像经济那样起决定性作用，也不像政治那样起强制性作用，它对高等教育的制约作用是潜在的、直接的。而经济、政治的制约作用往往是以文化为中介。
就内部关系说，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承、适应、批判―选择、创造文化的人类社会活动。传承文化、适应文化，是一切教育的共有功能;批判―选择，首先是高等教育的功能，普通教育的选择则是在高等教育选择的基础上再选择；创造文化，一般来说，唯有高等教育才具有的特殊功能。
三、从文化视角思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1.文化传统与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太大，教育投入收益不高，大学生失业现象严重，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建设经费，而且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隐患。经济要大发展，高等教育也要大发展。从一般规律来说，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经济的发展，的确有赖于高等教育提供大量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但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之间，如何形成良性的“耦合”关系和互动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更多地从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传统和中国现实出发来理解，而不能对之作简单的、片面的认识与理解。要充分重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制约作用，而不应该只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的制约作用；要注意文化传统在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而不能忽略或忽视文化的中介作用。
2.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大量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各种各样高素质人才。一方面，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靠一大批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去发明、去创造，使本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及整个社会思想意识体系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从另一个方面看，现代社会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战争威胁、环境污染、粮食匮乏、人炸等等，必须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迎接这些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创造性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而高等教育能否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是衡量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指标。现代教育把培养青年一代的创造力当作教育科研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人们期望，学校是一个新文化创造者的摇篮，用新方法培养出来的一代人，能超越他们的前辈，创造性地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建立在这一目标基础上的现代教育，促进社会文化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使当今世界文化以过去无法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
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看，高等教育有创新文化的功能。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都比较注重学生科学文化素养的教育，培养学生对已有文化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新文化的能力，这是实现学校更新文化功能的最根本的方面。在高等教育内部，大学教师一般来说是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兼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又是知识的创造者。而现在的大学生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大学里还有许多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问题和领域。传授文化知识，发展和创新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
3.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建立21世纪教学管理的观念体系
目前，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专著有不少，但大部分是从经济学或空间地理学的视角进行探讨，专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或结构优化的论著较为少见，相近的研究散见于论文，主要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本研究参考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等全文阅读数据库。以“区域高等教育”、“教育结构调整”为搜索词，选择符合条件的论文共185篇。综观已有的研究，“区域高校布局结构、均衡发展问题”、“区域高校结构调整与区域互动问题”、“区域高校管理体制、调整机制、合作机制问题”、“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路径问题”、“高校区域服务问题”等研究较多，下面便根据研究内容或观点的相近性进行归类并进行简单述评：
1.区域高校结构调整与区域互动问题研究张振助（2001）的博士论文重点讨论了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比较、宏观环境、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等；王新华等（2005）认为许多高校尤其是一些地方性高校过度地追求规模和发展速度，导致了高校在教学管理等方面出现一系列新问题，譬如发展目标路径呈现较高的相似性和趋同性，脱离地方实际，缺少鲜明的个性和特色等，认为地方性高校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确定合理的办学定位；贺祖斌等（2010）的研究则以广西为例，认为广西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发展适应性不强，应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构建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以提升落后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进而调整区域高校布局结构；李锦奇（2010）的博士论文以辽宁省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为研究范畴，界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时间、空间和概念，探讨了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规模、质量与效益、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与国家高等教育结构之间关系；刘六生（2011）的博士论文则主要以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对省域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与规模、质量与效益、区域结构与国家结构之间关系，或是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视角，探讨省域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的理论问题。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增加从区域共生、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构建区域高校与区域社会之间理论与实践体系的研究；需要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深入调查和时空比较，或是在系统收集区域高等教育布局、形式、科类和层次等结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高校发展之间关系。
2.区域高校管理体制、调整机制、合作机制问题研究周振朝等（2002）认为高等教育只有立足于区域，才能获取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契机；张立新等（2007）认为组织制度是保障区域高等教育良好运转的秩序基础，区域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高等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因此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构建协调机制，促使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冒荣等（2010）认为当前各高校间无序竞争及非合作博弈现象较为严重，表现为争夺公共资源的零和博弈、学术声誉的“瑜亮式”角逐、分工模糊的市场竞争等方面，延缓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他认为区域集群是促进高校间合作博弈的有效组织机制，应通过建立有序的分工协调制度、多元化的评价制度、公正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来拓展合作博弈空间，促进高校集群发展；黄敏等（2011）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区域非均衡发展主要体现为综合实力、生均教育事业费、高校的规模等方面，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合理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等，可以通过制定与本区域经济相协调的教育发展政策、加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构建高等教育多元筹资机制、推进高校办学体制改革、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等方式进行优化；严全治（2012）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着区域的整体发展，因此区域高等教育只有协调发展才能稳健发展。区域政府应该成为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之一，才能使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不仅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水平相当，并与本区域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匹配。政府在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理论上有三个方向，即调整高校招生计划、调整高校区域布局、调整高校区域布局的同时调整高校招生计划。认为改变目前不同区域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具体路径包括：调整高校的区域布局，建成对欠发达区域高等教育的补偿机制，制定地方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最低标准等。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高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探讨了区域高校在融入区域社会过程中如何通过创新管理体制、调整发展方向、增加合作方式来促进区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创新。综合而言，未来的研究重点仍然需要既注重宏观层面（譬如长三角、珠三角高校核心区与其它边缘区之间的关系等）的分析，又注重各区域内部的特定问题（譬如新兴高校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区域核心区的高校振兴、区域高校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等方面研究，引导区域高校按社会需要、层次清晰、特色突出、任务明确方向发展，进而明确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方向。
3.区域高校布局结构问题、均衡发展问题研究朱雪文（2002）的博士论文基于“价值—功能—结构”的逻辑，从高等教育价值的视角，认为高等教育的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是相互融合的，但由于高教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在价值实现上就会呈现出资源的竞争性，使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一方面趋向于集聚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从而形成非均衡状态，而另一方面在地域分布上则倾向于均衡状态，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的矛盾；赵宏斌等（2007）从人口和GDP的角度分别研究了我国高校在省级、地级市区域的分布情况，分析了区域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均衡性和差异性，并与美国高校的区域分布状况进行了对比，认为我国高校在省级区域分布较为均衡，但在省会城市、地级市的分布有较大差距，即在省会城市的分布密度过大，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会城市与地级市相比高校分布过分集中，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需要对高校布局重新进行规划；梁妮（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使用国际上衡量均衡性的通用指标即泰尔指数作为分析工具，计算了我国高校规模区域分布的差异程度，并使用因子分析法和定性的分析法，探讨影响高校区域分布的因素，对高校区域布局的合理调整提出了建议；刘丽（2009）则运用墒值法，对1998-2007年间各省高等教育发展实力进行综合测评，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逐步从内陆与沿海、北部与南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转变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不平衡；孙剑萍等（2009）以GINI系数理论为基础，从高校区域布局、高考体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具体建议[15]。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运用了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目前高校布局结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认为全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不平衡及省域内高校资源的不平衡矛盾并存。未来的研究需要以此为基础，更多地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视角，探讨政策创新与区域高校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宏观政策上引导高校按区域需要、结构分层、特色突出、定位明确方向发展的策略及其体制机制构建；需要加强省域高校与国内其它地区或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比较研究。
4.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路径问题研究刘健（2006）以珠三角高校为例，认为珠三角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机会和威胁并存的局面，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明确高校和高等教育的目标定位，加强校际合作及特色建设，发挥区域优势；芮国强（2006）认为在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在发展路径及现实国情的双重制约下，高等教育需要贴近区域实际，构建与区域经济及社会共同发展的良性机制，地方政府主导应成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舒琴的硕士论文（2007）以高校三大职能为依据，将高校参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模式概括为：科研与开发参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结合区域特色的人才培养培训模式、面向区域提供社会服务模式；郑存库（2007）指出大众化背景下，高校应以区域发展需要为基点，立足区域特；赵庆年在这一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2008）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应多元化，它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系统，既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分工与合作是区域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理性诉求；指出（2008）由于区域高等教育存在不均等、稀缺性、非同一性、寻求自身发展等特征，因此发展必然存在差异；此外，他对高等教育发展路径、模式也进行过探讨，认为（2009）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无序现象与区域高等教育子系统的有序现象存在关联，这种区域高等教育子系统的有序主要体现在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所建立的科类、层次、类型结构等结构齐全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上，合作与分工是构建效益、规模、质量、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有效举措，也是区域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及诉求；指出（2009）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水平的关系视角看，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呈现许多个性化特征，包括“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高等教育投入—较低的高等教育产出”模式、“发达的经济—很低的高等教育投入—较低的高等教育产出”模式、“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高等教育投入—较高的高等教育产出”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产出水平”相一致的模式等；胡赤弟（2009）对“学科—专业—产业链”进行了界定，认为“学科—专业—产业链”是区域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有效载体，也是高等教育与区域市场、经济、企业合作的一种新模式，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产业层次。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或从全国的视角、或从区域的视角，探讨了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位、模式等理论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为政府在统筹协调、高等教育融入区域社会方面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增加综合运用区域发展理论、经济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等理论，从高校区域空间结构的“形”与“象”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区域高等教育多中心与区域共生、统筹协调与结构分层、区域高校与区域社会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与集群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5.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区域化问题研究吴绍芬等（2001）对高等教育区域化内涵进行界定，讨论了高等教育区域化问题的范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耿涓涓（2001）认为高等教育区域化有两层含义：其一，高等教育系统是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其二，区域政府、社会有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并有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认为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不发达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将会成为热点；李波（2005）从国家、社会及大学之间三维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认为高校与区域社会经济的互动存在校企合作、大学园区、高科技园、中外合作办学、中心城市办学等模式；谢鹏的硕士论文（2010）用实证研究的方式，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分析了地方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陈伟（2010）则以澳门大学建设横琴校区为例，探讨境外高校如何融入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促进区域社会的发展，认为横琴案例如果要成功实践，其战略安排和指导思想必须实现三大转变：从“以土地换大学”升级为“以空间换时间”，从盘活地缘资源提升为培育区位优势，从享受“政策利好”转换为彰显“教育红利”。此外，还须在实践操作层面解决好三大问题：吸引足够的生源，提升办学质量并凝练办学特色，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姚海娟（2011）以湖南省为例，讨论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区域经济的竞争主要是人才之间的竞争，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直接影响着高校发展，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高教资源分布合理与否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郭贵春（2012）专门探讨了省部共建高校的发展问题，认为应明确这些高校的战略地位，认识其战略特征，并探索共建高校的战略出路。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区域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内涵、原则等内容，大多数的研究是从高校的视角，探讨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或从科研成果的转化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等角度讨论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田野式、实证式的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增加实证、田野式的研究，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深层次原因，用实证、统计的方式说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需要从区域政府统筹协调的视角，探讨区域的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适应性及内在关联问题。
6.高校区域创新能力及高校区域竞争力问题研究董友的博士论文（2007）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主管部门的视角出发，以河北省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的内涵与特征、组织内部冲突分析与协同机制、组织管理层面的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政府宏观管理行为与运作机制、组织环境层面的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政府宏观调节的政策工具和机制匹配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究；钱韦成的硕士论文（2007）以江西省为例，讨论了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从地方高校供给功能的视角，通过分析区域创新体系的需求，探讨了地方高校在江西省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应该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物质投入、科技园区建设及发展职业教育等几个方面，发挥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尚红娟（2010）则以上海地区为例，探讨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对教育竞争力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客观地分析高教资源的分布状况、有效配置资源、合理利用有限的高教资源、发挥高等教育竞争力等；肖俊夫等（2011）指出高校通过区域大学联盟等方式促进区域创新，推进科研成果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主动参与区域创新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应发挥技术创新主力军、知识创新策源地、创新人才和创新知识培养者、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助推器的重要作用。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从高校主管部门的视角，讨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区域高校竞争力的内涵、特征等内容，明确了区域大学联盟等概念，并从完善组织制度、管理体制的角度提出了促进高校科研创新和提升区域高校竞争力的建议，具有一定的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仍然需要以此为基础，研究如何将高校置身于区域社会的整体环境中进行系统思考，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使高校的区域创新力及竞争力转化为区域社会的整体竞争力；需要从区域高校的竞争力研究过渡到区域高校的互惠共享机制及结构优化研究，需要探讨区域高等教育创新聚集效应、网络式发展机制等内容。
7.高校与区域服务问题研究王锡宏（2003）认为区域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需要完备而系统的机制予以保证，需要学校、学院、教师之间在政策、理念、措施等方面建立相互关联，进而构建区域高校内部激励机制、导向机制、评价机制、动力机制、管理机制、自我发展机制等；贺小飞等（2004）认为区域是社会在空间上的反映，而高等教育的区域服务职能则是其在社会服务职能上的空间显现。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加，加之高等教育与其所在区域之间的天然联系，发展高等教育区域服务职能日益重要和迫切；华长慧（2007）认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有利于转变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高等教育制度、使区域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匹配；贾立亮（2007）则专门从理工类地方高校办学的特征出发，分析区域服务的特点及模式，探讨了理工类地方高校在区域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徐成钢（2010）提出了“基于协同式学习的地方高校区域经济社会服务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内涵实质系统的研究和实证分析，提出地方高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社会的若干建议；杨甜的硕士论文（2011）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着重探讨了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高校如何转变服务观念，或高校服务区域社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方式等内容。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增加高校与区域社会全方位、网络式互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需要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视角探讨引导高校服务按区域需要、特色突出、优势明显方向发展的策略，分析区域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及模式。
二、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理论研究的展望与建议
［关键词］大众化进程 教育影响力 问责制 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严苏凤（1972- ），女，陕西西安人，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哲学。（陕西 渭南 714000）余习德（1987- ），男，湖南常德人，深圳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心理学。（广州 深圳 51806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基于组织架构的高校教师学术责任研究”（项目编号：12JK0111）、渭南师范学院2011年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教师专业成长的教学管理范式研究”（项目编号：JG201106）和渭南师范学院2011年科研项目“支持型教学管理——基于教师专业成长的组织理论”（项目编号：12YKS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6-0009-03
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使高校的生源结构、学科设置、对外联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愈加强大。庞大与多样性使高等教育的功能开始变得复杂与模糊，也使其组织文化呈现多元分散趋势。知识分化与产业升级和巨型组织使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科技与经济的中心，并在社会经济秩序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探讨大学如何对普及化下的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效果，不仅成为各个国家也成为各个高校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拟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及个体的影响探索高等教育的影响力，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影响力提供借鉴。
一、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一）高等教育的文化影响力
任何社会的文化变迁最终都要从教育的变革开始。传统的选拔性学习机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冲击下被弱化，学校教育已不仅仅成为培养精英的场所，也成为每个公民成长中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人生经历。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使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领头羊地位，也使高等教育成为决定社会文化生成和更新的决定性因子。奥尔特加认为大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文化传授，并指出文化不是科学，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个带有时代特征的信念。①这也是为何世界各个大学都在提倡通识教育，其实最初的理想也是为了一种文化生命的延续，一种对整个社会负责的个体卓越生活品质的追求。而大众化则将高等教育这种文化功能扩展到对社会每个个体的影响，相比于对精英个体的影响，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这种社会文化功能更具有影响力，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生存压力减弱，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和丰富人的心理世界，培养人的思想的独立性已经成为大学教育一项重要的功能。当人从物欲中觉醒时，个体首先关注的是一种“自在”完美的状态，是个体在寻求精神依赖中逐渐走向独立的意义之程，大众化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为人走向独立寻求个人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不仅是现代民主教育赋予大学教师的历史使命，也是现代教育追逐人的本质所在。因此，关注大学的文化使命，关注意义人生的教育，将成为大学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新时期重要的课题。
（二）高等教育的政治影响力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大学自产生之日，就有其强烈的政治功能，即为追求正义和秩序的存在而存在，大学培养的首先是为社会负责的公民。从世界层面来看，尽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来临，多样文化开始出现日益融合的局面，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开放体系，更使这种文化的交流呈现多样与统一的趋势。但“人类历史地依群而生，价值（或真理）想象不可能相同，冲突因而是自然而然的”②。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的激烈角逐，这种民族性的文化独立开始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基于对于人类正义和秩序追问的大学，其影响力也开始受到挑战。同时，从一个国家出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各个组织都被纳入到了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作为公共领域的非营利机构的大学在国民经济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政治文化渗透。多元主体的经济使社会开始出现高度的分化和离心力，而这种分化又要求其社会必须寻找凝聚社会向心力的基本规则与秩序，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大学作为文化传播和追寻正义的场所，其遵循的价值体系和弘扬的政治民主意识正是一个国家政治向心力的表现。
（三）高等教育的经济影响力
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个国家都将科技创新的责任交付与高等教育。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人们对于大学教育给予了更多的期望和责任。各个国家都制定了引导大学参与社会经济的相关政策，比如，美国1980年的《贝伊-多尔法案》、1984年的《全国合作研究法案》、英国1988年的《教育法案》都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参与经济社会的社会功能。尽管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导致现代大学独立性的丧失和大学精神自治的瓦解，但不容置疑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紧密结合将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学术资本”来描述大学与企业合作的运营模式。大学教师参与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校企合作的市场化模式促使高校教师的专业活动从传统的基础研究转向应用性研究，大学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新技术的产地， “在未来，人们对待大学的态度更像对待其他组织，对待专业人员将更像对待其他劳动者。”③除了其参与社会其他经济组织的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其自身的发展也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循环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
二、高等教育影响力转向的几个层面
（一）社会核心价值与文化的引导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不仅肩负着推动知识进步的使命，还肩负着向社会输送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任务。如何对大众进程中多样化的学生产生共同的影响，使个体对自我有正确的认知，建构符合社会发展自我意义的人生便成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如何引导学生融入积极的主流文化，并理解现存文化，是大众化教育的重要责任。我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教育信仰决定了我们的职业习惯。网络信息使知识的更替加速，但也使文化在形成中的负面因素增加。因此，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要善于甄别社会的负面影响，坚定自己的教育信仰，用一种理性、豁达的态度区分各种文化，坚持主流文化的道德选择，弘扬积极文化，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文化不断被净化和积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多次强调，要深入开展高校服务文化改革发展研究，深化高校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升高校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意识和能力；高校要把文化研究与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切实增强理论宣传普及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文化吸引力。
（二）终身教育与职业持续发展将成为大学的重要使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指出，高等教育的第二个使命是促进全民教育的实施，成为全民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推动力。对于承担终身教育功能的大学，基于产业快速升级带来的常规化结构性失业的挑战，确立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并以何种方式影响学生的发展成为大学学术管理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一方面，由于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分化导致职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常常呈现非连续性，专业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多样和复杂，大学里专门领域的培训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开始出现不平衡性，就使得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的不确定性成分增加。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伴随着产业升级与学科融合逐渐从传统的专门领域职业技能向职业核心技能拓展。另一方面，高校不得不增设相应课程满足学科分化与扩展的需求。除了培养少部分的精英人才，大部分的学生都将直接进入职场，因此，大学要保证开设的课程与学生未来的职业相联系并能使其在未来职业中的持续发展，从而使大学不得不改革传统的课程设置，根据产业发展的趋势传授给学生普遍的职业核心能力，力图保证大学传授的知识技能和社会对劳动者的需求相契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从另一个层面也促进了大学学科的融合与发展。
（三）大学将成为社会新技术的引领者与主要场所
当“学术资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统领大学学术时，大学教师的身份与教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产业与大学的联盟使大学教师以参与社会经济为荣，校企联合模式使高等教育走向实用趋势。国家基于科技发展的使命，也使大学成为改变民族命运的承载者。大学逐渐成为社会新技术产生的主要场所，而教师的教学研究与课程设置也从学术能力转向实际操作能力。美、英两国的高等教育就反映了这样一个变化，更加重视操作性知识，即“如何做”。我国的211、985院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就业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对于实践教学的要求，从某一层面来说，要求大学教师在其专业发展中要紧密结合社会实践，谋求与社会发展一致的学术研究方向。在开放体系中，大学开始从被动走向主动服务社会，并将学生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作为学校和各级政府应该给大学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鼓励其积极走向社会，同时，鼓励社会各行各业参与大学的各项事业，从而使大学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多样发展将成为巨型大学教育影响力的必然趋势
古典的传统精英大学，一般被定义为高度的专门职业教育，但随着知识的融合与分化，专门性和单科性的发展就无法适应学科与职业的蓬勃发展。由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一些分支学科逐渐从母学科中独立出来，或者一个由多种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型领域使大学的学科群开始变得复杂而庞大。据有关统计，现在有一千多种数学杂志涵盖62个主要研究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两年时间发表的关于化学的文章数量超过了以前1900年的所有总和。大多数的学科分支的学术产出每年平均增加4%～8%④。而人文方面，随着知识信息化、政治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来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改变使社会科学更加重视理性、价值、情境性和多元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妇女研究、种族研究、教育研究、文化研究、特殊群体的研究等。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呈现多样发展势态，教师的学术群体也因此变得庞大而复杂多样。大学的学术因其规模、开放、民主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大学同样也是一个矛盾的纠结体。如何促进学科发展并赋予学生核心的职业能力，保证其在职业发展中的连续性，是大学教学的现实选择，但追求学术自由与排斥功利的矛盾也成为大学目前发展的短期困境。因此要求高校系统能够以多维视角，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在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促进学科的良性发展。
三、影响力转向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资源稀缺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高校教育力的主要因素
快速发展而导致巨型组织短期内对资源的需求使高校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是规模扩大需要的短期大量建设资金，另一方面迫于对于学术研究稀缺资源的获取与排名声誉致使大学在制度建构中更多倾向于科研领域，比如，陆根书、黎万红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倾向，指出大学的科研是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的。著名的衣俊卿教授也指出这种制度行为是“舍本逐末”，其管理更多倾向于标准确立的外在控制，缺乏帮助教师学术发展的有效机制。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由于制度理性的仪式遵从，存在惊人的制度同形。分析出现以上现象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国高校短时间内的规模扩大致使学校的很多制度还在架构中，寻找合适典范促进发展也是一种必然。二是各个大学为了取得更高声誉，以获取外部更多资源支持而追求的一种短期行为。
（二）基于公共选择的问责制与学术自由发展的冲突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自古以来，多样知识从来都是以人类的需要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序列，即使我们承认个体自我建构和知识的动态发展，但主观赋予它的等级依然会使个体寻求与社会核心知识接近的价值。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与开放，“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成为对教育包括大学的一种追问。⑤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学科知识的多样化和巨型组织自身的压力，使大学在发展中的选择面临多方困境。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作为公共体系的大学，大众化来临使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迅速增长。面对庞大的教育财政支出和基于对绩效的追问，使各个国家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与“监督”的治理。在强调效率和经济的治理过程中，高校传统的自治开始受到挑战。一场关于学术自由与权力纷争的讨论便是基于这样的情境中。“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是政治论的。今日的学院和大学已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网络之中，常常卷入人的价值。”⑥在社会对高等教育绩效的功利化的追问中，经济、效率、效益与学术责任、学术自由及其发展的独立性成为百年来大学在其发展中挣扎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同时，随着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使大学的社会地位、学科结构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展出现快速流动与调整，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学术影响和对资源的获取都开始出现分化与多样化。
（三）外部制度有效供给与内部系统优化的路径选择
作为公共体系的巨型大学发展的依附与学术资源稀缺的矛盾，使大学的独立精神和对于社会的依附成为大学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矛盾。作为学者个体来说更多关注自身学术发展的自由，而社会系统更关注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使其得到效益最大化。著名的经济学家西蒙在接受我国记者采访时，曾经对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样说：“我现在的工作并不是为某家资本主义式的公司做的，而是为一家大学，一家私立大学，即无利润分配的大学，但每个单位都要去自负盈亏，包括我们每个人，即用最佳方法把利润放到获益最丰厚的地方。”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这本书中指出：“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集中研究这个系统本身是怎么样行动和变革的。”⑦他通过系统、组织及其制度上的构架，提出了高等教育组织发展的内在矛盾。因此，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内部的组织系统优化便成为社会以及大学在自身发展中关注的路径选择。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与契约化，使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也通过市场经济的循环实现合理的分配和分摊，激烈的竞争、资源的匮乏、角色的变迁使大学成了一个权力与利益纷争的中心。从世界各国来看关于大学治理关注的焦点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外部制度建设与内部治理，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变革方式，促进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兼顾社会公平，确保大学中多元主体共存的各方权益。比如，有学者从法学视角认为高校治理主要分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内容：外部治理研究的是高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内部治理研究的主要是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利。顾建民则从顶层设计的系统理念提出大学治理的有效途径，另外，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美、英、法等国的高校治理介绍，为我国各级大学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但在借鉴西方理论的时候，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建设中的特殊性以及各个国家依存的体制与文化差异。由于缺乏对本土化的认知，导致我国高校的制度建设难以以体系化在实践中操作，这正是我们以后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组织的发展总是受社会文化价值与组织内部价值系统的影响，研究我国大学教育的影响力，必须从我国高校系统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出发，从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境出发，认真梳理我国各类高校面临的具体问题，建构尊重事实、富有创新的管理机制引导和支持教师的学术发展，才能使我们的大学真正承担社会赋予的责任。现代大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大学管理机制与架构必然是一种融合多样，能够在不断分化的多样性中寻求整合力量的平衡机制。市场化、网络化、大众化都使现代大学的学术责任力与影响力受到挑战。除了国家给予的政策支持外，研究从传统的控制型管理机制转向合理优化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学校组织支持系统，便成为高校制度建设努力的目标和实践方向。
［注释］
①（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第1版）［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6.
②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1.
③（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特.学术资本主义［M］.梁晓，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④（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
⑤邬大光.大学分化的复杂性及其价值［J］.教育研究，2010（12）：18.
⑥（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1.
⑦（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旭，徐辉，殷企平，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
［参考文献］
［1］陆根书，黎万红，张巧艳，等.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0（6）.
［2］衣俊卿.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文件明确了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四大目标，争取到2020 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四大目标评价体系完善程度存在不一致，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相对比较完善，社会服务相对收益比较大，导致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资源配置比重较大。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资源配置比重较大。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不合理，培养模式比较雷同和固化，高等教育客体需求出现分流，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受制于路径依赖和经济发展，供给主体区域分布不合理，导致高等教育失衡发展。目前，学界针对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概念、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差异原因分析以及相关政策建议等三个方面，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张新科(2011)通过分析德国高等教育卓越计划，提出加大对高校科研项目投入，集聚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优质资源，从均衡发展向卓越发展理念过渡;余宏亮(2013)通过对高校区域分布失衡的归因分析，得出历史条件是基础因素，政府调控是重要导向，经济基础是根本原因，制度安排有扶强偏差，并提出改变高校招生方式，加大地方高校经费投入等方式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许玲(2014)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得出教育发展水平超前省份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并提出了保证高等教育落后省份经费投入政策建议;朱锋(2015)从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概念界定，对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基本途径;戴胜利(2015)基于长江沿岸九省二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提出推进智慧教育理念、资源共享平台、政府政策导向作用以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效溢出等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等四个方面措施。本文通过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资源配置、供给结构、供给主体区域分布等供给侧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原因，并从自主演变与政策引导相结合、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多元化、补人才培养短板、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等供给侧视角提出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新路径。
二、供给侧视角下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现状分析
(一)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内涵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理念存在两大误区:第一，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平均化主义。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不能完全等比例发展，因为高等教育主体构成不一样，等比例发展是被调节化的伪均衡，而不是高等教育自主均衡。第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机会均等主义。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不能倡导机会均等，因为高等教育各级主体起点不一样，完全机会均等发展，对高等教育弱势主体产生更加不利影响，形成马太效应。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内涵的关键是要强调主体认同感，高等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四大功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认同感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四大功能之间协调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不是完全等比例发展，高等教育首要功能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即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发展不能以损害人才培养为前提;其次，表现在四大功能自身均衡发展，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满足自身发展规律，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供给侧是否存在供给结构失衡问题;再次，表现在高等教育区域之间均衡发展，高等教育东中西部省际均衡发展，其供给结构空间布局合理，至少确立为地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高等教育最低供应量;最后，表现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发展，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人才队伍、政策制度等资源配置应符合高等教育主体发展要求，并通过资源向均衡水平以下高等教育主体倾斜来引导其均衡发展。
(二)供给侧视角下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现状
供给侧视角下高等教育失衡发展现状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间不均衡发展，从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主体由高校教师单一主体承担，教师作为供给主体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三者之间资源配置上出现失衡，、项目申请、社会兼职成为教师重要选择。高校教师社会兼职成为新常态，主要受聘于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申请纵向、横向项目成为学校、学科、教师等三者发展交汇点，项目申请最终演变成利益相关者的一致行动和共同选择，从公开数量、项目申请和社会兼职情况来看，教师对论文、项目、社会服务投入比较大，必然影响到人才培养精力投入。二是人才培养自身失衡，1999 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大学进入全面扩招阶段，截至2015 年年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 5%，但相应人才培养资源供给没有与人才培养需求相匹配，人才培养的师资、设备等资源供给跟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例如: 衡量人才培养重要指标生师比和教育经费投入，2007 年到2015 年这九年生师比呈现扩大趋势，具体如表1 所示;2012 年生均公共财政公用经费达到历史最高值9040 元之后，生均公共财政公用经费呈现负增长，具体如表2 所示。三是科学研究自身失衡，科学研究质量和层次不高，智能制造、3D 打印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最新领域在核心关键技术存在不足，专利申请量不足美国、日本、德国等高校的1 /10，以SCI 来说，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平均被引次数8. 1 次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值11.3 次，被引用论文次数只位居世界第四，其中，高被引论文数量只占世界份额的11%，低于SCI 论文总量份额16. 2%。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美国、日本、德国专利被转让、许可比例平均50% 左右，根据《中国经营报》2015 年调查，我国高校被转让、许可专利比例为2. 03%。四是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提供培养模式一方面过于路径依赖，与社会需求存在滞后性，培养人才不是社会急需人才，与社会发展存在脱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差异性只体现为高等学校自身差异性，而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差异性不大，具有类似性。从2005 年到2015 年，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逐年上升，从2005 年11. 85 万人经过十年增加到2015 年52. 37 万人，具体见表3 所示，出国留学人数增加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不合理，不能有效满足其需求，进而转向到国外高等教育。五是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受制于既有路径和区域经济，一方面东部省份高校数量整体多于中西部，优质高校数量远远多于中西部高校，以211高校为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占据三分之一，中西部高校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安和成都等三个城市，扣除三市影响，区域发展更加不均衡，具体如表4 所示;另一方面，东部经济、文化发展较好，在吸引人才、生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大学综合实力较中西部高校存在优势，出现像深圳大学这样新生代大学，而在中西部地区不存在这样的案例。三、供给侧视角下高等教育失衡发展原因分析通过前面对供给侧视角下高等教育发展失衡五大问题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参与者高等学校领导者、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校教师、学生(家长)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高等教育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高等学校评价制度不健全，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轻教学和文化传承，重科研和社会服务三是高等教育主体评价体系错位，教师职称评价没有与教学、科研相分离，形成科研显性指标挤占教学隐性指标。
(一) 高等教育参与者信息不对称
高等教育参与者涉及高等学校领导者、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校教师、学生(家长)，高等教育参与者之间存在三种委托关系:一是学生(家长)与高等学校领导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学生( 家长) 为委托人，高等学校领导者为人;二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领导者之间存在委托关系，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为委托人，高等学校领导者为人;三是高等学校领导者与高校教师存在委托关系，高等学校领导者为委托人，高校教师为人。
从三种委托关系不难看出，人是高等教育供给方。由于参与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参与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必然会带来委托问题，也就是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没有按照委托人意愿做事，具体表现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委托问题其实就是人问题，高等教育领导者和教师作为人的供给方，其核心就是高等教育供给方问题。
学生(家长)真实想法是希望高等学校能够全面合格培养学生，也就是学生( 家长) 注重的是高等学校生产功能，但其评价学校好坏只能通过高等学校传导功能，依据其就业率、就业质量、学校排名。因此，高等学校领导者作为人就会注重高等学校传导功能，哪些指标能够体现其传导功能就会偏向这些指标发展。学生(家长)就会产生逆向选择，选择注重传导功能的高等学校，而没有选择注重生产功能的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真实想法是希望高等学校注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协调发展，也就是教育主管部门注重的是高等学校均衡发展生产功能，但其评价只能通过高等学校非均衡发展传导功能，这样高等学校领导就会存在道德风险，没有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真实想法去做，而是沿着有利于自身建设非均衡发展路径去做。高等学校领导者真实想法是希望高校教师能够按照学校制订的人才培养计划去做，但评价教师好坏很难依据人才培养质量生产功能，只能通过教学工作量、科研水平、社会服务情况等其他显性指标传导功能，高等学校评价教师就存在逆向选择，高校教师自身也存在不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道德风险。
(二) 高等学校评价制度不健全
高等学校作为供给方，具有生产功能和传导功能，高等学校价值体现是其生产功能，而对其评价却是传导功能，如果传导功能可以真实反映生产功能，传导功能就是有效的，那么高等学校作为供给方就能满足需求。目前对高等学校评价依据具体如图2 所示，通过对高等学校评价制度指标来看，其传导功能没有完全反映生产功能，传导功能强调论文、奖励、荣誉、名师、社会捐赠、媒体影响力等显性指标，这些指标都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关，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一级指标是杰出校友，在二级指标中，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毕业生整体就业质量或社会贡献率等指标没有直接体现，而是通过杰出校友培养来替代，以偏概全产生误导，实际上杰出校友培养跟学校关联度不大。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教学满意度测评等指标完全没有体现，至于文化传承创新在高等学校评价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完全没有提到，不难看出高等学校评价制度不健全，不健全的评价制度致使高等学校失衡发展，注重传导功能体现的评价指标，而不注重生产功能，违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高等教育主体评价体系错位
根据前面分析，不难得出高等教育最终人是教师，教师作为高等教育主体，对其评价直接影响到委托人( 学生、家长、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社会) 真实意愿，即为委托人培养合格的产品。也就是教师应注重人才培养，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落脚点要为人才培养服务，而不是相互替代关系。但目前对高等教育教师评价体系错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高等教育教师职称评价体系不合理，目前职称评价虽然设置教学科研岗、教学岗、科研岗，但评价指标体系注重科研轻教学，教学主要体现在教学工作量上，对教学质量没有体现，教学工作量成为一个没有约束的伪指标，起不到对教师人才培养评价作用，科研方面涉及论文、项目、奖励、社会服务等方面，成为职称评价关键性指标。职称评价体系错位必然引起教师作为高等教育供给者对其资源配置倾斜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而对人才培养配置不足，势必带来人才培养质量下降。二是高等教育教师职称多元评价体系没有建立，传统路径教师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并做好三者兼顾协调发展，高等学校设置针对人才培养教师评价体系，设置针对科学研究教师评价体系，让教师自主选择有所侧重，教师不均衡发展，不影响高等学校整体均衡发展，反而优化均衡发展。
四、供给侧视角下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路径
根据前面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现状和原因，本小节基于供给侧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修正路径，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自主演变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确立高等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尊重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规律性，通过政策引导避免高等教育供给结构空间布局马太效应和集聚效应二是增加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多元化，供给结构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调整，采取高等教育主体多层次发展体系;三是补人才培养短板，将资金、人才、政策等资源向人才培养倾斜，高等学校快速响应社会发展新趋势，避免学生用脚投票四是完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打破既有高等教育主体评价体系，建立多层次教师职称评价体系，打通专注于人才培养教师的职业通道。
(一)自主演变与政策引导相结合
高等教育现有供给结构格局具有历史、经济、制度安排等原因，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尊重高等教育主体自主演变，自主演变需要尊重高等学校办学主体地位。自主演变具有内生发展性和自我调节性，高等教育发展跟高等教育主体自身、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相关联。内生发展性表现在高等教育主体自身具有原动力，原动力来自高等教育主体内、外两方面: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教师自我发展诉求，外在动力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主体同行之间竞争;自我调节性表现在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其所生存的环境影响，要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必然要求高等教育主体自我调节。但高等教育内生发展性和自我调节性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较强的高等教育主体的内生发展性就会较好，从而形成马太效应二是发展较好的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的高等教育主体自我调节性就强，会形成集聚效应，对发展较弱的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形成挤占。所以在尊重高等教育主体自主演变的同时，加强政策引导，通过政策引导优化高等教育现有供给结构，通过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优化来反馈高等教育主体内生发展性和自我调节性，从而削弱马太效应和集聚效应，带动较弱的高等教育主体以及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区域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多元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供给结构模式过于单一:一方面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社会教育需求出现增长乏力;另一方面，社会教育需求出现分流，出国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要改变其供给结构模式过于单一，建立多元化供给结构满足不同层次社会需求。依据《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及社会需求新变化可将现有1200 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维持现有格局的普通高校，另一类是以职业化为主的普通高校，不同类别高等学校供给主体承担相应教育职能。在现有两大格局上做好三大提升来优化供给结构多元化:一是提升现有格局普通高校办学层次，现有高等教育供给结构缺少高质量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去满足更高层次社会需求，所以应在均衡发展基础上，建立高等教育卓越培养计划，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大学和一流水平学科;二是提升以职业化为主的普通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改变传统普通高校发展路径，将人才培养作为此类高等学校核心，完全按照社会需求标准培养人才，提升人才与社会对接能力;三是提升高等教育供给主体服务渠道能力，高等教育作为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存在渠道沟通问题，渠道关系到供给与需求能否有效匹配对接。
(三)弥补人才培养短板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四个方面协调发展，目前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存在短板，由于文化传承创新载体是人，所以人才培养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最大的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中，其关键就是要补短板，弥补人才培养的短板，避免社会需求用脚投票情况出现。弥补人才培养的短板，关键要做好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参与权、选择权和评议权，目前，高等学校教学安排没有尊重学生参与权，没有体现学生对课程、教师的选择权，学生对课程、教师的评议权没有渠道来充分表达;二是制定人才培养质量体系，改变过去人才培养重量不重质情况，全面制定人才培养质量体系，从实施计划、实施过程到实施后评价建立动态的监督机制，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体系有效落实;三是加大人才培养资源配置，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建立人才培养专项发展基金，激励高等学校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加大对人才培养投入，从而建立起人才培养保障体系;四是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新，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路径依赖，高等学校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从人才培养手段、方法、实践等多个层面进行创新。
关键词:服务型教育体系;区域高等教育;制度创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的发展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根本。在正在经历着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模式转换、城市功能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的今天,如何推进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如何确保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如何实现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有机结合,将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
一、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实现教育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标志着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我国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体制下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以及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增长,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等,其产业结构面临着优化升级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由于整个区域中的产业基础、资本积累、人力结构、对外经贸关系等均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加速条件,未来时期整个区域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将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宁波市2004年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开始进入高度工业化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接近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借鉴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一时期宁波市整个区域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处于加速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属于技术密集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力资本结构配置不当,经济社会发展中容易出现“瓶颈”。要想克服这种不必要的“瓶颈”现象,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就必须转换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而要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转换,前提条件是要大力深化教育体制、教育结构的改革,以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实现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只有成功地推进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才有可能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
那么,如何促进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理论上,所谓教育结构指的是教育系统中诸要素之间已经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它关系到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的类型、规格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关系到教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质量。产业结构则是指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产业组成类型、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等,它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基于此,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是指教育的层次结构、能级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人才素质结构与相关产业的组成类型、发展水平以及技术经济需要相适应。以高等教育为例,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能级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人才素质结构,注重培养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可以有效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注入新的发展要素和内生变量,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
就目前而言,为了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整个区域教育,尤其是地方性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必须树立“服务型”的办学理念,构建服务型的教育体系,按市场需求进行办学定位,主动面向劳动力市场,认真调研劳动力市场的现状,科学预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更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促进其学科结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能级结构以及人才素质结构的优化。在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架构下,地方性高等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必须以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办学理念,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地方性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特别注意培养发明家、企业家、高新技术人才、企业高级管理人才、高级技师、高级设计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营养师等各类创新型、技能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服务型教育体系要求实现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耦合,从而使整个区域的教育体系与区域社会的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紧密结合,通过积极承担地方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创新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大力推动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争取为区域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应把学校的发展融入区域社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实现更快、更高、更好的发展。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构建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产业结构发展相衔接,结构合理、类型多样、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教育体系。在这种服务型的教育体系下,区域教育通过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区域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知识和服务支撑。
二、服务型教育体系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被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运动,大批原属于中央部委的院校下放给地方管理。据教育部的相关统计,截至2004年6月28日,全国共有公立普通高校1683所,其中教育部及其他部委所属院校不过100余所,地方院校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地方院校,首先是指由地方政府投资和管理,且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院校。因此,地方院校必须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力量。
作为一种新的区域教育发展理念,服务型教育体系在我国的提出,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有着普遍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高等教育必须首先立足于服务地方。在这方面,美国的赠地学院、州立大学,日本的短期大学,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都是成功的范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所谓的“都市大学”(metropolitanuniversity)、“相互合作大学”(interactiveuniversity)和“合作伙伴大学”(partnershipuniversity)等新型高校。这些新型高校抛弃了传统大学“以自我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坚持“以他人为中心”,以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心。实践证明,这些高校合理的办学定位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也为高校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市场空间。
众所周知,在我国由于学校办学定位不合理,升格攀比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区域教育的健康发展,造成我国区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导致原本很明确的“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教育目的失落。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地方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心,以适应地方产业结构的需要为根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如果迷失了这个战略方向,缺乏服务型的办学理念,地方学校的办学定位就会出问题,区域教育的发展就可能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脱离,最终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面临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大量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与传统学术性大学的发展道路不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性高等学校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最直接的服务。
三、立足教育制度创新,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联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教育的发展在于制度的创新。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心城市办大学”,到90年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无不是教育体制和机制创新的结果。尽管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显着成绩,但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教育领域的改革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架构上,都还显得十分艰难,还跟不上社会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一状况直接影响了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甚至还影响了其他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高等教育同样处在重要的转轨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观念以及体制、机制等因素仍然存在。反映在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发展模式等方面,即由于无视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新变化,严重脱离学生、企业、政府和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导致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两张皮”的现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高等教育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和发展模式上作出重大变革,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同时适应经济规律的要求,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加快教育自身发展,实现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之间的对接互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提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有益尝试,特别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和教育发展模式上开展了大胆探索,实现了重大创新。
第一,理念创新。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既是一个理念,又是一个模式,还是一条有效途径。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核心理念,就是高等教育直接为经济社会服务,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联动发展。它给予高等教育一个全新的视角,即“跳出教育来看教育,跳出教育来发展教育”。在这一视角下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功能与价值,结果发现传统高等教育的逻辑是“以我为中心”,事实告诉我们,这一逻辑非但没有进一步巩固高等教育“自我”,反而使高等教育越来越远离经济社会,越来越走向社会的边缘。服务型教育体系为当前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理念,这就是“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在这一发展理念指导下,高等教育将更加主动参与经济社会事务,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由此高等教育必将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从而使高等教育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功能和价值。服务型教育体系也是一部分经济“先发”、高等教育“后发”地区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增强教育服务经济能力的一条有效路径。因为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是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核心理念,而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是实践服务型教育体系理念的必由之路。
第二,制度创新。先进的理念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服务型教育体系需要在新的理念指导下,超越传统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制度。通常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是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专业与学科是高校实现社会功能的组织细胞。学科按知识进行分类,是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专业依托学科而设,又面向社会需要,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进一步分析可见,专业的人才培养功能和学科的知识创新功能,又是通过课程、研究等活动具体实现的。因此课程、研究是构成专业和学科的主要要素。然而,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高校内部专业与学科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以及学科与学科之间出现了严重分离。这一状况的直接后果是,高等院校内部出现“无政府状态”,并使高校难以形成合力。这种分离又使日益变动的社会需求,难以迅速地反映到专业、学科中来,并进一步反映到课程和研究等活动中去,使高等教育失去了适应社会需要的灵活性。所以,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关键在于,创新高等教育专业、学科制度,打破传统的专业、学科分离的制度构架,建立以学科为依托,以专业为载体,以产学研合作为重要途径,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产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平台。为此,宁波市提出建设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作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这是积极探索高等教育专业、学科制度改革的重要实践。正如《宁波市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条例》中明确提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坚持以人为本、资源共享和特色办学的原则,以学生就业、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产学研结合为途径,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重点,以课程建设和项目研究为载体,深化改革,加强建设,重在办出特色。”
第三,资源环境创新。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没有良好的资源环境,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制度设计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资源环境的核心是要解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问题。传统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基于单位所有的封闭配置模式,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重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对于服务型教育体系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开放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是指最大限度地开放现有教育资源为社会服务,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为教育服务。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资源环境制度,就是要实现上述“两个最大限度”的资源配置模式。比如,在《宁波市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条例》中,我们提出设立一个基础管理委员会,由政府、企业、学校、专家等各方面代表构成,从组织制度上保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又如在《关于建设四大公共服务平台的实施意见》中,我们提出数字图书馆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网络或者说社会平台,应通过联合全市图书馆,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实现图书信息资源为地方经济服务。此外,我们还通过建立高效的政府信息服务平台,如高等教育产学研网站和设立教育服务经济贡献奖,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创造良好的环境。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开放教育资源,利用社会资源,建立起支持服务型教育体系的资源环境。
参考文献:
[1]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要害词：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功能；原则；要求；内容
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是通过一系列有关指标，非凡是高等教育方面的指标，来全面地衡量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评价方法。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揭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有关因素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有关高等教育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各项高等教育措施的相关性。通过量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从而使我国的教育行政治理部门和有关的研究者能够在全面、准确、客观地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运作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衡量、监控和评价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保持其优点和优点，克服其缺陷和不足，并逐步完善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率。为此，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建立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一、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功能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功能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描述功能，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全面地搜集、整理和记录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事实、事件和有关的资料，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予以完整地、客观地呈现，如实反映情况，说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应该说，“是什么”和“怎么样”，是判明一个社会高等教育性质和特征的要害，是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其他功能的基础。
2．解释功能，即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不但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说明问题发生的原因，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3．评价功能，即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测量尺度，能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测量和分析，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横向比较以及与我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从而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恰当的判定和评价。
4．监测功能，即通过高等教育指标体系中的数据可监测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转情况。同时也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或修订有关高等教育的决策和政策。
5．猜测功能，即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根据已经占有的基本数据和资料，在对过去和现在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所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从而对未来时期高等教育可能的发展变化趋势做出合理的猜测。
二、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1．目的性。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时，应认真考虑此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据它所反映的某一特定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确定该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应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时，可能会有许多指标可供选择，但究竟应确定哪些指标才能科学地对所要研究的高等教育现象加以反映和分析，就要充分考虑选取该指标的目的和对它的要求。
2．科学性。即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应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并且也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式。同时，在确定每一个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时（如对指标涵义质的规定等），在理论上必须有科学的根据，在实践上必须可行且有实效。这样，才能真正用来搜集资料并予以数量表现，且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果，从而使人们可以据此做出正确的推理和判定。
3．联系性。一方面是指所要选取的同类指标之间必须是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的，同类指标中某一指标所反映的有关情况也应在该类其他指标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是指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各个指标之间，无论是在其涵义、口径范围方面，还是在其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等方面，都必须是连贯的。
4．统一性。统一性是指，一方面，就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内部关系来说，同一指标的涵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等，都必须是统一的；另一方面，就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与外部的关系来说，还必须与其他有关的指标体系，如，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等，具有统一性。
5．可比性。在目的一定的前提下，要求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具有科学性、联系性和统一性，其实质都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具有可比性，因为只有可比性的指标，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可比性有两层涵义：一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具有可比性；二是在具体使用方面也具有可比性，不仅包括指标的口径、范围必须一致，而且也要求所使用的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也要一致。
6．可行性。指标必须简单明了，易操作。
三、选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具体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内在联系的单项指标组合而成，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时，既要从整体上全面考虑该指标体系所应包括的内容、范围、框架和体系，又要考虑各个单项指标的名称、涵义、口径范围及计算方法等。
1．总体框架和内容。根据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目的，确定该指标体系的框架、内容和范围；考虑如何分类、编排，推敲和设计其结构和层次；确定哪些指标是中心指标或核心指标，哪些是普通指标或一般指标。
2．指标的名称、涵义和口径范围。在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名称和涵义时，主要应依据相应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以及实践的要求，便于实际操作。因为指标的名称和涵义往往制约着其口径范围，如“学生数”这个指标，有本科学生数、硕士研究生数、博士研究生数、成人教育学生数，以及流动学生数等，所以，不同的指标名称有其不同的涵义和统计的口径范围。
3．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一类是无须非凡规定具体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因为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表现为计数和简单的汇总，计量单位表现为通常人们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另一类是有些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根据指标的不同性质和要求，来分别设计和规定其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4．指标的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计算时间有两种：一种是以一段时间（年、月、日等）为计算的时间界限；另一种是以某一时点为计算的时间界限，如学生数通常是以学期开始时（或学期结束时）为计算的时间界限的。应用哪一种计算时间是由具体指标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来决定的。空间范围一般包括地域范围，也包括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有关的高等教育机构或其他机构等。
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人口、社会与经济背景
要了解高等教育结构、过程和高等教育成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首先需要考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运作所凭借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状况等，因为这些条件制约和影响着有关高等教育政策的拟定与实施，影响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设施以及其他高等教育资源等的供给与需求。该类指标主要有：①青年人口的相对规模；②成年人口的教育成就；③按教育成就水平分的19—60岁人群在就业、失业与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年限，等等。
（二）投入高等教育的财力与人力资源
本类指标主要考察高等教育机构所占国家资源的比重、资金的来源及其用于哪些高等教育层次，以及所有受雇于高等教育部门的人员数量和比例。同时也考察高等教育的财政资金是如何通过教师转化为学生这一人力资源的。包括：①高等教育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②高等教育财政支出；③师均教育支出；④生均教育支出；⑤按资金来源分的高等教育支出；⑥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比例；⑦高等教育生师比，等等。
（三）受高等教育机会、参与和深造
该类指标主要有：①高级中等教育参与率；②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包括公办、民办高校）；③成人教育的参与率；④外国学生到我国接受高等教育和我国学生到外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出、入境的差额）；⑤成年劳动者参与继续教育和培训的类型与比例；⑥民办高校学生的辍学率，等等。之所以加入指标，是因为国际间的学生流动涉及到派遣国和接受国的经济支出和收益问题以及相应的人才外流问题。
（四）高等学校的学习环境和组织治理
前几类指标的重点在于投入高等教育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及高等教育的参与和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未考察高等学校的质量和效益方面的问题。比如，高等学校是否得以有效的组织和治理；是否为学生提供了有利的学习环境，使得学生能将其精力用于学习，等。本类指标和下一类指标将考察这些问题：①不同类型的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定各种待遇；②民办高校教师收入的各种差异；③公立与民办高校教学设施的差异；④高校教师的教育成就及教学经验的报告；⑤高校教师教学、科研情况的报告；⑥高校教师在正常工作日之外参加与学校有关的各种活动的情况；⑦同类高校同一课程课堂组织形式的差异；⑧高等教育中学生在学校是如何度过的报告，等等。
（五）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
本指标有：①高校师生受到各种法律保护的比率；②校园刑事案件发案率；③上访、请愿等的师生次数；④师生流动情况的报告；⑤公、民办高校学生的入学成绩、辍学率的差异，等等。
（六）高等学校学生的成绩
该类指标有：①同类高校学生某一科目的平均学习成绩；②同类高校同年级学生该科目成绩的差异；③同类高校同年级学生该科目成绩上的性别差异；④同类高校不同年级间学生该科目成绩的差异；⑤不同地域同类高校学生的社会背景与该科目成绩的关系；⑥同类高校不同年级学生对该科目态度的报告；⑦高校学生考试作弊的人次数和比例，等等。上述指标将显示出学生某一科目的平均成绩和相对成绩，同时也将显示出课程设置的重点和学生的学习态度、性别差异以及理解力这一背景。因为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要受到学校的资源、教育过程和课堂环境的影响，包括教学质量、学生在课堂所能使用的资源和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等。学生成绩是有关课堂、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但平均成绩会掩盖巨大的差异，所以，最好还要根据国际标准进行国际比较，同时还比较国内同类高校中学生成绩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差异。
（七）高等教育社会产出和劳动力市场产出
本类指标主要考察高等教育对整个适龄就业人口的劳动力市场产出，以及高等教育对不同人口子群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主要有：①按教育成就水平分的劳动力参与；②各级高等教育学生就业的收益率；③高等学校的内部收益率；④高等教育学生的失业率；⑤成人教育数量与劳动力规模之比，等等。
当然，上述几个方面的指标，可能并不完整、深入和全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有些指标还应该再细化成几个子指标；有些指标还比较模糊，不太精确等。但上述几个方面的指标既有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方面的，也有具体高等教育发展各个层面的。假如将上述指标进一步研究并修改、完善，对上述几个方面内容的增减趋势进行动态的定量分析，就能比较准确地描述、衡量、监测、评价和猜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供有关的教育行政治理部门和有关的研究者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朱庆芳，等．社会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2．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研究与革新中心（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组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要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筹资 证券市场
本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大力发展担负培养人才与知识创新双重任务的高等教育就成为了时代的选择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生均教育成本的增长，受政府财政能力的限制，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是融资的主要途径，具有效率高、透明度高、监管规范的特点。高等教育利用证券市场融资，可以在多方面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相对垄断、风险较小、回报率较高、规模巨大的市场。据统计，上世纪90年达国家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为12.3%，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20%，远高于同时期长期储蓄率。因此发展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必须扩大投资渠道，充分利用证券市场强大的筹资功能募集大量资金并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同时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将为证券市场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国高等教育证券市场筹资现状
（一）直接筹资
1993年，复华实业（现名复旦复华）、南洋实业（现名交大南洋）两所高校企业在国内交易所挂牌上市，拉开了高校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序幕。随后清华紫光、清华同方、方正科技、华工科技等先后加入了这个行列。目前，沪深证券交易所的高校上市公司已达20余家，其中清华大学5家，北京大学4家，南开大学2家，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天津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各1家。这些校办产业类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上价格定位较高，业绩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深受投资者的青睐和追捧，既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募集了大量资金，同时也给证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高校概念股之所以在股市中有优异的表现，其深层原因在于：高校类上市公司主营优势极其突出，在专业领域内拥有国家级科研成果和强大的技术储备，行业优势明显，市场占有率稳定，如清华紫光的扫描仪、华工科技的数控机床和大功率激光切割器、东软股份的软件和系统集成等；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提出引发了市场对高校概念股的想像力，高校类上市公司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和科研实力，通过资本的输入，知识财富将大大超过由传统的技术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结合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高校类上市公司造就了一批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科技企业家。过去这批人是高校的教职工，通过实践，他们现在已成为既懂科研又具有较高企业管理水平的科技企业家，如清华紫光的张本正、东软股份的刘积仁、北大方正的张兆东等。
（二）间接筹资
当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和水平的限制，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大量上市直接融资并不现实，更为灵活有效的是让拟上市公司或已上市公司的投资计划涵盖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的诸方面。拟上市公司存在一个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问题，已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等募集的资金也存在一个投资项目的选择问题。投资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正好可以兼顾这些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上市公司介入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途径：
1.上市公司与高校在高科技项目上的合作。如新黄浦与复旦大学合作基因工程、大众出租与上海交大合作昂立一号生物工程、厦门国贸向北大未名集团投资生物工程、南京中北向南京大学投资制药产业等。据统计，1999年度学校或学校控股上市公司为学校和社会创造可供分配的净利润3.8029亿元，这些资金可用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有效弥补高等教育经费的不足。
2.直接投资办教育。如英豪科教通过其下属子公司英豪发展投入2亿元参与英豪学校，按学杂费收入总额的20%提取资金回报及拥有的固定资产折旧，其学杂费收入由幼儿园的3.8万元到高中的5.5万元不等，收益稳定而可靠。在投资4亿元创建英豪外国语学院后，英豪学校形成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应俱全的完整办学体系。类似的还有银广夏投资300万元参股西北农业大学葡萄酒学院，闽福发在第一大股东牛津—剑桥国际集团配合下参与创办津桥工商专修学院等。
3.投资教育软件。如远东股份与香港汇杰国际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远东科技公司，从事教育软件的开发和销售；又如江苏吴中与南京大学苏富特软件公司及江苏共创教育发展公司合作创立江苏南大苏富特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教学软件的开发与销售。
4.投资教育信息化。如部分上市公司抓住契机，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积极参与开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的远程网络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与证券市场对接的主要障碍
（一）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
我国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投资的盈余只能用于学校的再投资，而不能给投资者分红。”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使得投资者难以获得必要的经济回报，而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虽然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避开法规的限制，如英豪科教采用合作办学，通过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来获取回报，但这种方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利于对企业投资的保护，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渠道筹资。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高度集权和高度垄断的两大计划经济特征没有根本改变，教育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等教育领域的多元化、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市场化程度。在高等教育内部非公立学校的办学在融资、税收、征地等方面享受着不平等竞争的待遇。此外校园板块在整个股市中的比重还很小，结构较为单一，主要局限于高校的科技产业部分，其他领域如民办高校、高等职业学校等未能涉及。因此品种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今后直接上市融资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缺陷
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各方面还有待健全，市场投机气氛浓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股市进行调整，众多高校概念股的股价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下滑，前几年聚集的光环开始消退，高等教育利用股市融资的前景不容乐观。可以说，高校概念股正面临新的挑战，或者说高校通过校办企业(上市公司)介入证券市场这条路将面临新的挑战。
我国高等教育与证券市场对接的建议
（一）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1.完善法律法规。从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看，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部分私人物品的属性，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所以投资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与投资其他产业并无区别，资本都要实现营利性和增值性。根据我国现有《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投资高等教育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投资得不到必要的经济回报，投资者也不能撤资分红，这就无法吸引投资者的办学热情，势必会影响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完善《高等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等教育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区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教育，在具体操作上要明确高等教育投资开放的领域，充许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经营的适当营利，让投资者获得必要的回报，从而为两者的对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2.健全配套制度。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各方面还有待健全和完善，主要包括：不断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使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券商、上市公司各司其责，为高等教育从证券市场融资建立起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的平台；培育和规范各种中介机构，更好地连接和沟通高等教育与证券市场，高等教育与证券市场的对接离不开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咨询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的牵引和沟通，为此必须大力培育和扶植各种中介机构并加强监管，确保其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1.切实扩大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权。从表现形式上看，我国高等学校已经是一个独立法人，但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实际的办学自主权很少，这与市场经济的自主原则明显不符。我国高等学校目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具备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条件，各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仍然在制约着高等学校作为独立法人作用的发挥，高等学校的独立法人资格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运用。
2.提高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性。高等教育管理必须把市场机制和理念引入办学体制，要学会经营大学。我们要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对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避免教育投资的盲目性和竞争过度，同时正确处理好资金筹集和使用的关系。
（三）强化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
就我国而言，高等教育与证券市场的结合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发展很快。因此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质量，同时有利于证券市场本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加大公立高等学校优质资产部分上市的力度，充分利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同时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允许一些发展成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民办高等学校及相关教育产业集团（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等通过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等方式进入证券市场募集更多资金。政府还应制定一些能够吸引拟上市公司或已上市公司向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对征地、贷款、税收等的减免，从而鼓励投资向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倾斜。
（四）积极拓展筹资新途径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及相关产业与证券市场结合形式较为单一，债券、基金几乎为空白，因此必须积极拓展新的途径，理顺股票、债券、基金之间的关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使之保持恰当的比例。我们在加强股票筹资的同时应充分利用证券市场发行高等教育债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0多年发行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的经验，在债券的发行方式、品种构成、期限结构、利率结构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精通债券发行和流通的中介机构和专业人才，这些都为专项教育债券的发行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保证。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出于风险的考虑对债券具有较强的购买需求，客观上要求证券市场提供更多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选择。因此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步趋于成熟，已经具备发行专项教育债券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2003
2.上海教育科学院.教育应成为经济新增长点[n].中国青年报，1999-6-9(教育导刊)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信任；经济效应；非经济效应
一、引言
社会信任又称普遍信任，是指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反映了个体对人性善的信赖[1]。社会信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信任有利于发展和维护民主制度[2]，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3]，增进个体身心健康[4]，更关乎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是政府善治的剂。
正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其影响研究也广受关注。影响社会信任的相关理论阐释大致可分为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两类，制度论和文化论是宏观视角的典型代表。“制度决定论”认为某些制度环境比其他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产生，包括有效的政府、民主的体制等。有效的政府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制体系、公正的政治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的社会治安等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从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5]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只有当人们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时，他们才可能相信陌生人。”[6]文化论则将信任解释为一种文化现象，认为如同文化基因一般深嵌于个体中的信任，是来自于“遗传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7]。
微观层面对社会信任的解释聚焦于分析个体水平的差异，侧重于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工作特征、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生活态度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性别[8]、年龄[9]、稳定的工作[10]、积极的生活态度[11]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12]会对社会信任产生积极影响。一般而言，男性社会信任水平普遍高于女性；个体社会信任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慢慢提高；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经济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个体的“相对易损性”，从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形成对他人的正向评价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个体认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进而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13]。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作为后致因素，通常与个体认知水平、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受教育程度也被普特南视为影响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因素[14]。
国内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细致地检验了普特南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产生作用的机制[15]。该研究以2003年调查期间40-50岁人群为研究对象，将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过程区分为“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前者是指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若干年后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对社会信任产生“经济效应”；非经济效应是指高等教育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该研究同时发现，相对于经济效应的显著影响，高等教育对于此年龄段的人群并未产生显著的“非经济效应”。
研究结果为理解我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在同属于精英教育大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前期及90年代初期，其研究结果也可进行适当的相似性推论。然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一结果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高等教育是否存在同样的作用效应。
众所周知，过去的十几年高等教育的规模与数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高等教育录取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不断增高的大学生失业率等大众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的精英价值逐渐剥离，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经济社会地位上升的程度不断下降。因此，精英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中的“经济效应”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就值得再考究。
另一方面，大学并非被动地接受这些冲击，其内部也在发生着各种变革以应对大众化时代的挑战――大学开始更加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内涵。以人才培养模式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解决过去专业设置过窄、学科界域僵化等人才培养问题，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大陆高校逐渐重视“人文精神重建”，纷纷开设体系化的通识教育课程或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试图补缺专才教育的偏弊，并认为通识（人文）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公民”[16]。近年来多项全国性的学生发展测评项目也表明，关注多元、、心怀天下的大局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培养目标中的应有之义。这种公民意识和大局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对社会价值、规范和制度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非经济效应”促进个体的社会信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希望澄清的问题是：与精英阶段的高等教育相比，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效应如何？其途径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如何对待高等教育变革所带来的这些变化？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聚焦于对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效应和影响机制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期为客观审思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提供有价值的理据。
二、假设、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基于两个目的进行分析：一是从微观层面上测量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二是分析不同阶段高等教育作用机制。基于前文的探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不同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路径不同。（1）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经济成功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经济效应”优于“非经济效应”）；（2）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非经济效应”优于“经济效应”）。我们利用不同时期的同质数据，分别检验两种机制的有效性程度。
在既往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验、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当前经济情况、生活状态和认同态度常被用来解释个体社会信任的微观差异。过去的研究常将所有变量一并纳入社会信任的回归方程，这样的处理方法忽略了描述当前状况的变量深受个体教育水平影响的事实，从而影响了对教育与社会信任关系进行因果推论的深入。因此，在社会信任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过程中，需要将不受高等教育经历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易受高等教育经历影响的变量进行区分，换言之即对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借鉴黄健等人的处理方法[17]，本文首先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经验的前提下，测量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作用效应。在此基础上，再分别将反映被调查者当前经济地位与认同态度的指标纳入回归方程，通过比较高等教育变量在不同方程中的解释份额，考察高等教育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用情况。
本研究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数据，探讨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形成的影响。研究所使用的2013年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数据与调查中心完成。调查收集了城乡居民个人、家庭、教育、经济活动、态度价值观等信息。2013年调查的有效样本个数为11438，样本年龄分布为17-97岁。本研究以中国高考制度恢复的1977年作为精英教育样本选择的起始时间，以高校收费制度酝酿试点开始的1987年作为截止时间①，按照19岁上大学算，选取1958年至1968年期间出生的群体作为可获得精英教育时期的代表样本，共2472人。这一时期真正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223人，约占该时期样本总数的9%。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至此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以2002年为始，按19岁为上大学的年龄计，1983年以后出生的群体参加高考时我国已进入大众化时期。截止2013年调查时完成高等教育（本科）的群体出生年份大致在1990年。保守选取1983年至1989年期间出生的群体作为可获得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样本，共1136人。这一时期真正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为443人，约占该时期样本总数的39%。因此在本研究中，有关社会信任、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信息，均来源于调查之时年龄介于24-55岁之间的群体所做的抽样调查。
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者采用以下问题测量社会信任：“一般来说，您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这一方法起源于诺艾尔-诺依曼（Noelle-Neumann）于1948年在西德开展的调查，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有关社会信任的实证研究[18]。在本研究中，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进行1-5级评分，将其作连续变量处理[19]。对于两个调查样本的高等教育变量，当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以上时，高等教育变量被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成长地区及父母受教育程度，以上指标和工作经验作为社会信任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除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外均为虚拟变量，具体赋值如下：当被调查者为女性时，性别变量赋值为1，男性则赋值为0；被调查者为少数民族时，赋值为1，汉族则赋值为0；被调查者少年时期生活于城市地区，其成长地区变量赋值为1，反之则为0。 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赋值以年数计，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小学（私塾）、初中、高中（技校职校等）、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赋值为0、6、9、12、14、16、19。工作经验以工作年限进行表征，一般而言，工作年限越长其工作经验越丰富。根据群体不同特征分别以两种方式计算：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以年龄减去法定工作年龄（16岁）；初中及以上学历者以年龄减去受教育年数再加7。有关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高等教育经历对个体社会信任概率的影响，回归方程如等式（1）所示。其中，y代表社会信任，自变量为he（高等教育），控制变量包括gender（性别）、ethn（民族）、city（成长地）、faedu（父亲受教育年数）、maedu（母亲受教育年数）、age（年龄）、workingy（工作经验）。等式（1）中高等教育系数b1表明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工作经验一致的条件下，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概率的影响。
y=b0+b1he+b2geder+b3ethn+b4city+b5faedu+b6maedu+b7workingy+b8age+u （1）
为了验证不同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形成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假设，首先需要证实（证伪）高等教育能够提升个体经济上的成功以及高等教育可以增强个体对价值规范及制度安排的认同，然后再分别将有关被调查者当前经济地位和认同态度的指标（见表2）引入等式（1），依次构建等式（2）和等式（3），通过比较高等教育变量在不同回归方程中解释份额的变化，识别高等教育作用于社会信任形成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
表2所列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和认同态度的相关指标的选取和赋值主要参考黄健等人的做法。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用三个变量表征，包括贫富状况（financial）、工作社会地位（jobsc）与工作性质（jobfunct）。个体对价值规范和制度安排的认同也采用三个变量，包括被调查者对异质群体之间平等性（hetergroup）、收入分配公平性（distribution）以及公民参与国家事务权利的平等性（civil）等问题的看法。对异质群体的平等态度反映个体对异质群体之间利益多元化和遵循共同规范的认同程度，认同度越高，对与不同群体之间合作的信任感越高。公平公正的资源分配制度、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有助于信任的产生与维持。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均提供了以上信息。
方程（2）和方程（3）分别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表征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的指标和认同态度的指标。方程（2）中高等教育系数B1表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工作经验和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一致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在社会信任上的差异。若该回归方程中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显著小于等式（1）中的系数估计值，且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对个体的收入状况和工作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说明高等教育可通过促进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促进个体的社会信任（即经济效应）。通常而言，B1估计值变化越大，说明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效应越强。
y=B0+B1he+B2geder+B3ethn+B4city+B5faedu+B6maedu+B7workingy +B8age+B9financial +B10jobsc +B11jobfunct +u （2）
方程（3）中高等教育系数β1表示，在人口统计变量、工作经验和认同态度一致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同样，如果方程（3）中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显著小于方程（1）中的系数估计值，且高等教育对个体认同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则表明高等教育可能通过对价值规范和制度规范的认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即非经济效应）。系数变化越明显，间接影响效应越大。
y=β0+β1he+β2geder+β3ethn+β4city+β5faedu+β6maedu+β7workingy +β8age+β9hetergroup +β10distribution +β11civil +u（3）
三、实证分析
首先将方程（1）中的因子纳入回归方程，测算接受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个体社会信任的差异，回归结果列于表3；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测算高等教育对个体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和认同态度的影响，相关结果见表4；最后根据方程（2）和方程（3）对不同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的程度进行检验，以验证假设。其结果列于表5。
表3所示，方程（1）中的高等教育系数，基于接受精英教育群体调查数据的回归估计值为0.164，基于接受大众化教育群体调查数据的回归估计值为0.157，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01。这表明，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验一致的条件下，无论是在精英教育阶段还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其社会信任的程度显著高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这说明无论是在哪种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都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只不过相比之下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作用效应略低。
表3中还报告了等式（1）中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对接受精英教育的群体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社会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但作用方向不一致。其它变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我们进一步检验，发现当不纳入高等教育变量时，年龄和工作经验均显著地影响个体社会信任的程度；成长地还显著影响接受精英教育群体的社会信任；当纳入高等教育变量时，这三个变量的影响效应变得不再显著。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高等教育依然是影响社会信任最大的因素，普特南的观点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同样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年限的回归分析中检视了高等教育对个体当前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影响（为节省篇幅，略去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见表4）。表4结果显示，精英教育时期高等教育确实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即接受那个时期高等教育的个体生活富裕、成为管理者和非体力劳动者的概率更高。但是扩招以后的几年，特别是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急剧上升的2002-2009年，高等教育对个体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效应出现了变化，接受这一时段高等教育的个体并不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生活富裕和成为管理者的概率更高，只是在成为非体力劳动者上依然体现出相对显著的优势。
在认同态度上，两个不同的样本群体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样本群体中，高等教育对“异质群体是否应被一视同仁”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对此持认同态度的比例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高6.9个百分点。对于这一群体，结果没有显示出因为高等教育经历有无所导致的个体对“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民权利是否平等”态度的显著差异。但是对接受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来说，他们认为“异质群体应获得一视同仁”、“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概率比这一阶段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分别高13.1和13.6个百分点，但是对于“收入分配制度公平与否”的看法则与没有高等教育经历的被调查者没有明显差异。
表3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形成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不能确知这种影响的机制如何发生。 表4结果表明，在精英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更有助于提升个体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虽然高等教育提升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大大减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价值规范的认同态度。这是否说明在不同时期高等教育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可能基于不同的机制，即在精英教育时期可以通过促进个体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进而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而在大众化教育时期更多的是通过提升个体认同态度来促进社会信任的形成？对此，按照方程（2）和方程（3），在控制人口统计学、 工作经验等变量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反映被调查者当前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的指标纳入回归模型，按照两类样本群体进行四组回归分析，结果列于表5。组（1）和组（2）报告了基于精英教育背景下的回归结果； 组（3）和组（4）报告了基于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回归结果。
组（1）和组（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调查群体中，生活贫富、工作社会地位、工作性质、对异质群体是否应一视同仁和公民权利是否平等的看法与社会信任有显著关系；现行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活贫困者、不从事管理工作的调查者、从事体力劳动者其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被调查者；认为异质群体应受到一视同仁和公民应拥有平等权利的被调查者，其社会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被调查者。结合表3，从高等教育系数变化中可见，在纳入个体社会经济状况指标后，组（1）高等教育的系数估计值下降了2.4个百分点，组（2）的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下降微弱。由于表3中并没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对促进个体对公民具有平等权利的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表4的分析结果仅表明组（1）中高等教育系数下降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和对异质群体的态度有显著相关，无法说明高等教育的系数变化与个体对公民权利是否平等的态度有显著相关。进一步比较系数大小，结果表明，在精英教育背景下，虽然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社会经济状况和认同态度从而促进社会信任，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经济效应大于非经济效应。
组（3）和组（4）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接受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调查群体中，工作性质、对异质群体是否应一视同仁和公民权利是否平等的看法与社会信任有显著关系，生活贫富、是否从事管理工作、对现行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公平的态度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体力劳动的被调查者其社会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被调查者；认为异质群体应受到一视同仁和认为公民权利应平等的被调查者，其社会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被调查者。结合表3，从高等教育系数变化中可见，在纳入个体社会经济状况指标后，组（3）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下降1个百分点，组（4）的高等教育系数估计值下降了2.8个百分点。在表3中，高等教育显著促进了个体对异质群体应受到一视同仁和公民应享有同等权利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成为非体力劳动者的概率。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信任也同时体现出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但从效应大小来看，高等教育更多地是通过影响个体认同态度从而促进社会信任，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信任的非经济效应大于经济效应。
四、结论与讨论
采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接受不同阶段高等教育的个体其社会信任的水平及影响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均显著促进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对二者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与精英教育时期相比，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在大众化时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两个阶段影响的机制路径，发现不同阶段高等教育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路径也有所不同。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更可能通过经济效应，即通过提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促进社会信任水平；在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则更可能通过非经济效应，即通过提升个体对价值规范和制度安排的认同而对社会信任的形成发生作用。
社会信任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在培育个体社会信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本研究中也再次得以证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高等教育扩招后，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不断增多，这种影响却并没有呈同样增长的趋势，反之影响效应有所减弱。这与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对提升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式微有一定的关系。同时，高等教育的质量意识开始觉醒，高校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来适应国家的发展和未来的世界受到了相关学者和管理者更多的重视，并体现于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公民理念，进而培育积极的认同态度来提高社会信任。但这项任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加强和完善。此外，我们也要意识到，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促进个体社会信任，而且这些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它们之间可以共存。换言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营造更加公平、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使高等教育既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输出来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信任的经济功能；又可以通过加强自身内涵建设，转变教育评价方式，注重对个体价值观和态度的塑造来实现其在提升社会信任中的非经济功能。
注释：
① 选择1977年至1987年这一时期的人作为接受精英教育的样本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个体本身的政治身份、经济因素对个人高等教育资格获得及教育后的持续影响，进而使高等教育本身的“经济效应”更加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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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市场化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改革热潮。经济因素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市场机制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取向。从本质上来讲，新自由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就是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就是运用“私有领域”或者“市场”的理念、原则和做法，来改革高等教育事业。
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几乎是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的，因为其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政府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强调成本―收益、提高效率和经济效益、减少财政支出同时激发竞争的政策环境下，高等教育不仅被政府视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潜在领域，而且就大学自身而言，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求得生存，获得政府财政拨款，不得不在知识模式、课程、财政、审计和管理组织方面采取类似商业领域模式，使得自身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社会越来越要求大学要为 “出资人”负责，不论是政府、商界、纳税人还是学生。[1]
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不同，亚洲的政府是在一个由强大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一个“ 权威自由主义模式”。因此，为了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试图转变为“ 市场的推进器”。
一、高等教育本质思辨：公共物品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高等教育的商业气息日益浓重。比如提拉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中的贸易―关贸总协定的角色》中指出，尽管教育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非一种基于市场的活动，但是《关贸总协定》却把它看作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同时把教育的供给看作商业贸易。提拉克认为，基于《关贸总协定》的教育条款虽然仅履行了10年，但却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效应，即伴随着贸易和不公平的交易而来的风险是真实存在且不可能消失的。提拉克通过引用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私有化的例子说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正在逃脱政府的控制，同时，政府规制高等教育的能力正日益受到限制”。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经典著作《公共哲学》中有一段描述：“现实好像一个冗长且错综复杂的系列方程式一般摆在我们面前，，有时，但不经常，方程的两边可以被数量化地表达，，有效的选择被限定在由方程的对立面所达至的等式平衡之处，而并不取决于方程的对立面是否能够实现等式平衡，因为，正如李普曼提醒我们的，其中总会蕴含着某种推演和计算。”要使受教育者获得均衡发展，这种均衡发展需要借助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正义的公共政策，同时也需要把大学教育当作一种必要的公共物品来看待。
二、新自由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运用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中
在我，许多人视高等教育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必须引入竞争机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历史地看，有高等学校之日起，就存在着竞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对于教育理念的讨论，对于教育质量的看法，不同大学学风的形成，教授之间的学问争辩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市场机制下的以等级为基础的量化评价标准的竞争。高校的竞争无处不在，既有教师之间的白热化竞争，也有高校之间的竞争，更有政府参与的博弈。高校需要竞争，但这种竞争不是市场机制下以量化为基础的竞争，而是能促进高校科学发展，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的竞争，需要的是良性竞争，是在符合高校特点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高校的竞争是学术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政治的竞争，不是市场的竞争，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的竞争规则运用于学术。学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是“计划生产与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以量化为基础的、以评出高低上下为目标的竞争，破坏了高等学校的教风学风，压制了教师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缩小了教师的研究空间，导致了产量虽多，但是缺乏精品与原创成果。
（二）企业绩效评估体系深入教学领域
学生是买方，大学是卖方。这使得大学出现了从注重学术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转变，使得大学出现了仅仅关心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责任感的行为，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实际上，大学与企业、高等教育与商品，在本质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学校组织的功能目标不像其他社会组织那样是脱离或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而恰恰是组织成员自身发展的目标。而一般企业组织的功能目标是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为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而不是为这个企业自身的。[2]
用资本效率来评定大学的责任。与企业管理一样，大学也开始纷纷借鉴企业中的各种“销售技术”或者绩效评价方式，一方面要求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另一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产出的数量与质量，这使得各种以测量效率为根本的管理技术、绩效主义在大学中得以广泛运用。曾经由学术成员构成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以及大学自身所肩负的引领核心道德价值、服务社会的服务意识，被异化为各式各样的官僚型质量控制系统，可测量的效率产出成为高等教育问责的首要标准。
（三）资本文化代替学术文化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是以价值规律与等价交换为准则来定义大学的精神与功能、来处理大学的事务，“消费”与“消费者”是其中的关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学术知识与高等教育被视为象面包、汽车和电视一样的商品。市场化认为，所谓高等教育的哲学就是消费者的哲学，高等教育的实践就是消费者的实践。这使得大学与高等教育不再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变成了完全的经济概念。市场成为了高等教育价值的“最终仲裁者”，经济、效率和效益成为了大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发动机，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受制于市场竞争的约束。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方案，实际上是用资本逻辑取代了学术逻辑，割裂并异化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
高等教育市场化讲求成本 - 收益的最优化以及系统运转的高效率。教育的经济在市场化的政策话语中获得合法垄断地位，并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常识。[3]
（四）学术权力萎缩，办学自受到挑战
高等教育的自主性是以自由的大学精神为根本、以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为基础，倡导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上的自，它要求大学必须在招生分配、课程开发、办学体制、办学资金、人员聘用方面享有充分的自。这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大学的理念，保证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另一方面能巩固高等教育系统的地位，维护学术权力，制衡政府与市场的干预。
新自由主义则要求以经济、效率和效益三个目标来重新塑造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之间的关联，异化了高等教育固有的责任与自主性，用经济杠杆来操纵学术权威，在将大学推向经济中心的同时，弱化了大学的办学自。随着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逐渐减少，相应的权力也渐次下放到地方政府和大学，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不仅是高等教育界的呼吁和倡导，也渐渐成为一种实践趋势。放权意味着将部分原属于政府所辖事务权力转移到院校身上，增强大学的自主性，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拥有较高的灵活性。
三、大学意识的回归
影响知识分子场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知识分子及其在此场域中的社会连接， 虽然这个场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但有其自身的逻辑。理念与机构、实践、社会关系是不可变的， 这些因素在学术背景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P者认为信仰系统是高等院校和社会关系的导向及其所继承传统的糅合物， 而这个信仰系统是理性的、传统的和意识形态要素的复杂集合。为了把学术场域的影响引向宽广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应发展出一种有凝聚力的社会组合， 以保存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尽管完全避免市场化和企业化的影响非常困难，但大学，尤其是学术团体应该抵制高等教育中正在延续的殖民化和新自由主义倾向，最为重要的是，大学应该建立一种平衡机制，在民主价值观与市场万能论之间，获取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身份与建立在个人私利上的身份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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